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巍青：面对土壤污染　政府假话真话都不说

领导们经常喜欢说一句话，叫做“守土有责”。也就是要求大家把自己的工作看得像保卫国土一样神圣，一样责任重大、不容有失。这样来提升责任感，当然没错。不过糟糕在于，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角度来看，真实意义上的大片国土，其实已经“沦陷”了。“守土”二字，现在变得令人尴尬、沉重和酸楚。

　　南都周刊报道，这里说的“沦陷”不是说外敌入侵攻城略地，而是说土壤污染。农药、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重金属、垃圾，甚至放射性材料等等，经年累月在地表和地下堆积渗透，发生各种物理与化学变化。这一切像鬼子悄悄进村，“打枪的不要”。结果是家园被破坏，带来各种风险，例如食品和水被污染，癌症发病率上升。这样的情形表明，国家安全的概念内涵已经发生重大改变。遥远的钓鱼岛归谁，是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几乎没有直接关系。而土壤污染却令人惊觉，如果土地和环境不可遏止地被毁坏，那我们的生活和健康都已经不安全。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模型，温饱问题解决后，人们需要安全。这是一种普遍的心理动力，大家迫切想知道，哪里是“沦陷区”？哪里才安全？

　　北京律师董正伟向环保部申请公开全国土壤污染数据信息，等于在问这个问题。然而环保部的答覆却是不予公开，理由是这个信息属于“国家秘密”。此言一出，舆论大哗，都觉得这太不合常理，太荒谬了。这岂不等于说，在与环境污染的战争中，哪里是“沦陷区”，环保部知道，但不告诉你。本来，避开危险，寻求安全，是人的一项本能。而德国当代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说过一个激进的观点：在复杂社会中，由于信息垄断和知识垄断，公民无法对自身处境之危险与否做出判断，其判断的能力和权利被剥夺了。环保部的回答，证明贝克是对的。

　　平心而论，以“国家秘密”的说辞做挡箭牌，不是因为环保部官员比其他官员更加官僚，或者更没有良心。之所以不愿意公开污染数据，无非还是担心引发公众恐慌和社会动乱。然而历史经验证明，隐瞒信息才会给公众带来更大的风险。

　　2003年的“非典危机”中，当时的卫生部长在疫情与死亡人数上公开说假话，还拍胸脯承诺安全。这样做的动机是避免社会恐慌，实际结果却是导致更多的人在无知中被感染，疫情扩散，死亡更多。前车之鉴，今天在土壤污染问题上，环保部并不打算说假话，污染是不能否认的。但是把污染数据当做国家秘密，表明环保部也不打算说真话。十年之间，政府在信息公开问题上“看起来”有进步，实际的进步大概只有一厘米。

　　环保部本来是推动环境信息公开的旗舰，也做过大量的积极努力，为什么现在变得保守起来了呢？一个推测是，土壤污染以及其他污染的情况已经太严重，各种连锁后果难以估计，自己都被吓住了。如果真是这样，那就证明了，没有信息公开，没有公众知情权，没有全社会的关注和监督，污染将不可控制，只会愈演愈烈。所谓避免社会恐慌，就变成了击鼓传花的时间游戏。每个人都知道，“那个后果”必定出现，但每个人的策略都是往下传递。

　　现在的情况是，面对土壤污染造成的“国土沦陷”，政府部门既不说假话，也不说真话，大家都玩击鼓传花。这样一个困局，究竟有没有可能打破、怎样才能打破呢？

　　应当承认非常困难，积重难返。但是，至少有两个方面，我们应该努力。第一，尽快公开土壤污染数据。环保部和国土部于2006年开始组织了全国范围的土壤污染调查，调查已经结束。由于事关人民的切身利益，这个调查数据应该对公众公开。如果说，为了保证结论的科学严谨，还需要时间对数据做更多的研究分析，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也应该公开进程信息，让大家知道整个时间表和路线图。

　　第二，坚决阻止土壤污染状况的进一步扩大与恶化。这不妨借鉴香港对奶粉问题的处理经验：一切措施，优先尊重妈妈的利益和感受。在涉及土壤污染的问题上，存在着“最脆弱群体”，最容易受损害。必须优先尊重他们的利益和感受，才有可能阻止进一步污染，并赢回时间，处理已有的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