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八月政變

　　　　　　　　　　　　　　　罪惡的冒險行動

　　日前，當我已經修改完這部分回憶錄時，突然得到一條與1991年冬夏事件有關

的、意想不到的新聞。1994年2月18日的《新每日報》刊登了帕夫格·沃夏諾夫--

俄羅斯總統前新聞秘書--的材料。這裡我照錄一段：

　　“時值1991年冬春之交。葉利欽剛剛在中央電視台發表了講話，要求戈爾巴喬

夫下台。克里姆林宮內對此事有各種各樣的理解。看來有人決心在兩位領導人的矛

盾上玩上一把，預先取得了俄羅斯的支持……幾天后，聯盟副總統委託一個人來找

我，建議安排葉利欽和亞納耶夫進行一次秘密會晤。據說，戈爾巴喬夫已經黔驢技

窮……國家正在毀滅

　　必須拯救……我報告了這件事，得到的是回絕，我透過同樣的渠道把我們的決

定告訴了對方。沒等多久對方的回應就來了：‘你們呀，夥計們，可不要搞錯了？

走着瞧，可不要後悔。而且會很快的。”’

　　於是，這個我堅持推薦為副總統的亞納耶夫，不到一年時間，便走上了背叛的

道路。有意思的是，葉利欽回絕了亞納耶夫關於勾結起來反對蘇聯總統的建議，但

是，無論是當時，還是事後，他都沒有把亞納耶夫曾經跟他聯繫過這件事告訴我。

大概他是想留作儲備，說不定什麼時候還有用處。

　　從維爾紐斯事件開始，直到8月，極右派和極左派對總統施加的壓力一直沒斷，

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求總統採取緊急強制措施。這一點我看得很清楚。我不顧個人的

安危，竭力想贏得時間。當時我堅信，簽訂了聯盟協議，党進行了改革，事情將會

有個好的根本轉變，生活就能走上正常的軌道，兩個政治“極端派”爭吵不休的問

題就可以着手解決了。

　　儘管有種種惡毒的攻擊，而且還有我的許多失誤，但是在我國發展的一些關鍵

問題上還是達成了一致，當然，就像人們常說的，這使我們有了一個“謹慎樂觀”

的基礎。黨的領導中保守派的行事方針早已被看得清清楚楚。但到底是什麼因素直

接促使他們鋌而走險呢？我再三地考慮，得出的結論是，這溢出忍耐杯子的“最後

一滴水”就是對失去個人權力的擔心。

　　7月底，在我去度假之前，我在新奧加廖沃會晤了葉利欽和納扎爾巴耶夫。我們

談了聯盟協議簽訂後將採取哪些步驟。我們一致同意，無論是對於各共和國，還是

對於聯盟，都必須加緊利用協議所創造的各種可能。

　　至今我們都認為，協議簽訂後應該緊接着制訂憲法，這需要6個月的時間，而憲

法通過後--選舉新的權力機構。這樣就出現一個問題：將選舉推遲這麼久是否合

適？葉利欽和納扎爾巴耶夫主張按照協議建立聯盟機構，不要久拖不決，因為社會

各個領域分崩離析解體的過程愈演愈烈，情況很危險。我們商定，這些問題要跟其

他共和國領導人進行討論。

　　還談到了幹部問題。自然首先談到的是主權國家聯盟的總統的問題。葉利欽表

示推舉戈爾巴喬夫擔任這一職務。

　　在交換意見過程中，提出讓納扎爾巴耶夫出任內閣首腦。納扎爾巴耶夫說，他

準備挑起這副擔子，只要聯盟內閣有可能獨立地工作。還談到必須大力更新權力機

構的上層領導班子--幾位副總理，特別是要害部門的領導人。提出了亞佐夫和克

留奇科夫的具體問題--他們退休的問題。

　　記得當時葉利欽感到很有些不自在：他好像覺得有什麼人在一旁偷聽。而在當

時的情況下是不應該有目擊證人的。他甚至有幾次起身走到涼台上去查看一下，這

說明他確實感到有些不安。

　　現在我明白他的敏感不是沒有原因的。為了這次會晤，普列漢諾夫預備了一個

房間，平時我在這裡批閱報告，旁邊還有一個房間，可以在那裡吃東西和休息。這

就對了，看來一切都“事先經過設計”：我們的談話被錄了音，克留奇科夫聽了後，

有了證據，這使他和其他的人完全喪失了理智。

　　所以，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聲明說，促使他們採取行動的完全是一種愛國主

義的感情，--這純系騙人的鬼話。我不願說他們對於國家的命運完全無動於衷。

但是他們把國家和舊體制相提並論了，而他們行事的動機，首先考慮的是自己的功

名利祿，甚至一己私利，希望保住自己的職位。

　　我不認為我那一年的度假是正常的。我身在福羅斯，還不得不研究許多問題，

因為國內事件的性質越來越令人擔憂。我不光是依靠分析，憑直覺我也感受得到必

須儘快推進改革；而要這樣做，只有一個條件，那就是儘快簽訂聯盟協議。因此，

我無時不在關注着協議準備的情況，和各共和國及聯盟機構的領導人通電話，與政

府領導成員、我的助手和顧問們保持電話聯繫。

　　我總是有一種感覺，應該儘快地返回，並且採取行動，所以我每天都在催促那

些與簽字準備工作有關的人員。飛機都已經定好了。沙赫納扎羅夫在“南方”療養

院休養，就在福羅斯旁邊，我和他談起過我在簽字時的講話。8月18日，我向他表示

了我最後的意願--順便說一句，這是我們的最後一次談話，之後聯繫就中斷了。

我發現聯繫中斷時已是下午4時扣分，而我們的談話，根據文件記錄，是16時32分結

束的。現在知道，當時女電話員們的背後有軍官們值守，他們必須在4時30分切斷電

話聯繫。

　　下午5點鐘左右，我被告知，有一小組人已來到別墅，其中有巴克拉諾夫、舍寧、

博爾金、瓦連尼科夫和普列漢諾夫。我感到詫異，對顯然有些不知所措的梅德韋傑

夫--警衛局長--說，我未曾邀請過任何人。原來警衛人員已經放來訪者進來了，

因為普列漢諾夫和博爾金是和他們一起來的。在其他情況下這樣的事是決不會發生

的，按照警衛條例，沒有我的批准，誰都不許進入別墅區。

　　讓梅德韋傑夫離開後，我決定弄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我想跟莫斯科取得聯繫，

首先和克留奇科夫談談，這時我突然發現第1部、第2部、第3部、第4部、第5部，包

括戰略備用電話都被切斷了。我離開辦公室，來到涼台上，賴莎·馬克西莫夫娜在

這裡看報紙，我告訴她，一些不速之客來到了別墅，很難說他們想幹什麼，要作最

壞的打算。她對這個消息大為震驚，但她控制住了自己。我們走進旁邊的臥室。我

拼命地在想：我不能從自己的立場後退，任何壓力、訛詐、威脅我都不能屈服。這

一點，我也對賴莎·馬克西莫夫娜講了。“決定由你自己來作，無論發生什麼情況，

我都和你在一起。”隨後，我們叫來了伊琳娜和阿納托利。他們聽了我的介紹，說

完全聽從我的安排，他們一切都準備好了。

　　這大約花去了30-40分鐘。軍官們對我說，來訪者着急了：問為什麼不接見他

們。走出臥室，我發現他們不請自來，已經上到了二樓。總之，他們表現得很沒有

禮貌，好像他們是東道主似的。把他們讓進屋後，我問他們有何貴幹。巴克拉諾夫

通報說，成立了緊急狀態委員會。國家正瀕臨災難，其他方法已經無濟於事，我必

須在實行緊急狀態的命令上簽字。實際上，他們是來下最後通碟的。後來，我在和

調查人員談話時才了解到，當時他們隨身帶着已經起草好的--各種方案--文件

供我簽署。

　　巴克拉諾夫歷數了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的名單，並指出成員中有盧基揚諾

夫。他說，葉利欽已經被捕，雖然當即他又改口說：途中他將被捕（從阿拉木圖返

回莫斯科的途中）。為加快事件的發展，陰謀家們顯然想以這種方式讓我明白：他

們已經控制住了局勢，事情已經不可逆轉。

　　所有這些人都是我一手提拔的，現在他們出賣了我。我堅決拒絕他們強加給我

的要求，聲明任何命令我都不會簽署。

　　“你們和派你們來的人對局勢感到不安？但我對國家局勢的了解不比你們差，

而我感到不安的程度也不比你們輕。你們認為需要採取相應的措施？我也是這個意

見。其主要的一項措施業已準備就緒--它就是簽訂新的聯盟協議。8月21日聯邦蘇

維埃會議上已經決定要討論經濟改革完成的情況。而你們卻認為採取緊急措施才是

拯救國家的辦法。我不同意你們這種看法。那麼就請召開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和人

民代表大會，既然一部分領導人懷疑政治方針的正確性嘛，那麼我們就來討論解決。

但只能在憲法和法律的框架內行事。其他方法我不能接受。至於你們想要斷送自己

--見你們的克去吧，但是要知道，事情最終可能會釀成流血事件。人民已經不是

過去的樣子了，他們不會忍受你們的專政，同意失去自由，失去這些年所得到的一

切。”

　　我的話說完後，巴克拉諾夫接着發表一通議論，他說他很“關心”我的健康，

改革這些年因工作緊張耗費了大量的精力。

　　“您不想親自簽署實行緊急狀態的命令，那就授權給亞納耶夫吧，”他建議說。

接着又補充說：“您好好休息，‘髒活兒’由我們來做，然後您再回來。”

　　我當然拒絕了這一卑鄙的建議。

　　“那麼您辭職也行，”瓦連尼科夫脫口說。

　　“別指望我辭職。你們是在犯罪，你們對自己的冒險行為是一定要負責的！”

談話就進行到這裡。我們分手了。他們走的時候我忍不住“用俄國髒話”罵了他們。

　　我想回答人們常常向我提出的一個問題：為什麼戈爾巴喬夫當時不扣留他們？

要知道，當時他有武裝警衛呀？

　　首先，我想，我拒絕接受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最後通碟的要求，可以使這一

陰謀的主使者頭腦清醒起來。我曾不止一次地阻止過他們採取輕率的步驟，這我已

經寫過了，因此我總有一種希望，希望我這次的強硬立場能夠起到自己的作用。是

的，我沒有失去希望。

　　再說了，把他們扣留在別墅里不解決任何問題。因為主要的陰謀分子在莫斯科，

他們此時手中還掌握着權力的槓桿。不過我毫不懷疑，全國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成員

們關照過這裡--福羅斯--事情發展一定要保證安全，不能發生任何意外。結果

證明正是這樣。事先一切都研究好了，將總統嚴密地控制起來，不能與外界接觸。

切斷一切通訊聯繫。別墅周圍和海上方面設立兩道警衛線。禁止任何人離開別墅和

進入別墅區。我的助手、記者和最高蘇維埃的代表們想到別墅看看發生了什麼事情，

特別是想親眼證實一下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傳出的總統有病的說法在多大程度是真

實可信的，但是他們未能如願。

　　老實說，這是對總統的拘禁，是對他的權力的篡奪。政變分子們知道我不會和

他們串通一氣，但他們想“嚇唬嚇唬”我，迫使我簽署國家緊急狀態命令，給他們

的冒險行為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我堅決拒絕簽字這件事立刻將他們置於罪犯的地

位。

　　對於他們來說，這一夜可不像現在所知道的那樣簡單。當“先頭部隊”從福羅

斯返回，報告了和總統談話的結果後，陰謀分子們內部出現了分裂。亞納耶夫開始

發生動搖--簽還是不簽？他只顧喝酒。帕夫洛夫開始裝病。盧基揚諾夫急忙安排

後路。亞佐夫元帥心裡想（後來說了出來）：“簡直是鬼迷心竅，老糊塗了，怎麼

卷進這件事中來了。”有人提出是不是就此罷手。但為時已晚，而且克留奇科夫和

那些派去給我下最後通碟的人已經走得太遠，很難再回頭了。當時博爾金說，他

“了解總統，總統從不原諒用這種態度對待他的人”。他們沒有別的出路，只能孤

注一擲了。

　　他們千方百計想讓自己的行動帶有“合法”性，於是便造謠說，戈爾巴喬夫好

像病得很重，不能視事，無法履行總統職責。我從福羅斯回來後，醫生們說，有人

非要他們開具關於我有病的書面證明不可。他們說，應當首先跟隨身的醫生談談，

但是有人告訴他們，說和福羅斯沒有通訊聯繫。普列漢諾夫堅持認為這是在為戈爾

巴喬夫的利益着想，否則他就有被逮捕的危險。醫生們最後昧着良心出具了證明，

說我1991年8月16日病情加重，健康狀況惡化。1991年8月19日17時，證明函送給了

普列漢諾夫。總之，這份“證明”使陰謀分子們在臭名昭著的記者招待會上有了一

個說詞。

　　1991年8月23日，副總理謝爾巴科夫在給蘇聯最高蘇維埃的信中寫道，8月19日

上午他和亞納耶夫取得了聯繫，要求他回答3個問題：第一，有沒有可靠證明說戈爾

巴喬夫因健康原因不能行使自己的職責？第二，副總統的一切命令和國家緊急狀態

委員會的決定同盧基揚諾夫充分協商過沒有？第三，領導人經過全面考量後，除實

行緊急狀態外，就找不到使國家免於混亂和群眾無序的辦法嗎？對於這3個問題，當

時只有一個肯定的回答……

　　一小時後，謝爾巴科夫和帕夫洛夫取得了聯繫，後者證實說，根據可靠的消息

來源，蘇聯總統確實病得很重。這位總理補充說，巴克拉諾夫、舍寧、博爾金、普

列漢諾夫已經去了克里米亞，他們“……簡短地和米·謝·戈爾巴喬夫交換了意見，

後者是在床上躺着接見他們的。蘇聯總統的情況很嚴重，而且，從他的舉止言談看，

很明顯，他已經無法完全理解和把握外部世界。賴莎·馬克西莫夫娜的情況也非常

嚴重。正式的健康狀況結論還沒有，但是醫生們說，目前戈爾巴喬夫已經沒有行為

能力，因此他們要求把拜訪減少到最低限度。”

　　陰謀分子們在和總統的較量中遭到了失敗，他們的情緒非常沮喪。“赫魯曉夫

方式”未能奏效，原因主要是他們在後來幾個階段的態度不夠堅決。對他們的想法

的另一個嚴重打擊，是總統本人和俄羅斯最高蘇維埃、許多將軍和軍官。莫斯科和

聖彼得堡當局、著名的社會活動家、人民代表和莫斯科人的堅決反對。

　　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人在福羅斯遭到第一次失敗後，緊接着在莫斯科也遭到

了失敗，這就註定了他們的政變必將垮台。分析家們的意見是對的，他們看出了這

里更深一層的原因：大多數的社會公眾不願意恢復舊的秩序，改革後建立起的民主

機制，儘管還很脆弱，但是經受住了考驗，站穩了腳跟。

　　我不能不對一些別有用心的言論作出反應，他們說當國家發生激烈衝突事件時

我好像心安理得地“躲在安樂窩裡”討清閒。

　　在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一案的調查材料中，列舉了陰謀分子們所採取的旨在完

全孤立總統的諸多措施：徹底切斷各種通訊聯繫；把整個地區封鎖起來；為此，又

調增了第79邊防中隊和邊防巡邏艦第5獨立團，歸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代表格涅拉

洛夫指揮；將一切交通工具扣押起來，由自動槍手們日夜進行監護；停留在別爾別

克供總統使用的飛機“圖一134”和一架直升機被強行趕走了；別墅區內的直升機場

上停放着許多交通工具，設立了崗哨；進入別墅時同樣要進行檢查；別墅區的警衛

機構和負責外部警衛工作的邊防部隊的聯繫被切斷了！任何人不得出人別墅。

　　3天拘禁對我來說是我一生中最嚴重的考驗，對我的親人們也造成了嚴重的後果。

　　　　　　　　　　　摘自賴莎·馬克西莫夫娜的日記

　　為了讓讀者能夠更好地了解我們被完全隔離的那些日子的狀況，我從賴莎·馬

克西莫夫娜當時的日記中摘出來幾段，這些段落曾經在1991年12月20日的《共青團

真理報》上發表過。

　　“8月18日，星期日

　　大約5點鐘左右，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忽然急匆匆地走進我的房間。神情很

激動。‘出事情了’他說，‘可能卜常嚴重。梅德韋傑夫剛才報告說，從莫斯科來

了幾個人--巴克拉諾夫、博爾金、舍寧、瓦連尼科夫，

　　‘最後這個人是誰？’--我問道。‘一位將軍，亞佐夫的副手……他們要求

與我會晤。他們已經進了別墅區，就在屋外。但我任何人都沒有邀請過！我試圖了

解是怎麼回事。所有電話都被切斷了。你明白嗎？！所有的電話線路--政府的，

市區的，內部的，甚至紅機子“卡茲別克”--都被切斷了。這是在實行隔離！也

就是說，是一場陰謀？是逮捕行為？’

　　然後：‘無論什麼樣的冒險行動和交易我都不會同意。任何威脅與訛詐我也不

會屈服。’他沉默片刻，補充說：‘但我們為此可能要付出高昂的代價。我們所有

的人，全家。我們應該做好一切準備……’

　　我們把孩子們叫來。不知為什麼我要了茶。加林娜·阿夫里坎諾夫娜--廚師

--將茶送了過來。自然沒有人去喝。向伊琳娜和阿納托利講了所發生的情況。聽

他們說，幾分鐘前屋裡的收音機已經不響了，電視也停了。普列漢諾夫站在中央大

門門口--不知是從哪兒冒出來的。他問：‘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在哪裡？同

志們要找他。’阿納托利回答說：‘不知道。大概在他自己屋裡。’

　　孩子們和我都支持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支持他的決定。我們的意見是一

致的：‘我們和你站在一起。’

　　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和來人的會晤在他的辦公室進行。這期間，阿納托利、

伊琳娜和我就在一邊，在辦公室門旁。要是突然逮捕他呢？把他帶走……

　　18時左右，‘幾位來訪者’從辦公室里走出來，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沒有

跟着他們，是他們自己走出來的。瓦連尼科夫從我們身邊走過，未曾注意我們。博

爾金站的地方稍遠一點。巴克拉諾夫和舍寧走到我跟前（我在坐着，孩子們在旁邊

站着），說了聲‘您好’。巴克拉諾夫向我伸出了手。對於他的問候我沒有回應，

也沒有伸出手去。我問：‘你們來有什麼事嗎？發生什麼事了？’我聽見巴克拉諾

夫說了句話：‘實在不得已呀。’然後迴轉身，3個人一起走了。

　　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從辦公室走出來。手裡拿了一張紙，遞給了我。他說：

‘發生了一件壞事。成立了緊急狀態委員會。對我提出要求：簽署關於全國實行緊

急狀態的命令，將權力移交給亞納耶夫。我表示拒絕，他們建議我辭職。我要求緊

急召開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或人民代表大會。會上再來決定關於宣布緊急狀態的

必要性和我的總統職務問題。’

　　‘他們說是逮捕了還是將要逮捕葉利欽，最後我也沒弄明白……’

　　‘這張紙上是委員會成員的名單……’

　　他不僅因他們是來下最後通牒的而惱怒，還因為他們的無禮與厚顏無恥而義憤

填膺。

　　他在會見A．C．切爾尼亞耶夫時說，他稱他們是‘自殺者’和‘殺人者’：

‘全國形勢極其嚴重……世界不跟我們來往……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封鎖……後果將

不堪設想。’

　　梅德韋傑夫--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的警衛局長和‘代表團’一起離開了。

究竟是離開了還是被帶走了呢？警衛局軍官們的說法相互矛盾。主要是--他沒有

表現出任何反抗，也沒有向總統報告，坐上汽車就走了。只是請什麼人把他的東西

收拾起來，寄往莫斯科……有人告訴我，說好像普列漢諾夫下令把他解職了。

　　下班後任何人都不許離開別墅。凡是今天在這裡的人全部都留了下來：A．C．

切爾尼亞耶夫--總統助理；奧莉加·瓦西里耶夫娜·拉尼娜--女速記員、機要

員；幾位醫生，服務人員。所有的人--包括當地的服務人員--都是有家有室的

人。所有汽車都被查封了。說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明天準備乘坐飛往莫斯科的

直升飛機已被打發回去了。

　　我們儘量想藉助一個‘索尼’半導體袖珍收音機收聽點什麼。真是萬幸，它就

在我們身邊！每天早上，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刮臉時總是用它收聽電台的‘信

標’。我們隨身把它帶到克里米亞來了。總統住地的常設接收機連一個波段都收不

到。而小小的‘索尼’卻能夠收到。但任何特別的消息也沒有。一切如常……

　　我們商定：阿納托利藏好半導體收音機。誰都不應該知道我們有個收音機。無

論什麼人。我則作比較詳細的日記。

　　我難以入睡……我為那些和米哈伊爾·謝爾蓋耶夫一起共事的人的背叛行為感

到痛心。

　　亞納耶夫白天打電話問米哈伊爾·謝爾蓋耶夫他明天什麼時候飛回莫斯科。說

定的時間是19時抵達。他說他將去機場迎接總統。

　　我腦子裡聯想起不久前看的一部記錄片的畫面：慶祝赫魯曉夫七十大壽。聖喬

治大廳里擺了許多桌子-…·勃列日涅夫當場授勳……溢美之詞，不絕於耳……幾

個月後，赫魯曉夫被趕下了台。

　　現在國內、莫斯科正在發生什麼事？莫斯科郊外的總統官邸里正在發生什麼事？

　　而這裡跟我們在一起的人……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當中哪些人將會怎麼樣呢？

　　奧列格·阿納托利耶維奇--長期在這裡工作，普列漢諾夫讓他負責總統個人

保衛工作--說：‘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我和您在一起。’不過，是一直對

我們保衛到底呢，還是在執行自己上司的指示？

　　叛變分子們到底想幹什麼？是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今天才成為他們的危險

人物呢，還是從來都是個危險人物？最近幾年，有好幾個人傳言1983～1984年檢查

機關偽造文件的事，目的在於指控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收受了賄賂。文件轉到

了蘇共中央接待室，從文件中可以明顯看出，調查人員要求被調查人員提供偽證。

這件事，毫無疑問，有‘國內最高層人物’在指使。

　　我很為丈夫擔心，為孩子和孫子們的命運擔心，真是苦不堪言。

　　8月19日，星期一

　　早上7點左右，阿納托利和伊琳娜從收音機里（不是從“信標”的波段上，好像

是《世界新聞服務》或“BBC電台）聽到消息說：成立了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國內

一些地區已經宣布了緊急狀態。廣播了委員會致同胞們的號召書和對世界各國發出

的呼籲，宣布了關於把土地的百分之十五分給每個人的命令內容……而且，‘由於

蘇聯總統的病情使他無法履行自己的職責，副總統亞納耶夫接替了他的權力。’也

就是說，一切文件都已經準備齊全……

　　一大早，大概5點鐘左右，阿納托利說，幾艘軍用艦隻駛向我們的海灣。‘守衛

艦’一反常態，駛到了距海岸很近的地方，停了大約50分鐘後退了回去，駛向遠處。

這意味着什麼？是威脅嗎？從海上進行封鎖？

　　沒有郵件，也沒有報紙。有人轉告說：‘以後也不會有。’這裡負責權要通訊

的軍官從昨天起已被就地控制了起來。收音機沒有聲音，電視被卡斷了。阿納托利

和警衛局的小伙子試圖給固定常設的收音機做個天線。鮑里斯·伊萬諾維奇--被

強行留下來的--找來一段鐵絲。然而弄來異去，最後仍無濟於事。

　　通過警衛局的一個領班，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向格涅拉洛夫--負責同莫

斯科聯繫--轉達一個要求：恢復電話聯繫和郵件、報紙的送遞，接通電視線路，

立即派飛機來接我們回莫斯科工作。

　　總統別墅區裡的‘新面孔’都佩帶着衝鋒鎗。

　　A．C．切爾尼亞耶夫回來了。我們到涼台上去談話，擔心有人偷聽。警衛局的

軍官們不排除這種可能性。阿納托利·謝爾蓋耶維奇·切爾尼亞耶夫抱怨說：他什

麼東西都沒有帶，甚至刮臉用具都沒有。東西全在‘南方’療養院--他、他的女

秘書塔馬拉·阿列克謝耶夫娜和速記兼機要員奧莉加·瓦西里耶夫娜都住在那裡。

他們每天到總統別墅服務處上班。他說他跟格涅拉洛夫說了。要求放他出去：‘我

是蘇聯人民代表。是不能拘禁我的。為什麼這裡不放我出去？’

　　我們在別墅區內走來走去，一直走到海邊。應該讓所有的人都能看見--讓

‘我們的人’和從懸崖與海上監視我們的人都能夠看見：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

身體健康，一切正常。

　　克謝尼睚和納斯佳無法同打一把遮陽傘--沒人給他們撐傘。納斯津卡對我說：

‘奶奶，克秀哈老欺負我。她不讓我玩，也不讓我睡覺。她什麼都不害怕！應該只

生我一個人。你懂嗎？’

　　鮑里斯·伊萬諾維奇和伊戈爾·阿納托利耶維奇給我們講他們從那台舊收音機

里聽來的消息--他們給收音機架了一條自製的天線。國外的廣播說：葉利欽沒有

被捕。‘可格涅拉洛夫昨天跟我說，’鮑里斯·伊萬諾維奇說，‘葉利欽在別墅中

被捕了。’總之，關於所發生的事倩眾說紛壇。很難弄清楚……有廣播說，好像俄

羅斯有一位代表被逮捕了。

　　我們這裡，別墅里，也有新聞：直升機起落場停放着一輛消防車和一輛灑水車。

入口處的路上橫着停放幾輛卡車。車庫旁，大門邊，直升機起落場都有衝鋒鎗手值

勤放哨。所有的人都是新面孔，從不認識。

　　奧列格·阿納托利耶維奇和鮑里斯·伊萬諾維奇再次表示：‘米哈伊爾·謝爾

蓋耶維奇，我們將和您在一起。直到最後。’

　　海上風平浪靜：既不見遊艇，也春不到客輪、貨船和駁船……像以前一樣，只

有一艘護衛艦‘停’在那裡不動。通常能看見有人在護衛艦的甲板上。他們總是在

幹什麼，有時游泳，有時釣魚。現在甲板上連一個人也沒有。塔季揚娜·格奧爾吉

耶夫娜--護士小姐--憤憤不平地說：‘真想不到，“朋友”、“戰友”--原

來他們都是叛徒。奧莉加一看見博爾金--他本來是她的上司--就說：真是倒霉，

這機關里沒有人比他更可惡的了。’‘其實普戈就在南方療養院裡休養。昨天走了，

應該再早一點。據說他和他妻子服毒了。’‘賴莎·馬克西莫夫娜，任何人都不許

離開別墅區。不管是誰。顯然是不願意讓人知道：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身體好

好的。’

　　我們和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在他的辦公室里。阿納托利和伊琳娜跑來了。

新聞：電視有圖像了，正在轉播音樂。海面上又多了幾艦護衛艦。離海岸很遠，但

是看得見。打開半導體收音機，撥fo‘BBC’頻道：鮑·葉利欽發表講話，譴責陰謀

分子。他號召對抗新出現的政權。H．納扎爾巴耶夫在哈薩克的電視上對共和國人民

講話，號召他們保持鎮靜和克制，遵紀守法。關於蘇聯總統去職的事--隻字未提。

　　17時，警衛班長報告說：幾名通訊兵被帶離了別墅區。

　　17時30分，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請A．C．切爾尼亞耶夫來。跟我說，他委

托後者立即再次轉告亞納耶夫，說他要求恢復和政府的聯繫，要求派飛機來接他回

莫斯科去。一旦他的要求遭到拒絕，或是被置之不理，請轉告亞納耶夫，就說他要

求會見蘇聯和外國的記者。

　　阿納托利·謝爾蓋耶維奇·切爾尼亞耶夫走後，他要我寫個政治聲明。他口授

說：

　　①副總統藉口蘇聯總統有病，不能履行自己的職務，從而把國家總統的職責攬

到自己的身上的決定是一個騙局，因為我的健康狀況正常，而且休息得很好，因此

我打算今天，8月19日，離開這裡，去簽署聯盟協議並召開聯邦蘇維埃會議。所以副

總統的決定只能被認為是一次政變，而不是別的什麼。

　　②因此，副總統和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所作出的一切決定都是非法的。

　　③與非法實行緊急狀態相聯繫的種種措施的升級，會造成全國整個局勢的繼續

緊張和分裂，引起社會爭鬥和難以預料的後果。

　　④要求立即停止執行所作出的一切決定，而盧基揚諾夫同志作為最高蘇維埃主

席，要緊急召開蘇聯人民代表大會或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討論研究國家領導中所

產生的極其複雜的情況。

　　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召開的記者招待會在電視上播出了。簡直是背信棄義，無

法無天，一派無恥謊言！顯然他們是豁出去了：什麼卑鄙勾當都幹得出來。他們向

全世界撒了個彌天大謊，說總統已經沒有行為能力……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的

命運和我們的命運的問題，他們已經解決。

　　當夜，別墅外圍的警衛加強了。現在，負責總統個人安全的軍官們實際上不得

不晝夜24小時工作。

　　大家商量--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孩子們和我--要節約食物，只吃8月

17日之前得到的原有的食物。把裝在袋子裡的水果收起來給孩子們食用。伊琳娜總

是把它藏在放糖果的櫥櫃裡。我們個人備用的成藥、片劑也都收集起來。決定只吃

這些藥。

　　一夜未曾合眼……

　　我們用自己的錄像設備把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對人民的講話、聲明錄了下

來。目的是想把它們“傳播出去”，如果不行，那就藏起來，保存好。無論我們發

生什麼事--人們應該知道總統命運的真實情況。我們找到一間屋子，我們認為無

論從海上還是從屋上都看不到這裡。我們用窗簾把屋子遮了起來。凌晨4點鐘左右，

我們觀看所錄下的畫面，把聲音放得很低；下面--最低一層樓--突然聽到門的

響聲。我們趕緊把所有的線頭都拔了。阿納托利拿上帶子躲進了另外一個房間，米

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和伊琳娜下樓去查看了所有的房門。門全都關着。米哈伊爾

·謝爾蓋耶維奇走了出去。門口站有兩個衛兵。伊琳娜和阿納托利對錄像帶進行加

L，一直搞到凌晨6點。透過小屏幕將帶子看了一遍，用修指甲的小剪刀把4盤錄像帶

每盤的末尾剪下來。然後打開暗盒，把帶子分成幾個部分。每段帶子用很薄的紙卷

成卷，紮好，用紙包起來。然後把它們分別藏在別墅各個地方。把暗盒收起來，以

免讓人看出來有人曾經動過它們。“

　　8月20日，星期二

　　郵件和報紙仍然沒有。但是‘索尼’繼續在效力。

　　在我們的海灣入口處，總有那麼幾艘護衛艦在巡弋游動，‘保駕護航’。

　　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再次向莫斯科轉達自己的要求：恢復電話聯繫，提供

報紙，立即派飛機來接他回莫斯科工作。補充一項新的要求：在廣播和電視上公開

宣布對他的健康狀況曾作過粗暴的虛偽報道。

　　眼下除格涅拉洛夫的保證外，所有的要求正在向莫斯科轉達，沒有其他結果。

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提出警告：不答應他的要求，他將採取極端措施。

　　表面上我們竭力表現得一切如故：按照醫生的規定，在別墅區走走，到海邊看

看。我們全家人廝守在一起--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伊琳娜、阿納托利、我

和小孫子們，因為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

　　我們在精神上相互支持。而且不光是我們--家庭成員，還有這裡所有和我們

在一起的人，他們實際上也被拘留起來了。我特別為婦女們感到擔心，希望她們不

要太激動，要保持沉着。當然喚，不要讓小孫子們胡亂猜想。

　　警衛班長和醫生正在為一家人的飲食發愁：‘東西是A外面送來的’，‘用的是

別人的汽車’，‘存在着危險’。就是說，他們對形勢的估計和我們一樣。現在我

們已經是共同作出決定了；靠我們和警衛人員食堂僅有的儲備生活。我再次向我們

的廚師--加林娜·阿夫里坎諾夫娜詳細交代一遍。同時說好：我們只吃煮熟了的

食物。

　　我和負責總統安全的警衛班長談了，問他：‘奧列格·阿納托利耶維奇，我們

能不能越過格涅拉洛夫將消息“隨便”送出去？’（什麼消息我沒有具體說）。他

回答說：‘不行，送不出去。海上我們被完全封鎖了。陸上也被包圍了，因此插翅

難飛……’

　　我身邊只剩下一個筆記本了。“

　　我們試圖利用一個現實的機會：奧莉加·瓦西里耶夫娜·拉尼娜留在莫斯科家

里的小孩病了。父親患心肌梗塞。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委託切爾尼亞耶夫堅決

向格涅拉洛夫提出讓奧莉加·瓦西里耶夫娜回莫斯科去的要求。

　　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和我一起討論了局勢。為什麼盧基揚諾夫、最高蘇維

埃毫無聲息？為什麼伊瓦什科保持沉默？而各共和國的領導人呢？要知道，今天是

簽署聯盟協議的日子啊！最壞的設想是：難道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已經將國家接管

了？

　　克拉夫丘克昨天在烏克蘭電視台上發表了講話。他號召‘要保持安定、理智，

遵紀守法，防止對抗’。關於總統隻字未提……

　　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的要求廣播了嗎？我們怎麼才能幫助將消息‘傳出去’

呢？

　　別墅里一切如故，誰都不放出去。也許來一個‘突破’？用奧列格·阿納托利

耶維奇的話說，我們的‘戰鬥小組不很大’，但是裝備精良……

　　西方電台廣播說：莫斯科宣布實行緊急狀態；調進了軍隊；莫斯科、列寧格勒

不支持陰謀分子。廣播要求說明戈爾巴喬夫的情況--他在哪裡？處於什麼狀態？

同時還報道說可能停止對蘇聯的經濟援助。

　　我們這裡的消息：有人試圖從外面進入別墅區。未能成功，沒有讓進來……格

涅拉洛夫突然來到了服務局，警衛局的軍官們就住在這裡。實際上兩天兩夜他都沒

到他們這裡來過了……而且，最主要的是，格涅拉洛夫向鮑里斯·伊萬諾維奇轉交

了亞納耶夫對戈爾巴喬夫的要求的答覆，說將答應他的這些要求。同時格涅拉洛夫

解釋說，‘這一切他轉達給莫斯科都是通過普列漢諾夫。這次答覆也是通過他才收

到的。’

　　警衛人員擔心海水漲潮。奧列格·阿納托利耶維奇不贊咸晚上領孩子們去游泳，

甚至不放他們到別墅區里玩。對克謝尼妞和阿納斯塔西婭說：‘要起大風了--不

能出去。就呆在屋內。’

　　給人的感覺是：要發生什麼事了。一部分警衛人員回到了屋裡。伊戈爾·阿納

托利耶維奇和尼古拉·費奧多西耶維奇兩位醫生也回到了屋內，和我們在一起。伊

琳娜帶克謝尼和納斯佳回屋上床。阿納托利就睡在她們旁邊的地板上。凌晨3點鐘。

　　8月21日，星期三

　　早間新聞：莫斯科發生了衝突。有犧牲--人員傷亡。難道最可怕的事情已經

開始了……

　　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要求立即轉告亞納耶夫：停止動用軍隊，讓部隊返回

兵營。

　　上午10時左右，海平線上出現兩組艦隻。有3艘‘護衛艦’停泊在港灣的入口處。

新出現的艦隻有5艘，是氣墊登陸艦。它們往直向岸邊開來，是衝着我們的。但是距

‘護衛艦’不遠時，突然改變了航向，朝塞瓦斯托波爾的方向駛去，消失在薩雷奇

海角。它們想顯示什麼呢？是封鎖？是想逮捕我們？還是救我們出去？我毫不懷疑：

他們知道總統在健康地活着。

　　奧列格·阿納托利耶維奇和鮑里斯·伊萬諾維奇勸我們家任何人都不要走出房

門。他們擔心有人可能會挑起交火事件，這將威脅到總統的生命安全。

　　有人送來了‘前天的’舊報紙。

　　無論電視，還是廣播，任何關於戈爾巴喬夫健康狀況的官方報道都沒有。這就

怪了：‘總統有病，不能視事’--可是任何報道都沒有。與此同時，電視卻在報

道帕夫洛夫總理的自我感覺和健康狀況。

　　……20時。我躺在床上。感覺好一些。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在辦公室里。

天哪，最可怕的事情看來已經過去了！伊琳娜和阿納托利輪番出去，帶回來一大堆

的新聞：教皇打電話跟葉利欽、納扎爾巴耶夫、傑緬捷伊、克拉夫丘克、卡里莫夫、

帕紐科夫、莫伊謝耶夫、扎索霍夫進行了交談。拒絕跟克留奇科夫和伊瓦什科談話！

俄羅斯議會代表團的飛機已經起飛！和布什進行了電話交談。俄議會代表團的飛機

在別爾別克將受到歡迎……切爾尼亞耶夫在辦公室內。3天來海上第一次出現了大型

駁船和客輪……有人身着偽裝服向別墅匍匐前進。警衛人員通過無線電進行喊話：

‘退回去！不然要開槍了！’來人退了回去，爬往相反的方向……

　　15時左右，伊琳娜和阿納托利從‘索尼’中聽到英國‘BBC’電台廣播說：克留

奇科夫同意派幾個人，作為‘代表團’，乘飛機飛往克里米亞，去福羅斯，親自看

看戈爾巴喬夫是不是真的病得很重；不能視事。

　　我們認為這是個很壞的信號。在最近幾小時內就可能採取行動，以便使卑鄙的

謊言變成為現實。

　　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命令警衛人員處於戰鬥準備狀態，把大門和別墅入口

處封鎖起來，沒有他的同意任何人都不准進來；必要時可以開火。

　　負責保衛工作的軍官們手持衝鋒鎗，守衛在樓梯旁和入口處。

　　克謝尼婭和阿納斯塔西婭兩個孩子鎖在一個房間裡。請護理小姐亞歷山大·格

里戈里耶夫娜跟她們在一起。

　　我感到危險即將來臨。‘怎麼辦？’我腦子裡一直在想：必須把米哈伊爾·謝

爾蓋耶維奇藏起來。藏在哪裡呢？別墅里一切都瞭如指掌。這時候，突然，一剎那

間，我感到自己不能說話了，一隻胳膊耷拉了下來，怎麼也說不出話來

　　我腦子裡閃過一個念頭：中風……

　　謝天謝地，所有的人全在我身邊：我的家人、醫生--伊戈爾·阿納托利耶維

奇·鮑里索夫教授和尼古拉·費奧多西耶維奇·波庫特尼，全都在屋裡。他們把我

放在床上。給了藥：高血壓危象。

　　17時左右，有人敲我們的門，奧列格·阿納托利耶維奇匆匆走進房間：‘米哈

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別墅區里來了兩輛小汽車--一輛“吉爾”，一輛“伏爾加”，

來人是亞佐夫、克留奇科夫、巴克拉諾夫、伊瓦什科、盧基揚諾夫和普列漢諾夫。

他們請求和您會晤。’他補充說：‘他們打算做什麼？為什麼來這裡？’米哈伊爾

·謝爾蓋耶維奇：‘將他們監護起來。轉告他們--只要政府的聯繫不恢復，我誰

都不接見。’

　　幾分鐘後，奧列格進來回覆說：‘他們說這需要的時間太長。接通聯繫，不會

少於30分鐘，來人請求能立刻會見他們。’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等着吧。

不恢復一切聯繫，任何談判也不進行。’

　　17點45分，聯繫接通了。斷了73個小時。封鎖結束了！囚禁也結束了！

　　伊琳娜進來了：‘普列漢諾夫和伊瓦什科試圖進來。鮑里斯·伊萬諾維奇在門

口攔住了他們：“有命令--誰都不許進。我們會開槍的！”普列漢諾夫說：“我

就知道……這些人會開槍的。”於是他們轉身退了回去。爸爸繼續在打電話。’

　　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走了進來。問我感覺怎麼樣。他說他不跟任何一個陰

謀分子談話，儘管他們一再想進行交談。他立即和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葉利欽

交談起來：

　　‘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親愛的，還活着吧？我們堅持了48個小時！’他

還跟其他共和國的領導人進行了交談。他轉達了喬治·布什和巴爾巴拉對我的問候，

說3天來他們一直在為我們祈禱。他給我看了盧基揚諾夫和伊瓦什科簽字的一張便條，

上面寫着：‘尊敬的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熱切懇請您現在就能夠接見我們。

我們有事要向您報告。’他說：‘我根本不想見克留奇科夫、巴克拉諾夫和亞佐夫。

我和他們現在無話可說。盧基揚諾夫和伊瓦什科嘛……也許還可以接見--以後再

說。我在等待俄羅斯的代表團。’

　　代表團到了。有魯茨科伊、西拉耶夫、巴卡京。普里馬科夫、斯托利亞羅夫、

費奧多羅夫，眾多代表和媒體。大家都進來了。從樓下一層傳出了歡樂、興奮的說

話聲

　　我讓伊琳娜把這些天和我們在一起共患難的婦女們都請到我這裡。我們相互擁

抱，抱頭痛哭。我謝謝她們為我們所做的一切，感謝她們為我們分憂。

　　阿納托利進來了：‘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下了命令--準備一下。我們要

飛走了。東西就留在這裡。有人會整理收拾，並乘下趟飛機給送去的，飛機上乘坐

的全是“我們莫斯科人’”。

　　　　　　　　　　　　　　　　陰謀失敗

　　從日記中可以看出，8月份這3天我們經受了人類所能忍受的極限。但我保持住

了心理平衡，並採取了行動。從記者招待會那裡獲悉，陰謀分子們把賭注壓在“戈

爾巴喬夫患病和無行為能力”上了，於是我開始出來散步，讓護衛艦上的水手們、

警衛局的軍官們及一切注意別墅動靜的人們看到：我是健康的。

　　我要求立即派飛機來接我回莫斯科，恢復通訊聯繫。我把自己的聲明錄在錄音

帶上，這一點，賴莎·馬克西莫夫娜的日記已經講過了。

　　對於這一點，順便說一句，也常聽到人們的非議。可我畢竟應該考慮最壞的可

能。萬一總統人沒有了，這盤帶子就是一份重要的政治文件。幸好事情很快就結束

了。但事件的發展原本是有各種可能的。從後來的民意調查看，畢竟有百分之四十

左右的人是同情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這些人的，這一點怎麼也不能迴避。而且，各

共和國領導人，除俄羅斯外，都在靜觀其變，在思考，在動搖。也許阿卡耶夫除外。

再說，許多外國領導人的反應也不一樣，至少是在等待事態的發展。政變是失敗了，

但如果事情早發生一年，不排除結局會是另外一個樣子。這大概就是對我們堅持的

政策的最令人信服的證明。

　　仔細聽廣播的內容，8月20日我已經感覺到局勢不是朝着有利於政變分子的方面

發展了。這一點，從陰謀頭子們--克留奇科夫、亞佐夫、盧基揚諾夫--緊急飛

來找我這件事就可以得到證實。伊瓦什科和他們同乘一架飛機抵達。

　　我不認為他們是來負荊請罪的。他們這是又一次在進行絕望的努力，向我施壓，

使事情變得對自己有利。否則他們何必要向別爾別克機場補充兵力，調集海軍陸戰

隊，下令向一切未經批准、企圖降落的飛機開火。自然這是針對俄羅斯領導人代表

可能飛抵別爾別克所採取的應對措施。

　　來人要求立刻進行會晤。我吩咐警衛部隊（我已經知道他們會執行的），在別

墅內外占據好地形，一旦他們在沒有得到我允許的情況下硬要進入別墅時，準備開

槍。這種強烈要求盧基揚諾夫和伊瓦什科是有的，他們對警衛人員講，他們和政變

分子沒有任何關係，而且當我最後終於接見他們時，他們一再向我重申這一點。

　　我提出了要求：聯繫不恢復，一切免談。我和葉利欽。納扎爾巴耶夫、傑緬捷

伊和其他各共和國領導人通了電話。

　　和布什也聯繫上了。我開始發布命令。首先撤掉亞佐夫的職務，國防部長一職

由莫伊謝耶夫接任，並責成他一定要保證飛往別爾別克的魯茨科伊和其他同志們的

飛機安全降落。我指示政府通訊部門領導人切斷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所有的電

話，命令克里姆林宮的衛隊長將克里姆林宮監護起來，把所有留在那裡的政變分子

隔離起來。

　　俄羅斯代表團到了。這時我才真正明白，我現在自由了。

　　我同盧基揚諾夫和伊瓦什科談話時巴卡京和普里馬科夫在座，我對他們說，他

們兩個本來是能夠阻止政變的，或者，無論如何是能夠發現其罪惡性質的。一個是

最高蘇維埃主席，明知關於戈爾巴喬夫病重的傳聞是謊言，然而在行動上卻另有打

算，希望陰謀的果實能夠落進他的“籃子裡”，眼看自己就要當上總統了，因而便

走上了叛賣、政變的道路。

　　至於伊瓦什科，他本可以以黨的領導的名義，和政變分子們的行為劃清界限，

要求立刻和蘇共中央總書記見面。但他沒有這樣做。相反，他以書記處的名義向各

地方黨組織發布命令，支持政變。

　　正如後來沙赫納扎羅夫告訴我的，8月20日他飛抵莫斯科後，便立即和政治局委

員、中央書記亞歷山大·扎索霍夫取得了聯繫，對他說，如果領導集體不願徹底毀

壞黨的話，必須立即發表緊急聲明，譴責這次政變，並要求釋放總書記。扎索霍夫

隨即着手辦這件事，當天晚上他通報說，在伊瓦什科就診的醫院裡召集到了一部分

政治局委員；他們同意聲明必須要和總書記見面，但是拒絕發表反對國家緊急狀態

委員會的意見。

　　我決定不見亞佐夫和克留奇科夫。

　　他們從福羅斯返回後，和其他的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一起被拘留起來，開

始進行審問。我看了他們的第一批交待材料：他們承認自己犯了罪，儘管每個人都

在竭力縮小自己的罪行，為自己開脫罪責。

　　當時我收到克留奇科夫的一封親筆信--總共只有一頁，分三段。我現在全文

引述最後一段（順便說一句，該信的複印件現保存在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案卷里）：

　　“尊敬的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有必要把我們關進牢裡嗎？一些人快刀歲

了，另外一些人健康欠佳。需要進行這樣大規模的訴訟程序嗎？順便說一句，能否

考慮採取其他的強制措施。比如嚴格的家庭軟禁。總之，我感到非常愧疚！昨天我

（有機會）聽了部分您關於我們幾個的答記者問，不管是否罪有應得（總體上），

但都造成了巨大的傷害。可惜是咎由自取。

　　一如既往的致以深切的、富有人倩味的敬意。

　　B．克留奇科夫

　　91．8．22．”

　　為了完整地敘述返回莫斯科的情況，我再一次援引賴莎·馬克西莫夫娜的日記。

　　“8月22日．星期四

　　8月21日晚11時，我們離開福羅斯的總統別墅。

　　眼前留下的最後的印象，是‘營救者’和‘隱居者’的一張張興奮激動的面孔，

正如有人一針見血所指出的，是‘新的蘇聯囚犯’的面孔。不過如今幸好都已成為

過去了。

　　我們從機場乘A．B．魯茨科伊的飛機飛往別爾別克機場。我們被安排在一個單

獨的小包間。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請魯茨科伊、巴卡京、西拉耶夫、普里馬科

夫、切爾尼亞耶夫、鮑里索夫、克利莫夫、戈連佐夫過來小坐。

　　納斯津十“在伊琳娜身邊的座位上睡着了。克謝涅奇卡”低着身子躺在地板上。

但正如人們常說的，身上溫暖，心裡舒坦。主要是我們大家都在一起。

　　克留奇科夫也在這架飛機上，他在單獨的隔離倉內。

　　大家相互交談、議論着這些天莫斯科和全國發生的一切事情，談論着在克里米

亞總統官邸的種種經歷以及如何度過來的。談論我們的時代和我們時代的人。亞歷

山大·弗拉基米羅維奇講述了白宮的捍衛者們：兩小時教會了人們如何手挽手地連

成一道鏈條；還談到和他一起飛來營救總統的警衛戰士們。他們當中沒有一個拒絕

前往，沒有一個人在莫斯科機場留下來，雖然他們知道這次飛行有可能出現悲劇性

的結局。瓦季姆·維克托羅維奇和葉夫根尼·馬克西莫維奇講了他們是如何準備8月

20日發表的聲明文本的。他們拿出了聲明文本，我把它留了下來：‘我們認為，實

行緊急狀態、國家政權移交給一部分人，這是違反憲法的。根據我們所掌握的情況，

蘇聯總統米·謝·戈爾巴喬夫的身體是健康的。作為安全委員會的委員，我們肩負

的責任要求我們立即將裝甲設備撤離街頭，盡一切努力防止流血事件發生。同樣，

我們還要求一定要保障米·謝·戈爾巴喬夫的人身安全，使他能夠立刻公開發表講

話。’安全委員會委員、蘇聯外交部部長A．A．別斯梅爾特內赫拒絕在這個聲明上

簽字。

　　飛機在夜間兩點降落在莫斯科伏努科沃2號機場。前來機場迎接的人很多。把米

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團團圍住了。伊琳娜、我和孩子們立即坐進了汽車。我渾身

直發抖。不能自己。

　　莫斯科在和弗拉基米爾·烏索夫、德米特里·科馬爾、伊里亞·克里切夫斯基

告別。成千上萬的莫斯科人出來為他們送葬。我相信，千百萬人們都在分擔他們的

悲哀與痛苦。

　　8月26日，星期一

　　我一再為所發生的事情感到難過。腦海里閃過一個個以前我不曾注意的細節。

　　普列漢諾夫離開福羅斯之前（他和我們是8月4日抵達的，兩三天后又飛往莫斯

科）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和他談話時問他：‘克里米亞的情況怎麼樣？’他回

答說：‘一般地說，沒什麼。但我們稍微加強了一些海上的安全措施，增派了一些

蛙人。’這真的是出子總統安全之需要，還是為了將總統隔離起來而實現的某種計

劃？

　　在這次談話中，普列漢諾夫堅持要求讓梅德韋傑夫去休假，雖然在米哈伊爾·

謝爾蓋耶維奇看來，這樣做並沒有什麼客觀的理由。

　　8月13日和14日，阿納托利發現，前來接替通常在海灣入口處值勤的m6號‘護衛

艦’的是另外一種型號的‘護衛艦’。這是一艘大型艦隻，以前只能通過望遠鏡從

遠處看到。

　　每天早上，阿納托利總要和梅德韋傑夫在網球場上見面。8月18日，分手時，阿

納托利問他：‘弗拉基米爾·季莫費耶維奇，明天還打嗎？’（米哈伊爾·謝爾蓋

耶維奇定於19日飛往莫斯科，所以阿納托利想確定一下。）梅德韋傑夫回答說：

‘這我說不好-…·須知戈爾巴喬夫患有神經根炎。’阿納托利感到有些詫異，於

是早飯時他問我：‘您改變飛莫斯科的日子了？改到20日了？’

　　當8月15日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急需進一步的醫療幫助時，負責這方面工作

的利耶夫醫生兩天兩夜後才遲遲飛來。這其中的原因至今仍不清楚。

　　8月27日，星期M

　　政變失敗了。民主派歡慶勝利，人們大談團結的力量，談論自由，談論社會革

新，談論夢寐以求的改革就要在生活中實現了。

　　但是我們今天的情況怎麼樣呢？民族問題、經濟問題日益尖銳，社會越來越分

裂。不僅‘政變分子’，還有‘共產黨人’、‘克格勃分子’、‘黨閥’及其同情

者都在大行其道。他們為奪取‘權力’，爭奪‘勢力範圍’和‘財產’正在進行殊

死的鬥爭。國內長期形成的各種關係與傳統也都動員起來了。國家正在被毀……

　　慣於阿談逢迎的無恥之徒在蠢蠢欲動，他們在尋找新的‘主子’和‘庇護人’

　　大眾媒體上連篇累贖地發表文章，說需要‘一位好的統治者’，‘一種好的專

政’。國家總統的立場受到質疑。有人甚至不惜進行公開誹謗和造謠。”

　　　　　　　　　　　　　黨的命運：誰出賣了誰

　　接着講我的故事。8月22日凌晨2時我回到莫斯科。飛機降落在伏努科沃機場，

我們受到人們由衷的歡迎。我和賴莎·馬克西莫夫娜、克謝尼姬乘坐一輛汽車，伊

琳娜、阿納托利、納斯津卡乘坐另外一輛。這時，幾天來積累的緊張情緒還是表現

了出來。伊琳娜在福羅斯表現得非常勇敢，可是過後卻患了嚴重的神經疾患。可憐

的是我的大外孫女，她已經懂得很多事情。賴莎·馬克西莫夫娜病了兩年：這都是

福羅斯和福羅斯以後國內所發生的種種事件的後果。

　　8月23日我去克里姆林宮。在去辦公室的路上我對記者們說了一句話，後來人們

經常引用這句話，而且作了各種各樣的解釋；當時我說：“我從福羅斯來到了另外

一個國家，我自己已經不是原來的我了；成了另外一個人。”這是過去發生的事情

給我的最初的自然的印象。當時我還沒有能來得及對所發生的悲劇的方方面面作認

真仔細的思考。

　　因為有許多事情我是不了解的，因此忽然湧來這麼多的信息，我是不可能一下

子消化得了的。工作時間會議沒完沒了，要批覆文件，要作出緊急決定。而晚上下

班回家，還要帶幾個沉重的公文包，直到凌晨時分，一直在批閱各種報告、大使們

的急電和各家通訊社的新聞摘要。這樣漸漸就形成了一幅完整的事態畫面。

　　我了解到，回莫斯科後我第一天宣布任命那批人中（包括莫伊謝耶夫和別斯梅

爾特內赫），有些人是打算“既為我們服務，也為你們服務”的。不得不對昨天作

出的決定重新審查一遍。有人迫不及待地發表議論，說戈爾巴喬夫一時沒了主意，

坐臥不安，不知道該如何是好。實際上不是這樣，所出現的失誤，完全是因為不了

解全部事實所致。要知道，有許多事情只是在幾個月之後才披露出來，而有些事情

至今也還沒有完全弄清楚。但願“一切秘密都將真相大白”。

　　我還了解到中央書記處的大多數人和許多地方的黨組織都採取了可恥的立場，

支持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我想立刻指出的是，在這種極其複雜的形勢下，中央書

記加林娜·謝苗諾娃、安德烈·吉連科和葉戈爾·斯特羅耶夫表明自己是非常成熟

的政治家和誠實正直的人。黨中央作為一個集體領導機構，實際上它未能經受住考

驗，和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站到了一起，儘管許多中央委員對政變表示了譴責。納

扎爾巴耶夫和卡里莫夫放棄了自己作為政治局委員的責任，許多加盟共和國共產黨

的領導人退出了中央委員會。

　　早在9月，報刊上就開始出現一些文章，文章作者表示懷疑，有時乾脆直截了當

地說，好像我和政變分子們是“勾結”在一起的；還有一種說法是說我不願在他們

的聲明上簽字，但是答應他們，一旦事情進展順利，據說我便“加入”國家緊急狀

態委員會的行列。這兩種說法，當然都是謊言。聯盟協議，將國家變成一個生機勃

勃的民主化的聯邦，同樣，還有總的改革的構思，深刻的變革，國際政治中新思維，

--凡此種種，已經成了真正意義上的我的畢生事業，已經走上了付諸實現的道路。

我自己會對它親自下手嗎？！

　　受個人利益驅使的政治上的盲目和短視，使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採取了分離主

義者和激進派們可望而不可及的行動。他們有了瓦解聯盟的絕好理由。國家緊急狀

態委員會的成員們投擲了一塊石頭，從而引發了整個泥石流。

　　我不是個報復心強的人，也不主張在肉體上苛待這些大部分已經年紀不輕、身

體欠佳的人。故意拖延的訴訟程序因要求赦免而被打斷，1994年2月，俄羅斯最高法

院軍事委員會決定停止訴訟。但歷史終究會對陰謀家們作出嚴厲的判決的。退一步

說，即使被告的主要動機不是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他們考慮的不是自己的私利和

集團利益，而是在為祖國着想，他們所採取的冒險主義行為的後果也是災難性的。

　　這裡不禁讓人想起這樣一個例子。民意黨人刺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這件事o，大

家公認扼殺了已經開始的改良勢頭，使俄國的社會發展滯後了幾十年。可能正是由

於這個原因才決定必須用革命的、流血的、暴力的方法實現業已成熟了的改造。而

八月陰謀的策劃者們破壞了用把蘇維埃聯盟改造成為主權國家聯盟的辦法保存聯盟

的現實可能，而蘇共的保存辦法--則是通過將其改造成為左派力量政黨的道路。

　　這個問題需要特別地談一談。一回到莫斯科，需要立即處理的事情很多，而當

務之急自然是幹部的人事安排了。那些直接或間接與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有瓜葛的

人是決不能留在負責崗位上了。但是蘇共的問題比這要重要得多，它關繫着千百萬

人的命運。

　　這個問題，我和我的顧問和助手們--雅科夫列夫、梅德韋傑夫、普里馬科夫、

切爾尼亞耶夫、沙赫納扎羅夫、列文科、庫德里亞夫采夫--討論過，和黨的一些

領導人也見過面。經過反覆考慮，苦思冥想，最後才搞出了一個盡人皆知的決定來：

辭去蘇共中央總書記的職務，建議中央委員會自行解散，讓各個黨組織獨立自主地

決定自己以後活動的問題。

　　在這個問題上，我聽到不少黨的老同志的批評意見。其中有些同志在譴責政變

的同時，同意對蘇共採取這種步驟的必要性。我在腦子裡一再考慮這些問題，但我

還是認為我在這裡沒有犯錯誤。首先，指責我背叛黨，怪我“拋棄了黨”，這話缺

乏根據。正如我已經說過的，所有的改革措施在蘇共各次代表大會上和中央全會的

決議中都得到了正式的贊同。我始終不渝地，最近一個時期甚至於有悻於作為國家

總統的身份，在堅守着總書記的崗位。如果說誰出賣了誰的話，那不是我出賣了黨，

而是黨的領導和它的大部分的機構出賣了自己的領袖。

　　至於說“解散”蘇共，那麼我再說一遍，我只是說，在政變後這種極其特殊的

情況下，黨組織本身應該自己確定自己的方位。再說，幾天后，當葉利欽在俄羅斯

最高蘇維埃會議上咄咄逼人地要簽署禁止蘇共活動的命令時，我曾經試圖阻止他這

樣做，認為這一舉動可能引起反共的歇斯底里浪潮，既有失公正，又非常危險。這

時忍無可忍的激進派們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上幾乎是噓聲一片；人們稱他們為新布爾

什維克不是沒有道理的。其中有一個人在麥克風上大喊大叫地說，應該把所有的共

產黨員從國內“掃地出門”。當時我說的話現在我也不否認。

　　“這種意見甚至斯大林那有病的大腦都想不出來，這種不懷好意的呼籲說明你

們也‘太離譜了’。你們怎麼辦？打算把1800萬共產黨員，加上他們的家屬5000萬

～7000萬人都趕出國門？既然你們自稱為民主派，那就在實際上講點民主吧。”

　　我的這些話媒體隻字未提。

　　俄羅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的這場聚會都拍攝了下來。看過電視轉播的人會明白

許多的。葉利欽在會上的所作所為全是幸災樂禍。而且我還覺得，會場上在座的我

的一些戰友同樣在幸災樂禍；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一句話沒說。

　　會後我和葉利欽來到他的辦公室。這時葉利欽感到自己已經占了大便宜，他想

緩和一下氣氛，就說，對他們--這些代表們--應該給予理解，他們也是不得已

而為之！然後補充說：

　　“我對您什麼也不用說。您自已去問問媒體，就會知道8月19日和8月20日誰是

怎樣表現的了，包括那些您特別抱有好感的人。我們是一樣的人，實際上是等到了

時機。”

　　在對待共產黨人的態度上，我對俄羅斯當局立場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的。禁止

黨的活動給千百萬無辜的黨員帶來了極大的危害。順便說一句，他們大多數都是支

持改革活動的。至於有人試圖將黨的全部歷史一筆抹煞，把黨的奠基人描繪成作惡

多端的壞蛋，不承認蘇共在祖國面前有任何功勞可言，--我是絕對不能同意的。

圍繞着臆想的數以10億計的美元--據說是存入國外銀行了，幫助外國的黨了，等

等，--吹得沸沸揚揚，滿城風雨。這都是居心不良的炒作；幸好憲法法院經過仔

細斟酌，最後決定對這種司空見慣的“捕風捉影”不予調查。

　　應該從更廣闊的歷史前景的角度來看待所發生的一切。蘇共到一定的階段要解

體，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它包含了各種各樣思想一政治派別的代表。我主張通過

民主的道路達到這一點--11月舉行黨的代表大會，到時候在會上進行分野，好說

好散。我和我的志同道合者所提出的黨綱模式，根據一些民意調查，黨員支持率在

三分之一左右。其餘部分就各奔東西了：有支持尼娜·安德烈耶娃和安皮洛夫的，

有支持布茲加林和科索拉波夫、久加諾夫、R梅德韋傑夫和傑尼索夫、利皮茨基和魯

茨科伊的。看來有相當一部分人加入了民主俄羅斯，與特拉夫金的民主黨、基督教

民主主義者為伍了。這件事歸根結底還是發生了。所以為蘇共解散而大為惋惜是沒

有意思的。它起到了自己的歷史作用，該退出歷史舞台了。一些新的左派的政黨正

在出現，其中也有共產主義傾向的政黨。

　　但是這一切都是在極為病態的，甚至是很不光彩的情況下發生的，它給千百萬

黨員--政變分子的整個良心和那些支持過他們的人--帶來了巨大的精神傷害。

首先是俄羅斯共產黨的保守派。正是他們給黨帶來了最沉重的打擊，敗壞了黨的名

聲，把實現自己的計劃當作主要的手段，從而剝奪了進行改革的最後可能。與此同

時，他們千方百計地為自己進行辯解，在事件發生的過程中歪曲這些或那些關鍵部

分。

　　我的任務不是要進行揭露--讓歷史學家們去作最後的判決吧。但是有一個人

我不能不說；他是我以前大學的同學，我把他提拔到國家第2號人物的地位，他在這

場陰謀中又起着關鍵的作用；他就是盧基揚諾夫。

　　我已經援引過謝爾巴科夫寫的信，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切事情都同盧基揚

諾夫商量過。

　　但是退一步想，就算盧基揚諾夫真的什麼也不知道，完全是陰謀分子們使他誤

人歧途了--就像他在福羅斯向我辯解的那樣。那麼當時為什麼不召開蘇聯最高蘇

維埃會議呢？這是在這種情況下他的責任之所在呀！要知道，如果他這樣做了，一

切都會各就各位的。但是他沒有這樣做，因為他像一個經驗豐富的賭徒打錯了算盤

一樣：過一個星期--這段時間原則上並不違反規定--一切就會明朗的。如果陰

謀得逞--他功不可沒；要是陰謀失敗--他可以溜之大吉。像人們常說的，他玩

的是一身二任，左右逢源。但是他失算了。

　　最令人驚訝的是，現在盧基揚諾夫說，根本沒有發生什麼政變，他不僅沒有和

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行動劃清界限，而且和他們一道出席會議，參加群眾集會和

遊行，出席國家杜馬會議；他在繼續玩自己的遊戲。

　　1991年8月22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召開會議，由尼沙諾夫主持，出席會議

的有各委員會主席和許多代表們，請看他在這次會議上的話：“我們落後於事態的

發展。對於所發生的一切，我們原本從個人的角度就應該作出強烈得多的反應，可

能的話，比如說，不是在21日，而是20日就應該直接訴諸於人民。何況這樣的決議

業已準備好了。這裡錯誤也許首先應該由我來承擔，不過，上帝明鑑，當時事情是

如此繁多，3天內完成，能夠睡上3個小時就很不錯了。誠然，現在有人提出這樣的

批評意見，指責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是政變分子們（黑體是我用的。--作者注）

的幫凶，是政變的思想鼓動者。我現在可以果斷地聲明，這一點也不符合實際情況。”

　　還有。“這種冒險行動本身就是那些註定要失敗的人用完全非法手段所製造的

一起陰謀……我一定要證明政變行為的非法性。”這是盧基揚諾夫在跟即科伊、哈

斯布拉托夫和西拉耶夫談話時說的話，後來寫進了8月20日俄羅斯總統的命令中：

“1991年8月20日俄羅斯聯邦領導人和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盧基揚諾夫就所謂蘇聯國

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實質問題進行了討論，認為該委員會的建立和行動是違反憲法

的。”

　　由此可見，當時盧基揚諾夫承認發生了政變，只是堅決否認他在這中間起了推

波助瀾的作用。可是如今，如果相信他的話，政變則成了一次愛國行動，幾乎是第

二次十月革命了。這裡再援引一段謝爾巴科夫給蘇聯最高蘇維埃的信是頗為適宜的：

　　“8月21日的事件

　　當着B．M．韋利奇科同志的面（3時～13時20分）我和盧基揚諾夫取得了聯繫，

我請他親自證實一下俄羅斯電台廣播的消息和葉利欽廣播講話中所說的盧基揚諾夫

承認蘇聯副總統亞納耶夫的行為和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決定是違反憲法的和沒有

法律根據的這話的可信性。

　　盧基揚諾夫同志說，他沒有作過這樣的聲明。我問他：如果蘇聯憲法委員會主

席團接受我所準備的（而且事先同韋利奇科同志討論過的）聲明--我向他講了這

個聲明的基本要點，那麼他將作出怎樣的反應？盧基揚諾夫同志原則上支持這個聲

明，但是他指出，根據法律，我們沒有權利不服從蘇聯副總統亞納耶夫的決定，特

別是在這種極其複雜的情況下，因此他建議在什麼地方表明一下這種立場，意思是

說，蘇聯憲法委員會服從蘇聯最高蘇維埃和副總統亞納耶夫（而不是蘇聯總統執行

機構的）決定。然後他透露說，就在最近幾個小時內，他和亞佐夫與克留奇科夫將

飛往克里米亞，與蘇聯總統米·謝·戈爾巴喬夫會談。”

　　我所掌握的一切，我所知道的關於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們的情況，使我能夠肯

定地認為，如果這次冒險行為一開始，國家最高立法機構就召開會議，那麼，毫無

疑問，它會採取維護憲法制度的立場的，會堅決譴責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們的

行為的。的確，是沒有在緊急情況下召開議會的明確立法程序。所以盧基揚諾夫利

用了這一點：按關於緊急狀態的法律條文行事，指定會議“只能在一個星期後”召

開。

　　重要得多的是從所發生的事件中汲取教訓。1991年的八月事件暴露出了我們民

主體制的“阿喀琉斯的腳踵”--我們代表機構的弱點。結果出現了什麼情況呢？

盧基揚諾夫在玩弄自己的把戲，遲遲不開最高蘇維埃會議。C．C．阿列克謝耶夫被

嚇住了--因此憲法監督委員會嘮嘮叨叨，不知所云，其實這時已經完全沒有危險

了。

　　換句話說，在我國所有的基本民主機構中，起決定作用的仍然是各位相關的領

導人，一切都取決於他們個人的素質。要知道，馬克思的話還是對的，他說，不是

個人在保證不違背法律，而是法律在制約個人專橫。

　　一年半之後--類似的情況，結果卻是不同的。1993年3月20日，俄羅斯總統發

表聲明，聲明內容只能被看作是有人蓄意在利用這次國家政變。我們把動機和道理

先放在一邊。事實上是在公開聲明要剝奪人民代表大會的權力，把總統對各權力機

構的指揮權集中到自己的手裡。

　　這一次民主機構並不是無所作為。最高蘇維埃召開了緊急會議，緊接着又召開

了人民代表大會。憲法法院譴責了最後未曾公布的總統命令。許多政黨都表示了抗

議，只可惜大眾媒體的動作不多。總統不得不改變了主意。

　　但我當時自己問自己：能不能夠把這看做是我們民主機製成熟的表現，或者只

是一種幸運的巧合？這次從專制獨裁那裡拯救出了什麼--是法律還是個人？我不急

於回答。1993年的十月事件表明，1991年8月和1993年3月事件的必要教訓已經汲

取了，而這一點，歸根結底，導致了1993年10月3～4日對議會的開火和流血事件的

發生。

　　1993年12月12日，俄羅斯公民在國家杜馬選舉中找到了帶有強烈感情色彩的方

法讓俄羅斯政府當局明白，他們既不接受政府的政治方針，也不接受他們實施這一

方針的辦法。這個教訓有沒有用處？我還是不急於回答。

　　　　　　　　　　　　　第二十一章　最後的努力

　　　　　　　　　　　　　　 重新啟動改革進程

　　為消除政變後果所採取的最初步驟意義雖然重大，但那些日子裡我最關心的卻

是如何重新啟動改革進程。老實說，這個任務在當時的條件下要得到根本解決我是

信心不足的，時常產生懷疑。政變動搖了國家的基礎。從9月到10月，實際上所有的

共和國都宣布了獨立。分離主義者們春風得意，感到他們的時候到了。再加上俄羅

斯總統心氣太盛：蘇聯總統已經恢復活動，可是葉利欽仍按二連三地發布具有全聯

盟意義的命令。這就更加激起各共和國儘快脫離聯盟中央的步子。

　　但是畢竟不能就此認輸。我身後有3月17日公投的結果。整個千百年的歷史都在

訴說着要保持國家的完整。迫切的經濟需求、國家和人民的安全都在莊嚴地提出這

一選擇。

　　老實說，10月初對幾個大城市（莫斯科、基輔、阿拉木圖、克拉斯諾亞爾斯克）

居民進行民意調查的結果特別令我感到鼓舞。它們說明，半年來，人們支持聯盟的

熱情整體上並沒有低落。比如，如果說3月17日3個共和國（俄羅斯聯邦、烏克蘭、

哈薩克基坦）支持聯盟的占參加公投人數的73％的話，那麼1991年秋天還是在這3個

共和國幾個大城市進行了民意調查，調查的結果是，支持聯盟的占被調查人數的75

％。在莫斯科，支持聯盟的人數半年時間增長了50-81％；這說明3月17日部分莫斯

科人與其說是在反對聯盟的思想，還不如說是受了當時民主派“反中央”宣傳的影

響。而且，很明顯，聯盟解體的現實威脅，引起首都具有“親聯盟情結”者的強烈

反應，其實這種反應對於俄羅斯大多數政權機構是很有代表性的。在基輔，儘管民

意調查的結果給人的印象不深，但也有50％以上的人是支持聯盟的。在阿拉木圖，

1991年3月的公民投票中有94％“支持”聯盟，而根據10月份公投的資料，有86％的

支持率。

　　總之，毫無疑問，人民不希望破壞國家的完整性。但問題解決的關鍵掌握在各

民族的精英人物和政治領導人的手中。而這裡的問題就複雜了。

　　納扎爾巴耶夫維護聯盟的態度最堅決，前後一貫。我和他就這個話題經常談論，

而且談話的時間很久。應該說，支持他的立場的是這樣一些客觀因素：哈薩克斯坦

的居民的構成；哈薩克斯坦的經濟和俄羅斯經濟不僅有很高的，而且有獨一無二的

一體化水平。不過問題還要看努爾蘇爾坦·阿比舍維奇·納扎爾巴耶夫作為一個政

治家的個人素質，而主要是要看他作為一個人的個人素質；在他的思想意識里，俄

羅斯民族文化和哈薩克斯坦民族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感覺得出，對於他來說，這不

是怎樣估價的問題，它是一種源於信念的原則問題。我早已注意觀察納扎爾巴耶夫

這個人了，我很欣賞他的務實肯干的精神，可惜因為陰差陽錯，我未能推薦他擔任

蘇聯副總統或者總理。

　　實際上中亞各共和國的領導人--卡里莫夫、阿卡耶夫、尼亞佐夫和當時代表

塔吉克的伊斯坎達羅夫--也持有這樣的立場。不知道在我們這個“混亂的”時代

他們每個人未來的命運會是怎樣，但我應當說，在決定聯盟命運的那個歷史關鍵時

刻，這些民族活動家們表現出了對這樣一條真理的清楚的理解，即聯盟的毀滅將給

他們各個民族帶來巨大的損害。我完全不是說他們每次都無條件地支持聯盟機構所

提出的建議。他們所有的人都竭力要擺脫難以忍受的超高度的集中主義，而且取得

了很大的獨立自主性，這是很自然的事。但我認為他們並沒有因此而失去健康的理

智，沒有把獨立自主變成崇拜的偶像，變成目的本身。

　　“提心弔膽”的日子一過，我便立即採取緊急措施，消除政變的後果，開始和

各共和國領導人進行會晤。8月23日，我和葉利欽、納扎爾巴耶夫、阿卡耶夫和穆塔

利博夫通了話--他們當時都不能來莫斯科。後來，我們大部分人都來到了新奧加

廖沃，這才好像又重新清點一遍國家面臨的一系列緊迫問題，而且大家達成共識，

認為必須從恢復權力和有效管理機製做起。

　　政變過去後，政權機制鬆散疲塌，任何適時、良好的決定都不可能貫徹到生活

中去。各共和國政府在“要求”主權的同時，常常只執行對自己有利的中央各部的

指示。中央人事變動頻繁，這實際上是由克里姆林宮和白宮的不和造成的。首都被

這種內鬥所困擾，越來越失去了對經濟的監督槓桿作用。而這種情況，反過來又助

長了“地方”更加我行我素，自己承擔風險。

　　我們大家都很清楚，在這種情況下，只有這樣一個機構才能夠將秩序恢復起來，

這個機構能夠把各共和國的利益和意志同全聯盟的利益和意志諧調起來。最初有一

種想法，想把各共和國的領導人納入國家安全委員會，後來又決定不這樣做了，干

脆成立個國家委員會。

　　我們認為，把權力集中在國家委員會手裡，這只是一個臨時的辦法，可以保留

到新的聯盟協議通過；聯盟機關的機構及其和各共和國的關係等，當由新聯盟協議

來決定。“政變後”我們初次在新奧加謬沃會晤就談到了恢復聯盟協議工作的必要

性。9月份看來完全有可能重新再提出聯盟協議草案，而且這次不再會有干擾，一鼓

作氣就簽了。

　　同時我們也意識到，在目前情況下，很難指望所有的共和國都來參加革新後的

聯盟聚會。所以，我們決定要體現一種思想，這個思想早就有了，從1990年中就進

行過積極的討論，它就是：除聯盟協議外，建議各共和國簽訂一項經濟協議。它仿

佛是聯盟關係的第二個層面，可以使我們不致於“失去”其他迫切需要經濟合作，

但由於種種原因還不打算加入聯盟的共和國。毋庸諱言，我們寄希望於這種經濟紐

帶將有助於逐漸克服對聯盟機構的不信任態度。

　　八月政變打斷了各主權國家間形成新的聯盟關係的進程。我深知新局勢對於民

主改革的全部危險性，因此我把重新啟動聯盟協議的工作當作是主要的首選。它主

導了我在蘇聯最高蘇維埃非常會議上的一切行動，這次會議是在政變之後馬上召開

的，會上決定立即召開蘇聯人民代表大會緊急會議。

　　考慮到代表大會前出現的氣氛，特別是圍繞會議議程所進行的討論，我和各共

和國領導人非常擔心大家一開始又要陷入一場無謂的爭論。

　　總統和各共和國領導人在大會上的立場應該具有普遍性。從晚上的辯論中產生

了聲明的思想和聲明文本本身--10個聯盟國家的首腦在上面都簽了字，格魯吉亞

也參加了聲明的起草工作［著名的“10（11）＋1”模式就是由此而來的］。

　　在這個問題上出現了不少的投機行為，有些人甚至說，好像戈爾巴喬夫和各共

和國領導人搞了一次政變分子們沒有搞成的獨特的國家政變。

　　這話之所以是無稽之談，首先是因為所有的九月決議都是經過大會本身通過的，

換句話說，是符合憲法程序的。其次，因為保留了最高的立法機構--最高蘇維埃。

最後，因為國家管理機構的重大改組不是根據領導人的心血來潮決定的，而是根據

政變後的情況和新的實際不得不採取的臨時措施。

　　換句話說，我們在憲法面前未曾越雷池一步。至於這些決定的效果如何--那

是另外一個問題。可惜，後來的幾個月表明，建立起來的機制未能經受住考驗，缺

乏生命力。而且不是由於這一機制本身有什麼缺點毛病，首先是因為它不符合俄羅

斯總統身邊一班人的思想口味。

　　至少當時葉利欽在私下和公開談話中都主張保留改造後的聯盟，因此我們也比

較容易地就過渡時期政權組織問題取得了一致的觀點。在聲明中，蘇聯總統和ic國

領導人建議制訂和簽署主權國家聯盟協議，同時每個國家將獨立地決定自己參加的

方式；呼籲各國--不管其地位如何--立即建立經濟聯盟；為“解決共同的重大

問題”而建立人民代表委員會，為“協商解決涉及各共和國共同利益的內外政策問

題”而建立國家委員會，為“協調國民經濟的管理和推進經濟改革”而建立跨國經

濟委員會；制訂憲法草案並提請各聯盟國家議會審議，憲法草案應該在各自的全權

代表大會上最後通過；在國防領域簽訂集體安全原則協議，目的在於保持統一的武

裝力量和軍事戰略空間，在考慮各國主權的情況下，在蘇聯的武裝力量、克格勃、

內務部和檢察機關推行激進的改革；嚴格遵守蘇聯所承擔的一切國際協議和義務；

發表保障公民權利和自由的宣言；請求蘇聯人民代表大會支持各聯盟國向聯合國提

出承認其國際權利的主體地位並研究他們在該組織的成員資格問題。

　　這份文件也就成了9月2-5日召開的蘇聯人民代表第五次緊急會議討論的中心。

會議開得非常熱烈，會上少不了尖銳的衝突和動情的發言。但最後會上的建議都被

通過，並變成了法律。只有一點作了重要的修改，即過渡時期由人民代表委員會來

承擔立法機構的作用。經過討論，代表大會決定--而且我認為決定是正確的--

最高蘇維埃繼續工作，直到聯盟協議簽訂並在協議基礎上建立起新的權力機構；從

而保證了對國家委員會活動的監督，保證了更加可靠的憲法的繼承性。

　　晚上的會議由葉利欽主持，克拉夫丘克第一個發言，他說，烏克蘭準備“積極

參加在經濟領域裡建立跨國機構的工作，協調和管理國民經濟，協商解決內外政策

的問題，研究集體安全觀念，改組武裝力量”。過了不到一個半月，還是這個克拉

夫丘克，幾乎從所有上述立場上開始後退。

　　9月4日大會的發言變得激烈起來。許多代表指責主席團不是在用民主的方法引

導會議。應當承認這種指責是有一定道理的。主席團主持會議的方式的確非常生硬

--否則我們便能有一個本國模式的“長期議會”--這在政變後的緊張氣氛下是

不允許的。當然，這裡不光是程序的問題，儘管程序也非常重要。一部分人民代表

根本不願意現實地估計形勢，不想理解在8月之後保持原來面貌的蘇聯是根本不可能

的。這就是說，拯救國家完整的惟一方法就是簽訂主權國家聯盟協議。大部分人民

代表，可以說，絕大部分人民代表都意識到了這一點。大會的決議、關於過渡時期

蘇聯國家權力機構和管理機構的法律及其他決定，由3／5-4／5的代表們通過。

　　大會期間進行了無數的會晤、會議和協商。會議的間隙中各種委員會在緊張的

工作着。必須回答代表們的諮詢，必須和各自治共和國的領導人一起探討他們參加

聯盟的方式，否則他們便不會支持大會的決定。對於許多想對總統表示一下支持，

對福羅斯事件表示同情，或者希望作些說明、發點牢騷，提出些他認為很重要的問

題的代表也不能拒之門外。當然，媒體也是擺脫不掉的。

　　老實說，我累得要命，但有一個想法在支撐着我，那就是我們畢竟沒有使聯盟

垮台。我們相信，經過過渡時期，我們就會嘗到獨立的甜頭，我們將會在新的基礎

上組成一個國家整體。社會學方面的調查資料也在支持着這個希望。對於您認為未

來的蘇聯制度是怎麼樣的這個問題，人民代表們是這樣回答的：幾個獨立的國家-

-15％，聯盟--27％，聯邦--46％，其他--3％。我毫不懷疑，如果今天向俄

羅斯和其他共和國公民提出這個問題，那麼大部分的回答將會很接近這個結果的。

　　然而，另外一種觀點在俄羅斯領導中居於上風（雖然是暗中的）。大會後不久

這種觀點便開始有條不紊地漸漸浮出水面，破壞大會剛剛制訂的過渡時期的法律。

　　國家委員會的第一個行動就是承認波羅的海各共和國的獨立。我竭力想讓波羅

的海各共和國繼續留在聯盟的框架內，同時我堅決排除那種好像聯盟領導為此要動

用軍事力量的想法。維爾紐斯和里加的悲劇性衝突決非來自總統辦公室。

　　另外一方面，生活畢竟證實了我們堅持用文明和民主的方式解決拉脫維亞、立

陶宛和愛沙尼亞的獨立問題是正確的。如果沒有分離主義者施加的壓力和俄羅斯領

導人缺乏遠見的立場，很可能就不會有今天出現的極其尖銳的種種問題，這些問題

都和破壞波羅的海地區俄羅斯人與講俄語的人的公民權利相聯繫。

　　決定承認波羅的海各共和國獨立後我們也未能啟動談判機制。別洛韋日協議妨

礙了這一點。

　　                     聯盟協議的第二次誕生

　　9月5日，人民代表大會根據國家總統和各共和國領導人的建議，決定成立主權

國家聯盟，加速協議草案的準備工作。

　　根據國家委員會成員之間達成的協議，我和俄羅斯總統負責新協議草案的起草

工作。實際上這一工作在大會之後立即就開始了。

　　9月10日，我和葉利欽進行了會晤，討論了與此有關的問題。9月16日，國家委

員會召開會議研究了未來的聯盟的問題，而且8個共和國（俄羅斯聯邦、白俄羅斯、

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

都採取了積極的立場。

　　在這個會議上，國家委員會研究了協議草案關於經濟共同體的內容。10月18日，

8個主權國家，包括烏克蘭，簽訂了協議，隨後便送交各共和國議會批准，一系列的

附加協議也在加速準備。

　　與此同時，根據已經發生變化的情況，聯盟政權機構的組建也在進行--任命

了新的領導人，開始改組外交部、國防部、內務部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然後成立了

跨共和國經濟委員會。

　　這樣，聯盟和各共和國領導人才從八月政變的震盪中恢復過來，開始回到被中

斷了的聯盟改造工作，這裡包括政治路線的改造，也包括經濟路線的改造。現在有

理由認為，新奧加謬沃進程已得以恢復。但是它在秋天的幾個月內，前進得非常艱

難，一直是跌跌撞撞。

　　聯盟協議準備的速度取決於它的起點：以什麼樣的文本作為草案的基礎--是

經過協商、準備8月份提請簽字的（當然考慮到了已經出現的變化），還是完全另外

一個文本。所以，當我和葉利欽受國家委員會委託，着手準備新的草案時，他的一

班人便試圖將自己的文本作為草案的基礎。只要稍加瀏覽便足以明白，這個文本中

講的既不是聯邦國家，甚至也不是聯盟國家，而是要組建一個歐洲共同體類型的聯

合體，並進一步削弱中央機構的職能。

　　我直截了當地讓葉利欽明白，在這個基礎上我們什麼也搞不出來。各共和國領

導人也持類似的立場，而俄國人則希望他們能夠“助一把力”，曾經把自己的草案

私下塞給了他們。經過一番猶豫（顯然葉利欽的一班人對他施加了很大壓力），俄

羅斯總統同意在8月以前草案的基礎上恢復工作--自然考慮到了“俄羅斯的”模式。

　　進入聯盟總統和俄羅斯總統代表工作班子的有沙赫納扎羅夫、庫德里亞夫采夫、

托波爾寧、巴圖林--這是中央方面的代表，而俄羅斯領導人則委派沙赫賴、斯坦

克維奇和科堅科夫為代表。

　　關於聯盟的權力和管理機構與各共和國權力和管理機構之間的權力分配問題的

爭論立刻又恢復了起來，最後取得的共識是：關於權力分配在協議中不作詳細規定，

而只預先定出個“共同實施範圍”。建議以後再簽訂專門的多方面的協議--關於

經濟聯盟、共同防禦、國家安全、對外政策、科技合作、教育和文化領域的合作、

人權與少數民族權利的維護以及能源、交通、通訊和宇宙領域裡的生態、與犯罪現

象作鬥爭等協議。

　　當然，這種安排有其不足之處--把形成明確管理機制的時間向後推遲了，而

這種機制是使國家迅速擺脫危機所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這種率排也有一定的好

處。把這些問題放到多方面的協議中去，可以使我們更仔細地研究究竟哪些問題應

該共同解決和通過什麼樣的程序解決。

　　新協議草案標明的日期是10月1日。當莫斯科正在擬訂新的聯盟協議草案時，一

份印有“絕密件”的文件--《過渡時期俄羅斯的戰略》被送到索契，交給了葉利

欽。俄羅斯和聯合體各國發生的許多事情都成了民主俄羅斯“大腦中心”進行“理

論研究”的根基。

　　下面是文件中的幾段文字，它使人想起了“坑道爆破技術”的說明書，只不過

不是軍事方面的，而是國家事務方面的。

　　“八月事件之前，俄羅斯領導人反對舊的專制獨裁中心，他們可以依靠希望強

化自己政治立場的絕大多數聯盟共和國領導人的支持。舊的中心消滅後，俄羅斯和

其他共和國雙方利益的客現矛盾必然上升到了首位。對於各共和國來說，過渡時期

保持原有的資源流動和財政經濟關係，就意味着只能對俄國的經濟進行重組。對於

俄羅斯聯邦來說，本來已在遭受着嚴重的危機，這樣對經濟結構又增加了一個沉重

的負擔，從根本上破壞了俄羅斯經濟恢復的可能性。”

　　另一個命題：“客現上俄羅斯不需要一個凌駕於它之上的、對其資源進行再分

配的經濟中心。然而，其他許多共和國對這樣一個中心則很感興趣。在自己的領土

上建立了對私有制的監督後，他們希望通過聯盟機構為自己重新分配一些俄國的財

產和資源。鑑於這樣的中。。只有在各共和國的支持下才能存在，它客觀上--不

以其幹部的意志為轉移--將貫徹有修於俄羅斯利益的政策。”

　　文件作者們從他們提出的兩種聯合方式中（經濟聯盟加上立即政治獨立．或者

經濟獨立加上臨時政治協議），毫無疑問會建議選擇後一種方式。因此，他們認為

“俄羅斯應當放棄加入長期的、硬性的和無所不包的經濟聯盟”，“不要對建立經

常性的。凌駕於共和國之上的、總的經濟管理機構發生興趣”，“堅決拒絕向聯邦

預算繳納稅款”，“應當擁有自己的海關服務”，等等。

　　與此同時，就好像是從自己原先的同鄉那裡“贖買”一樣，文件作者們建議承

認各共和國現有的邊界（其中並確認似乎“講俄語的居民的權利也無需實際保護了”？！），

而且還要幫助他們獲得作為獨立國家的充分的國際承認。

　　這種觀點的實質在於俄羅斯徹底拒絕它所起的世界大國的“核心”作用。其動

機是：保存自身資源，迅速致富。我不知道是誰直接起草的這份文件，但是讀它時，

很容易感覺到民主俄羅斯的主要思想家們的影響。他們宣傳的正是這種觀點，而且

看來也成功地影響了他們的領導人，我認為這種觀點是根本錯誤的。

　　難道俄羅斯對於和自己肩並肩生活幾個世紀的各民族的命運，對於它所開發的

廣大空間的未來不負有責任嗎？其實，期望那些把一己私利看得高於一切的人們具

有道德良心是徒勞無益的。不能和各共和國斷絕聯繫，這不僅是俄羅斯的道義責任，

而且也是它的首要的經濟利益所在。完整的國民經濟機制--不是一句空話，不是

共產主義宣傳的臆想，而是活生生的現實。而如今，和這些理智的道理背道而馳，

這個機制幾乎已經被破壞殆盡，到底誰在這場歷史爭論中是正確的，已經昭然若揭

了。而領土問題、人口問題、人權、科學與文化的命運，最後，還有生態與安全，

這些問題又怎麼樣呢？

　　根據我的理解，俄羅斯總統在9月份還沒有打算完全接受這種錯誤的哲學，並按

照它的理論行事。看來這正是起草這份文件的原因。文件作者們責怪自己的領導人

好像“失去了八月勝利的果實”，他們無意中道出了自己內心的秘密：他們把政變

後出現的蘇聯解體的危險看做是“勝利”，而不是悲劇。他們自己希望的也正是這

一點，可以說，這也是該死的敵人--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們“供手”送給他

們的禮品。這是否可以說明民主派對關在“水兵寂靜”①中的囚徒所持寬容態度的

原因呢？通常這些民主派對人都是兇狠無情的，只要他們認為對方不是自己的人。

　　看過這份文件後，我憂心仲忡，和葉利欽見面時，就這些話題我和他進行了

“擺事實講道理的談話”。他同意我講的道理，而且我覺得他當時的態度也是真誠

的。其實，我已經說過，這樣的事已經有過多次了：和葉利欽一談，經過說服，說

好該怎麼行事，可是第2天，說不定是受了誰的影響，他立刻會反其道而行之。他就

是這麼個朝三暮四、出爾反爾的人。這次也是如此。

　　10月28-30日，我在國外訪問--在馬德里；作為共同主持人，我和喬治·布

什應該宣布中東會議開幕。而莫斯科這時發生的事件只能被認為是對聯盟開始發動

的新的進攻。這樣，我們因俄羅斯聯邦總統的猶豫態度而產生的擔心應驗了。可以

說是果然不出所料。

　　10月28日，葉利欽在俄聯邦人民代表大會上發表講話，提出了改革的綱領，要

求自己在過渡時期要擁有特殊的權力。這些要求實際上破壞了經濟聯合體協議，或

是與它的宗旨大相徑庭。他打算將蘇聯國家銀行宣布為俄羅斯銀行。將蘇聯外交部

的人員編制壓縮叨％，解散80個部之類的聲明簡直令世人感到目瞪口呆。誠然，和

西拉耶夫交談後，這位俄羅斯總統放棄了侵吞蘇聯國家銀行的念頭，因為他的這個

想法使各共和國大為驚駭，也使西方感到困惑不解，雖然他們對我國這位新的改革

家是抱有好感的。

　　11月2日，我會晤了葉利欽，我認為像人們常說的，和他進行一次男人對男人的

談話的時機成熟了：

　　“你改變了政策，從所有談妥了的協議那裡後退了。既然這樣，國家委員會、

經濟協議，統統都失去了意義。你迫不及待地想把經繩抓到自己手裡，是不是？既

然你如此急不可待--你一個人干好了。我要告訴你和其他的領導人：是我把你們

引向獨立的，現在好像你們不再需要聯盟了，讓它以後好自為之，也用不着我了。

但是責任還在我們大家身上。”

　　葉利欽分辯說，他沒有打算改變政策，他的話是算數的。這時，他並沒有感到

不好意思，竟同意說，在外交部的人員編制上是有些講“過了頭”。而且在其他幾

個問題上也都作了些退讓，答應以後要三思而行，而最主要的是要進行協商。但他

的“算數的”話連一句也沒有兌現。

　　11月4日，在國家委員會上我決定繼續就這個話題跟他談談。葉利欽故意遲到了

15分鐘，以玄耀自己的獨行其是和對夥伴們的輕蔑態度。沒想到他會來，我當着電

視記者們的面致了開幕詞，我的講話敲了警鐘：在極其複雜的情勢下，我們正在做

我們不該做的事。我們不負責任地利用了政變後和國共同工作而得到的資本，同樣

也利用了所出現的可能迅速擺脫危機的希望。政治遊戲再次出現了反覆，一條水渠

橫亙在面前。國家正奄奄一息，而國家委員會卻在分崩離析。必須克服動搖，要果

斷地採取行動。各共和國必須協調行動。要儘快地簽訂協議，為挽救聯盟的命運，

現在就得考慮聯盟機構的設置問題--外交部、內務部和國防部。不解決國家的關

鍵問題，經濟問題我們也無法解決。

　　我的大部分講話葉利欽都聽到了，顯然很不合他的心意。他坐在那裡，不是皺

着眉頭，就是擺出一副漠不關心的樣子。總之，會上的氣氛很緊張。我想和他交換

意見，請他發言，都沒有成功。只有納扎爾巴耶夫說：

　　“我們都很清楚。重要的是，您和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已經談過並取得了相

互理解。”葉利欽點了點頭。

　　“好吧，”我最後說，“那麼我們就按照這個精神行動吧。”

　　奇怪的是，關於會議的消息很快便傳到了西方；“自由”電台解釋說：

　　“11月4日蘇聯總統主持召開的國家委員會會議傳出了一些重要新聞，暴露出一

些矛盾，但是基本上都不是人們所期待的。說明葉利欽和各共和國的關係以及戈爾

巴喬夫同各路‘諸侯’的關係這件事被延遲了。戈爾巴喬夫的會議開幕詞相當具有

戲劇性，其中的關鍵詞彙是‘情況極其嚴重’，‘面臨絕境’和‘缺乏責任感’。

按照蘇聯總統的現點，國內的政治家們沒有能夠把握住政變後的局勢，國家秩序失

去控制，迅速滑向邪路。戈爾巴喬夫在自己憂心忡忡的講話中最後建議，就當前問

題和大家交換意見。接着便出現了一個最有趣的場面。國家委員會會議大廳里一片

沉寂。

　　戈爾巴喬夫明白，各非俄羅斯共和國的領導人不打算公開說明自己和葉利欽的

關係，而葉利欽本人通過自己的種種表現有意表明誰是這個會議大廳里的真正主人。”

　　“自由”電台評論員馬克西姆·索科洛夫的“猜測”是接近於真實的。但是他

對國家委員會會議上問題的尖銳提法，不是沒有作用的。葉利欽不得不表面上同意

將聯盟協議的文本改好，在下一次會議上草簽。

　　關於國家委員會會議的公告包含了一個重要的確認--經過協商的協議草案將

於11月14日草簽。這樣一來，無論是葉利欽本人，還是俄羅斯的最高領導層重新又

“回到了”憲法的軌道。

　　                   國家委員會的最後幾次會議

　　11月14日召開的國家委員會會議上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生活在這個大國里的

各個民族到底需要什麼：是聯盟國家呢，還是國家聯盟？看上去這純粹是個文字上

的爭論。但是爭論的背後卻有一個問題：我們將是一個國家呢，還是要分成好幾個

國家，並由此而引出公民、經濟、科學、武裝力量、對外政策等一系列問題。

　　經過4個小時的爭論，最後達成了一致：應該是聯盟國家。這時，就在新奧加謬

沃，各共和國的所有領導人在記者招待會上都面對着電視鏡頭。我感到我的某些伙

伴在解釋成立聯盟國家的理由時有意在搞簡單化。在記者招待會上我最後一個講話，

我說：

　　“作為改革我們這個多民族國家的基礎，主權國家聯盟協議是非常必要的。為

解決一些最緊迫的任務該協議也是不可或缺的。沒有各共和國之間的協商一致，改

革便無法進行。我們必須進行協商，因為我們已經形咸了這樣的局面，沒有別的辦

法。現在想要分開，考慮這樣做好不好，這是不能允許的。如果我們現在按民族分

成幾個國家，各自為政，那麼即使在聯合體的框架內，協商與調整各國相互關係的

過程將會是極其複雜的。”

　　《消息報》對11月14日國家委員會會議結果的紀實評議是很耐人尋味的。

　　                   “主權國家聯盟”（主國聯）

　　11月14日在莫斯科郊區新奧加謬沃發生的事件，KvX說是給人們提供了一種希望。

參加國家委員會的7個具有主權的共和國都表示同意要成立一個新的政治聯盟。這無

異是一條特大新聞。最近一個時期，很少有人會相信聯盟協議的工作能夠恢復--

至少是在最近的未來能夠恢復。然而生活本身卻在按部就班地進行。許多共和國得

出結論：沒有一個政治聯盟，事情便不可能向前發展。

　　國家委員會成員們把主要時間都用來就未來聯盟的地位問題交換意見了。他們

研究了3種方案。一是單純的主權國家聯盟，沒有自己的國家機構。或者是帶有國家

集中權力的聯盟，即聯邦和聯盟國家。第3個方案是擔負某些國家職能但又不具有國

家地位和名稱的聯盟。還討論了幾個妥協性的決定。最後與會者達成共識：將建立

主權國家聯盟，即聯盟國家；它執行聯盟參加國授權的職能。

　　俄羅斯鮑里斯·葉利欽：“很難說有幾個國家參加聯盟，但我堅信聯盟一定會

有的。”

　　哈薩克斯坦努爾蘇爾坦·納扎爾巴耶夫：“共和國一向主張保持聯盟，當然，

不是保持原先的聯盟，而是保持今天現實存在的聯盟。它是主權國家的--獨立自

主的、完全平等的--聯盟。我堅持這一立場，我表達的是哈薩克斯坦大多數人的

意見。這個聯盟最後會是個什麼樣子--是邦聯還是別的什麼樣子，走着瞧。”白

俄羅斯斯坦尼斯拉夫·舒什克維奇：“我認為，建立新聯盟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

我想，聯盟會有的。”

　　吉爾吉斯斯坦阿斯卡爾·阿卡耶夫：“我同意同事們的意見。我充滿信心--

聯盟會有的。”

　　土庫曼斯坦薩哈特·穆拉多夫（土庫曼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主席）：“在日前召

開的最高蘇維埃會議上，全體代表一致表示，我們共和國一定要加入主權國家聯盟。”

　　塔吉克斯坦阿克巴爾紹·伊斯坎達羅夫（最高蘇維埃副主席）：“我們共和國

從一開始就支持聯盟。今天會議開過後，相信聯盟一定會有的。”

　　看來，為了保持聯盟國家，完成8月被罪惡地中斷了的協議草案的大量工作，是

作了一切努力了。但在這3年曠日持久的工作中還不得不再闖過一個階段。我指的是

11月25日的國家委員會會議，會上葉利欽再次要求用“國家聯盟”取代“聯盟國家”

提法，並聲稱在提交最高蘇維埃審議前他拒絕在協議文本上簽字。

　　提交議會審議只不過是他耍的一個花招。我了解俄羅斯議會的思想情緒，並相

信那裡很少有人會支持葉利欽的提法。

　　毋庸諱言，我被葉利欽這種背信棄義的行為大大激怒了，但是我強壓怒火，開

始對他曉之以理，堅持要他兌現僅僅10天前商量好了的決定。但是新的力量對比已

經開始在起作用。起初是舒什克維奇，隨後還有其他一些領導人，他們顯然都不想

和俄羅斯領導人發生爭吵；他們動搖了。這時候我說：

　　“我已經仁至義盡了。我是不會參與搞垮聯盟的行動的。你們自己決定吧。而

且請記住，你們身上擔負着國家命運的全部責任。”

　　雖然有人想阻攔我，我還是回到了自己在一樓的辦公室。我的所有“盟友”也

和我一起走了出來。半小時後，葉利欽和舒什克維奇一塊來到了一樓。他們掩蓋着

這次畢竟不得不作出退讓的內心不快，遞給我一份樓上留下來的人協商一致的會議

公告文本。

　　接過公告，我一看，認為可以接受，改動的地方不多，“談判代表們”已經接

受了。

　　11月14日，我們說好在下次會議上對文本進行最後協商，逐頁進行草簽，並提

交給各最高蘇維埃，送交報刊。為什麼葉利欽--而在他之後還有其他一些人--

不願意簽上自己的名字呢？我想，是顧問們在勸他不要束縛住自己的雙手，以便等

“幕後”對協議作例行全面修改時可以放手。我不排除俄羅斯總統當時就已經知道，

這個文件不會就這樣生效的，因此他才不願意簽署。

　　會後立即舉行了記者招待會。我對記者們說，草案所有的原則性條款均沒有變

化。但畢竟作了一些修改。我們同意不設未來的主權國家聯盟最高蘇維埃兩院主席

一職。根據各共和國領導人的要求“恢復了”國家委員會，它是總統領導下的一個

協調內外政策的機構。進一步明確了聯盟檢察機關的地位--它應當是聯盟最高法

院領導下的法律監督機構。“仔細斟酌了”協調對外政策的原則提法。

　　在記者招待會上有記者問我12月初協議能否簽訂。我回答說：12月初不行，而

12月中，20日以前，是完全可能的。委員會和最高蘇維埃還有許多工作要做，然後

是辯論和通過，組織代表團，授權它們最後完成文本並簽署之。

　　記得當時有人問，我是不是希望沒有參加新奧加廖沃最後協商的其他共和國也

加入這個協議。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師且補充說：“烏克蘭也將加入。我很難想像

沒有烏克蘭參加的聯盟協議。”

　　《勞動報》記者感興趣的是，是否會單獨討論我們新國家的名稱問題，因為已

經有人在批評“主國聯”這個簡稱了。我對記者們說，我已提請各共和國領導人注

意媒體就這個問題發表的批評意見，建議他們再考慮一下。但大家實際上都主張用

主權國家聯盟這個名字。

　　記者中有人向葉利欽也提了這個問題，說“主國聯”名稱不那麼好聽。葉利欽

開玩笑地說：

　　“沒關係，會習慣的。”

　　而根據“別洛韋日三家”的意志需要習慣的是獨聯體。會習慣嗎？

　　                          背信棄義

　　我已經明白俄羅斯總統在耍花招，在拖延時間；這就是說，他另有打算。所以

在明斯克會晤前我曾直截了當地問他：帶什麼東西去？我的立場是：有協議草案在，

烏克蘭可能同意協議所有的條款或者部分條款。葉利欽在說明協議拖延的理由時，

突然說他有可能提出另外一個聯合方式的問題。我說，這個話題我們應該在莫斯科

接着談，請烏克蘭和哈薩克斯坦的領導人參加。

　　當我得知布爾布利斯和沙赫賴來到明斯克後，我一切全都明白了。就是這個布

爾布利斯給葉利欽出的主意，說俄羅斯從粉碎政變中所得到好處已經丟掉了一半，

說“狡猾的戈爾巴喬夫”正在網絡人心，恢復聯盟中心，而且將會得到各共和國的

支持。這一切對俄羅斯都不利，必須不惜任何代價防止這樣的事情發生。

　　於是，在明斯克，在布列斯特，3位總統--俄羅斯的、烏克蘭的和白俄羅斯的

--舉行了會晤。而且作出了決定--和我們在蘇聯國家委員會上談好的內容相反。

　　從11月25日算起，總共才過去兩個禮拜，葉利欽便背信棄義地違反自己的義務，

在消滅蘇聯的文件上簽了字。

　　我已經講過--而且不止一次--關於1991年12月發生的悲劇性事件了。我認

為今天需要補充的主要內容是：過去的3年應該使每一個有清醒判斷能力的人相信，

3位總統在別洛韋日密林作出的決定壓根兒是錯誤的。

　　即使像別洛韋日協議參加者本人所說的那樣，當時他們沒有別的辦法，一心只

想補救一下，既然聯盟成立不起來，成立個獨立國家聯合體也好，那麼，過去的這

段時間則完全駁斥了這種說法。

　　我一再努力但是毫無結果地勸說我當時同事們的話被證實了：蘇聯解體造成了

巨大的震動，這種損失和由於獨立而獲取的任何所得根本無法相比。獨聯體沒有帶

來任何好處。與此同時，人們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應該聯合起來，應該成為一個整

體，應該通過共同的努力挽救尚可挽救的東西。但看來這只能夠從頭做起，不得不

尋找其他解決辦法了。要做到這一點，只能夠靠下一代的領導人，他們會汲取我們

的痛苦經驗，會將人民的利益和人的權利置於民族的和集團的利己主義之上的。

　　1991年12月3日，總統辦公廳的高級助手M．巴圖林未能見到我，留下了一張便

條。下面是便條的內容：

　　“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今天白宮那裡關於聯盟協議有許多新聞，其中有

些是非官方的。明天俄聯邦最高蘇維埃民族委員會就要閉幕了。”

　　這張便條提到兩個文件。一個是民族委員會民族一國家機制和民族關係委員會

對協議草案的意見。意見落款的日期是11月29日，它說明代表們是堅決傾向於聯盟

協議的。不僅如此，委員會認為，聯盟預算的構成問題，它的收人部分，協議本身

應該作出規定，不必再援引其他什麼協議。這一以來，代表們實際上認為聯邦稅收

是必不可少的。另外一些意見帶有具體的、事務性的特點，擴大了共同行動範圍和

聯盟機構的職能。

　　這就是為什麼見面時我提請葉利欽注意他對俄羅斯最高蘇維埃的擔心是多餘的，

會上不會出現反對協議的意見的原因。相反，代表們認為協議非常必要，支持率很

高。

　　與此同時，根據來源可靠的消息，布爾布利斯及其一伙人準備好了自己的策略

方案：打算在最後時刻提出否定已經送往各共和國的聯盟協議草案的意見，建議完

全另搞一個。據目擊者證明，後來從國務秘書口袋裡掏出來的那份東西，在別洛韋

日密林便匆匆簽署了。現在事情明白了，含意在下面這個地方。新協議的正式倡議

者應該是克拉夫丘克。老實說，直到不久前我還在懷疑，這幾個月葉利欽是不是在

耍雙重把戲，或者是在最後時刻又表現出了自身的“弱點”，在顧問們和克拉夫丘

克的壓力下，而且“軟硬兼施”，完全投降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一個人竟會如

此陰險狡詐。但是1993年我和前俄羅斯最高蘇維埃《接班人》代表小組成員見面時

從一位當時是葉利欽的狂熱支持者的代表那裡了解到以下情況。

　　1991年12月從明斯克返回後，俄羅斯總統把和他關係密切的代表們召集到一起，

要求他們在批准明斯克協議時保證予以支持。當時有人問他，從法律的觀點上看，

協議在多大程度上是合法的。沒想到總統一口氣講了40分鐘，神情激動地說他去明

斯克前如何給戈爾巴喬夫“擺迷魂陣”，讓他相信到那裡去只有一個目的，可實際

上打算做的完全是背道而馳。“必須把戈爾巴喬夫排除在遊戲之外，”一葉利欽補

充說。

　　正像人們常說的，注釋是多餘的。俄羅斯總統和他身邊的一幫人為了滿足人主

克里姆林宮的熱切願望，實際上不惜拿聯盟作了犧牲品。

　　                   聯盟和俄羅斯的黑暗日子

　　12月的最初幾天到處是愁雲慘霧，憂心忡忡。不光是記者們，連外國的國務活

動家也都在尋找機會跟我聯繫。他們想了解正在發生的變化，那些重大倡議的命運

如何，因為這些倡議對整個世界形勢已經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而當時的情況是這樣。一天一天在過去，從明斯克我什麼消息都得不到，任何

人任何事都不得而知。當時在想：他們是想“放鬆一下”--就是這麼回事。但是

後來我開始關心那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原來他們越過我，和部長們，包括沙波什

尼科夫，頻頻交談，而沙波什尼科夫和巴蘭尼科夫一樣，認為無需向我通報。我打

電話給國防部長，問他發生了什麼事。他心急如焚，連忙虛應故事，但畢竟說出，

有人給他打電話，問他如何看待聯合武裝力量在未來國家構成中的性質。他說別的

他就不知道了。公然在撒謊。（現在沙波什尼科夫就當時的事件“在誇誇其談”，

但遺憾的是，我認為他當時作為聯盟國防部長是在試圖以自己的行為企圖把局勢攪

亂。）

　　最後，舒什克維奇晚上來了電話，原來是葉利欽和克拉夫丘克委託他當着他們

的面告訴我他們所作出的決定。他說，已經和布什通過話，他表示“支持”。

　　我請他把電話交給葉利欽，我對葉利欽說：“你們串通美國總統背着我幹的事，

--是丟人現眼，奇恥大辱宣”我要求更詳細的信息。說定第二天星期一會晤。

　　當日納扎爾巴耶夫如約飛抵莫斯科。他得知明斯克事件後開始和我商量，他說，

他們也邀請他去那裡。我想知道他自己是怎麼想的。看得出：所發生的事使他感到

受了侮辱。而且同時我感到，如果他們早一點邀請他，興許他也就去了。那樣大概

會好一些。雖然事情很難預料。

　　對明斯克協議的正式態度，我在12月10日發表的蘇聯’總統聲明中已經表示了。

聲明強調說：

　　“一個多民族國家的命運，不可能只取決於3個共和國的領導人的意志。這個問

題，只應通過協商的辦法，在所有主權國家的參與下，考慮到這些國家人民的意志，

方可決定。同樣，關於停止實行全聯盟法律準則的聲明也是非法的和危險的，因為

它只能加劇社會混亂和無政府行為。文件的倉促產生引起人們的困惑不解。它既沒

有經過居民們的討論，也沒有經過各共和國最高蘇維埃的討論，可文件卻是以他們

的名義簽訂的。何況此事恰恰發生在這樣一個時刻：各共和國議會正在討論蘇聯國

家委頁會制訂的主權國家聯盟協議草案的時候。”

　　鑑於協議中宣布“另一種國家形式”，我聲明必須就這個問題召開蘇聯人民代

表大會，不排除進行一次全體公民投票（全民投票）。

　　12月11日，我對《獨立報》主編維塔利·特列季亞科夫發表談話。

　　“今天您是否覺得，”他問道，“您一C要簽訂聯盟協議的政策，包括其中的新

奧加廖沃進程，是錯了嗎？”

　　“不，我堅信，作為改革單一制的多民族國家的基礎，聯盟協議簡直是必不可

少的。我無意在新的國家機構中謀求什麼領導職務，當什麼候選人，--對於我來

說，這個問題是不重要的。我一C追求的是：我們需要一個聯盟國家，各主權國家自

己協商，自己組織一個他們需要的中心。但必須是聯盟……”

　　葉利欽分子們的觀點未能經受住批評，別洛韋日密林的“英雄們”沒有選擇的

餘地，烏克蘭“離開了”，聯盟的想法失去了任何前景。這完全是一個騙局。

　　克拉夫丘克曾利用12月1日的公民投票使烏克蘭對聯盟協議的簽訂暫時擱置了起

來，而在這之前是達成過共識的，即未來的聯盟國家具有共同的市場，有協調一致

的對外政策，有統一的武裝力量，統一的貨幣單位、銀行結算、能源利用、宇宙開

發、交通和電訊，就是說，一切活動領域應有盡有，聯盟將為所有的人工作。

　　明斯克聲明說：“協議談判進程陷入了死胡同”。我問：誰陷入了死胡同？8個

共和國正在準備簽署聯盟協議，議會已經開始在討論了。是烏克蘭陷入死胡同了嗎？

那麼我們大家就不要再一個勁兒地往死胡同里鑽了，幫幫烏克蘭吧。

　　最後，請問一句：將聯盟搞垮仿佛是要挽救同烏克蘭的關係，那麼這種關係葉

利欽挽救過來了嗎？恰恰相反，在獨聯體的框架內，這種關係陷入了最可悲的境地。

　　從明斯克返回後，葉利欽來找過我。耐人尋味的是，他事先在電話上一再向我

解釋，說他來找我是沒有什麼危險的：他知道自己幹了不光彩的事。根據約定，納

扎爾巴耶夫也參加了我們的談話，雖然葉利欽很不喜歡這樣。談話很艱難：

　　“你們在密林區聚會，把蘇聯絡‘斃’了。這是背着各共和國最高蘇維埃搞的

一起特殊政變。我忠於自己的立場，但我將尊重各共和國議會所作的選擇。既然我

們倡導民主和改革，我們就應該按照民主的規則行事。要知道，您也不是從正道過

來的！”

　　明斯克行動使幾個亞洲共和國面對的是既成事實。在決定獨聯體性質時流露出

的“嫌棄”情緒和暗示亞洲國家是“二等”公民的作法是不會白白過去的。他們犯

了一個巨大的，甚至是歷史性的錯誤。

　　當時，哈薩克斯坦、中亞各國的領導人和議會表現出了現實主義的態度；他們

採取了我認為比他們的歐洲同事們更為文明的立場。

　　阿什哈巴德的會晤，以及後來的阿拉木圖會晤，把在明斯克造成的粗暴的傾斜

稍微擺正了一些。獨聯體--代替蘇聯--得到了很大的合法性。然而，所通過的

文件還沒有打破解體前的邏輯常規。許多對獨聯體的生存能力至關重要的問題還停

留在意向聲明上，而且存在着各種各樣的解釋。烏克蘭後來的表現和其他一些事件，

都能夠證明這一點。

　　總之，“密林”後發生的種種事情，我除了說是反理性的外，不能說別的什麼。

在俄羅斯議會裡，除30位代表外，都表示“贊成”o。兩年後，哈斯布拉托夫表示非

常遺憾，說他曾經努力爭取別洛韋日協議獲得批准，還請求久加諾夫說服共產黨員

代表能夠投“支持”票。

　　在12月12日和媒體的見面會上有人問我，我對明斯克和別洛韋日密林發生的事

件的評價中是否摻雜有失敗的痛苦情緒？

　　“沒有！這話我對葉利欽也講過；我和他說話從來都是開誠布公的。我不贊成

獨聯體始作涌者的立場，但所有他們感興趣的問題我都和他們討論。”

　　明斯克事件後，我會晤過葉利欽、納扎爾巴耶夫、穆塔利波夫和納比耶夫，跟

克拉夫丘克、舒什克維奇和阿卡耶夫談過話。昨天納扎爾巴耶夫又給我打了電話。

他說，幾個亞洲共和國打算在阿什哈巴德討論自己共同的路線。

　　最後，他們各自都作出自己的選擇。我曾經是公民投票的倡導人，在我國歷史

上是開風氣之先者。當時人民支持蘇聯。他們贊成將聯盟改造成為主權國家聯盟-

-一個聯盟國家，當時我們已經從人們心目中的革新的聯盟那裡退了回來，所以才

進行了公民投票。但我們畢竟還能夠說我們是一個統一的國家，統一的祖國。

　　老實說，新的國家構成--獨立國家聯盟--是否需要，應當讓人民作出判斷。

讓人民去決定--同意不同意將國家分裂……

　　12月18日，我給為成立獨聯體而去阿拉木圖參加會晤的人一封信。該信於12月

20日發表，此後便沒有了下文。

　　12月23日--花了許多小時，中間短暫地休息過幾次--我和葉利欽討論了從

聯盟國家過渡到獨聯體的問題。12月25日，我簽署了關於放棄蘇聯總統權力的命令，

在電視上向人民發表講話，即我在本書開頭向讀者介紹的內容。

　　我反覆考慮過12月發生的事件。我的結論是：我沒有權利用別的方式行事。違

背11個共和國的決定--當時這些國家的最高蘇維埃已經表示贊同明斯克協議--

那就意味着國內要出現一場血腥大屠殺，可能引發成全球性的災難。而我當時的狀

態和行為邏輯，《共青團真理報》（1991年12月24日）幾位記者從我和他們的談話

中引出的幾段話在一定程度上都傳達出來了。

　　“要知道，”我對他們說，“儘管我對獨聯體這個想法不相信，但既然各共和

國決定這麼做，我就不能夠，我也不認為在目前這種極其複雜的情況下能夠使社會

分裂。”

　　“別克“的《新的任命》中”B．弗羅寧說：“描寫了這樣一種疾病：‘精神碰

撞’，一個人的心理狀態和他必須恪盡職守之間的衝撞。看來，很可能您現在描寫

的恰恰就是這種疾病的症狀。”

　　“畢竟我的思想還沒有被一分為二，但有的利益，無論是作為政治家，還是作

為一個人，我都得服從。如果成立獨聯體有助於人們達到和諧，那就應該打消自己

的傲氣。”

　　“我們有這樣一種感覺：您在某種程度上正在用成立獨聯體一事嚇唬人。您自

己以前曾經說過，一會兒向我們‘灌輸’飢餓的想法，一會兒又向我們‘灌輸’災

難的想法，可是現在您也發出這種類似的腔調……”

　　“就是現在我也不想嚇唬誰。但危險我總應該說出來，是不是？我想，最大的

危險有兩點：一是國家的被肢解，二是國籍問題的解決。請您想象一下，有755萬人

生活在自己的故鄉之外，他們在世界上活動就要受到地域和護照的限制，怎麼辦？

這就是我當時說我們埋下了可怕的炸彈時心裡所想到的。“畢競統一的盧布被保留

了下來，烏克蘭也沒有離開。

　　“還不清楚是聯合，還是分離。您知道布爾布利斯的觀點是什麼嗎？需要一個

中心，目的是要使各獨立國家最後離異。

　　“結婚是為了離異？未必……”

　　　　　　　　　　　　　第二十二章  蘇聯解體

　　　　　　　　　　　　　為改革所作的新的努力

　　八月政變後出現了全新的局勢。一方面，激進變革道路上的許多障礙被消除了。

我們有了迅速進行改革、加快向市場過渡的絕無僅有的可能。另一方面，政變的結

果激化了政治鬥爭，加劇了聯盟內的離心傾向，國民經濟危機日益嚴重。

　　生活保障的基本系統開始失調，首先是日常用品和燃料能源儲備出現混亂。貨

幣困難達到了危機點。根據原來信貸協議達成的物資供應被凍結了。金融市場上的

短期借貸方式已經完全停止。所有其他的貨幣運作方式都陷入了困境。必須緊急啟

動以前的貸款，年底前必須再找到扣億～80億美元。否則進口一停止，必將造成生

產下滑，特別是在機器製造和輕工業方面。

　　在當時的情況下，西方對改革的支持極其需要。一般地說，西方夥伴們了解這

一點。但是他們仍然在猶豫，“舉棋不定”。1991年9－11月，儘管國內事務非常繁

忙，我幾乎是每天--常常是在晚上--和外國政治活動家們會晤（有時一天有兩

三個會晤），敦促他們採取具體步驟。那幾個月和我談過話的人有：梅傑、科爾、

密特朗、布什、安德烈奧蒂、岡薩雷斯、所有“7國集團”和歐洲其他國家的外長和

財政部長、國會議員和大實業家們。

　　一切都先從和梅傑談判開始--他是“7國集團”協調人。他的立場在決定其他

夥伴們採取什麼方針上具有重要的意義。當然，我記得，倫敦會晤前，在蘇聯和世

界經濟一體化方面，他並不是持積極歡迎態度的人。然而，必須對這位英國首相給

予應有的肯定--他是西方領導人中第一個飛往莫斯科（9月1日），想就地評估一

下當時的局勢，並討論倫敦協議實施途徑的人。

　　談話是在第五次人民代表大會前夕進行的。我向首相介紹了事態的發展，通報

了政變後所採取的措施和我們的計劃。當然，接着馬上就提出了我們的主要意思：

我們需要西方國家更重要、更公開的支持。我開門見山地說：

　　“我知道，至今你們那裡還在爭論。我也知道您和布什總統討論過這個問題。

我想坦率地對您說：在需要對蘇聯表示支持的時候，你們也必須擯棄在這個問題上

的教條主義和困循守舊態度。”

　　我們具體談到了對我國進口的支持問題，我國的進口，由於沒有延緩現金支付，

實際上處於壓縮、停滯狀態；談到了外債償還的問題，使盧布以最快的速度過渡到

自由匯兌和通過大的國際投資方案的實施進行結構改革的問題。最後，還談到為了

市場經濟，在發展私有製成分和培養幹部方面給予幫助的問題。

　　梅傑說，西方政治家們的確非常擔心蘇聯的局勢，因此他們也討論了“7國集團”

的方針。他給人一種印象，即歐洲比日本或者美國更能夠理解當時的局勢。他談到

他和他的同事們因蘇聯政變失敗而“大大鬆了一口氣”的心情。但他在講到西方擔

心的同時，也提到一系列的其他問題，諸如聯盟協議準備的過程，各共和國和中央

聯繫的形式，核武器監督，當然，還有經濟改革和經濟管理的前景等。

　　梅傑要我相信，說他們非常關心改革的成功。他再次提出一些領域（食品、藥

物、專家諮詢等），在這方面美國和英國準備以最有效的方式提供幫助，並打算積

極動員“7國集團”其他成員也這樣做。我們研究了緩和我國外債問題的可行辦法，

雙方商定，專家們將切實探討我所提出的所有問題，然後梅傑將向“7國集團”領導

人通報。

　　我請約翰·梅傑這天晚上準備再進行一次會晤。在這之前我打算和各共和國領

導人一起結束聯合聲明的起草工作。最後果然如此--幾乎如願以償。克里姆林宮

的辦公室窗外已是深夜，我在向梅傑講述聯合聲明的內容。他提了幾個問題，其中

問到，對外經濟關係的繼承性的問題（第二天我們將承認蘇聯一切對外經濟義務的

內容寫進了聲明）。看得出，聲明給他留下了印象。

　　根據梅傑的要求，我們繼續進行了面對面的交談；談到了對核武器監督和關於

西方懷疑蘇聯在研製生物武器的新情況的問題。我答應作進一步的調查，把這一工

作交給新的人手去做。他還提出另外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我認為自己無權重複，

但我想，我可以將我的回答引述如下：

　　“您可以認為，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合作，是實際情況。這種實際情況一旦

被破壞，那將是毀滅性的。而且我們之間存在一種理解：我們的相互作用已經進入

了一個新的階段。”

　　“我們非常希望，”他回答說，“在新的情況下我們之間能夠形成一種正確的

相互工作關係。而且看來這種情況正在出現。”

　　9月6日，和我談話的人是法國經濟、財政和預算部長皮埃爾·別雷戈伏阿。

　　“我們滿懷希望，”我說，“想擺脫目前的危機狀態，大家都在期待着這一點。

我們對法國，就像對待老朋友那樣寄予厚望。但遺憾的是，最近一個時期的爭吵阻

礙了在農業領域、能源和其他一些領域的幾個大的規劃上落實和密特朗總統達成的

協議。不過所有這些規劃項目至今仍然有效。”

　　我想，今年秋初，我們那些原先猶豫不決的夥伴們在和我國協作方面是會有所

前進的。不過這種前進也很不容易。像往常一樣，法國人、德國人和意大利人表現

出了很大的理解。這一點，當時在我和別雷戈伏阿、根舍、仲馬、德·米凱利斯、

魏格爾和其他許多活動家的談話中都表現了出來。

　　和科爾進行了電話交談。這位總理通報說，周末“7國集團”的財政副部長們將

有一次“非常重要的”會晤，他要求9月12日一定要接見一下秘書長X．凱勒萊爾。

科爾說，這非常重要，目的是要他在會晤之前，把各方面的問題都處理好。我們還

商定了雅科夫列夫訪問波恩的事。

　　自然，當時與之談話的每一個人都願意相信，援助不會付之東流，不會成為中

央和各共和國之間“戰爭”的犧牲品。他們對許多東西感到憂心忡仲。9月9日我和

德·米凱利斯談話時他的話是很有代表性的，他說：“過渡時期你們沒有一個進行

協調的中心，一切計劃都有失敗的危險，這對於我來說，是絕對清楚的。”當時人

們經常問我：在中央和各共和國之間跟誰打交道，如何進行權力分配？

　　我曾寄希望於各共和國將會遵守所達成的協議。因為他們方面需要的惟一東西

就是政治意志，是為自身利益理智行動的決心。

　　當然，我知道，美國的立場不改變就不會有大的進展。因此，9月11日和貝克的

談話具有關鍵性的意義。3年來，我們兩國關係變得可以開門見山、不用拐彎抹角就

直接談話了。

　　而且這次談話涉及到了廣泛的問題--政治的、經濟的都有。

　　同一天，我還會見了丹麥外長y．埃倫曼一任生、挪威外長T．斯托爾津貝格、

瑞士外長C．安德遜、芬蘭外長h維亞亞留年和冰島外長的特別助理T．奧拉夫松。

　　“蘇聯方面具體希望西方，首先是‘7國集團’，做些什麼呢？”--斯托爾津

貝格問道。

　　“首先和主要的，”我回答說，“是幫助解決食品、藥物的燃眉之急，幫助解

決財政方面的急需。我們希望得到支持，希望‘能夠作出迅速反應’。餘下的問題，

我們將通過經濟談判，在正常合作的基礎上，解決方案、計劃的實施問題，在蘇聯

經濟納入世界經濟的基礎上進行。”

　　沙特阿拉伯國王法赫德收到我專門派普里馬科夫送往利雅得的信後，向莫斯科

派出了他的私人代表賓傑里·本·蘇丹親王，9月19日我接見了他。他說沙特阿拉伯

準備儘快落實以前達成的貸款協議，同時打算幫助我們解決在食品和藥物方面的燃

眉之急。

　　“如果蘇聯各加盟共和國分崩離析，各行其是，”賓傑里·本·蘇丹親王說，

“那麼我們認為這是很可悲的。這樣對蘇聯、對我們、對全世界都不好。為了所有

人的利益，它們應該生活在一起。國際社會準備提供的幫助，只有當其受惠者是一

個統一國家時才會是重要的。否則這種幫助的可能就會減少。”

　　9月23日，安德烈奧蒂從中國返回途中在莫斯科作了停留，有一系列問題可以和

他進行討論。我對他在八月政變日子裡對我的支持表示感謝。我向他介紹了事件的

發展經過。然後我們回到了倫敦會晤的話題上，回到如何落實我們所達成的協議的

問題上。安德烈奧蒂說，北約委員會11月將在羅馬開會。會議的目的是研究世界和

歐洲所出現的變化，決定如何制訂今後的政策。

　　　　　　　　　與“七國集團”互動的計劃被一筆勾銷了

　　我認為，為解決我國的當務之急並開拓新的合作領域，和“七國集團”的重要

合作夥伴計劃1991年9月已經初露端倪。在合作過程中，雙方專家都認為問題非常緊

迫，然而是可以解決的，和國家的潛力相比，問題也沒有多麼大。我說，歸根結底，

650億美元的外債，對於我國來說算得了什麼呢？問題甚至還不在於別人還欠我們一

大筆債務--840億美元，是我們國家總的潛力在那裡擺着。

　　10月，專家們開始仔細落實我們的要求，緊鑼密鼓地制訂共同解決問題辦法。

10月5日，我會見了世界銀行行長11普列斯頓。我強調說：

　　“現在我們正處在向市場過渡中最由難、最敏感、雖然大有希望的階段。我們

大概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後一批經受這種深刻變革的國家。我們眼看着東歐在發

生這種變革，墨西哥、巴西和其他國家也在發生這種變革。這是普遍變革的一部分。

但是這種變革在我們這裡遇到了特殊的困難。像我國這樣一個龐然大物要調轉方向

可不是那麼簡單的。”

　　“是的，”普列斯頓表示同意，“這是一種傾向的一個部分，但是你們這艘船

船體又大，乘務人員又比較複雜。”他介紹了促進農業改革的方案；關於農業改革

的話題，他在莫斯科曾經和各級主管經濟工作的領導人進行過討論。他們談到了銀

行參與農業活動現代化的問題，談到建立有關儲存、運輸和加工的基礎設施的問題。

我表示堅決支持這個方案。當時簽訂了相應的協議。

　　關於短期貸款需求和人道主義食品援助問題，10月9日我和美國農業部長a．默

吉首進行了討論。

　　10月份是在專家層面的緊張工作中度過的--有我們的專家（中央和各共和國

的）、“七國集團”的專家，也有歐共體的專家。所有的需求與可能都經過認真仔

細地估算。到作出原則決定的時候了。就在我飛往馬德里去主持中東大會開幕，並

將和布什會談的當天，各共和國和我們西方夥伴的代表們通過了關於蘇聯外債償還

原則的重要決議。決議的準備工作是在圍繞未來聯盟問題的嚴重政治鬥爭的情況下

進行的。

　　對外國夥伴們堅持不懈地、多方面地進行工作，總是不會沒有結果的。11月12

日，梅傑告訴我，經過協商，“七國集團”和歐共體同意了數額為1（j億美元的緊

急援助計劃。這一消息是北約委員會羅馬會議結束第二天告訴我的，北約的這次會

議還討論了聯盟的局勢；安德烈奧蒂專門派他的顧問巴塔尼（11月13日）赴莫斯科

向我通報這一情況。“7國集團”關於大量集中援助的建議，取決於包括俄羅斯在內

的各主權共和國準備接受蘇聯外債的義務和在組建本國武裝力量方面所表現出的

“克制態度”如何。

　　一周后，幾個所謂“舍爾帕人”的“七國集團”專門代表來到莫斯科，計劃就

這個議題進行談判。11月20日我接見了他們。此前他們在聯盟政府和各共和國政府

的層面上進行過談判。談判進行得很吃力，但是結果表明，有8個或9個共和國表示

準備簽署協議備忘錄，不帶任何保留。烏伊克斯向我通報了談判的情況，說西方的

一攬子建議包括相互聯繫的7個因素，其中考慮到在一定條件下基本債務延期支付的

問題。所提建議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這些建議和國內的經濟改革是相互聯繫的。

我可以證實，在倫敦和“七國集團”領導人會晤時，恰恰我就是這樣提出問題的。

烏伊克斯強調說，現在必須建立起有助於你們改革的機制。

　　在這之前，已經達成了關於給我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聯絡員地位的協議。11月

下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執行主席卡姆傑修來到莫斯科。我們討論了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在促進我國經濟改革方面可能發揮的作用。我代表蘇聯在關於蘇聯成為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聯絡員的議定書上簽了字。同時還指出，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將得到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式成員的地位。

　　幾天后，我接到了約翰·梅傑的重要信件，是P布倫特文特大使（12月2日）帶

給我的。信中具體列舉了“7國集團”在提供食品、藥物幫助和使聯盟參與世界經濟

聯繫方面所承擔的義務。然而，一周后便發生了“別洛韋日密林”事件。

　　梅傑緊急向莫斯科派出英國政府特使江．埃普里亞爾德。12月13日我和他談了

話。埃普里亞爾德的使命，正如他所解釋的，第一，獲取莫斯科、明斯克和基輔最

新事態的第一手材料；第二，要弄清楚蘇聯在新形勢下的國際義務問題。

　　講完自己對目前局勢的看法後，我認為必須要說的是：

　　“請轉告梅傑先生，我對我和他的合作非常滿意。他7月之後的立場具有很大的

開拓性，我感受到了他對我們的深情厚意。我知道，他理解我們這裡正在發生的變

化。請一定轉告他，不能夠停止援助。應該擴大援助。應該竭盡全力來挽救我們的

民主。而這就意味着：食品、醫藥、商品必不可少，決不能讓人們走上街頭。”

　　埃普里亞爾德說，由於馬斯特里赫特會議的原因，梅傑無法像他所希望的那樣，

年底前訪問莫斯科。我當然明白，問題不在這裡。我沒有理由為此感到不快。我說：

“生活總是走在我們前頭，歷史再一次加快了自己的進程。

　　　　　　　　　　　　　 國外對解散蘇聯的反響

　　關於解散蘇聯的別洛韋日協議在國外引起了各種各樣的反響。西方二流政治家

中有不少這樣的人，他們認為蘇聯的泯滅是他們的基本目標，“冷戰”就是為了這

個目的。在這個圈子內，關於別洛韋日決定的消息使他們感到非常得意，有人甚至

感到歡欣鼓舞。然而，國際政治舞台上的主要人物們對此卻感到憂心忡忡。當這個

問題本身剛一出現的時候，他們在自己的政策中--自然是出於對民族利益的考慮

--就選擇了保存我國統一完整的方針。我在前面引述了他們有關這方面的言論。

對於任何一個態度嚴肅的國務活動家來說，顯而易見的是，蘇聯解體將造成一個危

險的地緣政治真空，其後果是難以預料的。

　　與此同時，一些國外政治家相信，在別洛韋日密林宣示的獨聯體將成為一種取

代蘇聯的現實主義模式。在12月充滿戲劇性的日子裡，我感到和我在電話上交談的

一些西方領導人中某些人的立場之所以變得模糊不清就是這個原因。

　　還在別洛韋日聚會之前，12月3日，科爾打電話給我，他忐忑不安地問我：情況

怎麼樣？我簡要地介紹一下局勢，呼籲這位總理同樣要在不使外部世界惡化方面能

夠鼎力相助。我們商定一周后再談。

　　12月4日，我和波蘭總統瓦文薩通了電話。他同意我對蘇聯進行改革的觀點，並

表示一旦需要，他準備呼籲我國人民沿着改革發展的道路前進。

　　第二天，我和匈牙利總理約瑟夫·安塔爾進行了談話。他說，必須在文明的框

架內遏制蘇聯國內的主權化進程，不允許國家分崩離析。他舉了南斯拉夫的危險例

子。

　　12月13日，布什打來電話。我在回答他的問題時說：

　　“三位總統的協議只是一種意向，是即興工作。還有許多未公開的問題。其中

主要是在宣布的獨聯體內部缺乏互動的機制。我的看法是，必須賦予改造國家的行

為以合法的法律性質。我已經訴諸於人民代表。人民的意志、各共和國的意志應該

表現出來。然而，各共和國議會對聯盟協議草案的審議被破壞了。政變後所達成的

協議和決定被踩在了腳下。三位共和國首腦在明斯克隨意發表的聲明意味着：既然

蘇聯沒有了，那麼協調社會秩序、國防、邊境、國際聯繫的法律也就沒有了。”

　　為了獲取第一手信息，喬治·布什決定緊急派貝克來莫斯科。和貝克談話是在

阿拉木圖會晤前夕進行的。這裡我簡要引述如下。

　　“我的作用，”我強調說，“顯然應該是利用自己的政治可能，阻止進一步分

裂。因為這種危險是存在的。

　　作為一個經驗豐富的人，您知道，明斯克協議是很容易通過的，但是以這個協

議為基礎是無法生活的。必須要使這一過程具有表現出來的形式與特點，必須制訂

出種種原則，最主要的是要有一套能夠保障獨聯體生命力的機制。現在社會處於不

確定、不穩定狀態。可是時間又非常之少，所以必須迅速採取行動。”

　　貝克的話大意是：美國行政當局儘量不介人我國的內部事務。美國關心的是，

我們的變化一定要井然有序，要通過憲法的途徑，因為一旦這一變化過程遭受挫折，

功敗垂成，那麼，解體的勢頭會愈演愈烈，對於蘇聯人民和外部世界來說，其後果

將不堪設想。

　　“我們贊同您的觀點，”他說，“別洛韋日協議只不過是一個外殼。不僅如此，

已經出現自相矛盾的聲明，。甚至有悖於所簽協議的基本條款。”

　　貝克懷疑獨聯體能夠建立起共同的國防。

　　“從莫斯科這裡的談話中我了解到，”他對我說，“將會出現10個完全獨立的

主權國家。而且每個國家都將有自己的對外政策。在這種情況下將產生一個問題：

既然有10種獨立的對外政策，怎麼還能談得上共同的國防呢？而且由誰向聯合武裝

力量總指揮發布命令呢？他將接受誰的指示呢？”

　　“您說得對，我早就看到了這樣的怪圈，”我說，“我的這個預見很快就開始

應驗了。事情非常困難。”

　　貝克問我，他們，美國人現在該怎麼辦？我說，眼下對於聯合體來說，主要是

進一步給予食品援助。貝克問：葉利欽對他說的關於過渡時期的話指的是什麼？

　　我回答說：必須要有一個關於聯合體的名副其實的協議，以便在各個領域內找

准方向，理順關係；畢竟應該明白，這片“空間”才是走向世界的出發點。

　　我向他重申了我在自己同胞面前所堅持的東酉：要求至少最後召開一次蘇聯最

高蘇維埃會議，而且必須就對外政策問題進行一次協商。國際社會應該知道自己在

和什麼人打交道，--是10個國家和10種對外政策呢，還是一個具有協調一致的對

外政策，在聯合國安理會內和在蘇聯簽字的重要協議上以蘇聯繼承人的身份出現的

政治組合體？

　　有人批評我，說戈爾巴喬夫想破壞前進的過程，因此才要求召開人民代表大會，

如此等等。但我是懂得時機的責任心的，知道我們在決定什麼樣的問題：一個統一

的國家不再存在了，以前它是一個國家，儘管矛盾重重；可是現在它分為好幾個不

同的國家。這是件非常嚴肅的事，只有人民才能夠決定。

　　我擔心的還有一個問題：國家經濟正在走向崩潰。因此，治好政治上的精神分

裂症是非常重要的。

　　葉利欽經常對我說：別嚇唬人。當然，我的處境非常微妙，但是我不能不提出

警告。總之，我儘量把別洛韋日會晤後國內發生的實際情況向美國國務卿介紹了。

第二天，密特朗給我打來了電話。他說：

　　“您當然知道，我在認真關注着貴國的事態。您大概還記得，您最近一次訪問

（10月底在法國南部）時我曾經表示，希望各共和國能夠保持統一，聯合在一起。

當時我是這樣說的，現在我願意再說一遍；這是非常必要的，不僅對於貴國，而且

對於整個歐洲，對於東方和北歐保持平衡，都是必不可少的。貴國所發生的事件，

我們深為關注，同時也不能不感到擔心。像往常一樣，我認為，您過去是，現在仍

然是這個國家穩定、永恆的保證。我希望您能知道，現在，當責國面臨嚴重困難的

時候，法蘭西在全神貫注地注視着你們，並且懷着理解與友好的情感在關注着你們

的每一個行動和邁出的每一個步伐。”

　　12月19日晚，科爾打來電話。“告訴我事情發展情況，”他要求說，“你們那

里到底怎麼了，阿拉木圖會晤前夕最新的評價怎樣，事態的發展方向如何，您在這

個未來聯合體中處於什麼地位，它能不能站得住腳，總之，對於這一切，你是怎麼

看的？”

　　關於這種種問題，科爾問得非常仔細認真，甚至有些憂心忡忡；這不是他的原

先的風格。

　　我說的第一點是：拒絕作為聯盟國家的主權國家聯盟協議，是一個嚴重的戰略

性的錯誤。一個國家歷史地形成了，就不應該走分崩離析的道路，而應該走權力再

分配的道路。而且不光是在各共和國之間，在各共和國之內、在各地區之間--在

自管的基礎上--也應該這樣。

　　在解釋自己對阿拉木圖會晤的立場時我對科爾說：

　　“我的立場依然如故。但既然發展的方向已經變了，那就應該儘快地度過組織

階段。我已經致信給阿拉木圖會晤的參加者們，表明了我的想法和我的擔心。如果

這次會晤最後建立起聯合體，我將兌現我不止一次說過的話：除了聯盟，我看不出

自己有繼續從事國務活動的必要與可能，因為這不符合我的理念。”

　　阿拉木圖會晤後，密特朗是和我談話的第一位外國國務活動家。談話是在12月

21日進行的。一開始--像往常一樣，談話是親切友好的--我就感覺到，密特朗

感興趣的首先是我的精神狀態和意向。

　　我對他的關心表示感謝，簡要地介紹了阿拉木圖所通過的決定。我強調我所關

心的是希望新的、共和國之間的聯合具有強勁的生命力。

　　我再一次對看不到主權國家領導人在解決互動機制問題上有明確的概念表示不

安。在繼承原聯盟的形式方面也沒有什麼一定之規。我對烏克蘭的立場深表擔心，

主要表現在它如今連俄羅斯的改革發展也能夠進行嚴重阻礙了。我表示非常希望俄

羅斯和烏克蘭能夠協同行動。單獨一個國家要擺脫危機--那只是幻想。

　　我對密特朗說，近日我將宣布自己辭去總統職務的決定。

　　12月23日和梅傑進行了談話。

　　對於他就所發生事件提出的憂心忡忡的問題，我回答說：

　　“不錯，我國所發生的事件，即使從最樂觀的眼光看，也不能不說是帶有悲劇

性的。我是這樣想的：即使沒有聯盟，也不能允許現在所發生的一切給我們自己和

所有的人造成巨大的損失。

　　為了使我的話與所發生的事件兩相匹配，相得益彰，我的話該怎麼說呢？我一

如既往地忠實於自己的立場，但是我看到了現實發展的真實過程。眼下我不認為事

情會像南斯拉夫那樣發展。對於我來說，這是最主要的。希望對你們也是這樣。其

余的事，歸根結底，生活會作出安排的。

　　我有一個請求：請仔細關注我們這裡發生的事。而且應該助聯合體一把，首先

是俄羅斯。這在目前是最基本的。拋棄因循守舊的觀點，堅持努力，進行改革。”

　　“當我們面向未來的時候，”梅傑回答說，“我們會想，決不能丟棄已經取得

的東西。這就是希望幫助責國的原因所在，其基本出發點是考慮到你們最近幾年所

做的工作，最近一兩天您將宣布您的一項決定，因此不管今後出現什麼情況，毫無

疑問，您在貴國和全世界的歷史上肯定有您的特殊地位。我們知道未來幾個月將是

非常困難的。”

　　“同樣，為了使盧布保持堅挺和穩定，”我繼續說，“還需要財政上的援助。

決不能捨不得這50～100～150個億。否則，一旦改革進程遭到破壞，大家付出的代

價可就不止是十倍、百倍於此了。”

　　12月24日，意大利大使費爾迪南多·薩列奧來拜見我。他轉交了科希嘉總統的

信和安德烈奧蒂總理的一封親筆私人信件。

　　在回答大使的問題時我說，只要社會改革和民主化進程在繼續運行，我就將支

持與其相關的政策。主要的工作在於保證改革。必須建立起新的機制，而且要使它

運轉起來。只要我們不要相互打得不可開交，這個任務是可以解決的。

　　同一天，馬爾洛尼給我打了電話。他向我致意，說了些溢美之詞：

　　“我不知道最近這幾天會發生什麼，但我相信：您個人對貴國和世界歷史的貢

獻是真正獨一無二的。您在蘇聯民主化和經濟現代化事業中所作的種種努力，只能

用一個詞來形容：英雄壯舉。它們在世界上將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就像您在裁軍

與世界和平事業上所作出的貢獻一樣。”

　　“我非常珍視這些年我們共同所做的事，”我對我的加拿大朋友說，“我們為

推動變革率先行事的作為，是一個深刻的過程，它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不穩定的因素。

對此必須有所準備，以便繼續把民主化的方針堅持下去。

　　我過去認為，現在也仍然認為，只要通過保證各共和國間良性互動的政治發展

框架，我們就能夠解決自己的問題和任務。事態沿着另外的軌道發展了，這就加大

了種種的危險。如果沿着分裂的道路走得太遠，那就有可能在關鍵的階段使改革毀

於一旦。”

　　23日，我和葉利欽談了話；我始終在強調：現在，只要在聯合體的框架內能夠

做到，就應該竭盡全力維護各共和國之間的最大合作。雖然要做到這一點比在聯盟

內要困難得多。

　　然而我認為：現在必須拋開政治分歧，放棄對抗。社會處在非常困難的狀態。

　　最近我要作出自己的決定。當然，我不會退出政治和社會生活。我有宏大的計

劃，而且，我想，我們可以繼續保持聯繫與合作。

　　像對布什和梅傑說的一樣，我對馬爾洛尼也說了必須大力幫助俄羅斯的話：

　　“這裡的社會局勢非常尖銳，然而要使改革能夠遍地開花，俄羅斯承擔着巨大

的責任。我希望能夠獲得成功，儘管我對聯合體的思想持批評的態度。”

　　在回答“西方各國如何對待這些新的國家”時，我說：

　　“加拿大政府和其他國家政府的立場，我想，應該在主要方面幫助聯合體--

你們邁出的步子應該促進各共和國之間的合作與良性互動。不和與分裂對歐洲和全

世界同樣會造成危險的後果。很可能會出現一些無法解決的意料不到的情況。”

　　12月25日，我和布什還通了一次電話。我對他說，大約兩小時後我將發表辭職

聲明。我說，我剛剛向他發了一封告別信。不過，利用他現在來電話的機會，我再

次向他確認，我對我們共同所做的事評價很高，--包括他在當副總統的時候，特

別是在我們兩個都當總統的時候。我表示希望：聯合體各國的領導人，首先是俄羅

斯的領導人，要明白自身的責任--使這些年我們在蘇美和國際關係方面所積累的

資本能夠保存下來，不斷擴大。

　　“無疑，喬治，”我繼續說，“應該朝着承認獨聯體各國的道路走去。我請您

注意下面一點。無論是對於歐洲，還是對於全世界，獨聯體內部的矛盾不要激化是

非常重要的。因此，將獨聯體作為一個國際機構，而不僅僅是對這個機構的個別成

員加以支持是非常重要的。不是分裂，不是破壞，而是合作--這才是應該給予鼓

勵的。我強調的就是這一點。

　　我強調的第二點是：要支持俄羅斯。美國、歐共體和國際社會，必須共同努力

來支持俄羅斯。它將擔負着改革的重任。

　　我桌子上放着蘇聯總統的命令。鑑於我要停止履行最高統帥的職責，我將把使

用核武器的權力移交給俄聯邦總統。這件事必須在嚴格的監督下進行，對此我非常

重視。只要我一聲明辭職，命令就會生效。因此您完全可以安心過聖誕節“了。

　　至於我，我不會躲進深山老林的。我將繼續關注政治，參與社會生活。我認為

自己的使命在於幫助協調我國積極的發展過程，在世界政治中樹立新的思維。

　　美國新聞媒體的代表多次問我：我是怎樣看待我和您的關係的。我希望不僅是

通過媒體，而且今天直接對您說，我高度評價我們的合作、夥伴關係和友誼。我們

扮演的角色可能發生變化，而且實際上也正在變化。但是我們之間的關係，我們共

同所做的事情，是永遠會留下來的。”

　　下面是喬治·布什聽了我的這番話後對我說的一席話：

　　“希望您相信，我們對您的事業很感興趣。我們將竭力進行幫助，尤其是對於

俄聯邦共和國，要考慮到它目前所面臨的、今冬可能激化的種種問題。

　　我很高興您不打算躲進深山老林里去，還將繼續進行政治與社會活動。我相信，

這將有利於新的聯合體。

　　我給您寫了一封信，準備今天發出。我在信里表示相信您所做的事將會載入史

冊，後代人一定會充分評價您的功績。

　　我滿意地注意到您談到了核武器。這個問題具有極其重要的國際意義。歡迎您

和各共和國的領導人能夠正視這個問題。同樣，我還注意到您關於在憲法的框架內

將使用核武器的權力移交葉利欽的話。希望您相信，在這個重要問題上，我們也將

一如既往地以最密切的方式和你們進行合作。

　　現在我講點個人看法。我注意到了您關於我和貝克跟您的關係的話；您的話講

得很好，也非常準確。我很珍視這些話，它們也準確地反映我的感情。

　　希望我們的路很快就又能夠重新走到一起。等一切趨於平靜，塵埃落定後，您

將會成為我們的貴賓，也許就在這裡，在戴維營，我們將高興地接待您。

　　我對您的友好情誼是不會改變的，而且隨着事態的繼續發展，我們的友誼將永

遠常在。對此不可能有任何懷疑。

　　當然，我將懷着應有尊敬的態度，坦率而積極地，並希望在遞進的基礎上，同

俄羅斯和其他共和國的領導人建立關係。我們將會逐步承認他們，充分尊重每一個

共和國的主權地位。我們將同他們就廣泛的問題進行工作。但這決不會影響我和您

保持聯繫的決心，也不會影響我聽取您的新的意見，珍視我同您和賴莎的友誼的決

心。我和芭芭拉非常看重同你們的友誼。”

　　我以總統身份與之談話的最後一個外國政治活動家是德國外交部長漢斯一迪特

里赫·根舍。我們一起回憶了這些年我們共同所做的好事--無論是對於我們兩國，

還是對於歐洲。

　　12月25日，我簽署了向國務活動家們的告別信，我和他們共事6年，解決了不少

複雜的國際問題。我生活中新的階段開始了。然而國際政治依然是我關注的中心。

　　　　　　　　　　　　　　　 最後的一幕

　　對於我來說，一個新的生活領域開始了。在阿拉木圖，獨聯體首腦們作出了決

定，它關繫到蘇聯總統權力移交後的地位和保障問題。其中有一款中俄羅斯總統聲

稱，一切與此相關的問題將由俄聯邦領導來解決。

　　根據我的請求，俄羅斯總統簽署一項命令，要求撥出一處房子，供社會—經濟

和政治-理論研究基金會使用。這個基金會是我決定建立並由我領導的，以便在新

的條件下繼續開展活動。（幾個月後葉利欽拒絕履行這個決定。）

　　任何歡送會也沒有。獨聯體各國領導人沒有一個人給我打過電話。無論是離職

當天，還是離職以後，三年多時間裡從沒有誰給我打過電話。

　　12月25日晚，最高統帥的權力應該移交給俄羅斯總統。移交儀式決定在克里姆

林宮我的辦公室里進行。國防部長沙波什尼科夫和幾位將軍，還有幾名軍官早已等

候在那裡了，這些軍官在國家首腦對核武器的監控下日夜守護着那隻著名的“小提

箱”。幾分鐘過去了……俄羅斯總統遲遲不來。後來有人告訴我，說他違背我們達

成的協議，不來了。這是怎麼回事？原來葉利欽和他的親信們聽了我的講話後，大

為惱火。

　　過後有人向我報告說，俄羅斯總統建議在一個“中立地點”--“葉卡捷琳娜

大廳”--見面，就是說，在一個通常和外國領導人進行會談的地方會晤。看來，

葉利欽和他的一幫人把這一切都看做是反對戈爾巴喬夫的有效手段了。但這看上去

非常可笑，如果不說是愚蠢的話。所以我也就不再為所出現的荒唐局面而煩惱，當

即把裝有蘇聯總統關於將武裝力量最高統帥的權力移交給俄羅斯總統的命令的文件

袋送交給葉利欽。我將“帶有核按鈕的小箱子”託付給國防部長沙波什尼科夫，請

他立刻交給新的掌管者，並向我報告完成的情況。這一切都是在幾分鐘內完成的。

由此可見，從我將一國總統的權力交出後最初的幾分鐘，我就不得不和當權者的蠻

橫無禮打交道了。正如後來事態發展所表明的，這並不是葉利欽報復心理僅有的一

次反映，而是他對我的特定方針的表現。

　　放下總統的事情不管，葉利欽親自領導把戈爾巴喬夫“趕出”克里姆林宮的行

動。按照他的指示，編寫了降下蘇聯國旗和升起俄羅斯聯邦國旗的腳本，而且他親

自監視這一切完成的具體過程，並拍成了電視記錄片。原來商定：12月30日以前，

我結束在克里姆林宮的工作。12月27日，本來安排好了我要和日本報紙《讀賣新聞》

的記者們談話。但是上午克里姆林宮接待室給我打來電話，說上午8點半鐘葉利欽與

哈斯布拉托夫和布爾布利斯占用了我的辦公室，他們在尋歡作樂，大喝威士忌……

這是強盜們在彈冠相慶，祝賀勝利--我找不到別的詞彙來作比喻。

　　命令我三天內搬出市郊的總統官邸和總統住宅。12月25日，在我發表電視講話

之前，一幫人來到我在科西金大街的住處，要封總統住宅。在這種情況下，一切都

決定從速處理。這一點，我的家人、保衛官員--我的“福羅斯分子”--全都明

白。沒什麼好說的，行動迅速麻利，甚至有些惡狠狠的樣子。一個晝夜，我們搬到

了新的住處。早上我看到了結果--東西堆放得亂七八糟：書籍、各種器皿、公文

夾、報紙、信件，天知道還有什麼。

　　“大遷徙”完成了。需要擺放安置。我從事自己的“業務”（圖書、不同年代

的文件--筆記、書信、電報、照片。諮詢材料）。此時此刻，如煙往事，浮上心

頭。新事舊事，已恍如隔世，不堪回首。這些一去不復返的歷史陳跡，樁樁件件，

為國為民，無不感同身受，使我思前想後，感慨萬千。

　　我沉浸在痛苦的思考之中。一次次地得出同一個結論--我們尚處於1985年3～

4月剛剛踏上的道路的初始階段。讓人們隨便去說“戈爾巴喬夫時代”的終結吧，最

主要的東西只不過是剛剛開始。也就是說，結論和教訓，急需的是現在，而不是別

的什麼時候。於是，新年伊始，我便全身心地投人了關於未來工作的思考--準確、

客觀地並重新思考我置身其中的、為民主改革的極其嚴重鬥爭。

　　可是1992年一開始，生活已經開始變了走向，使人們對國家的命運感到很大的

不安和擔心。災難接踵而至。經濟打擊連連不斷，俄羅斯人民面臨難以想象的困難。

政權被一群不負責任、不夠資格、剛愎自用和冷酷無情的人所掌握。事情越來越明

顯，必須要有一個新的政治力量的組合，一種新的政策。陷入嚴重困境的不光是俄

羅斯，還有前蘇聯其他各共和國。

　　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十二月大轉變的結果，它是俄羅斯和聯盟歷史上的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