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张宗燧：张东荪之子中国科学院院士被迫自杀

张宗燧（1915～1969年）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张东荪的次子。第一位在剑桥大学开课的中国人。出生于浙江杭州，1930年，张宗燧以15岁的低龄考入燕京大学物理系，次年转清华大学，有幸受吴有训、赵忠尧等名师的面授。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并留校攻读学位。同年报考庚款出国留学。因为物理专业名额仅一人，吴有训建议张宗燧改考天文专业，张宗燧从命，经短期速成，即考取庚款赴美的名额，后去紫金山天文台实习半年，准备赴美。然而，张宗燧有宏志于数学和理论物理，以当时国际学术水准，欧洲高于美国；他竟然放弃“美庚款”，次年报考“英庚款”数学专业，第四届“英庚款”数学专业仅仅录取两名，张宗燧名列其中。

1936年，张宗燧入剑桥大学数学系，受业于著名统计物理学家福勒（R．H．Fowler），两年发表了论文七篇，获博士学位。张宗燧在“合作现象”领域，特别是关于“固溶体的统计理论”方面，取得优异成果，《贝特的有序—无序相变理论在合金上的推广》及《一个系统的位形数目与合作现象》等优秀论文，使他开始在国际理论物理学界崭露头角。1938年，福勒举荐张宗燧去尼尔斯·波尔（N．Bohr）领导的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工作。在这个发源“哥本哈根学派”的学府里，他有幸会见狄拉克（Dirac）、泡利（Pauli）、罗森菲尔德（Rosenfeild）、维克（Wick）、莫勒（Moller）、威尔逊（A.H.Wilson）等国际著名学者。在这些现代物理学先驱的影响下，张宗燧进入量子理论最前沿的研究。

1938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先后赴丹麦、瑞士进行科学研究。1939年，宗燧到瑞士高等工业学校，在泡利身边工作，写出了他的第一篇量子理论的学术论文《包含介子的过程对于方位角的依赖》。玻尔研究所的自由学术气氛，诸多大师的指导和合作，使他的学术水平迅速飙升；而狄拉克方程的美丽简洁，午茶时无拘束的讨论，是他经常的回忆的往事。这段在丹麦和瑞士的美好时光，使他终身难忘。年轻的张宗燧受到玻尔全家的关怀，而且得到了玻尔本人的赏识。1939年1月，在一封推荐信中，玻尔写道：“在哥本哈根的半年来，张显示了很高的学术才能和人品……”在莫勒教授指导下，研究了核理论新发展中的各种问题，特别是β蜕变现象。张在处理新的复杂的数学方法上表现出十分突出的水平，他能最透彻地理解其物理内涵。

1939年秋，欧洲局势严峻，张宗燧受中央大学之聘回国，成为该校最年轻的教授。在重庆任教的六年间，他继续从事量子场论和统计物理方面的研究，在英国《皇家学会会刊》及美国《化学物理杂志》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九篇。他为量子场论形式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出色的贡献；在高阶微商、高自旋粒子理论方面，也有若干前沿性的工作。他的代表性的论文，如《标量介子的性质》、《δAμ/δxμ=0的量子电动力学》，和后来的《含有高阶导数的场论》等，都受到了国际理论物理学界的重视。

1945年，抗战胜利，受李约瑟推荐，张宗燧以英国文化协会高级研究员身份赴英国剑桥大学进行科学研究，时年三十岁。1946~47年期间，他在剑桥完成四篇高水平的论文。他提出要在剑桥开课，狄拉克予以支持并安排他讲授场论，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步上剑桥大学的讲坛。有鉴于统计物理合作现象理论和建立量子场论形式体系的重要贡献，宗燧在国际理论物理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成为剑桥哲学会会员，并被录入美国《世界名人录》（1950年版）。1948年回国。历任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及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及理论物理研究室主任兼中国科技大学教授等职。张宗燧在北京大学讲授热力学和原子核物理，并指导研究生，后来为中国国防科学做出重大贡献的于敏教授，就是他的第一个研究生。由于他擅长数学在物理学中的应用，1951年开始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1957年受聘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部学部委员。

张宗燧从事教育工作多年，在教学中成绩显着，获得大家好评。他先后培养研究生多人，他的好几位学生都在我国各有关科研领域内发挥着骨干作用。张宗燧热爱祖国，因此在解放前夕毅然回国，他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他热爱科学，刻苦钻研业务，在理论物理的研究和培养人才方面，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张宗燧主要从事理论物理特别是统计物理、量子力学、量子电动力学和量子场论等方面的研究与教学工作。30年代在国外对统计物理进行了不少研究，在合作现象、特别是固溶体的统计物理理论等方面取得创见性成果，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并于回国后继续在合作现象和量子系统的各态历经问题等研究方面取得有价值的成果。是中国较早从事量子场论研究的学者之一，30年代后期即进行量子场论方面的研究，在量子场论的形式体系的建立，特别是高阶微商、高自旋粒子的量子场论等方面很有创见，取得多项达到当时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40年代后期，在理论数学形式、洛伦兹群的表示、重正化理论、统计物理、层子模型等方面作了不少研究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有《电动力学和狭义相对论》等专着。

张宗燧的父亲张东荪是著名哲学家、社会活动家，母亲吴绍鸿贤惠持家。在学术世家的长期熏陶下，在父辈的言传身教影响下，形成了张宗燧的学者性格和作风。

张宗燧是我国最早从事量子场论研究的科学家之一，他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的科学专着和论文中曾多次被引用。1965年还参加了层子模型的工作。他一生勤奋，30多年来，共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科学著作三本。

张宗燧从1937年起，他就在国外从事统计物理理论方面的研究，在合作现象，特别是固溶体的统计物理理论等方面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这方面发表的主要论文有10余篇，受到国际上的重视。从1940年起，张宗燧又开始研究量子场论，在量子场论的形式体系的建立，特别是在高价微商、高自旋粒子的场论等方面的研究，有许多工作达到了国际上的先进水平，并卓有创见。1949年之前这些方面他曾发表论文10余篇。1949年我国解放时，正值量子场论取得一大进展以后，1948年出现了避免量子场论中发散困难的重正化理论。因此解放后的最初一段时间我国量子场的研究是在这一领域中进行的。在理论的数学形式方面，可以张宗燧的《On·Weissistheoryoffields》(《物理学报》，7，1949)、《含有高次微商的量子理论》(《物理学报》，14，1958)两篇文章为代表。1952年以后，重正化理论的研究及其应用，基本告一段落，量子场的研究转入别的领域。在非定域的研究方面，张宗燧的工作具有代表性，曾经比较了二种含有高价微商的量子场论。这可参见他的论文《含有高次微商的量子理论》。由于进一步讨论高自旋粒子波动方程时感觉有消除辅助条件的需要，张宗燧写了《分析力学中正则方程的简化》(《物理学报》12、1956年)。张宗燧具有代表性的另一工作是应用狄拉克在1938年提出电子的古典理论时所创造的方法，讨论粒子在标量介子场作用下包含有辐射阻尼效应的经典运动方程。《质点的经典运动》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此外，在洛伦兹(Lorentz)群的表示方面也进行了研究，发表了《相对论量子力学中一些算子的计算》第一篇和第二篇(《数学学报》3，1953)两篇论文。在统计物理学方面，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张宗燧与王德懋、许永焕为研究合作现象而建立的一个方法，它可以用来求固溶体(或类似的物体)的位形自由能。张宗燧在《量子系统的Ergodic定理》(《物理学报》14，1958)一文中做了有关于量子系统的各态经历(Ergodic)定理的讨论。他在《相对论的量子力学中一些算子的计算》第一篇及第二篇中，考虑了相对论的量子力学与不齐次罗伦兹变换群的表示之间的关系。

1951年，“思想改造”和政治运动接踵而来，张宗燧受父亲张东荪的株连，遂成为北大批判的重点。他无法理解在美国发表学术论文就是“不爱国”的道理，因此不断地检讨，却又不能过关；许多不实之辞，更刺伤了他的自尊心，造成极大的精神痛苦。1952年，更进一步被排挤到北京师范大学。在师大四年工作期间，宗燧教授理论力学、热力学、统计物理；量子力学等主要课程，在《物理学报》、《数学学报》和《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论文九篇，为提高该校理论物理的教学和研究水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时值“反美亲苏”的政治年代，苏联专家来北师大举办理论物理进修班，校方安排张宗燧去做教辅答疑工作。张宗燧却向校方坦言，他一人即可承担全部进修课程，毋须烦劳苏联专家；校方大为震怒，不以中国人才的自信心而高兴，反以“自高自大”的帽子予以打杀。幸好苏联专家早知张宗燧的学术水准，对其敬重有加，不仅推荐张宗燧开设较深的选修课程，并且让他指导学员的结业论文，两人竟精诚合作，相得益彰。

其间，又有波兰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英菲尔德来访，要见张宗燧。当英菲尔德听说张宗燧在师范大学任教，大呼：“浪费人才”。一九五六年底，在“向科学进军”口号的影响下，华罗庚建议把张宗燧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任一级研究员，兼理论物理研究室主任。一九五七年，张宗燧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到数学所后，张宗燧才有了安定的研究环境，因而十分高兴。

在数学所工作期间，宗燧对“微扰展开的解析性和色散关系”等课题，着重进行研究，前后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又与胡宁、朱洪元先生举办的量子场论讨论班，培养了一批中国自己的粒子物理理论人才。张宗燧求才若渴，今天中国场论学科的带头人戴元本、侯伯宇、朱重远，都是他当年选拔的研究生。

作为一个科学家，最大的特点和性格就是实事求是，对事对人都胸怀坦荡，直言不讳。因此容易得罪人。他平时讲话也十分坦率，不加掩饰，因而常常被认为不识时务，甚至招来无妄之灾。例如在大跃进期间，他和数学所的许多人一起去参观徐水人民公社的万头养猪场，回来后大家开会谈体会和所受教育时，他却说：为什么那里的猪那么多，而菜市场上却买不到猪肉？这当然引起纷纷的批评，视为另类。又有一次，在大跃进开始以后，中、苏关系出现紧张，并日益恶化，在数学所的一个会议上，大家批判苏修的技术、科学是“老、大、黑、粗”。他却说，不要以为苏联的科技都不成，有的领域还是很好的。当然又招来一阵批判。

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张宗燧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对待。1962年，尼·玻尔的儿子，著名理论核物理学家阿·玻尔（A．Bohr）来华讲学。张宗燧在哥本哈根时，阿·玻尔还在上中学，两人年岁相近，私交甚好。阿·玻尔见到宗燧时，随便问起了中国是否实行配给棉布的布票制度。张宗燧从不过问家务，根本就不知道天下竟有‘布票’一说，于是随口答道没有那回事。回家之后，他从妻子那里知道实情，却为自己说了不实的话而痛苦，第二天又去宾馆向阿·玻尔做了更正。如此一来，竟成了“里通外国”的大罪证。

张宗燧本是一个为学严谨的完美主义者，常说复杂的物质世界，能为理论物理的数学方程表述，无比美妙；从事研究是人生的最大享受，也是他生命的支撑点。因此当获知多年积累的研究笔记，被抄家抄走而遗失时，伤心欲绝，从此无法入眠，身体逐渐衰弱。再到后来，武斗日盛，红卫兵莫名其妙地把张宗燧揪出来，在身上挂上牌子并戴高帽子，在从前的计算所与数学所的大楼前面开了一个斗争会，然后由红卫兵押送他在中关村游街示众。无休止的斗争折磨，更使他无法忍耐。一个极为自信的学者，竟堕入极度的失望之中。在万念俱灰、求生不能的情况下，他决定一死了之。通过服用过量安眠药来结束自己辉煌而又委屈的一生。

张宗燧兄弟三人，大哥张宗炳（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并取得生物博士学位。在北大任教时，讲课效果非常好，往往讲得台下的学生掌声四起）和父亲张东荪同时被关进“秦城”监狱，但二人互不知道对方。三弟张宗颖和其妻子吕乃朴在‘文革’中屡遭“批斗”后，身心交瘁，愤而自杀。张宗炳的儿子张鹤慈，1963年时是北京师范学院学生，也因为政治思想问题而被送进监狱，长达16年；张宗颖的儿子张佑慈也被关押10多年。一代哲人张氏，一门几乎全部遭受摧残，或死，或勉强苟活而已。

写到这里，读者自然要发问：中共当局为什么对张东荪一家如此严厉处置呢？问得好，应该问！

其实，中共掌权之初，曾经和所有的民主人士包括张东荪在内，有过一段很短暂的蜜月期（例如在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中，张东荪是出了大力的。毛泽东公开称赞他是“北平和平解放第一人”，但后来却变脸了）其中的奥秘，编者也无法提供一个唯一准确的‘标准答案’。只能通过多方搜集提出以下三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更合乎逻辑、更符合实际，还请读者自择：

答案1、朝鲜战争爆发在即，张东荪认为中共“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不符合中国利益，他想利用自己以前曾作为“国共调人”的资格以及与司徒雷登的关系，私下调解中美关系，和一个名叫王志奇，自称有美国背景的人建立关系。张东荪要王给美国国务院传话：“打起仗来千万不要打中国，留着中国，且看将来。”又将可有“合作希望”的政协民主人士名单和当时尚属于国家机密的“《国家预算》”交给王。后来王志奇被捕，交代了与张的关系。（《文史精华》2003年第11期）

答案2、1950年初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破获美国间谍王正伯案，王交代了张东荪向美国原驻华大使司徒雷注销卖情报的情况。把抗美援朝中国出兵的具体日期和国家财经预算等国家核心机密，编成情报，经人送到香港，然后转交到司徒雷登手中。（朱振才：张东荪出卖情报案，载《北京公安史志》1992年第3期）

答案3、张东荪“平生最恨两件事，一是侵略，所以他抗日；二是专制，所以蒋介石那么优待他，将他奉为座上客，他也不买账”。中共建国前夕，邀集党内外各界人士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协会议上共计576名代表，在选举新政府主席时，毛泽东以575票当选。在这次不记名投票中，只有一票没有投毛泽东。当时大家还以为这是毛泽东自己谦虚的表现。其实，毛泽东毫不谦虚地投了自己一票。那么，是谁没投毛泽东的票呢？经过调查核实，不是别人，恰恰是时任燕京大学教授的张东荪。

虽然毛口中说：‘不选就不选吧’，大家都以为他不会计较这件事。但是人们猜错了。善良的人们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毛泽东牢牢地记下了这笔账。毛泽东是何许人也？他是“游刃于儒、法、道、术，经千年提炼而成就的‘人精儿’”。怎么会轻易忘记如此重大的事件？如此严峻的挑战？所以在1951年毫不客气地判定张东荪犯有‘叛国罪’。不仅此也。就是到了1978年，当几乎所有人都先后被平反时，邓小平亲自决定：张东荪不能平反。

（学者戴晴的近作：《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

【补白】

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在1956年11月10-15日举行的8届2中全会上，在分析匈牙利事件的教训时说：

1、要加强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的监督；

2、国家领导人的权力应该受到限制；

3、国家领导人的生活水平应该接近人民群众，不能悬殊；

4、资产阶级有些制度也可以参考。（毛主席说过，资产阶级民主，特别是初期，有些办法比我们现在的办法更进步一些。我们比那个时候不是更进步，而是更退步了）。例如华盛顿干了8年（他也是劳苦功高吧，比我们在座的同志怎么样？）又退为平民……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