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反右運動說“不”的宋慶齡

李昌玉

根據極為有限的史料，在毛澤東掌權的27年間，不論他怎麼胡作非為、禍國殃民，只要對他略有微詞，無論何人，必定要遭到整肅打倒，身敗名裂，直到死無葬身之地，如彭德懷，如劉少奇，如林彪。可是，卻有一個極為罕見的特例，就是宋慶齡（1893—1981）， 她竟敢對毛澤東親自發動的反右運動、文革運動，上書說“不”。毛澤東對此雖然非常厭惡，但仍然需要這個天字第一號的政治花瓶“裝點此關山”，所以還要隱 忍，不能也把她打倒。毛澤東是工於心計的高明政客，政客只講利弊，沒有什麼仁義道德需要顧忌。權衡利弊，毛澤東直到死前，對宋慶齡沒有下毒手。毛澤東與宋 慶齡之間這種微妙的互動關係，是獨一無二的孤例。

（一）宋慶齡明目張胆地對反右說“不”

反右開始之後，人人都要表態。有人說，沉默是金，但沉默意味着反對，因此，即使像“國母”、人大副委員長宋慶齡這樣的要人名人，她也沒有沉默權。她必須表態，公開表態，不能逃避。她在1957年6月21日，即反右開始之後13天，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否認共產黨的領導，就是要使全國人民重陷於奴隸的地位》。開頭兩段說：

最近我雖然因病而不得不少參加活動，但是我一直以極大的注意和深切的關懷注視着這個時期我們國內的事情。中國共產黨開始了整頓黨員們工作作風的運動。在這以前，各方面已經展開了‘鳴’‘放’。

人 們一致公認，這是我們政治生活中的一種健康現象。整風運動表現出共產黨對它本身的力量和它的群眾基礎具有莫大信心。更重要的是這次運動將使共產党進一步加 強。馬克思主義根據我國具體情況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這的確是一個新的發展，並且對整個革命運動將會起極為良好的作用。這表明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思想開放和 態度寬容是可以辦得到的。這是一次健康的運動。它應該能夠在全國範圍內激發起無比強大的活力和熱情。中國共產黨又一次在領導黨和政府的方法上標誌出一個新 的途徑，首先就是吸引非黨人士參加共產黨自己的改進工作，其次，就是給每一個人發表意見的機會，使一切心底里的意見都可以放在桌面上來加以探討。我深信， 這樣就能夠使我們的領導人們，不論是中共黨員和黨外人士，提高他們的認識和工作的水平，從而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作出更大的貢獻。……

如果我們注意到這些觀點是在反右開始之後13天 發表的，雖然題目立論帶有濃烈的批判色彩，嚇人一跳：“否認共產黨的領導，就是要使全國人民重陷於奴隸的地位”，但如果通讀全文就會發現，用的是假言推 理，而不是事實判斷。這篇名義上為“反右”運動捧場的文章，竟然沒有“反右”二字。其中沒有一處提到“右派否認共產黨的領導”。這裡完全是虛張聲勢，從整 風鳴放的正面意義，即毛澤東發動整風之初公開表明的動機來闡述她的認識，諸如“人們一致公認，這是我們政治生活中的一種健康現象。”“這表明在社會主義制 度下思想開放和態度寬容是可以辦得到的。這是一次健康的運動。它應該能夠在全國範圍內激發起無比強大的活力和熱情。”她反覆認為“大鳴大放”是“健康” 的，而不是毛澤東斷定的右派分子趁機反黨攻擊黨，她特別認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思想開放和態度寬容是可以辦得到的”。她認為中共作為執政黨就應該“吸引非 黨人士參加共產黨自己的改進工作，……給每一個人發表意見的機會，使一切心底里的意見都可以放在桌面上來加以探討。”她是一個心地坦白誠篤的人，完全是從 發動整風的本初意義、正面意義上來理解，因此，題外之意，弦外之音，表明宋慶齡不同意毛澤東耍弄的“陽謀”。她委婉曲折地表明不同意反右運動，甚至於還有 規勸毛氏的意思。毛澤東的頭腦當然很清醒，一眼就能看出這是一支“暗箭”。

上文發表之後，大概龍顏頗為不怡，所以逼迫宋慶齡再次表態。7月13日，就是上文發表22天后，反右運動早已成了鋪天蓋地席捲神州的政治運動。宋慶齡又發表了《團結就是我們的力量》一文。這篇超過5000字 的文章，同樣沒有提到“反右”二字。她仍然採用“整風運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些當初“引蛇出洞”的正面說法。她明確主張“團結”，也就是反對破壞團 結的“反右”。對於當時認為的右派攻擊，在宋慶齡筆下成了“許多人都作了直率的、坦白的發言。缺點與缺陷被揭露出來了。”下面三段話，幾乎可以看做是對毛 澤東背信棄義、出爾反爾的嚴厲批評：

我 們很熟悉中國的舊統治者是怎樣處理社會中的矛盾的。如果人民提出了意見或是抗議他們的境況，他們就會被看作“煽惑者”，就會遭受逮捕、拷打和處決。那時的 當局不愛多講，乾脆就使用武器。在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裡，事情在本質上沒有多大的區別。儘管它們有早就制定的、冠冕堂皇的憲法，哪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不 用某種殘酷的手段來掠奪它的殖民地或少數民族呢？哪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不用軍隊來對付罷工者，不用警棍、監獄、死刑來對付工人階級革命者呢？

在 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裡，我們不能做那樣的事情。我們了解緊張的性質和原因。我們曾用大炮來對付大炮，把我們自己從壓迫之下解放出來；我們卻不用武力來解決 人民之間的分歧。在舊社會裡，危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要導向苦難和衝突。在社會主義社會裡，我們能夠掌握經濟和社會的規律，明智而合於人情地解決問題。

毛 主席及時指出，我們必須正視目前存在於我們社會中的矛盾，把它看成我們國家議事程序上的第一個項目。他曾經闡明這些矛盾是人民內部的矛盾，不同於敵我之間 對抗性的矛盾，所以必須用不同的方法去處理。這些問題是追求着社會主義這一共同目標的人們中間的問題。它們是一個家庭內部成員之間的問題。只要我們認識這 一點，處理得當，我們就可以防止它們發展成為對抗性的矛盾。

上 述第一段，顯然是用“舊統治者是怎樣處理社會中的矛盾”，借舊鑒今，警示毛澤東，不要重蹈舊統治者“用軍隊來對付罷工者，用警棍、監獄、死刑來對付工人 階級革命者”的覆轍。第二段，規勸毛澤東要“明智而合於人情地解決問題”。第三段引述毛澤東的話，說明這不是“敵我之間對抗性的矛盾”，而是“一個家庭內 部成員之間的問題”，警告毛澤東不要食言自肥。大概宋慶齡完全沒有想到毛澤東會以這種言而無信、出爾反爾的“引蛇出洞”伎倆來對待知識分子、民主黨派，所 以她再次寫文章表示不同意反右運動。這篇文章的中心就是“我們一定要像保護生命一樣來保護我們人民的團結”。當時反右進入高潮，宋慶齡竟敢於公開主張“團 結”，再次和毛澤東唱反調，可謂空谷足音，諍言貫耳。

從近年來解密的宋慶齡言論知道，1957年宋慶齡給黨中央寫信，對反右確實說過“不”。 1957年宋寫信給黨中央：“黨中央號召大鳴大放，怎麼又收了？共產黨不怕國民黨八百萬大軍，不怕美帝國主義，怎麼會擔心人民推翻黨的領導和人民政府？共產黨要敢於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評，批評人士大多是愛國愛黨的，一些民主黨派人士為新中國的解放，作出了家庭、個人名利的犧牲， 一些二、三十歲的青年知識分子怎麼可能一天就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我很不理解這個運動，我想了兩個多月，還是想不通，有這麼多黨內黨外純粹的人會站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對立面？要推翻共產黨？”

宋 慶齡一連提出了五個疑問，不解之情蘊含在怒責之中。她這才驚然發現，她“為新中國的解放，作出了家庭、個人名利的犧牲”，把自己的榮譽、生命無怨無悔地 奉獻給的一個政黨領袖，竟然是一個玩弄權術，搞什麼“引蛇出洞”，致人死地的政治流氓。這就像一個痴情女遇到了負心漢，她的傾心之愛受到無可饒恕的踐踏與 侮辱，轟然倒塌。

宋慶齡說“一些二、三十歲的青年知識分子怎麼可能一天就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這句話特別觸動我們這些右派大學生。以年齡論，官方公布的55萬右派分子中，30歲以內的人，包括大中專學生、大中小學的青年教師、青年幹部軍官等等，占了一半多。我們僅僅因為說了幾句不中聽的話，瞬時之間，就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就要弄得被迫自殺，或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最少也是要當22年的賤民，勞動教養，至今還屬於“監控”對象！！！而1946-1949年間，多少大中學生的地下黨員，參加推翻國民黨政權的“第二戰線”活動，全國也沒有幾個坐牢、槍殺的。兩相對比，毛澤東實在是罪不容誅！這叫宋慶齡憤慨莫名，難以自已。

宋 慶齡反對反右運動的態度，在黨內高層震動很大。據當時在《人民日報》工作的王若水回憶：“我記得有一天胡喬木來到報社，指示反右派宣傳。他坐在會議桌的 一頭，開始的話就是：‘這次反右派是個考驗。郭老擁護，宋慶齡就不支持。主席說，他們兩人的表現就不一樣……’”（王若水《新發現的毛澤東》，明報出版 社，2002年，538頁）

毛澤東已經被他臆造的階級鬥爭沖昏頭腦，喝不進良藥，聽不進忠言，但是對於宋慶齡的“不支持”態度又無可奈何。一肚子的悶氣只能在某個範圍內發泄。全中國之大，畢竟還有一個敢在老虎頭上動土的人，而且是女人！

宋慶齡不能自覺地和毛保持一致，這是源於她的教育背景，家庭出身和診治信仰，還因為她是天字第一號的政治花瓶，自恃還可以規勸毛澤東，起碼是相信毛不敢把自己也打右派，但毛澤東是英明領袖，怎麼能容忍這種反調呢?任何別的人，這樣說，不打成極右分子就怪了。我們無法知道老毛使用了什麼手腕，軟硬兼施，最後使宋慶齡終於屈服，到9月9日她以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名譽主席的身份在中國婦女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言，發表《中國的光明前途》演講，就不能不說違心的話，為毛氏酷政捧場，為“反右”張目了。

（二）宋慶齡是“蘇聯特務”？

我 們對於宋慶齡所知甚少。她成了國家領導人以後，深居簡出，很少拋頭露面，在照片上永遠給人高貴、典雅、美麗的形象，既有“國母”的莊重，也有“宋奶奶” 的慈祥，卻無“戰士”的威嚴。他死後獲得官方很高的評價：偉大的愛國主義、民主主義、國際主義和共產主義戰士。這個蓋棺定論還因為解放前的二十幾年她就是 一位為共產黨竭誠效力的非黨地下工作者，一位不屈不撓的反蔣“戰士”，如毛所說“ 在革命戰爭的歲月，實際已是黨的優秀領導者之一”。

網上流傳一篇文章：《塵封70年密函曝光：宋慶齡是蘇聯特務》（2009/5/29）。因為此“密函”出於官方正式出版的書籍，我將該文抄錄於下：

2007年，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十五卷公布了一封塵封70年的密函，引出了一段鮮為人知的陳年往事。這是一封宋慶齡寫給王明的信函，全文如下:

親愛的同志:

我必須向您報告以下情況，這些情況有可能威脅我的工作和損害我將來在中國可能與之有聯繫的任何運動。我提出這些情況供您研究，希望您能着眼於業已發生的情況，給我提供關於今後行為方式的建議。

一段時間以前，作為對毛澤東同志請求幫助提供資金的來信的答覆，我在三個月前給他寄去了一筆款項，此事在這裡只有一個人知道，他起了聯絡人作用，通過他，我收到了來信和轉寄了錢款。

幾 周前，宋子文得到釋放蔣介石的保證從西安回來後，想與我見面。他對我說，蔣介石獲釋有一些明確的條件，這些條件經商定是嚴格保密的，並且蔣介石在過一段 時間是要履行的。但是他說，共產黨人出乎意料地通過西安電台公布了這些條件，而其英譯稿也經史沫特萊報道出去了。史沫特萊小姐以自己的名義公開證實了這些 消息的真實性，並補充說，周恩來同蔣介石、宋子文進行了談判，等等。宋子文說，我們說好了，所有這些事情要絕對保密。

蔣介石對“共產黨人違背諾言和缺乏誠信”非常惱火，決定不再受這些諾言的約束，也不履行任何條件。他對宋子文說，別指望同這些人合作，“他們沒有起碼的誠實”等等。這使宋子文極為不安，因為他知道不可能再保持其《西安協議》保證人的地位。

我自然為我們的同志們辯護，我說，這種背信棄義的事應該是楊虎城干的，還說，無論如何史沫特萊不是在為共產黨做工作，而是一個同情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自由派作家和新聞記者。當時宋子文問我:“要是我告訴您，周恩來曾告訴我，不久前您給他們寄去了5萬美元，您還會否認您的同志出賣了您嗎？並且他還對我們兩個人（我和宋美齡）說，我們可以通過您同紅軍的代表取得聯繫。”

至 於史沫特萊小姐，我想說，她不顧不止一次的指示，繼續保持着不好的關係，向他們提供資助，然後就要求黨來補償那些由她提議花費的款項。實際上這裡的人認 為她是共產國際的代表。她把《工人通訊》的出版者、工會書記、“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的工作人員和其他許多人帶到同情我們的外國人的一個住所，結果這個用 於重要目的的特殊住所遭到破壞。雖然她無疑是出於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給我們的利益造成了損失。

我轉達了您把她孤立起來的指示，但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的同志讓她在西安工作，給我們造成了麻煩和困難。或許他們認為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

忠實您的宋慶齡（親筆簽字）

1937年1月26日於上海

這封信中提及蔣介石在被拘留西安期間承諾的條件，主要是指周恩來同蔣介石單獨進行談判時達成的相關內容。

1980年《周恩來選集》上卷的出版，其中刊載了蔣介石當時對周恩來的三點承諾:“子、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統一中國，受他指揮。丑、由宋、宋、張全權代表他與我解決一切（所談如前）。寅、他回南京後，我可直接去談判。”

事情發生後的稍後不久，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在西安廣播電台接連用英語和德語發表了講話，披露了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中允諾的條件。隨後，《紐約時報》分別於1937年1月8日、10日、17日以《幫助中國叛亂的美國女人》、《中國譴責美國女人》、《中國叛亂中的妥協》為題，對此事做了報道；1937年1月16日上海的《密勒氏評論報》也發表了《一位美國女人，活躍在西安的共產黨人》的報道。

共產國際獲悉這些情況後，十分震怒，1月19日，致電中共中央稱:中共“應該公開宣布和堅決實行這樣的方針:支 持國民黨和南京政府所採取的一切旨在停止內戰，聯合中國人民的一切力量，保衛國家領土完整和獨立，反對日本侵略的措施”。電報認為，“艾格妮絲•史沫特萊 的行為相當可疑。最後，必須取消她以共產黨人的名義和似乎他們所信任的人的身份發表演講的機會，必須在報刊上譴責她的所作所為”。毛澤東和周恩來在1937年1月21日給潘漢年的電報中，也認為她的所作所為是“錯誤的”，並解釋說，“我們事先並不知道，該記者現來蘇區，當勸其謹慎發言”。

由此可見，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在西安廣播電台發表講話之前，沒有得到中共的許可和指示。

1934年4月3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決定，“為出版《中國論壇》，派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同志去中國工作”。同年9月史沫特萊抵達上海，1935年初與共產國際在上海的代表見了幾次面。

事情進行得並不順利，1935年5月4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副主任米夫，中共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成員王明，中共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康生聯名寫信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 委員會說，出版反帝機關報的計劃已經落入警察手裡，“此外，艾格妮絲•史沫特萊違背我們的指示，開始會見在上海的一些做地下工作的外國人（他們與中國共產 黨有聯繫），由於警察很了解她，並且在對她進行密切的監視，所以根據她的行蹤，一些外國同志和一些中國同志可能會暴露”。因此建議放棄最近一個時期在上海 出版合法反帝報的計劃；並立即從上海召回艾格妮絲•史沫特萊。第二天，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會議就作出決定，通過了米夫等人的建議。5月9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貝克做關於上海工作的報告時說:1935年2月，史沫特萊在北京的時候，由於警察在搜查一所房子時發現了史沫特萊的工作計劃，導致了黃文杰（化名科爾薩科夫）等三四十位同志在2月20日至22日接連被捕。

宋慶齡認為，“雖然她無疑是出於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給我們的利益造成了損失”。這一評價應該說是非常中肯的。為了共產黨地下活動的安全，她向上級黨組織反映情況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曹樹君摘自《世紀》）

我 抄錄此文，是因為它以一個實例證明，宋慶齡曾經是蘇聯的“特務”，此外還有一說是共產國際的情報員（張耀傑），秘密黨員（楊天石《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 相》），總之，是一位在中共與共產國際之間溝通的地下工作者，是蘇聯向中共轉交經費的一個渠道，由此，對於宋慶齡在隱蔽戰線的貢獻，我們可以展開更廣闊的 設想，因此她成了“偉大的……國際主義和共產主義戰士”。從1927年國民黨“清黨”，亦即“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宋慶齡就以孫中山遺孀——孫夫人的合法身份，一直到1949年，長期地堅定地為共產黨奪權效勞。我們在涉及國共爭鬥的不少重大事件中，都可以看到她以合法的身份維護共產黨利益的立場和身影。此不贅述。

（三）開國大典中的精彩華章：邀宋北上

在中共發展壯大奪取政權的過程中，有的非黨人士赤膽忠心矢志不渝地追隨共產黨、幫助共產黨，為奪權勝利居功厥偉，比如，孫中山的遺孀宋慶齡，在“四一二”清黨之後，和她丈夫的繼承人、不久之後的妹夫蔣介石公開決裂，分道揚鑣，反蔣擁共，照毛澤東所說，她在中共奪權的22年中，貢獻比民革的李濟深、民盟的沈鈞儒還要大。不僅如此，中共建國，按照毛澤東的說辭，中共是孫中山革命事業的繼承者，因此把“國母”宋慶齡請到“開國大典”的天安門上，戴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桂冠，就使“建國大業”有了不容置疑的合法性。

宋慶齡在中共治下生活了32年。此前，宋慶齡為這個革命的勝利，她歷盡艱辛，為之貢獻了自己的青春和中年。此時得到封官進爵之賞，她本來應該欣喜歡暢，為新中國謀劃美景，獻計獻策，但是這32年，她生活得頗不愉快。

宋慶齡和毛澤東同庚，1月27日出生，早於毛澤東十個多月。1949年開國大典的時候，宋慶齡作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排在朱德、劉少奇之後，李濟深、張瀾、高崗之前，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她那年56歲。 因為她是天字第一號的政治花瓶，在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中，她獲得最高的頭銜。中共這個政權是依靠槍桿子奪取的，不是“奉天承運”，不是“君權神授”，不 是人民選票選出的。它宣布要徹底砸爛“舊世界”，“改元”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他也沒有繼承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國統、法統、道統。它的合法性就是兩千年一 以貫之的王法邏輯：成者王敗者寇——天下是老子奪來的。作為臨時憲法的《共同綱領》是中共一手操辦的，沒有舉行公投公決，各民主黨派也只能承認既成事實。 因此它的合法性主要靠兌現發動內戰前的承諾，即讓無黨派和有黨派的民主人士捧場，組成“民主聯合政府”來顯示。《共同綱領》基本上吻合聯合政府的結構，構 成了中共建國的合法性。一大批民主人士是從香港由中共派人護送而來的。宋慶齡因為她的特殊身份，在抗戰勝利後一直平安地住在上海。中共建國，為了邀請她北 上，使用了最高規格的禮節——毛澤東派遣了周恩來的夫人鄧穎超，攜帶毛周兩位的親筆信，專程前往上海登門邀請。中共承認孫中山是“革命先行者”，自己是 “革命繼承者”，宋慶齡作為孫中山的遺孀，她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就具有了任何人無法取代的承接辛亥革命的象徵意義。她是位居第一的“政治花瓶”——這是她 的孫女孫穗芳加給的美稱，也就是自己看得明明白白的“政治點綴”。中共有或沒有這樣一個“政治點綴”是很不一樣的。只要宋慶齡在天安門城樓上站一站，就使 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大大加分。請讀：

慶齡先生：

重慶違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誠，與日俱積。茲者全國革命勝利在即，建設大計，亟待商籌，特派鄧穎超同志趨前致候，專誠歡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駕蒞平，以便就近請教，至祈勿卻為盼!

專此。敬頌

大安!

　　　　　　 毛澤東

　　　　　　 1949年6月19日

和毛澤東所謂“以便就近請教”一樣，周恩來的信也是說“新中國建設有待於先生指教者正多”，這樣的誠懇謙遜、虛懷若谷、禮賢下士，彬彬有禮，不能不令宋慶齡動容。

至於鄧穎超在口頭上和宋慶齡交談了什麼就不得而知了。我們從1949年6月21日周恩來寫的《關於邀請宋慶齡北上參加新政協的電報和批語》（《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一冊）來看，一方面宋慶齡對於北上參加政協會議，有“病體難支”等等原因，開始頗為猶豫，周恩來告訴鄧穎超關於宋慶齡“參加政府事可候孫（夫人）到平再說”。8月3日， 周恩來去信，告訴鄧穎超，孫夫人的“房子已準備好，我方去看過，較重慶、上海我常去的兩個地方都大，樓房，有上下兩層，在北平為稀有者。一切內部陳設責成 阿曾、羅淑章負責指導。最好上海能帶一可靠廚子來。……”周恩來為迎接宋慶齡的到來，準備工作做得如此周到嚴謹、細緻入微實在令人感動。8月13日 周恩來再去信謂：“孫夫人究以何種名義出任新政協代表，等孫來平後，與她當面商定較為合適。”本來，宋慶齡提出她到達的時候“不要有人到車站迎接”，但宋 慶齡在鄧穎超的陪伴下，乘坐專車到達北平車站的時候，看到毛澤東親自恭迎，其興奮感動大概是難以名狀的了。宋慶齡曾經拒絕過蔣介石的任何官職，但是毛澤東 給她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榮銜只能義不容辭、恭敬領受了。

毛 親自去火車站迎接——此外，毛還到火車站迎過程潛，對宋如此禮遇尊敬，如此謙卑虔誠，我親耳聽軍隊的高幹說，當時令毛的眾多文臣武將驚異不已，甚至心生 嫉妒。抬高宋慶齡的禮遇規格，不但表示毛周對她的尊敬，而且表示她的無與倫比的重要性，使“開國大典”這場政治大戲演得更加繪聲繪色，因此與其是為了抬舉 宋慶齡，不如說是為了抬高開國大典的規格。毛氏是這場大戲的總導演，一號演員。“迎宋”是大戲中最精彩的華章。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為中共革命奉獻了一切的宋慶齡此時還是無黨派人士。宋1950年3月給黨中央寫信要求入黨，52年10月 再次給毛澤東寫信提出要求。毛對宋說：“你在政治上完全夠格，在革命戰爭的歲月，實際已是黨的優秀領導者之一。今後還有許多工作需要你做。有些事我們做不 好，你做合適。我在黨內說了：黨的高級幹部還要向你學習，學習你的革命堅定性，對新中國革命的貢獻，你的作用比李濟深、沈老還要大。所以還是留在黨外 好。”這就是說，宋慶齡還要繼續擔負統一戰線的使命，尤其是對付海外而言，任務更重。

（四）事與願違的32年人生路

但是，毛澤東需要宋慶齡哪裡是為了“就近請教”啊！毛澤東要建設的新中國和宋慶齡理想的新中國，其實是南轅北轍，相差萬里。毛澤東發動的一場接一場的政治運動，使宋慶齡產生了疑惑。

1955年11月，宋給毛寫信：“我很不理解提出對工商業的改造，共產黨曾向工商界許下長期共存、保護工商業者利益的諾言。這樣一來，不是變成自食其言了嗎？資本家已經對共產黨的政策產生了懷疑和恐懼，不少人後悔和抱怨。”毛批示：“宋副委員長有意見，要代表資本家講話。”

1957年宋又寫信給黨中央，對於反右運動提出了更尖銳的疑惑更嚴肅的批評。從1958年起，宋曾推病拒絕參加人大常委會。黨中央委派劉少奇、周恩來、董必武去做工作，宋只得繼續參加。

1959年4月，宋在人大被推舉為國家副主席。宋先後兩次推辭：“我是落伍了，思想跟不上，才掛個名，作個樣子，對國家不利。”提議由李富春或烏蘭夫擔任。

宋任國家副主席，是劉少奇、董必武、林伯渠、李富春提議的，政治局討論時，21人中18人贊成，3人反對，反對者是：毛、林彪、康生。

當 時毛髮言：“宋是我們民主革命時期的同路人，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她和我們就走不到一起了。從不贊成我們的方針路線到反對我們的方針路線。我們同她是不 同的階級。”反右運動使毛澤東加強了他的絕對權力，對於任何敢於挑戰他的人，反對他制定的方針路線的人，絕不絲毫寬容，必定置之死地而後快，但是他對於這 座政治偶像宋慶齡還不敢“打倒”，戴右派帽子，只能“反對”她擔任國家副主席。這是僅有的一個特例。此時毛澤東大概有咽下一隻蒼蠅般的難受。

文革期間，宋先後給毛和黨中央寫了七封信，表達了她對“文革”的不理解、反感，並對共產黨極度失望。67年8月、69 年11月、76 年6月，宋曾三次產生厭世思想， 在信中以及對來探望她的領導人的談話中流露出對自己所選擇的道路感到悵惘和說不出的苦悶。七封信中說：“我不懂文化，說小說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塗了，一夜天下來，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變成了走資派、反黨集團、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學習批判揭發劉少奇，我不會作的，劉少奇主席在黨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會是叛徒、內奸！ 我不相信，一個叛徒內奸當了七年的國家主席，現在憲法還有效嗎？怎麼可以亂抓人、亂鬥人、逼死人？黨中央要出來講話。這種無法無天的情況，自己傷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們的優秀幹部從與國民黨的戰鬥中走過來，卻死在自己的隊伍中，這是什麼原因？”

1970年3月， 毛對周恩來說：“她不願意看到今天的變化，可以到海峽對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國，我不挽留。”並指示周恩來、李先念把他的話傳達給宋。傳達時他們說：“主 席很關心你，知道你的心情不怎麼好，建議你到外面散散心，休息休息。”宋說：“是否嫌我還在？我的一生還是要在這塊土地上，走完最後幾步。”於是宋推病拒 絕出席一些節日活動和招待會，說“我參加會傷感，還是不參加，參加一次，回來就要進醫院。另外，我也不想做政治上的點綴。”她知道自己不過是政治花瓶而 已。

1980年11月，毛澤東已經歸天，宋給黨中央寫了她一生中最後的一封信：“一、國家要振興，恢復元氣，這是一次大好時機，二、要總結建國以來政治運動對國家對人民造成的創傷， 三、請不要把我和國父放在一起，我不夠格的。”1981年5月，胡耀邦、李先念到醫院轉告宋，政治局決定接受她為正式黨員，宋聽後微笑說：“不勉強吧！31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的路將要走完了。”

胡、李問宋還有什麼要求，她提了兩點：“我死後還是回到上海安息；我有些儲蓄，辦個福利基金。”

以上是網上披露出來的《1994年11月，書記處審查通過了黨史編委會整理的關於宋慶齡建國後32年經歷的材料》，《炎黃春秋》2009年第8期發表《宋慶齡在反右鬥爭中的態度》又引此“材料”陳述，可證明“材料”的真實性。

1981年5月14日，宋慶齡患的冠心病、肝癌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病情惡化危急。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接收宋慶齡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16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授予宋慶齡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榮譽稱號。1981年5月29日20時18分病逝於北京。上述“胡耀邦、李先念到醫院轉告宋，政治局決定接受她為正式黨員，”應該是5月15日，第二天又給宋慶齡加上國家“名譽主席”的榮譽稱號，恐怕只會使她的心更冷。宋慶齡已經上了“賊船”，想不當“政治點綴”也不行。她身不由己了。即使毛氏已經賓天，但這個無產階級政權，秉性難移。只要你活一天，就要把你按倒在船上作“政治點綴”一天。

在她死前半個月，還要急急忙忙地硬給她戴上紅帽子，加冕國家榮譽主席，這是對這位88歲的“國母”施行政治上的強暴，叫她在九泉之下，靈魂也不得安息。她不是說過“不勉強吧！31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的路將要走完了。”人之將死其言也哀，牛不喝水強按頭，何必強人所難呢？一個臨死前的癌症病人最大的痛苦是疼痛難忍。這時人家已經拒絕了，非要頂戴紅帽子，再強制性地給她“加官進爵”，使宋慶齡成為一劑“杜冷丁”為共產黨輸液，這是多麼的殘酷啊！

宋慶齡最大的貢獻是主動提出不進中山陵，否則，還真是留下一道棘手的難題。

（五）充滿了人格人性的光輝

我們讀了鄧小平的悼詞，就能理解其中奧秘。6月3日，首都萬人集會，隆重追悼宋慶齡名譽主席。追悼會由胡耀邦主持，鄧小平致悼詞。鄧小平對宋慶齡的一生作了高度評價，指出：“宋慶齡同志鞠躬盡瘁，70年 如一日，把畢生精力獻給中國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事業，獻給世界和平和人類進步事業。她在任何情況下都保持着堅定的政治原則性，威武不屈，富貴不淫，高風亮 節，永垂千古。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她跟隨歷史的腳步不斷前進，從偉大的革命民主主義者成為偉大的共產主義者。”鄧小平的悼詞要害是最後一句“尤其難能可貴 的是”，恰恰是這一句是強加的。宋慶齡始終停留在“民主主義”的原點上，即三民主義的原點上，《共同綱領》的原點上。他沒有“跟隨歷史的腳步不斷前進…… 成為偉大的共產主義者”。何謂“共產主義者”？鄧小平能給出定義嗎？能舉出榜樣嗎？“共產主義”本身就是烏托邦，“共產主義者”豈不更是心造的幻影。其 實，所謂“共產主義者”就是盲目地追隨毛澤東的階級鬥爭路線，成為他的幫凶、打手、走狗。這是不值得讚揚的人品。現在，中共對於死去的老幹部已經不採用 “從偉大的革命民主主義者成為偉大的共產主義者”這種明褒實貶的諛辭。由此可見，給宋慶齡臨死之前強迫“化妝”、“包裝”、“美容”、“整容”，實際上是 弄巧成拙，對她莫大的侮辱。

30年後看來，對宋慶齡，不強迫“收編”進共產黨，不戴紅帽子，尊重她的心意，於宋慶齡、於共產黨，應該是最好的“哀榮”。對於宋慶齡的這番強加的“榮譽”實在是鄧小平的敗筆。

不過鄧小平讚揚宋慶齡“威武不屈，富貴不淫，高風亮節，永垂千古”的這十六個字，還是公道的準確的。13年後，1994年11月，書記處審查通過了黨史編委會整理的關於宋慶齡建國後32年經歷的材料。鄧小平批示：“還是要去偽存真，敢於修正不實之處。”使宋慶齡露出了廬山真面目的一角，也是鄧小平的無量功德。這樣使我們看到了一個抗拒充當“政治點綴”的真實的“威武不屈，富貴不淫，高風亮節，永垂千古”的偉大女性。

陳 雲的評價是實事求是的。他說：“宋慶齡的品質高貴，在於信仰始終如一，愛國、愛民、愛和平。不做違心事，不講違心話。”“信仰始終如一”就是說始終停留 在“民主主義者”的水平上，三愛唯獨不“愛黨”，說明沒有成為“偉大的共產主義者”。“不做”“不講”說明他堅守這個人格底線。

對宋慶齡刺激最深的還是上個世紀60年代文革破四舊時，上海的紅衛兵“砸爛”了她雙親在萬國公墓的墓地，“推倒石碑，把墓中骸骨挖掘出來，實行‘暴屍’”。對於中國人來說，挖祖墳是最大的文化心理傷害。從文革開始，宋慶齡就和共產黨更加漸行漸遠了。

可 是她父母在上海的墓地，就遭紅衛兵肆意破壞，石碑被推倒，連骸骨也被挖掘出來，實行‘暴屍’。後雖得周恩來干預迅即重修墓地，但其心靈創傷仍難以平復。 所以，當毛派江青來看望她，‘向她解釋“文化大革命”’時，聽着‘江青自命不凡地一個勁吹捧紅衛兵’，她‘忍不住打斷了她的談話，說道：“對紅衛兵的行動 應有所控制，不應傷害無辜。”’弄得江青下不了台。（《宋慶齡全傳》，432頁）

1967年元旦，劉少奇實際已被打倒。宋仍吩咐，跟往常一樣，向劉的‘幾個孩子送賀年片日記本和糖果，並親自簽上“宋媽媽”的名字。’工作人員提醒她：‘現在送這個合適嗎？’她很不以為然地說：‘有什麼不合適？越是這種時候我越是要送。’（同上，435頁）

當劉在68年10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被‘永遠開除出黨’後，宋‘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少奇同志很好嘛，對革命有功勞。他不是壞人，為什麼要打倒他？”“對劉少奇這樣的老革命家怎麼可以這樣對待呢？”義憤之情，溢於言表。’（同上，436頁）

從宋慶齡的一生經歷可以證明，共產主義革命並不是如鄧小平所說的“人類進步事業”。

據說，宋慶齡死後留下一本用英文寫的日記，隨即被收走，保密了起來。如果有解密的一天，我們自然可以更多地窺探到她隱秘的心聲。宋慶齡終於扮演完了她的悲劇人生！她可以完全徹底永遠地解脫“政治花瓶”的地位了！阿門！

（六）宋慶齡也被監控

宋 慶齡和毛同庚。幾乎是在同時，毛髮誓用槍桿子奪取政權，走上了武裝反叛之路。宋則以蔣介石違背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的罪名，和蔣氏以及宋氏家族分道揚鑣， 和妹夫蔣介石反目成仇，單槍匹馬支持共產黨。她把自己的榮譽乃至生命都投注到共產黨一邊，為中共奪權效盡犬馬之勞。我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大概宋慶齡 以為毛澤東會取代蔣介石的專制獨裁，兌現民主建國的承諾，但是建政之後，毛澤東連續開展了一系列政治運動，對數以百萬千萬計的幹部和群眾動輒槍決、戴帽、 勞改、判刑、管制、整肅，其中就有不少宋慶齡的親屬、朋友、戰友，如孫女孫穗芳，使宋慶齡大失所望。所有蔣介石沒有做過、不敢做的事，毛澤東都無所顧忌地 做。政權到手，不但不實行“讓步政策”，而且以秦始皇自居，大開殺戒，超過了希特勒，超過了斯大林。

宋 慶齡一再上書，對毛的所作所為提出異議反感，引起毛極度的不滿。毛對周恩來說：“她不願意看到今天的變化，可以到海峽對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國，我不挽 留。”並指示周恩來、李先念把他的話傳達給宋。其實，毛是玩弄兩面三刀的高手。他當然理解，此時的宋慶齡能去台灣嗎？去香港嗎？去美國嗎？她只能“困守” 大陸，做政治花瓶。

邱會作兒子程光的大作《心靈的對話》，記載了監控宋慶齡的內幕。邱會作的兒子直呼毛澤東，父親還是言必稱主席，可是巧妙地把毛的所作所為講了出來，其中825頁寫邱會作受審判時的情形：

（父）：……這時我從座位上站起來說：解放初，把陳政當成“專控對象，是公安部和總政保衛部交辦的。那次向我匯報的還有三人，有個“專政對象”和一位國家領導人有關，你們同意了我再說出來。我的話驚動了法庭，沒露面的伍修權立刻登場代替執行法官宣布提前退庭。

（子）：為什麼這句話震動了他們？

（父）：這件事旁聽者不知，但我知，檢察廳副廳長史前進也知。史前進曾是總政保衛部長，當年就是總政保衛部向我交辦此事的。總政系統內按照敵特嫌疑布控對象里有陳政等，還有一人涉及對宋慶齡女士親友的監控。

（子）：如果人民群眾知道國家專政機關長期秘密監視宋慶齡，豈不是如當年的蔣介石一般了。或許他們怕你一時衝動，把真情說出來，才趕緊休庭。

（轉引自《華夏文摘》之齊彧著《邱會作透露：宋慶齡被長期監控》）

豈止一個宋慶齡受到監控！大概許多頭面人物，尤其是大右派，都受到監控。利用右派馮亦代做線人，監控一號右派章伯鈞就是一個揭露出來的實例。

（七）一位從“昏睡”到“驚醒”的革命睡美人

准 確評價宋慶齡很難。一來許多史料沒有解密，二來這百年的歷史太糾結，而宋慶齡又處在歷史的焦點上。筆者沒有能力作出準確的評價。最近讀到李劼先生的新著 《梟雄與士林》，他對於宋慶齡有一段很精彩的評述，說她是一位從“昏睡”到“驚醒”的革命睡美人，應當是一個很中肯的概括。轉述如下：

其 時，國民黨內也許只有宋慶齡那樣的爛漫人物，才會繼續戴着理想主義的有色眼鏡，堅信共產黨革命如何崇高。以一種隱喻的方式來形容，宋慶齡乃中國二十世紀 政治歷史上的革命睡美人。遙想當年，宋家花季少女在與有婦之夫孫文私奔的那一刻，就已被革命迷霧熏倒，開始一場漫長的昏睡。一直睡到五十年代，才被毛氏共 產黨一場又一場的政治運動和瘋狂殘害各類政治賤民，赫然驚醒。驚醒之後，再也沒有昏迷。及至八十年代的臨終之前，宋慶齡已經獲得了旁觀者通常具有的清醒。 勸她加入共產黨，回答說，不必了。問她是否與孫文合葬一處，回答說，配不上。歷史的滄桑，於此倒也可見一斑。

宋慶齡以背叛她的丈夫孫中山，背叛她的家族，背叛了辛亥革命建立的合法政權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投身共產革命二十餘年為代價，最後做了32年的第一號政治花瓶。但是她畢竟受過現代文明的教育與薰陶，所以和毛共的專制獨裁統治格格不入，鬱鬱寡歡。再說，宋慶齡首先是一個女人，她從32歲起就“守寡”，孀居長達56年。多年前巴蜀“鬼才”魏明倫寫了一篇反響強烈的《雌雄論》，辛辣地揭露了中國倫理中的悖謬和國母的隱痛：“神州只見偉丈夫之未亡人從一而終，罕見未亡人之偉丈夫始終從一，……設若偉男早夭，女傑孀居，也似國母喪偶時一般年輕，倘有再醮要求，那還了得，國將不國!必有說客盈門，壓力如磐，或橫眉厲聲禁止，或泣血頓首勸阻……統而言之，偉男續弦有理，女傑改嫁無恥，誰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海峽兩岸共誅之，炎黃子孫共討之!” 筆者50年代曾經聽小道消息：宋女確曾有過“再醮”之意，但請示毛氏，不准。傳者言之鑿鑿，似非虛妄。

我們不禁要問：宋慶齡為中共革命的偉大“犧牲”，偉大“奉獻”，值得嗎？作為第一號政治花瓶，其實是一部政治悲劇！

從1949年到1981年，長達32年，敢於和毛共唱反調、而當局卻始終忍氣吞聲，還要把她當做花瓶畢恭畢敬地供奉，到了臨死還要把她收編到共產黨內的人，全國只有宋慶齡一人。舉世洶洶，她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孤例。

（八）摘錄網文《“國母”宋慶齡與其男秘書秘密結婚》

60年 代，寂寞的宋慶齡與有婦之夫的兒子輩生活秘書有了感情，甚至宋慶齡要等他回來才一起吃飯，影響極壞，連工作人員都看不起她，常在背後嘀嘀咕咕。宋慶齡晚年 曾想與其男秘書結婚，報告呈給毛，批示：“早該如此！”但周卻批示：“何必如此。”於是，國母沒有了，宋慶齡只剩下“孫中山前妻”的頭銜，這是在內部，對 外宋慶齡依然以中華民國“國母”身份參加統戰活動。

宋慶齡為何不與國父孫中山合葬，說法紛雲。其實真正的原因是她晚年改嫁給了她的生活秘書，從國母變成了“前妻”。這就是宋慶齡無法與國父合葬的原因。

為了爭取宋子文和宋美齡，周恩來向他們透了底：宋慶齡是為共產黨效力的。周恩來告訴宋子文，不久前宋慶齡給延安寄去了5萬美元。周恩來還說，宋子文和宋美齡可以通過宋慶齡同紅軍的代表取得聯繫。從此以後，宋子文和宋美齡與宋慶齡斷交，1981年中共國家副主席宋慶齡在北京去世時，小妹宋美齡沒出半個字的悼文。——筆者按：宋慶齡在中共治下，成了國家領導人，生活起居都是“藏在深宮人未識”，在保衛安全的名目下，被政治綁架，所以她的再婚成了絕密的“隱私”。

（九）摘錄《蔣介石日記中的宋慶齡》

在宋氏三姐妹中，蔣介石對宋慶齡記述最少，很少見到他們之間有所交往的記載。但是每次提到宋慶齡，蔣介石一般是尊敬地稱為孫夫人。1943年3月12日下午3時， 他與蔣緯國拜訪孫夫人，是“以本日為總理逝世忌辰”。在孫中山逝世紀念日去看望宋慶齡，顯然是為了表示對孫中山的尊敬，並對孫夫人宋慶齡表示慰問，當天宋 慶齡也非常熱情，她用酒釀蛋款待了他們。為此，蔣介石感受到了她的誠意，他得意地對蔣緯國說：“余謂此故鄉寧波寬（款）待新女婿與外甥之珍品也。”

但 是，宋慶齡與蔣介石的政治主張截然不同，在蔣介石看來，宋慶齡是親共的，當兩人在政治問題上發生爭論的時候，在日記中蔣介石忍不住流露出憎恨，這時他不 再恭敬地稱呼宋慶齡為“孫夫人”，而是直呼其名，在舊金山會議前，中、蘇、美等國就舊金山會議中的中方代表中，是否要容納中國共產黨代表的問題曾展開過爭 論，蘇聯曾給蔣介石很大壓力，但是蔣介石拒不接納，而宋慶齡也曾與蔣介石商議，讓他接受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參加，這讓蔣介石非常不滿。

這年三月中旬，他在日記中恨恨地寫道：“共匪知我絕無指派其代表參加舊金山會議之可能，彼乃間接運動宋慶齡對我說項，此慶齡與我提共匪事乃為十五年來第一次，當知其從不願與我談政治與共匪也，最後則以宋說項無效，乃不得不由俄國出面暗示，其挺共之態度，要求我容共。”

蔣 介石日記是非常珍貴的資料，從中我們看到蔣介石心目中的宋氏三姐妹，還是不同於社會的一些觀感和猜想的。就蔣介石與宋氏三姐妹的關係來看，他對宋慶齡比 較疏遠，但除了關於舊金山會議的一次爭論，並沒有他對宋慶齡的其他相關不愉快經歷的記載。摘編自《北京廣播電視報》——筆者按：宋慶齡在蔣介石治下，反蔣 通共，和在毛澤東治下，批評毛澤東的錯誤，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情形。蔣介石中仁義道德之毒，沒有對宋慶齡採取必要的處置，實在是大謬大誤。

（十）中國的聖女

宋 慶齡在毛澤東的淫威與暴政之下，堅守人格獨立，思想自由，追求民主，保持人性，堅持信仰。她在個人迷信、個人崇拜掀起的九級濁浪當中，不隨波逐流。回顧 中共執政以來，放眼中國，舉目神州，富貴不淫，威武不屈，敢於對毛澤東發動的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政治運動、對毛澤東擁有的生殺予奪權威，勇於直言不諱地上書 批評反對的黨內外高層人士，大概只有宋慶齡一人。她堪為中國的聖女。

彌勒云：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開口便笑，笑世間可笑之人。宋慶齡亦為人世間之一彌勒。正因為她心胸豁達，通天齊地，大肚能容，開口便笑，視功名利祿、成敗得失為過眼煙雲，所以她比她的同庚 “萬壽無疆”長壽了5年。對於宋慶齡，她唯一的安慰，或許就是此！而毛澤東則是懷着掘墓鞭屍的恐懼死去。

（2011化療中擬稿，11-5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