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四十三年

侍衛長翁元

身爲蔣介石的家臣內侍，作者忠诚随扈蔣介石、蔣經國走南闖北，直至蔣氏父子離開人世，近達四十三年，而正是作者在“第一家庭”周圍及核心如此豐富、珍貴的閱曆，讓我們有幸全面瞭解蔣介石的人性、品格、習慣、情感、信仰、精神、才學、夢想、意志、用人哲學，一窺蔣宋夫婦＂總統官邸＂私生活真相，和蔣氏父子統治臺灣不爲人知的內幕謎團，＂目睹＂蔣家由衰微到強勢再到衰微的全貌。

第一章：加入“領袖鐵衛隊”

沒有誰能撲滅蔣介石心中急欲消滅共產黨人的烈焰，就連被邱吉爾譽爲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的組織者”馬歇爾也無能爲力；然而蔣介石要在中國剷除共產黨人的決心和馬歇爾調處國共衝突的失敗，注定了蔣政權“金陵王氣黯然收”的命运。我正是在那个令馬歇爾痛心疾首、國共內戰愈演愈烈的時刻，來到蔣介石身邊的。

報考衛士

少年時代，我連做夢也沒有想過，自己日後會成爲蔣介石父子的貼身侍從副官，並且會一直伺候到他們壽終正寢的那一刻爲止。

1946年，那時我中學還未畢業。有一天，我在老家浙江省壽昌縣縣城裏，看到一份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張貼的布告，上面說軍委會正要招考一批“衛士”；當時，抗戰剛剛結束，民窮國困，青年人要找一份像樣的工作，並不容易，特別是一些勝利復員人員，從大後方回到家鄉，幾乎比較好點的空缺，都被他們占光了。所以，這個招募啓事，給了我相當大的吸引力。

幾天後，我去報名甄選，接著很快就被通知說已經錄取了。

當初，我是抱著能當蔣介石委員長衛士的榮耀心情去報名的，後來，我和同僚閒聊時才發現，原來我們這一群人，大概有一大半，不知道當“衛士”其實就是去當兵；可是，不過兩三年國民黨兵敗大陸，來到臺灣，我們當中的少數人，包括我自己，就被挑選去做蔣家的家臣兼侍役，並且成爲我一輩子最主要的“職業”，這個“職業”也耗去了我這一生最最寶貴的精華歲月。

那年的秋天，10月間光景，我們這群經審查合格的十七八歲青年，從浙江老家，被分別送到南京一處營房，那個營房位於南京黃埔路，與國民政府“勵志社”總社隔鄰，在美軍顧問團和明故宮遺址的附近。

還記得，我們剛到南京當天，委員長警衛總隊總隊長樓秉國親自來訓話，我們這一批衛士清一色是浙江人(後來才知道，這是蔣介石用衛士的慣例)，那天，許多人才剛下火車，不管是衣著打扮或是舉手投足之間，都還是十足的老百姓，一聽說上面訓話的是一個什麽總隊長，早就被他那個官銜給震懾住了，等樓秉國總隊長上臺講話，有些同僚在台下嚇得兩腿直哆嗦。

我們這些來自浙江省建德、淳安、壽昌、湯溪等縣的青少年衛士，未被分配到其他單位而留下來的，被編配爲兩個區隊，納入外勤隊。固然，當時軍衣衛士人員數目很多，保護領袖的重要據點仍落在外勤隊資深的幹部身上。因此，我們並沒有太多的時間花在受訓上面，反而是邊執勤、邊受訓，又因爲夾在新老衛士中間，且長官作風開明，我們並沒有受到嚴格的軍事教育。

南京時期，由軍衣衛士構建的警衛總隊，下轄三個大隊，其中包括一個重武器大隊，配備的武器有重炮和各種重武器；此外，還有一個外勤隊，這個隊的主要任務是保衛黃埔路的總統官邸等重要勤務，還有一個工兵隊和騎兵、通信等隊。從編制上看起來，應該不會較現在的一個軍來得小。在重慶時期，保護蔣介石官邸的是一個警衛旅，這個警衛旅的主要骨幹，也是清一色的浙江人。抗戰勝利後，警衛旅的編制做了一些調整，但基本上，這個所謂的“領袖鐵衛隊”，不但編制未見縮減，反而有膨脹的趨勢。我們這批在1946年甄選的青年衛士，也是蔣介石最後從浙江徵召的一批侍衛人員。

蔣介石用衛士專招浙江人

當我們到達的當天傍晚，等我們在集合場站定之後，才知道這次是要點兵。總隊長帶著一種極爲銳利的目光，向我們掃來，他把我們之中高的和矮的，全部從隊伍裏頭挑走。這些人當中，高的被安插到第一大隊，矮的被調去工兵隊，像我這樣，面孔沒有明顯特徵、身高大概在170米左右、不胖不瘦的人，就被直接留在任務最艱巨的外勤隊。

從整個的組織編配來說，外勤隊儘管是蔣介石全部警衛部隊當中，比較核心的一支鐵衛隊，但是，嚴格說來，它還只能算是領袖保衛人員的“中衛”。

縱然如此，從各方面來說，外勤隊是受到上級相當重視的一個單位。因爲，它是蔣介石侍從室骨幹的主要來源，如果我不是從這個外勤隊出去的話，我是不可能被派到蔣介石父子身邊，伺候他們父子倆一輩子的。自然，這個外勤隊的所有成員，大多數仍是浙江人，蔣先生所以做這樣的安排，倒不是他特別相信浙江人，其中，一個最大的因素，是早在西安事變以前，蔣的便衣衛士，便全部是浙江人，此後，連歷任侍衛長都是浙江人，所以，這已經是一種傳統。當然，這個傳統，主要是基於蔣先生個人對浙江人一種“人不親土親”，和語言、習慣上彼此相雷同的主觀因素。

剛進外勤隊時，隊長是周覺先少校，他對吃和衣著非常重視，戴個金邊眼鏡，頗有名士派頭，對待幹部十分嚴格，對下屬卻是寬厚得不得了。1948年4月，蔣介石當選爲中華民國總統以後，警衛總隊整編爲總統府警衛隊，上級晉升他爲大隊長，蔣先生引退後，周覺先沒有作戰經驗，基於這個考慮，上面就調了一位史朴如上校，來擔任大隊長。

當時，外勤隊的訓練和日常勤務，基本上是比較輕鬆的，特別是在蔣先生沒當總統前的那段時間。因爲我們營區就在南京“勵志社”總部旁邊，周覺先隊長很重視官兵的身体和运动，所以，的身體和邉樱�所以，隊職官经常带领我们到隔邻的“勵志社”去打籃球，偶爾還去參觀別的軍民團體球類比賽、晚會娛樂節目等。

恰巧，那段時間，隊上的一些老衛士獲准回鄉省親，而另外的第一、二、三大隊，正在基地整訓，所以，我們等於沒有受過完整的入伍訓練。除了呆在南京接受短期訓練，外勤隊還在1947年夏天，蔣先生要到廬山避暑，因無外勤隊整隊派赴廬山服勤，給了我們新衛士恭逢的時機，被一起隨隊帶到廬山繼續整訓，然後再回到南京原駐地。

由於我們基本上是一邊執勤一邊受訓，所以，關於侍衛人員的一些規矩和禁忌，也是陸陸續續從老一輩的衛士那兒，一點一滴學來的，從來沒有受過有系統的警衛教育。

總統警衛大隊

隨著所謂“民主憲政”的腳步，警衛總隊的編制，也隨之做了一些改變。

在表面上，中國馬上就要結束行之多年的軍人統治，要進入一個文人政府的新時代。但是，任何一個稍有觀察能力的中國人，從當時的種種迹象，就可以看出來，這其實是一種全然不切實際的幻想，因爲，當政者並沒有任何還政於民的找夂途唧w做法，這一點，可以從那場亂糟糟的“制憲會議”和總統選舉，看出一些梗概。

儘管如此，蔣介石和他的幕僚們，還是得拿出一些表像上的做法，讓人至少在表面上覺得中國是在朝民主的道路上走，而不是根本文風不動。從抗戰勝利，及至兵敗大陸，蔣先生身邊的警衛系統，基本上是當時任總統府軍務局長的俞濟時，在幕後做整個的掌控、規劃。

俞濟時主導侍衛體系的時代，從抗戰勝利後，一直延續到50年代初期，他都在幕後做整個的策劃工作。所以，蔣先生的侍衛系統幾次改編，都是他的得意傑作，我們不妨在此談談在蔣先生“當選”總統前後，歷次侍衛系統的流變。

抗戰勝利後，在南京時期，蔣介石的侍衛系統名稱就叫“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警衛總隊”。

在總隊之下，共有三個輕裝大隊，分別名爲第一、第二、第三大隊，隊員配備輕武器，一個大隊的兵力，相當於一般部隊的團級編制，定員約有一千多人；然後，還有一個重火器大隊，配備有迫擊炮、火箭筒等當時堪稱爲重武器的裝備；其次就是最受上級重視的外勤隊，它是日後蔣介石身邊貼身人員的搖籃。我就是被分配到了這個單位。這個外勤隊，相當於一個獨立營的編制，個人武器全部是當時最新的美式配備，如湯姆遜衝鋒槍、卡賓槍、德制連發手槍等；其他尚有騎兵隊、輜重隊、工兵隊、通信隊等單位。

組織架構上，警衛總隊是完全繼承了重慶時代的傳統，但是在規模上，警衛總隊給人更濃厚的蔣家軍的色彩；體制上，南京時代的總隊長是樓秉國，但是，樓基本上是完全聽命于俞濟時的，而俞又是蔣先生的心腹死黨，所以，歸結到最後，這支侍衛武力，實際上等於是蔣先生自己的御林軍，沒有他的命令，這支領袖鐵衛隊，是不會輕舉妄動的。

蔣介石被“推選”爲總統之後，爲了要予政府文人化的印象，以前的警衛總隊，被縮編爲總統府警衛大隊。

總統府警衛大隊，下轄六個隊，是由原來的警衛總隊編遣之後，打散到各個隊，但全部以第一、第二、第三……爲名，一直排到第六隊，至於編遣之後，還有剩餘下來的，就分派到國防部警衛團，執行的任務和警衛大隊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不管上面如何編派我們這些新入伍的衛士，在當時大家是不會想得那麽深遠的。整編後，我被編進第一隊，軍階仍舊是士兵，負責總統府大門警衛。隊長叫馮孝本，他對衛士們的日常生活非常關懷；區隊長是蕭釗金，他那時的軍階是中尉，湖南人，黃埔軍校二十期畢業，來臺灣後，當過憲兵獨立營的營長，駐地在花蓮北埔。這兩位長官都對我相當照顧，而我確實也是一個很得長官緣的人，到哪里，都會有長官幫助我、擢拔我。

爲蔣介石打前鋒

1948年11月9日，著名的“徐蚌會戰”(即大陸所稱的淮海戰役)開打了，然而，戰局一開始就對國民黨政府不利，愈到後來失利愈慘。

那時，我們還不過是蔣先生的外衛人員。有一天，某位侍衛官和我們聊天時，強調：這段日子，老先生不太高興，要所有的人員留點神，不要犯錯惹火了他。

原來，就在那幾天，有一次，蔣介石滿面愁容地從黃埔路官邸，走出大門到外面散步。侍衛人員見他走出官邸，以爲他要外出，就全部一擁而上，跟隨在他左右，蔣先生這時不禁勃然大怒，對那群侍衛大聲吼道：“我又不是犯人！那麽多人看著我幹什麽？你們統統給我滾！”嚇得侍衛人員個個面如死灰，就是不曉得老先生爲什麽發脾氣。後來，大家一談才知道，那一陣子，老先生的心情因爲戰事失利實在壞到極點。

還有一回，他老先生怒氣衝衝地從黃埔路官邸走出來，一旁的貼身侍衛趕忙爲他遞上一頂禮帽，他滿面怒容地呵斥：“不是這一頂！”貼身侍衛見他火氣沖天，嚇得面色如土，不知如何是好。

同年的12月25日，也就是耶誕節那天，桂系的李宗仁和程潛，要求政府和中共和談，並且要求蔣介石下野；20天後，毛澤東提出八項和平條件，並且要國民黨懲治戰犯，而頭號戰犯是誰，蔣先生是非常清楚的，他的心情惡劣到了極點；一個星期以後，這位左右中國政局達22年的國民黨的軍政領袖，正式宣佈下野。

就在他宣佈下臺的當天下午，輪到我在黃埔路總統官邸，站下午到晚上的崗哨，上哨的時候，我就覺得那天官邸的氣氛有些非比尋常，因爲偌大的官邸，平日車馬喧囂，這天，居然連一個人影也沒見到，確實讓我十分納悶。

蔣介石和一干黨政要員，如今到底都跑到哪兒去了？我和同僚一邊輕聲嘀咕著，一邊相約下哨後要悄悄去探個究竟。

我們下哨後，偷偷走近一看，這才發現，堂堂中華民國“行憲”的第一任總統，居然就這樣悄無聲息、無影無蹤了，讓我們頗爲錯愕與彷徨，心想，難道國是已經到了這樣不可爲的地步，只有如此一走了之的末路了嗎？！

就在我們下哨之後不一會兒，在晚上八點多的光景，大隊吹起了緊急集合號，上面的命令十分簡短，就說要我們立刻把行李打包，全隊要連夜趕搭火車，到某個重要地點，執行任務。至於到什麽地方、執行什麽樣的任務，沒有任何一個長官做明確的交代。

等到了火車站，我們才隱約知道，目的地似乎是去杭州或是老先生的故鄉奉化溪口，任務並不單純。我們第一隊全體官兵，是在下關坐火車，先到杭州，而第三隊則是從湯山，也就是中山陵外一處蔣介石的行館，搭乘汽車，一路到溪口。

直到幾天之後，我們才知道蔣先生已經宣佈下野的消息，在最初的一兩天，大隊上下官兵，除了少數幾位元高級長官，差不多全部被蒙在鼓裏，更不知道蔣先生到底是跑到什麽地方去了，我們因爲長期以來的職業訓練，也沒有任何一個人敢去問什麽消息，以免在兵荒馬亂之中，被治以重典，只有任由大家私下胡亂猜測一通，任由部隊徽衷谝环N詭異、狐疑的氣氛當中。

其實，事情十分簡單，早在1月21日，蔣先生宣佈下臺前幾天，我們隊上高級長官就已經接到指令，要他們做好隨時移動防地的準備，所以，那時已經有人接奉命令，悄悄把軍火庫裏的槍支彈藥裝箱完畢，準備隨時可以移防。

而行動當天晚上，大家死命把那幾十箱“軍火”扛上火車時，卻有幾個粗心的人，不小心弄翻了一箱“軍火”，夜暗中，只聽見一聲“嘩啦啦”，一整箱亮晃晃的袁大頭銀元，傾覆在火車站月臺上。那一大箱、一大箱的銀元，其實是總裁溪口辦公室的辦公經費。

這時，我們才覺察到原來蔣介石已經預見局勢難撐，準備先躲到溪口避避風頭，以便伺機而動。而我們，就是趕去溪口，幫蔣先生打前鋒的。據說，就在我最後一次在南京總統官邸站崗那天中午，侍衛人員剛剛伺候蔣先生吃完中飯，他就緊急命令大家動身離開南京，開赴溪口。

那年，我不過是個19歲的大孩子，從入伍接受的就是國民黨那一套軍事政治教育，想到的只有“效忠黨國”、爲“領袖”賣命效死，總覺得只要蔣先生還在的一天，國家就會有希望，所以，到什麽地方，當時都不會有任何怨懟。

大部隊到達溪口之後，上級對部隊的兵力部署，早已有所安排。我們這個原本駐守黃埔路官邸的第一隊，暫時駐守溪口的雪竇寺，第二隊駐守白岩廟，第三隊守在東澳，第四隊守蔣家的墳莊，第五隊的防地則是蔣家的核心，也就是豐鎬房。

這裏面，除了守豐鎬房的第五隊，原本就一直駐留在那裏之外，其他的四個隊，全部都是從南京趕去的，另外還有一個第六隊，暫時留在南京，保護李宗仁等要員；所以，基本上，總統府警衛大隊可說是精銳盡出。而且是跟著蔣先生這個已經下野的總統走，當時沒有任何人敢於質疑，爲什麽一個已經卸下職務的前總統，還能以國民黨總裁的身分，指揮調動六分之五的總統衛隊兵力，跟隨他回到自己的家鄉，而且還押吡舜蠊P的黃金、銀元，以及軍火武器？

在當時那樣的環境中，又有誰敢問那樣的問題？所以，大家只有以一貫的愚忠，繼續跟著蔣先生走南跑北。

溪口伴“虎”

在溪口的日子，過得異常平靜，但是，蔣先生自己很清楚，這次回鄉，怕是他最後一次了，加上國事危難，他的情緒時起時伏、反復無常。這段時日的侍從人員，個個膽戰心驚，深恐稍一不慎，就招惹一身禍事。但是，即使大家再怎麽小心翼翼，還是不免在無意之間，惹蔣先生大發雷霆。我也是在溪口，頭一回領教蔣先生的脾氣。

記得有一天，蔣介石住在墳莊，侍衛官和警衛主管，睡在蔣先生房間外的一間小房間裏，另外還有一個副官晚上緊挨著門睡，以備蔣半夜臨時呼喚時，能夠很快應答。

那天半夜，蔣介石睡到一半，就被一種聲音吵醒，輾轉反側、左翻右翻，怎麽都睡不著。清醒之後，他才知道那不是什麽怪聲音，而是門口兩個警衛在睡覺時，一個要磨牙，一個要打鼾，正是這種有規律的磨牙聲和鼾聲，讓他沒法繼續入睡。這便激怒了蔣先生，一氣之下，他沖出堂屋，不分青紅皂白，就開口咆哮：“你們這些人全部給我滾蛋！吵死人了！”

第二天以後，只要是輪到這兩位侍從人員值夜班，就寢時，一定記得在自己的嘴巴裏塞條毛巾，不讓自己的鼾聲和磨牙聲，把情緒不佳的老先生再從睡夢中吵醒。那時，我才深刻體認到爲什麽人家會說“君王榻前不得有鼾聲”的道理，所謂“伴君如伴虎”，真是絲毫不爽的名言。

蔣介石的一位侄子蔣孝鎮，就經常和我們半開玩笑地說：“我的頭已經不知道被先生砍了多少次了，可是，我的頭每次被砍，最後都會自己長出來。”

蔣孝鎮打從北伐時代就跟隨蔣介石，南征北討，走遍了大半個中國；西安事變的時候，兵變部隊向蔣先生的憲兵衛隊開槍射擊，蔣先生慌亂中由蔣孝鎮背著翻牆逃走，在後有追兵的情況下，蔣先生根本沒來得及穿鞋，爲了分散追兵的注意力，蔣孝鎮把自己的鞋子脫下來，拿給主子穿，然後兩人一前一後，各自向前跑，跑進一處樹林子時，地上佈滿荊棘，紮得蔣孝鎮兩腳血肉模糊。事變結束後，蔣孝鎮住在南京的軍醫院好幾個月才痊愈出院。

對有救命之恩的自家人尚且如此，何況是一般的侍衛人員。只不過，蔣先生口頭上雖然動不動就說要砍人家的頭，可是，我從來沒有見到有人因爲惹惱了他，而果真被他砍頭的。

所以，蔣孝鎮始終把這件事當作笑話在講，也從來沒有人對此認真過。

倒是有因爲老先生和侍衛之間方言差異，而引發的一則笑話，在我們侍衛圈子裏廣爲流傳。有一回，蔣先生走出官邸，不自覺地摸摸口袋，發現侍從人員沒給他準備手帕，他就對著身邊一位四川籍的侍衛人員說：“去給我拿塊絹頭來！”(按：寧波話絹頭即是手帕的意思)那位四川老鄉沒聽懂老先生的話，以爲蔣介石要他搬一塊磚塊，就連忙跑到路邊撿了塊磚塊拿去給蔣介石，老先生見到之後，不覺微微一笑，知道是侍衛沒聽懂他的話。一旁的浙江籍侍從人員才提醒他：“先生要你去拿條手帕，不是磚頭，是絹頭！”由此可見，只要蔣介石心情好，他還是一個很有幽默感的人。

時局讓人有種窒息的感覺，然而，蔣先生的日常生活，還是和往常一樣，維持他一貫的勤儉自持的風格。我還記得，在溪口小住的時候，蔣先生要大廚爲他做了一道梅乾菜扣肉，光是這道菜，老先生就吃了一個星期。

那時，我們的月薪是一元銀元(袁大頭)，經費來源全部是來自我們從南京扛來的那幾口木箱子，當然，我們後來知道，這些錢都是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從國庫裏頭，設法撥出來的一筆經費，這幾箱子袁大頭，提供了蔣先生在溪口指揮軍政事務的所有辦公費用。

總裁辦公室特務大隊

六分之五的總統府警衛大隊兵力，調到小小的奉化溪口之後，俞濟時他們還是對蔣介石的安危缺乏安全感。事實上，在1949年以前，溪口一帶的山區，便經常有共產黨遊擊隊出沒，這也是蔣先生要俞濟時將警衛大隊所屬的第五隊，派駐在蔣家祖墳墳莊的主要原因。

而自從蔣先生退隱到溪口，俞濟時深恐遊擊隊和解放軍聯合起來，直接插入溪口的心臟地帶，這便會嚴重危及蔣先生的安危。所以，等五個隊的兵力全部部署妥當，俞濟時立刻要國防部，把已經被調到部隊當副軍長的樓秉國，再調回溪口擔任警衛主管；然後在五個隊裏每一隊各挑選四位衛士，一共20人，組成一支便衣組，在第四隊控管之下，駐守墳莊，加強內衛勤務之不足，成爲侍衛部隊的“中衛”。

在“中衛”的內部核心，有資深的侍從人員，隨侍在蔣先生周圍，成爲蔣的“內衛”；而在最外圈，尚有駐守在四周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隊，分別戍守在溪口的雪竇寺、白岩廟、東澳、墳莊、武嶺學校和豐鎬房等據點，形成“外衛”，在這樣的層層保護下，蔣介石就在溪口，默默扮演他地下三軍統帥的角色。

由於蔣介石當時已經沒有總統的名分，他在溪口成立的辦公處所，名曰“中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當然，我們保護的這位領袖既然已不再是總統，那麽，他的侍衛組織自然也不能再稱之爲“總統府警衛大隊”了，於是，俞濟時把它改名爲溪口總裁辦公室的“特務大隊”。

這個大隊仍維持原先的六個隊的編制，隊長也和原來一樣，第一隊隊長是黃埔軍校十六期的馮孝本；第二隊隊長是呂其廣；第三隊隊長是毛趙壁；第四隊隊長是唐茂昊，他們都是黃埔十六期的同學；惟獨第六隊隊長王曜升，是黃埔十七期的。在溪口的五個隊長之中，馮孝本、呂其廣、唐茂昊三人是蔣介石的小老鄉奉化人。因爲隊伍名稱的改變，我們侍衛人員的職銜，也改稱爲“特務員”。

我是在溪口被分遣到便衣組，擔任便衣任務，從這段時間起，我就開始和大隊脫離，一直到臺灣，我都是被分遣到個別的工作崗位上做事。便衣組自始就直屬總裁辦公室第八組配屬下接受指揮，受到當局相當大的重視，因爲我們慢慢接觸到更核心的人、事、地、物，所以，保守機密便成爲我們最起碼的工作原則，我平時就不太愛亂說話，這大概是我能夠被挑入便衣組的一個原因。

危急中蔣介石只信賴貼身侍從

國民黨在大陸的敗退速度，是相當叫人吃驚的，許多國民黨要員紛紛找空隙，向臺灣“轉進”。這時，連蔣介石最親密的“達令”——宋美齡，在蔣先生下野時，也跑到美國求援去了。不管宋美齡是抱著什麽樣的心情出國的，也不論他們夫妻之間，到底有什麽共同的默契，一向受腥税鼑�的蔣介石，孤零零一個人在溪口沈思對策，滿目淒然，不勝感傷。

在太平時期，蔣先生出門，一向是有好幾隊的衛士和他周圍的核心侍從，隨侍在側。但是，自從引退到溪口以後，他每次到各地視察軍務，都只帶他的一組貼身侍從。有時候，即使我們便衣組這樣的“中衛”，都被他摒除在外，可見他那時行蹤的保密程度，我們多半是事後才曉得他的行蹤。

蔣先生從溪口撤退以後，他的行動路徑，大體上是先到上海，再依序是到臺灣、廣州、重慶、臺灣、廈門、臺灣。除了臺灣以外，有人說，1949年只要是蔣先生去過的地方，沒有幾天就被共產黨佔領了，這話雖然聽起來像是一句玩笑話，可是在那個危急存亡的關頭，聽來是多令人感慨而恐懼啊！

特務大隊接到上級撤退命令，我們在寧波搭船，先到澎湖上岸，上級要便衣組在澎湖的前日本海軍招待所駐防，等蔣先生到來，其他的特務大隊人馬，則在俞濟時的命令下，先到花蓮待命，準備隨時反攻回去。

在大陸“撤退”時，便衣組的任務是隨扈蔣先生，補充侍衛人員勤務之不足，而臨時編組成立，只要他有可能去的地方，我們就要在他到達之前先到，佈置安全任務。不久，蔣先生要在國民黨中央政府臨時辦公地點的廣州，和代總統李宗仁晤談，上級特地在基隆徵用了一艘民船“華聯輪”，準備供蔣介石到臺灣。爲此，上面還在廣州爲便衣組人員每人訂做一套新的中山裝，另外也爲每人買了一雙新皮鞋。

但是，形迹詭異的蔣介石，並沒有依計劃坐這艘民船撤退到臺灣，這艘船又原船開回了臺灣。後來我們才知道，蔣先生和李宗仁面談之後，就直接乘飛機到重慶，離開重慶時情況已相當危急，在緊急狀態下他便乘飛機走了。

蔣介石最後一次踏上大陸土地，是去廈門視察，我們便衣組又奉命到廈門鼓浪嶼待命，準備他會去那邊住上幾天，可是，這回我們又是撲了一個空。他在廈門開完幹部會議以後，就直接回臺灣，廈門隨後就被解放軍佔領。自此，他便從未再回到大陸，蔣介石時代正式告終。

第二章：“太子時代”揭幕

希圖於危急存亡之秋在華盛頓抓住一棵稻草，遊說杜魯門政府緊急軍援國民黨，1948年11月底宋美齡匆匆赴美，卻遭冷遇、碰壁；在美國人看來國民黨在戰場上節節敗退，臺灣不久也將不保，援救蔣政權，如同把美元扔進大海。無奈，宋美齡只能默然飲恨，前往對她而言尚屬陌生的地方——臺灣。

哪里來的苦肉計

中國歷朝歷代的史實告訴我們，太子繼承大統，總是會有一些血腥事件發生。畢竟，太子有太子的人馬，而且，若是太子的權威既經老皇認可，他自然得先做出一番成績出來，讓老皇覺得不負所托，這才有可能讓老皇心甘情願地把天下拱手相讓。這不但是人情之自然，也是歷史的必然，假設人們不能體認到這一點，而且一貫地抹殺這個必然的話，豈能不自食惡果？

俞濟時，這位出身黃埔一期的侍衛人員老長官，就嘗到了這個苦果。以俞濟時在蔣介石侍從室的資歷和成就，相信就是到了今天，還是沒有人可以否認的。

我記得還是在蔣先生引退溪口的那段時日，我在溪口守衛墳莊，每天晚上，總是可以看見個頭矮小、穿件長布褂或一套中山服的俞先生，不時獨自一人到各處崗哨巡查一圈，要是有人值班時擅離職守或是不負責任，輕者記過扣薪，重者立刻調離，絕不寬貸。

儘管要求嚴格，平日待便衣人員總是很親切，從他平日一言一行觀察，我覺得他對領袖始終是忠心不二，所作所爲，也都是爲了替蔣介石盡忠。可是，當國民黨撤退到臺灣以後，他在侍從室的崇高地位，卻因爲一些令人難以置信的事件，受到根本的動搖。

特務大隊撤台之初，在俞濟時的策劃指揮下，所有的五個隊，有四個隊派駐在花蓮，俞濟時所持的一個理由，是爲了隨時準備“反攻大陸”，花蓮是臺灣少數幾個比較隱秘的海港，是最適合像特務大隊這樣的侍衛單位閃電移轉防區的港口。

我們便衣組人員，則是直屬總裁辦公室的第八組管轄，初到臺灣，我們駐防在桃園大溪的中山堂。所謂中山堂，其實不過是一間很普通的日式建築。1949年7月間，蔣介石訪問菲律賓，那時他就住在這裏。他去菲律賓，還是俞濟時帶了一小部分資深侍從人員，陪同前去的。

但是，等到蔣經國擺出接班架勢時，俞濟時仿佛還不知道自己已經身處危境。1950年，蔣經國正在積極籌備政工幹部學校，但是，“太子”急需一批馬上可以派上用場的人馬，他第一個就想到俞濟時手下的侍從室年輕人員，這是蔣經國打的如意算盤，他希望把年輕一點的侍從人員，變成幹校第一期的學生。因爲，這樣既不必在人員訓練上花太多精力，而且，侍衛人員沈著冷靜、見多識廣，蔣經國早就希望把這股勢力轉爲自己所用。但他沒有想到俞濟時一口就回絕了蔣“太子”：“蔣總統的安全最重要，如果侍衛人員給你調去幹校當學生受訓，那麽官邸的安全勤務誰能負責任？”

1955年6月初某個晚上，一個十分離奇的事件發生了。俞濟時晚上在家擦拭自己的佩槍時，突然發生了槍支走火事件，他的大腿被子彈擊傷。可是，偏偏第二天上午，在南部有一項由陸軍指定單位參加的軍事演習，蔣介石要親自前往校閱，依照慣例，只要是蔣先生在的重要場合，俞濟時一定會事必躬親，親自前往督導大大小小的警衛安全事宜。然而，他這麽一受傷，自然不便前往。

不巧的是，那天夜裏，蔣經國的政工特務，卻宣稱提前破獲了一個有軍人和外國勢力涉及的“叛變”計劃，當晚部分演習部隊隨即被緊急調換。據說，當天演習部隊的大炮炮口朝向了司令台，這顯然是指“孫立人對領袖“图谋不轨”的事实。就这样，孫立人和他的主要幹部被捕，準備接受軍事審判。

孫立人案，近年證明是一宗政治冤獄，是有關方面當年蓄意打壓這位桀驁不馴的少壯將領，至於是不是刻意製造出來的誣陷冤案，有待歷史見證。可是，孫立人和俞濟時怎麽扯得上關係？不但俞濟時自己被弄得一頭霧水，連蔣經國自己都沒有足夠的證據，去證明俞濟時和孫立人是一夥的。可是，演習當天，俞濟時沒有和往常一樣，親臨現場指揮侍衛人員佈置安全，就算他和孫立人不是站在一條線上，至少他有可能“知情不報”吧！

就在情報系統這種簡單而欠缺證據的推理下，可能蔣經國跑到爸爸那兒，狠狠地參了俞濟時一本。“天下哪有這麽巧的事情，什麽時候不好槍支走火，偏偏您第二天一大早就要去校閱演習的前夕，發生槍支走火，更不可思議的是居然還打傷了大腿，您看這合情理嗎？是不是要藉故不到會場，故意使出這樣的一計苦肉計？……”

蔣宋夫婦一向對俞濟時是深信不疑的，俞濟時忠心耿耿跟隨他們幾十年，牛馬驅馳、披星戴月，他們夫婦是有目共睹的。俞濟時這個人在早年就有清廉的美譽，他當過杭州保安司令，那時，地方父老都把他當作是包青天一樣看待，還當過八十六軍軍長。部隊駐在壽昌時，家父還爲他高堂老母看過病，我記得那時自己還小，父親在爲俞母灾稳�愈後，俞還叫副官送了一把手槍，要給父親當作紀念品，父親頭一次見到槍，立刻又親自把那把槍送了回去，從這點可以看出，俞濟時是一個強調知恩圖報的人。

記得在抗戰勝利以後，俞濟時時任軍務局局長，他刻意培植了一批個子矮小、精明幹練的衛士以及少、中尉級青年軍官，派到各地戰地指揮官的身邊，充當蔣介石在各個軍事指揮官身邊的耳目，只要一有什麽風吹草動，這些青年軍官一定向他回報消息，所以，他無異培養了一批軍中情報員，專門監視各戰地指揮官的忠张c動向。

當然，從國共戰爭的結果來看，俞濟時這一招並沒有發揮比較大的作用，可是，他畢竟強化了國民黨部隊中的政工力量；然而，他的這個做法，也招致了外人批評的口實，例如說他借此培植自己的勢力等等。

憑藉著他是蔣先生的黃埔一期學生，而且又是奉化同鄉，老先生對他長年的奉獻是堅信不移的；在宋美齡方面，俞濟時下的功夫也不差，所以，在夫人這邊，對俞的信任更有過之，因而，也有人認爲俞是“夫人派”的人。

可是，父親畢竟比較相信自己兒子，何況，蔣介石覺得兒子能夠哂米约号嘀驳牧α浚�破獲孫立人案，讓美國人的陰致淇眨瑑鹤拥墓�勞厥偉，自然對他言聽計從、樣樣應允，其他任何的解釋都是多餘的。何況，俞濟時那天未到校閱現場，是個不爭的事實，一個資深武官竟會在擦槍時走火，這也是教人無法不起疑竇的。

蔣先生的個性就是這樣的極端化，他對一個人的好惡是非常分明的，這次的事件以後，俞濟時從此逐漸被迫離開了侍從室的核心領導地位，但是，蔣先生還是給他安插了一個上將銜的“國策顧問”，讓他至少有一張冷板凳可以坐。俞濟時不再插手侍衛人員的決策之後，官邸的大小事件，就全部由“總統”侍衛長一個人全權負責處理。

當時令人不敢置信的是，當俞濟時被蔣介石父子削去權力後，蔣經國有時遇到俞氏，卻是神色自若，非常親切，好像兩人之間從來沒發生過什麽事情似的，蔣經國的城府之深，那時我們總算領略了一二。

三層警衛圈嚴護蔣介石官邸

蔣介石在大溪住了很短一段時間，就搬到後草山官邸，那裏原來是臺灣糖業公司的一處招待所；蔣先生很喜歡陽明山的氣候和環境，後來，由陽明山管理局在後山公園頂上蓋了一幢“中興賓館”，等這處簇新的賓館落成，蔣先生才將“台糖”招待所交還回去，而“中興賓館”則成了他的避暑別墅。等到1950年3月1日，他宣佈“複行視事”，重新坐上他原本在1949年元月間辭去的“總統”寶座，他便堂而皇之地住進了“總統”士林官邸，開始他在臺灣最安逸的26年歲月。

士林官邸，在日本佔領時期是一個園藝試驗所，“光復”以後，是東南長官公署的一處款待外賓用的招待所，後經幾次修建，才有後來的規模。在建築形式上，士林官邸是一棟兩層樓的鋼筋混凝土建築，但是，它的梁、柱等主要結構部分，則是當時臺灣還比較罕見的RC鋼骨結構。

爲了達到防空隱蔽的目的，官邸外表全部油漆成和附近山色同一色調的灰綠色，不但兼顧了建築安全，還顧及了官邸隱秘的特性。

在地形上，士林官邸被福山山系整個環抱著，但是，它的腹地卻十分空曠，這在軍事地形學上來說，是個易攻難守的地方。所以，“總統府”方面爲了顧及蔣介石和其家族的安全，從蔣先生搬進士林官邸住的第一天起，就計劃將這個官邸要塞化。

可是，要塞化畢竟不能在官邸裏面搞，怕會影響蔣先生生活。於是，便沿著福山，把整座山作爲要塞化的基址，意圖把官邸附近地區，部署成固若金湯的陸空防禦要塞，同時，在作戰緊急時期，就作爲三軍的作戰總指揮所。換言之，只要戰爭發生的話，蔣介石會被我們這些侍從人員，從士林官邸護送到距離官邸不遠的福山指揮部，由他在這個地下建築工事中，指揮陸海空軍作戰。

蔣介石住進官邸之後不久，一個裝甲兵排進駐了福山山麓。根據當時的研究判斷，大陸方面已經擁有最先進的米格噴氣戰鬥機，當局擔心大陸方面對臺灣實施空降登陸，官邸安全也有這方面的顧慮，所以，這個戰車排，基本上是基於反空降的考慮；而爲了強化官邸的“外衛”兵力，當局又加派了一個憲兵營，駐紮到福山，後來才由憲兵司令部成立了一個福山指揮部。

在憲兵進駐之前，僅只有我們這些“內衛”人員，負責蔣先生的安全，所以，這也難怪俞濟時當初要極力反對蔣經國抽調我們受訓的計劃。試想，假如我們的人去幹校受訓了，老先生的“內衛”安全，要去哪里找到既有經驗又值得信賴的人接替？當然蔣經國可能也有他的觀點和想法，這或許不是我們所能設想的。

繼承了在大陸時期的防衛模式，“總統”官邸周圍的安全工作，分爲內中外三層警衛圈。

除我們內衛人員之外，情報局編制下還有一個特別警衛組——一個外勤組織，在“總統”每次出遊前，就已經把行進路線上各種可能的狀況，先遣部署，並且做了事前安排；後來還加了一個警官隊，強化外衛人力配置。

因此，蔣介石這時的安全防護，簡直有如古代的皇帝，真是滴水不入。他一出巡，先是福山指揮部的憲兵派出一個連，全副武裝趕到蔣先生預定到達地點，同時，情報局的特別警衛組和警官隊人員，和沿線軍警配合部署綿密的警戒網，等我們護衛著蔣先生走出官邸大門，所有的軍、憲、警安全部署已經完全就位。

我們便衣組，雖名爲便衣組，可是，還是有火力配備。我們沿襲了大陸時期的標準配備，便衣人員每人都有一枝卡賓槍，外加兩把白朗甯手槍，侍衛人員是兩枝手槍，還配備火力強大的重武器，隨扈出行時，通常用一隻長葫蘆狀的黑箱子，把長槍裝在裏面，放在機動車上，遇有緊急情況，才拿出來使用。

因爲我們平時都是按規定穿著中山裝，如果隨時隨地要佩槍，身上總是會鼓起一塊，十分不雅，如果再背杆卡賓槍在背後，更不舒服，所以大家並不喜歡，可是在保護“領袖”的大前提之下，大家對這點小事，從來沒有任何怨言。

軍統、中統臣服蔣經國

在蔣介石複職“總統”不久，蔣經國經過他父親的授意，開始整合國民黨的情報系統。蔣家父子非常清楚，情報組織是一個威權統治的國家不可或缺的控制工具，而且，國民黨在大陸之所以垮得那麽快，他們父子倆總是認爲，如果有一個更有效的情報系統，情況應該不會這麽糟。

蔣先生把整個情報系統交給蔣“太子”去領導、控制，可以凸顯兩種意義：第一，

就是把情報系統的權力重新收回來，歸蔣家人自己掌控；第二，可以重振情報系統軍心。

戴笠搭飛機撞山失事之後，國民黨的情報組織馬上是一片混亂。戴笠領導軍統局時，講究單線領導，所以，他的意外死亡，軍統局內沒有人能夠立刻接替他的工作。他的繼任者毛人鳳，以前不過是軍統局的主任秘書，他對局內的行政事務雖然是了若指掌，可是，他根本搞不清楚當年戴笠到底布了哪些線在大陸各地，因而，毛人鳳接掌軍統局的時候，軍統局已經失去許多原有的情報線民。然而，時值國共內戰方酣之際，整個軍統局有如一群無頭蒼蠅，根本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

據說，當時惟一比較清楚戴笠單線領導內情的人，只有一個毛森，可是，偏偏毛森拒絕來臺灣，後來聽說他跑到國外，靠販賣情報給老美，當起寓公來了。對中共的情報作戰，會一敗塗地，這也不是沒有原因的。蔣介石不願見到昔日的軍統局今天完全潰散，所以，他急需在最短時間內，將這股已經分散的力量重新加以凝聚。

新人新氣象，“八勝園”就是在這樣的內外環境下誕生的。“八勝園”是以坐落地點的一幢日本平房爲名字的神秘的情報單位，其實就是現在的臺灣“國家安全局”的前身；當時，是以“總統府”資料室的名義成立的一個神秘單位，作爲當年蔣“太子”大刀闊斧整頓情報系統的司令部。

蔣經國這個人做事有一個特性，就是永遠是神神秘秘，讓人猜不透他心裏究竟是在想些什麽花樣。蔣經國在陽明山通往北投的公路盡頭處，找到一處有高牆環繞的大幢日式別墅，然後由“總統府”徵收以後，作爲他的指揮部。這幢房子名叫“八勝園”，寓意“八方勝利”。

這個辦公室成立不久，我和其他四個便衣，就被上級從士林官邸調到“八勝園”執行勤務。我們去“八勝園”時，這個單位剛剛成立，因爲上面沒有告訴我們，這個新單位到底是個什麽性質的部門，一直到自己去那裏報到，工作了好幾天，才慢慢清楚“八勝園”的內情。

表面上，“八勝園”的主任是張師，但是，實際幕後操縱且握有實權的，則是蔣經國。在蔣“太子”的號召下，不論是軍統出身或是中統出身的情報頭子，全部彙集在“八勝園”；我就親眼看到不少當時“國防部”第二廳，也就是“情報次長室”的一些上校處長級老情報員，以及老軍統出身的一些“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等要人，三天兩頭地往“八勝園”跑。這些人當時不過三四十歲，但是，一來就是神秘兮兮的，不是開會，就是三五成群在討論什麽神秘的事情。其實，說穿了，無非是在研究如何整合渙散的情報系統，能夠在蔣經國的領導下，萬法歸宗，融合爲一。

另一方面，來台之初，蔣介石要國民黨“改造”，在“改造”的過程中，蔣經國也把原來國民黨所屬的中統系統，納入“八勝園”的情報組織整合範圍，例如張炎元、葉翔之，以及原屬軍統後來調任爲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的唐縱等人，這些人和軍統系統的鄭介民等人一樣，對蔣“太子”的招安，可說完全臣服其下，沒有吭過一聲。這些人相當清楚，蔣經國是代表其父在做情報系統的重整工作，更何況，從蔣經國積極參與黨的“改造”，並且把CC系統逐出權力核心，已經能夠說明，蔣介石是要把領導班子的棒子交給蔣“太子”。

美台情報大本營：西方公司

“八勝園”原先就有寓意彙集八方志士、戰勝中共的意思在裏面，可是，情報工作並不是光憑藉著意志力就可以所向披靡的。

50年代初，當局對大陸不斷派遣諜報人員，並且經常空投給養。爲了維繫這個艱難的工作，情報系統在蔣經國的指示下，在臺北近郊的淡水開設了一個訓練班，專門培訓各種敵後專業諜報人員。

這些受訓學員，主要來自各個部隊的優秀人員，在淡水受短期訓練之後，“國防部”就把他們的兵籍資料全部登出，然後以空投或是海上登陸的方式，把他們送到大陸。這些人在出發以前，照例要由蔣介石親自接見，然後，上級特准他們一個星期的休假，讓他們吃喝玩樂輕鬆一段時間，再送他們上路。

中共自建黨開始就注重諜報工作，他們統一大陸以後，實施嚴格的戶口和民防管制措施，加上遍佈全大陸的情報網，任何企圖滲透進入大陸的外地人，幾乎很難逃過大陸的安全系統，所以早期進入大陸的臺灣情報人員，不是被捕，就是不敢輕舉妄動，形同死棋一顆。

我在便衣組的一位同仁鄭君，浙江人，他就是被派到“安全局”電信班受訓，受完訓，不久就去大陸執行任務，可是一直沒有他的一點消息。我們後來也不知道他的情況，聽說，他雖然沒有被大陸方面逮捕，可是始終沒有機會把情報發回臺灣，等於和“安全局”失去了聯繫，可見大陸的嚴密控制是滴水不漏的。

有關方面清楚，光是我們自力更生，不是辦法，於是想到與美國合作，利用美方的經驗與資源。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臺灣當局和美國政府合作成立的“西方公司”，便是爲了搞情報合作而成立的一個“公司”。美其名爲“公司”，其實內行人都知道那家“公司”，不過是美國CIA(中央情報局)的臺灣分公司罷了。

在蔣“太子”的登高一呼之下，國民黨的情報系統終於全部臣服于蔣經國的威權下。儘管，這些分別屬於黨、政、軍系統的情報單位，較過去更爲疊床架屋，但是，只要它們歸附在蔣經國的統領下，疊床架屋反而更能凸顯蔣經國一人獨治的無上權力，也更可以鮮明地預示蔣“太子”的時代，已經悄悄降臨。

長安東路十八號

1950年年初，一通電話打到草山官邸，要官邸支援四個便衣人員，到長安東路18號報到。我起先並不知道長安東路18號是個什麽地方，只知道蔣經國前一天正式從台中搬來臺北了。隨後，我匆匆收拾一些簡單的行囊，奉命和其他三位到指定地點報到。

長安東路18號，可以說是蔣經國來台以後的第一個官舍。早先，院內那棟日式房舍，不過是華南銀行董事長的宿舍，後來，“總統府”通知華行，說這棟房子“總統府”要征用，就這樣直接撥給蔣經國一家人住。日本佔領時期，臺北市的一條通到十條通，可以說是日本高級官員的豪華住宅區，即使到了光復以後，這一帶還是很優雅的高級住宅區。

蔣宅有一個很大的院子，印象中，大概也有個幾百坪的光景，房子的部分倒是沒有多大，建築是日式平房，整體結構呈一個“L”型；除了廚房、餐廳，共有四間臥房，蔣經國夫婦住一間大間的，其他三間則是孝文、孝章兄妹各一間，孝武、孝勇兄弟合住一間；另外，像在蔣家當廚師的蔣經國的堂兄蔣永發、管家汪媽、孝勇的護士奶媽，都在旁邊角落有各自的小房間，而我們便衣人員則住在前院汽車間前面的小房子。所以，大體上說起來，蔣經國一家六口，加上我們這些工作人員，住在長安東路18號，還算是很寬敞的。

剛剛搬進長安東路，蔣經國的經濟情況相當拮据。最早，他還沒有什麽正式的官位，所以，談不上什麽收入。有好一段日子，蔣介石必須按月給蔣經國5000元台幣，逢年過節還要加些補貼，才可以幫兒子度過一段沒有薪給的日子。後來，蔣“太子”當了“政治部”主任，又是“青年反共救國團”主任，收人便逐步豐厚起來，但是，基本上蔣經國家裏一直是相當儉樸的，這一點，我們侍衛人員都有目共睹。

就以那時蔣經國家裏的早餐來說，餐桌上經常是一鍋泡飯，菜也就是一塊豆腐乳、一碟花生米、兩片咸鴨蛋，平時，經常是煮鍋羅宋湯，一吃就是好幾天。穿衣服，蔣經國更是節儉，早年連一套西裝都捨不得做，常見他穿的幾條褲子都是他穿了好幾年的舊褲子，我跟隨他多年，坦白地說，蔣經國在清廉自持上，是絕對沒有話說的。那時，他的太太蔣方良，生活也是過得非常簡單，到蔣經國有了官職，她才偶爾到臺北衡陽街的綢布莊去買些布料，做些衣服給自己和家人穿，有空閒的時候，她還會去看場電影，全家上上小館子，至於外面有人說她喜歡打幾圈家庭麻將，則完全是子虛烏有，至少我們從來沒看過，也沒聽說過。

日常上班，蔣經國是坐一部1947年産的美國別克汽車，司機是從空軍總部調來的李士官。蔣方良的座車是一輛英國奧斯汀小車，司機是從“安全局”借調來的鄔先生。

我們四個便衣衛士剛到長安東路蔣宅時，蔣經國的四個小孩中，孝文插班到淡水的私立淡江中學，念初中部，平時住校，要到星期六才由我們派車把他從學校接回來；老二孝章當時念小學，孝武不過三四歲光景，而老麽孝勇才一歲左右，剛剛在學走路，兩個小男孩特別調皮可愛，我們幾個衛士也蠻歡喜逗弄他們兄弟玩的。

除了三男一女以外，蔣經國和蔣方良夫婦還認養了一名義子，名叫邱明山。他和孝文是同年的，最早兩人一起上淡江中學，也由我們侍衛人員和司機老李負責接送。如果兩人一起在外鬧事，邱明山總是代孝文受過。中學畢業以後，邱明山考上基隆海專，第一次結婚的時候，還是蔣經國夫婦證婚的。邱明山因爲蔣經國的關係，曾在“輔導會”做過事情，後來聽說因爲交了壞朋友，並且犯罪坐牢，蔣經國對他非常不諒解，宣佈和他脫離關係，連戶籍也被從蔣家登出。因爲邱明山這個人經常覺得自己身分低微，跟蔣家保持距離，不願過分接近，雖然名義上是蔣經國的義子，可是他卻很少踏進蔣經國家的客廳，多半時間反而是窩在我們衛士值班室，和我們有一搭沒一搭地閒聊，之後，我們也不知道邱某究竟流落何方去了。

蔣公館的生活基本上過得十分平靜，最早，常常到蔣家做客的，包括時任“空軍總司令”的王叔銘、“八勝園”的主任張師、“國大”代表嚴靈峰、“立法委員”王新衡等人，這些人多半是蔣經國到俄國讀書時的同學，或者是那個時期的舊識；太太們則有明星花露水公司的老闆娘(名字記不起來了)、王叔銘的太太、以後當了“輔導會”主任委員的趙聚鈺的太太、“空軍情報署”衣複恩的太太，這些官夫人經常會來蔣家看看方良女士，大抵都屬於談天聯誼性質。

若干年後，蔣經國平步青雲，官愈做愈大，常來官邸看蔣經國的朋友，反而爲了避嫌，除了少數幾位摯友，多半減少了往來的次數，蔣經國的朋友也逐日減少。到蔣經國長安東路官邸不過一年光景，卻因爲一件意外的事件，使我們被迫提早調離了蔣經國的家。

在經國先生家服勤，我們的慣例是平均每兩個小時值班人員要在四周巡邏一遍，平時大家都保持很高的警覺。但是，四條通一帶，治安一向很好，日子一久有的同仁就逐漸鬆散下來。有一天夜裏，輪到某位同仁值班，他可能一時失神，不知不覺睡著了，結果，有個大膽的小偷，竟然破壞了木條做的外籬，侵入官邸行竊，這個膽大包天的竊伲�居然偷走了蔣經國女兒孝章的進口菲利普牌自行車，然後又把官邸廚房挂的一根火腿偷走，還順手牽羊拿走我們侍衛人員的皮鞋。

等到第二天，家人發現再向蔣經國報告，他不禁火冒三丈、大發雷霆，要把我們四個人立刻撤換，這時我才領略到別人犯錯自己卻跟著“連坐”的滋味，但是基於同事之誼，我們又不便責備那個值班打瞌睡的同事。官邸竊案，讓管區派出所大爲緊張，一陣忙亂之後，警察終於逮到小偷，但我們已經調回士林官邸，接受新的任務去了。

第三章：走進蔣介石的世界

1954年春天，“總統府”三局局長施覺民，打電話到官邸給侍衛長，表示“總統府”缺一名內勤工作人員，希望官邸能夠審查派遣適當人選去遞補。在沒有人願意前去的情形下，上面覺得我的可信度比較高，在幾位長官商量以後，我被通知立刻到“總統府”辦理到職手續。就這樣，我開始真正到蔣介石身邊服務，也真正親身體會到老先生處理政務的執著精神，因緣際會，我也正式走入蔣介石的世界。

喜歡玩弄文字遊戲的“總統”

我記得德國納粹頭子希特勒講過一句名言：“在傭人的眼裏，即使偉人也變成了凡人。”

這一生，我服侍蔣介石父子三十餘年，我也有和希特勒說的這句話一樣的感受，即使今天的政治環境已經大變，對老先生，我卻有一份難以名狀的敬畏之情。

儘管老先生只受過私塾的教育，後來到日本士官學校留學，外表上感覺起來他不像受過什麽高等教育的，可是他的漢學造詣很扎實，從我第一天踏入“總統府”，到他的身邊供職，我就覺得老先生是位感情細膩的人。

他是一個非常喜歡玩弄文字遊戲的人，只要有什麽大的慶典，需要有一篇什麽訓詞的文稿，要以他的名義或者聲音發佈時，這就是他最重視的時刻，修改文稿一句一字從不馬虎，斟酌得特別留神，甚至到了廢寢忘餐的地步。通常，比較重要的文告稿子，是由他本人當面口述大意，秘書秦孝儀則在一旁筆記下來，然後連夜趕好草稿，先給秘書長張群看過以後，馬上就送到老先生面前，再給他過目。

蔣介石像是中學老師似的，一篇文稿在他手中總要看上幾天，經常一有空就會拿起他手邊的紅藍鉛筆，把秘書秦孝儀起草、秘書長張群核定的文告稿子，左塗右抹、上圈下勾，折騰個老半天，字句斟酌，反復思索。有時秦秘書會筆直地站在一邊，等待老先生最後文章的定稿。秦孝儀爲了一篇文告，經常必須連夜加班，只要老先生要發表的文告他本人沒有看完，秦孝儀就不敢離開秘書室半步。

有時候，老先生臨時想到文告裏邊有個字，似乎用得不太妥，他常常會叫秦孝儀再把原稿拿回修改或從印刷廠內抽回來，等他認爲改得差不多了，最後核定無誤才交代拿去印刷裝冊，秦孝儀就匆匆拿著最後的定稿，交當局的印製廠，告訴那邊的負責人說，你們印吧，明天一大早要用的，然後才敢開動機器印刷文告或讀訓。

處理公文信牘或是看書圈點眉批，他都從來不用圓珠筆，寫日記也是如此，不是用毛筆就是用紅藍鉛筆。

蔣介石開會要戴兩副眼鏡

當官的人都喜愛開會，因爲可以一顯官威；沒有人知道蔣介石究竟愛不愛開會，可是，至少我調到“總統府”做內勤勤務的時候，幾乎每天都有由他親自主持的會。

50年代到60年代，是老先生精神正好的階段，從星期一到星期五，可以說無日無會，星期一是國民黨的中央常務委員會的預備會議，星期三是中常會正式會議，而星期二、四、五分別有宣傳會議、財經會議、軍事會議等，都由他親自主持。

我在擔任內勤工作時，就聽說老先生在抗戰時期，主持開會所發生的一些傳說。比如，他經常在開會的時候，因爲高級將領稍有不遜，他就火冒三丈、大發雷霆，有時候就當著腥说拿妫�疾言厲色地羞辱與會的將領。那時，老先生畢竟年輕氣盛，但是，被他重責的將領在氣憤之餘，便興起叛離之心，有不少名將便是在氣不過的情況下，跑去站到了共產黨一邊。

到了臺灣以後，蔣先生畢竟是年紀大了，火氣沒從前那麽大，所以，他主持開會，再也不曾聽說什麽大發脾氣的事情。儘管如此，所謂“江山易改秉性難移”，老先生剛烈的個性，基本上還是無法改變的。

蔣介石開會時，最重視的是幹部有沒有專心聽訓。所謂聽訓，就是聽“總統”的訓詞，也就是老先生自己的訓詞筆記。只要開會讀訓時，有人膽敢打瞌睡，被他親眼看到，那一定少不了有一頓鬍子好刮。每次開會，他總是不忘記帶兩副眼鏡，一副是老花鏡，另外一副是看遠的眼鏡。幹部讀訓時，他常常是一邊看訓詞，一邊用他炯炯有神的雙眼，對著台下袑⒐俚哪橗嬎褜ぃ�看看究竟有沒有人趁著讀訓時，偷懶睡覺，假使有人打瞌睡，他是絕對不會寬縱的，一定在會議做結論時，當信�評這個人，所以日子久了，再也沒人敢打瞌睡。

愈是重大慶典，老先生愈是重視。重視宦途、愛惜羽毛的軍人，豈敢再去夢周公？大多數人都以爲老先生開會，必然都是談一些國家大事，其實有時未必盡然。

我記得是老先生的么孫子孝勇，升上初中的時候，有一次，老先生見到孝勇怎麽會剃個大光頭，就問孝勇：“這是怎麽回事？”孝勇十分吃驚地說：“阿爺，你不知道啊，我們老師叫我們大家要理‘中正頭’，就是要理光頭的意思，好像全臺灣中學生都是理這種頭！”據說，老先生聽了之後，有些不高興。他不高興的原因，除了心痛孫子理光頭之外，他也對外人對他的“光頭”的誤解感到不悅。

我們因爲跟隨他時間久了，知道他既不是光頭，也不是禿頭，而是因爲他的頭髮非常細，只要長得長一點，他就會叫專屬理髮師爲他修剪，一般人遠看根本看不出他頭頂還有“一層”細發。當然，教育界人士大概是要討好巴結上面的人，故意創出一個什麽“中正頭”的名詞，結果倒楣的卻是一般無辜的莘莘學子，既不雅觀，又對頭部保護不利。

不久，蔣介石就在一次會議場合，相當直率地講出他反對中學生剃光頭的看法，他說：“你們很多人誤會我是一個禿頭或是理的光頭，其實我是有頭髮的，只是你們沒有注意罷了。我認爲辦教育的，要中學生理光頭是不對的……”本來主張讓學生剃光頭，顯示全民“擁護領袖”的“教育部”官員，這下子馬屁拍到馬腿上，真是好不尷尬。

蔣介石的用人哲學：察言觀色

文告上的字斟句酌，讓人直覺蔣介石是一位十分守舊的人；而他在接見文武官員時，更有一套他自己立下的成規。

大部分蔣介石要召見的人，多是最近要調動職務的高級文武官員。召見前幾天，“總統府三局”的主管人員，早就把公文準備妥當。比如說，某單位要晉升一位元首長，但有好幾位適當人選，通常有關單位會在卸嗳诉x中，選出二至三個，呈報“總統府”，然後，由

“總統府三局”安排“總統”接見這兩三位候選人員的時間。在召見當天，三局交際科人員就用毛筆寫好一張大簽呈給“總統”。在“總統”上班前，一大早就交由我把這份公文擺在“總統”的大辦公桌上，在“總統”抵達辦公室之前，預備接見的人員，早已經由交際科人員帶領到“總統府”會客室等候。

一等蔣介石來上班，並且在辦公室坐定，打開有關的人事檔案簽呈(上面記載了今天要召見官員的相關資料)。這時，“總統府”武官知道，“總統”已經把被召見人的相關資料過目一遍，知道“總統”想要召見今天約定的人員了，就放開嗓門唱名，將在會客室等候的待召見人員一一領進辦公室。這時，蔣先生通常是神閒氣定地坐在他的辦公桌後方，靜待被召見人員進辦公室，一旁的秘書秦孝儀、侍衛長二人也站在一邊陪見。

有的人因爲是第一次被老先生親自召見，加上老先生有種不必造作就會自然流露出來的棣棣威儀，被召見人員有的會一時緊張，經常發生令人啼笑皆非的情況。“總統”的辦公室入口處，有一道矮門檻，高度約一寸左右，有的被召見人員心裏七上八下，而老先生的辦公桌就位於大門進去的正前方，有的人一見老先生就坐在正對面，雙腳一時不聽使喚，不小心踢到門檻，用力過猛，當場就撲跌在老先生面前。

老先生通常會和被召見人員閒談家常一番，例如他會問人家你貴庚啊？你寶眷啊？平時讀什麽書啊？有的被召見人員，不習慣老先生的口音，或者聽不懂什麽叫“寶眷”，愣在那兒答不出來，那就會影響他自己的成績和晉升的機會。有的人比較清楚老先生的個性，當他問起你平時看些什麽書的時候，受召人倒不一定要說在讀什麽了不起的世界名著，只要說我最近在研讀“領袖訓詞”，老先生便連連誇讚“好，好，很好”，此人已然成功了一半。

儘管蔣介石接見這些文武官員時，總是臉色嚴肅、表情慎重，但是什麽貴庚、寶眷、看什麽書的問題，幾乎是任何人都會被問到的問題，至於一些別的問題，當然會小有差異，所以，當前面被召見人員先出來時，後面在等候的被召見人員就會很緊張地上前打聽，究竟“領袖”适才都問了哪些事情啊？

因爲，老先生召見人，通常不過是三五分鐘的時間，他喜歡從一個人的長相、氣度、神態和答話內容上，去決定一個人能不能賦予重任。所以，假如一個人平時表現再怎麽出色，可是假如當天晉見時，表現失態，老先生拿紅鉛筆在別人的名字上打一個大圈，那他就前功盡棄了。所謂察言觀色，老先生對這套傳統的用人哲學，似乎特別重視。

越被蔣介石罵得凶越沒事

侍衛圈子流傳著許多關於蔣介石責打部屬的傳聞，一個在我們這個圈子最著名的故事，就是抗戰時期，蔣介石用他的拐杖，敲打一位“衛兵頭”的往事。在他的眼裏，所謂長官，不過就是個管衛兵的頭頭，因而他一向叫他們“衛兵頭”。

對他比較熟悉的部下，他要是惱火至極，他會大聲吼道：“我要殺你的頭！”抗戰時期，他生氣透頂時，會用寧波話罵道：“娘西皮！”這句話實在是一句非常粗鄙的農村俚語，意義比國罵“他媽的”還要難聽。後來，他大概是年紀的關係，我們再也沒聽過他罵這句粗話，如果生氣的時候，頂多罵一句“豈有此理”，比較生氣時，會罵聲“混賬”，再生氣一點就會罵“混賬極了”，再加上一句嚇唬人的“我要槍斃你”，不過這都是對比較熟悉的部屬才會這樣罵法。罵歸罵，但從來沒有侍從人員真的被他砍頭或者槍斃的，也許，這些話，都是以前他年輕帶兵時，遺留下來的一些口頭禪吧！

對蔣介石的脾氣摸得比較清楚的人都知道，愈是被他罵得凶，愈是沒事，如果他一旦罵都懶得罵的時候，表示他對那人已經死了心，根本不想再在面前看到他了，這時也是那人準備卷鋪蓋滾蛋的時候。到臺灣，老先生最生氣的一次，大概是1957年5月24日，臺北發生“劉自然案”的那一次。

劉自然因爲偷窺一位美軍士官的太太洗澡，被老美誤以爲是歹徒入侵，用手槍當場擊斃。因爲劉妻對美軍的判決不滿，就在1957年5月24日那天，跑到當時臺北北門的美國大使館靜坐抗議。引起圍觀人群的極大同情，一時氣憤，便和軍警發生衝突，後來演變成反美暴動事件，不但市區路上的白種人全部慘遭“修理”，美國“大使館”的美國國旗也被人扯了下來，臺北中山堂對面的美國新聞處被憤怒的人群打得一片狼藉，馬路上的車輛被人一輛接著一輛推翻、砸毀，民众情绪被此一事件鼓動起來，許多人都想借此一泄怨氣，所以，演變成自從“二二八事件”以來，當年臺北最嚴重的一次群众暴动事件。

蔣介石據報後，真是怒不可遏，立刻召來臺北當時的衛戍司令黃珍吾，把他叫到官邸召見垂詢。等黃某膽戰心驚地匆匆趕到，蔣先生拿起他的拐杖，狠狠地往茶几上敲了好幾下，責駡黃司令，你這個衛戍司令是怎麽幹的？會發生這等大事，爲什麽不懂得平抑民星榫w，讓老百姓聚集、鬧事，而且更得罪了美國人，這事情該怎麽善了？

黃珍吾是蔣介石黃埔的學生，他很清楚校長的個性，所以一個勁地拼命說，是！是！全部是我的錯！後來，他果然沒事，反而那時的警務處長和憲兵司令，全部被撤換，而黃司令則照樣做他的太平官。

蔣介石以客爲尊

蔣介石敗退到臺灣以後，最怕臺灣變得孤立無援，所以一有外國元首來臺灣訪問，即使把上上下下搞得天翻地覆，也務必要讓外賓心曠神怡。

1960年6月18日，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來訪。艾氏來台前的一兩個星期，國民黨政府上下無不慎重其事，希望把接待工作做到盡善盡美，而老先生更對艾氏的來訪寄予厚望。因爲，老先生希望和美國保持更緊密的關係，只有這樣才可以實現他“反攻大陸”的夢想。他

非常清楚，以“國民政府”本身的力量，想要獨力反攻，實際上存在著太多的阻力和困難，除非艾森豪威爾領導的美國政府支援他的“反攻大陸”計劃，否則，他心中的夢想將永遠僅是空中樓閣。在另一方面，老先生也有意借著艾氏的訪問臺灣，給北京的毛澤東看看，讓中共清楚，不要再興起攻台的任何念頭，否則，背後的美國人是不會坐視不管的。

在這樣的背景下，蔣介石對艾氏的訪台，已經把它列爲那兩三年裏，頂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們也很清楚艾氏來訪的意義，所以，在做一些準備工作時，當然格外用心。在“總統府”裝設空調，就是最明顯的一個例子。

平日，蔣先生是從不用空調的，因爲他相信吹冷氣會得風濕病，他是個相當重視保養身體的人，因而始終反對在他的辦公室裝設空調機，況且那時臺灣還不會製造空調機，以他向來儉省的性格，他沒事的話亦絕對不會主動要裝空調。不用空調，他也不習慣吹電扇，連他的辦公室原本有的吊扇，也不常使用，即使大熱天也只開靠大門口的吊扇祛暑，他喜歡電扇從側面吹，他怕電扇的風會讓他的頭難受，因爲，他的頭髮一向很短，如果吹了風，頭會覺得不舒服。

既不吹冷氣、又不吹電扇，老先生夏天又怕熱，在官邸平常吃飯的時候，我們侍衛人員就要像古時候的婢女或者太監一樣，站在他的身後替他打扇子，這個扇子的用料和質量質料，他還特別考究，要專人到香港去買大陸産制的蒲葉扇，每當夏季氣溫上升、酷暑難當的時節，老先生的身後一定有副官人員，專門爲他揚風祛暑。

可是，現在美國的總統要來，總不能再派個人，跑到老美的身後，像是伺候皇帝似的，也爲美國總統扇扇子；所以，在艾森豪威爾來訪的6月天，也只有在“總統府”的會客室和辦公室加班加點裝設空調冷氣了。

50年代，臺灣的公家單位只有“空軍總部情報署”這些和外國人經常接觸的單位，少數幾個辦公地點有空調設備。爲此，“總統府”特地向“空軍總部”先“借”了兩台美制約克牌空調，十萬火急地派了技工，加上我們這些臨時工，花了一個多星期的時間，夜以繼日，才在艾氏來台之前，順利完工。

還有一次是伊朗國王巴列維訪台，蔣介石對於接待工作的親自參與，更使我感動萬分。

那是1958年的5月14日，在巴氏到臺灣的前幾天，老先生夫婦有天晚上近10點鍾光景，突然駕臨“總統府”，侍衛人員找我打開辦公室及會客室的門，讓他看看室內佈置情形，可見他的重視。我那時還是個單身漢，所以整個時間都待在府內，特別是有重要勤務，我是更不放心太早離開崗位。當蔣宋夫婦驅車前來時，“總統府”值班的人真是緊張到了極點，惟恐我要是不在的話，老先生看不到現場，肯定相當惱火。

可是，等老先生到了介壽館，有關人員赫然發現我還留守府內工作，個個都松了一口氣；而我見到蔣介石及夫人，只爲了親自視察會場佈置工作，還特地在夜裏輕車簡從跑這一趟，更使我對他們的精神折服。我還記得，那一回，夫人宋美齡還把她的國畫畫作，選了好多幅送到“總統府”會客室及“總統辦公室”佈置，使空間顯得不那麽單調。

老先生那次看了我們的準備工作，顯得十分滿意，一面看一面點頭稱許。後來，“總統府”三局局長劉牧群曾親口誇讚過我：“只要有翁元在，總統辦公室一年365天都不用去看。”

發紅包用蔣介石自己的錢

蔣介石對待我們，始終像是長輩待晚輩那樣的親切，我們犯錯就當面指點，從來沒見過他發什麽脾氣。令我印象深刻的一次，是他有一年，親自拿紅包犒賞我的時候，真是讓我感動得眼淚都差點奪眶而出。

那次，我在“總統府”老先生辦公室旁邊的小房間待命，忽然聽見侍衛官叫我，說“總統”叫我進去。起先我是一愣，以爲有什麽事情，我毫不遲疑走進辦公室，一眼看見他正打開自己的皮包，數著一疊嶄新的10元新鈔，那是當時面額最大的鈔票，他輕輕叫了我一聲，我走到距他的辦公桌前方數步遠的地方，筆直站在他那兒，老先生以一種很慈祥的口氣開口了：“翁元！這是我給你的獎賞，你要好好地用，不要浪費！”他小心翼翼地把那遝鮮紅的10元紙鈔，遞到我的手上。我趕緊用雙手接過來。

那時，我真是感動莫名，只一個勁地說：“謝謝先生！謝謝先生！”

我自己很清楚，在當時臺灣財力拮据的情況下，在五六十年代，100元對一個普通公務人員是多麽大的鼓勵。那時，其他的侍衛人員都是“總統”按造冊發給的，但我是“總統”辦公室內勤人員，是“總統府”第三局的公務員，尚未編列“總統”侍衛人員名冊之中，只是所服任務與侍衛相關，所以，必須動用他自己的錢來發給我，儘管這樣微不足道的小事，老先生每次都記得清清楚楚，從來不會遺忘。

照他的慣例，侍衛官每年三節犒賞是給300元台幣，侍衛每人給150元，我是內勤人員，因工作性質不同，每逢年節日當面犒賞100元獎勵，真是一種殊榮。

記得有一次，他正在數鈔票，數著數著，怎麽多了一張？他又從那疊原本要給我的新鈔中，抽回了一張，剛好是10張10元紙鈔。由此可見，老先生對於用錢是那樣的謹慎，這和他節儉的個性是密切相關的，從這些小地方看得出，老先生在許多方面，還是保有中國傳統的那種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的美德。

“八二三炮戰”蔣介石逃過一劫

1958年8月24日，那天恰巧是星期天。一大早，我沒有什麽特別的事情，又和往常一樣，在“總統辦公室”把慣常的公務做完，然後就到隔鄰的“參挚傞L辦公室”，找王叔銘“總長”的幕僚翁顯梁中校聊天。聊天正聊到興頭上，忽然，翁中校接到一封特急電，上面赫然寫著金門爆發了大規模的炮戰，金門在前一晚上竟然被解放軍轟擊了幾十萬發炮彈，翁顯梁馬上打電話向“總長”王叔銘報告，然後再由王“總長”向“總統”報告。

我們乍聽之下，真是緊張萬分，海峽兩岸當時固然零星戰火頻仍，可是，像這樣一個晚上就打過來幾十萬發炮彈的情況，不但金門從來未有，就是整個國共戰史，甚至整個世界戰史，都是聞所未聞的。

當時，我心裏就有一種感覺，怎麽會那麽巧，前幾天，老先生才剛去視察過金門，23日當天，“國防部長”俞大維剛去金門視察防務，不知是不是中共方面誤把俞大維去金門的情報當作是老先生去金門？還是純屬巧合？總之，老先生這一次算是化險爲夷，逃過了一劫。

第四章：在蔣介石身邊

在臺灣島內，蔣介石是絕對的政治強人，蔣的政治敵人根本無法在“復興基地”立足，而在“保衛臺灣，反攻大陸”的金字招牌下，蔣一直握著絕對的統治權。1966年3月，蔣介石以80歲高齡連任“中華民國”第四任“總統”。不久，我離開“總統府”，就“總統”貼身副官職。

官邸空降部隊

會成爲蔣介石的貼身侍從副官，實在是在我的意料之外。事實上，我在“總統府”擔任內勤，嚴格講起來，不但工作輕鬆，而且下午的時間幾乎都可以自己自由支配，無牽無挂，也不受任何的限制。只要把“總統”辦公室的環境弄好了，沒有人會管我到底平時在幹什麽。

1961年以前，我尚未結婚時，就住在“總統府”辦公室內，結婚以後，下了班就回家，和太太在一起享受家庭樂趣，所以，當我最初接到要我立刻到“總統”官邸報到的命令，心中真是有一百個不情願。可是，我畢竟受過長期的侍衛訓練，自己很清楚，我一旦做了侍衛，就得認命，“總統”一句話，即使是再辛苦的任務，我還是得去複命。

記得我們剛入伍當衛士的時候，上面發給我們一篇“侍從人員訓條”，裏面有一段話，我到現在還沒忘掉：“古人教養子弟門人，先令其學習灑掃應對、進退，再進而講習養心修身，所謂禮義廉恥之道。今之侍從人員即古之弟子門人也，若不自重自治刻苦耐勞，敬事慎言，則下惟其本身無成，即爲其師長者，亦必受其影響，甚至左右不良，以致身敗名裂，比比皆然……”那句“今之侍從人員即古之弟子門人也”，可以看出蔣先生是如何看待侍衛人員了。

爲什麽蔣介石會挑選我作爲他的貼身副官，這是我後來進入官邸真正到蔣介石身邊服務後，才知道整個的內情。

那是1966年間的事，有一天下午，老先生有位貼身副官覺得非常疲累，就告訴侍衛官，說他想去倉庫稍微睡一下，如果有什麽事，請侍衛官叫醒他，結果，那位侍衛官忘了叫醒他，老先生下午想要洗澡，就在樓上打鈴叫人，結果怎麽叫也沒人回應，他氣得不得了，想起這個貼身副官平日就小過不斷，一氣之下，就把這個副官調回“總統府”，當一般行政人員任用。可是，“總統”官邸不能一日無人，而且少了一個貼身副官，輪值就十分吃力，內務科的科長陳杏奎，就找了一個浙江籍的便衣衛士去遞補空缺，然而，這位新副官並不得“總統”的歡心，老先生就把主意打到我的身上。

有一日，蔣介石午後外出兜風，在車上他突然心血來潮，問起他的座車侍衛官季峻宮：“在總統府服內勤的那個小的叫什麽名字？”季峻宮不知道“總統”爲什麽會問起我，但卻毫不遲疑地答復：“他叫翁元。”蔣先生點點頭，並沒有再說什麽。

等新副官來了幾天後，記得是1966年的7月7日，蔣介石要內務科長陳杏奎，打電話給“總統府”庶務科長蔣孝傑，命令我立刻於當天上午，到陽明山官邸報到(每年蔣介石都在陽明山官邸避暑)，而且連車子都已經派好，上午就會來接人。剛接到蔣孝傑口頭下達的調職令，自己真是有些莫名其妙，還不太相信，可是，我又豈有不去的權利，就這樣，開始了我20年真正在蔣介石父子身邊，擔任有如古代帝王身邊內侍角色的貼身副官生涯。

我記得非常清楚，那年的7月7日是個星期三，照例那天開國民黨中常會。上午10時左右，我被送往陽明山官邸，我向官邸內務科長陳杏奎報到。陳杏奎說，老先生回來後帶我去晉見他，中午待老先生回到官邸，我就跟著他，一起走進官邸的書房。那時，老先生正在書房坐著休息，陳杏奎過去報告：“先生，翁元來了！”老先生看了我一眼，很隨和地說：“好！好！那就開始工作吧！”說完，我們就立刻退了出來，就這樣，我正式成爲官邸內務科的成員，正式加入“總統”貼身副官的行列。

趕鴨子上架

從我正式成爲貼身副官的一分子的那一刻開始，我就已經可以感受到，在官邸這樣一個重視派系和關係的“大內”深宮，以我一個這樣被“總統”直接“空降”而來的人而言，要能夠生存下去，的確是十分不容易的，除非我真的拿出一些本事和能耐出來。

早在我擔任便衣衛士和“總統府”內勤工作時，我就多多少少聽過一些關於官邸內務科人員派系的傳說，但是，那時畢竟沒有實際的接觸，只知道在官邸內部，內務科他們那群人，分爲“夫人派”和“先生派”。兩個人有各自的貼身副官和服侍的人馬，分得清清楚楚，如果不是這兩個系統裏面的人，要想在官邸內務科佔有一席之地，實在是談何容易。

對我做的陌生工作，有關人士根本不聞不問，也從來沒有人教過我什麽事該怎麽做，有時候我主動問他們資深的副官，那件事情該如何做法，可是得到的答復竟然是：“就是這樣做嘛！”卻從來沒有人指點我要怎麽“這樣做”。

然而，我原本那種不服輸的個性解救了自己，我那時曾經這樣想著：既然“總統”這樣欣賞我，這樣肯定我的能力和工作精神，而且是他主動提起我的名字，這是一種信任。另外一個方面，我也在想，雖然我在副官這個圈子現在還是外行，可是，這不外是做侍役的工作，並沒有什麽特別困難奧妙的地方，又何必那樣神秘兮兮的呢？

我開始認真地私下觀察老副官們的一舉一動，哪怕是任何一個細微的小動作，我都毫不遺漏地看個仔細。譬如說，老先生吃飯時，哪些東西是必備的？碗、筷、杯、盤和各式食具是怎麽擺的？他最喜歡吃哪些東西？他的生活習慣有哪些需要特別留意的地方？我都一個動作接一個動作地看在眼裏，然後以當時還年輕的記憶力，強迫自己一項一項地記下來，一點也不馬虎。

我心想，只要我這樣好好學上一陣子，看還會有誰來排擠我。可是，我萬萬沒有想到，一個更大的考驗，很快降臨到我的面前，“總統”要出遊度假，輪到我要服侍他了！

大概是那年的7月13日或是14日的樣子，反正是我去官邸報到大約一個星期左右，老先生要去花蓮度假，他帶著我們所有的侍衛人員，一起搭乘“總統”專用座機，飛到花蓮，住進他最喜歡去的花蓮文山招待所。第一天並沒有什麽特別的事情，可是到了花蓮的第二天，和我一起的正班副官錢如標，突然臨時罹患感冒，他還跑到“總統”醫官熊丸、陳耀翰那裏求裕�醫官聽他說自己傷風了，怕他就在老先生身邊，把感冒傳染給老先生，這個責任可擔待不起，所以，就叫錢如標遠離老先生，讓他好好休息，等感冒好了再上班。

錢如標一生病，我們的人手馬上就明顯不足，可是，服侍老先生不是說沒有人就可以停頓片刻的，所以，尚在“見習”階段的我，到任不滿一個星期，上面就交代我，去接替工作空缺。於是，我慢慢開始融入老先生的日常生活當中，逐漸從他的日常生活習慣，慢慢摸索，並且成爲最熟練的一位貼身副官。

幫蔣介石洗澡必須服裝整齊

我在前面曾經引用過德國納粹頭子希特勒的一句話：“在傭人的眼裏，即使偉人也變成了凡人。”在我成爲蔣介石貼身副官之後，我開始服膺這句話的道理，我也經常在想，一個偉人的妻子，恐怕也不可能像丈夫的傭人那樣瞭解她丈夫的身體吧？

在花蓮文山招待所，我提前結束見習，直接爲蔣介石服務，接著所有老先生的日常生活細節，我都必須在那段時間內，學會如何服侍的竅門，當然包括了爲他洗澡在內。這一輩子從來沒有幫人洗過澡，更遑論替“一國領袖”做洗澡的服務，開始時，真教我精神緊張、如臨深淵。

幫蔣介石洗澡，學問很大，老先生畢竟是在日本當過兵的軍人，對於下屬的衣著，即使是我們幫他洗澡，他還是很在意我們是不是服裝整齊。所以，在幫他洗澡時，允許我們可以脫去中山裝上衣，上身穿著襯衫不必打領帶，下身則穿著一般的長褲，天熱的時候我們可以把袖子卷起來。

老先生習慣洗泡澡。他洗澡從來不用肥皂，可能是他平日大概也沒有什麽勞動的機會，身體沒流什麽汗水，不會油膩，但是基本上，每天都要洗一次澡。自己洗完之後，由正班副官爲他擦拭後背，然後再由正班副官爲他披上大毛巾，擦淨身上的水漬。然後，接下來的工作就交給副班副官，把老先生從浴室扶到他的書房，讓他坐在臥榻旁的沙發上，副官則搬張矮凳子坐在他面前，用幹毛巾爲他擦拭雙腳和腳趾間的水漬。擦腳時，如果他覺得腳指甲長了，就要叫專門爲他修剪指甲的吳先生來，爲他做修剪服務。

說起這個吳先生，在50年代，原本是臺北中華路“安樂池”澡堂服務員，專門爲客人修指甲的。當時，士林官邸內務科知道這家澡堂的上海師傅手藝不錯，就曾經幾次專程把年輕的小吳，專車送到官邸，爲“總統”修剪指甲，一段時間總要來官邸一趟。後來，安全部門有了考慮，因爲每次小吳來爲老先生剪腳指甲，總是會接觸官邸的人事地物吧，那時這位吳先生還是個年輕的小夥子，要是年輕人口風不緊的話，到處去亂講官邸的所見所聞，豈不影響官邸和“總統”的安全？

基於這樣的因素，便爲他在“安全局”安插了一個雇員的空缺，要他辭去“安樂池”的服務員工作，每天到“安全局”上班，名爲上班，實則是待命，只要“總統”需要修剪腳指甲了，官邸就通知“安全局”他本人直接過來，爲“總統”做服務。

有時候，老先生到南部度假，比如像梨山那樣偏遠的地方，只要老先生一想到自己的腳指甲似乎好久沒剪了，他還是要我們打長途電話叫吳先生隔天趕到梨山，爲他剪指甲。手指甲，蔣介石則一向是自己修剪，後來，他身體愈來愈差了，才由我替他修剪，至於腳指甲因爲需要特殊的工具，所以一直是吳先生負責。

蔣介石稀疏的短髮，也是定期就要修剪一次的。最早爲老先生理髮的是從大陸上帶出來的一位老師傅，後來老師傅退休了，就由錢副官接替。老先生覺得他理得很好，之後就一直讓他剪發，官邸裏頭的同仁就戲稱他是“天下第一把刀”。本來那位專門理髮的老師傅，是不必做其他事情的，接手的錢副官，和後來我也替老先生剪指甲一樣，都有了副官以外的“兼職”。

我替老先生修剪手指甲，是在老先生身體狀況稍差之後的事情。記得有一回，他正在剪手指甲，他剪指甲一向習慣用剪刀，不喜歡用西洋指甲剪；可是，那天我發現他雙手抖個不停，如果真的讓他自己來，可能會剪到指甲肉，我看了實在於心不忍，就走過去揖身輕聲地說：“先生，我來幫你剪吧！”他點點頭，於是我就接過了剪刀，爲他剪指甲。他喜歡把指甲剪得乾乾淨淨，我也順從他的意思，很輕鬆地爲他修剪一番。剪完，他對我的“技藝”讚不絕口，從此，我就多了這項“副業”。

說實話，這項“副業”肯定沒有什麽好處，有一次我休假在家，電話來了，我一聽是官邸打來的，心知又有事情找上我了，果然，就是他老先生的指甲又長了，他指定要我下午回去幫他剪指甲，於是，我便匆匆吃了中飯，連忙趕赴官邸應召，一個假日就這樣犧牲了。

官邸內“夫人派”惹不得

經過文山招待所錢副官請假由我代班的經驗，和我連續一段時日對老先生作息的觀察，慢慢對他的日常作息了若指掌，一直到1975年他過世爲止，我始終克恭克謹，沒有一天敢於懈怠疏忽。因而，在所有的侍衛人員當中，我也是對蔣老先生和其子經國先生這兩位“總統”日常生活小節，研究得最有心得的人之一。所以，蔣經國生前的吳侍衛長便笑稱我是“中正大學超博士”。

所謂“中正大學超博士”的典故是有來由的，美國總統雷根當選總統之後，把他在加州州長時任職的保鏢帶到華盛頓，有人問起他的學歷，他毫不思索地回答：“我是雷根大學畢業的。”所以他引用這個典故戲稱我是“中正大學的超博士”。

然而，我這個“中正大學超博士”，也不是一帆風順過來的。非但如此，我最初時期，還因爲官邸人事傾軋的惡化，而被迫二出二進，最後還是蔣介石又因另一位副官生病需長期休養，他又親自交代要我回官邸，我才得以繼續修完我的“中正大學博士學位”。中國官場上講究人際關係的傳承，所謂“朝中無人莫做官”，就是在強調人際關係的重要性，上層社會是這樣，下層社會其實亦複如是。

正如我在前面已經強調的，基本上，我會進入官邸，可以說完全是因爲蔣介石和我之間的機緣巧合，要不是他對我印象深刻，直接把我從侍衛系統調派到屬於官邸的內務系統，以“搭直升機”的方式進入官邸，恐怕這一輩子也休想進得了官邸。基本上，士林官邸內務系統的主要人馬，當時絕大多數是老先生夫婦早在大陸時期就跟在身邊的老人，不管是廚務或是一般庶務人員，都早已自成一個體系。但是，老先生夫婦畢竟是比較舊式的人物，尤其是老先生，他固然稱爲“一國領袖”，也是士林官邸的一家之主，可是，他卻相當尊重老夫人在官邸家務上的裁奪權，所以，多年以來，官邸上下特別是廚務和庶務方面的人員，都是聽從夫人的指揮調度，這些人員的獎懲和褒貶，老先生是從不過問的。

因爲官邸內務人員可說完全是歸夫人指揮的態勢，所以，很多人就抱持著只要伺候好夫人一個人，就可以瞞上欺下、爲所欲爲。

早在我進入官邸不久，我就知道有少數內務科人員，扛著官邸夫人的招牌，在各個機關團體招搖撞騙。但是，這些人的所作所爲，基本上是在法律邊緣地帶，搞他們的私利。例如，強行要求相關的機關團體，如臺北市中山堂等福利社或是福利餐廳，徇私承包給這些官邸工作人員背後撐腰的小圈圈，讓他們年復一年地經營這些包賺不賠的營利事業。

我相信，以宋美齡的聰明睿智，她不可能不知道下面有哪些人在搞投機倒把的事情，只是，她大概不把這樣的事情看做是什麽大不了的問題，何況，這些在外頭搞副業的手下，又是跟隨自己多年的傭仆，縱使靠本事賺點外快，又算得了什麽呢？

我進入士林官邸之後，從來也不去過問任何人的私人事務，只專心做自己本分的工作。可是，誰曉得就因爲我是“搭直升機”來官邸的，和“夫人派”的那些老人馬截然不同，而且我也不屑於去打入那個圈子，所以，久而久之便成爲他們那個小圈圈欲去之而後快的物件。

內務科主管陳杏奎，本來想找我工作上的麻煩，儘管我在工作上根本沒有任何大的瑕疵，他還是無所不用其極地在我的工作上挑毛病。如果我的工作上挑不出什麽毛病的話，他就在他主管的獎金上動手腳，克扣我的獎金，或故意壓低我的獎金數額，或者在別人調整獎金時，卻還是給我那麽一點錢，總之，想盡各種辦法要來壓抑我、排擠我。

1968年中，我實在對陳杏奎種種作爲已經忍無可忍，私底下開始透過各種管道，希望在類似國民黨中央黨部這樣的單位，找份差事做做就滿足了，不想再在官邸受氣惹嫌，剛好在我找新工作快要有眉目的時候，我突然患了嚴重的坐骨神經痛，成天坐立難安、痛苦不堪。

於是，我上了一份報告，這份寫給陳杏奎的報告，大意是說因爲我身體不適，所以，希望能夠調回“總統府”管理科的內勤工作。

沒想到陳杏奎看了我的報告之後，立刻用一種威脅的口吻告訴我：“你要是不幹的話，恐怕連總統府的職缺名額都會取消掉！”我實在氣不過，可是我還是按捺住我的脾氣，很直率地說：“我在總統府的工作職務被取消並不重要，我只要求有一個公務單位能夠收容我就行了！”事實上他是不敢將報告呈給夫人，因爲我工作上並沒什麽大錯。

在我的堅持之下，我離開了士林官邸，可是老先生並沒有忘懷我，我在表面上的離職原因，是因爲坐骨神經出了問題，印象中，他不只一次，向醫官詢問我的病情，而醫官在向他報告之後，他也沒有再多問什麽，只是把我找到面前，要我好好休養，等將來病好了再說。

1970年夏天，錢副官生病請假，老先生身邊只剩下李大偉和王文皓兩個副官伺候他，排班根本忙不過來，只好又打電話把我從中央黨部調上陽明山的中興賓館，照料身體正在日漸衰弱的“總統”。因爲，那次錢副官是請的兩個星期的病假，所以，兩個星期之後，我便又下山回到中央黨部工作。

當年的八九月間，老先生從梨山到日月潭，一路上不知怎的，李大偉的腰扭傷了，副官排班又少了個人，老先生還是想到我，他直接告訴蔣經國，並讓其轉告秦孝儀副秘書長：“去把翁元給我找回來。”如此，又是一通電話，我被召到涵碧樓行館，從此，一直待到老先生過世爲止。

陪蔣介石微服私訪

蔣家父子都有微服出巡的習慣，而他們也都有出巡的小插曲，讓我到現在還記憶猶新。

1966～1967年間的一天，我隨侍老先生吃完中午飯，他交代要到北海岸淡水公路兜風，於是護衛車隊就遵照他的指示，往淡水方向出發。當車隊到達淡水基督書院附近，也就是衛戍師某部隊的駐紮地點時，他要座車靠邊停下來，侍衛人員都不知道他有何意圖，只大概瞭解他可能要上那個部隊的營區看看，我們便陪著他拾階而上。到了那個營區，老先生還

是自顧自地往前走。

這時，門口的衛兵也不清楚他是何許人也，見他一個勁地往營區闖，連忙舉起槍來，高聲喝斥：“你是誰？！”並且作勢瞄準。我們立刻蜂擁而上，侍衛長這時亮出身分，大聲罵道：“見到總統還不敬禮，這樣成何體統？”“總統”這時不但不生氣，反而和顔悅色地告訴侍衛長：“衛兵同志做得很好，不要責備他。”

“總統”視察部隊通常都是在沒有預警的情況下，直接到部隊的營房、廚房、廁所去看衛生工作做得怎麽樣，他覺得如果一個部隊連這些最起碼的衛生工作都做不好的話，部隊的軍紀、素質根本不用談了。

記得有一次，也是在隨侍他到外面兜風途中，在經過一處鐵路平交道的時候，他忽然看到車窗外有一個服裝不整的士兵，一路走了過來，他臉上略有怒容地說：“這個士兵究竟是哪個單位的？怎麽連衣服都穿得歪七扭八的，查一查是哪個部隊的，要好好處分他。”侍衛長立刻吩咐座車停下來，他要侍衛去叫住那個士兵，抄下他的兵籍番號，到下一個歇腳地點，侍衛長就去聯絡所屬部隊的部隊長，要部隊長深刻檢討，好好管束自己的手下。

還有一回，也是60年代的事情，“總統”到部隊視察，竟然看見部隊還是在睡稻草鋪的床鋪，營房也是茅草屋，心裏非常不高興。第二天找來軍團司令鄭爲元將軍問他，怎麽現在有的部隊還在睡茅草房？鄭將軍回答：“因爲經費不夠，所以還沒來得及改建！”後來，老先生親自下令，要“國防部”編列預算，把現有的台軍營房全部改建爲鋼筋水泥建築。

疑心病與老迷信

陪蔣介石出門的次數漸多，我也愈來愈熟悉他的心理與習性。坦白地說，老先生是一個疑心病相當重的人，連我們陪他外出，外衛、中衛、內衛那麽多人保護他一個人，他還是從某些小地方顯現出了他的小心謹慎。

比如說，他在外地要睡覺之前，一定會檢查裏裏外外所有的門窗，直到每一扇窗戶都確信關好了，他才敢放心地入睡。通常，他也會問我們，到底門窗有沒有鎖好啊？我們便從命在他的房間四處探視一遍，看看門窗的確鎖好以後，才敢回到各自的安全崗位上。

蔣介石雖是軍人出身，可是，他在某些方面卻顯得十分膽怯而重迷信。例如他每次以“總統”或是國民黨總裁身分，去喪家或是殯儀館悼喪回來以後，一定要在洗手間裏把雙手洗上老半天，他從來沒有告訴任何人他爲什麽洗手要洗那麽久。當然，這種事不必問也知道，他是一個十分講迷信的老式人物，他相信如果去悼喪回來之後不好好洗手的話，就會把喪家的穢氣也帶進自己家門。

所以，原則上，他是不輕易出席喪葬場合的，除非萬不得已才去喪家或是殯儀館露個臉，回到家必定先去洗手間把手徹徹底底地洗一遍，他才安心去做別的事情。

中國歷代的帝王年紀愈大，愈有忌諱，老先生似乎也有一些這樣的傾向。官邸大大小小的人員，大家都清楚，蔣介石非常討厭黑色的東西，他認爲黑色是最不吉利的一種顔色，所以官邸內外，幾乎看不到有任何的裝飾是黑色的。

可是有一次，官邸的裁縫師傅卻犯了他的大忌諱，讓蔣介石大發雷霆。記得官邸曾在他的書房裝了一台電視，事實上他偶爾看看新聞，平時很少使用，但他辦公、臥榻時，熒光屏的反光影響他的視線，就交代我們想辦法做一個套子或用一塊布來覆蓋電視熒屏，於是就叫官邸的專職裁縫師傅去準備，不多時裁縫師傅拿來一塊黑色的布幔，鋪在電視螢幕上，等老先生回來一看，頓時怒火中燒，大聲吼道：“真是莫名其妙，誰叫你們搞塊黑布來？還不跟我拿走！是誰的主意？”

愈是到了晚年，老先生愈是迷信，可是有趣的是，官邸內部也有一些無稽的傳聞圍繞著老先生。然而，這些傳聞因爲和事實的差距不大，所以一時之間，便在臺北的官場傳了開來。

比如，在政壇就有一個說法，凡是有人身體欠安的時候，只要蔣介石去醫院探望的話，這個人八成就會在幾天後駕鶴西去。還記得當年退役的“空軍總司令”陳嘉尚，在擔任駐約旦“大使”時因病返台醫治住榮民總醫院，有一天突然老先生光臨醫院看他，陳嘉尚自己也聽過有關的傳說，可是老先生是未經通知直接駕臨，他根本連回絕的機會都沒有，只好躺在病房中接受探慰，心中真是七上八下，不知如何是好。真是所謂“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幾天光景，這位風燭殘年的老將軍，終於壽終正寢，離開人世。這究竟是巧合還是陳將軍原本就是年壽已盡，實在是個令人不敢驟下斷語的問題。事實上當老先生得知其病重無法醫治時，才會駕臨探視慰問。

蔣介石深信風水，這也是士林官邸半公開的秘密，就以當年修建慈湖來說，就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例證。

最早，慈湖當然不是要供作老先生的身後用地，而是他計劃用來作爲“總統府”的“戰時疏散辦公署”。60年代，特別是在祖國大陸搞“文革”的那段時期，他曾經一度幻想，是不是可以趁大陸動亂的時刻軍事反攻大陸，他和軍方人士考慮到臺北距離大陸還是太近，中共的噴氣式戰鬥機只要幾分鐘，就可以臨空攻襲，臺北的“總統府”和官邸在戰時事實上並不安全。基於這樣的考慮，當局便在臺北市郊積極尋覓適當的土地，希望建立一個戰時的“中央政府辦公署”，於是，“總統府”三局便著手辦理。

不久，當局得知林本源家族有意捐獻一塊土地，這塊土地位於桃園大溪，是林家的發源地，也是許多風水專家口中的所謂“龍穴”(例如風水專家曾子南就認爲慈湖是風水寶地)。蔣介石得知林家有意捐地，真是高興極了，林家從清代就和內地的王公貴族，建立了相當深厚的人際關係，例如和清末的盛宣懷家族，兩家就是姻親關係，林家和蔣家本來就有往來，加上這次的捐地，兩家的關係便更上一層樓。

地有了著落，這還不能確定，還要等老先生親自去看過一次，才能算數。老先生對慈湖的土木工程很是重視，在得到林家這片土地以後，立刻親自到這塊土地的地址，去實地鑒賞一下究竟是不是外人所謂的風水寶地。

經過蔣介石的實地察看，對這塊地皮十分滿意。他覺得以這個地點，應該可以抵抗中共來自空中的任何攻擊，而且，這裏是林家發迹的風水寶地，如果以這個地方作爲政府中樞的辦公地點以及蔣家的官邸，乃是一舉兩得的事情。於是就在他龍心大悅的情況下，當局開始在這裏大興土木，這也是慈湖的由來。沒有想到老先生在經歷陽明山那場車禍以後，身體就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慈湖沒有成爲老先生的行宮官邸，反而成了他身後的遺體暫厝的停靈處，這難道是造化弄人？

老先生基本上是很相信風水之說的，他住的地方原則上喜歡朝東或是朝南，取國人喜愛向陽面、陽氣較盛的老觀念，他住的幾個官邸，基本上都是按照這個簡單的風水原則建築的。

老先生對風水深信不疑，連帶的使得官邸內部有些人對風水也有頗多議論。特別是他在陽明山發生車禍事件，乃至身體日漸衰弱以後，這種把老先生乃至蔣家命咦呦缕碌姆N種，都把它說成是蔣家官邸的風水出了差錯，這樣的說法此起彼落地在官邸內外流傳著。

其中，最盛行的一種講法，是關於中興賓館的風水傳聞。老先生當初流亡到臺北時，是住在陽明山的一處原屬臺灣糖業公司的招待所。因爲臺灣的氣候比大陸濕熱，他初來的時候，極不適應臺灣的海島氣候，但是，他在陽明山住下來以後，覺得那兒不但清靜，而且夏天也比較涼爽，所以便養成一個習慣，只要到每年的六月間，沒有特殊事故，老先生夫婦就搬到陽明山去避暑，到當年的“雙十節”前後下山回士林官邸。

然而，畢竟陽明山的後草山那個招待所比較簡陋一些，陽明山管理局爲了讓“總統”住得舒適一點，就另外選擇了陽明山一塊地方，給他蓋新的避暑官邸。1970年，中興賓館正式落成，老先生就在那年的夏天住進簇新的中興賓館。可是，住不了多久，就接二連三地發生一些不幸的事件，因而，中興賓館風水不佳的流言四起。中興賓館的地點位於後草山的頂上，大門面對七星山、背對臺北市區，進入賓館之前，要經過老先生的愛將胡宗南將軍的墓地。起先，我們還不知道有一個墓地在賓館附近，直到住進賓館的第一天，車隊快進入賓館大門時，映入眼簾的一塊修剪成四顆星的草坪，我們才知道原來這裏還有一個胡宗南的墳墓。

等到蔣宋夫婦在仰德大道發生車禍的第二年，有些官邸內的人員就在那兒竊竊私語，認爲老先生會遇到這樣的意外事故，必定是因爲中興賓館的風水不佳所致。因爲，往常住在士林和後草山時，從來也不曾發生過什麽不好的事情，誰曉得中興賓館還在興建，他的身體就每況愈下，並且連續發生幾次意外事故，於是，各種穿鑿附會之說便此起彼落、不絕於耳。

第五章：蔣介石的二十四小時

老一輩的中國人，立身處世莫不有自己的一套座右銘和日常的作息規律。蔣介石自不例外，他嚴謹的生活規律，我們隨從人員點點滴滴看在眼裏，他生前的音容和形貌，總是不知不覺就浮現在我們腦海。在名義上我們叫貼身副官，實質上卻扮演著傭人的角色，做的工作有時也像古時皇帝內侍做的事，但是，正因爲如此，我們對老先生自是更有直接而深入的認識。

清晨起床必做七件事

東方大地還是一片昏暗，蔣介石已經起床。黑暗中，他拿著一支鋼筆手電筒，躡手躡腳，摸索走進盥洗室洗臉。

他所以如此，一個最主要的理由，就是不想吵醒還在睡夢中的宋美齡。老夫人是個當年臺北官場知名的夜貓子，當老先生起床的時刻，老夫人其實才入睡不到兩三個鐘頭。長年以來，他們雖然是夫妻，可是實質上，他們之間的生活作息是有著天壤之別的，然而，彌足珍貴的是，他們彼此間從來不相互影響干預。在保持彼此的生活形態上，他們的確是相敬如賓的。

當蔣介石輕輕帶動門把手，輕聲走出房門的那一刻，警覺的侍衛人員已經按下一聲電鈴，告訴當班的貼身副官，該到先生的身邊服侍他了。在官邸，一般的情況下，按一聲電鈴代表是蔣介石那裏找人服務，如果是按兩聲電鈴，那是夫人傳喚隨從人員的訊號。

假如，蔣介石自己召喚副官，通常是叫一聲：“喂！”據說，這已經是十分“禮貌”性的一種叫法。在大陸時期，他是以喊“衛兵”召來隨從的。其實，這也無所謂禮貌不禮貌的，即使是侍衛長在他以往的意識裏，也不過是“衛兵頭”而已，叫我們“喂”，我覺得已經是相當客氣了。

爲了配合老先生的作息以及任務的需要，我們副官基本上分爲正班、副班、空班等三個班次。副官人員必須在每天清晨5點以前就起床，我們起床後的第一件差事就是燒開水，燒好開水就倒好兩杯，一杯是溫的，大概五六十度，另外一杯是滾燙的，將近100度，以備老先生早上起床飲用。

老先生不愧是個軍人，他做任何事情，乃至早晨起床盥洗，都是那樣有條不紊、按部就班。從他打開洗手間電燈，到他完成洗臉的動作，我們都訓練到可以算出他這一連串動作，需要多少時間。在他做梳洗動作的時候，照例我們是不發一言，完全在他身後隨侍而已，但是，我站在他身後，看他盥洗這麽多年，他的每一個動作，我似乎都已熟悉到可以在腦海裏反復重演的地步。

就以他擰毛巾的方法來說，都是千篇一律的方法，他一定是以交叉擰扭的方式，把毛巾的水分扭擠到幾乎最乾的程度，再一寸寸細心地擦拭他的臉孔。他是一年四季都用冷水洗臉，大概是從他日本當兵時代，就已經養成的習慣。洗完臉，再用幹毛巾擦拭自己的臉部，據說他這樣是爲了保持面部的血液迴圈，至於效果如何，大概可以從老先生總是紅光滿面看出來。

老先生不但是一個非常講究衛生習慣的人，他的衛生習慣也和他受的軍事訓練有密切的關係。就拿他盥洗用的毛巾來說，都是訂做的，每次訂個20到30打，由工廠派人送來官邸，老先生喜歡的毛巾是純白色的。爲了區分爲洗臉和洗澡兩種，印藍色線條的是洗臉和擦手用的，印紅色線條的則是洗澡專用，老先生絕不會搞混。

漱口時，也有他的一套程式，我們通常會在他的洗臉臺上擺一個空杯和冷水瓶，等他要漱口時，他習慣用一些李施德霖藥水，加在冷開水中，然後用沖淡後的液體漱口。等他做完這些盥洗動作，我們另外再送上兩杯開水，那杯子都是300CC容量的，一杯是溫的，一杯是燙的，他先喝溫的，等那杯溫的喝完，再等到他做完靜坐，原來那杯熱的，已經變成溫開水。給他喝的開水都要保持攝氏40度左右，不能太燙也不可乙太涼，否則一定吃他的責問。

離開官邸時，我們副班副官就要事先準備一個茶箱，這個箱子裏面裝了一瓶熱開水、一瓶冷開水、一條毛巾、一個牙缸，外加兩瓶是從美軍福利社買來的進口可口可樂。即使在荒郊野外，他也是不忘喝水，有時候天熱，他心血來潮就想喝可樂。他喝可樂從來不喝冰的，他最喜歡的是可樂剛開罐時，氣泡猛冒的情景，老先生就是喜歡喝可樂初開罐時冒的那些氣泡。

有人不清楚我們爲何爲蔣老先生帶水，以爲是怕被人在水裏下毒，所以才隨車帶飲水，其實這是不瞭解老先生個性的人的誤解。因爲，老先生平日就喜歡喝水，到任何地方，隔個十幾二十分鐘，他就想喝水，然而他對開水的溫度又很考究，過熱和過涼的都不喝。我們副官很清楚他的脾氣，大概每隔20分鐘，就會爲他換一次開水，只有在汽車行進間，他才不喝水。

結束盥洗，喝完開水，他就開始在陽臺上做柔軟體操、唱聖詩。老先生唱聖詩時，特別有意思，只要唱到“天父”或是“聖哉、聖哉”的時候，他就會朝東方脫帽行禮。做體操、唱聖詩約莫20分鐘，他再回書房靜坐祈祷。

靜坐祈祷也是有不少规矩：他先是用毛毯把自己膝盖蓋好，靜坐的第一個步驟是點眼藥，他的眼藥水經醫師特別處方，一面點眼藥，一面用一條白色手帕輕輕擦拭按摩雙眼；點完眼藥，便閉起雙眼，開始靜坐。他的靜坐時間大約40分鐘。靜坐時，他口中還念念有詞，念著祈祷文。我从来没看见他计时，可是，他靜坐的時間似乎永遠不會有誤差，有時候連一分鐘都不差，確實讓人不可思議。

等時間到了，他就用雙手按摩幾下雙眼，這時，就算完成靜坐。他的靜坐有個目的，一個是祷告，另外就是保养雙眼。我覺得他的眼睛會那樣炯炯有神，和他平日細心保養，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做完靜坐和祷告，便在自己的书房做他的"早课"。所謂早課，就是寫日記和看報；一般人一定覺得納悶，怎麽蔣介石的日記會在早上寫？事實上，這也沒有什麽特別的原因，主要是因爲老先生是一個習慣日間活動的人，不習慣熬夜，所以，他通常是利用一天當中精神最好的早晨寫日記。

把日記寫好了，開始看報紙。基本上，他什麽報紙都看，像《中央日報》、《中國時報》、《聯合報》，都是他每天必看的報紙。早課時，他只看大標題，如果他有興趣的新聞，他會特別交代秘書，叫他把某則消息勾起來，等到他吃早飯的時候，再念給他聽。所以，念報紙新聞就是蔣介石文書秘書每天的第一件差事。

老先生不光是只注意國內新聞，即使對國際新聞，他也是十分有興趣。老先生相當重視國際局勢的發展，在他吃早點時，文書秘書會把當天最重要的國際新聞，也一併立即翻譯大要，讀給老先生聽。

他對各報刊載的地方新聞都非常注意。有一次在台中，下午翻閱報紙時在地方新聞版中，他看見一則新聞，說中興新村有公務人員在宿舍打麻將。他看了這則報道十分生氣，不久，有一回召見當時任省主席的黃傑，老先生曾經當面交代黃傑，要好好取締中興新村省府人員在官署或是宿舍打麻將的行爲。有不少他在報紙上看到的消息，他也會在演講場合針對類似的問題，提出來討論。所以，老先生主政的時期，一般官員非常害怕自己有什麽小辮子給新聞記者抓到，萬一再給老先生見到有關的消息，豈不永無翻身之日？

除了一般性的新聞以外，蔣介石也相當重視各大報的社論，這也是他早餐餐桌上主要的讀報內容。

蔣介石的早餐

早上9點鍾左右，蔣介石寫完日記，看過當天報紙的大標題，便吩咐我們準備開飯。副官推著一輛可以折疊的餐桌，平時都固定放在一邊，我們把餐桌推到沙發前，他就坐在沙發上，進食早餐。

在蔣家家族當中，老先生是最重視吃食的一位。他吃的食品，非常精致但很簡單，中年以後因裝了假牙，他的餐飲，基本上以中西式餐食爲主。拿早餐來說，通常早上是吃一些點心之類的食品，諸如湯包、包子、饅頭，有上海式的餐點及西式餐點，也有北方式的口味。爲了讓老先生吃得舒服稱心，大師傅幾乎天天得變換花樣。可是不管飯菜再怎麽改變，老先生有幾樣家鄉菜是每天都要吃的，那就是醃筍和芝麻醬，他的吃法是拿醃筍沾著芝麻醬吃。

就因爲醃筍是蔣介石每天都要吃的家鄉味，官邸內務科幾乎每年都要醃制個幾十斤，供老先生每天食用。

老先生畢生南征北討，遍嘗南北菜肴，仍對家鄉風味的菜肴情有獨鍾。官邸的菜色幾乎每樣都會用點雞湯做調味，老先生非常喜愛喝雞湯，廚房幾乎每天都準備有雞湯。廚師知道先生的口味，每天都會準備好一隻老母雞，煨鍋濃雞湯，成爲官邸飲食的基本特色。老先生一口假牙，所以習慣吃燒得比較爛的菜，不管是中餐、晚餐，桌上大概是五道菜左右，菜色是二葷三素或三葷二素，每道菜雖然稱不上是宮廷美食，但是也兼顧了風味和營養。

大體而言，蔣介石不是一個喜愛大吃大喝的人，而是喜歡精致的江浙小菜，例如水煮筍頭、醬菜、小黃瓜等，芝麻醬則是他最喜愛的一種調味品。士林官邸的正餐，是以中式和西式餐飲交互替換，中餐是吃中式餐點，晚上八成就是西式餐飲。

老先生是一個看重飲食口味的人，但是，他絕不挑食，只要是端上桌子的菜他都會吃上一點，對西餐的興趣始終不高。所以，當官邸晚上吃西餐時，老先生有時寧願吃他的家鄉味，比如醃筍、醬菜，沾著芝麻醬，吃一點稀飯。

老先生雖然和老夫人一起吃中飯和晚飯，可是兩個人吃的東西簡直是南轅北轍，一點都沒有飲食上的共同嗜好。大體上，老先生吃的完全是中國傳統式的，而老夫人則是全盤西式口味。有時候，老先生見到老夫人吃生菜沙拉，就十分不解地開玩笑：“你真是前世羊投胎的，怎麽這麽愛吃草呢？”老夫人也不甘示弱，略帶不以爲然的語氣說：“你把醃筍沾上黑黑的芝麻醬又有什麽好吃的呢？”不過所幸彼此並不衝突，各安其食。

因爲套假牙的緣故，蔣介石偶爾會有牙根疼痛的情況。當他牙床疼痛的時候，他會要我們給他拿一些稀飯來吃。稀飯是士林官邸每天都有的食物，是用雞肉熬成的，可說鮮美無比，或是白米稀飯。

官邸還有一樣傳統的美味，就是所謂的“黃埔蛋”。黃埔蛋其實就是用大火炒出來的蛋，裏頭還放些蔥花，起鍋時間特別快，所以吃起來很嫩。老先生吃黃埔蛋可說百吃不厭，通常他牙疼的時候，這道菜是爲他必備的菜肴。

老先生習慣飯後吃點水果。他比較喜歡吃木瓜、香蕉、西瓜、美國大梨等時鮮水果，不喜歡吃蘋果。從他吃水果也可以觀察到他的儉省個性，像他吃香蕉的時候，中午若是只吃其中的一小段的話，他會把中午沒吃完的部分，留在盤子裏，這小段香蕉沒有人敢碰，如果有人不知情，把這一小段丟掉或吃掉的話，等他晚上問起時，難保要挨一頓責駡。

有一次，我隨侍他到高雄，他和愛孫孝武、孝勇一起吃飯，我們爲他們每人端上一片西瓜，他選了其中一塊，用水果刀切成兩半，再分給兩個孫子吃，他還一面說，東西不要隨便浪費，小孩子只要夠吃就可以了。從這裏不難想見，他是一個儉樸的老人。

中午要睡覺傍晚想兜風

用完早餐，大概9點半鍾光景，蔣介石即將動身到“總統府”上班。通常副官只要是當天的副班同仁，就要隨車跟著他一起去上班或是外出到任何地點，而正班同仁則留守在官邸，做其他的準備工作。

除了要開國民黨中常會以外，蔣介石的習慣是每天上午10點鍾左右到“總統府”上班。到那兒之後的第一件事情，不外是接見賓客或者是召見部屬討論公務。在他公幹的這段時間，我們副班的副官就等候在“總統辦公室”附近的一間小房間裏，準備隨時待命。

蔣介石下班的時間不太一定，有時候一件公文比較費腦筋，或是有什麽重要的文稿，需要即刻處理，下午1點多下班的情況也有。下了班，他便直接回官邸吃中午飯。他和他的兒子蔣經國不一樣，是絕對不到外頭吃飯的。

中飯後，通常他有睡午覺的習慣。老先生睡午覺的時間有時長有時短，大概在半小時到一個半小時之間。午覺醒來，老先生習慣出去散散步，然後回書房靜坐祈祷20分鐘，結束後，就開始辦公。他所謂的辦公，無非是看看報紙、剪貼一下他覺得不錯的報道，頂多再處理個幾件比較緊要的公文。如果有重要的外賓，他也趁下午這段時間在官邸接見，等所有的公務處理得差不多了，我們爲他和老夫人預備了茶點，算是官邸的午後茶時間。

到傍晚4點多鍾，假如老夫人也有興趣，他就和她聯袂搭乘座車，到臺北近郊的一些地方兜兜風，再回來吃晚飯，還是由我們副班人員和他們一起出去。

如果他們不外出兜風的話，老先生就在官邸室內或者花園裏面散步。他在官邸的生活大體說來雖然有些單調，但基本上他是一直讓自己處於不斷活動的狀態，我們副官們都認爲，這大概是他身體始終保持硬朗的原因。

蔣宋夫婦的夜生活

在大陸時期，官邸的夜生活，是多彩多姿的。到了臺灣以後，一方面是蔣宋夫婦年紀也大了，他們已經沒有年輕時代那樣旺盛的精力。儘管如此，入夜之後的士林官邸，還是有一份和一般豪門巨宅不一樣的柔和氣氛，散佈在空氣當中。

宋美齡是一個很注意生活情趣的舊時代新潮女性，有她在的士林官邸夜晚，自然在生活步調上，是和一般的傳統官宦人家，存在著相當程度的差別。宋美齡喜愛看電影，在士林官邸可以看到各式各樣電影片，不管是中片或是外片，幾乎只要可以在臺灣找得到的，專職人員都會設法拿到未上映的影片。

當年專門幫士林官邸搞電影片的，就是以前美軍御用單位“勵志社”的電影股股長袁道生。一些不賣坐的電影，袁道生聽說老夫人或是老先生有興趣，就立刻到出品這部電影的電影公司，伸手向這家公司要電影拷貝。正常情況下，大家只要見到是袁道生出馬要片子，都知道是蔣先生或蔣夫人要看電影了，縱令電影公司骨子裏不願意，礙於官邸的大招牌，又有誰敢囉嗦或是拒絕？

宋美齡可以爲了看一部片子，看到廢寢忘食，可是蔣先生不受好片子的誘惑，到了該睡覺的時間，他一定叫暫停，在他看的某個段落做下記號，等明天或是改天再看。在我印象中，老先生很少一次看完一整部電影的，總要分成好幾次，才看完一部電影。

如果有比較合蔣先生胃口的電影，他通常會先上書房做40分鐘的靜坐和祈兑葬幔�再下樓看電影，但只要時間差不多了，不管電影劇情如何發展，他一定毫不猶豫，馬上回房睡覺。

晚上上床之前，照慣例蔣先生是先做靜坐40分鐘，再散步片刻，然後才回房入睡。

蔣介石入睡前的動作也是相當有意思的，他有一個獨門的健身方法，上床後，先用手在自己的肚子上按摩，先是順時針按摩20下，再是逆時針20下。據說他的這個按摩法，可以讓腸胃蠕動順暢，對內臟和消化都有幫助。做完腹部按摩，蔣先生慢慢入睡，在夏天他習慣蓋一床紡綢薄被，冬天蓋薄絨被，天氣較冷時，再加床毛毯。

蔣先生通常是喜歡側睡，他不論是冬天抑或是夏天，睡覺時是從來不露雙腳的。人年紀大了，晚上睡覺會常常半夜失眠，睡不踏實，有時政事煩心，常有失眠情形，所以，我們會在他的床頭櫃內放一兩粒鎮定劑和安眠藥，因爲有醫生交代，而且劑量輕，不會影響第二天的精神，老先生非常節制，非必要不會服用，對醫生的建言是絕對尊重的。

雞湯事件讓副官心有餘悸

中國人很喜歡說，爲人臣子的人，要深體上位苦心。這句話講起來容易，可是等到要自己做的時候，就知道完全不是那麽一回事了，尤其是服侍上位的人吃飯用餐，更不是單單一句什麽空泛的“深體上位苦心”就可以遊刃有餘的。這是我隨侍蔣介石和蔣經國兩位“總統”生活後，最簡單的一點心得。畢竟，我們不是他們肚裏的蛔蟲，不可能每件事做得盡善盡美，用膳的時候都要冒著被指摘的風險。在士林官邸，有訴說不完的餐桌故事，其中當然有一大半，是因爲侍從人員不經意間鬧的笑話。雞湯事件，是副官之間最引以爲戒的一個案例。

蔣介石吃早餐，依慣例，是先吃一片木瓜，再開始吃早點。早點的菜式有時候是西式，有時候是中式，吃正餐時就一定會準備一碗雞湯，雞湯的溫度要適中，所以，我們通常是在他吃木瓜的時候，就已經把雞湯擺在桌上，等他吃完木瓜，用正餐時，我們就把雞湯一併送上，控制到溫度剛剛好，這是我們的經驗。

有一次，可能是廚房沒有留意湯的溫度，老先生吃早餐時一向是由副官伺候，不巧的是，那天值班副官端上去的湯，湯麵漂的油層讓人忽略了高溫，老先生沒有注意，喝湯時呼嚕嚕就是一口，他哪里想到那湯還燙得很，熱湯剛一進入口，他臉色就大變，“哢噗”一聲，嘴裏的湯液整個吐了出來，搞得一桌子湯漬。隨之他勃然大怒，朝值班副官吼道：“你這個混賬！你想要害死我啊！”

值班副官嚇得臉色發白，不知所措地愣在當場。這時，當然也不會有任何人來打圓場，事實上，問題出在廚房，由於廚師的疏忽，忘了控制降溫，副官只負責把那碗熱湯端上來，他並不知道那碗湯的溫度有多高多燙，但老先生不管這個問題出在哪里，假如真要追究，當然廚房是逃脫不了責任，換言之，值班副官等於代人受過，白白挨了一頓罵。好一陣子，官邸內務科被熱湯事件弄得大家膽戰心驚。

還有一次，一位專門負責開飯的下手，沒分清楚精鹽和細糖，不小心把精鹽放在糖罐裏，結果他自己走開了，留下我們在一旁服侍老先生用餐。老先生通常吃飽飯有喝懷阿薩姆奶茶的習慣，那天他吃過飯，照例還是喝紅茶，他打開糖罐子，加了一湯匙多一點的“糖”，慢條斯理地把杯子裏的茶液調勻，然後輕啜了一口，誰知道，才喝一口，他又是“哢噗”一聲，把嘴裏的茶水全部吐在桌上。我在旁邊看了嚇了一大跳，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情。還好那天他沒有大發雷霆，老夫人雖然也愣在當場，可是，並沒有怪罪下來，否則不曉得又有誰要走人了。後來知道是開飯同仁把糖和鹽放混了，上面沒有深究，下人心中的那塊大石頭才算放下來。

第六章：“總統”官邸侍從秘辛

士林官邸內部的人員，如果從職務來劃分，基本上可以分爲兩大部分，其一是內務科系統，主管蔣家全家的生活起居照應；其二是侍衛系統，主管老先生夫婦和家人的安全警戒工作。如果拿它和帝王時代宮廷相較，內務科無疑和“大內”的太監沒什麽兩樣，如果你要說官邸侍衛像封建時期御林軍，大概也相去不遠。

內務科一頁滄桑

內務科的編制，早在北伐時代就已粗具規模，到了國民黨南京政府時期，內務科的建制便大致就緒，特別是抗戰勝利後，內務科更是人員繁雜、編制龐大，已經儼然一個小紫禁城，而蔣介石就是這個紫禁城惟一的皇帝。

“行憲”以來，內務科就隸屬于“總統府”第六局管轄。南京時期，內務科的機構非常龐大，除了南京有它的人馬，就連宋美齡當年在上海的公館，也有內務科的人員在該處服侍隨時來長住的宋美齡。那時，只要是蔣氏夫婦會去的地方，幾乎都有內務科的編制人員，隨時爲他們夫婦效犬馬之勞。

南京政府時期，內務科的科長是袁廣陛，他當副官時已經官拜少校。袁廣陛在老先生任北伐軍總司令的時候，就當老先生的副官，一直跟隨到臺灣。袁廣陛因爲年事已高，老先生要他就在內務科養老，來臺灣後，沒有什麽職務。袁廣陛的繼任者是蔣孝鎮。講起蔣孝鎮其人，更是充滿了傳奇色彩，其實，他也可以說是老先生的救命恩人，也是老先生老家侄子輩的親戚。

1936年12月12日，發生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時，蔣介石倉皇逃走，在暗夜中，後有追兵、前路不明的情形下，他連鞋子都在慌亂中失落，堂堂一個三軍總司令卻連鞋子都來不及穿，就疲於奔命了。當時，護衛老先生逃離現場的蔣孝鎮，見老先生沒有穿鞋子，趕忙脫下自己的鞋子，給老先生穿上，他發現後面的追兵愈來愈接近，身後槍聲仍然不絕於耳，情況相當危急，蔣孝鎮顧不得自己兩腳沒有穿鞋子，背著老先生就在夜暗中翻過圍牆向後山奔逃。

最後，蔣介石依舊被楊虎城和張學良的軍隊捉住，但是，所幸蔣孝鎮把自己的鞋子給了他穿，因爲他們逃走的一路上，遍地都是帶刺的荊棘，蔣孝鎮強忍著雙腳赤裸踩在地上荊棘的疼痛，居然背著他走了一大段路程，兩人被俘虜時，蔣孝鎮雙腳已經是鮮血淋漓，老先生當時對蔣孝鎮就非常感激，要不是蔣孝鎮赤著腳背他走，他不是被亂槍打死，就是雙腳已經和蔣孝鎮一樣血肉模糊。

事變和平解決之後，老先生平安返回南京，蔣孝鎮這位救命恩人，也在老先生的交代下，住進南京最好的中央醫院，腳傷治療痊愈之後，重回老先生的身邊服務。後來，在內務科科長袁廣陛離職以後，蔣孝鎮就正式接任內務科長的工作。救命恩人成了內務總管，職司大內雜務負責人，這也是老先生給這位裁縫出身的親人，一個最大程度的“栽培”。

基本上，蔣孝鎮是一個從基層幹起的侍從人員，他從大陸時期就幹蔣先生的副官，一直到臺灣才晉升爲內務科長，他爲蔣介石真算是出生入死、忠心耿耿，從來沒有聽到他有任何抱怨。但是，就因爲他對先生、夫人的忠诚，他对内务科并没有什麽比較具體的改革，一切依老先生和老夫人的意旨辦事，從來不會自作主張，或是有什麽越權的舉動，作風十分保守，因而也有人認爲他在魄力方面是顯有不足之處。

從袁廣陛到蔣孝鎮，不難看出，給老先生當副官，大不了也就是提升個內務科長幹幹，他絕不會因爲副官對他無限忠诚和效命，而委以重任或爲副官谋一个官位。始終如一地奉獻忠诚，做到老做到死是蒋介石官邸内务科人员的命运。

得宋美齡寵信廚師當上大管家

到了1961年左右，蔣孝鎮因爲年齡大了，準備退休，而內務科長的繼任問題，卻在官邸引發了一場不小的風波，而且在蔣介石和夫人之間，也引發了一些彼此間的不快和摩擦。

事情發生的原委是這樣的，當時，老先生雖然很少插手去管內務科以及官邸的家務事，可是，他對官邸重要人員的任用，還是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定見，然而，夫人在那次的內務科長人選的問題上，也相當堅持她的主張。原來夫人心中早就有了內定的人選，這個人就是陳杏奎。

陳杏奎其人可以說長得相當體面，外貌儀錶堂堂。記得我們從溪口撤退後再到廣州時，他身穿西裝，進黃埔軍校大門，門口的衛兵不知道他是何許人也，以爲他是某位大官，朝他畢恭畢敬地敬禮，讓認識的人看在眼裏，不禁啞然失笑，其實他是到菜市場買菜回營區。而另外有一位真正的大官——俞濟時，有次行經大門，門口衛兵見他穿件舊中山裝，人又長得矮小乾瘦，衛兵見了他連正眼都不瞧他一眼。這件事情，在當時官邸曾經一度引爲笑談。

陳杏奎早在大陸時期，就是老夫人宋美齡身邊最得寵的廚師，陪著老夫人撤退到臺灣以後，成爲老夫人身旁最資深的人員之一，所以，老夫人把他視爲最忠心的下人。每當官邸用飯時，老夫人經常會問：“哪一樣菜是陳杏奎燒的啊？”只要有人說某樣菜是陳杏奎的手藝，管保老夫人一定對陳杏奎燒的菜大加讚揚，他也因而成爲老夫人心中手藝最傑出的西菜廚師。

事實上，據對廚務特別瞭解的人員說，官邸有不少可口的菜肴都是出自另外一位廚師的手藝，這位廚師叫陳寶漢。他在年輕時代，曾經在上海專門向法國師傅拜師學過西餐手藝，寧波菜也燒得非常合老先生的口味，從南京、溪口等地，一路跟隨老先生撤退到臺灣來，有人說，夫人誇讚的好菜，其實有不少是陳寶漢的傑作。

陳寶漢人長得矮小結實，外表也不出色，可是確是一位十分出色的廚房大師傅。這位大師傅，平時待人也十分客氣，我們副官都用上海話稱呼他“小阿哥”，而他則稱呼我們爲“阿弟”，大家處得很親切。這位個子矮小的廚房師傅，還是武功高強的能人，身體十分健朗。

在官邸廚房還有一位袁師傅，是顧祝同將軍介紹來的自家中菜廚師，和陳寶漢是不相上下，也十分得老先生歡心；還有一位廚房助手叫蔣茂發，後來也是一位手藝特別受老先生夫婦喜愛的大師傅之一。所以，從這裏可以看出來，官邸出色的廚師不只陳杏奎一位，而老夫人之所以會對他有特別的關照，應該和她長久被他伺候，在主觀上對他特別愛護有關。

1961年前後，士林官邸內務科科長出缺，老夫人就力薦陳杏奎繼任科長一職。老先生對夫人的這項建議，覺得並不妥當，他不贊成地說：“大師傅怎麽可以直接升內務科科長？”可是，蔣夫人卻執意要提攜陳杏奎，最後，在她百般堅持之下，說服老先生寫下升任陳杏奎當內務科長的條子，於是，陳杏奎終於晉升科長。

這位新科長和前面幾位科長最顯著的不同點，是在他爲人上的強勢作風，喜歡下屬和他套關係，所以，難免開罪了不少人。然而，陳杏奎畢竟有老夫人宋美齡作爲他強有力的後盾，不管官邸內務科的人，還是官邸外的人，知道他身分背景的人，都沒有人敢惹他，與其對抗，所以，在內務科長任內，陳杏奎自是風光不可一世。

可是，孔二小姐回來以後，士林官邸又有了一番新的局面，內務科也連帶受到相當程度的衝擊。

孔二小姐旋風

1962年10月23日，離國17年的孔祥熙夫婦帶著孔令偉孔二小姐，從美國來到臺灣。

孔氏夫婦就住在博愛路的博愛賓館，也就是後來的“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在臺北的辦公地點，孔氏夫婦在臺灣住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後來，孔氏夫婦離開臺灣，孔二小姐則繼續留在臺北，和宋美齡作伴。

爲了就近和宋美齡作伴，官邸特別爲她在官邸對面整理出一間招待所，專門給孔令偉住。

孔二小姐生性喜歡女扮男裝，有時候嘴裏還叼著一根煙斗，十足的大男人形象。除此之外，她的身世之謎，也是士林官邸下人之間很喜歡談論的話題。

就在陳杏奎內務科做得最風光的時期，孔二小姐闖了進來。因爲陳杏奎的強勢作風，他多多少少得罪了一些官邸的下人，對他不滿的人希望搞垮他，就到孔二小姐那裏告狀，數說他的不是。這些人會找孔二小姐告狀，一個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孔二小姐在宋美齡面前的地位。宋美齡確實非常信任孔令偉，不但官邸各種事情聽她的建議，連像當時圓山飯店興建監工那樣大的責任，宋美齡都交給了孔二小姐，就可以想見她受重視的程度。

因而，從這段時間開始，陳杏奎的影響力受到了相當的限制，而且因爲告狀的人愈來愈多，在孔二小姐的轉告下，宋美齡對陳杏奎的信任，也因而大打折扣，這是陳杏奎逐漸失勢的原因。

陳杏奎失寵之後，孔二小姐便有取而代之的架勢，然而，孔二小姐有一個脾氣，她對官邸內務的各種事情都很有興趣。60年代經常可以見到孔二小姐在官邸的廚房穿進穿出。當時，她給我們的印象是什麽都管，但也什麽都不管，有時有人問到一些事情，她就十分輕鬆地說：“我怎麽知道你說的那件事情，那與我何干？！”可是，士林官邸上下又不能不尊重她，因爲大家知道她的背後就是宋美齡，是得罪不起的人。

孔二小姐非但連官邸的大小事情都有插手的情況，連宋美齡挂名的幾個機關團體，像婦聯會、振興複健醫院、華興育幼院等等，孔二小姐都要插手管一下。

由於孔二小姐不斷向宋美齡反映一般下人對陳杏奎的反感，加上陳杏奎以家裏有人生病爲藉口，他的內務科長也就這樣拱手讓人，由李大偉接任。李科長接任之後，內務科漸漸平靜，從那時起，士林官邸開始進入多事之秋，上面已經沒有心情去注意底下的一些風風雨雨了。

現代“大內”探秘

士林官邸的內務科，恐怕是20世紀的中國，最後的一個“宮廷大內”機構。內務科一共配屬了二十幾個人。這二十幾個男女，包括洗衣工人、做衣服的裁縫、燙衣服工人、雜務工人、倉庫管理工人、花園園丁、廚房工作人員等，大多數是蔣介石從大陸帶來的一些人，少數是從臺灣就地招募的。

這些工作人員的人力編配，大致上是這樣的：專門照顧蔣介石的副官有三人；照顧宋美齡的傭人有男女各一人，男人負責雜務，女傭負責照顧她的起居生活；廚房裏面有大師傅三人，助手二人，下手若干人，裁縫二人，洗衣工人一人，燙衣工人一人，另外還有清洗客廳、插花、園丁、工人等各若干人。這些人全部是專職人員，平日各有職司，完全以老先生夫婦和蔣家的近親爲服務物件。

這些官邸內務科的工作人員，大多數是住在官邸附近的眷村裏面，這樣可以隨傳隨到，不會耽誤公事。因此，我們這些工作人員，在行動上是受到本身工作很大的牽制的。特別是老先生要出巡的時候，不管那時是逢年還是過節，我們副官和內務科的所有人員，便得一律停止休假，全員到齊和老先生一起出巡。

許多年老的同事，把自己的身份看得很低，因爲，蔣家的人有把我們當作他們家族的奴隸的心態。老一輩的同仁，有這樣的想法是很自然的一種反應，畢竟，特別是大陸時期，老先生在年富力強的年齡，潛意識裏面有天下是我打下來的心態作祟，他在不知不覺間會自認爲是這個國家的王者。可是，敗退到臺灣，蔣家受到很大的衝擊，他已經沒有過去那種“君臨天下”的銳氣。然而，儘管退居海島，老先生仍舊把自己視爲統治區域內獨一無二的領導者，或者是接近皇帝那樣的無上地位。經國先生在有意無意間，把老先生從繁雜的政務當中“孤立”起來，他應該是出自“善意”——很容易被爲人子女的人體會出來的一種“善意”。但是，一般人無法理解的是，他爲什麽想盡了一切辦法，希望把老先生神化，並且，把他擡到這個海島上最崇高的地位上？

在這樣的客觀背景下，蔣介石不自覺地就把自己想作是不會犯錯的聖賢，如果他有任何錯誤的話，也是周圍的人給他捅的婁子，此一來，我們內務科的人員不免就要在一些時候，做他的出氣筒。

記得有一回，老先生把他自己桌上的東西放到另一個地方，臨時要找卻找不到，情急之下，就把我們副官人員罵得狗血淋頭。可是，幾分鐘後，副官爲他在旁邊找著了，他心裏恍然大悟，原來是自己剛剛拿了，年紀大了一時健忘，搞錯了東西放置的位置，讓我們這些個無辜的副官白白挨了一頓好罵。

蔣介石明明知道是自己放忘了地方，是自己的錯，和我們副官無關，但是，他也不願向我們說一聲抱歉。他除了沒有向任何人說抱歉的習慣之外，也絕對不會向他心中視爲奴才的內務科人員講一聲抱歉。

老先生畢竟是年紀大了，他喜歡聽一些好聽的話，所以，經國先生非常清楚他的心理，便很善於爲他營造這樣的氣氛。

譬如說，自60年代起，蔣介石到任何場合，都會有一些人在他離去之前，高喊：“蔣總統萬歲！萬萬歲！萬萬歲”之類的擁護口號，蔣介石就高興得合不攏嘴。我們站在一旁看他高興的表情，知道他雖然不是自己要把自己塑造成皇帝的樣子，但是，他並不拒絕那樣的情境和場面，而且還有些沈醉其中，這是不爭的事實。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在1967年或是1968年的10月31日，那天，在大溪慈湖賓館，老先生的一些至親好友，爲他唱戲祝壽，有關方面還特別請來了大鵬劇團的學生來支援唱戲。大鵬的名角廖苑芬飾演鐵鏡公主，杜月笙的夫人姚玉蘭也粉墨登場。那場在大客廳演唱的評劇結束以後，老先生高興得不得了，連忙交代我們去拿中央銀行特別鑄造的祝壽金幣來，給大鵬學生每個人發一枚金幣，以資犒賞。平日自奉節儉，而當自己高興的時候，就拿金幣來分送給众人，就是他的個性。

我從一開始，就把老先生視爲自己祖父輩的老人家來伺候，诚然，他的年龄也确实可以做我們的祖父。何況，他有他的人性善良的一面，他對下人的那種權威意識，我們是可以體諒的，因爲他生活的年代，是中國權威意識最高漲的時代，在他的言行舉止之間，還不自覺地流露著對晚輩的關懷，所以，爲他服務，至少在情緒上是很平衡的。

然而，他的兒子經國先生就不是這樣的個性，他對外面的人們是一個嘴臉，對我們又是另一副容貌。

蔣介石有個轎夫班

國民黨在大陸執政時期，由於中國幅員遼闊，加上政府因爲抗日戰爭，曾經退居西南後方，在西南那種多山多水地形複雜的地區，自然要有特殊的交通工具，來適應環境的需要，這便是重慶時期，官邸轎夫班成立的客觀背景。

這些轎夫的挑選和訓練過程，十分嚴格。轎夫主要的挑選原則，是個子要平均、身材要適中，而且，只要擡起轎子以後，彼此之間的步履更要相互配合，否則，不但坐在轎子

上的人會感覺不舒適，更讓人沒有安全感。通常，蔣宋夫婦坐的轎子，是由兩個人前後擡著，基於安全上的考慮，左右兩邊還各有一位轎夫，在一旁跟著。只要發生有轎子擡得不是很安穩的情況，兩邊的轎夫就立刻上前扶持，以防傾倒或是意外情況發生，等前後的轎夫體力耗得差不多了，再由這兩位副手上前接替，而原來的擡轎人，就變爲副手，一旁跟著護駕。

一直到臺灣，官邸都有從大陸帶來的兩頂轎子，供蔣宋夫婦出遊時使用。基本上，官邸轎子比中國西南地區使用的“滑竿”，在大小結構上和材質上，都舒適許多。外觀上，它的椅子是藤制的，轎椅的上方還有像後來的三輪車一樣的折疊式遮篷，可以無畏日曬雨淋。

在人員編制上，到了臺灣以後，基於“總統府”人員縮編的考慮，轎夫班已經合併到內務科的編制下面。在平時用不上轎夫的時候，這些爲數約有十余人的轎夫，被編制到“總統府”清潔班，從事清潔雜役的工作，到了老先生要出巡，而且需要乘轎子的時候，再從內務科裏，把這些轎夫們重新加以編組，執行任務。

從50年代到70年代，蔣宋夫婦在全臺灣各個偏遠山區遊歷，如果當地沒有行車用的公路，或是在風景清幽的羊腸小徑，他倆經常乘著轎子，徜徉於山水之間，像桃園復興鄉的角板山、日月潭等地，兩夫婦都有過乘坐轎子的經歷。

坐轎子舒服，擡轎子則是一件累人的差事，而且，蔣宋夫婦出巡，帶的東西不但數目多，種類更是繁雜，他們倆坐轎子，我們非但要走路，還要用推車咻d兩個老人的行李和日常用品。所以，每次出巡，不但內務科上上下下累翻了天，連轎夫也是個個腰酸背痛、暗自叫苦。

從這裏也可以想見，蔣宋夫婦當年是過著什麽樣的生活，所謂“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實際上是內務科的轎夫們，憑藉著原始的人力，把兩個老人擡到山水之濱的。诚然，老先生不承认自己是封建帝王，但是，各種的享受卻明白地顯示，他過著一種20世紀絕無僅有的奇特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形態，只有在清代的紫禁城裏才看得到那樣的場面。

蔣介石生病以後，他們夫婦再也沒有聯袂出遊的機會，轎夫班的編制雖然也是名存實亡。但是，轎夫班的轎夫和轎夫班的建制還是存在的，後來，老先生過世，老夫人身體因腳傷痼疾復發，在士林官邸上下樓也是由轎夫班的人負責擡上擡下。轎夫班的轎夫固然平日是在內務科的清潔班工作，但是也有因爲個人際遇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待遇。

最典型的例子，大概就是孔令偉的副官劉副官。在大陸時代，他是老先生的轎夫，到了臺灣，還當過一陣子的轎夫。後來，孔令偉和她的父母來到臺灣，孔令偉對這位魁梧有力的轎夫印象不錯，就向宋美齡要人，宋美齡是對孔令偉言聽計從的，就答應了她的請求，把這位劉姓轎夫調到孔令偉的身邊，做她的專任貼身副官，這是在蔣氏家族之外，少數幾個有貼身副官的人，可見宋美齡對她的重視和寵愛。

孔令偉對劉副官的信賴，可以從一件事情看出來。孔令偉和宋美齡一樣，喜歡在早上起床後，請人爲她做全身按摩，宋美齡是請一位女副官爲她做按摩，而孔令偉則是叫這位魁梧有力的劉副官，爲她做全身按摩，從這裏也可以想見孔令偉對他的信任。在她身邊服務多年，劉副官也從她那兒得到一些好處，這是孔二小姐寬厚的一面。

蔣介石出巡

士林官邸的侍衛系統，沿襲了自大陸南京和重慶時期的侍衛系統，但是，爲了配合臺灣的特殊情況，也做了一些改變。

在編制上，士林官邸侍衛系統的體系是這樣的：士林官邸的安全最高指揮官，是侍衛長，他的職銜是中將銜。其下有兩位副侍衛長，中將或少將軍銜。在侍衛長的統領下，官邸侍衛系統又分爲兩組，其一是最核心的內衛組，設主任一名，下轄內衛組和侍從組；其二是外衛組，設主任一名，下轄有警務組、警官隊、警安組，並且可以指揮外衛憲警人員，執行保衛蔣宋夫婦安全的任務。

從蔣宋夫婦出巡時，侍衛人員和官邸內務科工作人員，忙得人仰馬翻的情況，可以想見蔣“總統”出遊，其實和清朝乾隆爺下江南的盛況相去不遠，而安全保障和各種生活起居雜務更是繁複。蔣宋夫婦若同時出巡的話，他們的車隊規模稱得上是十分浩大的。在60年代，老先生夫婦的座車，已經換成各種型號的美國豪華凱迪拉克大型座車，從安全保障的角度，老先生的車隊，可說完全是一支密不透風的鋼鐵隊伍。

“總統”車隊，基本上第一輛是先導車，是一部凱迪拉克五人座的豪華轎車。第二輛車是“總統”和夫人的座車，是七人座的凱迪拉克，前座右側坐著座車侍衛官，負責幫老先生夫婦開車門，所謂座車侍衛官，其實就是老先生的侍衛官。第三部車是所謂的“隨一車”，就是第一輛隨行的工作人員座車，裏面坐著夫人的侍衛官，還有“總統”的副侍衛長或者是內衛組主任，當車隊指揮官。他的後座，右側坐著“總統”的侍衛長，中間的位子，坐“總統”的隨從副官，左邊是侍從醫官；“隨一車”基本上是爲了預防“總統”座車損壞抛錨時，可以立刻替換“總統”座車而準備的備用車，因而，這輛車的清潔和車況，都經常保持在最佳狀態，以備不時之需。第四部車是所謂的“隨二車”，和隨一車相同也是凱迪拉克七人座車。坐在車頭右側的，是內衛組組長。第五部車供武官和秘書及一些不擔任警衛工作的人員乘坐。總計跟隨老先生的核心侍衛人員，除了侍衛長和副侍衛長以外，至少還有六位以上侍衛人員隨行。如果再加上週邊的軍警，少說也出動了100人以上的警衛人力；如果再加上臨時動員的各個情報單位的人力，出動的人數更是難以估算。

別以爲這樣的五輛車隊，就是蔣宋夫婦的出巡車隊，事實上，陪同“總統”出巡的車隊和相關人員，絕對不只此數。因爲，早在老先生夫婦從士林或是陽明山官邸出發前24小時，官邸內務科的先遣人員已經先搭公務車輛，到達目的地，打理好諸如用膳、衣著、住處雜務、娛樂消遣及一切想到的任何問題。

有時候，假使是要到南部去度假，因爲路途比較遙遠，老先生坐長途車比較累，就會改搭專機，“總統”專機原則上只由侍衛長和侍衛人員及少數一些隨從人員跟上去，像內務科的一些人員，算是先遣人員，所以也是搭乘先遣飛機，先到達目的地，把一切必須處理好的事情先做好，然後在原地等候老先生及夫人的大駕光臨。至於，維護安全的官邸警安組人員，則是先到目的地的警察局，成立所謂的“聯合勤務指揮所”，以官邸的警安組組長爲指揮官，指揮當地的軍憲警人員，統籌執行保護老先生安全的一切任務。

到臺灣中南部出遊，即便是搭專機，“總統”的座車還是不能少。爲此，我們必須提早將老先生乘坐的豪華座車，先行用火車咚偷侥康牡兀�供老先生夫婦到達以後使用。當然，像前面講過的轎子，若是地形比較陡峭而且沒有公路可以到達的地方，只好準備轎子，讓老先生去尋幽攬勝。

蔣介石有時候出巡也不見得就是到外地去遊歷。記得1953年，陪他去馬祖視察軍情，那天海峽的風浪特別大，他搭“陽字”號驅逐艦到馬祖，艦長的座艙作爲他的寢室，官邸對船上的伙食還不放心，特地帶來官邸的廚師，到艦上廚房烹飪給老先生吃。

那一次，我記得老先生他們已經上了馬祖岸上，我們則是搭了一艘編號104，噸位不過幾百噸的“江字型大小”軍艦，在馬祖外海巡弋護航。上面的意思主要是怕共產黨得到老先生上馬祖的情報，突然派出大批作戰艦艇，來突襲老先生一行，這在當時是臺灣國民黨當局神經最緊張的防範。

因爲上面有這樣的考慮，官邸侍衛人員便分爲兩部分，一部分的侍衛人員隨護“總統”上岸，我們幾個人留在那艘“江字”號軍艦上。誰知道那天的浪頭特別大，老先生要在馬祖過夜，我們那艘“江字型大小”就在馬祖沿海警戒，隨浪浮沈。因爲船小，顛簸得實在太厲害，許多同仁不習慣這樣的海上行船，不少人已經倒臥船上，有的甚至連肚裏黃水都嘔了出來，還是不住地反胃，搞得兵疲馬困，可是基於職務，我們還是得在這艘小軍艦上巡邏待命。

所幸，我是不暈船的，同仁在底艙休息，我就爬上軍艦的指揮臺上，和那艘兵艦的艦長聊天，度過一個漫漫長夜。這艘兵艦剛剛從美國人那邊接收過來，所以兵艦上面有不少美軍留下來的剩餘物資，像罐頭什麽的，艦長請客，大家飽餐一頓，我在那座由帆布圍繞的指揮臺上，過了一個愉快的夜晚，這算是我們侍衛人員苦中作樂的一種形態吧！

事實上，我多年來和老先生走南跑北，已經領悟出一些必須苦中作樂的哲學，否則在繁重的隨扈任務中，早就精神崩潰了。

第七章：宋美齡的官邸生活

大陸時期的宋美齡，豔光四射、風儀萬千，無論是文采、能力，以及外交手腕，都屈指可數；加之，她又是中國兩大財團孔宋世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可說要風有風、要雨有雨；然而，孔宋兩大家族在抗戰勝利後，固然受到當時國內許多人士的指摘，宋美齡依舊是蔣介石除了蔣經國以外，最倚重的親人。

一窺宋美齡的“廬山真面目”

我所瞭解的宋美齡，是一個洋化、強悍、好享受、愛權力的貴夫人。我想，我說的這些看法，大概可以從她的日常生活和一些較爲代表性的事件，作爲具體的例證。

宋美齡和許多當年在十裏洋場待過的人一樣，都是過慣夜生活的人。因爲習慣了通宵達旦、歌台舞榭的年輕時代的生活，到了老年，她的習慣還是沒有什麽大的改變，依舊保持晚睡晚起的作息。早上，大概老先生都已經起床五六個鐘頭了，宋美齡才從夢中醒來。她在醒來後，是不直接起床的，大概總是要躺在床榻上一陣子，先讓她的女副官郭素梅爲她做腿部按摩。做完按摩，她才慢條斯理地起床，穿上晨袍，在書房的盥洗室盥洗，然後再自己化化妝。

講到化妝，宋美齡一向是不假手他人的，即使是副官也不麻煩她們，最主要的原因是宋美齡大概不太希望別人見到她的“廬山真面目”，在老先生身邊許多年來，我照拂老先生私人生活那麽久，卻沒見過幾次卸下妝的宋美齡，可見她善於掩飾自己的真面目。

記得有天晚上，在老先生的房裏，照顧他老先生，這時，我不經意地回頭一瞥，一個像是鬼魅般的人影，嚇了我一大跳，仔細定睛一瞧，才知道是卸下妝的宋美齡。卸下妝的她，臉色泛黃、皮膚粗糙，真和化了妝的她，相差十萬八千里。我們當然不會想到一個平日雍容華貴的貴夫人，在沒有化妝品的烘托時，竟會完全判若兩人。

宋美齡獨特的養身之道

宋美齡非常重視身材和容貌的保養，是官邸公開的秘密。早年，宋美齡的皮膚很容易過敏，病情最嚴重的時候，甚至是吃了一點海鮮或是沾上一些花粉，就會全身皮膚紅腫，非常難受；後來，她經過一陣子的治療，才慢慢痊愈，以後我們就不曾聽說她的皮膚再有過敏的情形。

她的副官郭女士有一項任務，就是幫宋美齡拔白頭發。宋美齡十分討厭白頭發，只要自己化妝時，發現頭上有白頭發，便非要將其除去而後快，所以，我們經常可以看見郭副官在幫她拔白髮。

除了容貌上，宋美齡儘量要依賴化妝品去彌補一些先天的缺點，她對自己身材的保養更是格外重視。她幾乎每天都會用磅秤量自己體重，只要發覺自己的體重稍微重了些，她的功能表馬上隨之更改，立刻改吃一些青菜沙拉，不吃任何葷的食物；假如，體重在她的標準以內的話，她有時會吃一塊牛排。

當然，有時候，她基於保持身材苗條，難免會有一些違反醫學原則的方式，讓外人看起來似乎爲了身材可以犧牲一切。例如，早年，她爲了維持身材，還經常吸煙，她習慣抽涼煙。蔣老先生是不喜聞到煙味的人，更不允許人們在他面前吸煙，所以，老夫人爲了尊重老先生，通常抽煙的時候，一定在自己書房裏邊抽，不會到房外吸煙。這個爲身材而抽煙的習慣大概只維繫了幾年，老夫人也許也覺得這個方法有些捨本逐末，後來就戒掉這個減肥方法，再也沒見她抽過煙。

在吃的方面，宋美齡講求精致，但是，在官邸做客的話，大概沒有人不怕她奉菜的。就以蔣緯國來說，他就對老夫人夾菜給他感到非常“痛苦”，因爲老夫人自己爲了保持美好身材，本人吃得很少，她就拼命夾菜給緯國先生。通常官邸若有老夫人在的場合，家宴或對外宴客，常常吃西餐或中餐。官邸聚餐比較考究，每位面前放一個大盤子，進餐時，只見宋美齡不斷在席間給緯國先生夾菜吃，明明他已經吃飽了，可是宋美齡還是不停給他夾菜，夾了幾次，緯國將軍已肚腸飽脹，再也吃不下了，可已經夾在面前的菜肴非把它吃完不可，這是他一向的習慣，絕不浪費；所以他經常開玩笑，在士林官邸吃飯，從來沒有不吃撐肚皮的。

吃的東西不多，可是特別精致是宋美齡最爲講求的原則。

小氣的“第一夫人”

常有人說，宋美齡自幼就喜歡吃糖，這個習慣即使到了老年，還是不改舊習。這大概是誤傳的結果，事實上我很少看到她吃巧克力糖。但外面愛拍她馬屁的人比比皆是，聽說她喜歡吃糖，自然投其所好，送禮總是送些當時臺灣還不多見的外國進口巧克力。士林官邸的特大號冰箱，經常是塞滿了各式各樣的巧克力，有時候，別人送的糖根本來不及吃，擺得一整個冰箱都是巧克力。

有的巧克力，一方面是老夫人沒有來得及吃，一方面也實在是太多了，根本吃不完，放在冰箱內幾年都沒動過，最後發現的時候有的都已經黏成一團了，已然不能食用，她卻像是對下人多大的恩寵似的：“這些糖你們拿去吃吧！”試想，有誰會去吃她的快發黴的巧克力？

另外還有好幾次，記得是過耶誕節的時候，她吩咐我們從官邸送一些水果蛋糕去給華興育幼院的小朋友們吃。可是，我們很清楚，這些蛋糕有些都已經放在冰庫裏邊好久了。甚至有幾次過耶誕節，她叫我們從大冰箱裏，搬出一些去年用白蘭地酒製作的聖誕蛋糕，給華興或是振興育幼院的院童送過去，有時候也送些糖果去給院童吃。可是，通常她總是把最精致的東西留給自己吃，普通的東西才給育幼院的兒童吃。

因而，官邸就有人私下批評她實在太小氣了些，自己都已經一大把年紀了，還和小孩子搶糖果吃，連好一點的都不捨得拿給孩子們享用。

蔣夫人的旗袍世界第一

宋美齡衣櫥內的旗袍件數，大概現今的吉尼斯世界紀錄無人出其右者。宋美齡的旗袍件數多，和有一個勤奮的裁縫師傅，有著相當密切的關聯。這位裁縫師傅叫張瑞香，是一位男性的裁縫師。在大陸時期，張瑞香就跟在宋美齡身邊，寸步不離，幾次宋美齡到美國去，都還帶著這位御用裁縫，可見他受寵愛的程度。

張瑞香所以受到宋美齡那樣愛護的原因，無非是手工細巧、忠心耿耿。張瑞香有好幾次，人已經生了重病都躺在床上了，還是不顧自身健康，繼續爲宋美齡做旗袍。因爲張瑞香幾乎每天都在不停趕工，爲宋美齡製作旗袍，所以，他一個裁縫師傅，大約每兩三天就可以做好一件旗袍，做好以後，張瑞香就喜滋滋地把新旗袍捧到老夫人面前邀功。也不知道是宋美齡不喜歡穿新衣服，還是她只喜愛用純欣賞的方式，去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大凡張瑞香拿給她看的旗袍，她只是大略看一眼，就命人拿到自己的衣櫥裏妥爲保管，然後便再也沒見她穿過，因而，宋美齡的旗袍大概穿來穿去，總是那幾套，不會有太多的更換。

我們內務科的人都很清楚，張瑞香是除了過年除夕那天休息一天以外，一年有364天，幾乎無時無刻不在做衣服，而且只爲宋美齡一個人做；加上一些大小官太太們爲了投其所好，送老夫人的東西多半有衣料，這些綾羅綢緞，就夠張瑞香一年忙到頭。大小官員送得愈多，張瑞香的旗袍便做得愈多，宋美齡的超大型衣櫃，便成爲世界最大的旗袍儲藏室。

張瑞香爲人甚是客氣，平日省吃儉用，把宋美齡給他的犒賞費，全部交給老婆管理，自己克己甚嚴。後來，他們家在陽明山中國大飯店的對面買了一間房子，太太就做點小生意，一家也過得不錯。因爲對宋美齡過於忠心，甚至到他死前，他的口中還念念有詞，對不起老夫人，因爲還有旗袍沒有做完哩！

學畫

下午，是宋美齡的藝文時間。她最早是喜歡畫畫，當然是以國畫爲主。爲了伺候她學畫畫，官邸特地延聘了當時最知名的黃君璧和鄭曼青兩位名家，作爲宋美齡的國畫老師，這大概是老夫人60年代初期，最主要的生活消遣。

那時，幾乎每天下午，官邸都要派車去接黃君璧或是鄭曼青。這兩位大師對宋美齡當然是竭盡所能地傾囊相授。最早，老夫人的畫作功力還很薄弱的時候，所有由老夫人落款署名的畫作，大抵都是這兩位大師的傑作，當然一些比較簡單的線條是由老夫人自己畫的，其他的主要結構，則是由老師去完成。

不過，宋美齡在畫畫上的天賦似乎真的非常敏銳，只學了一陣子，可說已經卓然有成，並且頗有大家氣勢，這是不可否認的。

宋美齡的收藏機密

1991年，宋美齡離開臺灣赴美國定居，這個消息引起臺灣島內一陣譁然，人們議論的重點是她究竟從士林官邸帶了哪些金銀珠寶去了美國。我記得當時有一種說法是：“香港有九七回歸，宋美齡有九七大件。”

然而，根據我們同仁們的推估，宋美齡應該帶走不只97箱寶貝，她至少帶了一百多箱的東西離開臺灣，當然這裏面也有一部分是隨員們的行李。就因爲她和隨員一行帶走了那麽多的物品，難免引起外界的極度關切，一時之間猜測紛紜，然而卻也莫衷一是，不知孰是孰非。

在國民黨的卸喙賳T當中，當然不乏耿介之士，但國民黨的送禮文化是國際知名的，尤其是在早年臺灣一黨獨大的強人時代，更是如此。宋美齡既是“第一夫人”，巴結諂媚者自是比比皆是。所以，這些人最直接的方式自然就是送禮。

宋美齡的書房旁邊，有一間儲藏室，專門存放一些大小官員孝敬她的寶物，大凡她比較值錢的東西全部儲存在這個小房間裏，稍微次級一點的禮物或是過時的禮品，她就差人把東西搬到官邸隔鄰的一棟平房式建築的倉庫裏面去。

早年一些老一輩的侍從人員最常講的一個笑話，就是蔣老先生和夫人爭執的事情。話說抗戰勝利的那段日子，他們夫婦的感情生活各行其是，宋美齡只要和老先生鬧彆扭，就索性往上海一躲，住在上海官邸，不去理會老先生。有時候老先生在南京黃埔路官邸等急了，就打長途電話到上海催駕，無奈宋美齡硬是不買老先生的賬，怎麽勸都不去理會老先生的勸解。有時候，老先生實在給她逼急了，只好低三下四地低聲說道：“DARLING!親愛的！無論如何都請趕快回來，你再不回來，傭人們都要造反了，快回來！”就這樣子三催四請，才把宋美齡好說歹說勸了回來。可是，過沒多久，宋美齡又爲了別的事情，和老先生意見相左，不管是爲什麽事情，最後投降的八成仍是老先生自己，所以，儘管老先生曾經一度是全中國的“主人翁”，統領中國，但最後屈服的還是他。

第八章：蔣介石難熬的最後五年

向來注重養生之道的蔣介石，60年代末期一場車禍之後，身體日漸衰弱。而大陸取代臺灣進入聯合國，他昔日的“反共友人”尼克松訪問北京，國際形勢對他日益不利，使他頗有時不我與之歎……

陽明山車禍事件

1969年7月間，蔣宋夫婦與往年一樣，到了夏天就從士林官邸搬到陽明山官邸避暑。這一年也不例外，可是，這一次的避暑之行，卻是老先生這一生，最不愉快的一次避暑。

“總統”的車隊出巡，通常沿途都有非常周密的安全部署，固然，侍衛人員的目標是任何時候都必須是零缺點。可是，侍衛人員畢竟不是神，確實，以那次陽明山發生的不幸事件來看，即使是神恐怕也是始料未及的。

陽明山的仰德大道等於是爲了“總統”經常上山下山便利，才由臺北市政府和陽明山管理局撥款興建的。在路況的品質上，仰德大道除了山勢陡峭的主觀因素是無法改變的之外，可堪稱是當時臺北市郊最高級的一條道路了。可是，車禍還是發生了，這如果不是鬼使神差，實在就找不到任何理由來解釋了。

那是一個晴朗的下午，“總統”車隊從士林方向要回到草山官邸，當車隊快速經過仰德大道嶺頭附近的彎道時，前導車司機發現前面有一部要下山的公路局班車，停靠在前面的站牌前下客。前導車因爲剛轉彎，所以沒有看清楚這部公路班車的後方有沒有來車，這時，突然有一部吉普車從公路班車的後面，猛然超車，並且沒有減速，便直接往下沖，前導車發現情況緊急，假如不馬上煞車，很可能就要和那部吉普車撞個正著，於是，立刻緊急煞車。

前導車這樣的處置是別無選擇的，否則就要和那輛軍用吉普車迎面相撞，可是，就在那關鍵性的一秒鐘時間裏，後面的“總統”座車卻來不及反應，座車司機也根本還來不及踩煞車，就猛力撞上了前面的前導車的車尾，緊跟在後面的“隨一車”幸好沒有跟著撞上來，否則後果更不堪想像。可是“總統”座車已經發生了不可收拾的後果。

在撞擊的那一刹那，衝擊力非常劇烈，老先生當時手上還握著拐杖，撞擊的那一瞬間，老先生身體猛然往前沖去，整個人撞到前面的玻璃隔板上，他的胸部當場受到嚴重撞傷，劇烈的衝撞力讓他連陰囊都撞腫了，假牙也在撞擊的刹那，從口中被撞出來。

老夫人宋美齡坐在老先生的左側，受到同樣程度的撞擊，在她往前沖的那一瞬間，雙腿撞到前面的玻璃隔板，老夫人當場痛入骨髓，厲聲叫喊。車禍發生後，現場一片慌亂，侍衛人員忙著把蔣宋夫婦立刻送到醫院急救，副侍衛長孔令晟立刻報告了老先生的長公子蔣經國，並且一邊急著找尋那輛闖禍後逃之夭夭的吉普車。陽明山，乃至整個臺北徽衷谝黄�驚恐不安的情緒之中，蔣經國給情治當局的指示是，無論如何也要設法找到肇事車輛，查明真相。至於釀成追撞事故的座車司機，老先生並未深責，他也未受任何處分。

陽明山發生“總統”座車車禍事件當天，我那時在中央黨部值班。那天晚上，我見到臺北市內憲兵和警察的車輛到處賓士，心裏還一直納悶，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情？到了第二天，中央黨部秘書長張寶樹從韓國返回臺灣，交代下屬送兩盆從韓國帶回的牡丹到草山官邸呈獻給總裁，我才知道老先生夫婦出事了，難怪昨天一整晚中山北路一路，都有憲兵在沿路盤查過往的軍車。

有關方面追查一整天，可是卻什麽線索都查不到，這一點，讓蔣經國十分惱火，他交代情報單位不管有多難查，務必要查個水落石出。有關方面當然清楚這宗車禍事件在沒有查到闖禍軍車之前，絕對不能像一般老百姓的車禍事件那樣，草草結案。

“聯指部”、“憲兵司令部”調查組和警方等單位，成立了專案小組，上面的決心是務必要抓到導致座車車禍的軍車司機，才可以罷休。據後來得知，座車車禍事件，整整追查了好幾個月，最後才發現肇禍的車輛，原來是一名陸軍師長的專用吉普車，臺灣有關當局得知查到肇禍車輛以後，立刻做了最明快的處理：予以撤職處分。

據查證，這位肇事師長在當天，剛巧是在一項軍事會議結束後，急急忙忙叫司機開車下山，沒想到陰錯陽差，發生了這麽一件不幸的車禍。

這位師長在闖禍當時，也知道那一隊車隊來頭必然不小，可是哪知道會是蔣宋夫婦座車，更沒想到會讓蔣宋夫婦受到那樣嚴重的傷害。在事情發生後，這位師長和吉普車司機因爲畏懼追查，曾經刻意躲了一陣子，可是沒有想到還是給查了出來。

後來，這位少將師長就因爲知情不報，被當局以“傷害最高領袖”的罪名，撤職查辦，斷送了自己的前程；當天開車的吉普車司機也按軍法判刑。

不論這兩個肇事者被當局判了多嚴重的刑罰，畢竟已然造成對老先生夫婦的傷害。我記得有一次，老先生在事後接見一位老將領時，他也承認：“自從這次陽明山車禍事件之後，我的身體受到很大的影響，不但腿不行了，身體也不行了。”宋美齡的腿部也受到相當的創傷，一直到她晚年，她每逢冬天，雙腿都會不適，這就是陽明山車禍給她留下的後遺症。

原本，蔣先生身體是十分硬朗的，一年四季，大概只有幾次感冒的幾率，然而，在這次車禍不幸之後，老先生的身體出現了惡化的警訊。其中，心臟擴大，是他爾後身體健康的致命傷害。

肛門受傷事件

1971年11月間某日，我們隨扈蔣介石到高雄澄清湖。這天中午，他突然想要如廁，於是，他依照慣例，就叫當天值班的正班貼身副官，隨侍一旁，那天的隨侍副官是錢副官。

那時，蔣“總統”的身體機能已經不像往常那樣健朗，大便時經常有便秘情形，有時必須借助甘油球，來軟化大便。那天中午，老先生解手解了半天，大概覺得肛門不適，就命令錢副官，拿甘油球爲他潤一潤肛門。這天，錢副官也不知是沒睡好覺，還是做事心不在焉，一連插了兩個甘油球進入老先生的肛門，但老先生還是解不出大便，心裏直犯嘀咕，立即通知侍衛叫我上樓。值班侍衛急急忙忙跑來找我，說：“快！快！翁副官，老先生叫你去！”我當時是空班，正在中午休息時間，根本不知道是怎麽一回事，也還來不及問侍衛人員到底是什麽急事，就三步並作兩步，跑到老先生的洗手間，一探究竟。

我趨前一看，簡直被嚇了一大跳，整個馬桶全是鮮血。老先生也不知所措，他有點焦急地對我說：“你快點幫我看看，怎麽回事？錢副官跟我塞了兩個甘油球到肛門裏面，可是大便依舊沒有解出來，你快看看！”我低下身去，仔細打量他的肛門，發現錢副官剛剛爲老先生塞的那兩個甘油球，根本沒有塞到肛門裏去，而是塞到肛門旁邊肌肉裏去了，把肛門的肌肉都插破了，豈有不流血的道理。

我當機立斷，立刻通知醫官，趕快來做急救，醫官很快就趕到現場，發現老先生肛門的肌肉已經被甘油侵蝕，有開始潰爛的現象，翌日急電“榮總”直腸外科主任杜聖楷爲老先生灾危�總算止住流血。可是接下來的治療工作，可以說是曠日持久，整整治療了一個多月，肛門傷口才算慢慢痊愈。

經國先生第二天才接到報告，匆匆從臺北趕到高雄。到達高雄，蔣經國顯得很不高興，他心裏對侍衛長孔令晟沒有立即向他報告此一意外事件，非常不諒解。當時蔣介石十分震怒，當即交代侍衛長，只說了一句：“把他給我關起來！”蔣經國就這麽告訴孔令晟侍衛長說：“把錢副官送軍法處分！”

孔令晟還是相當理智，他向“總統”報告：“在官邸有個不錯的禁閉室，可以暫時把他關在那裏；如此，這件事才可以不致外泄，這樣既達到了處分的目的，而且又不會泄密，不是一舉兩得嗎？”而事後才向經國先生、緯國先生報告，他們心中相當不悅。老先生聽孔令晟講得有道理，就依他的計策行事，立刻下命令把錢副官關押在禁閉室，開始了他爲期將近五年的牢獄生涯。

蔣介石去世後，錢副官的境遇受到有關部門人士的同情，最後經多方的求情，老夫人才同意釋放他。當時錢副官的一時大意，確實也使得蔣介石的身體受到相當程度的影響，記得老夫人宋美齡，就不只一次地責駡錢副官：“就是你這個錢副官，老先生的身體就是你給拖垮的！你是罪魁禍首！”老先生自從肛門受傷，身體一直不佳，而且經常出現便秘情況。

肛門的肌肉畢竟是全身相當敏感的一個部分，這個部位肌肉若是潰爛，不但很難治療，而且特別是疼痛難耐，所以，每次醫官來爲老先生上藥，我在一旁觀看和協助，發現老先生不但不叫疼，連哼都不哼一聲，從這裏可以知道老先生的忍耐精神，尤其是他和醫生間的配合，更是合作無間，一點都不打折扣。所以，在官邸醫官的眼光，老先生是最標準的病人，叫他吃藥就吃藥，要他打針就打針，絕對不會對醫生的灾畏绞接兴�怨言，或者有不合作的情況。這一點，就一個威嚴老人的角度，確實令人由衷敬佩，讓我到現在都印象猶新。

老先生的身體，是不是錢副官的粗心大意直接造成的，這純屬醫學上的問題，見仁見智，沒有什麽定見。但是，那次錢副官塞甘油導致老先生肛門嚴重外傷的事件，確實讓老先生受了一個多月的皮肉之苦，因爲受傷的部位是在肛門，所以，整整一個多月，老先生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躺在床上，也只能俯臥，夜晚睡覺也不能翻身，真是苦頭十足。

血！血！血！

1971年春天，老先生有一次在小便時，發現小便竟然尿出血來了！當時高齡已經85歲的他，神情大爲緊張，立刻要我們叫醫官來查個明白，醫官很清楚這是怎麽回事。原來，這是蔣老先生以前開攝護腺手術後，造成的後遺症。

攝護腺手術在當時已經不是什麽了不起的大手術，那時，蔣宋夫婦大概是迷信遠來的和尚會念經，是請美國醫生開的刀。因爲當時他攝護腺的病情並不嚴重，所以，外國醫生是用電療的方式，把他攝護腺有問題的部位，用電燒的方法處理。沒想到手術後的第二年春天，老先生某次上洗手間時，發現小便裏夾雜了不少小血塊，一時之間，他真是錯愕驚疑、方寸大亂，在他的心裏，投下巨大的恐怖陰影。

醫生給他的解釋是說，這應該是手術後的“正常”現象，因爲，電療結疤後，如果沒有處理好，多半會有這樣的習慣性出血情況發生。這種小便出血的事件經我細細觀察老先生的神情，他顯得十分沮喪失志，連散步也都沒有什麽精神，也很少再看到有一絲笑容。

從此，官邸洗手間內就開始擺幾個空的瓶子，只要蔣介石發現小便有暗紅色的小血塊從尿道流出，就吩咐我們趕快拿瓶子過去接血尿，我們可以明顯地看見他的臉龐是那樣的驚恐失望、黯淡無光，以前那個威儀棣棣的威權統治強人，如今完全變了另外一個人，他內心充滿焦慮、恐慌和對生命的了無信心，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麽更可怖的事情。

像女人月信似的小便出血現象，持續了一段時間，以後一直到他死亡前，每年春天，都會好一陣子出現小便出血的現象。只要出一次血，老先生就會緊張個半死。可是，醫生們似乎習以爲常，不把他的小便出血當作什麽了不得的事情。有一天，我當班站在他的後面服侍他小便，忽然見他臉色大變，我知道八成又是尿血了，就趕忙拿一隻尿瓶給他，他兩手顫顫巍巍地接著血尿，接完後，臉色如土地急聲命令我：“快！快！你把這瓶血尿拿給醫官檢查看看，到底裏面有幾個紅血球？”

老先生既然氣急敗壞，我當然也是十萬火急地將這瓶血尿趕快拿到醫官的手上，沒想到那位醫官卻說：“這種毛病是沒辦法根治的，檢查什麽紅血球？你把它拿去廁所倒掉吧！不用化驗了！”我只好無奈地把那瓶血尿傾倒在廁所馬桶裏。沒多久，老先生非常緊張地叫來那位醫官，十分慎重地問他：“我的尿裏到底有多少個紅血球？”醫官卻毫不遲疑地說：“報告總統，大概五六個吧！沒有問題的，這是正常現象！”

其實，蔣介石哪里懂得什麽紅血球的單位，醫官也不是故意要欺騙他，而是他有時候太過緊張，搞到自己嚇自己的地步，醫官是要緩和他的情緒，才隨便敷衍他的。儘管如此，老先生對自己排尿會有血，依然是耿耿於懷，十分介意，可是醫生卻對這樣的手術後遺症束手無策，只有任憑它每年復發一次。而年紀大的人畢竟比較怕死，尤其怕見血，老先生亦是如此，每次見血，他的精神就更加困頓萎靡，對自己身體健康失去信心。

無獨有偶，自從他開始尿血，整個身體機能也比以前差了很多，此後，他就經常罹患感冒，而且間隔很頻繁，我們明顯發現他的疾病抵抗力已經衰退。

凶兆

1971年，老先生尿血剛剛緩和，有一天，我在當班時，發現了老先生一個新的病兆。我發現老先生沒走幾步路就氣喘如牛，而且，他在呼吸時，舌頭不斷往外伸，似乎有些呼吸不順，講話時舌頭顯得有些硬，變得口齒不清。我立刻把這個情況向醫官熊丸報告，熊醫官得到我的報告，立刻爲老先生做檢查，他的檢查結論是：“老先生可能是血管硬化，但是問題不大，至於呼吸的時候會把舌頭吐出來，是代表肺部缺氧。”

熊醫官還當面嘉獎我一番：“翁元做這個反映很好，以後希望副官人員見到老先生身體有任何小問題，都請隨時告訴我們。”

此後，蔣介石的四肢反應呈現愈來愈退化的現象。比如，雙手會發抖，連他爲自己點眼藥，雙手都抖個不停，剪指甲手也是抖得厲害，後來沒辦法，這些需要雙手穩定來做的工作，都由我代勞了。

1972年春天，他和夫人到日月潭度假，住在涵碧樓招待所，那次又發生了另一個意外插曲，讓我們貼身副官大爲緊張。

涵碧樓招待所老先生住的房間，和老夫人的房間是緊挨在一起的，我們之前已經得到指示，因爲老先生身體已有老化現象，所以，只要他起身活動，一定要有一個貼身副官緊跟在後，以防他有腳步不穩的情況發生。所謂的老化，無非是指他血管老化的問題，因而四肢機能明顯有退化迹象。

有一天，老先生穿過夫人宋美齡書房正要往屋外走來，副官人員遠遠看見他走過來，就立刻要過去隨侍。誰料想，因爲夫人臥房就在一旁，副官人員爲了怕驚擾夫人的隱私，只好繞過一個回廊，快步跑到老先生跟前，可是，在副官人員還來不及跑到他的面前時，老先生忽然一個踉蹌，跌倒在地上，這下子立刻驚動了夫人，她大驚失色地走出房門，大叫：“是怎麽搞的！怎麽可以讓總統摔倒呢？副官在幹什麽？”在宋美齡的嚴詞詰問下，沒有一個副官敢答腔。這時，被副官人員扶起來的老先生一面喘著氣，一面說：“這不是他們的錯，是我自己不小心，沒事！沒事！”

蔣介石嘴裏直喊著沒事，可是，宋美齡不那麽想，她餘氣未消地說：“以後不要管我是不是在房裏，只要先生一出房門，你們就給我直接過來扶先生！”醫官獲知蔣介石摔跤的消息，也緊張兮兮地跑了過來，爲他做檢查。所幸，沒有任何外傷和骨折的情況發生，可算是虛驚一場。我們從此得到宋美齡的指示：和先生寸步不離！

我跟在他身邊，覺得他的體力實在大不如前，有一次遇到醫官鄧述微，我向他報告老先生身體近況，並且問他原因，他說：“我也沒有辦法，這就是老化。”老先生也對自己身體的江河日下，覺得不可思議，有一次也問鄧述微，鄧醫官答道：“報告總統，這是正常現象，沒有關係！”

鄧述微的用意，很明顯是希望老先生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壓力，然而，老先生的身體狀況，卻仍然沒有改善的趨勢，我們在他身邊服侍，當然非常清楚，例如他散步，以前可以連續走個半個小時不會累，而他現在即使走個十分鐘，就開始喘氣，而且是舌頭伸出來的那種喘氣方式。

因爲蔣介石的病，官邸徽衷谝环N低沈的氣氛當中。

“國家大典”蔣介石受罪

1972年5月20日，是“中華民國”第五任“總統”就職典禮的日子。那時，蔣介石的體力更是衰弱，可是，政治大權豈可輕易拱手讓人，“國家大典”更不能沒有“總統”本人參加，這是官邸人士，尤其是宋美齡的基本看法。爲了不讓“總統”身體欠妥的事實外泄，官邸在就職典禮前夕，想出一個掩飾“總統”病情的方法。

這個方法看來非常簡單，就是在“總統府”大客廳的“總統”及夫人站立的後邊擺上一張沙發椅，典禮當天，貴賓道賀時，就讓蔣“總統”挨著那排沙發椅站著。這樣的設計有一個重要的著眼點，就是爲了預防老先生身體突然撐不下來，遇到這樣的情況時，後面的沙發椅就可以發揮作用。一方面，老先生不致跌倒，不會産生危險；另方面，即使在正常情況下，也可以給老先生做身體的倚靠，不會感到吃力。這套方法，據說是孔令偉孔二小姐想出來的妙法。

爲了防止老先生臨時體力不支，“總統”醫療小組還在會場後方安放了氧氣桶，以便老先生在急需時，可以立刻派上用場。這樣的“總統”就職儀式，恐怕也只有發生在臺灣這樣的地方，世界上有哪一個地區長官、哪一國家首腦的就職儀式有這種情況？在現代社會，這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總統”就職儀式之後，也就是1972年7月20日病發前一天，還有新任“大使”呈遞到任“國書”，那時，也是用這招瞞天過海的方式，在“總統府”的會客室，舉行呈遞“國書”的儀式。

蔣介石突然昏迷

早在1972年6月間，也就是“總統”就職後的次月，“總統”官邸的醫官特別爲蔣先生做了一次全身身體檢查，這項檢查結果出來以後，讓醫官們大爲緊張。從檢查報告上看來，他的心臟已經比前一次檢查時，更爲擴大，如果再不好好調養，他未來的身體健康狀況勢必更加糟糕。

“總統”醫療小組的醫官陳耀翰，看了這份檢查報告，便直接面見老先生。陳醫官很直率地把檢查結果告訴老先生，陳醫官建議他立刻停止一切對外活動半年，在一個完全封閉的環境下，做最清靜的休息。

陳醫官的意思非常清楚，他深知老先生的身體已經到了十分危急的狀況，如果再拖下去，老先生的身體只有愈拖愈糟。但是，陳醫官卻忽略了老先生夫婦的想法。果然，老先生聽到陳醫官的這個休息建議之後，大爲緊張，馬上去向老夫人告知有關的訊息，並且徵詢老夫人的意見。

“陳醫官要我立刻休息半年，你的意思怎麽樣？”蔣介石只是單純徵詢意見，但是，夫人宋美齡的想法和醫官的考慮點顯然大相徑庭，她的主要著眼點是“總統”一旦不在其位，那麽“總統”的職權豈不旁落？蔣家榮耀誰來賡續？她自己崇高的地位是不是也會受到損失呢？而且，在那個強人領政的時代，如果“總統”身體不行，不能履行他的職務，和一般現代國家的領導者因病不能執政，畢竟不可同日而語，如果蔣“總統”身體垮了的消息一旦外泄，豈不是會引起政治不安、人心動蕩嗎？這無論對蔣家或是對臺灣都不是一件小事。

所以，宋美齡心頭不禁對直言的陳耀翰大爲光火，不假思索地說：“不要聽他誇大其詞，你的身體還好得很，爲什麽要休息半年？這簡直是豈有此理！陳醫官太不識大局了，我去找他去！”宋美齡怒氣衝衝，把陳醫官叫到房間，毫不客氣地數落了他一頓。

“你應該對事情有個輕重的觀念，你這樣跑去和先生亂講一通，會影響他的情緒的，這個責任誰負擔得起啊？你這樣只會讓他心裏感受到更大的壓力，你知道嗎？何況他剛剛就任總統，他怎麽可以就這樣休息半年，我們的老百姓會怎麽想啊？先生是絕對不能在這個時候上，休息半年的，這對臺灣政局會有很大的不利影響的，你知不知道？”

從此，只要有任何有關老先生的病情的報告，都要經過宋美齡的允准，才可以對老先生講，宋美齡的理由很簡單：這樣是爲了老先生的心理著想。

醫官的考慮完全是基於蔣“總統”的病情出發，然而他們對夫人宋美齡那摻雜了政治的思考方式，當然也只有默然聽命的份。醫生的預言很快應驗，蔣“總統”的病況的確有了令人憂慮的發展。幾天後，“總統”醫療小組的醫官突然交代我們，從即日開始，要把每天喝多少水、排多少尿，都要一一記錄下來。

我記得那幾天老先生的身體更是每況愈下，稍稍活動一下，就感覺氣喘，喘氣時舌頭還不停伸出來呼吸，這就是典型的缺氧現象。晚上，老先生經常會因爲氣喘不止，覺得胸口氣悶，醫官給的建議是，只要感到氣喘不過來時，就到陽臺外吸幾口新鮮空氣再回去睡覺，醫療小組還開給老先生一種藥片，只要老先生覺得氣悶，就在舌下含一片，後來我們才知道，那是一種心臟病的特效藥，叫“麻地黃”，可以強化心臟和使血管通暢。

可是，受陳耀翰被宋美齡當面指摘的事件的影響，所有的醫官都再也不敢直接向蔣介石面報病情，必須先向宋美齡報告之後，再會商如何向蔣先生解釋病情。當然基於不影響蔣“總統”情緒的考量，透露給他的消息，不外是“沒關係”“多休息”之類和病情沒有太直接關係或是隱瞞實情的話。縱令如此，醫官進出“總統”房間的次數增加了，各種檢查專案也明顯加多。然而，沒有人敢再告訴老先生實情。其實，醫官跑“總統”書房跑得愈勤，就是表示老先生的身體已經到了十分緊張的地步，宋美齡不答應讓老先生休養半年，老先生自己也堅持繼續處理一些比較重要的公務。

可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醫官不斷給宋美齡提出一次比一次嚴重的檢查報告，迫使她不得不做出一些因應之道。

早在老先生發生車禍那年，“總統府”三局就爲他做出了一連串的計劃，特別像是“總統府”內加裝電梯，可以讓“總統”下車後，直通電梯，而電梯到了三樓，只要再走幾步遠，就是他的辦公室。這樣的設計，事實上，已經是很大的權變之策，然而，就一個隨時可能爆發心臟病的老人而言，這樣的辦公室設計實際上已經不具積極意義。

幾經說服，宋美齡也知道了事態的嚴重性，她似乎已經瞭解，假如不立即給蔣老先生更周密的醫藥處置，老先生的病情是相當悲觀的。明白了這一點，宋美齡下令立刻增加了兩位臺灣當時最頂尖的心臟科權威，一個是姜必寧，另一個是李有柄。姜醫生是“榮總”心臟科主任，李有柄則是心臟血管科主任，這兩位權威醫師加入“總統”醫官陣容，其實已經相當程度地顯示了老先生病況的嚴重性。

7月前後，老先生連吃飯都要停頓好幾次，要喘幾分鐘氣，才能夠繼續進食。有幾次，甚至吃到一半，竟然會全部吐出來，這都是心臟病要發作的前兆，醫官們此時更加肯定老先生的病況已呈一觸即發的態勢，“總統”醫官一方面更加小心觀察老先生的病情，一方面準備到海外邀請治療心臟病權威，能夠在最短期間內，儘快找到這方面的適當人選。

當時，臺灣十分缺乏治療心臟病的醫學專家，“總統”官邸醫官幾經討論，推派盧光舜醫官去美國，邀請當時在國際心臟病治療方面，頗負盛名的權威專家余南庚博士，回臺灣來爲蔣“總統”治病。

“總統”官邸醫官所以會有這樣的想法，主要也是希望找到一位可以妙手回春，而且是專家龍頭的權威，爲蔣“總統”找到一個根本治療的方法，儘快治好他的心臟病。當然，醫療小組會去美國“取經＂，主要的壓力來源，除了老先生病情的壓迫感之外，更大的壓力來源，無疑的是來自宋美齡那邊的急切心理，在幾經治療，然而卻仍無起色的情況下，老夫人已經漸漸失去耐心。

在這樣的背景下，官邸醫官除了去海外請“會念經的和尚”外，似乎別無選擇，這便是盧光舜遠涉重洋去美國請余南庚的基本原因。

余南庚，是我國早年留學美國的優秀醫學人才，曾經擔任過美國的心臟醫學學會的會長，是中國留美醫學人才中，少數的頂尖心臟醫學專家，他也是經過“總統”醫官一致公認當年最優秀的心臟醫學權威，如果能夠把他請回臺灣，蔣“總統”的病情應該還存有康復的一線生機，大家有這樣的共識，再經過宋美齡的允准和支援，才決定盡速派遣盧光舜前去美國，延請他回臺灣爲“總統”治病。事不宜遲，幾乎就在和宋美齡開完會的第二天，盧光舜就趕赴美國，希望儘快找到余南庚博士，並且馬上回到臺灣，解老先生心臟病的燃眉之急。

那年的7月19日，盧光舜剛離開臺灣去美國請余南庚，可是，三天後，臺北陽明山中興賓館卻發生了驚天動地、上下大亂的大事。

7月22日，官邸內務科爲歡送即將卸任的侍衛長孔令晟將軍，歡迎即將接任的新任侍衛長鄒堅將軍，於是，就在那天中午，我們舉辦了一個十分簡單的迎新送舊餐會。那個餐會並沒有十分特別的地方，餐會結束後，因爲我已經沒當班，所以，我在餐會結束後，坐林武官的車子下山。林武官和我們交情不惡，我坐他的車子下山後，便回家休息。

第二天，我銷假上班，在上班車的時候，覺得車裏的氣氛有異，怎麽大家都是一副人心惶惶的樣子，不知道是出了什麽大事，一問之下，才曉得是蔣“總統”突然在22日的下午昏迷了。

據我事後瞭解，蔣介石昏迷的情況是這樣子的：22日中午，副官照顧他吃中飯，沒有想到他不但胃口不佳，邊吃還邊大口喘氣，吃到一半，因爲反胃，吃進去的東西全部吐了出來。包括姜必甯、李有柄在內的醫官，發現他隨時有發病的可能，然而卻不知道如何有效防治這樣的突發狀況，畢竟，醫生不是上帝，他沒有能力讓每一個病人不藥而愈，更不可能防範所有疾病的發生。

但是，醫官的職責畢竟是在救人，爲了防止老先生的心臟有任何突發情況，恰巧陳耀翰那天上午已經去“榮總”安排關於老先生的住院事宜，誰料到老先生的病情惡化到已經沒有時間讓醫官爲他辦住院的一切事前工作。午睡以後，老先生感覺胸口很氣悶，醫生得知了這個情況，立刻想把他移到他房間的臥榻上休息，可是，當副官正受命要把老先生抱到臥榻上時，他就突然昏厥過去。這時，中興賓館上下一陣混亂，醫官和護士人心惶惶，連開氧氣裝置都弄了老半天，直到陳耀翰被緊急召回官邸後，才在陳醫官的指點下，開啓了氧氣開關，爲老先生接好氧氣管。

乍然之間，大家是手足失措，不知如何是好。盧光舜遠在美國，一時聯絡不上，也不知道他有沒有找到心臟病治療權威余南庚博士，而這裏蔣介石的病情已經等不及，昏迷在床，情況的危急令官邸上下徽衷谝黄�焦慮和絕望之中。

那天當班的熊丸醫官，本來要連夜把老先生送到榮民總醫院第六病房，然而又怕在咚瓦^程中，稍一不慎，會讓心臟病發作的老先生病情弄得無法收拾，所以，斟酌了老半天，沒有人敢下決定把老先生大老遠從陽明山的中興賓館，送到石牌的榮民總醫院，於是，醫生們只好當機立斷，立刻在中興賓館成立了一個老先生的急救站，動員了所有的榮民總醫院的醫生、護士，來回奔波，要把老先生這條在死亡線上徘徊的生命，從陰陽交界處搶救回來。

夫人宋美齡這時發揮她臨危不亂的鎮定精神，指揮若定地命令所有的在場人員，從老先生昏迷的那刻起，停止一切休假，而且，所有的文武服務人員，一律不准和家人聯絡，如果有任何工作人員的家人打電話上山詢問工作人員的去處，一律答以到南部出差公幹數天才會回臺北。所以，那一陣子，有不少醫官或是官邸工作人員的太太都以爲是丈夫失蹤了，後來才知道是老先生病情變生肘腋。老夫人就像一個戰場上的指揮官，指揮所有的官邸人員如何應變急救，而醫生除了要在老先生病榻前忙著監測老先生病情、爲老先生做性命攸關的急救，還要隨時向老夫人報告最新的病情發展。

中興賓館的氣氛空前凝重，23日上午當我回到中興賓館，官邸已處在最緊張的狀態中，我見到老先生的鼻子、嘴巴，只要是有孔的地方都插上了各式各樣的管子，心電圖在滴滴答答地響著。一旁的醫護人員全部像是熱鍋上的螞蟻，忙成一團，一會兒醫療小組的醫官要侍衛人員派車去“榮總”拿藥，一會兒又是要我們幫忙清理床鋪，爲大小便失禁的老先生整理床鋪。

我們幾個貼身副官以車輪戰的方式在老先生病榻前服侍著。說實話，我們是真摯地希望老先生趕快好起來的，可是老先生的病情卻讓人憂心忡忡。

“老先生能不能過這一關，完全看能不能撐過最初的兩個禮拜！”這是醫療小組成員對心臟冠狀動脈病症一種經驗之談。可是大家心裏都有種不祥的預感，醫療小組連續打了幾次電話給到美國的盧光舜，催他趕緊找到余南庚，另方面，老夫人宋美齡在失望傷心之餘，已經做好了爲老先生辦後事的心理準備，甚至連怎麽移靈的步驟都已經預做了安排，以及類比演練。

時間分分秒秒地挨過，大家圍繞在老先生病榻四周，正在危疑絕望之際，有位醫官不經意聽見老先生嘴中似乎在念念有詞，非常吃驚地告訴我：“翁副官！快來聽聽看，老先生好像在說什麽，你應該可以聽出一些什麽來吧！”

在大夥全都一陣茫然的這個節骨眼上，醫官的這個發現，無異是在最黑暗的世界角落，給大家一線曙光。我立刻湊近老先生的嘴巴邊，細細聽著他有如囈語的每一個字……我把自己聽見的毫無保留地告訴在場的每一個人，從大家的表情可以發現，大家的眼眶都已經泛紅微潤。

“總統”六號病房

皇天不負苦心人，盧光舜終於在美國找到享譽中外的余南庚博士，救命如救火，兩人不做任何勾留，立刻火急趕回臺灣，這已是7月27日，距離蔣介石昏迷，已經是三四天了。

世界頂尖的醫生既然已經請了回來，接下來就是要趕快爲蔣“總統”做最妥善的處置，讓他儘快恢復知覺蘇醒過來。余教授的來台，無疑給了“總統”醫療小組最有力的後盾與支援，大家心中原本的那塊巨石都不約而同地放下。余南庚不愧有權威風範，他一到中興賓館後，就檢視了一遍醫療小組爲“總統”做的一些處置，他十分鎮定地說：“你們的處理非常好。”接下來一切的醫療計劃就由他來統籌策劃。

余南庚是個非常有責任心的醫師，來臺灣的日子，我們從來沒見過他有什麽假日，他被安排住在圓山飯店，每天一大早就從圓山趕到蔣“總統”的病榻旁，不僅詳嗉毿模�而且更是全心投入，可說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他回來以後，老先生雖然沒有馬上就蘇醒過來，但是，卻有了相當程度的起色，使得宋美齡和嗅t官對他信心倍增。

經過幾天的全心照料，余教授認爲老先生在陽明山中興賓館治病，顯非萬全之策。第一，這裏距離榮民總醫院至少有半個小時的車程，如果有什麽急要的情況，比如要到“榮總”拿藥，就十分不便。當時，在老先生昏迷之初，官邸特地派了兩部車，並且由兩位侍衛人員專門負責于中興賓館和“榮總”之間，兩地來回跑，有時候還是不很方便，況且有些大型器材，實在搬运不便。

1972年8月5日的深夜，我們奉命做好一切工作，準備把老先生送到榮民總醫院的“總統”專用六號病房。之所以選擇深夜時間，有兩個最重要的考慮，一個是因爲深夜時分，陽明山仰德大道的來往車輛較少，比較容易做局部交通管制；其次，也是爲保密的考量，畢竟，蔣“總統”是台島“獨尊”，如果他得重病而且正準備做心臟大手術的消息一旦外泄，傳到外人或是有心人耳裏，難免要製造一些口實，讓人做“動搖士氣軍心”的不利宣傳。

移床入院行動，在嚴密的部署下，默默進行。5日的晚上大概6點過後，軍警已將陽明山到石牌榮民總醫院沿路全面封鎖，不准任何車輛出入。

爲了讓蔣“總統”在移動的過程中，平順安穩，“總統”醫療小組特地調來一部簇新的大型救護車。這部救護車是當時“三軍總醫院”從國外進口的一部新型車輛，不但設備先進，而且行駛的時候格外平穩，不會有過於晃動的缺點。這部車總醫院根本還沒啓用，就被官邸徵調來作爲老先生的專用救護車。

夜色中，我們小心翼翼用擔架把老先生擡上救護車，戒護的侍衛人員和往常一樣，組成車隊，保護老先生一路上的安全。

8時許，載送老先生的救護車和隨護車隊，從陽明山中興賓館緩緩駛出，我們奉到上級的任務指示，基於老先生是嚴重心臟病的病患，所以，在咚偷倪^程中，絕對不能有一絲的大意或是一點點的顛簸，否則極可能會進一步惡化他的病情。爲了慎重起見，余南庚親自率領醫護人員，隨車一路護送，以防有任何突發狀況發生。

此外，一路上，從前導的開道車，到載送老先生的救護車和隨扈車隊，全部都保持在車速約10公里以下的超低速前進，那樣的速度，真可說是像蝸牛爬行似的。在那條漫漫的仰德大道上，老先生的病榻在深沈的夜色中，緩步向前，短短的十幾公里路，以“總統”車隊平日的行進速度，根本只須十幾二十分鐘，可是這一趟的隨扈竟然花了一個多小時的時間，到晚上9點多鍾，才抵達榮民總醫院的第六病房。當時，“榮總”四周可以說是處在半戒嚴狀態，在一般門圆块T看病的人潮已經退去，去住院部門探病的人們也被支開，必須從另外的門出入；而六病房附近更是十步一崗五步一哨，戒備森嚴，其目的就是不希望“總統”蔣介石住院的消息外泄，以免成爲別人攻訐的口實。

六號病房是當年特地爲老先生而設置的一個特別病房，完全和“榮總”的其他部門隔離，內部的醫療器材可以無止境地添置，如果有任何需要，尚可以從其他醫院借調醫護人才和新裝備器材，供老先生治病之用。事實上，在“總統”身邊人的心目中，只要能夠把老先生的病治好，即使花個幾千萬甚至幾億台幣，那又算得了什麽？所以，在六病房，可以說是要什麽就有什麽，經費非常寬裕。

不但“總統”病房的設備一流，就是在病房陪伴的親人房間，也做了充分準備。老先生住進六病房後，爲了方便放置比較多的醫療器材，我們把病床從病房移到客廳，老夫人和孔令偉各自住一間房，蔣經國則住在病房內的另一間小房間，我們當然是因陋就簡，就在醫療室擺了6張行軍床，連護理臺上也有我們的鋪位，整個六病房的週邊，和老先生去“榮總”做體檢時一樣，也有嚴密的警衛人員24小時警戒，光是所有的警衛人員和車隊人員，就占住了半間的“榮總”餐廳。

雖然人在“榮總”，可是蔣介石吃的特別調製的流質食品和宋美齡等人吃的餐飲全是由士林官邸燒好送去的，而我們則是由“榮總”代辦餐飲，吃在“榮總”，睡也在“榮總”。

在余南庚的領導下，成立了“總統”醫療小組，連同原來的5位醫官，加上6位新任醫官，“總統”醫療小組一共有11位，當然是以心臟科的專家爲主體。從7月22日到8月6日，我們副官整整忙了兩個星期，幾乎是24小時隨侍在側，大家早就忙得精疲力竭。以我來

說，我的牙床在8月初就感覺浮腫疼痛，所以，一到“榮總”的隔天，我就到“榮總”牙科挂號，和醫生約好時間，便立刻去看病，醫生看了看我的牙齒，毫不遲疑地說：“你怎麽了，牙床腫到這樣才來？”我只好苦笑，說大概自己的火氣太大了吧！結果，醫生的詳嗍切枰�立刻拔除以免後患，牙拔了人也比較舒服，可是，照顧蔣老先生的任務卻才剛剛開始。

第九章：蔣介石之死

1972年可以說是蔣介石健康的一個轉捩點，如果不是“總統”醫療小組的全力搶救、官邸上下同心協力的盡心照料，他的年壽不可能會延長到三年後。但是，無可諱言，老先生本身的強韌生命力和堅忍不拔的求生意志，是他能夠從昏迷險境蘇活轉來的重要契機。

“總統”醫療小組

曾經不只一次有外國醫學專家告訴“總統”醫療小組的成員：世界上大概再也找不到一個地區或國家，能像你們這樣，爲了拯救“國家元首”的生命，可以動員全部的人力、物力、財力，即使美國總統恐怕也不可能有像蔣介石這樣近乎像帝王般的醫療照顧。

或許，美國人這些話裏還隱藏著一些別的含意在裏面，可是，如果從正面去設想這句話，應該是毫不誇張的。到臺灣來以後，老先生最信任的兩位醫官，當然首推熊丸和陳耀翰，他們兩位是在1972年“總統”醫療小組成立前，老先生最常諮詢的官邸御醫。

在1972年時，熊丸還兼任中興醫院的院長，但是，所謂的中興醫院院長，其實只是一種便宜行事的做法，熊丸有很大一部分心力，是放在爲“總統”治病的上面，他實際上是“總統”的隨從醫官。至於陳耀翰，他曾任軍醫醫院胸腔內科主任，後來一直在官邸專任隨從醫官，老先生病發以後，熊丸和陳耀翰兩人輪班照顧老先生，兩人對蔣先生可說忠心耿耿，做

出全部的貢獻。

後來，在余南庚主持下，成立了“總統”醫療小組。余南庚由於是客卿的身分，而且他在美國還有教學工作，只能利用休假的時候，暫時回臺灣替蔣介石治病，不可能久留臺灣，所以，這個醫療小組的召集人，是由“國防醫學院”借調來的王師揆負責擔任，王醫師同時也是勞人總醫院神經外科主任。

“總統”醫療小組的醫師是沒有編制限制的，所以，在最鼎盛的時期，“總統”醫療小組的醫生就有13名左右，幾乎比較重要的科別都齊全了，所以有人譏諷，官邸完全成了一間大醫院。這雖是一句嘲諷的話，可是，和實情也相去不遠。光是這個小組的名醫名單，大概就可以羨煞平民百姓。

在小組之下，主要醫官包括：

召集人：

王師揆，專長是神經外科。所謂召集人就是負責實際的醫務工作，並隨時要負責向蔣“總統”或是夫人宋美齡報告病情發展，提供宋夫人決定之參考。

骨科：鄧述微，兼任“三軍總醫院”院長，後來曾任振興複健醫院院長，後因院務理念和孔令偉不合而離開振興。

胸腔外科：盧光舜。

胸腔內科：陳耀翰。

心臟內科：熊丸、姜必甯、李有柄、董玉京。

心臟外科：俞瑞璋。

腎臟科：譚柱光。

麻醉科：王學仕。

新陳代謝科：趙彬宇。

牙科：曾平治。

泌尿外科：鄭不非。

眼科：林和鳴。

官邸對醫師是相當禮遇的，尤其是對專門回國醫治老先生的余南庚，更是禮遇有加，不但讓他住新蓋好的圓山大飯店豪華套房，而且還提供一部凱迪拉克專用轎車，當然，來回機票和一些相對的高報酬亦是難免。余南庚對老先生的病情，實在可以說得上是鞠躬盡瘁、不舍晝夜，幾乎是全天候在看護老先生。

但是，余南庚以外的醫療小組成員，每個人的待遇和境況，便不盡相同了，加上官邸在“總統”病篤之後，大小雜務可以說是大部分掌握在孔二小姐和宋美齡手中，她們有各自的立場和看法，和醫官們專業的立場又有所差異，因而，難免在某些問題上，容易發生爭議的情況。

大體而言，醫療小組的醫官們在醫學界都已有一定的地位和聲望，可是，當他們處在官邸這樣的一個特殊的人際生態環境中，難免有許多格格不入。人說古代御醫難當，可是現代“御”又會好到哪里去呢？

然而可貴的是，不論是官邸工作人員或是醫官，在“總統”病重的那段時間，大家可以說是發揮了高度的吃苦耐勞精神，這就是老一輩的使命感，即使大家的肉體再怎麽疲憊，大家多半是抱著咬牙強忍的心態，希望老先生的身體能夠儘快痊愈。

在醫療設備方面，當時只要是各個軍公醫院，有任何新的進口醫療器材，一定必須先送到榮民總醫院六病房使用；如果需要添置什麽新的器材、藥品，更是由各軍公醫院無止境提供。甚至爲了“總統”長年使用六病房，六病房在使用一段時間後，有關方面又嫌它太小不夠新穎，另外又要“榮總”編列預算，興建一處新的“總統”病房，可惜這個新的大型“總統”病房，還沒落成，老先生就已經病逝。

醫官、副官爲蔣介石掏糞

許多罹患冠狀動脈病變的人，如果遇到昏迷的情況，最初的兩個星期，通常是最具關鍵性的時刻。假如熬不過兩個星期，就只有準備後事。然而，像蔣介石這樣昏迷時間長達半年的，恐怕在一般病史上，是十分罕見的個案，堪稱奇迹。

在這段昏迷的日子，蔣介石身上至少插了三根管子，包括供給氧氣的氧氣管、供給流質食物的胃管和手上的點滴管，就是這些藥物和營養品，在維繫他脆弱的生命。可是，進入“榮總”之後，也就是余南庚博士來台後的這段時間，老先生的各項檢驗報告顯示，已經有日漸好轉的迹象，一切情況慢慢穩定下來。

爲了讓蔣介石的病情穩下來，我們付出了相當可觀的代價，而老先生強烈的求生意志，則更是他得以轉危爲安的主要原因。

但是，蔣介石因長期臥床，已經使得他的肌肉出現了明顯的萎縮狀態，我們守候在一旁的人，早就發覺他的右手首先有了蜷曲的現象，這大概是因爲長期吊打點滴的關係，此外，由於血管硬化，腿部肌肉也有萎縮的情形，所幸，老先生的腸胃一向很好，所以，經過胃管灌食營養流質食物，吸收的狀況十分良好。孔令偉孔二小姐爲蔣介石的起居照顧問題，動了不少腦筋，她在這方面還真是小有天才。

譬如，老先生在昏迷時期，我們爲了怕老先生久臥病床身上長褥瘡，大概每隔兩個小時要爲他翻一次身，並且做全身按摩，以活絡血脈。可是，每次我們爲他翻身時，他的小便就因膀胱失禁而不自覺流出來，所以我們爲他按摩之外，還經常要給他換床單和衣褲，一天總要換個好幾次。

除小便失禁外，解大便更是一大問題，所以，大概每隔一兩天，就要由醫官爲老先生“掏糞”。所謂“掏糞”，其實就是由醫務人員戴手套，然後用手指直接伸到老先生的直腸內，將已經結成顆粒狀的糞便，一粒一粒地挖出來，只有這樣，才能讓他的身體維持正常的排泄迴圈。但是，每次的“掏糞”工作，總要忙得醫官滿頭大汗。

當時，做“掏糞”工作的主要是鄧述微院長。他在做這件工作時，通常我是他的重要助手，我們做這個工作一直做到蔣介石蘇醒後還是要繼續做，原因無他，就是醫官考慮到蔣“總統”的心臟負荷的問題。因爲，根據醫學臨床證實，有許多心臟病患者，是在解手特別是解大便時，心臟病突然發作而死亡。所以，即使他已經醒來，醫官還是不敢讓他自己解大便，還是由鄧院長和我們副官人員，親手爲他繼續“掏糞”。

孔二小姐見到醫官每每爲了解決老先生的排便問題，忙得團團轉，她就動腦筋，何不叫木匠，把病床的床墊略作改裝，是不是可以把問題變得輕鬆一些？

她動了一陣子腦筋，終於想出一個妙法，她叫官邸內務科的木匠，把老先生病床的床板做成活動的，可以在我們要爲老先生更換床單或是衣褲的時間，把床板抽出呈一個“L”形，這樣換起床單來，既方便又省力，而且，孔二小姐去訂做了一個海綿制的床墊，在床墊中間，也就是老先生躺臥時靠臀部的地方，挖了一個碗口大的洞，每當醫師和副官要爲老先生“掏糞”時，就可以直接透過這個床墊的小洞，進行這項向來被一般醫師視爲畏途的工作。

此外，在爲老先生翻身時常見的小便失禁情況，孔二小姐也想出一招妙招，便是使用長條型的塑膠袋，套在褲子裏，這樣就大致解決了小便失禁問題。

蔣介石在陷入昏迷之初，體溫曾經一度高達40度以上，而且，他的肺臟有三分之二的部分已有積水現象，只有三分之一的肺部尚在正常运作。所以，他从一开始昏迷到最后，始終是套著氧氣管，一刻不能中斷氧氣。

醫生給他打了大量的盤尼西林針劑，目的是希望把肺臟積水的部位，控制在原有的那三分之二的區域，不要再進一步擴大。

有位醫官告訴我，這樣做的目的，就好像是官兵圍堵強盜，假如官兵的人數比強盜少時，惟獨把強盜全部擠壓在一定的範圍內，不要讓強盜四散，侵蝕到其他正常的部位，這樣是一種最保險的治療方式。

換言之，當時，“總統”醫療小組的見解和處置，是希望用一種比較消極但是卻很穩健的诊疗方式把蒋“總統”從極端不穩定的階段，慢慢恢復到一個比較穩定的狀態下，這樣才有可能使得“總統”蘇醒過來。他們不贊成給類似老先生這樣的心臟病患者太強烈的猛藥，或是過於劇烈的治療手段，以免弄巧成拙。我相信，醫療小組會採取這種方式，倒不是投鼠忌器，而是基於病患實際情況，而下的一種處置。

最早，醫療小組這個策略，確實有著一定程度的成效，而且可以說是老先生半年後得以蘇醒的主因。可是，到老先生真正醒過來之後，宋美齡那邊卻有了另一種看法，她急切地希望見到蔣介石能夠很快恢復往日的活動力，並且馬上就和正常人一樣，能夠回“總統府”上班。

然而，在“總統”醫療小組的眼中，這樣急切的心理，反而會亂了整個的治療計劃，不但對“總統”的健康無益，甚者反而會爲他帶來難以逆料的後果。這樣兩種格格不入、全然不同的醫療見解，爲日後老先生的治療工作，投下一團陰影，也在宋美齡和醫療小組之間，預設了雙方矛盾的伏筆。

蘇醒之後

1973年的元月間，蔣介石終於從沈睡般的昏迷中，蘇醒過來。

他的蘇醒，給宋美齡以下的官邸人士極大的興奮感，尤其教人不敢置信的，是老先生蘇醒以後，除了身體體力明顯大不如前以外，他的腦力特別是記憶力，竟然未受到昏迷的影響。對于老先生的身體漸漸健朗，大家都非常欣慰，可是，畢竟他依舊是有病在身，尤其是因爲手腳肌肉的萎縮和變形，在行動上有諸多不便，所以，在日常生活上更加依賴我們官邸和醫療小組的工作人員。

就拿1973、1974年每年的夏天來說，因爲老先生平常就是個既怕熱，卻又忌諱吹電扇、吹冷氣的人，這樣的狀況下，就苦了我們這些副官。以往他身體還很健康的時候，我們早已習慣幫他在夏天用蒲扇給他打扇子揚風，可是，他從昏迷中醒來後，似乎較以往更爲怕熱，要我們不分日夜爲他打扇子揚風，否則他就睡不著覺。

那一段時期，大家因爲要輪番照顧他，體力和精神上都感覺有些吃不消。我們吃在“榮總”、睡在“榮總”，根本沒有什麽自己的假日時間，長久下來，焉有不疲憊困頓的道理？原本我們是八個小時一班，然而這個時候的八個小時，和老先生健康時的八小時的班，是完全不同的，服侍病中的老先生，不但要幫醫官護士做醫護助手，還要兼做一般醫院所謂“特別看護”的事情，舉凡只要是醫護人員不做的任何雜務，不論那個工作是否污穢肮髒，我們都沒有任何選擇不做的機會。

因爲我們處理的工作，多半是和老先生切身起居有關，若放在以前，如果我們誰有什麽病痛的情況，官邸的醫官還不會太注意我們會不會影響老先生及其家人。可是，自從他病了之後，我們這些副官，只要有人患了感冒，即使是很輕微的感冒，也要向醫官報告，醫官立刻會爲我們灾巍Ｗ畛酰�醫官比較緊張，凡是有一個下人感冒了，他們總是立刻叫這人離開病房，以免傳染給體弱的老先生。有次我們已經連續有好幾個副官感冒，幾個人都不能服勤，最後連我也感冒了，還發著高燒，還是要繼續值班，在沒辦法的情況下，就叫惟一沒感冒的李振民副官睡到老先生旁邊值夜，白天時，我工作只好戴上口罩，以免散佈病菌。

我爲什麽會患感冒都還要照顧老先生？一方面是因爲當時不少副官都因太勞累而生病，另一方面，老先生那時上下床都要有人抱他，而偏偏李振民的個子矮小，老先生怕李振民抱不動他，每次李振民主動要去抱他下床，老先生馬上制止，並說：“我不要你抱，叫其他人過來！”醫官知道我感冒了，可是老先生指定要我去服侍他，醫官只好叫我戴上口罩，不要把細菌傳染給老先生。

當時這段抱病照顧蔣介石的經歷，我到現在都還記憶猶新。

蔣先生向來是一個比較好動的人，自從生病以後，活動的機會少了，但在心理上，他還是一直想活動一下，可是又偏偏心有餘而力不足，所以就只好由其他的方面去滿足，好比是按摩。他蘇醒後，也許是神經比較遲鈍，有時候明明我們已經用了相當的力道，爲他按摩已經萎縮的右手或是左手，縱使我們再怎麽用力，他也似乎沒有什麽感覺，有時候他誤以爲我們按摩不夠用力，還大聲斥責：“叫你們力氣大一點，你們到底是怎麽了？”

即使我們拼老命使出更大的力氣給他按摩，可是他依然不滿意。本來是好動的人，一下子給疾病綁在床上，畢竟是一種非常痛苦的事情，而且長時間躺在床上，身心兩方面都受到很大的衝擊，有時候他情緒不穩，一個晚上起來好幾次，幾乎已是家常便飯。

在病房裏，他身上至少插了三根以上的管子，而且手腳肌肉都有萎縮的情況，每次起身，都要由我們連身體和管子抱上輪椅，而且，照官邸的老規矩，他起床後，侍衛官就要通知所有的侍衛人員，叫大家起來待命，即使在“榮總”住院，也是按此老規矩行事，所以，他起來幾次，所有的工作人員和輪班的醫護人員就要被折騰幾次，絕對不會倖免。

有幾次，他也是想起來走走，可是醫官覺得他身體還很衰弱，怕他起來不便，更怕他起來後，連接在他胸前的心電圖電線，就要暫時拔除，這就等於暫時無法監控他的心跳紀錄，如果有個三長兩短，比如說像心臟停止跳動的情況，誰負得起責任？所以醫官多半不主張他起床太過頻繁，可是他並不知道自己起床會有什麽嚴重的後遺症發生，他這樣一個長期臥病的老人，總覺得是不是醫護人員故意給他行動上設限制，有幾次他對醫護人員一再勸阻他下床大爲光火，他沖著醫官大罵：“我說要起來就是要起來，到底你們是總統還是我是總統？”

他發這麽大的脾氣，還會有誰敢去阻擋，只有悉聽尊便了。所以，有一次蔣介石曾創下一天內起床23次的紀錄，他執意想起來的原因，大概是想試試自己到底還能不能腳踏實地地站起來，可是，他每次起床大概只有幾分鐘，就氣喘不止，然後又吵著要回床上，等到回床上躺下沒一會兒，他卻又嚷著要下床，就這樣周而復始地上上下下，把所有工作人員搞得雞犬不寧、暗自叫苦。

蔣先生復蘇以後，情況並沒有什麽大的改善，可是，經過一陣子以後，醫官已經允許他可以在六病房四周坐在輪椅上活動，有時候他的體力比較好時，還讓他到下面去走幾圈。

有幾次，老先生心血來潮，在宋美齡提議下，又找電影股的人去找電影片子，要在六病房放電影。官邸人員立刻照辦，爲他弄來最新檔期的電影，可是，他看了幾分鐘以後，就說不想看了。其實，給他看電影，也只是希望舒解一下他的心情，讓他不要太過煩悶，電影大概只看了幾次，後來就沒再放過。

老先生蘇醒後不久，宋美齡對“總統”醫療小組的醫護人員以及官邸上下的工作人員，多時以來的辛勤努力十分感謝，在六病房時每逢年節都會設慶功宴，向醫療小組成員致謝。有時，老先生都還特地從床上起來，向在場的人員致意，這一點，蔣宋夫婦是做得相當周到也可以說很有人情味。

宋美齡導演“健康政治”

蔣介石臥病期間，外間當然免不了會有一些關於他病情傳說的風言風語，爲了“闢謠”

，宋美齡和官邸人士真是想盡了各種辦法。從哂眉易宓闹匾�活動，向外界“證明＂“總統”尚健在，就可以看出宋美齡女士長於外交的手腕。

我的印象中，老先生在病中，一共對外露了四次臉，而這四次的公開露面，都是由宋美齡一手決策設計，並且是其中的靈魂人物。

病中的蔣先生第一次在新聞媒體曝光，是在1973年間，他最小的孫子蔣孝勇結婚的時候。孝勇的婚禮在士林官邸的禮拜堂凱歌堂舉行，那時，老先生還在“榮總”調養，雖然他已經蘇醒過來，只是不適合長途走動，所以這次的婚禮並沒有驚動他，孝勇夫婦是在行禮之後，按照奉化家鄉的習俗，給老先生這位家族長者奉茶。

當天上午，我們和平常一樣，給老先生穿上長袍馬褂，坐在六病房的客廳椅子上，由宋美齡代表蔣介石接受孝勇夫婦的奉茶儀式。

那次的奉茶儀式，宋美齡特別決定選這個主題，對外發佈新聞，說明“總統”爲最小的孫子主持了婚禮的奉茶儀式，並且對外證明老先生的病情正在康復中。這次的曝光，顯得非常自然，實際上也沒有造作的地方，當然，官邸在對外的說詞上，必須斟酌外界的可能反應和聯想。所以，在對外的用字遣詞上，都是字斟句酌、小心謹慎。

然而不可否認的，蔣介石畢竟是有病在身的老人，從他的神色可以看出他的確經歷過一番和疾病搏鬥的艱辛歷程，這個艱辛歷程，使得他的雙眼眼眶嚴重下陷，而且臉龐消瘦，有經驗的人很容易猜出他的病情。

第二次曝光是1973年11月間，國民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後，參加全會的10位主席團主席，到“榮總”會客室晉見這位國民黨總裁。

那次的晉見，是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張寶樹帶領三中全會10位主席團主席，到“榮總”見老先生，然而，當時老先生的右手肌肉萎縮的情形，已經十分嚴重，即使坐著的時候右手也會因無法控制而不自覺地垂下來。到底該怎麽掩飾右手的缺點？大家都沒有想到一個比較妥善的方法。後來，我突然靈機一動，想到何不用透明膠布將老先生萎縮的右手手腕索性“綁”在椅子的把手上，然後再穿上長袍馬褂，這樣外表就看不出來他的右手有什麽問題了。我把這個想法向上面反映，上面馬上拍手叫好，於是，就照我的方法，先爲老先生穿好他慣常穿的長袍馬褂，然後再把他用輪椅推到“榮總”會客室，等他在會客室的沙發上坐定，我們便立刻用透明膠布在他右手手腕上方繞上一圈，直接粘在沙發的右邊把手上，把他的右手問題處理完畢，才通知主席團要晉見的人員一一進場。

雖然那時蔣介石的身體有些清瘦，但精神看起來還是蠻不錯的，醫官怕他離開心電圖監視的時間太久，會引起危險，在有關方面安排行程時，特別要求儘量把接見的時間壓縮，當然，醫療小組的醫護人員更是全員戒備，在會場一旁隨時待命，只要他稍有情況，就馬上採取必要的急救手段。

第三次曝光，是在蔣孝武夫婦帶著年方周歲的蔣友松，去士林官邸探望蔣老先生夫婦。那次的家族活動，在宋美齡應允下，決定發佈一張蔣家的全家家族照，再一次“證實”老先生還好好地活在人間，一掃當時有關老先生已不在人世的不實傳言。

那張照片畫面上顯示，老先生手上抱著他最小的曾孫友松，一家人和樂融融的樣子。實際上，友松只有在拍照的時候，才象徵性地放在老先生手腕上，真正在他手上的時間大概只有幾分鐘不到的時間。

第四次的曝光，是時勢所迫的曝光，但也是別無選擇的一次純政治性曝光。

時間是1975年初，那時美國駐台“大使”馬康衛，即將離職回美國，他其實早在一兩年前，就已經幾次向臺灣當局提出晉見“蔣總統”的請求，但是，以前幾次不是老先生正在昏迷狀態，就是病情尚未明朗，不便接見，而美國方面已經根據種種迹象，猜測臺灣的政治強人蔣介石應該已罹染重病，因爲老先生已經有好長一段時期沒有到“總統府”上班，而且，在許多老先生一向不輕易缺席的場合卻看不見老先生的蹤影，可見，老先生有病是個事實，不是空穴來風。面對馬康衛離職返美前的最後一次晉見請求，宋美齡左思右想，權衡見與不見的利弊得失，最後和她的心腹商量的結果，還是決定接見。因爲，見比不見更好，只有見，才可以免去不必要的誤解和臆測，何況，這時日本和臺灣剛剛“斷交”，大陸已經進入聯合國，如果我們再對美國有失禮動作，很可能對彼此的“邦誼”有負面影響。

然而，爲了讓馬康衛晉見蔣“總統”的過程顯得天衣無縫，士林官邸確實費了一番巧思。

在馬康衛來晉見“總統”前夕，士林官邸內務科和有關部門的人已經做好相關的準備，然而，宋美齡對接見計劃是胸有成竹的，因爲，她有很好的英語語言基礎，而且，在美國早一輩的外交圈子裏，她的能力和人際關係也是一流的，所以，她沒有要求臺灣當局任何一位“外交”人員作陪，她認爲只要她陪伴“總統”接見馬康衛，就已足堪應付大局。

可是，她惟一比較不放心的還是老先生的身體，是不是能夠撐持一段時間？因爲接見馬康衛，不可能像見國民黨主席團主席，見個十幾分鐘，敷衍一下，畢竟主席團主席都是老先生的部屬，即使不見也沒有什麽大不了。可是，若是對美國“大使”也是這麽敷衍十幾分鐘，恐怕還比不見來得更爲失禮。

便是這個原因，醫療小組的醫官對此又有不同的意見，他們還是強調蔣“總統”是不宜離開心電圖的監視太久的，否則沒人可以保證他不會有任何令人措手不及的意外發生，何況，他已經有幾次心跳突然停止的情況，尤其令人憂心的，便是他的每次心跳停止間隔時間已有日漸縮短的迹象，假如情況進一步惡化的話，誰能把握老先生不會因爲一時興奮或是衝動，而使心臟受到致命的刺激？

然而，儘管醫療小組的醫生們如此悲觀，蔣介石和宋美齡的意思還是不改變接見馬康衛的決心，爲了國民黨的前途，必須冒一次險。

接見照計劃進行：那天下午，馬康衛準時依約前來，蔣介石早在馬康衛來之前，就已經端坐在士林官邸的客廳等候，醫療小組則在後側隱秘處嚴陣以待，我們副官則在料理完雜務之後，退據在客廳後方等候差遣。

我清楚地看見老先生和夫人的表情和談話過程，只是我並不懂英語，所以，聽不清他們的交談內容，可是，他們的交談狀況，我卻清楚在目。

老先生的表情那天有一點僵化，臉上表情不太自然，偶爾會講幾句中國話，但任何和他有過交談經驗的人或者從未交談過的人，都可以發覺，他的舌頭出了一些問題，似乎有些硬化的感覺，而且談話時還會喘著大氣，這正證明了老先生的病是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了。然而，幸好還有宋美齡一旁協助，讓馬康衛“瞭解”老先生的意思，並且適時地掩飾老先生的口齒不清和詞不達意。

幾次重要接見安排下來，讓醫療小組召集人王師揆膽子都快嚇破了，每次宋美齡告訴他老先生哪天要見某某，他總是極力反對，後來他和我們閒談談起：“你們不知道我每次要擔多少心，但又不得不接受上級的指示，沒有辦法制止，心情真是非常複雜。”

除了這四次主要的對外曝光，老先生的病情新聞便從來不曾在任何正式媒體上面出現，這是當時國民黨控制言論的一個非常代表性的例證。當時有不少人總認爲“總統”的病情要是輕易外泄，好像會對臺灣未來造成什麽致命影響似的。其實那時蔣經國基本上已經掌控了整個臺灣未來大局，就算老先生去世，其實已經不具任何實質上的影響，只會在心理上，形成對國民黨權力中心的短暫壓力，這則是不爭事實。

抓權力比養身體更重要

趕快回到“總統府”上班，可以說是宋美齡對蔣介石蘇醒後，最急切的一種渴望，然而，老先生又何嘗不是做如此想？

蔣介石在蘇醒後不久，曾經一度想叫我們爲他準備紙筆硯墨，要想練練毛筆字。可是，他自己試了幾次，知道自己的右手萎縮得相當嚴重，已經沒力氣握筆了。但他還是很努力地練習握筆寫字，只是仍有力不從心的感覺。試想一個當年是“一國之尊”的“總統”，曾經批過多少重要文件、下達過多少命令，可是，當年那只指揮千軍萬馬的右手，如今卻不聽使喚了，他的內心怎能不暗自神傷？

爲要老先生趕快痊愈，然後可以立即銷假上班，夫人宋美齡和她四周的親信，莫不傷透腦筋。他們在照顧老先生的工作上，也費了很大的功夫，像孔二小姐便是最好的例證，孔令偉被賦予的任務之一，是夜裏的查勤。

老先生從昏迷狀態蘇醒之後，若遇天氣比較熱的時候，就叫我們副官爲他打扇子扇風，但是老先生也體諒我們站著揚風很辛苦，有時候他會叫我們坐著揚。這一坐，反而我們的瞌睡都來了。尤其是入夜以後，六號病房只開了盞小燈泡，昏黃的光線下，隱約見到他躺在病床上，一旁的心電圖發出有規律的鳴叫，加上已經忙了整個白天，我們差不多都會在值班時忍不住打起瞌睡來。

正班的副官通常是和兩位值班照顧老先生的護士，一起在老先生病榻旁守候，防止有任何突發情況。護士一般來說，她們是專業人員，晚上若有輪值守夜，白天大致上不會有太重的任務給她們，和我們情況不同，所以她們也極少有打瞌睡的事情發生。

可是，孔二小姐她可不管這些，反正值班的人不能盡職，就是不對。她晚上經常是一身暗色的西裝，到夜深人靜的時候，她就身輕如燕地從外面走進六號病房，先在進來的地方探個頭看看，到底有沒有人在打瞌睡。要是有人敢打瞌睡給她瞧見，她會毫不留情面地給那個睡覺的人一頓狠罵。

不過她的理由也很有道理：“要是你們睡著了，先生心電圖有什麽不正常的反應，誰能夠及時回報？這是性命交關的事情，豈可如此隨便？”

當年我們多半是40歲以上的中年人了，體力大不如年輕時代那樣豐沛，何況我們有時是24小時不眠不休地工作，一天沒有多少睡眠時間，所以，值班打瞌睡可以說是人的生理自然反應，其實，我們又何嘗不知道本身任務的重要性。

孔二小姐始終沒有爲了值班打瞌睡的事責備過我，我還記得有一回，我輪值夜班，守在老先生床榻邊，不知不覺中，禁不住白天的疲累，我竟然意識昏沈地打起瞌睡來。隔了一會兒，護士小姐把我喚醒，她說：“翁元！剛剛總經理(指孔令偉孔二小姐)來過，她知道你在打瞌睡，沒有把你叫起來，你邭夂芎茫　蔽艺褡髌鹁�神，咬緊牙關，再也不敢打瞌睡了。

蔣介石自己也對病情十分著急，他時常很焦急地想起床試著走動一下，長期躺在床上，他內心有說不出的苦悶和焦躁。他也巴不得馬上回“總統府”上班複職，但是，他的體力和醫官的要求，不允許他做這樣的事情。有一次，他聽蔣經國報告，說高速公路已經通車到桃園的楊梅，他很興奮地說想去高速公路上兜風轉一轉，我們只好爲他備車，在車隊當中，少不了要一輛救護車隨護其中，以防特殊情況。

誰知車隊不過到了泰山附近，他覺得非常疲倦，身體受不了，又要求車隊立刻折返臺北，就這樣，我們的車隊就在高速公路上來個大轉彎，直接回到臺北。他自己非常清楚心有餘力不足的窘境，已讓他處於一種極度低潮的狀態下。

宋美齡非常瞭解老先生的心境，她其實更希望老先生趕快——最好是明天就能和從前一樣，回到“總統府”辦公，重新掌握實際權力。因而，老夫人也無所不用其極地動各種腦筋，要讓老先生很快就能恢復活動力。

1974年間，老先生的心臟仍然沒有顯著改善的迹象，但是，夫人宋美齡卻聽從孔二小姐的建議，從振興複健醫院請了一位外國複健醫生，每天專門爲老先生做各種複健邉樱瑏K且按摩全身肌肉，但是成效卻十分有限。

宋美齡的心急和煩躁，可以從1974年11月23日，她不顧醫療小組阻攔，硬是要搬回士林官邸中看出她對老先生病程的漫長，和醫院病房生活孤寂的不耐。她對著醫療小組的醫官吼叫：“我不管！他(指蔣介石)如果不搬，我還是要回士林官邸過CHRISTMAS(耶誕節)！我搬回去！”

在宋美齡的堅持下，老先生也沒有反對的意思，醫療小組只好從命，連同老先生一起搬回士林官邸。爲了老先生回士林官邸休養，差點沒把整座六號病房的所有醫療設備都折回士林官邸。所以，我們當時就戲稱士林官邸幾乎成了一座小型榮民總醫院，各種醫療器材應有盡有，連可以搬動的X光攝影機雖然體積過於龐大，還是整部一起搬到士林。

在夫人宋美齡的執意堅持下，蔣宋夫婦回到士林官邸過耶誕節，可是，這也是兩人一起過的最後一個耶誕節，這一點大概是宋美齡所始料未及的。

是庸醫誤诊吗？

1975年3月間，老夫人宋美齡聽從心腹友人建議，請了一位美國胸腔專家醫師來爲老先生诊治。这位美國醫生看了老先生的病歷和檢驗報告以後，當場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認爲老先生病情所以沒有顯著的起色，和他的肺臟有三分之二浸泡在“水”裏有關。所以，他建議蔣“總統”最好能夠立即進行“肺臟穿刺手術”，只有把肺臟裏邊的積水抽除，才可以讓心臟病好起來。這是這位美國醫生的理論，可是，“總統”醫療小組的醫官卻堅決反對這樣激烈的诊治方式。

醫療小組的理由十分簡單，他們認爲，蔣“總統”已經年高89歲，這樣的高齡，照臨床經驗，是根本不適合做這種穿刺手術的，因爲有太多的變數很難掌握，而且，一旦發生手術並發症，任誰也無從負責。

當時，蔣介石的心臟已經有幾次停止跳動的情況，已經足以讓醫療小組的醫生們膽戰心驚，如果在手術進行中，或是手術完成後，發生不可逆料的結果，到底責任如何歸屬？這是不得不加以厘清的。

醫療小組召集人王師揆主任，向宋美齡力陳進行背部穿刺肺臟手術的高度危險性，並再三勸誡千萬不可進行這項手術，宋美齡聽取了雙方的各種意見，還是堅持主張立即進行穿刺手術，她很堅定地說：“專家提出的意見很好，我們爲什麽不能試試看再說？就這樣決定了，我負全權責任！”

宋美齡堅持己見，王師揆儘管有自己的專業知識支援他的看法，可是，宋美齡是“總統”的配偶，她不但在法律上有充分的權力做這樣的決定，而且她還貴爲“第一夫人”，官邸的大小事情她大權在握，有誰能違背她的意思？所以，只好任由宋美齡同意美國醫生的建議，馬上準備做背部穿刺肺臟的手術。

王師揆事後告訴我們，他始終認爲“總統”不應該接受背部穿刺手術，他所持的理由很簡單：“總統的肺臟雖說有三分之二泡在積水裏，但是，這就好比是一個土匪窩，我們的目的是把土匪包圍在土匪窩裏，不讓他有機會往外邊擴散。可是，如果施行了背部穿刺手術，就等於把土匪窩的窠巢打破了，土匪全部傾巢而出，那還得了，連同其他健康的肺部也受到感染，這就無法控制局面了！”

醫療小組已經用盤尼西林這類的消炎藥品，包圍老先生肺臟中的這個“土匪窩”有兩三年時間，醫療小組的控制方法，雖說十分消極，可是，這可說是最穩妥的一種治療方式，既不會傷及老先生身體的健康部分，也不會危及老先生的性命，反而可以暫時把肺部的積水，控制在一定範圍內。誰知道，因爲1974年底以來，發生幾次心臟停止跳動的情形，宋美齡對醫療小組的傳統消極醫療方式，開始産生動搖。據他們醫官說，醫療小組的醫療方法是一種別無選擇的選擇，但是，這種專業的事情，對一個一心一意只要自己丈夫好起來的人來說，實在已很難以聽得入耳。

美國醫生爲老先生施行的背部穿刺手術可以說十分成功，醫生從老先生的肺臟抽出大約一碗的膿水，可是手術本身雖然圓滿成功，而手術的後遺症卻接踵而至。結束手術當天晚上，老先生的體溫立刻由原來的37攝氏度多，上升到41攝氏度，把醫療小組的成員一時之間搞得手忙腳亂，官邸立刻又回復到1972年老先生剛昏迷那一陣子的混亂場面，危疑驚恐，不知伊于胡底。

手術完成後的第二天，一個更令人震驚的現象發生了！原本老先生在每年春天都會復發一次小便帶血，這年的出血現象不但提早到來，而且這次的小便帶血，來得既急又猛，簡直有些像是大出血。這次泌尿出血的情形，病況來得太猛，醫療小組的醫官鄭不非整整爲老先生輸了250CC血漿，才使情況穩定下來。

高燒不退，小便大出血不說，更讓醫療小組萬分緊張的，就是老先生心臟停止跳動的頻率不但愈來愈高，而且其間隔也愈來愈近，這個危險的信號，讓醫療小組的所有成員，開始感受到空前未有的壓力。

在我值班的時候，就親眼看過幾次突發情況，本來明明心電圖畫面是很正常的曲線，可是在一陣雜亂的曲線以後，畫面忽然呈一條白色的直線，我知道這就是心臟停止搏動的訊號，立刻呼喚醫官來做緊急處理。

許多次的心跳停止好像多半是在深夜，只要突發這樣的情況，一定急召所有的醫療小組成員，連夜趕回士林官邸，有的輪值醫官從自己臥房趕來病榻前，還是一身睡衣打扮，可是大家已顧不了衣衫不整的醜態，一心一意只想到替老先生救命。

這樣的緊張場面，兩三個月裏面總有個一次以上，時間間隔上，還不算太接近。可是，到了1975年初，特別是做完背部穿刺手術以後，老先生的心臟更是警訊頻頻，一夕數驚，我們坐在他的床榻前，守望著連接他心臟的心電圖畫面看著那曲線忽強忽弱、上下跳動，真是令人冷汗直冒。

一位醫官有次就很無奈地私下告訴我們說：“老先生這次大概很難熬過去了，唉！快油盡燈枯了！”不祥的氣氛徽种�士林官邸，有的人意志消沈，有的人則在幻想另一個奇迹。

回光返照

1975年4月5日上午，蔣經國和往常一樣，一大早就到士林官邸來看望他父親。通常，他早上會和蔣介石就一些政務，做短時間的交談，他們交談時，從不避諱我們這些在一旁的隨侍。那天，我依稀聽見蔣經國告訴老先生，說他上午要去參加紀念張伯齡先生的100歲誕辰，下午還要到陽明山陳大慶和苟雲生的墳上看看。一會兒，他就退出老先生的房間，下樓離去。

我記得那天特別悶熱，氣壓也還異於往常，天空烏雲翻騰，似乎從空氣中都能讓人嗅出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息。那個上午，官邸的中央空調原來放的暖氣一時還未冷卻下來，所以暫時不能開冷氣。那天我們特地派人到“榮總”去借搖頭電扇，可是，哪知道那天“榮總”居然因爲放假，沒有人上班，找不到管理人，因而沒有借到電扇。

蔣介石平日是既不吹電扇，也不吹冷氣的人。我們所以想去借電扇，還是因爲那天實在悶熱得出奇，我們想借只電扇，對著牆壁吹，讓老先生稍微涼爽一些。

5日下午，輪到我4～8時當班隨侍老先生。那天我覺得他似乎比以前情緒還要煩躁，他不停地起床又躺下，躺下又想再起來，這樣反反復複好幾次，醫護人員在一旁見他情緒那樣不穩定，就在旁邊勸慰他，要他多休息，不要這樣一下起來，一下又躺下。他臉上露出不悅的表情，對醫官的勸說根本置之不理，醫護人員也對他無可奈何，只有任由他這樣上上下下。那時，老先生原先的小便帶血和高燒都已經緩和下來，然而他的心臟擴大和時常間歇性停止跳動的情形，則還是此起彼落，時有所聞。

晚上，蔣經國又回到士林官邸陪宋美齡晚餐後，他照往例先向老先生請安，然後在他房內兩人談了幾分鐘，蔣經國見老先生似乎有些倦容，就告訴老先生：“阿爹！你累了就休息吧！”走出房門之前，還吩咐醫官給老先生吃幾顆鎮定劑。事實上，所謂的鎮定劑其實是假的，因爲自從老先生心臟不好以後，醫官就不主張再給他吃安眠藥或是鎮定劑之類的藥，以免影響他的心臟，因而都是以一些維他命的藥丸來哄騙老先生，叫他吃了還是可以在心理上産生“催眠”效果。

醫官把藥丸給老先生服下後，已經是晚間8點鍾，到了我交班的時間。於是，我就把任務交給下一班的副官李振民。交了班，我就回副官房間，想好好睡上一覺。正在我意識蒙朧的時刻，依稀聽見樓上樓下非常急促的腳步聲，忽而跑向東忽而跑向西，而且愈來愈急促，愈來愈雜亂，因爲自己忙了一整天，實在已經累得不省人事，便不知不覺地昏睡過去了。

大約是晚上11點多的時候，李大偉突然把我從睡夢中搖醒，我還以爲是叫我換班，我睡眼蒙朧中覺得我才沒睡多久，爲什麽就要叫我換班，實在有些費解：“幹什麽！輪到我上班了嗎？”李大偉神情緊張地說：“什麽上班，老先生都已經過去啦！快點起來，大家現在忙得一塌糊塗，起來幫忙！”我腦中頓時一片空白，匆匆起床，李大偉才告訴我整個事情的發生經過。

原來，在晚上8點55分左右，老先生已沈睡多時，可是孰料心電圖上的心搏曲線，忽然變成一條白色直線，當班的護士和李振民召喚所有的醫護人員立刻到老先生身邊進行急救。

那天值班的醫官是俞瑞璋，他身穿睡衣，狼狽不堪地沖到老先生病榻前，二話不說，就給老先生施行急救，包括實施電擊。可是連續做了幾次電擊，老先生的心臟一點反應都沒有。這時，醫療小組知道事態非常嚴重，這次要救活老先生幾乎已經是不可能的事情，於是立刻向宋美齡和蔣經國報告這個最新的不幸消息。

蔣經國從士林官邸剛回到七海官邸，正要上床就寢，沒想到電話鈴聲大作，要他立刻再回士林官邸，蔣經國本身也對這次的緊急情況心知不祥，等他趕到士林官邸，老先生早已歸西，沒有交代任何的遺言。

我被李大偉叫醒之後，立即奔至老先生病榻旁幫忙，我進房門的時候，見到屋內人聲鼎沸，蔣經國先生在房間角落的壁爐邊低聲啜泣，夫人宋美齡則在病榻邊面色冷峻而憂戚，顯得非常難過，現場一片憂傷悲戚的氣氛。醫生放棄了急救之後，已經開始在爲老先生戴上假牙，然後通知“副總統”嚴家淦等當局高官，請他們速來士林官邸見“總統”最後遺容。

嚴家淦等人瞻仰了遺容以後，就準備爲老先生移靈，移靈用的是“榮總”爲老先生新買的進口救護車，我們正把老先生遺體移上救護車，天上突然響起隆隆雷聲，緊接著一陣傾盆大雨如排山倒海而來。移靈車隊不能受天候影響而延誤時間，所以，車隊就在滂沱大雷雨之中，從士林官邸緩緩前進。令人不可思議的是，當我們移靈的車隊從士林官邸走到中山北路的時候，雨卻又奇迹似的停了。

噫兮天命哉！蔣中正一生爲權力所累，到他昏迷過程當中，還在囈語中念茲在茲地提到要“反攻大陸”，如今思之，已經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幻夢。然而，他畢竟在中國近代歷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迹，有關他的評價，後世史家自有公論，不必我等贅言。

重現蔣介石顔容

服侍蔣介石近30年，老先生一言一行，都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一直到今天，老先生已經辭世近30年，我還是偶爾會在夢中夢見老先生在世時的情景，和在官邸的情況幾乎是一模一樣，一點沒有改變。

對老先生，我有幾幕比較深刻的印象，至今仍難以忘懷。一次是他偶爾向座車侍衛季峻宮提起我，不久，官邸缺少一個副官，他就差人叫我去官邸服務。可見，即使像挑選一個副官這樣簡單的事情，他都是非常小心謹慎，而只要他對某人有了深刻的好印象，他就會一直對那人對味。

還有一年，在一個宴會場合，宴會已經結束，他坐在位子上休息，我則在忙著收食具。在我正不經意用手抓起高腳洋酒杯，準備集中收存的時候，老先生忽然說：“翁副官，你這樣拿酒杯是不對的，這麽拿杯子是會失禮的。你看我拿酒杯的樣子！”說完，他很優美地用手托起一隻高腳酒杯，然後又說：“你看，洋酒杯應該這樣托著拿，不是手抓著它，這樣會在杯口留下指紋，很不禮貌。”

試想一個貴爲“領袖”的老人，竟然親自爲副官示範如何正確取拿洋酒杯，他的平易近人、細膩守禮，直教我敬佩有加，到現在都記憶猶新。

老先生對我的工作，從來沒有任何的嚴詞責備，而我事實上也沒有任何的差錯。記得1968年，我以身體健康的理由，申請離開官邸，老先生知道了以後，還親自找了醫官垂詢我的病情，到我臨行前，他還在召見時告訴我：“等你好了以後，需要的時候再請你回來。”語氣親切真眨�後來到錢副官、李大偉科長生病時，他第一個又想到我，叫我再回到他的身邊。

甚至在1973～1974年間，那時在“榮總”六號病房，我正在替老先生做全身按摩，他突然之間問我：“翁元，你受過什麽軍事教育嗎？”我被他這樣突如其來一問，不知道該怎麽答復才恰當，我只好直接說：“報告先生，我因爲一直跟在您身邊，所以沒有受過什麽軍事教育，或是正規的高等教育。”他聽完接著問道：“你家裏還有些什麽人啊？”我就從實地告訴他實情。或許這只是因爲他在醫院裏沒有人可以和他聊天，所以，在心情煩悶無聊的情況下，才找我問話。經過這樣的接談，當時也在一旁值班的醫療小組醫官姜必寧事後和我打趣：“翁副官，你這下子不得了了，老先生問你這些話，表示你升官有望，老先生要提拔你了！”我聞言笑了一笑，後來雖然什麽事都沒有，可是，老先生對我的關切之情，委實讓我到現在都還感懷不已。

當然，老先生也有他嚴肅的一面，但他的嚴肅卻不失其寬厚與細膩。例如，有一回我在中興賓館代班當中臨時請了半天假，出去辦一件私事，請同事代理。第二天，老先生見到我第一句話就問我：“你昨天怎麽沒有來？以後應該要跟我請假呀！”還有一次，有位護士駱小姐有事叫我，她叫了一聲：“翁元！請你過來一下！”老先生聽了馬上糾正她說：“駱小姐！你不可以叫他的名字，應該叫他翁副官才是！”這些點點滴滴，雖然都是一些小事情，卻是我一輩子難以忘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