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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凡是“怨谤”罪，一定有人告发。告密者或挟私报复，或邀 功求赏。在君主专制下，皇帝缺乏正当的信息来源，这种行为受到鼓励是必然的。不过汉朝的告密比起后来武则天，乃至雍正时期严密的特务机构还是小巫见大巫。
这种对官员进行特务侦察的制度如何发展、“完备”起来的，值得设专题研究。
4）酷吏与酷刑。
汉朝的“廷尉”十分厉害，其职务是逮捕和审讯获罪的大臣。皇帝下令交廷尉审讯，理论上尚未定罪，但事实上凡下狱的，都免不了严刑拷打，不问
成死罪也很少能生还。所以大臣为免受辱，自杀的很多。有两人得幸免的，一是萧何。他因建议把猎苑的空地改为田地让老百姓耕种惹怒刘邦，被下廷尉，“械系 之”（戴枷）。幸亏有人为他说情，得赦免。另一位是周勃，尽管他助刘家除诸吕，但文帝刘询刚一坐稳帝位就罢相，回封邑后有人告他谋反，交廷尉审讯。周勃以
千金贿赂狱吏，才得以免遭酷刑，狱吏还暗示他可以通过公主疏通，公主就是周勃的儿媳，薄太后之女。最后薄太后亲自说情，得免。周勃出狱后感慨说，我身经百 战，却不知道“吏”的厉害！实际上主要还因为他是皇亲国戚，没有这层关系，“吏”也不会出这个主意，文帝也不会手下留情。后来“下廷尉”的就没有那么幸运 了。
武帝专用酷吏，有时皇帝做“好人”，认为可以免死，廷尉却坚持“按律当斩”，替皇帝做恶人。张汤就是有名的“酷吏”，而他自己也没有好下场。在他以后，一个比一个更残酷，以至于人们倒怀念起张汤来，认为他虽严酷，还有法度，越到后来，越发残酷无边。
也有不肯自杀的，如哀帝时的丞相王嘉，因为封还皇帝为宠臣董贤加封的诏书，“帝怒”，令廷尉捕他入狱。他的手下准备了毒药，哭着求他自杀，
连廷尉都劝他自杀，他偏不肯。自己去公堂对簿，认为可以自白，结果“帝大怒”。在这种情况下，廷尉即使明知他无罪，也不可能做出公正的判决。最后他还是自 己找出罪名；“身为丞相，不能进贤、退不肖，罪当死”，绝食二十天，呕血而死。
5）武将获罪多因战败或杀敌不力，多在武帝时。如几名守边的太守或因匈奴入侵，或因南越王反，战败，以“畏懦罪”被诛。
名将李广之死是最大的悲剧。他立功无数，却不得封侯，最后因迷路失期，当“下吏”，他受不了这种屈辱，自杀了（这又是一个被审讯之前先自杀
的例子）。关于李广的悲剧，《史记》“李将军列传”写得非常精彩，司马迁对他寄予无限同情，以曲笔为其鸣不平。本人多年前曾有文章论及。不知为什么电视剧
要把他处理成战死疆场，从本质上改变了整个事件的内涵。
至于在战争中投降，留在后方的家族必遭族灭。李陵之降匈奴，连武帝自己也心里明白是兵力众寡太悬殊，并暗中有后悔自己调度不当之意，因此派
公孙敖深入匈奴争取李陵回来。公孙敖没有完成任务，却根据错误情报告李陵教匈奴为兵以备汉军。武帝一怒而族灭其全家。后来才知道弄错了人，那是另一名降将 李续，并非李陵。但李陵从此断了归路，几代名将世家从此败落。
6）其他。
皇帝喜怒无常。今天被重用，明天获罪是常有的事。例如武帝特别迷信方士。宠信一段时期，发现不灵验，就杀掉，然后再找一个。在这过程中，反
对方士者先被诛，逢迎、依附方士者后被杀。例如丁义因推荐方士栾大而封侯，不到一年，发现栾大所言不实，与栾大一起被腰斩。江充更是被宠信到酿成大祸，然 后族灭之，与他勾结的宦官苏文则当众烧死。弱的皇帝受制于权臣，有时也想借不肯依附权臣的刚直之士改变处境，顶不住权臣的压力，出尔反尔，反过来诛杀这些
忠贞之士。元帝时的张猛、京房，宣帝时的王章都是这种命运。不过多数权臣、宠臣最后也没有好下场。
有一个常见的词：“上切责之”，即受到皇帝严厉批评，这一批评，就足以使人自杀。例如宣帝时的尹忠，因提出的方略“疏阔”，“上切责其不忧 职”（即批评他不够敬业），就这么点事，自杀了。平帝末年，公孙闳被杀是因为王莽已决定篡位，逢迎者都献祥瑞，唯独他言灾异。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在这种
情况下，在朝为官要保全性命只有练就揣摩上意的高超本事，但这是十分困难的学问，因为“从来天意高难测”！
（三）帝王的“人才观”
“武帝求贤诏”，一共不到一百字，是古文简练的典范。“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更是脍炙人口的名句。我少时读时就留下汉武帝“求贤若 渴”的印象，并且以为这是武帝刚即位时下的诏。后来才知道，那是在晚期，“以名臣文武欲尽”（差不多被他杀光了），才下此诏。而且还责成二千石以上的官员 都要推荐人才，否则就是失职（说不定某个人才又要因没有推荐人才而获罪）。武帝后期诛杀日益频繁，他巡游无度，走到哪里，哪里的太守就遭殃。丞相一个接一
个获罪，有的任职不到一年。及至公孙贺被任命为相，吓得不敢接受，“顿首涕泣不肯起”。最后被迫接受，出门说：“我从是殆矣！”他在位居然维持了十三年， 结果还是因儿子犯事，父子同死于狱中，而且又是灭族。
在此之前，汲黯就曾劝过武帝，大意谓，你下很大功夫求贤，却没有尽其用就杀掉了，“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还有谁与你共治天下？他言辞剀
切，而且很激动。汉武帝付之一笑，说了一段绝妙之词：“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才？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
才同，不杀何施！”他为自己的“慧眼”而得意：不怕没有人才，就怕不识货，既然不能尽为我用，就等于无才，不杀又怎地？杀了再去招就是了。一般人读“求贤 诏”不大注意其中一句话：“泛驾之马，异之士，亦在御之而已！”与武帝回答汲黯的话联系起来看，再清楚不过：所谓人才不过是供驱使的马而已，而英明伟大的 帝王就是什么马都能驾驭的御者，一不顺手，杀掉自不足惜。汲黯是唯一长期在皇帝左右的直言之士而竟然能全身善终的。连武帝自己都觉得难得。不过最后还是把
他从身边支走，派他到外地当官。汲黯还不情愿走，说这样皇帝身边就只剩下阿谀逢迎之士了。殊不知，武帝对他的容忍大约已经达到极限，从身边支走是出于对他 的爱护，免于有朝一日撞到自己刀口上。汉武帝有充分自信，能把话说得如此透彻，他高度概括了历代帝王的人才观。而在“士”这边，也就真的把自己当作马，甘 当驯服工具了。
（四）对人命麻木的历史观
中国历史书上充满了“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一类词，已经不大引起注意。一个“族”字当动词用，意味着至少几百口人糊里糊涂被夺去生命，
连婴儿都不能幸免。动不动就株连十几家，那就是以千计了。腰斩、凌迟、杖毙……对于受之者是怎样的惨痛，读史者也很少停下来想象一下。大臣一旦获罪大多是
死罪，很少有期徒刑。最轻的是“废为庶人”，或出钱“赎为庶人”。但是如前所述，回家当老百姓也往往不得始终，遇到有人告发，还不免一死。死刑以下有流
放，或者肉刑，即砍掉肢体和器官：如黥、劓、髡、刖、笞等。文帝有一项“仁政”，就是部分地采纳贾谊的建议，废止肉刑。贾谊认为公卿大夫既然被任命管理百 姓，就应该有尊严，即便获罪，也要待之以礼，可以罢官、赐死、甚至灭族，但要存体面，不能动不动就割鼻子、砍脚，一个小吏也能对他进行人身侮辱，或“弃 市”（在闹市当众砍头），否则上下都不知廉耻，也不利于获罪者以后改过。这其实就是“刑不上大夫”的原意。这“刑”是指侮辱人格的肉刑。文帝只是废除了一 部分肉刑，剃光头、打板子与“弃市”还是保存下来。而打板子更变本加厉。例如该削鼻子的打三百，该削左脚的打五百等等。但是真的挨了这么多鞭子的人很少能 活下来，所以人称文帝此举“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到景帝时再发一次慈悲，减笞五百为三百，笞三百为二百。这种刑罚不但肉体痛苦，而且侮辱人格。“士 可杀，不可辱”，所以大臣自杀的多。也因此才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解释自己何以受腐刑之大辱还没有自杀。有讽刺意义的是，那任少卿（任安）自己还来不及自
杀，就给腰斩了。
还有一项是吃人。撇开灾年百姓“人相食”的惨状不谈，汉高祖刘邦的刑罚之一就是“烹”。彭越被煮熟后剁成肉酱，还分给诸大臣吃。蒯彻、栾布 因各自与韩信和彭越有旧，也差点被“烹”，汤锅都煮开了，幸亏两人都善言辞，危急中凭三寸不烂之舌自辩，从沸汤锅边拣了一条命。项羽要“烹”刘邦的父亲， 刘邦耍无赖，表示可以吃他父亲做的肉羹，更是尽人皆知。至于敌人，根本不必以“人”对待之，汉朝武将评功是以敌人头颅数目计的，杀人不够数目，不论战功的 意义多大，都不能封爵。对敌人“食肉、寝皮”从来都被认为正当的。“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传唱至今。所以对鲁迅《狂人日记》中的“吃人”，不 仅作象征意义上封建礼教杀人的理解，实实在在的吃人是堂而皇之载入史册的。
对有些人说来，这些都是“支流”“末节”，并不妨碍“盛世”帝王的文治武功，漪欤修哉！诚然，历史就是从野蛮一步一步发展到文明社会的。革 命导师说过，奴隶社会无论怎样残酷，也比田园诗般的原始公社要进步。我们自不必苛责于古人。而且事实上君与臣，杀人和被杀与个人品质关系不大，“明君”与 “昏君”都杀人；“忠臣”与“奸臣”都被杀。但是时至今日，我们该怎样看待这一血腥的“支流”“末节”呢？是否能够视而不见一味歌颂那“雄才大略”？或者 仍然以“自古以来”就是“和为贵”自诩，并认为可以以此拯救未来的世界？历史观和现实世界观是分不开的。我们需要继承什么样的传统？作为现代人，应以什么
标准衡量治国的成败，歌颂什么样的“盛世”？
总之，转到“以人为本”的历史观、世界观，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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