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之那一代演员

□   顾    土

于是之是当之无愧的艺术家，论人品、论艺品，都是当代中国艺术界的典范，但他更喜欢自称“演员”，因为演员是他的职业，也是他的生命。

1980年代，我与于是之先生有过数年的交往，那时曹禺先生是北京人艺的院长，于是之是第一副院长，主持日常工作；而我则是《人民日报》文艺部的记者。为了增加戏迷与剧院的交流，在于是之先生的推动下成立了“北京人艺之友联谊会”，我有幸成了最年轻的理事。理事有理事的好处，无论老戏新演还是新戏初演，每位理事都会获得一张赠票。但赠票也不白赠，戏一散场，我们就会被引入剧场里的会议室，谈谈各自的观后感。我好发议论，没大没小，逢场必言，于先生侧身静听，笑眯眯的那张脸让我有了胆量。导演夏淳个头不高，每次都是挺直腰板望着我，还时有鼓励之辞。林连昆先生后来也当上了副院长，一进门，先扫一眼我们这些理事面前的茶几，然后便京腔十足地大声说：“怎没水果啊？上点儿水果，啊！”林兆华导演通常是在走廊里和我交谈几句，也总要我多提意见。

除了座谈会外，于是之先生在剧场里、走廊上，只要遇见我，也会站在那里，和我聊聊文化环境。有一次，外部环境又开始紧张起来，一位领导来北京人艺看戏后稍带着批评了人艺：“北京人艺的戏也不能保证都没有问题。”事后于是之先生叨唠了几句，当时与我一起听他叨唠的还有另一家新闻单位的一位摄影记者。这位记者走后，我赶紧告诉于先生此人是谁的女公子，他眯缝的眼睛顿时睁大了许多：“啊，啊，是吗！是嘛！”那一晚，他恐怕受惊了两次。

我有事也会打扰于是之先生，有些海外演出商、艺术家想见他，托我转达，他是有求必应，还将周日的时间腾出来接待我所介绍的客人。一次，他也有事找我，原来是有两封信让我转交，一封是他写给杨尚昆主席的，一封是曹禺先生写给杨白冰主任的。信没有信封，他的意思是让我也看看信的内容。两封信说的都是人艺在北京灯市口的一处宿舍即将被占的事情，因为事关军队，所以想请军委领导出面解决。在他写给杨尚昆主席的信中，好像还拉了几句家常，因为杨主席夫人李伯钊曾任北京人艺的院长，也是歌剧《长征》的编剧，于是之先生在其中出演过毛泽东，两家之间可能还有旧谊。我当天下午就将信送到了杨白冰主任府上，晚上杨主任见信后打来电话，说一定会妥善处理此事。果然没过几天，事情便顺利解决了。

最近，于是之先生走了，而我与他也多年无缘相见了。其实有熟人曾告诉我，即使见了，他也未必能认出我。他退出舞台后一直为病所困，这让想念他的人心痛不已。

20世纪，劫波滔滔，这也深深影响了成长在这一世纪的演员们，其中的话剧、影视演员知名度最高，影响更为明显。我以为，在话剧舞台、银幕荧屏中，20世纪下半叶有两代艺术家的艺术生涯值得总结。

一代出生于1920年之前，如赵丹、金焰、金山、石挥、陶金、冯喆、项堃、舒绣文、白杨、上官云珠、张瑞芳等，秦怡虽生在1922年，但从艺术生涯看，也属于这代人。他们早在1949年前就已享有声誉，最先成名于话剧，继而驰骋影坛，拥有了足以令一生自豪的代表作，而且这些作品可以跨越任何时代，不受历史的局限。1949年后，他们又能成功转型，继续塑造了一大批应和时代、深受观众喜爱的形象。只有一位演员石挥，1957年即遭厄运，1949年后的作品很少，但至少还留下了《我这一辈子》这部电影，铭刻青史。赵丹、项堃、张瑞芳等人由于在银幕上的演出，更是达到了无人不晓的程度。我尤其佩服冯喆，那样的出身，那样的经历，居然饰演《南征北战》的教导员、《铁道游击队》的政委，也是有模有样，而主演《桃花扇》，依然形神兼备，角色转换自如，演技可谓炉火纯青。可惜，这位为新中国银幕贡献卓著的影人，并未见容于他所献身的群体，最后惨死于“文革”。

1949年开始，这一代艺术家基本遵循着过去的老路数，因为影业公司还是属于旧时代的，如《我这一辈子》《武训传》等。但随着私营并入国营，随着意识形态色彩日益强烈，尤其是阶级斗争主导一切以后，他们的表演便开始与作品一样，越来越脸谱化，不是拔高就是妖魔化。他们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原本就属于左翼，或本身就是“老革命”，所以往后的表演也主动紧随社会步伐，让自身的“革命化”不断加码。只是到了“文革”，才被更革命的时代所抛弃。在银幕上，越革命往往就越显得舞台化，戏剧表演的色彩过浓，因为传统舞台原本就是个脸谱的舞台，敌我分明，忠奸易辨，更能突出“高大亮”和“矮小暗”，也容易塑造英雄挺胸抬头、器宇轩昂的那一面。其中赵丹最为典型，一直演到了许云峰，上刑场犹如京剧的走台步，讲话充满舞台腔。

这一代艺术家都天真、痴迷、无怨无悔，即使饱受屈辱，身陷囹圄，平反后也依然对他们曾经向往的世界充满憧憬。只有赵丹临终前的遗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算是一种反省，事实上也不过是几句逆耳的忠言而已。“文革”后，他们中间得以幸存的人都想重返舞台或银幕，个个跃跃欲试，但已力不从心，一是年纪大了，二是环境变了。赵丹重见天日后，一门心思想演周恩来，可最终也未能如愿，原因还在艺术以外。其他人不论表演还是创作，成功者寥寥，偶尔的亮点也是一闪而过，例如项堃（曾出演《南征北战》《烈火中永生》《火烧圆明园》等）。他们的艺术时代，其实随着“文革”的结束就已经完结了。

这一代演员最出色的地方在于深厚的涵养，中西兼备的才学，洒脱的人生体验，超凡的气质、谈吐、仪表，有的已成绝响。

于是之那一代演员，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话剧团和电影厂，但在北京人艺里聚集得比较多。与上一代相比，他们实际只晚出生了那么几年。别看就这几年，光景却大不相同。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尽管在1949年前就已经登上戏剧舞台，可还没来得及出名；而有的来自“根据地”，所以名气也有限。不过，他们尽管没有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走红舞台、驰骋影坛的辉煌，却有50年代和80年代这两段大放光彩的艺术时期。50年代是因为阶级斗争思维还未发展到极致，80年代是因为反省和发展成为社会主流。这两段历史时期的作品也分两类，一种是跨越时代的，一种是时代局限性极强的。50年代超越时代的作品很少，这是环境所限；80年代就相对多一些，这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演员当然也受制其中。如果撞上那种时代局限性强的作品，表演固然优秀，但整个作品一旦时过境迁，就很难再引起共鸣。于是之扮演的余永泽，其原型是张中行老先生，历史证明他并非时代的落伍者，而且还“笑到了最后”。假如遇上了像《茶馆》这样的作品，那就是演员之福了。北京人艺的一代艺术家都因为这出作品的不朽，而在中国舞台留下了永恒的形象。

老舍创作于1957年的三幕话剧《茶馆》并不切合当时的社会主旋律。依据那个时代的政治氛围，他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创作这种作品。仅三幕的三个时代背景，就远离惯用的历史划分，后来连周恩来都认定老舍选取的三个时代不够典型，应该写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可以说，这三幕的基调是黯淡的，哀伤的气息极其浓郁，满眼都是些旧时代的灰色人物。说是要表现旧时代的社会风貌也罢，说是意图写出葬送三个时代的深远主题也好，但《茶馆》实际更像是一曲历史的挽歌。上演后，在赞扬声外，批判的力量也不小。一位文化部领导就批判了北京人艺和《茶馆》，也有人看出了《茶馆》的挽歌情调而加以讨伐，还有人说这部戏没有党对群众的领导，小业主成了主角，流露出满清贵族的没落思想感情，等等。面对严厉的指责和一些人好心的修改建议，老舍表现出1949年以后少有的坚定态度。他不但写出了不合时宜、没有配合社会潮流的作品，还能固执己见，可见他对这部作品由衷的珍惜和守护的决心——他大概认为这才属于他自己。于是之在这部超越时代局限的作品里饰演了王利发，细腻入微地传递出这位茶馆掌柜无奈、感世、伤时的人物基调，成为他一生最成功的代表作。

除了英若诚那样的特殊背景，于是之这一代演员由于年纪、资历的原因，并非“文革”的主要对象，所以还算幸运，但也白白耽误了10多年。而这10多年本应是他们艺术生涯的最佳时期。好在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为话剧艺术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机遇，他们有幸赶上了。这个时代的电影和电视剧发展，也为他们提供了话剧舞台之外的广阔表演空间，知名度大增，仅北京人艺，就有林连昆、吕齐、英若诚、朱旭、董行佶、郑榕、李婉芬、蓝天野等一批人。且不说那些外国经典作品，其实只靠北京人艺演出的几部中国优秀原创，就足以让演员的形象不朽了。林连昆是其中的佼佼者——《绝对信号》《狗儿爷涅槃》《天下第一楼》等让他在80年代的戏剧舞台上光彩照人。而于是之的表演则显得没那么出彩儿，起码“形象”没留下来，人们似乎更喜欢看他重演《茶馆》的王利发，因为《茶馆》才是他的巅峰。这恐怕在于他主演的那几部中国原创话剧作品或者时代局限性过强，或者并不成功，演员的表演被作品所困；也在于他没有出现在一部家喻户晓的电视连续剧里——尽管因影片《秋瑾》而获得最佳男配角奖，但记住这部影片或他饰演的那个角色的又有几人？这一时期的于是之最出色之处实际在于他的职务——北京人艺第一副院长。那时他不时出席各种会议，人民大会堂的大会上，常常可以看到他端坐在主席台前列的正中位置，特别显眼。我曾对他说：“今天又在电视里看见您了！”他的回答很有趣：那是因为笔画少，才三划，排前面的只有姓丁的了。在他的主持下，北京人艺的发展迎来了又一个黄金期，一部部中外杰作登上了舞台，为中国当代戏剧史留下了珍贵的一页。不过，或许也正是他的职务，繁重的领导工作让他错过了在表演艺术上超越自我的机会。

于是之这一代演员，与赵丹那一代人比较，有一些共同之处，比如学养深厚，多才多艺，先是话剧，后又跻身影坛，而且演、导、编都拿得起来，还能写出漂亮的文章；不同的是，于是之这代人赶上了电视普及的时代，只是他自己没有充分利用罢了。于是之这代人主要生活的时代，环境完全变了，致使他们活得比较严肃，哪里会有旧时代才有可能发生的那些五花八门的人生体验，当然，这也让他们赢得了良好的道德声誉。

今天那些活跃在舞台上和影视圈里的演员们，与赵丹、于是之那两代人比较，大学，甚至更高的学历都是读完的，但很可惜，大多缺乏国学根基；尽管出洋的经历很普遍，还能移民或是拿绿卡，但西学却非常肤浅。不过，他们终于可以走向世界，表现天地也远比他们的前辈要宽广得多，生活视野更是前人所无法想像的，还有各类国际大奖在等待他们。最不同的是，他们所得的报酬、所享有的物质条件，都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前辈，包括那些三四十年代就有不菲酬金、不错生活条件的艺术家。他们的前辈，尽管自己有名，也有了钱，但或是不忘曾经穷困的过去，或是不忘依然贫困的大众，所以思想都左倾，抛弃自己的一切，甚至不惜生命，追求祖国的进步事业，大概是他们人生的最大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