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反右运动说“不”的宋庆龄
李昌玉
根据极为有限的史料,在毛泽东掌权的27年间,不论他怎么胡作非为、祸国殃民,只要对他略有微词,无论何人,必定要遭到整肃打倒,身败名裂,直到死无葬身之地,如彭德怀,如刘少奇,如林彪。可是,却有一个极为罕见的特例,就是宋庆龄(1893—1981), 她竟敢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反右运动、文革运动,上书说“不”。毛泽东对此虽然非常厌恶,但仍然需要这个天字第一号的政治花瓶“装点此关山”,所以还要隐 忍,不能也把她打倒。毛泽东是工于心计的高明政客,政客只讲利弊,没有什么仁义道德需要顾忌。权衡利弊,毛泽东直到死前,对宋庆龄没有下毒手。毛泽东与宋 庆龄之间这种微妙的互动关系,是独一无二的孤例。
(一)宋庆龄明目张胆地对反右说“不”
反右开始之后,人人都要表态。有人说,沉默是金,但沉默意味着反对,因此,即使像“国母”、人大副委员长宋庆龄这样的要人名人,她也没有沉默权。她必须表态,公开表态,不能逃避。她在1957年6月21日,即反右开始之后13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使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开头两段说:
最近我虽然因病而不得不少参加活动,但是我一直以极大的注意和深切的关怀注视着这个时期我们国内的事情。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整顿党员们工作作风的运动。在这以前,各方面已经展开了‘鸣’‘放’。
人 们一致公认,这是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健康现象。整风运动表现出共产党对它本身的力量和它的群众基础具有莫大信心。更重要的是这次运动将使共产党进一步加 强。马克思主义根据我国具体情况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这的确是一个新的发展,并且对整个革命运动将会起极为良好的作用。这表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思想开放和 态度宽容是可以办得到的。这是一次健康的运动。它应该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激发起无比强大的活力和热情。中国共产党又一次在领导党和政府的方法上标志出一个新 的途径,首先就是吸引非党人士参加共产党自己的改进工作,其次,就是给每一个人发表意见的机会,使一切心底里的意见都可以放在桌面上来加以探讨。我深信, 这样就能够使我们的领导人们,不论是中共党员和党外人士,提高他们的认识和工作的水平,从而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些观点是在反右开始之后13天 发表的,虽然题目立论带有浓烈的批判色彩,吓人一跳:“否认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使全国人民重陷于奴隶的地位”,但如果通读全文就会发现,用的是假言推 理,而不是事实判断。这篇名义上为“反右”运动捧场的文章,竟然没有“反右”二字。其中没有一处提到“右派否认共产党的领导”。这里完全是虚张声势,从整 风鸣放的正面意义,即毛泽东发动整风之初公开表明的动机来阐述她的认识,诸如“人们一致公认,这是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健康现象。”“这表明在社会主义制 度下思想开放和态度宽容是可以办得到的。这是一次健康的运动。它应该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激发起无比强大的活力和热情。”她反复认为“大鸣大放”是“健康” 的,而不是毛泽东断定的右派分子趁机反党攻击党,她特别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思想开放和态度宽容是可以办得到的”。她认为中共作为执政党就应该“吸引非 党人士参加共产党自己的改进工作,……给每一个人发表意见的机会,使一切心底里的意见都可以放在桌面上来加以探讨。”她是一个心地坦白诚笃的人,完全是从 发动整风的本初意义、正面意义上来理解,因此,题外之意,弦外之音,表明宋庆龄不同意毛泽东耍弄的“阳谋”。她委婉曲折地表明不同意反右运动,甚至于还有 规劝毛氏的意思。毛泽东的头脑当然很清醒,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一支“暗箭”。
上文发表之后,大概龙颜颇为不怡,所以逼迫宋庆龄再次表态。7月13日,就是上文发表22天后,反右运动早已成了铺天盖地席卷神州的政治运动。宋庆龄又发表了《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一文。这篇超过5000字 的文章,同样没有提到“反右”二字。她仍然采用“整风运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些当初“引蛇出洞”的正面说法。她明确主张“团结”,也就是反对破坏团 结的“反右”。对于当时认为的右派攻击,在宋庆龄笔下成了“许多人都作了直率的、坦白的发言。缺点与缺陷被揭露出来了。”下面三段话,几乎可以看做是对毛 泽东背信弃义、出尔反尔的严厉批评:
我 们很熟悉中国的旧统治者是怎样处理社会中的矛盾的。如果人民提出了意见或是抗议他们的境况,他们就会被看作“煽惑者”,就会遭受逮捕、拷打和处决。那时的 当局不爱多讲,干脆就使用武器。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事情在本质上没有多大的区别。尽管它们有早就制定的、冠冕堂皇的宪法,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 用某种残酷的手段来掠夺它的殖民地或少数民族呢?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用军队来对付罢工者,不用警棍、监狱、死刑来对付工人阶级革命者呢?
在 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不能做那样的事情。我们了解紧张的性质和原因。我们曾用大炮来对付大炮,把我们自己从压迫之下解放出来;我们却不用武力来解决 人民之间的分歧。在旧社会里,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要导向苦难和冲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我们能够掌握经济和社会的规律,明智而合于人情地解决问题。
毛 主席及时指出,我们必须正视目前存在于我们社会中的矛盾,把它看成我们国家议事程序上的第一个项目。他曾经阐明这些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同于敌我之间 对抗性的矛盾,所以必须用不同的方法去处理。这些问题是追求着社会主义这一共同目标的人们中间的问题。它们是一个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问题。只要我们认识这 一点,处理得当,我们就可以防止它们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
上 述第一段,显然是用“旧统治者是怎样处理社会中的矛盾”,借旧鉴今,警示毛泽东,不要重蹈旧统治者“用军队来对付罢工者,用警棍、监狱、死刑来对付工人 阶级革命者”的覆辙。第二段,规劝毛泽东要“明智而合于人情地解决问题”。第三段引述毛泽东的话,说明这不是“敌我之间对抗性的矛盾”,而是“一个家庭内 部成员之间的问题”,警告毛泽东不要食言自肥。大概宋庆龄完全没有想到毛泽东会以这种言而无信、出尔反尔的“引蛇出洞”伎俩来对待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所 以她再次写文章表示不同意反右运动。这篇文章的中心就是“我们一定要像保护生命一样来保护我们人民的团结”。当时反右进入高潮,宋庆龄竟敢于公开主张“团 结”,再次和毛泽东唱反调,可谓空谷足音,诤言贯耳。
从近年来解密的宋庆龄言论知道,1957年宋庆龄给党中央写信,对反右确实说过“不”。 1957年宋写信给党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 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
宋 庆龄一连提出了五个疑问,不解之情蕴含在怒责之中。她这才惊然发现,她“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把自己的荣誉、生命无怨无悔地 奉献给的一个政党领袖,竟然是一个玩弄权术,搞什么“引蛇出洞”,致人死地的政治流氓。这就像一个痴情女遇到了负心汉,她的倾心之爱受到无可饶恕的践踏与 侮辱,轰然倒塌。
宋庆龄说“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句话特别触动我们这些右派大学生。以年龄论,官方公布的55万右派分子中,30岁以内的人,包括大中专学生、大中小学的青年教师、青年干部军官等等,占了一半多。我们仅仅因为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瞬时之间,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就要弄得被迫自杀,或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最少也是要当22年的贱民,劳动教养,至今还属于“监控”对象!!!而1946-1949年间,多少大中学生的地下党员,参加推翻国民党政权的“第二战线”活动,全国也没有几个坐牢、枪杀的。两相对比,毛泽东实在是罪不容诛!这叫宋庆龄愤慨莫名,难以自已。
宋 庆龄反对反右运动的态度,在党内高层震动很大。据当时在《人民日报》工作的王若水回忆:“我记得有一天胡乔木来到报社,指示反右派宣传。他坐在会议桌的 一头,开始的话就是:‘这次反右派是个考验。郭老拥护,宋庆龄就不支持。主席说,他们两人的表现就不一样……’”(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明报出版 社,2002年,538页)
毛泽东已经被他臆造的阶级斗争冲昏头脑,喝不进良药,听不进忠言,但是对于宋庆龄的“不支持”态度又无可奈何。一肚子的闷气只能在某个范围内发泄。全中国之大,毕竟还有一个敢在老虎头上动土的人,而且是女人!
宋庆龄不能自觉地和毛保持一致,这是源于她的教育背景,家庭出身和诊治信仰,还因为她是天字第一号的政治花瓶,自恃还可以规劝毛泽东,起码是相信毛不敢把自己也打右派,但毛泽东是英明领袖,怎么能容忍这种反调呢?任何别的人,这样说,不打成极右分子就怪了。我们无法知道老毛使用了什么手腕,软硬兼施,最后使宋庆龄终于屈服,到9月9日她以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的身份在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发表《中国的光明前途》演讲,就不能不说违心的话,为毛氏酷政捧场,为“反右”张目了。
(二)宋庆龄是“苏联特务”?
我 们对于宋庆龄所知甚少。她成了国家领导人以后,深居简出,很少抛头露面,在照片上永远给人高贵、典雅、美丽的形象,既有“国母”的庄重,也有“宋奶奶” 的慈祥,却无“战士”的威严。他死后获得官方很高的评价: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战士。这个盖棺定论还因为解放前的二十几年她就是 一位为共产党竭诚效力的非党地下工作者,一位不屈不挠的反蒋“战士”,如毛所说“ 在革命战争的岁月,实际已是党的优秀领导者之一”。
网上流传一篇文章:《尘封70年密函曝光:宋庆龄是苏联特务》(2009/5/29)。因为此“密函”出于官方正式出版的书籍,我将该文抄录于下:
2007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五卷公布了一封尘封70年的密函,引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陈年往事。这是一封宋庆龄写给王明的信函,全文如下:
亲爱的同志:
我必须向您报告以下情况,这些情况有可能威胁我的工作和损害我将来在中国可能与之有联系的任何运动。我提出这些情况供您研究,希望您能着眼于业已发生的情况,给我提供关于今后行为方式的建议。
一段时间以前,作为对毛泽东同志请求帮助提供资金的来信的答复,我在三个月前给他寄去了一笔款项,此事在这里只有一个人知道,他起了联络人作用,通过他,我收到了来信和转寄了钱款。
几 周前,宋子文得到释放蒋介石的保证从西安回来后,想与我见面。他对我说,蒋介石获释有一些明确的条件,这些条件经商定是严格保密的,并且蒋介石在过一段 时间是要履行的。但是他说,共产党人出乎意料地通过西安电台公布了这些条件,而其英译稿也经史沫特莱报道出去了。史沫特莱小姐以自己的名义公开证实了这些 消息的真实性,并补充说,周恩来同蒋介石、宋子文进行了谈判,等等。宋子文说,我们说好了,所有这些事情要绝对保密。
蒋介石对“共产党人违背诺言和缺乏诚信”非常恼火,决定不再受这些诺言的约束,也不履行任何条件。他对宋子文说,别指望同这些人合作,“他们没有起码的诚实”等等。这使宋子文极为不安,因为他知道不可能再保持其《西安协议》保证人的地位。
我自然为我们的同志们辩护,我说,这种背信弃义的事应该是杨虎城干的,还说,无论如何史沫特莱不是在为共产党做工作,而是一个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自由派作家和新闻记者。当时宋子文问我:“要是我告诉您,周恩来曾告诉我,不久前您给他们寄去了5万美元,您还会否认您的同志出卖了您吗?并且他还对我们两个人(我和宋美龄)说,我们可以通过您同红军的代表取得联系。”
至 于史沫特莱小姐,我想说,她不顾不止一次的指示,继续保持着不好的关系,向他们提供资助,然后就要求党来补偿那些由她提议花费的款项。实际上这里的人认 为她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她把《工人通讯》的出版者、工会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的工作人员和其他许多人带到同情我们的外国人的一个住所,结果这个用 于重要目的的特殊住所遭到破坏。虽然她无疑是出于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给我们的利益造成了损失。
我转达了您把她孤立起来的指示,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同志让她在西安工作,给我们造成了麻烦和困难。或许他们认为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忠实您的宋庆龄(亲笔签字)
1937年1月26日于上海
这封信中提及蒋介石在被拘留西安期间承诺的条件,主要是指周恩来同蒋介石单独进行谈判时达成的相关内容。
1980年《周恩来选集》上卷的出版,其中刊载了蒋介石当时对周恩来的三点承诺:“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
事情发生后的稍后不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在西安广播电台接连用英语和德语发表了讲话,披露了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允诺的条件。随后,《纽约时报》分别于1937年1月8日、10日、17日以《帮助中国叛乱的美国女人》、《中国谴责美国女人》、《中国叛乱中的妥协》为题,对此事做了报道;1937年1月16日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也发表了《一位美国女人,活跃在西安的共产党人》的报道。
共产国际获悉这些情况后,十分震怒,1月19日,致电中共中央称:中共“应该公开宣布和坚决实行这样的方针:支 持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旨在停止内战,联合中国人民的一切力量,保卫国家领土完整和独立,反对日本侵略的措施”。电报认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的行为相当可疑。最后,必须取消她以共产党人的名义和似乎他们所信任的人的身份发表演讲的机会,必须在报刊上谴责她的所作所为”。毛泽东和周恩来在1937年1月21日给潘汉年的电报中,也认为她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并解释说,“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该记者现来苏区,当劝其谨慎发言”。
由此可见,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在西安广播电台发表讲话之前,没有得到中共的许可和指示。
1934年4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决定,“为出版《中国论坛》,派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同志去中国工作”。同年9月史沫特莱抵达上海,1935年初与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见了几次面。
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1935年5月4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副主任米夫,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成员王明,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康生联名写信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 委员会说,出版反帝机关报的计划已经落入警察手里,“此外,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违背我们的指示,开始会见在上海的一些做地下工作的外国人(他们与中国共产 党有联系),由于警察很了解她,并且在对她进行密切的监视,所以根据她的行踪,一些外国同志和一些中国同志可能会暴露”。因此建议放弃最近一个时期在上海 出版合法反帝报的计划;并立即从上海召回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第二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就作出决定,通过了米夫等人的建议。5月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贝克做关于上海工作的报告时说:1935年2月,史沫特莱在北京的时候,由于警察在搜查一所房子时发现了史沫特莱的工作计划,导致了黄文杰(化名科尔萨科夫)等三四十位同志在2月20日至22日接连被捕。
宋庆龄认为,“虽然她无疑是出于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给我们的利益造成了损失”。这一评价应该说是非常中肯的。为了共产党地下活动的安全,她向上级党组织反映情况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曹树君摘自《世纪》)
我 抄录此文,是因为它以一个实例证明,宋庆龄曾经是苏联的“特务”,此外还有一说是共产国际的情报员(张耀杰),秘密党员(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 相》),总之,是一位在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沟通的地下工作者,是苏联向中共转交经费的一个渠道,由此,对于宋庆龄在隐蔽战线的贡献,我们可以展开更广阔的 设想,因此她成了“伟大的……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战士”。从1927年国民党“清党”,亦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宋庆龄就以孙中山遗孀——孙夫人的合法身份,一直到1949年,长期地坚定地为共产党夺权效劳。我们在涉及国共争斗的不少重大事件中,都可以看到她以合法的身份维护共产党利益的立场和身影。此不赘述。
(三)开国大典中的精彩华章:邀宋北上
在中共发展壮大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有的非党人士赤胆忠心矢志不渝地追随共产党、帮助共产党,为夺权胜利居功厥伟,比如,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在“四一二”清党之后,和她丈夫的继承人、不久之后的妹夫蒋介石公开决裂,分道扬镳,反蒋拥共,照毛泽东所说,她在中共夺权的22年中,贡献比民革的李济深、民盟的沈钧儒还要大。不仅如此,中共建国,按照毛泽东的说辞,中共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因此把“国母”宋庆龄请到“开国大典”的天安门上,戴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桂冠,就使“建国大业”有了不容置疑的合法性。
宋庆龄在中共治下生活了32年。此前,宋庆龄为这个革命的胜利,她历尽艰辛,为之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中年。此时得到封官进爵之赏,她本来应该欣喜欢畅,为新中国谋划美景,献计献策,但是这32年,她生活得颇不愉快。
宋庆龄和毛泽东同庚,1月27日出生,早于毛泽东十个多月。1949年开国大典的时候,宋庆龄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排在朱德、刘少奇之后,李济深、张澜、高岗之前,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她那年56岁。 因为她是天字第一号的政治花瓶,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她获得最高的头衔。中共这个政权是依靠枪杆子夺取的,不是“奉天承运”,不是“君权神授”,不 是人民选票选出的。它宣布要彻底砸烂“旧世界”,“改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他也没有继承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国统、法统、道统。它的合法性就是两千年一 以贯之的王法逻辑:成者王败者寇——天下是老子夺来的。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是中共一手操办的,没有举行公投公决,各民主党派也只能承认既成事实。 因此它的合法性主要靠兑现发动内战前的承诺,即让无党派和有党派的民主人士捧场,组成“民主联合政府”来显示。《共同纲领》基本上吻合联合政府的结构,构 成了中共建国的合法性。一大批民主人士是从香港由中共派人护送而来的。宋庆龄因为她的特殊身份,在抗战胜利后一直平安地住在上海。中共建国,为了邀请她北 上,使用了最高规格的礼节——毛泽东派遣了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携带毛周两位的亲笔信,专程前往上海登门邀请。中共承认孙中山是“革命先行者”,自己是 “革命继承者”,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遗孀,她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就具有了任何人无法取代的承接辛亥革命的象征意义。她是位居第一的“政治花瓶”——这是她 的孙女孙穗芳加给的美称,也就是自己看得明明白白的“政治点缀”。中共有或没有这样一个“政治点缀”是很不一样的。只要宋庆龄在天安门城楼上站一站,就使 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大大加分。请读: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
专此。敬颂
大安!
毛泽东
1949年6月19日
和毛泽东所谓“以便就近请教”一样,周恩来的信也是说“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这样的诚恳谦逊、虚怀若谷、礼贤下士,彬彬有礼,不能不令宋庆龄动容。
至于邓颖超在口头上和宋庆龄交谈了什么就不得而知了。我们从1949年6月21日周恩来写的《关于邀请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的电报和批语》(《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来看,一方面宋庆龄对于北上参加政协会议,有“病体难支”等等原因,开始颇为犹豫,周恩来告诉邓颖超关于宋庆龄“参加政府事可候孙(夫人)到平再说”。8月3日, 周恩来去信,告诉邓颖超,孙夫人的“房子已准备好,我方去看过,较重庆、上海我常去的两个地方都大,楼房,有上下两层,在北平为稀有者。一切内部陈设责成 阿曾、罗淑章负责指导。最好上海能带一可靠厨子来。……”周恩来为迎接宋庆龄的到来,准备工作做得如此周到严谨、细致入微实在令人感动。8月13日 周恩来再去信谓:“孙夫人究以何种名义出任新政协代表,等孙来平后,与她当面商定较为合适。”本来,宋庆龄提出她到达的时候“不要有人到车站迎接”,但宋 庆龄在邓颖超的陪伴下,乘坐专车到达北平车站的时候,看到毛泽东亲自恭迎,其兴奋感动大概是难以名状的了。宋庆龄曾经拒绝过蒋介石的任何官职,但是毛泽东 给她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荣衔只能义不容辞、恭敬领受了。
毛 亲自去火车站迎接——此外,毛还到火车站迎过程潜,对宋如此礼遇尊敬,如此谦卑虔诚,我亲耳听军队的高干说,当时令毛的众多文臣武将惊异不已,甚至心生 嫉妒。抬高宋庆龄的礼遇规格,不但表示毛周对她的尊敬,而且表示她的无与伦比的重要性,使“开国大典”这场政治大戏演得更加绘声绘色,因此与其是为了抬举 宋庆龄,不如说是为了抬高开国大典的规格。毛氏是这场大戏的总导演,一号演员。“迎宋”是大戏中最精彩的华章。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为中共革命奉献了一切的宋庆龄此时还是无党派人士。宋1950年3月给党中央写信要求入党,52年10月 再次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要求。毛对宋说:“你在政治上完全够格,在革命战争的岁月,实际已是党的优秀领导者之一。今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你做。有些事我们做不 好,你做合适。我在党内说了:党的高级干部还要向你学习,学习你的革命坚定性,对新中国革命的贡献,你的作用比李济深、沈老还要大。所以还是留在党外 好。”这就是说,宋庆龄还要继续担负统一战线的使命,尤其是对付海外而言,任务更重。
(四)事与愿违的32年人生路
但是,毛泽东需要宋庆龄哪里是为了“就近请教”啊!毛泽东要建设的新中国和宋庆龄理想的新中国,其实是南辕北辙,相差万里。毛泽东发动的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使宋庆龄产生了疑惑。
1955年11月,宋给毛写信:“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毛批示:“宋副委员长有意见,要代表资本家讲话。”
1957年宋又写信给党中央,对于反右运动提出了更尖锐的疑惑更严肃的批评。从1958年起,宋曾推病拒绝参加人大常委会。党中央委派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去做工作,宋只得继续参加。
1959年4月,宋在人大被推举为国家副主席。宋先后两次推辞:“我是落伍了,思想跟不上,才挂个名,作个样子,对国家不利。”提议由李富春或乌兰夫担任。
宋任国家副主席,是刘少奇、董必武、林伯渠、李富春提议的,政治局讨论时,21人中18人赞成,3人反对,反对者是:毛、林彪、康生。
当 时毛发言:“宋是我们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她和我们就走不到一起了。从不赞成我们的方针路线到反对我们的方针路线。我们同她是不 同的阶级。”反右运动使毛泽东加强了他的绝对权力,对于任何敢于挑战他的人,反对他制定的方针路线的人,绝不丝毫宽容,必定置之死地而后快,但是他对于这 座政治偶像宋庆龄还不敢“打倒”,戴右派帽子,只能“反对”她担任国家副主席。这是仅有的一个特例。此时毛泽东大概有咽下一只苍蝇般的难受。
文革期间,宋先后给毛和党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她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并对共产党极度失望。67年8月、69 年11月、76 年6月,宋曾三次产生厌世思想, 在信中以及对来探望她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流露出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感到怅惘和说不出的苦闷。七封信中说:“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天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作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 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党中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1970年3月, 毛对周恩来说:“她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并指示周恩来、李先念把他的话传达给宋。传达时他们说:“主 席很关心你,知道你的心情不怎么好,建议你到外面散散心,休息休息。”宋说:“是否嫌我还在?我的一生还是要在这块土地上,走完最后几步。”于是宋推病拒 绝出席一些节日活动和招待会,说“我参加会伤感,还是不参加,参加一次,回来就要进医院。另外,我也不想做政治上的点缀。”她知道自己不过是政治花瓶而 已。
1980年11月,毛泽东已经归天,宋给党中央写了她一生中最后的一封信:“一、国家要振兴,恢复元气,这是一次大好时机,二、要总结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的创伤, 三、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的。”1981年5月,胡耀邦、李先念到医院转告宋,政治局决定接受她为正式党员,宋听后微笑说:“不勉强吧!31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的路将要走完了。”
胡、李问宋还有什么要求,她提了两点:“我死后还是回到上海安息;我有些储蓄,办个福利基金。”
以上是网上披露出来的《1994年11月,书记处审查通过了党史编委会整理的关于宋庆龄建国后32年经历的材料》,《炎黄春秋》2009年第8期发表《宋庆龄在反右斗争中的态度》又引此“材料”陈述,可证明“材料”的真实性。
1981年5月14日,宋庆龄患的冠心病、肝癌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病情恶化危急。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接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1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1981年5月29日20时18分病逝于北京。上述“胡耀邦、李先念到医院转告宋,政治局决定接受她为正式党员,”应该是5月15日,第二天又给宋庆龄加上国家“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恐怕只会使她的心更冷。宋庆龄已经上了“贼船”,想不当“政治点缀”也不行。她身不由己了。即使毛氏已经宾天,但这个无产阶级政权,秉性难移。只要你活一天,就要把你按倒在船上作“政治点缀”一天。
在她死前半个月,还要急急忙忙地硬给她戴上红帽子,加冕国家荣誉主席,这是对这位88岁的“国母”施行政治上的强暴,叫她在九泉之下,灵魂也不得安息。她不是说过“不勉强吧!31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的路将要走完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哀,牛不喝水强按头,何必强人所难呢?一个临死前的癌症病人最大的痛苦是疼痛难忍。这时人家已经拒绝了,非要顶戴红帽子,再强制性地给她“加官进爵”,使宋庆龄成为一剂“杜冷丁”为共产党输液,这是多么的残酷啊!
宋庆龄最大的贡献是主动提出不进中山陵,否则,还真是留下一道棘手的难题。
(五)充满了人格人性的光辉
我们读了邓小平的悼词,就能理解其中奥秘。6月3日,首都万人集会,隆重追悼宋庆龄名誉主席。追悼会由胡耀邦主持,邓小平致悼词。邓小平对宋庆龄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指出:“宋庆龄同志鞠躬尽瘁,70年 如一日,把毕生精力献给中国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献给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她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威武不屈,富贵不淫,高风亮 节,永垂千古。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跟随历史的脚步不断前进,从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邓小平的悼词要害是最后一句“尤其难能可贵 的是”,恰恰是这一句是强加的。宋庆龄始终停留在“民主主义”的原点上,即三民主义的原点上,《共同纲领》的原点上。他没有“跟随历史的脚步不断前进…… 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何谓“共产主义者”?邓小平能给出定义吗?能举出榜样吗?“共产主义”本身就是乌托邦,“共产主义者”岂不更是心造的幻影。其 实,所谓“共产主义者”就是盲目地追随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路线,成为他的帮凶、打手、走狗。这是不值得赞扬的人品。现在,中共对于死去的老干部已经不采用 “从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这种明褒实贬的谀辞。由此可见,给宋庆龄临死之前强迫“化妆”、“包装”、“美容”、“整容”,实际上是 弄巧成拙,对她莫大的侮辱。
30年后看来,对宋庆龄,不强迫“收编”进共产党,不戴红帽子,尊重她的心意,于宋庆龄、于共产党,应该是最好的“哀荣”。对于宋庆龄的这番强加的“荣誉”实在是邓小平的败笔。
不过邓小平赞扬宋庆龄“威武不屈,富贵不淫,高风亮节,永垂千古”的这十六个字,还是公道的准确的。13年后,1994年11月,书记处审查通过了党史编委会整理的关于宋庆龄建国后32年经历的材料。邓小平批示:“还是要去伪存真,敢于修正不实之处。”使宋庆龄露出了庐山真面目的一角,也是邓小平的无量功德。这样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抗拒充当“政治点缀”的真实的“威武不屈,富贵不淫,高风亮节,永垂千古”的伟大女性。
陈 云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他说:“宋庆龄的品质高贵,在于信仰始终如一,爱国、爱民、爱和平。不做违心事,不讲违心话。”“信仰始终如一”就是说始终停留 在“民主主义者”的水平上,三爱唯独不“爱党”,说明没有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不做”“不讲”说明他坚守这个人格底线。
对宋庆龄刺激最深的还是上个世纪60年代文革破四旧时,上海的红卫兵“砸烂”了她双亲在万国公墓的墓地,“推倒石碑,把墓中骸骨挖掘出来,实行‘暴尸’”。对于中国人来说,挖祖坟是最大的文化心理伤害。从文革开始,宋庆龄就和共产党更加渐行渐远了。
可 是她父母在上海的墓地,就遭红卫兵肆意破坏,石碑被推倒,连骸骨也被挖掘出来,实行‘暴尸’。后虽得周恩来干预迅即重修墓地,但其心灵创伤仍难以平复。 所以,当毛派江青来看望她,‘向她解释“文化大革命”’时,听着‘江青自命不凡地一个劲吹捧红卫兵’,她‘忍不住打断了她的谈话,说道:“对红卫兵的行动 应有所控制,不应伤害无辜。”’弄得江青下不了台。(《宋庆龄全传》,432页)
1967年元旦,刘少奇实际已被打倒。宋仍吩咐,跟往常一样,向刘的‘几个孩子送贺年片日记本和糖果,并亲自签上“宋妈妈”的名字。’工作人员提醒她:‘现在送这个合适吗?’她很不以为然地说:‘有什么不合适?越是这种时候我越是要送。’(同上,435页)
当刘在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被‘永远开除出党’后,宋‘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少奇同志很好嘛,对革命有功劳。他不是坏人,为什么要打倒他?”“对刘少奇这样的老革命家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呢?”义愤之情,溢于言表。’(同上,436页)
从宋庆龄的一生经历可以证明,共产主义革命并不是如邓小平所说的“人类进步事业”。
据说,宋庆龄死后留下一本用英文写的日记,随即被收走,保密了起来。如果有解密的一天,我们自然可以更多地窥探到她隐秘的心声。宋庆龄终于扮演完了她的悲剧人生!她可以完全彻底永远地解脱“政治花瓶”的地位了!阿门!
(六)宋庆龄也被监控
宋 庆龄和毛同庚。几乎是在同时,毛发誓用枪杆子夺取政权,走上了武装反叛之路。宋则以蒋介石违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的罪名,和蒋氏以及宋氏家族分道扬镳, 和妹夫蒋介石反目成仇,单枪匹马支持共产党。她把自己的荣誉乃至生命都投注到共产党一边,为中共夺权效尽犬马之劳。我们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大概宋庆龄 以为毛泽东会取代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兑现民主建国的承诺,但是建政之后,毛泽东连续开展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对数以百万千万计的干部和群众动辄枪决、戴帽、 劳改、判刑、管制、整肃,其中就有不少宋庆龄的亲属、朋友、战友,如孙女孙穗芳,使宋庆龄大失所望。所有蒋介石没有做过、不敢做的事,毛泽东都无所顾忌地 做。政权到手,不但不实行“让步政策”,而且以秦始皇自居,大开杀戒,超过了希特勒,超过了斯大林。
宋 庆龄一再上书,对毛的所作所为提出异议反感,引起毛极度的不满。毛对周恩来说:“她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 留。”并指示周恩来、李先念把他的话传达给宋。其实,毛是玩弄两面三刀的高手。他当然理解,此时的宋庆龄能去台湾吗?去香港吗?去美国吗?她只能“困守” 大陆,做政治花瓶。
邱会作儿子程光的大作《心灵的对话》,记载了监控宋庆龄的内幕。邱会作的儿子直呼毛泽东,父亲还是言必称主席,可是巧妙地把毛的所作所为讲了出来,其中825页写邱会作受审判时的情形:
(父):……这时我从座位上站起来说:解放初,把陈政当成“专控对象,是公安部和总政保卫部交办的。那次向我汇报的还有三人,有个“专政对象”和一位国家领导人有关,你们同意了我再说出来。我的话惊动了法庭,没露面的伍修权立刻登场代替执行法官宣布提前退庭。
(子):为什么这句话震动了他们?
(父):这件事旁听者不知,但我知,检察厅副厅长史前进也知。史前进曾是总政保卫部长,当年就是总政保卫部向我交办此事的。总政系统内按照敌特嫌疑布控对象里有陈政等,还有一人涉及对宋庆龄女士亲友的监控。
(子):如果人民群众知道国家专政机关长期秘密监视宋庆龄,岂不是如当年的蒋介石一般了。或许他们怕你一时冲动,把真情说出来,才赶紧休庭。
(转引自《华夏文摘》之齐彧著《邱会作透露:宋庆龄被长期监控》)
岂止一个宋庆龄受到监控!大概许多头面人物,尤其是大右派,都受到监控。利用右派冯亦代做线人,监控一号右派章伯钧就是一个揭露出来的实例。
(七)一位从“昏睡”到“惊醒”的革命睡美人
准 确评价宋庆龄很难。一来许多史料没有解密,二来这百年的历史太纠结,而宋庆龄又处在历史的焦点上。笔者没有能力作出准确的评价。最近读到李劼先生的新著 《枭雄与士林》,他对于宋庆龄有一段很精彩的评述,说她是一位从“昏睡”到“惊醒”的革命睡美人,应当是一个很中肯的概括。转述如下:
其 时,国民党内也许只有宋庆龄那样的烂漫人物,才会继续戴着理想主义的有色眼镜,坚信共产党革命如何崇高。以一种隐喻的方式来形容,宋庆龄乃中国二十世纪 政治历史上的革命睡美人。遥想当年,宋家花季少女在与有妇之夫孙文私奔的那一刻,就已被革命迷雾熏倒,开始一场漫长的昏睡。一直睡到五十年代,才被毛氏共 产党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和疯狂残害各类政治贱民,赫然惊醒。惊醒之后,再也没有昏迷。及至八十年代的临终之前,宋庆龄已经获得了旁观者通常具有的清醒。 劝她加入共产党,回答说,不必了。问她是否与孙文合葬一处,回答说,配不上。历史的沧桑,于此倒也可见一斑。
宋庆龄以背叛她的丈夫孙中山,背叛她的家族,背叛了辛亥革命建立的合法政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投身共产革命二十余年为代价,最后做了32年的第一号政治花瓶。但是她毕竟受过现代文明的教育与熏陶,所以和毛共的专制独裁统治格格不入,郁郁寡欢。再说,宋庆龄首先是一个女人,她从32岁起就“守寡”,孀居长达56年。多年前巴蜀“鬼才”魏明伦写了一篇反响强烈的《雌雄论》,辛辣地揭露了中国伦理中的悖谬和国母的隐痛:“神州只见伟丈夫之未亡人从一而终,罕见未亡人之伟丈夫始终从一,……设若伟男早夭,女杰孀居,也似国母丧偶时一般年轻,倘有再醮要求,那还了得,国将不国!必有说客盈门,压力如磐,或横眉厉声禁止,或泣血顿首劝阻……统而言之,伟男续弦有理,女杰改嫁无耻,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海峡两岸共诛之,炎黄子孙共讨之!” 笔者50年代曾经听小道消息:宋女确曾有过“再醮”之意,但请示毛氏,不准。传者言之凿凿,似非虚妄。
我们不禁要问:宋庆龄为中共革命的伟大“牺牲”,伟大“奉献”,值得吗?作为第一号政治花瓶,其实是一部政治悲剧!
从1949年到1981年,长达32年,敢于和毛共唱反调、而当局却始终忍气吞声,还要把她当做花瓶毕恭毕敬地供奉,到了临死还要把她收编到共产党内的人,全国只有宋庆龄一人。举世汹汹,她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孤例。
(八)摘录网文《“国母”宋庆龄与其男秘书秘密结婚》
60年 代,寂寞的宋庆龄与有妇之夫的儿子辈生活秘书有了感情,甚至宋庆龄要等他回来才一起吃饭,影响极坏,连工作人员都看不起她,常在背后嘀嘀咕咕。宋庆龄晚年 曾想与其男秘书结婚,报告呈给毛,批示:“早该如此!”但周却批示:“何必如此。”于是,国母没有了,宋庆龄只剩下“孙中山前妻”的头衔,这是在内部,对 外宋庆龄依然以中华民国“国母”身份参加统战活动。
宋庆龄为何不与国父孙中山合葬,说法纷云。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她晚年改嫁给了她的生活秘书,从国母变成了“前妻”。这就是宋庆龄无法与国父合葬的原因。
为了争取宋子文和宋美龄,周恩来向他们透了底:宋庆龄是为共产党效力的。周恩来告诉宋子文,不久前宋庆龄给延安寄去了5万美元。周恩来还说,宋子文和宋美龄可以通过宋庆龄同红军的代表取得联系。从此以后,宋子文和宋美龄与宋庆龄断交,1981年中共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在北京去世时,小妹宋美龄没出半个字的悼文。——笔者按:宋庆龄在中共治下,成了国家领导人,生活起居都是“藏在深宫人未识”,在保卫安全的名目下,被政治绑架,所以她的再婚成了绝密的“隐私”。
(九)摘录《蒋介石日记中的宋庆龄》
在宋氏三姐妹中,蒋介石对宋庆龄记述最少,很少见到他们之间有所交往的记载。但是每次提到宋庆龄,蒋介石一般是尊敬地称为孙夫人。1943年3月12日下午3时, 他与蒋纬国拜访孙夫人,是“以本日为总理逝世忌辰”。在孙中山逝世纪念日去看望宋庆龄,显然是为了表示对孙中山的尊敬,并对孙夫人宋庆龄表示慰问,当天宋 庆龄也非常热情,她用酒酿蛋款待了他们。为此,蒋介石感受到了她的诚意,他得意地对蒋纬国说:“余谓此故乡宁波宽(款)待新女婿与外甥之珍品也。”
但 是,宋庆龄与蒋介石的政治主张截然不同,在蒋介石看来,宋庆龄是亲共的,当两人在政治问题上发生争论的时候,在日记中蒋介石忍不住流露出憎恨,这时他不 再恭敬地称呼宋庆龄为“孙夫人”,而是直呼其名,在旧金山会议前,中、苏、美等国就旧金山会议中的中方代表中,是否要容纳中国共产党代表的问题曾展开过争 论,苏联曾给蒋介石很大压力,但是蒋介石拒不接纳,而宋庆龄也曾与蒋介石商议,让他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参加,这让蒋介石非常不满。
这年三月中旬,他在日记中恨恨地写道:“共匪知我绝无指派其代表参加旧金山会议之可能,彼乃间接运动宋庆龄对我说项,此庆龄与我提共匪事乃为十五年来第一次,当知其从不愿与我谈政治与共匪也,最后则以宋说项无效,乃不得不由俄国出面暗示,其挺共之态度,要求我容共。”
蒋 介石日记是非常珍贵的资料,从中我们看到蒋介石心目中的宋氏三姐妹,还是不同于社会的一些观感和猜想的。就蒋介石与宋氏三姐妹的关系来看,他对宋庆龄比 较疏远,但除了关于旧金山会议的一次争论,并没有他对宋庆龄的其他相关不愉快经历的记载。摘编自《北京广播电视报》——笔者按:宋庆龄在蒋介石治下,反蒋 通共,和在毛泽东治下,批评毛泽东的错误,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情形。蒋介石中仁义道德之毒,没有对宋庆龄采取必要的处置,实在是大谬大误。
(十)中国的圣女
宋 庆龄在毛泽东的淫威与暴政之下,坚守人格独立,思想自由,追求民主,保持人性,坚持信仰。她在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掀起的九级浊浪当中,不随波逐流。回顾 中共执政以来,放眼中国,举目神州,富贵不淫,威武不屈,敢于对毛泽东发动的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政治运动、对毛泽东拥有的生杀予夺权威,勇于直言不讳地上书 批评反对的党内外高层人士,大概只有宋庆龄一人。她堪为中国的圣女。
弥勒云: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宋庆龄亦为人世间之一弥勒。正因为她心胸豁达,通天齐地,大肚能容,开口便笑,视功名利禄、成败得失为过眼烟云,所以她比她的同庚 “万寿无疆”长寿了5年。对于宋庆龄,她唯一的安慰,或许就是此!而毛泽东则是怀着掘墓鞭尸的恐惧死去。
(2011化疗中拟稿,11-5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