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代乃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平等的社会

(2016-04-11 23:33:15)

最近和网友谈论毛时代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问题，我再次强烈感到，其实大多数国产知识分子连起码政治学常识都没有，以致许多人至今以为毛时代乃是平等社会，而今日的社会危机就是因为走资派颠覆了毛创造出来的平等造成的。不但我那些工厂的铁哥儿们是这么想的，就连某些海外“自由知识分子”也这么看。

这只说明国民普遍愚昧到了何等严重地步，以致无论赞毛还是反毛者，至今都看不出毛社会的实质来。他们统统没有看到，毛社会乃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平等最反动的社会，那还不光是它强占了全部国家和民间资源，剥夺了人民的一切自由，还在于它是一个等级无比森严、繁苛、绝对不容许打破的等级社会。中国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这种反动社会，哪怕是发匪缔造出来的太平天国都要瞠乎其后。

可笑的是，毛中国乃是世上最爱讲“阶级斗争”的国家，却也是社会科学最不发达甚至彻底阙如的国家，所以许多人到现在还弄不清什么是“等级”，什么是“阶级”，什么是“等级社会”，什么是“阶级社会”。举国昏昏若此。

所谓“等级”，乃是占有不同份额的权力和财富、享有不同尊严和权威、其地位不可改变的社会集团。它的最大特点有两条：第一，一切（包括财富、尊严、权力、权威等等）按权力分配，不同等级组成了一个权力阶梯，其分配原则就是“按权（＝拳）分配”。第二，等级之间壁垒森严，绝对不许改变。不同等级之间只有向下流动的可能，没有“能级跃迁”可能。生于某个低贱等级的人终生没有希望进入上一等级。

最典型的等级社会就是印度种姓制度。如所周知，古印度实行种姓制度，社会成员划分为四个等级，依次为婆罗门（宗教贵族）、刹帝利（世俗贵族和官员）、吠舍（平民，含市民农民工人商人等）、首陀罗（奴隶）。

这不同等级的不平等是全面的，下级只能绝对服从上级，“以下犯上”被绝对禁止，若有发生则予以重罚。如果上级杀死下级，则受的惩罚相对轻得多。例如高种姓杀死首陀罗，缴纳点罚金就完事。不同种姓之间绝对不许婚嫁，若有发生就以死刑伺候。因此，种姓是绝对不可能改变的，生在什么种姓就终生处在那个等级之中。

中国历史上也实行过这种等级社会，最有名的还是东晋门阀制度。自魏朝创立了“九品中正”的干部制度后，流变至东晋就形成了所谓“门阀制度”，亦即社会上出现了一个“统治等级”，称之为“士族”，它构成了官吏的储备池，亦即今日“太子党”的祖宗。朝廷按士族的门第选拔官员，官阶与门第高低成正相关。此外士族还享受免服徭役的特权（徭役是古代平民必须进行的无偿劳动，所有的公共工程从长城到大运河都是靠这种义务劳动完成的，这一套作法被毛*充分发扬光大）。士族间通婚也论门第，但那和印度种姓制度不同，只是习俗而非法律规定。

东晋最有名的豪门巨族就是王谢两家，大官和大艺术家都是他两家出的，大官诸如筹划或指挥著名淝水之战的谢安、谢石、谢玄，艺术家诸如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谢道轀、谢灵运、谢脁。所以刘禹锡才会写诗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首诗家喻户晓，可惜没有多少人明白“王谢”为何会跟“寻常百姓”成了鲜明对照。

因为不利于统治，这等级制度到唐朝就再没搞下去了，代之以费厄泼赖的开科取士，以科举制亦即公务员考试选拔干部。门第当然仍然起作用，但再不是过去那种决定因素了。此乃一大社会进步。中世纪欧洲虽然君权从未到过古代中国的至高无上地位，但贵族和平民的分野也是不容逾越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的也是等级制度。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世上没有什么“统治阶级”，只有“统治等级”。印度的婆罗门和刹帝利、中世纪欧洲的贵族、中国东晋时期的士族、以及今日中国的太子党都是这种“统治等级”，其特点就是上述两条：第一，垄断了统治权力。第二，成员没有流动性，圈外人打破头也钻不进去。谁都看得出来，由统治等级实行统治的等级社会乃是人类历史上最下流的一种烂社会。

以上说的是等级社会，那么，什么是“阶级”和“阶级社会”呢？按马克思的经典定义，阶级乃是在不同程度上占有生产资料、与一定生产方式相联系的社会集团。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人在金钱面前平等，社会财富和权力按照资本分配，因此，资产阶级必然要因为垄断了生产资料而把持国家权力，变成所谓“统治阶级”。

我党当初有什么钱？不就是老毛子给的金卢布和陕甘宁边区种的“特货”卖的一点脏钱么？有哪个企业不是他们用枪杆子抢来而是用钱买来的？

那么马克思的正版点菜律有没道理？我个人觉得有相当的道理，但过于简化了。马克思没有看到几点：

第一，“按钱分配”其实是一种复杂的分配方式，综合了资本、劳动、才能、贡献、社会需求等分配标准在内。它大概是人类能想出来的最合理的分配方式。

第二，民主资本主义社会严格实行“权钱分离”，权力无法带来金钱，金钱也不能买来权力，更不能剥夺他人的政治权利，顶多只能间接影响政府决策，而这还非常有限。资本家恨透了罗斯福，但又拿他无可奈何，只能威胁雇员不许投他的票，饶是如此，老罗仍然连续四次当选，成了美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总统。所以，把民主社会的资产阶级看成是“统治阶级”完全是笑话。

第三，阶级和等级不同，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处于不断流动的变化之中。昨为资本家，今日可能破产跳黄浦；昨之穷光蛋，今日可能变大亨，比尔?盖茨就是最极端的例子。在一个严格实行费厄泼赖的社会里，机会是向大众敞开的。这和等级社会完全两样。当然它决非完美社会，但我实在想不出道义上比它更合理而又具有可行性的社会来。

综上所述，从等级社会进到阶级社会，其实是人类历史上一大进步，它提供了一种以动态方式逼近“形式平等”那个理想境界的现实道路。

那么，唐朝以后的中国社会算是阶级社会还是等级社会？它其实是两者的混合，既有等级成分，又有阶级成分。

审视等级社会的特点不难发现，它的形成机制就是那“狼羊律”亦即“按权（＝拳）分配”，亦即以暴力为后盾的强制分配方式。因此，这种社会的最大特点是权钱合一，“富贵一体”。贵人必是富人，富人必是贵人。唐朝以后的传统社会部分保留了这一特点，这就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由来。但因为实行私有制以及科举制，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等级壁垒，形成有限的权力流动，使得寒门士子也有可能出现大幅度能级跃迁。于是便形成了“贵人必富，富未必贵”的一定程度的权钱分离。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古以后的中国传统社会应该算是等级和阶级相揉合的复杂社会，并不能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来简单图解。

毛*建立的社会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下烂最反动最无生机的等级社会。他们不但完全彻底地实行了“按拳分配”的“狼羊－点菜律”，而且在全社会所有角落都实行等级制，把一切事物都作了无比严苛琐细的等级划分，什么都能变成等级，什么都能变成体现等级的“待遇”，其坚决彻底全部干净的程度，简直让人瞠目结舌。

按人分，毛时代可以粗分为三大等级，奴隶主（亦即党官僚），“人民”和“阶级敌人”。而每个等级内部又有无比严格繁杂的划分。奴隶主实行干部等级制，从一级到１３级乃是所谓高干。各级在衣食住行上享受不同待遇，哪一级配住哪种宾馆，坐什么交通工具，吃小灶还是中灶大灶，看的是《大参考》还是《小参考》……连信息都成了一种按权力严格分配的特权，这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还闻所未闻。

同级干部也有尊卑之别：是“三八式”还是老红军，是野战军还是地下党，是嫡系还是杂牌，家庭出身如何，是“知识分子”干部还是工农干部……等等，等等，其中名堂之复杂，远远超过了欧洲中世纪贵族的“纹章学”。

“人民”则按职业和财产从理论上划分贵贱（亦即所谓“本人成分”）。城市人民分为工人、城市贫民、手工业者、职员、自由职业者、小资产阶级、小摊贩、小商、房产主、资本家等。其中工人又分为产业工人、店员等，而资本家分为工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农村人民则分为富裕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阶级敌人”也这样，划分为地富反坏右。

这些大级别决定了大尊卑，小级别决定了大尊卑之内的小尊卑。而这细微差别可以是生死攸关的。例如资本家在文革前一直算是人民的边缘等级，但在文革中一度堕为阶级敌人，备受迫害。这其间工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的遭遇仍有一定差别。商业资本家遭的罪似乎要超过工业资本家。

家庭出身也同样是划分贵贱的标准，分为红五类与黑六类两极，其间则是灰崽子。红五类的家庭出身为革干、革军、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知识分子，黑六类的出身则为地富反坏右资。这里的排行顺序就是细微的尊卑秩序，红五类的尊卑以革干最高，而黑六类的以地主为最贱。红卫兵理论上由红五类组成，但实际完全由高干子弟控制。

毛*的本事，是一面奢谈“消除三大差别”，一面首次把人民的居住地域划分出严格的三六九等来。中国人民在历史上首次全体失去迁徙自由，统统变成种在原地生根开花的“植物人”。

城市和农村完全是两个世界，分别代表“天堂”和地狱。哪怕是城市的“阶级敌人”，我看日子也要比贫苦农村的贫下中农好过。干活再累也累不过农村。

就连城市也要严格划分等级，分为直辖市、省辖市、地辖市、县城、镇等。不同级别的城市居民享受的福利、工资、文教卫生待遇都不同。大城市居民的工资、副食品供应、学校教育质量、医疗质量、文化娱乐水平都不是小城市可以望其项背的。就连在同一个城市中都这样，省级医院水平高于市级医院，地级医院水平高于县级医院，重点中学水平高于一般中学，等等，等等。

同一职业也如此，同是机械厂，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后者又分为“大集体”和“小集体”，工人工资福利劳保待遇完全不同。同是全民所有制也有贵贱之分，部级厂、省级厂、市级厂、地级厂、县办工厂工人待遇截然不同，此外还有“重工”、“轻工”、“重化工”、“轻化工”等多种名堂。

最能体现这套把戏的等级社会特点的，乃是低贱等级基本没有升级可能。所有等级，无论是人的等级、职业等级、地域等级，统统如此。你可以从上一等级轻而易举地跌到下一级等级去，但一般没有指望升级，特别是人民和“阶级敌人”的生死之别更如此。

凡是过来人都知道，人民可以随时随地变成“阶级敌人”，。但“阶级敌人”则绝无可能变成人民。不但他们本人如此，后代也绝无希望变成红崽子。

地域决定的高低贵贱也如此。“跳农门”完全是人间奇迹。农村子弟只可能以上大学或当兵两条路跳出农门。但农村教育质量比城市差到不能提，除非是罕见英才才能走这条路，何况文革期间大学停了好几年。最常见的还是参军，但必须提干才有可能在转业后分到城市里，只有少数幸运儿才有这种福气。

最能显示这等级社会之下流的，还是等级竟然以遗传方式代代相传。生为阶级敌人，子女就是低人一等的黑崽子；生为农民，子女就只能是农民；生为城里人，子女就世世代代是城里人。到后来竟然连大学毕业分配都实行“哪儿来的哪儿去”。乡村来的学生，毕业后也就顶多只能回县城。此所以当年支边青年老后要骂“献完青春献子孙”。当年满腔热血奔赴边疆，做梦也没想到从此把种子带到那儿去，世世代代成了边民。

此乃昨日的真实图景，我从来没想到竟然还有必要向小帮菜介绍。现在才发现中国人的遗忘能力举世无双，所以看来绝对有必要把这些乏味的事实写下来。

      转自《草根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