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九评》，让人脸红 作者：马友 1963年，中国发生了一件震撼世界的大事。由毛泽东策划、邓小平负责、康生主持撰写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简称《九评》）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连续发表，在国际共运的低潮中掀起了一阵阵滔天巨浪。九篇文章如同九颗重磅炸弹，把苏联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者”炸得“体无完肤”、“人仰马翻”。1964年中共还想写《十评》，结果由于赫鲁晓夫已经下台，只好作罢。多少年来，这件大事确实让国人引以自豪，扬眉吐气。 然而，现在我们重温那义正词严豪气冲天的《九评》，不但让人自豪不起来，反而让人感到脸红，感到羞赧。因为我们倾尽全力批判的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现在看来大都是正确的科学的，逐渐被人接受而又符合时代潮流的观点。而我们一再坚持的自以为“绝对正确”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观点，现在看来，大都是过时的错误的，脱离实际而又违背时代潮流，早已被国际主流意识所抛弃的观点。 邓小平在1989年会见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时说道，在当时的中苏论战中，我扮演了并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当时我们都说了一下空话。 用“空话”对双方都进行了批评，各打五十大板，显示了邓小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政治家智慧。但反躬自省，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其实大都是“实话”而并非是“空话”；而我们对其的批判语言，不仅是“空话”，而且是脱离实际、伤人害人的假话、毒话、坏话！ 我们首先猛烈批判的，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及其个人迷信的揭露批判和否定。 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上，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所作的秘密报告，无情地揭露了斯大林个人迷信造成的严重后果，对斯大林在30年代大清洗中实行的大屠杀予以愤怒的鞭挞和批判。在那次大清洗中，成千上万的党政军高级领导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予以枪决，全国的党代表、中央委员的70%被杀戮，元帅、将军、军长师长的80%被消灭，更有几百万党员干部和群众死于非命，还有大批的干部群众遭到监禁和流放。一桩桩用专制而卑鄙的手段制造的冤假错案遍布全国，令人触目惊心。赫鲁晓夫根据斯大林的罪行，称之为“凶手”“刑事犯”“沙皇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震惊了全世界，斯大林的神话形象轰然倒塌。中共起初对这个秘密报告有一定认可，对斯大林基本持否定态度。可是随着极左思想的膨胀和政治利益的需求，对斯大林又开始肯定和神化了。对赫鲁晓夫的观点又开始猛烈批判了。在这里竟然说，“我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赫鲁晓夫反对个人迷信，就是反对列宁的学说，是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功劳是第一位的，是功大于过。不但不能全盘否定，反而要全面肯定，斯大林依然是应当尊奉的世界革命的伟大领袖。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档案的解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露和批判越来越被苏联人民所认可，斯大林所犯的罪行实际上要比赫鲁晓夫揭露的严重的多，在苏联人民心目中，斯大林是堪比希特勒的杀人恶魔，是俄国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暴君。沙皇每年仅处决几十名罪犯，而斯大林每年竟处决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罪犯”！无论他“功劳”再大，如此滥杀无辜，制造无数血腥冤案，早已是罪恶滔天，罪恶早已超过了“功劳”，是过大于功（准确说，应该是有罪无功！） 而我们中共在“九评”中对赫鲁晓夫的批判，对斯大林的热情赞扬和高度评价，早已被苏联和俄罗斯人民所抛弃，早已被真实的历史碰得头破血流。 “九评”自信满满地说：“赫鲁晓夫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搬走，但是想要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把斯大林的伟大形象从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搬走，那是永远不会成功的。” 但是历史好给我们开玩笑，20多年后，历史成功地把斯大林的形象从苏联人民的心目中无情地搬走，彻底地搬走！而且，觉醒的人民仍在进一步清算斯大林的罪恶。2014年春天，愤怒的乌克兰人民不仅在全国各地推倒了几百座列宁雕像，而且政府部门准备搜集证据，以“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起诉斯大林，控告斯大林在上世纪30年代用恐怖和高压手段制造的大饥荒，饿死了1000万乌克兰人。要让斯大林等人承担历史罪责。 面对乌克兰人的愤怒控诉，九泉之下的“九评”理论家们不知该作何感想。反正作为普通的国人，实在感到尴尬羞愧！ 我们批判调门最高的，批判力度最大的，是赫鲁晓夫的“三和两全”，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议会道路）和全民国家全民党。我们的理论家认为，赫鲁晓夫这种修正主义观点，是向帝国主义投降，是和资本主义同流合污，是在麻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人民的斗争意志。谁实行这种修正主义路线，革命事业就会遭到失败；谁反对这种路线，革命事业就会胜利。 实践证明，我们的批判完全错了！ 和平共处，原本就是中共在国际会议提出来的，曾在国际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然而被阶级斗争烧红了眼的中共领袖们，一反过去的正确观点，提出了充满火药味的好斗的观点。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平共处”已经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政党所接受，已经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世界各国，都需要和平共处，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届党和政府，坚持“和为贵”，和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各国搞好关系，和平共处。给世界以良好形象，使中国快速发展。而在30多年前我们自认为最“马列”的“和帝国主义反动派一直斗下去”的观点，早已被视为荒谬，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赫鲁晓夫在冷战思维甚嚣尘上，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年代，敢于冲破马列主义的藩篱，提出和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思想，是多么超凡、务实！具有何等的理论勇气和智慧！而我们却死抱着马列阶级斗争的教条，对人家正确的观点进行严厉的批判，是多么的不合时宜，又是多么冷酷而有害！ 我们痛加挞伐赫鲁晓夫的另一个修正主义观点，就是和平过渡，议会道路。赫氏认为，在资产阶级国家里，按照资产阶级选举法，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合法渠道取得议会中的多数。“工人阶级只要把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力量团结到自己的周围，就可以击败反动的反人民的势力，取得议会中的多数，进而夺取政权。”这叫“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我们的理论家对这种观点十分气愤，指斥这是不折不扣的修正主义观点，这种观点瓦解人民的意志，麻痹人民的斗志，只能使无产阶级永远陷于被奴役的地位。然后引经据典，高调亮出我们的观点—— 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 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暴力革命；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 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能改造； 暴力革命是社会主义社会诞生的助产婆；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一条条带着暴力和血腥的理论，曾经把世界好多地方搞得天翻地覆。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确实是马列主义的经典理论，也有苏共和中共的成功经验。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暴力革命武装斗争制造的血腥恐怖，对社会生产力造成的极大破坏，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逐渐认识而予以摈弃，而不流血的政治斗争，用和平的谈判的办法，通过议会选举、民众讨论或者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赢得合法地位，来解决矛盾纠纷，已成了世界潮流的主要趋势。马丁、甘地、金大中、曼德拉等平民领袖，之所以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崇敬，就是因为他们摈弃暴力，采用和平、宽容的手段，解决了重大的社会矛盾，使各国走上了和平发展的道路。 所以，我们在六七十年代猛烈批判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思想，竭力鼓吹的暴力革命，坚持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理论，实在是不合时宜，有违世情，贻害他人。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我们的暴力革命理论在当时也颇有市场。我们曾以国际共运“老大”身份，向世界各地输出革命，主要是输出暴力革命理论，附带输出革命人才和武器，支持各国的造反派打打杀杀，掀起一阵阵腥风血雨，给世界不少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各国带来严重危害。后来，这些奉行“毛主义”的造反派几乎全部遭到了失败，失败后又遭到政府和人民的强烈谴责和清算，落下了遗臭万年的名声。 至于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全民党”，至今都让我们的批判令人羞愧无地。国家是全体人民的国家，政党是全体人民的政党，这不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吗？有什么错的？竟让我们的理论家视为反动，大力批判？ 原来根据马列和毛泽东的理论，国家和社会是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我们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我们的党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主张“全民国家全民党”便是混淆了阶级，取消了阶级斗争，麻痹无产阶级的斗争意志。 现在看来，赫鲁晓夫的“两全论”符合人性，顺应潮流，逐渐被主流社会所认可。而我们的阶级斗争理论，搞得人与人之间打打杀杀，剑拔弩张，运动一个接一个，一阵阵腥风血雨之后，人们忽然发现，这完全是我们的领袖带着个人目的、抱着马列教条，故意挑动人们互相争斗、胡乱折腾的闹剧。闹来闹去，闹得国家失了元气，闹得人们生活困窘，闹得社会不得安宁！ 最让我们感慨和脸红的，是“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这篇义正词严、锋芒毕露的文章，现在越读越让人感到难堪，越读越觉得赫鲁晓夫思想之开放，眼光之独到；越读越觉得南斯拉夫铁托的改革之大胆，政策之务实；越读越觉得当时中共思想之僵化，左倾教条之严重！ 50年代初期，铁托结合本国实际，发现斯大林模式的严重弊端，对由苏联引进的社会主义集体化和计划经济进行了大胆改革。结果遭到斯大林的嫉恨，斯指责铁托是修正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叛徒。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认为南斯拉夫的改革是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 于是我们认为抓住了赫鲁晓夫变修的证据，指责他将资本主义已经复辟的南斯拉夫定性我社会主义国家，说明赫鲁晓夫也同样背叛了马列主义，是现代修正主义的“领路人”。 那么，铁托究竟有哪些改革措施，或者说南斯拉夫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内容是什么，竟然惹得我们对两个影响巨大的“修正主义集团”大动肝火，大动干戈？ 我们认为，南斯拉夫在建国后，不是改造和消灭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而是培植和发展私人企业（暗示中国的“三大改造”符合马列），大力扶植资本主义。1953年，铁托公布条例，规定“合伙的公民”有权创办企业，“雇佣劳动力”，“私人有权购买国家经济组织的固定资产”。同时公开宣布，放弃农业集体化道路，开始解散农民合作社。铁托公开说，“集体化在南斯拉夫是行不通的”“集体化和剥夺是一回事”“集体化是一条最长久地保持农奴制和农民的贫困的道路”，主张把农业发展“建立在各种经济力量自由竞赛的基础上”。（当然我们斥责其是“恶毒”“荒谬”） 铁托在大批解散农业合作社的同时，从1953年开始陆续颁布一系列法令，在农村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和自由租赁，实行自由雇工，并且废除农产品计划收购制度，实行农产品的自由贸易，鼓励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 最后强调说，铁托修正主义集团完全脱离社会主义轨道，主要表现在：1、取消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2、把利润作为刺激企业经营积极性的根本手段；3、鼓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政策；4把信贷和银行作为支持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重要杠杆…… 读罢这几条南斯拉夫当年的改革措施，令人大为惊异：这不是我国上世纪80年代开放后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吗？我们80年代才发现的左倾教条问题，人家50年代就发现了；人家50年代就实行的改革措施，我们80年代才开始实行，我们比人家整整晚了近30年！ 况且，南斯拉夫改革的阻力和难度比我们要大得多，斯大林模式刚推行没几年，一些问题尚未暴露出来，在国内改革一定有相当的阻力，更主要的阻力来自国外：先是斯大林的无情打压，后来便是中国毛泽东的凌厉批判。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铁托坚持改革不动摇，这是何等的远见卓识和政治勇气！ 现在看南斯拉夫当年的改革措施，条条都是高效务实、利国利民的好政策，完全符合中国的“三个有利于”。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南斯拉夫的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普遍提高，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遥遥领先。赫鲁晓夫看好南斯拉夫的改革成果，将其视为“特色社会主义”，如同邓小平一样，可谓灵活变通，独具慧眼。 而我们中国，在极左路线的摧残和束缚下，大跃进、人民公社集体化的胡乱折腾，已经使整个国家经济崩溃，民不聊生，3000多万人成了饿殍。1963年经过不断调整，饿死人现象才受到遏制，一些地方勉强维持温饱。四川、河南、安徽等地的大饥荒仍未退去，到处都是讨饭的队伍。在这种环境下，我们竟然自认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众人皆醉惟我独醒，死抱着僵化的极左教条不放，猛烈指责赫鲁晓夫肯定的南斯拉夫改革政策。如同一个饿得皮包骨头的穷光蛋指责富得流油的款爷：“你们的路线错了，看我们的路线多么正确！”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泽东在发表“九评”的当年即1963年，发表了一篇著名论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雄辩地阐述了“实践第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按说毛泽东通过一系列实践，应该掌握大量的“正确思想”，把中国引向光明前途了。出人意料的是，这一年恰恰是毛泽东产生错误思想最多的一年，是好多政策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却非要坚持到底的一年，而煌煌“九评”正是毛泽东错误思想的集大成者。 “九评”的矛头是对着外国人的，却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猛烈地批判赫鲁晓夫和铁托的修正主义和右倾思潮，只能使我国的左倾教条主义更加强化和泛滥，在脱离实际、危害人民的错误道路上越滑越远。为什么包产到户这一利国利民的好政策刚一露头便遭到严厉打击、终毛之世不敢露头？为什么坚持真理、为民请命的彭德怀冤案，不但不予平反，反而遭到更加严厉的批判？为何整个60年代的文化艺术和思想理论界百花凋零万马齐喑一片萧条？为何中国当时四面树敌，到处都是帝修反反华大合唱？为何更大的祸害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会接踵而来？……这一切，都与我们在“九评”所阐释极左教条思想有一定关系。 当然，在“九评”中，也表达了对苏联“老子党”、“大国沙文主义”的强烈不满，对赫鲁晓夫指手画脚，盛气凌人，干涉别国内政的作法予以批评，显示中国不甘受屈辱、不愿受人摆布的骨气，这都是可圈可点的。但是我们花最大力气批判赫鲁晓夫的一系列所谓“修正主义观点”，基本上都批判错了。我们冤枉了人家，也祸害了自己。 “九评”已经发表50多年了，我们的思想理论界和党史专家们对其危害性还没有任何批评，没有任何反思。现在反思这段陈年公案有何意义？ 首先，这是一段无法抹去的重大历史。现在重温“九评”，予以深刻反思，说明我们敢于正视历史，不忌讳错误，在清理自己错误的同时，也承认人家的正确，向人家表示道歉，以显示实事求是修正错误、崇仰真理的大国风范。 其次，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刻反思：在赫鲁晓夫和铁托大胆改革、接近真理之时，我们中国为何拒绝真理，围剿真理，距真理越来越远？当时偌大的中国为何都被一种思想钳制着，那么多思想家理论家为何竟如此“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无一人对那种脱离实际害人害己的极左思想提出异议？“九评”理论之雄辩，语言之犀利，手法之高妙，可谓登峰造极，为什么现在读来让人脸红心跳羞愧难当？ (又：）退休高官透露的…… 近年来，中国出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退休高官越来越敢讲话。比如我在《退休高官透露的“惊人数字”》一文里，就提到两位部长级人物“放炮”的事情。 前国税总局副局长许善达透露：中国的“政府收入”在非福利国家中是偏高的；而老百姓和企业的养老保险缴费负担，也高居世界第五位。 前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则通过大量数字，表达了对最近若干年“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不断上升的忧虑。 有的退休高官是在“两会”上“放炮”，因为他们具有全国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的身份。 有的是在一些高层次学术论坛上说真话，他们作为当年“实际操盘人”，知道大量秘而未宣的数据，一经披露，令人震惊，发人深省。 原中组部长张全景 2006年11月，已经退下来的张全景在接受采访时，批评了“官多为患”的现象。他说：“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更何况一个省、市除省长、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个别的还有助理。解放初期，一般就是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县长，或加一个副职，甚至没有副职，现在讲克服官僚主义，减少事务，减少应酬，就这么一种体制，怎么克服，怎么减少?现在这么多人既增加了开支成本，又滋长了官僚主义。” 原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 在2012年“两会”上，原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说，因为没有“编制法”，给“买官”、“卖官”留下了无限的空间。“要是只有一个岗位，那还买什么呢?有的地方秘书长就有十几个，这怎么可以啊，官满为患啊！他说，“过去一个县委，百把人以上就是大县委。现在我到乡镇去看，一个乡镇有三四百名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 原证监会副主席高西庆 2013年12月，原证监会副主席，中投公司副董事长高西庆在三亚财经论坛上说：“我到证监会不久，证监会刚成立没几天，我们在开会时，我觉得证监会的发行审批这个权力不应该有，应该放出去。但有人就告诉我，不能这样说，不然把证监会的饭碗砸了，我才知道证监会还有饭碗的问题。”高西庆的话，透露一个大秘密：“所谓行政审批，很多时候压根就不是为了管理好市场，而是为了官员寻租！” 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 他2006年在一次演讲中，披露了大量让人吃惊的数据： 2000年，WHO进行成员国卫生筹资和分配公平性的排序中，中国位列191个成员国的倒数第四（188位） 2003年，卫生部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患病群众48.9%应就诊而未就诊，29.6%应住院而未住院； 44.8%城镇人口和79.1%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城镇职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约1.3亿人，享受公费医疗人数为5000万人。 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开支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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