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听？）
北京举办“问题中国 进步中国”研讨会
孔丹、罗援等参会(实录全文)
作者：经济导刊 发布时间：2014-10-09 来源：经济导刊
http://www.wyzxwk.com/Article/shidai/2014/10/329989.html
中央反腐决心坚定不移，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风暴频起高潮。腐败现象的实质是一些党员，包括部分领导干部对社会主义事业失去了信念，思想意志被金钱摧垮，堕落为没有底线的官场食利者。反腐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23年前苏联共亡党亡国的一幕距今并不遥远。
7月29日，在继徐才厚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对周永康立案审查，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风暴再掀高潮。徐才厚、周永康落马的事实，再一次向全党全社会表明：中央的反腐决心坚定不移，“对腐败零容忍”绝非空话。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霹雳手段惩治腐败，在一年多时间里，依法惩处数十起大案要案，力度之大不见史册。十八大代表、著名作家二月河评价说：“现在的反腐力度读遍二十四史都找不到。”
中央惩治腐败敢于动真碰硬，使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看到，共产党决不允许有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特殊党员，党纪国法不容违逆。但同时，这也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中共反腐十数年，腐败却遏制不住，呈现批量化和严重恶化的趋势?
腐败现象背后的实质是什么?是很多党员，包括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对共产党为之流血牺牲、不懈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失去了信念。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金钱狂潮，他们的思想意志被摧垮，将党性让位于私欲，将良知出卖给资本，将权力变现为钞票，堕落为没有底线的官场食利者。
反腐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说，“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从历史到现实，因统治者腐化堕落而政权倾覆的教训比比皆是。23年前苏共亡党亡国的一幕距今并不遥远，它给我们的警示是：像苏共这样的社会主义大旗、像苏联这样的世界超级大国顷刻间垮台解体，其前车之鉴足够我们时刻牢记。中国共产党能否有效遏制腐败，纯洁党风，重拾民心，巩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国家基业?
2014年7月5-6日，在本刊举办的“问题中国，进步中国”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对腐败问题及其实质进行了剖析。
孔丹：腐败是现象，变质才是实质
我们会议的题目叫“问题中国，进步中国”。对问题中国，我感到担忧，现在遇到的挑战是严峻的。中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是中国自身在发展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还是所有的国家——各种类型、各种体量、各种制度的国家，都会遇到的问题?
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就是腐败。习总书记在“五四讲话”中跟北大的学生们说，人生的第一颗扣子要系好。一个人一生中如果第一个扣子系错了，后面全是乱七八糟。当然，第一个扣子系好了，后面的扣子也不一定系得好，但是第一个扣子最重要。
我的第一颗扣子是18岁入党。但是我现在对腐败问题，对这个党从上到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变质，感到问题非常严重。各位学者在观点上可能不同，但我们从同样的事实看问题。腐败问题，怎么理解治标与治本的关系，为什么先治标再治本?这就跟人发烧一样，高烧不退会死人，最后整个党垮掉了，所以得先退烧。这个本是多年积累的问题，有各种原因，但是发烧这一点是公认的。从中央高层到老百姓都看到，这个党在发烧，不是低烧，是高烧。有些干部没底线，不知耻，手一伸出去就收不回来了，拼命地通过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
共产党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问题?它是内生的，还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我的“口述史”谈不上有多深刻，但是做了一些探讨。毛主席搞“文革”有一个原因是对苏联共产党变质问题的思考。其实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一直到“文革”，他都在努力想解决执政党如何不变质的问题。或者用现在有些学者的话说，这是一个战略思维。但是他采用的方法是“文革”，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实际上是把中央最高层给撕裂，把一些人打倒，然后重新去建构。最后的效果很差，问题很大，所以被称为“浩劫”。
今天大家普遍看到的腐败问题，我认为，腐败是现象，变质才是实质。现在退烧，肯定要老虎苍蝇一路打下去。最高层认为，这关乎共产党的生死存亡。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共产党就不是共产党了。所以说，这个问题非常严峻。
有人给共产党把脉，开出了药方，说你这套搞不下去了，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分立，你能治得了这个病吗?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不是一个思想僵化的人，如果这个办法行得通，为什么不可以用呢?但是我从实证的角度看问题，如果直接把那种所谓的“形式民主”引进来，不但解决不了腐败问题，中国肯定先分裂了。这一点现在越来越清楚了，我相信人民都会认识到，不能搞那个“民主”，乌克兰、伊拉克的教训就在眼前;印度是所谓的民主国家，不出现腐败吗?但是如何解决腐败问题，我们能不能在退烧的同时把住脉，开出好的药方?
过几个月要开四中全会，主题是关于依法治国。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有效的药方。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一个法律框架，自己作为执政党，接受法律的约束。这应该是一条路，如果能坚持下去，就能把党内存在的违反党纪国法的毛病慢慢纠过来。这个问题很深，一天两天纠不过来。
现在加强反腐也带来一些不作为的情况。以前给点钱办点事，现在不给钱也不办事了。另外一个问题是，整个公务员队伍成了一个社会垢病的目标，就和国企一样，成了原罪。所以，遏制腐败的问题对我们党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民的人心所向。我们现在看到生活的改善，看到社会的进步，看到国力的增强，甚至还有总书记说的中国梦，复兴的门槛快到了。这是正能量的一面。但同时因为问题增加了，你说是错误思潮也好，敌对势力也好，运用互联网的手段也好，总之人家不断垢病你。而你开出药方来，大家信不信?一些人和我争论，说把西方那套拿过来就能解决问题，我坚持认为那不可行。由此我的思考变成了这样的问题：在一个发展过程中，我们的方法论应该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其实在改革开始的时候，我就有这种看法，改革是通过一片沼泽地，非常艰难，到处是泥潭，稍有不慎就会陷进去。
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现在人家追问，你执政的合法性在哪里?我们说是打出来的，共产党带领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这就是它执政的合法性。但是今天，共产党还能不能继续领导中国人民?有没有这个资格继续领导?我认为，腐败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既要治标又要治本。现在大家都看到，反腐力度很大，人民有人民的期待，中央有中央的担当。干部队伍问题是个大问题，所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轮在省部级以上，第二轮在基层。
还有一些问题，比如结构调整问题、环境保护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到底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越位、错位，还有缺位，到底是政府出了毛病，还是市场发挥不充分，造成这么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样的问题不一样的把脉，有些人已经开出药方，就是普世价值和宪政，再加上自由市场经济。我前面已经说了，他们那套行不通。
我们肯定了我们的制度优势，肯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家从政治上、思想上到经济上对中国独特的道路进行了总结。但是我们的问题仍然需要面对，需要解决。所以，希望各界有识人士能够针对中国今天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建议，对中国的进步有所推动。
彭光谦：共产党内出现了一批资产者，这是一个大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的成绩说过很多了，说说问题。
在经济领域，经济总量已经翻了几番，但在收入分配、经济的独立自主性等方面，积累了不少问题，必须高度重视。
在政治领域，第一是价值观搞乱了，心灵迷失，自信心都没有了。这是最大的问题。
第二是阶级成分变了，队伍被搞乱了。刚才有专家讲到腐败问题和法律上的犯罪问题，我看实际上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党内出现了一批真正的资产者。他们当初是光着屁股来革命的，包括徐才厚的父亲也是老农民，可他凭什么一夜暴富?党内出现了一批这样的人，在阶级关系上已经背叛了共产党。
苏联为什么垮台?苏共一大批人，包括一大批领导干部，他们巧取豪夺，侵吞国库，贪污受贿，成为资产者。他们必须把共产党搞垮，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共产党要汲取苏共的教训，不要重蹈覆辙。现在的问题不光是一般的腐败，腐败哪个朝代都有。现在的问题是，共产党内出现了一批真正的资产者，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这是一个大问题。
关于民主，民主的价值观应该说是历史的、阶级的概念，有雅典民主，有资产阶级民主，也有社会主义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在历史上有一个短暂的时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对封建皇权、封建神权是一种否定。但是它确实是代表资本的利益，是在资产阶级内部按资本进行权力分配。所以，资产阶级民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资本者的权利博弈，是按财富的多寡决定权力分配的民主。现在西方把这一套变成了推广其霸权的一个工具。事实上，在国际关系上只有霸权主义，没有民主，从来不讲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用导弹来推销的民主，这个民主肯定不是个好东西。好东西还要吆喝吗?还要强迫别人接受吗?在市场上吆喝得最厉害的人肯定是想把最烂的货推销出去。西方现在不但使劲吆喝，还用导弹强迫别人接受，这个东西肯定是个坏东西。现在的西方民主，实际上是美国维护霸权地位合法性的说辞，是维持所谓道德高地的一块遮羞布。但是遮得住吗，谁信他?福山曾经是“历史终结论”的鼓吹者，现在也承认，美国的一些根本制度出了问题。
在价值观方面，我们要坚持自己的阶级基础和历史使命。近年来我们不再讲自己是革命政党了，这是为什么?现在害怕提共产党是搞革命的，好多文章都讲，我们的历史方位已经变了。共产党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如果今天把革命这个理念、革命的使命都不提了，抛弃了，那还是共产党吗?淡化或放弃了自己的根本信念、根本任务、根本历史使命，也就等于放弃了自己执政合法性的来源。不讲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那共产党凭什么掌权呢?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王湘穗：问题很多，但不是不可为
现在人们普遍承认，我们存在非常多的问题，因此有的人感到没信心。如果从历史看，就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就是从解决问题、难题起步的。有时局面极为严峻，问题堆积如山，但只要路线对头，就能转危为安。比如延安时期，我们党遇到的问题远比现在更多。外有日寇入侵，内有国民党重兵围困，肯定比现在问题严重得多。可是通过延安整风，解决了党内积累了近20年的问题，很快就打开了新局面。所以说，虽然我们现在存在许多问题，但并不是不可为。
如果借鉴延安时期的经验，我觉得就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思想路线，一个是政治路线。延安整风就解决了这两个问题，结果中国共产党很快就完成了民主革命，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由一个山沟沟里的党，发展成为执政党。所以，不怕问题多，就怕路线不对头，只要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目前像顽石一样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怎么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我觉得，还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张宇教授讲，中国的核心问题是走什么路的问题。我补充一点，中国走什么路，不完全是由知识分子来回答，或者是由党的最高领导人来回答，而应该由全体中国人民来回答。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实事求是，走美国或西方国家的路我们走得了吗?不在于我们想不想走，而在于世界有那么多资源供我们消耗吗?没有。或者走伊拉克、利比亚、埃及、乌克兰的路?中国人愿意吗?我想也不会愿意。既然如此，那就只能走一条比较适合中国的路。13亿人的现代化，比现在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还多一倍。这条路，任何人都不可能告诉我们该怎么走，只能靠中国人自己去找寻。简单地模仿西方，或者完全承袭传统，肯定都走不通。
中国道路要靠全体中国人慢慢去摸索。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直在摸索，65年的历史可以给出一个基本的答案：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有坚持三个自信，才能解决道路问题。坚持了，就能够克服我们面对的困难，违背了就会犯错误。20世纪50年代强调自力更生，是全球冷战格局下的一种选择;70年代的对外开放，也是在冷战格局出现重大改变后做出的调整。这些重大决策的核心就是实事求是。时易境迁，就需要因势利导，决不能刻舟求剑。实事求是不能一劳永逸，而是一个长期过程。我们党需要把它尽快明确下来，以免被洋教条、土教条干扰了我们的前进方向。
第二个是政治路线。政治路线的核心是立党为公，这个公，就是天下为公的公。中国政治历来崇尚民本，民为国家之本、天下之本，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也是立党为民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是服务于13亿中国人民的党，这个政治路线必须明确。所以，不是说是不是市场化体制，或者是不是法律化体制，而是像张维为教授讲的，能不能形成为大多数人民服务的良政善治的体制。市场决定性、依法治国都是手段和工具，最终在于你服务的目标是谁。把这个政治路线搞准确，有了最终目标，就比较容易找到正确的路径、方法和手段。
我赞同张宇讲的，在政治领域、社会领域要有一些不可交易的东西。我们现在有一个很错误的想法，觉得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学西方的。其实不是的，中国才是市场经济的老祖宗呢。看看《史记·货殖列传》就知道，历史上中国的统治者有极其成熟的抑商手段，早就确立了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体制;把商放在社会阶层的最下面，就是要抑制商人的政治作用。还规定商人不能穿丝绸，不能坐四匹马拉的车，如果商人发展太厉害，到了一定的时候还要以豪强之名迁离。这种士农工商的体制和抑商的做法，使中国农耕社会能够保持几千年的稳定。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传统抑商的方式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但是我觉得，为了发展实体经济，中国对资本、资本家集团也要有所抑制。至少共产党应该明白，不能把商人的那套东西发展到党内来，要在政治领域、党的组织中划一些界限，明确哪些东西是不可交易的，谁交易就是触碰红线。如果有谁把党员资格、领导岗位拿来交易，把中央委员的职位拿来交易，把将军的军衔拿来交易，那他就是自寻死路。
在社会领域也要对市场有所抑制，确定有些东西是不可交易的。比如食品卫生标准，比如高考。中国古代就有考试舞弊，有挟带这种事情。但是，谁挟带就杀谁，峻法严刑之下就导致有些东西不可交易。现在我们就应该重新明确这一点，有些东西不可交易。谁交易这些东西，谁就触犯了法律，就是党内公敌、社会公敌，就要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
罗援：腐败是战斗力的第一杀手
今天讲“问题中国”，从现象上讲，我认为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个是人心向背，我把这个问题排在腐败之前，是因为民心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毛泽东讲，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这个首要问题我们解决没解决好?我们说联系群众，但现在群众是谁?共产党今天的依靠力量是谁?现在的工农群众，很多人怨声载道。群众觉得你们是既得利益者，再怎么发展，都跟自己没关系。富的太富，穷的太穷。其实共产党办没办好事儿?办得好事多了去了。你看几乎所有的县，市政建设都很漂亮，马路高楼修得很讲究。可是老百姓为什么还这么多怨言?问题就在于我们到底依靠谁，改革发展的红利到底应该由谁来分享。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句“耕者有其田”，就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我想，现在一句“居者有其屋”，“病者有其医”，也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再一个就是怎么对待复转军人，还包括一些参加过作战的人员。这些人，真要打江山、保江山，还得靠他们，绝对忠诚。现在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已经不多了，即便十三四岁参军，如今也已进入暮年了。政府拿出点钱来，从贪官污吏手上没收的钱里拿点出来，把复转军人和抗美援朝老兵等参战人员安排好点，安抚人心，能顶百万雄师。能够为共产党上战场的这些人，现在却被边缘化了，这怎么行?他们在一些红色纪念日聚会，是聚集正能量，应该支持。我常想，一旦发生颜色革命，谁来挺我们的共产党政权?这些人与我们的红色政权息息相关，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我们联系群众，首先要联系他们。当然，还应该包括爱国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之士。他们是人民群众的主体和大多数。所以，人心向背的问题、依靠对象的问题，这才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腐败。腐败是战斗力的第一杀手，腐败不除，未战先败。甲午战败，重要的原因是败在贪腐。最近徐才厚、周永康被查，腐败程度触目惊心。最可怕的是吏治腐败，一批人要官、跑官、买官成风。当年国民党败退台湾，躬身反省，最大的教训之一就是吏治腐败猛于虎，逆向淘汰，精英流失，贪腐泛滥。当务之急是要启用一批对党忠诚、清正廉洁、有担当、有才华的优秀干部，把他们安排到关键岗位上。要尽快拨乱反正，恢复部队的光荣传统，向能打仗、打胜仗的目标聚焦。
第三个问题是舆论阵地失守。现在在一些网站上，你不骂共产党，不骂毛泽东，都不好意思上这个网。在网上谈共产党、谈社会主义，好像都已经边缘化、地下化了。这个问题是怎么造成的?怎么几十年的时间咱们连个舆论阵地都没了?文化战、舆论战，这是共产党打胜仗的一个法宝啊!习主席在这方面讲了很多，非常到位。舆论是意识形态的主战场，我们现在主力军在什么地方?怎么来打赢这个仗?有没有自己的网络平台、意见领袖?有些媒体和网站阳奉阴违，令不行，禁不止。现在网上还大量充斥“五反言论”——即反党、反政府、反军、反社会主义、反老一代革命家。很多人仍然在诬陷、造谣、诽谤，甚至骂人，满口污言秽语。网民提意见、监督，甚至批评政府工作中的问题，我们欢迎，但如果以“言论自由”为名企图推翻共产党政权，我们坚决不允许!
中央已经警告不能再给这些舆论提供阵地。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网络这个阵地我们绝不能拱手相让，不能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占领阵地，诬蔑我们党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对这些人听之任之，今后他们就是颜色革命、社会动荡的隐患。
第四个问题是形式主义。中央抓这个问题很有必要，当年延安整风就是从“反对党八股”开始的。现在“党八股”仍然盛行，官话、套话、大话、空话、假话不绝于耳。基层还是会议多、工作组多。一些地方官员为反官僚主义下基层，却给基层增加了新的负担;疲于接待，疲于听指示，抓工作的时间被挤占了。我认为，密切联系群众的活动应该围绕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展开。很简单，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党的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树立的典型不在多，而在精，要有针对性，要有说服力，要分层次：高级领导干部学习周恩来;中层干部学习焦裕禄;基层干部学习王进喜;老百姓学习雷锋。如此，党风、民风会有一个大的改变。
第五个问题是安全环境。现在面临双重压力，就是习总书记所讲的，我们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这些问题是怎么造成的?我们在战略上、在安全政策上是不是有需要反思的地方?现在内忧外患，恐怖袭击是空前的，西方国家对我们直接或间接的围堵也是空前的。我们必须要有忧患意识，不能视而不见，而要未雨绸缪，积极应对。
以上五个问题是从现象上分析，最后还是要从体制上和政治思想路线上来找这些问题的根子。
武力：我对共产党遏制腐败是有信心
我讲两个问题。第一个，我非常同意潘维教授[4]说的，我们现在对制度的过度强调，有点走向唯心主义了。应该说改革开放以后，在生产关系调整方面，制度变革确实带来很大的红利。但是我们应该比较客观地来看这个问题，有两条我觉得是基本原理。第一条是制度没有绝对的好和坏，只有适合。就像鞋子一样，没有说你的鞋子大好，还是鞋子小好，合你的脚才是最好的。而且经济发展非常快，社会发展非常快，制度不可能是固定的。就像孩子穿鞋一样，这个时候穿37码正好，但不能永远穿37码，过几年脚长了，穿40码了。这种变动，我觉得应该讲清楚。
我是搞经济史的，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很多问题，我越来越感觉到，体制有问题，确实需要改，但是更多的是发展中的问题。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现在来看是非常严重。把这些一股脑都赖到体制上，老想从体制上解决问题，恐怕就会出毛病。
第二个问题是反腐。三中全会《决定》讲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更好发挥作用，而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腐败阻碍了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老百姓对这一点产生怀疑，西方也诟病我们，当然西方的情况就不用说了。但是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来说，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恐怕是最大的难题。
腐败其实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共产党能不能有效遏制腐败，或者把腐败控制在一定程度内?我还是有信心的。这在历史上也可找到不少例子。
腐败问题除了有制度因素、发展变化的因素以外，还有政策手段的使用问题。这与政治经验和治理措施有关。我觉得，过去20年我们对这个问题估计不足，起码没有充分吸取中国历史上的经验。越是在社会承平日久的时候，越是在没有战争、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治军越要从严。对部队来说，社会很难监督到它，那它自身最关键的检验是什么?是战争。检验部队靠打仗，打仗能看出你这个部队行不行，是不是一打就稀里哗啦了。检验企业可以看效率怎么样、生产怎么样;检验干部可以看他给群众办了多少事儿，但是部队不打仗就检验不出来。所以在和平年代，尤其在市场化快速推进的阶段，没有严格的治军措施，结果就会导致腐败，其实也害了很多干部。
从中国吏治的角度来说，现在是可以收拾局面的，但是中央得有一套办法和严厉的措施。真要惩治贪官，老百姓肯定赞成，一般也不可能因此就闹出乱子来，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所以，一方面要健全制度，这个可能慢一点，就像吃中药，是个慢功夫。同时要采取一些比较有效的严厉手段和政策，这样惩治腐败可以比较快地见成效。
强世功：要从“反不法”转向真正的“反腐败”
讨论反腐败，我觉得要区分违法犯罪的不法问题与真正的腐败问题。亨庭顿在《变迁社会的政治秩序》中论及腐败问题时，强调要区分“不法”与“腐败”。不法就是违法犯罪行为，官员不是神仙，与普通人一样也会有违法犯罪问题，比如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各种违法行为。导致这些问题固然有腐败因素，但在性质上首先属于“不法”，不完全等同于“腐败”。我们不能把官员的违法犯罪行为都看作是腐败问题，这样很容易混淆了“法律上的不法”和“政治上的腐败”这两个概念。
“腐败”是指背离事物的性质，开始走向其反面，从而导致事物腐朽死亡的力量。因此，不同的事物、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性质，其腐败的因素也不同。讨论腐败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事物的性质，必须针对事物的性质来谈。比如，企业家的性质就是创造财富，如果一个企业家缺乏创造财富的动力，整天想着如何消费财富，那就是一种腐败，意味着企业家的死亡。相反，慈善家的性质就是关注慈善事业，如果关心如何赚钱，就不是慈善家，而变成了商人。
官员腐败也要从官员的性质说起。比如，有些官员虽然收取了不法利益，但他们也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属于“不法”，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对于这些官员，在法律上惩罚与政治上肯定并不完全矛盾。
相反，有些领导干部可能很清廉，但对老百姓没有感情，对党和国家的利益漠不关心，草率决策，将属于全民的国有资产廉价转卖给一些个人，致使党和国家蒙受巨大损失。这些干部或许没有从中获取不法利益，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已经完全背离了党的领导干部的性质，因为他们考虑的不再是党和国家的利益，不再是公共利益，而是某个集团或个人的利益。今天不少官员以改革的名义损害国家公共利益，这些“昏庸糊涂官”的所为难道不是比不法更有危害性的腐败吗?古人讲，“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同样，有些党的高级干部虽然很清廉，也有不错的官誉和口碑，但在内心中对党和国家政权没有信心，早早把子女和家人送到国外，将家庭财产转移到国外，使自己变成“裸官”。这些人往往在暗中纵容各种“和平演变”的主张，以便伺机跳到另一条船上，趁“颜色革命”的混乱之机瓜分国家财富。这些人也许没有什么不法行为，有的甚至很清廉，很有道德感召力，但对于国家政权和人民的福祉而言，祸国殃民难道不是比不法行为更可怕的腐败吗????苏联解体的原因不是由于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法律上有多少不法行为，而是由于他们整体上的政治堕落和腐败。十八大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实际上就是针对这种可怕的政治腐败。
亨庭顿认为，后发达国家政治秩序之所以混乱，与其说是由于官员在法律上的不法，不如说是由于他们在政治上的腐败。尤其是执政党整体的腐败，即执政党不再考虑国家整体的公共福利，而仅仅考虑某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从而导致执政党脱离了人民群众，引发政治秩序的不稳定。
当前，不少人都说反腐面临两难困局，因为从不法的角度来反腐，可能为数相当多的干部有不法现象。这是由于中国转型期制度不完善造成的，如果区分法律上的不法和政治上的腐败，反腐败就可以走出两难境地。
首先，当前大面积不法的根源在于官员政治上的腐败，尤其是领导干部。上梁不正下梁歪。反腐败要从反不法开始，同时结合群众路线教育和贯彻落实八项规定，从总体上遏制腐败导致的不法现象继续蔓延。这可以看作是病急用猛药。
然后要区分法律上的不法和政治上的腐败。对于违法犯罪问题，关键在于加强法治，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党政领导干部犯法和普通公民一样处理。只有严格实行法治，“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不法。若采取“刑不上大夫”，党政领导干部违法犯罪要由上级领导批示才能追求法律责任，那就不是法治。不法问题就会长期存在，甚至会愈演愈烈。
区分了法律上的不法和和政治上的腐败之后，反腐败就不能只盯着不法，而要有政治观念，有政治大局观。反腐要与整顿党的思想作风、清理党的干部队伍这些政治任务结合起来。
从法律角度看，腐败问题可以定义为是法治问题。但是，要在中国建立法治，必须走中国道路，而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模式，尤其是美国法治的“法律帝国模式”。而不顾中国实际，完全照搬西方模式的法治建设，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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