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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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级：以在任政治局委员、退休政治局常委为代表。和2级的区别在于，1级对全国局势有控制能力，能决定国家政策，2级不能。

　　2级：以在任实权省部级官员（比如刘跨越）、退休政治局委员，或是太子党富豪、大银行家（目前全是体制内的银行）为代表。和3级的区别在于，2级能影响国家政策，3级不能。

　　3级：以一般省部级、实权地局级官员，垄断国企高管，或是大企业主、权贵富豪、中等银行家（比如董文标之类）、名牌大学校长为代表。和4级的区别在于，3级能够影响一个地区或者行业的发展，4级不能。3级以马云、马化腾等为体制外的顶峰，其实是行业精英或地区体制内精英。

　　1—3级是中国社会的上层，即所谓的“三个代表”阶层，普通人非奇遇不能进。

　  4级：以一般地局级、实权县处级官员，垄断国企中层、普通国企高管，或是中等企业主、外企高管、高级职业经理人、小银行家、普通大学校长、院士、著名教授、医生、律师、作家、工程师、演艺明星等为主。普通人通过奋斗最多能够达到这个层次。比如惠普谷歌大中国区总裁、范冰冰之类就是体制外本级的顶峰。和5级的区别在于，4级和上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5级没有。

　　5级：以普通县处级、实权科级官员、普通国企中层，或是小企业主、外企中层、普通职业经理人、大城市多套房产业主、小有名气的教授、医生、律师、作家、工程师、演艺明星等为主。和6级的区别在于，5级有自己的事业，6级没有。

　　6级：以普通公务员、普通国企职员、或是大个体户、外企职员、自由职业者、一般的教师、医生、律师、作家、工程师、演员等为主。名牌大学生研究生刚毕业后多在这个层次。和7级的区别在于，6级有一定的上升空间，7级很难。

　　4—6级是中国社会的中层，分别是高中低端中产阶层，普通人通过努力最后大多定格在第5级。

7级：以各类普通企业工人、第三产业服务人员、边缘化的体制内退休人员、小个体户、城市底层土著、富裕农民等为主。和8级的区别在于，7级能够在大中城市立足，8级不能。

　　8级：以血汗工厂的工人、农民工、普通农民等为主。和9级的区别在于，8级能够自食其力，9级不能。

　　9级：以大城市底层失业群体、偏远山区农民等为主，基本不能自食其力，需要社会救助。

7—9级是中国社会的底层，大部分中国人基本都在这一层，目前7、8级人口远多于9级。

　　这个模型是一个线性结构，能够解释一些现象，但是不够全面。如果要进一步解读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布，就要把这个模型变成二维结构。简单的说，将上述1——9级作为X轴，再把其中体制内官员（包括军队军官、国企经理）的分级单列出来作为Y轴。

　　将这两条轴线结合起来看就会发现很多有趣的现象。比如，在X轴中越往上走，则在Y轴投影面积越大，到了上层95%以上都属于体制内。而体制内在下层投影面积几乎为0。普通人如果在体制外，最多只能到达4级，而到体制内则可以达到顶峰。这足以说明这个国家为什么会形成“官本位”的文化。

如果我们进一步把地域和年代的因素考虑进去，继续增加一条地域Z轴和一条年代T轴，建立起一个立体的四维动态模型。这样就能发现沿着X和Y轴越往上走，上层和中层的人口越来越密集地集中在一二线城市，而下层人口大多数老家在三四线城市以及农村，但是其中很大一部分平时都是外出打工。从目前人口的年龄分布来看，上层以60、70年代为主，中层以70、80年代为主，下层以80、90年代为主。这就基本可以解释这个国家房地产市场的近忧和社会养老机制的远虑。

通过上面的模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7、8、9级人口最多，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所谓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就是中层少底层多，比如印度；纺缍型的社会结构，就是底层少中层多，比如美国。上层无论在哪国都是凤毛麟角。那么我们如何来认识这样的一个社会的运行模式呢？这就需要从以下几方面来具体分析：

先讲讲稳定。要让这种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保持稳定，最基本的统治模式就是：保、拉、压、控、放。

1、2、3级的利益是保，否则统治阶级内部就要分裂，团结是第一位的。

第4级是拉，社会精英要拉拢，因为他们有一定的影响力也掌握了一定的资源。为了稳定，这个阶层都得进人大协，有什么诉求“内部协商”。

5、6级是压。普通人比较优秀者一般到这个位置几乎就是天花板了，社会几乎没有给予他们提供更多的上升空间，对于这些阶层创造财富的热情以及职业上升的欲望，得到的是沉重的压制。每当这些阶层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新的政策或者游戏规则就会出台，他们积累的财富就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切走。

7、8级是控。所谓的控就是一方面控制流动，另一方面有保有打。7、8级没有上升空间，在社会上也就是混口饭吃，是绝对数量最大的一个人群。由于这个人群几乎无法向上流动，只能向下流动到9级，但是9级数量过大会就会影响社会稳定。所以一定要控制流动。怎么控制？就是宏观经济政策上著名的“保增长、控通涨”，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强制社保（从4、5、6级的财富中切下一块分配给7、8级）。当然除了胡萝卜必须也要有大棒——从城管到各级暴力机关，对抗与冲突的事件基本都发生在这个阶层。

9级是放，放是放弃的意思。这个阶层平时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温饱，只有在过年过节时，才有可能得到官员作秀的一点点可怜的救济金和慰问品。

这种统治模式在经济基本面不出大问题的情况下（GDP>7%），是可以实现社会稳定的——即使这个社会充斥着大量的腐败和不公正也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这种成熟的模式即使是一个强势的人物也不能轻易改变。比如西红柿，他试图创造另一种模式——即打压4级，然后将4级的财富分配给7、8、9级。虽然他在普通民众中获得很高的支持度。但是，他忽略了4级的能量——他们可是与上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也可以认为他们是上层在这个阶层的利益代言人。最后，强势的西红柿也只能悲催了。

在90年代，强势的经济沙皇搞经济转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几千万国企工人下岗。把大量体制内的7、8级赶到9级去，搞民生产业市场化，从7、8级的福利中切下一大块蛋糕弄成“市场需求”供1至6级分享。这个时代，7、8级的待遇是最悲惨的，与此相对的是，4、5、6级的机会是最多的，出现了一大批明星私营企业。因为它们的红火，吸收了大批9级的人群重新就业，所以社会得以保持稳定。

到了壶瓮时代，强调和谐。于是通过提高工资标准、强制社保等等来安抚7、8级。所以过去10年，除了少数行业（房地产、金融），其他行业的发展机会都远远比不上90年代，但是社会依旧可以保持稳定。

再说说分配。1、2、3级是统治阶层，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也是可以从经济发展中切下最大蛋糕的阶层。4、5、6级大致属于中产阶层，他们也可以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但是比例却很有限。其中，4级分到的蛋糕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经常吃不了兜着走；5级则是可以分到蛋糕的最低阶层，基本还算可以吃饱；6级就只能看着眼馋了，只有在运气好的时候偶尔吃到一点蛋糕屑而已。7、8、9级是被统治阶层，不仅不能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且还受到日益严重的剥削，有的甚至根本连蛋糕都没有见过。

过去20年的历史表明，在现有的体制下，财富再分配方式只能在4、5、6级与7、8、9级之间展开。1、2、3级在任何时候都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甚至在4、5、6级中的体制内人士，也基本不会触动他们的利益。指望从1、2、3中切蛋糕来分配给4、5、6级或者7、8、9级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在任何时候对实质性的减税都不要报任何的希望，因为这无异于与虎谋皮。

比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就是把4、5、6级的蛋糕分配一部分给7、8级。强制社保，不仅是把4、5、6级的蛋糕分配一部分给7、8、9级，同时还要多切一块分配给体制内的4、5、6级，这就是养老金双轨制的来源。这些手段一方面是安抚7、8级，防止7、8级流动到9级，另一方面就是压制5、6级。至于印钞就更好玩了，这是1、2、3无条件的对4、5、6、7、8级剪羊毛。当然，也会拿出一小部分来安抚7、8级，比如，提高退休职工工资标准。

最后谈谈法律。法律是为统治阶层服务的，具体的说就是为1、2、3级服务，这个服务的延伸边界就是4级以及5级中的体制内人士，法律的鸿沟在4、5级之间。当案情不涉及1、2、3、4级时，法律是相对公正的，也受到舆论较大的影响(具体参考吴虹飞案)。当法律的两个对象涉及4级以上对4级以下时，法律就成了掩护权贵的遮羞布（具体参考李天一案）。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4级以上特别是1、2、3级的纠纷，都不会通过法律解决。因为上层都明白，那玩意就是骗4级以下的老百姓的。上层的纠纷是靠实力对比，通过喝茶来解决的，这个层面讲法律传出去是要被笑话的。最典型的是360与QQ的战争，事情闹得这么大，没有通过法律，最后大佬出面一打招呼，大家就和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