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不平等到底有多严重？
演讲人：谢宇 《赛先生》特约撰稿人小蓟/整理2015年07月20日
前不久，《赛先生》主办的“科学中国行”来到浙江大学，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密歇根大学教授谢宇应邀发表了主题为“认识中国的不平等”的演讲。
现场的许多听众也许并不是很熟悉这位演讲人，但大都为演讲主题吸引而来——这位美国教授，也许会有不太一样的观点。
这应该会令演讲者感到欣慰——多数人前来听讲座，并非因为演讲者的头衔，而是确实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谢宇演讲的部分内容可以在他的《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一书中找到，尤其是他得出的“慎重结论”——在中国，不平等存在，而且水平不低，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平等本身并不一定会造成社会动荡，他给出了支持这些结论的研究证据。
“一位自然科学家跟我讲，他不喜欢那种社会科学，只有‘社会’没有‘科学’”，谢宇提到了在这个国家弥漫着的对社会科学的刻板印象，而他不止一次呼吁，认识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大变迁，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以意见为导向的、意识形态化的、思辨式的讨论，转向以经验证据为基础的实证研究。
讲座中有近三分之一的时间，谢宇都在介绍各方面的调查和研究数据，并表达了自己对这些数据的理解和看法。为了更加客观地“认识”中国的不平等，他还讨论了中国的“收入不平等”与“财产不平等”，影响不平等的地域、单位甚至业绩等因素，以及中国社会对不平等的接受程度，等等。
《赛先生》精选此次演讲实录，将分三次陆续和大家分享。
对“不平等”的科学测量
在2000年的时候，当政府公布的收入基尼系数达到了0.41，媒体开始大肆渲染，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临界线”。我很奇怪，临界线的这种观点是从哪里来的。
关于“认识中国的不平等”，首先应理解，认识——这是一种中性的、没有政治偏见的态度——原来我们不知道，现在我们可能知道了;从前我们不熟悉，最近我们可能了解了。
所以，认识不是认同，也绝对不要将这句话误读为：社会不平等是应该的，或者是值得支持的。我们首先要接受，这是独立于任何研究者和个人的社会现实，然后心平气和地来探讨它的机制。这就是我所讲的“认识不平等”，它是中性的客观行为。
我们首先来探讨“是否存在不平等”，这是一个科学问题。然后“如果有，不平等有多严重”，这是可以量化和测量的。
对于水平高低的问题，每个人可以有主观态度。但很多社会现象，应该是一个独立于个人主观看法的客观现象，从而应该有科学的方法来测量。没有测量就无法量化，不能量化就讲不出科学根据。
对一个固定的总体来讲，比如中国的城市社会，在这个总体中，有一些统计特征是不变的。这种想法最早来自于比利时天文学家阿道夫·凯特勒(Adolphe Quetelet，1796～1874)。他说，这个社会的总指标实际上是很稳定的。比如，在一个社会里面，一天有多少人被杀，是一个大体稳定的数字;每天有多少车祸会发生，数字也是稳定的。对个人而言不确定的一些现象，对一个大的总体来讲，就可能是确定的、不变的。社会不平等这个现象就是如此，它的程度如何，是可以测量的。
用于测量不平等的指标很多。最简单、用得最多，也是被很多人误解的一个测量指标是“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经济学中用于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数值在0和1之间，数值越大说明居民收入差距越大。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基尼系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的不平等，假如用基尼系数来测量的话会有多高?按道理，这样的数据不需要学者去探讨。在很多国家，包括一些国际组织，都会公布基尼系数，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衡量一个社会的基本参数，就像平均收入、平均寿命、平均教育水平……
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都在发布自己的基尼系数，虽然政府的数据常常被认为因受到一些干扰而不够可靠。但在2000年的时候，当政府公布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1，媒体开始大肆渲染，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临界线”。
据说，像水的冰点或沸点一样，基尼系数也有个临界线，过了这个临界线，社会就会面临动荡，而这个临界线就是0.42左右。我很奇怪，临界线的这种观点是从哪里来的。不过，很肯定的是，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2。
所谓“临界线”的事情之后，国家停止了发布基尼系数，但你可以想象，统计数据实际上是有的，只是没有公开。没有公开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个数字，超过了那个所谓的“临界线”。不过还好，社会并没有发生所谓的动荡。但对于真实的不平等情况究竟如何，我们都不知道了，对我们自身所处社会的了解就缺少了一个知识。
这个情况，被一个叫甘犁的经济学家改变了。甘犁在美国的Texas A & M University任教，也在中国的西南财经大学做兼职教授。2012年12月，他发布报告称，中国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61。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我们一般认为，全球基尼系数最高的地方是南非——0.64，而甘犁给出的0.61已经远远超过美国和其它的亚洲国家。
有关基尼系数的争论(WSJ ,December 10, 2012)
这个数字在当时很轰动，很多国内外媒体都做了报道。有一种看法认为，这是一个很高的基尼系数，国家一直没有公布，而被一个西南财大的学者公布了，所以立马引起轰动。就像原本困在瓶子里的一个魔鬼，突然被放出来，把天下都给吓坏了。
究竟是不是有这么高呢?国家统计局在2013年3月左右做出回应，给出了官方的说法——中国的基尼系数比2000年高，但是没有0.61那么高。不过，我们到现在也还没有看到来自官方的具体研究材料。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回应
2013年，《科学》(Science)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The Numbers Game”(Hvistendahl M,2013)，谈到中国关于民生的数据，实际上都受到了一些干预。但社会科学家和经济学家自己也做了调查，来独立检验政府数据。对于中国的基尼系数，北京大学也做过调查。北大的全国性调查从2011年开始，实际上中国人民大学做得更早，2004年就开始了。我们一直没有公布数据，但我们有这样的数据。
把人民大学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北京大学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西南财大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即甘犁版)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放到一起考虑，我们研究认为，中国真实的基尼系数，应该在甘犁的0.61与统计局给出的“不到0.5”之间，基本上在0.52左右。
不平等加剧是世界性趋势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不平等程度远低于相同发展水平国家的平均情况。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它的富裕和不平等程度都是在增加的，而且远超过了世界平均值。
不平等的加剧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美国也出现了不平等增加的趋势。而且在美国的社会科学界，这种趋势受到了非常多的学者的重视，从经济学、社会学到教育学等其它学科，大家都对社会不平等的增加比较关注。
从2014年起畅销至今的《21世纪资本论》(Capital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指出，不平等的增加已成为世界性潮流，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是如此。所以，不平等不是一个孤立的中国现象，而是一个世界现象。但是美国社会不平等的加剧，与中国相比，真叫小巫见大巫。中国社会基尼系数的增长是非常惊人的。
中国和美国的不平等趋势
法国人皮克迪(Piketty)所写的《21世纪资本论》，比较好的一点是它尊重历史。与皮克迪PK的一个对手，是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Kuznets)，他的理论是，发展的初期不平等增加，发展到一定程度不平等进入平稳期，再继续发展，不平等现象就会减少。这种理论实际上是更为中国老百姓所接受的，就像邓小平说的，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富起来的人带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以后，更多人有钱了，大家也就逐渐平等了。
库兹涅茨的理论出现于上世纪60年代，当时任何国家都没有跟踪性数据，所以这种情况下，一般的做法就是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比较。将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之间进行比较，近似为一个国家从贫到富的过程。这是当时社会科学，甚至生命科学中常用的办法。因为我们不知道历史，所以我们经常把不同国家所处的不同阶段，假设为一段历史。
比如说，你不知道中国贫困的过去，那就去看看巴基斯坦现在什么样，说50年前的中国大概就是那样的。而日本比较发达，如今的日本就是30年之后的中国……大家的想法就是把这些区域性的差别，变成一个国家从贫到富的过程。这是很自然的想法。库兹涅茨也一样，他认为从贫到富，一定要经历从低不平等到中不平等、高不平等，然后再下降的过程。这是个趋势，就是库兹涅茨曲线。
国际比较：倒U型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
但假如你追踪一个国家的历史数据，比如说，看中国的历史性变化趋势，你就会发现，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库兹涅茨曲线。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不平等程度远低于相同发展水平国家的平均情况。随着经济的发展，它的富裕和不平等程度是在增加的，而且远超过了世界平均值。但是顺便说一句，中国的贫富差距从2010年以后没有增加的趋向，实际上，从2010年到2012年，还有很小的下降趋势。
所以，中国的不平等程度，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是很高的，从同时代比较的角度来讲，也远远超过了其它国家具有相当发达程度时的平均数，而且从收入不平等的角度来看同样是增加的。
“财产不平等”的新现象
财产是一个新的概念，是对少数人有用的概念。中国的财产不平等，应该远远超过收入不平等。
财产和收入是不一样的概念。很多年轻人找对象的时候，别人会问：找个什么样的?答曰找个有钱的。这话听上去不错，但从专业角度来讲，不严谨。
中文讲要找个“有钱的”，也是含糊的。他没告诉你，“有钱”意味着这个人赚的钱多还是用的钱多，还是存款多?工资高并不意味着你就有钱了，有钱是财产，是摆在那里的存量。工资高、收入高并不是有钱，这叫“能来钱”。富有的意思，到底是“能来钱”还是“有钱”?两者不一样，一个是流量，一个是存量。
财产是存量，不是流量。所以存量不平等，要远超过流量不平等。为什么?很简单，你穷的时候，有多少花多少，给你加一倍，你还是可能花完。因为你太需要花钱了。此时，你花钱的能力是被你的“来钱”所控制的。但是如果你富有了，你的钱就可以用不完，再怎么花也花不完。对大多数人，尤其过去的很多普通人，包括我、我的父母这样的老百姓，有多少钱花多少钱，是没有财产的。
财产是一个新的概念，是对少数人有用的概念。中国的财产不平等，应该远远超过收入不平等。而财产不平等是一个新的现象。
关于中国的财产不平等，根据我们去年的报告，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2014年7月，我们发布了一个数字，说中国1%最富有的家庭，占有了全中国35%的财产。这个数据当时在媒体上炒翻了，说明大家对财产的不平等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因为此前没有公布过这方面的数据。
但实际上，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1%的人拥有35%的财产，是很正常的。美国的财产不平等，从1983年以来，就远远超过中国现有的水平。
中美财产分布比较
中国的收入不平等，超过了美国的收入不平等，但财产不平等，美国却远远高于中国。因为美国的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很成熟了，它的收入不平等，可以转化为财产不平等，这是多年积累的结果。而中国的财产是新鲜的。中国的财产不平等，和美国相比要好。好在哪儿?好在低端和中端，中国的穷人实际上是有财产的，而美国的穷人是没有财产的。
为什么会这样?我可以给出两个原因。
中国的极富人群，他们的主要财产来源是金融市场，比如股票。这和美国的情况差不多。而中国的绝大多数老百姓，他的财产来自于房产，而房改是1998年才基本成型的。所以，很多从前收入很低的、或者现在收入也很低的人，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对较低，但他有房子，这些房子是以前单位分的，基本上是比较低的原价买来的，而现在房子很值钱。出于这个原因，中国的财产和收入并不吻合。
财产不平等是中国的新现象，它改变了中国很多的不平等机制。财产跟收入不一样，“有钱”跟“来钱”不一样。有钱，你的钱可以直接给子女后代，他们不需要工作，就可以拥有你的财产。
一般来讲，我认为中国经历过三个不平等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体制，关乎政治地位。你是局长，你就有能力把儿子、女儿通通塞到体制内，让他们得到优势。但这个优势是要体制认可的，你不能直接给予。比如，你不能把你的局长职位直接给儿子、女儿，只能托朋友、找关系，把你儿子、女儿也带进体制，得到提拔。
第二个阶段是收入阶段。大家有钱了，体制开放了，你的钱可以拿来请老师，让孩子上补习班、出国留学。这段时期，钱可以转换为你对子女的投资，让他们得到好的教育，得到好的职位。
现在的中国，已经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财产不平等的阶段。你可以直接把财产给子女，他不需要工作，可以生下来就是将来的董事长。
这就是现在的不平等，也是皮克迪所强调的，新的财产的不平等。对一些很富有的人来讲，财产产生的收入已经远远超过他可能在市场上得到的劳动收入。
这样的阶层，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你再有钱，你的财产收入，不可能超过你工作时得到的收入，所以你还是要让小孩出国、读北大、读浙大等等。但现在，不一定要这样，可以不上好的大学、财产实际上就可以直接转化为收入，而不需要通过市场劳动获得收入。
中国的财产不平等，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对大部分人来讲是房产，对少数人来讲是金融。实际上，中国的老百姓，对财产不平等算是敏感的。我们的调查中问受访人：你觉得中国目前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有哪几个?财产不平等是得票最高的回答。当然，那是在2012年。现在去调查一下，也许就变成环境问题了。
(靳永爱、喻文姗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赛先生”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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