政协往事 2020-04-29
青年徐匡迪 本文图片均来自“中国政协文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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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大学选择钢铁专业的初衷
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和我的同龄人都是党和国家用人民的血汗培养出来的。我念中学、大学，都没有付过学费、杂费，我大学的头两年伙食费都不用付，后三年每月付12.5元伙食费，那时候虽然经济很困难，但国家还是培养了我们。所以，我们这代人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念，就是要为国家、为人民贡献自己的一切。我毕业分配的时候，可以报九个志愿，我就写了五个字——服从党安排。
毕业以后，我先留在北京钢铁学院任教。四年后，教育部调我到上海工学院任教，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文革”期间我先后在工厂、干校劳动，又回到学校教工农兵学员。1981年，教育部派我到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为期一年。之后，又到瑞典一家高技术公司工作两年。
1983年，我在瑞典的工资是5800美元一个月。国家需要时，我就和已在瑞典工作的爱人一起回来了，没有任何个人或家庭的考虑。应该讲，这是50年代成长的人的共同特征。我中学时兴趣比较广泛，对文科、艺术、理工科都有兴趣，所以中学毕业，艺术院校首先招生的时候，我预考了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结果被录取到西安音乐学院，我就没去了。
后来报考钢铁学院，我对钢铁工业几乎一无所知。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报纸的头版头条总是鞍钢，当时有一个感觉，就是西方国家欺负中国，依靠的是它船坚炮利。我记得，斯大林曾说：“钢铁工业是一切工业基础的基础。”毛主席也说，“一个钢铁、一个粮食，有了这两件，什么事情都好办了”。为此，立志献身钢铁事业，就成了我一生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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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专家的骄傲
我小时候，上海江浙一带管铁钉叫洋钉，镀锌铁皮就叫洋铅皮（中国古代是用铅），水桶叫洋铁桶，说明当时中国的钢铁工业非常落后，尽管张之洞在湖北维新搞洋务运动，创办汉阳铁厂；李鸿章在上海建设江南制造局，有了第一个炼钢炉；日本人在东北建设鞍山制铁所。但直到解放，中国钢铁的年产量也只有19万吨，还不如宝钢集团现在一天的产量。解放后我国钢铁产量从19万吨增长到1亿吨，用了37年，这个历程曲折艰巨，主要原因是工艺设备依靠引进，缺乏自主创新能力。1996年后，钢铁工业的发展进程大大加快，实现了自主设计和设备国产化，2005年至2006年仅两年，钢产量就从3亿吨跃升到4亿吨，这绝对是了不起的。 现在，我们正在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钢铁工业，并且运用了多学科、循环经济的理念。首钢搬迁就是鲜明的例证。 首钢搬迁到曹妃甸，绝不是简单的设备搬家。我是首钢京唐钢铁项目专家委员会的主任。首钢在石景山占地7.5平方公里，到吹沙填海的新址只用了3.5平方公里，建成了21世纪全世界最新的钢铁厂。首钢过去年产钢450万吨，现在是900万吨，翻了一番，但是用地减少了一半。首钢过去炼1吨钢要用5吨新水，现在只用不到4吨的淡化海水。海水淡化的热能靠的是炼钢的废热，用钢铁厂所有的煤气集中发电，用电也不用外输。钢铁厂可以吸纳社会的废料，比如，制造白色污染的塑料可以在炼焦时和普通的煤混在一起，相当于焦煤，就可以炼出焦炭。此外钢铁厂还可以吸纳100万至120万吨的废钢，京津唐地区一些报废的汽车都可以在此回炉。同时高炉渣、转炉渣可以做水泥，能建300万吨的水泥厂。所以新型的钢铁企业既可以生产优质的钢材，而且能生产大量的水泥和电能。传统的钢铁厂变成高效的能源转化器和社会废弃物的消纳器。
要求首钢搬迁的正面声音主要是从首都的环保需要考虑的，当时首钢大概“贡献”了北京飘尘微粒的40%，二氧化硫的60%。为了首都的清洁、安静，首钢应该搬出去。比较激烈的环保人士甚至提出，要首都还是要首钢？但是首钢的职工和工业界的老前辈们却很心疼。一是首钢的历史贡献，首钢从石景山钢铁厂只生产5万吨生铁到生产近500万吨钢很不容易。二是首钢的技术成就，例如在国内首先实验成功氧气顶吹转炉和连续铸锭的新技术等。三是首钢对北京市的贡献很大，各类主辅业总产值达500亿，年利税近50亿，还能安排5万多人就业。另外作为一个产业工人的集聚地，曾为维护首都的安定发挥过重要作用。经过权衡，最后还是搬迁。现在，首钢工人也很高兴，年轻人上曹妃甸去上班，厂区更加现代化，建有高标准的宿舍区。从曹妃甸到天津有“和谐号”快车，到北京也有铁路专线，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中年以上的工人可以带家属住在曹妃甸。一部分行政人员转到服务行业去了。首钢7.5平方公里土地的开发，会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除可以安排富余员工，还可以吸纳更多的大学毕业生就业。 因为国内市场需求旺盛，钢铁生产主要服务于国家的基本建设，中国的钢铁工业没有走日本和韩国的道路，不以出口为目标。比如铁路、军舰、潜艇、航母，都需要大量钢铁。我有幸选择钢铁专业，亲身经历我国从钢铁弱国、钢铁大国到向钢铁强国迈进的历史，很有成就感。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国钢铁工业成为世界规模最大、技术水平最高、产品质量最好的行业。 3
人生角色的转变 1985年，我从瑞典回国后任上海工业大学常务副校长。那时，钱伟长先生是知名的社会活动家，先后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民盟常务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繁忙，在北京的时间更多一些。他到瑞典参加国际会议，住在宾馆吃西餐，吃了两顿就没胃口，改到我家喝粥、吃面条，并且住在我家，还到我们公司参观，了解计算机辅助设计、计算机管理业务和先进的喷射冶金技术。他与我恳切地谈了很久，说他年纪大了，希望我能够回国帮他，我答应了，在合同期满前半年就启程回国，任常务副校长，协助钱校长处理大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我的第二个转折，当时正值1987年和1989年，上海市委多次听取高校工作汇报，并找我谈话，要我担任上海市高教局局长、市政府教卫办副主任。我当时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学校，舍不得离开自己的教学和科研岗位。钱校长也不太同意。后来的安排是：每周在高教局工作四天，在学校工作两天半到三天，还继续招收博士生，带领科研团队。
徐匡迪（左三）担任上海工业大学常务副校长时，与校长钱伟长（左二）共同出席活动。
徐匡迪（左一）在教研室与同事交流
第三个转折，是1991年年初我作为高教局局长、教卫办副主任，陪朱镕基市长访问欧洲。当时正值西方因“六四”风波而制裁我们，我被选进他的代表团，我想可能是两个原因： 第一个他跟我明说的，凡是记者提到有关“六四”的事，上海市是怎么解决的，你先回答。因为第一把手冲在第一线很麻烦，我出来讲了如果还不行，他再出来讲。 第二个原因，他希望给人一个上海改革开放的新形象。我们代表团一共七个人，没有翻译，只有一个外办副主任管行政的事，他也是直接用英语开展对外交流，其他的委办主任和朱市长的秘书也都用英文直接同外国人交流。这给欧洲各国的震动较大，他们认为“六四”后，中国并不是要整肃了，而是继续重用在国外学习过的人，看到我们这个团之后就改变了看法。 镕基同志的思想观念比较开放。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处理上海歌剧舞剧院著名演员林明珍回国事宜，林曾是上海市政协委员，是著名女高音。1989年6月，她正在国外访问，听从别人的安排，脱团留在意大利。我们到米兰后听说，她在米兰歌剧院跑龙套，挣不够生活费，还要在一个华人饭店里靠唱歌吸引顾客。米兰和上海是姐妹城市，为此总领馆设宴招待当地华人、意中友好协会和姐妹城市委员会。朱市长就问：“能不能找到林明珍？”总领馆的人回答：“当然找得到，要请她来吗？”朱说：“有什么不可以啊？把她找来。”当时，林很害怕，以为找她去是要胁迫她回国或者什么，所以宴会开始时，她都在外面偷偷地听。一直到最后吃饭的时候才敢进去，并且坐在最后一桌。席间，当地的爱国华侨表演了几首歌曲，朱市长听后说：“你们热情可嘉，唱歌的水平真是一般，业余水平，我们这儿有一位是专业的，在国内很著名，她叫林明珍，是不是请她唱一首歌。”大家开始都不吱声，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沉默了一分钟左右，大家才开始鼓掌，她就站起来了。事先朱市长问过总领事，得知她在餐馆还是唱中国歌。她不好意思鞠了一个躬，说：“谢谢朱市长，您点我唱什么歌？”朱市长想了一想，说：“这样，你唱一首《谁不夸俺家乡好》。”朱市长在上海听她唱过这首歌。结果她唱到一半，眼泪就哗哗地下来了。她散会时就问朱市长：“我可以回去吗？我现在没有护照了，我还能回去吗？”朱市长说：“护照可以补办，你回去看看嘛，来去自由。”这件事在当地侨胞中引起轰动，朱市长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团结海外华人，收效明显。此后，林明珍回来过好多次，最后回上海定居。 我们团出国前，上海刚刚成立证券交易所，为此到法国证券交易所参观和取经，是早已确定的日程。法国人在正式场合都说法语，上海市外办主任赵云俊同志毕业于复旦大学法语系，任翻译。到了证券交易所面对一大堆专业术语，他就抓瞎了，如证券的期指、可转换债券等，被他翻译成“一个预测的系数”和“可以和股票交换的债券”。朱市长懂经济，就认为翻译有问题。法国人也感觉我们不太明白。这时，我跟朱市长说，一个是期指，一个是可转换的债券。一般来说，企业先发债券，如果经营三年效益好，可以转成股票，变成它的资本金。朱市长还不太相信，我就用英文问总经理，总经理就说：“对啊，对啊！”从证交所出来朱市长就问我：“你是学工科搞钢铁的，怎么知道金融？”我说：“我在兰塞尔公司工作时，公司也发行过可转换债券，比如要建设投资巨大的钢厂，就需要融资，就要考虑很多种因素，比如发什么信息，怎么影响股价预期等，就是说企业管理者必须懂得股市。”跟他讲了以后，他就放在脑子里了。 出访途中还有一些事情值得追忆。朱市长的英文很好，开始在意大利，他致词时经常说：“阁下们、尊敬的来宾，女士们、先生们……”第二站到法国时，第一天吃早餐，我就说：“朱市长，给您提一个小小的建议，Excellency，要看一下现场是不是有贵族，或者有政府的部长，如果都是商人，就不太合适，特别是在法国，如果没有贵族或政府部长在场，说Excellency，有一点调侃的味道。”结果他来火了，说：“徐匡迪，不要认为你在外国吃了几年洋饭就了不起，我学英语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呢！”我说：“是，是，您的英语肯定比我好了。”他念的是教会中学，是全国有名的长沙民德中学，而我的英语是半路出家的。我出访时带了英语大字典，对一些忌讳的说法比较留心，因而提出了上述怀疑。他当然不放心，说：“你把字典拿来给我看看。”结果我立即上17层拿字典，字很小，我专门给他划出来。他问李伟：“眼镜呢？”其实他眯着眼睛在看，李伟说：“眼镜已经送到车上去了。”“我要眼镜的时候，你不给我拿来；我不要眼镜的时候，你就老给我塞眼镜。”后来李伟只得出门取来眼镜，他看了。那顿早饭我们都没怎么吃。我觉得朱市长这个人很可爱，开始很凶，当时在一起吃饭的人都不敢吱声，他看后笑出来了，说：“你怎么不早说呢，黄花菜都凉了，我洋相都出了三天了，你才告诉我。”我说：“我也不大敢，您学英文时，我还穿开裆裤呢，我怎么敢随便给您提意见？”他说：“每次你站得很远，今后得站在我边上，有什么事随时提醒。”由此可见，朱市长尊重知识的科学态度和大家风范。 4 调任市计委主任 在回国飞机上，朱市长叫我坐他旁边，说：“你回去就不要到教卫办上班了，我现在需要懂经济的人来管理，要懂外国经济、国内经济，你到计委去吧。”我开玩笑地说：“你有没有搞错啊？”他笑笑说：“什么意思啊？”我说：“我不喜欢计划经济，你怎么叫我去计委呢？”他笑着说：“我终于找到一个不喜欢计划经济的人到计委去工作了。”他有浓厚的改革意识，想将计划经济改为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就要找一个不喜欢计划经济的人去任计委主任，我当时真没想到这一点。我当计委主任后不久，他调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并跟吴邦国同志、黄菊同志讲“计委要做改革的前哨，改革就要从计委入手”，给我留下了很大的发展空间。上海的改革开放，是在一个老的经济中心和工业城市来进行的改革开放，存量非常的大，和深圳的发展模式完全不一样。 推进市计委自身的改革，我们是从三个方面着手的。 一是计委的职能改革。计委曾经是最大的审批部门和功能最全的综合部门，大量的审批权集中在计委。计委又是最高的咨询、决策机构，市委定什么项目，都要听取计委意见。我感觉咨询是应该的，但是审批和决策不应该是计委的权限，最重要的交到市委，一般的应分散到各个业务委办去，所以我们把工业项目技术改造的审批权交给经委，农业的交给农委，城市建设的交给建委，文教社会事业交给教卫办。计委主要负责综合平衡，拿大主意。我们给市委建议，今后计委只研究总盘子，除正常开支、教育卫生拨款外的投资性资金，比如说35%用于工业技术改造，50%用于城市基础建设，15%用于农田水利，等等。计委从审批单位变成了一个督促落实的机关。这使计委很快从日常承担大量审批的矛盾中解脱出来。 二是筹措上海发展的资金。上海发展和浦东开发，资金需求巨大，筹措资金十分困难。朱镕基在上海时，曾分别向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借款2.5亿美元，先后建设了南浦大桥和洋浦大桥。再建桥怎么办？比如从浦西到浦东摆渡要40分钟。只有两座桥，一个隧道，承担每天10万辆汽车的通行任务，非常紧张。我用在国外公司工作时的经验，请香港一家公司对已建成的两座桥的资产现值进行评估，评估结果是按每年12%的投资回报率，两座桥的市值50亿，我就向市委提出建议，将两座桥49%的资产卖给一家香港的上市公司，我就这样筹到24亿用来建设第三、第四座桥。同样隧道也卖49%，用于建设第二条、第三条隧道。沪宁高速公路的建设也采用了相似的办法，这样就把资金盘活了，建设规模放大了。深圳特区一大优势就是税收10年不上缴，上海浦东开发要保证现有上缴中央的税收不变，还要每年递增15%，超过的部分才可以留在浦东搞建设。面对资金紧张的难题，我们就利用这样的办法推进市政建设。这种方式叫BOT，就是“建设—运营—转让”的方式。当时BOT的确是有风险的，国家计委是不同意的，这是国家的基础设施怎么能卖，我说卖给人家15年，15年以后又全是我的，现在我把钱就能够先用到了。那么这种方式是国内首创，应该说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我们的胆子是比较大的。上海的城市建设、城市面貌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1992年到1998年，整个上海全变了样子。 另一个筹集资金的措施是土地批租。当时上海有350万居民住在棚户区，都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炸毁的废墟中难民和城市贫民搭建的，有的甚至是用油毛毡搭的非常简易的房子。要解决这么繁重的棚户区改造任务，重新建设城市，计委提出土地批租的建议。市中心土地，每平方米值8000美元，而城郊结合部每平方米的土地只有50到60美元。我们就利用这个差值建设基础设施。在城郊结合部建设经济适用房，一般是六层楼，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建成后，市区居民搬迁过去，居住面积总体上可以扩大一倍。当时没有产权概念，大家就是依靠市委“舍小家为大家，建设新上海”的号召，动员了100万居民从市中心搬到城乡结合部了。市中心的工厂也经过退二进三，将空出来的土地批租给外商改建大商场或办公楼。旅馆的批租期是20年，办公楼根据地段情况确定为25年到35年，高档住宅是50年。全都要签订协议，批租到期，全部归还上海市政府。 但是国家建设部一开始不同意，担心这么搞会将市中心变成租界，李鹏总理为此询问我，我说：“总理，这个不一样。过去租界有治外法权，有一个公部局管理，税收财政也不归中国，连警察都不一样，当时英租界是印度警察，我们上海叫红头阿三，法租界用安南巡捕管理。我们现在土地批租后，由外商经营，但行政管理、税务财政、公安巡警都是中国的。外商只是在中国经营，就像合资企业一样。”李鹏总理说：“我每年都要到上海来，我看你们三年，然后再上国务院做结论，现在每个案子你都要上报备案。”我们当时很谨慎，两年后，李鹏表示：“可以这么做，但是你们上海做，不要宣传。”他看到上海这些年的发展，上缴中央财政每年不断增加，所以他就认为可以做，但是先不要宣传，因为上海做得比较规范，他怕各省市都仿效就不得了。但土地批租实际上扩展得比较快，东部沿海地区大部分都采用这种办法，促进城市面貌发生了大的变化。 上海的改革开放中我亲历的第三件大事，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有步骤地放开价格。1992年前，上海的物价跟全国是统一的。当时我们向市委建议，物价放开可以从水果开始，因为水果是温饱有余的人才吃的。当时上海有一个国营的果品蔬菜公司，它组织了一个大型批发市场，组织一大批人去全国各地采购运输，效果不好，每年贴钱还吃不到新鲜水果。我们的改革措施是只搞交易市场，由果蔬公司办理，只管挂牌价，挂牌价比长江三角洲的其他大城市每斤高5分钱，公司的职责就是每天到周边去看价格，高挂5分钱。货源放开由个体经营户组织，因为在市场经济中，商品总是向价格高的地方流动。改革仅半个月，全国的水果产品都来了，包括新疆的哈密瓜、河南的西瓜、山东的苹果、海南岛的椰子、广东的荔枝等。产地方认为，运到其他地区不如运到上海。一次运输都是一个车皮运的，每斤差5分钱，总量就相差很多。过去国营公司的采购员，只管在产地采购，不随车押货，自然损耗和人为损失较大。个体户经营后，基本上没有损失。过去到了上海的水果，存放仓库里烂了很多，现在就不用操心了。因为交给市场去管理，交给负责任的经营者，就保证了上海一年四季水果丰富。 9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粮油价格改革。此前，粮食和食用油的价格还是固定的、统一的。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继续维持原先的做法，就是大量补贴，当时上海财政一年要补贴6000多万元。后来我们算了一笔账，上海当时的低收入群体30多万，其中包括孤寡老人、下岗职工和支边支疆回来以后没有工作的知识青年。一次在火车上，我跟市委书记黄菊同志说：“如果每个月政府给这些人送25斤粮食和半斤油，算下来不到4000万。干吗要贴进去6000万？粮食一斤贵几毛钱，中上收入的人群根本不在乎，而低收入的人群看不到政府的补贴他们也不领情。”在为困难群众提供了实物保障以后，我们就开始放开粮油价格。以前限价不能进好米，籼米多，粳米一来大家就排队，放开以后，上海人就能吃上最好的米和油了。
价格放开后发现一个问题，上海的物价比周边地区高了，这引发了一场争论，物价高到底好还是不好？我在人代会上讲，计划经济条件下，工资划一，哪个地方物价低，哪个地方的人民就得实惠。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价高，工资高，肯定是经济发达大家觉得比较好的地方。比如东京、纽约、伦敦、巴黎等国际大都市。什么地方物价低呢？非洲那些贫穷国家物价低，中国的老少边穷地方物价低。最后在人代会闭幕时，黄菊同志总结出上海要做“三个一点”：物价比周边地区高一点，工资也比周边地区高一点，工资增幅比物价增幅再高一点。有这“三个一点”，就可以保障上海人安居乐业。
徐匡迪担任上海市市长时视察上海大学新校区食堂 1992年，我刚担任常务副市长，小平同志到上海过春节。吴邦国同志把我们13名市委常委一一介绍给他，介绍到我时，邦国同志说：“小平同志，他可是教授从政啊，他是硬派的教授，到外国当过教授。”因为小平耳朵背，没听清楚，邓楠就在他耳朵边大喊，说：“洋博士、洋教授回来从政了。”小平同志这次听清楚了，他讲了一句令我终身难忘的话，他说：“教授从政好嘛！我们搞四化建设，就要更多的教授来参与！”这对我的鼓舞很大，认为自己要把所掌握的科学技术知识和对国外市场经济的了解，应用到这些工作中去，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出力。 5 担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按照规定，市长只能做两任，只能做到65岁。到2001年我第二任时还有一年，当时我是64岁。组织上要我到中国工程院担任党组书记、常务副院长，协助宋健同志工作。当时我想到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能到中国工程科技界最高荣誉性、咨询性的学术机构的中国工程院工作，是一个科技工作者最好的归宿。
1995年，当选上海市长的同年，我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有境外记者问我：“市长和院士的关系怎么处理，另外你觉得当市长好还是当院士好？”我回答：“当院士是工程科技界对我科技贡献的肯定，我非常珍惜。作为市长，是1300万上海人民通过人民代表选举的，我感到责任重大。所以我在市长任期里主要工作是做市长，院士是对我过去30年科研工作的肯定，并不是因为我要当市长才做院士的。实际上院士的推荐和审批过程，是在我做市长以前。”
2002年的6月，中国工程院换届，宋健同志从院长的岗位退下来，由我担任工程院院长。2003年，由于年龄原因，宋健同志不再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就考虑科技界在政协要有代表，听取科技界的意见，时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的王选同志建议我接替宋健同志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我事先并没有思想准备。
徐匡迪副主席主持全国政协会议 在政协工作期间，有些事情是终身难忘的。
一是我初到全国政协就参加了21世纪论坛，王忠禹同志组织领导工作，我负责主持讨论会、闭幕式并在闭幕会上做了“中国的新型工业化与外商投资”的演讲。21世纪论坛会聚了各国名流和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讨论21世纪的发展问题。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最早提出中国走科学发展的道路，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我印象很深的是人民政协比较早地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二是我作为全国政协代表团团长，率团出席在摩纳哥召开的蒙塔纳国际论坛。蒙塔纳国际论坛是政治论坛，旨在讨论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非常警惕。会上，我发言阐述中国和平发展的意图，表明中国现在还很落后，人均只有2000多美元，世界人均排名只有104位。虽然经济总量世界第四，但还远远谈不到崛起。这个发言得到了会议代表的关注。会议议程中安排一个特殊的专题讨论会，名为“中国在非洲”。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希望非洲各国关注中国到非洲开采石油矿产，带有一定的掠夺性，意图不良。事先知道有这么一个讨论会，我们做了充分准备，我和一些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会前的磋商和接触，在专题讨论会上我阐述了中国在非洲所采取的政策。第一，中国是最早支持非洲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国家。第二，中国已经派出1.6万人次的医疗队义务为非洲人民治病。中国医疗队全部驻在贫困地区，与当地老百姓相处很好。第三，中国开发非洲国家的资源，是和非洲国家双赢的，组织合资公司经营，最后要把这个利润分给非洲国家，给当地纳税，并解决当地工人的就业问题。而且中国实行不干涉国家内政的方式，中国在非洲和过去西方的殖民主义完全不一样。我直接用英语发言，虽然只有20分钟，但效果良好。我讲完后，先后有17位非洲的总理和部长站起来发言呼应。 三是作为胡锦涛主席的特使到蒙古参加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帝国600周年纪念活动。本来美国布什总统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都要参加，也邀请胡锦涛主席去，但我们认为纪念大蒙古帝国的名义不妥。于是，我们先做了俄罗斯的工作，表示不能高规格纪念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否则会引发边疆问题和民族问题。还有，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要不要纪念？奥斯曼帝国曾统治过整个东欧。后来，中国和俄罗斯联合说服蒙古，建议改为纪念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五大部落，蒙古国接受了这个意见。大国使节里，我的地位较高，相当于他们议会的副议长，别国特使规格也都比较高，通过大使馆的工作，那天在蒙古的国家宫，我在俄罗斯总理之后接受了蒙古国总统的会见，这就维持了中国的尊严。在我之后是美国和日本的特使。
视察是全国政协重要的经常性工作。在我率领的视察团中，印象比较深的，一是2004年带领澳门的全国政协委员去四川视察，到绵阳科技城、成都高新技术区和都江堰。大家印象非常好，澳门委员就觉得要加强和四川的联系。二是我带领香港的全国政协委员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参观，中国工程院与酒泉的联系一直比较密切。香港的政协委员看到现代化的发射中心以后，感到非常震撼，大大增强了对祖国的认同感。 还有一次考察是我印象比较深的，2007年11月，我和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的委员们一起考察隋唐运河。过去一说运河，就是北起北京通州，南到杭州，其实京杭大运河只有不到600年的历史，而隋唐运河是隋炀帝的时候修建的，有1000多年历史，它沟通了淮河流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钱塘江流域，由于都在平原，不用造水闸，天人合一的色彩很浓。委员们考察运河沿岸，看到了古代的水利设施等文化遗迹。在与文史专家的接触当中，我感到他们熟悉古迹和运河文化，运河沿线各地的古迹保护工作做得很不错。之后几年，全国政协在大运河保护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方面做了很多富有成效的工作。 我还参与接待近20个国外的议会访问团。因为我是中美友协主席，每年都要接待美国的议员和议员助手访问团。外国人对中国政协并不完全了解。我根据政协章程，用自己的语言讲，政协是中国各党派之间政治协商的组织，是中国民主政治的特色，表现了中国的协商民主制度。
2011年6月，徐匡迪出席纪念基辛格访华40周年活动。 我说中国政协是“一二三四五六”。 “一”是代表中国一条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二”是两个永恒的主题——团结和民主。民主是团结的基础，只有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听取不同意见后，才能形成团结的基础。不然就不是民主的协商制度。 “三”和“四”是34个界别。政协不是按人口数，也不是按行政区域划分，而是按不同的界别组成。外国人不懂界别的概念，我就跟他们说，科技是界别，文化是界别，体育是界别，法律是界别，医药卫生也是界别，还有民族、宗教、海外侨胞都是界别，我们有34个界别，这些界别的委员代表了不同的领域，国家可以听到各方面的声音。外国人就明白了，因为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利益集团因视角不同而意见不一，都要有所反映。像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都有专业人士代表大会。实际上政协委员是代表社会精英的团体，是对社会最有思考、最能够分析问题、提出意见的团体，而不是一般的群众代表。 “五”和“六”是代表56个民族。全国56个民族在政协都有代表，所有的宗教组织也都有代表，和尚、尼姑、道士、阿訇、喇嘛、主教、牧师都有代表。所以说，政协是最广泛的听取各种意见的组织。政协一般不用表决来决定事情，大家发言，畅所欲言，写成简报和建议上报解决。他们就说，讨论没什么结果，意见没有一致，怎么办？我说，形成共识比做决定更重要，如果单独用表决的方式，有时候会错的，应该让大家都讲话，也许时间可以证明哪些意见是对的，哪些意见是不全面的，尽管当时多数人同意，不一定对。我曾举马寅初先生的例子，就是中国要不要控制人口的问题。当时，认为中国要控制人口的是少数人，那时候中国才5亿多一点。如果按照马寅初先生当初的意见，控制一下，不超过7亿，中国的人均耕地、水资源、矿产资源是能够保证现代化发展需要的，当时多数人做了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投票，反对他这个说法，而且他也被取消了人大代表的资格，后来人口增长到10亿，才发现人口负担太重了。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还增加到13亿，而整个欧洲只有六七亿人口。我说了以后，他们也觉得政协是很有意思、很有趣的组织，确实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本文选自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办、中国政协文史馆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63辑。徐匡迪，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上海市市长等职。原题为《我的治学与从政》）
来源：中国政协文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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