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恋爱和婚姻都必须服从革命需要

互联杂谈

在《忆闻》国庆特辑《圣人光环背后的白求恩》里，阿忆老师提到了一件事，白求恩到延安后，组织上想给他配备一位临时夫人，但被他断然拒绝。很多人肯定会很惊诧，夫人还有临时配给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给来访延安的外国友人配备临时夫人，在当时是惯例，当年的人并没觉得有多稀奇。毛泽东问，要不要给白求恩配备临时夫人，口气是相当平淡的。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也写过，毛泽东曾问他，是否需要一个伴侣。

2006年，在延安工作过的老革命沈容推出《红色记忆》，里面就描写了临时夫人制度。据说，有2位在延安工作的苏联人，要求组织给他俩找2位临时夫人，婚姻只限在延安期间有效，后来两人如愿以偿。

这两个苏联人离开延安回国，两位夫人任务结束，组织每人发给了一笔复员费，沈容的同伴们还去打这笔复员费的秋风。

其实，临时夫人制度起源于江西瑞金，那时德国人李德受共产国际派遣，担任中共军事顾问，他刚到瑞金时，以为跟他过去参加过的军队一样，可以找到随军女人，但他发现中国红军没有，这令他万分苦恼，于是他要求苏维埃政府必须提供一名女性陪睡，博古不好拒绝，就以组织名义出面，一番说服教育后，把女战士肖月华配给李德。

 在延安时期，李德又看中了和江青一起来自上海的漂亮女明星李丽莲，想让李丽莲做夫人，肖月华找毛泽东哭诉，毛泽东说，“博古对李德言听计从，要什么给什么，要女人就把你送给了他，才造成这样的不幸”，但也没办法，只能承认了既定事实。

李德1939年返回苏联时，曾请求把李丽莲带走，但因为没有护照和签证，李丽莲未得批准，所以当场晕倒。此后，李丽莲和李德，再也没见过面。

野坂参三是日本共产党的创始人，他来中国之前，把妻子留在了莫斯科。到延安之后，按照惯例，他配备了一位临时夫人，叫“庄涛”，会说流利的日语。野坂参三很早就对庄涛说过，我们的恋情是没有结果的，你不过时延安为我找的临时夫人和性伴侣。两人虽然相处甚欢，但最后，野坂参三还是告别庄涛，回到自己夫人身边。

洋记者卡萝尔·卡特在《延安使命》里描写过野坂参三和24岁的庄涛的生活情形：“他是一个和善、说话轻柔的人，有一双清澈、洞察一切的眼睛。他来中国时，他的妻子留在了莫斯科，因此在延安时他与一位很有活力的中国女子一起生活，这名女子会说流利的日语。

他们有一栋普普通通的新建造的石头房子，四周是大的菜园。他的研究图书馆建在房子后面一座陡峭山上的窑洞里，可以俯视下面的一个小山谷。他的‘日本研究小组’就住在邻近图书馆的窑洞里。”

当时，延安人对临时夫人制度见怪不怪，和他们的婚恋观有很大关系。那时候，恋爱和婚姻都必须服从革命需要，“一切行动听指挥”，恋爱可以自由，结婚必须批准，打胎需要组织部介绍信，首先是革命同志，然后才是生活伴侣，对那些临时夫人来说，这一切，都是当做革命工作来完成的。

不光临时夫人，正式夫人也是组织分配。1937年，22岁的长征女兵王定国被分配给54岁的谢觉哉，组织上告诉她，这是一项庄严神圣的革命任务，王定国爽快答应“保证完成任务”，然后打起背包，走上夫人岗位。邓小平与卓琳也是如此，邓小平从前线回延安，一眼相中大学生卓琳，留下一句话，“请帮忙做做工作”，于是组织出面，卓琳虽嫌邓小平个子不高，但还是嫁给了他。

那时候，干部中有很多是一夫二妻，组织上也相当宽容。谢觉哉就说过：“一人二妻，革命干部中颇多有，因战争关系，原妻阻隔不能集合，不能以重婚罪责人。一旦相遇，只要他们自己不发生龃龉，旁人何必多管闲事。必离其一，必有一方失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