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有所依，心无所系——回忆我的老师陆小曼

文/张方晦

（张方晦，从小师从徐志摩夫人陆小曼学画，后任文学月刊《萌芽》等报刊编辑，现为旅美作家。）

1959年某日，我去陆老师家，只见好些陌生人围在一个小房间内，我挤进去一看，翁瑞午僵卧在床，眼睛瞪着，口不能言。我叫一声“翁先生”，他似有反应，眼珠朝我略一转动。这时，陆老师在卧室里闻声唤我了。她独坐在大藤椅里，异常平静地对我说：“翁先生不行了。你不要去看。”在她脸上，似乎并无什么永别的悲痛之色。

翁瑞午是推拿医生出身，曾官至海军部军需处处长，虽属常熟翁家大户，却不是翁同龢的嫡裔。1949年后无业在家，靠变卖旧藏书画维持与陆老师的共同生活。他精于弹词说唱，并收徒授课。他告诉我，当时上海很有名气的美丽女弹词艺人张维桢是他的门生。那时翁瑞午已六十多岁，身材很高，骨瘦如柴，谈兴极浓，常常手舞足蹈地对我谈古论今，甚至竟说：“人称陆小曼是海陆空。指她的三个男人：第一个男人王赓是陆军出身，我是海军出身，徐志摩则死于空难。”

对于这话出自他之口，我十分反感，回家告诉父亲。父亲说，你不要理他。后来，陆老师私下也曾告诫我：“翁先生口无遮拦，胡说八道，你不要听他的那一套。别受他的坏影响。”此后，我对翁瑞午就守着一条界限了。由此也知道，他实际上不是陆老师倾心而相称的伴侣，至少在那时已经不是。

陆老师对我，始终亲切，但也严肃。我去上课，她必先飨以水果、糖食，闲聊一番后再言归正传。所谓教画，也只是叫我在一旁看她作画，或擎笔在纸上作些勾勒皴染的示范，没有系统的计划和固定的要求。她的创作，更是兴至挥毫，兴尽搁笔，所以半途而废的作品特别多。尽管她的画作在数十年前即受到胡适、杨杏佛、刘海粟等人的赞扬，但她绝不自视为成熟的画家。她对我说：“我从来没有好好用功过。你不要临摹我的东西。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乎下。学我，是学不到本领的。”

但是，我所见她的《庐山飞瀑图》以及为四川杜甫草堂所作几幅较大的杜诗意境作品（中国画院的官方任务），确实堪称不可多得的精品：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显露出来的那种清纯灵秀的神采与风姿，是许多技法娴熟的职业画家表现不出的。

由于我从小爱好文学，随着年龄增长，又开始留意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因此我与陆老师不仅是授受绘画的师生，也成了谈诗论文、密议时局的挚友。陆老师一生中，对她影响最大、最令她念念不忘的当然唯有徐志摩一人而已。

她谈徐志摩（“始终是个长不大的孩子，是真的，不是装出来的”），谈胡适（“温雅有礼，关爱他人”），闻一多（“头发乱蓬蓬、衣服脏兮兮”），沈从文（“当过警察，曾在她与志摩的家里住过”），泰戈尔（“慈爱得像上帝”），孙大雨（“非常自傲，但不狂妄”）；也谈林徽因（“高雅美丽，与志摩极其相配。当年梁思成也追求林，为了替林买橘子，梁骑摩托出门，车祸伤腿，林不忍离弃腿残的梁，才舍志摩而取梁……”这是陆老师当时的说法。时至今日，我明白事情远远不是她所认为的那么简单）；她谈丁玲（“很有才气。当年胡也频出事，是她推动志摩去向邵洵美借钱，以资助沈从文陪伴丁玲潜逃”）。

有一次，陆老师精神很好，又谈徐志摩的诗，她即兴用悦耳动听的曲子吟唱徐志摩的名篇《沙扬娜拉》，使我对音韵声律之于诗歌的诠释有了特别深刻的领会。

陆小曼老师并非如世间普遍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流连舞榭歌台，耽于逸乐享受的风月女性。实际上她非常敏感，对所处时代的特质有深刻的认识。她关心时局，对日甚一日的思想禁锢十分忧惧，对文化被政治所扼杀更感到绝望。她认真地看报纸，看《参考消息》，关注着国际国内的大小政治动态，随时跟我讨论分析。她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方晦啊，这是一个不可随便说话的时代。最最要紧的是，自己内心的想法，千万不能公开乱讲啊。”

1960 年前后，消息传来，胡适在台湾参选“总统”。陆老师告诉我，中央和上海统战部的代表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频频来访，请她吃饭，并转弯抹角地问起她与胡适的关系、交情；还暗示，不妨通过香港的熟友联系联系，不必一刀两断老死不相往来，胡适是很有学问也很爱国的人……

陆老师并不理解这种动作的含义。她说，我既非政界要人，也非胡的贴近亲属。胡当选还是不当选“总统”，我起不了任何作用。但是，他们还是来找我了。

1949 年以后，陆老师基本上足不出户，息交绝游。熟友来访，只谈京剧书画，不涉国事。但是政治运动是逃不脱避不开的。

“反右”运动之前，上海中国画院内部举办一个画师作品展览。当时画院的画师无一不是上海乃至全国赫赫有名的大师级书画、金石艺术家。

陈巨来老师把存录了自己历年印章作品的一个长卷拿去展览。起先，那长卷展开的是他1949 年以后的作品：“毛泽东印”、“湘潭毛泽东印”、“朱德之印”、“故宫博物馆珍藏之印”、“梅兰芳印”等。这已经够风光够显赫了，但是他老人家还不过瘾，又悄悄把那长卷拉开一段，于是，“蒋中正印”、“张学良印”，“程潜之印”、“张大千印”等“反动历史”的痕迹就暴露无遗了。

“反右”开场，陈老师当然被“揪出”。陆小曼是陈巨来的三十年老友、同事，还是近邻，过从密切，陆小曼不发言批判陈巨来是无论如何“滑不过去的”。于是，几年之后，陈老师“解教”( 解除劳动教养) 归来，与陆小曼遂成陌路，还有深怨。

两位于我情同父母的师长竟被政治高压弄成了“冤家”，我心中极为难过。我对陈巨来老师说：“陆老师若不批你，她自己也完蛋了。”他说：“怎么可以为保护自己，牺牲朋友？”我说：“你在教养农场里好几年了，怎么还没懂得厉害？谁能对抗政治运动？谁敢讲义气保护朋友？”他不做声了。

过了一会，他又说：“别人揭我批我不关痛痒。小曼揭发批判我，就像尖刀刺在心脏上。你不知道，她揭发我十八条！十八条哪！”我说：“不管多少条，你们私下说的话她揭发了吗？别人不知道的事她揭发了吗？”他想了一会，说：“那倒是没有的。如果有，我恐怕枪毙加上活埋还不够哩！”我说：“那就是了。她是假批判呀。”

我又说：“陆老师一直很关心你。我每次看望你后，她总要问长问短，既问健康，又问心情。”他问：“陆老师还说过什么？”我说：“她是明白人，不说废话。她是记挂你的。”

这时，陈老师泪花涌动，大叫：“我冤枉小曼了！快陪我去见她！”我们一起往陆老师家去，还在楼梯上，陈老师就大声叫嚷：“小曼，我冤枉你了！我冤枉你了！”他俩虽未抱头痛哭，却也冰释前嫌，和好如初了。

1960 年之后，陆老师的健康每况愈下。之前，她还能梳妆打扮一番，去画院开会，步履尚算轻健。后来，可怕的气喘发作频仍，往往坐在床上，由阿锦阿姨在背后抱持着，伸直脖子，上气不接下气，喉间“呕呕”巨响，要大半小时方能平复，但那时已筋疲力尽，不复能言了。此后，陆老师是居家日少，住院日多了。

1960 年4 月，我父母被打成“历史反革命”遭逮捕和开除公职之后，被动员去西北沙漠开荒。

临行前我向陆老师告别。她除了泪眼汪汪之外，说不出一个字来。18 岁的我还未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也不认为会与陆老师暌别长久。我当时惊异于她脸上的惧怖之色，觉得是病弱使她经受不起任何波折。

两年后我回到上海，以为灾难已经过去，往日的生活又会回来，至少我又回到两位恩师身边。

万万料想不到的是，1964年9 月，我与几位常在一起畅叙的同学被打成“反革命集团”而遭逮捕。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不判不放地“闷关”四年之后，于1968 年的某日，在囚室里巧遇翻译家、新月派诗人孙大雨教授。大雨先生偷偷告诉我，两年多前他路遇吴锦，知悉小曼已去世了。那段时间，每当入晚，我就躲在被窝里无声哭泣。

在监狱服刑十六年零三个月之后的1980 年12 月，我被上海市高级法院宣告撤销“无期徒刑”的原判，改判“无罪释放”。回沪后，我重访陆老师旧居，却是不相识的人出来应门，一问三不知了。后来，我辗转找到了年愈古稀的阿锦阿姨和陆老师的侄女陆宗麟女士，知当年我的被捕使陆老师受到极大的打击和刺激，她忧愤惊惧过度，时常哭泣，遂至不起。阿锦阿姨还说，“文革”中陆老师的小小墓丘早被捣毁无遗，现在连祭祀一下和献一束鲜花的所在也没有了。

1988 年， 我与某友合作撰写了三十万字的《飞去的诗人—— 徐志摩传》出版。这是得陆老师生前的最大心愿，她曾嘱咐我协助她实现这个心愿。我与合作伙伴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完成了这一任务。我在心里用这本书来祭奠陆老师的在天之灵。

( 文章源自《文史博览》2012年第1期    责任编辑/ 亚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