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辞职泥沙俱下 中央紧急发文布控

2015年初以来中国官员辞职、离职潮进入高潮，其中有相当部分的申请辞职者被曝自身存在问题。继中纪委旗下《中国纪检监察报》5月12日刊发《官员辞职“下海”须防范“期权交易”》，发出严防官员下海兑现“身份红利”的警告后，近日再有消息称中共中央已经为此下发密件加紧控制（官员离职潮），该文件下达至省部一级部门。

2015年以来，中共官员辞职和离职潮进入高潮。据不完全统计，至今年3月底，申请辞职、离职的公职人员达175,500余人，最引人注目的是地厅、司一级官员就有12,000多人。3月底至4月上旬，中组部对地方申请辞职的处级官员进行突击检查，发现高达80%的人被举报在经济上、生活道德上有严重问题，在申请辞职、离职的地厅一级高官中，有30%的人有家属在境外。《争鸣》第451期的文章透露，为应对这波浩荡的潮流，4月中旬，中共中办、国办、中组部下达密件至省部一级部门，该文件包括八条意见，其中提到：严格控制在接受审查的官员，已被列入待审查的官员一律不批准或暂停审核其辞职、离职，对此有关部门要承担政治、纪律的问责；对于在重要岗位、政审合格人员、官员要作出挽留，主要领导要上门做好工作等。公务员成为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拼命往里钻，城里的人却因种种不如意中途离场

十八大后，随着取消下放行政审批、公车改革、养老、医疗并轨等一些延宕多年的改革重头戏加速推出，大陆官场的公务员“金饭碗”，正慢慢褪去昔日的光辉。诸如“清卡行动”和《违规发放津贴补贴行为处分规定》等官场新政，更是让以体制内灰色收入为主要来源的基层公务员的收入预期大幅下降。虽然2014年的公务员报考依然火热，但很多中低层的公务员已经有了离职转行的想法，“社会上的机会这么多，干个什么不能赚这几千块钱？”但是，在经商自由的今日中国，这不会是新一轮官员下海潮的主流。中共国务院研究室曾经发文披露：随着反腐工作持续，沾上这样、那样问题的人担忧火烧上身，开始出现辞职苗头。比如今年4月7日以“有抑郁症，需要接受治疗”为理由申请辞职的湖南省临湘市长龚卫国，就被当地政法部门查出涉嫌吸毒。

习近平2012年接掌中共最高权力后，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联手展开的强力反腐、整顿干部与公务员作风的官场新政，其最大的成效并不是处理了多少贪腐官员，而是让更多的官员开始明白，习、王领衔的反腐不再是轰轰烈烈的光打雷不下雨，而是真真切切的、力度迅猛的、长期化的制度性反腐。

早在2014年年初，多维新闻网已经在《官员下海潮将再现 中共需关门打狗》一稿中认为，习近平强力反腐催生的这一轮官员下海潮，必将是以一场问题官员悄然逃离为主的官场流动。除了在近两年反腐风暴中被动辞职的华润电力总裁王玉军、中海运董事长李绍德及副董事长许立荣、中国铝业副总裁李东光、中石油高管温青山等在辞职的同时被曝涉嫌贪腐案件的官员外；各贪腐案件高发地也同时出现官员主动辞职风潮——自前任市委书记杨卫泽成为2015年头一个落马的“新年首虎”后，江苏这个曾经是官员火箭发射中心的官场福地，逐渐沦为继四川、山西之后，中共反腐风暴的一个新漩涡中心。2015年年初，南京官场就再现异动，1月9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维健、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罗群、陆冰同日辞职。

《官员下海潮将再现 中共需关门打狗》已经指出，对于问题官员的辞职，从制度上如何追责；就算官员离职前没有贪腐渎职的问题，官员离职经商后，如何限制他们利用之前的官场关系大搞不正当竞争？这是中共需要应对的问题。有观点认为，中共一定要防止官员“带病下海”，对他们的离职审计一定要严上加严，并且务必要设定责任追索期，在追索期内一旦发现重大问题，必须按官员反腐要求处置。不能让官员在这一波的下海潮中，带着灰色的金钱与资源“轻松”离开官场。

显然，中共高层在反腐的同时，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的存在。2014年8月，早已辞职4年的呼和浩特市原市长汤爱军，被当地官方宣布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组织调查。《中国纪检监察报》在5月12日的《官员辞职“下海”须防范“期权交易”》中还称，“各级官员往往拥有一定的政府关系，其中一些身居要职的人还掌握着很多政府信息。这些官员一旦离职‘下海’，就可能导致市场不公平竞争，也极易滋生官商勾结、权力寻租和期权腐败现象。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各级官员都或多或少地拥有一定的行政权力，掌握着部分行政和经济资源。如果不对官员辞职“下海”加以规范，可能就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

缘何无限期推迟访美行程

未经官方证实的消息说，由于无法与美国就遣返中国外逃贪官达成合作协议，反腐大将王岐山将无限期推迟访美行程。

英国《金融时报》今年3月曾报道，王岐山将访美磋商引渡外逃贪官问题。有报道说，至少有150名中国外逃贪官滞留美国。

美国国土安全部4月11日表示，约翰逊部长访华期间与中方达成一致意见，美方同意精简遣返中国贪官流程。国土安全部当天发表声明说，本月9日至10日，约翰逊对中国进行首次访问，就反恐、海关、移民、网络安全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与中方进行讨论，这是时隔9年后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首次访华。期间约翰逊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声琨等官员举行会晤。约翰逊表示，此次访问中，双方同意在达成一致的领域推进合作，同时就分歧“坦诚交换了意见”。

声明说，约翰逊与中方官员同意精简遣返收到最终递解令的中国公民的流程。美国海关与移民执法局将与中国公安部密切合作，核实申请旅行证件的中国公民的身份，同时确保安排定期包机计划，促进遣返工作。

随后，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近日集中公布了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员的红色通缉令。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负责人表示，全球通缉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和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是“天网”行动的重要措施，有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高追逃追赃效率。

由于美国复杂而又漫长的司法程序，中国缉拿藏匿美国的外逃贪官面临重重困难，此前从美国本土抓回来的中国外逃贪官更是屈指可数，而外逃美国的中国贪官每年都在增加，乃至于美国本土成为中国外逃贪官最集中最安全的地方。王岐山无限期推迟访美行程，说明中国从美国遣返外逃贪官的难度非常大，美国司法独立运行历经百年，不是总统或议长一两句话就能改变，中国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没有签订符合国际规则的引渡协议，真正把外逃贪官抓回来，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外逃贪官散布在世界各地，究竟有多少迄今还是一个谜。早在200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曾公布，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公安部2004年的统计资料表明，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有500多人，涉案金额逾700亿元；审计署发布的消息称，截至2006年5月，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有800人左右，直接涉案金额700多亿元人民币。

公开资料显示：自2000年底最高检会同公安部组织开展追逃专项行动以来，至2011年，检察机关共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8487名。其中2005、2007、2009—2011年五年共缴获赃款赃物金额达到541.9亿元。2010年1月8日，中纪委副书记李玉赋在中央纪委监察部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通报消息：近30年有4000官员外逃，人均卷走1亿人民币。

复旦大学中国反洗钱研究中心秘书长严立新认为，虽有很多外逃贪官数据，但没有统一版本，严立新认为外逃贪官卷走的资金估计达到万亿元人民币。

最高法院前院长肖扬在其2009年出版的《反贪报告》中引用有关部门的统计称，1988年-2002年的15年间，资金外逃额共1913.57亿美元，年均127.57亿美元。如果按照当时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那么外逃资金超过了1.5万亿元人民币。

一直关注反腐的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保守估计外逃贪官近万人，携带资金出境不少于1万亿元。“按照人均1亿元人民币来估算。要在国外过上比国内更好的生活，必须有雄厚的‘黑金’做保障，达不到这个数额级别，他们不会选择出去。现实情况也印证了这一点。不少贪官一人就卷走几亿元，规模相当大。这是中国腐败形势严峻的一个重要标志之一。”

外逃贪官往往与资产转移相结合，并且是其违法违纪行为的最后一个环节，许多外逃贪官在出逃前往往已是“裸官”。外逃贪官与移居海外的配偶和子女里应外合，将贪污受贿的大量财产转移到了国外，一旦势头不对就抽身外逃。

外逃贪官能否缉拿归案是一个涉及民心向背的问题，中央高层显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力图通过从美国遣返外逃贪官、发布红色通缉令等等都是有益的探索尝试，一旦取得重大突破，对于中国的反腐及廉政建设将具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