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之间的角逐

　　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之间的角逐、他们在对总书记施加影响方面的竞争仍在

继续。契尔年科试图将总书记孤立起来，不让他与外界直接接触，说什么只有他才

能从纯人道的角度理解勃列日涅夫，就是说他在不顾一切地巩固自己的阵地。

　　尽管全会后安德罗波夫坐进了苏斯洛夫的办公室，由他主持书记处一事却始终

没有记录在案。事先是否作过记录，不得而知，反正，契尔年科利用目前的情况，

仍然主持书记处的会，有时是基里连科主持。

　　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82年7月，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才使人人都各得其所。通

常开会之前，书记们都到一个我们戏称为“脱衣间” 的房间集中。这次也不例外。

我进去的时候，安德罗波夫已在那里。他等了几分钟，突然站起身来说：

　　“都到齐了吧？应该开始了。”

　　他第一个走进会议室，并当即坐到主席的位子上。至于契尔年科，他一见这个

情况，立刻垂头丧气，跌坐到椅子上，他就坐我对面，仿佛浑身都瘫软了。于是我

们目睹了一场“内部政变”，有点类似《钦差大臣》里的场景。

　　这次书记处会议安德罗波夫主持得坚决自信，有声有色，体现了自己的风格。

与所特有的那种令人腻烦的方式泅然不同：契尔年科将所有会议都变成了类似果羹

的东西。

　　“祝贺您，看来是发生了重要事件。难怪我看您开会前表情严肃，不苟言笑。”

　　“谢谢你，米哈伊尔，” 安德罗波夫回答说，“紧张是有原因的。列昂尼德·

伊里奇打电话来说：‘我干吗要把你从克格勃调到中央机关来啊？就是为了让你在

这儿呆着？我是想让你主持书记处工作、主管人事。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他这么一说我就下了决心。”

　　我了解总书记当时的状况，特别是他的意志品质，知道他不愿意与契尔年科闹

翻，相信他自己不会打这个电话。看来，是有人站在旁边，而且在施加压力，这种

事已发生了不止一次。这个人只能是乌斯季诺夫。如果考虑到他对勃列日涅夫的影

响，他那直来直去、不讲任何外交手段的本事，以及他与安德罗波夫多年的交情，

就可以有相当的把握这样说。这里需要说明，无论安德罗波夫还是乌斯季诺夫在同

我谈话中都从未提及此事。

　　新的“稳定” 就这样形成了。如今讨论往往不再是表面文章，而是具有务实的

性质。开始对中央各部某些方面工作的质量提出意见。作出的决定有了较为具体的

内容。主要是正在确立严格要求、不讲情面的作风。在个人责任方面，安德罗波夫

有时搞得很可怕，尽管他发火的对象有错误，人们从人道的角度出发，却往往怜惜

这些人。

　　我觉得他身上发生了变化，那是我先前未曾觉察到的。也许这里起作用的是这

样的情况：随着勃列日涅夫的病情加重以及他周围的人倾轧加剧，大有出现完全无

人管理状态之势。看来安德罗波夫决定采取一些措施以提高中央政权的威信，向世

人表明尽管总书记疾病缠身，管理的杠杆仍然掌握在有权威者的手中，不会发生任

何意外情况。首先是向政治局委员本身表明这一点。

　　我认为安德罗波夫1982年夏天突然交给的任务也与此有关，当时中央委员会只

留下他和我“看家”，国防部那边是乌斯季诺夫，他让我搞清楚，为什么正当瓜果

成熟的黄金季节莫斯科却没有蔬菜水果吃。成立了首都供应的“救火队”，莫斯科

贸易单位却断然拒绝购买，借口是没有销售网点。这时我便对首都当局施加压力，

迫使他们干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当天晚上格里申就作出了反应：

　　“对一个市党委不信任，总不能到了政治局亲自处理黄瓜问题的地步吧，而且

还撇开我。我坚决声明，我不喜欢这一套！”

　　我打断他的话说：

　　“我说，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我觉得您说话的调门不对头。您把纯实际的

问题提到政治信任的高度。这里说的是大夏天的莫斯科既无蔬菜又无水果，而且并

不是没有货。所以我们还是来说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吧。我的任务就是对这个问题

进行监督。”

　　顺便说说格里申。这个人平平常常，却对自己和自己的能力都估计过高。此外，

他同许多这类人一样，在与“下级” 交往时，作出一副很了不起的、“领袖至上”

 的派头，跟他处理点什么问题简直是受罪。任何批评性的看法和意见都接受不了，

只有总书记是例外。即使到那时候也要嘟嘟囔囔，说是有人对总书记进行了误导，

有人在使坏。

　　在“黄瓜事件”中他没有违拗，很快就认清了形势。市内不久即出现数千个出

售蔬菜的货亭和货摊，问题解决了。莫斯科的走廊里有人在窃窃私语：安德罗波夫

在正儿八经地开展整顿秩序的斗争呢。

　　然而此事还另有背景。在领导成员之间复杂的幕后斗争中，某些人认为格里申

很可能是觊觎“王位” 者。这样的消息也刊登在西方的报纸上，安德罗波夫当然也

知道。因此他要求介人首都的蔬菜问题，也是想借此表明莫斯科市领导人已经无能

到了连本市问题都解决不了的地步。

　　大约就在此时，安德罗波夫在一次谈话中仿佛是顺便提到地说：

　　“勃列日涅夫要求好好抓一抓干部。我认为有几个人我们应当留意一下，他们

已经极其让人反感。”

　　他仔细地瞥了我一眼。

　　“你对梅杜诺夫有何看法？”

　　“同两年前对您讲的一样，”我答道。

　　我们从前确实曾多次谈到我的这位邻居。关于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情况显

然不妙的消息传到了中央，其中提到疗养地形成了强大的黑社会组织，据说与党的

机关公开勾结。

　　我向安德罗波夫提起我同梅杜诺夫的谈话以及我对他的忠告：一是同不干不净

的人划清界限，二是仔细观察于部，对他们进行严格的监督。梅杜诺夫对我的话不

大听得进去。他愿意对勃列日涅夫的话洗耳恭听，顶多再加上苏斯洛夫或者基里连

科，其他人就对不起了。他认为我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对他搞阴谋。

　　向安德罗波夫报告那次谈话的结果时，我说：

　　“我想，您肯定明白我们的结论要向列昂尼德·伊里奇o作汇报。要事先想到整

个谈话的实际背景。”

　　“我明白，”安德罗波夫答道。“不过这是党的事情，国家的事情，就是说，

应该办。你考虑一下对梅杜诺夫的工作调动有何建议。”

　　我建议让他担任蔬菜果品采购部副部长。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是蔬菜水果

的一个主要供应者。

　　梅杜诺夫的解职给中央委员会机关、给所有州委第一书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都知道他受到总书记本人的庇护，是个“不倒翁”，却突然…… 安德罗波夫的威信

眼看着不断飙升。

　　如果认真看待安德罗波夫的这些措施，那么显而易见，这些措施都是一次性的，

更多地带有示威的性质。当时停滞的空气已经相当浑浊，以致这些行动也像微微开

启的小气窗一样，令人产生清风徐来的幻觉。可惜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积累的矛盾

实在太深，仅靠这类零散的措施是无法解决的。

　　因为总书记不能表现出主动性，其他政治局委员也最好别出头，以免反衬出总

书记的能力有限。例如对他来说到全国各地视察已是力不从心。那就是说，即使出

于工作需要，其他人去各地出差也要斟酌再三。

　　勃列日涅夫的亲信经常要完成另外一项任务：模仿总书记十分活跃的创作活动

和组织活动。而因为他无法产生新的思想，已不能写字，不能发表讲话，于是代理

人、助手、顾问就以他的名义讲话。他们不断巧妙地编造报告和便函，发出信件和

电报。每一次这样的（自然是“历史性的”）讲话肯定要引起极其广泛的反响。中

央的每一个部杜撰着这样的“反响”，那都显示了全民和全球的“反应”。

　　顺便提一句，由于通晓这一权力作用机制，有时也可作出正确的决定。勃列日

涅夫的亲信主意明显不够，如果他们收到以总书记名义对某个重大问题的提法和解

决办法提出建议的“备忘录”，这样的机会是要当即抓住的。

　　如上所述，疾病缠身的总书记治下的“稳定” 很对新的领导成员的心思，他们

实际上可以在自己的地区和部门不受监督地进行治理。勃列日涅夫身边的亲信、部

分中央工作人员也对这样的稳定感兴趣，因为他们的万事顺遂也与此紧紧相连。人

人都知道总书记一变干部也要大换班，因此大家都尽心尽力。

　　这样一来权力和管理的一切线索都转到了官僚机构手中，这就产生了致命的后

果。不仅使仅存的一点党内民主名存实亡，而且为官员的倾轧大开方便之门，这种

倾轧往往在作出政治决定、尤其是在干部任命时起了关键的作用。

　　这个时期被认为是总书记的意见或者立场的东西，往往已经不是他在独立进行

分析和对各种评价作了对比之后得出的个人观点。这只不过是目前能够对他施加决

定性影响的某个小集团的立场。

　　在勃列日涅夫担任总书记的后期，政治局已经处于不可思议的状态。为了不让

勃列日涅夫受累，有的会只开上15-20分钟。也就是说准备的时间比开会的时间还

长。契尔年科事先就讲好了，只要提出某个问题，马上就有人插话：“全明白了厂’

与会者刚刚跨进门槛，就得向后转了，人们还以为问题都已经过政治局的审议。

　　如果提交讨论的确系国家生活的重大问题，那么希望全都寄托在政府对问题的

仔细研究上。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极少进行实质性的谈话。用的是另外一句口头

禅：  “同志们做了工作，交换过意见，专家也参与了，有意见吗？”还能有什么

意见呢！谁敢于“插嘴”、提出问题，就会遭到契尔年科的白眼。

　　即使勃列日涅夫自我感觉稍好一点，他也很难密切注意讨论的进程并进行总结。

因此在提出重大问题时，他通常都是第一个讲话，照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念。此后再

进行讨论就有些不大礼貌，于是又纷纷插话：“同意列昂尼德·伊里奇的意见……

应当采取……”有时勃列日涅夫自己补充说，草案中有哪些东西遗漏了，哪个地方

应更加突出。大家异口同声、高高兴兴地表示同意，讨论到此结束。

　　只有批准年度计划和预算的政治局会议算是例外：时间较长，讨论热烈。因为

这里事关所有照看某部门或某地区者的利益。即使在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也是先由

总书记讲话。他念起稿子来颠三倒四，然后开始讨论。

　　发言总是千篇一律。谢尔比茨基讲顿巴斯的主要基地必须进行改造，“否则这

个地区的冶金业和矿井不仅会使共和国的能源工业、而且会使全苏的能源工业处于

下风”。库纳耶夫担心垦荒地的状况、埃基巴斯图兹能源枢纽的发展，要求增加拨

款。格里申说话总是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他也要求多给首都拨款。拉希多夫的话

题也是老一套：中亚地区的片面发展，就业和增加就业机会问题，当然还有灌溉。

　　尽管这些问题全都重要而且复杂，却没有辩论，没有交换意见，没有出现争论。

更不必说从未有过将计划和预算收起来再拿回去返工的情况。说老实话，这一切都

有点像是亵读或者自我欺骗。

　　最后，为了对关于某些问题的决定进行仔细研究，成立了二十多个常设的或临

时的委员会，由它们来起草结论，政治局只是批准一下。这里有中国委员会、波兰

委员会、阿富汗委员会，其他内政外交问题的委员会。它们全都必定在中央委员会

开会，从未在其他地方开过会，这样契尔年科可以监视它们的活动。实际上这些委

员会已开始取代政治局和书记处。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局会议愈来愈没有成效。

　　而这正是可以制止国家生活中许多消极过程并且开始社会的改革的时期。唉！

时间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由于科技革命成就的作用，生产、交通、日常

生活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们从根本上改变着社会生活。结果是，其他国家通

过痛苦的探索逐渐走上适应时代挑战的道路，而我国的体制看似有科学的理论、有

计划的系统的途径和科学管理方法作依靠，却排斥新的思潮，凌驾于普遍的文明潮

流之上。

　　                       勃列日涅夫之死

　　勃列日涅夫去世出人意料。这也许听起来有些奇怪，通过电视，全国都了解他

的身体状况，我们亲眼观察着总书记的整个治疗情况。但是这个过程拖得实在太长，

已经习以为常，没有人想到会很快终结。

　　1982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周年那天，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

主席团主席、总司令和国防委员会主席的勃列日涅夫出席了阅兵式。然后是庆祝酒

会，他致祝酒辞。总之，一切如常。

　　11月10日，我正在接见斯洛伐克代表团。交谈甚欢，这时书记处突然派人给我

送来一张便条，内容是：“安德罗波夫要马上见您。他知道您正在接见代表团，不

过他让您向客人表示歉意，宣布休息，并马上去见他。”

　　我走进安德罗波夫办公室时，他表面上显得相当平静。同时却隐藏着内心的极

度紧张。他以平静的声音对我说，维多里亚·彼得罗夫娜（勃列日涅夫之妻）要求

立即向他通报勃列日涅夫的死讯，并且说正在扎列奇耶别墅等他。此外她不想见任

何人。安德罗波夫已经去过，与恰佐夫、卫队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交谈。是在救护队

到达之前几小时去世的。

　　我们相对无言。然后我说：

　　“也好，老广场的重要时刻来到了。必须作出决定，我认为此事与您本人有关。”

　　看来安德罗波夫此时正心事重重，没有答话。我们的关系使我可以不必拐弯抹

角，而是与他推心置腹，我问道：

　　“你们是否在‘小范围里’碰过头了？”

　　他点了点头。不错，他们碰过头，一致同意推举安德罗波夫。他提到了乌斯季

诺夫、葛罗米柯、吉洪诺夫。未提契尔年科，因此我无法说此人是否参加了这次谈

话。

　　“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说，“您都不能回避。我会全力支持您当选。”

　　当天举行了政治局会议。成立了以安德罗波夫为首的治丧委员会。通过了与为

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葬礼有关的决定。决定紧急召开苏共中央非常全会，并根据吉

洪诺夫的提议，同意安德罗波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候选人。契尔年科将在全会上代

表政治局就此问题发言。

　　坦白地说，勃列日涅夫的去世尽管来得很突然，我们却没有人因此感到震惊或

失去自制力。社会各界也并不认为这是沉重的损失，尽管宣传机关十分卖力，而且

也许正好适得其反。那些日子我们每个人当然都在以某种方式思考未来，思考国家

处于怎样的境地、我们可能有什么样的前景。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当时大部分人都

期待着锐意改革，改弦更张。

　　关于所谓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是个停滞时期，这方面的言论和文章都已不少。

我认为这个评价需要具体化和深化。何况近来原教旨保守势力正试图为勃列日涅夫

主义恢复名誉。目的昭然若揭：试图证明改革毫无必要，将当前社会危机的主要罪

责推到改革倡导者的身上。

　　在政治方面，勃列日涅夫主义不是别的，它对于赫鲁晓夫改革当时国内极权模

式的尝试是一种保守的反动。严格地说来，这种反动在赫鲁晓夫本人当政时已经开

始了，并且导致了他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的行为出尔反尔，自相矛盾。赫鲁晓夫在

屈从于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压力的同时，并不想完全放弃改革的阵地。如上所述，

即使在他后期进行的杂乱无章的改革中，也可猜出他是力图削弱党和国家官僚的无

上权力。这样的领导人为党和国家官僚所不容，他被赶下了台。

　　勃列日涅夫对党和国家精英、军工综合体的情绪了如指掌，他依靠他们并利用

他们的无限支持，实质上推行一条强硬的新斯大林主义路线。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民主的话讲了不少，还大轰大嗡地通过了新的宪法。与此

同时却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斗争：一些人关进监狱，一些人送进疯

人院，还有一些人逐出国境。

　　同样信誓旦旦地说必须搞“节约经济”、市场集约化，加速科技进步，扩大企

业自主权。然而，就连最一般的羞羞答答的1965年“柯西金改革”也受到拚命的抵

制，并中途夭折。关于科技进步的全会年复一年地拖延，始终未能召开。经济沿着

粗放式、高消耗的道路愈走愈远，濒于破产的边缘。

　　在争取缓和国际形势的强大宣传运动的掩饰下，甚至在耗费巨资达到同美国的

战略均势之后，军备竞赛仍在加紧进行。毫不犹豫地扼杀了“布拉格之春”。我国

武装力量在二战之后首次卷人明知必败无疑的阿富汗军事冒险之中。

　　然而，决定对我国政治史上的勃列日涅夫主义的评价的主要之点，则是勃列日

涅夫领导班子在时代的挑战面前束手无策。他们盲目地固守旧教条旧观念，对于标

志着新文明诞生的科学技术中以及人们、国家和地区、整个国际社会的活动和生活

条件中深刻变化的来临，竟然视而不见。对国内的变革设下重重障碍，整个国家走

进了死胡同，注定要长期落后下去并且陷人深刻的社会危机。

　　勃列日涅夫的去世提出一个问题：是否一切都将原封不动，我国社会是否将继

续走向衰落，还是将出现深刻的变化、首先是政治领导人的更新。因为我国是整个

世界结构基础之一，不仅我国公民、而且国际社会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在回首当年的印象时，应当说当年的主要人物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将勃列日涅

夫变成又一位“经典作家”，最伟大的“权威”，借助于这个可以保住他过去的亲

信，并且马上给新的领导人套上死框框。另一种倾向是在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评价

上保持克制，以便为激进改革哪怕创造一点机会。

　　同此前的情况一样，这些倾向并未在当众的辩论或者公开的搏斗中表现出来，

只有经验老到者方可从蛛丝马迹中洞悉一切。

　　葬礼本身，契尔年科手下机关所搞的豪华盛大的仪式，可说均已“达到极点”。

契尔年科11月12日在全会上的讲话也与此相协调。他不遗余力地宣读他的助手写的

那些诸如  “列宁事业最彻底的继承人”、具有一切天赋和美德的杰出理论家之类

充满热情的话语。

　　干部方面的多年一贯制，已成议论话题的领导人老龄化都说成是勃列日涅夫的

伟大成就，是他缔造了如此英明的。高度权威和团结一致的领导集体。至于所谓安

德罗波夫恰恰最好地掌握了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作风和勃列日涅夫对干部的爱护态度

的说法，那么安德罗波夫认为这样的恭维话并不怎么体面。至于说什么坚信安德罗

波夫将会加强勃列日涅夫的集体领导制，其含义再明白不过，等于是说：我们一起

来当家作主吧。

　　社会感觉到国家不仅需要变革，而且已经处在变革的前夜。在这样的背景下，

上述的溢美之词显然是搞得过头了。当时我在安德罗波夫的身边，我看见他意识到

了与“勃列日涅夫时代” 的许多特点划清界限已是势在必行、必不可免。因此他所

担心的是人们对他的“头三把火”能否接受。

　　安德罗波夫在当选为总书记的11月12日全会上的讲话相当克制。其中并无公开

的挑战，就勃列日涅夫去世讲了一些恰如其分的话，仅此而已。在这番讲话后，契

尔年科彻底灰心丧气了，不过应当说，就人道的角度而言，安德罗波夫对他还是十

分宽容的。

　　根据此前很久作出的决定，11月15日要再次举行中央全会，审议来年的国家计

划和预算。安德罗波夫明白，这时他就必须突破既定日程的框框，哪怕为自己将来

的方针划上“着重号” 也好。一致商定全会推迟一个星期举行。

　　                 第七章  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

　　                        送别安德罗波夫

　　1983年夏，美好的期望面临威胁：安德罗波夫的健康状况突然间急剧恶化。病

况与肾脏功能受损有关。此事一段时间里知情人并不多。然而病情急转直下。这在

他的总体自我感觉和外貌上都反映了出来：脸色苍白得极不正常，嗓音嘶哑。以前

他在办公室里接待来人时，总是出门迎接、招呼。如今已不从桌旁起身，只是伸出

一只手来，行动愈来愈吃力了。

　　他不得不接受痛苦的血液透析治疗，开始时每周一次，接着一周两次，后来更

加频繁。治疗时将身子连接到一台净化血液的专门设备上。他的病况已无法隐瞒，

因为在治疗的间歇一些特殊的仪器还留在他的胳膊上，人人都能看见，这些东西就

绑在比手腕稍高的地方。

　　于是机关里有人放出不吉利的话来：“命在旦夕”。一些人纷纷重新活跃起来，

对他们而言，安德罗波夫的病简直成了天赐良机。他们始而在背地里窃窃私语，继

而索性不再掩饰自己的满心欢喜。他们期待着东山再起。在筹备1983年苏共中央六

月全会期间，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

　　召开讨论意识形态问题的中央全会的主张是安德罗波夫提出的。整个社会的政

治、思想和道德状况使他不安，因此他希望中央全会能够转变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式

方法，使之更加富有成效。

　　按照当时的正式分工，负责意识形态的是契尔年科。于是他受到委托起草报告。

而由于有关总书记健康状况的消息已经不成其为秘密，济米亚宁那一帮“意识形态

同伙”也就精神抖擞，团结一致，信心十足，看样子几乎已将这次报告视作“勃列

日涅夫主义”的正式复苏。

　　政治局对报告的起草实际上未加干预。待到分送到手，我才读了一遍，接着便

去见安德罗波夫。我对他说道：

　　“这种事绝对不能容许！25年没有开过关于意识形态的中央全会了，我们拿出

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报告？！”

　　最荒谬的是，通篇报告无论场合是否需要，都示威似地大量堆砌着安德罗波夫

的语录和引文，令人气愤。这样，安德罗波夫的名字和他所推行的方针，便同济米

亚宁那帮人杜撰出来的停滞时期种种清规戒律扯到了一起。公开挑衅--我看就是

这个报告的标记。

　　我对安德罗波夫说，如果他不反对的话，我应当试着同契尔年科谈谈，但无论

谈话结果如何，他都必须出席这次全会。同契尔年科见面时，我严格掌握分寸，向

他表达了我对报告的看法：

　　“当然，报告收集的材料很丰富。但是我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感觉，似乎

缺少将报告内容同我们最近几个月所做的事情挂起钩来的内在逻辑。主要是缺少对

问题的深刻而尖锐的提法。我考虑，要是能把它砍掉三分之一，在符合原则的情况

下集中思想，这样做只会有好处。”

　　唉！说得更有分寸一些根本办不到，我对契尔年科只抱一线希望：至少他会提

出让我参与他的报告的定稿工作。然而事与愿违。

　　“谢谢你看了一遍，”他以全然无动于衷的眼神望着我说。“报告不同的草稿

还多，我选中的是这一份。你的意见我可以考虑。

　　就此结束卅么也没有改变。我的劝告无人理睬。我倒是听到消息，说我的这次

登门拜访被视为很不谦虚，是企图指点和教训他人。我再次向安德罗波夫证实，要

想在一定程度上挽回此事惟有靠他出面了。

　　对1983年6月14-15日举行的中央全会，首先是对契尔年科的报告《党的意识形

态与群众政治工作的若干现实性问题》，人们的感觉是沉重的。那些撰写报告的人

所制造的争论加深了这一印象。发言全都如出一辙：首先一致指出全会提出这个问

题的重要意义，然后继之以宣誓般保证忠于新任领导，拥护以安德罗波夫为首的政

治局，接着再对报告人奉承一番，最后则汇报自己所做的工作（细节略有不同）。

　　契尔年科宣读报告稿的时候，我一直在观察安德罗波夫。随着契尔年科费劲地

将济米亚宁那套烦琐的空话勉强念了下去，安德罗波夫的脸色变得阴沉起来。这时

他把我叫到他跟前说：

　　“休息过后坐到这儿来，由你来主持大会。

　　要想知道契尔年科所遭受的打击是何等沉重，就必须明白此举在当时意味着什

么。休息后他坐在一旁，对大会的讨论充耳不闻。直到第二天让他主持全会会议，

他才逐渐回过神来。

　　我同安德罗波夫交换了意见，并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全会之所以开成这样，

关键就在于契尔年科一伙事先的安排。换句话说，会议未能实现预期的目标。尽管

在安德罗波夫的讲话中曾以集中的形式提出了一些真正的现实问题，但再谈什么意

识形态工作的转变已经没有机会了，未能打破党的活动中极其重要的这一领域的墨

守成规局面。

　　如今回想起来，可以说六月全会就像一条分界线。会后我们重又开始失去动力。

　　9月，安德罗波夫前往克里米亚休假。我定时同他通电话，从交谈中我感到他的

身体好多了。有一天我又给他去电话时，那边回话说他进山去杜勃拉瓦了。

　　我一点儿也没有感到惊奇，因为早在基斯洛沃茨克时我就知道，他对山的喜爱

远胜过海。加之现在医生已不允许他游泳，认为体力负担太大。

　　可是大约两个小时之后，安德罗波夫却亲自给我打来了电话：

　　“你找过我吗？”

　　“是呀，想谈谈工作情况。”

　　“我去‘杜勃拉瓦’爬了两天山。这里很不错，天气简直好极啦。”

　　我从他说话的语调感觉到，他的情绪也好极了，这是很久以来所不曾有过的。

显然，山区的空气，当地的自然环境，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而我当时无论如何也

不会想到，他这样的好心情将永远不会再有了。

　　两三天后才得知安德罗波夫的身体已经糟糕透了。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是

怎么感冒的--所有这些医疗细节，恰佐夫在书中都作过描述。一开始安德罗波夫

被转移到克里米亚的别墅，随后又用飞机紧急送到莫斯科，径直住进了中央临床医

院。于是，一个最折磨人的、各方面都极其复杂的阶段开始了……

　　首先，纯粹从人道的角度而言，我怜悯安德罗波夫。他正遭受着可怕的痛苦。

我与他互通电话，医生允许的时候，也直接去医院。实际上大家都分别看望过他，

有的人次数少些，有的人次数多些2一些人是为了鼓励他，另一些人则是为了再次查

看他的病况如何。10月、11月就这样过去了。除了病痛的折磨，安德罗波夫还增添

了另一件心事：他开始觉察到了高层中气氛的总体变化、不明就里的纷乱和阴谋活

动。

　　由于总书记卧病，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会议由契尔年科主持。偶尔他才让我主持

书记处的工作。我总觉得，吉洪诺夫曾试图自己主持政治局会议，但未获成功。这

原因首先在于安德罗波夫，他尽管病情严重，却并未失去头脑的清醒。

　　不知何故，安德罗波夫还在克里米亚小住的时候，就在电话交谈中要我一定在

定于11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上讲话，权当为争论作个总结。

　　“有必要吗？”我知道政治局的同僚多么妒忌这类事情，便问了一句。

　　“有必要，”安德罗波夫坚持己见。“你作作准备，就按讨论总结去做。我回

来后咱们再议一议。”

　　于是我开始构思这个讲话，对过去九个月的政策和实践的结果进行分析。恰巧

这时古洪诺夫休假归来。他得知我准备在全会上讲话后，立即给安德罗波夫去电话，

声称既然要让戈尔巴乔夫讲话，他也应该讲话。

　　“我能回答他什么呢？”安德罗波在电话上向我讲述了经过。“我就说：你想

讲话，那就请便吧。准备准备，讲话好啦。”

　　“原来这样，也许，他也要作总结？我是不是就不讲了？”我不愿把事情弄僵。

　　“不行，你一定得讲。”

　　在围绕即将举行的全会发生的一阵扰攘之中，出现了某种不祥的微妙变化--

差点儿没进行权力的瓜分。政治局内就此进行的纷纷议论，使人产生一种不愉快的

沉重之感--恰似将一个人活生生地埋葬。安德罗波夫的助手拉普捷夫。沃尔斯基、

沙拉波夫、弗拉基米罗夫的感觉无疑更加敏锐，便向他提供了有关的情报，也许这

一切便惹得安德罗波夫大为光火。

　　12月的一天，我刚跨进办公室的门，雷日科夫便跑来说道：

　　“刚才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来电话了。他的脾气真吓人。一个劲儿地问：

‘这么说，你们在政治局通过撤换总书记的决议啦？’我对他说：‘尤里·弗拉基

米罗维奇，哪能呢，根本没提过这事儿！’可是他一直冷静不下来。”

　　我立即同医生们通话，讲定了第二天他们允许我去见安德罗波夫。

　　我走进病房的时候，他正坐在沙发上，试图绽出一丝笑容。我们寒暄、拥抱了

一番。上次见面以来发生的变化令人震惊，我面前的他已判若两人。他形容枯槁，

浮肿的面庞呈蜡黄色而略显灰白，双目黯淡无光。他并不抬眼望人，显然连坐着也

勉为其难。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让自己的眼睛不致回避他，并设法多少掩饰一点极

为震惊的感情。这是我同安德罗波夫的最后一次会面。

　　助手们几乎天天都去看望安德罗波夫。据我所知，去得最为频繁的是拉普捷夫

和沃尔斯基。中央全会前夕，安德罗波夫接见了应被选为中央书记的利加乔夫。看

来，起草安德罗波大的讲话并将其全文在全会上宣读的主意出自他的几位助手。他

们真的这么做了。

　　实际上，这篇讲话稿的来龙去脉，我是在过了若干年沃尔斯基的回忆录发表之

后才知道的。此前仅仅是些语焉不详的道听途说。主要之点在于，讲话的结尾处本

来还有一个内容：鉴于自己身患重病，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并力求保证对党和国家的

领导不致中断，总书记建议授权戈尔巴乔夫主持政治局工作。

　　全会召开前夕，当安德罗波夫的讲话全文分发给政治局成员、随后又以红色封

面印制分发给了中央委员的时候，其中这段内容和类似的话一概没有了。我本人既

不能证实也不能推翻这种说法。无论是安德罗波夫或契尔年科，还有那个沃尔斯基，

都根本不曾同我谈过此事。的确，谣传已经在机关开始扩散：说有些东西要么被歪

曲了，要么被删去了。

　　1984年前夕召开了中央全会。会议听取了巴伊巴科夫和加尔布佐夫的两个报告。

大家都装着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不过是开个例行的全会而已。会上批准了计划

和预算，增选了沃罗特尼科夫和索洛缅采夫为政治局委员，切布里科夫为政治局候

补委员，利加乔夫为中央书记。在会议的讨论中发言的有吉洪诺和我。

　　这是一场遮遮掩掩的表演。其实所有的人全都心知肚明，我们正面临一次新的

抉择，近期内便不得不再次解决国家领导人的问题。

　　对安德罗波夫的去世我倍感沉痛。国家领导层中又少了这么一个人，我同这个

人曾经那么亲密和持久地联系在一起，我在许许多多方面都要感激他。在多年的岁

月里，我总是向他倾吐自己的思想和疑难。我时刻感受到安德罗波夫那经久不渝的

友善态度。他任何时候都不曾流露过一个老练的早已习惯于决定他人命运的政治领

袖的屈尊俯就之态。我不能说他在我面前全然敞露了心扉，向我倾吐了他心中的全

部。他并不让我窥视他生活中的某些“角落”。或许，这是因为这些东西给他自己

也并未带来特别的欢乐。或许，这也是因为他不愿让任何人受到这些信息的牵连。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从圆柱大厅回到家里，对当天在葬礼上目睹的情景大为震

惊：一些人是悲伤落泪，表现了应有的敬意和哀悼，另一些人的目光中却流露出难

以掩饰的欢欣甚至庆幸的神情。有几位中央书记心情愉快，在同赖莎·马克西莫夫

娜见面时也不隐讳这一点，仿佛急于告诉她：“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简直是一

群厚颜无耻之徒。

　　如果要想对安德罗波夫的生平活动作出评价，那么首先必须明确区分两个领域

和两种概念：第一，作为现实政治家的安德罗波夫，第二，“安德罗波夫现象”。

非如此不足以避免混淆不清、言过其实抑或扭曲变态，而且会很严重。

　　何谓“安德罗波夫现象”？就是一种期待和盼望新领导上台开始出现好的变化

的普遍气氛。也可以说就是对那些在人们头脑中与“勃列日涅夫主义”有关的负面

现象的拒绝与排斥，就是对改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坚信不疑。

　　安德罗波夫不负众望。首先作为一个人，他个性鲜明，气度恢宏，天赋极高，

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他坚决反对一切与“勃列日涅夫主义”有关联的东西，诸

如：任人唯亲，明争暗斗，阴谋诡计，行贿受贿，道德败坏，官僚主义，经营不善，

纪律涣散。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他斗争的对象，这也是对人们期望的回报。

　　如果说厌弃官僚习气、对达官贵人持批判态度等确实已深深植根于我国民众之

中的话，那么，勃列日涅夫执政晚期所出现的过程就更加剧了这类感情。因此，安

德罗波夫在这些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即使有时有些过火，人们都能够接受，他们希

望各种丑恶行径最终能得到遏制，希望脱离人民的人将对一切承担责任。

　　换而言之，他的所作所为被视为普遍的更深刻的变革的开端。于是这里就出现

了一个主要的问题：如果安德罗波夫命不该绝，他会更进一步，踏上一条激进的改

革之路吗？我认为不会。

　　有些与安德罗波夫相去甚远的人说，似乎他在走上总书记岗位之前很久，就已

经对体制改革的种种设想作了周详的考虑。据说为了这个目的，他便一步步向上爬，

不断对自己的信念和良知作出了种种悲剧性的妥协，以免他在尚未达到目的地的途

中被扼杀。

　　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说他意识到了变革的必要性，这是对的。他也明白，如

不进行变革这个体制本身将面临灭顶之灾。但安德罗波夫毕竟是一个仍然停留在他

所处时代的人物，属于未能挣脱旧的思想和价值观念樊篱的那类人。

　　我常想：他可是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了解斯大林的种种罪行，但从来不曾提出

过这类问题。他识破了勃列日涅夫一心想让斯大林的形象及其社会结构模式一并复

活的企图，却甚至没有试图对此加以阻止。他在匈牙利事件和捷克事件阿富汗战争

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在与“异端思想”和“不同政见”所作的斗争中呢？

当时人们只要试图提出关于自由和人权的问题，便会被视作刑事犯罪。

　　显然，多年在克格勃工作的经历以及这项工作的特点，给他个人的整体面貌、

生活观念打上了烙印，使他变得事事多疑，并在一定程度上注定了他必须为这个制

度效劳。

　　安德罗波夫不会去搞激进的改革，赫鲁晓夫当年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也许这

正是他的幸运之星作出的安排：他尚未碰到在他前进途中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并将引

起他的失望和对他的失望的问题，便与世长辞了。

　　我想说明，对安德罗波夫的种种鉴定，包括我上面的鉴定，至今还相当粗略，

很不全面。他担任克格勃主席的15年在他的一生中颇显复杂而重要，在对这点尚未

进行深人的研究之前，也只能是这样评说了。卢比扬卡①高墙后面的许多内情仍然

是秘而不宣的，包括对我这个党和国家的前任首脑。而不了解其就里，便很难判断

今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安德罗波夫身居权力顶峰的时间是短暂的，但这段时间却给人们以希望。那些

将我同他联系在一起的所有往事，将永远留存在我的记忆之中。我永生永世都不会

忘记基斯洛沃茨克市郊的那个夜晚：繁星满天，篝火熊熊，安德罗波夫露出一副沉

人幻想而又愉快开朗的神情凝视着火光。磁带录音机中飘出那首尤里·维兹博尔演

唱、安德罗波夫特别喜欢的调皮小曲：

　　谁希冀边玩意儿？谁都不希冀。

　　谁必得干这事儿？谁个都不必。

　　                   契尔年科：病夫充当大国首脑

　　安德罗波夫的继任者这一角色最合适的人选，我认为当首推季·费·乌斯季诺

夫，尽管当时他已经75岁高龄。

　　为什么呢？在我看来，他或许是唯一能够继续执行安德罗波夫政治路线的人。

他俩是亲密的朋友，因而他可以坚持和发展安德罗波夫在最高领导岗位任职15个月

期间开始的各项改革。此外，乌斯季诺夫在党内和全国都享有巨大的威望。

　　既然没有发现别的可供选择的人，我便为乌斯季诺夫“按按钮”。有些人已不

能、另一些人尚不能担当起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重任。而乌斯季诺夫可以卓有成效

地工作若干时间，同时在政治领导层中物色好新的接班人。

　　后来我才得知，当时也并未排除推举我做候选人的可能。这个消息通过两条渠

道传到我的耳中。

　　在安德罗波夫下葬后的次日抑或是第三天，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去别墅看望了

他的夫人，希望从精神上给这位遗孀一些抚慰。塔吉扬娜·菲利波芙娜当时正卧病

在床，却情绪激动地坐了起来，高声地哭诉着说：

　　“为什么要选契尔年科呀？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干？！尤拉希望的可是来哈伊尔

·谢尔盖耶维奇”啊。”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安慰了她一番，设法打断了这个话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与

前面提到的机关里的那些传闻相互印证，当时传说总务部对安德罗波夫在十二月全

会上的讲话作了一些修改。

　　另外，共事多年的一位同僚向我转述了他同当时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的M．科尔

尼延科的谈话内容。那位副部长援引了葛罗米柯的话说，安德罗波夫刚刚去世，葛

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吉洪诺夫和契尔年科便在“小圈子”里碰头，但关于新总书

记候选人的事似乎并未能谈妥。对这个问题，好像乌斯季诺夫声称应当由政治局集

体作出选择，至于他个人的意见，他准备推荐戈尔巴乔夫。

　　实情是否如此，我就不得而知了。还有一些情况可资佐证。

　　“小圈子”的会谈是在中央委员会总务部一位副部长的办公室里进行的。谈完

后契尔年科继续呆在办公室，而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和吉洪诺夫来到外面走廊上。

助手和贴身警卫们正在那里等候他们，受好奇心驱使，连日来这些人的鼻子简直伸

得长极了。总算他们运气不错，吉洪诺夫耳朵有点儿背，所以像所有的聋子一样习

惯于说话比常人声音大一些。据目击者说，当时他突然发话，嗓门很高，引得走廊

里所有的人都回头看他，说的是：

　　“我认为咱们总算做对了。米哈伊尔还年轻。也拿不准他在这个位置上会怎么

干。科斯佳嘛。正好合适。”

　　我再说一遍，这些传闻中哪一种更接近真实情况，这伙人在“小圈子”里是否

就契尔年科做候选人达成一致意见，我至今也不清楚。不过，关于安德罗波夫和乌

斯季诺夫瞩望的是我这一点，事情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乌斯季诺夫曾亲自对我表白过。

为什么是另一种结果，他并未加以解释。而我呢，自然从来也不曾就此事追问过他。

　　不管怎样，新总书记的选举经过极其简单，我甚至想说是枯燥乏味。吉洪诺夫

非同寻常的积极性决定了一切。契尔年科一宣布开会，吉洪诺夫为了防止乌斯季诺

夫突然发难，便立即要求就“会议程序”发言，并一鼓作气提议选举康斯坦丁·契

尔年科为总书记。

　　可能乌斯季诺夫是想等着契尔年科表示推辞，自动放弃候选人资格，因为他比

旁人更了解自身的健康状况，并且应当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承认，领导国家根本不是

他所能胜任的事情，正如俗话所说，他“就那么两下子”。然而这种事情根本没有

发生。在类似的场合表示“反对”，不符合这个政治局的传统。于是全体同意吉洪

诺夫的建议，投了“赞成”票，其中包括我自己。借口也是现成的：“最重要的是

别出现分裂”。

　　“科斯佳，这样正好，”仿佛吉洪诺夫曾如是说。此话可以这样理解：有希望

了，下一任总书记完全可能就是他吉洪诺夫了。但对社会而言，即便国情特殊，契

尔年科这种人出任一个泱泱大国的领袖一角也着实令人震惊。咳，另外随便换个人

也好哇，哪怕略为有生气点儿呢，哪怕稍稍年轻点儿呢，可是偏不……

　　政治局会议之后以及随后的几天里，乌斯季诺夫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沉默少

言，落落寡合；而他向来是以性情开朗、乐观愉快著称的人，很难使其一反常态。

在中央全会上我也目睹了另一些角色：有的人早就该退休了，有些人已经退休，但

是依然留任中央委员。他们仿佛从一场惊恐中、从安德罗波夫新政中恢复了元气，

振奋精神，满怀憧憬：他们的好时光即将重来，那么太平，那么“安定”，换而言

之，一派“勃列日涅夫景象”。

　　如今在总书记任上究竟是何许人呢？堂堂一个大国，它的领袖原来不仅身体衰

弱，而且重病在身，实际上已成残废。这对任何人都不成其为秘密，凭肉眼便可以

一望而知。他弱不禁风、呼吸困难、气喘吁吁（身患肺气肿），根本无法掩饰。曾

在安德罗波夫葬礼上陪伴撒切尔夫人的那位医生，不久便公布了对契尔年科寿数的

预测，后来误差只有几周时间。

　　契尔年科与勃列日涅夫朝夕相处，善于察言观色，终于成了勃氏的亲信，也可

说是影子。我已经谈到过，他的影响力也在于他为树立勃列日涅夫偶像立下了汗马

功劳。契尔年科最强有力的工具无疑是实际上主宰一切的党中央机关。很难解释，

他这么一个文静寡言、与世隔绝的典型的办公室官僚，哪来那么多好大喜功的计划。

我想，这可能是前面提到过的“秘密小圈子”成员促成的，这些人企图通过这种方

式实现自己心中的种种奢望。

　　谈到契尔年科得以登上总书记宝座的原因，不可忘记政治局里一条根深蒂固的

陈规所起的作用：领导人中的第二把手几乎是自动地成为第一把手。契尔年科1984

年2月14日在安德罗波夫的追悼大会上以新身份所做的首次讲话，给人留下的印象是

沉重的。它使我们每个国人，使外宾感到悲哀。契尔年科注定会让人们产生这种感

觉。

　　情况很快就清楚了，尽管中央意识形态部门为宣传“总书记形象”作了极大的

努力，社会各界却并未真正认可他。他个人才具的局限、政治和国务活动经验的缺

乏、对国家现实生活了解的肤浅、意志的软弱，这一切都是有目共睹的。

　　1984年4月，契尔年科作出效法和继承安德罗波夫道路的姿态，访问了莫斯科镰

刀和锤子冶金厂，同工人们会面。但是这次接触并不成功，相反，会见倒成了火上

加油。他在人群中特别难受。我们目睹了这一切，简直无法容忍。

　　安德罗波夫之死和契尔年科之当选总书记，在反对一切变革的人当中产生了新

的希望。他们已不再伪装，加紧对契尔年科施压，力图与安德罗波夫的创新以及他

的工作风格一刀两断。

　　最先对此有切身体会的是安德罗波夫的拥护者，其中也包括我。对我而言，这

并非突如其来之事。早在1983年安德罗波夫健康急剧恶化，我就听说这伙人已忙于

搜集给我抹黑的材料，连行政机关也加入了“猎捕”的勾当。我后来成为总书记之

后，方才得知此事的详情。

　　因此我对这类阴谋早有心理准备，知道他们正在设法实现蓄谋已久的将我搞掉

的计划。这也反映了“主角们”的意向，政治局刚刚头一次开会谈到政治局和中央

书记处的责任分工问题时就已表露无遗。

　　不出我之所料，吉洪诺夫发起了进攻：

　　“我不明白，干吗我们一定要让戈尔巴乔夫来主持书记处，”他以相当不客气

的方式说道。“谁都知道，他现在所从事的是农业工作。我担心书记处会被搞成农

业问题审查处，并且会被用来压制其他工作。难兔会发生这种偏向。”

　　我只是会在那里听着，一言不发。

　　乌斯季诺夫反驳了他的意见，说戈尔巴乔夫早就在领导书记处的工作了，并没

有发现什么“偏向”。未能做到马上否决。于是格里申和葛罗米柯对这个问题的解

决采取拖延战术，实质上支持了吉洪诺夫。但最重要的障碍（乌斯季诺夫）岿然不

动。契尔年科试图坚持某种意见，讲点儿什么，但萎靡不振，有气无力，空洞乏味。

我当即有一种感觉：这一幕表演的角色是事先早就分配好的。任命我主持书记处的

决议一直未获通过。

　　事实上我却仍然在继续领导书记处，并同时让新任总书记时刻了解各项工作。

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党内的，经济方面的，意识形态范围的。

书记处发挥的作用愈大，工作上对干部的要求愈高，便愈加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不

单是吉洪诺夫，而且还有外交部，尤其是总书记的一帮爪牙。

　　吉洪诺夫持续不断地以令人佩服的顽强精神奉行削弱书记处的方针。他力图讨

好利加乔夫，不过这样做未必会有很大的效果。至于多尔吉赫，吉洪诺夫则利用屡

试不爽的方式加以拉拢，在某些场合当面称其为自己未来的接班人。现在多尔吉赫

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位总理辖下的各种没完没了的会见和谈话中度过的。

　　无论如何，不到三个月时间，在党内特别是中央，在莫斯科，人们都“感觉”

到了书记处的存在。有些人想方设法跻身会议，另一些人却生怕置身其间。吉洪诺

夫暴跳如雷，横加指责，千方百计给我们的工作没污水。

　　在这段对我来说非同寻常的日子里，我切身体会到了乌斯季诺夫的支持。我俩

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了。我不能不指出利加乔夫当时对我工作和精神上的支持。我

同雷日科夫一道卓有成效地做了许多工作。即便同济米亚宁也都能协同解决各种问

题，他常来找我。

　　一句话，我感到信心十足，在某种程度上能以哲学家的态度对待一切，我已不

再提起我在书记处的身份必须由政治局决议认定的问题。我遵循自己一条早已有之

的原则：生活终将安排一切各归其位。

　　                        契尔年科之死

　　寿终正寝之日飞速地无可避免地日益临近。再也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但需要

想方设法哪怕维持一种假象，以表明那位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

团主席在政治生活中依然存在。

　　契尔年科不必说工作，连说话和呼吸也很困难，我见到他时不止一次地生出种

种疑问：究竟是什么阻碍他辞去工作以便关注自己的健康？是什么迫使他肩负起领

导国家这副力不从心的重担？

　　答案未必一看便知。

　　是呀，一个人被剥夺了权力（就个人意愿而言，我们谁也不想放弃权力），正

如任何一个被免职的人一样，说轻点儿，当然内心会感到很不舒服。

　　但是，简单地说“人性脆弱”是不够的。问题的实质更加深刻。社会未能掌握

必要的信息以进行选择。要是全社会都了解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的真实状况，得

悉将近10年之久为国家掌舵的人竟然工作起来体力不支，那又该当如何讲过这种了

解本身还毫无意义。因为我们国家并没有权力更迭的正常的民主机制。体制在这方

面迄无规定，体制按照自己的规律在运转，于是一个病人膏盲、甚至智力欠缺的人

也能高踞于权力金字塔的顶峰。向来谁也不敢否定这种秩序，可是突然之间，由于

某些政治领导成员，首先是格里申的努力，这种弊病多端的做法一下子暴露无遗，

其种种丑态展现在全社会面前。

　　我指的是1985年2月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选举活动期间所发生的事情。根据多

年的传统，选举前夕举行了政治局委员在自己的选区与选民会见的特别仪式。以前

我从未见过这种争夺讲话先后次序的情形。人人都想排到最后，恰好在总书记之前

演讲，因为通常认为你越是靠后与选民见面，你在党内的级别地位越高。如果你在

次序表上的排位倒数第二，那就意味着你很可能距离总书记一职仅差一步之遥，而

总书记总是最后一个讲话的。

　　选举定于2月24日进行。候选人与选民的会见即将结束。由于契尔年科无法前来

参加会见，取消会见又不可以，我们便在内部商量，如何以最小的政治代价解决这

个问题。我认为应当帮他写一份书面讲话，再由选举委员会组织一次集会，在会上

宣读他的讲话。既然事情关系到总书记，集会上便必须有中央的代表出席。

　　令我大感意外的是，格里申突然插手此事，单独跑去同契尔年科谈话。这已经

超出了公认的道德标准范围，而且显然谈了些什么名堂。无论如何，他是开始了一

场极不光彩的政治阴谋活动，因为他断定合适的时机已经到来，机不可失。

　　毫无疑问，格里申并非单枪匹马地行动。部分领导人，首先是那些认为“必须

阻止戈尔巴乔夫”的人，对他相当赞赏。他尤其寄希望于契尔年科身边那些人，因

为这伙人都明白必须准确无误地选择投靠对象，以便总书记逝世后他们依然能顺风

顺水。正值这个时刻，知识界中的一部分人，尽管为数不多，也着手“描绘”一幅

精彩迷人的格里申肖像。

　　格里申明白无论如何也无法避开我，因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工作事实上是在我

的领导之下进行的，于是他给我打电话说，他受契尔年科之托，准备组织集会并代

为宣读讲话稿。我并没有给契尔年科去电话，而是向他的助手们询问了此事，这些

人也证实了格里申转述的总书记意见。

　　2月22日，格里申利用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权，将与选民会见集会的控制权

抓到自己手中，并宣读了契尔年科的讲话稿。我同利加乔夫、葛罗米柯、济米亚宁、

库兹涅佐夫等人一道坐在主席团里，坦白地说，对自己参与了这出闹剧感到十分难

过。而格里申以他特有的干巴乏味、令人厌烦的语调一个劲地念稿子，还力图装出

副慷慨激昂、热情奔放、才华横溢的模样。眼前这一切情景，隐隐蕴含着某种荒诞

不经的东西。我不能表示异议，因为这是契尔年科本人的意愿，他的最后一个愿望。

　　归根到底，这种事毕竟还可以忍受。但是根据格里申的意图，刚刚结束的还仅

只是这场悲喜剧的第一幕。下面还有两幕：对契尔年科进行投票和授予他当选俄罗

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的当选证书。

　　2月24日，人们将投票箱搬到他医院卧室隔壁的房间，布置得使人看不出投票是

在什么地方进行的，契尔年科强扶病体起得床来。穿好（抑或别人替他穿好）衣服，

然后面对电视摄像机投了票。按照格里申的说法，最主要的意义在于以此表明总书

记还有能力投票。

　　那些自诩为契尔年科的贴心人、其实只是念念不忘一己私利的家伙们，以厚颜

无耻的封神仪式向他授予代表证书，亲临现场的有格里申、总书记助理普里贝特科

夫和莫斯科古比雪夫区党委第一书记普罗科菲耶夫。

　　更有甚者，还为他拟好了一份稿子，必须由他这个行将就木的病夫照稿宣讲。

直至如今，我眼前依然呈现出一副怄楼的身影、哆哆嗦嗦的双手、号召守纪律和忘

我劳动的硬咽失声的嗓音、从手中纷纷掉落的一页页讲稿。我还知道，他自己也跌

倒了下去……又被恰佐夫伸手托住了，不过这个片段当然不会播放出来。

　　所有这一切做法之所以成为可能，是不顾恰佐夫的坚决反对、但经契尔年科本

人同意甚至渴望如此的结果，而怂恿契尔年科的则是格里中和他的亲信。这件事发

生在2月28日，而3月10日契尔年科即已不在人世了。

　　我刚刚下班回到家里，立即响起了恰佐夫报告契尔年科死讯的电话铃声。接完

电话我马上与葛罗米柯、吉洪诺夫。博戈柳博夫取得联系，并确定在晚上11点召开

政治局会议。

　　依照与葛罗米柯事先的约定，我俩在开会前20分钟左右会了面。

　　现根据记忆引述当时的对话如下：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我们应当共同努力，这个时刻责任重大呀。”

　　“我想，事情是明摆着的。”

　　“我考虑，我和您现在必须相互配合才好。”

　　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其他成员开始陆续赶来。

　　我宣布开会，通报了所发生的事情。全体起立默哀。大家听取了特邀到会的恰

佐夫的汇报。他简要地讲述了契尔年科患病的经过和去世的情况。我说必须草拟各

种文件，召开苏共中央全会。

　　就这么决定了。委派利加乔夫、博戈柳博夫、索科洛夫负责确保中央委员们按

时抵达莫斯科，可以动用交通部和民航的力量。

　　组成了治丧委员会，其中包括全体政治局委员。涉及谁担任委员会主任的问题

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故障。这里应当说明的是，已去世的总书记的治丧委员会主

任照例都是推选未来的总书记担任。这时格里申突然说道：

　　“主任的事干吗要拖延呢？明摆着的事情，就选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担任

好啦。”

　　我提出不必着急，中央全会定于第二天下午5点开会，而政治局的会是在下午两

点。大家都有时间（整整一夜外加半个白天）全面考虑，仔细斟酌。到时候我们先

在政治局定下来，再把意见带到全会去。

　　就这样决定了。从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抽调的工作人员纷纷火速赶到。成立了几

个草拟文件的小组。同梅德韦杰夫。雅科夫列夫、博尔金商定了我在中央全会上讲

话的基本构想。做法是：立即向全社会和全世界表明我们的态度。

　　                      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

　　我回到家里已是将近凌晨4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一直等着我。我和她来到别

墅外面：从定居莫斯科的第一天开始，重要的谈话我们就从不在住宅和别墅里进行。

我们沿着花园小径久久漫步，对所发生的事情和可能的后果作了认真的分析。

　　现在已经很难详细回忆我们的那次谈话了。但那天夜里的最后几句话却记得清

清楚楚：

　　“你很明白，我到这里来是希望和相信能干一番事业，但眼下办成的事情却不

多。因此，如果我真想改变现状的话，就应当接受那个建议，当然，要是再有人提

出来的话。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

　　清晨将近。新的、真正决定命运的一天即将破晓。

　　早上利加乔夫来电话说，各地的第一书记一个接一个来找他，简直是对他轮番

发起冲锋，一再追问政治局对未来总书记一事的意见如何。我驱车前往中央委员会。

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即将召开。

　　直至如今，有关那次政治局和中央全会的各种谣传仍在广泛流行。其核心集中

到一点，即似乎当时爆发了一场真正的争吵，提出了几个总书记候选人，可是从政

治局会议直至中央全会，始终什么也没有谈拢。所有这一切纯属天方夜谭、无聊臆

测，绝无其事。有关情况当事人一清二楚，其中许多人至今依然健在。

　　的确，鉴于契尔年科健康状况的急剧恶化，有关接班人的问题一直在酝酿讨论，

也有人瞅准目标，不断试探自己的机会。在那些日子里，单是这种事已经够党中央

机关忙活的了。

　　至于说在领导成员内部形成了一些派别，那倒是事实。

　　也有一些人不乐意要戈尔巴乔夫。总书记逝世前不久，当时掌管克格勃的切布

里科夫有一次向我透露了他同吉洪诺夫谈话的内容，吉洪诺夫企图说服他不要同意

选我担任总书记一职。使切布里科夫颇为惊讶的是，除我之外没有再提到任何人。

　　“难道他自己觊觎这个位子吗？”切布里科夫心想。

　　当时对我不怀好意之人不可能不了解民心所向和各地第一书记的态度。他们的

决心越来越坚定，不容许政治局再次将一个老迈多病或较弱无能的人推上最高岗位。

　　州委第一书记中的几批人前来见我，要我采取坚定的态度，担当起总书记的责

任。其中一批人还声称，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组织核心，他们不准备继续允许政治

局在解决这类问题时无视他们的意见。

　　乌斯季诺夫已经不在了，不然就可以指靠他的支持了，就连葛罗米柯对我的态

度也出现一些新的嫉妒性的成分，尤其是在我的英国之行以后。安德罗波夫还在世

时，为了使葛罗米柯高兴，就让他当上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仿佛是赠送自己的

朋友和伙伴一份礼物。当时葛罗米柯在克里姆林宫有办公室，在斯摩棱斯克广场拥

有一座官邸。安德罗波夫身边的人开始议论葛罗米柯对权力的贪婪和巨大的虚荣心。

　　说起来很有意思，在制定外交文件和声明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出两条路线。一

条从党中央国际部经过亚历山德罗夫通向契尔年科，另一条是外交部的。第一条路

线包括邀请对手进行谈判、寻求协议、放宽限制和改善关系。第二条路线则较强硬，

可说是钢筋混凝土一块。葛罗米柯公然向契尔年科施加压力，在同国外代表团会谈

时往往打断或不礼貌地纠正契尔年科的话。他明目张胆地对外交领域实行垄断。顺

便说一句，我访问英国后他产生不满正是这个原因。

　　我事实上处于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领导地位之后，便一直不容许外交部的活动不

受监督。后来我才知道，促进我和葛罗米柯相互谅解的一系列活动突然产生了作用。

参与其事的有葛罗米柯的儿子阿纳托利，以及克留奇科夫。一度同克留奇科夫关系

密切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向我讲述了全部经过。葛罗米何对他们的想法作出了

反应，似乎经过一番考虑之后改变了对某些事情的看法。

　　再说3月10日当时的事。直觉告诉我，一宿加上半天会使事情朝着需要的方向发

展的，党中央得到的信息也证实了这一点。来找利加乔夫的是党内领导干部，找雷

日科夫的则是另一系统的人--各部部长。

　　我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对谁，即使是对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我都不曾明确

地说过“是”或者“不”。为什么呢？我必须彻底摸清情况。我完全明白涉及的是

何等样的事情，国家现在处于何种境地，应当如何对待负责干部。所以如果我能通

过，所获得的也只能是人们常说的百分之五十加一票或者类似的情形；而如果选举

不是普遍意愿的反映，我将无力解决已经出现的种种难题。坦率地说，要是政治局

和党中央就这个问题发生争论，我就会取消自己的候选资格，因为对我而言事情已

经很清楚，我们应当像意大利朋友说的有很大进展。

　　下午2时，我坐到了主持人的席位（最近一段时间这是我惯用的座位）上宣布开

会，并说我们应当以政治局的名义向中央全会提出关于总书记人选的建议，因为已

经具备进行全盘考虑和衡量的可能了。

　　葛罗米柯立即起立提议我为候选人，并扼要地说明了一番理由。某些看法与随

后他在全会上的话大体相同。紧随他发言的是吉洪诺夫，表示完全赞同，并说事实

上我们已经是这样开展工作的了，理应把这个建议提交给全会。

　　谢尔比茨基没有参加政治局会议。他当时正率领议会代表团访问美国，回国时

已经快开中央全会了。与他同行的阿尔巴托夫证实，谢尔比茨当即决定回国并坚定

地表示准备支持戈尔巴乔夫。我想他作为一个讲求实际的人，明白他的机会已经失

去了。

　　下面就该开中央全会了。同事们个个都在打探中央委员会里的情况，从与他们

交换意见的结果来看，已经很明显，中央委员们的意见对我的当选极为有利，这种

人心所向的情形使得任何争论都已经绝无可能，任何别的方案都毫无希望。

　　全会5点钟开始，我立即感受到了全场支持我的气氛，在葛罗米柯讲话之后这种

气氛更为强烈，他受政治局委托向全会提出了我作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职候选人

的建议。他讲话时并无书面讲稿，给人留下了即席致词的印象，因而显得特别真诚，

具有强烈的激动人心的力量。这是一席经过深思熟虑、仔细斟酌的讲话，由于它同

与会者的情绪和谐一致，其作用就进一步得到了增强。

　　当时我不禁心潮激荡：以往我从未听到过对我如此赞许的言词，如此崇高的评

价。

　　全会的整个情况，宣布我的名字时爆发的鼓掌欢呼，中央委员会选举我为总书

记时的齐心一致，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我和我最亲密的同事们的做法是正确的：事先

我们交换意见后决定，在我向全会的致词中应当立即郑重宣布我们的战略性立场和

构想。当时人们全都期待着，想听听新的苏联领袖究竟会讲些什么。

　　我凭直觉意识到了这一切，便决定在不脱离告别契尔年科这个基调的前提下，

有必要在我一上任的头几次公开讲话中就说明我的原则立场。这是形势的要求。

　　在全会上我强调指出，党的二十六大所制定、其后历届中央全会所遵循的战略

路线仍然有效。这是一条加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完善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一条路

线。

　　我得承认，在这个论断中我有意地保留了一点儿牵强附会之处。援引二十六大

是遵守游戏规则之必需，但政治路线主要是后来形成的，并非单单始于代表大会。

也没有提到发达的社会主义，而只谈加速社会经济进步，以适应新的观念。

　　当时已经强调了一个主要思想：足以保障加速的途径只能是将国民经济转移到

集约化发展的轨道上来，短期内使科学技术处于最先进的地位，劳动生产率达到世

界最高水平。为此必须坚持改善经济机制和整个管理体系。

　　谈到经济任务时，指出了要更加重视社会政策，完善和发展民主，培养社会意

识。

　　也没有回避秩序、纪律、法制等问题。强调了党的、苏维埃的、国家和社会的

各类组织工作的公开性。

　　至于外交政策，则声明继续奉行和平与进步的方针。我们的立场阐述得极其鲜

明：“我们希望停止而不是继续军备竞赛，因此建议制止扩大核储备；停止进一步

扩充导弹；我们希望切实地大规模地削减现存军备，而不是建立更加新式的武器系

统。”

　　涉及苏共方面，指出党是一种力量，它能团结全社会并促使其发生巨大的变革，

而变革确属势在必行。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应当筹备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

以批准新的党纲和制定2000年前的远景规划。演讲结束时表示坚决相信，我们一定

能够充分地显示出社会主义的创造力。

　　以上便是我1985年3月11日在苏共中央紧急全会上讲话的主旨。就其实质而言，

它乃是我们的信念，也可以说是初步的行动计划宣言。

　　这些想法并非我心血来潮一下子产生的。许多想法在此前的历次讲话中已经提

到，其中有1983年中央十二月全会。1984年12月意识形态会议、1985年2月20日俄罗

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选举莫斯科市基辅选区会见选民大会上的几次讲话。

　　在中央全会上的几次讲话已经是着重强调更加明确的一些论点，问题提得比以

往更为尖锐。最主要的想法是让全社会意识到，我们正面临严峻的抉择，面临势在

必行的深人改革，而我们在这方面的意图是坚定不移的。

　　至于对外政策部分，我并未超越自己最近一个时期提出的问题范围，不过调子

有所不同。这也是有意为之的做法。直说吧，这里要洋溢出一片爱好和平、欢迎对

话的气氛。

　　读者会想：那么，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3月的那些日子里究竟讲了些什么特别的

东西呢？不错，从今天的角度出发，这一切自然都可以看做老一套。但这是从今天

的角度看问题。当你了解到一切正是从那里发端的时候，对它的评价就会全然不同

了。

　　我当时希望，我所提出的一切能引起反响。对内政策问题以及整个演说都得到

了中央全会的支持。人们对此并无隐讳。也许，这是多年来第一次感觉到毫无造作

的热情气氛。

　　讲话中对外政策部分的提法同样不无回音。当前来参加契尔年科葬礼的外国代

表团按照惯例发表简短致词的时候，我感到了某种类似逆向运动的东酉，于是明白

自己的话已经被领会了。即便在握手时三言两语的对话也都说明了这点。

　　当时还举行了与“主要人物”的重要会晤。我决定会谈时要有外交部长参加，

结果我们也这样做了。会晤内容丰富，而且次数很多，同布什、科尔、密特朗、撒

切尔都会晤了。同中曾根也进行了饶有兴味的会谈。

　　不到三年时间，一个接着一个地相继去世了三位总书记，三位国家领袖，几位

最显要的政治局委员。1980年底柯西金逝世。1982年1月苏斯洛夫去世，11月则是勃

列日涅夫。1983年5月佩尔谢去世。1984年2月安德罗波夫去世，12月乌斯季诺夫去

世。1985年3月契尔年科去世。

　　这一切颇具象征意义。那个体制本身也濒临死亡，它那凝滞的老人血液已经不

再具有生命活力。

　　我了解所赋予我的是什么样的责任重担。这对我乃是最大的精神负担。

　　当天我回家很晚。大家全都等着我，连早该睡觉的五岁孙女儿克谢尼娘也在内。

我们一家人历来如此，已成习惯。

　　大家都喜气洋洋，心情激动，但也为未来感到不安。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写的

一本书中（原来记在她的日记里）回忆当时孙女儿曾对我说：

　　“爷爷，我祝贺你，希望你健康、幸福、好好吃粥。”

　　结果我真的不得不去对付一锅粥。

　　是啊，岁月如流。日前听到年岁更小的孙女娜斯坚卡几句堪称富有哲理的议论：

　　“爷爷，你瞧：冬天呀，春天呀，夏天呀，秋天呀，就这么样年年转圈儿，总

是一个跟着一个地走。”

　　是啊，时光确乎流逝了……

　　                        第八章  总书记

　　                         “手稿烧不尽”

　　我一生中从来不写日记，但常常使用记事本，历年来已积累了许多册。这是我

的个人工作实验室。1991年12月离开总统的岗位，经历了俄罗斯当局对待我的种种

不礼貌行为之后，我也并未放过事态发展中极为纷繁的种种情节。当时他们决定处

理掉我为数众多的家藏图书中的大部分以及“非头等”重要的文件，其中包括笔记

本。

　　然而，“手稿烧不尽”，并非全部笔记都销毁了。有几本赖莎·马克西莫卡娜

保存了下来，有一本是在切尔尼亚耶夫的文件中发现的。这些难得的劫后余物有助

于追忆那个时期的各种事件和事实，以及许多足以判定改革意图的东西。

　　在切尔尼亚耶夫保存的那本笔记的开头，记的是同莫斯科无产者区居民的谈话，

列宁格勒之行，同工业、集体农庄、国营农场领导人以及学者专家的会见，给政治

局和政府所作的指示札记。有的很简短；有的则较详细，例如就石油天然气工业状

况同多尔吉赫的谈话。库纳耶夫、谢瓦尔德纳泽、谢尔比茨基用电话汇报各自共和

国的情况。吉尔吉斯共产党领导人乌苏巴利耶夫和巴什基尔州委书记沙基罗夫对国

家计划的抱怨。许多页记的是干部问题：解除罗曼诺夫的职务，斯图卡林调任外交

工作，任命科尔帕科夫为黑色冶金部长，批准鲍·叶利钦担任党中央建设部部长。

　　为了说明我担任总书记～职最初数日和数月所做的事情，现照录若干笔记如下：

　　3月：“供与葛罗米柯谈话用；1．关于日内瓦谈判（争取继续谈判）。2．根据

里根来信——给予答复（新的口径）。3．消除各方对签署延长《华沙条约》议定书

的分歧。4．关于《赫尔辛基协定》10周年。5．复信密特朗总统（详复）。6．复信

拉吉夫·甘地（内含会晤的主题。时间——5月底至6月前半月）。7．致函科尔总理

谈秘密联系渠道问题。8．阿富汗。需要有个切合实际的计划。9．致叙利亚总统候

·阿萨德的信。10．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判的建设性方针。11．巴基斯坦——继

续执行既定方针。”

　　还有一段有关阿富汗问题的笔记：“必须逐步调解冲突；同阿富汗领导人（巴

布拉克·卡尔迈勒）会谈关于扩大制度基础的问题；同索科洛夫和阿赫罗梅耶夫商

谈军事方面的问题。十分重要：不得全面放弃阵地。”

　　“1985年3月27日：1．质量。2．向酗酒宣战。3．居民中缺乏保障的部分。4．

用作果园和菜园的土地。5．医疗。”

　　准备同葛罗米柯、切布里科夫、利加乔夫面谈：“1．关于未来的中央委员会

（商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及主席团成员、外交委员会主席的人选；关于罗

曼诺夫；关于党中央主管国防的书记人选）。2．关于外交部长：不限于外交部部内

范围……需要一个政治上的大人物。”

　　关于同《文学报》主编亚·恰科夫斯基谈话的记载：

　　“1．老广场机关脱离了领导层根据新的任务进行宣传的安排（暗示济米亚宁和

斯图个林）。党中央与意识形态有关的各部应当合而为一。2．电视应当改革：存在

着抢新闻的斗争，而我们正在输掉这场斗争。《真理报》应当步调一致。马克思主

义宣传搞得很枯燥，青年人对其失掉兴趣。3、要对历史进行科学和客观的研究：必

须搞清历史，包括我国的现代史。4．如果我们希望新政策获得支持，就应当恢复对

社会主义理想的信念。5．关于文学事业：文学和创作界中宗派主义的泛滥；对过去

的美化。需要支持那些立场分明的人。有发展前途的文学应当与新任务配合一致。

6．不应当拿美国武器吓唬苏联人民。”

　　同尤·鲍·哈里顿院士的谈话：“1．关于进行以核灌注方法获取激光的实验。

2，关于电磁辐射的研究，这种辐射对导弹控制系统可能发生的影响。3．关于用高

速运转计算机紧急装备中央的问题。”

　　即使这部分笔记也可说明，当时我面前真是问题成堆。我已经开始担心全盘政

策的制定会被挤到次要地位，而总书记不得不昼夜听取汇报并作出具体行动决定：

谁来修地铁，如何实现区域土壤改良，何处购置计算机，诸如此类。同时还必须刻

不容缓地着手制定足以防止国家滑向危机并为它开辟光明前景的规划。

　　苏共二十七大

　　1985～1986年之交，全部身心都投入了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反复思考其“最高任务”。三四月间所取得的突破以及紧随其后在国内外政策中所

采取的一些步骤，得到了全社会的支持。我在全国各地的巡行、同华沙条约领导人

的多次会见、出访法国、同里根和其他外国领袖的谈判，在日程表上增加了许多新

的任务。1986年元月，我们公布了2000年前的裁军纲要。现在需要系统地阐述和加

强改革的政治方针，具体说明实际工作的方向。自然还要通过新的党纲；其草拟工

作于10月份完成，经中央全会审查后已公布讨论。

　　按照惯例，总书记在代表大会上都要作总结报告。这次却决定称之为政治报告。

这样就能够摆脱对所做工作进行老一套的分析，集中阐述战略性质的各种问题。

　　将近12月底时报告需要的材料已准备停当，于是新年前夕我动身去皮聪达休假。

当此之时，寒冷而有风浪的大海自有其凛若冰霜的美。阵阵海浪轰鸣着撞击礁石，

浪花飞溅，泡沫翻腾。空气中饱含负离子，仿佛伸手即可触及、重量足以感知，吸

上一口，如饮提神醒脑的鸡尾美酒。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起来可谓惬意之极。

　　新年刚过，我立即将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和瓦利里·博尔金请到皮聪达来。

他们带来了我请科学院几个研究所提供的问题分析，作为工作小组原有材料的补充。

在矗立于海岸边的一栋小楼里，我反复阅读、仔细斟酌，全面考虑了报告中所有的

论点，初步尝试着作出新的评价和结论。

　　报告中关于世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一个整体的结论，具有原则性的意义，

正是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内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实际上，如果承认了这一结论的

正确性，就不能不同时承认将世界分割为相互对立的集团是何等地荒谬。于是，报

告中就出现了下列一些记述：“全面对抗、军事对峙的政策是没有前途的。”“不

仅核战争本身，而且对这样的战争的准备，亦即军备竞赛和争取军事优势，客观上

不会给任何人带来政治上的胜利。”赢得“军备竞赛，正如打赢核战争本身一样，

已经绝无可能”，“为了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国际安全系统”，必须走合作之路。

而在这种情况下，“安全保障任务便是一个政治任务，因而也只能使用政治手段才

能完成”。

　　社会改造与实现四月全会所采取的加快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方针密不可分。并

不是说要来一次革命，而是说要改善这个制度。当时我们相信有这种可能。人们是

如此思念自由，所以就想：只要给社会输输氧，它就会振作起来的。对自由本身的

阐释较为宽泛，其中包括名副其实地而不是装模作样地将土地交还农民、将工厂交

还工人，给企业经营以活动余地，改变投资和结构政策，优先发展社会领域各部门。

人们逐渐认清了（尽管这种思想的表述还不太具体）社会和国家民主化即发展人民

自治制度的必要性。

　　经历四月转折将近一年之后，我们发现改革政策遇到了巨大的阻碍，因而许多

人仍将这一政策视作昙花一现的例行运动。极需排除诸如此类的怀疑，使人们坚信

已经采取的方针的必要性。这样报告中就出现了公开性这一话题。“没有公开性就

不会有民主。”“必须使公开性成为不停顿地发挥效力的一种制度。公开性中央需

要它，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各地同样需要，甚至可能还更加需要。”如今这类“赌咒

发誓”的说法已被视作近乎老生常谈，但在当时却是崭新的政治观点，在激发社会

舆论和人们的积极性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实，公开性即便在目前也仍然有着

不小的现实意义。

　　在起草报告的过程中，对党在社会改革环境中的作用进行了初步的思考。提出

了一些论点，它们后来在1987年一月全会、特别是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得到

了进一步的发展。“党实行政治领导，决定总的发展前景……至于解决具体的经济

和社会文化问题的途径和方法，这就应当赋予每个主管机关、劳动集体和管理干部

广泛选择的自由。”“党要坚决反对将党委的功能与国家、社会机构的功能混淆起

来。”当然，当时谁也不认为这些论断是对政治改革的召唤，但它们客观上正是起

了这样的作用。

　　将近元月中旬时我将报告初稿提交政治局，在讨论过程中第一次体会到意识形

态陈规老套的威力是多么强大。就连我所提拔的一些领导成员，就许多品质而言似

乎都应当属于改革派，但在提到某些意识形态公式的时候，不消说修改了，仅仅是

表达得明确一些而已，这时就连他们也都表现得极其胆怯，争先恐后地急于显示自

己的正统。

　　千万别堕人异端邪说，“千万别惹出乱子”，这就是当时几乎所有的人所持的

念头。他们声称支持新事物，但许多人的意识形态制动器却经常开着。

　　报告初稿讨论完毕之后，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前往扎维多沃。一天之后梅

德维杰夫、雅科夫列夫、博尔金也来到那里，开始了报告的收尾阶段的工作。所提

出的各种问题全都保留了下来，而结构、材料说明等则作了重大的变动。赖莎·马

克西莫夫娜实际上一直和我们呆在一起，倾听并参与了我们的辩论。这时候才发现，

她的社会学研究经验、同高等学校青年打的交道、以至普通的生活常识、女性的直

觉，全都很有用处。可以说她使我们感到惭愧，因为报告中有关家庭和妇女的社会

地位问题显得敷衍应付，是她提示我们怎样处理这个话题更适合些、更放得开些。

的确，我们国家一直高喊口号，说妇女已经取得与男人平等的地位，能够参加国家

的管理，而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情况不仅不如西方国家，连东方国家也赶不上。很抱

歉，我当政时领导层中也没有妇女。叶利钦掌权时也不见她们的踪影。

　　报告快写好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它与新稿苏共纲领（苏共纲领各方面都平淡无

奇）之间在主导思想、分析的深度、论证新的政策方针的准确性方面，都有很大的

差距。只好匆匆进行修改，哪怕仅仅消除两个文件之间最为明显的分歧也好。这些

修改意见已在1986年2月17日的党纲起草小组会议上建议予以采纳。次日，中央全会

即批准了政治报告、新稿苏共纲领和章程的草案以及关于未来数年间苏联经济与社

会发展基本方向的报告。

　　代表大会的开幕日期（2月25日）是不经意地选定的，但是（别具象征意味！）

它正好与二十大30周年纪念日相吻合。我觉得代表们都很赞成这个报告，可是讨论

中历史的惯性占了优势。地方上来的代表，包括一开始就发过言的库纳耶夫和谢尔

比茨基，又离开正题作起了琐碎的自我总结，自然也少不了对总书记颂扬一番，尽

管歌功颂德的时代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列夫·库利贾诺夫和爱华德·谢瓦尔

德纳泽的发言中又响起这种调子时，我便插话请求他们“降低热度”，“不要老提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了”。大会的反应出人意料。看似一件十足的小事，却

正好反映了民心：当即响起了代表们友好的笑声和雷鸣般的掌声。讨论开始有了更

多的实质性内容，大体上具有开始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过渡的特征。

　　部分代表尖锐地批评了国内状况，提出党的前任领导人的责任问题。带有这种

倾向的发言者中数叶利钦最为突出。其他人则以肯定的态度强调前几代人的所作所

为，要求保持政策上的连续性。葛罗米柯大概比任何人都更强烈地表达了这一心情。

但这些不同的立场在大会上并未发生公开的冲突。

　　我认为当时代表中大多是我去全国各地与人们接触中所体验到的那种心态。他

们大致都是这样考虑的：“看看结果如何再说吧。”有人告诉我，意大利共产党领

导人之一让·卡尔洛·帕叶塔，一个目光敏锐、说话尖刻的人，曾不无幽默地指出：

　　“我有个印象，贵党似乎有三位总书记。一位呢，是那个称赞新稿苏共纲领的

人。这是一份完全充斥着以往观点的文献。另一个呢，就是那个做报告的人；这个

报告里已经有了一些针对改革的新颖的思想。最后呢，第三位总书记审查校订关于

那份报告的决议。这个决议里有着相当多的新东西，尽管其中有些地方也会碰到伊

索寓言式的话语，有的地方则对深入改革的必要性认识不足。”

　　这番议论显示了批评的倾向，而这种倾向是从习惯的概念出发的，似乎总书记

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到底有没有这种时候呢？因为社会意识惯性任何时候都存

在，总书记不得不考虑“因循规律”，否则任何革新都不可能进行。可见，问题不

在于“三位总书记”，而在于已产生的“新思维”必须冲破僵化的观念和教条的水

底暗礁。

　　有些人认为群众就像粘土，可以根据随心所欲的主观幻想捏成任何形状；我要

提醒这种人注意陈规陋习的力量。1993年我应主管土地和政治与科学中心的邀请访

问德国期间，又一次遇到了这种情况。一天晚上，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会见了

科尔总理及其夫人，讨论了许多问题。总理在介绍对国内形势的看法时，讲了下面

一段话：“至于东部地区与西部的经济一体化，虽然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并不简单，

但在这方面终究发生意外的情形较少。而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有关的各种问

题则要复杂得多。在东部地区，我们遇到的实质上是另一国人民，这是绝不可以忽

视的。他们至少整整一代人还得过另一种生活，才能与新的政治社会和心理环境协

调起来。”

　　我们称之为苏维埃生活方式的东西，对于几代人而言曾经是一种现实，不可能

不留痕迹地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消失的倒是3亿人民，至少是全体已到懂事年

龄的人。除掉某些不应忘记的公认的正面因素而外，这种生活方式最大的特征就是

将个人贬低为程序化了的巨流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个个体。基本群众实际上根本没有

经济、政治、精神等方面的选择余地，一切都被限定和“安排”在现行制度的框子

里。人们不能决定任何事情，一切都需由当局代他们决定，这种情况到头来就转化

为社会性的依赖心理和社会性的冷漠态度。

　　不错，许多人已经看出了危机日益临近的征兆，对现行社会制度的批判日益强

烈，尽管在搞迫害，却出现了谴责整个体制的持不同政见者。但是也不应当夸大在

斯大林死后曾对改革我国社会采取过一些步骤的那些人“洞察力”的程度。他们始

终是自己所处时代的产儿，不敢越意识形态的雷池一步。

　　二十七大所达成的“一致”对新任领导构成了某种陷阱。改革进程应当迅速超

越大会所通过决议的范围。这就给利用随后的“组织结论”指责改革者为修正主义

制造了借口。要避免这类威胁，只有一条出路：利用中央委员会的威信。按照党内

一贯存在的传统，中央委员会事实上是一个集全部权力于一身的中心，可以采取任

何决定，仅仅在形式上引用一下上届代表大会的各种方针而已。

　　大会于3月6日结束。事不宜迟，我立即召集中央委员会书记和政府成员商讨当

前的工作。当务之急是实行经济分权，这项任务与官僚机关的冲突已经到了短兵相

接的地步。困惑和不满我在党政领导的“决策层”中也有所发现。当时许多人将未

来的改革与切身利益相权衡，琢磨精简多余的机关部门以及与管理机构工作中的人

浮于事、环节重复作斗争的竟会带来什么后果。但是经济机构和企业领导人的立场

使我受到鼓舞。

　　代表大会之后我还会见了报社主编、电视和创作团体领导人——这类接触已经

成了常规。但我最感兴趣的是，生产部门中的情况如何，人们怎样理解大会的决议，

各级干部有何行动。4月初我出发去古比雪夫，即现今的萨马拉。选定这里是因为这

个地区大工业集中：航空、化学、冶金等工业都有，这个州还拥有大规模的农业和

食品工业。还用到哪里呢！当然，也去了陶里亚蒂市的伏尔加汽车制造厂，这是苏

联机器制造业的龙头老大。

　　此行费时三天。第一个感觉是：仿佛时光机器又将我带回了整整一年之前。州

委、市委的书记们依然大声训斥部下，规定了总书记与人民群众接触的“可以允许”

的限度。他们打手势阻止那些在与我交谈时急于讲真话的人，要么就是干脆打断他

们认为不必要的谈话。我想了解真实情况的愿望显然不合地方官员们的口味。同群

众直接交谈使某些人完全失去了自制力，他们试图进行无理的干涉。我不得不当众

加以制止，说此时此刻我感兴趣的不是同他们讲话。我看见这帮官气十足的家伙气

得脸红脖子粗。

　　汽车厂的人们使我感到高兴，他们努力掌握新的经营管理方法，看来，在这方

面他们搞得比其他单位要好。其时当地的冶金厂也正在顺利实现现代化规划。这些

企业的经验表明，头脑灵活、事业心强的人们大显身手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但是这样的企业屈指可数。其余的全都是老样子。当时典型的情景是：群众渴

望改革，领导干部却无动于衷，十足的奥勃莫洛夫习气。我问自己：原因究竟在哪

里呢，是他们不愿改革还是没有能力改革？当然，许多事情都要取决于全苏联或共

和国的高层，可是，就连那些可以就地解决的事情也偏偏不做呀。

　　从去过全国其他地区的同事们的口中，我也听不到让人宽心的消息。全都是得

过且过。改革政策与城市和企业之间的“咬合”暂时还见不到——总的评判就是如

此。信件雪片般飞向党中央，其中大部分充满了因地方当局的无所作为而感到的忧

虑。我的一位斯塔夫罗波尔乡亲在信中伤心地告诉我：最近他怀着改进生产的许多

打算去见国营农场场长，那人却将他赶出了办公室，说：你不要多管闲事。“原来，

党代会开了还是这个样子：竞然不关我的事”。这时，当年在莫斯科大学的同学瓦

西里·米申，现已是哲学博士、教研室主任，从高尔基市来信说：“米哈伊尔，你

要注意，高尔基市没一点儿动静，一点儿也没有！”

　　在4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曾有一场关于改革受阻原因的谈话。大家确认：改

革碰上的绊脚石是庞大的党政机关，他们就像一座座拦河大坝，横亘在改革的道路

上。1985年5月我说过，我们给予所有的人以改弦易辙、采取诚实态度的机会，过去

的一段时间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必须对各级干部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因为问题

已经不仅仅是不甚理解或不够熟练，而是公然的怠工了。我让同事们注意一篇文章，

其内容正好与我们谈话的话题相呼应：“赫鲁晓夫被机关碰得头破血流，现在也会

发生同样的事情。”

　　两天之后我们经受了一场震荡，它让所有的设想在很长的时间内都退居到了次

要地位。切尔诺贝利核事故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是一个最直观可怕的例证，不仅证明了我国技术的陈旧，

而且证明了原有的那个体制已经奄奄一息。与此同时（历史就是这般嘲弄人）这次

事故也极其严重地影响了我们业已开始的改革，直接打乱了全国的生活。

　　现在我们都已知道这场悲剧的规模是何等巨大，还需要做多少工作以安置那些

失去健康、无家可归的人们。

　　事故是从星期五（4月25日）夜间至星期六（26日）1时25分发生的，当时工作

现场只剩下值班人员和进行实验的人员，他们在4号机组作实验：检查反应堆按计划

停止运行期间涡轮发电机组的状况。有关这个核电站出事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已是26

日清晨，是通过中型机器制造部的专线电话传送的。先报告给雷日科夫，他又通知

了我。当天我召集政治局委员，由主管这类问题的多尔吉赫作了通报。他宣布这个

消息时讲得相当平淡，没有让人想到危险的巨大程度。当时决定组成以部长会议副

主席鲍里斯·叶卡多基莫维奇·谢尔比纳为首的政府工作组，立即奔赴出事地点。

工作组成员包括核电站专家、医生和监控事故环境的放射学家。4月26日傍晚即已抵

达现场。苏联科学院和乌拉尔科学院的科学家们也匆匆赶到了切尔诺贝利。

　　工作组从4月27日起不断报告情况，其中附加了各式各样的保留条件，很大程度

上带有初步认识的性质，并不包含任何结论。报告中谈到了爆炸情况，死亡两人，

一大批人住院检查，控制火势的措施，关闭其余3个机组。还谈到爆炸时产生了放射

物质的喷发。

　　4月28日雷日科夫向政治局报告了工作组工作的初步结果。当日晚间据此发布了

电视公告，第二天又见了报。随后根据不断传来的新消息定期发表公告。现在我要

坚决拒绝一种指责，说什么苏联领导人有意隐瞒了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全部真相。当

时我们还不了解事件的全部真相。

　　考虑到此次事故非同寻常，我们在4月29日就已经建立了一个以雷日科夫为首的

行动小组，该小组昼夜值班。小组的记录和关系到工作的其他材料如今都已公布。

　　最初数日，由于仍然没有全面的信息来源，我们只能凭直觉感到这个问题具有

悲剧的性质，后果可能非常严重。极需获得第一手资料，于是雷日科夫和利加乔夫

5月2日飞往出事地点，谢尔比茨基也随同前往。他们访问了灾区，听取了政府工作

组的汇报，同居民们进行了交谈。

　　灾难的规模日渐清晰地显露出来，应当采取什么措施便一目了然。当务之急是

保障群众的安全。除了进行严密的医疗监控之外，还采取了一切力所能及的措施。

医疗救护系统全面行动起来，诊治人数将近百万之众，其中包括20余万名儿童。政

府工作组决定从普里皮亚季市内疏散居民。刚刚编制出放射性污染的初步区域图，

专家们得出结论说不能在那些地方居住，便开始了居民的大疏散，先是从10公里以

内，随后又从30公里以内的地带往外疏散。谁知这件事却异常困难：人们不愿意搬

走，只好强迫他们迁居。5月上旬迁移了将近13．5万人，并对整个地区实行了监控。

　　最复杂的工程和科学问题是反应堆已经毁坏了的那个机组——它存在着随时塌

陷的危险。5月初韦利霍夫院士曾向记者谈到这点：“反应堆的心脏——炽热的活跃

区似乎还悬着。堆面上覆盖着一层沙子、铅、硼、粘土，这就给构件增加了额外的

重量……它还能支撑住抑或会陷入地下？世界上从来没有人处于如此复杂的境地。”

　　也采取了种种措施防止放射性物质经过土壤进入第聂伯河。动用了防化部队，

调集了必要的技术装备，开展了消除放射性污染的各项工作。政府工作组成员足不

出户地工作，随后又改为轮流值周，按照谢尔比纳、西拉耶夫、沃罗宁。马斯柳科

夫、古谢夫、韦杰尔尼科夫、谢尔比纳的顺序分别主持工作组。莫斯科、列宁格勒、

基辅以及其他许多城市的科研所夜以继日地工作，解决了数十个非同寻常的难题。

这个事件实际上牵动了举国上下。在1986年那些忧心如焚的日子里，显示了我国人

民的优秀品质：自我牺牲精神、人道主义精神、高尚的道德情操。许多人请求将他

们派往切尔诺贝利地区，纷纷提供无私的援助。

　　为了消除这次爆炸的后果耗费了140亿卢布，后来又投入了数十个亿。依靠有组

织的种种努力，终于控制了受灾的人数，阻止了事故的蔓延。到7月份提出了“石棺”

的构想，随后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将受损反应堆那个与众不同的防护罩连同监控其状

况的常备系统建了起来。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专家们别无奢求，他们承认：一切力所

能及和必不可少的措施，均已付诸实施。

　　毕竟……我认为有必要谈谈自己的责任：最初数日内井未清楚地意识到所发生

的事情不仅是一起全国性的惨祸，也是一起世界范围的灾难。对其真正规模的认识

是随着信息的增加而逐步形成的。但是众所周知，“人们生就不甘寂寞”，缺乏充

分的透明度，便产生了各种谣传和恐慌情绪。无论当时和现在，人们对于乌克兰、

白俄罗斯领导人、苏联领导人的所作所为都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就我所知的情况

而言，我决不会怀疑有人对群众的遭遇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如果有些什么事情

做得不够及时的话，那首先是由于情况不明所致。不仅是政界人士，即便是学者、

专家对所发生的事件一开始也并没有完全切合实际的认识。

　　核动力工程的封闭性和神秘性，再加上本位主义和学术上的垄断，都起了极其

消极的作用。在1986年7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我曾经谈到过这方面的情况：“我

们30年来一直听到你们这些学者、专家和部长说，那里一切都很可靠。你们指望我

们像敬神一般看待你们。而结果却轰然垮塌了。原来有关部委和科学中，。并未加

以监督。整个系统中笼罩着奴颜婢膝、溜须拍马、拉帮结派、排斥异己的风气，专

作表面文章，围绕着领导人结成了人身依附和亲缘关系。”

　　“冷战”，两个军事集团相互封锁，包括在核动力工程方面的封锁，所有这些

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关于全世界核电站发生的151次放射泄漏以及如何消除事故后遗

症的情况，人们几乎一无所知。列加索夫院士曾经说过，核事故的概率公认为极其

微小，所以全球科学技术界对其防备不足，普遍地盲目乐观，甚至掉以轻心。至今

我还记得事故刚刚发生时亚历山德罗夫院士和斯拉夫斯基院士向政治局所说的一番

话。他们都是我国核能动力工程的元老，该项技术的创始者，功勋卓著、备受尊敬

的人。但我们从他们口中所听到的倒更像庸人之论，硬说：并没有发生什么可怕的

事嘛，这种情况对工业性反应堆简直司空见惯：你最好喝上两盅伏特加，就点儿小

菜，好好睡一觉，到时候什么后果也不会有的。

　　本位主义不单是有碍工作。有了它，道德因素“薄弱”了，而不讲道德，知识

就可能成为致命危险的起源。惟恐表现出主动精神，在领导面前畏畏缩缩，力图逃

避责任，这一切都产生了消极的作用。结果决策的机制就经不住考验。

　　事故的种种后果逐渐开始显露出来。起初基辅和第聂伯河的命运极其令人担忧。

但由于风向的原因，遭受最沉重的打击的却是白俄罗斯，特别是莫吉廖夫市。随后

在布良斯克州以及远至图拉市的地区也发现了污染。

　　5月中旬，我发表了电视讲话：对受害者表示慰问，说明已采取的各种措施，表

扬参与消除事故恶果的勇敢的人们。我也对国外所有关心我国灾情并伸出援助之手

的人们表示感谢。首先应当提到的是美国医学家盖拉和塔拉萨基、国际原子能机构

主席布利克斯。许多国家的政府和民间组织、公司、个人提供了灭火器材、相关技

术、医药制剂。这是一场没有先例的一致声援的行动。

　　与此同时，某些国外宣传机构大肆揭短，这证明它们与其说是为这场悲剧本身

感到不安，不如说是企图利用它来损害我国新政的声誉。国内也有人试图将切尔诺

贝利作为政治投机的目标。因此我想再谈谈关于民众和世界公众获得信息的问题。

　　政治局里出现了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信息应当逐渐增多，以免造成恐慌，从而

带来更大的危害。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并非独出心裁：迟迟不肯将真相告诉民众甚至

本国政府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的历次重大核事故中也时有发现。现在报纸上对企

图缓报甚至隐瞒核电站事故的行径间或仍有报道。我们这里毕竟是另外一种观点占

了上风：有关信息随到随即发表，原原本本，不加限制；不过这些信息应当是真实

可靠的。

　　我的意见很明确。7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我曾说过：“无论在解决实际问题时，

还是向社会舆论说明情况时，我们都绝不同意隐瞒真相。我们有责任对所发生的事

情进行评估并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现在是在全国和全世界的众目睽睽之下进行工

作的。谁要以为可以敷衍塞责、玩弄花招，那是不能容许的，必须提供与事件有关

的全面信息。”雷日科夫、利加乔夫、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谢瓦尔德纳泽全

都支持我的意见。切尔诺贝利也成了对公开、民主、坦诚等精神的严峻考验。

　　我们致电各邻国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详尽通报了当时所掌握的情况。谢尔比

纳和工作组成员5月6日和9日在莫斯科举行了记者招待会。5月中旬，包括外国记者

在内的新闻界代表访问了乌克兰，他们有机会弄清楚西方大众传媒以种种方式报道

的所谓基辅已经“空无人烟”、遇难的人“成千上万”是否属实。我们还派遣了一

个以科学院院士列加索夫为首的代表团前往日内瓦，他们在那里提出的各种报告以

其专业水准、精确程度和直言不讳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7月3日，在有各共和国代表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上，按照监督程序听取了政府工

作组的总结汇报，对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原因进行了第一次广泛的讨论，提出了核动

力的前途问题。早在改革之前这个话题就已经在《共产党人》杂志上提出过，该刊

发表的科学院院士多列扎尔的文章引起了很大反响，但就此进行公开的讨论一事未

能获准。现在关于“和平原子能”的前景问题成了一场广泛的社会性大辩论的题目。

辩论着重涉及了核电站结构老化的问题，建设新的电站、特别是在从地震角度考虑

不够稳定的地区（如亚美尼亚、克里米亚）建站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

　　我经过反复考虑，了解了核动力的拥护者和反对者双方，其中包括许多世界权

威的论据，我终于得出结论：我们暂时还离不开它。萨哈罗夫院士说：“看来，未

来可以发挥念来愈大的作用的仍然是核动力。不过应该保证它的安全可靠。”伊·

瓦·库尔恰托夫也就此提出了警告：“对核反应堆应当称‘您’，它不能原谅过失，

什么时候忘记了这一点，就会发生事故。”

　　后来，根据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联邦的建议，政府制定了消除切尔诺贝

利事故后果的长期规划，规划已获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委托有关部门对原子能电

站的技术进行评估，建议全世界共同努力提高核电站的安全程度，要求我国积极参

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活动。我在讲话时呼吁停止核试验，宣布苏联延长此前宣布的

1986年头三个月暂停试验的期限（延至8月6日）。

　　切尔诺贝利敲响了一记警钟，呼唤人类认清我们生活在怎样的一个世纪。它促

使人们意识到粗枝大叶地、更不消说犯罪般草率地对待自然界是何等危险。社会舆

论集中到了环保运动力图引人注意的一些尖锐问题上。人们想起了50年代末在车里

亚宾斯克一家核企业发生的那次事故和地面核试验的种种恶果。其后发生的任何一

次故障都成了宣传报道的好材料。

　　切尔诺贝利清楚地反映出了我们整个制度的诸多弊病。这出悲剧汇集了多年积

累起来的一切弊端：掩盖（闭口不谈）各种非常事故和阴暗面，不负责任和漠不关

心，工作粗枝大叶，酗酒成风。这是又一个说明需要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令人信服

的论据。

　　                  第九章 多一点光亮：公开性

　　                         复杂的遗产

　　“多一点光亮”，布尔什维克党处于地下状态的时候，列宁常常这样说。我早

在大学时代就读到了这句话，它已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的政治活动经验愈来愈使我确信，列宁的这个口号被忘得

无影无踪绝非偶然。原来，它非常不合由上级任命的官员们的口味，不合所有那些

与权力有瓜葛的人的口味。相反，“少一点光亮”这才是他们的原则和内心的愿望。

如果某位高官显宦也曾喜欢过公开性的话，那只能是因为当时他需要揭发论敌或者

低毁其竞争对手的声誉。也就是说，是出于一心追求名利的目的，而绝非将其视为

社会生活和管理机构正常运转中不容剥夺的要素。

　　在革命后的最初年代，“公开性”被当作党的武器。人们利用它来辱骂“反革

命”，诅咒帝国主义，批判新的“无产阶级浪潮”中的官僚主义分子。仅此而已。

因为并非别人，恰恰是列宁自己下令对新闻报道实行严厉的国家监督。这是为什么

呢？难道布尔什维克害怕同自己的思想论敌公开交锋？

　　这个问题一直激发着我的好奇心。何况早年在党内并未对公开性加以限制。至

今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读到七大至十大的速记记录时，曾经大为赞叹。尽管当时

面对国内战争、外国干涉，年轻的苏维埃政权陷入绝境，执政党却并不害怕辩论，

并不认为可以限制发表意见、言论、批评的自由。我的心中形成了一种印象：列宁

有意地鼓励“敞开”党内的意见分歧，至少在初期确是如此。不信可以回忆回忆，

当时因布列斯特和约问题而反对列宁本人的论战是何等不留情面，围绕新经济政策

的争论又是何等尖锐和紧张。“工人反对派”也曾毫不留情地指责党的领袖背离了

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利益。

　　列宁在位时，世所公认的领袖人物中谁也不曾被撤销领导职务，这个事实难道

不值得注意吗？相反，当时倒遵守一条独特的原则：领导成员中必须有各种不同立

场的活动家。在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针对布哈林不时产生的“头脑发热”，列宁

曾写信给他说：认为中央委员会里所有的人都应当想法一致，这就意味着将党引向

分裂和灭亡。再看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托洛茨基反对派，其中的两人“务

必吸收进政治局”；而工人反对派，其中的两人“则务必吸收进中央委员会”。

　　这种气氛一直保持到20年代中期。正进行着激烈的大辩论，但刚刚将托洛茨基

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流放外地，就结束了！由于惯性的作用，党内的“审查”一直

持续至1929年，随着布哈林反对派的被粉碎，极权主义的铁罩便彻底地扣到了党的

头上。

　　如此看来，一方面，列宁曾经是党内自由辩论的拥护者；而另一方面——正是

他在十一大的讲话中宣布了关于禁止派别的决议，这事实上意味着对异己思想进行

无情的斗争。一方面，他反对党的工作官僚化和用官僚集权制偷换民主集中制。另

一方面，却又在清查与自己持不同意见的人的关系时，采取了直至将他们驱逐出党

甚而分裂党的作法。这种矛盾可不可以用条件变化了来加以解释呢？在一定程度上

当然可以。一个处于地下状态的党决定自身的战略，这是一回事；一个已经掌握政

权并为了保有政权而迫切需要团结一致，则是另一回事。

　　然而我认为，性格特点，对自己正确性的绝对相信，在这里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列宁喜欢争论，不到以自己的论据和颠扑不破的逻辑将对方击败决不甘休。但遇到

“镰刀碰石头”硬对硬的场合，对手不肯认输的时候，他便不惜采取极端手段了。

　　这就是我意在弄清列宁对待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态度的尝试。这种尝试促进了我

自己对待这些重大问题的立场的形成。

　　事有凑巧，有一次在魏玛参观歌德故居，我方才得知  “多一点光亮”一语出

自弥留时刻的这位伟大思想家和作家之口。

　　                         最初的步骤

　　公开性的第一个行动，我认为应是我1985年5月的列宁格勒之行。领导人和人们

有了一次不同寻常的接触。我的讲话既无任何底稿，又未在事前与同事们磋商，这

给政治局出了个很大的难题。3月和4月中央全会未经公布的材料中本来是在高层接

“内部方式”传达的许多东西，第一次“扩散”到了全体百姓。

　　接下来又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呢？

　　在飞机旁与扎伊科夫道别时，我从他那里得到一盒录像带，里面有我在斯莫尔

尼宫与该市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见时的讲话。回家后的一个星期日，我决定在别墅里

让全家人看看这盘带子。大家都很激动，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说：

　　“我觉得，这应该让人人都听到，让人人都明白。”

　　于是我产生了一个念头：要不，把录像分发给各州委？让大家完整地听听那次

讲话，因为作为新闻报道，电视和广播只播报了一些片断。当时我很难下决心，不

愿意突出自己，那样做颇有自我宣扬之嫌。我给利加乔夫打电话并让人将盒带送过

去，我在电话里对他说：

　　“叶戈尔·库兹米奇，你看一看，然后说说自己的意见。要不要分发给各州党

委？”

　　他看过录像后给我回电话说：

　　“我认为，除了几句话以外，也许应该在电视上全文播发。济米亚宁也是这个

意见。”

　　既然利加乔夫（当时是我的“左膀右臂”）和济米亚宁（“首席思想家”）这

样讲，我也就同意了。当时关心时事的人都应当还记得，这次转播在全国引起了何

等热烈的反响。人们产生了真正要开始有所变化的希望。

　　公开性的第一步已经迈出，但前面的道路还很漫长。在中央委员会机关，刻板

陈旧的宣传毫无变化。1985年夏天便撤换了宣传部长。但是党整个庞大的意识形态

机器（机关工作人员、报刊、党校、社会科学学院等等）仍然在按照自己习以为常

的制度运转。要想改变局面，除非在事事秘而不宣的体系上一个接着一个打通“窗

口”，这个只有总书记能够做到。

　　我接受美国《时代》杂志采访时的讲话（9月初）和与法国三个电视记者的交谈

（10月），便成了通向公开性的这种突破口之一。《时代》负责人提出访谈要求，

建议将问题寄来，亦即“按老规矩”进行采访。书面回答已经写好，但在约好的那

天美国人到来之后，却展开了现场交谈。《真理报》全文发表了这次谈话，在国内

和世界上都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与法国记者会晤的情形可说是一模一样，时间正值

我出访巴黎前夕。我在完全公开的自由环境中与这些人接触，他们谈起话来咄咄逼

人，有时甚至出言不逊，总是“单刀直入”地提出各种问题。不过，看来我并没有

输掉这场舌战。

　　对我而言，这两次访谈无异于一次崭新的经验，一种特殊的收获。留下的感觉

仿佛是跨越了某种障碍。在台上讲话，并且还是面对怀着友善心情、“遵守纪律”

的听众，这是一回事；而和人面对面地讲话，人家随时都可能打断你。反驳你，这

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也并非一下子就觉得无拘无束，刚开始还是小心翼翼的，但

逐渐便兴奋起来，“开足了马力”，不再去考虑人家正在给我录音或者正在进行直

播了。

　　总书记同大众传播媒介打交道的新风格为党的其他领导人树立了榜样。现在这

样做已经司空见惯，显得十分正常和平淡，可一开始还被当作新鲜事儿，使得一些

人满心喜欢，也遭到另一些人的指责。

　　鼓励在报刊、电视和广播上对我们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丑陋现象、不足和缺点发

表批评意见，便成了扩大公开性顺理成章的下一个阶段，而以上种种事情以往是不

允许公开讲出来接受社会舆论评判的。社会已经被无所不至的压制和禁铜折磨得奄

奄一息，只消给记者们稍稍输点儿“氧气”，他们便立即充满了批判哲学的激情。

但他们随即遭到了靠委任得到职务的那些官员们的抵制甚至迫害，地方上尤其如此。

　　我本人也注意到了某些偏差：批评逐渐带有侮辱、谩骂的性质，往往发表一些

公然诽谤的材料，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另一方面，报纸版面和荧屏上充斥着专职

的写作者：专家、教授、作家，首屈一指的则是记者们自己。而“来自生活”的普

通群众又一次成了聆听教导和训诫的角色。并且每家传媒机构准许“公开露面”的

只是些“自己人”，根本客不下与自己持不同观点的人。对于公开性的这一类“下

脚料”，开始时我们还试图用往日惯用的方法加以屏除：总书记提醒“首席思想家”

注意，那人则向宣传部长作出指示，部里再召集编辑记者开会，指示他们应当怎么

做才对。

　　但是这些久经考验的方法渐渐不起作用了。编辑们开始“顶牛”，有些人干脆

就不听话，用自行其是的作法考验党的领导的耐心。几乎每星期都要出现一批“大

胆”文章，它们对当时公开性所允许的限度心中有数。最早扮演“领头羊”角色的

是《星火》、《莫斯科新闻》、《论据与事实》等报刊。因此如前所述，在几次中

央全会上、在机关和领导人中，一时对新闻界的为所欲为议论纷纷。我却愈来愈趋

向于得出结论：必须保障公开性免受侵犯，但大众传媒也应当承担明确的责任。要

办到其中任何一点，都不可以采取“喝令”编辑的办法，而只能诉诸有关新闻出版

的法律。我的这种想法最早考虑成熟大约是在1986年，但待到其得以付诸实施，已

经耗去了不少时间。

　　由于有了公开性，改革开始获得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基础，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而只有真正“富有参与精神”的人才能做到公开性，他们在报纸和广播电视台的编

辑部里日复一日地传播和阐释着新思想。没有公开性，便很难指望相应的实践活动

能沿着改革政策的轨道进行。

　　当我感到出自上层的意图被日益“架空”，在党政机关垂直领导部门卡壳的时

候，便更加对公开性的意义作出了高度评价。言论自由能让你越过机关工作人员直

接与群众打交道，激发他们的积极性，获得他们的支持。“反馈”形成之后，同样

会对改革的发动者产生巨大的影响。

　　                            禁区

　　“批评禁区”很快就成了一个急迫的问题。勃列日涅夫认为还是给自己在“高

层”的战友们留点情面为好，因为无论如何也离不开他们。什么时候容许过对库纳

耶夫、谢尔比茨基、拉希多夫、阿利耶夫或者莫斯科“格里申帮”提出批评意见？

这根本就是不可思议的。

　　问题并不仅止于此。当时究竟是一种什么情形呢？在区里可以批评所有的人，

甚至区执委会主席。但是第一书记嘛，只要上面还没有撤掉他，你可千万别碰。这

曾是一条铁定的规矩。因此，当级别越来越高的一个个党员领导如今相继脱出了

“批评禁区”的时候，反应就近似病态了。有多少电话打到了编辑部、党中央，指

控电视和报纸竟然“胆敢”将久居高位的土皇帝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对《真理

报》主编维·阿法纳西耶夫的埋怨也很多。各州都扳着指头计算，看看党中央机关

报正面报道这个州或那个州有多少次，提出批评又有多少次。甚至干脆要求“保持

平衡”，以免“委屈州里的共产党员和劳动群众”。还通过中央委员会的院外活动

集团施加压力。

　　当年举凡牵涉到实际军费开支、军队的整体状况、军工综合体科研情况、国防

资金和物资有效利用的资料等等，一切都是秘而不宣的。不仅是老百姓，就连政治

局委员也不了解真相并在实际上成了“人质”，对高度秘密的问题只能在现成决定

上签字画押，根本无权提问和议论。在乌斯季诺夫主管国防口的时候，实际上他就

一手垄断了这方面的工作。除了勃列日涅夫以外，政治局委员中谁也不敢过问一句，

更不必说要求了解这方面的什么情况了。顺带提一句，军队中的老兵倚老卖老欺负

新兵的现象早就存在，但对这类消息却一直讳莫如深。

　　对外贸易是又一个封闭的领域，尤其是在武器销售方面：数量、品种、交货地

点、货款金额等等。几乎同样的规矩也扩大到了粮食、石油、天然气、金属的贸易

活动。这方面的详细资料在外国所有的参考手册中向来都公开发表，而在我们这里

却作为头等的国家机密对公众严加提防。

　　克格勃也完全处于报道与批评的范围之外。最多也就是从那里偶尔传出一条语

焉不详的消息：驱逐了一名间谍，要么就是说某一位持不同政见者与帝国主义谍报

部门有着瓜葛之类。

　　事实上全部统计资料都被审查的铁盖子捂得严严实实。有关经济、社会问题、

文化、人口的资料，只有在党中央作出特殊决定的情况下才能发表，并且还要大加

删削和粉饰，居民生活水平的问题尤其如此。犯罪率资料和医疗卫生指数同样被重

重封锁。

　　不仅军事预算，而且国家普通预算的真实数据也是保密的。预算赤字对社会公

众秘而不宣。千百万存款人从未料到，为了弥补赤字曾一次次非法地从储蓄银行挪

用资金。又有谁了解国防支出的增长速度，多年来都高出国民收人计划增长数和实

际增长数50～100％呢！

　　发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们的预算草案完全正常。其中有一项“其他支出”拨

款达1000亿～2000亿卢布。这些人民代表谁也不敢斗胆问上一句：“其他支出”究

竟是什么东西？这可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占全部预算的五分之一哩。

　　当时又是如何对待极为少见但终归偶有发生的要求了解“微妙问题”情况的行

为呢？要么干脆对这种“胆大妄为”置之不理，要么就解释说这是国家最高利益所

不能容许的。工会代表大会上有一位来自西伯利亚的代表（记不起姓名了）发言时

就预算问题委婉地批评了政府，还点了勃列日涅夫的名，说了句这人干吗不管一管。

马上麻烦就来了——这一  “非常事件”被提交政治局讨论，中央委员会机关大为

震惊，负责干部工作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卡皮托诺夫奉命“明查”。

　　突破“禁区”异常艰难。每一次都会引起有关部门的强烈抵抗、秘密保有者们

的嘟囔埋怨和思想家们的痛苦呻吟。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揭开神秘的帷幕使某

些机关受到了“寿终正寝”的威胁——它们的毫无作为和百无一用暴露无遗。然而

作为“制度的看门犬”的思想家们并非毫无根据地认为，真相将会动摇对我们的那

些教条永远正确的迷信，不单是一个国王、而且整个“宫廷”都将赤裸裸地展现在

人们面前。

　　               《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及其他突破口

　　公开性也意味着重新放映“束之高阁”的被禁影片，公开发表尖锐批判现实的

作品，在国内再版几乎所有“持不同政见的”和旅外作者的著作。

　　或许，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杜金采夫的《白衣》、贝克的

《新的使命》等长篇小说堪称问路石。

　　阿纳托利·雷巴科夫给我写了一封信，随即又寄来书稿。稿子在艺术方面并未

给我们留下太深的印象，但其中再现了斯大林主义时代的环境气氛。已有数十人阅

读过这部手稿，他们纷纷向党中央发来信件和评论，认为该书乃是长篇小说的“传

世之作”。早在其出版面世以前，它已经构成了一个社会事件。作者的名气也起了

作用，我是通过《叶卡捷琳娜·沃罗宁娜》和《沉甸甸的沙子》等书了解他的创作

情况的。总体看来，我认为该书可以出版，利加乔夫也表示同意。围绕雷巴科夫这

部小说所发生的事件，有助于消除对揭露极权主义后果的种种顾虑。

　　领导层对田吉兹·阿布拉洋的影片《忏悔》的反应也属于足以打消顾虑的一例。

该片是在谢瓦尔德纳泽的“掩护下”拍摄的，起初只是在电影之家为“小圈子”里

的人放映过，后来便开始在其他许多内部礼堂放映。影片所产生的作用有如引爆了

一颗炸弹，它不仅成了一个艺术事件，而且也是政治事件。思想家们提出要在政治

局里进行讨论，以决定是否允许其广为出租公映。我表示反对，认为这个问题应当

由电影工作者、创作协会自己去决定。那边巴不得如此。这样就确立了一个先例，

很快那些原来被出版检查打入冷宫的作品纷纷出笼。出版社也开始毫无阻碍地出版

艾特马托夫。阿斯塔菲耶夫、拉斯普金、莫扎耶夫以及其他一些作家的著作，这些

作品超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准则，力图恢复以批判现实主义为基础的我国

文学的伟大传统。卡拉姆津、C．索洛维约夫、克柳切夫斯基、科斯托马罗夫和其他

历史学家的著作，也开始以很大的数量印行。紧随其后的俄罗斯侨民经典作家的书：

布宁、梅列日科夫斯基、纳博科夫。扎米亚京、阿尔达诺夫。同时，革命后遭到迫

害的那一代伟大思想家也应运“回归祖国”：B．索洛维约夫、费奥多罗夫、别尔嘉

耶夫、弗洛连斯基、伊林。

　　我不准备—一列举了。这里所提到的，只是我对其作品已略有所知的一些人。

知道吗，当时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真可惜，大学时代竟然没能读到这一切！是

的，我们这一代人缺少精神营养，只准许吃一份单纯意识形态的可怜口粮，却被剥

夺了亲自去比较、对照不同流派的哲学思想并作出自己选择的机会。

　　                         阻碍的因素

　　社会上很快就意识到了公开性是何等强大的武器。人们开始按另一种标准生活。

送到莫斯科、中央机关的虚假的胜利捷报少了，更多的是各种工作真实情况的材料。

反馈机制建立起来，政权落入了公开性的“探照灯”之下。从工作和道德的观点去

看，谁在领导机构中配任什么角色，显得一清二楚。面对这种新局势，要么是学会

适应，要么是与之进行斗争。上层人物对新形势作出的反应正是这样两种。

　　当我们在莫斯科召开各州和地方报刊负责人会议的时候，大家简直是叫苦连天：

领导上不断施加压力，动不动就撤销职务，想方设法进行迫害，指使人败坏那些将

家丑外扬的记者的声誉。而从“领导上”听到的则是另一番诉苦之声：墙角快给挖

空了，有人蓄意破坏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我们的这帮土皇帝，

无论是企业、集体农庄、区或州的领导人全都一样，对来自上级的批评习以为常，

总是逆来顺受。但是每个人，而且是他的下属，都能自由地品评他的所作所为——

这种事从来不曾有过，就会被当作脚底下发生了地震一般。领导干部的不满情绪与

日俱增，对克里姆林宫的抱怨纷至沓来。

　　在前面提到的那次总编辑会议上汇集了大量的材料，足以证明官僚们还死守着

坚固的防御阵地，不肯放松他们对报刊的严密控制。不过他们这帮人也并非任何时

候都表现得勇敢好斗，更多地倒是胆小怕事，习惯于卑躬屈节。于是我们便开始在

中央机关报上赞扬一些文章，以此对地区性报刊表示支持。还不断刊登地方报纸上

最有意义的言论和简介，从而保护那些因为敢于批评而遭到迫害的记者。

　　不单单是那些由上级任命的官员们的态度阻碍了公开性的开展。根子可以追溯

到领导大众传媒的体制本身，这种制度则是从斯大林时代承袭而来。中央总揽着对

这个领域的控制权，“从莫斯科直到最遥远的边疆”。无论是党报还是工会、共青

团、作家协会的报纸，甚至连渔民、猎人、老战士组织的报纸在内，不管是什么人

办的，反正是宣传部凌驾于所有报纸之上。那时候全体编辑都相信党的规定是正确

的。每月一次或两次在党中央宣传部举行与总编们的碰头会，有时部长会议副主席

和一些部长也前来参加。会上对报刊发表的文章提出表扬或批评，指示应该写些什

么和怎么写。凡有关报刊的刊期、印数、栏目等事项的任何变动，均需经党中央书

记处批准。中央委员会机关日常“追踪”发表了些什么文章，督导员向领导报告自

己的观察结果和评价，驯服听话的人得到鼓励，“爱挑刺儿”的人受到严惩。

　　我不能不提一提报刊检查机关，它在“捍卫”这个体制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正式讲来，这个机关被客客气气地称为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它应监视是否有人泄露

国家机密。事实上这是特殊类型的意识形态“克格勃”，编辑和出版者们面对它真

的是战战兢兢。在该局的职能中还有一项就是监督各种期刊，特别是监督图书馆和

档案馆。必须按照它的旨意确定禁书的目录，听它指示什么应该在专门保存处保藏，

什么属于“秘密”、“绝密”、“仅供公务使用”。

　　这种做法1988年被废止，这也是公开性的成果之一。报刊保密检查总局仍然保

留，但已丧失了原先的功能。特别馆藏制度也逐渐被废除。属于禁止和半禁止的图

书目录已进行了数次重新审查，暂时还没有全部都放回对所有人开放的书架上。首

批开禁的书单中便有亚·伊·索尔仁尼琴的作品。

　　                          报刊失控

　　与此同时，读者开始区别对待那些只顾严格遵循党的路线、很少注意印刷装帧

的官方出版物。1986年秋季报纸杂志的征订结果令人倍感兴趣：《共青团真理报》

增加 300余万份，《苏维埃俄罗斯报》增加 100万份，《消息报》增加 4万份，

《共产党人》杂志增加7万份，《真理报》增加得不多。

　　以打破一潭死水为己任的“自由”出版物纷纷面世。首开先河的是《莫斯科新

闻》，它那些大胆的文章不时引起有关部门一片惊慌。只好不止一次地将主编叶戈

尔·雅科夫列夫保护起来，尽管他也给我找了不少的麻烦。紧随《莫斯科新闻》跟

进的是《星火》杂志。在此之前这是一份神气十足的半官方刊物，先后为格里巴乔

夫和萨夫罗诺夫所把持这家杂志的主编空缺时，我们就开始讨论任命谁的问题。大

家一致同意，应当使这家图文并茂的大众化刊物成为改革思想积极的向导。提到了

好几个候选人，最后利加乔夫推荐了科罗季奇，于是便定了下来。为什么选中此人

呢？因为此前他在  《真理报》上发表过几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引人注目的还有一

点，就是他似乎是个“局外”之人，与莫斯科的帮派毫无牵连。给利加乔夫印象最

深的是，科罗季奇的言论总是、“从阶级立场出发”，反对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文化。

　　新头头上任后《星火》顿时振作起来，针对许多牵动人心的现实话题发表了一

批尖锐的言论，激起了很大的反响。然而可惜的是，随后编辑方针便滑到了片面的、

一定程度上还有拉帮结派意味的立场。它所引发的与其他倾向报刊的论战显得冷酷

无情，往往有失体面。人们纷纷呼吁文学界不同的派别停止争吵，更多地为社会关

注的各种问题着想。然而，科罗季奇在争取当选人民代表未能如愿之后，似乎对

《星火》已毫无兴趣，突然跑到美国去了，抛下杂志任其在某些人的卵翼之下日渐

衰颓。一家曾经与《莫斯科新闻》一道充当过早期改革拥护者传声筒的刊物，竟然

落得了一个可悲的结局。

　　苏共中央的理论、政治机关刊物《共产党人》从改革一开始便对新思想持反对

态度。使人不得不感到惊奇的是：主办这份杂志的怎么竟是一个刚愎自用的哲学家、

“发达社会主义”经济哲学的狂热信徒科索拉波夫。头几个月我对此未加计较，不

想让人觉得我喜欢“收拾”前任安排的人。但这种忍耐逐渐引起了误解，而且工作

也迫切要求加强对当时所谓主要党刊的领导。首先想到的人选是伊万·季莫费耶维

奇·弗罗洛夫。此人是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当年以勇敢反对李森科主义而崭露头

角。一度成功地领导《哲学问题》杂志，但被著名的蒙昧主义者、党中央科学部部

长特拉佩兹尼科夫撤掉了这一职务。他还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杂志《和平与社

会主义问题》工作过。总而言之，“符合一切条款”。

　　弗罗洛夫成为《共产党人》主编后，这家杂志的水平很快就大大地提高了，他

积极地参与研究和宣传改革思想的工作。此时我才更近一步了解了其人，很欣赏他

的独立思考。在我面临意识形态问题的时候，这也成了选择他做我这方面的助手的

决定性因素。同他合作的那些年头恰逢一个最重要的阶段，当时我们正在探讨、分

析过去，对改革中的现实问题进行理论上的研究。

　　在批判社会从停滞时期继承下来的一切负面事物方面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的是

《真理报》。开始时它在除旧布新的工作中常常指明方向，其他报刊唯它马首是瞻。

该报“逮住”的批评对象的职位越来越高，也提出了经济改革的许多重大问题。

　　但是，怪事出现了：公开性的潮流变得越是壮阔，其他报纸发表的言论越是大

胆，这家党的中央机关报所刊登的文章却越来越枯燥、沉闷、道貌岸然。《真理报》

逐渐从领头地位滑向殿后地位，从改革派的阵地堕落为保守派的阵地。它的受欢迎

程度不断降低，印数节节缩减，而且这种情况是在各级党委以不同方式帮助发行的

情况下发生的。

　　主编维克多·阿法纳西耶夫并不掩饰自己对已经进入新阶段的、超越了意识形

态正统思想的民主进程的反感。他事事都紧跟那些已擅自得出“改革方向不对头”

结论的政治局委员。结果《真理报》从某个时候开始完全变成了改革反对者的传声

筒。后来我读了利加乔夫所写的书，其中大肆吹捧阿法拉西耶夫，由此我再一次确

信，上述情况完全是在他一手支持下发生的。

　　社会舆论越来越对《真理报》持否定态度。同时在报社内部人员中也对“老总”

怨声载道。他的冷漠态度，对同僚意见的公然蔑视，他一直埋头写自己的书从而损

害编辑工作，无不令人感到气愤。总之，撤换主编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提到了普

里马科夫、博尔金、涅纳舍夫、甚至卡普托

　　最后我还是选中了那位弗罗洛夫。坦率地说，我希望担此要职的人不仅按职业

标准（院士、富有经验的编辑）完全合适，而且也足可信赖。

　　                     社会舆论的两极分化

　　报刊逐步从宣传部的专制之下解放出来，显示了人们对内正在发生的件的看法

和立场日益分化。形成了两极：一极是改革派，当时主张横扫一切的激进派也附属

于此派；另一极是顽固守旧派，当时公开复仇帮尚未从中再次分化出来。

　　这是概略的说法。意见和立场的歧异十分巨大，在上述两大阵营的内部还有许

多“骑墙分子”和持中间派观点的小派别。报纸、杂志好似散兵各自据守“掩体”，

成了各种不同的社会趋向和政治流派的代言人。一场怒气冲冲的斗争业已展开：粗

暴的指责、攻汗、辱骂和诽谤盛行，众目睽睽之下公然抖露阴私。相互对立的看法

和观点往往发展成为无原则的勾心斗角，背后则隐藏着某些集团或大众传媒新主人

的私利。每当这样的时刻，我便去参加新闻界的会晤，目的在于使火气冷却下来，

提醒他们别忘了在人民面前的责任。这能让对立各方停止争吵一段时间，但随后论

战又会更加猛烈地爆发——完全符合升级的逻辑。实际上人人都参与了这场混战，

作出了各自的“独特贡献”。

　　公开性不断突破当初力图限制它的框子，开始具有不仰赖于某些人的命令和指

示行事的性质。从社会民主化的观点来看，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但也出现了许多缺

点。大众传媒上无原则的相互争吵向社会散播着仇恨、敌对和刻毒的情绪。

　　例如在对1917年十月革命后我国所走过道路的评价问题上就是如此。或许，公

开性的无论哪个方面都不曾引起过如此强烈的反响和造成如此巨大的心理震动，这

里说的是，恢复苏联时期真实可信的而非神话般的理想化和浪漫化的历史，这段历

史中除去众多的人民英雄主义典范和社会设施方面无可争辩的成就之外，还有骇人

听闻的官僚为非作歹，大清洗对自由思想的蛮横钳制。人们如饥似渴地争阅揭露当

年所犯罪行的报刊书籍，出现了二十大之后又一次令斯大林声名狼藉的浪潮，大张

旗鼓地谴责勃列日涅夫，随后事情已发展到了对列宁本人、马克思主义思想、社会

主义原则也进行重新评价的地步。

　　社会上冒出了许多浅薄的耸人听闻的东西。重提旧事往往缺少认真的分析，未

能揭示其全部复杂性和当时国内情况的矛盾性。撕去了紧紧掩盖着我国许多历史事

件的谎言和蛊惑宣传的层层面纱，但偏见和怨恨往往导致企图以“白色”神话代替

“红色”神话，否定那场革命的某些正面内容。

　　我的出发点是：通过认识自己的历史来明辨是非的过程是必要的，人们应当了

解有关过去的全部真相。必须废除关于档案的禁令，使任何文献都成为公开性的财

富，如实地恢复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的本来面目。我们都获得了什么，是以怎样的

代价获得的，造成了什么损失，推销共产主义模式对几代苏联人演变成了什么。在

这些问题上，谁也不应当全部抹杀所有的正面东西和70年间国家所取得的成就，贬

低人民的自我牺牲精神，人民曾经热切希望建设公正的新生活，不仅成功地提高了

祖国的地位，而且对世界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对与斯大林制度及其反复有关的一切，必须进行分析，集权政治的悲惨教训应

当永远记取。但也应当保持对我们父辈和祖辈的记忆的尊重，对他们所经受的种种

考验作出应有  的评价。尽管如此，他们仍然继续坚信革命的理想。只有这样我们

才能理解，为什么把苏联历史当成自己亲身经历的年长的几辈人会对不加区别地否

定过去倍感委屈、觉得自己遭到变化中的社会的排挤，于是开始发怒和抗议。

　　还有一个特别微妙的问题，需要进行深人的极其认真负责的分析。这就是国内

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史。在这个问题上尤其需要“清理”、揭露过去被精心掩饰了的

各种悲剧性的事件。但是，当然应该将它们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不能忘

记为了各民族的发展、它们在多民族国家里的和睦相处和友谊所作出的那些极其巨

大的努力。

　　可惜在这些问题上成见和偏执同样占了上风，那些对联盟思想本身展开攻击的

民族主义者，就靠着成见和偏执，实现了政治上的飞黄腾达，迫不及待地一头扑向

权力的宝座。 

                    第十章 经济改革：初步的尝试

　　                         改革的前奏

　　我还将不止一次地回到公开性的话题。它既是目的本身，也是在各个生活领域

进行改革的强有力的手段。而在这些领域之中，经济更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

　　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之行（1987年2月）归来，我决定作一次短暂的休假，便于

3月9日前往皮聪达。临行前向政治局交待了召开讨论经济改革的中央全会的问题，

请雷日科夫、斯柳尼科夫、梅德韦杰夫提出这方面的设想，自己则着手阅览与经济

有关的各种材料。

　　我的思绪不由得又回到了从前，当初奉安德罗波夫之命，我同雷日科夫一起，

并吸收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参与，曾试图以评论的态度客观地对国民经济状况作一

分析。结构改革的必要性当时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但要开始实施，全国还有许多事

情需要改变。

　　如上所述，全国只有两三个人可以接触军工综合体的数据资料。当然，我们都

明白不堪重负的军费开支对经济的影响是多么严重。但只是在当了总书记之后，我

才了解了国家军国主义化的真正规模。最终我们还是克服了来自军工综合体头头们

的阻力，公布了这些资料。原来，军费开支所占国家预算的比例并非 16％，而是

40％！军事工业系统的产值占社会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不是6％，而是20％。250个亿

的科研总经费中，将近200个亿都用于军事设备的研制。

　　经济仍然沿着粗放的道路运行，明显表现出高消耗的特征。每件产品的劳力、

燃料、原料平均消耗量比发达国家高出1～1．5倍，农业尤甚。我们所生产的煤炭、

石油、金属。水泥等材料，除人造与合成者而外，数量比美国多，而最终产品的数

量却比人家少一半以上。汽车，尤其是农业技术装备，给消费者发货时并未配套成

龙，装配十分马虎，运输途中便散了架，到达目的地后几乎都得重新组装。纪律涣

散现象甚至蔓延到运输这样的重要部门。备用道和尽头线上成月地停放着数十辆甩

下的列车，上面装载着全国急需的商品，任凭损坏盗窃。

　　1982～1984年我们所进行的分析工作并不是要查明国民经济中的种种灾难。我

们是在力求查明危机现象不断增长的原因，确定改善经济形势的途径。当时提出了

一系列意见，决定了今后数年领导层的实际行动。

　　或许，只在一点上没有分歧，就是大家都承认对经济的领导已普遍削弱并招致

了种种不良后果：生产部门和各级管理部门中普遍纪律涣散、工作不负责任。在这

个基础上就产生了安德罗波夫那起初获得了一致支持的整顿秩序政策。但单纯采取

纪律措施并未能延缓那些有损总方针威信的极其危险的情况发生。事情已经很清楚，

单单依靠纪律解决不了大问题，需要采取更带根本性的方法。

　　                          方向的选择

　　如上所述，1985年4月，我们采取了加速我国社会主义  经济发展的路线。这一

目标成了6月份召开的科技进步问题讨论会上的主旋律，党及其新领导班子都围绕着

这个主题开展工作。直至苏共二十七大及其以后一段时间都是如此。仅仅从1986年

春开始，“加速”这一表述才开始与“改革”的概念结合起来使用。这就授人口实，

说什么戈尔巴乔夫起初也是打算用老一套方法提高生产增长速度，并不希望认真进

行体制的改革。这类说法的可信程度究竟能有多大？

　　我决不想美化当时的经济政策，其范围的局限和深度的不足很快就已变得十分

明显。在一段时间里，我们确实也曾希望依靠诸如计划加动员的方法、组织工作、

劳动者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之类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去消除停滞状态。

　　读者可以提出疑问：您刚刚说过，早在1984年就已经认识到了结构改革的必要

性，那为什么却将其搁置一旁，仍然去搞老的一套呢？问题在于，前任给新的领导

遗留下来的令人极为担心的经济形势要求采取应急的措施。当时我们觉得：暂且先

做做整顿工作，用老办法对付一阵子，然后就立即着手进行深人的改革。很可能，

这样做是错误的，结果浪费了时间。但当时我们的确是那样考虑的。

　　若能将全社会在期待中积蓄起来的能量导向“井然有序”的轨道，而又不致破

坏现有的各种规章制度，这自然是使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感到有利的事情。在领

导层中，明确表示这种意图的有利加乔夫、索洛缅采夫、切布里科夫。沃罗特尼科

夫也大体上与他们一样。雷日科夫、马斯柳科夫、塔雷津着重强调科技进步，支持

他们的则是实业界领导人的庞大队伍：部长们、企业经理们。而领导层中的梅德韦

杰夫和雅科夫列夫则主张毫不迟疑地对各种经济关系进行改革。

　　我很清楚经济改革的重要意义，所以认为首先应当争取使经济现代化，以便为

90年代初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创造条件。全苏科技进步讨论会也以此为目标。这里

我要说明的是，这些设想在一定程度上与邓小平在中国实行改革的方法颇为近似。

　　根据那次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制定了一个本国机器制造业现代化的规划，规定

90年代初要达到世界水平。

　　我对《科学技术发展目标规划》中的下列项目寄予了特别的希望：信息技术与

计算技术，转动与转动传输作业线，机器人技术，生物工程学，基因工程技术等等。

顺带说一句，这些规划已规定了投资政策的重大改革、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企业的

广泛合作、与西方公司（特别是德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规划被各级领导干部视

作盼望了多年的大转折。这种心情在科技进步讨论会与会者的发言中也反映了出来。

公开性的时期开始了。人们变得乐观开朗起来，言谈举止也无拘无束了。

　　这一切让人情不自禁想起伊戈尔·谢韦里亚宁的诗句：

　　什么？真是如此？纵有万般心思——

　　自今而后，都可以诉之于言辞？

　　                   第十一章  决定性的一步

　　史学家们酷爱在归属他们的“天地”里保持一种有条不紊的秩序。如今他们正

在就改革的分期问题展开争论：这改革该是始于1985年的3月呢，还是某个稍晚一些

的日期？我曾经讲过，我之所以执掌权力是因为我意识到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而

且竭力表明，事情不能只局限于发表“意向性的声明”。1985～1988年间，为了使

国家摆脱停滞状态，使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有所起色，人们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进行了从根本上改革经济的第一次尝试。

　　实际上，直到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才出现真正的转折，此后改革才开始具

有不可逆转的性质。采取这一决定性步骤，既有经济改革明显受阻的缘由，也为社

会舆论激化所驱动。

　　                        对改革的信念

　　大家都迫切感到需要对过去所经历的一切进行认真的反思，哪怕作出一个过渡

性的结论也好；主要是应该对未来有明晰的构想。渐渐地我想写一部有关改革的书

的意念成熟起来了。起初，我竭力驱赶这一想法，但它反反复复地显现于我的脑际，

而且轮廓越来越清晰。这部未来之作的总体结构，它的章节已经勾勒出来，我的笔

记本上也已写满了各种素材，包括怎样陈述某一个命题的构思。最终，我决定把自

己的构想向我身边的同事们作一番倾诉。

　　应当说，这一构想并未得到热诚的支持。弗罗洛夫建议不必出书，写一组演讲

材料足矣。多勃雷宁和雅科夫列夫认为，可以交出版社印一本我的文集。对这些意

见我不反对，但总觉得就具体问题写就的一些零零星星的材料无法替代我跟同事们

议论的大题目，其中还有我跟外国政治家谈话的内容；要是不出书，诸如改革的思

想是怎样产生的，我对这一概念注人了哪些内容，都将为广大群众所不知。梅德韦

杰夫提出的意见最富实质性，基本上我都接受了。其他人则以溢美之辞居多。

　　我的第一本书非常成功。它赢得了广泛的反响，许多国家竟相出版。我把稿酬

用于慈善目的，包括捐献给为援助亚美尼亚和塔吉克斯坦遭地震的难民而设的基金

会。再补充一句，我将所得的诺贝尔奖和菲乌吉奖的款项（总额在一百万美元以上）

均作了捐赠。我还为俄罗斯联邦卫生部所属的儿童医院，为布良斯克、乌克兰、白

俄罗斯、乌兹别克、哈萨克斯坦的医院捐过数目可观的款项，那些医院里都有切尔

诺贝利事故的受害人在作治疗；还有一部分稿酬我交了党费。

　　对这本书的反应实可谓是一张石蕊试纸。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世界变得成熟起

来了，在朝好的方向转化，人们期待着变革。虽然外国的某些爱挑剔的职业评论家

批评此书在叙述材料时“不经心”，对某些题材的论述言犹未尽，但总的来说，它

还是被认可了。当然，对待这本书的态度不会等同于一般的出版物：它毕竟是改革

首创人的宣言嘛。

　　                         叶利钦事件

　　10月21日，在讨论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报告的中央全会上，发生了

一起与叶利钦有关的事件。通常，周年纪念日的报告是不用召集全会讨论的。从会

场的反应看，与会者的情绪也都认为这一次同样没有必要就此展开争论。全会由利

加乔夫主持，他把这事交付大会表决。叶利钦举手，但利加乔夫没有理睬，我觉得

其实他是看到的。我只得干预，我轻声地对他说：“我看叶利钦有话要说……”于

是，利加乔夫让他发言。

　　起初，叶利钦说，七十周年的那份报告，政治局已经讨论过多次了，他也提过

建议，其中有些意见受到重视，因此他今天没有什么好说了（“我完全支持这份报

告”）。随后他转到“当前形势”上来。他的论断的逻辑是这样的：我们分析了十

月革命后的历史，看到社会经受了何等样的悲剧，这些情状终究是发生了的。这在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民主，由于个人崇拜及与其有关的一切所造成的。而之所以

会出现崇拜及与其有关的一切，是集体领导的体制逐步遭到破坏的缘故。全部权力

只在一个人手里，他不受任何批评，这一教训我们应当记取。目前，政治局里还没

有这类现象，但某些同志已在开始吹捧总书记。当我们正在党内营造同志式的民主

作风的时刻，这是尤其不能容许的。应当防止坏风气的蔓延。

　　接着，叶利钦提到了改革遇到的诸多困难问题。他表示关于必须在最近二三年

内达到改善人民生活的提法值得怀疑。他说，这种大肆渲染而又毫无根据的许诺尔

后会使人失望和愤恨的。最后，他发表了一则耸人听闻的声明：由于各种原因，他

在政治局里没有得到工作。这说明他经验不足，还有其他的情况，但主要原因是得

不到支持，尤其得不到利加乔夫的支持。根据这些原因，他请求解除他的政治局候

补委员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对此能说些什么呢？要说叶利钦当时提出的问题涉及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工作

中的“不健康现象”，这样的问题当然可以展开来认真讨论，这对大家都有好处。

但他那最后通碟式的做法和整个发言的口气招致了激烈的反响，于是开始了并非事

先安排的争论。发言都是自发的，事先没有准备，说话带情绪，很尖锐，可也真够

这位“反专制战士”受的。许多看法大体上都是一致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了”，

“虚荣心太强了”。工人扎通斯基登上讲台，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在这里干吗要故弄玄虚呢？叶利钦这样提出问题是没有道理的。他太自

负了，受委屈啦，以为人家瞧不起他，我说句工人爱说的实在话，无非自己想进政

治局当官。”

　　话当然很难听，不过也不无道理。我曾经听到过有关叶利钦的感受的一些说法，

说戈尔巴乔夫让首都党组织的第一把手呆在澡堂的脱衣间（政治局候补委员），说

这种安排会影响他工作中的权威性和坚定性。而且，据说，当时政治局内f部还保留

着过去遗留下来的“乳齿象和大恐龙”（乳齿象和恐龙都是古生物，这里意指党内

那些有权势的大人物。），关于将这些庞然大物请走一事，叶利钦曾于9月12日给我

写过一封信，那时我正在克里米亚休假。

　　我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早先我对叶利钦颇有好感。他的麻利、泼辣给我留有深

刻印象，尽管当时我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一个言行激进的人只有在他能够格守

分寸、有自知之明、并善于自我控制的情况下才称得上优秀分子。

　　我再重复一遍，他完全有权提出更新政治局的人员和书记处工作不力的问题，

也完全有权关注对总书记进行“吹捧”的问题，如果正如他所说，确有事实依据的

话。我们可以讨论，改革究竟给了人民什么好处，改革应该保持怎样的速度，实际

上围绕这些问题眼下不正在热火朝天地开展争论吗？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而且也应

该本着追求真理的精神开展争论，而如果他只是以追求真理为出发点，我们是完全

可以达成一致的。

　　可是，在他内心自尊受过刺激。有人在全会上指出，他的虚荣心和对权力的嗜

求已经严重地膨胀。时间会证实这一说法。还有另一个原因促使他迈出这一步。我

曾经说过，叶利钦在莫斯科一定会遇到他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想象不到的困难。他

觉得，关键是要控制住权力的新阵地，用自己的亲信去巩固这些阵地，然后像我们

这里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再以强有力的手段去建立起秩序！

　　可事与愿违。在中央一月全会和六月全会之后，我们的高层领导意识到他们的

切身利益开始受到触犯，于是起来抵制，而且方法十分巧妙，手段相当狡黠。而叶

利钦，在我看来，处在了这场斗争的中心，因为旧体制的庞杂结构在各城市、各共

和国、各加盟共和国的种种利益正是在首都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的。

　　为了对付这些人，他准备起用党的组织和莫斯科本地人，我觉得他这么做是对

的。但他为达到这一目的所采用的方法从一开始就带有平民党的性质。他一会儿突

然出现在工厂里，带上企业领导人，把他领到工人食堂，就在那里搞一场当众分发

活动，自己扮演保护神的角色，而企业领导人就成了恶魔。一会儿乘上公共汽车或

者电车，跑到商店或者门诊部，于是第二天这条新闻在莫斯科闹得满城风雨。在莫

斯科人欣喜若狂的掌声中，他许诺大家要在最短时间内解决住房、商业、医疗和日

常服务问题。他向人们展示在首都周围要兴建肉类加工厂和乳品生产厂的美丽图景，

这些企业的建成将一劳永逸地解决香肠和酸奶长期短缺的老大难问题。所有这一切

都被莫斯科的报刊、广播和电视炒作得沸沸扬扬。对党务工作的新的形式的探索也

带有做给人看的性质，比如，市委召集会议往往会安排在夜间11点或者12点。

　　他作为莫斯科市委书记应当汇报工作结果。离要求写出这份报告的时间越来越

近了，而实际上局面却毫无改观，所有的许愿都是空中楼阁。我们竭尽全力支持他，

政治局、政府、党的中央委员会都作出决定，从财政、粮食、干部等方面给莫斯科

以支援，但首都的状况未见多少改善。

　　叶利钦焦躁起来了，显得张惶失措，行政事务杂乱无章。他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成天都在训斥人，把他号召过的发展民主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也许，主要的结论

应该是当时的叶利钦已经不是什么改革家了。日常事务缠身，抱残守缺，尤其是很

难同他齐心共事。就个人的素质而言，像他这样的人更适合于‘’急风骤雨和强攻

式”的时代。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出于他的职业环境，出于那些永无休止的会战式

的工作惯例。我们的建筑人员会不惜任何代价把某项工程交付出去，可往往还留下

隐患，有时甚至根本就没有竣工，完全是蒙混哄骗的勾当。也许深感在莫斯科拿不

出什么政绩而使人们不满情绪日盛一日，而面对这种局面他又无能为力，这种感觉

使他的心态失去平衡，整日价如坐针毡。；不过，关于所有这一切，后来我又反复

寻思过。经过仔细琢磨我终于看清了叶利钦是自己选择走这条路的。十月全会对他

来说是一条界线，当时他所作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预先决定了他后来的发展。

　　我从全会的主席团位置上观察叶利钦，看出他内心的变化。从他脸上也能读到

一种奇异的混合体：顽强固执、犹豫动摇、懊悔沮丧。这便是所有喜怒无常者独具

的性格特征。发言者，包括昨天还在对他阿谀奉承的那些人，都在猛烈地、无情地

敲打他，我们这里长于此道者的确大有人在。形势有点紧张。有人提出要求，不仅

要免除他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还要立即将他清除出中央委员会。当时我说：

　　“让我们来听听叶利钦本人的意见吧。希望他能讲讲他对中央委员们的发言抱

什么态度。”

　　“不需要了，一切都已明朗。”会场上响起一片喊声。

　　但我坚持要给叶利钦讲话的机会。我觉得既然已经在党内实行民主化，那就应

当从中央委员会做起。叶利钦走上讲台，开始讲话，但话讲得不连贯，他承认自己

有错误。我抛给他一只“救生圈”，建议他再作考虑并撤销退休声明。他不接受帮

助，而且非常神经质地说：

　　“不，我仍然请求解除我的职务。”

　　全会通过的决议有两点内容。第一点是对叶利钦的发言作出评价；第二点责成

政治局同市委一起分析一下形势，并解决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问题。

　　全会到此结束。事隔10天，10月31日，叶利钦来参加政治局会议，讨论十月革

命七十周年报告的最后一稿。当请他发言时，他侃侃而谈，说在改革的最初阶段，

我们加快了速度，而现在这样的速度已经失掉了。那时，人民对转轨的准备是很充

分的，但我们承担得太多，有些方面是失算了。1986年中“又有了相当的进展，而

我出子自负，出于自尊心（这是我的主要错误）回避了同利加乔夫、拉祖莫夫斯基、

雅科夫列夫的正常合作。但市委的同志们没有抛弃我，尽管他们也指摘我的做法，

但还是请我留下来”。

　　他请求市委书记们在他不出席的情况下开会。市委会认为，叶利钦的做法和他

的发言是错误的，他的这些言行只代表他个人的意见；书记们抱怨他并不认为遇事

应当先与同志们商量，并建议他撤回辞职声明，继续工作。

　　11月3日，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他给我寄来一封短信，信中写了市委上

述的意见；同时请求给他机会继续工作，担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根本无法

理解他的行为的逻辑。谁也无权撤销全会的决议。事情变得复杂起来，因为西方媒

体有人伪造叶利钦发言的版本，这一伪制品的各种翻版在我们这里广泛流传。叶利

钦本人对此不作任何驳斥。他显然已经开始自诩为“人民英雄”了。在这种条件下，

试图侥幸地解决问题，至少是奇怪的想法。

　　我把在莫斯科的政治局委员全都召集到一起，给他们讲了叶利钦的信，所有到

场的人一致表示：必须按全会决定办。随后我打电话给叶利钦，告诉他政治局委员

的意见是把问题提到市委全会去。谈话中我把这几天积累起来的全部内容都告诉了

他。

　　11月9日，记得好像是上午，我得到报告，说莫斯科市委发生一起重大事故：在

休息室发现叶利钦满身是血。此刻一个以恰佐夫为首的医生小组正在那里救护。很

快事情明朗化了。叶利钦用办公室的剪刀假装自杀，他的这些做法不可能有别的解

释。照医生的意见，伤势对生命不构成任何危险，剪刀顺肋骨划了一下，留下一道

血痕。叶利钦已经送医院了。医生尽心竭力，以求不让这不算什么趣闻的轶事张扬

开去。还有一种说法：叶利钦坐在休息室一张桌子旁，突然失去知觉，倒在桌子上，

极偶然地被拿在他手上的一把剪子划破了。这则神话，叶利钦本人也感到不满意。

大约二年以后，又有一则神话流传开来，说是有一天夜间他在马路上遭到未遂谋害。

有两个流氓手握芬兰刀，向他冲来，他当然用力推开他们，就像扔掉两只小猫一般，

但还是受到了剪伤。这则神话听起来多么英雄呀。在此以前我已经领教过叶利钦编

故事的能耐了。

　　11月9日，我又得把政治局委员紧急召集起来。医生再次确认伤势对生命和健康

无任何危险。他的状况已经平静下来。在讨论过整个情况之后，决定应该即刻提出

叶利钦的工作问题。我亲自打电话同他谈话。为了避免对他说来不太愉快的那个话

题，我开门见山地说，全部情节我都已了解，对事情的原委也清楚了。所以要定个

日子，开一次莫斯科市委的全体会议。

　　我觉得，他多少有些失态。他说：

　　“干吗这么仓促？医生还给我开了一大堆药呢……”

　　“医生给你开药是让你稳定下来，也是对你的鼓励。拖延不开全会是没有道理

的。就这样莫斯科也已经谣言满天飞了，有关于你在中央全会上的发言，也有关于

你的身体状况的。”

　　“那以后我干什么呢？”

　　“我们会考虑的。”

　　“要不我干脆退休吧？”

　　“我不这么想，你还不到年龄嘛。你还应该工作，再工作。”我答道。

　　在我们刚开始谈话时，我觉得叶利钦竭力想赢得时间，他拼命在寻找下一步行

动的预案。后来，当我们谈及他有可能去国家建委任职、按部长级作安排时，谈话

就具有务实性了。

　　“这是退出政治舞台吗？”他自问自答地这么说。

　　我说，“现在不能让你回到大政治的圈子里去，可部长是政府成员，你还是苏

共中央委员嘛。往后我们再看一段时间。生活仍在继续。你就准备召开市委全体会

议吧”。

　　莫斯科市委全会于11月12日召开。跟我一起去出席会议的有利加乔夫和扎伊科

夫。会议的气氛很沉重。叶利钦在凌辱他的同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方面是个大行家。

他奚落起人来又凶狠，又歹毒，多数还是受冤枉的。而这会儿可轮到他得报应了。

许多发言人的动机很明显带有报复和幸灾乐祸的成分。我记得普罗科菲耶夫的发言

极其尖锐，他讲得很长，讲他在市执行委员会工作期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一切

给人留下了沉重的感觉。在全会上叶利钦表现得很克制，据我看，像个男子汉。

　　从一开始我就力求不要使“叶利钦事件”成为丑闻，按照正在中央、党内、国

内逐渐形成的新的气氛来解决。因此，在政治局提出公布莫斯科市委全会上的发言，

包括我的发言时，我建议：在会上谈到叶利钦个人问题时，话应当说得准确些，不

要把他的一生和他的活动完全否定。

　　我的意见受到支持，会场上“对！对！就该这么办……”响成一片。

　　全会委托雅科夫列夫、拉祖莫夫斯基和博尔金根据这一精神审定一份由市委起

草的供发表的文稿。可后来谣言传开了，把整个这个情节描写成对人民捍卫者的迫

害。应该认为这些谣言与叶利钦本人有关，也与已经将他吹捧为民主派领袖的那些

人有关。

　　莫斯科市委全会之后，有一段时间叶利钦继续作治疗，接着便去休假。1988年

1月14日，他被任命为苏联国家建委第一副主席（按部长级待遇）。他依旧是政治局

候补委员，还参加过若干次政治局会议。直到二月全会才解除他的这项职务。后来，

同事们曾多次责怪我，说我没有把事情做彻底。他们说：“应该把他清除出中央委

员会，把他流放到老远老远的地方去，越远越好。既然你那么怜悯他，那就派他去

海外当大使。这样他也就到头了。”有多少次人们这样说我：“您得承认，这可是

您．最大的失算啊！”

　　我没有这样的想法。整人不符合我的性格，更何况这样做是违背我竭力要在党

内推行的那种人际关系的精神的。对叶利钦作出重新任命的决定，我的出发点是确

信我们的一切都应该建立在同志关系的基础之上。对于他，我一点也不反感，更谈

不上什么仇恨之心。即使到了他在政治斗争过程中开始用最低级的言词指责我，侮

辱我，他也没能把我拖进这类叫骂争吵中去。

　　                    第十二章 事业与思考

　　                    总书记的假期怎么过

　　8月1日我去休假，像往常一样去克里米亚。经常有人问我，我是怎样休息的？

在空闲时间干些什么？这里试着用1988年夏季作例子，来展示一下苏共中央总书记

的假期是怎么过的。其实，当我处在这个职位上时和其他人区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