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先贤”俞大维 彭劲秀 共识网赐稿 责任编辑 胡斐 2015-12-28 
抗战期间的俞大维 
国民党国防部长俞大维
俞大维，何许人也？当下的国人特别是年轻人知道其人其事的恐怕不多。俞大维先后就读于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21岁时到哈佛大学攻读数理逻辑，拿到博士学位后又到德国大学攻读数学及德国哲学。取得第二个博士学位后俞大维便留在德国进行兵器及战略研究。后来，他婉言谢绝美、德等国的高薪聘用，毅然回国，要为中华民族效力。 俞大维是一位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又是一位深有造诣的兵器弹道专家。他于1933年任国民政府兵工署署长，1946年初任交通部长，1949年赴台，1954年在台湾出任“国防部长”。1993年7月8日因病于台北辞世，享年96岁。 科研前辈，“第一先贤” 由于海峡两岸的长期隔绝，信息阻断，对大陆人来说，俞大维确实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在介绍此公生平事迹之前，我想援引1999年9月18日下午，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召开的表彰研制“二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二十三位科技专家大会上代表受奖人员所致的答谢词及感言中的一段话，相信读者朋友看了钱学森对他的高度评价，就会对俞大维这位“第一先贤”有一个总体上的认识和了解。 钱学森说：“今天受奖者大都是七十岁以上的第一代科学家，在座者有第二代梯队及第三代梯队，我们第一代梯队对国防科技发展的成就交出了一张成绩单，算是对国家的期望有了一点交代。在此我要特别告诉大家，有三位先贤前辈是我们这一代人永远感恩与怀念的，由于他们三位的远大眼光，以及培育人才的宽宏胸襟，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才有今日的开花结果，以丰硕的成就呈显在国人面前。” “今天我们能交出这样一张成绩单，要特别感恩和怀念三位先贤前辈，第一位就是俞大维先生。例如在场的受奖人任新民、屠守锷、姚相斌、孙家栋、黄纬禄、徐兰如、沈正功及谢光选均系在俞大维的兵工厂及研究机构工作或资送出国留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听到这里，在座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均报之以热烈的掌声。这段显示我国科学家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和严谨治学态度的讲话，在台湾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无疑为沟通海峡两岸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钱学森首先表示“感恩和怀念”的三位先贤前辈都是台湾学贯中西的著名科学家，他们是：俞大维先生、吴大猷先生和翁文灏先生。钱学森说：第一位先贤是俞大维先生，他是以学者（哈佛大学数理逻辑博士及德国柏林大学弹道学专家）身分受邀从政，于一九三三年初担任国府时代军政部兵工署署长，主管全国军火武器之研发与生产制造。俞氏上任后，深感中日大战，一触即发，迫在眉睫，不可避免，即从德国、瑞典及捷克等国购买武器，弹药、枪炮材料，引进有关科技，大力整顿金陵、汉阳，巩县及上海等各大兵工厂之生产方法，革除陋习，并有独到的创见与建树： 第一点，他深知工业的发展，要在科技研究发展方向扎根，所以在“九一八”东北事件后、抗战军兴之前，即成立许多研究发展机构，如理化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弹道研究所、精密工具研究所、光学研究所、炮兵技术处、航空兵器研究所及军用车辆研究所等，并高薪聘请德国弹道学权威克朗兹（Cranz）博士来华教导并协助工作相当时日，同时在国内延揽理化方面专才随克朗兹工作，他培育了许多兵器与弹道方面的人才。 第二点，他深知军品的品质，关系到整体的战力，必须提升制造能力，建立军品规格与检验制度，于是在各兵工厂设立工具、样板工厂，加强制造能力与产品精度；由各研究机构，会同兵工署技术幕僚，订定各项军品的规格及机械产品的图样法规，并建立产品验收制度，再由验收零件成品，进而作配装半成品检验，再进而建立整套品控制度。 第三点，他深知工业管理经济效率的重要性，而督导工业，掌握效率的重点在成本会计制度的建立，兵工署首先推行军火弹药生产的成本会计制度，全国各生产工厂及大企业多纷纷仿效，在当年重庆大后方蔚为风气，对我国工业水准的提升有深远的影响和助力。 当年留学欧、美及日本等国的理工学人专家，国内各大学出身之理工科人才以参加国防科技研发及武器弹药生产工作为报国之志，并引以为荣！一九三七年中日大战爆发，俞氏奉命将全国二十多个兵工厂迁移到大后方，抗战八年期间，国军作战所需轻兵器和弹药不曾短缺；而兵工厂也培育了大批兵器与弹道方面的人才。例如在场的受奖人任新民、屠守锷、姚桐斌、孙家栋，黄纬禄，以及未受奖的火箭专家徐兰如、沈正功及谢光选等人均曾在俞大维领导下的兵工厂及相关的研究机构打下了坚实的兵器设计与制造本领。 钱学森接着说：在我国导弹研发领域中，我钱学森不过是理论上及精神上领导者（Theory and Spirit Leader），而在硬体设计、工艺、实际生产制造（Hardware， Design， Technology， Practice Production， and Manufacture）等方面都是任新民、徐兰如及谢光选这一批出身兵工厂的人，所领导的一群技术工人们的集体杰作成果。俞大维主持兵工厂业务长达十四年之久，有“兵工之父”的美誉。他是我国近代国防科技发展史上第一位大力开拓、耕耘、播种，灌溉、施肥的始祖园丁，我们不能忘记他。 钱学森的讲话不仅告诉人们俞大维的生平事迹，而且告诉人们，中国大陆取得“二弹一星”的伟大成果，得益于后来到台湾的俞大维等先贤前辈们精心培育的人才。 俞氏家族，声名显赫 俞大维，祖籍浙江绍兴斗门，1897年生于湖南长沙，从小在湖南长大。祖父俞文葆，清代举人；父亲俞明颐，1905年总办长沙开埠事宜，1906年补湖南辰永沅靖道，不久，他便补江西吉南赣宁道。民国后，俞明颐曾担任过中国最大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的董事。母亲曾广珊，系曾国藩的孙女。俞大维曾任台湾国民党当局“国防部长”多年。子俞扬和，娶蒋经国的女儿蒋孝章为妻，有俞祖声为后。妹妹俞大彩是知名学者、国立台湾大学前校长傅斯年的妻子。 俞大维与陈寅恪在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连续同学七年。陈寅恪的母亲是俞大维的姑母，陈寅恪的妹妹是俞大维的夫人，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祖父陈宝箴与俞大维的父辈、祖辈相交很深，所以，俞大维与陈寅恪是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同学。 俞大维的长子俞扬和生于德国，是空军军官学校第16期毕业生。20岁时，在美国完成飞行训练，回到中国，参加对日作战。他参加空战三十多次，最后一次被敌机击落，跳伞受伤，不能再服役，就离开了空军，担任民航驾驶员。 清正廉洁一心为国 与国民党政府的其他军政要员相比，俞大维最可贵的是清廉。美国作家芭芭拉·塔克曼女士在他的《史迪威》传中对国民党政府诸多要员颇有微词，但却多次以各种例子来称赞俞大维廉洁公正，知识广博。二战时期美国驻重庆记者西沃道克·怀特曾在其著作《霹雳中国》中多次批评国民党政府官员腐败，却极力推崇俞大维的清正廉洁。 俞大维在德国研修军事期间，曾参与国民党政府购买德国军械事宜，十分认真，又十分清廉，被国民党任命为驻德国商务调查部主任，后来多次督导采购外国的军需物资，直至回国以后。按照国际惯例，收取工厂回扣（那时叫“佣金”）是天经地义的事，至于暗箱操作，更是数不胜数。为了防止弊端，凡是大规模的订货，俞大维都亲自参与。1930年他奉命采购欧洲有名的博福斯（B ofors）工厂生产的75型山炮，他亲自到工厂所在地瑞典去洽谈。当时国民党政府每年都向该厂购买12门这种山炮，厂方也照例为他准备了12门，并告诉他将有一笔不菲的回扣。当他知道这笔回扣正好购买3台同样规格的山炮以后，立即平静地说：“希望你们赶工，15门山炮一齐交货。”这话让工厂的上层人士大吃一惊。他们只知道俞大维谙熟军械，精通外语，举止儒雅，办事认真，却不知国民党政府中尚有如此廉洁的官员，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他们希望交下这个朋友，但又不敢贸然送礼，工厂向政府报告此事，并提出申请，最后由瑞典政府赠他一枚勋章。回国后俞大维对此事缄口不提，直到四十多年后人们才有所知晓。 目光远大培育人才 1945年11月，军政部部长陈诚、次长兼兵工署长俞大维，邀请吴大猷（物理）、曾昭抡（化学）与华罗庚（数学）商谈研究原子弹。专家意见是我国毫无基础，只能由培育人才着手。陈、俞采纳此议，聘吴大猷、曾昭抡及华罗庚三人率领王瑞駪、唐敖庆（化学）、孙本旺（数学）及李政道、朱光亚（物理）于1946年赴美学习。他还以兵工署的名义向国外派了不少研修生，后来，这些人才为新中国国防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些人才为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正如钱学森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隆重召开的表彰研制“二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二十三位科技专家大会上代表受奖人员所致的答谢词及感言中讲的那样：“今天我们能交出这样一张成绩单，要特别感恩和怀念三位先贤前辈，第一位就是俞大维先生。例如在场的受奖人任新民、屠守锷、姚相斌、孙家栋、黄纬禄、徐兰如、沈正功及谢光选均系在俞大维的兵工厂及研究机构工作或资送出国留学培养出来的人才……” 俞大维不仅重视培养人才，而且善于发现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宽宏大度珍惜人才，有人用访、用、信、敬、宥五个字概括他的用人理念。访，求才必先多方访察，慧眼识珠，择优而用；用，即推心置腹，充分信任，放手使用；敬，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礼贤下士，引为知己；宥，即部下有过，尽量予以教育，晓以大义，促使其提高认识，吸取教训，更好地工作。只要不是明知故犯，屡教不改，都尽量地予以原宥宽恕，给他们反思和改正的机会。他坚持善待人才，反对因瑕弃瑜，体现了他容才的胸怀和气度。他曾对上司陈诚提及宥才的重要，对人才和部属不必计较小过。 淡泊名利恪尽职守 1928年，国民政府初步统一全国，开始注重军队现代化。兵工署署长陈仪去德国考察，请俞大维回国任职。1929年6月俞大维返国，任军政部参事。1930年5月，俞大维第二次赴德，任商务专员，负责采购军备，并专门学习军事，包括兵器制造、战役分析，尤其是弹道学。他用德文写了四十多本笔记，说：“这两年学到的比哈佛三年学的还多！” 1932年，俞大维回国。1933年，他担任兵工署署长并兼任兵器教官，陆军中将。兵工署负责军火制造及维修等。俞大维就任后，首先筹建新厂，加强生产能力，积极在德国大量采购机器、材料等。其次，建立研究开发体系。成立理化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弹道研究所、精密机械研究所、材料研究所、冶金研究所、光学研究所、炮兵技术处、中央修械所、航空兵器研究处等，高薪聘请外国专家来华教导，同时在国内延揽人才随专家工作，使武器研发在中国扎根。如“两弹元勋”任新民、屠守锷、姚桐斌、孙家栋，黄纬禄和火箭专家徐兰如、沈正功、谢光选等人均在俞大维领导下的兵工机构学到了宝贵的知识，打下了坚实基础。 再次，建立标准化生产和检验制度。要求产品的零件能够互换。俞大维兼技术司长，会同各研究机构，制定各项军品的规格及图样法规，加强制造能力与产品精度。并建立零件、半成品检验，进而建立整套质控制度。选定从德国毛瑟枪改制的中正式步枪为制式步枪，性能优越，坚固耐用，适合中国人体型。轻机枪则选定捷克式轻机枪，构造简单，拆装方便，故障甚少。重机枪选用德国马克沁机枪，性能优良，水冷耐用，故障亦少。三种步机枪口径均为7.9毫米，弹药通用，简化生产与补给。当时日军三八式步枪和机枪的射程与杀伤力均不如中国自己制造的武器精良。经过四年准备，国军已有数十个步兵师更换了新的制式装备，所制武器精确性不逊于列强，并且适合中国人体能。1937年，抗战爆发。八年抗战中，俞大维自豪的是军火供应从不匮乏，无人抱怨“弹药没有了”，当然这是指轻武器的弹药，中国当时不能生产重武器。 俞大维一生淡泊名利，始终把自己视作“老百姓”，他曾说：“我是个普通人，过着和一般人没有两样的生活，所以老百姓相信的我都信。举个例：我到北港妈祖庙去，看到一些善男信女抽签、卜卦、磕头，我也跟着向妈祖磕头，有人就笑我：‘你是学科学的，为什么也相信这一套呢？’我只简单地告诉他：‘因为老百姓磕头，我也是老百姓。’” 书生领军一干十年 1950年3月，蒋介石任命俞大维为“国防部长”。俞大维因耳病，未就职，改任驻美采购主管。1954年，再度任命俞大维为“国防部长”。俞大维既不是黄埔出身、也不是国民党员，当然谈不上是蒋介石的亲信、嫡系。但是蒋介石却任命他担任“国防部长”这样的要职，实属罕见。 俞大维最忌将时间耗费在开会与应酬上，上任第一天，讲了五分钟的话，就搭乘军舰，到金门、马祖、大陈巡视。他在职期间去大陈、马祖、金门各岛130多次，平均每两周去一次，人称“国防部长”的办公室在金门。他的信条是“我不能去的地方，怎能派我部下去呢？”有一次为上高登岛，他被吊车吊上悬崖峭壁。台湾军人给他的名字改了一字——俞大胆。 俞大维担任“国防部长”，反对任人唯亲，坚持任人唯贤；他说：“我用人就不问是否出身黄埔或行伍，只要忠诚能干又肯干者，我皆喜欢。譬如温哈熊和我一样，并非黄埔系统，且与孙立人在维吉尼亚军校先后同学，又做过孙的部属，曾有人二度征询我意见，我都力荐他，若非我挺他，任其再努力想也难有出头天。” 1993年初，俞大维皈依佛门，法号“净维”。当年7月8日，俞大维驾鹤仙逝，终年96岁。去世前俞大维立遗嘱，将藏书分为两类：军事科学书籍全部捐赠“三军”大学；文、史、哲及自然科学书籍全部捐赠台湾大学图书馆。据统计，仅捐赠台湾大学的书籍就有7000余册。 终生不忘“知遇之恩” 纵观历史，君臣上下之间肝胆相照、推心置腹、彼此信任、亲密无间如唐太宗李世民与著名诤臣魏征那样的典型极为少见。进入民国时期，蒋介石与手下的文官武将勾心斗角，明争暗斗者也不在少数。但是，蒋介石与俞大维的关系却是个例外。 俞大维自幼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精读古籍，博览群书，更重要的是他以效法圣贤为人生目标。他曾向母亲询问曾国藩的做人处世的准则，老夫人说：“文正公一生严明治军，谨慎治事，勤俭治家，恪守民族传统美德，不近人情的事不做。”
于是，“不近人情的事不做”这一条成为俞大维一生遵循、恪守不渝的接物、待人、处事原则，他在《九十随语》中说：“一生中影响我最深的，是母亲经常对我转述曾文正公的一句话——不近人情的事他不做。我也是如此，不近人情的事，我不做。母亲是曾文正公的孙女，这句话由母亲说来倍觉平易深远，我因而终身奉行不辍。”他一生淡名利、重伦理、讲情义、尽职守、辨是非、有担当的高贵品质受到上下左右普遍的尊重和感佩。 俞大维与蒋介石并无渊源，他们的相识和交往是俞大维在德国留学和工作担任驻德国商务调查部主任期间，由于蒋介石对德国的军械装备、军队训练及有关业务都十分赞赏，而俞大维正是这方面的青年专家，自然被蒋认为是可用之才。于是，俞大维为了回来为国家效力，不惜割舍了一段在异国的感情，带着稚子独自离开德国，回到祖国。
俞大维从兵工署长、交通部长，一直做到“国防部长”，在常人眼里，一定会认为他与蒋介石必然过从甚密，但据俞大维自己说，他与蒋介石见面机会多，但谈话次数极少。第一次与蒋介石正式谈话是在汉口，蒋介石与俞大维谈兵工署撤退的有关事宜。蒋介石看到俞大维把兵工署工作安排得有条不紊，又绝无政治野心，因此对他十分放心。此后，蒋介石便放手给他，所有兵工署的工作统统由俞大维全权处理，不予干预，俞大维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设想和形势的需要，把兵工署逐渐建成一个生产、研制、开发新武器的基地，培养了不少人才。
俞大维是知恩图报之人，他感到蒋介石如此信任、厚待自己，没有在他身边安排一个亲信暗地监视他，或对他多方掣肘，自己没有后顾之忧，在国外所学的专长有了充分施展的舞台，基于这些，俞大维深深感念蒋介石的知遇之恩。 抗战胜利之后。当时兵工署尚未回迁，俞大维正在重庆侍奉母病，联军要求蒋介石速派深晓军械的俞大维到上海视察并接收日寇一座重要的军械库。这件事使事母至孝的俞大维陷入两难境地——接受任务，则担心母病；婉拒调派，则有负公务。此时，他忽然想起西晋时晋武帝征召李密，李密写给晋武帝的那篇感人至深的《陈情表》，于是俞大维仿照李密也写了一份“陈情表”给蒋介石，称自己“报国之日长，报母之日短”，请求蒋介石另派他人。
蒋介石不但没有怪其“抗旨”，相反，派专机并配备了医护人员将俞大维母子接到上海。蒋介石此举不仅使俞大维能够到上海履行公务，而且使俞母的病到上海得到及时和最好的诊治，使俞大维得以忠孝两全。这件事使俞大维对于蒋介石的恩德终生难忘，以至在蒋介石撤离大陆时俞大维毫不犹豫地随行前往。临走时，周恩来曾通过俞大维在大陆的近亲极力挽留他，俞大维表示，对于蒋家王朝的前途他很清楚，但若不报蒋介石的知遇之恩，便是“不近人情之事”，而“不近人情之事”他是发誓终生不做的。 俞大维的报恩主要是通过恪尽职守、做好工作来体现，并不是挂在嘴上，或者是时时跟随左右。俞大维晚年曾对人披露，他的办公室与蒋介石的办公室有一道暗门相通，可以随时见面，但是他们两人谁也没有用过这扇门，可见他们是互相理解、互相信任的。除了对俞大维外，蒋介石对任何下属也没有如此信任过，所以俞大维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要报“知遇之恩”，要“士为知己所用”。 蒋介石去世以后，每逢忌日或冥辰，俞大维必去慈湖陵园叩首谒陵，风雨无阻。晚年的俞大维行走不便，以轮椅代步，依然每年两次谒陵叩首，常常感动得在场的谒陵群众也随之跪下。 1977年，俞大维身体大不如前，于1月20日立下遗嘱，其中第一段是：余追随故总统蒋公四十七年，曾任兵工署长、交通部长、国防部长。赖蒋公专纯信任，得达成艰巨任务，知遇之感，永志难忘。最后一段是：余去世以后，遗体火化。不举行任何吊祭或纪念仪式，亦不得收受亲友赙赠，骨灰由长子扬和驾机撒于金门海面，先飞过故总统蒋公之陵寝及故副总统陈公之墓园，以致余最后之敬礼。由此可见俞对蒋的感念之情。但是，俞大维始终未加入国民党，也从未对任何人谈及个中缘由。俞大维退休后，曾有一位台湾要员拜访他，要介绍他加入国民党，他平静地从容回答：“人都老了，何必再学吹鼓呢！” 晚年的俞大维一直生活在台湾，对两岸关系十分关注。他曾对人表示，希望两岸和平，不要再起干戈。还说，凡是打过仗的人都不愿意看到战火重燃，因为战争只能带来灾难，对谁都没有好处。如果俞大维先生健在，看到海峡两岸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看到两岸坚冰逐渐消融，看到两岸人民的交往日趋频繁，看到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前景，凭他对中华民族的满腔热忱和无比忠诚，他一定是倍感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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