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幫”中唯一活着走出秦城監獄的人是誰？
(博訊北京時間2012年4月17日 轉載) 核心提示：“姚文元是‘四人幫’之中，唯一一個活着走出監獄的人。王洪文、江青已經先後死於獄中。張春橋雖然仍活着，但是他不可能像姚文元那樣獲釋。張春橋最初判的是死刑，改判緩期二年執行。兩年後又改判為無期徒刑。既然是無期徒刑，那也就沒有刑滿之日。” 本文摘自：《“四人幫”興亡》，作者：葉永烈，出版社：人民日報出版社
1981年1月25日上午，莊嚴的時刻到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開庭，公審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十名主犯。
作為主犯之一，姚文元被押上了歷史的審判台。在十名主犯之中，惟獨姚文元不忘在胸前別了一支自來水筆——他依然保持着“筆桿子”的形象。
對於姚文元的審判，大致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開庭審判姚文元概況表
日期 被告人 庭審主要內容
1980年11月20日 “四人幫” 宣讀起訴書。
1980年11月24日 姚文元 “長沙告狀”。姚文元污衊鄧小平是天安門“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總後台。”
1980年12月8日 姚文元 進行反革命宣傳；誣陷中共上海市委和陳丕顯、曹荻秋；
支持濟南“五·七”武鬥事件。
1980年12月10日 姚文元 指使魯瑛派記者搜集誣陷黨政軍領導幹部的材料；
誣陷南京人民群眾，指使魯瑛派人到天安門廣場搜集革命群眾的言行，誣陷群眾是“反革命”。
1980年12月19日 姚文元 法庭辯論。
1981年1月25日 “四人幫” 法庭宣判。
嚴肅的法庭，偶然也有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
法官審問姚文元：“1974年10月18日，王洪文到長沙，向正在那裡養病的毛主席誣告鄧小平同志。在王洪文離開北京前一天晚上，你和江青、張春橋一起，跟王洪文商量怎樣誣告鄧小平。姚文元你交代，當時說過哪些誣陷鄧小平同志的話？”
姚文元思索了一下，答道：“我說過攻擊鄧小平同志的話，我現在認識到這些話是錯了。”
這位“輿論總管”出於職業習慣，很注意咬文嚼字，特意把“誣陷”換成了“攻擊”：“誣陷”，乃捏造罪狀陷害人，自然要比“攻擊”嚴重得多。
法官又問：“姚文元，你具體交代講了哪些誣陷鄧小平同志的話？”
姚文元眨着金魚眼，欲言又止，抬起頭來問法官：“我現在可以把這些話說出來嗎？”
看着姚文元這番“秀才”本色表演，旁聽席上差一點爆發出笑聲。
他，終於罪有應得，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他，四十五歲入獄；1996年他刑滿時，六十五歲。
他的妻子金英仍住在上海。徵得有關部門的同意，我訪問了金英。
姚家不再住在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宿舍里了。在上海東南方一條稍為偏僻的街道，我按地址找到一幢普普通通的居民樓。姚家住在二樓的一間。夏日的中午，二時半，我敲響了房門。
姚文元的三女兒給我開門。她是個中學生，正準備去上學。聽說我要訪問她的母親，便帶我走過小小的灶間，步入臥室。灶間裡放着一大碗燒熟的梭子蟹。
聽見敲門聲之後，金英剛從午睡中醒來，臉頰上有着枕席的深深的痕印。
她與二女兒、三女兒住在一起。大女兒已經出嫁了。
她，一頭短髮，臉色白皙，右眉尖有一顆痣，穿一件短袖細咖啡條子上衣。
她家共兩間屋。書櫥里堆滿書。床上鋪着竹蓆。家具很簡單。我和金英坐在小方桌旁談着，桌上正放着一份當天的上海《文匯報》。
她不斷地唉聲嘆氣，幾度想哭。她的手，不斷地摸着方桌玻璃台板的邊緣。
她早已不在原單位工作，已經調到一個很不起眼的工作單位，只是掛名而已，從未上班。她長期請病假在家。
她很少外出。在姚文元宣判之後，她獲准前往北京秦城監獄探監，見到了姚文元。
姚文元的母親周修文也健在。1986年，周修文向有關部門提出，她能否繼承姚蓬子遺產？
姚蓬子原本在上海陝西南路的中國人民銀行里存了一筆錢。“文革”前，姚蓬子作為上海師院代課教師，每月有一百元工資。“文革”開始之後，“停課鬧革命”，姚蓬子也就無課可教，代課工資沒有了，靠這筆存款維持生活。1968年6月，當周修文到銀行取款時，營業員風聞姚蓬子是叛徒，見到周修文所持戶口冊上姚蓬子的身份乃上海師院代課教師，即打電話給上海師院“革委會”。師院答覆說，姚蓬子確係叛徒。按照“文革”中的“規定”，凡牛鬼蛇神的存款一律凍結。叛徒當在牛鬼蛇神之列，姚蓬子的存款被凍結了。
姚蓬子急了，讓妻子到上海師院交涉。師院總算開了證明，准許姚蓬子每月領取三十元存款。
三十元怎夠一家子的生活開銷？何況，姚蓬子正生病。這事情鬧到“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專家辦公室”。市里倒好說話，因為姚文元乃“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第一副主任”。看在姚文元的面上，市里下達了姚蓬子存款解凍的“指示”，於是姚蓬子一家總算有了生活來源。
姚蓬子死後，這筆存款便供周修文維持生活。
周修文提出要繼承的姚蓬子遺產，則是另一筆款子。姚蓬子的“作家書屋”在接受“資本主義改造”之後，姚蓬子作為資本家，每年領取定息。但是，從1958年下半年開始至1966年9月，他沒有領取。在去世前，姚蓬子曾對家人說過，這筆定息上交國家。
姚蓬子只是口頭說說而已，並未辦理過正式上交手續。根據現行政策，原工商業者本人死亡，倘若家屬要求領取定息，可予發還。於是，周修文提出了繼承遺產的要求。
根據繼承法規，除周修文及女兒姚文華之外，姚文元也是姚蓬子遺產的法定繼承人。
在秦城監獄，姚文元談了關於姚蓬子遺產的三點意見：
一、在“文革”的歷史條件下，父親上交定息是對的。現在母親和妹妹對父親的遺產提出繼承要求，請依照繼承法給予滿足；
二、我個人對父親遺產沒有想過繼承問題。對於母親，我長期未盡贍養義務；
三、我接受父親遺產中屬於我的部分。在我服刑期間，我應繼承的份額由妻子代管，作為家屬去探望的費用、妻子治病和子女學習的費用。
上海的司法部門，現在已經按照繼承法，把姚蓬子遺產交由周修文及其子女姚文元、姚文華繼承。這，原本是身處囹圄的姚文元，連做夢也想不到的。
姚文元如今仍在服刑之中。在監獄裡，他每天都仔仔細細看報紙，從頭版看到副刊，只是再也用不着拿起鉛筆寫“批示”了。他也愛看電視，尤其是每晚的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節目，他是必看的。據告知，他在獄中完成了論文《論自然科學與哲學》。
姚文元曾“評”過這，“評”過那。如今，如果要評一下姚文元，最妥切的，莫過於他自己在評論中寫過的一句話：
“野心會隨得志的程度而膨脹，正同資產階級的貪慾會隨着資本積累的增長而發展一樣，永不會有止境……”（註：姚文元：《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版，第14頁。）
姚文元的結局，如同他在1976年2月1日所寫的“精闢之言”：
我手無寸鐵，就一支筆，且是鉛筆，“打倒”除殺頭坐牢之外，就是把我這支筆剝奪掉。
時光如逝水。轉眼之間，到了1996年10月6日。這是逮捕“四人幫”二十周年的紀念日。
已經沉默多年的姚文元，一下子就成了海外傳媒所關注的新聞人物——因為姚文元被判處二十年有期徒刑，正好這天刑滿。
由於我寫過《姚文元傳》，於是，許多記者便打電話向我詢問有關情況。
先是在5日傍晚，香港《明報》記者徐景輝打來長途電話，採訪了一個多小時。他詳細詢問了姚文元的經歷。我逐一作了答覆。
《明報》在6日報道了我的談話。
接着，6日傍晚，日本《讀賣新聞》記者中津先生從北京打來電話，也是採訪關於姚文元問題，問了一些類似的問題。
7日下午三時許，接到法國新聞社駐上海記者劉秀英小姐的電話，很急，要求馬上趕到我家採訪姚文元情況。
她留着長長的披髮，小個子，講一口不很流利的普通話。我的談話，她用英文作記錄。我拿出《姚文元傳》給她看，她說她看不懂中文。
翌日——10月8日早上，她又來，作一次補充採訪。
記者們的採訪，主要是詢問姚文元的生平、經歷，也問及他的近況。我只能盡我所知，作了答覆。
問：“姚文元在10月6日會獲釋嗎？”
答：“理所當然。”
又問：“會回上海嗎？”
答：“有可能。”
還問：“他會完全自由嗎？”
答：“我只能以我所了解的陳伯達獲釋的情況，告訴你：陳伯達刑滿的當天，由公安部一位副部長主持，舉行了一個小小的獲釋儀式。當時，陳伯達住院，儀式就在醫院裡舉行。副部長講了話，陳伯達也講了話，還有接收單位負責人講了話。所謂接收單位，也就是陳伯達出獄後分配工作的單位——此後由那個單位發給工資。這儀式不公開報道，但是有人攝影，有人攝像、錄音。陳伯達獲釋後，在家安度晚年。不過，他畢竟是曾任要職，曾是中共第四號人物，所以他家的‘鄰居’便是一位公安人員，以保證他的安全。沒有得到允許，不許外人接觸他。我得到允許，在陳伯達晚年，多次採訪了他。我想，姚文元這次獲釋，大體上會跟陳伯達差不多。”
再問：“你如何評價姚文元獲釋？”
我答：“姚文元是‘四人幫’之中，唯一一個活着走出監獄的人。王洪文、江青已經先後死於獄中。張春橋雖然仍活着，但是他不可能像姚文元那樣獲釋。張春橋最初判的是死刑，改判緩期二年執行。兩年後又改判為無期徒刑。既然是無期徒刑，那也就沒有刑滿之日。姚文元本是‘秀才’，他在獄中仍堅持寫日記。他出獄後，會寫作回憶錄。儘管他仍處於被剝奪政治權利的狀態，在被剝奪政治權利期間，不能出版，但是他會堅持寫下去的。”
在“四人幫”之中，最後一個離開人世的是姚文元。那是在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因糖尿病去世，終年七十四歲。
姚文元去世的消息，是在姚文元病故之後半個月，由新華社披露的。2006年1月6日，新華社用簡短的篇幅報道姚文元之死：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姚文元因患糖尿病，於2005年12月23日病亡。姚文元，男，74歲，於1976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1996年10月刑滿釋放。
香港媒體披露說：
新華社的此條消息是姚惟一的官方訃聞，不過港台報刊和國外媒體卻多有報道。曾為“四人幫”成員逐一撰寫傳記的某上海作家說：“新華社消息出來後，美國《洛杉磯時報》等七八家媒體都有打電話來，我沒有接到國內媒體的一個採訪電話。”他認為，官方訃聞的發布是特意選擇了周五的下午時間，因為接下來是雙休日，以此避開海內外媒體的注意力。
不言而喻，內中提及的“曾為‘四人幫’成員逐一撰寫傳記的某上海作家”，顯然是指在下。
跟張春橋之死一樣，姚文元的離去也引起海外的一陣議論。我在2006年香港《開放》雜誌發表文章指出：
姚文元死得不早不晚，“挑選”了一個最敏感的時刻：在姚文元病逝前不久——2005年11月10日，是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四十周年的日子。正是這篇“宏文”，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姚文元去世之後不久，迎來了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祭，粉碎“四人幫”三十周年慶。姚文元之死，喚醒了眾多中國人對於“文革”的記憶。
然而，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病亡，中國諸多年輕人竟然不知姚文元為何許人，問“姚文元是誰”？也有的年輕人聽說姚文元是“四人幫”中的一個，便問：“‘四人幫’是哪四個人？”在網上，還可以見到年輕人的種種奇談怪論：“姚老走好！”“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死得默默無聞啊！”甚至有人在網上我的一篇關於姚文元的文章上留言：“我黨偉大出人才！”
姚文元之死引發的一系列怪現象，凸現了中國也有“教科書問題”：儘管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徹底地否定了“文革”，但是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後，有人對“文革”諱莫如深，有人甚至主張“淡化文革”，使年輕一代不知“文革”。
其實，記住“文革”，研究“文革”，如同巴金所言，是為了防止這樣的浩劫在中國重演，是為了中國不再產生“張春橋笫二”、“姚文元笫二”以及各種各樣的“小張春橋”、“小姚文元”。時至今日，中國並沒有徹底剷除“文革”重演的“左”的土壤。1983年那極左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席捲中國大地之時，連巴金都驚呼“文革”又來了！幸虧胡耀邦及時制止，才使這場“後文革”運動半途而終。
姚文元之死，為《“四人幫”興亡》畫上了句點。“四人幫”俱亡，這四顆災星，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文革”，永遠值得反思；“文革”的深刻教訓，永遠值得記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