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参考价值吗？）

 越南“公知”为何对改革不满

    ⊙菁菁远山

越南总理阮晋勇的女儿阮芳清

    越南是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它的改革也一直被同病相怜的大陆人羡慕，就是西方媒体也加入了“唱和”的行列。确实，越南自1986年开始“革新开放”后，经济成长率惊人，而且贫富差距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并于2006年成功加入了世贸组织。而在政治方面，国会议员实现了直选，总书记实现了差额选举，地方党委书记由党员直选选举。2010年，越南还建立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最值得肯定的是，越南在依法治国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行政权力干涉司法的行为是被禁止的。

    但越南的知识分子对改革仍然不满，究其原因，在于这种改革“换皮没换瓤”，形式往往重于内容。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政府对言论的刻意打压。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底线，正如密尔在《论自由》所言，“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就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如果无所不用其极地打压批评的声音，那么制度设计的再精致，也是中看不中用的“装饰品”。

    据国外媒体报道，2013年9月23日，130名越南知识界人士联名向越南领导层和媒体提交一份公开声明，要求政府进行大幅度改革，重视贪腐和滥用权力严重、贫富差距拉大等社会问题。声明要求越南政府切实尊重人权，保障人民自由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声明还对所有持“建设性的、合法的、体现爱国心和渴望民主的各阶层民众及行为”表示欢迎与支持，并呼吁成立“民间社会论坛”。

    越南确实建立了民主制度的架构，但这一架构要发挥作用，必须要有一个宽松的言论环境，否则它也不过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摆设。不仅如此，新的架构如果不能有效运行，旧的机制又失去了效用，那么必然会带来各种混乱。因此，人们的不满是正常的，这也是转型必然经历的阶段。而要顺利渡过这个时期，就要放松对言论管控，让新的制度逐步运转起来。但越南当局却没有这样做，那么就难免会出现管理真空。

    以下的例子说明了越南对言论管控的程度。据法新社报道，越南政府日前颁布禁令，要求网络用户在私人博客或社交网站不得张贴、转发时事新闻等“公共信息”。这意味着，今后凡在网上张贴新闻或讨论媒体发布的时事热点问题，均涉嫌违法。此举遭到不少越南知名网络人士批评，也招致人权组织质疑。由谷歌和facebook等公司组成的亚洲互联网协会表示，此举将“扼杀创新，令企业对越南望而却步”。.

    对于“异见从士”，越南当局绝不手软。据环球网引述ＢＢＣ报道称：9月24日，越南一家法院以传播反政府宣传口号为由，当天判处了3名该国著名异见人士监禁。其中获刑最长的是知名博客阮文海，他被判12年监禁；前警察戴风坦女士被判10年。这些异见人士在网上发表数十篇文章，谴责腐败现象和司法不公正。由此，我们对越南当局打击言论可见一斑。

    尽管越南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形式上取得了进步，但贪污腐败却没有减缓的迹象，这就是“公知”和“异见人士”对政府不满的原因所在。早在2007年，位于香港的政治和经济风险咨询公司就把越南列为亚洲第四位的腐败国家，排在印尼、泰国和菲律宾之后。由于政府对言论管控极严，人们不敢公然议论越南的腐败现象，致使腐败深入到了医疗和教育领域。在越南社会有个形象的说法：“如果出价合理你才能在越南办成事情。”而社会舆论普遍认为，当局只是通过对某个高官的“选择性”打击，以此来证明在反腐败上取得了胜利。

    尽管越南已出台《防治腐败法》、《提倡节约法》、《反浪费法》等法律，并制定了《防治腐败国家战略》，但由于权力与市场的边界不清，土地、矿产资源管理、公共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国有企业资产和资金管理、银行信贷、政府采购成了腐败的“重灾区”，这与中国的情况高度一致。2011年，河内共查处27起腐败案件，涉案人数89人，造成损失约2200亿越南盾。而在2007年到2011年的5年中，腐败案件累计给河内造成损失约9670亿越南盾，其中追回部分仅占三成。据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的资料称，越南在2012年“透明国际”清廉指数排名中列第112名。因此，越南把腐败称为“国难”，把腐败分子称为“内寇”，这也说明民众对腐败已经不可容忍了。

    越南的腐败与高层权力为所欲为不无关系，越南是在没有改变原有的权力架构下进行“革新开放”的，导致裙带资本主义明显，官员成了改革的最大获利者，并逐渐控制了整个国家的走向。去年，一位24岁女孩被任命为一家国有建筑公司的负责人，最后人们发现她是越共中央政治局一名委员的女儿。这种现象在越南很普遍，只是近年来才遭到批评和抵制。在越南，高官的子女被称为“王孙公子”，总理阮晋勇的儿子是建设部副部长；阮晋勇的女儿执掌着投资基金公司“越南资本管理”和证券公司“越南资本证券”。已退休的越共总书记农德孟的儿子是越共中央委员。这种现象表明，精英阶层享受了大量财富和特权。

    在2011年12月的越共中央全会上，总书记阮富仲警告说，党必须改革，否则就会垮台。不过澳大利亚国防军学院的越南政治专家carl thayer认为这种“不改革就死亡”的表态并没有太多实质内容，“革新开放”在越南已不是新鲜的口号，这个口号已经喊了20多年。越共对国家的领导权已经写入越南宪法，尽管政治改革后越南在权力上已经形成了强势者任总理，温和稳健的弱势者分任国家主席、国会主席、总书记的态势，但这种制衡还是象征性的。

    米歇尔斯提出了“寡头统治铁律”，认为一个组织在建立以后，不管其建立的指导观念上还是组织结构本身上是不是民主的，它在发展过程中都会渐渐地变成寡头统治。尽管这一理论并不被广泛认可，但由于有很强的实证意义，也吸引了许多人来研究它，以便消除可能由此带来的不良后果。我们从越南改革的过程看，也印证了这个观点。那么如何打破这个“铁律”，也是转型国家应该思考的问题。

    如果仔细观察越南社会，我们发现它与米歇尔斯的“寡头统治铁律”确实有一定的契合性。而从越南对言论的管控上看，也验证了这种判断。“寡头政治”一旦成形，就有超强的稳定性，那么如果不打破它，任何改革也都是形式大于内容。而要打破它，只有在建构制度的同时，向社会释放更大的自由空间，而首当其冲的放开言论管制。

    越南的政治体制改革，无疑为打破“寡头政治”提供了制度保障，但如果不开放言论，那么这种现实就不会有任何改变。因此，任何国家的政治转型，如果不搞活“思想市场”并放开言论，那么尽管它制度设计的再好，也只有形式上的意义。尽管如此，越南的努力仍然值得肯定，它毕竟已经向民主政治迈出了可喜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