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羅波夫與契爾年科之間的角逐

　　安德羅波夫與契爾年科之間的角逐、他們在對總書記施加影響方面的競爭仍在

繼續。契爾年科試圖將總書記孤立起來，不讓他與外界直接接觸，說什麼只有他才

能從純人道的角度理解勃列日涅夫，就是說他在不顧一切地鞏固自己的陣地。

　　儘管全會後安德羅波夫坐進了蘇斯洛夫的辦公室，由他主持書記處一事卻始終

沒有記錄在案。事先是否作過記錄，不得而知，反正，契爾年科利用目前的情況，

仍然主持書記處的會，有時是基里連科主持。

　　這種局面一直維持到1982年7月，當時發生了一件事，才使人人都各得其所。通

常開會之前，書記們都到一個我們戲稱為“脫衣間” 的房間集中。這次也不例外。

我進去的時候，安德羅波夫已在那裡。他等了幾分鐘，突然站起身來說：

　　“都到齊了吧？應該開始了。”

　　他第一個走進會議室，並當即坐到主席的位子上。至於契爾年科，他一見這個

情況，立刻垂頭喪氣，跌坐到椅子上，他就坐我對面，仿佛渾身都癱軟了。於是我

們目睹了一場“內部政變”，有點類似《欽差大臣》裡的場景。

　　這次書記處會議安德羅波夫主持得堅決自信，有聲有色，體現了自己的風格。

與所特有的那種令人膩煩的方式泅然不同：契爾年科將所有會議都變成了類似果羹

的東西。

　　“祝賀您，看來是發生了重要事件。難怪我看您開會前表情嚴肅，不苟言笑。”

　　“謝謝你，米哈伊爾，” 安德羅波夫回答說，“緊張是有原因的。列昂尼德·

伊里奇打電話來說：‘我幹嗎要把你從克格勃調到中央機關來啊？就是為了讓你在

這兒呆着？我是想讓你主持書記處工作、主管人事。你為什麼不這麼做呢？……’

他這麼一說我就下了決心。”

　　我了解總書記當時的狀況，特別是他的意志品質，知道他不願意與契爾年科鬧

翻，相信他自己不會打這個電話。看來，是有人站在旁邊，而且在施加壓力，這種

事已發生了不止一次。這個人只能是烏斯季諾夫。如果考慮到他對勃列日涅夫的影

響，他那直來直去、不講任何外交手段的本事，以及他與安德羅波夫多年的交情，

就可以有相當的把握這樣說。這裡需要說明，無論安德羅波夫還是烏斯季諾夫在同

我談話中都從未提及此事。

　　新的“穩定” 就這樣形成了。如今討論往往不再是表面文章，而是具有務實的

性質。開始對中央各部某些方面工作的質量提出意見。作出的決定有了較為具體的

內容。主要是正在確立嚴格要求、不講情面的作風。在個人責任方面，安德羅波夫

有時搞得很可怕，儘管他發火的對象有錯誤，人們從人道的角度出發，卻往往憐惜

這些人。

　　我覺得他身上發生了變化，那是我先前未曾覺察到的。也許這裡起作用的是這

樣的情況：隨着勃列日涅夫的病情加重以及他周圍的人傾軋加劇，大有出現完全無

人管理狀態之勢。看來安德羅波夫決定採取一些措施以提高中央政權的威信，向世

人表明儘管總書記疾病纏身，管理的槓桿仍然掌握在有權威者的手中，不會發生任

何意外情況。首先是向政治局委員本身表明這一點。

　　我認為安德羅波夫1982年夏天突然交給的任務也與此有關，當時中央委員會只

留下他和我“看家”，國防部那邊是烏斯季諾夫，他讓我搞清楚，為什么正當瓜果

成熟的黃金季節莫斯科卻沒有蔬菜水果吃。成立了首都供應的“救火隊”，莫斯科

貿易單位卻斷然拒絕購買，藉口是沒有銷售網點。這時我便對首都當局施加壓力，

迫使他們干點實實在在的事情。

　　當天晚上格里申就作出了反應：

　　“對一個市黨委不信任，總不能到了政治局親自處理黃瓜問題的地步吧，而且

還撇開我。我堅決聲明，我不喜歡這一套！”

　　我打斷他的話說：

　　“我說，維克多·瓦西里耶維奇，我覺得您說話的調門不對頭。您把純實際的

問題提到政治信任的高度。這裡說的是大夏天的莫斯科既無蔬菜又無水果，而且並

不是沒有貨。所以我們還是來說說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吧。我的任務就是對這個問題

進行監督。”

　　順便說說格里申。這個人平平常常，卻對自己和自己的能力都估計過高。此外，

他同許多這類人一樣，在與“下級” 交往時，作出一副很了不起的、“領袖至上”

 的派頭，跟他處理點什麼問題簡直是受罪。任何批評性的看法和意見都接受不了，

只有總書記是例外。即使到那時候也要嘟嘟囔囔，說是有人對總書記進行了誤導，

有人在使壞。

　　在“黃瓜事件”中他沒有違拗，很快就認清了形勢。市內不久即出現數千個出

售蔬菜的貨亭和貨攤，問題解決了。莫斯科的走廊里有人在竊竊私語：安德羅波夫

在正兒八經地開展整頓秩序的鬥爭呢。

　　然而此事還另有背景。在領導成員之間複雜的幕後鬥爭中，某些人認為格里申

很可能是覬覦“王位” 者。這樣的消息也刊登在西方的報紙上，安德羅波夫當然也

知道。因此他要求介人首都的蔬菜問題，也是想藉此表明莫斯科市領導人已經無能

到了連本市問題都解決不了的地步。

　　大約就在此時，安德羅波夫在一次談話中仿佛是順便提到地說：

　　“勃列日涅夫要求好好抓一抓幹部。我認為有幾個人我們應當留意一下，他們

已經極其讓人反感。”

　　他仔細地瞥了我一眼。

　　“你對梅杜諾夫有何看法？”

　　“同兩年前對您講的一樣，”我答道。

　　我們從前確實曾多次談到我的這位鄰居。關於克拉斯諾達爾斯克邊疆區情況顯

然不妙的消息傳到了中央，其中提到療養地形成了強大的黑社會組織，據說與黨的

機關公開勾結。

　　我向安德羅波夫提起我同梅杜諾夫的談話以及我對他的忠告：一是同不乾不淨

的人劃清界限，二是仔細觀察於部，對他們進行嚴格的監督。梅杜諾夫對我的話不

大聽得進去。他願意對勃列日涅夫的話洗耳恭聽，頂多再加上蘇斯洛夫或者基里連

科，其他人就對不起了。他認為我是狗咬耗子多管閒事，對他搞陰謀。

　　向安德羅波夫報告那次談話的結果時，我說：

　　“我想，您肯定明白我們的結論要向列昂尼德·伊里奇o作匯報。要事先想到整

個談話的實際背景。”

　　“我明白，”安德羅波夫答道。“不過這是黨的事情，國家的事情，就是說，

應該辦。你考慮一下對梅杜諾夫的工作調動有何建議。”

　　我建議讓他擔任蔬菜果品採購部副部長。克拉斯諾達爾斯克邊疆區是蔬菜水果

的一個主要供應者。

　　梅杜諾夫的解職給中央委員會機關、給所有州委第一書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都知道他受到總書記本人的庇護，是個“不倒翁”，卻突然…… 安德羅波夫的威信

眼看着不斷飆升。

　　如果認真看待安德羅波夫的這些措施，那麼顯而易見，這些措施都是一次性的，

更多地帶有示威的性質。當時停滯的空氣已經相當渾濁，以致這些行動也像微微開

啟的小氣窗一樣，令人產生清風徐來的幻覺。可惜勃列日涅夫當政時期積累的矛盾

實在太深，僅靠這類零散的措施是無法解決的。

　　因為總書記不能表現出主動性，其他政治局委員也最好別出頭，以免反襯出總

書記的能力有限。例如對他來說到全國各地視察已是力不從心。那就是說，即使出

於工作需要，其他人去各地出差也要斟酌再三。

　　勃列日涅夫的親信經常要完成另外一項任務：模仿總書記十分活躍的創作活動

和組織活動。而因為他無法產生新的思想，已不能寫字，不能發表講話，於是代理

人、助手、顧問就以他的名義講話。他們不斷巧妙地編造報告和便函，發出信件和

電報。每一次這樣的（自然是“歷史性的”）講話肯定要引起極其廣泛的反響。中

央的每一個部杜撰着這樣的“反響”，那都顯示了全民和全球的“反應”。

　　順便提一句，由於通曉這一權力作用機制，有時也可作出正確的決定。勃列日

涅夫的親信主意明顯不夠，如果他們收到以總書記名義對某個重大問題的提法和解

決辦法提出建議的“備忘錄”，這樣的機會是要當即抓住的。

　　如上所述，疾病纏身的總書記治下的“穩定” 很對新的領導成員的心思，他們

實際上可以在自己的地區和部門不受監督地進行治理。勃列日涅夫身邊的親信、部

分中央工作人員也對這樣的穩定感興趣，因為他們的萬事順遂也與此緊緊相連。人

人都知道總書記一變幹部也要大換班，因此大家都盡心盡力。

　　這樣一來權力和管理的一切線索都轉到了官僚機構手中，這就產生了致命的後

果。不僅使僅存的一點黨內民主名存實亡，而且為官員的傾軋大開方便之門，這種

傾軋往往在作出政治決定、尤其是在幹部任命時起了關鍵的作用。

　　這個時期被認為是總書記的意見或者立場的東西，往往已經不是他在獨立進行

分析和對各種評價作了對比之後得出的個人觀點。這只不過是目前能夠對他施加決

定性影響的某個小集團的立場。

　　在勃列日涅夫擔任總書記的後期，政治局已經處於不可思議的狀態。為了不讓

勃列日涅夫受累，有的會只開上15-20分鐘。也就是說準備的時間比開會的時間還

長。契爾年科事先就講好了，只要提出某個問題，馬上就有人插話：“全明白了廠’

與會者剛剛跨進門檻，就得向後轉了，人們還以為問題都已經過政治局的審議。

　　如果提交討論的確係國家生活的重大問題，那麼希望全都寄托在政府對問題的

仔細研究上。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也極少進行實質性的談話。用的是另外一句口頭

禪：  “同志們做了工作，交換過意見，專家也參與了，有意見嗎？”還能有什麼

意見呢！誰敢於“插嘴”、提出問題，就會遭到契爾年科的白眼。

　　即使勃列日涅夫自我感覺稍好一點，他也很難密切注意討論的進程並進行總結。

因此在提出重大問題時，他通常都是第一個講話，照事先準備好的稿子念。此後再

進行討論就有些不大禮貌，於是又紛紛插話：“同意列昂尼德·伊里奇的意見……

應當採取……”有時勃列日涅夫自己補充說，草案中有哪些東西遺漏了，哪個地方

應更加突出。大家異口同聲、高高興興地表示同意，討論到此結束。

　　只有批准年度計劃和預算的政治局會議算是例外：時間較長，討論熱烈。因為

這裡事關所有照看某部門或某地區者的利益。即使在在這種情況下，通常也是先由

總書記講話。他念起稿子來顛三倒四，然後開始討論。

　　發言總是千篇一律。謝爾比茨基講頓巴斯的主要基地必須進行改造，“否則這

個地區的冶金業和礦井不僅會使共和國的能源工業、而且會使全蘇的能源工業處於

下風”。庫納耶夫擔心墾荒地的狀況、埃基巴斯圖茲能源樞紐的發展，要求增加撥

款。格里申說話總是模稜兩可、含糊不清，他也要求多給首都撥款。拉希多夫的話

題也是老一套：中亞地區的片面發展，就業和增加就業機會問題，當然還有灌溉。

　　儘管這些問題全都重要而且複雜，卻沒有辯論，沒有交換意見，沒有出現爭論。

更不必說從未有過將計劃和預算收起來再拿回去返工的情況。說老實話，這一切都

有點像是褻讀或者自我欺騙。

　　最後，為了對關於某些問題的決定進行仔細研究，成立了二十多個常設的或臨

時的委員會，由它們來起草結論，政治局只是批准一下。這裡有中國委員會、波蘭

委員會、阿富汗委員會，其他內政外交問題的委員會。它們全都必定在中央委員會

開會，從未在其他地方開過會，這樣契爾年科可以監視它們的活動。實際上這些委

員會已開始取代政治局和書記處。隨着時間的推移，政治局會議愈來愈沒有成效。

　　而這正是可以制止國家生活中許多消極過程並且開始社會的改革的時期。唉！

時間一去不復返了。在世界範圍內，由於科技革命成就的作用，生產、交通、日常

生活領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它們從根本上改變着社會生活。結果是，其他國家通

過痛苦的探索逐漸走上適應時代挑戰的道路，而我國的體制看似有科學的理論、有

計劃的系統的途徑和科學管理方法作依靠，卻排斥新的思潮，凌駕於普遍的文明潮

流之上。

　　                       勃列日涅夫之死

　　勃列日涅夫去世出人意料。這也許聽起來有些奇怪，通過電視，全國都了解他

的身體狀況，我們親眼觀察着總書記的整個治療情況。但是這個過程拖得實在太長，

已經習以為常，沒有人想到會很快終結。

　　1982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節周年那天，身為蘇共中央總書記、蘇聯最高蘇維埃

主席團主席、總司令和國防委員會主席的勃列日涅夫出席了閱兵式。然後是慶祝酒

會，他致祝酒辭。總之，一切如常。

　　11月10日，我正在接見斯洛伐克代表團。交談甚歡，這時書記處突然派人給我

送來一張便條，內容是：“安德羅波夫要馬上見您。他知道您正在接見代表團，不

過他讓您向客人表示歉意，宣布休息，並馬上去見他。”

　　我走進安德羅波夫辦公室時，他表面上顯得相當平靜。同時卻隱藏着內心的極

度緊張。他以平靜的聲音對我說，維多里亞·彼得羅夫娜（勃列日涅夫之妻）要求

立即向他通報勃列日涅夫的死訊，並且說正在扎列奇耶別墅等他。此外她不想見任

何人。安德羅波夫已經去過，與恰佐夫、衛隊的工作人員進行了交談。是在救護隊

到達之前幾小時去世的。

　　我們相對無言。然後我說：

　　“也好，老廣場的重要時刻來到了。必須作出決定，我認為此事與您本人有關。”

　　看來安德羅波夫此時正心事重重，沒有答話。我們的關係使我可以不必拐彎抹

角，而是與他推心置腹，我問道：

　　“你們是否在‘小範圍里’碰過頭了？”

　　他點了點頭。不錯，他們碰過頭，一致同意推舉安德羅波夫。他提到了烏斯季

諾夫、葛羅米柯、吉洪諾夫。未提契爾年科，因此我無法說此人是否參加了這次談

話。

　　“無論出現什麼情況，”我說，“您都不能迴避。我會全力支持您當選。”

　　當天舉行了政治局會議。成立了以安德羅波夫為首的治喪委員會。通過了與為

黨和國家領導人舉行葬禮有關的決定。決定緊急召開蘇共中央非常全會，並根據吉

洪諾夫的提議，同意安德羅波夫為蘇共中央總書記候選人。契爾年科將在全會上代

表政治局就此問題發言。

　　坦白地說，勃列日涅夫的去世儘管來得很突然，我們卻沒有人因此感到震驚或

失去自制力。社會各界也並不認為這是沉重的損失，儘管宣傳機關十分賣力，而且

也許正好適得其反。那些日子我們每個人當然都在以某種方式思考未來，思考國家

處於怎樣的境地、我們可能有什麼樣的前景。可以十分肯定地說：當時大部分人都

期待着銳意改革，改弦更張。

　　關於所謂勃列日涅夫當政的18年是個停滯時期，這方面的言論和文章都已不少。

我認為這個評價需要具體化和深化。何況近來原教旨保守勢力正試圖為勃列日涅夫

主義恢復名譽。目的昭然若揭：試圖證明改革毫無必要，將當前社會危機的主要罪

責推到改革倡導者的身上。

　　在政治方面，勃列日涅夫主義不是別的，它對於赫魯曉夫改革當時國內極權模

式的嘗試是一種保守的反動。嚴格地說來，這種反動在赫魯曉夫本人當政時已經開

始了，並且導致了他在國內和國際舞台上的行為出爾反爾，自相矛盾。赫魯曉夫在

屈從於黨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壓力的同時，並不想完全放棄改革的陣地。如上所述，

即使在他後期進行的雜亂無章的改革中，也可猜出他是力圖削弱黨和國家官僚的無

上權力。這樣的領導人為黨和國家官僚所不容，他被趕下了台。

　　勃列日涅夫對黨和國家精英、軍工綜合體的情緒瞭如指掌，他依靠他們並利用

他們的無限支持，實質上推行一條強硬的新斯大林主義路線。

　　在勃列日涅夫時期，民主的話講了不少，還大轟大嗡地通過了新的憲法。與此

同時卻開展了史無前例的對持不同政見者的鬥爭：一些人關進監獄，一些人送進瘋

人院，還有一些人逐出國境。

　　同樣信誓旦旦地說必須搞“節約經濟”、市場集約化，加速科技進步，擴大企

業自主權。然而，就連最一般的羞羞答答的1965年“柯西金改革”也受到拚命的抵

制，並中途夭折。關於科技進步的全會年復一年地拖延，始終未能召開。經濟沿着

粗放式、高消耗的道路愈走愈遠，瀕於破產的邊緣。

　　在爭取緩和國際形勢的強大宣傳運動的掩飾下，甚至在耗費巨資達到同美國的

戰略均勢之後，軍備競賽仍在加緊進行。毫不猶豫地扼殺了“布拉格之春”。我國

武裝力量在二戰之後首次卷人明知必敗無疑的阿富汗軍事冒險之中。

　　然而，決定對我國政治史上的勃列日涅夫主義的評價的主要之點，則是勃列日

涅夫領導班子在時代的挑戰面前束手無策。他們盲目地固守舊教條舊觀念，對於標

志着新文明誕生的科學技術中以及人們、國家和地區、整個國際社會的活動和生活

條件中深刻變化的來臨，竟然視而不見。對國內的變革設下重重障礙，整個國家走

進了死胡同，註定要長期落後下去並且陷人深刻的社會危機。

　　勃列日涅夫的去世提出一個問題：是否一切都將原封不動，我國社會是否將繼

續走向衰落，還是將出現深刻的變化、首先是政治領導人的更新。因為我國是整個

世界結構基礎之一，不僅我國公民、而且國際社會都很關心這個問題。

　　在回首當年的印象時，應當說當年的主要人物有兩種傾向。一種是將勃列日涅

夫變成又一位“經典作家”，最偉大的“權威”，藉助於這個可以保住他過去的親

信，並且馬上給新的領導人套上死框框。另一種傾向是在對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評價

上保持克制，以便為激進改革哪怕創造一點機會。

　　同此前的情況一樣，這些傾向並未在當眾的辯論或者公開的搏鬥中表現出來，

只有經驗老到者方可從蛛絲馬跡中洞悉一切。

　　葬禮本身，契爾年科手下機關所搞的豪華盛大的儀式，可說均已“達到極點”。

契爾年科11月12日在全會上的講話也與此相協調。他不遺餘力地宣讀他的助手寫的

那些諸如  “列寧事業最徹底的繼承人”、具有一切天賦和美德的傑出理論家之類

充滿熱情的話語。

　　幹部方面的多年一貫制，已成議論話題的領導人老齡化都說成是勃列日涅夫的

偉大成就，是他締造了如此英明的。高度權威和團結一致的領導集體。至於所謂安

德羅波夫恰恰最好地掌握了勃列日涅夫的領導作風和勃列日涅夫對幹部的愛護態度

的說法，那麼安德羅波夫認為這樣的恭維話並不怎麼體面。至於說什麼堅信安德羅

波夫將會加強勃列日涅夫的集體領導制，其含義再明白不過，等於是說：我們一起

來當家作主吧。

　　社會感覺到國家不僅需要變革，而且已經處在變革的前夜。在這樣的背景下，

上述的溢美之詞顯然是搞得過頭了。當時我在安德羅波夫的身邊，我看見他意識到

了與“勃列日涅夫時代” 的許多特點劃清界限已是勢在必行、必不可免。因此他所

擔心的是人們對他的“頭三把火”能否接受。

　　安德羅波夫在當選為總書記的11月12日全會上的講話相當克制。其中並無公開

的挑戰，就勃列日涅夫去世講了一些恰如其分的話，僅此而已。在這番講話後，契

爾年科徹底灰心喪氣了，不過應當說，就人道的角度而言，安德羅波夫對他還是十

分寬容的。

　　根據此前很久作出的決定，11月15日要再次舉行中央全會，審議來年的國家計

劃和預算。安德羅波夫明白，這時他就必須突破既定日程的框框，哪怕為自己將來

的方針劃上“着重號” 也好。一致商定全會推遲一個星期舉行。

　　                 第七章  安德羅波夫與契爾年科

　　                        送別安德羅波夫

　　1983年夏，美好的期望面臨威脅：安德羅波夫的健康狀況突然間急劇惡化。病

況與腎臟功能受損有關。此事一段時間裡知情人並不多。然而病情急轉直下。這在

他的總體自我感覺和外貌上都反映了出來：臉色蒼白得極不正常，嗓音嘶啞。以前

他在辦公室里接待來人時，總是出門迎接、招呼。如今已不從桌旁起身，只是伸出

一隻手來，行動愈來愈吃力了。

　　他不得不接受痛苦的血液透析治療，開始時每周一次，接着一周兩次，後來更

加頻繁。治療時將身子連接到一台淨化血液的專門設備上。他的病況已無法隱瞞，

因為在治療的間歇一些特殊的儀器還留在他的胳膊上，人人都能看見，這些東西就

綁在比手腕稍高的地方。

　　於是機關里有人放出不吉利的話來：“命在旦夕”。一些人紛紛重新活躍起來，

對他們而言，安德羅波夫的病簡直成了天賜良機。他們始而在背地裡竊竊私語，繼

而索性不再掩飾自己的滿心歡喜。他們期待着東山再起。在籌備1983年蘇共中央六

月全會期間，這一點表現得尤為明顯。

　　召開討論意識形態問題的中央全會的主張是安德羅波夫提出的。整個社會的政

治、思想和道德狀況使他不安，因此他希望中央全會能夠轉變意識形態工作的方式

方法，使之更加富有成效。

　　按照當時的正式分工，負責意識形態的是契爾年科。於是他受到委託起草報告。

而由於有關總書記健康狀況的消息已經不成其為秘密，濟米亞寧那一幫“意識形態

同夥”也就精神抖擻，團結一致，信心十足，看樣子幾乎已將這次報告視作“勃列

日涅夫主義”的正式復甦。

　　政治局對報告的起草實際上未加干預。待到分送到手，我才讀了一遍，接着便

去見安德羅波夫。我對他說道：

　　“這種事絕對不能容許！25年沒有開過關於意識形態的中央全會了，我們拿出

來的就是這樣的一個報告？！”

　　最荒謬的是，通篇報告無論場合是否需要，都示威似地大量堆砌着安德羅波夫

的語錄和引文，令人氣憤。這樣，安德羅波夫的名字和他所推行的方針，便同濟米

亞寧那幫人杜撰出來的停滯時期種種清規戒律扯到了一起。公開挑釁--我看就是

這個報告的標記。

　　我對安德羅波夫說，如果他不反對的話，我應當試着同契爾年科談談，但無論

談話結果如何，他都必須出席這次全會。同契爾年科見面時，我嚴格掌握分寸，向

他表達了我對報告的看法：

　　“當然，報告收集的材料很豐富。但是我在閱讀過程中產生了一種感覺，似乎

缺少將報告內容同我們最近幾個月所做的事情掛起鈎來的內在邏輯。主要是缺少對

問題的深刻而尖銳的提法。我考慮，要是能把它砍掉三分之一，在符合原則的情況

下集中思想，這樣做只會有好處。”

　　唉！說得更有分寸一些根本辦不到，我對契爾年科只抱一線希望：至少他會提

出讓我參與他的報告的定稿工作。然而事與願違。

　　“謝謝你看了一遍，”他以全然無動於衷的眼神望着我說。“報告不同的草稿

還多，我選中的是這一份。你的意見我可以考慮。

　　就此結束卅麼也沒有改變。我的勸告無人理睬。我倒是聽到消息，說我的這次

登門拜訪被視為很不謙虛，是企圖指點和教訓他人。我再次向安德羅波夫證實，要

想在一定程度上挽回此事惟有靠他出面了。

　　對1983年6月14-15日舉行的中央全會，首先是對契爾年科的報告《黨的意識形

態與群眾政治工作的若干現實性問題》，人們的感覺是沉重的。那些撰寫報告的人

所製造的爭論加深了這一印象。發言全都如出一轍：首先一致指出全會提出這個問

題的重要意義，然後繼之以宣誓般保證忠於新任領導，擁護以安德羅波夫為首的政

治局，接着再對報告人奉承一番，最後則匯報自己所做的工作（細節略有不同）。

　　契爾年科宣讀報告稿的時候，我一直在觀察安德羅波夫。隨着契爾年科費勁地

將濟米亞寧那套煩瑣的空話勉強念了下去，安德羅波夫的臉色變得陰沉起來。這時

他把我叫到他跟前說：

　　“休息過後坐到這兒來，由你來主持大會。

　　要想知道契爾年科所遭受的打擊是何等沉重，就必須明白此舉在當時意味着什

麼。休息後他坐在一旁，對大會的討論充耳不聞。直到第二天讓他主持全會會議，

他才逐漸回過神來。

　　我同安德羅波夫交換了意見，並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全會之所以開成這樣，

關鍵就在於契爾年科一夥事先的安排。換句話說，會議未能實現預期的目標。儘管

在安德羅波夫的講話中曾以集中的形式提出了一些真正的現實問題，但再談什麼意

識形態工作的轉變已經沒有機會了，未能打破黨的活動中極其重要的這一領域的墨

守成規局面。

　　如今回想起來，可以說六月全會就像一條分界線。會後我們重又開始失去動力。

　　9月，安德羅波夫前往克里米亞休假。我定時同他通電話，從交談中我感到他的

身體好多了。有一天我又給他去電話時，那邊回話說他進山去杜勃拉瓦了。

　　我一點兒也沒有感到驚奇，因為早在基斯洛沃茨克時我就知道，他對山的喜愛

遠勝過海。加之現在醫生已不允許他游泳，認為體力負擔太大。

　　可是大約兩個小時之後，安德羅波夫卻親自給我打來了電話：

　　“你找過我嗎？”

　　“是呀，想談談工作情況。”

　　“我去‘杜勃拉瓦’爬了兩天山。這裡很不錯，天氣簡直好極啦。”

　　我從他說話的語調感覺到，他的情緒也好極了，這是很久以來所不曾有過的。

顯然，山區的空氣，當地的自然環境，都產生了良好的影響。而我當時無論如何也

不會想到，他這樣的好心情將永遠不會再有了。

　　兩三天后才得知安德羅波夫的身體已經糟糕透了。那裡發生了什麼事情，他是

怎麼感冒的--所有這些醫療細節，恰佐夫在書中都作過描述。一開始安德羅波夫

被轉移到克里米亞的別墅，隨後又用飛機緊急送到莫斯科，徑直住進了中央臨床醫

院。於是，一個最折磨人的、各方面都極其複雜的階段開始了……

　　首先，純粹從人道的角度而言，我憐憫安德羅波夫。他正遭受着可怕的痛苦。

我與他互通電話，醫生允許的時候，也直接去醫院。實際上大家都分別看望過他，

有的人次數少些，有的人次數多些2一些人是為了鼓勵他，另一些人則是為了再次查

看他的病況如何。10月、11月就這樣過去了。除了病痛的折磨，安德羅波夫還增添

了另一件心事：他開始覺察到了高層中氣氛的總體變化、不明就裡的紛亂和陰謀活

動。

　　由於總書記臥病，政治局和書記處的會議由契爾年科主持。偶爾他才讓我主持

書記處的工作。我總覺得，吉洪諾夫曾試圖自己主持政治局會議，但未獲成功。這

原因首先在於安德羅波夫，他儘管病情嚴重，卻並未失去頭腦的清醒。

　　不知何故，安德羅波夫還在克里米亞小住的時候，就在電話交談中要我一定在

定於11月舉行的中央全會上講話，權當為爭論作個總結。

　　“有必要嗎？”我知道政治局的同僚多麼妒忌這類事情，便問了一句。

　　“有必要，”安德羅波夫堅持己見。“你作作準備，就按討論總結去做。我回

來後咱們再議一議。”

　　於是我開始構思這個講話，對過去九個月的政策和實踐的結果進行分析。恰巧

這時古洪諾夫休假歸來。他得知我準備在全會上講話後，立即給安德羅波夫去電話，

聲稱既然要讓戈爾巴喬夫講話，他也應該講話。

　　“我能回答他什麼呢？”安德羅波在電話上向我講述了經過。“我就說：你想

講話，那就請便吧。準備準備，講話好啦。”

　　“原來這樣，也許，他也要作總結？我是不是就不講了？”我不願把事情弄僵。

　　“不行，你一定得講。”

　　在圍繞即將舉行的全會發生的一陣擾攘之中，出現了某種不祥的微妙變化--

差點兒沒進行權力的瓜分。政治局內就此進行的紛紛議論，使人產生一種不愉快的

沉重之感--恰似將一個人活生生地埋葬。安德羅波夫的助手拉普捷夫。沃爾斯基、

沙拉波夫、弗拉基米羅夫的感覺無疑更加敏銳，便向他提供了有關的情報，也許這

一切便惹得安德羅波夫大為光火。

　　12月的一天，我剛跨進辦公室的門，雷日科夫便跑來說道：

　　“剛才尤里·弗拉基米羅維奇來電話了。他的脾氣真嚇人。一個勁兒地問：

‘這麼說，你們在政治局通過撤換總書記的決議啦？’我對他說：‘尤里·弗拉基

米羅維奇，哪能呢，根本沒提過這事兒！’可是他一直冷靜不下來。”

　　我立即同醫生們通話，講定了第二天他們允許我去見安德羅波夫。

　　我走進病房的時候，他正坐在沙發上，試圖綻出一絲笑容。我們寒暄、擁抱了

一番。上次見面以來發生的變化令人震驚，我面前的他已判若兩人。他形容枯槁，

浮腫的面龐呈蠟黃色而略顯灰白，雙目黯淡無光。他並不抬眼望人，顯然連坐着也

勉為其難。我盡了最大的努力，讓自己的眼睛不致迴避他，並設法多少掩飾一點極

為震驚的感情。這是我同安德羅波夫的最後一次會面。

　　助手們幾乎天天都去看望安德羅波夫。據我所知，去得最為頻繁的是拉普捷夫

和沃爾斯基。中央全會前夕，安德羅波夫接見了應被選為中央書記的利加喬夫。看

來，起草安德羅波大的講話並將其全文在全會上宣讀的主意出自他的幾位助手。他

們真的這麼做了。

　　實際上，這篇講話稿的來龍去脈，我是在過了若干年沃爾斯基的回憶錄發表之

後才知道的。此前僅僅是些語焉不詳的道聽途說。主要之點在於，講話的結尾處本

來還有一個內容：鑑於自己身患重病，從國家的利益出發併力求保證對黨和國家的

領導不致中斷，總書記建議授權戈爾巴喬夫主持政治局工作。

　　全會召開前夕，當安德羅波夫的講話全文分發給政治局成員、隨後又以紅色封

面印製分發給了中央委員的時候，其中這段內容和類似的話一概沒有了。我本人既

不能證實也不能推翻這種說法。無論是安德羅波夫或契爾年科，還有那個沃爾斯基，

都根本不曾同我談過此事。的確，謠傳已經在機關開始擴散：說有些東西要麼被歪

曲了，要麼被刪去了。

　　1984年前夕召開了中央全會。會議聽取了巴伊巴科夫和加爾布佐夫的兩個報告。

大家都裝着什麼也沒有發生的樣子，不過是開個例行的全會而已。會上批准了計劃

和預算，增選了沃羅特尼科夫和索洛緬采夫為政治局委員，切布里科夫為政治局候

補委員，利加喬夫為中央書記。在會議的討論中發言的有吉洪諾和我。

　　這是一場遮遮掩掩的表演。其實所有的人全都心知肚明，我們正面臨一次新的

抉擇，近期內便不得不再次解決國家領導人的問題。

　　對安德羅波夫的去世我倍感沉痛。國家領導層中又少了這麼一個人，我同這個

人曾經那麼親密和持久地聯繫在一起，我在許許多多方面都要感激他。在多年的歲

月里，我總是向他傾吐自己的思想和疑難。我時刻感受到安德羅波夫那經久不渝的

友善態度。他任何時候都不曾流露過一個老練的早已習慣於決定他人命運的政治領

袖的屈尊俯就之態。我不能說他在我面前全然敞露了心扉，向我傾吐了他心中的全

部。他並不讓我窺視他生活中的某些“角落”。或許，這是因為這些東西給他自己

也並未帶來特別的歡樂。或許，這也是因為他不願讓任何人受到這些信息的牽連。

　　賴莎·馬克西莫夫娜從圓柱大廳回到家裡，對當天在葬禮上目睹的情景大為震

驚：一些人是悲傷落淚，表現了應有的敬意和哀悼，另一些人的目光中卻流露出難

以掩飾的歡欣甚至慶幸的神情。有幾位中央書記心情愉快，在同賴莎·馬克西莫夫

娜見面時也不隱諱這一點，仿佛急於告訴她：“你們的好日子到頭了。”簡直是一

群厚顏無恥之徒。

　　如果要想對安德羅波夫的生平活動作出評價，那麼首先必須明確區分兩個領域

和兩種概念：第一，作為現實政治家的安德羅波夫，第二，“安德羅波夫現象”。

非如此不足以避免混淆不清、言過其實抑或扭曲變態，而且會很嚴重。

　　何謂“安德羅波夫現象”？就是一種期待和盼望新領導上台開始出現好的變化

的普遍氣氛。也可以說就是對那些在人們頭腦中與“勃列日涅夫主義”有關的負面

現象的拒絕與排斥，就是對改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堅信不疑。

　　安德羅波夫不負眾望。首先作為一個人，他個性鮮明，氣度恢宏，天賦極高，

是一位真正的知識分子。他堅決反對一切與“勃列日涅夫主義”有關聯的東西，諸

如：任人唯親，明爭暗鬥，陰謀詭計，行賄受賄，道德敗壞，官僚主義，經營不善，

紀律渙散。所有這一切都成為他鬥爭的對象，這也是對人們期望的回報。

　　如果說厭棄官僚習氣、對達官貴人持批判態度等確實已深深植根於我國民眾之

中的話，那麼，勃列日涅夫執政晚期所出現的過程就更加劇了這類感情。因此，安

德羅波夫在這些問題上的強硬態度，即使有時有些過火，人們都能夠接受，他們希

望各種醜惡行徑最終能得到遏制，希望脫離人民的人將對一切承擔責任。

　　換而言之，他的所作所為被視為普遍的更深刻的變革的開端。於是這裡就出現

了一個主要的問題：如果安德羅波夫命不該絕，他會更進一步，踏上一條激進的改

革之路嗎？我認為不會。

　　有些與安德羅波夫相去甚遠的人說，似乎他在走上總書記崗位之前很久，就已

經對體制改革的種種設想作了周詳的考慮。據說為了這個目的，他便一步步向上爬，

不斷對自己的信念和良知作出了種種悲劇性的妥協，以免他在尚未達到目的地的途

中被扼殺。

　　我認為情況並非如此。說他意識到了變革的必要性，這是對的。他也明白，如

不進行變革這個體制本身將面臨滅頂之災。但安德羅波夫畢竟是一個仍然停留在他

所處時代的人物，屬於未能掙脫舊的思想和價值觀念樊籬的那類人。

　　我常想：他可是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了解斯大林的種種罪行，但從來不曾提出

過這類問題。他識破了勃列日涅夫一心想讓斯大林的形象及其社會結構模式一併復

活的企圖，卻甚至沒有試圖對此加以阻止。他在匈牙利事件和捷克事件阿富汗戰爭

中，又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呢？在與“異端思想”和“不同政見”所作的鬥爭中呢？

當時人們只要試圖提出關於自由和人權的問題，便會被視作刑事犯罪。

　　顯然，多年在克格勃工作的經歷以及這項工作的特點，給他個人的整體面貌、

生活觀念打上了烙印，使他變得事事多疑，並在一定程度上註定了他必須為這個制

度效勞。

　　安德羅波夫不會去搞激進的改革，赫魯曉夫當年也不可能做到這一點。也許這

正是他的幸運之星作出的安排：他尚未碰到在他前進途中將不可避免地出現並將引

起他的失望和對他的失望的問題，便與世長辭了。

　　我想說明，對安德羅波夫的種種鑑定，包括我上面的鑑定，至今還相當粗略，

很不全面。他擔任克格勃主席的15年在他的一生中頗顯複雜而重要，在對這點尚未

進行深人的研究之前，也只能是這樣評說了。盧比揚卡①高牆後面的許多內情仍然

是秘而不宣的，包括對我這個黨和國家的前任首腦。而不了解其就裡，便很難判斷

今後還會發生什麼事情。

　　安德羅波夫身居權力頂峰的時間是短暫的，但這段時間卻給人們以希望。那些

將我同他聯繫在一起的所有往事，將永遠留存在我的記憶之中。我永生永世都不會

忘記基斯洛沃茨克市郊的那個夜晚：繁星滿天，篝火熊熊，安德羅波夫露出一副沉

人幻想而又愉快開朗的神情凝視着火光。磁帶錄音機中飄出那首尤里·維茲博爾演

唱、安德羅波夫特別喜歡的調皮小曲：

　　誰希冀邊玩意兒？誰都不希冀。

　　誰必得幹這事兒？誰個都不必。

　　                   契爾年科：病夫充當大國首腦

　　安德羅波夫的繼任者這一角色最合適的人選，我認為當首推季·費·烏斯季諾

夫，儘管當時他已經75歲高齡。

　　為什麼呢？在我看來，他或許是唯一能夠繼續執行安德羅波夫政治路線的人。

他倆是親密的朋友，因而他可以堅持和發展安德羅波夫在最高領導崗位任職15個月

期間開始的各項改革。此外，烏斯季諾夫在黨內和全國都享有巨大的威望。

　　既然沒有發現別的可供選擇的人，我便為烏斯季諾夫“按按鈕”。有些人已不

能、另一些人尚不能擔當起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重任。而烏斯季諾夫可以卓有成效

地工作若干時間，同時在政治領導層中物色好新的接班人。

　　後來我才得知，當時也並未排除推舉我做候選人的可能。這個消息通過兩條渠

道傳到我的耳中。

　　在安德羅波夫下葬後的次日抑或是第三天，賴莎·馬克西莫夫娜去別墅看望了

他的夫人，希望從精神上給這位遺孀一些撫慰。塔吉揚娜·菲利波芙娜當時正臥病

在床，卻情緒激動地坐了起來，高聲地哭訴着說：

　　“為什麼要選契爾年科呀？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干？！尤拉希望的可是來哈伊爾

·謝爾蓋耶維奇”啊。”

　　賴莎·馬克西莫夫娜安慰了她一番，設法打斷了這個話題。這在一定程度上與

前面提到的機關里的那些傳聞相互印證，當時傳說總務部對安德羅波夫在十二月全

會上的講話作了一些修改。

　　另外，共事多年的一位同僚向我轉述了他同當時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長的M．科爾

尼延科的談話內容。那位副部長援引了葛羅米柯的話說，安德羅波夫剛剛去世，葛

羅米柯。烏斯季諾夫、吉洪諾夫和契爾年科便在“小圈子”里碰頭，但關於新總書

記候選人的事似乎並未能談妥。對這個問題，好像烏斯季諾夫聲稱應當由政治局集

體作出選擇，至於他個人的意見，他準備推薦戈爾巴喬夫。

　　實情是否如此，我就不得而知了。還有一些情況可資佐證。

　　“小圈子”的會談是在中央委員會總務部一位副部長的辦公室里進行的。談完

後契爾年科繼續呆在辦公室，而葛羅米柯、烏斯季諾夫和吉洪諾夫來到外面走廊上。

助手和貼身警衛們正在那裡等候他們，受好奇心驅使，連日來這些人的鼻子簡直伸

得長極了。總算他們運氣不錯，吉洪諾夫耳朵有點兒背，所以像所有的聾子一樣習

慣於說話比常人聲音大一些。據目擊者說，當時他突然發話，嗓門很高，引得走廊

里所有的人都回頭看他，說的是：

　　“我認為咱們總算做對了。米哈伊爾還年輕。也拿不準他在這個位置上會怎麼

干。科斯佳嘛。正好合適。”

　　我再說一遍，這些傳聞中哪一種更接近真實情況，這夥人在“小圈子”里是否

就契爾年科做候選人達成一致意見，我至今也不清楚。不過，關於安德羅波夫和烏

斯季諾夫矚望的是我這一點，事情過了一段時間之後烏斯季諾夫曾親自對我表白過。

為什麼是另一種結果，他並未加以解釋。而我呢，自然從來也不曾就此事追問過他。

　　不管怎樣，新總書記的選舉經過極其簡單，我甚至想說是枯燥乏味。吉洪諾夫

非同尋常的積極性決定了一切。契爾年科一宣布開會，吉洪諾夫為了防止烏斯季諾

夫突然發難，便立即要求就“會議程序”發言，並一鼓作氣提議選舉康斯坦丁·契

爾年科為總書記。

　　可能烏斯季諾夫是想等着契爾年科表示推辭，自動放棄候選人資格，因為他比

旁人更了解自身的健康狀況，並且應當以自我批評的精神承認，領導國家根本不是

他所能勝任的事情，正如俗話所說，他“就那麼兩下子”。然而這種事情根本沒有

發生。在類似的場合表示“反對”，不符合這個政治局的傳統。於是全體同意吉洪

諾夫的建議，投了“贊成”票，其中包括我自己。藉口也是現成的：“最重要的是

別出現分裂”。

　　“科斯佳，這樣正好，”仿佛吉洪諾夫曾如是說。此話可以這樣理解：有希望

了，下一任總書記完全可能就是他吉洪諾夫了。但對社會而言，即便國情特殊，契

爾年科這種人出任一個泱泱大國的領袖一角也着實令人震驚。咳，另外隨便換個人

也好哇，哪怕略為有生氣點兒呢，哪怕稍稍年輕點兒呢，可是偏不……

　　政治局會議之後以及隨後的幾天裡，烏斯季諾夫一副垂頭喪氣的模樣，沉默少

言，落落寡合；而他向來是以性情開朗、樂觀愉快著稱的人，很難使其一反常態。

在中央全會上我也目睹了另一些角色：有的人早就該退休了，有些人已經退休，但

是依然留任中央委員。他們仿佛從一場驚恐中、從安德羅波夫新政中恢復了元氣，

振奮精神，滿懷憧憬：他們的好時光即將重來，那麼太平，那麼“安定”，換而言

之，一派“勃列日涅夫景象”。

　　如今在總書記任上究竟是何許人呢？堂堂一個大國，它的領袖原來不僅身體衰

弱，而且重病在身，實際上已成殘廢。這對任何人都不成其為秘密，憑肉眼便可以

一望而知。他弱不禁風、呼吸困難、氣喘吁吁（身患肺氣腫），根本無法掩飾。曾

在安德羅波夫葬禮上陪伴撒切爾夫人的那位醫生，不久便公布了對契爾年科壽數的

預測，後來誤差只有幾周時間。

　　契爾年科與勃列日涅夫朝夕相處，善於察言觀色，終於成了勃氏的親信，也可

說是影子。我已經談到過，他的影響力也在於他為樹立勃列日涅夫偶像立下了汗馬

功勞。契爾年科最強有力的工具無疑是實際上主宰一切的黨中央機關。很難解釋，

他這麼一個文靜寡言、與世隔絕的典型的辦公室官僚，哪來那麼多好大喜功的計劃。

我想，這可能是前面提到過的“秘密小圈子”成員促成的，這些人企圖通過這種方

式實現自己心中的種種奢望。

　　談到契爾年科得以登上總書記寶座的原因，不可忘記政治局裡一條根深蒂固的

陳規所起的作用：領導人中的第二把手幾乎是自動地成為第一把手。契爾年科1984

年2月14日在安德羅波夫的追悼大會上以新身份所做的首次講話，給人留下的印象是

沉重的。它使我們每個國人，使外賓感到悲哀。契爾年科註定會讓人們產生這種感

覺。

　　情況很快就清楚了，儘管中央意識形態部門為宣傳“總書記形象”作了極大的

努力，社會各界卻並未真正認可他。他個人才具的局限、政治和國務活動經驗的缺

乏、對國家現實生活了解的膚淺、意志的軟弱，這一切都是有目共睹的。

　　1984年4月，契爾年科作出效法和繼承安德羅波夫道路的姿態，訪問了莫斯科鐮

刀和錘子冶金廠，同工人們會面。但是這次接觸並不成功，相反，會見倒成了火上

加油。他在人群中特別難受。我們目睹了這一切，簡直無法容忍。

　　安德羅波夫之死和契爾年科之當選總書記，在反對一切變革的人當中產生了新

的希望。他們已不再偽裝，加緊對契爾年科施壓，力圖與安德羅波夫的創新以及他

的工作風格一刀兩斷。

　　最先對此有切身體會的是安德羅波夫的擁護者，其中也包括我。對我而言，這

並非突如其來之事。早在1983年安德羅波夫健康急劇惡化，我就聽說這夥人已忙於

搜集給我抹黑的材料，連行政機關也加入了“獵捕”的勾當。我後來成為總書記之

後，方才得知此事的詳情。

　　因此我對這類陰謀早有心理準備，知道他們正在設法實現蓄謀已久的將我搞掉

的計劃。這也反映了“主角們”的意向，政治局剛剛頭一次開會談到政治局和中央

書記處的責任分工問題時就已表露無遺。

　　不出我之所料，吉洪諾夫發起了進攻：

　　“我不明白，幹嗎我們一定要讓戈爾巴喬夫來主持書記處，”他以相當不客氣

的方式說道。“誰都知道，他現在所從事的是農業工作。我擔心書記處會被搞成農

業問題審查處，並且會被用來壓制其他工作。難兔會發生這種偏向。”

　　我只是會在那裡聽着，一言不發。

　　烏斯季諾夫反駁了他的意見，說戈爾巴喬夫早就在領導書記處的工作了，並沒

有發現什麼“偏向”。未能做到馬上否決。於是格里申和葛羅米柯對這個問題的解

決採取拖延戰術，實質上支持了吉洪諾夫。但最重要的障礙（烏斯季諾夫）巋然不

動。契爾年科試圖堅持某種意見，講點兒什麼，但萎靡不振，有氣無力，空洞乏味。

我當即有一種感覺：這一幕表演的角色是事先早就分配好的。任命我主持書記處的

決議一直未獲通過。

　　事實上我卻仍然在繼續領導書記處，並同時讓新任總書記時刻了解各項工作。

定期召開會議，討論各種各樣的問題--黨內的，經濟方面的，意識形態範圍的。

書記處發揮的作用愈大，工作上對幹部的要求愈高，便愈加引起一些人的不滿，不

單是吉洪諾夫，而且還有外交部，尤其是總書記的一幫爪牙。

　　吉洪諾夫持續不斷地以令人佩服的頑強精神奉行削弱書記處的方針。他力圖討

好利加喬夫，不過這樣做未必會有很大的效果。至於多爾吉赫，吉洪諾夫則利用屢

試不爽的方式加以拉攏，在某些場合當面稱其為自己未來的接班人。現在多爾吉赫

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這位總理轄下的各種沒完沒了的會見和談話中度過的。

　　無論如何，不到三個月時間，在黨內特別是中央，在莫斯科，人們都“感覺”

到了書記處的存在。有些人想方設法躋身會議，另一些人卻生怕置身其間。吉洪諾

夫暴跳如雷，橫加指責，千方百計給我們的工作沒污水。

　　在這段對我來說非同尋常的日子裡，我切身體會到了烏斯季諾夫的支持。我倆

的關係變得更加親密了。我不能不指出利加喬夫當時對我工作和精神上的支持。我

同雷日科夫一道卓有成效地做了許多工作。即便同濟米亞寧也都能協同解決各種問

題，他常來找我。

　　一句話，我感到信心十足，在某種程度上能以哲學家的態度對待一切，我已不

再提起我在書記處的身份必須由政治局決議認定的問題。我遵循自己一條早已有之

的原則：生活終將安排一切各歸其位。

　　                        契爾年科之死

　　壽終正寢之日飛速地無可避免地日益臨近。再也沒有人對此表示懷疑。但需要

想方設法哪怕維持一種假象，以表明那位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

團主席在政治生活中依然存在。

　　契爾年科不必說工作，連說話和呼吸也很困難，我見到他時不止一次地生出種

種疑問：究竟是什麼阻礙他辭去工作以便關注自己的健康？是什麼迫使他肩負起領

導國家這副力不從心的重擔？

　　答案未必一看便知。

　　是呀，一個人被剝奪了權力（就個人意願而言，我們誰也不想放棄權力），正

如任何一個被免職的人一樣，說輕點兒，當然內心會感到很不舒服。

　　但是，簡單地說“人性脆弱”是不夠的。問題的實質更加深刻。社會未能掌握

必要的信息以進行選擇。要是全社會都了解勃列日涅夫和契爾年科的真實狀況，得

悉將近10年之久為國家掌舵的人竟然工作起來體力不支，那又該當如何講過這種了

解本身還毫無意義。因為我們國家並沒有權力更迭的正常的民主機制。體制在這方

面迄無規定，體制按照自己的規律在運轉，於是一個病人膏盲、甚至智力欠缺的人

也能高踞於權力金字塔的頂峰。向來誰也不敢否定這種秩序，可是突然之間，由於

某些政治領導成員，首先是格里申的努力，這種弊病多端的做法一下子暴露無遺，

其種種醜態展現在全社會面前。

　　我指的是1985年2月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選舉活動期間所發生的事情。根據多

年的傳統，選舉前夕舉行了政治局委員在自己的選區與選民會見的特別儀式。以前

我從未見過這種爭奪講話先後次序的情形。人人都想排到最後，恰好在總書記之前

演講，因為通常認為你越是靠後與選民見面，你在黨內的級別地位越高。如果你在

次序表上的排位倒數第二，那就意味着你很可能距離總書記一職僅差一步之遙，而

總書記總是最後一個講話的。

　　選舉定於2月24日進行。候選人與選民的會見即將結束。由於契爾年科無法前來

參加會見，取消會見又不可以，我們便在內部商量，如何以最小的政治代價解決這

個問題。我認為應當幫他寫一份書面講話，再由選舉委員會組織一次集會，在會上

宣讀他的講話。既然事情關繫到總書記，集會上便必須有中央的代表出席。

　　令我大感意外的是，格里申突然插手此事，單獨跑去同契爾年科談話。這已經

超出了公認的道德標準範圍，而且顯然談了些什麼名堂。無論如何，他是開始了一

場極不光彩的政治陰謀活動，因為他斷定合適的時機已經到來，機不可失。

　　毫無疑問，格里申並非單槍匹馬地行動。部分領導人，首先是那些認為“必須

阻止戈爾巴喬夫”的人，對他相當讚賞。他尤其寄希望於契爾年科身邊那些人，因

為這夥人都明白必須準確無誤地選擇投靠對象，以便總書記逝世後他們依然能順風

順水。正值這個時刻，知識界中的一部分人，儘管為數不多，也着手“描繪”一幅

精彩迷人的格里申肖像。

　　格里申明白無論如何也無法避開我，因為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工作事實上是在我

的領導之下進行的，於是他給我打電話說，他受契爾年科之託，準備組織集會並代

為宣讀講話稿。我並沒有給契爾年科去電話，而是向他的助手們詢問了此事，這些

人也證實了格里申轉述的總書記意見。

　　2月22日，格里申利用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的職權，將與選民會見集會的控制權

抓到自己手中，並宣讀了契爾年科的講話稿。我同利加喬夫、葛羅米柯、濟米亞寧、

庫茲涅佐夫等人一道坐在主席團里，坦白地說，對自己參與了這齣鬧劇感到十分難

過。而格里申以他特有的乾巴乏味、令人厭煩的語調一個勁地念稿子，還力圖裝出

副慷慨激昂、熱情奔放、才華橫溢的模樣。眼前這一切情景，隱隱蘊含着某種荒誕

不經的東西。我不能表示異議，因為這是契爾年科本人的意願，他的最後一個願望。

　　歸根到底，這種事畢竟還可以忍受。但是根據格里申的意圖，剛剛結束的還僅

只是這場悲喜劇的第一幕。下面還有兩幕：對契爾年科進行投票和授予他當選俄羅

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代表的當選證書。

　　2月24日，人們將投票箱搬到他醫院臥室隔壁的房間，布置得使人看不出投票是

在什麼地方進行的，契爾年科強扶病體起得床來。穿好（抑或別人替他穿好）衣服，

然後面對電視攝像機投了票。按照格里申的說法，最主要的意義在於以此表明總書

記還有能力投票。

　　那些自詡為契爾年科的貼心人、其實只是念念不忘一己私利的傢伙們，以厚顏

無恥的封神儀式向他授予代表證書，親臨現場的有格里申、總書記助理普里貝特科

夫和莫斯科古比雪夫區黨委第一書記普羅科菲耶夫。

　　更有甚者，還為他擬好了一份稿子，必須由他這個行將就木的病夫照稿宣講。

直至如今，我眼前依然呈現出一副慪樓的身影、哆哆嗦嗦的雙手、號召守紀律和忘

我勞動的硬咽失聲的嗓音、從手中紛紛掉落的一頁頁講稿。我還知道，他自己也跌

倒了下去……又被恰佐夫伸手托住了，不過這個片段當然不會播放出來。

　　所有這一切做法之所以成為可能，是不顧恰佐夫的堅決反對、但經契爾年科本

人同意甚至渴望如此的結果，而慫恿契爾年科的則是格里中和他的親信。這件事發

生在2月28日，而3月10日契爾年科即已不在人世了。

　　我剛剛下班回到家裡，立即響起了恰佐夫報告契爾年科死訊的電話鈴聲。接完

電話我馬上與葛羅米柯、吉洪諾夫。博戈柳博夫取得聯繫，並確定在晚上11點召開

政治局會議。

　　依照與葛羅米柯事先的約定，我倆在開會前20分鐘左右會了面。

　　現根據記憶引述當時的對話如下：

　　“安德烈·安德烈耶維奇”，我們應當共同努力，這個時刻責任重大呀。”

　　“我想，事情是明擺着的。”

　　“我考慮，我和您現在必須相互配合才好。”

　　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其他成員開始陸續趕來。

　　我宣布開會，通報了所發生的事情。全體起立默哀。大家聽取了特邀到會的恰

佐夫的匯報。他簡要地講述了契爾年科患病的經過和去世的情況。我說必須草擬各

種文件，召開蘇共中央全會。

　　就這麼決定了。委派利加喬夫、博戈柳博夫、索科洛夫負責確保中央委員們按

時抵達莫斯科，可以動用交通部和民航的力量。

　　組成了治喪委員會，其中包括全體政治局委員。涉及誰擔任委員會主任的問題

時，出現了一個小小的故障。這裡應當說明的是，已去世的總書記的治喪委員會主

任照例都是推選未來的總書記擔任。這時格里申突然說道：

　　“主任的事幹嗎要拖延呢？明擺着的事情，就選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擔任

好啦。”

　　我提出不必着急，中央全會定於第二天下午5點開會，而政治局的會是在下午兩

點。大家都有時間（整整一夜外加半個白天）全面考慮，仔細斟酌。到時候我們先

在政治局定下來，再把意見帶到全會去。

　　就這樣決定了。從黨中央委員會機關抽調的工作人員紛紛火速趕到。成立了幾

個草擬文件的小組。同梅德韋傑夫。雅科夫列夫、博爾金商定了我在中央全會上講

話的基本構想。做法是：立即向全社會和全世界表明我們的態度。

　　                      不能再這樣過下去了

　　我回到家裡已是將近凌晨4點。賴莎·馬克西莫夫娜一直等着我。我和她來到別

墅外面：從定居莫斯科的第一天開始，重要的談話我們就從不在住宅和別墅里進行。

我們沿着花園小徑久久漫步，對所發生的事情和可能的後果作了認真的分析。

　　現在已經很難詳細回憶我們的那次談話了。但那天夜裡的最後幾句話卻記得清

清楚楚：

　　“你很明白，我到這裡來是希望和相信能幹一番事業，但眼下辦成的事情卻不

多。因此，如果我真想改變現狀的話，就應當接受那個建議，當然，要是再有人提

出來的話。不能再這樣過下去了。”

　　清晨將近。新的、真正決定命運的一天即將破曉。

　　早上利加喬夫來電話說，各地的第一書記一個接一個來找他，簡直是對他輪番

發起衝鋒，一再追問政治局對未來總書記一事的意見如何。我驅車前往中央委員會。

政治局會議和中央全會即將召開。

　　直至如今，有關那次政治局和中央全會的各種謠傳仍在廣泛流行。其核心集中

到一點，即似乎當時爆發了一場真正的爭吵，提出了幾個總書記候選人，可是從政

治局會議直至中央全會，始終什麼也沒有談攏。所有這一切純屬天方夜譚、無聊臆

測，絕無其事。有關情況當事人一清二楚，其中許多人至今依然健在。

　　的確，鑑於契爾年科健康狀況的急劇惡化，有關接班人的問題一直在醞釀討論，

也有人瞅准目標，不斷試探自己的機會。在那些日子裡，單是這種事已經夠黨中央

機關忙活的了。

　　至於說在領導成員內部形成了一些派別，那倒是事實。

　　也有一些人不樂意要戈爾巴喬夫。總書記逝世前不久，當時掌管克格勃的切布

里科夫有一次向我透露了他同吉洪諾夫談話的內容，吉洪諾夫企圖說服他不要同意

選我擔任總書記一職。使切布里科夫頗為驚訝的是，除我之外沒有再提到任何人。

　　“難道他自己覬覦這個位子嗎？”切布里科夫心想。

　　當時對我不懷好意之人不可能不了解民心所向和各地第一書記的態度。他們的

決心越來越堅定，不容許政治局再次將一個老邁多病或較弱無能的人推上最高崗位。

　　州委第一書記中的幾批人前來見我，要我採取堅定的態度，擔當起總書記的責

任。其中一批人還聲稱，他們已經形成了一個組織核心，他們不準備繼續允許政治

局在解決這類問題時無視他們的意見。

　　烏斯季諾夫已經不在了，不然就可以指靠他的支持了，就連葛羅米柯對我的態

度也出現一些新的嫉妒性的成分，尤其是在我的英國之行以後。安德羅波夫還在世

時，為了使葛羅米柯高興，就讓他當上了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仿佛是贈送自己的

朋友和夥伴一份禮物。當時葛羅米柯在克里姆林宮有辦公室，在斯摩棱斯克廣場擁

有一座官邸。安德羅波夫身邊的人開始議論葛羅米柯對權力的貪婪和巨大的虛榮心。

　　說起來很有意思，在制定外交文件和聲明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出兩條路線。一

條從黨中央國際部經過亞歷山德羅夫通向契爾年科，另一條是外交部的。第一條路

線包括邀請對手進行談判、尋求協議、放寬限制和改善關係。第二條路線則較強硬，

可說是鋼筋混凝土一塊。葛羅米柯公然向契爾年科施加壓力，在同國外代表團會談

時往往打斷或不禮貌地糾正契爾年科的話。他明目張胆地對外交領域實行壟斷。順

便說一句，我訪問英國後他產生不滿正是這個原因。

　　我事實上處於政治局和書記處的領導地位之後，便一直不容許外交部的活動不

受監督。後來我才知道，促進我和葛羅米柯相互諒解的一系列活動突然產生了作用。

參與其事的有葛羅米柯的兒子阿納托利，以及克留奇科夫。一度同克留奇科夫關係

密切的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向我講述了全部經過。葛羅米何對他們的想法作出了

反應，似乎經過一番考慮之後改變了對某些事情的看法。

　　再說3月10日當時的事。直覺告訴我，一宿加上半天會使事情朝着需要的方向發

展的，黨中央得到的信息也證實了這一點。來找利加喬夫的是黨內領導幹部，找雷

日科夫的則是另一系統的人--各部部長。

　　我要特別指出的是，無論對誰，即使是對利加喬夫和雷日科夫，我都不曾明確

地說過“是”或者“不”。為什麼呢？我必須徹底摸清情況。我完全明白涉及的是

何等樣的事情，國家現在處於何種境地，應當如何對待負責幹部。所以如果我能通

過，所獲得的也只能是人們常說的百分之五十加一票或者類似的情形；而如果選舉

不是普遍意願的反映，我將無力解決已經出現的種種難題。坦率地說，要是政治局

和黨中央就這個問題發生爭論，我就會取消自己的候選資格，因為對我而言事情已

經很清楚，我們應當像意大利朋友說的有很大進展。

　　下午2時，我坐到了主持人的席位（最近一段時間這是我慣用的座位）上宣布開

會，並說我們應當以政治局的名義向中央全會提出關於總書記人選的建議，因為已

經具備進行全盤考慮和衡量的可能了。

　　葛羅米柯立即起立提議我為候選人，並扼要地說明了一番理由。某些看法與隨

後他在全會上的話大體相同。緊隨他發言的是吉洪諾夫，表示完全贊同，並說事實

上我們已經是這樣開展工作的了，理應把這個建議提交給全會。

　　謝爾比茨基沒有參加政治局會議。他當時正率領議會代表團訪問美國，回國時

已經快開中央全會了。與他同行的阿爾巴托夫證實，謝爾比茨當即決定回國並堅定

地表示準備支持戈爾巴喬夫。我想他作為一個講求實際的人，明白他的機會已經失

去了。

　　下面就該開中央全會了。同事們個個都在打探中央委員會裡的情況，從與他們

交換意見的結果來看，已經很明顯，中央委員們的意見對我的當選極為有利，這種

人心所向的情形使得任何爭論都已經絕無可能，任何別的方案都毫無希望。

　　全會5點鐘開始，我立即感受到了全場支持我的氣氛，在葛羅米柯講話之後這種

氣氛更為強烈，他受政治局委託向全會提出了我作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一職候選人

的建議。他講話時並無書面講稿，給人留下了即席致詞的印象，因而顯得特別真誠，

具有強烈的激動人心的力量。這是一席經過深思熟慮、仔細斟酌的講話，由於它同

與會者的情緒和諧一致，其作用就進一步得到了增強。

　　當時我不禁心潮激盪：以往我從未聽到過對我如此讚許的言詞，如此崇高的評

價。

　　全會的整個情況，宣布我的名字時爆發的鼓掌歡呼，中央委員會選舉我為總書

記時的齊心一致，所有這一切都表明我和我最親密的同事們的做法是正確的：事先

我們交換意見後決定，在我向全會的致詞中應當立即鄭重宣布我們的戰略性立場和

構想。當時人們全都期待着，想聽聽新的蘇聯領袖究竟會講些什麼。

　　我憑直覺意識到了這一切，便決定在不脫離告別契爾年科這個基調的前提下，

有必要在我一上任的頭幾次公開講話中就說明我的原則立場。這是形勢的要求。

　　在全會上我強調指出，黨的二十六大所制定、其後歷屆中央全會所遵循的戰略

路線仍然有效。這是一條加速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完善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一條路

線。

　　我得承認，在這個論斷中我有意地保留了一點兒牽強附會之處。援引二十六大

是遵守遊戲規則之必需，但政治路線主要是後來形成的，並非單單始於代表大會。

也沒有提到發達的社會主義，而只談加速社會經濟進步，以適應新的觀念。

　　當時已經強調了一個主要思想：足以保障加速的途徑只能是將國民經濟轉移到

集約化發展的軌道上來，短期內使科學技術處於最先進的地位，勞動生產率達到世

界最高水平。為此必須堅持改善經濟機制和整個管理體系。

　　談到經濟任務時，指出了要更加重視社會政策，完善和發展民主，培養社會意

識。

　　也沒有迴避秩序、紀律、法制等問題。強調了黨的、蘇維埃的、國家和社會的

各類組織工作的公開性。

　　至於外交政策，則聲明繼續奉行和平與進步的方針。我們的立場闡述得極其鮮

明：“我們希望停止而不是繼續軍備競賽，因此建議制止擴大核儲備；停止進一步

擴充導彈；我們希望切實地大規模地削減現存軍備，而不是建立更加新式的武器系

統。”

　　涉及蘇共方面，指出黨是一種力量，它能團結全社會並促使其發生巨大的變革，

而變革確屬勢在必行。正是從這一點出發，我們應當籌備召開一次黨的代表大會，

以批准新的黨綱和制定2000年前的遠景規劃。演講結束時表示堅決相信，我們一定

能夠充分地顯示出社會主義的創造力。

　　以上便是我1985年3月11日在蘇共中央緊急全會上講話的主旨。就其實質而言，

它乃是我們的信念，也可以說是初步的行動計劃宣言。

　　這些想法並非我心血來潮一下子產生的。許多想法在此前的歷次講話中已經提

到，其中有1983年中央十二月全會。1984年12月意識形態會議、1985年2月20日俄羅

斯聯邦最高蘇維埃選舉莫斯科市基輔選區會見選民大會上的幾次講話。

　　在中央全會上的幾次講話已經是着重強調更加明確的一些論點，問題提得比以

往更為尖銳。最主要的想法是讓全社會意識到，我們正面臨嚴峻的抉擇，面臨勢在

必行的深人改革，而我們在這方面的意圖是堅定不移的。

　　至於對外政策部分，我並未超越自己最近一個時期提出的問題範圍，不過調子

有所不同。這也是有意為之的做法。直說吧，這裡要洋溢出一片愛好和平、歡迎對

話的氣氛。

　　讀者會想：那麼，戈爾巴喬夫在1985年3月的那些日子裡究竟講了些什麼特別的

東西呢？不錯，從今天的角度出發，這一切自然都可以看做老一套。但這是從今天

的角度看問題。當你了解到一切正是從那裡發端的時候，對它的評價就會全然不同

了。

　　我當時希望，我所提出的一切能引起反響。對內政策問題以及整個演說都得到

了中央全會的支持。人們對此並無隱諱。也許，這是多年來第一次感覺到毫無造作

的熱情氣氛。

　　講話中對外政策部分的提法同樣不無回音。當前來參加契爾年科葬禮的外國代

表團按照慣例發表簡短致詞的時候，我感到了某種類似逆向運動的東酉，於是明白

自己的話已經被領會了。即便在握手時三言兩語的對話也都說明了這點。

　　當時還舉行了與“主要人物”的重要會晤。我決定會談時要有外交部長參加，

結果我們也這樣做了。會晤內容豐富，而且次數很多，同布什、科爾、密特朗、撒

切爾都會晤了。同中曾根也進行了饒有興味的會談。

　　不到三年時間，一個接着一個地相繼去世了三位總書記，三位國家領袖，幾位

最顯要的政治局委員。1980年底柯西金逝世。1982年1月蘇斯洛夫去世，11月則是勃

列日涅夫。1983年5月佩爾謝去世。1984年2月安德羅波夫去世，12月烏斯季諾夫去

世。1985年3月契爾年科去世。

　　這一切頗具象徵意義。那個體制本身也瀕臨死亡，它那凝滯的老人血液已經不

再具有生命活力。

　　我了解所賦予我的是什麼樣的責任重擔。這對我乃是最大的精神負擔。

　　當天我回家很晚。大家全都等着我，連早該睡覺的五歲孫女兒克謝尼娘也在內。

我們一家人歷來如此，已成習慣。

　　大家都喜氣洋洋，心情激動，但也為未來感到不安。賴莎·馬克西莫夫娜寫的

一本書中（原來記在她的日記里）回憶當時孫女兒曾對我說：

　　“爺爺，我祝賀你，希望你健康、幸福、好好吃粥。”

　　結果我真的不得不去對付一鍋粥。

　　是啊，歲月如流。日前聽到年歲更小的孫女娜斯堅卡幾句堪稱富有哲理的議論：

　　“爺爺，你瞧：冬天呀，春天呀，夏天呀，秋天呀，就這麼樣年年轉圈兒，總

是一個跟着一個地走。”

　　是啊，時光確乎流逝了……

　　                        第八章  總書記

　　                         “手稿燒不盡”

　　我一生中從來不寫日記，但常常使用記事本，歷年來已積累了許多冊。這是我

的個人工作實驗室。1991年12月離開總統的崗位，經歷了俄羅斯當局對待我的種種

不禮貌行為之後，我也並未放過事態發展中極為紛繁的種種情節。當時他們決定處

理掉我為數眾多的家藏圖書中的大部分以及“非頭等”重要的文件，其中包括筆記

本。

　　然而，“手稿燒不盡”，並非全部筆記都銷毀了。有幾本賴莎·馬克西莫卡娜

保存了下來，有一本是在切爾尼亞耶夫的文件中發現的。這些難得的劫後余物有助

於追憶那個時期的各種事件和事實，以及許多足以判定改革意圖的東西。

　　在切爾尼亞耶夫保存的那本筆記的開頭，記的是同莫斯科無產者區居民的談話，

列寧格勒之行，同工業、集體農莊、國營農場領導人以及學者專家的會見，給政治

局和政府所作的指示札記。有的很簡短；有的則較詳細，例如就石油天然氣工業狀

況同多爾吉赫的談話。庫納耶夫、謝瓦爾德納澤、謝爾比茨基用電話匯報各自共和

國的情況。吉爾吉斯共產黨領導人烏蘇巴利耶夫和巴什基爾州委書記沙基羅夫對國

家計劃的抱怨。許多頁記的是幹部問題：解除羅曼諾夫的職務，斯圖卡林調任外交

工作，任命科爾帕科夫為黑色冶金部長，批准鮑·葉利欽擔任黨中央建設部部長。

　　為了說明我擔任總書記～職最初數日和數月所做的事情，現照錄若干筆記如下：

　　3月：“供與葛羅米柯談話用；1．關於日內瓦談判（爭取繼續談判）。2．根據

里根來信——給予答覆（新的口徑）。3．消除各方對簽署延長《華沙條約》議定書

的分歧。4．關於《赫爾辛基協定》10周年。5．覆信密特朗總統（詳復）。6．覆信

拉吉夫·甘地（內含會晤的主題。時間——5月底至6月前半月）。7．致函科爾總理

談秘密聯繫渠道問題。8．阿富汗。需要有個切合實際的計劃。9．致敘利亞總統候

·阿薩德的信。10．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的建設性方針。11．巴基斯坦——繼

續執行既定方針。”

　　還有一段有關阿富汗問題的筆記：“必須逐步調解衝突；同阿富汗領導人（巴

布拉克·卡爾邁勒）會談關於擴大制度基礎的問題；同索科洛夫和阿赫羅梅耶夫商

談軍事方面的問題。十分重要：不得全面放棄陣地。”

　　“1985年3月27日：1．質量。2．向酗酒宣戰。3．居民中缺乏保障的部分。4．

用作果園和菜園的土地。5．醫療。”

　　準備同葛羅米柯、切布里科夫、利加喬夫面談：“1．關於未來的中央委員會

（商定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及主席團成員、外交委員會主席的人選；關於羅

曼諾夫；關於黨中央主管國防的書記人選）。2．關於外交部長：不限於外交部部內

範圍……需要一個政治上的大人物。”

　　關於同《文學報》主編亞·恰科夫斯基談話的記載：

　　“1．老廣場機關脫離了領導層根據新的任務進行宣傳的安排（暗示濟米亞寧和

斯圖個林）。黨中央與意識形態有關的各部應當合而為一。2．電視應當改革：存在

着搶新聞的鬥爭，而我們正在輸掉這場鬥爭。《真理報》應當步調一致。馬克思主

義宣傳搞得很枯燥，青年人對其失掉興趣。3、要對歷史進行科學和客觀的研究：必

須搞清歷史，包括我國的現代史。4．如果我們希望新政策獲得支持，就應當恢復對

社會主義理想的信念。5．關於文學事業：文學和創作界中宗派主義的泛濫；對過去

的美化。需要支持那些立場分明的人。有發展前途的文學應當與新任務配合一致。

6．不應當拿美國武器嚇唬蘇聯人民。”

　　同尤·鮑·哈里頓院士的談話：“1．關於進行以核灌注方法獲取激光的實驗。

2，關於電磁輻射的研究，這種輻射對導彈控制系統可能發生的影響。3．關於用高

速運轉計算機緊急裝備中央的問題。”

　　即使這部分筆記也可說明，當時我面前真是問題成堆。我已經開始擔心全盤政

策的制定會被擠到次要地位，而總書記不得不晝夜聽取匯報並作出具體行動決定：

誰來修地鐵，如何實現區域土壤改良，何處購置計算機，諸如此類。同時還必須刻

不容緩地着手制定足以防止國家滑向危機並為它開闢光明前景的規劃。

　　蘇共二十七大

　　1985～1986年之交，全部身心都投入了黨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

反覆思考其“最高任務”。三四月間所取得的突破以及緊隨其後在國內外政策中所

採取的一些步驟，得到了全社會的支持。我在全國各地的巡行、同華沙條約領導人

的多次會見、出訪法國、同里根和其他外國領袖的談判，在日程表上增加了許多新

的任務。1986年元月，我們公布了2000年前的裁軍綱要。現在需要系統地闡述和加

強改革的政治方針，具體說明實際工作的方向。自然還要通過新的黨綱；其草擬工

作於10月份完成，經中央全會審查後已公布討論。

　　按照慣例，總書記在代表大會上都要作總結報告。這次卻決定稱之為政治報告。

這樣就能夠擺脫對所做工作進行老一套的分析，集中闡述戰略性質的各種問題。

　　將近12月底時報告需要的材料已準備停當，於是新年前夕我動身去皮聰達休假。

當此之時，寒冷而有風浪的大海自有其凜若冰霜的美。陣陣海浪轟鳴着撞擊礁石，

浪花飛濺，泡沫翻騰。空氣中飽含負離子，仿佛伸手即可觸及、重量足以感知，吸

上一口，如飲提神醒腦的雞尾美酒。在這樣的環境中工作起來可謂愜意之極。

　　新年剛過，我立即將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和瓦利里·博爾金請到皮聰達來。

他們帶來了我請科學院幾個研究所提供的問題分析，作為工作小組原有材料的補充。

在矗立於海岸邊的一棟小樓里，我反覆閱讀、仔細斟酌，全面考慮了報告中所有的

論點，初步嘗試着作出新的評價和結論。

　　報告中關於世界是相互聯繫、相互依存的一個整體的結論，具有原則性的意義，

正是這個世界對我們的內外政策產生了重大影響。實際上，如果承認了這一結論的

正確性，就不能不同時承認將世界分割為相互對立的集團是何等地荒謬。於是，報

告中就出現了下列一些記述：“全面對抗、軍事對峙的政策是沒有前途的。”“不

僅核戰爭本身，而且對這樣的戰爭的準備，亦即軍備競賽和爭取軍事優勢，客觀上

不會給任何人帶來政治上的勝利。”贏得“軍備競賽，正如打贏核戰爭本身一樣，

已經絕無可能”，“為了建立一個無所不包的國際安全系統”，必須走合作之路。

而在這種情況下，“安全保障任務便是一個政治任務，因而也只能使用政治手段才

能完成”。

　　社會改造與實現四月全會所採取的加快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方針密不可分。並

不是說要來一次革命，而是說要改善這個制度。當時我們相信有這種可能。人們是

如此思念自由，所以就想：只要給社會輸輸氧，它就會振作起來的。對自由本身的

闡釋較為寬泛，其中包括名副其實地而不是裝模作樣地將土地交還農民、將工廠交

還工人，給企業經營以活動餘地，改變投資和結構政策，優先發展社會領域各部門。

人們逐漸認清了（儘管這種思想的表述還不太具體）社會和國家民主化即發展人民

自治制度的必要性。

　　經歷四月轉折將近一年之後，我們發現改革政策遇到了巨大的阻礙，因而許多

人仍將這一政策視作曇花一現的例行運動。極需排除諸如此類的懷疑，使人們堅信

已經採取的方針的必要性。這樣報告中就出現了公開性這一話題。“沒有公開性就

不會有民主。”“必須使公開性成為不停頓地發揮效力的一種制度。公開性中央需

要它，人們生活和工作的各地同樣需要，甚至可能還更加需要。”如今這類“賭咒

發誓”的說法已被視作近乎老生常談，但在當時卻是嶄新的政治觀點，在激發社會

輿論和人們的積極性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其實，公開性即便在目前也仍然有着

不小的現實意義。

　　在起草報告的過程中，對黨在社會改革環境中的作用進行了初步的思考。提出

了一些論點，它們後來在1987年一月全會、特別是全蘇第十九次黨代表會議上得到

了進一步的發展。“黨實行政治領導，決定總的發展前景……至於解決具體的經濟

和社會文化問題的途徑和方法，這就應當賦予每個主管機關、勞動集體和管理幹部

廣泛選擇的自由。”“黨要堅決反對將黨委的功能與國家、社會機構的功能混淆起

來。”當然，當時誰也不認為這些論斷是對政治改革的召喚，但它們客觀上正是起

了這樣的作用。

　　將近元月中旬時我將報告初稿提交政治局，在討論過程中第一次體會到意識形

態陳規老套的威力是多麼強大。就連我所提拔的一些領導成員，就許多品質而言似

乎都應當屬於改革派，但在提到某些意識形態公式的時候，不消說修改了，僅僅是

表達得明確一些而已，這時就連他們也都表現得極其膽怯，爭先恐後地急於顯示自

己的正統。

　　千萬別墮人異端邪說，“千萬別惹出亂子”，這就是當時幾乎所有的人所持的

念頭。他們聲稱支持新事物，但許多人的意識形態制動器卻經常開着。

　　報告初稿討論完畢之後，我和賴莎·馬克西莫夫娜前往扎維多沃。一天之後梅

德維傑夫、雅科夫列夫、博爾金也來到那裡，開始了報告的收尾階段的工作。所提

出的各種問題全都保留了下來，而結構、材料說明等則作了重大的變動。賴莎·馬

克西莫夫娜實際上一直和我們呆在一起，傾聽並參與了我們的辯論。這時候才發現，

她的社會學研究經驗、同高等學校青年打的交道、以至普通的生活常識、女性的直

覺，全都很有用處。可以說她使我們感到慚愧，因為報告中有關家庭和婦女的社會

地位問題顯得敷衍應付，是她提示我們怎樣處理這個話題更適合些、更放得開些。

的確，我們國家一直高喊口號，說婦女已經取得與男人平等的地位，能夠參加國家

的管理，而實際上我們現在的情況不僅不如西方國家，連東方國家也趕不上。很抱

歉，我當政時領導層中也沒有婦女。葉利欽掌權時也不見她們的蹤影。

　　報告快寫好的時候，我們才發現它與新稿蘇共綱領（蘇共綱領各方面都平淡無

奇）之間在主導思想、分析的深度、論證新的政策方針的準確性方面，都有很大的

差距。只好匆匆進行修改，哪怕僅僅消除兩個文件之間最為明顯的分歧也好。這些

修改意見已在1986年2月17日的黨綱起草小組會議上建議予以採納。次日，中央全會

即批准了政治報告、新稿蘇共綱領和章程的草案以及關於未來數年間蘇聯經濟與社

會發展基本方向的報告。

　　代表大會的開幕日期（2月25日）是不經意地選定的，但是（別具象徵意味！）

它正好與二十大30周年紀念日相吻合。我覺得代表們都很贊成這個報告，可是討論

中歷史的慣性占了優勢。地方上來的代表，包括一開始就發過言的庫納耶夫和謝爾

比茨基，又離開正題作起了瑣碎的自我總結，自然也少不了對總書記頌揚一番，盡

管歌功頌德的時代似乎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當列夫·庫利賈諾夫和愛華德·謝瓦爾

德納澤的發言中又響起這種調子時，我便插話請求他們“降低熱度”，“不要老提

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了”。大會的反應出人意料。看似一件十足的小事，卻

正好反映了民心：當即響起了代表們友好的笑聲和雷鳴般的掌聲。討論開始有了更

多的實質性內容，大體上具有開始從一種狀態向另一種狀態過渡的特徵。

　　部分代表尖銳地批評了國內狀況，提出黨的前任領導人的責任問題。帶有這種

傾向的發言者中數葉利欽最為突出。其他人則以肯定的態度強調前幾代人的所作所

為，要求保持政策上的連續性。葛羅米柯大概比任何人都更強烈地表達了這一心情。

但這些不同的立場在大會上並未發生公開的衝突。

　　我認為當時代表中大多是我去全國各地與人們接觸中所體驗到的那種心態。他

們大致都是這樣考慮的：“看看結果如何再說吧。”有人告訴我，意大利共產黨領

導人之一讓·卡爾洛·帕葉塔，一個目光敏銳、說話尖刻的人，曾不無幽默地指出：

　　“我有個印象，貴黨似乎有三位總書記。一位呢，是那個稱讚新稿蘇共綱領的

人。這是一份完全充斥着以往觀點的文獻。另一個呢，就是那個做報告的人；這個

報告裡已經有了一些針對改革的新穎的思想。最後呢，第三位總書記審查校訂關於

那份報告的決議。這個決議里有着相當多的新東西，儘管其中有些地方也會碰到伊

索寓言式的話語，有的地方則對深入改革的必要性認識不足。”

　　這番議論顯示了批評的傾向，而這種傾向是從習慣的概念出發的，似乎總書記

想做什麼就可以做什麼。到底有沒有這種時候呢？因為社會意識慣性任何時候都存

在，總書記不得不考慮“因循規律”，否則任何革新都不可能進行。可見，問題不

在於“三位總書記”，而在於已產生的“新思維”必須衝破僵化的觀念和教條的水

底暗礁。

　　有些人認為群眾就像粘土，可以根據隨心所欲的主觀幻想捏成任何形狀；我要

提醒這種人注意陳規陋習的力量。1993年我應主管土地和政治與科學中心的邀請訪

問德國期間，又一次遇到了這種情況。一天晚上，我和賴莎·馬克西莫夫娜會見了

科爾總理及其夫人，討論了許多問題。總理在介紹對國內形勢的看法時，講了下面

一段話：“至於東部地區與西部的經濟一體化，雖然這個問題解決起來並不簡單，

但在這方面終究發生意外的情形較少。而與人們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觀有關的各種問

題則要複雜得多。在東部地區，我們遇到的實質上是另一國人民，這是絕不可以忽

視的。他們至少整整一代人還得過另一種生活，才能與新的政治社會和心理環境協

調起來。”

　　我們稱之為蘇維埃生活方式的東西，對於幾代人而言曾經是一種現實，不可能

不留痕跡地消失。在這種情況下，應當消失的倒是3億人民，至少是全體已到懂事年

齡的人。除掉某些不應忘記的公認的正面因素而外，這種生活方式最大的特徵就是

將個人貶低為程序化了的巨流中最微不足道的一個個體。基本群眾實際上根本沒有

經濟、政治、精神等方面的選擇餘地，一切都被限定和“安排”在現行制度的框子

里。人們不能決定任何事情，一切都需由當局代他們決定，這種情況到頭來就轉化

為社會性的依賴心理和社會性的冷漠態度。

　　不錯，許多人已經看出了危機日益臨近的徵兆，對現行社會制度的批判日益強

烈，儘管在搞迫害，卻出現了譴責整個體制的持不同政見者。但是也不應當誇大在

斯大林死後曾對改革我國社會採取過一些步驟的那些人“洞察力”的程度。他們始

終是自己所處時代的產兒，不敢越意識形態的雷池一步。

　　二十七大所達成的“一致”對新任領導構成了某種陷阱。改革進程應當迅速超

越大會所通過決議的範圍。這就給利用隨後的“組織結論”指責改革者為修正主義

製造了藉口。要避免這類威脅，只有一條出路：利用中央委員會的威信。按照黨內

一貫存在的傳統，中央委員會事實上是一個集全部權力於一身的中心，可以採取任

何決定，僅僅在形式上引用一下上屆代表大會的各種方針而已。

　　大會於3月6日結束。事不宜遲，我立即召集中央委員會書記和政府成員商討當

前的工作。當務之急是實行經濟分權，這項任務與官僚機關的衝突已經到了短兵相

接的地步。困惑和不滿我在黨政領導的“決策層”中也有所發現。當時許多人將未

來的改革與切身利益相權衡，琢磨精簡多餘的機關部門以及與管理機構工作中的人

浮於事、環節重複作鬥爭的竟會帶來什麼後果。但是經濟機構和企業領導人的立場

使我受到鼓舞。

　　代表大會之後我還會見了報社主編、電視和創作團體領導人——這類接觸已經

成了常規。但我最感興趣的是，生產部門中的情況如何，人們怎樣理解大會的決議，

各級幹部有何行動。4月初我出發去古比雪夫，即現今的薩馬拉。選定這裡是因為這

個地區大工業集中：航空、化學、冶金等工業都有，這個州還擁有大規模的農業和

食品工業。還用到哪裡呢！當然，也去了陶里亞蒂市的伏爾加汽車製造廠，這是蘇

聯機器製造業的龍頭老大。

　　此行費時三天。第一個感覺是：仿佛時光機器又將我帶回了整整一年之前。州

委、市委的書記們依然大聲訓斥部下，規定了總書記與人民群眾接觸的“可以允許”

的限度。他們打手勢阻止那些在與我交談時急於講真話的人，要麼就是乾脆打斷他

們認為不必要的談話。我想了解真實情況的願望顯然不合地方官員們的口味。同群

眾直接交談使某些人完全失去了自制力，他們試圖進行無理的干涉。我不得不當眾

加以制止，說此時此刻我感興趣的不是同他們講話。我看見這幫官氣十足的傢伙氣

得臉紅脖子粗。

　　汽車廠的人們使我感到高興，他們努力掌握新的經營管理方法，看來，在這方

面他們搞得比其他單位要好。其時當地的冶金廠也正在順利實現現代化規劃。這些

企業的經驗表明，頭腦靈活、事業心強的人們大顯身手的時機已經到來了。

　　但是這樣的企業屈指可數。其餘的全都是老樣子。當時典型的情景是：群眾渴

望改革，領導幹部卻無動於衷，十足的奧勃莫洛夫習氣。我問自己：原因究竟在哪

里呢，是他們不願改革還是沒有能力改革？當然，許多事情都要取決於全蘇聯或共

和國的高層，可是，就連那些可以就地解決的事情也偏偏不做呀。

　　從去過全國其他地區的同事們的口中，我也聽不到讓人寬心的消息。全都是得

過且過。改革政策與城市和企業之間的“咬合”暫時還見不到——總的評判就是如

此。信件雪片般飛向黨中央，其中大部分充滿了因地方當局的無所作為而感到的憂

慮。我的一位斯塔夫羅波爾鄉親在信中傷心地告訴我：最近他懷着改進生產的許多

打算去見國營農場場長，那人卻將他趕出了辦公室，說：你不要多管閒事。“原來，

黨代會開了還是這個樣子：競然不關我的事”。這時，當年在莫斯科大學的同學瓦

西里·米申，現已是哲學博士、教研室主任，從高爾基市來信說：“米哈伊爾，你

要注意，高爾基市沒一點兒動靜，一點兒也沒有！”

　　在4月24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曾有一場關於改革受阻原因的談話。大家確認：改

革碰上的絆腳石是龐大的黨政機關，他們就像一座座攔河大壩，橫亙在改革的道路

上。1985年5月我說過，我們給予所有的人以改弦易轍、採取誠實態度的機會，過去

的一段時間已經令人信服地證明，必須對各級幹部採取更加強硬的態度，因為問題

已經不僅僅是不甚理解或不夠熟練，而是公然的怠工了。我讓同事們注意一篇文章，

其內容正好與我們談話的話題相呼應：“赫魯曉夫被機關碰得頭破血流，現在也會

發生同樣的事情。”

　　兩天之後我們經受了一場震盪，它讓所有的設想在很長的時間內都退居到了次

要地位。切爾諾貝利核事故

　　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是一個最直觀可怕的例證，不僅證明了我國技術的陳舊，

而且證明了原有的那個體制已經奄奄一息。與此同時（歷史就是這般嘲弄人）這次

事故也極其嚴重地影響了我們業已開始的改革，直接打亂了全國的生活。

　　現在我們都已知道這場悲劇的規模是何等巨大，還需要做多少工作以安置那些

失去健康、無家可歸的人們。

　　事故是從星期五（4月25日）夜間至星期六（26日）1時25分發生的，當時工作

現場只剩下值班人員和進行實驗的人員，他們在4號機組作實驗：檢查反應堆按計劃

停止運行期間渦輪發電機組的狀況。有關這個核電站出事的消息傳到莫斯科已是26

日清晨，是通過中型機器製造部的專線電話傳送的。先報告給雷日科夫，他又通知

了我。當天我召集政治局委員，由主管這類問題的多爾吉赫作了通報。他宣布這個

消息時講得相當平淡，沒有讓人想到危險的巨大程度。當時決定組成以部長會議副

主席鮑里斯·葉卡多基莫維奇·謝爾比納為首的政府工作組，立即奔赴出事地點。

工作組成員包括核電站專家、醫生和監控事故環境的放射學家。4月26日傍晚即已抵

達現場。蘇聯科學院和烏拉爾科學院的科學家們也匆匆趕到了切爾諾貝利。

　　工作組從4月27日起不斷報告情況，其中附加了各式各樣的保留條件，很大程度

上帶有初步認識的性質，並不包含任何結論。報告中談到了爆炸情況，死亡兩人，

一大批人住院檢查，控制火勢的措施，關閉其餘3個機組。還談到爆炸時產生了放射

物質的噴發。

　　4月28日雷日科夫向政治局報告了工作組工作的初步結果。當日晚間據此發布了

電視公告，第二天又見了報。隨後根據不斷傳來的新消息定期發表公告。現在我要

堅決拒絕一種指責，說什麼蘇聯領導人有意隱瞞了切爾諾貝利事件的全部真相。當

時我們還不了解事件的全部真相。

　　考慮到此次事故非同尋常，我們在4月29日就已經建立了一個以雷日科夫為首的

行動小組，該小組晝夜值班。小組的記錄和關繫到工作的其他材料如今都已公布。

　　最初數日，由於仍然沒有全面的信息來源，我們只能憑直覺感到這個問題具有

悲劇的性質，後果可能非常嚴重。極需獲得第一手資料，於是雷日科夫和利加喬夫

5月2日飛往出事地點，謝爾比茨基也隨同前往。他們訪問了災區，聽取了政府工作

組的匯報，同居民們進行了交談。

　　災難的規模日漸清晰地顯露出來，應當採取什麼措施便一目了然。當務之急是

保障群眾的安全。除了進行嚴密的醫療監控之外，還採取了一切力所能及的措施。

醫療救護系統全面行動起來，診治人數將近百萬之眾，其中包括20餘萬名兒童。政

府工作組決定從普里皮亞季市內疏散居民。剛剛編制出放射性污染的初步區域圖，

專家們得出結論說不能在那些地方居住，便開始了居民的大疏散，先是從10公里以

內，隨後又從30公里以內的地帶往外疏散。誰知這件事卻異常困難：人們不願意搬

走，只好強迫他們遷居。5月上旬遷移了將近13．5萬人，並對整個地區實行了監控。

　　最複雜的工程和科學問題是反應堆已經毀壞了的那個機組——它存在着隨時塌

陷的危險。5月初韋利霍夫院士曾向記者談到這點：“反應堆的心臟——熾熱的活躍

區似乎還懸着。堆面上覆蓋着一層沙子、鉛、硼、粘土，這就給構件增加了額外的

重量……它還能支撐住抑或會陷入地下？世界上從來沒有人處於如此複雜的境地。”

　　也採取了種種措施防止放射性物質經過土壤進入第聶伯河。動用了防化部隊，

調集了必要的技術裝備，開展了消除放射性污染的各項工作。政府工作組成員足不

出戶地工作，隨後又改為輪流值周，按照謝爾比納、西拉耶夫、沃羅寧。馬斯柳科

夫、古謝夫、韋傑爾尼科夫、謝爾比納的順序分別主持工作組。莫斯科、列寧格勒、

基輔以及其他許多城市的科研所夜以繼日地工作，解決了數十個非同尋常的難題。

這個事件實際上牽動了舉國上下。在1986年那些憂心如焚的日子裡，顯示了我國人

民的優秀品質：自我犧牲精神、人道主義精神、高尚的道德情操。許多人請求將他

們派往切爾諾貝利地區，紛紛提供無私的援助。

　　為了消除這次爆炸的後果耗費了140億盧布，後來又投入了數十個億。依靠有組

織的種種努力，終於控制了受災的人數，阻止了事故的蔓延。到7月份提出了“石棺”

的構想，隨後在很短的時間內便將受損反應堆那個與眾不同的防護罩連同監控其狀

況的常備系統建了起來。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專家們別無奢求，他們承認：一切力所

能及和必不可少的措施，均已付諸實施。

　　畢竟……我認為有必要談談自己的責任：最初數日內井未清楚地意識到所發生

的事情不僅是一起全國性的慘禍，也是一起世界範圍的災難。對其真正規模的認識

是隨着信息的增加而逐步形成的。但是眾所周知，“人們生就不甘寂寞”，缺乏充

分的透明度，便產生了各種謠傳和恐慌情緒。無論當時和現在，人們對於烏克蘭、

白俄羅斯領導人、蘇聯領導人的所作所為都提出了許多批評意見。就我所知的情況

而言，我決不會懷疑有人對群眾的遭遇採取了不負責任的態度。如果有些什麼事情

做得不夠及時的話，那首先是由於情況不明所致。不僅是政界人士，即便是學者、

專家對所發生的事件一開始也並沒有完全切合實際的認識。

　　核動力工程的封閉性和神秘性，再加上本位主義和學術上的壟斷，都起了極其

消極的作用。在1986年7月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我曾經談到過這方面的情況：“我

們30年來一直聽到你們這些學者、專家和部長說，那裡一切都很可靠。你們指望我

們像敬神一般看待你們。而結果卻轟然垮塌了。原來有關部委和科學中，。並未加

以監督。整個系統中籠罩着奴顏婢膝、溜須拍馬、拉幫結派、排斥異己的風氣，專

作表面文章，圍繞着領導人結成了人身依附和親緣關係。”

　　“冷戰”，兩個軍事集團相互封鎖，包括在核動力工程方面的封鎖，所有這些

也起了一定的作用。關於全世界核電站發生的151次放射泄漏以及如何消除事故後遺

症的情況，人們幾乎一無所知。列加索夫院士曾經說過，核事故的概率公認為極其

微小，所以全球科學技術界對其防備不足，普遍地盲目樂觀，甚至掉以輕心。至今

我還記得事故剛剛發生時亞歷山德羅夫院士和斯拉夫斯基院士向政治局所說的一番

話。他們都是我國核能動力工程的元老，該項技術的創始者，功勳卓著、備受尊敬

的人。但我們從他們口中所聽到的倒更像庸人之論，硬說：並沒有發生什麼可怕的

事嘛，這種情況對工業性反應堆簡直司空見慣：你最好喝上兩盅伏特加，就點兒小

菜，好好睡一覺，到時候什麼後果也不會有的。

　　本位主義不單是有礙工作。有了它，道德因素“薄弱”了，而不講道德，知識

就可能成為致命危險的起源。惟恐表現出主動精神，在領導面前畏畏縮縮，力圖逃

避責任，這一切都產生了消極的作用。結果決策的機制就經不住考驗。

　　事故的種種後果逐漸開始顯露出來。起初基輔和第聶伯河的命運極其令人擔憂。

但由於風向的原因，遭受最沉重的打擊的卻是白俄羅斯，特別是莫吉廖夫市。隨後

在布良斯克州以及遠至圖拉市的地區也發現了污染。

　　5月中旬，我發表了電視講話：對受害者表示慰問，說明已採取的各種措施，表

揚參與消除事故惡果的勇敢的人們。我也對國外所有關心我國災情並伸出援助之手

的人們表示感謝。首先應當提到的是美國醫學家蓋拉和塔拉薩基、國際原子能機構

主席布利克斯。許多國家的政府和民間組織、公司、個人提供了滅火器材、相關技

術、醫藥製劑。這是一場沒有先例的一致聲援的行動。

　　與此同時，某些國外宣傳機構大肆揭短，這證明它們與其說是為這場悲劇本身

感到不安，不如說是企圖利用它來損害我國新政的聲譽。國內也有人試圖將切爾諾

貝利作為政治投機的目標。因此我想再談談關於民眾和世界公眾獲得信息的問題。

　　政治局裡出現了兩種觀點。一種認為信息應當逐漸增多，以免造成恐慌，從而

帶來更大的危害。持有這種觀點的人並非獨出心裁：遲遲不肯將真相告訴民眾甚至

本國政府這種情況，在其他國家的歷次重大核事故中也時有發現。現在報紙上對企

圖緩報甚至隱瞞核電站事故的行徑間或仍有報道。我們這裡畢竟是另外一種觀點占

了上風：有關信息隨到隨即發表，原原本本，不加限制；不過這些信息應當是真實

可靠的。

　　我的意見很明確。7月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我曾說過：“無論在解決實際問題時，

還是向社會輿論說明情況時，我們都絕不同意隱瞞真相。我們有責任對所發生的事

情進行評估並得出正確的結論。我們現在是在全國和全世界的眾目睽睽之下進行工

作的。誰要以為可以敷衍塞責、玩弄花招，那是不能容許的，必須提供與事件有關

的全面信息。”雷日科夫、利加喬夫、雅科夫列夫、梅德韋傑夫、謝瓦爾德納澤全

都支持我的意見。切爾諾貝利也成了對公開、民主、坦誠等精神的嚴峻考驗。

　　我們致電各鄰國和其他國家的領導人，詳盡通報了當時所掌握的情況。謝爾比

納和工作組成員5月6日和9日在莫斯科舉行了記者招待會。5月中旬，包括外國記者

在內的新聞界代表訪問了烏克蘭，他們有機會弄清楚西方大眾傳媒以種種方式報道

的所謂基輔已經“空無人煙”、遇難的人“成千上萬”是否屬實。我們還派遣了一

個以科學院院士列加索夫為首的代表團前往日內瓦，他們在那裡提出的各種報告以

其專業水準、精確程度和直言不諱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7月3日，在有各共和國代表參加的政治局會議上，按照監督程序聽取了政府工

作組的總結匯報，對切爾諾貝利事故的原因進行了第一次廣泛的討論，提出了核動

力的前途問題。早在改革之前這個話題就已經在《共產黨人》雜誌上提出過，該刊

發表的科學院院士多列扎爾的文章引起了很大反響，但就此進行公開的討論一事未

能獲准。現在關於“和平原子能”的前景問題成了一場廣泛的社會性大辯論的題目。

辯論着重涉及了核電站結構老化的問題，建設新的電站、特別是在從地震角度考慮

不夠穩定的地區（如亞美尼亞、克里米亞）建站的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問題。

　　我經過反覆考慮，了解了核動力的擁護者和反對者雙方，其中包括許多世界權

威的論據，我終於得出結論：我們暫時還離不開它。薩哈羅夫院士說：“看來，未

來可以發揮念來愈大的作用的仍然是核動力。不過應該保證它的安全可靠。”伊·

瓦·庫爾恰托夫也就此提出了警告：“對核反應堆應當稱‘您’，它不能原諒過失，

什麼時候忘記了這一點，就會發生事故。”

　　後來，根據烏克蘭、白俄羅斯和俄羅斯聯邦的建議，政府制定了消除切爾諾貝

利事故後果的長期規劃，規劃已獲蘇聯最高蘇維埃批准。委託有關部門對原子能電

站的技術進行評估，建議全世界共同努力提高核電站的安全程度，要求我國積極參

加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活動。我在講話時呼籲停止核試驗，宣布蘇聯延長此前宣布的

1986年頭三個月暫停試驗的期限（延至8月6日）。

　　切爾諾貝利敲響了一記警鐘，呼喚人類認清我們生活在怎樣的一個世紀。它促

使人們意識到粗枝大葉地、更不消說犯罪般草率地對待自然界是何等危險。社會輿

論集中到了環保運動力圖引人注意的一些尖銳問題上。人們想起了50年代末在車裡

亞賓斯克一家核企業發生的那次事故和地面核試驗的種種惡果。其後發生的任何一

次故障都成了宣傳報道的好材料。

　　切爾諾貝利清楚地反映出了我們整個制度的諸多弊病。這齣悲劇匯集了多年積

累起來的一切弊端：掩蓋（閉口不談）各種非常事故和陰暗面，不負責任和漠不關

心，工作粗枝大葉，酗酒成風。這是又一個說明需要大刀闊斧進行改革的令人信服

的論據。

　　                  第九章 多一點光亮：公開性

　　                         複雜的遺產

　　“多一點光亮”，布爾什維克黨處於地下狀態的時候，列寧常常這樣說。我早

在大學時代就讀到了這句話，它已銘刻在我的記憶之中。

　　隨着歲月的流逝，我的政治活動經驗愈來愈使我確信，列寧的這個口號被忘得

無影無蹤絕非偶然。原來，它非常不合由上級任命的官員們的口味，不合所有那些

與權力有瓜葛的人的口味。相反，“少一點光亮”這才是他們的原則和內心的願望。

如果某位高官顯宦也曾喜歡過公開性的話，那只能是因為當時他需要揭發論敵或者

低毀其競爭對手的聲譽。也就是說，是出於一心追求名利的目的，而絕非將其視為

社會生活和管理機構正常運轉中不容剝奪的要素。

　　在革命後的最初年代，“公開性”被當作黨的武器。人們利用它來辱罵“反革

命”，詛咒帝國主義，批判新的“無產階級浪潮”中的官僚主義分子。僅此而已。

因為並非別人，恰恰是列寧自己下令對新聞報道實行嚴厲的國家監督。這是為什麼

呢？難道布爾什維克害怕同自己的思想論敵公開交鋒？

　　這個問題一直激發着我的好奇心。何況早年在黨內並未對公開性加以限制。至

今我還記得，當我第一次讀到七大至十大的速記記錄時，曾經大為讚嘆。儘管當時

面對國內戰爭、外國干涉，年輕的蘇維埃政權陷入絕境，執政黨卻並不害怕辯論，

並不認為可以限制發表意見、言論、批評的自由。我的心中形成了一種印象：列寧

有意地鼓勵“敞開”黨內的意見分歧，至少在初期確是如此。不信可以回憶回憶，

當時因布列斯特和約問題而反對列寧本人的論戰是何等不留情面，圍繞新經濟政策

的爭論又是何等尖銳和緊張。“工人反對派”也曾毫不留情地指責黨的領袖背離了

無產階級、勞動人民的利益。

　　列寧在位時，世所公認的領袖人物中誰也不曾被撤銷領導職務，這個事實難道

不值得注意嗎？相反，當時倒遵守一條獨特的原則：領導成員中必須有各種不同立

場的活動家。在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上，針對布哈林不時產生的“頭腦發熱”，列寧

曾寫信給他說：認為中央委員會裡所有的人都應當想法一致，這就意味着將黨引向

分裂和滅亡。再看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托洛茨基反對派，其中的兩人“務

必吸收進政治局”；而工人反對派，其中的兩人“則務必吸收進中央委員會”。

　　這種氣氛一直保持到20年代中期。正進行着激烈的大辯論，但剛剛將托洛茨基

開除出中央委員會並流放外地，就結束了！由於慣性的作用，黨內的“審查”一直

持續至1929年，隨着布哈林反對派的被粉碎，極權主義的鐵罩便徹底地扣到了黨的

頭上。

　　如此看來，一方面，列寧曾經是黨內自由辯論的擁護者；而另一方面——正是

他在十一大的講話中宣布了關于禁止派別的決議，這事實上意味着對異己思想進行

無情的鬥爭。一方面，他反對黨的工作官僚化和用官僚集權制偷換民主集中制。另

一方面，卻又在清查與自己持不同意見的人的關係時，採取了直至將他們驅逐出黨

甚而分裂黨的作法。這種矛盾可不可以用條件變化了來加以解釋呢？在一定程度上

當然可以。一個處於地下狀態的黨決定自身的戰略，這是一回事；一個已經掌握政

權並為了保有政權而迫切需要團結一致，則是另一回事。

　　然而我認為，性格特點，對自己正確性的絕對相信，在這裡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列寧喜歡爭論，不到以自己的論據和顛撲不破的邏輯將對方擊敗決不甘休。但遇到

“鐮刀碰石頭”硬對硬的場合，對手不肯認輸的時候，他便不惜採取極端手段了。

　　這就是我意在弄清列寧對待公開性和民主化的態度的嘗試。這種嘗試促進了我

自己對待這些重大問題的立場的形成。

　　事有湊巧，有一次在魏瑪參觀歌德故居，我方才得知  “多一點光亮”一語出

自彌留時刻的這位偉大思想家和作家之口。

　　                         最初的步驟

　　公開性的第一個行動，我認為應是我1985年5月的列寧格勒之行。領導人和人們

有了一次不同尋常的接觸。我的講話既無任何底稿，又未在事前與同事們磋商，這

給政治局出了個很大的難題。3月和4月中央全會未經公布的材料中本來是在高層接

“內部方式”傳達的許多東西，第一次“擴散”到了全體百姓。

　　接下來又發生了些什麼事情呢？

　　在飛機旁與扎伊科夫道別時，我從他那裡得到一盒錄像帶，裡面有我在斯莫爾

尼宮與該市黨組織積極分子會見時的講話。回家後的一個星期日，我決定在別墅里

讓全家人看看這盤帶子。大家都很激動，賴莎·馬克西莫夫娜說：

　　“我覺得，這應該讓人人都聽到，讓人人都明白。”

　　於是我產生了一個念頭：要不，把錄像分發給各州委？讓大家完整地聽聽那次

講話，因為作為新聞報道，電視和廣播只播報了一些片斷。當時我很難下決心，不

願意突出自己，那樣做頗有自我宣揚之嫌。我給利加喬夫打電話並讓人將盒帶送過

去，我在電話里對他說：

　　“葉戈爾·庫茲米奇，你看一看，然後說說自己的意見。要不要分發給各州黨

委？”

　　他看過錄像後給我回電話說：

　　“我認為，除了幾句話以外，也許應該在電視上全文播發。濟米亞寧也是這個

意見。”

　　既然利加喬夫（當時是我的“左膀右臂”）和濟米亞寧（“首席思想家”）這

樣講，我也就同意了。當時關心時事的人都應當還記得，這次轉播在全國引起了何

等熱烈的反響。人們產生了真正要開始有所變化的希望。

　　公開性的第一步已經邁出，但前面的道路還很漫長。在中央委員會機關，刻板

陳舊的宣傳毫無變化。1985年夏天便撤換了宣傳部長。但是黨整個龐大的意識形態

機器（機關工作人員、報刊、黨校、社會科學學院等等）仍然在按照自己習以為常

的制度運轉。要想改變局面，除非在事事秘而不宣的體系上一個接着一個打通“窗

口”，這個只有總書記能夠做到。

　　我接受美國《時代》雜誌採訪時的講話（9月初）和與法國三個電視記者的交談

（10月），便成了通向公開性的這種突破口之一。《時代》負責人提出訪談要求，

建議將問題寄來，亦即“按老規矩”進行採訪。書面回答已經寫好，但在約好的那

天美國人到來之後，卻展開了現場交談。《真理報》全文發表了這次談話，在國內

和世界上都引起了極大的興趣。與法國記者會晤的情形可說是一模一樣，時間正值

我出訪巴黎前夕。我在完全公開的自由環境中與這些人接觸，他們談起話來咄咄逼

人，有時甚至出言不遜，總是“單刀直入”地提出各種問題。不過，看來我並沒有

輸掉這場舌戰。

　　對我而言，這兩次訪談無異於一次嶄新的經驗，一種特殊的收穫。留下的感覺

仿佛是跨越了某種障礙。在台上講話，並且還是面對懷着友善心情、“遵守紀律”

的聽眾，這是一回事；而和人面對面地講話，人家隨時都可能打斷你。反駁你，這

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也並非一下子就覺得無拘無束，剛開始還是小心翼翼的，但

逐漸便興奮起來，“開足了馬力”，不再去考慮人家正在給我錄音或者正在進行直

播了。

　　總書記同大眾傳播媒介打交道的新風格為黨的其他領導人樹立了榜樣。現在這

樣做已經司空見慣，顯得十分正常和平淡，可一開始還被當作新鮮事兒，使得一些

人滿心喜歡，也遭到另一些人的指責。

　　鼓勵在報刊、電視和廣播上對我們生活中各種各樣的醜陋現象、不足和缺點發

表批評意見，便成了擴大公開性順理成章的下一個階段，而以上種種事情以往是不

允許公開講出來接受社會輿論評判的。社會已經被無所不至的壓制和禁銅折磨得奄

奄一息，只消給記者們稍稍輸點兒“氧氣”，他們便立即充滿了批判哲學的激情。

但他們隨即遭到了靠委任得到職務的那些官員們的抵制甚至迫害，地方上尤其如此。

　　我本人也注意到了某些偏差：批評逐漸帶有侮辱、謾罵的性質，往往發表一些

公然誹謗的材料，歪曲事實，顛倒是非。另一方面，報紙版面和熒屏上充斥着專職

的寫作者：專家、教授、作家，首屈一指的則是記者們自己。而“來自生活”的普

通群眾又一次成了聆聽教導和訓誡的角色。並且每家傳媒機構准許“公開露面”的

只是些“自己人”，根本客不下與自己持不同觀點的人。對於公開性的這一類“下

腳料”，開始時我們還試圖用往日慣用的方法加以屏除：總書記提醒“首席思想家”

注意，那人則向宣傳部長作出指示，部里再召集編輯記者開會，指示他們應當怎麼

做才對。

　　但是這些久經考驗的方法漸漸不起作用了。編輯們開始“頂牛”，有些人乾脆

就不聽話，用自行其是的作法考驗黨的領導的耐心。幾乎每星期都要出現一批“大

膽”文章，它們對當時公開性所允許的限度心中有數。最早扮演“領頭羊”角色的

是《星火》、《莫斯科新聞》、《論據與事實》等報刊。因此如前所述，在幾次中

央全會上、在機關和領導人中，一時對新聞界的為所欲為議論紛紛。我卻愈來愈趨

向於得出結論：必須保障公開性免受侵犯，但大眾傳媒也應當承擔明確的責任。要

辦到其中任何一點，都不可以採取“喝令”編輯的辦法，而只能訴諸有關新聞出版

的法律。我的這種想法最早考慮成熟大約是在1986年，但待到其得以付諸實施，已

經耗去了不少時間。

　　由於有了公開性，改革開始獲得越來越廣泛的社會基礎，其意義是難以估量的。

而只有真正“富有參與精神”的人才能做到公開性，他們在報紙和廣播電視台的編

輯部里日復一日地傳播和闡釋着新思想。沒有公開性，便很難指望相應的實踐活動

能沿着改革政策的軌道進行。

　　當我感到出自上層的意圖被日益“架空”，在黨政機關垂直領導部門卡殼的時

候，便更加對公開性的意義作出了高度評價。言論自由能讓你越過機關工作人員直

接與群眾打交道，激發他們的積極性，獲得他們的支持。“反饋”形成之後，同樣

會對改革的發動者產生巨大的影響。

　　                            禁區

　　“批評禁區”很快就成了一個急迫的問題。勃列日涅夫認為還是給自己在“高

層”的戰友們留點情面為好，因為無論如何也離不開他們。什麼時候容許過對庫納

耶夫、謝爾比茨基、拉希多夫、阿利耶夫或者莫斯科“格里申幫”提出批評意見？

這根本就是不可思議的。

　　問題並不僅止於此。當時究竟是一種什麼情形呢？在區里可以批評所有的人，

甚至區執委會主席。但是第一書記嘛，只要上面還沒有撤掉他，你可千萬別碰。這

曾是一條鐵定的規矩。因此，當級別越來越高的一個個黨員領導如今相繼脫出了

“批評禁區”的時候，反應就近似病態了。有多少電話打到了編輯部、黨中央，指

控電視和報紙竟然“膽敢”將久居高位的土皇帝們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對《真理

報》主編維·阿法納西耶夫的埋怨也很多。各州都扳着指頭計算，看看黨中央機關

報正面報道這個州或那個州有多少次，提出批評又有多少次。甚至乾脆要求“保持

平衡”，以免“委屈州里的共產黨員和勞動群眾”。還通過中央委員會的院外活動

集團施加壓力。

　　當年舉凡牽涉到實際軍費開支、軍隊的整體狀況、軍工綜合體科研情況、國防

資金和物資有效利用的資料等等，一切都是秘而不宣的。不僅是老百姓，就連政治

局委員也不了解真相併在實際上成了“人質”，對高度秘密的問題只能在現成決定

上簽字畫押，根本無權提問和議論。在烏斯季諾夫主管國防口的時候，實際上他就

一手壟斷了這方面的工作。除了勃列日涅夫以外，政治局委員中誰也不敢過問一句，

更不必說要求了解這方面的什麼情況了。順帶提一句，軍隊中的老兵倚老賣老欺負

新兵的現象早就存在，但對這類消息卻一直諱莫如深。

　　對外貿易是又一個封閉的領域，尤其是在武器銷售方面：數量、品種、交貨地

點、貨款金額等等。幾乎同樣的規矩也擴大到了糧食、石油、天然氣、金屬的貿易

活動。這方面的詳細資料在外國所有的參考手冊中向來都公開發表，而在我們這裡

卻作為頭等的國家機密對公眾嚴加提防。

　　克格勃也完全處於報道與批評的範圍之外。最多也就是從那裡偶爾傳出一條語

焉不詳的消息：驅逐了一名間諜，要麼就是說某一位持不同政見者與帝國主義諜報

部門有着瓜葛之類。

　　事實上全部統計資料都被審查的鐵蓋子捂得嚴嚴實實。有關經濟、社會問題、

文化、人口的資料，只有在黨中央作出特殊決定的情況下才能發表，並且還要大加

刪削和粉飾，居民生活水平的問題尤其如此。犯罪率資料和醫療衛生指數同樣被重

重封鎖。

　　不僅軍事預算，而且國家普通預算的真實數據也是保密的。預算赤字對社會公

眾秘而不宣。千百萬存款人從未料到，為了彌補赤字曾一次次非法地從儲蓄銀行挪

用資金。又有誰了解國防支出的增長速度，多年來都高出國民收人計劃增長數和實

際增長數50～100％呢！

　　發給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們的預算草案完全正常。其中有一項“其他支出”撥

款達1000億～2000億盧布。這些人民代表誰也不敢斗膽問上一句：“其他支出”究

竟是什麼東西？這可不是雞毛蒜皮的小事——占全部預算的五分之一哩。

　　當時又是如何對待極為少見但終歸偶有發生的要求了解“微妙問題”情況的行

為呢？要麼乾脆對這種“膽大妄為”置之不理，要麼就解釋說這是國家最高利益所

不能容許的。工會代表大會上有一位來自西伯利亞的代表（記不起姓名了）發言時

就預算問題委婉地批評了政府，還點了勃列日涅夫的名，說了句這人幹嗎不管一管。

馬上麻煩就來了——這一  “非常事件”被提交政治局討論，中央委員會機關大為

震驚，負責幹部工作的中央委員會書記卡皮托諾夫奉命“明查”。

　　突破“禁區”異常艱難。每一次都會引起有關部門的強烈抵抗、秘密保有者們

的嘟囔埋怨和思想家們的痛苦呻吟。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揭開神秘的帷幕使某

些機關受到了“壽終正寢”的威脅——它們的毫無作為和百無一用暴露無遺。然而

作為“制度的看門犬”的思想家們並非毫無根據地認為，真相將會動搖對我們的那

些教條永遠正確的迷信，不單是一個國王、而且整個“宮廷”都將赤裸裸地展現在

人們面前。

　　               《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及其他突破口

　　公開性也意味着重新放映“束之高閣”的被禁影片，公開發表尖銳批判現實的

作品，在國內再版幾乎所有“持不同政見的”和旅外作者的著作。

　　或許，雷巴科夫的《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杜金采夫的《白衣》、貝克的

《新的使命》等長篇小說堪稱問路石。

　　阿納托利·雷巴科夫給我寫了一封信，隨即又寄來書稿。稿子在藝術方面並未

給我們留下太深的印象，但其中再現了斯大林主義時代的環境氣氛。已有數十人閱

讀過這部手稿，他們紛紛向黨中央發來信件和評論，認為該書乃是長篇小說的“傳

世之作”。早在其出版面世以前，它已經構成了一個社會事件。作者的名氣也起了

作用，我是通過《葉卡捷琳娜·沃羅寧娜》和《沉甸甸的沙子》等書了解他的創作

情況的。總體看來，我認為該書可以出版，利加喬夫也表示同意。圍繞雷巴科夫這

部小說所發生的事件，有助於消除對揭露極權主義後果的種種顧慮。

　　領導層對田吉茲·阿布拉洋的影片《懺悔》的反應也屬於足以打消顧慮的一例。

該片是在謝瓦爾德納澤的“掩護下”拍攝的，起初只是在電影之家為“小圈子”里

的人放映過，後來便開始在其他許多內部禮堂放映。影片所產生的作用有如引爆了

一顆炸彈，它不僅成了一個藝術事件，而且也是政治事件。思想家們提出要在政治

局裡進行討論，以決定是否允許其廣為出租公映。我表示反對，認為這個問題應當

由電影工作者、創作協會自己去決定。那邊巴不得如此。這樣就確立了一個先例，

很快那些原來被出版檢查打入冷宮的作品紛紛出籠。出版社也開始毫無阻礙地出版

艾特馬托夫。阿斯塔菲耶夫、拉斯普金、莫扎耶夫以及其他一些作家的著作，這些

作品超越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準則，力圖恢復以批判現實主義為基礎的我國

文學的偉大傳統。卡拉姆津、C．索洛維約夫、克柳切夫斯基、科斯托馬羅夫和其他

歷史學家的著作，也開始以很大的數量印行。緊隨其後的俄羅斯僑民經典作家的書：

布寧、梅列日科夫斯基、納博科夫。扎米亞京、阿爾達諾夫。同時，革命後遭到迫

害的那一代偉大思想家也應運“回歸祖國”：B．索洛維約夫、費奧多羅夫、別爾嘉

耶夫、弗洛連斯基、伊林。

　　我不準備—一列舉了。這裡所提到的，只是我對其作品已略有所知的一些人。

知道嗎，當時我腦子裡首先想到的是：真可惜，大學時代竟然沒能讀到這一切！是

的，我們這一代人缺少精神營養，只准許吃一份單純意識形態的可憐口糧，卻被剝

奪了親自去比較、對照不同流派的哲學思想並作出自己選擇的機會。

　　                         阻礙的因素

　　社會上很快就意識到了公開性是何等強大的武器。人們開始按另一種標準生活。

送到莫斯科、中央機關的虛假的勝利捷報少了，更多的是各種工作真實情況的材料。

反饋機制建立起來，政權落入了公開性的“探照燈”之下。從工作和道德的觀點去

看，誰在領導機構中配任什麼角色，顯得一清二楚。面對這種新局勢，要麼是學會

適應，要麼是與之進行鬥爭。上層人物對新形勢作出的反應正是這樣兩種。

　　當我們在莫斯科召開各州和地方報刊負責人會議的時候，大家簡直是叫苦連天：

領導上不斷施加壓力，動不動就撤銷職務，想方設法進行迫害，指使人敗壞那些將

家醜外揚的記者的聲譽。而從“領導上”聽到的則是另一番訴苦之聲：牆角快給挖

空了，有人蓄意破壞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大廈已經搖搖欲墜！我們的這幫土皇帝，

無論是企業、集體農莊、區或州的領導人全都一樣，對來自上級的批評習以為常，

總是逆來順受。但是每個人，而且是他的下屬，都能自由地品評他的所作所為——

這種事從來不曾有過，就會被當作腳底下發生了地震一般。領導幹部的不滿情緒與

日俱增，對克里姆林宮的抱怨紛至沓來。

　　在前面提到的那次總編輯會議上匯集了大量的材料，足以證明官僚們還死守着

堅固的防禦陣地，不肯放鬆他們對報刊的嚴密控制。不過他們這幫人也並非任何時

候都表現得勇敢好鬥，更多地倒是膽小怕事，習慣於卑躬屈節。於是我們便開始在

中央機關報上讚揚一些文章，以此對地區性報刊表示支持。還不斷刊登地方報紙上

最有意義的言論和簡介，從而保護那些因為敢於批評而遭到迫害的記者。

　　不單單是那些由上級任命的官員們的態度阻礙了公開性的開展。根子可以追溯

到領導大眾傳媒的體制本身，這種制度則是從斯大林時代承襲而來。中央總攬着對

這個領域的控制權，“從莫斯科直到最遙遠的邊疆”。無論是黨報還是工會、共青

團、作家協會的報紙，甚至連漁民、獵人、老戰士組織的報紙在內，不管是什麼人

辦的，反正是宣傳部凌駕於所有報紙之上。那時候全體編輯都相信黨的規定是正確

的。每月一次或兩次在黨中央宣傳部舉行與總編們的碰頭會，有時部長會議副主席

和一些部長也前來參加。會上對報刊發表的文章提出表揚或批評，指示應該寫些什

麼和怎麼寫。凡有關報刊的刊期、印數、欄目等事項的任何變動，均需經黨中央書

記處批准。中央委員會機關日常“追蹤”發表了些什麼文章，督導員向領導報告自

己的觀察結果和評價，馴服聽話的人得到鼓勵，“愛挑刺兒”的人受到嚴懲。

　　我不能不提一提報刊檢查機關，它在“捍衛”這個體制方面發揮着巨大的作用。

正式講來，這個機關被客客氣氣地稱為報刊保密檢查總局，它應監視是否有人泄露

國家機密。事實上這是特殊類型的意識形態“克格勃”，編輯和出版者們面對它真

的是戰戰兢兢。在該局的職能中還有一項就是監督各種期刊，特別是監督圖書館和

檔案館。必須按照它的旨意確定禁書的目錄，聽它指示什麼應該在專門保存處保藏，

什麼屬於“秘密”、“絕密”、“僅供公務使用”。

　　這種做法1988年被廢止，這也是公開性的成果之一。報刊保密檢查總局仍然保

留，但已喪失了原先的功能。特別館藏制度也逐漸被廢除。屬于禁止和半禁止的圖

書目錄已進行了數次重新審查，暫時還沒有全部都放回對所有人開放的書架上。首

批開禁的書單中便有亞·伊·索爾仁尼琴的作品。

　　                          報刊失控

　　與此同時，讀者開始區別對待那些只顧嚴格遵循黨的路線、很少注意印刷裝幀

的官方出版物。1986年秋季報紙雜誌的征訂結果令人倍感興趣：《共青團真理報》

增加 300餘萬份，《蘇維埃俄羅斯報》增加 100萬份，《消息報》增加 4萬份，

《共產黨人》雜誌增加7萬份，《真理報》增加得不多。

　　以打破一潭死水為己任的“自由”出版物紛紛面世。首開先河的是《莫斯科新

聞》，它那些大膽的文章不時引起有關部門一片驚慌。只好不止一次地將主編葉戈

爾·雅科夫列夫保護起來，儘管他也給我找了不少的麻煩。緊隨《莫斯科新聞》跟

進的是《星火》雜誌。在此之前這是一份神氣十足的半官方刊物，先後為格里巴喬

夫和薩夫羅諾夫所把持這家雜誌的主編空缺時，我們就開始討論任命誰的問題。大

家一致同意，應當使這家圖文並茂的大眾化刊物成為改革思想積極的嚮導。提到了

好幾個候選人，最後利加喬夫推薦了科羅季奇，於是便定了下來。為什麼選中此人

呢？因為此前他在  《真理報》上發表過幾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引人注目的還有一

點，就是他似乎是個“局外”之人，與莫斯科的幫派毫無牽連。給利加喬夫印象最

深的是，科羅季奇的言論總是、“從階級立場出發”，反對資產階級的思想和文化。

　　新頭頭上任後《星火》頓時振作起來，針對許多牽動人心的現實話題發表了一

批尖銳的言論，激起了很大的反響。然而可惜的是，隨後編輯方針便滑到了片面的、

一定程度上還有拉幫結派意味的立場。它所引發的與其他傾向報刊的論戰顯得冷酷

無情，往往有失體面。人們紛紛呼籲文學界不同的派別停止爭吵，更多地為社會關

注的各種問題着想。然而，科羅季奇在爭取當選人民代表未能如願之後，似乎對

《星火》已毫無興趣，突然跑到美國去了，拋下雜誌任其在某些人的卵翼之下日漸

衰頹。一家曾經與《莫斯科新聞》一道充當過早期改革擁護者傳聲筒的刊物，竟然

落得了一個可悲的結局。

　　蘇共中央的理論、政治機關刊物《共產黨人》從改革一開始便對新思想持反對

態度。使人不得不感到驚奇的是：主辦這份雜誌的怎麼竟是一個剛愎自用的哲學家、

“發達社會主義”經濟哲學的狂熱信徒科索拉波夫。頭幾個月我對此未加計較，不

想讓人覺得我喜歡“收拾”前任安排的人。但這種忍耐逐漸引起了誤解，而且工作

也迫切要求加強對當時所謂主要黨刊的領導。首先想到的人選是伊萬·季莫費耶維

奇·弗羅洛夫。此人是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當年以勇敢反對李森科主義而嶄露頭

角。一度成功地領導《哲學問題》雜誌，但被著名的蒙昧主義者、黨中央科學部部

長特拉佩茲尼科夫撤掉了這一職務。他還在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雜誌《和平與社

會主義問題》工作過。總而言之，“符合一切條款”。

　　弗羅洛夫成為《共產黨人》主編後，這家雜誌的水平很快就大大地提高了，他

積極地參與研究和宣傳改革思想的工作。此時我才更近一步了解了其人，很欣賞他

的獨立思考。在我面臨意識形態問題的時候，這也成了選擇他做我這方面的助手的

決定性因素。同他合作的那些年頭恰逢一個最重要的階段，當時我們正在探討、分

析過去，對改革中的現實問題進行理論上的研究。

　　在批判社會從停滯時期繼承下來的一切負面事物方面發揮了積極促進作用的是

《真理報》。開始時它在除舊布新的工作中常常指明方向，其他報刊唯它馬首是瞻。

該報“逮住”的批評對象的職位越來越高，也提出了經濟改革的許多重大問題。

　　但是，怪事出現了：公開性的潮流變得越是壯闊，其他報紙發表的言論越是大

膽，這家黨的中央機關報所刊登的文章卻越來越枯燥、沉悶、道貌岸然。《真理報》

逐漸從領頭地位滑向殿後地位，從改革派的陣地墮落為保守派的陣地。它的受歡迎

程度不斷降低，印數節節縮減，而且這種情況是在各級黨委以不同方式幫助發行的

情況下發生的。

　　主編維克多·阿法納西耶夫並不掩飾自己對已經進入新階段的、超越了意識形

態正統思想的民主進程的反感。他事事都緊跟那些已擅自得出“改革方向不對頭”

結論的政治局委員。結果《真理報》從某個時候開始完全變成了改革反對者的傳聲

筒。後來我讀了利加喬夫所寫的書，其中大肆吹捧阿法拉西耶夫，由此我再一次確

信，上述情況完全是在他一手支持下發生的。

　　社會輿論越來越對《真理報》持否定態度。同時在報社內部人員中也對“老總”

怨聲載道。他的冷漠態度，對同僚意見的公然蔑視，他一直埋頭寫自己的書從而損

害編輯工作，無不令人感到氣憤。總之，撤換主編的問題已經迫在眉睫。提到了普

里馬科夫、博爾金、涅納舍夫、甚至卡普托

　　最後我還是選中了那位弗羅洛夫。坦率地說，我希望擔此要職的人不僅按職業

標準（院士、富有經驗的編輯）完全合適，而且也足可信賴。

　　                     社會輿論的兩極分化

　　報刊逐步從宣傳部的專制之下解放出來，顯示了人們對內正在發生的件的看法

和立場日益分化。形成了兩極：一極是改革派，當時主張橫掃一切的激進派也附屬

於此派；另一極是頑固守舊派，當時公開復仇幫尚未從中再次分化出來。

　　這是概略的說法。意見和立場的歧異十分巨大，在上述兩大陣營的內部還有許

多“騎牆分子”和持中間派觀點的小派別。報紙、雜誌好似散兵各自據守“掩體”，

成了各種不同的社會趨向和政治流派的代言人。一場怒氣沖沖的鬥爭業已展開：粗

暴的指責、攻汗、辱罵和誹謗盛行，眾目睽睽之下公然抖露陰私。相互對立的看法

和觀點往往發展成為無原則的勾心鬥角，背後則隱藏着某些集團或大眾傳媒新主人

的私利。每當這樣的時刻，我便去參加新聞界的會晤，目的在於使火氣冷卻下來，

提醒他們別忘了在人民面前的責任。這能讓對立各方停止爭吵一段時間，但隨後論

戰又會更加猛烈地爆發——完全符合升級的邏輯。實際上人人都參與了這場混戰，

作出了各自的“獨特貢獻”。

　　公開性不斷突破當初力圖限制它的框子，開始具有不仰賴於某些人的命令和指

示行事的性質。從社會民主化的觀點來看，優點是顯而易見的。但也出現了許多缺

點。大眾傳媒上無原則的相互爭吵向社會散播着仇恨、敵對和刻毒的情緒。

　　例如在對1917年十月革命後我國所走過道路的評價問題上就是如此。或許，公

開性的無論哪個方面都不曾引起過如此強烈的反響和造成如此巨大的心理震動，這

里說的是，恢復甦聯時期真實可信的而非神話般的理想化和浪漫化的歷史，這段歷

史中除去眾多的人民英雄主義典範和社會設施方面無可爭辯的成就之外，還有駭人

聽聞的官僚為非作歹，大清洗對自由思想的蠻橫鉗制。人們如饑似渴地爭閱揭露當

年所犯罪行的報刊書籍，出現了二十大之後又一次令斯大林聲名狼藉的浪潮，大張

旗鼓地譴責勃列日涅夫，隨後事情已發展到了對列寧本人、馬克思主義思想、社會

主義原則也進行重新評價的地步。

　　社會上冒出了許多淺薄的聳人聽聞的東西。重提舊事往往缺少認真的分析，未

能揭示其全部複雜性和當時國內情況的矛盾性。撕去了緊緊掩蓋着我國許多歷史事

件的謊言和蠱惑宣傳的層層面紗，但偏見和怨恨往往導致企圖以“白色”神話代替

“紅色”神話，否定那場革命的某些正面內容。

　　我的出發點是：通過認識自己的歷史來明辨是非的過程是必要的，人們應當了

解有關過去的全部真相。必須廢除關於檔案的禁令，使任何文獻都成為公開性的財

富，如實地恢復我們所經歷過的一切的本來面目。我們都獲得了什麼，是以怎樣的

代價獲得的，造成了什麼損失，推銷共產主義模式對幾代蘇聯人演變成了什麼。在

這些問題上，誰也不應當全部抹殺所有的正面東西和70年間國家所取得的成就，貶

低人民的自我犧牲精神，人民曾經熱切希望建設公正的新生活，不僅成功地提高了

祖國的地位，而且對世界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對與斯大林制度及其反覆有關的一切，必須進行分析，集權政治的悲慘教訓應

當永遠記取。但也應當保持對我們父輩和祖輩的記憶的尊重，對他們所經受的種種

考驗作出應有  的評價。儘管如此，他們仍然繼續堅信革命的理想。只有這樣我們

才能理解，為什麼把蘇聯歷史當成自己親身經歷的年長的幾輩人會對不加區別地否

定過去倍感委屈、覺得自己遭到變化中的社會的排擠，於是開始發怒和抗議。

　　還有一個特別微妙的問題，需要進行深人的極其認真負責的分析。這就是國內

各民族之間的關係史。在這個問題上尤其需要“清理”、揭露過去被精心掩飾了的

各種悲劇性的事件。但是，當然應該將它們放到特定的歷史背景中去考察，不能忘

記為了各民族的發展、它們在多民族國家裡的和睦相處和友誼所作出的那些極其巨

大的努力。

　　可惜在這些問題上成見和偏執同樣占了上風，那些對聯盟思想本身展開攻擊的

民族主義者，就靠着成見和偏執，實現了政治上的飛黃騰達，迫不及待地一頭撲向

權力的寶座。 

                    第十章 經濟改革：初步的嘗試

　　                         改革的前奏

　　我還將不止一次地回到公開性的話題。它既是目的本身，也是在各個生活領域

進行改革的強有力的手段。而在這些領域之中，經濟更引起人們特別的關注。

　　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之行（1987年2月）歸來，我決定作一次短暫的休假，便於

3月9日前往皮聰達。臨行前向政治局交待了召開討論經濟改革的中央全會的問題，

請雷日科夫、斯柳尼科夫、梅德韋傑夫提出這方面的設想，自己則着手閱覽與經濟

有關的各種材料。

　　我的思緒不由得又回到了從前，當初奉安德羅波夫之命，我同雷日科夫一起，

並吸收了一批著名專家學者參與，曾試圖以評論的態度客觀地對國民經濟狀況作一

分析。結構改革的必要性當時就已經看得很清楚。但要開始實施，全國還有許多事

情需要改變。

　　如上所述，全國只有兩三個人可以接觸軍工綜合體的數據資料。當然，我們都

明白不堪重負的軍費開支對經濟的影響是多麼嚴重。但只是在當了總書記之後，我

才了解了國家軍國主義化的真正規模。最終我們還是克服了來自軍工綜合體頭頭們

的阻力，公布了這些資料。原來，軍費開支所占國家預算的比例並非 16％，而是

40％！軍事工業系統的產值占社會生產總值的比例也不是6％，而是20％。250個億

的科研總經費中，將近200個億都用於軍事設備的研製。

　　經濟仍然沿着粗放的道路運行，明顯表現出高消耗的特徵。每件產品的勞力、

燃料、原料平均消耗量比發達國家高出1～1．5倍，農業尤甚。我們所生產的煤炭、

石油、金屬。水泥等材料，除人造與合成者而外，數量比美國多，而最終產品的數

量卻比人家少一半以上。汽車，尤其是農業技術裝備，給消費者發貨時並未配套成

龍，裝配十分馬虎，運輸途中便散了架，到達目的地後幾乎都得重新組裝。紀律渙

散現象甚至蔓延到運輸這樣的重要部門。備用道和盡頭線上成月地停放着數十輛甩

下的列車，上面裝載着全國急需的商品，任憑損壞盜竊。

　　1982～1984年我們所進行的分析工作並不是要查明國民經濟中的種種災難。我

們是在力求查明危機現象不斷增長的原因，確定改善經濟形勢的途徑。當時提出了

一系列意見，決定了今後數年領導層的實際行動。

　　或許，只在一點上沒有分歧，就是大家都承認對經濟的領導已普遍削弱並招致

了種種不良後果：生產部門和各級管理部門中普遍紀律渙散、工作不負責任。在這

個基礎上就產生了安德羅波夫那起初獲得了一致支持的整頓秩序政策。但單純採取

紀律措施並未能延緩那些有損總方針威信的極其危險的情況發生。事情已經很清楚，

單單依靠紀律解決不了大問題，需要採取更帶根本性的方法。

　　                          方向的選擇

　　如上所述，1985年4月，我們採取了加速我國社會主義  經濟發展的路線。這一

目標成了6月份召開的科技進步問題討論會上的主旋律，黨及其新領導班子都圍繞着

這個主題開展工作。直至蘇共二十七大及其以後一段時間都是如此。僅僅從1986年

春開始，“加速”這一表述才開始與“改革”的概念結合起來使用。這就授人口實，

說什麼戈爾巴喬夫起初也是打算用老一套方法提高生產增長速度，並不希望認真進

行體制的改革。這類說法的可信程度究竟能有多大？

　　我決不想美化當時的經濟政策，其範圍的局限和深度的不足很快就已變得十分

明顯。在一段時間裡，我們確實也曾希望依靠諸如計劃加動員的方法、組織工作、

勞動者的自覺性和積極性之類的“社會主義優越性”去消除停滯狀態。

　　讀者可以提出疑問：您剛剛說過，早在1984年就已經認識到了結構改革的必要

性，那為什麼卻將其擱置一旁，仍然去搞老的一套呢？問題在於，前任給新的領導

遺留下來的令人極為擔心的經濟形勢要求採取應急的措施。當時我們覺得：暫且先

做做整頓工作，用老辦法對付一陣子，然後就立即着手進行深人的改革。很可能，

這樣做是錯誤的，結果浪費了時間。但當時我們的確是那樣考慮的。

　　若能將全社會在期待中積蓄起來的能量導向“井然有序”的軌道，而又不致破

壞現有的各種規章制度，這自然是使黨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感到有利的事情。在領

導層中，明確表示這種意圖的有利加喬夫、索洛緬采夫、切布里科夫。沃羅特尼科

夫也大體上與他們一樣。雷日科夫、馬斯柳科夫、塔雷津着重強調科技進步，支持

他們的則是實業界領導人的龐大隊伍：部長們、企業經理們。而領導層中的梅德韋

傑夫和雅科夫列夫則主張毫不遲疑地對各種經濟關係進行改革。

　　我很清楚經濟改革的重要意義，所以認為首先應當爭取使經濟現代化，以便為

90年代初進行徹底的經濟改革創造條件。全蘇科技進步討論會也以此為目標。這裡

我要說明的是，這些設想在一定程度上與鄧小平在中國實行改革的方法頗為近似。

　　根據那次會議上提出的建議，制定了一個本國機器製造業現代化的規劃，規定

90年代初要達到世界水平。

　　我對《科學技術發展目標規劃》中的下列項目寄予了特別的希望：信息技術與

計算技術，轉動與轉動傳輸作業線，機器人技術，生物工程學，基因工程技術等等。

順帶說一句，這些規劃已規定了投資政策的重大改革、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企業的

廣泛合作、與西方公司（特別是德國公司）建立合資企業。規劃被各級領導幹部視

作盼望了多年的大轉折。這種心情在科技進步討論會與會者的發言中也反映了出來。

公開性的時期開始了。人們變得樂觀開朗起來，言談舉止也無拘無束了。

　　這一切讓人情不自禁想起伊戈爾·謝韋里亞寧的詩句：

　　什麼？真是如此？縱有萬般心思——

　　自今而後，都可以訴之於言辭？

　　                   第十一章  決定性的一步

　　史學家們酷愛在歸屬他們的“天地”里保持一種有條不紊的秩序。如今他們正

在就改革的分期問題展開爭論：這改革該是始於1985年的3月呢，還是某個稍晚一些

的日期？我曾經講過，我之所以執掌權力是因為我意識到必須進行徹底的改革，而

且竭力表明，事情不能只局限於發表“意向性的聲明”。1985～1988年間，為了使

國家擺脫停滯狀態，使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有所起色，人們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進行了從根本上改革經濟的第一次嘗試。

　　實際上，直到全蘇第十九次黨代表會議才出現真正的轉折，此後改革才開始具

有不可逆轉的性質。採取這一決定性步驟，既有經濟改革明顯受阻的緣由，也為社

會輿論激化所驅動。

　　                        對改革的信念

　　大家都迫切感到需要對過去所經歷的一切進行認真的反思，哪怕作出一個過渡

性的結論也好；主要是應該對未來有明晰的構想。漸漸地我想寫一部有關改革的書

的意念成熟起來了。起初，我竭力驅趕這一想法，但它反反覆覆地顯現於我的腦際，

而且輪廓越來越清晰。這部未來之作的總體結構，它的章節已經勾勒出來，我的筆

記本上也已寫滿了各種素材，包括怎樣陳述某一個命題的構思。最終，我決定把自

己的構想向我身邊的同事們作一番傾訴。

　　應當說，這一構想並未得到熱誠的支持。弗羅洛夫建議不必出書，寫一組演講

材料足矣。多勃雷寧和雅科夫列夫認為，可以交出版社印一本我的文集。對這些意

見我不反對，但總覺得就具體問題寫就的一些零零星星的材料無法替代我跟同事們

議論的大題目，其中還有我跟外國政治家談話的內容；要是不出書，諸如改革的思

想是怎樣產生的，我對這一概念注人了哪些內容，都將為廣大群眾所不知。梅德韋

傑夫提出的意見最富實質性，基本上我都接受了。其他人則以溢美之辭居多。

　　我的第一本書非常成功。它贏得了廣泛的反響，許多國家竟相出版。我把稿酬

用於慈善目的，包括捐獻給為援助亞美尼亞和塔吉克斯坦遭地震的難民而設的基金

會。再補充一句，我將所得的諾貝爾獎和菲烏吉獎的款項（總額在一百萬美元以上）

均作了捐贈。我還為俄羅斯聯邦衛生部所屬的兒童醫院，為布良斯克、烏克蘭、白

俄羅斯、烏茲別克、哈薩克斯坦的醫院捐過數目可觀的款項，那些醫院裡都有切爾

諾貝利事故的受害人在作治療；還有一部分稿酬我交了黨費。

　　對這本書的反應實可謂是一張石蕊試紙。我們可以從中發現，世界變得成熟起

來了，在朝好的方向轉化，人們期待着變革。雖然外國的某些愛挑剔的職業評論家

批評此書在敘述材料時“不經心”，對某些題材的論述言猶未盡，但總的來說，它

還是被認可了。當然，對待這本書的態度不會等同於一般的出版物：它畢竟是改革

首創人的宣言嘛。

　　                         葉利欽事件

　　10月21日，在討論十月革命七十周年慶祝大會上的報告的中央全會上，發生了

一起與葉利欽有關的事件。通常，周年紀念日的報告是不用召集全會討論的。從會

場的反應看，與會者的情緒也都認為這一次同樣沒有必要就此展開爭論。全會由利

加喬夫主持，他把這事交付大會表決。葉利欽舉手，但利加喬夫沒有理睬，我覺得

其實他是看到的。我只得干預，我輕聲地對他說：“我看葉利欽有話要說……”於

是，利加喬夫讓他發言。

　　起初，葉利欽說，七十周年的那份報告，政治局已經討論過多次了，他也提過

建議，其中有些意見受到重視，因此他今天沒有什麼好說了（“我完全支持這份報

告”）。隨後他轉到“當前形勢”上來。他的論斷的邏輯是這樣的：我們分析了十

月革命後的歷史，看到社會經受了何等樣的悲劇，這些情狀終究是發生了的。這在

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缺乏民主，由於個人崇拜及與其有關的一切所造成的。而之所以

會出現崇拜及與其有關的一切，是集體領導的體制逐步遭到破壞的緣故。全部權力

只在一個人手裡，他不受任何批評，這一教訓我們應當記取。目前，政治局裡還沒

有這類現象，但某些同志已在開始吹捧總書記。當我們正在黨內營造同志式的民主

作風的時刻，這是尤其不能容許的。應當防止壞風氣的蔓延。

　　接着，葉利欽提到了改革遇到的諸多困難問題。他表示關於必須在最近二三年

內達到改善人民生活的提法值得懷疑。他說，這種大肆渲染而又毫無根據的許諾爾

後會使人失望和憤恨的。最後，他發表了一則聳人聽聞的聲明：由於各種原因，他

在政治局裡沒有得到工作。這說明他經驗不足，還有其他的情況，但主要原因是得

不到支持，尤其得不到利加喬夫的支持。根據這些原因，他請求解除他的政治局候

補委員和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的職務。

　　對此能說些什麼呢？要說葉利欽當時提出的問題涉及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工作

中的“不健康現象”，這樣的問題當然可以展開來認真討論，這對大家都有好處。

但他那最後通碟式的做法和整個發言的口氣招致了激烈的反響，於是開始了並非事

先安排的爭論。發言都是自發的，事先沒有準備，說話帶情緒，很尖銳，可也真夠

這位“反專制戰士”受的。許多看法大體上都是一致的：“自尊心受到傷害了”，

“虛榮心太強了”。工人扎通斯基登上講台，他是這樣說的：

　　“我們在這裡幹嗎要故弄玄虛呢？葉利欽這樣提出問題是沒有道理的。他太自

負了，受委屈啦，以為人家瞧不起他，我說句工人愛說的實在話，無非自己想進政

治局當官。”

　　話當然很難聽，不過也不無道理。我曾經聽到過有關葉利欽的感受的一些說法，

說戈爾巴喬夫讓首都黨組織的第一把手呆在澡堂的脫衣間（政治局候補委員），說

這種安排會影響他工作中的權威性和堅定性。而且，據說，當時政治局內f部還保留

着過去遺留下來的“乳齒象和大恐龍”（乳齒象和恐龍都是古生物，這裡意指黨內

那些有權勢的大人物。），關於將這些龐然大物請走一事，葉利欽曾於9月12日給我

寫過一封信，那時我正在克里米亞休假。

　　我曾不止一次地說過，早先我對葉利欽頗有好感。他的麻利、潑辣給我留有深

刻印象，儘管當時我已經清醒地認識到，任何一個言行激進的人只有在他能夠格守

分寸、有自知之明、並善於自我控制的情況下才稱得上優秀分子。

　　我再重複一遍，他完全有權提出更新政治局的人員和書記處工作不力的問題，

也完全有權關注對總書記進行“吹捧”的問題，如果正如他所說，確有事實依據的

話。我們可以討論，改革究竟給了人民什麼好處，改革應該保持怎樣的速度，實際

上圍繞這些問題眼下不正在熱火朝天地開展爭論嗎？所有這一切都可以、而且也應

該本着追求真理的精神開展爭論，而如果他只是以追求真理為出發點，我們是完全

可以達成一致的。

　　可是，在他內心自尊受過刺激。有人在全會上指出，他的虛榮心和對權力的嗜

求已經嚴重地膨脹。時間會證實這一說法。還有另一個原因促使他邁出這一步。我

曾經說過，葉利欽在莫斯科一定會遇到他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想象不到的困難。他

覺得，關鍵是要控制住權力的新陣地，用自己的親信去鞏固這些陣地，然後像我們

這裡有些人所說的那樣，再以強有力的手段去建立起秩序！

　　可事與願違。在中央一月全會和六月全會之後，我們的高層領導意識到他們的

切身利益開始受到觸犯，於是起來抵制，而且方法十分巧妙，手段相當狡黠。而葉

利欽，在我看來，處在了這場鬥爭的中心，因為舊體制的龐雜結構在各城市、各共

和國、各加盟共和國的種種利益正是在首都盤根錯節地交織在一起的。

　　為了對付這些人，他準備起用黨的組織和莫斯科本地人，我覺得他這麼做是對

的。但他為達到這一目的所採用的方法從一開始就帶有平民黨的性質。他一會兒突

然出現在工廠里，帶上企業領導人，把他領到工人食堂，就在那裡搞一場當眾分發

活動，自己扮演保護神的角色，而企業領導人就成了惡魔。一會兒乘上公共汽車或

者電車，跑到商店或者門診部，於是第二天這條新聞在莫斯科鬧得滿城風雨。在莫

斯科人欣喜若狂的掌聲中，他許諾大家要在最短時間內解決住房、商業、醫療和日

常服務問題。他向人們展示在首都周圍要興建肉類加工廠和乳品生產廠的美麗圖景，

這些企業的建成將一勞永逸地解決香腸和酸奶長期短缺的老大難問題。所有這一切

都被莫斯科的報刊、廣播和電視炒作得沸沸揚揚。對黨務工作的新的形式的探索也

帶有做給人看的性質，比如，市委召集會議往往會安排在夜間11點或者12點。

　　他作為莫斯科市委書記應當匯報工作結果。離要求寫出這份報告的時間越來越

近了，而實際上局面卻毫無改觀，所有的許願都是空中樓閣。我們竭盡全力支持他，

政治局、政府、黨的中央委員會都作出決定，從財政、糧食、幹部等方面給莫斯科

以支援，但首都的狀況未見多少改善。

　　葉利欽焦躁起來了，顯得張惶失措，行政事務雜亂無章。他不知道該做些什麼，

成天都在訓斥人，把他號召過的發展民主的事拋到了九霄雲外。也許，主要的結論

應該是當時的葉利欽已經不是什麼改革家了。日常事務纏身，抱殘守缺，尤其是很

難同他齊心共事。就個人的素質而言，像他這樣的人更適合於‘’急風驟雨和強攻

式”的時代。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出於他的職業環境，出於那些永無休止的會戰式

的工作慣例。我們的建築人員會不惜任何代價把某項工程交付出去，可往往還留下

隱患，有時甚至根本就沒有竣工，完全是矇混哄騙的勾當。也許深感在莫斯科拿不

出什麼政績而使人們不滿情緒日盛一日，而面對這種局面他又無能為力，這種感覺

使他的心態失去平衡，整日價如坐針氈。；不過，關於所有這一切，後來我又反覆

尋思過。經過仔細琢磨我終於看清了葉利欽是自己選擇走這條路的。十月全會對他

來說是一條界線，當時他所作出的選擇在很大程度上預先決定了他後來的發展。

　　我從全會的主席團位置上觀察葉利欽，看出他內心的變化。從他臉上也能讀到

一種奇異的混合體：頑強固執、猶豫動搖、懊悔沮喪。這便是所有喜怒無常者獨具

的性格特徵。發言者，包括昨天還在對他阿諛奉承的那些人，都在猛烈地、無情地

敲打他，我們這裡長於此道者的確大有人在。形勢有點緊張。有人提出要求，不僅

要免除他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還要立即將他清除出中央委員會。當時我說：

　　“讓我們來聽聽葉利欽本人的意見吧。希望他能講講他對中央委員們的發言抱

什麼態度。”

　　“不需要了，一切都已明朗。”會場上響起一片喊聲。

　　但我堅持要給葉利欽講話的機會。我覺得既然已經在黨內實行民主化，那就應

當從中央委員會做起。葉利欽走上講台，開始講話，但話講得不連貫，他承認自己

有錯誤。我拋給他一隻“救生圈”，建議他再作考慮並撤銷退休聲明。他不接受幫

助，而且非常神經質地說：

　　“不，我仍然請求解除我的職務。”

　　全會通過的決議有兩點內容。第一點是對葉利欽的發言作出評價；第二點責成

政治局同市委一起分析一下形勢，並解決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的問題。

　　全會到此結束。事隔10天，10月31日，葉利欽來參加政治局會議，討論十月革

命七十周年報告的最後一稿。當請他發言時，他侃侃而談，說在改革的最初階段，

我們加快了速度，而現在這樣的速度已經失掉了。那時，人民對轉軌的準備是很充

分的，但我們承擔得太多，有些方面是失算了。1986年中“又有了相當的進展，而

我出子自負，出於自尊心（這是我的主要錯誤）迴避了同利加喬夫、拉祖莫夫斯基、

雅科夫列夫的正常合作。但市委的同志們沒有拋棄我，儘管他們也指摘我的做法，

但還是請我留下來”。

　　他請求市委書記們在他不出席的情況下開會。市委會認為，葉利欽的做法和他

的發言是錯誤的，他的這些言行只代表他個人的意見；書記們抱怨他並不認為遇事

應當先與同志們商量，並建議他撤回辭職聲明，繼續工作。

　　11月3日，好像什麼也沒有發生過似的，他給我寄來一封短信，信中寫了市委上

述的意見；同時請求給他機會繼續工作，擔任蘇共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根本無法

理解他的行為的邏輯。誰也無權撤銷全會的決議。事情變得複雜起來，因為西方媒

體有人偽造葉利欽發言的版本，這一偽製品的各種翻版在我們這裡廣泛流傳。葉利

欽本人對此不作任何駁斥。他顯然已經開始自詡為“人民英雄”了。在這種條件下，

試圖僥倖地解決問題，至少是奇怪的想法。

　　我把在莫斯科的政治局委員全都召集到一起，給他們講了葉利欽的信，所有到

場的人一致表示：必須按全會決定辦。隨後我打電話給葉利欽，告訴他政治局委員

的意見是把問題提到市委全會去。談話中我把這幾天積累起來的全部內容都告訴了

他。

　　11月9日，記得好像是上午，我得到報告，說莫斯科市委發生一起重大事故：在

休息室發現葉利欽滿身是血。此刻一個以恰佐夫為首的醫生小組正在那裡救護。很

快事情明朗化了。葉利欽用辦公室的剪刀假裝自殺，他的這些做法不可能有別的解

釋。照醫生的意見，傷勢對生命不構成任何危險，剪刀順肋骨劃了一下，留下一道

血痕。葉利欽已經送醫院了。醫生盡心竭力，以求不讓這不算什麼趣聞的軼事張揚

開去。還有一種說法：葉利欽坐在休息室一張桌子旁，突然失去知覺，倒在桌子上，

極偶然地被拿在他手上的一把剪子劃破了。這則神話，葉利欽本人也感到不滿意。

大約二年以後，又有一則神話流傳開來，說是有一天夜間他在馬路上遭到未遂謀害。

有兩個流氓手握芬蘭刀，向他衝來，他當然用力推開他們，就像扔掉兩隻小貓一般，

但還是受到了剪傷。這則神話聽起來多麼英雄呀。在此以前我已經領教過葉利欽編

故事的能耐了。

　　11月9日，我又得把政治局委員緊急召集起來。醫生再次確認傷勢對生命和健康

無任何危險。他的狀況已經平靜下來。在討論過整個情況之後，決定應該即刻提出

葉利欽的工作問題。我親自打電話同他談話。為了避免對他說來不太愉快的那個話

題，我開門見山地說，全部情節我都已了解，對事情的原委也清楚了。所以要定個

日子，開一次莫斯科市委的全體會議。

　　我覺得，他多少有些失態。他說：

　　“幹嗎這麼倉促？醫生還給我開了一大堆藥呢……”

　　“醫生給你開藥是讓你穩定下來，也是對你的鼓勵。拖延不開全會是沒有道理

的。就這樣莫斯科也已經謠言滿天飛了，有關於你在中央全會上的發言，也有關於

你的身體狀況的。”

　　“那以後我幹什麼呢？”

　　“我們會考慮的。”

　　“要不我乾脆退休吧？”

　　“我不這麼想，你還不到年齡嘛。你還應該工作，再工作。”我答道。

　　在我們剛開始談話時，我覺得葉利欽竭力想贏得時間，他拼命在尋找下一步行

動的預案。後來，當我們談及他有可能去國家建委任職、按部長級作安排時，談話

就具有務實性了。

　　“這是退出政治舞台嗎？”他自問自答地這麼說。

　　我說，“現在不能讓你回到大政治的圈子裡去，可部長是政府成員，你還是蘇

共中央委員嘛。往後我們再看一段時間。生活仍在繼續。你就準備召開市委全體會

議吧”。

　　莫斯科市委全會於11月12日召開。跟我一起去出席會議的有利加喬夫和扎伊科

夫。會議的氣氛很沉重。葉利欽在凌辱他的同事和身邊的工作人員方面是個大行家。

他奚落起人來又兇狠，又歹毒，多數還是受冤枉的。而這會兒可輪到他得報應了。

許多發言人的動機很明顯帶有報復和幸災樂禍的成分。我記得普羅科菲耶夫的發言

極其尖銳，他講得很長，講他在市執行委員會工作期間受到不公正的對待。這一切

給人留下了沉重的感覺。在全會上葉利欽表現得很克制，據我看，像個男子漢。

　　從一開始我就力求不要使“葉利欽事件”成為醜聞，按照正在中央、黨內、國

內逐漸形成的新的氣氛來解決。因此，在政治局提出公布莫斯科市委全會上的發言，

包括我的發言時，我建議：在會上談到葉利欽個人問題時，話應當說得準確些，不

要把他的一生和他的活動完全否定。

　　我的意見受到支持，會場上“對！對！就該這麼辦……”響成一片。

　　全會委託雅科夫列夫、拉祖莫夫斯基和博爾金根據這一精神審定一份由市委起

草的供發表的文稿。可後來謠言傳開了，把整個這個情節描寫成對人民捍衛者的迫

害。應該認為這些謠言與葉利欽本人有關，也與已經將他吹捧為民主派領袖的那些

人有關。

　　莫斯科市委全會之後，有一段時間葉利欽繼續作治療，接着便去休假。1988年

1月14日，他被任命為蘇聯國家建委第一副主席（按部長級待遇）。他依舊是政治局

候補委員，還參加過若干次政治局會議。直到二月全會才解除他的這項職務。後來，

同事們曾多次責怪我，說我沒有把事情做徹底。他們說：“應該把他清除出中央委

員會，把他流放到老遠老遠的地方去，越遠越好。既然你那麼憐憫他，那就派他去

海外當大使。這樣他也就到頭了。”有多少次人們這樣說我：“您得承認，這可是

您．最大的失算啊！”

　　我沒有這樣的想法。整人不符合我的性格，更何況這樣做是違背我竭力要在黨

內推行的那種人際關係的精神的。對葉利欽作出重新任命的決定，我的出發點是確

信我們的一切都應該建立在同志關係的基礎之上。對於他，我一點也不反感，更談

不上什麼仇恨之心。即使到了他在政治鬥爭過程中開始用最低級的言詞指責我，侮

辱我，他也沒能把我拖進這類叫罵爭吵中去。

　　                    第十二章 事業與思考

　　                    總書記的假期怎麼過

　　8月1日我去休假，像往常一樣去克里米亞。經常有人問我，我是怎樣休息的？

在空閒時間幹些什麼？這裡試着用1988年夏季作例子，來展示一下蘇共中央總書記

的假期是怎麼過的。其實，當我處在這個職位上時和其他人區別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