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邪教歪经还是小和尚念错了？！）

两张大字报和四份判决书

陈　焯

1968年3月25日，邻村的林煜谟、林煜训兄弟贴了一张大字报在广东省高州县根子公社的门口，全文如下：

公社同志们，大队同志们：

我们和大哥林煜谦、二哥林煜让四兄弟没有一分一厘土地，林煜谦、林煜让和林煜训三人长年在石灰窑打工，林煜谟在家带领妇女耕种租来的土地，每年交租四十二石三斗，交租之多，居了全乡之首，这是全乡村民都知道的事实。土地改革时，我们四兄弟都被评为贫农成份，土改工作队住在林煜谟的家，还分了一条土布做成的旧裤给林煜谟，算是斗争其他地主得来的胜利果实。但后来，土改工作队队长邓肖基拿了一本《中国土地法大纲》来到我们家中，对我们兄弟说：“毛主席的政策是规定地主富农的户数要达到总农户的百分之八，人数要达到总农人的百分之十，我们农会还达不到这个指标。把你们四兄弟和你们父母分为五户，你们兄弟各有几个子女，把你们定为工商业兼富农，就比较容易达到指标了。”邓肖基队长接着又说：“工商业兼富农，土改运动结束后，就当工商业看待，你们不信，可看土改法。”他打开《中国土地法大纲》的第二页给我们看，果然是这样写着的。我们认为反正没有土地调出，只有土地领入，定什么成份都没有问题，因此答应了邓肖基队长的要求，由贫农成份改为工商业兼富农成份了。

土地改革运动结束后，各种成份的差别不是很大，我们都欢欢喜喜地耕种在自己的土地上，我们兄弟结束了没有分厘土地的历史。不久，成立了农业合作社，情况就不同了，某日，有干部来开会，宣布把我们四兄弟都升为地主看待，从此，我们就不明不白地当起了地主了。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到来，对地主富农的监督管制也就一年严厉过一年。我们的子女不能从读、不能从工、不能从军、不能从政。地富反坏右，称为黑五类。我们每月还要去做七天以上没有报酬的义务劳动，我们平时的劳动工分也比其他人的工分少得多，还要经常受打受骂受批斗。我们本来是贫农，我们要求公社和大队不可把我们当作地主长期管制下去了。

林煜谟林煜训1968年3月25日

林家兄弟的大字报贴出之后，1968年3月30日，高州县公安局就来人把林煜谟、林煜训捉入高州县看守所，关押到1969年3月1日才判罪，兄弟二人合写一张判决书，内容如下：

最高指示

对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

高州县革命委员会武装保卫组刑事判决书

（69）高保刑字第14号

罪犯林育模，男，49岁，罪犯林育训，男，47岁，高州县根子公社高坡大队垌心村人。

罪犯林育模、林育训解放前骑马挂枪，横行乡里，追租逼债、鱼肉乡民，土地改革时被定为地主成份，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但林犯兄弟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贴出大字报，叫嚣翻案，其行为已构成犯罪。本组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打击阶级敌人的反动气焰，特判处林育模有期徒刑十八年，林育训有期徒刑十五年。

高州县革命委员会武装保卫组

一九六九年三月一日

林煜谟和林煜训被捉后，我觉得很奇怪，写出这样的大字报，明明是事实，为什么要捉人去坐牢呢？为了伸张正义，我也写了一张大字报贴于公社门口：

常闻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诚如此，则被专政的五类分子只应愈来愈少而不应愈来愈多。目今，滥捕滥杀成风，很多地方的五类分子及其子孙已被杀绝，路上伏尸道左及河中流尸逐波等等惨象，为世人有目所共睹，此与解放人类的理论岂非南辕而北辙？夫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安得长期管制乃至无端杀戮哉！望立即解放地主富农，则国家幸甚，苍生幸甚。

陈焯一九六八年四月八日

大字报的下面，我列出了林煜谟等二十四户不是五类分子的名字。那时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下，很多不是五类分子的人，也被强行当作了五类分子管制起来，我的名单就是他们的名字。

4月8日贴出大字报，4月10日，我就被捉入了公社关押，经过多次毒打和游街之后，4月26日，被捉入了高州县看守所，关押到1969年7月15日夜间约9时，才被宣布判罪二十年。审问我的法官姓曾，是他一人审问兼记录，没有陪审员和书记员，审完了之后也没有人来复审，更无检察院的起诉书，判决书上也没有印着可以上诉的文字。判我劳改二十年的判决书原文如下：

最高指示

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

高州县革命委员会武器保卫组刑事判决书

（69）高保刑字第26号

罪犯陈焯，男，25岁，地主成份，个人学生，初中文化，高州县根子公社根子大队大垌陂村人，现押于高州看守所。

罪犯陈焯因反革命一案，经本组审理，查明：

罪犯陈焯出身于反动地主阶级，一贯坚持反动立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打着群众组织招牌，借反对“血统论”、“唯心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口号，大肆进行反革命活动，疯狂地煽动林育模、林育训（已判）等二十四户五类分子起来翻阶级案，造我无产阶级的反、恶毒地把矛头直指以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付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污蔑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威胁公社革委会，逼迫贫下中农，猖狂地围攻人民解放军。陈犯入监后，仍一直顽抗到底，拒不坦白认罪，反而威迫我审讯人员，其反革命气焰嚣张尘上。

鉴于罪犯陈焯出身反动地主家庭，基于阶级仇恨，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机，大肆煽动五类分子起来造我无产阶级的反，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污蔑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已构成犯罪。我们为了保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按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精神，判处罪犯陈焯有期徒刑二十年劳改。

刑期执行：由1968年4月26日起至1988年4月25日止。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五日（章）

判决书把“武装保卫组”写成“武器保卫组”，把“林副主席”写成“林付主席”，把“林煜谟、林煜训”写成“林育模、林育训”。一个革委会，一个保卫组，一个印章就能决人生死，草菅人命一至于此。

面对这张判决书，我问曾法官为什么要多加一大堆罪名，曾法官说多加一些罪名可以引起群众对反革命分子的义愤，是革命的需要。

看守所的粮食定量是每人每月十八斤大米，终年不闻油、肉、糖之味。我身高一百七十三公分，被捕前的体格十分健壮。1969年9月7日受押到广东省第五监狱，当天是星期天，狱门外放着一架磅秤，我艰难地挪移上去称了一下，体重仅有72斤，瘦得形同骷髅。第二天从事劳动改造，我双手捧不起一个火砖。我在监狱里从事打石劳动，天天抡重锤击大石，饱尝饥寒。其间，我多次申诉冤情，皆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1978年12月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但我的冤案仍被拖到1979年9月22日，高州县人民法院才派来苏德贤和唐孙声两名青年法官，到广东省第五监狱，对我宣读1979年8月22日印好的判决书，将我释放。判决书全文如下：

高州县人民法院判决书

（79）高法复字第20号

被告人陈焯，男，35岁。现押于广东省第五监狱。

被告人陈焯出生在反动的地主家庭，不但没有好好地改造其剥削阶级思想，反而煽动其他五类分子翻案造反，这是非常错误的。高州县革命委员会武装保卫组（69）高保刑字第26号判决书判处陈焯有期徒刑20年，在当时是正确的。但考虑到该判决没有法律依据，故对被告人改判为免予刑事处分。

高州县人民法院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法院口口声声说我出身于反动的地主家庭，其实我曾祖父身下，革命老干部多达24人。我的两个大姐和姐夫及一个大哥都是离休干部。我也不是地主家庭出身，我父亲1949年在广东省吴川县的川西中学教书，土地改革时，土改队为了完成任务，硬把我家定为地主成分。

1979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宣布一次性全部摘除地主富农戴了几十年的帽子，给予地主富农公民权利。这个重大决策，中共中央在1979年1月11日就决定了，2月19日见报。我出狱后即向广东省湛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我的上诉书只有几句话，我说：高州县人民法院当年冤判我二十年徒刑，而且一冤到底，今天仍以免予刑事处分的名义来对我进行释放，这是故意留给我一条政治尾巴，希湛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为我主持正义。

信寄出后大约四十天，湛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通过高州县人民法院给了我一张判决书，全文如下：

广东省湛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

（79）湛法复字第25号

被告人陈焯，男，35岁，高州县根子公社根子大队大垌陂村人。

被告人1969年被高州县革命委员会武装保卫组（69）高保刑字第26号判决书判处有期徒刑20年，1979年8月22日，高州县人民法院（79）高法复字第20号判决书改判为免予刑事处分。被告人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依法受理，现查明：

被告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偏激的言论。在大字报中认为不应受到管制的二十四户五类分子，本来就不是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专政对象。被告人对待地主富农的主张，也是正确的，故判决如下：

（一）撤销高州县人民法院（79）法复字第20号判决。

（二）宣告被告人无罪。

（三）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被告人不得再上诉。

广东省湛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一日

至此，我才算是脱掉了所有罪名。

林煜谟写一张大字报提出十分合理的要求，换来了十八年牢狱之灾。我写的一张大字报吁请解放地主富农，换来了二十年劳改苦楚。这两张大字报的代价是十分沉重的。我要求法院赔偿，高州县人民法院说我们中国没有《赔偿法》，要求赔偿于法无据。1996年《赔偿法》颁布了，我又去要求法院赔偿，法院说早已超过了索赔期限，同样是于法无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