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贵总局”会说--就像赵丹--：“临走还放个屁！”）
离开《炎黄春秋》总编辑岗位时的两封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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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 2015年6月30日
2015年7月1日，我将离开《炎黄春秋》总编辑岗位。离职前写下了《致炎黄春秋社委会和全体读者的告别信》和《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最后陈述》。现以公开信形式发表。
杨继绳
致炎黄春秋社委会和全体读者的告别信
炎黄春秋社委会：
从2015年7月1日开始，我将离开《炎黄春秋》总编辑岗位，并退出《炎黄春秋》杂志社。李锐、杜导正两位前辈和社委会对我一再挽留，我思考再三，还是决定离开。在这里，向在《炎黄春秋》合作多年的朋友们告别，也向百万热心的读者告别。
我离开《炎黄春秋》有三个原因，一是我已经75岁了，又有多种疾病，难以承担总编辑这个沉重的负担。第二个原因是4月10日新华社三位局级干部代表社党组找我谈话，用党的纪律要求我立即退出《炎黄春秋》。显然，这不仅是新华社党组的意思。我不能让新华社的领导人为难。第三个原因，去年四季度，总编辑、两位轮执主编和网络主编四人同时辞职，社委会让我担任总编辑，重组编辑部。我不得不临危受命。但我承诺只干半年。现在，半年已过，新组的编辑部运作良好，编辑工作已走上了正轨，我已经完成了社委会交给我的任务。我要兑现承诺，决不恋栈。
《炎黄春秋》是一家讲真话的杂志。多年来，它匡正了不少被歪曲的历史，揭露了很多被掩盖的真相；它通过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总结经验教训，为推动中国进步尽了一份力量。因此，《炎黄春秋》得到了百万读者的热心支持和高度赞扬。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炎黄春秋》还原历史真相，害怕真相的人难免有些恐惧。因此炎黄春秋经常遭到少数人的谩骂和攻击。谩骂、攻击没有使《炎黄春秋》退却半步。
我在炎黄春秋担任副社长12年了，要离开这里真有一点难以割舍的情怀。不过，我相信，我离开后，《炎黄春秋》还会按原来的编辑方针继续办下去。去年四季度，《炎黄春秋》四位台柱同时辞职，编辑部面临崩塌的危险。杂志社很快就重整旗鼓，在这以后出版的杂志更受读者欢迎。这说明，《炎黄春秋》有很强的再生能力，能够承受沉重的打击，因为它有强大的民意支持。我对《炎黄春秋》的前途持乐观态度。
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另一种情况的出现。新闻出版和广电总局向《炎黄春秋》杂志社发出的《警示通知书》是4月10日；新华社三位局级干部找我谈话，让我退出《炎黄春秋》，也是4月10日；几家极左报刊和网站，以姚文元式的文风，对《炎黄春秋》发起集中攻击，也是在这个时候。这不是巧合。时局变幻莫测，也许在将来某一天，在反对力量的压力下，《炎黄春秋》不得不玉碎。玉碎不是毁灭。“纵死犹闻侠骨香”，它24年的历史，已经给人们留下深刻的记忆，将会在中国报刊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我坚信，中华民族对社会进步的追求是扼杀不了的。一家杂志被迫关门，会有更多同类的杂志产生。
炎黄春秋始终凝聚着一批有理想、有追求的知识分子。他们为理想而奋斗，很少有个人的利益追求。在国内外影响如此之大、被列入报刊五十强的杂志，竟然没有独立的广告部，这是没有利益追求的一个佐证。有人说炎黄春秋杂志社某人有多少股份，某人持大股，对这种谣言，我只能付之一笑。
感谢社委会和全体编委对我的信任和支持，感谢广大读者对我的信任和支持。
朋友们，读者们，再见了，让我在这里向你们致以谢幕式的鞠躬！
杨继绳 2015年6月30日
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最后陈述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在即将离开《炎黄春秋》总编辑岗位的时候，我向你们作一次最后的陈述。
2015年4月10日，贵总局向《炎黄春秋》杂志社发出的《警示通知书》指出：“《炎黄春秋》变更主管主办单位以后，2015年前4期共刊登86篇文章，其中就有37篇文章涉及重大选题，均未向总局报备。”“责令杂志社立即纠正违规行为，从2015年第5期开始，•••••对重大革命和重大历史题材的文章做到应报尽报，全部履行报备手续。”《警示通知书》要求杂志社的主管主办单位“督促杂志认真整改，对2015年第5期杂志选题内容进行严格审核”，“切实履行管导向、管干部、管资产的职责，强化对杂志社的日常管理”，“确保正确舆论导向”。
《炎黄春秋》编辑部认真讨论了《警示通知书》，认真讨论了下达《警示通知书》时两位司长的谈话。我们理解你们的行为是出于职守，但也有一些问题无法理解。
对有些文章为什么“违规”不理解
《警示通知书》附件中列出了37篇“违规”文章：
《我所认识的贪官王守业》、《必须澄清的一桩重大事实》、《江青对公安机关怨恨的由来》、《耀邦同志论党内两类矛盾——谈谈对当前反腐败的认识》、《文革中广州街头“吊劳改犯事件”调查》、《长沙知青大逃亡》、《再说吴江意外遭遇》、《鄂豫皖白雀园大“肃反”》、《探寻1959年河南商城“死绝村”》、《我与中央统战部六局》、《谭厚兰曲阜“讨孔”记实》、《对法治建设有重大影响的两件事》、《清华大学工宣队始末》、《自封的“半个红学家”江青》、《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及动机分析》、《探“高饶反党集团”与党内斗争模式》、《九一三林彪要飞到哪里》、《沿海发展战略的形成与实施》、《邓小平与“5•13讲话”》、《参与胡耀邦追悼会的回忆》、《1984年胡耀邦对文艺工作的指示》、《顾骧谈思想解放运动》、《批判“资反路线”和陶铸倒台》、《我与<学习与批判>等刊物》、《胡乔木在文革末期》、《从“首都兵团”到中学红卫兵》、《林立果现象的历史追问》、《苏联末日实录》、《“准则”：重构党内政治生活的重器》、《华国锋谈史传写作》、《从“邓小平论文艺”到“邓小平论文学艺术”》、《上海档案里的反革命》、《冤案是怎样酿成的》、《我当律师的一段经历》、《“长治号”起义的前因后果》、《我参与处理“揪刘火线”》、《评<王力反思录>》。
我们认真研究了这37篇文章，不知道其中有些文章为什么“违规”。
《我所认识的贪官王守业》选自《张金昌将军回首往事》一书。张金昌这本书2012年出版，书中有前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上将题写的《书敬张金昌将军：浩然正气》，有洪学智上将、张震上将为此书写的题词，还有赵南起、傅全有、王瑞林等多位上将与作者张金昌合影的照片。我们不理解，从这本书上选出的反腐败的文章，为何“违规”？
《耀邦同志论党内两类矛盾——谈谈对当前反腐败的认识》是胡德平写的。胡耀邦讲话发表在1986年7月1日的《人民日报》，胡德平这篇稿件在2014年10月31日在《新京报》上发表过。这篇文章为何列入“违规”？
还有揭露江青的两篇文章、揭露张国焘的《鄂豫皖白雀园大“肃反”》以及对基层的几篇调查文章列入“违规”，我们也不知所以然。
如果按15条报备，杂志无法办下去
《警示通知书》指出37篇“违规”，其依据是《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1997年新闻出版署新出（1997）860号）。这个“办法”列出15个方面的选题必须报备：
1，有关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文献选题；2，有关党和国家曾任和现任主要领导人的著作、文章以及有关其生活和工作情况的选题；3，涉及党和国家秘密的选题；4，集中介绍政府机构设置和党政领导干部情况的选题；5，涉及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选题；6，涉及我国国防建设及我军各个历史时期的战役、战斗、工作、生活和重要人物的选题；7，涉及“文化大革命”的选题；8，涉及中共党史上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选题；9，涉及国民党上层人物和其他统战对象的选题；10，涉及前苏联、东欧以及其他兄弟国家重大事件和主要领导人的选题；11，涉及中国国界和各类地图的选题；12，涉及香港、澳门、台湾图书的选题；13，大型古籍白话今译的选题（指500万字及500万字以上的项目）；14，引进版动画的选题；15，以单位名称、通讯地址等为内容的各类“名录”的选题。
15条中的第1、2、3、4、5、6、7、8、9、10条几乎覆盖了近、现代史的全部内容。凡是近、现代史专业的刊物，几乎每一篇文章都要备案。上报备案后，待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以后才能够发表。这些条报备范围，每一条都界限模糊，无法操作。
尽管如此，《炎黄春秋》还是尽可能地遵守这个“办法”。多年来，一直坚持每月两篇文章报备。报备文章的结果怎么样呢？请看：
2010年报备的稿件中，不能用与没有答复的占报备稿总数的62%；2011年报备的稿件中，不能用与没有答复的占总数的67%；2012年报备的稿件中，不能用与没有答复的占总数的80%；2013年报备的稿件中，不能用与没有答复的占总数的86%；2014年报备的稿件中，不能用与没有答复的占总数90%。总计：五年报备稿中不能用和没有答复的占总数的80%。没有答复的稿件中，有的两三年渺无音讯，如石沉大海。
这么大比例的稿件不能用和不答复，不是因为审查部门不负责任，而是审查工作有困难。稍有风险的稿子因怕负责任，宁可枪毙，也不愿放过。有些好文章不同意发，又于理不合，只好拖着不表态。如果所有的报刊和出版物都按15条报备，审批部门的工作量就太大了，他们怎能按期答复呢？
由于按这15条报备缺乏可行性，多年以前，《炎黄春秋》杂志社反复研究，摸索出了一个执行15条的变通办法，这就是杜导正社长归纳的“八不碰”：六四，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法轮功，现任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民族问题，外交问题，等。“八不碰”实际是一个负面清单，是新闻出版改革的一种成功(?)的尝试。
多年来，新闻出版总署和主管主办单位认可了“八不碰”，《炎黄春秋》才得以办下来。难以理解的是，4月12日，两位司长在下达《警示通知书》时表示，不承认“八不碰”，强调要坚持15条，这就使杂志进入了困境。如果按15条报备，不仅仅是《炎黄春秋》，恐怕所有的历史类杂志都无法办下去。
贵总局这一行为，使我们感觉到，与前年相比，现在更加收紧舆论了。如果按这15条要求，前几年会有更多的稿件“违规”。虽然当时新闻出版总署也曾就一些文章发出过几次《警示通知书》，但没有像这次投出“集束手榴弹”，显示如此强大的威慑力；多年来，新闻出版总署没有否定“八不碰”，没有坚持15条。15条规定“涉及前苏联、东欧以及其他兄弟国家重大事件和主要领导人的选题”必须备案以后才能够发表。前些年，《炎黄春秋》发表了多篇新华社驻“兄弟国家”的首席记者的文章，都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也没有人说“违规”，为什么现在要大踏步地倒退？18届中央委员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舆论环境应当更加宽松，为什么贵总局却收紧了舆论？这是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
要求杂志执行15条，不是依法治国
贵总局向《炎黄春秋》下达《警示通知书》时，两位司长一再强调，你们的这一行为是“依法治国”。依什么法？《警示通知书》第一条称，该“警示”所依据的法规、规章是国务院的《出版管理条例》、新闻出版总署的《期刊出版管理规定》和《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1997年新闻出版署新出图（1997）860号）。这是不是依法治国？我们请了几位权威的法学家论证，论证的结论是否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国公民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正因为有了这一条，我国官方对外不承认有报刊审查制度，只有“备案”制度。什么是“备案”？据中顾法律网（2011-07-02）等法律专家的解释，“备案”是行政相对人（指属于行政部门所主管的单位——如《炎黄春秋》）将其需要进行的行为活动告知行政机关，为行政机关事后检查监督提供资料或某种依据。备案只不过是相对人通过备案知会行政机关，而无须得到行政机关的再许可。“备案”也只是事后提交，而非事先审批。相对人不是因为备案后才具有从事该项行为的资格，而是在备案以前已经具有了从事该项行为的资格。《炎黄春秋》是早经有关行政部门批准创办的合法期刊，其所发文稿不能再要求、也无须都送新闻出版总署事前审批后才能刊登出版。这本杂志在出版后已送出版署阅存，就是“备案”；出版总署经抽查审阅发现问题后可以依法处理，但不应事先审批。你们把“备案”变成了审批，不仅违背了宪法第35条，也违背了“中国没有报刊审查制度”的对外承诺。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至高无上的。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因此，违反宪法的法规，应当是无效的。《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1997年新闻出版署新出图[1997]860号）违反了宪法第35条，它的有效性值得质疑。虽然中国现行宪法没有可诉性，但是作为国家主管部门制定的“办法”，也不能有意违宪。
我国现行宪法第八十九条（一）款关于国务院行使行政立法权的规定是：“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这表明，行政法规必须严格“根据宪法和法律”才能制定，没有制定相关法律以前（即无法律可依时），不得制定行政法规（除非有全国人大的特别授权）。由于迄今我国人大尚未制定出版法（法律），国务院在2001年12月12日通过的《出版管理条例》，属于行政法规，无法律（出版法）可据，却先行制定行政法规，这在立法程序上是越权的非法之法（法规）。其立法主旨和内容也不是根据宪法第35条保障“出版自由”的精神，而只是着重于“管理”与限制自由。因而这个法规实质上也是不符合宪法精神的。
《期刊出版管理规定》（2005年9月20日新闻出版总署第一次署务会议通过，12月1日起施行）第一条说是“根据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然而，如上指出的，国务院这个条例（行政法规）并无出版法（法律）为根据，法规本身属于越权立法，应视为无效法规，则其下位规章《期刊出版管理规定》也应是越权或无效的。
同理，新闻出版署1997年10月10日发布的《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属于所谓规范性“红头文件”范畴，连“部门规章”级别都够不上。当时既无全国人大的出版法（法律）可依据，又无相应的行政法规可据（国务院的《出版管理条例》是2001年12月12日才通过的），甚至也没有它的上位规章作依据（出版署的《期刊出版管理规定》是在2005年9月20日才通过，12月1日起施行）。可见该“办法”的发布无任何“上位法”（法律、法规、规章）可依，纯属新闻出版署自己依其管理需要与便利而擅自制定。在制定程序上完全是“超前”越权。何况该“规定”通过后迄今已达8年，这期间未见它根据后来已发布的上位法规、规章，依法作出相应的、与时俱进的修订。对早已改旗易帜的东欧国家还称“兄弟国家”，可见它是过时的。因此该“办法”属于违法（违反立法程序）之“法”；又未按后来已有的行政法规修订，应属失效的规范性文件。
由此，贵总局依据以上越权无效的法规、规章以及“办法”对《炎黄春秋》所下达的《警示通知书》是于法（法律）无据的，不具有法律效力。所以，你们这一行为不能说是“依法治国”。
改变主管主办单时时的协议不能撕毁
2014年9月10日，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雒树刚主持四部委联系会议，在《炎黄春秋》杂志社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决定改变《炎黄春秋》的主管主办单位。随后，有关部门背着《炎黄春秋》杂志社在一个星期内就办完了变更手续。对此粗暴的行为，炎黄春秋杂志社进行了顽强的抵制。随后，新的主管主办单位文化部艺术研究院和《炎黄春秋》杂志社经过几个月的反复协商，最终达成了几点协议。这个协议的主要内容是：炎黄春秋在遵守现行宪法、坚守“八不碰”的前提下，主管主办单位在编辑、人事、财务方面，给《炎黄春秋》充分的自主权。
时间才过半年，贵总局就完全漠视《炎黄春秋》和文化部艺术研究院的这个协议，剥夺了《炎黄春秋》在遵守现行宪法、坚守“八不碰”的前提下，享有的编辑、人事、财务方面充分的自主权。这种作法既不尊重《炎黄春秋》，也不尊重文化部艺术研究院。这一作法将《炎黄春秋》逼向绝境。
《炎黄春秋》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改革开放为《炎黄春秋》开辟了生存空间。《炎黄春秋》创刊24年来，全心全意地为改革开放助力，一向遵守宪法法律，从而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我们没有做什么推广发行工作，发行量却达近20万份，绝大部分是自费订阅。一些订阅者，迫不急待地等待每一期到来。有的地方老干部中心和养老院还组织了阅读小组，杂志一到，就集体阅读、讨论。《炎黄春秋》编辑部经常接到全国各地的来信和来电，给我们以极大的鼓励。如果不承认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进步，还用改革开放以前的条件来要求，则《炎黄春秋》无法继续办下去，这既违背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也为民意所不容。
万马齐瘖究可哀。请贵总局高抬贵手，给深受广受读者欢迎的《炎黄春秋》留下一小片生存的天地。
以上陈述，望贵总局明察。
杨继绳 2015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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