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都是零零碎碎看到一些，这是比较完整的汇编，也许可以作为相当一段时间内的参考。编者的感言不一定准确，但重点是历史材料。还有一个别用：五毛们在发声之前，最好也参考对照一下，以免太离谱，想想自己是否比这些跟老毛革命一辈子的老人更了解其人的灵魂与所作所为）
祝世华: 评论毛泽东汇编
目录
（一）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评述
周恩来临死前深沉反思—他还是留下了“最后遗嘱”…………………………..2
《邓颖超日记》——记载周恩来的内心自白……………………………………..
2
陈云的“三段论”与陆定一的“两段论”：毛泽东有罪！……………………...5
朱老总的临终遗言………………………………………………………………….
.5
张闻天：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
7
林彪：“毛泽东言行不一，爱搞权木”（文革前）…………………………….
7
林彪：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文革期间）………………….10
邓小平：留给第四代领导人的伟大历史任务：重新评价毛泽东 …………10
习仲勋：评价毛泽东 11
（二）老一代革命家的评述 11
李慎之：毛泽东是罪魁祸首………………………………………………………11
黎澍：“不断改造思想，专门制造伪君子也！”………………………………12
黎澍与戴晴的对话——通向“文化革命”之路 12
李普：毛泽东是“邪教的教主”…………………………………………………14
胡绩伟：毛泽东最大本领就是“当面赖账”……………………………………15
李锐：活学活用“纵横捭阖之术，驾驭臣下之道”
——不仅要控制你的身体，还要控制你的灵魂………………………..16
田家英：出尔反尔，令人无所措手足……………………………………………18
谢韬：毛的一生本身是可憎的悲剧，也造成了中华民族的大悲剧……………19
胡乔木：毛基本上是斯大林类型的 20
周小舟：毛在走斯大林晚年的路。 21
（三）著名人士评述 21
老作家丁玲：毛泽东头脑中确实有帝王思想……………………………………22
附：毛泽东宫廷式的糜烂私生活…………………………………………….22
《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毛泽东歧视知识分子是荒唐的………………….23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卢祖品：毛泽东为什么不是反革命？………………….23
传记作家叶永烈：“对毛泽东的审判，还没有结束”，
“毛泽东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裁决”………… 24
著名作家夏衍评价毛泽东 24
陈一谘：毛泽东实在是一个古今中外专制暴君之集大成者…………………… 27
戏剧家吴祖光：我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把毛的尸体从纪念堂扔出来………… 28
（四）外国著名人士评述 29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对毛泽东的评述耐人寻味 29
汉学家费正清（美）一个缺乏道义的人，可以掌握亿万人的命运… 29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毛泽东是瓷砖上作画………………………………………29
（五） 毛泽东自述…………………………………………………….............. 30
“如果什么事情都让人摸透了，你就会输的。那还有屁的政治” 30
从毛泽东的自述的内涵，从四个方面探索 30
毛泽东最后遗言曝光——张玉凤、汪东兴交出私藏30年的绝密档案.. 33
《历史的真象——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张玉凤的若干回忆》 35.
揭开毛泽东稿费的内幕……………………………………………………. 36
猩猩相惜——毛泽东与波尔布特………………………………………… .38.
（六） 在倒刘后，毛泽东要找的不是“接班人”！………………………… 40
把祸国殃民的责任推给刘少奇……………………………………………………41
林彪没想到自己是二传手…………………………………………………………43
对邓小平的定位是“军师”………………………………………………………46
让江青“挑大旗”…………………………………………………………………48
“你办事，我放心”后面还有话…………………………………………………49
“你办事，我放心。”不是毛泽东传位给华国锋的遗诏……………………….49
毛泽东最后留下的两份“接班人”名单…………………………………………50
附：祝世华《反思录》结束语：向党中央进一言！……………………………
51
附：李锐《完善我党领导的几点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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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评述
周恩来临死前深沉反思—他还是留下了“最后遗嘱”
周恩来在临终时跟邓大姐所说的一句话：“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这说明周总理是带着“一肚子意见”去见马克思的。在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是谁也不敢说一个“不”字的。当然对周恩来来说，已经到了临死前夕，没有什么“敢不敢”的问题，但是他清醒地意识到：如果把这“一肚子意见”说出来以后，将会给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带来又一场的大灾难，因此他只好“忍”了。我想：在与毛泽东同一代的领导人中，周恩来的这一段话是有代表性的。
2007年4月，看到《邓颖超日记》，其中详细记载了周恩来在临死前夕与他相儒以沫几十年的夫人邓颖超的私下谈话内容。虽说不上“一肚子意见”，但也算得上是周恩来的内心自白，而且主要是对毛泽东的批评意见，具有深沉的反思内涵。邓颖超以“日记”的方式记录了周恩来发自肺腑的话。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周恩来的“最后遗嘱”。
至于所谓“一肚子意见”没有说出来，是指没有公开讲出来。不但场合不同，而且广度与深度也不同。
万幸的是，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方向发展，像《邓颖超日记》那样过去属于严格保密的档案材料，终于允许在一定范围内传阅。而在当前信息时代，要完全控制住是不可能的。这样，今天的中国老百姓就有可以获取这类信息。
《邓颖超日记》——记载周恩来的内心自白
《争鸣》记者
2004年3月，中共对邓颖超日记作了启封，有限范围内作党史研究用。邓颖超日记，记录了周恩来病危期间与邓颖超的谈话，真实地表现了晚年周恩来的形象。他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反思，反思自己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后历次政治事件中，作出了违心的抉择。
周恩来逝世30周年的“周恩来思想研讨会”：今年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30周年。中央党校、中央理论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曾召开“周恩来思想研讨会”。开了四个下午。会上首先公开了邓颖超日记档案、周恩来病危期间与邓小平、叶剑英的谈话档案。会上，对周恩来一生予以较高评价，但对周恩来在多次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背弃了原则作出迁就，造成历史性灾难，感到沉痛。这一切，可以从邓颖超日记中得到印证。
1978年10月，邓颖超就自己的日记，向中央政治局请示：“如何处理有关资料档案？”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告知邓颖超：“现在工作繁多，也很复杂，还是你保管好。”
1981年7月2日，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后，邓颖超又提出有关资料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邓颖超说：
“常委和部分政治局委员都看过，还是由你保存比较合适，考虑到多方面因素：党内团结、党的形象、毛主席的功过七三开评价、人民对总理热爱等方面。”
直至邓颖超逝世后，她的日记一直由中央政治局属下的机要局保管。
2004年3月，中共对邓颖超日记作了启封，有限范围作党史研讨，不作政治结论。
周恩来病危期间，毛泽东拒往探视
1975年1月24日，周恩来病情恶化住院，直至1976年1月8日逝世。在这一年中，中央医疗小组先后在5月7日、7月11日、9月25日、11月12日、次年1月5日发出五次病危通知。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叶剑英、陈锡联提出：“主席能否安排到医院探望一下周恩来？”毛泽东迟疑一下说：
“我可不是大夫。” 1975年9月28日，在第三次发出周恩来病危通知后，叶剑英、李德生、朱德、李先念、许世友、陈锡联等联署上书毛泽东：“盼主席能到医院看望自己五十年的战友。”毛泽东委托毛远新传话：“我从不勉强别人，也不希望别人来勉强自己。”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12日，中央政治局请示毛泽东的意见：
“主席是否出席追悼会，是否由邓小平致悼词？”毛泽东口述指示：
“不要唯心，也不要勉强”，“邓致悼词恰当。”
病危期间周对邓颖超嘱咐“三不要”
以下是邓颖超日记中，有关病危期间与邓颖超谈话的部分内容摘录：
1975年5月10日：“小超，我百思不解的是：斗争没完没了地搞下去，马克思哲学是一部斗争哲学吗？斗谁，和谁斗？”“怎么会造成今天的局面？”
1975年9月12日：“我快走了，快了。走后，一不要过问政治；二不要住在中南海；三不要留在北京，回老家养病，休息。记住，记住了，我也可放下些心。”
“这还叫人民作主的共和国？”
1975年10月3日：“我常在总结自己走过的道路。我坚信马克思主义道路，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奋斗理想的目标。建国26年了，政治斗争一个接一个；这样下去，把国家带到灾难境地，这还叫社会主义社会，还叫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我的一生还留着书生气、失望走向归宿。”
周恩来道出遵义会议的真相
1975年11月15日：“我想在生命最后时期，还是要自我反思、检讨、澄清若干事件。尽管是晚了，但总不能让其错、假继续下去。历史谁也篡改不了。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是确立了张闻天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要把歪曲的历史更正过来，好在当年参加会议的同志还健在。”
周后悔给毛抬轿子
1975年11月17日：“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出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主席团会议，有通过决议：得票最高为主席团主席。刘少奇最高，朱德第二，毛泽东是第四。但是在内部由我提议：主席还是由毛泽东来担任。朱老总是很反感的。我又一次做了唯心的政治上错误的抉择。”
周成全了毛的终身领袖地位
1975年11月19日：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会上总结人祸带来灾难的教训，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会上有不少同志提出：主席（指毛泽东）退下。在2月10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表示：愿服从会议决定，辞去主席退下，搞社会调查。朱老总、陈云、小平表态：欢迎毛泽东辞去主席。是我坚持：主席暂退二线，主席还是主席。”
1975年11月22日：“1956年9月29日，中共八届全会后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二项决议：党的主席规定连任一届；要限制领导人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党内要体现民主集中制。是林伯渠、罗荣桓、彭真提议的。十七名政治局委员，十五名赞成，惟有二人弃权（毛泽东、林彪）。决议都给个人意志废了，我们也有责任和罪过。”
周对毛泽东路线的质疑和否定
1975年12月3日：“一场政治风暴要降临，还要斗，斗到何日何时方休呢？共产党哲学是一部斗争哲学吗？社会主义社会是靠斗争能建成的吗？”
1975年12月28日：“国家很不幸，建国26年，还有6亿人口饭也吃不饱，只会高歌共产党、颂扬领袖，这是共产党败笔。”（当时的全国人口是8亿）
周对1976年元旦社论的反应（1976年1月1日）：
“不许放屁，内外树敌，国家正陷于经济危机。谁主沉浮？人民，醒悟了的人民。”
1976年1月2日：“记住，不留骨灰，不建墓碑，要远离中南海！”
原编后议：
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邓颖超日记提示了周恩来临终前的悔恨：不该一次又一次地给毛泽东抬轿子，违心地把这个独裁者捧成终身领袖，以致给有中国造成严重灾难。
但他并不是晚年才明白过来。他是个聪明人，早就明白是非善恶，但在关键时刻一再违心地去捧毛，这是不能原谅的大错。因为这是对国家民族的命运不负责任。
以周在党内的经历、地位和威信，如果他不去低三下四地给毛泽东抬轿子，毛是很难把领袖位子抢到手的。即使当了领袖，如果不是周处处阿谀屈从，毛也不可能那样胡作非为，毛之所以能成为绝对权威的独裁者，所以能把国家命运玩于股掌之上，周恩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个教训太深刻了。然而后来在政治中心的一些人物，却一再重覆周恩来的错误。
编者的话：
本文作者似乎低估了毛泽东的能量，在玩弄权术（权、势、术三者相结合）这一点上，周恩来远不是毛泽东的对手。从另一角度看，编者也高估了周恩来的地位、威望（指与毛相比）。应该承认：从延安整风后，毛泽东在1943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毛泽东获取了“最后决定权”，实际上，已经处于“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地位。
从后来的历史进程看，唯一的一次机遇（如果有可能撤换毛泽东的话）是1956年的“八大”，那时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股强劲的反对个人崇拜的大潮流，倒是有可能成功的。“毛泽东思想”这一命题，就是在那次党的代表大会上，从《党章》中撤下来的，可是那个时候，毛泽东本人也没有犯后来的“反右”、“大跃进”、“反右倾”，乃至“十年浩劫”那样一系列的严重错误和罪行。因此那时撤换毛泽东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也是微乎其微的。毕竟毛泽东在创建新中国是立下不朽功勋的，而且在老一代领导人中，谁也不能跟毛泽东相比拟的。
（《邓颖超日记》引自强剑衷主编《历史大趋势》一书，详见该书第318～322页）。
陈云的“三段论”与陆定一的“两段论”：毛泽东有罪！
陈云是在讨论《历史决议》（草案）时，发表了那句“三段论”的名言：“建国前有功，建国后有过，‘文革’有罪”。陈云同志具体讲了些什么，就被封锁了。
他是针对“草案”中所说的：“毛泽东在‘文革’中犯了错误，被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这一命题，而提出来的。显然，陈云同志是不同意这一完全违背事物本来面目的荒诞结论。在开始讨论这个“草案”时，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一命题是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写出来的，因此尽管不少老同志有不同意见，但谁也不敢吭声。在党内最高层也只有像陈云同志那样“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坚持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挺身而出发表这一铿锵有力、字字千钧的“三段论”名言。从而引发了一场空前激烈的大辩论。
最后，小平同志鉴于大家意见分歧，又为了尊重陈云同志，他说：“这个《决议》，如果写不好，宁可不发表，等下一代人再去作结论。”
小平同志不愧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意识到：为集中全力发展国民经济，“稳定大局”是前提条件。在当时对毛泽东如何评定，就关系到“稳定大局”的问题。因此，他又提出：“不争论，向前看”这一原则性意见。终于为了顾全大局，大家通过了这一《决议》（草案）。
陆定一的观点基本上是跟陈云同志一致的，即都认为毛泽东是“有罪”的，而不是什么“犯错误”问题。他主张“两段论”，即以“反右运动”划线。从“反右”、“大跃进”、“彭总冤案”、“反右倾”一直到“十年浩劫”，整整二十年里，毛泽东都是“有罪”的。这个说法也是站得住脚的。不说别的，“大跃进”就饿死了四千万，这笔账也应该算在毛泽东头上。无论从“人性论”角度看，还是从“以人为本”这一高度看，能说毛泽东没有罪吗？在毛泽东眼里，中国人民的生命如同蚂蚁，是最不值钱的。
朱老总的临终遗言
“朱老总于1976年6月26日进北京医院。6月27日晚朱老总对前去探望的苏振华说我革命几十年了，不懂得什么叫‘文化大革命’。我不糊涂，现在搞得党不像党，国不像国。我快要走了，我要问主席，‘文革’，革了谁的命？建国十七年都错了，谁是个头。一心为党为国的老同志都成了‘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个党还是一个‘伟大的党’吗？”
“6月28日下午对汪东兴说：现在谁主宰着国家的命运。这类人是党内野心家、阴谋家。谁把这批人扶上来的？这批人穷凶极恶，篡夺党权，谁是他们的后台？我死也不安心，中国全断送在这批人手里！”
“７月2日对李先念说：一个伟大的创举，搞社会主义，可以不抓生产，天天斗呀斗。生产为什么不能抓？这是什么主义？什么人的指示？好端端的一个国家搞成这副样子，还是‘莺歌燕舞’吗？……这笔账怎么算？先念，要坚定些，历史会作出判决的。”
“我沉默太久了，这是一种内疚。”
编者的话：
拜读了朱老总的临终遗言，不禁感慨万千、肃然起敬。他的一心为公、忠厚持重的长者形象，永远屹立在人民心底里。在老一辈革命家中，他在建国后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冷遇。由于他在党内、军内，功勋卓著、德高望重；因此在常委班子内，总有他的位置。但他也是唯一的一位始终只有虚位而没有实权的人。为顾全大局，他老人家一直忍辱负重，决不计较个人得失。对毛泽东的倒行逆施的作法，一贯以低调对待，宁可被毛斥之为“老右”，也决不讲违心话（参见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中，有关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第一次批判彭德怀一文）。在暴政年代，朱老总能始终保持这一高贵品德，宁可受辱，也决不向邪恶势力低头。这种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令人钦敬。
他留下的临终遗言，对我们后人来说，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它为我们揭开毛泽东的假面具树立了榜样。此外，它还给我们无限的勇气和力量。如果我们对他所留遗言的政治背景加以分析，就不能不佩服朱老总的老英雄的本色。他是在毛泽东还在世的时候留下这份遗言的，而在事实上这却是一篇“讨毛的檄文”。据此把他打成“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死反革命”，那也是“铁证如山”，来一个“永世不得翻身”。其后果可能比刘少奇更惨。可是我们的朱老总硬是为了党和民族的命运、为了人民和国家的前途，把一切置之度外，义无反顾地向毛泽东发出了掷地有声、震聋发聩的战斗檄文。不知为什么毛泽东对此既没有龙颜大怒，大打出手；也没有采取其他动作，只是对外封锁消息。这一反常措施，决不意味着毛泽东的宽容，而是有难言的苦衷。这也许跟当年清明节上万群众悼念周恩来，愤怒声讨江青之流的法西斯专制，大有关系。毛泽东怕再次掀起大的波涛，引火烧身，搞得不可收拾。因此，不得已吞下这一苦果。实情究竟如何，有待来日内幕曝光！
朱老总说：“我沉默太久了，这是一种内疚。”听了这一翻发自肺腑而又震撼人们心灵的话，不禁浮想联翩，如鲠在喉，大有不吐不快之感。
首先想到的是：在我们老一代革命家中 ，像朱老总那样在毛泽东暴政年代，敢于挺身而出、并与之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人，真是太少太少。其次，那批当年深受毛泽东之害，而在官复原职之后的老一代“革命家”，面对“禁区”，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们既缺乏朱老总那样气魄，又没有像韦君宜那样敢于反思的精神，似乎当年的暴政史、灾难史、耻辱史都已一笔勾销，好像一切没有发生过似的。
作为一个革命家，在看到朱老总的遗言之后，不知有何感想？仍然是麻木不仁、无动于衷；还是有所触动、于心有愧。倘如前者，我民族休矣！这正如郭小林所说：一个不知反省自己历史的民族是可悲的！！
但愿朱老总遗言在公诸于众之后，能呼醒成千万的当年受害者及身历暴政年代的过来人，都能做到像郭小林所说的那样：不要跪着，要站着。挺起腰杆子，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
张闻天：毛泽东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
1941年9月在延续整风开始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张闻天进行了严厉是批评。张闻天在1943年回忆说：“当时我有点苦闷，有时也发点牢骚，说毛主席似乎不公平，看人有点‘偏’。一个人在一件工作上，他看中意了，就只看见他好的方面，另一个在什么地方不满意了，就什么都是坏的。中央决议通过的，照着做了又来驳斥（如……）。因此事情不好办。……（引自《中共早期领导人活动实践》，第539页）
1959年在庐山会议初期，一次与彭德怀交谈时，张闻天谈到对毛泽东的看法时，话很尖锐，他说：“（毛）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从中国历史学了不少好东西，但也学了些统治阶级权术。”（引自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第100页）。
林彪：“毛泽东言行不一，爱搞权木”（文革前）
叶永烈在《林彪与毛泽东》一书中，在题为《从未迷信毛泽东》与《林彪心中的毛泽东》两节中，提供了如下的绝密信息。现将有关情节转述于后。从中可以看出林彪跟毛泽东一样，也是一个典型的“两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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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底下里，林彪心目中的毛泽东是怎样的呢？”
“经过长期的观察、揣摩和研究，林彪对毛泽东有了透彻的认识。林彪曾将这些认识，以格言、箴语、散记的形式写下来，以供自己参考和利用。（编者注：下面摘录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他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老东（指毛泽东）的惯用手法，今后当注意他这一手。’
“这段话，是写在一张《新华报》的散页，贴在1949年版《逻辑的产生和发展及其法则》一书中。”
“这是林彪根据自己的经历体验及其他人的遭遇，而总结出来的感想。‘捏造’，即是不顾事实，罗织罪名，生按硬造，抓住一点，不顾其余，捕风捉影，无限上纲。这种事情毛泽东并没有少做。彭德怀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众所周知的例子。……”
“毛泽东的‘并无，捏造’手法，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用得出神入化，得心应手。然而，早在五十年代初，林彪已指出了毛泽东的这一‘特性’。足见林彪对毛泽东认识上的‘先知先觉’与‘真知灼见’。”
编者的话：
毛泽东的这种“并无，捏造”的手法，可以说是他致对手于死命
的一贯使用的一种非常恶劣的手腕。他明知是“无”，但他硬是要“捏造”出一个罪名来。1959年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和“文革”初期的所谓“彭、陆、罗、杨反党集团”，就是如此。连目前纳入“禁区”的1954年的“高饶反党集团”，把当年在东北和华东地区的一批高级干部都被网罗进去（后来除高饶两人外，都已平反）。到1955年毛泽东制造的“潘扬冤案”时，又把他们与饶漱石捆绑在一起，成为“饶潘扬反革命集团”，饶漱石因“反革命罪”而就被捕入狱。现在“潘扬冤案”平反了，就没有听说：饶漱石的“反革命”帽子是否已经被摘掉了。毛泽东的这种“并无，捏造”的作法，不要说作为党的“领袖”，就是作为一般的政治家，应该说是十分卑鄙的，其灵魂是十分丑恶的！
“林彪在1950年版的《论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封底上写道：
‘毛，应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主动地指出来，则他无锋芒的必要。”
“这些箴言，林彪虽有意讲得隐晦、曲折；但其意思还是清楚的。小帮帮即是“小帮派”、“小团体”、“小圈子”。毛泽东需要属于自己的小帮派，贯彻执行自己方针、主张。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喜欢有小帮派为其“歌功颂德”，而对于“逆耳忠言”及不同意见，则是“锋芒”以对。“
“林彪在1967年版的《毛主席语录》扉页上写道：
‘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
“建国后，毛泽东的思想日渐‘左’倾，其路线、方针、政策越来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在政治局、中央常委中得不到支持，经常处于少数。可是越到晚年，他就越固执地坚持这些错误的东西。于是，‘他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为了得到‘多数’，使自己那些错误的主张得到贯彻，毛泽东在失去真理后唯有依靠‘个人崇拜’。这是毛泽东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提出‘需要个人崇拜’；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再次提倡‘个人崇拜’的根源所在。林彪洞察毛泽东的心机，上台后便投其所好，率先大搞‘个人崇拜’。《毛主席语录》便是其中的杰作。”
“林彪的这句话，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精辟的注解。”
编者的话：
毛泽东搞“个人崇拜”，从本质上来说，是毛泽东的帝王思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年延安整风运动的最后结局，就是毛泽东以其享有“最后决定权”的方式，达到了他“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目的。从而彻底破坏了党的传统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由此而形成为一种无形的习惯势力。只是在1956年由于苏共二十大而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掀起的一场全世界范围的反对“个人崇拜”的高潮，从而在中共党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使毛泽东的“凌驾”地位（独裁专制）受到严重的威胁，事实上，通过“八大”，毛泽东已经从“凌驾宝座”上被撵了下来。对这一政治局面，毛泽东是决不会接受的。因此，在其后不久，毛泽东处心积虑地采取阴谋诡计的手段，通过“反右”和反“反冒进”，终于在1958年重新登上“凌驾宝座”。毛泽东恬不知耻地说他自己就是“当代秦始皇”，并说“超过秦始皇百倍”，就是他的灵魂自我暴露。
“林彪在1961年版的《辞海》扉页上写道：
‘你先说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听他先说才可一致。’
“这是兵略上的‘虚虚实实’、‘声东击西’在政治斗争中的运用，是林彪根据自己的切身经历而总结出来的体会。建国后，毛泽东将封建皇帝治国安邦的宝典《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那部书画满了毛泽东所做的记号、批注。那些封建王朝宫廷斗争的权木，浸透了毛泽东的每一条神经。（编者注：叶永烈在这里所说的“那些封建王朝宫廷斗争的权木，浸透了毛泽东的每一条神经。”这句话，把毛泽东品格特征中最本质的东西，写得那么淋漓尽致、刻骨铭心，真叫“一绝”。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林彪对毛泽东内心世界的了解，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所望尘莫及的。）
‘你说东，我就偏说西，叫你捉不着，猜不透，掌握不到真正的玄机。’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中，就常常运用这一条。比如：1967年1月，‘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标语已经铺天盖地。13日深夜，毛泽东约见刘少奇。刘要求允许自己去延安种地。毛泽东没有就刘的要求做任何回答，只是要他回去多读马列的书。刘少奇哪里知道：早在1966年12月18日，他和王光美的‘专案组’已经偷偷地建立了。毛泽东怎么会放过他。然而在会见时，刘少奇说东，毛泽东便说西；临走时，还将刘少奇送出门外，害得刘少奇回到家里，还喜滋滋地对王光美说：‘主席对我还挺和气的。’但两天后，就被抄家了。”
“这是很高明、又很厉害的一招。在虚虚实实之中，既可保护自己，又可令对手分不清东南西北而中招。彭真的《二月提纲》事件，刘少奇的‘派工作组’事件，都属于这一类。”
“为了避免中招，林彪提醒自己‘当听他先说’，这样才能与领袖的‘战略部署’保持‘一致’。”
“林彪在1958年版《学文化辞典》中的‘个人崇拜’条目旁边写道：
‘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
“林彪还在私底下与身边的人说：
‘毛泽东言行不一，爱搞权木’。
“林彪还说：
‘谁不说假话，谁就垮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
“这是林彪对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共党内政治生活的真实写照。实际上，也是他对毛泽东的一种政治认识。这里面包含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在毛泽东高压政治体制下，党内党外，全国上下，一片弄虚作假的浮夸风气。另一方面是表明了毛泽东的专横独断的家长式作风，听不进不同意见，‘顺而昌，逆者亡’。因此，人人必须跟着说假话，否则就‘办不成大事’，甚至‘垮台’。”
“不但如此，林彪在私底下还认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犯了重大的错误。”
“林彪早在1958年‘大跃进’，尤其是1959年庐山会议，就斥责毛泽东：
‘凭空想胡来；说绝了，做绝了；绝对错。’
“林彪还说：彭德怀7月14日的信‘是正确的，就是急了点。’
“林彪还对女儿林豆豆说：
‘刘少奇在理论上比毛主席讲的透。’
“林彪还对他最疼爱的女儿讲了许多关于毛泽东、关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许多阴暗的、负面的东西，讲了对党和国家前途的一些悲观看法。林豆豆将这些话写进日记里，被‘林办’党支部书记关光烈看到，非常害怕，说：‘你不能写这些东西，写这些东西不得了！’受到林彪这些言论的影响，20岁的北京大学学生的林豆豆对前途失去信心，吞下大量安眠药企图自杀。（以上见《我所知道的叶群》一书）
“这就是林彪对毛泽东的真正的、实际的认识和看法。”
“在30年后来看林彪当年对毛泽东的这些认识和看法，不能说是错误的、不正确的；也不能说是肤浅的、幼稚的。林彪的许多看法已被事实所验证，很多人现在都说着与林彪当年说的意思相同的话。就认识毛泽东这一点来说，不能不承认林彪是‘先知先觉、慧眼识人。’”
编者的话：
应该承认林彪对毛泽东的认识和看法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这才是毛泽东的本来面目。
为什么林彪能有这么深刻而又那么贴切的认识？而与毛泽东同时代的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就没有这样认识呢？相反，他们经常被毛泽东这一手所玩弄。难道这仅仅因为林彪是善于独立思考？恐怕不完全是！
笔者认为这与林彪本人从1959年庐山会议后，特别是从1966年初直接参与毛泽东的一切“倒刘”部署之后，从而对毛泽东这一套玩弄权木和阴谋诡计之道，更有深切的感受。可以说，林彪以其亲身“实践”，亲自体会到毛泽东的内心世界。因此，才有他过人的“见识”。如果说：毛泽东的灵魂是肮脏的，那么“物以类聚”，林彪的“助纣为虐”的行径，就显得其人品更加恶劣。
从这个意义讲，林彪的最后下场，也是他咎由自取。活该！
林彪：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文革期间）
这是在林彪与毛泽东已经处于“彻底决裂”的前夕写出来的。尽管带有很强烈的所谓“攻击”色彩，但却是十分贴切的。人们都清楚：在与毛泽东同一代的领导人中，林彪就是靠肉麻、无耻吹捧毛泽东而发家的，最后被提升在毛泽东唯一的“亲密战友”。而林彪本人又是刻意捉摸毛泽东的性格特征的人。并且共同参与了“文革”初期谋害众多老一代革命家的唯一的一位“与毛泽东同时代的领导人”。因此，他对毛泽东那一套整人的手法是暗熟于心的。这样，当他“反戈一击”的时候，他对毛泽东的评述，从一定意义上讲，是最有“权威性”的，也是击中要害的。下面就转录林彪对毛泽东的评述。
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有一段关于对毛泽东的论述在公开出版的史书中是绝对见不到的；应该说这一论述还是贴近实际的。原文是这样写的：
“毛泽东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从十几年的历史看，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
“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都嫁祸于别人。
“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羔羊。
林立衡揭发的材料（引自“中央两案材料”）
“什么路线，就是毛线。”
“什么讲老实话，他（指毛泽东）就最反对讲老实话，最喜欢吹捧；谁讲老实话，谁就完了。”
邓小平：留给第四代领导人的伟大历史任务
重新评价毛泽东
《炎黄春秋》2008年第5期刊登了一篇题为《推进民主是第一要务——专家学者笔谈“两会”》的文章。其中参加笔谈的有政界与文化界著名人士钟沛璋、杜光、杜导正、资中筠、辛子陵等十人。在辛子陵所写的那篇题为《政治改革的突破口》一文中的最后一节，他是这样写的（编者注：辛子陵是《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的作者）：
“客观地、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是非功过，是意识形态领域一场深刻的革命。这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留给第四代领导人的伟大历史任务。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年轻的中央领导人才能够从毛晚年的巨大阴影下面走出来，摆脱那种瞻前顾后、谨小慎微的状态，占据历史舞台的中心，不卑不怯地拿出自己的理论、政纲和路线来，放开手脚，有所作为，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创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段太平盛世。”
这里，所说的“邓小平留给第四代领导人的伟大历史任务”，就是上文提到的关于重新评价毛泽东的“活口”。那是小平同志跟第三代领导班子讲的话。现在的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当年就是第三代领导班子的成员。应该说，他是亲自听到邓小平同志这个遗愿的。由于解决这个问题难度太大，而江泽民本人又特别看重如何树立自己的“核心地位”（实际就是想搞“我说了算”那一套）。因此，想依靠江泽民来重新评价毛泽东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样，这一伟大历史任务就自然而然地落到第四代领导人身上。
作者对第四代领导人寄予厚望，他所提的建议也是可行的。关键在于要有一股敢于排除一切阻力，勇往直前的冲劲！
习仲勋评价毛泽东
他，善于利用无知人民，利用无知的人民，这是他一生致胜的法宝。
他，最热衷挑起族派争斗。
他，是伟大的帽子设计师。
他，一生主张无庸最好，自己却饱读史书，学以致用。
他，没有丝毫的法制意识，是典型的痞子。
他，反对科学，糟蹋人类文明精华。
（二）老一代革命家的评述
李慎之：毛泽东是罪魁祸首
在《李慎之文集》中，他对毛泽东的暴政专制年代作出如下入木三分、淋漓尽致的描述。这在老一代革命家中敢于这么直言的，是绝
无仅有的。为此，在这里比较详尽地摘录他的有关论述。他说：
“在1957年2月刚刚公开宣布‘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今后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料在6月份就发动了反右派运动，无端地打从人民内部‘挖’出了55万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右派分子。……1958年发动了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与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运动，3年之内饿死了几千万人，为大炼钢铁而剃光了不知多少个山头。中间又为给大跃进鼓劲而在1959年发动了‘反右倾运动’，反到了开国元勋张闻天、彭德怀这样人头上。以后又因为伤害的人实在太多，经济实在太困难，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不得不出来为毛打圆场，弥补一下错误，搞了一个3年调整时期，元气才稍有恢复。偏偏毛又怕把柄被人抓住而倒打一耙，从1966年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革一切文化之命的‘文化大革命’，时间长达10年，当时8亿人口中受牵累而遭殃者竟上了亿。斗争矛头越来越转向内部，从刘少奇直到林彪，最后刀锋甚至直逼现在已被某些人讥为‘愚忠’的周恩来的头上，只是因为周、毛先后谢世，斗争才没有来得及展开。”
“因此，到1976年为止，共和国几近30年的历史都可以说是腥风血雨的历史。”
“这些大灾难、大耻辱的罪魁祸首明明是毛泽东，但是一切罪过却都轻轻地推到林彪和‘四人帮’头上，江青在法庭上明明直认不讳她自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几十年间月月讲、天天读的都是毛主席的书、毛主席的指示，现在要把他一床锦被遮过，遮得了吗？别忘了‘莫为无人专一物，他时须虑石能言’。”（见《李慎之文集》第６页）
编者的话：
作者在论述建国30年来在毛泽东统治下“腥风血雨”的历史之
后，敢于公开指出毛泽东是造成这些“大灾难、大耻辱”的“罪魁祸首”。这就彻底批驳了所谓“错误论”的论调。
将来果能如此作出定论，毛泽东就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最最残酷的暴君”。这一段历史是毛泽东用他自己后半生的政治实践写出来的，也是用成千万中国人民的鲜血铸成的，谁也无法把它一笔抹杀掉！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这一段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史、耻辱史！
作者李慎之是30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生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黎澍：“不断改造思想，专门制造伪君子也！”
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黎澍也是30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笔者没有直接看到他的论著，但在李锐的著作中（如李锐的《直言》），常能见到他的闪光思想。李锐对他是十分钦佩的。
李锐说：
“黎澍认为毛泽东的思想可以归纳为五点：一是‘割据为王’到独立自主。二是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三是统一战线。四是实事求是，中国古已有之。五是不断改造思想，实为宋明理学翻版，专门制造伪君子也。这第五点，大家都挨过整、受过罪，都没有他这样，联系古人假道学，概括得如此高妙。……黎说：关于暴力革命，胜利者必继以暴力统治，从而走向专制，迷信权力统治。苏联如此，我们亦如此。”（见《直言》第385页）
黎澍在一篇题为《通向“文化革命”之路》的他与戴晴的一场对话中，畅谈了他对毛泽东暴政的比较系统的观点。这是一篇说理透彻，分析精辟，很有说服力的评论。对了解毛泽东其人，是很有裨益的。特作为“附（录）”全文转述于后。
附：黎澍与戴晴的对话
——通向“文化革命”之路
“文革”是一场闹剧。廖沫沙说，那是“大革文化命”。比秦始皇坑儒还厉害。秦只坑了460多人，“文革”整死了多少人？
戴：还是像1942年在延安一样，为进行政治斗争，先进行一场思想运动。
黎：看来还是政治斗争。……从1960、1962、1964，就会看出：那时的“反修”是教条主义已达极端化的表现。到了“文革”，就僵得连弯都转不过来。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无非是从苏联学来的斯大林体系，极端僵化的教条。谁动它一点，就是修正主义。
戴：为什么对于教条主义，我们那么容易接受，接受之后又难于抛弃？
黎：愚昧。愚昧从何而来？贫穷，文化水平很低，理论水平很低。教条主义拼命“左倾”、“极左”，口号是“反修、防修”。反映到经济上是越穷越好。认为人民不能大富，富了就要修，就要出事。毛泽东说：书读得越多越蠢。其实是怕知识多了不好办，实际是搞愚民政策。大家都无知识，这才好办。这正是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的最好土壤。
个人专断是普遍的，到处都有，基础甚广；与中国小农经济联系在一起。有人要搞个人崇拜，让人们点下头来，多痛快。
民主传统从来没有建立过。推翻一个皇帝，后面跟了不知多少人。解放后出过多少皇帝？恐怕有好几百。文革中就出了不少，什么山东，什么陕西，……自己想做皇帝，拥护别人做了皇帝，都是帝王思想。在中国社会上，这种思想直到现在还不能说已经绝灭了。如何消灭？根本办法：一是发展经济，二是提高文化，三是普遍推行民主制，杜绝个人崇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我们真进步了。这是非常缓慢过程。一百年还是几百年。……
50年代，不仅培养你对未来的向往，还培养你崇拜、轻信，培养你脑子简单。到了1966年，除了会呼喊“万岁”，还有什么别的？
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毛泽东还说过：这种事在西欧那些国家就不会发生。这话的意思是：西方国家民主传统比较稳固，文化素养高。“文革”发生在中国，不是从反面说明了这个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封建时代的遗产，本来就不行，还舍不得丢掉。学习外国，吸取科学、民主。直到“文革”，我们连一点法律观念都没有，不问所犯何罪，也是罪该万死。什么“走资派”，何罪？问了几年，没有一个人能答得出来。随便抓人，关人，打人；侵犯人身自由。谁非法，谁犯罪？那时脑子里没有这些东西。大家都处于愚昧状态。
有了愚昧，就有教条主义，就有个人崇拜，就受人利用，任人宰割。解放以来，一直在文化圈子里对文化人下毒手。《武训传》、胡风冤案，……一路下来，没有停过。对有知识的人不放心，只喜欢那种都没有、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人。
江青那些年（指1962～1964）的地位，其实是个“探测器”。《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海瑞罢官》都是她先出面，说她认为应该批判，大家从来不认为她有多高明；所以听过也就罢了。然后才报告毛泽东：“他们不听你的！”
然而就算她换个人，老实本份，不会干这些事，也会换个形式出现。权力大了，地位高了，人就变了。至少文化界有人投靠，不是张三就是李四，总会有人。（编者注：意指没有江青，也会有其他人出面来整治文化人。）……
至于造反，这使我想起可以画一幅漫画。你看“文革”中的红卫兵手捧《语录》，口喊“万岁！万万岁！”到处去“破四旧”。你看，这不是一幅饱含讽刺意味的画面吗？……自己脑子已经旧得够可以
了，而破的都是形式上的东西。
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上说：“中国和印度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只是‘东方式的专制’和小市民式平均主义的愚蠢和嫉妒。”毛泽东的统治模式正是被马克思不幸言中！
＊ ＊ ＊ ＊
编者的话：
读了这一段对白，就可以看出：黎澍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个十分出色的思想家。他对毛泽东的“书读得越多越蠢”这一当时被奉为“最高指示”的话，进行了“入木三分”的解剖：“其实是怕知识多了不好办，实际是搞愚民政策。大家都无知识，这才好办。这正是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的最好土壤。”他把毛泽东的内心世界，刻画得唯妙唯肖，绝妙之极！！
他说：“个人专断是普遍的，到处都有，基础甚广；与中国小农经济联系在一起。有人要搞个人崇拜，让人们点下头来，多痛快！”这一段话又击中了专制体制的“要害”：“让人们点下头来，多痛快！”
试想：现在在“台上”的那些惯于搞“权钱交易”、大发横财的官老爷们又何尝不是这种心态。
黎澍又不无讥讽地说：“50年代，不仅培养你对未来的向往，还培养你崇拜、轻信，培养你脑子简单。到了1966年，除了会呼喊‘万岁’，还有什么别的？”这正是毛泽东留给中华民族的“遗产”。
李普：毛泽东是“邪教的教主”
李普在《文革十年是一场邪教大骚乱》一文中是这样论述的：
“今年是文革开始的40周年，是文革结束的30周年。现在回过头看看文化大革命那十年究竟是怎么回事。廖沫沙说对了一半。他说，让我来做点编辑工作，前后钩一钩，叫做‘大革文化命’。他不愧是位资深老编辑，但是，我这位老师和老友还没有完全说清楚它的性质。
“多年来我想了又想，那十年究竟是怎么回事？究竟应当怎样表述才能阐明它的性质。我想了又想的结果是，那是一场邪教大骚乱。开头那阵有一段时间，包括我自己在内，全国许多人都像吃了什么迷魂药一样，失去了理智，失去了正常的感觉和思维，陷入了那场邪教大骚乱，听任那些所谓的造反派的摆布。
“那场大动乱只能叫做邪教大骚乱。
……（编者注：作者在举了两个惨绝人寰的例子，其中之一是他的好友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校长卞仲云在文革初期被她的一群学生活活打死。凶手是一群女中学生，凶器是军人们扎在腰上的宽皮带。其实在文革中这种绝灭人性的事例俯拾皆是。）
“这样的事可以叫‘文化’大革命吗？我想不可以。叫武化大革命可以吗？似乎也不可以。想来想去，我认为恐怕只能叫‘邪教大骚乱’。
“这个邪教有一个教主。文革是他发动和领导的。他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这个邪教不是教主一个人。他有四个大弟子王张江姚和他们在各地的许多小喽罗。王张江姚不简单，其中的‘江’是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四人中数她的权势最大，最嚣张，最肆无忌弹。她在后来受审的时候供认：‘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毛主席叫我咬谁，我就咬谁。’
“这四个大弟子，直到教主死后二十多天才被抓起来投入监狱。……折腾了十年的这场邪教大骚乱才能够结束。
“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耐？最初是因为全党迷信他，使得全国人民多数也迷信他。这个国家是一个长期由皇帝个人专制的国家，没有民主和法治的传统，人们习惯于服从权威，习惯于听任帝王专制独裁，肆无忌弹。几千年来对帝王没有制约，没有限制，习惯于跪在他的脚下，听任他为所欲为。
“我们同美国不一样，美国人懂得总统不可靠。所以，必须立出一套法律来制约他，严格管住他。我们只看到美国富强，而不知道它富强之道，那就是民主和法治，限制当政者的权力，保护人民的权利。
“由于不是民主和法治的社会，毛泽东这样的一代袅雄就能够玩弄权术，窃取全党、全国的领导权，玩弄全党全民于股掌之上。
“这里有一个两难的问题，是先实行民主和法治，还是先开发民智，使人民懂得维护和行使自己天赋的权利呢？
“世界上所先进国家的经验都是首先实行民主和法治，制定宪法，订立明确的法律，限制掌权者的权力，让人民在游泳中学会游泳，逐渐懂得民主和自由是自己天赋的权利，从而去争取和保卫自己天赋的权利。这是最快、最有效的办法。这样，文革这样的邪教大骚乱就根本不可能发生。
“回顾40年前开始的这场邪教大骚乱，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经验教训。
“抵制邪教，就是再也不要发生个人迷信。对任何人、任何事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思考。允许怀疑，提倡怀疑。我们再也不要迷信任何人，再也不要认为某个人每句话都正确，都是真理。对任何人说的什么话，都要认真想一想他说的对不对。永远不要盲从，要警惕个人迷信，坚持独立思考。（原文见强剑衷主编《法治大手笔》第529～531页）
＊ ＊ ＊ ＊
编者的话：
90高龄老一辈革命家，又是资深的新闻工作者李普，曾任新华社副社长，能写出这样一篇的警世之作，真是难能可贵！他讲出了一般人所不敢讲的心里话。这是需要有足够的勇气与胆识的。他直言“毛泽东是邪教的教主”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目前仍然把毛泽东捧上神坛的今天，他能无所顾忌地说出：“毛泽东这样的一代袅雄就能够玩弄权术，窃取全党、全国的领导权，玩弄全党全民于股掌之上。”这样极其尖锐、直刺要害的肺腑之言。“袅雄”、“窃取”这两个分量很重的词汇，加在毛泽东头上还是第一次看到，没有彻底唯物史观的眼光是不敢这样落笔的。令人敬佩之至！
他在最后又一再告诫我们：“我们再也不要迷信任何人，……。永远不要盲从，要警惕个人迷信，坚持独立思考。”
应该说，这是有很强针对性的，在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后，破除了对毛泽东的“两个凡是”；可是现在奉行的是对邓小平的“两个凡是”。最明显的例子是邓小平对“反右运动”的评价，他说“反右是必要的，只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这一完全无视客观事实的悖论，是经不起一驳的。可是现在的党史还是按这一口径写，自欺欺人。
李普老人的这篇短文，给人以无限启迪！
胡绩伟：毛泽东最大本领就是“当面赖账”
在李慎之给胡绩伟的复信中，有一段关于胡绩伟对毛泽东的论述，特别耐人寻味。对人们了解毛氏专制年代的特征，颇有教益。特转录部分内容如下：
“毛（泽东）的一个最大本领就是你说的‘当面赖帐’。在他的绝对权威之下，有谁敢出面与他对质？谁要是敢说‘毛主席怎么怎么说的’，只能是造谣污蔑，罪该万死！”（原文见《李慎之文集》）
看来这个“当面赖帐”贬词，还是胡绩伟在他的那篇文章中首先
提出来的，而李慎之表示完全赞同，但李没有展开来加以论证。这是可以理解的。而胡的文章被李认为是：“补充了中国历史一件极其重要的史实”。文中又公开批评毛泽东的“当面赖帐”这一为人所不齿的人品。他对毛这样定性，应该是言之有据、言之有理的。在他的那篇文章中，是会详细论述的。决不会像李慎之说的那么概括。胡当年曾经担任《人民日报》的总编辑，是一位有高度理论修养的老党员。
李锐：活学活用“纵横捭阖之术，驾驭臣下之道”
——不仅要控制你的身体，还要控制你的灵魂
李锐本人是国内外著名的研究毛泽东的专家，曾任毛泽东的秘书，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平反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中顾委委员。他在《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形成的原因》一文中，指出：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最有兴趣，涉猎最广的是史书。……他要从这些史实中考察斗争的策略、统治的手段。……他掌握治国大权（常说‘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需要研究治国的艺术。不过，在对历史治乱的探究中，如果把封建统治阶级纵横捭阖之术，驾驭臣下之道，也活学活用起来，就未必有利于新的民主政治的建设了。”（编者注：李锐的这一段话的最后一句话，因公开发表，只能讲得含蓄一些，巧妙地用“如果”一词，其意不言自明。还是传记专家叶永烈说得透倾，他说：“建国后，毛泽东将封建皇帝治国安邦的宝典《资治通鉴》读了17遍。那部书画满了毛泽东所做的记号、批注。那些封建王朝宫廷斗争的权木，浸透了毛泽东的每一条神经。”）
李锐在香港出版的《李锐近作》中，就有这样一段评述：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自秦统一天下，统一了体制，也统一了思想，……由皇帝（圣旨）说了算，从各代帝王直到蒋介石（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脉相传。全国执政以后，毛泽东也不例外，他尤其是迷信战争经验，迷信意识形态；晚年悲剧即在书记挂帅，个人崇拜。他自己坦然承认：‘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马克思”实为“斯大林”）”
李锐在接受记者任××采访时的谈话时说：
“严格地说，毛泽东不懂经济，也不懂民主。他太自以为是，……在政治上搞个人崇拜，一切由他‘说了算’。……”
“……他不仅要控制你的身体，还要控制你的灵魂，你说这厉害不厉害？……他让你从心理到身体都匍匐在他面前，让天下围着他一个人转。林彪摸得最透，‘文革’时手摇小红书，早请示、晚汇报、背语录。‘一句顶一万句’，表演到了极致。”
“年轻的时候他就追求‘君师合一’。……他是秦始皇和孔夫子合二为一，‘圣’与‘王’合一。”
“不肃清毛泽东的负面影响，中国的道路依旧坎坷。还想当毛泽东，民主和宪政就建立不起来。……”
李锐在回答《中国新闻》周刊而写的文章中说：
“毛泽东一生服从自己的斗争哲学，追求‘君师合一’，以此革命取得胜利，以此执政，终于彻底失败。令人感叹的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这二十来年，由于科技发展，西方飞速前进，我们却停滞落后了。”
“现在有一种看法，毛并没有对马克思做过深入研究”
“……毛泽东自己说得最清楚：‘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我以为说得准确一点，是‘秦始皇加斯大林’）……问题就出在他只接受了‘阶级斗争’四个字，以及同这四个字有关的‘消灭私有制’，而没有接受马克思的全部学说，尤其是经济理论。”
“形成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并使之仍在向前发展的基础，是自由、民主、科学、法治与市场经济。前四者，尤其是自由，也属于马克思主义范畴。这五者至今仍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前进的基本依据，却同中国无缘，也同毛泽东无缘。毛泽东最熟悉的、最喜好的是中国的经史子集……信手拈来，涉笔成趣。可说是他一生为人、处世、做事的原料。他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翻译’马克思的思想。……党的一元化领导发展到以人治代法治，……同列宁、斯大林取来的‘左’的一套结合，终于造成无可挽回的悲剧。”
（编者注：上文均引自香港出版的《李锐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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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在思想控制方面，毛泽东比起蒋介石来要厉害得多。在蒋氏年代，鲁迅、宋庆龄、巴金、郭沫若等民主人士是敢于公开反对蒋的独裁专制，出版了他们的大量著作。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从中受到的教益非浅。可是到了毛氏专制年代，又怎么样？曾有人当面问过毛泽东：如果鲁迅活到现在，将会怎么样？毛泽东径直回答：“鲁迅要么不吭声，要么就关在监狱里。”两者对比，不是昭然若揭吗！还需要说什么呢？毛泽东自己也承认：我超过秦始皇百倍。从这一角度来分析毛泽东，只要再深入一步，就不难识破毛的本来面目。
附：《功劳盖世 罪恶滔天》一文摘要
编者的话：
李锐的这篇文章是为国防大学教授辛子陵的专著《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写的《序言》。该书的另一篇《序言》就是谢韬写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2008年2月在《炎黄春秋》第二期发表时把题目改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此文一发表随即引起一场在思想界、理论界具有深远影响的争论。由于党中央采取“不介入、不争论、不转载”的方针，才避免出现像当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样比较持久、规模浩大的大辨论。其实，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也是根据邓小平在1992年1月在中央常委会会议上的一次关系“重新评价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写出来的。可是直到现在为止，目前的最高决策层可能鉴于解决这个问题难度太大，时机还不成熟，留待后人解决。这样，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与李锐写的《序言》（即《功劳盖世、罪恶滔天》一文）就不可能在内地公开发表。这当然是一大遗憾。幸好我们在强剑衷主编的《法治大手笔》（续编）（该书也是在香港出版的）中，看到了李锐的这篇文章，为此特摘要转载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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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根据邓小平遗言，把评毛引向深入，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突破，彻底打碎了毛泽东留下的所谓“反对修正主义道路”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两道唬人的紧箍咒，为改革派争得了话语权，争得了历史正统地位。从今往后，可以光明正大地、理直气壮地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再也用不着打“左”灯，往“右”拐了。作者的春秋史笔，兼有评论，尤其《导言》和《结束语》的理论简述，极有说服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该书《结束语》明确指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暴力社会主义的恶性发展。大跃进3年，全国有3755万人被活活饿死，损失约1200亿元。‘文革’十年，照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整了1亿人，死了2千万人，浪费了8千亿人民币。……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在5750万人以上，经济损失1万4千2百亿元。近三十年国家基本投资总额为6千5百亿元。两次大折腾的损失，是我国前30年基建投资总额的两倍多。就是说，本来可以用于建设国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宝贵资金，有三分之二以上被毛泽东折腾掉了。这就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建设国家的总成绩单。”以这个“总成绩单”为依据，作者的结论是：毛泽东过大于功，倒三七开，是伟大的革命家，失败的建设者。
我1979年初回到工作岗位时，曾经说过：“毛泽东功劳盖世，罪恶滔天。”前者指革命，后者指执政。读者看本书第十八章《共产主义地狱》（上）、第十九章《共产主义地狱》（下），就会理解“罪恶滔天”所言非虚。……他的功劳，比起他执政后给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灾难来，只能是次要的，第二位的。
1980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第二个《历史决议》讨论会，我参加了这个会。对毛泽东的是非功过问题，四千多名高级干部中相当多的人是这个意见。邓小平作为一个党的老领导人，为了引导全党全国人民从个人崇拜的迷误中走出来，又避免党的分裂，他在讲话中肯定毛泽东的功劳是第一位的，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建设社会主义。……我曾经在文章中说过：这个《决议》是总结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开始。《决议》是邓小平主持通过的，只着重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作者在书中记载，12年以后，邓小平在上海会议上坦诚地说：
“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老、（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一下局面，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作出全面评价嘛！毛泽东的功过是摆着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担心对毛泽东全面评价，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被否定，会损害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看不必担心。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们这一代走后，作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执着的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
邓小平不认为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是对毛泽东的最终评价。尽管《千秋功罪毛泽东》作者遵从邓小平的遗言，可能书中有关评论，仍会在中国政坛引起震动，有人会有石破天惊之感。这本书的问世，使我们又看到了那个荒唐、混乱和血腥的年代，对留恋毛泽东时代的极左思潮的遏制，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自有极大的意义。
（编者注：下面李锐接着介绍该书在理论上的建设性贡献。主要是进一步肯定恩格斯创建的第二国际（即社会民主党等的国际组织）是正确的，是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思想路线，批判了列宁创建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党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是错误的。之后，李锐又介绍了本书作者对今后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从略）
田家英：出尔反尔，令人无所措手足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田家英在私下议论时，说：
“主公（指毛泽东）常有出尔反尔之事，有时捉摸不定，高深莫测，令人无所措手足，真是很难伺候。今天跟上去了，也许明天挨批，还喜欢让人写检讨。”（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34页）
田家英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谢韬：毛的一生本身是可憎的悲剧，也造成了中华民族的大悲剧
谢韬老人在为丁弘著《在历史的天平上》一书所写的《序言》中，采用了把陈独秀和毛泽东对比进行思考的方法，从14个侧面，一一比较，一褒一贬，观点显明；具体剖析了陈独秀与毛泽东在思想意识、理论修养、作风品德等方面的本质区别和极大反差，言简意赅，令人心服。笔者本拟只摘录对毛泽东的评述，以扣紧主题；但谢老这种对比的写法是一种创新的写作方法，所得出的论断更加明晰、突出。过去没有人敢这样做，因为触及到禁区，现在只能在网上看到这样的文章。看了之后，可以开拓视野，为此恭录于后。篇幅长了一些，但耐人寻味。值得认真一读，大有教益！
（编者注：2008年10月，获悉丁弘这本由谢韬老写《序言》的《在历史的天平上》专著，在国内印制后（有香港某出版社的书号）被有关部门从厂家直接全部抄走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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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风风雨雨的生活，无数的历史劫难，不能不使人作历史的反思。每个人的经历不同，思想是千差万别，对陈独秀和毛泽东的看法，亦不可避免地各不相同。以下仅是我个人的看法：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人，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人。
陈是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对抗者，毛是列宁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拥护者。
陈是主张把党叫社会党，由于尊重第三国际，作为第三国际的中国支部，才叫共产党；毛主张要建立列宁斯大林式的共产党。
陈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主张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独立思考者；毛也从中国实际出发，主张在列宁斯大林主义两把刀子的思想框架下的独立思考者。
陈认为中国是以农民为主体，生产力十分落后，不能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毛也以中国的农民为主体，主张要分两步走；先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可以立即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铲除资本主义，消灭资产阶级，就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陈是“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创造了一个争取民主与科学历史任务的新时代。这两大任务迄今没有完成，有待于全国人民今后的努力；毛是在夺取政权以前，主张为民主与科学的历史任务而斗争。但一旦夺取了政权，就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就想要跨越资本主义阶段，消灭资产阶级。凭着无产阶级专政，不断提高生产关系，凭借唯意志论，实行所谓“大跃进、三面红旗、人民公社”等政治运动，而成为民主与科学的践踏者、摧残者，口是心非的伪善者。
陈主张：民主就是民主，民主是人类取得自由和解放、从而获得的共同文明的成果。民主就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各级政府官员的普遍选举制，结束委任制，有反对党的存在监督，反对一党专政和独裁。毛主张：民主是有阶级性的，一切都应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一党专政、领袖专政和个人崇拜。
陈领导了“五四运动”，要求发扬民主与科学精神，让人民大声说话，保卫人民自己的权利和独立的人格尊严；毛是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下，造成全民说假话，只有说假话才能取得生存权，使社会主义道德败坏，使人人成为双重人格、言行分裂者。
陈是历尽政治上的打击和折磨、第三国际的诬陷、国民党的审判和陷害、生活的贫穷、疾病的围绕，而在一切困难中挺拔坚强，英明远见，在磨难中更显出人格的光辉，思想的深刻，留下了很多供后人的思考，经得住历史实践的论述；毛在建国后享尽荣华富贵，帝王之尊，霸王之权，一言九鼎，任意胡行，是一切权力的集中者，是党和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君师合一的标榜者，是一切真理和最高真理的代表者，是具有无限智慧和力量的救世主，是当代的红太阳，是社会主义的始皇帝，是个人崇拜的一尊神，是代替斯大林的世界领袖。
陈是言行一致，光明磊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连他在敌人的法庭上也坦言自己的政治主了，说章士钊为他辩论的话“不代表我，我建组的共产党，就是要推翻国民党，这不是叛国，国民党不代表国家”。他对斯大林可以拍案而起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声明自己的主张，真正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毛却一生表现以他精于权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好话说尽，坏事干尽，阴谋阳谋交替使用。
陈一生所代表的时代进步的启蒙思想，即他所提出的“自主而非奴隶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毛则相反，是独裁的而非民主的，是大家长的而非平等的，……是残暴肆虐的而非人道的，是阴谋阳谋交互并用而非光明磊落的，是言行分裂而不是言行一致的。
陈独秀一生坎坷，死后，人们为他洗清污泥浊水，还他一个“干干静静的陈独秀”，他代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英勇战斗，追求进步的社会理想，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人物；毛泽东则在那些辉煌的歌颂之后，恢复历史本来面目，他成了一个大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他的前期是功大于过，他的后期是罪大于功，他是个很复杂的人物，是不可效法的权力熏心的历史人物，是农民革命、封建专制皇权思想与西方极权主义思想的奇妙混合的人物。
陈在历史的天平上是人民尊敬的英雄，是提出当代人民的理想、民主与科学，推动历史前进的人物；毛在历史上的定位，却扮演了人民惧怕的枭雄，是代表一个暴力社会主义时代的人物，是使几千万人民受苦受难而饿死、横死、惨死的暴君。
陈的一生是悲壮，是苦难中显现人格的高大，使人如吃橄榄似地回甜、清香；毛的一生本身是可憎的悲剧，也造成了中华民族的大悲剧。
这两个历史人物，代表了两种理论、两种政治、两种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走向和前途，两种人格、两种品德和作风。
胡乔木：毛基本上是斯大林类型的
胡乔木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否定了毛的晚年。胡乔木说：毛基本上是斯大林类型的，但在建设新世界方面，在科学技术上，还不及斯大林有远见。而是刻意轻视科技，并以此自豪。例如斯大林的学术文章，一般是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真理报》即使转载也不用大字大标题。而我们在报纸上，只要是毛主席写的东西，不管什么文章，甚至诗词家信，还有各种手迹，非登第一版不可，有时还在第一版几乎用整个版面来登领袖照片，这些都是世界上少见的。斯大林焉能不自叹不如？
周小舟：毛在走斯大林晚年的路。
周小舟在庐山当着毛的面说：“刮共产风不能怪地方，主要怪上面。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并私下议论：毛在走斯大林晚年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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