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刘允斌：刘少奇的长子在文革中惨死

刘允斌（1925—1966年）是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的长子，本来也属于‘红色贵族’人物。可是他生不逢辰，恰恰出生在极其紧张而又危难之秋。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安危系于一旦。因此，刘少奇夫妇不得不把两岁的儿子送回湖南宁乡县老家寄养。1938年7月，中共组织把母亲早已牺牲的刘允斌接到延安与父亲团聚。这年秋天，13岁的刘允斌入延安保育小学读书，心灵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滋养。一年后，中共决定选送一批领导人的子弟去苏联留学。因工作繁忙无暇照料孩子的刘少奇，将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送上了赴苏的飞机。1939年11月，刘允斌等到达苏联莫尼诺，在那里就读一学期后，搬到距莫斯科300公里的伊万诺沃市，进入由苏联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主办的国际儿童院读书。不久，苏德战争爆发，苏联的物质条件逐渐恶化。伊万诺沃市民每天只能领到几两黑面包，冬天里没有取暖的煤和柴。在国际儿童院学习的刘允斌每顿只能用半片面包、几个蘸盐的小土豆果腹。然而，刘允斌的热情不减，仍然情绪饱满地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开荒种地、伐木、搬运木柴等劳动，并主动为前线将士献血……表现突出的他被选为国际儿童院学生会负责人之一。不久，刘允斌加入共青团，担任国际儿童院团组织负责人。

成绩优异的刘允斌高中毕业时，考虑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工业，而钢铁工业在整个工业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于是考入莫斯科钢铁学院冶炼专业。跨入钢铁学院那年，品学兼优的刘允斌加入了苏联共产党。

美国爆炸第一、第二颗原子弹4年后的1949年8月29日，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才试爆成功。关心时政的刘允斌注意到，苏联原子弹爆炸成功，立刻迫使美国对苏联的强硬政策缓和下来，并在国际关系中产生了连锁反应。在观察和思索中，刘允斌认识到：原子弹不仅能改变战争的结局，而且可以影响人类的命运：原子弹可以给人类带来灾难，也可以给人类带来和平与幸福！

刘允斌的想法得到许多同学和老师的支持，他做出人生旅程中第一个重大选择：改学核专业，搞核研究。从莫斯科钢铁学院毕业的刘允斌转入莫斯科大学，成为核物理系的研究生。1955年毕业，获副博士学位。

颇为赏识刘允斌才华的苏共高层领导人用优厚待遇和条件挽留他，但刘允斌却说：“我始终把苏联当成我的第二故乡……我不能不回去，因为我那贫困的祖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我。这大概就像你们对待自己的祖国一样，这种感情相信你是会理解的。”为了回国，他还不得不与不适应中国生活的苏联妻子离婚。

1957年10月，32岁的刘允斌毅然踏上回国的旅程。不久就被分配到中国原子能研究院四○一所。该所设在距北京50多公里的郊县。在那里的人们常常看到一个人，沿着宿舍——食堂——研究室的固定路线匆匆而行。食堂的师傅们注意到，他常常一次买足一天的饭菜，钻进研究室就不再露面。围棋桌前、乒乓球室里、运动场上都很少见到他的身影。周围的人发现他的皮鞋不亮了、头发不光了、衣服不整了……后来，人们终于打听到：此人乃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长子刘允斌，在热核材料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成就、对中国核能研究有突出贡献，获得国家授予的副研究员技术职称，是中国年轻的核专家。

1957年，原子能所研制成功第一台能量为2.5兆电子伏特的质子静电加速器。1958年，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第一台回旋式加速器开始运转。新中国的核事业在艰难中起步、拓展、前进！作为核专家的刘允斌，为中国的核能研究、核工业的起步奉献了智慧与辛劳。

1959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相关技术资料。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中国人喊出了“发愤图强、自力更生”的悲壮口号，来激励人民，众志成城，以加速这方面的工作进度。

1961年，原子能研究一院部分科研人员调入中国核燃料组件厂，刘允斌所在的原子能四○一所组件工艺室并入该厂，成立第二研究室。刘允斌奉调前往中国西部二○二厂组建第二研究室，负责热核材料方面的研究工作。

二○二厂位于横亘中国西北部某高原的大山脉中，一条僻静的公路连接山外。1962年隆冬，一辆轿车载着年轻的刘允斌一路颠簸来到这里。不久，他被任命为第二研究室主任，即同其它负责人一起，全身心投入研究和组织工作。

刘允斌对原工程方案深入研究后，与汪德熙教授等人提出了新方案。在新方案的实施过程中，刘允斌终日忙碌、头发蓬乱，一双磨掉毛的翻毛皮鞋从未脱下来，一件蓝布上衣伴随他度过了春夏秋冬。日常生活更随便、自然，没有一点专家的架子。除要事外，他很少乘轿车去厂区上班，总是背着装有饭盒的黑色书包，同普通工人一起匆匆行走在崎岖的厂道上。在物质生活上非常随便的他，在工作上却一丝不苟。科研攻关时，在研究室里一呆就是十天半个月。饿了，到食堂打些饭；困了，盖上大衣躺在办公室里睡。再婚的妻子李妙秀生孩子那天，正值刘允斌科研紧张之时，他买了大堆营养品回家，拜托护理人员照顾产妇，亲了亲宝贝，安慰妻子几句，就匆匆赶回厂里。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蘑菇云在中国西部戈壁滩腾腾升起。巨大的爆炸声惊天动地，强烈的冲击波撼动整个世界！喜讯传来，刘允斌全身热血沸腾，纵情欢呼：“爆炸了，中国人研制的原子弹终于成功了！”他和所有参加核研究、核试验的科研工程技术人员、工人群众一起，沉浸在欢乐和幸福之中！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其间蕴含着刘允斌的智慧与奉献、奋斗与牺牲、欢欣与艰苦。

如果这样一直发展下去，刘允斌的前途真是无可限量，可以说是前程似锦，一片辉煌。

但是，历史老人太喜欢作弄人了。毛泽东忽发奇想，要搞一个“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而且第一个目标不是别人，恰恰就是他的亲密战友、被指定的接班人刘少奇。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刘允斌的命运在劫难逃。他很快就被下放劳动。虽然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是他诚心诚意地接受监督改造。他想：自己曾长期生活在已变“修”的国家，也许自己真是沾染上意想不到的需要改造的东西，也许这场运动真的是为了革命的大业永不变色，于是，他努力使自己在思想上转过弯来，积极劳动。打扫卫生时，每个角落、每个垃圾点都认真清扫。掏污水沟时别人休息了，他仍大汗淋漓地干；搬砖时手都磨破了，找块旧布包上继续干……

越来越消瘦的刘允斌拼命干活，常常累倒在工地上。监督他劳动的工人冬天里仍然穿着单鞋，他从家里拿来新棉鞋递上……尽管这样，周围的人还是渐渐疏远、回避他。沉默的刘允斌尽量少与别人接触、说话。工休时独自躲到一边，在僻静处蜷曲着身子躺下。心情十分烦闷时，就将工作服遮在脸上，时而拉开衣角凝视着天空发呆。

当他劳动后回家时，憔悴疲惫的妻子迎上来，刘允斌心里涌起不可名状的痛苦和彷徨。他强咽下苦痛，装出笑脸宽慰妻子：“我相信，这一切会过去的，误会定能解除！”

形势的发展，远非如刘允斌所预想的。刘允斌所在的第二研究室属国家机密单位，周恩来一再指示不能乱，责令其造反派头头赴京汇报。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整个民族和国家已陷入疯狂和混乱中，二○二厂这个孤岛也不能幸免。随着运动的推进，全国各地、各种报纸载文诋毁刘少奇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父亲刘少奇倒台了，刘允斌被挂上“刘少奇的黑孝子”、“苏修特务”、“走资派”等牌子，戴上高帽子接受批判、遭遇皮肉之苦、忍受人格侮辱……面对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批斗和无理追问，刘允斌只能忍受，强咽苦水；既不能辩解，也不想辩解。他知道，在这个时候无理可讲。辱骂、唾沫、拳脚、棍棒终日袭来，时时相伴。他明白在北京的父亲刘少奇和继母王光美的处境不会比自己好多少，甚至更难；几个弟妹也难免和自己同样的遭遇。

这天，又一次挨了批斗的刘允斌步履踉跄地回到家里，妻子拥抱着满脸伤痕、浑身血污的丈夫不禁失声痛哭：“允斌，那些人为什么要如此摧残你？你……”泣不成声的李妙秀为丈夫擦去血迹，抚摸着伤痕，极度痛苦。“妙秀，我让你受牵连了，真对不起！”忍着疼痛的丈夫挤出一丝笑容，噙着泪说，“不要难过，你还记得普希金的诗句吗？”两人轻轻吟诵：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伤心，也不要抑郁。……

相信吧，那光明的日子就会到来！

“是的，‘那光明的日子就会到来’！”李妙秀哽咽着、重复着，把痛苦和希望寄托在美好的诗句中。凝视着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妻子，刘允斌感到抑郁的心里忽然射进一丝阳光，淌着鲜血的心灵得到一点慰籍，绷紧的神经顿感放松！

不几天，刘允斌被造反派挂上黑牌，强行推上汽车，押解到十几公里外的市区游斗。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刘允斌的心彻底破碎了！

1967年11月21日，风雪之夜，刘允斌拖着饱受摧残的身子回到家，妻子迎上来，拂去丈夫浑身的雪片。看着新伤旧痕累累、被凌辱、受践踏的丈夫，作为妻子却无力排忧解难，她痛苦的眼泪似决堤的洪水，肝肠欲断、心如刀绞……

夜深了，刘允斌和衣躺在床上对妻子说：“我来到世界上42年，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对不起的是你跟着我受了这么多罪，你把两个孩子拉扯大我就无憾了……”刘允斌的话格外多，李妙秀以为这是他对过分痛苦的吐露和宣泄。夫妻俩回忆前天、昨天、寄托明天，谈得很多、很久…….

不知过了多久，从墙壁缝隙吹进的寒风惊醒了李妙秀。发现丈夫不在家，顿感不妙。她急忙跑到保姆家叫上王大爷，四处寻找…….天亮了，人们在家属区北面的铁路轨道上发现了刘允斌的遗体。

42岁的刘允斌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造反派在他诸多罪名中又加进一条：“畏罪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编者按：刘允斌是高干子弟，为什么还要收入其事迹呢？首先因为他是科技精英；其次，他是被政治运动所毁灭的，这两条都符合入选本书的标准。此外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他是刘少奇的儿子，而刘少奇曾经是中共的高干、毛的接班人；但后来失宠了，被毛泽东视为最危险的敌人，必欲除之而后快。这就雄辩地说明：在极权专制制度下的政治游戏规则：成王败寇，你死我活。在中国历史上这类‘游戏’不断地上演：秦二世的“沙丘之变”、唐太宗的“玄武门之变”、宋太祖赵匡胤和其弟赵匡义之间的烛影斧声迷局、明英宗的“夺门之变”……等等。到了中共，也未能改变这种残酷的游戏规则。与之相对照的是西方法治社会下的政治游戏规则：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甚至可以成为新的合作伙伴（例如希拉里曾经和奥巴马竞争总统候选人资格，失败后却可以被邀请担任奥巴马总统的主要助手——国务卿）。比较之下，优劣立现。

还有另一层意义：想当年第一个提出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的是刘少奇。1945年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在大会的‘政治报告’里曾104次用热情洋溢的语言提到毛泽东的名字；更早一些，在1943年3月2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新的书记处。又是根据刘少奇的提议：会议所讨论的问题，毛有最后决定之权。还有：到了建国后，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有段时间对毛不满，就公开散布毛那些风流韵事。刘少奇知道后下令‘把叶子龙枪毙了’。可见刘是多么热衷于对毛‘忠心耿耿’。所有这些，雄辩地说明：造神运动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恰恰就是这位‘二把手’。中国有句俗话：请神容易送神难。神既然稳稳地占据着要害位置，就害怕别人早晚觊觎这个位置，当然要不断地清洗、消灭所有可能威胁自己的、潜在的对手，并祸及子孙。看来，这个悲剧的祸根正是刘少奇当年自己埋下的。如此说来，刘少奇算是自作自受了，而且祸及下一代——无辜的刘允斌。这些道理正是本书收入该篇的深层意义。】

【补白】

中国所有参加革命的人，解放前，没有一个是为建立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而奋斗的。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