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轨迹——
一些反思与思考
作者：逸草 发表于2015年05月31日
在89年六·四的前一年，我已在就读的美国学校拿了硕士学位，并陆续完成了基础和专业的四门博士资格考试。89年的春天，在我的硕士论文基础上，由导师和我合写的文章，被当时系里认作一流的杂志所接受和发表。春学期结束后，我便为博士论文开题做起准备来，憋着劲暂不要孩子也要在一年内完成论文，尽快回国工作。国内母校某领导，托其与我在美同校的家人带给我口信，说有些学院领导的知识结构已跟不上改革开放形势，要我尽快完成学业回去相助。
那时就读的美国学校里已有百余名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商学院里也已有了三、四位大陆从其他省市来的或同乡同胞。那种作为头一位进入该校商学院学习的大陆留学生、不能给祖国丢脸的压力已大大减轻。从本科理工科出身，来美转为攻读商科硕博士学位已有数年，最困难的转行学习阶段已过去。于是有时间也有兴趣，关心起国内那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来。
从朋友们陆陆续续的来信里，已了解了一些86-87年上海学潮的情况。知道其效果并不好，国内政治舵向往非民主方向转。好友H姐曾是学校学生工作主持人之一，为人正直，工作能力强，有着下乡插队时当过某省知青标兵的经历，一直被大家看好政治上会有大好发展前途。这回她已被江在内部会议上点了名，政治上再也不得重用。学潮过后一片萧瑟压抑，已有朋友劝我考虑别归了。此时我们对这89年学生运动，感觉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年轻学子们民主意识已增强，热浪似有可能破冰。忧的是，从86-87年的学潮结果看，当局不可能作大的让步。我和在美的同学朋友们都替国内学生和支持的民众捏一把汗。
到了北京百万市民上街支持学生时，周围比较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片叫好声。我却要冷静些，越来越忧心忡忡，感觉镇压的可能增大了。觉得那些以为不会镇压的朋友们，还是将GCD和当时的政府看得过于软弱和仁慈了。父亲在来信中抱怨，有的街上（可能是在上海交通大学附近）学生们设路障把着路，有不喊“支持学生反官倒”不让通过的状况。父亲说，若这样的局势不加控制，恐怕接着就会要大家喊“打倒GCD”了，那怎么了得？父亲是抗战初期三十年代入共的老GCD人，可思想较为开放，曾对我们年轻人对邓取缔了“西单墙”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满表示过理解。连他对学运都有这样的抱怨，很可能反映了老一辈GCD人已将这次89学运看作有推翻GCD政权的企图了。
五月中旬，我们看着电视上头裹纱布的吾尔开希与李鹏谈判时的那个得瑟劲儿，就叹其盲主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错过了极少的几次稍有可能扭转局面避免伤亡的机会。后见六月初赵紫阳喊话，学生们反映麻木、无动于衷。我们心急如焚，真有种冲动，恨不得猛摇他们几把，唤他们快醒过来，变革不图一日成。不过我们也知道，那时他们已是什么话都听不进去了。我们只能盼G政府能多拖几日，让年轻人那劲头过去，别让青春热血流。
枪声传来，无人不痛心疾首。我当时在学校的学生学者联谊会帮忙，参与了组织游行抗议和烛光悼念晚会。是的，学生们是热血的，是富有爱国激情的。不管他们有多幼稚，也决构不成屠杀他们的理由！我打电话去家里问父母，如此政府是他们为之付出大半生所追求的吗？他们回答说这后面背景比我们所知要复杂得多。但他们敢肯定，这流血结果是他们这代人中的多数人不想看到的，这样的悲剧场面不会在上海重演！我写信给推我出国并建议我改专业的母校校领导，表示了对北京屠杀学生和市民的愤慨。她回信里的话，和我父母说的差不多。无非是说学运有国外敌对势力唆使的背景，要我冷静旁观。
数年后结识了一朋友，他在清华的弟弟于六·四被弹杀。他和妻子将父母接到了身边养老。后来，每回看到关于六·四死难者母亲们的音讯，都郁闷不已。
六·四的当时，国内的同学朋友们的反应各异。觉得学生们闹得过分，不得不镇压的是极少数。有半数以上的朋友觉得学生们的诉求是对的，但在行动上有些过激过分。可也决不该用坦克上街和枪杀的手段来对付他们。少于半数的友人，尤其是86-87年上海学潮的积极参加者，支持学生们和北京市民的抗争，并有部分人多少参加了这场学运。
这里提一下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主要人物之一陈乐波。他是我老家的邻家兄长，其父就是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陈同生。《导报》当时为了给整个新闻界争取更大的新闻自由和新闻空间，而站到了89年民主运动的前沿。89年学运在5月13日开始绝食之前，声援《导报》、要求新闻自由，是当时大家关注的焦点，而且也史无前例地使新闻工作者加入到这场民主运动中。
陈兄在六·四前任《导报》编委兼中国经济部主任。如网上一文所述：汪道涵曾经把陈乐波带到江家里，实际上也是希望通过他来做《导报》的工作，劝让《导报》妥协。陈乐波那次在江家里把江教训了一顿，而且跟他讲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逆历史潮流而上断头台等故事，使江怒火中烧。后来江还在有些场合提到这件事，说竟然我们的干部子弟说我要上断头台！陈兄在六·四后被捕，被关押了约一年。期间他儿子出生，妻儿缺乏照顾，左右邻舍包括我姐都伸出了援手。陈兄出狱后转向经商，不少朋友们都愿意帮助他，他一家人现在生活得很好。
六·四使我们完全改变了对邓的看法。作为77级中的一员，我们曾对邓有感激之情，对其后来在“科学的春天”到来、和在改革开放中所起的作用也是钦佩的。这种感觉，在后来的取缔“西单墙”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时已大打折扣。认识到在恢复高考上，他可能不过是尽了些对自己子女的父亲职而已，而我们恰恰与其子女近龄，沾到了光。当然他也可能有为国家和人民做些好事的愿望。改革开放中他有些功，但也不过是他看到了世界大流，顺应了潮流，未作逆流小丑而已。其倡导改革开放的最根本目的还是在于巩固GCD政权。可他支持对学生市民下屠令，则是他草芥人命的本性大暴露，与他在五十年代所谓“反右扩大化”中所起的恶劣作用是一脉相承的。
六·四的血腥寒了学子们的心，洗亮了学子们的眼睛。一个其太上皇声称要将民众“杀他二十万”来换取“安定二十年”的无能政府，再也激不起我们的报效热情。在和其他州求学的好几位大学同学尤其是大学班里的老支书大哥商量后，都认定了，获取学位后若有能力就留在美国工作生活。一年多后，孩儿诞生，我们的人生轨迹也就此改变了。
回过头来看，89年学运是86-87年学潮的延伸扩展。要说对86-87年学潮的个人影响，大概还是方励之老师的比较广远。他那“加入GCD，改造改变它”的说法，在80年代上半截就已被不少有思想的青年学生们所接受。
但更主要的，还是人们对G政府的专制本质认识不够，对其还抱有幻想。以为它会在民众催促下，清除那当时似乎还滋生不久不广的腐败。以为它还具有像纠正文革那样纠正自己错误的能力。却不知，在没有制度来保证对权力加以监督的情况下，国家机器能否朝民主方向运转，完全取决于掌国人有无真正的民主意识和愿望。遇到国权在邓等僵硬死脑者手中，他们将青年学子和民众呼声，认作动摇其江山根基的洪水猛兽，就出现了非镇压不可的局面。
看看如今的习政权，似乎在下大劲反腐。早知今日反腐须面对如此积重难返的局面，又何必当初神经过敏，用什么四二六社论来压制扭曲学生们的为国为民心？若当时借用学生们反官倒的热情，做一些制度上的改变，鼓励民众和新闻媒体，来约束监督官员手中的权力，将那些尚未形成大气候的腐败扼死在其滋生温床中，哪会有如今这么严重的大面积腐败？说到底，邓等相当一部分当时的掌国掌权人，已抛弃了他们青年时期可能有过的救国为民心，一切只为了维护GD政权，才会那么惧怕学生、惧怕民众对民主和民主制度的诉求。
历史上的一个良机，就这样错失了，化作了六·四鲜血。
六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为了人民对民主的诉求，
他们曾顽强地抗争不息。
（改自歌曲《五月的鲜花》）
后记：
有友读了这篇文后，做了这样的评论。
“民主是个制度问题，不是素质问题，是权力平衡的产物，平衡才能对权力有效地监督。毛泽东、邓小平都是太上皇。近代世界文明带给中国两大进步，国家最高领导人换届，太上皇做不成了。二是互联网，民之口防不住了，中国走向民主是早晚的事。有两个途径，一是内部分化，二是外部对抗，结果就是形成一个各方势力都能接受的局面，这就是民主。民主就是“逼宫”，就是学会理性的解决社会争端。六四是一场意义深远的、反封建的有学生自发的民主解放运动。我们有理由相信，类似六四的事件，不会再有了。香港占中，当局不敢开枪了，这就是政府的妥协，六四的胜利。这样一次一次的胜利，就形成了新的文化，新的制度，就有了民主。民主和文化相辅相成，是几代人的事。每一次血都不会白流。”
这样的评论，理性、积极又乐观，深合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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