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錯誤對待人民的好總理
●周恩來對毛澤東最忠心
自建國以後到十年動亂期間，毛澤東幾乎把所有與他一同打天下的戰友都整了一遍，甚至連有着“紅軍之父”之稱的朱德也挨了批鬥。除了林彪和周恩來兩人外，其他人輕則挨斗，重則被整死。後來林彪摔死，僅剩下周恩來一人。可毛澤東在晚年仍未放過這位忠心耿耿的國家總理，整人的目標又轉向了周恩來。
毛與周早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時期就已認識。那時，毛澤東以共產黨員的身份兼任國民黨中央候補委員和中央宣傳部代部長，周恩來則是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20世紀30年代，兩人同在江西指揮中央紅軍對敵作戰。在第五次反圍剿時，由周恩來、博古和共產國際派來的代表李德組成的“三人團”，錯誤地執行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路線，剝奪了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導致紅軍遭受前所未有的失敗。後來在遵義會議上，周恩來認識到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才能，支持毛重新領導紅軍。紅軍也從此轉危為安，逐漸發展壯大。周恩來在內心覺得自己對不起毛澤東，因此對毛一直是言聽計從，畢恭畢敬，從不敢說個“不”字。也正是因為周恩來的盡力輔佐，才使毛澤東將自己的軍事指揮才能發揮得淋漓盡致，也才能牢固地坐穩中共的頭把交椅。毛澤東在延安時期以後逐漸被他的戰友抬上神壇，有兩人出力最大，一個是劉少奇，另一個就是周恩來。周恩來對毛澤東的尊重和照顧，可以說是關心備至，體貼入微。這裡略舉兩例：
1945年，毛澤東在赴重慶談判的43天裡，大小宴會達到十多場，每次宴會時，人們都湧上來爭相向毛澤東敬酒。據參加談判的老同志回憶，那段時間周恩來總是形影不離地陪伴着毛澤東，談話時退後半個身子，讓毛澤東為先，敬酒時又搶前半個身子擋在先：“毛主席酒量有限，我來代勞。”一次宴會結束後，工作人員問周恩來：“周副主席，您怎麼一杯也不讓主席喝？”他答道：“我是怕酒里有人做手腳，放毒……”在毛澤東離開重慶乘飛機回延安時，周恩來擔心國民黨會在飛機里放定時炸彈，又要求國民黨高級官員張治中陪同毛澤東回延安。
1969年，在開黨的九大時，一些有特殊貢獻的代表榮幸地獲准上台受毛澤東的接見。此時他們都感到無比激動，雙手握着偉人的手使勁地搖動。毛澤東此時已是70多歲的老人，經不住代表們這樣的搖晃，但又不好拒絕。每到這時，周恩來總是提醒代表們不要過於用力搖動。1973年召開中共十大。在大會結束時，代表們起立鼓掌，想歡送毛澤東退場。但毛卻端坐未動。周恩來知道，此時的毛澤東腿腳不靈便，走起路來一搖一晃，他不想讓代表們知道他身體的虛弱。周靈機一動，對代表們說：“主席是要目送大家先走。”這話既讓代表們無比感動，也掩飾了毛澤東的腿腳不便。
可以說，周恩來從生活起居和安全保衛等方面，一直是無微不至地想着毛澤東。然而在毛澤東的晚年，特別是文革後期，卻沒有很好地對待自己的這位親密戰友。
●周恩來為何兩次被迫作檢討
建國以後，周恩來一生曾兩次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檢討”。
頭一次是在1957年。周恩來與陳雲等人針對當時國內經濟工作中出現的急躁冒進現象，搞了一個“促退委員會”。10月9日，周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發言，表明自己的主張：“既要反對在改革突出不合理的制度上縮手縮腳，又要反對不顧職工覺悟和實際困難，冒昧從事的急躁情緒。”毛澤東聽到後很是不滿，作了題為《做革命的促進派》的講話，與周恩來唱了反調。會議結束後，周恩來陷入了苦悶。自從反冒進以後，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問題上，周感到有一些方面自己總與毛的思路有距離。11月，毛澤東親自審改了《人民日報》社論，論點直指反冒進。這時，主持經濟工作的周恩來，已陷入被批評的境地，甚至在一段時間裡失去了經濟工作的發言權。1958年1月，毛澤東在南寧主持召開了有部分中央領導和華東、華南地區領導參加的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代表都接到了會上分發的12份作為批評對象的材料，這些材料都是反對冒進的，許多都與周恩來有關。毛澤東在會上公開點了周恩來的名，說：“1956年的反冒進，使6億人民泄了氣，是方針性的錯誤。”指責反冒進者“離右派只剩50米遠了”。迫於壓力，周恩來在會上作了檢討。南寧會議後，毛澤東並未放鬆對反冒進的批評，給冒進和反冒進問題定了性：其實冒進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在幾天后的一次大會上，周恩來又一次被迫作了檢討。
毛澤東為了預防黨內再次出現“反冒進”之類的原則分歧，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發出警告：“代表大會的同志，你們注意一下，中央委員會要特別注意，要顧全大局。誰不顧大局，誰就會跌筋斗。”
八大二次會議後，周恩來更是被“反冒進是方針性錯誤”壓得內心異常痛苦和矛盾，從組織原則上他必須徹底認錯，但從唯物主義原則上他又必須實事求是。矛盾的心態促使他做出了一項痛苦的抉擇——辭職。1958年6月9日，中央就周恩來提出“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等問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與會者一致認為周“應該繼續擔任現任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
周恩來第二次作檢討是1973年11月。周在會見來北京訪問的美國國務卿基辛格時說：“中國人民不願與美國為敵，中國之間的對抗是暫時的，將來必定會成為好朋友，兩國應共同為維護世界和平做出努力。”當時擔任翻譯的是毛澤東的侄外孫女、外交部長助理王海容。她認為周的話與毛澤東的主張不相符。由於她是毛的親戚，很容易見到毛，便將此事報告了毛。毛澤東得知後便指示政治局開會批評周恩來。江青在會上嚴厲地說：“這是黨內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周被迫在會上檢討說自己思想一貫右傾。
●借評《水滸》批周恩來
毛澤東在1975年8月發起評古代名著《水滸》的政治運動，他說：“一部《水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澤東名義上是批判宋江的受降招安，其實矛頭是衝着周恩來，他認為中央領導人中有一些是企圖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周恩來便是其中之一。
周恩來病重住院時，醫務人員要求與他合影留念。周恩來說：“合影可以，不過以後來了運動，你們可不要在我照片的臉上打叉呀。”醫務人員聽了這話，心裡都是一陣酸楚。因為在那個政治運動接連不斷的年代，今天的好人，明天就可能變成“壞人”。他還曾對醫務人員說，他這些年來（指建國以後在毛澤東身邊）一直是如履薄冰。
到了9月間，各地的“評《水滸》”運動開始“聯繫實際”，“批宋江，批投降派”的喧鬧甚囂塵上之際，重病住院的周恩來終於忍無可忍，憤怒地向身邊的醫務人員說：“他們那些人（指毛澤東和“四人幫”）有些事做得太過分了！最近評《水滸》、批投降派，矛頭所指是很清楚的。如果真有投降派，那當然應該批，可事實並不是這樣。我歷史上雖然犯過錯誤，但幾十年來還是努力為黨、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9月下旬，由於病情的惡化，醫生決定給他做第四次大的手術治療。在生死難卜的情況下，經過反覆考慮，他決定以特殊方式回擊“四人幫”的攻擊誣陷，用實際行動給老戰友鄧小平以有力支持。20日下午，在即將進入手術室前，周恩來突然提出要看他在幾年前所作關於“伍豪啟事”的講話記錄稿，在場的人一時不解其意。待工作人員將記錄稿取來後，躺在擔架車上的周恩來強撐身體，用顫抖的右手鄭重簽上“周恩來”三個字，並註明“於進入手術室（前）”的字樣。
“伍豪”，是周恩來早年用的一個化名。“伍豪啟事”發生於上世紀30年代，是當時國民黨反動派偽造的一起造謠誣衊周恩來的“事件”。對此，在黨的歷史上早已作了澄清。然而在“文革”中，“伍豪啟事”卻成了江青等人一次次企圖用來整倒周恩來的“把柄”。1972年6月，周恩來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曾就“伍豪事件”作出說明，用事實駁斥了敵人的謠言和誹謗。但就在這次會後，“四人幫”的成員王洪文暗地交待他在上海的心腹，將有關“伍豪啟事”敵偽報紙找出，另處存放，以備將來再用。
數年後的今天，周恩來在決定其生命手術即將進行的時候，他當着“四人幫”重要成員張春橋的面，毅然作出維護自己政治生命的異常之舉，其含義是不言而喻的。當擔架車進入手術室時，躺在車上的周恩來突然睜開雙眼，用盡全身力氣大聲喊道：“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聽到這一聲音，在場的醫護人員和中央領導人都怔住了，人人心頭上就像壓着一塊石頭……
●一份從未公開的周恩來遺言
1976年1月6日晚19時，周恩來的病情已危在旦夕。他讓工作人員把進京開會的八大軍區司令員找來，對他們講了一番臨終遺言。由於這份遺言中不僅表達了他對“四人幫”的強烈不滿，也流露出他對毛澤東的不滿，因此從未公開過。筆者從其中一位軍隊高級首長的兒子那裡見到了這份遺言記錄。現向世人全文公示如下：
八大軍區司令進屋後，向總理敬禮，齊聲向總理問好。總理在床上向大家點點頭微笑說：“各位司令，你們好。見到你們這些鐵腕人物我很高興。都請坐下，把情況介紹一下。”大家談了情況後，總理說：“本想在我去見上帝前再和老同志見見面，主要是師以上的都想見見，有些話和大家談談。可是上帝給我的時間不夠了。你們進京開會，真是難得的好機會。找你們就都來了。你們談的情況，有的我知道，有的我不知道。總之一句話，事情是這樣複雜，以後還會更複雜起來。總要有幾個準備，要做到胸中有數，不打無準備之仗。我向你們談三個問題，供你們實際工作中分析考慮。現在我們國家可能出現資產階級野心家和林彪式的人物，想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他們利用的手段一個是捧，一個是整，無非是打着紅旗反紅旗，嘴上高喊馬列主義，特別是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無中生有，造謠惑眾，用大帽子壓人，達到他們陷害、整倒中央幾個老幹部和革命同志。你們特別要警惕，不要做政治上的應聲蟲。今後你們的責任有三條：一、保衛祖國，建設祖國，忠於我們黨和千百萬烈士換來的新中國。二、我們用刺刀和槍桿子消滅反黨篡權的筆桿子。希望你們把解放軍報辦好，政治部辦好，不要向一報一刊（指《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作者注）學習。小平同志參加革命以來，成績是主要的。劉鄧大軍為祖國打下了半個家業，出生入死，槍林彈雨，為黨和人民立下了很大功勞。小平同志重新工作以來，每天只睡兩三個小時的覺，一心想把工作做好。總的是好的，用意和目的是無可非議的，我個人是滿意的。你們要支持小平工作，今後要關心他的一切。可是現在總有那麼幾個人和小平過不去，現在報上不是在批我和小平嗎？整倒小平的陰謀專案組去年就成立了，文章和斷章取義的言行錄，去年都已印好，看來等我死後才能公開發表。古今中外謀害別人的人都是沒有好下場的，好整人的人長不了，我肯定在中國篡權也是短命的。你們有保護建國以來的成果和老幹部終年的重大責任。今後我希望你們要團結，互相支持。鬧派性的目的就是爭權力，他們的後台比你們大得多。我希望你們要義正言明，遇事行動果斷。回去代我向大家問好。我們可能是最後一次見面了。不要哭了。眼淚感動不了上帝。我的死還可能導致小平同志和人民在政治上的滅亡，不鬥是不行的。忠於黨，熱愛祖國的人，絕大多數是人心所向的，是破壞不了的。革命的老同志是沒有滅淨的。中國的革命歷史是誰也篡改不了的。我斷言中國的前途是輝煌燦爛的，片塊烏雲將被雷電擊散，迎來的將是百花爭艷暖人間。幾句話算是我臨終的話吧。”
從這篇臨終談話中，可以看出周恩來已預料到他死後將受到批判，鄧小平也會被整下台。當時他的政治地位僅次於毛澤東，能批判他的人只有毛澤東。他談話中所說的“他們的後台比你們硬得多”，這個“後台”顯然是指毛澤東。可以看出他對毛澤東也是心懷很多怨氣的。
了解周恩來的人，都說在他身上有着近乎完美的品德。他作為一個大國的總理，終身只有一位妻子，這在古今中外都十分罕見。他經常出國訪問，按國際慣例可以偕夫人同行，況且他的夫人鄧穎超也是一位功高位重的老革命家。但他從未帶夫人出過國。用古人的觀點來看，他是一位忠臣、良相。可惜良相未能遇明君，這也是他人生的一大不幸。
兩天之後，即1976年1月8日，人民的好總理與世長辭。毛澤東送了花圈，卻沒有出席追悼會。
55、“文革”中兩次整倒鄧小平
“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鄧小平被列為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趕下了台。與劉少奇等其他被打倒的中央領導人相比，鄧小平幸運地沒有受到身體的摧殘，只是將他下放到江西省一個工廠勞動。林彪叛逃事件發生後，毛澤東不得不重新考慮接班的人選。他最初看中了王洪文，並將王調到自己身邊觀察和培養。後來考慮到王的資歷淺，經驗少，讓他接班恐難以服眾，毛澤東於是想選一位資歷深有經驗的人，他想起了老戰友鄧小平。鄧比毛小11歲，正值年富力強，且又是一位有着50多年黨齡的老黨員，論資歷、能力和功勞，在中央很少有人能與之相比。毛曾多次稱讚“小平同志人才難得”。毛澤東想讓鄧小平再次出山，但又怕他翻“文革”的案，於是，在鄧小平作出“永不翻案”的保證後，1973年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國務院副總理，不久又任命他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鄧小平上任以後，大刀闊斧地對“文革”中遺留的弊病進行整頓，中國的各方面形勢開始出現了好轉的勢頭。
然而，一心想當中國女皇的江青，看到鄧小平逐漸得到毛澤東的信任，擔心鄧會成為毛的接班人，心生妒意，極力拉攏毛澤東的侄兒兼聯絡員毛遠新，想與他一同搞掉鄧小平。年輕的毛遠新在“文革”初期就是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一名造反派，在政治觀點上與江青接近。在江青的拉攏下，兩人沆瀣一氣，狼狽為奸。老謀深算的江青認為要搞掉鄧小平，只能從他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這一點入手，因為毛澤東最容不得別人為“文革”翻案。毛遠新對此也頗有同感。於是，他便多次在伯父面前說些鄧小平對“文革”不滿的話。聽了毛遠新的挑撥，毛澤東便對鄧小平失去了信任。1975年，毛澤東以評論古書《水滸》為名，批評宋江是投降派，其矛頭則是衝着鄧小平而來。
1976年1月，周恩來總理病逝。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一夥極力壓制群眾的悼念活動。他們的倒行逆施激起了群眾的強烈不滿，人們自發地來到天安門廣場，向人民英雄紀念碑獻上花圈，表達對周總理的哀思。然而，群眾的悼念活動卻遭到“四人幫”的阻撓，派人強行收走了花圈。此舉更加激起人們的憤怒，他們在廣場上演講、遊行、貼詩詞、發傳單，用種種方式表達對周總理的懷念和對“四人幫”的仇恨。但是，群眾的悼念活動遭到“四人幫”的血腥鎮壓，許多人被打傷或被逮捕。“四人幫”將這一事件說成是“反革命事件”，並讓毛遠新向毛澤東誣告鄧小平是“天安門事件”的幕後總指揮。毛澤東曾告誡人們“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但他自己卻總是輕信一面之辭。他相信了“四人幫”的謊話，撤銷了鄧的一切職務，僅保留了黨籍。江青一夥還打算進一步迫害鄧小平，多虧鄧的老部下、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頂着壓力，將他接到廣州居住，才使他免遭更大的厄運。
56、錯誤對待老戰友朱德
與毛澤東一起在井岡山上戰鬥過的那些戰友，除了林彪一人未挨過他的整以外，其他所有人都被他整過，其中包括德高望重、有着“紅軍之父”之稱的朱德元帥。
早在廬山會議上，朱德因與其他人一樣贊同彭德懷的觀點，受到毛澤東的斥責，不得不轉變態度批判彭德懷。但他的發言是溫和的，因此毛澤東當場批評他的發言是“隔靴搔癢”。這是兩人自閩西之爭後的又一次衝突。大概是這一原因，朱德在文革開始後一度受到衝擊。
關於朱德在文革中的境遇，各種歷史資料一直都是閃鑠其詞、語焉不詳。據中共《黨史博覽》記載，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五一六”通知，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點起了十年動亂的文革之火。在這次會上，林彪在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同時，指名批評中共中央幾位領導人，特別點了朱德的名，說朱德反對毛澤東思想。
同時，康生散布朱德是空頭司令，是黨外人士等流言。中央文革小組的主要成員也散布“朱德是黑司令”、“野心很大，想當領袖”、“老機會主義者”……
那麼，朱德在1966年5月4日至26日的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到底遭遇過什麼？據朱德的孫子朱和平在《和爺爺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裡記載：
1966年5月4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此時，毛澤東還在南方，會議由劉少奇主持，會議的內容是對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進行批判。會議還通過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通知宣稱：“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正睡在我們的身旁……”
既然作出這樣判斷，人們就要思考，誰是“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呢？這時彭、羅、陸、楊已經揪出來了，“現在正睡在我們身旁的赫魯曉夫”顯然不是指他們，那是指誰呢？當時，林彪還不敢把矛頭指向劉少奇、鄧小平，而1959年9月，軍委擴大會議的經驗告訴他，可以先拿爺爺開刀說事。於是，爺爺在會上便成了彭、羅、陸、楊之外重點批判鬥爭的對象。
5月12日，爺爺在第一小組會上發言，講自己要按照毛澤東主席的指示認真學習馬列著作時，他說：“孔夫子講，‘朝聞道，夕死可矣’。我也有時間讀書了，讀毛主席指定的三十二本馬列的書，非讀不可，準備花一兩年的時間讀完。毛主席也是接受了馬列主義的理論……”
爺爺的話還沒有講完，就被林彪粗暴地打斷了：“毛主席豈止是接受？！是發展到了最高頂峰！你不要拿外國的東西嚇唬（我們）！”
林彪藉機提出爺爺1965年12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曾講過“不能說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到了頂峰就不會發展了”這段話，繼續煽動說：“你們看他對毛澤東思想是怎麼評價的？！”他攻擊爺爺是野心家，是借馬克思主義來反對毛澤東。
康生也攻擊爺爺：“反對林總提出的毛澤東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是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就是反對毛主席思想的，在這方面和彭真等人是一樣的。”
爺爺辯解：“我不會反對毛主席的，毛主席的書要讀，馬列的書也要讀……”
康生不容爺爺講話，蠻橫地說：“我希望你學學林總的這些講話，比你學三十二本書要好得多。我看你雖然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還沒有入黨，還是黨外人士。”他還誣衊爺爺“想超過毛主席”。
在他們的鼓動下，一些人開始對爺爺大加笞伐。有人說爺爺“是黨內最危險的人物”，有人說爺爺是“黨內的一顆定時炸彈”。
5月23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人民大會堂河北廳進行，林彪等人又在會上對爺爺的所謂“錯誤”展開批判。
爺爺從大局出發，坦然面對。他說：“我過去的錯誤已經作過兩次檢查，第一次是在‘高饒’問題發生以後，我在會上作了檢討。第二次是彭德懷問題發生後，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也作了檢討……”
還沒等爺爺把話講完，林彪就開始了他的長篇攻擊。他說：“彭德懷原來就是聯合這個，聯合那個，犯了這個錯誤又犯了那個錯誤，都是為了個人野心。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必須徹底揭發鬥爭到底把他搞臭，否則不行。這樣做對你對黨都有好處，這樣，你才可能改好，否則不可能。廬山會議揭發出來這個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是一個很大的勝利。消滅黨的一個最大的隱患。主席幾次講黨有可能分裂，實際就指彭德懷和朱德。廬山會議也考慮到是否要徹底揭開，權衡利害，認為應該堅決揭開，消滅這一隱患，否則會繼續發展，萬一主席到百年之後，就會出現更大的問題。現在揭開，展開堅決鬥爭，保衛總路線，教育全黨，鞏固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這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發鬥爭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當然我們是希望你改的。”
林彪還說：“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檢討得很不夠。有人當是他自己檢討的，不是的!是黨中央決定讓他脫褲子的，不檢討不行。你們是不知道的，……他想當領袖。高崗事情，他也主張輪流，想當主席，自己本事行嗎？你一天都沒做過總司令……”
於是，有人隨聲附和，說爺爺“有野心，想黃袍加身。”
對於這些捕風捉影的誣衊，爺爺感到很無奈：“說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歲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還說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說黃袍加身。”他又鄭重地說：“我對於我們這個班子總是愛護的，總是希望它永遠支持下去。”
這次會後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28日，中共中央宣布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領導，由陳伯達擔任組長，康生任顧問，江青、張春橋等任副組長，組員有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等。這個中央“文革”，雖然號稱“小組”，權力卻很大，後來實際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
從上面這段記載的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早就懷疑朱德會與彭德懷一起搞分裂。在他眼裡，真是沒有可信任的戰友了。關於這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朱和平在《奶奶對爺爺的深切懷念》的書中記載了康克清講述的一個細節：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常常看到他一人獨坐默想，很少說話。可以看得出來，他的心情十分苦悶。對於那場歷史性災難的突然降臨，當時身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他，也難以理解。有次他突然問我：“戚本禹怎麼成了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我只能搖頭。還有一次，他參加中央會議回來，將林彪那個大談“政變經”的講話材料交給秘書，轉身就走。以往，對中央的文件、領導人的講話，他交給秘書時，強調如何學習，怎樣理解等等，這次不屑一顧的神態，正反映了他當時的心境。
由此看來，朱德在1966年5月4日至26日的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確實受過批判。那麼，為什麼在如此重要的會議上會發生對當時便已經隱淡出政壇的朱德的嚴厲批判呢？誰主持的會議，共有那些人參加？那些“隨聲附和”的人又是誰？
在中共中央的檔案館裡，有一份標號為“19660523”的會議紀錄。此份文件記錄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在23日的會議，對朱德的嚴歷批判，即發生在那一天：
地點：人民大會堂河北廳
主持人：劉少奇
朱德首先因為對批判彭、羅、陸、楊持消極態度而被責令作檢討：“我過去的錯誤已經作過兩次檢查，第一次是在高饒問題發生以後，我在會上作了檢討。第二次是彭德懷問題發生後，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了檢討，那次檢討比較長一點。”
朱德接着又講了他過去的錯誤，即二十年代井岡山上的問題和紅軍第四軍“七大”的問題。張鼎丞、林彪、陳毅、周恩來先後發言和插話。陳毅批判朱德歷史問題的發言很激烈很長。
林彪：去年羅瑞卿問題發生以後，在上海會議上，他（指朱德）還講，不能講毛澤東思想是世界馬列主義的頂峰，頂峰還會發展嗎？大概頂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魯曉夫。
陳毅：朱德我要問你：你是不是要搞政變？
朱德：搞政變我沒有這個力量，也沒有這個膽量。
陳毅：我看你是要黃袍加身，當皇帝。你還大力讚揚赫魯曉夫。你野心非常大。
烏蘭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還說，人蓋棺了是不能定論的。我們講赫魯曉夫反對斯大林是錯誤的，是修正主義的。他說，咱們同蘇聯還是要搞好，他也離不開我們。
薄一波：朱老總經常講蘭花。他說，自古以來，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種蘭花。
朱德：說到現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歲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還說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說黃袍加身。我對於我們這個班子總是愛護的，總是希望它永遠支持下去。
周恩來：幾十年歷史，朱德同志跟張國燾鬥爭，前一半應歸功於劉伯承同志的推動。如果沒有劉伯承同志在那裡，黃袍加身，你頂得住嗎？後一半是賀龍同志、弼時同志、關向應同志的共同推動，才北上了。如果沒有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解放以後，那多了。毛主席常說，高饒彭黃的事，你都沾過邊嘛。你到處發表意見，是一個危險的事，我們不放心。常委中有這樣一個定時炸彈，毛主席也擔心。你到處亂說話。你要談話，得寫個稿子，跟我們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以下略)
據知情人士透露，這樣的安排是在毛澤東的授意下進行的，所有與會人員都必須表態，人人過關。此時的朱德已沒有任何權力，但聲望還在，他對“文革”的態度至關重要。所以，毛要發動一場攻勢，重重敲打一下朱德，目的在於警告全體大員——即使朱德這樣的老帥也必須俯首帖耳，絕不能成為“文革”運動中的絆腳石。
1967年1月中下旬，朱德的家被抄。陳伯達、江青一夥指使北京的造反派成立“批朱聯絡站”，準備在2月10日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萬人“批朱大會”，揚言把朱德拉到現場批鬥。周恩來得知後嚴肅地對他們說：“如果要批鬥朱德，我周恩來就去陪斗。”並將此事報告了毛澤東。由於毛澤東只想敲打一下朱德，不想在肉體上摧殘他，因此也不同意開朱德的批鬥會。但造反派們仍不肯罷休，在後來批鬥其他幾位老帥時，硬是讓朱德這位年過八旬的老人去陪斗。
據朱德的女兒朱敏回憶：在“文革”開始後不久，她就不能隨意進中南海與父親見面了。造反派們後來還要她交待父親反毛澤東的問題。她沒法交待，造反派們就威脅說要抄她家。她擔心在蘇聯期間父親寫給自己的那些信被抄走，會給父親帶來意想不到的麻煩，只好忍痛將那些信燒了。1969年，朱德被趕到廣州居住，到1973年才回到北京。他不願再回中南海居住，那是個令他傷心的地方，而是在萬壽路一處普通住宅里居住下來，直到1976年去世。
有些研究“文革”史的學者認為，毛澤東在文革初期不同意整朱德，說“他是朱，我是朱身上的毛”。是林彪要一心整朱德。但明眼的人心裡明白，林彪雖然已成為毛澤東的紅人，他也未必有膽量和狠心批鬥將自己一手提拔起來的恩人朱德。能讓朱德挨整的人，只能是毛澤東。不過毛還算手下留情，沒讓這位八旬老人像彭德懷那樣被造反派打得死去活來。
57、拼湊“十次路線鬥爭”抬高自己
毛澤東為了顯示自己一貫正確，將中共歷史上曾與他有過某些爭論、意見分歧或有過嫌隙的人，統稱之為“路線鬥爭”。他說：“我們黨歷史上曾有過許多次路線鬥爭，其中大的路線鬥爭就有十次。”被毛澤東列為“十次路線鬥爭”的代表人物分別是：陳獨秀、王明、張國燾、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高崗、彭德懷、劉少奇、林彪。
毛澤東逝世後，鄧小平對他這拼湊的“十次路線鬥爭”這樣評價說：“彭德懷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劉少奇同志這一次也不能算了。這就減去了兩次。陳獨秀、還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這三個人，不是搞陰謀詭計的。羅章龍另立中央，分裂黨。張國燾是搞陰謀詭計的。高崗是搞陰謀詭計的。林彪、江青就更不用說了。揭露高饒的問題沒有錯，至於是不是叫路線鬥爭，還可以研究。”
從鄧小平的上述講話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所列舉的十次“路線鬥爭”，有的是小題大做，牽強附會；有的是無中生有，嫁禍於人；有的明明是自己不對，卻反說別人錯了，以此來證明自己的正確。例如羅章龍的所謂“分裂黨”，其實是一部分黨員與王明路線作鬥爭。1930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確立了王明的中共中央領導地位。為反對危害中國革命的米夫、王明篡權，三十餘名中共中央委員發起成立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羅章龍被選為書記。“非委”發表了拒絕承認六屆四中全會合法性的聲明、“告全黨同志書”和“致共產國際信”。羅章龍等因此被王明開除出黨。本來此事與毛澤東沒有直接關係，可毛為了湊齊“十次”這個整數，也把此事算了進來。
再如陳獨秀這個人，他是中國共產黨的真正創建者。由於他的崇高威望，儘管他因故沒有出席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仍被選為總書記。他的兩個兒子——陳延年和陳喬年，都是中共早期的重要領導成員，都在那場“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中犧牲在敵人的屠刀下，他的一個女兒也因目睹了哥哥被亂刀砍成肉泥的遺體受到刺激後精神失常。可以說，陳獨秀一家人為中共的發展壯大做出了重大貢獻和犧牲。但因他對毛澤東大搞過火的農民運動進行過嚴厲的批評，因此毛對陳一直耿耿於懷。1927年，在國民黨準備與共產黨分裂，大批國民黨軍隊包圍武漢即將屠城時，陳獨秀為避免流血犧牲，下令只有三千人的武漢工人糾察隊交出槍支，編入國民黨軍。此事被毛澤東斥之為右傾投降主義和機會主義。後來由於陳獨秀對共產國際的一些方針路線不滿，迫於壓力主動辭去了總書記一職。不久又因贊同托洛茨基的一些做法，被中共方面稱之為“托派分子”而開除了黨籍。抗日戰爭時期，陳獨秀曾寫信給毛澤東，希望自己能去延安，繼續為中國革命做些事情。毛澤東提了三個苛刻的條件，實際上是變相地拒絕了他去延安。1942年，陳獨秀淒涼地病死在四川家中。縱觀陳獨秀的一生，應該說是功勞遠大於過錯，但他死後，毛澤東仍將他列為黨內路線鬥爭的第一號人物。他的墳墓因此在“文革”期間被紅衛兵搗毀。長期以來在中國老百姓的心目中，中國共產黨不是陳獨秀創建的，而是毛澤東締造的。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共方面才給予陳獨秀公正、客觀的評價。
58、危害不淺的“五七指示”
●五七指示因何而來
自從毛澤東認為蘇聯黨已經變質、赫魯曉夫是修正主義的代表人物以來，他就一直在研究蘇聯是怎麼變的，一直考慮在中國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的問題。他通過對各種材料的分析發現，蘇聯的幹部是不勞動的，他們高高在上，脫離人民。不光如此，蘇聯幹部的子女也是特殊的。在蘇聯，黨員、幹部，要由幹部子女來當，普通勞動人民的子女不能或很少能當黨員、幹部。他還看到，中國的幹部中也有脫離群眾、脫離勞動的現象。許多幹部從來不勞動，搞特殊化。他們穿得好，吃得好，還看不起工人、農民，容易腐化變質。經過觀察和思考後，毛澤東得出了一個這樣的認識：幹部搞特殊化，脫離勞動，脫離人民，是產生修正主義的重要原因。為了避免中國的幹部腐化變質，毛澤東決定要讓幹部要長期參加勞動。毛澤東的這個思路反映在他寫的兩個批語中。
一個批語是1963年5月9日，毛澤東對《浙江省七個關於幹部參加勞動的好材料》寫的批語。毛澤東在這則批語中寫道：“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員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是使無產階級能夠和廣大勞動群眾聯合起來，實行民主專政的可靠保證。”另一個批語是1964年12月12日寫的。毛澤東在這個批語中寫道：“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勞動——筆者注），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於尖銳的階級鬥爭狀態中，最後必須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不學會技術，長期當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教運動絕對不能依靠他們。”
後來林彪寄來的一份報告，引出了毛澤東著名的“五七指示”。
1966年初，毛澤東對中國政治形勢的分析已經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此時，他認為，在中國已經有相當大的一部分領導權不在無產階級手裡，而落入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手裡。“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中央有，省里有，地區一級有，縣一級有，公社一級有，甚至生產大隊、生產小隊一級也有。而且，從面上看，工廠、機關、學校、部隊裡面，都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隨着毛澤東這一認識的形成，他對幹部參加勞動的問題，更加感到迫切了。可是，他看到，過去中央光是號召幹部參加勞動，但各地執行的情況很不一樣，可以說，大部分沒有認真執行。許多地方流於形式，走過場。那麼，怎樣才能找到讓幹部參加勞動的最好形式呢？
正當毛澤東認真考慮這一問題時，林彪給毛澤東寄來了一份報告。林彪寄給毛澤東的是1966年5月2日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給中央軍委的報告。這份報告說，從近幾年的情況來看，軍隊搞生產確實是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和經濟意義：（一）恢復了我軍的老傳統；（二）可以為國家開墾一批農田；（三）可以為國家提供一批糧食；（四）全生產的部隊仍可進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五）邊疆部隊搞生產，可以同發展邊疆經濟、建設國防結合起來，具有特殊意義。我們總的想法是：假如軍隊在戰備時期多搞點生產，在三五年內為國家提供四五十億斤糧食，這就等於準備好了大約七八百萬人一年的軍糧。這是戰備的物資條件之一。
毛澤東看了這個報告後，肯定了報告中提出的五條做法和總的想法。但他考慮得更深更遠。他由軍隊搞生產，聯想到辦一種“大學校”的問題。這種“大學校”，各行各業都要辦。在“大學校”里，可以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生產，由此形成一個體系。
基於這一考慮，毛澤東於5月7日給林彪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來的總後勤部的報告，收到了，我看這個計劃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將這個報告發到各軍區，請他們召集軍、師兩級幹部在一起討論一下，以其意見上告軍委，然後報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軍作出適當指示。請你酌定。只要在沒有發生世界大戰的條件下，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條件下，很可能也成為一個這樣的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做各種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八年中，各個抗日根據地，我們不是這樣做了嗎？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乾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教“四清”運動；“四清”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但要調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工、民三項，一個部隊只能兼一項或兩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樣，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
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以上所說，已經不是什麼新鮮意見、創造發明，多年以來，很多人已經是這樣做了，不過還沒有普及。至於軍隊，已經這樣做了幾十年，不過現在更要有所發展罷了。
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從這個“五七指示”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此時已經把辦軍隊式的“大學校”與“黨政機關工作人員”聯繫起來，認為“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也要這樣做。此時，他的思路已經向把幹部集中起來辦“大學校”轉變了。在這個“大學校”里，不光是參加生產勞動，而且把生產勞動與學習軍事，學習政治，學習文化，批判資產階級聯繫起來。但是，毛澤東的這一思路只是初步的。他也只是在提到工人、農民、解放軍、學校都辦這種“大學校”的同時，提了一下幹部。具體怎麼辦，他還沒有考慮好。
●“五七幹校”產生的經過
“文化大革命”中的最主要“成果”之一，是把各級政府變成了“革命委員會”。
1968年9月5日，西藏自治區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同時宣布成立。這樣，全國（除台灣省外）的29個省、市、自治區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這在當時被稱為“全國山河一片紅”。此後，成立革命委員會的重點，由地方轉入中央各部。
當時，國務院的部級機構有90個。毛澤東決定，在這些機構中也要成立革命委員會。在成立革命委員會時，要實行精簡的方針。林彪得知毛澤東的這一指示後，向毛澤東建議：現在中蘇關繫緊張，可能馬上打仗，應該對一些重要的部委實行軍管。毛澤東當時也估計到有發生大規模戰爭的可能，便同意了林彪的意見。於是，林彪先後派出軍隊幹部，對18個部委實行了軍管。在這些參加軍管的軍隊幹部中，有很多是林彪的親信。這些軍隊幹部到這18個部委後，由他們組織領導班子，建立革命委員會。對那些沒有宣布軍管的部委，林彪以各種理由，向毛澤東提出建議：派軍隊代表去那些部委掌握領導權；成立革命委員會時，也要以軍隊幹部為主，建立革命委員會的核心。在建立中央各部委的革命委員會過程中，這些單位里原有的幹部，大部分沒有得到安排。這樣，就又出現了許多沒有工作的富裕幹部。
同時，在建立中央各部委的革命委員會過程中，毛澤東也考慮到了精簡問題。1968年7月11日，《人民日報》在報道《靈寶縣革委會實行領導班子革命化——精兵簡政，密切聯繫群眾》時，加了一個按語，按語傳達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建立革命委員會，要做好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走“精兵簡政”的道路。毛澤東此時所說的“精兵簡政”，主要是針對中央各部委建立革命委員會來說的。機構精簡了、幹部編制壓縮了，多餘的幹部怎麼辦？毛澤東於1969年1月指示，幹部要下放勞動。在1969年4月召開的中共九大上，毛澤東再次強調了機構精簡的原則。在精簡原則和幹部下放勞動的號召下，中央開始全面考慮各部委的精簡問題。
1970年6月，國務院對所屬各部委機構進行了大規模的裁減，由原來的90個精簡為27個，各部委的幹部編制總數壓掉82%，27個部委幹部只留下原來幹部編制總數的18%（實際上，原幹部留用少於18%，因為有後派來的軍隊幹部占了一定的編制——筆者注）。各部委均建立革命委員會。在建立革命委員會的過程中，一些部委被保留；一些部委進行了合併，成立一個新的部級機構；有些部委被撤銷。這樣一來，在中央機關里，富裕出來的幹部數量就更多了。
中央國家機關幹部的精簡，直接帶動了各省、市、自治區機關及其下屬的地、縣一級幹部的精簡。接着，各企業、學校、群眾團體的幹部也大量精簡。精簡之後，多出來的幹部數量，當時雖然沒有數量上的統計，但肯定是一個龐大的數字。如何安置精簡出來的幹部，就成了一個大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被打倒的幹部的安置問題。“文化大革命”中，批鬥幹部的熱潮過去之後，有大批幹部被關進了“牛棚”。但是，當各造反派把注意力轉向爭奪本單位、本地區領導權時，大家誰也顧不上管“牛棚”了。何況誰管“牛棚”誰就要花費人力，還要承擔被關押者自殺或者逃跑的風險。於是，各造反派開始相互推來推去，最後誰也不管了。被關在“牛棚”里的幹部到底往哪兒安置？這是一個大問題。當時，許多地方的負責人都紛紛向上反映這一問題，請示如何處理關在“牛棚”里的幹部。這個問題自然逐級地反映到了毛澤東那裡。毛澤東一時也拿不出一個好辦法來。一時間，中國出現了一大批被精簡的幹部等待安排，一大批被關進“牛棚”的幹部等待安置的問題。
正當中央高層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在內，都為安置上述幹部發愁時，遠在邊陲的黑龍江省，突然冒出了一個柳河“五七”幹校。
原來，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也一直在為如何安排精簡下來的幹部和“牛棚”里的幹部而發愁。後來，有人想出一個辦法：把這些幹部集中安排到農村，辦一個農場，保留工資待遇，讓他們在體力勞動中“改造”自己。省革委會負責人派人經過專門考察選址，最後選定了慶安縣的柳河，作為辦這種農場的試點。
柳河這個地方，自然資源比較好，也有一部分空出的房舍，安置第一批幹部不成問題。第一批幹部到達柳河後，還可以繼續建房、開荒、種樹，為安置第二批幹部創造條件。去柳河的幹部，採取分期分批的形式，且在那裡的時間有長有短；幹部勞動的時間，也根據體力而有長有短；又保留原工資待遇，幹部們很容易接受。於是，黑龍江省革委會在1968年5月7日，毛澤東的“五七指示”發表兩周年這天，正式啟動這一計劃，當天組織第一批幹部到達柳河，並把這個農場命美其名曰：柳河“五七”幹校。
到達柳河農場的幹部在那裡開荒種地，蓋房栽樹，搞副業生產，搞得還算順利。黑龍江省革委會把他們的這一做法作為經驗介紹材料上報。這個材料最初在1968年9月29日《文化大革命情況匯編》第628期上發表。
毛澤東看到這個材料後，於9月30日寫了一則批語。他寫道：“此件可在《人民日報》發表。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幹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以上請提到碰頭會上討論決定。”
毛澤東的“聖旨”一下，各地紛紛仿效柳河辦起了許多幹校。一時間，“五七”幹校在全國到處“開花”。
●五七指示造成了哪些危害
毛澤東“五七指示”的本意，是想讓軍隊在完成軍事訓練任務之餘，也從事一些農副業、工業生產，“生產自己需要的若乾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有些部隊為了貫徹執行毛的“聖旨”，不顧自身和當地的實際情況，不惜抽調大批官兵去開荒種地。一些地方人多地少，無荒地可開墾，部隊官兵竟干出了“圍湖造田”、“毀林造田”的蠢事。如在有着“千湖之省”之稱的湖北省，官兵們將數十個面積上千畝的湖水抽乾，使一大批魚肥水美的湖泊變成了農田，其結果是破壞了生態平衡，得不償失。有的部隊為了提高糧食產量，竟然不講經濟效益，開着汽車從幾十公里外拉來塘泥作肥料，使生產一斤糧食的成本比糧價高出幾倍。
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紀要》說“幹部進‘五七幹校’是變相勞改。”這話不錯。筆者當年曾進過河北省的幾個“五七幹校”，那裡的宿舍是用土壞和草蓆搭建的，與圈養牲畜的牛馬棚沒什麼兩樣。但人們不敢那樣叫，因為那裡是“改造世界觀”的地方，只能稱其為“革命棚”。許多機關幹部、科研人員、演藝界人士在那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接受着“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的懲罰性勞動。
毛澤東的“五七指示”，也讓在校的學生深受其害。為了貫徹“不但要學文，也要學農、學工、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這一指示，許多學校規定：初中、高中學生每學期必須用一個月的時間到農村或工廠勞動。一年中除去寒暑假兩個多月，又多了兩個月的學農、學工時間，學生用來學習的時間就更少了。孩子們本來就是長身體的時候，繁重的體力勞動，實在不是他們這個年齡段該做的事情。不少地方的教育部門為了落實“五七指示”中“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這句話，將原先的十二年教育改成了十一年，這樣一來，學生們不到十八歲就高中畢業，不得不提前一年“上山下鄉”當“知青”。
卷二：
重新評價林彪：功大於過的人
林彪，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大元帥之一，以其卓著的戰功名列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和副總司令彭德懷之後。他的卓越才能深得毛澤東的賞識，將其定為自己的接班人。然而林彪後來卻策劃了絕密的《五七一工程紀要》，打算通過武裝起義的方式暗殺毛澤東，不料事情敗露，不得已而倉惶出逃，發生了震驚世界的“九·一三事件”。林彪也因此背上了“野心家、陰謀家”的罵名和“搶班奪權”的罪名。許多不知根底的人都認為林彪太沒良心，毛澤東對他恩重如山，他竟恩將仇報要謀害毛澤東。這個罵名一背就是幾十年。現在，該是還事情以本來面目，重新評價林彪功過是非的時候了。
1、林彪的“武裝起義”是救國拯民之義舉
自林彪叛逃事件發生以後，一直有一種說法，說他是因為長期體弱多病，怕自己的壽命活不過毛澤東，便想謀害毛澤東搶班奪權。筆者認為，如果把林彪的這一作為歸結為個人權力欲，把林彪的倒毛行動評判為純爭權奪利的宮廷政變，那無異於把一段複雜的歷史作了個簡單化的結論。林彪謀殺毛澤東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把中國人民從“文化大革命”的那場水深火熱的大災難中解救出來。這有他的《五七一工程紀要》為證。
毛澤東發動的“文革”，給中國人民造成了空前的災難，世人稱之為“十年浩劫”，這個形容並不為過。在那場史無前例的運動中，數不清的老幹部，老專家、老藝人、老知識分子受到殘酷的迫害，幾乎無人倖免。上至國家主席，下到平民百姓，共有30多萬人被迫害至死。國民經濟更是到了崩潰的邊緣，老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在文革期間，河南某地曾出現過一條大幅標語，上面寫着中國的成語“慶父不死，魯難未已”。熟悉這個成語的人都知道，慶父是古代魯國一個作惡多端的國君，他給魯國百姓帶來了深重的災難。這條標語影射毛澤東害苦了中國人民，只要他不死，中國人民的苦難就不會結束。既然“十年浩劫”是一場巨大的災難，就應該儘快結束它，把中國人民從水深火熱中解救出來。要結束這場大災難，就必須儘快結束毛澤東的錯誤統治。而毛自己是不願讓位的。曾經有一位外國總統問毛澤東將來是否會退休，毛說“也許有一天我會出車禍死去”，這表明他不打算退休。在這個時候，誰能儘快結束這場災難，誰就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哪怕他曾經做過一些錯事壞事。然而由於毛澤東大搞個人崇拜，人們把他當作神聖來敬仰，要想將他發動的這場運動停下來，談何容易。這個時候，只有林彪挺身而出，毅然決定採取特別行動，結束毛澤東的錯誤領導。雖然他用的是“當面喊萬歲，背後下毒手”的陰謀詭計，但他只能用這個辦法。他不能給毛澤東提意見，更不能批評毛澤東，否則會落得跟彭德懷一樣的下場。他用騙取毛澤東信任的辦法來達到他的政治目的，可以說這正是他的精明過人之處。雖然後來他的計劃功敗垂成，但卻給毛澤東造成很大的精神打擊，從此毛一病不起，五年後便離開了人世。林彪的“武裝起義”計劃，使毛澤東如夢初醒，從自我陶醉、自我滿足中驚醒過來，意識到自己並不是什麼“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並不是什麼“天才”。這才開始對自己的一些做法有了反省，知道錯整了賀龍、陳毅等一大批領導同志；正是有了“九·一三事件”，才使大批老幹部得以解放，恢復了職務；才有了毛澤東的承認“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儘管只承認有“三分”錯，也比不承認好）。
毛澤東死後不到一個月，他的親信“四人幫”便被粉碎，人們紛紛走上街頭，歡呼“獲得了第二次解放”。新的中央領導宣布：“歷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幫’為標誌，宣告勝利結束！”
事實表明，林彪的政變行動有助於“文革”這場災難的儘快結束，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的“武裝起義”計劃是幹了件有益於國家和民族的大好事，是值得稱讚的正義行動，是一次救國拯民的壯舉。這是他的最大功勞。
林彪，一個功勞遠遠大於過錯的人。筆者相信，遲早有一天，歷史會給林彪一個全面、公正的評價。
2、林彪以行動反對“文革”的兩個例證
有人說即使林彪上台，對中國人民來說也未必是好事。筆者認為這是一種幼稚的看法，林彪如能上台，肯定要比毛澤東在台上好得多，因為他的《五七一工程紀要》裡已經表明了他的施政綱領，就是要“用民富國強代替他的‘國富’民窮”，還說要“對過去……以莫須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給予政治上的解放”。除了他的那個《紀要》之外，這裡還有兩個例證，表明他曾以行動來反對“文革“：
1967年2月16日，在中南海懷仁堂里，周恩來主持召開了政治局碰頭會。會上，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余秋里、谷牧等人不顧個人安危挺身而出，同江青、康生、陳伯達一夥進行了面對面的鬥爭。他們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作法表示強烈不滿，提出了三個重大原則問題：運動要不要黨的領導？應不應該將老幹部都打倒？要不要穩定軍隊？並怒斥了江青、康生一夥。在這次會上，譚震林，這位在井岡山時期曾與林彪並肩戰鬥的老戰友，與江青一夥進行了激烈的爭辯。這場爭辯後來被江青一夥誣衊為“二月逆流”。事發的第二天，譚震林懷着滿腔激憤，給林彪寫了一封信，信中對造反派們的胡作非為和“文革”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巨大損失表示了強烈的不滿，希望他能制止這場錯誤。他在信中寫道：
“昨天碰頭會上，是我第三次反擊，……我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他們不聽毛主席的指示，當着主席的面說‘我要造你的反’。他們把主席放在什麼地位，真比武則天還凶。……他們根本不作階級分析，手段毒辣是黨內沒有見過的。一句話，把一個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老幹部，省級以上高級幹部，除了在軍隊的，幾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飛機’，身體垮了，弄得妻離子散，傾家蕩產的人不少，……我們被醜化到無以復加了。……我想了很久，最後下定決心，準備犧牲。但我決不自殺，也不叛國，但決不允許他們再如此蠻幹！……”
林彪將此信交給了毛澤東。不少研究文革史的人都認為林彪這樣做是出賣譚震林，說譚沒有看穿林彪的本性。筆者對這種說法不敢苟同，林彪沒有必要出賣譚震林。他們不僅早就是親密戰友，而且出賣譚對林彪自己沒有任何好處，他這時已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接班人”。筆者認為，林彪這樣做的真實目的有兩個：一是他在心裡贊同譚的說法，也認為應當儘快結束文革，但他不敢直接跟毛澤東這樣說，只能借譚震林的信讓毛澤東省悟。因為譚難以見到毛澤東，其他人也不敢把這樣的信轉給毛澤東。可以說林彪轉交譚的信是一種為民請命的舉動。二是借這封信試探毛澤東的心思，看看毛澤東閱信後有何反應。如果毛澤東執迷不悟，繼續走文革的錯誤路線，那他也只能暫時跟着走下去。果然，毛澤東看信後十分不滿，說“這個譚震林怎麼糊塗墮落到這種地步！”
譚震林的信被轉給毛澤東，並沒有因此給他自己帶來霉運，相反，他還出席了兩個月後的五一勞動節慶祝活動。這在當時那個大批老幹部被打倒的年月里，是一種莫大的政治榮譽。也許正是因為林彪從這次試探中，看出毛堅持要繼續搞他的禍國殃民的“文革”，所以才決心用政變的方式來結束這場災難。
還有一個例證，充分表明林彪曾儘自己的能力反對過“文革”那種搞法：
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徐向前元帥在他的《歷史的回顧》一書中回憶說：“當時（1967年初），軍隊亂得一塌糊塗。各大軍區的主要領導同志紛紛來京，住在京西賓館避難。駐京部隊的許多領導幹部，有的被一派揪走，有的被一派藏起，不知下落。各地的造反派無法無天，到處哄搶檔案、查抄文件、衝擊軍事機關、搶劫武器彈藥……軍隊指揮失靈，無法擔負戰備任務。我們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當然着急。……1月24日晚飯後，我坐車直趨林彪住地毛家灣。……我開門見山，向林彪講了目前軍隊的混亂情況，說：軍隊要穩定，這樣亂下去不行，要搞幾條規定。……林彪連連點頭說：是的，軍隊不能亂，我同意軍委發一個文件。當即由他口述，秘書記錄，整理了七條。後又增加了嚴格管教子女的內容。”“1月28日下午5時，林彪和我一起去中南海將‘八條’送給毛主席審批。毛主席完全同意，當場批示：‘所定八條，很好，照發。’林彪拿到批示後，對毛主席說：‘主席，你批了這個文件，真是萬歲、萬歲、萬萬歲啊！’”
這段話出自徐向前元帥的筆下，應該說是完全可信的。
林彪口述的《軍委八條》中的八條，全文如下：
一、必須堅決支持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爭取和團結大多數，堅決反對右派，對那些證據確鑿的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採取專政措施。
二、一切指戰員、政治工作人員、勤務、醫療、科研和機要工作人員，必須堅守崗位，不得擅離職守。要抓革命，促戰備、促工作、促生產。
三、軍隊內部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單位，應該實行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充分運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嚴格區別兩類矛盾。不允許用對待敵人的方法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不允許無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許任意抄家、封門，不允許體罰和變相體罰，例如：戴高帽，掛黑牌，遊街，罰跪等等。認真提倡文斗，堅決反對武鬥。
四、一切外出串連的院校師生、文藝團體、體工隊、醫院和軍事工廠的職工等，應迅速返回本地區、本單位進行鬥批改，把本單位被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篡奪的權奪回來，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它地方。
五、對於衝擊軍事機關問題，要分別對待。過去如果是反革命衝擊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衝擊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後則一律不許衝擊。
六、軍隊內戰備系統和保密系統，不准衝擊，不准串連。凡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檔案和技術資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搶劫。有關文化大革命的資料暫時封存，聽候處理。
七、軍以上機關應按規定分期分批進行文化大革命。軍、師、團、營、連和軍委指定的特殊單位，堅持採取正面教育的方針，以利於加強戰備，保衛國防，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八、各級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要用毛澤東思想嚴格管教子女，教育他們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認真與工農相結合，拜工農為師，參加勞動鍛煉，改造世界觀，爭做無產階級革命派。幹部子女如有違法亂紀行為，應該交給群眾教育，嚴重的，交給公安和司法機關處理。
林彪在《軍委八條》中針對軍內外造反派的“造反行動”，規定了那麼多“不允許”、“不許”、“不准”、“不得”，這在文革中是前所未有的。從中不難看出，他對“造反派”的“打、砸、搶、抓、抄”是不贊成的，對“文革”也是憎惡的，這與江青、康生一夥的做法有着根本不同，說明他是一心想穩定軍隊的。當徐向前與他一起去找毛澤東批示時，兩人心裡都忐忑不安，擔心得不到毛的“恩准”。所以當林彪得到毛澤東的“御批”後，禁不住要連說三聲“萬歲”，欣喜之情溢於言表。這個《軍委八條》雖然沒能從根本上阻止造反派衝擊軍隊，但它畢竟是林彪爭取來的。筆者聽一位軍隊老幹部說，《軍委八條》出台後，確實在一段時間裡起到了穩定軍隊的作用。但好景不長，一心想搞亂軍隊的江青，和以她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又針鋒相對地拋出了一個《中央文革十條》，內容主要是不准軍隊對造反派們動用武力。這位老幹部清楚地記得江青的原話是這樣說的：“如果把軍委八條與中央文革的十條對立起來，是不對的；如果拿那個‘八條’來壓這個‘十條’，那就錯了！”江青此話一出，僅穩定了幾個月的各地軍隊機關，又受到了造反派的全面衝擊。
雖然林彪的《軍委八條》沒能從根本上起到長期穩定軍隊的作用，但它畢竟是林為穩定軍隊所做的力所能及的努力。由此可以看出，林彪是不贊成文革那種做法的。然而，在官方的許多歷史文獻中，只要一提到文革中那些衝擊軍隊、搞亂軍隊的事情，仍總是說“林彪一心想搞亂軍隊”。筆者認為這種說法是對歷史的不負責。林彪作為主管軍隊的軍委副主席，搞亂了軍隊，對國家對人民有什麼好處？對他自己又有什麼好處呢？
3、《五七一工程紀要》說的句句是實情
好在林彪給後人留下了一個《五七一工程紀要》，使世人明白了林彪要謀殺毛澤東的真正目的（之所以取名叫“五七一”，是取“武裝起義”的諧音）。今天，我們不妨回地頭來，重新翻看一下這個《紀要》。在這個紀要中，林彪及其追隨者所描述的事情，可以說完全符合事實。《紀要》是林彪的追隨者周宇馳在他的筆記本里的隨手記錄，沒有整理成文，因此不太連貫。由於篇幅不長，現全文照錄如下：
《五七一工程紀要》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二十四日）
林立果、周宇馳、於新野、李偉信
目錄
（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條件（四）時機（五）力量（六）口號和綱領（七）實施要點（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紀律
（一）可能性
◇ 九二（指中共九屆二中全會，１９７０年８月在廬山召開，會上毛、林分岐公開化。——編者注）後，政局不穩，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尖銳，右派勢力抬頭。軍隊受壓，十多年來，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群眾和基層幹部、部隊中下級幹部實際生活水平下降，今不如昔，不滿情緒日益增長。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統治集團內部上層很腐敗、昏庸無能，眾叛親離。
⑴一場政治危機正在醞釀。⑵奪權正在進行。⑶對方目標在改變接班人。⑷中國正在進行一場逐漸地和平演變式的政變。⑸這種政變形式是他們慣用手法。⑹他們“故計重演”。⑺政變正朝着有利於筆桿子，而不利於槍桿子方向發展。⑻因此，我們要以暴力革命的突變來阻止和平演變式的反革命漸變。反之，如果我們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變，一旦他們得逞，不知有多少人頭落地，中國革命不知要推遲多少年。⑼一場新的奪權鬥爭勢不可免，我們不掌握革命領導權，領導權將落在別人頭上。
◇ 我方力量
經過幾年準備，在思想上、組織上、軍事上的水平都有相當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質基礎。在全國，只有我們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氣勃勃。革命的領導權落在誰的頭上，未來政權就落在誰的頭上，取得了革命領導權就取得了未來的政權。革命領導權歷史地落在我們艦隊頭上。（艦隊以及下文的聯合艦隊等均為本文件起草者林立果等人的自稱，這些名詞以及後文中的“江田島精神”等出自《啊，海軍》和《山本五十六》等日本電影。——編者注）。和國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們的準備和力量比他們充份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們比當時蘇維埃力量也不算小。地理迴旋餘地大，空軍機動能力強。比較起來，空軍搞五七一比較容易得到全國政權，軍區搞地方割據。
◇ 兩種可能性：奪取全國政權，割據局面。
（二）必要性、必然性
Ｂ－５２（指毛澤東——編者注）好景不長，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幾年內安排後事。對我們不放心。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後發制人，軍事行動上先發制人。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正在受到嚴重威脅，筆桿子托派集團正在任意纂改、歪曲馬列主義，為他們私利服務。他們用假革命的詞藻代替馬列主義，用來欺騙和蒙蔽中國人民的思想。當前他們的繼續革命論實質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他們的革命對象實際是中國人民，而首當其衝的是軍隊和與他們持不同意見的人。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式的。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家長制生活。當然，我們不否定他在統一中國的歷史作用，正因為如此，我們革命者在歷史上曾給過他應有的地位和支持。但是現在他濫用中國人民給其信任和地位，歷史地走向反面。實際上他已成了當代的秦始皇，為了向中國人民負責，向中國歷史負責，我們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他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而是一個行孔孟之道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三）基本條件
◇有利條件：國內政治矛盾激化，危機四伏。
獨裁者越來越不得人心，統治集團內部很不穩定，爭權奪利、勾心鬥角、幾乎白熱化。
——軍隊受壓軍心不穩，高級中上層幹部不服、不滿，並且握有兵權。一小撮秀才仗勢橫行霸道，四面樹敵，頭腦發脹，對自己估計過高。
——黨內長期鬥爭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擊的高級幹部敢怒不敢言。農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失業。
——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已經發現充當炮灰，後期被壓制變成了替罪羔羊。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勞改。
——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工資凍結，等於變相受剝削。
——國外矛盾激化，中蘇對立。整蘇聯，對蘇聯做絕了。我們行動會得到蘇聯支持。
最重要的條件：我們有首長（指林彪——編者注）威信名望、權力和聯合艦隊的力量。從自然條件上講，國土遼闊、迴旋餘地大，加之空軍機動性強，有利於突襲、串聯、轉移，甚至於撤退。
◇ 困難△目前我們力量準備還不足。△群眾對Ｂ－５２的個人迷信很深。△由於Ｂ－５２分而治之，軍隊內矛盾相當複雜，很難形成被我們掌握的統一的力量。△Ｂ－５２身居簡出，行動神秘鬼（詭）窄（詐），戒備森嚴，給我們行動帶來一定困難。
（四）時機
敵我雙方騎虎難下。目前表面上的暫時平衡維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暫時的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是一場你死我活鬥爭！只要他們上台，我們就要下台，進監獄、衛戍區。或者我們把他們吃掉，或者他們把我們吃掉。
◇ 戰略上兩種時機：
一種我們準備好了，能吃掉他們的時候；一種是發現敵人張開嘴巴要把我們吃掉時候，我們受到嚴重危險的時候；這時不管準備和沒準備好，也要破釜沉舟。
◇ 戰術上時機和手段
△ Ｂ－５２在我手中，敵主力艦（指毛的主要助手——編者注）均在我手心之中。屬於自投羅網式。△利用上層集會一網打盡。△先斬局部爪牙，先和Ｂ－５２既成事實，逼迫Ｂ－５２就範，逼宮形式。△利用特種手段如毒氣、細菌武器、轟炸、５４３、車禍、暗殺、綁架、城市游擊小分隊。
（五）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
◇ 基本力量
△ 聯合艦隊和各分艦隊（上海、北京、廣州）。△王、陳、江、四、五軍骨幹力量（指王維國、陳勵耘、江騰蛟以及他們控制的空四軍，空五軍——編者注）△九師、十八師。△二十一坦克團△民航（文革時民航由空軍接管——編者注）△三十四師
◇借用力量
國內：△二十軍△三十八軍 △黃（指黃永勝——編者注）軍委辦事處△國防科委△廣州、成都、武漢、江西、濟南、新疆、西安△社會力量、農民、紅衛兵青年學生、機關幹部、工人
國外：
蘇聯（秘密談判）美國（中美談判）借蘇力量（箝）制國內外其他各種力量。暫時核保護傘。
（六）動員群眾口號、綱領
全軍指戰員團結起來！全黨團結起來！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當代的秦始皇——Ｂ－５２，推翻掛着社會主義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個真正屬於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國家！
對外：
全世界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聯合起來！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我們對外政策是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承認現有的與各國的外交關係，保護使館人員的安全。
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全軍指戰員團結起來，全黨團結起來。
用民富國強代替他“國富”民窮，使人民豐衣足食、安居樂業，政治上、經濟上組織上得到真正解放。
用真正馬列主義作為我們指導思想，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代替Ｂ－５２的封建專制的社會主義，即社會封建主義。
全國工人、農民、機關幹部、各行各業要堅守崗位，努力生產，保護國家財富和檔案，遵守和維護社會秩序。
因此，各地區、各單位、各部門之間，不准串聯。全國武裝力量要服從統帥部的集中統一指揮，堅決嚴厲鎮壓反革命叛亂和一切反革命破壞活動！
（七）實施要點：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準備階段
⑴計劃。⑵力量：△指揮班子 江、王、陳。△兩套警衛處：公開的李松亭。秘密的上海小組負責。新華一村（林立果等在上海的秘密據點——編者注）教導隊。△ 四、五軍部隊訓練（地面訓練）。△ 南空（指南京軍區空軍——編者注）直屬師工作（十師）周建平負責。爭取二十軍（江、王、陳）。擴大艦隊——加速根據地建設 京、滬、杭、蜀、穗。⑶物質準備：武器：領、自造。通訊器材（包括０１工程）（指林立果主持設計的一種收發報機——編者注）。車輛。掌握他們倉庫地點、只要軍械庫。⑷情報保障：掌握三個環節：搜集、分析、上報。
◇ 第二階段：實施階段
奇襲式：一個先聯後斬，上面串聯好，然後奇襲。一個先斬後聯。一個上下同時進行。一定要把張（指張春橋——編者注）抓到手，然後立即運用一切輿論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總的兩條：一是奇襲，二是一旦進行開始、堅持到底。
◇ 第三階段：鞏固陣地，擴大戰果，奪取全部政權
⑴軍事上首先固守陣地：△盡力堅守上海，占領電台、電信局、交通，把上海與外地聯繫卡斷 △力爭南京方面中立，但做好防禦
△ 固守浙江、江西 △掌握空降、空運
⑵ 政治上採取進攻：△上麵攤牌△掌握輿論工具 開展政治攻勢
⑶ 組織上擴大：△迅速擴軍△四方串聯
（八）政策和策略
打着Ｂ－５２旗號，打擊Ｂ－５２力量，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人，緩和群眾的輿論。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解放大多數，集中打擊Ｂ－５２及其一小撮獨裁者。我們的政策：解放一大片（大多數），保護（團結）一大片。打擊一小撮獨裁者及其身邊的人。他們所謂打擊一小撮保護一大批，不過是每次集中火力打擊一派，各個擊破。他們今天利用這個打擊那個；明天利用那個打擊這個。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來就是一大批。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統治權術，不僅挑動幹部斗幹部、群眾斗群眾，而且挑動軍隊斗軍隊、黨員斗黨員，是中國武鬥的最大倡導者。他們製造矛盾，製造分裂，以達到他們分而治之、各個擊破，鞏固維持他們的統治地位的目的。他知道同時向所有人進攻，那就等於自取滅亡，所以他今天拉那個打這個，明天拉這個打那個；每個時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拉那個打這個，明天拉這個打那個。今天甜言密（蜜）語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須有的罪名置於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賓，明天就是他的階下囚。從幾十年的歷史看，究竟有哪一個人開始被他捧起來的人，到後來不曾被判處政治上的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與他共事紿終。他過去的秘書，自殺的自殺，關壓（押）的關壓（押），他為數不多的親密戰友和身邊親信也被他送進大牢，甚至連他的親身兒子也被他逼瘋。他是一個懷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學是一不做，二不休。
他每整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別人。戳穿了說，在他手下一個個象走馬燈式垮台的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罪羊。過去，對Ｂ－５２宣傳，有的是出於歷史需要；有的顧全民族統一、團結大局；有的出於抵禦外來侵敵；有的出於他的法西斯的壓力之下；對廣大群眾來說，主要是有的是不了解他的內情。對於這些同志，我們都給予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予以諒解和保護。對過去Ｂ－５２以莫須有罪名加以陷害的人，一律給於（予）政治上的解放。
（九）保密、紀律
此工程屬特級絕密，不經批准不得准向任何人透露。堅決做到一切行動聽指揮，發揚“江田島”精神（江田島，日本海軍學校所在地——編者注）。不成功便成仁。泄密者、失責者、動搖者、背叛者嚴厲制裁。
對比一下當時的社會現實和歷史事實，可以發現，《紀要》裡所說的句句是實話。
先來看“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群眾生活今不如昔。”毛澤東發動的那場“文化大革命”自1966年開始以後，中國就處於無休止的動亂之中。工廠停產，學校停課，劇院關門，公安、檢察、法院等部門全部陷於癱瘓。特別是“文革”的第二年，全國各地進入“全面內戰”狀態，各派別之間武鬥不斷，相互殘殺，許多地方血流成河。整個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一個幅員遼闊的中國大陸，其生產總值竟然比不上一個小小的台灣島。廣大群眾處在艱難困苦之中。許多年紀大的人都不會忘記，在那個年代裡，幾乎所有的生活用品和食品都是憑票限量供應，老百姓吃不飽穿不暖。當時城市居民每人每月的生活供應定量是：糧食成年男子16公斤，成年女子13·5公斤；豬肉半斤；食油半斤；豆製品一斤。在穿衣方面：成年人每年布匹5公尺，棉花1公斤。在其它方面：每戶每月火柴2盒，肥皂2塊……可以說，人們是拿着少得可憐的工資還買不到東西。《紀要》說“農民生活缺吃少穿”，這話也不錯。農民們的糧食定量一天還不到一斤，用當時的一句順口溜來形容，就是：“夠不夠，三百六，糧食不夠紅薯湊。”很多地方只能用地瓜這樣的豬食來充飢。在穿衣方面，農民們不像城市居民那樣可以憑布票買布，因此只能自己用老式的手動織布機編織粗棉布做衣服。廣大農民都懷舊說：生活最好的時候是解放初期那幾年，越往後越糟。
再來看“他是一個懷疑狂、瘧待狂……今天是他的座上賓，明天就成了他階下囚。從幾十年的歷史看，究竟有哪一個人開始被他捧起來的人，到後來不曾被判處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與他共事始終。他過去的秘書，自殺的自殺、關壓的關壓，他為數不多的親密戰友和身邊親信也被他送進大牢……。”
這樣的事情真是可以舉出許多例子。如梁漱溟、彭德懷、張聞天、高崗、楊獻珍……不少人都是這種下場。在十年動亂期間，這種事情更比比皆是，如“三家村”中的吳晗、鄧拓、廖沫沙；“彭羅陸楊事件”中的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楊余傅事件”中的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還有後來的陳伯達入獄，李德生下台等等。其中最耐人尋味的是“王、關、戚事件”中的王力、關鋒和戚本禹，這三個年輕人在文革初期都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是毛澤東身邊紅得發紫的人物。其中戚本禹以一篇《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電影“清宮秘史”》的轟動性文章，拉開了整倒劉少奇的序幕，這篇文章是他遵從毛澤東的旨意寫的。三個人在1966年至1967年8月還紅極一時，而到了9月，就被毛澤東以“破壞文化大革命”的罪名下令抓了起來。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王力，他在處理1967年的武漢“七·二O事件”中挨了打，回到北京時，毛的夫人江青親自到機場迎接。可僅僅過了一個多月，王力就被關進了監獄。《紀要》中提到的“他的秘書自殺的自殺，關押的關押”一事，則指的是毛澤東五大秘書之一田家英在1966年5月的自殺；毛的其他四個秘書除江青外，其餘三人陳伯達、葉子龍、胡喬木都先後被他送進了牢房。
《紀要》說毛澤東“對人民實行法西斯專政”，事實也的確如此。遼寧省有個叫張志新的女黨員，因為講了一些對文革和毛澤東不滿的話，便慘遭殺害，行刑前劊子手為了防止她呼喊反毛口號，竟殘忍地割斷了她的氣管！
北京有個叫遇羅克的青年，因為在日記本里寫了一些對毛澤東不滿的話，別人發現後舉報了他，他因此被處以死刑。
一位女教師在寫大字報時，不慎將毛主席的“主”字少寫一橫，竟遭造反派的毒打。
一位燒窯工人師傅從窯里幹完活後走出來，外面的東風颳得他們睜不開眼，他抱怨說：“怎麼老是刮東風，不刮點西風？”他於是被當成反革命分子抓了起來。因為有人舉報他與毛澤東的“東風壓倒西風”論點唱了反調。
某報社當天的報紙印成後，有讀者發現在一版毛澤東頭像的反面，也就是二版的上方標題上，印着這位領袖的一句名言：“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而“紙老虎”三個字正好壓在了毛澤東的頭像上。這一下不得了，這家報社的總編成了現行反革命，遭到了群眾批鬥。
這樣的事例真是舉不勝舉。
再來看“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失業。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已經發現充當炮灰，後期被壓制變成了替罪羔羊。”在文革初期，毛澤東為了打倒他的政敵，發起了“紅衛兵運動”，年輕幼稚的學生戴着“紅衛兵”袖章，到處“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幾乎將一切從舊社會過來的東西都搗毀破壞，就連許多古建築、古文物、古書籍也未能倖免。毛澤東還有一樣大發明——大串聯，就是讓全國的青年學生到各地進行串通和聯絡，把文革的烈火充分燒起來。在這場遍及全國的“大串聯”中，學生們只要臂膀上戴着紅袖章，就可以免費乘坐火車汽車，連吃飯住宿都不要錢。為了激勵年輕人的士氣，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八次接見來自全國的紅衛兵。筆者年輕時也參加過其中一次的接見，與許多紅衛兵一樣，當時真是激動萬分，覺得自己能親眼見到毛主席，真是天下最幸福的人了。毛澤東利用紅衛兵打倒了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等一大仳他想打倒的人。到了運動的後期，這一代被稱作“知識青年”的人幾乎都被以“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名義，強迫下放到農村“插隊落戶”，吃盡了苦頭。說他們是“變相勞改”，真是恰如其分。
《紀要》中說“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勞改”，這話也不錯。文革期間，為了貫徹毛澤東的所謂“五·七指示”（該指示的主要內容是知識分子要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大批機關幹部、科學家、藝術家都被下放到被稱之為“五七幹校”的農場，從事一些與業務毫不相干的體力勞動。他們住的是用土坯和草蓆搭建成的棚子，美其名曰“革命棚”，吃的是粗糧豬食，的確是一種變相體罰。
最後再來看“對蘇聯做絕了”。前面已經說過，中蘇關係的破裂，雙方都有過錯和責任，不能說哪一方完全正確。中蘇兩國雖然在一些立場上有分歧，但並沒有達到非得要翻臉為仇的地步。客觀地說，中蘇關係破裂的主要責任還是在中國方面，是毛澤東看不起赫魯曉夫。當毛澤東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時，赫魯曉夫僅是一個方面軍的政委，如今年輕氣盛的赫氏竟想對自己頤指氣使，毛澤東豈能容忍。他不願讓蘇共與自己領導的中共成為父子黨，因此小題大做，硬是因一點小事而把昔日最大、最親密的盟友列為頭號敵人。蘇聯為了報復中國，撕毀了援華協議，撤走了全部專家和有關設備，致使中國的許多在建項目陷入停頓和癱瘓，給中國造成巨大損失。因此林彪說“對蘇聯做絕了”，這話一點不錯。
可以這樣說：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紀要》是第一個批判“文革”錯誤的歷史性文件，是一個代表全國人民正義呼聲的討毛檄文。儘管林彪的治國藍圖胎死腹中，但他的死卻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正是由於林彪在《紀要》中仗義直斥諸種社會問題，自1972年開始，下放幹部陸續全部回到機關；城市下鄉知青開始抽回城鎮就業；工廠工人薪水普升一級；一大批被錯整的領導幹部得以平反昭雪；長期停滯的經濟開始復甦……
4、林彪犯有哪些錯誤
林彪有功勞也有過錯。筆者認為，他一生中僅幹過一件錯事和一件壞事：
他幹的錯事是把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推向了極致。為了騙取毛澤東的信任，他號召全軍官兵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並親筆題詞：“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在全軍掀起了“學毛著”的高潮。在那本被稱為“紅寶書”的《毛主席語錄》序言中，他這樣吹捧道：“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他把毛澤東的三篇文章《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冠名為“老三篇”，並說：“老三篇不但戰士要學，幹部也要學。老三篇最容易讀，真正弄懂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為‘座右銘’來學。學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在他的指示下，全軍官兵人人都要會背誦“老三篇”。一時間，背誦“老三篇”成了中國軍隊官兵乃至全國人民的重要政治任務。
1963年，他把毛澤東在延安為抗日軍政大學題寫的三句話、八個字（即“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和“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發揮成為“三八作風”，作為檢驗全軍部隊革命化的標準。
其後，他又接連發明了“四個第一”（即思想工第一、政治工作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1965年11月，他對召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作出這樣的批示：“毛主席的書，是我們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話，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
他還提出了“三忠於”（即永遠忠於毛主席，永遠忠於毛澤東思想，永遠忠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四無限”（無限熱愛毛主席，無限敬仰毛主席，無限信賴毛主席，無限緊跟毛主席）等極端口號。他還說：“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1965年，林彪在一次會議上當着毛澤東的面，肉麻地吹捧道：“毛主席永遠是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最高領袖。如果有誰像赫魯曉夫在斯大林死後否定斯大林那樣，在將來否定我們的毛主席，他就是最壞最壞的大壞蛋！就是我們黨的叛徒！我們就要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林彪的這番話讓毛澤東聽了心裡十分舒坦。正是由於林彪在一切場合不遺餘力地吹捧毛澤東，才使得毛澤東認為林彪對自己最忠誠，從而確定他為自己的接班人。
雖然林彪大搞個人崇拜是為了取得毛澤東的信任，進而達到選自己為接班人的目的，但這也從客觀上助長了毛澤東自以為一貫正確的心理，為他錯誤地發動文化大革命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林彪干的一件壞事是迫害了軍委副主席兼副總理賀龍、總參謀長兼公安部長羅瑞卿、代總參謀長楊成武、總後衛生部長傅連璋、中宣部長陸定一等一批老幹部。
林彪整倒賀龍的主要原因是為篡權掃除障礙。林彪雖然是軍委常務副主席，但由於體弱多病，軍委的日常工作主要由副主席賀龍來主持。為了使自己能夠獨攬軍隊大權，林彪便以康生等人編造的“二月兵變”和歷史上的“通敵”等無中生有的“罪證”，向毛澤東施加壓力，使毛澤東撤銷了賀龍的職務，並將其關押。
林彪整倒羅瑞卿也是為了換上自己的親信，以便直接掌握軍隊。儘管羅瑞卿長期以來一直在他的直接領導之下，但從一些事情上，他發現羅對毛澤東的忠誠程度還是超過對他的忠誠，所以他決心換掉羅。他知道毛澤東很信任羅瑞卿，因此他找的藉口讓毛澤東無可挑剔，難以拒絕。他說羅瑞卿反對突出政治，反對突出毛澤東思想，大搞單純軍事觀點等等。他還讓人編造謊言，說羅瑞卿要林彪讓位給他。這一切都讓毛澤東信以為真。因此，林彪輕而易舉地整倒了羅瑞卿，由他的另一位老部下楊成武代理總參謀長一職。林彪之所以只讓楊“代理”而不是正式擔任這一職務，是因為他對楊還不是完全放心，要考察一段時間，看楊是否絕對忠於自己。如果楊死心塌地跟着自己，則把“代”字去掉；如果他更忠於毛澤東，那隨時可將他換下去。
林彪讓楊成武代理總參謀長一職後，對他進行了兩種方式的試探。頭一次是讓楊成武寫一個證明，證明自己的妻子葉群結婚前是處女，並說空軍司令吳法憲已寫了同樣的證明。楊成武認為自己不了解真實情況，讓他寫這樣的東西不妥，便婉言拒絕了。此事讓林彪大為不滿。據楊成武回憶說，那天當他從林彪家裡出來時，後背竟嚇出了一身冷汗。另一種試探是他發現楊成武上任後，軍隊工作中有什麼大事，楊成武有時是直接向毛澤東匯報，卻沒有向他這個常務副主席匯報。於是，他又製造了“楊、余、傅事件”，整倒了楊成武，換上了他的另一個親信黃永勝擔任總參謀長。
林彪迫害總後勤部衛生部部長傅連璋的原因，是建國初期他裝病拒絕出任志願軍總司令，毛澤東出於對他身體的關心，派傅連璋為他檢查身體。傅連璋為林彪作了全面檢查後，認為除了當年槍傷留下的後遺症，別無他病。傅連璋如實向毛澤東作了匯報。對此，林彪一直耿耿於懷。如今他大權在握了，便要拿傅來出氣。
林彪迫害陸定一的原因，是得知有人曾多次向中央寫匿名信，舉報林的妻子葉群生活作風有問題，在與林彪結婚之前就已不是處女。此事經公安部門偵察，最終找出了寫匿名信的人是陸的妻子嚴慰冰。事後嚴慰冰被逮捕關押，林彪對陸定一也因此恨之入骨，說：“我恨不得拿槍斃了你！”
林彪整過一批老幹部，這是他幹的一件壞事。但是，在文革中犯錯誤的遠不只林彪一人。就連周恩來在文革期間也“說了一些違心的話，做了一些違心的事。”“但是人民原諒他”（鄧小平語）。人民既然能夠原諒周恩來，也應該原諒林彪。因為林彪畢竟下決心要結束毛澤東的錯誤路線，而周恩來長期以來一直是毛澤東錯誤路線的忠實執行者，雖然他也對毛澤東的所作所為強烈不滿（本書有周的臨終講話為證），但始終不敢說一個“不”字，至死都在表現一種逆來順受、唯唯諾諾的愚忠。
毛澤東說“即使林彪回來，我們也不會殺他。”這話不錯，毛澤東的確不會公開殺林彪，那樣顯得他度量太小。但他會像整劉少奇、彭德懷、張聞天那樣從肉體上折磨他，慢慢地整死他。林彪深知毛澤東的為人，因此他寧可冒險出逃也不敢回來。
了解林彪的人都知道，他性情溫和，不愛發火，原本是一個善良的人，是毛澤東發動的文革扭曲了他的性格。沒有文革，林彪不會也不可能整倒那麼多人。林彪死後，人們把他的一切功勞都給剝奪了。如他指揮的平型關戰鬥和遼瀋、平津戰役，也改成是毛澤東指揮的。而把文革中的許多壞事、錯事都強加在他頭上，如每當提到某某人在文革中被整死一事時，總說是“被林彪、江青一夥迫害致死”。事實上，除了賀龍、傅連璋兩人的死與林彪有間接關係外，其他人的死都扯不到林彪頭上。準確地說，應該是“被文革的錯誤路線”或“造反派”迫害致死，這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對毛澤東晚年的嚴重錯誤，許多人深惡痛絕，正因為如此，林彪才能夠一呼百應，使軍隊中不少重要人物願意投靠到他的麾下，死心踏地為他效力。其中包括總參謀長黃永勝、空軍司令吳法憲、海軍政委李作鵬、總後勤部長邱會作等一大批高級將領，以及後來為而他自殺的周宇馳、於新野等中級軍官。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晚年的毛澤東失去了人心。
毛澤東公布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紀要》，實在是一種無奈之舉。因為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毛將林彪選為接班人並寫進了黨章，現在林突然外逃，人們不免會起疑心，這對毛澤東很不利。只有公布了《紀要》，才能讓世人明白林彪叛逃的意圖，讓大家知道他是想謀殺領袖搶班奪權。然而，《紀要》的公布也使全國人民知道了毛澤東許多不光彩的事，開始對他發動的這場政治運動進行深刻的反思。
5、糾正三個歷史誤傳
對於林彪這個人，長期以來各種描寫他的書很多。其中的內容大多真實可信，但也有一些誤傳。據筆者所知的誤傳有三個：
在一些描述“九·一三事件”的書籍和文獻中，常可見到這樣一種說法：周恩來在得知林彪坐專機出逃的消息時，打電話向毛澤東請示是否把飛機打下來。毛澤東回答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讓他走好了！”然而事實並非如此，這句話經過了作家們的改動。
1971年，在“九·一三事件”發生後，中共中央專門為這一事件下發了57號文件，向人民傳達了林彪叛逃的事情。可以說凡是上了點年紀的人，都應該記得在那份文件中，毛澤東在回答周恩來的請示時，原話是這樣說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是副統帥，你把他打下來，向人民怎麼交待？”如果有誰不相信這是原話，可以去檔案館裡查一查1971年57號文件的原件。從這番話中我們可以看出，此時毛澤東並不知道林彪要謀害他，以為林彪只是想背叛自己去蘇聯而已，否則他不會這樣說。也許是這樣的話有損於毛澤東英明智慧的形象，後來在作家的筆下，那句話就變成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讓他走好了！”作家這樣一改，就顯得毛澤東很有度量。但中央文件早已在群眾中傳達，毛澤東的話已為世人所知，怎麼辦呢？於是，周恩來在一次軍隊高級幹部會議上，又說了這樣的話：“林彪是黨中央副主席，又是軍隊副統帥，我僅是一個政治局委員，在軍隊中又沒有掛職，怎能命令部隊打掉黨章規定的接班人？如果命令部隊把林彪打下來，怎麼向全國人民交待呢？”並要求以後文學作品凡是涉及毛澤東在處理林彪叛逃時的態度時，都要改成“讓他走好了”。
然而，事實畢竟是事實，不是周恩來一句話或作家用筆就能隨意改變了的。
既然毛澤東未察覺林彪要謀害他，那林彪為何要倉皇出逃呢？常言道“做賊心虛”。畢竟他是在干一件弄不好就要掉腦袋的“謀反”之事，內心高度緊張，所以一聽說毛澤東突然提前返京，又聽說周恩來正在追查256號專機從北京飛到山海關一事，便以為是暗殺計劃敗露。其實毛澤東的晚年一直是行蹤不定，他的專列向來是他說走就走，他說停就停，弄得鐵路方面很頭疼。毛澤東這次的偶然提前返京，造成了林彪的“自我爆炸”。
還有一個不正確的說法，就是在一些歷史書中，提到林彪在1938年3月胸部受槍傷時，說他是在平型關大捷後，由於心情高興，一天早晨騎着日本洋馬，穿着繳獲的日本軍大衣，獨自一人縱馬馳騁，不慎誤入國民黨閻錫山所轄晉軍的防區，被晉軍哨兵誤認為是日本軍官，開槍將其打傷。這一說法明顯有悖於常理，純屬誤傳。日本軍官不是瘋子，即使膽子再大也不敢獨自一人騎馬擅闖敵方防區，除非他是不想活了。晉軍士兵也不是傻瓜，應該知道日本軍官沒膽量敢一人前來送死。據一名“老八路”回憶，當時的情形是：1938年3月4日，林彪率師部和343旅由晉東北南下，至呂梁地區開闢抗日根據地。這天傍晚，林彪一行十餘人走到山西隰縣的千各莊時，他身穿在平型關戰鬥中繳獲的日本軍大衣，騎着東洋戰馬，被晉軍哨兵當成日本軍官開槍誤傷。閻錫山得知此事後，當即把闖禍的士兵捆起來送到林彪住處，聽憑他發落。林彪此時表現出一個儒將應有的寬宏大量，饒恕了開槍的士兵，還夸閻的士兵槍法不錯。林彪的大度使那名士兵感激涕零。
第三個被誤傳的說法是，1969年，由於中蘇關係嚴重惡化，10月19日林彪下達了一個“一號命令”，要求全軍立刻進入戰備狀態，並將住在北京的一大批中央老首長驅逐出北京，到全國各地居住。有人認為這是林彪以戰備為藉口將老幹部們趕出北京，是對老幹部的迫害，也是他自己搞的一次政變演習。但是據中央辦公廳人員回憶，將這些老幹部送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居住是毛澤東的安排，目的是一旦打起仗來，可以保存一些有革命經驗的老幹部。10月17日晚上，許多中央老幹部應邀到首都體育館觀看體育表演。結束後，所有出席的在京老同志應召到貴客室休息開會。會上，由周恩來傳達了毛澤東的疏散命令：20日前，在京的中央老同志全部離開北京。其中朱德、董必武、葉劍英、張鼎臣等人去廣州；陳雲、鄧小平、王震去江西；陳毅去石家莊；徐向前去開封；聶榮臻去邯鄲。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的疏散命令在前，林彪的戰備命令在後。由於這兩個命令僅相隔一天半，時間上的偶然巧合，被很多人誤認為是林彪要驅趕老幹部離京。
中國老百姓的習慣性思維就是這樣：一個人如果被認定是“壞人”，那麼即使他做出的決定是正確的，也會被認為是壞事；有些事情甚至與他無關，也會生拉硬扯地套在他頭上。
6、航空專家新解林彪座機墜毀之謎
關於林彪的256號專機墜毀的原因，中國官方的說法過去一直是說燃油耗盡。但大量新的證據和分析結論表明，事實並非這麼簡單。
在專機墜落後的第三天，即1971年9月15日，中國駐蒙古大使館根據國內的指示，派出官員偕同蒙古外交官員和一些航空、法律、法醫人員到出事現場進行了勘察。當時林彪叛逃一事尚在絕密之中，蒙古人員不會想到飛機上坐的是中國第二號人物，更不會想象飛機上可能發生過搏鬥之類的事情。蒙古方面的技術人員沒有在現場發現飛機被武器擊落或因炸彈炸毀的痕跡，也沒有從現場找到的黑匣子中獲取什麼有價值的材料，在對飛機墜落的分析中，卻發現了一些對飛行員不利的“證據”，認為飛機是有操縱降落的。既然是人為操縱的降落，必定是因燃油不夠而迫降，並找出了四條“證據”。這樣一來，機上的四名飛行員死後都被認定是林彪的死黨，背上了“隨林彪叛逃”的罪名。
1972年5月，中央專案組邀請有關方面專家，對飛機墜毀原因作了系統的分析和研究。在當時那個高壓政治的年代，人們說話稍有不慎，都可能給自己帶來麻煩，因此參加分析的專家們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顧慮，在明知疑點很多的情況下，仍維持原先的結論：飛機是有操縱地進行野外迫降沒有成功而燒毀。
不久前，筆者就這所謂的四條“證據”請教過有經驗的飛行專家，他們認為這些證據，都不足以證明四名駕駛員是“叛徒”：
證據之一，說“專機上所有人員都沒有戴手錶，腳上沒穿鞋子，這是他們在做準備迫降，以防在着地時扭傷手腳。”
對這一說法，飛行專家並不認同。當飛機出現險情時，雖然乘務人員通常會讓乘客們脫掉鞋子，但這一做法實際上只是一種心理安慰，起不到什麼保護作用。相反，沒有鞋子的保護反而更容易碰傷腳趾。專機上之所以九具屍體上都沒有手錶，可能是下列原因：一是因事發突然，他們上飛機前就沒戴手錶，而且在現場也沒有發現他們取下的手錶。二是那個年代的錶帶子大多是皮革製成，在烈焰中被燒成了灰，帶子斷了手錶自然不在手腕上。三是即使錶帶是金屬的，在烈焰中也有可能熔化。至於說九個人腳上沒穿鞋，則可能是他們在烈焰中掙扎時蹬掉了鞋子，也有可能是鞋子被燒化。更能說明問題的是，在林立果和劉沛豐等人身上發現了佩戴的手槍。既然手錶和鞋子都會“扭傷手腳”，槍帶在身上豈不是更容易損傷身體？他們怎麼不同時取下手槍？
證據之二，說“飛機是原本是由東南飛向西北，而墜毀時卻是頭朝南，且降落的地方比較平坦。說明飛行員經過了選擇。”
這一說法也站不住腳。飛機墜毀的時間是凌晨2點30分。此時正是深更半夜，無垠的荒野之中沒有一點燈光，飛行員在幾千米之上的高空怎麼可能看清地面？又怎麼會“選擇”一處平坦之地來迫降？雖然飛機前部裝有跑道照明燈，但那點微弱的燈光只能照亮機頭前方的不太遠的距離，根本無法在茫茫黑夜中看清下面的地形地貌！至於說“降落的地方比較平坦”，那是因為在蒙古荒漠上，這樣的平坦之地到處可見。之所以飛機會機頭朝南，也說明飛行員打算駕機飛回中國。他們的舉動被懂飛行的林立果發現，於是雙方發生抗爭或搏鬥，才造成飛機墜落。
證據之三，說“飛行員作了迫降的準備。從機翼殘骸中，清楚地看出已打開了前開縫翼，這是着陸前必須進行的操作。而三叉戟飛機的前開縫翼只有人工操縱才能打開。起落架完整，沒有撞擊和嚴重磨損的痕跡，主輪胎也良好，說明飛行員沒有放下起落架，飛機是在有操縱的情況下，尾部先着地。現場約30米的滑痕是飛機尾部着地滑行的痕跡。地面無深溝，說明飛機不是大角度撞地或失速墜地，而是有操縱地着陸。”
對這個說法，飛行專家並不贊同。飛機在野外迫降時，的確不能放下起落架，因為機身巨大的重量會使起落架深陷於泥土之中，造成嚴重後果。但這並不能說明飛行員是人為操縱迫降，在飛行中，起落架本來就處於收起狀態。如果真是人為操縱的迫降，滑痕應該遠遠大於30米。至於說前開縫翼被打開，有可能是飛行員與林彪一夥搏鬥時誤碰了操縱柄，或是被其它的外力撞開。
證據之四，說“降落為什麼沒有成功？主要是動作不正確，沒有做全，造成着陸速度過快。從殘骸來看，減速板沒有打開，減小降落速度的反推力裝置也沒有使用，自然造成飛機着地時速度過快。這些工作程序在正常情況下應由副駕駛完成，但該機因倉皇起飛，未上副駕駛。其次是降落點雖是比較平坦的草原，但地面仍凹凸不平。這也是造成飛機降落後跳躍破碎的原因。”
飛行專家認為，雖然飛機上沒有副駕駛，但像打開減速板這樣的動作，在主駕駛的指導下別人也能完成。正是由於沒有打開減速板和反推力裝置，也更能說明飛行員沒打算迫降，而是要飛回中國。
另外還有兩點需要補充：一是雖然飛機上沒有副駕駛和領航員，但卻有無線電員。如果四名飛行員真想與林彪一同叛逃的話，即使飛機迷了航，也可以通過無線電呼叫蘇聯或蒙古的機場給予導航。二是他們在明知飛機油料沒有加滿，不可能飛很遠距離的情況下，應該建議林彪飛往蘇聯與中國交界的邊境城市海參崴或伯力。但他們沒有這樣做，說明他們根本不想去蘇聯，更說明他們與林彪不是同夥。
7、林彪的真正死因是飛行員反抗
日本共同社於2006年9月13日發自烏蘭巴托的一則電訊說，該社日前獲得了1971年9月13日林彪所乘飛機在蒙古境內墜落一事的絕密文件，這份報告進一步證實了筆者的判斷。當時蒙古政府在得知墜毀的飛機上坐的是林彪後，又派出飛行事故專家重新對現場進行了勘察，總結出一份調查報告，報告否定了飛機因燃油不足而在迫降時墜毀的一般說法。該報告題為《中國飛機在蒙古境內墜毀原因的確定文件》，所署日期是1971年11月20日，共16頁。共同社日前獲取了這份未公開的文件和未曾發表的現場照片。該報告說，對1971年9月13日墜毀的林彪座機展開的調查是在事故發生約一個月後（從10月8日到18日）進行的，當時蘇聯專家參與了調查工作。文件說，調查小組當時得出的結論是：導致這架飛機墜毀的直接原因是人為因素，這就排除了飛機被擊落的可能性。報告說：“英國製造的三叉戟飛機在氣候良好的時候極少犯航線錯誤，而且也沒有來自這架飛機的任何無線電通信。這兩個事實表明，中國官方解釋說這架飛機因燃料不足導致墜落的說法是值得懷疑的。飛機殘骸在很大範圍內燃燒了很長時間，大火覆蓋了一塊長約975米、寬約321米的地方。這一事實表明它有足夠的燃油繼續飛行。”報告還說，飛機墜毀時，引擎正常，而且“沒有證據證明機上人員由於緊急原因做出了降落決定。”蒙古方面的消息人士當時說：“調查人員一致認為，一定是飛機上的乘員之間發生了搏鬥。林彪及其支持者想逃去蘇聯，駕駛員則想返回中國。在現場發現的8支手槍中，有一支子彈已經上了膛。”
根據專業人士的分析，林彪當時乘坐的256號專機從山海關機場起飛後，出現了一系列令人費解的奇怪現象：飛機先是朝南偏西方向也就是廣州方向飛去，繞了一個很大的彎才朝北飛行。平時用一兩分鐘就可以完成的轉彎動作，卻用了十幾分鐘才勉強完成。飛行的高度、速度也很不正常，比平時的高度要低，速度要慢。機上的通訊設備從開始就沒有打開，空地之間沒有任何信息溝通。曾經有過另一種說法：機上的通訊設備一直開着，儘管地面不斷呼叫，飛機上卻無人應答。但這種說法完全不可信。因為林立果懂飛行技術，他不敢讓通訊設備開着，否則飛行員會通過地面的呼叫明白林彪的叛逃意圖。
事故專家對林彪的256號座機墜毀原因，作了這樣一種全新的猜測：林彪一伙人先是謊稱有人要害他們，命駕駛員立刻送他們去廣州，騙得飛機強行起飛後，林立果又命令改向北飛。當飛機越過內蒙後，林立果仍強令向北飛，這時幾名駕駛員才明白林彪一夥的叛逃意圖。那支已上膛的手槍，就是林立果手持的槍。他們在這支槍的威逼下，極不情願地操縱着飛機，心情是極為複雜，其動作因此就顯得被動、遲緩和無奈。儘管他們是林彪專機的駕駛員，但是，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都知道，由於中國長期進行反蘇宣傳，在人們心目中，蘇聯是個反動透頂的“修正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國家，中國老百姓的心裡都有着仇蘇心理。同時毛澤東在中國人民心目中有着至高無上的地位。現在他的接班人想背叛領袖逃往蘇聯，幾名駕駛員心裡必定是矛盾重重，他們不敢反抗林彪的命令，又不願背叛自己的祖國和偉大領袖。他們對林彪北飛的命令先是懷疑、猶豫，直到確信林彪一夥真的要叛逃去蘇聯，才變為震驚和憤怒。飛行員們在林立果手槍的逼迫下，勉強向北飛了一段距離，最後終於奮起反抗，導致飛機墜毀。
他們的反抗方式，除了與林家父子搏鬥，還有另一種可能，就是與1981年8月國民黨空軍考核官黃植誠叛逃到大陸的情形相似。當時黃植誠與學員許秋麟駕駛一架F—5E雙座教練機進行飛行考核，他對後座的許謊稱自己要做一個高難度動作，令許放下遮擋視線的一個擋板。之後，他調轉機頭飛向大陸。許秋麟感覺到不對，打開擋板一看，飛機已飛到福建龍田上空，頓時驚恐萬分。黃植誠這時向許秋麟說明了自己要叛逃的決定，讓許自己作選擇。許表示不肯去大陸，黃植誠便將他送回到台灣海峽，讓他跳傘離機，自己則駕機飛向了大陸，在福州機場安全降落。
專家認為，林彪專機上的駕駛員也可能與上述情形相同，他們在得知林家父子要叛逃蘇聯後，表示堅決不去。此時如果林家父子開槍打死飛行員，那他們自己也活不成。無奈之下，林家父子只得讓飛機在蒙古迫降，大家在這裡自由選擇去向。結果誰也沒想到迫降造成的是機毀人亡。
筆者認為，這後一種反抗的方式可能性較大。因為強行反抗會造成飛機墜毀，大家都活不成，只有選擇迫降才是最好的辦法。
就在林彪全家倉皇逃離北戴河別墅時，他們的轎車前排曾坐着警衛秘書李文普。當李在車中聽說他們要去蘇聯，頓時醒悟，知道他們要叛逃，當即喊停車，並從車上跳下，結果被林立果開槍打傷。連李文普這樣與林家朝夕相處的人都不知道林彪的政變陰謀，那些很少與林家人見面的飛行員更不可能成為林彪的同夥。
另外還有一件事可以證明飛行員不是林彪的同夥：就在256號座機墜毀的同一天，林彪部下周宇馳拿着他的手令，從沙河機場騙走一架直升機。飛行員陳修文在空中發現了對方的叛逃意圖後，暗中與其周旋，將飛機開了一大圈回到原處，周宇馳發覺後將陳修文槍殺。從這一事件中，人們不難想象，在林彪的專機上，也發生了同樣的反叛抗爭。如果真是這樣，那麼與林彪一同死去的四名飛行員不僅不應是“叛徒”，還應算作烈士。
然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沒有人從通過分析飛機航行的非正常技術動作入手，為這些飛行員說話。由於現場勘察得出錯誤的結論，使得他們死後長期背着“叛逃”的黑鍋，其家屬也都受到牽連，被趕出了原住處，“光榮軍屬”的門牌被砸爛。潘景寅的妻子孫祥凝原先在北京市海淀醫院放射科工作，被當成反革命家屬關押了起來，受到長期審查，精神一度失常。
林彪倉皇出逃時，九名機組人員只有四人上了飛機，其餘五人因受到懷疑而被押解到北京接受隔離審查。審來審去，三年未審出個結果。最後，除一名年輕的女服務員外，其餘四人的最後審查結論是“在黨的第十次路線鬥爭中，犯了嚴重的方向路線錯誤”。1976年，他們的飛行資格被下令解除，一律轉業地方並勒令離開北京。
文革結束後，鄧小平復出，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錯案。孫祥凝也在為丈夫的冤案四處奔走。然而，沒有人敢還那四位犧牲的飛行員以清白。就在這時，戲劇性的事情出現了。
1980年11月15日，鄧小平在接見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總編厄爾·費爾時，對方問起“九·一三事件”中林彪座機墜毀原因。鄧小平回答說：“我個人判斷，飛行員是個好人。因為有同樣一架飛機帶了大量的黨和國家機密材料準備飛到蘇聯去，就是這架飛機的飛行員發現問題後，經過搏鬥，飛機被迫降，但這個飛行員被打死了。”
正是這句話，為潘景寅等人的最終平反起了重要作用。經過孫祥凝的不懈努力，她和其他幾名飛行員遺屬收到了《革命軍人病故通知書》。儘管這個“病故”讓人感到莫名其妙，但畢竟承認他們是“革命軍人”，這對孫祥凝等人來說已經是極大的滿足了。她們每人都領到了500元撫恤金和7000元搬家補償費。
8、鄧小平為何不願給林彪翻案
鄧小平在重新上台之後，態度鮮明地破除了華國鋒的“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他平反了建國以來的大批冤假錯案，卻不願為林彪平反。從他自身的角度來看，他這樣做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不願意否定毛澤東。
鄧小平一生都在跟着毛幹革命，包括他本人在內的許多中共領導人都是在毛澤東的旗幟下登上政治舞台的，若否定毛澤東最終會丟掉根本，連自己也會被否定掉。另一方面，否定了毛澤東，等於否定掉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光榮和正確（毛澤東語）”，中國革命的歷史就不好寫了，他自己的革命歷史也不好寫了。鄧小平這樣做應該說是睿智和高明之舉，既顯示了他的博大胸懷，又可贏得世人的敬佩。既然他不願否定毛，就不能給林彪平反，否則毛澤東成了壞人，林彪就成了好人，這是鄧小平不願看到的。除此之外，鄧小平不願為林彪平反還有個人感情上的原因。在他的女兒毛毛寫的那本《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提到她父親與十位老帥中的其他九位都交往甚密，唯獨與林彪沒有來往。由於上述緣故，鄧小平只能讓林彪來為毛澤東的文革之錯當替罪羊。筆者也理解鄧小平的這一做法。然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鄧小平的所有決策也並非全是正確的。筆者認為：儘管毛澤東前半生的功勞巨大，但他的後半生，特別是他生命的最後十年，着實把國家和人民推進了空前絕後的災難深淵。筆者對毛澤東的評價是：前半輩子該夸，後半輩子該殺！因此，林彪的倒毛行動應當視為一次正義之舉，愛國之舉，不能因為鄧小平的一句話就讓林彪永遠背着“搶班奪權”的黑鍋。今天的人們應該還林彪一個公道。
1980年11月，在北京市正義路一號，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林彪、江青兩個犯罪集團進行了審判，給他們定了四個罪：1、誣陷、迫害黨和國家領導人，策劃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2、迫害、鎮壓廣大幹部和群眾。3、謀害毛主席，策劃反革命武裝政變。4、策動上海武裝政變。
筆者認為，在這四條罪行當中，第二、第四條完全與林彪無關；第三條不但不是犯罪，而是一次有功於國家的正義行動。林彪只犯有第一條罪，就是誣陷、迫害了一批黨和國家領導人。因此筆者認為，對於那次審判中加在林彪身上的罪名應該改正過來，林彪親信的那些罪名也應更正過來。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歷來主張實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但是在對待毛澤東犯錯誤這件事情上，卻總是含含糊糊為他遮掩，為他找替罪羊。最初在劉少奇被打倒時，只要一提到文革中的那些錯事、壞事，總是歸罪到劉少奇的頭上，說“劉少奇一類政治騙子”如何如何。後來劉少奇平反了，林彪成了罪人，又將一切錯誤和失誤都歸罪到林彪的頭人，只要一提起文革中的那些錯事壞事，又總是說“林彪、江青一夥”如何如何，把一切壞水都潑到林彪頭上。筆者認為，這不像是共產黨人的所作所為。是誰的責任，就應由誰來承擔，這才是尊重歷史、實事求是的做法。
然而，在鄧小平去世後的江澤民、胡錦濤時代，又出現了新版的“兩個凡是”，即“凡是鄧小平說過話，都要繼續照辦；凡是鄧小平定下的結論，都不能改變。”新版的“兩個凡是”雖然沒有形成文字，但這一觀念卻在人們的頭腦中似乎已經根深蒂固。筆者認為，任何研究領域都不能人為地設置禁區和障礙，尤其是關繫到一個人政治生命和終生榮譽的結論，更應該客觀公正，尊重事實，要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和公眾的認同。要公正對評價林彪的歷史功過，就必須破除新版的“兩個凡是”。
9、林豆豆告密立功為何反遭迫害
震驚世界的“九·一三事件”發生後，林彪的女兒林立衡（小名豆豆）因及時向周恩來報告了他們的叛逃陰謀，一時被讚譽為“為黨和人民立下大功的人”。然而，這位時任《空軍報》副總編的年輕女軍人，“功臣”的光環戴在頭上沒多久，噩運就降臨到她的頭上。
“九·一三事件”發生的當晚，毛澤東以為林彪僅是想背叛自己去蘇聯，因此不同意將林彪的座機擊落。後來在清查林彪親信的罪行時，發現了他們的《五七一工程紀要》，才知道林彪原來是想謀害自己，頓時被氣昏了頭。幾個月後，毛澤東的頭腦漸漸清醒過來，想起了一件可疑的事：林豆豆是林彪的親生女兒，從小就嬌生慣養（因為林彪喜歡吃油炸黃豆，所以給女兒取名“豆豆”），父女倆情深意厚。可如今豆豆對父親的感情怎麼還不如對領袖的忠誠之心？連林彪這個幾十年與自己同甘共苦，又是自己親手提拔起來的戰友，尚且對自己恨之入骨，他的女兒與自己非親非故，怎麼會為自己而出賣父母呢？這其中必定有問題，她一定是林彪、葉群留下的“釘子”！生性多疑的毛澤東越想越覺得自己的分析有道理，就吩咐周恩來成立專案組，對林豆豆進行隔離審查。
豆豆被專案組軟禁在東交民巷空軍招待所里，讓她老實交待問題。豆豆沒想到自己一心忠於毛主席，卻換來這麼個結果。為抵制專案組的逼供，她大量“交代”林彪說毛澤東的一些“壞話”，心想反正父親已死，可以隨心所欲地說。她沒想到胡編的這些話給她帶來更大的不幸。毛澤東看到豆豆的這些“交代”材料後，更堅信了自己的懷疑：既然你早就耳聞了父親說我的壞話，既然你對我有忠心，為何不早些來報告我，非要等到林彪叛逃後才來揭發？這充分說明你與父親是同夥！
豆豆的交待材料送上去之後，處境便開始惡化，被定為階級異己分子，受到無休止的批鬥。在處境越來越艱難的情況下，豆豆給毛澤東寫信，申訴自己的冤情，想找毛主席面談。毛澤東拖了8個月，把信批給周恩來處理。周恩來找豆豆談了話，地點是在人民大會堂，時間是在1972年8月。參加談話的還有汪東興、紀登奎、李德生、張才千、田維新等人。周恩來有意把拖延8個月時間的責任攬到自己身上，說：“你要找毛主席談，毛主席要我找你談。我拖了8個月。不過，現在看來晚點兒也好。你也是有錯誤的嘛！空軍給你搞了個‘五條’，說事事要向你請示，處處向你學習。”
豆豆一聽，急忙表白說：“他們搞那個‘五條’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一聽說，連夜搞了個針對‘五條’的新五條，都是反對那個‘五條’的。”
周總理問到會的人是否有此事，有人說有。總理說：“那也是一個共產黨員應該做的嘛！”最後，李德生代表政治局宣布：“請示了毛主席，經過批准同意林立衡回空軍學院接受再教育。”同時宣讀了豆豆的嚴重錯誤，並決定豆豆任副總編的《空軍報》停刊兩年。
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開始，豆豆被升級為“死黨”待遇。在強大壓力下，她徹底絕望了。2月1日，她藉口拿材料吞下一瓶早已準備好的安眠藥自殺，被送到空軍總醫院搶救。豆豆下定必死的決心，緊咬嘴唇。醫生用擴張器強行將她的嘴撬開，喉嚨也被戳破。醫生問她服的什麼藥，她拒絕回答，醫生只好抽出胃液化驗。江青得知這一消息後，幸災樂禍地說：“林彪的崽子想死，就讓她死吧，死了少一個禍害！”周恩來得訊後，立即打電話下令急救，豆豆便被轉到303醫院高幹病房。
由於這次自殺行為，豆豆又增加了“叛黨”的罪名，被長期關押在空軍招待所。看守人員為了保密，將她房間的窗戶全都用紙糊死。她自感缺鈣，要求曬太陽。回答是：“你曬什麼太陽，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着你。”晚上，看守人員開着燈打牌下棋，使她徹夜難眠。豆豆的房間對面是廁所，蚊子很多，看守人員不給她蚊帳，只是在房裡灑敵敵畏。半個月後她全身起了蕁麻疹，從關節部位長起，眼鼻口都腫得張不開，全身開始糜爛，後來發展到內臟，又增添了胃痛、腹瀉、憋氣，至今留下個過敏性結腸炎。
毫無疑問，當年林彪的死與女兒的告密有着很大關係。正是由於豆豆打電話向中央辦公廳報告父親要叛逃，才引起周恩來追查256號專機的去向；正是由於周恩來的追查，才使得林彪誤以為暗殺計劃敗露，倉惶出逃，結果摔死在異國他鄉。
在林彪摔死後不久，社會上曾經有一種說法，說“林豆豆是林彪一夥有意留下的釘子，或是暗藏的定時炸彈。林彪是有意讓豆豆在他們上飛機之後讓她報信給周恩來”。筆者認為，說這話的人實在是幼稚可笑。試想：她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弱女子，且無任何兵權，林彪有意留下她能幹什麼？她一個女人又能幹成什麼？
那麼，林豆豆為什麼要向周恩來告密，難道她真的是熱愛毛澤東勝過愛自己的父親嗎？不是的。她正是太愛自己的父親，所以才有了給周恩來打電話的舉動。當時，她看到父親愁眉苦臉地坐在沙發上，母親和弟弟正在苦口婆心地勸說着父親作出一項艱難的選擇。她不知他們在商量什麼事，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母親和弟弟讓父親選擇的是他極不願意選擇的事。她根本不知道父親和弟弟他們曾經想暗害毛澤東，這事他們一直對她保密。為了不讓父親遭遇不測，她在他們出逃後，經過再三考慮，才決定給周恩來打電話，想讓他阻止他們的行動，卻萬沒想到此舉竟造成父母三人的倉惶出逃、機毀人亡的結果。林豆豆的告密，不僅害死了親生父母，到頭來也害苦了自己。這時的她，一定是後悔萬分。
兩年的關押，30歲的豆豆頭髮掉了一半，牙齒掉了六顆，體重只剩下35公斤。還是看守中有人暗示她：“趕快給毛主席寫信吧，這樣下去很危險。”於是，豆豆連給毛澤東寫了5封信。1974年7月，毛澤東得知她已是重病纏身，這才發了善心，批示解除對她的監護，送到河南開封的某軍墾農場勞動。與她一同去農場的，還有她的新婚丈夫張清林。
1975年10月，是豆豆一生的又一個轉折。她被迫脫下軍裝，換上了便衣，從此脫離了使她一直感到比家庭還溫暖的軍隊。政治局為她做的轉業決定說：“恢復黨籍、真名，安排一定的領導職務，要大膽工作。”空軍領導在向她傳達這一決定時，豆豆認為難以接受，要求留在部隊。得到的答覆是：“如不服從，從10月30日起停止發工資、糧食供應。”這個難得落淚的女子大哭了一場。
關於林豆豆轉業的地點，上面提出了三個地方：鄭州、開封和孝感。當時國務院主持工作的鄧小平圈了交通較為方便的鄭州。豆豆夫婦倆被分到鄭州汽車廠，豆豆由於不要孩子，被任命為分管計劃生育的革委會副主任；張清林任廠醫。
1976年5月，豆豆的命運又一次隨中國的政治風雲而改變，她被認為是鄧小平的“右傾翻案風”刮到鄭州來的，被免掉職務，到車間當了一名工人。她住的房間緊靠農藥廠，藥物刺激使她的過敏症復發，並發展為過敏性結腸炎和十二指腸滯泄症。她多次住院治療。
毛澤東去世後的第5個年頭，豆豆偷偷到京上訪，她找到總政和軍委，最後才在趙紫陽的批示下，回到北京，安排在中國社科院工作，改名“路漫”。她的丈夫張清林則分配到北京市衛生局。
上世紀九十年代，林豆豆搬回到當初父親的原住處毛家灣居住，不過住房面積只有原先的一半，另一半被公家收回了，並且仍享受着《空軍報》副總編的待遇。她享受這樣的待遇有兩個前提：不得發表為父親翻案的言論；不得接受媒體記者採訪。
2002年的一天，父親家鄉黃岡市的領導來北京找到林豆豆，想借她的名氣在北京開一家湖北酒樓。林豆豆先是婉言拒絕，說自己不懂經營。家鄉領導說不需要她來經營，只要她掛名當個總經理，每天在酒樓里露面就行。林豆豆經不住人家的熱情相邀，加上她自己也想為家鄉人民發揮餘熱，便答應了人家的要求。於是她化名“車前”，在建國門外開了一家湖北酒樓。
卷三：
鄧小平的幾個重大失誤
1、錯誤支持紅色高棉導致中越戰爭
●中越關係破裂的原因
1979年2月17日，中國官方的新華通訊社向全世界播發了一條重大新聞。這天清晨，一場旨在“教訓越南”的戰爭，在中國與越南兩國一千多公里的國境線上全線打響，23萬解放軍官兵在大炮和坦克的掩護下，攻入了越南境內。昔日兩個被稱為“同志加兄弟”的親密鄰邦，如今成了兵戎相見的仇敵。是什麼原因導致中越關係破裂並走向戰爭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1972年1月的美國總統尼克松應邀訪華。當時越南正與美國處在戰爭狀態，中國邀請美國總統訪問中國，引起越南方面的強烈不滿，指責中國是“背叛”。
其次是西沙群島問題。1974年1月，南越阮文紹政權派兵強占中國西沙群島中的金銀、甘泉、珊瑚三島，被中國軍隊用武力奪回。當時越南北方還需要中國的支援，因此對此事保持沉默。越南全國統一後，越南政府覺得用不着中國了，便向中國提出了西沙群島的領土要求。針對此事，中國的官方報紙人民日報發表了長篇評論員文章，題為《西沙群島從來就是中國領土！》使兩國在這一問題上的爭端首次公開化。
第三是1977年越共總書總書記黎筍訪華時，向中國要求援助大米，遭到李先念副總理的拒絕。李先念說：“中國已經給予了越南很大的支援，而中國自己也面臨着很多困難。目前越南南方已經解放，越南戰爭已經結束，應該自己想辦法克服困難。”越南長期向中國伸手，每次都是有求必應，這回是頭一次碰釘子，令黎筍心裡很不高興。兩國關係開始走向冷淡。
第四個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國支持並援助柬埔寨的紅色高棉政權。
這裡有必要先介紹一下紅色高棉和它的領導人波爾布特。長期以來，越南共產黨一直想控制柬埔寨共產黨，將它置於自己的統治之下。20世紀40年代，越南曾經幫助柬埔寨的革命者建立了柬埔寨的第一個共產主義政黨高棉人民革命黨。當時兩黨的關係是相當融洽的。但是，1954年日內瓦協議簽署後，高棉人民革命黨的武裝力量不得不根據協議就地解散。為了保存革命力量，黨的高級領導人和骨幹分子秘密撤往河內。這時國內只留下一些基層組織和黨員。就在這些留下的黨員中，有一些是剛剛從法國留學回國的青年，如波爾布特、英薩利等人。他們當中不少人參加過法國共產黨，思想激進。他們特別反對越南對柬共的控制和影響。為了獨立地領導柬埔寨的革命，1960年9月，這些青年革命者在金邊成立了柬埔寨勞動黨，波爾布特任總書記。從此，越南勞動黨失去了與柬埔寨勞動黨的聯繫和影響。兩年後，柬埔寨勞動黨改名為柬埔寨共產黨，決定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因其最終目的是建立一個社會主義政權，故外國稱其為“紅色高棉”。同年，波爾布特、英薩利、宋成等率部撤離金邊，轉入叢林建立武裝根據地。這一組織得到了中國的秘密支持。1967年，喬森潘也轉入叢林根據地。1970年5月3日，柬埔寨王國首相兼國防大臣朗諾和副首相兼內政大臣施里瑪達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策動下，趁西哈努克親王出國訪問之機發動政變。西哈努克親王被迫流亡中國，並在北京成立了流亡政府。同年5月20日，毛澤東主席發表聲明支持西哈努克親王，譴責美國的顛覆行徑。這時，長期在叢林中打游擊的波爾布特在中國的勸說下，決定與西哈努克親王合作，共同推翻郎諾—施里瑪達政權。雙方成立了以西哈努克親王為首的民族團結政府，賓努任首相，負責對外事務；喬森潘任副首相兼軍隊總司令；負責對內事務。民族團結政府的主要抵抗力量是柬共領導下的民族解放武裝，即紅色高棉。雙方的武裝加起來有正規軍和游擊隊約5萬人。戰爭進行了四個年頭，這支武裝力量共消滅10多萬偽軍，而且頂住了美國出動的三萬多架次飛機的連續轟炸，掌握了戰場主動權。1975年3月，民族解放力量向金邊發起總攻，4月17日解放金邊，西哈努克親王離開北京回國。1976年4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喬森潘為國家主席團主席，波爾布特為政府總理，西哈努克退休，賓努則被任命為有職無權的主席顧問，改國名為“民主柬埔寨”。紅色高棉實際控制了整個國家。波爾布特掌權以後，在經濟方面，積極推行極左的“共產主義”並強迫大批城市居民遷移到農村。在政治方面實行高壓政策，將許多不同政見者投入監獄或殺害，特別是政治清洗方面，對待不同意見並與越南有某種聯繫的黨政軍領導人採取了極端措施，從而把一大批同志推到了越南方面。紅色高棉領導人的錯誤政策和做法不僅為越南提供了推翻民柬政府的藉口，同時也為這種侵略提供了內應的力量，韓桑林和洪森就是這種力量的代表。在波爾布特統治下的四年時間裡，僅有三千多萬人口的柬埔寨就有一百多萬人非正常死亡。波爾布特被世人稱為“殺人魔王”，他的殘暴統治遭到了世界輿論的強烈貴，許多國家和政黨都與紅色高棉斷絕了關係。當時僅有中國一家支持紅色高棉。中國當時雖然是華國鋒任黨中央主席和總理，但實際的掌權者卻是副主席鄧小平。因此可以說是鄧小平在支持波爾布特。鄧小平這樣做的意圖，一是因為兩黨有着長期的友誼，二是當時中越關係已出現裂痕，而且由於蘇聯對越南的經濟援助逐漸超過了中國，因此蘇越關係的親密程度已明顯超過了中越關係。鄧小平擔心，如果紅色高棉被推翻，換上一個親蘇的新政權，中國將在東南亞失去柬埔寨這個盟友，同時多一個親蘇親越的敵人。因此，中國堅決地支持紅色高棉。如果中國的支持只是停留在口頭上，倒也沒什麼，然而中國還向紅色高棉提供武器援助，這一來便惹惱了黎筍。1978年，中越關係迅速惡化，並且公開化。越南方面大肆反華排華，驅趕了十幾萬華僑，並在邊境上製造流血事件，以此作為對中國援助紅色高棉的報復。為此，中國官方報紙《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越南當局還要走多遠？》的社論，指責越南當局忘恩負義，以怨報德。由於僅靠韓桑林的力量遠不足以打敗紅色高棉，因此黎筍決定由越南直接出兵。1978年12月25日，越南軍隊15萬人分七路攻入柬埔寨。紅色高棉由於不得人心，被打得落花流水，僅十幾天就失去了金邊。
●鄧小平決心“教訓”越南
為了迫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同時也為了回擊越南對中國的挑釁，鄧小平決定用武力懲罰越南。他在1979年1月訪問美國時，向美國媒體說了這樣四句話：“（越南）不要把中國的忍耐當作軟弱可欺；我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們說話是算數的；不要把中國的話當耳旁風！”又說：“對於這種人，如果沒有一個必要的教訓，用其它任何辦法都難以解決問題。”公開表明了要“教訓越南”的決心。
1979年2月17日凌晨，那場舉世矚目的“自衛反擊戰”在中越邊境上一千多公裡邊境線全線打響。23萬中國軍隊對越南的6個省11個縣開始進攻。
負責廣西境內作戰的是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他是解放軍里的身經百戰的常勝將軍，一生中打過上千次仗，於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負責雲南境內作戰的是昆明軍區司令員楊德志。他原是武漢軍區司令員，也是一位上將。因為他曾協助陳庚大將赴越南指揮過著名的奠邊府戰役，是個越南通，所以戰前鄧小平特意將他與原昆明軍區司令員王成坤中將對調，讓他來指揮雲南方面的作戰。為此，王成坤大發了一通牢騷。
如果說1950年的“抗美援朝”戰爭是中國幫助侵略者金日成打仗，那麼1979年的這場對越“自衛反擊戰”，則是幫助殺人魔王波爾布特打仗。戰爭打響以後，中國軍隊遇到了頑強的抵抗，戰鬥打得十分艱難。自1952年朝鮮戰爭以後，中國軍隊已經有20多年沒打過大仗了，而且他們從來沒想過會與自己的友好鄰邦越南交手，因此對越軍的戰法研究甚少。特別是剛剛經歷了十年浩劫，國家已是滿目瘡痍，百廢待興，軍隊的武器裝備長期未得到改善，仍是十幾年前的水平。裝甲兵使用的大部分是落後的59式坦克，這種坦克在性能上僅與蘇聯二戰後期使用的坦克相當。炮兵的武器，威力最大的是口徑152毫米的加榴炮，射程為18公里，這種炮彈打到房屋的牆壁上，只能炸出一個浴盆大小的窟窿。在現代戰爭中，鋼盔是士兵不可缺少的防護用具，可是中國軍隊在開赴中越邊境時，才發現庫存的鋼盔遠遠不夠用。於是，只好配發給人數較少的炮兵使用，而那些面對着槍林彈雨衝鋒陷陣、危險性極大的步兵，很多人都沒有鋼盔。通訊器材方面更是落後，設備功率小，聯絡距離短，保密性能差，而且還常中斷。解放軍使用的彈藥，相當大一部分是在十年動亂中生產的，質量得不到保證，常出現啞彈。在槍對槍的關鍵時刻，如果子彈打不響，後果可想而知。
中國軍隊使用的大部分是早已過時的武器。而他們的對手卻在蘇聯的支援下，裝備有大量先進的蘇式武器。有一種反坦克槍榴彈，可以裝在步槍上直接發射，直徑不過五厘米左右，卻能夠穿透59式坦克的側部裝甲，並在坦克內部燃燒，產生三千度的高溫。在這樣高的溫度下，車內的彈藥都會被引爆。中國軍隊許多坦克都是被這種槍榴彈擊毀的。
本書一名作者曾經採訪過幾位參加過對越自衛反擊戰的老兵，聽他們講述了發生在那次戰爭中一些鮮為人知的事情：
在戰爭打響之前，各參戰部隊都放映了一部名為《忍無可忍》的紀錄片，講述的是越南當局驅趕華僑、炮擊中國邊民等罪行。越南當局以怨報德的行徑激起了解放軍士兵的仇恨，大家義憤填膺，都說對這種忘恩負義的人應該好好教訓一下。在後來的戰鬥中，絕大多數士兵的表現是出色的，但是也有膽小怕死和臨陣逃脫的。如在進攻諒山的戰鬥中，步兵在坦克的掩護下向越軍進攻。敵軍猛烈的火力，使解放軍士兵倒下不少，活着的人便紛紛退卻，這一來就使已沖在前面的坦克暴露在敵軍的火力之下。解放軍坦克兵氣得大罵步兵，並惱怒地用機槍向退卻的步兵開火……
某炮兵團配屬步兵125師攻打一個叫長平的高地。由於通訊器材落後，聯絡不暢，因此當步兵拿下了長平高地後，炮兵並不知曉，仍繼續打個不停。步兵們在高地上搖着紅旗高喊着“別打啦！”但越軍也使用的是紅旗，而且他們的獨星紅旗與中國的五星紅旗相似，因此我方炮兵仍以為是敵軍占據着山頭，反而打得更猛了，結果給步兵造成的不應有的傷亡。
某遠射程炮團奉命配合步兵127師作戰，該團在向同登方向進發時，忽然接到協同的步兵部隊的電台呼叫，要求該炮團前進到某地域。然而炮團的前沿指揮所卻報告說，前方可能有敵人，不能前進。這一情況令團首長左右為難。若是不前進，顯然是違抗了軍令；若是照命令執行，萬一前面真有敵人怎麼辦？這時，該團的參謀長主動提出，由他率領一支小分隊前去探路。團長同意了他的請求。於是，一支由十幾人組成的偵察小分隊，分乘三輛軍用吉普車出發了。然而，他們果然遇到了敵人的伏擊，十幾名官兵幾乎全部犧牲。事後得知，是敵人掌握了我方電台的頻率和密碼，冒充我步兵部隊，誘使我炮兵中計。
越南人當年在與美國人作戰時，就曾廣泛使用挖陷阱、埋竹樁的戰法，令美軍士兵十分頭疼。這次為了抵禦中國軍隊的進攻，他們故伎重施，又用起了挖陷阱、埋竹樁的戰法。不少中國士兵掉進陷阱，扎傷了腳。為此，中國方面緊急研製出一種防刺膠鞋。然而等這種膠鞋運到前線時為時已晚，中國已經宣布從越南撤軍。
越南人在長期的戰爭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善於利用特工隊偷襲對手的後方。在這次戰爭中，越南特工隊頻繁出動，給中國軍隊造成了相當大的損失，弄得草木皆兵。某部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情：一支由多個分隊組成的補充連在夜晚休息時，一名戰士向副連長報告說：“我剛才經過一個班的宿營地，問他們是哪個班的，他們說是五班的。而我就是五班的，我們班根本就沒有這些人。”他懷疑那些人是敵特工。他的話引起了副連長的警惕，副連長便時刻關注着那些人。夜深了，那些人仍未入睡，在悄聲低語。這位副連長更覺得他們是敵人，於是，端起手中的衝鋒鎗對着那群人就是一陣狂掃……事後查明，那些都自己人，他們是另一個連的五班。由於這位副連長的魯莽，致使那個班5人死亡，多人受傷。後來這位副連長受到軍事法庭的審判，被判處無期徒刑。
在歷時20多天的自衛反擊戰中，中國軍隊共殲滅越軍一萬多人，俘虜1650人。而自己也付出了犧牲6954人，傷14800多人的重大代價。尤其是戰鬥開始頭兩天的2月17、18日，傷亡高達4000人。
戰爭結束後，按照慣例要對犧牲的官兵給予撫恤金。由於國家太窮，最初定的撫恤標準是士兵每人發給800元，軍官按不同職務分別為1000元至1500元。後來一位安徽籍陣亡士兵的父親得知撫恤金只有800元時，拒絕接受。他說：“我兒子為國捐軀是值得的，我沒有怨言。可農民賣一頭豬也不止800元（他的這個說法有些誇張，當時一頭豬賣不到800元，這只是個比喻）。難道我兒子的性命還抵不上一頭豬嗎？”這一情況反映到中央，引起中央領導的重視，後來將撫恤金提高到士兵1200元，軍官3000元。儘管如此，在外人看來還是少得可憐。
●戰爭使“文革”後的中國經濟雪上加霜
這場戰爭，使本來就已是國弱民窮的中國又花去了不少錢財，為此，政府於1980年緊急發行了首期國庫券，向人民借債40億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後，先後與三個周邊國家打過仗，讓人難以置信的是，這三個國家都曾與中國有過親密關係。一個是曾被稱為“老大哥”的蘇聯，雙方於1969年在邊境上有過幾次較大規模的武裝衝突；一個是曾被稱為友好鄰邦的印度，兩國在1962年發生過大規模武裝衝突；第三個便是曾被形容為“同志加兄弟”的越南。在越南長達十年的抗美救國戰爭中，中國人民節衣縮食，克服種種困難，甚至表示“不惜承擔最大的民族犧牲”，為越南提供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援助：累計向越南派出各種支援部隊32萬人，其中4200人身負重傷，1100多人長眠在異鄉的土地上；提供的物資援助價值超過200億美元，其中僅軍援一項就足夠裝備一支200萬人的陸陸海空軍。在中國急需外匯用於國家建設之時，還援助越南數億美元的現匯。對蘇聯、東歐國家經中國轉運的援越物資，則免收過境費6300萬元。如果考慮到十年反美援越在時間上幾乎與十年“文化大革命”相等，則中國為此付出的犧牲和代價更為巨大。儘管如此，今日的越南老百姓在談起中國時，卻沒有多少感激之意。為什麼？就是因為兩國之間發生過那場戰爭。這就好比一對本來十分要好的朋友，因為一件事情撕破臉皮打了一架，即使以前兩人感情再深，也難做到和好如初。中國“教訓”了越南，自己也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卻沒有達到迫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的目的。以韓桑林為首的“柬埔寨救國民族團結陣線”，在越南軍隊的刺刀保護下成立了一個“柬埔寨人民共和國”，開始了它對這個國家長達12年的統治。越南軍隊到1989年才在聯合國的壓力下全部撤出柬埔寨。
●“自衛反擊戰”後的中、越、柬關係
中國支持的那個波爾布特，最後的結局又是怎樣的呢?紅色高棉退出金邊之後，進行了深刻的反省。1979年2月，柬共決定退出政府領導地位。不久，又宣布解散柬埔寨共產黨，波爾布特自己也不得不宣布退休，由喬森潘出任民柬負責人，並停止搞社會主義。然而，這仍逃脫不了眾叛親離的局面。1996年8月，英薩利向柬政府投誠，西哈努克親王簽署了赦免令。此舉極大地動搖了紅色高棉的軍心。許多人離開了根據地梅萊山，紅色高棉迅速瓦解。四面楚歌的波爾布特本人於2000年病死在山中，屍體被火化。
由於中國支持紅色高棉和波爾布特，得罪了柬埔寨現政權領導人，因此，目前中柬兩國關係並不密切。
鄧小平“教訓”越南的決策，也沒有得到後人的認可，在一些記錄鄧小平革命生涯的書籍中，如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鄧小平的歷程》，對這件大事隻字未提。在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總結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大事記（1978—1998）》所記載的大事中，也沒有收錄那場打得驚心動魄，帶着“血染的風采”的對越反擊戰。但在那場戰爭中一敗塗地的越南人卻沒有忽略這一歷史。1998年，在那場戰爭20周年紀念日前後，河內的官方傳媒和越軍《人民軍報》刊發了連篇累牘的報道，回憶當時有着聞名天下的“優待俘虜”政策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在當時的“燒殺搶掠”行為，向自己的人民播撒着仇恨的種子。
筆者曾詢問參加過那場自衛反擊戰的一名中國士兵：“你們是否在越南有過‘燒殺搶掠行為’？”
他回答說：我們進入越南後，越南的老百姓早已跑光，殺老百姓的事是沒有，但遇到了對方武裝人員的頑強抵抗，雙方軍人死傷很多。在我們撤軍時，接到上級命令，要炸毀敵方的橋梁、鐵路、工廠、公路、防禦工事等建築。對於有用的物品，我們拉回了不少，光是自行車就拉了兩大卡車……”
那場戰爭給人們留下的創傷短時間內難以彌合。
蘇聯革命導師列寧曾說“帝國主義就是戰爭。”而西方國家有人反唇相譏說：“你們社會主義才是戰爭。”這話不是沒有緣由。例如，作為“社會主義老大哥”的蘇聯，歷史上就曾多次發動侵略別國的戰爭。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蘇聯與德國遙相呼應，從東面夾擊波蘭，使波蘭僅抵抗了一個月便戰敗投降。戰後，蘇軍在卡廷地區秘密殺害了上千名被俘的波蘭軍官，製造了震驚世界的“卡廷事件”。同一年，蘇聯以防止德國入侵為由，要與鄰國芬蘭交換一塊土地，此無理要求遭拒絕後，它便發動了“蘇芬戰爭”，出兵強占了芬蘭的大片土地。1942，它以共同防禦德國為由，強行吞併了立陶宛、愛沙尼亞、亞美尼亞三個小國。1958年，它出兵匈牙利；1968年，它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69年，它挑起中蘇邊境衝突。1980年，它出兵入侵阿富汗。再加上它支持朝鮮進攻韓國，支持越南進攻柬埔寨，故而在西方人看來，社會主義國家就愛侵略別國，就愛以大欺小，以強凌弱。
中國給予越南極大的支援，換來的卻是一場恩將仇報的戰爭；中國也給予紅色高棉很大的支援，到頭來也是什麼都沒得到。這個教訓應該好好記取了！
2、錯誤對待學潮釀成“六·四慘案”
鄧小平的第二個重大失誤是在1989年的學潮中，對愛國學生採取了錯誤的做法，從而造成了數千人死傷的“六·四慘案”，中國受到國際上的強烈譴責和制裁，鄧小平本人在人民群眾中的偉大形象也受到影響。當然，在這場學潮中，學生們也有頭腦發熱、言論過激、行動魯莽等錯誤，但他們畢竟出發點是好的，正如在這次學潮中被撤職的總書記趙紫陽所說的那樣：“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
●事件的起因及大致經過
提到“六·四事件”，還得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說起。
當時，北京大學教授方勵之和妻子李淑嫻多次在大專院校的公眾場合演講，向學生們灌輸西方的民主和自由思想。他們的觀點引起了學生的共鳴，進而引發了三年後那場遍及全國的學潮。
這場運動的第一個小高潮是在1986年的12月9日。那一天，在北京高等學校學生會的串通和號召下，全國許多城市的大學生們以紀念“一二·九運動”的名義，紛紛上街遊行，打出了“爭民主、爭自由”的標語。鄧小平認為學生們名義上是在追求所謂“民主、自由”，其實質是反對共產黨，對這次運動斥之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則對學生的做法採取了默許和寬容的態度。因此，鄧小平對胡耀邦縱容學生的態度十分不滿，將他撤職，換上了趙紫陽。中共中央的喉舌《人民日報》於1987年1月6日發表了題為《穩定壓倒一切》的社論。在一次中央高級幹部會議上，鄧小平語氣堅決地說：“學生再有鬧事的，一律開除！共產黨決不培養反對共產黨的大學生！”這位軍人出身的老革命家，這次又拿出了他那戰爭年代養成的剛毅和果敢精神。然而，這次他面對的不是日本侵略軍和國民黨軍隊，而是充滿愛國熱情的學生。鄧小平的強硬態度，並沒有使方勵之和學生們退縮，反而越“鬧”越大。到了1989年初，國內外的民主人士進一步加強溝通，出現了頻繁的政治集會、聯名上書、大小字報和其它活動。例如在1989年2月，方勵之、陳軍（中國民主聯盟成員）在友誼賓館舉行了名人名家迎春聯誼會。會上，方勵之宣讀了他的“致鄧小平的一封信”。陳軍也宣讀了民聯致全國人大常委會和中共中央的信，要求釋放政治犯。由於新任總書記趙紫陽同樣對這些民主人士採取默許的態度，致使運動越搞越大，以致出現了一些與當時政治形勢的不和諧之音。在北京一些大學陸續出現了攻擊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大量大、小字報，其中有的內容影射攻擊在人民心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鄧小平，有人甚至提出要鄧小平退休。4月15日，被免職的前總書記胡耀邦突然病逝，使這場醞釀已久的學潮提前爆發。在治喪期間，學生組織的頭頭王丹等人在天安門舉行集會，提出九條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有兩條：一是重新評價胡耀邦的功過是非；二是徹底否定“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為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學生們的要求遭到中共中央的拒絕，於是，在4月17、18日，學生們連續舉行大規模遊行。
●學生喊“打倒共產黨”一事的由來
4月19日深夜，大批學生在中南海新華門前靜坐示威者。軍警們奉命趕來，強行將學生們拉上公交車帶走，雙方發生了肢體衝突。一位女學生被推上車後，氣憤地喊了一句“打倒共產黨！”立即有幾名警察衝上來企圖逮捕她，被其他男同學擋住。這就是後來《人民日報》在“4·26社論”中提到的“甚至還有人喊出了‘打倒共產黨’的口號”一事的由來。可以說，這位女同學犯了一個不可饒恕的錯誤，在當時的強行拉扯中，你如果心裡有火，可以罵人可以打人，甚至也可以喊“打倒某某人”，但你決不能喊“打倒共產黨”這樣的口號。這一來，就被政府抓住了把柄，就可以認定你們靜坐的目的就是反黨。在中國老百姓的心目中，共產黨有着神聖的、崇高的、不可替代的地位，誰要想推翻共產黨，老百姓決不會答應。如此一來，原本同情學生的廣大群眾便開始轉變了對學生的態度。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才使得這場運動後來被定性為“反革命”。
●《人民日報》社論成為事件催化劑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王丹、吾爾開希等三名學生代表來到大會堂門口，要求向參加追悼會的國務院總理李鵬轉交他們的請願信，被衛兵擋在了門外。政府工作人員出來對他們說，現在正是治喪期間，大家心情都很悲痛，有什麼事等治喪過後再說。學生代表便以下跪的方式要求政府官員出面。他們的要求仍沒有被答應。於是，王丹等人便鼓動學生說：“和平請願，政府不理。通電全國，統一罷課！”從這時起，北京和外地許多大學相繼出現罷課，學生們打着“促進民主、深化改革、清除腐敗，剷除官倒”等標語上街遊行，學潮進一步升級，迅速蔓延到全國。
自學潮開始以來，學生們的“鬧事”，僅僅是局限於上街遊行或靜坐而已。經過幾天的遊行，形勢已趨於平緩。然而就在這時，《人民日報》於4月26日發表了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社論說：“……在悼念活動期間，也出現了一些不正常情況，極少數人藉機製造謠言，指名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蠱惑群眾衝擊黨中央、國務院所在地中南海新華門，甚至還有人喊出了打倒共產黨的反動口號。在西安、長沙發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搶、燒的嚴重事件。……這些事實表明，極少數人不是在進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動，不是為了在中國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進程，也不是有些不滿發發牢騷。他們打着民主的旗號破壞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亂全國，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這篇社論是在鄧小平的授意下寫的。為了平息事態的發展，李鵬於4月24日晚上召開政治局會議商討對策。當時趙紫陽因正在朝鮮訪問未出席會議。與會人員認為，當前的事態是一場在極少數人操縱和策動下的有計劃、有組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是一場動亂。會議決定成立“制止動亂小組”，力爭儘快穩定局勢。次日上午，李鵬向鄧小平匯報了會議的決定，鄧小平甚為滿意，並指示說：“這不是一般的學潮，而是一場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的政治動亂，要採取堅決、果斷的措施平定下去，不然會出更大的亂子。不要怕什麼國際輿論什麼經濟制裁。共產黨人從來是什麼都不怕。”有了鄧小平的支持，李鵬心裡更踏實了，決定對學生採取強硬態度。
學生們的愛國熱情被說成是動亂，引起了廣大學生的強烈不滿，各地的遊行抗議活動更是涌動如潮。為了爭取廣大人民群眾的同情和和支持，學生們在標語中增加了“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等內容，把以前喊出的“打倒腐敗政府、打倒獨裁統治”等過激性口號，改成了“反官僚、反特權”、“清除腐敗、剷除官倒”等各種群眾贊同的口號。應該說這是一個明智之舉。如果早在學潮之初就這樣做，也許就不會激怒中共領導人，《人民日報》也就難以將學生的行動說成是“動亂”。學生們“鬧”了一通後，各地的遊行抗議漸漸平靜下來。就在各地的學潮有所減弱之時，剛從朝鮮訪問回國的總書記趙紫陽於5月4日在接見亞洲銀行年會代表時，發表了一通與鄧小平講話和《人民日報》社論完全對立的意見。他認為“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認為學生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趙紫陽的講話，再次鼓舞了學生們的鬥志。與此同時，30多家新聞單位的數百名新聞工作者也於5月9日上街遊行，遞交請願書。遊行高潮再次在全國各地興起。為了緩和形勢，政府不得不與學生組織的頭頭進行對話。政府發言人袁木與學生組織“高等學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頭頭王丹、吾爾開希等人進行第一次對話。袁木在對話中代表政府向學生表示，對學生們“不會搞秋後算賬”。然而，學生們又對對話的條件開出了更高的價碼。他們要求，對話的對象必須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副委員長或國務院副總理以上的官員”，每次對話“必須出具聯合公告，由雙方共同簽字”，對話要在“政府和學生代表分別指定的地點輪流舉行”，“雙方人員發言每次不得超過5分鐘”等等。
筆者認為，這些條件也過於苛刻了些。試想，你畢竟是一個自發成立的學生組織，政府官員能與你面對面對話，已經是夠給面子了，你還提出這麼多附加條件，豈不是要讓政府對你俯首聽命？學生們過分的要求，導致後來出現了眾所周知的令人痛心的結局。
為了迫使政府接受自己的要求，學生組織從5月13日宣布開始絕食。數千學生來到天安門廣場靜坐。在絕食期間，北京街頭成千上萬的人上街遊行聲援學生，使得絕食學生騎虎難下，欲罷不能。首都的社會秩序也陷於一片混亂，連舉世矚目的中蘇兩國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與趙柴陽的會晤也受到干擾。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決定在北京地區實行戒嚴，將學生運動定性為“反革命”，要“堅決鎮壓”。
●軍隊用苦肉計激起民眾對學生的仇恨
戒嚴令一開始就不順利，奉命進京戒嚴的38軍軍長拒絕執行鎮壓學生的命令，結果被撤職並送上軍事法庭，以抗命之罪判處8年監禁。
戒嚴的後果是造成了震驚中外的“六·四慘案”，數千名學生、工人和市民被打死打傷。參加戒嚴部隊的軍人死亡人數僅為15人，這當中除幾名掉隊士兵被群眾打死外，其他人多為翻車事故死亡。那麼，當年戒嚴部隊面對手無寸鐵的愛國青年學生，如何下得了狠心用衝鋒鎗掃射呢？原來，是戒嚴部隊使出了苦肉計，激起了士兵對學生的仇恨。那年的5月中旬，解放軍第38軍奉命進京戒嚴時，被群眾用路障擋在了郊外。學生們和老百姓還給士兵送茶送水果，親如一家。部隊領導見此情景不免憂心忡忡，擔心一旦有命令下來要對學生動武，他們可能會拒不執行，必須設法離間士兵與群眾的關係。隨着事態的發展，部隊儘管遇到了阻攔，可還是強行開進了市區。但這時士兵仍未與學生出現尖銳對立，若讓士兵向學生開槍，他們可能還是下不了手。於是戒嚴部隊決定用苦肉計來激怒士兵。
凡是看過中央電視台播放的關於“六·四事件”的觀眾，應該記得當中有這樣一個場面：一隊軍車在夜晚快速通過北京長安西街的木樨地時，一群大學生站在路邊朝車隊投擲石塊。（以下是播音員邢志斌的解說配畫面）：“……一輛軍車意外熄火，停在了路上。歹徒們立刻圍上去，向駕駛室內投擲石塊，將駕駛員活活打死。”這一破綻百出的虛構“場面”播出後，果然立馬見效，一下子激起了士兵對學生的仇恨，大家紛紛嚷着要為“死去”的戰友報仇。然而，當時畫面上一個十分重要的鏡頭卻被頭腦簡單的士兵忽視了：就在學生們圍上去攻擊那輛熄火的軍車時，靠方向盤那邊（車的左邊）的車門曾有一瞬間迅速打開又關上。這一開一關，前後不到一秒鐘。當時學生都站在汽車的右邊，畫面的拍攝角度也是在右邊。雖然人們看不清左邊的車門為何會突然一開一關，但這樣一個開和關的動作足以說明一個問題——車內的駕駛員沒死，否則車門怎會被迅速地開閉？這個場面播出之後，便有人對其真實性表示了質疑：如果那輛車是在距學生幾十米外的地方熄的火，駕駛員完全可以立即剎車，並且有足夠的時間跳車逃生；如果那輛車恰巧是在學生面前熄的火，那麼它憑着每小時六七十公里行駛速度的慣性，完全可以滑行到幾百米以外的地方去，遠離攻擊它的學生。可為什麼它不遠不近地正好停在了學生面前呢？就算是車輛難以控制，不得不停在學生面前，駕駛員為什麼不跳車逃走，反而要坐在車內等死呢？要知道，駕駛員是個大活人而不是木頭人呀。再就是那左邊車門的迅速一開一關又如何解釋？難道被打死的人還能打開車門？
如今，一位參加過當年戒嚴的退伍老兵為人們揭開了這個謎底：原來，這就是戒嚴部隊使用的苦肉計。預先在車隊要經過的了方埋伏下攝像人員，再挑選一名駕駛員故意將車停在學生面前，引誘他們來投擲石塊，以便攝下他們的“暴行”。那名駕駛員將車停在學生面前後，便迅速打開車門，隱藏在車廂的左側——這就是我們在電視畫面上看到車門迅速一開一關的緣故。當然，那名駕駛員沒敢跳下車，否則鏡頭會攝下他的雙腳，那就露餡了。
還有一個證據足以證明這個鏡頭用的是苦肉計，那就是後來官方公布的在執行戒嚴任務中犧牲的15名解放軍士兵中，都提到了他們的姓名、犧牲地點和經過，唯獨沒有提到在木樨地“犧牲”的這兩名駕駛員是誰。按常理，犧牲的解放軍官兵越多，越能證明學生的“暴行”。政府連因翻車事故犧牲了的士兵姓名都公布了。如果這兩個駕駛員真被打死了，那犧牲者的名單裡一定會有他倆。可是，官方始終無法提供這兩個“犧牲者”的名字。
類似這樣的苦肉計還有一些，如戒嚴部隊故意將配有彈藥的裝甲車遺棄在街頭，誘使學生來搶車。幼稚的學生果然上當，“開着搶來的裝甲車在街頭橫衝直撞”（電視畫面的解說詞），並用車上的機槍對空鳴放。據經歷過那次事件的人說：軍隊還派出便衣軍人混入學生當中，用汽油焚燒軍車。這一切，都被戒嚴部隊的鏡頭偷偷拍攝下來，作為學生們搞暴亂的“罪證”。
●鎮壓學潮造成嚴重後果
出動軍隊對學生進行血腥鎮壓，造成了大批學生和市民的死傷。據官方公布的數字，其有3000多人受傷，200多人死亡。但據知情人說，死亡的人數遠不止這個數字。鎮壓學潮使中國的形象受到嚴重損害，“六·四慘案”發生後，國際輿論普遍對中國政府進行譴責，一些西方國家還聯手對中國進行制裁。
在軍隊的彈壓下，一場席捲全國的學生運動被平息了，但人們胸中的憤怒情緒卻沒有平息，人們用不同的方式表達着心中的強烈不滿。“六·四事件”發生後，在北京街頭，老百姓將許多小玻璃瓶扔上街頭，寓意着“小平（瓶）威信掃地”。
在“六·四慘案”的第二天，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節目中，那位深受觀眾喜愛的女播音員杜憲披頭散髮、眼含熱淚地出現在全國觀眾面前，懷着悲痛的心情播發當天的新聞。這一場景令國人震驚，據說她的一位親人也在這場血腥事件中喪生。此後杜憲便從電視屏幕上永久地消失了。
“六·四慘案”發生之後，全國乃至世界為之震驚。不少共產黨員以退黨表示抗議。中共中央則下令：凡在此時要求退黨的，一律開除黨籍。
在世界許多國家，華人華僑和外國友人紛紛上街遊行，抗議中國政府屠殺愛國學生。就連素以“從不關心政治”著稱的香港老百姓，也大批湧上街頭遊行抗議。
“六·四事件”第二年的忌日那天，即1990年6月4日，晚上8點整，在清華、北大的研究生樓里，所有的燈光同時熄滅，研究生們一齊敲打着臉盆，發出“噢——”的叫喊聲。這些曾參加過六·四學潮的大學生們，用這種不會受到追究的方式，悼念一年前死於那次事件的戰友……
●反思此次學潮的雙方過錯
1989年那場學潮距今已經過去20多年了。現在有必要回過頭來，對那場學潮中對峙雙方的對與錯進行反思和重新評價：
筆者認為，這場學潮無疑是中國的廣大學生繼“五·四運動”之後又一次愛國的正義之舉，它使中國高層領導充分認識到廣大群眾對腐敗現狀的強烈不滿。在學潮平定之後，政府在反腐督廉方面制定了七條措施，可以說這是愛國學生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反腐措施。學生們反對腐敗、爭取民主自由的願望是好的。然而在中國這樣一個有着千百年封建君王統治歷史的國度里，要想在短時間內一下子達到西方國家那樣的民主，這種想法顯然是幼稚了些。學生們在政府做出有利於自己的表態和讓步時，沒有見好就收，而是被一時的得勢沖昏了頭腦，得寸進尺，非要讓政府向自己認錯妥協，甚至有極少數人錯誤地喊出要鄧小平下台這樣的口號。縱觀古今中外，天底下還從來沒有哪個政府願意向民眾低頭。現在回想起來，當時大家“鬧”了一通學潮，發泄一下對社會現狀的不滿，引起中央的重視，也就夠了，不應再搞什麼大的動作，難道非要“鬧”得讓共產黨下台才算完？共產黨人千百萬人流血犧牲打下的天下，豈能輕易拱手讓給他人？退一步說，如果真的讓共產黨下了台，誰來填補這個巨大的真空呢？讓方勵之、王丹等人上台？老百姓肯定不會答應。這一運動的最後結局是令人痛心的，不僅大大延緩了中國的民主進程，而且原本正在研究制定的《新聞法》也因之胎死腹中，剛剛萌發的一點輿論監督、新聞監督等民主氣氛也不幸夭折。
從另一方面來看，政府在學潮越鬧越凶，首都和全國許多城市秩序一片混亂，人民群眾正常生活被打亂的時候，不得已而採取強硬措施，也是必要的，否則這種混亂局面不知要持續多久，只是造成的死傷過多了些。本書幾名作者當年也參加過支持學生的遊行隊伍，也曾對政府的鎮壓感到憤怒。時隔多年，現在我們也認識到了當年的幼稚性和盲從性。
據參加過那次學潮的人說，他們誰也沒想到軍隊真的會下令開槍，也沒想到士兵們會狠心向學生開槍。所以一聽到槍聲激烈地響起，看到身邊許多人鮮血飛濺，頓時腦子就懵了。如果早知道是這麼個結果，他們也不會拿自己的性命開玩笑。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曾經多次有過學潮，但鎮壓學生的不管是北洋政府，還是國民黨政府，最多是使用棍棒或高壓水槍，根本沒想到被稱為“人民子弟兵”的解放軍會用衝鋒鎗掃射。
看來學生們太不了解鄧小平。這位軍人出身的老革命家，在戰爭年代就以堅決果敢和鐵石心腸而著稱。在一部反映鄧小平革命生涯的影片《挺進中原》裡，有這樣一組鏡頭，表現出他的剛毅性格：在劉鄧大軍剛來到大別山區時，老百姓因不了解他們的隊伍，全都跑光了。警衛連一位副連長見一家店鋪里無人，就進去拿了一捆粉絲和一匹布。此事被鄧小平發現後，就命人將那個副連長抓起來要軍法從事。不少人替那個副連長求情，但鄧小平堅決地說：“這個副連長非殺不可，不然我們在大別山站不住腳！”還是將他處以死刑。
再舉一個事例：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首都鋼鐵公司領導人管志誠犯有重大貪污罪。對於這樣一個高官該不該判死刑，政法部門負責人拿不定主意，便請示鄧小平。鄧說：“這樣的人留着他幹什麼？”於是，管志誠成為繼建國初期被槍斃的天津市委領導劉青山、張子善之後的又一名高級官員。
還有一個事例：1983年7月，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一次大規模嚴厲打擊刑事犯罪分子運動。筆者曾在一次大會上聽一位省級幹部傳達鄧小平關於開展“嚴打”運動的講話。這位領導在傳達中說：“鄧小平同志要求各地在嚴打工作中要真抓關干，不能手軟。……對嚴重的經濟犯罪、刑事犯罪，總要依法殺一些人。……不要怕中國的人口會因此減少，中國的人不是少了，而是多了。”聽到這裡，台下的聽眾一陣大笑。那位省領導忙改口說：“不是原話，呵，大意是這樣，不是原話。”
從上面三個例子中，我們不難看出鄧小平至今猶存的軍人剛性血氣。如果學潮中的學生們了解鄧小平的這些往事，也許就不會硬跟他抗到底。
而鄧小平作為國家最高領導人，在對待這次學潮中，存在着兩個失誤：
一是不該簡單地認為學生上街遊行要求“懲治腐敗、剷除官倒”就是要反對共產黨，是搞動亂。這位老革命家沒有認真地思考一下：學生們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為什麼會對共產黨沒感情？退一步說，即使他們真是反黨，那他們為什麼會這樣做？必定是共產黨自身出了問題。鄧小平有兩點糊塗的認識：一是認為大學生們受共產黨的培養還要反黨，太沒良心；二是認為是自己重新上台後恢復了高考制度，學生們才有了憑本事上大學的機會，到頭來學生們竟要自己下台，太沒良心。
其實鄧公此言差矣。難道吃了共產黨的飯，就不能對共產黨的腐敗現象表示不滿嗎？早在清朝末年，受清政府派遣到國外留學的陳天華、鄒容等人，也曾舉起反清的大旗。若按鄧小平的說法，那些反對清政府的學生也是沒良心，因為大清朝花了銀子培養他們，他們反過來卻要推翻清政府，實屬大逆不道，也應遭到開除。筆者認為，作為國家的領導者，應該有寬廣的胸襟，不應該一聽到學生們對現實不滿，就認為他們是“鬧事”；也不應該一看到他們上街遊行就要開除他們。鄧小平先後任命了胡耀邦和趙紫陽兩名總書記，結果這兩人都因同情學生而被撤職，鄧公應該從中找找原因，為什麼兩任總書記都與學生持同樣立場？
二是《人民日報》“4·26社論”對學生運動的定性過了頭。
這篇社論草率地將學生的愛國行動說成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是要“搞亂全國，破壞安定團結”，這樣一個大帽子戴在誰頭上都難以接受。如此一來，學生與政府之間的矛盾再次激化。筆者認為，將這次學生運動定性為“動亂”，是鄧小平的重大失誤。正是由於這樣的草率定性，引起了學生的強烈不滿，才有了後來的天安門廣場抗議靜坐事件。鄧公應當想一想，學生們不好好地在學校學習，為什麼要到街上去“鬧”？不就是因為對社會現狀強烈不滿嘛？自古以來，知識分子總是最激進、最有覺悟、最敢於鬥爭的群體，他們總是站在愛國、救國的最前列，中國近代史上的“公車上書”、“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以及1947年全國範圍內的“反內戰、反飢餓運動”都證明了這一點。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由於法制不夠健全，對權力的監督和約束不夠，致使官僚階層之風逐漸盛行。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期，更可謂是貪官遍地，官倒成風。縱觀西方一些國家，由於法律制度健全，監督和懲處措施得力，政府官員大多不敢貪，不能貪，不願貪。又由於他們的民主健全，因此官員們不可能享受規章制度之外的特權。這裡舉一個例子：上世紀90年代的一天，美國總統克林頓在出訪前臨時決定理個髮，其座機推遲了起飛時間。由於總統專機占用了跑道，導致其它客機不能正常起降。事後美國報紙對總統的這一事情提出了強烈的批評，克林頓本人不得不為此事向民眾道歉。再比如在中國的鄰邦韓國，1993年新總統金泳三上台後，便發起了聲勢浩大的反腐倡廉運動，將前總統全斗煥、盧泰愚以叛亂、內亂罪和受賄罪起訴，將他們送進了監獄。象這樣的事情，在中國不僅不可能發生，而且也是讓老百姓難以想象的。眾所周知，當年毛澤東的專列出行時，所有的旅客列車包括特快列車都得為它讓道。平民百姓為領導人的專車讓道，被認為是理所應當的事情。在中國，沒有哪家報紙敢對國家領導人的錯誤行為提出批評，更別說是因為理髮耽誤別的飛機起飛這樣的芝麻小事了。因此，學生們出於愛國之心，出於對官僚腐敗現象的憎惡之情，希望能在中國出現象西方國家那樣的民主和自由，希望能改變中國的現狀，並為達此目的而引發了學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應該動不動就給他們扣上“動亂”的帽子。鄧小平曾說自己是一個革命者，他也曾領導過百色起義，他參加革命和領導起義是為了什麼？不也是為了用暴力推翻舊中國的腐朽統治，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嗎？這在當時的國民黨政府看來，他不僅是在製造動亂，簡直就是犯上作亂，應該算是一個名副其實的“亂”的製造者。但是當有人對他領導下的中國現狀表現出不滿時，他卻不能容忍了。這不能不說是他輝煌革命生涯中的一個敗筆。
隨着時間的推移，如今官方對那場學潮的定性已從當年的“動亂”、“反革命暴亂”改成了“政治風波”。筆者相信，終歸有那麼一天，中共中央會對“六·四事件”有一個公正的、令人信服的重新評價，一定會還愛國學生一個政治清白。
3、對“高、饒事件”的錯誤處理
前面說過，“高饒反黨聯盟案件”應該算是一起錯案，屬於輕罪重判。這起案件因與鄧小平本人有直接關係，所以他重新復出後，幾乎給建國以來所有的冤假錯案平反，唯獨不肯為“高饒反黨”一案平反。這是他的又一失誤。
高崗四處活動，企圖拱倒劉少奇，給自己爭一個黨的副主席位子，這種做法確實欠妥。鄧小平作為黨的總書記，面對高崗的遊說和拉攏，有責任對他進行批評和勸阻。然而鄧公沒有這樣做，卻向毛澤東告了密。這種做法在當今年代被人稱作“打小報告”，或者說是“背地給人穿小鞋”。說直率些，是有着“賣友求榮”之嫌。在鄧小平的歷史上，他自己也有過與高崗類似的行為。1981年4月，當時的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出訪朝鮮時，鄧小平趁機四下活動，聯絡了葉劍英、陳雲、李先念、鄧穎超等人，把華國鋒拱了下去，自己取而代之。他這樣做不是與高崗如出一轍嗎？人家高崗只是爭個黨的副主席，而鄧小平卻取代了華國鋒，成為新中國的第二代最高領導人。如果說高崗想拱倒劉少奇就算“反黨”，那鄧小平自己夥同他人拱倒了華國鋒又該算作什麼呢？
筆者認為，對高崗和饒漱石兩人所犯錯誤和處理，應該是給予黨紀處分，最多是降職使用。然而毛澤東卻把他們定為“反黨聯盟”，不僅開除了黨籍，還關進了監獄。這實屬輕罪重罰。高崗是1926年入黨的老黨員，親手創建了陝甘革命根據地，才使長征中走投無路的紅軍三個方面軍有了立足之地。在解放戰爭中，又和林彪等人一起，為解放東北做出了重大貢獻。抗美援朝時期，更是為支援前線而禪精竭慮，嘔心瀝血。志願軍總司令彭德懷曾讚揚說：抗美援朝戰爭後勤工作做得好，有兩個人出了很大的力，在朝鮮戰場是洪學智，在國內則是高崗。建國後，高崗任東北軍政委員會主席，工作幹得十分出色。連斯大林都認為高崗是個傑出人才。這樣的人說他是“反黨”，恐怕連小學生都不會相信。
由於“高饒”一案是鄧小平揭發出來的，因此他不願給高、饒二人平反，這不能不令人遺憾。中共中央曾在1980年通過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其中有這樣一段話：“反對某個同志的某個意見，不等於反對這個人；反對某個機關的某個同志，不等於反對這個組織，不等於反領導，更不等於反黨。”根據這個規定，高、饒二人即便是反對劉少奇，也不應看作是反對中央，更不能說他們是反黨。《準則》還要求：“建國以來的冤案、假案、錯案，不管是哪一級組織、哪一個領導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糾正過來，一切不實之詞必須推倒。”筆者認為：根據這樣的要求，重新給“高饒事件”定性，應該很有必要。
4、對外政策中的偏袒立場
新中國自成立以來，在對外關係的立場上，在事實上一直遵循這樣一個不成文的規矩：當大國與小國發生衝突時，站在小國一邊；當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發生衝突時，站在社會主義國家一邊；當多數國家與少數國家發生衝突時，站在多數國家一邊。而不管那些小國、社會主義國家和多數國家在衝突中對錯與否。像這樣偏袒一方的事例曾發生過多次。
1950年，朝鮮人民軍越過三八線入侵韓國，安理會通過決議譴責朝鮮，並派出聯合國軍懲罰金日成，中國卻派出志願軍抗美援朝，與聯合國軍對着幹，因為它與朝鮮同屬社會主義陣營。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色列與中東地區多個阿拉伯國家發生了多次戰爭，雖然是阿拉伯國家首先向以色列發動進攻，但中國一直站在阿拉伯人一邊，因為阿拉伯國家占多數。以色列自建國以來，始終表示願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並且在聯合國每次表決恢復北京席位問題時，總是投贊成票，但中國一直不領情。直到埃及率先與以色列和解，中國才與以色列建交。
1962年，蘇聯偷運導彈進入古巴，被美國發現後，引起加勒比海危機，美國對古巴進行封鎖。中國與古巴同屬社會主義國家，因此中國堅決支持古巴，並以高價購買古巴的紅砂糖作為經濟援助。此次危機最終以蘇聯撤出導彈而結束。
1975年，印度尼西亞群島的一個自治省東帝汶鬧起了獨立。印尼政府派兵鎮壓，中國政府對印尼強烈譴責，因為中國向來支持國外人民鬧獨立。此舉引起了印尼的不滿，該國駐聯合國代表在安理會上指責中國說：“在50年代初，你們自己在朝鮮就有一百多萬軍隊，現在卻來批評別人！”
1976年，毛澤東去世。中國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上台，他繼續執行毛澤東以往那種站在小國、弱國、多國一邊的對外政策。
1982年，阿根廷與英國為南大西洋的馬爾維納斯群島發生衝突。按照國際上“先占為主”的通行慣例，英國人在島上早就派有駐軍，因此該島主權應屬於英國。最初美國的立場是中立，但很快里根總統便改口說：“阿根廷對馬島的占領是侵略，美國決不容忍這種侵略。”宣布支持英軍收復馬島。但是，中國外交部在給英國的聲明中卻說：“鑑於中國在第三世界的一貫立場，中國不能支持英國收復馬島的行動。”而中國輿論則明顯偏袒阿根廷一方。中國政府只堅持一貫站在弱小國家一邊的立場，卻無視國際慣例，不分誰是侵略者，誰是被侵略者，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支持了侵略行為。
1991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中國雖然反對伊拉克的入侵，但在安理會通過決議要用武力驅逐伊拉克時，中國投了棄權票，理由是不贊成使用武力。有外國評論說：“中國自己曾在1962年和1979年分別對印度和越南使用了武力，不知為什麼又聲稱不贊成對伊拉克使用武力，其實中國投棄權票的真正原因是1950年中國曾與聯合國懲罰朝鮮的決議對抗，如果這次投了贊成票，就等於否定了自己當年的抗美援朝。”中國在大是大非面前，來了一次和稀泥，在同一類性質的兩件事情上，先後採取的是兩種不同的態度。
1997年，鄧小平逝世。接班人江澤民繼續奉行鄧小平的外交政策。兩年後，與中國長期友好的歐洲國家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盟（簡稱南聯盟）發生了“科索沃獨立事件”。這個共和國90%是阿爾巴尼亞族人，與當地的塞爾維亞族人長期存在着民族矛盾，一直希望從南聯盟中獨立出去，與阿爾巴尼亞合併。阿族人民還成立了“科索沃解放軍”，為爭取獨立進行着軍事鬥爭。為了阻止科索沃的獨立，南聯盟派出軍隊進行鎮壓，造成了阿族人的大批死亡。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國家要求南聯盟與科索沃阿族人都回到談判桌上，此要求被南聯盟拒絕。美國威脅說如果南聯盟拒絕談判，就要求安理會對其實行武力制裁。因為中國與南聯盟同屬社會主義國家，所以中國表示，如果安理會就制裁一事進行表決將投票反對。於是，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國家乾脆繞開安理會，直接對南聯盟進行轟炸。
北約的轟炸從1999年3月中旬開始，力量對比懸殊的南聯盟幾無還手之力。特別是美國的F—117隱形轟炸機，在戰場上可謂大出風頭，由於對方的雷達無法發現其蹤跡，它因此在南聯盟國土上如入無人之境，許多軍事目標被摧毀，自己卻毫髮無損。
然而好景不長，一架F—117隱形戰機在南聯盟國土上被擊落，這也是此類飛機問世以後在戰場上首遭敗績。這一戰果大大鼓舞了南聯盟軍民的士氣，也令美國軍方大為震驚，因為這意味着此類戰機今後將成為對方的空中靶子。據知情人向筆者透露，這其實是中國人的功勞，是中國人暗地裡幫助南聯盟擊落了美國的隱形飛機。中國軍方經過改進的舊式米波雷達與新式的厘米波雷達配合使用，從理論上說可以發現隱形飛機，這也就意味着它能夠引導導彈擊落這種飛機。但這種改進的雷達未經過實戰的檢驗，是否真的有效還是個未知數。於是中國人將此武器秘密運進南聯盟做試驗。
試驗取得了成功。然而無孔不入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很快發現此事是中國人幹的，於是，美國總統克林頓決定對中國進行報復。
1999年5月7日，一架B—2隱形轟炸機從美國本土出發，經過長途奔襲，於當地凌晨時間3點來到貝爾格萊德上空，向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發射了4枚導彈，使館辦公大樓被完全炸毀，正在辦公樓內工作的三名記者被當場炸死。其中有一枚重磅鑽地彈，從使館宿舍5層樓頂一直穿透到地下室。由於美國只想給中國一個警告，不想傷害使館人員，因此這枚鑽地彈沒有安裝爆炸引信，不然的話，使館人員將全部葬身於廢墟之下。美國之所以要選擇在凌晨轟炸，也是經過周密考慮的。在這個時間裡，使館人員應該都已回宿捨入睡，辦公樓內不會有人，卻沒料到有三名記者仍在埋頭工作中。
事後，美國以“使用了舊地圖”為藉口，推卸轟炸中國使館的責任。克林頓總統向中國表示道歉，並向三名死者家屬支付了300多萬美元的賠償，另向中國使館賠償4300萬美元財產損失。美國的轟炸引發的中國老百姓的強烈抗議，許多美國駐華企業如麥當勞、肯德基餐廳被砸毀，中國也因此向美國賠償了460萬美元。
事後有人說，中國人的這次與美國人的暗中較量，面子丟大了。
5、翻歷史舊賬使中梵未能建交
梵蒂岡，世界上最小的國家，面積僅為0·44平方公里，人口不到一千，位於意大利首都羅馬城內，國土上唯一的建築是一座大教堂。由於它是天主教皇所在地，因此又是影響力極大的國家，也是歐洲唯一沒有與中國建交的國家。梵蒂岡曾希望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中國也有這個意向。然而就在上世紀90年代，天主教皇為了紀念長期以來在各地傳教活動中殉職的傳教士，搞了一個“封聖”活動。在那些被封為“聖人”的傳教士中，有120人是在中國殉職的，其中既有在廣西被當地縣衙斬首的馬賴神甫，也有在“義和團運動”中的86名死亡者。此事引起了中國政府的強烈不滿，中國宗教協會和外交部門向梵蒂岡提出了抗議。中國方面認為，那些傳教士是在鴉片戰爭中跟着侵略軍來到中國的，當年的傳教就是侵略活動的一部分，侵略軍為傳教士活動鋪平了道路，而傳教士又是外國侵略軍的嚮導和工具。大量事實說明，歷史上外國傳教士在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中為其收集情報、出謀劃策，參與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並享有不平等條約賦與的種種特權。傳教士到中國來以戰勝者、特權者的姿態騎在中國人民頭上，他們搶劫姦淫、草菅人命、霸占土地、包攬詞訟，做盡了壞事。正因為教會勢力已經成為長在中國社會身上的毒瘤，經常有民教衝突爆發，所以19世紀下半葉教案鬥爭的本質是侵略勢力與反抗勢力的矛盾，是中國人民愛國主義意識的初步覺醒，而義和團運動是這種矛盾鬥爭的高潮。要說殺人，傳教士才是殺人不眨眼的魔王。梵蒂岡為他們塗脂抹粉，封他們為“聖人”，是故意向中國人民挑釁、示威。
由於中國的強烈抗議，中梵兩國建交之事因此流產。
對中國政府的這一做法，筆者並不完全贊同。到東方國家的傳教士中，應該說絕大多數是正直、善良的。在傳教活動中，傳教士們都是單獨外出活動，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讓他們搶劫姦淫，為非作歹，恐怕借他個膽子也不敢。當然，其中也可能有膽大妄為者，但畢竟只是極個別人，我們不應以偏概全。就拿那位在廣西被殺的法籍傳教士馬神甫來說，他的中國教徒犯了罪，並不等於他也犯了罪，但他也被一起殺頭，實屬輕罪重判。客觀地說，多數的傳教士在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傳播西方文明和先進科學技術方面還是做出了貢獻。清朝末年的義和團運動，打着“扶清滅洋”的旗號，把一切外國人都視為壞人，盲目地喊出“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殺洋人誓不完”的口號，不分男女老少，見外國僑民就殺，甚至干出了攻打外國使館的蠢事，以致給“八國聯軍”入侵中國造成了藉口。當年許多傳教士，就是在義和團這種極端仇外的魯莽行動喪命的。對於那場運動，中國自己的歷史學家也持反對態度。中國方面認為那些被殺的“傳教士才是殺人不眨眼的魔王”，這僅是主觀猜想而已，時隔一百多年，當年的目擊者、知情者早已作古，孰是孰非難以說清。另一方面，對於已經過去百年的歷史問題，不應讓它長期成為中國與其它國家發展友好關係的障礙。近代中國屢遭列強蹂躪，有些西方國家甚至不只一次侵略過中國。若翻歷史舊賬，中國就不可能與這些國家建交。在一些不會對中國造成重大損害的枝節問題上，應將它暫時擱置起來或繞開。例如，中國在與美國建交時，美方提出要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中國當然不希望美方這樣做。但為了實現中美建交這個大目標，中國對美國售台武器上採取了默許的態度。同樣，為了促使梵蒂岡與台灣斷絕“外交”，鄧小平如果明智的話，也應採取這種態度。中共方面若為這陳年舊事與一個有着重要影響力的國家鬧僵，實在是因小失大。
6、最大失誤是未解決權力監督和制衡問題
鄧小平重新復出以後，積極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使國民經濟突飛猛進，人民生活水平日新月異。對於鄧小平的豐功偉績，世人有目共睹，有口皆碑。
筆者認為，在鄧小平諸多的英明決策中，也有過多次失誤。他的最大失誤，是沒有解決好對各級官員特別是對最高領導人的權力監督和制衡問題。
在今日的中國大陸，官場腐敗現象日趨泛濫，各種不正之風逐漸盛行，如貪污受賄、以權謀私、敲詐勒索、損公肥私等等。導致貪官太多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缺乏有力和有效的權力監督機制，其中尤為重要的是輿論監督。而輿論不敢監督的原因是《新聞法》遲遲不能出台。鄧小平自己曾經說過：“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現在黨內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這是對長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種懲罰（見《鄧小平文選》134頁）。”儘管鄧小平意識到人民的聲音很重要，但他說的與做的卻大相徑庭。上世紀80年代末，全國人大委員會有關部門正在研究制定一部《新聞法》，不幸的是在1989年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六·四事件”，正在醞釀中的《新聞法》胎死腹中，其原因是當時出現了錯誤的輿論導向，從而引發了這次事件。鄧小平擔心若是敞開言論，會再次引發全國性的學潮，所以於一直不允許新聞法出台。
筆者認為，鄧小平的做法既是因噎廢食，更是杞人憂天。1989年之所以有那麼多的人參加學潮，正是因為缺乏有效的權力監督（包括輿論監督）和制衡機制，使貪官污吏們得以恣意妄為，進而導致“官倒”泛濫，腐敗橫行，才引起廣大群眾的強烈不滿。可以說，只有身上有污點的人才不願看到新聞法出台。天底下沒有哪個記者生來喜歡得罪人，也沒有哪家報紙生來喜歡批評別人。如果社會上有不滿的聲音，那就說明是政府的工作有不足之處，政府官員就應當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早些年香港的報紙經常罵共產黨，近年來，內地的形勢越來越好，這種罵聲也隨之減少，而且讚揚聲越來越多。這表明只要政府的工作做得好，公眾輿論讚揚還嫌不夠，怎麼會有“錯誤導向”？國家憲法規定公民有言論自由，如果連批評政府的話都不能說，言論自由又從何談起？中共中央不應當把批評報道視為洪水猛獸，而應把它當成是促進社會和諧的“助推器”。
由於沒有法律撐腰，許多新聞媒體和記者不敢大膽揭露社會上的醜惡面和陰暗面，這也就更加助長了各種不正之風，使一些貪官污吏敢於胡作非為。當年國民黨政權就是因為腐敗才被共產黨人趕出了大陸。如今共產黨自己也出現了腐敗，如不及早遏制，則有可能重蹈覆轍。令人憂慮的是，如今共產黨內各級領導幹部的廉潔僅僅是靠自覺而不是制度，這種靠覺悟產生的廉潔能有多大、多久的約束力呢？雖然中共現任領導人胡錦濤自己能夠做到清正廉潔，但他恐怕不能保證他的下一任、下下一任也能像他一樣潔身自律。筆者認為，必須要有一套法律制度來監管各級領導（包括中央最高領導），任何人都必須在法律制度和輿論監督之下。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國家不變色。
事實證明，一個國家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程度總是與該國的言論自由程度密切相關。老百姓的言論充分自由，能夠批評政府，政府就會少犯錯誤，反之就會走彎路。中國之所以會出現“十年浩劫”的悲劇，原因之一就是因為老百姓沒有言論自由，新聞媒體不能進行輿論監督，人們不能批評中央領導人的錯誤行為。筆者曾去過在島國新加坡。在那個國家，老百姓說起他們的前總統李光耀來，無不引以為自豪。李光耀不僅使國家走向了富強，還制定出一套嚴厲的廉政制度，使官員們不敢貪污受賄，不敢胡作非為。在西方國家裡，經常能見到新聞媒體披露或批評政府官員醜陋行為的報道，他們的記者被稱之為“無冕之王”。而在中國，則鮮有這樣的事情。儘管也揪出過一些貪官，但都是由於他們劣跡太多難以遮掩而暴露，並不是媒體的功勞。因此在中國有人戲謔地說：“外國的報紙是批評政府的，中國的報紙是讚揚政府的；外國的官員怕記者，中國的官員愛記者……”連台灣的報紙長期以來一直都可以批評他們的官僚政要，在這方面，鄧小平的氣度和膽識還不如蔣經國。
與對權力監督同樣重要的是對權力的制衡。為了防止權力被濫用，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借鑑分權原則和“以權制權”的原則，以保障人民對國家的管理權力和根本利益不受侵害。正如鄧小平所說：“最重要的是要有專門的機構進行鐵面無私的監督檢查。”（鄧小平文選292頁）長期以來，中共中央對此缺乏足夠的認識，體現在權力機構的設置上，就是決策、行政機構等職能部門過強過大，監督、檢查機構則過於薄弱，甚至流於形式。這種狀況破壞了權力結構中各部分的協調和平衡。失去了制衡機制的權力結構，造成了黨和國家領導體制上的“開環”狀態，各種特權現象、官僚主義、以權謀私因此而源源不斷地大量產生。一個領導一切的政黨，一個掌握巨大權力的領導者，一旦失去了強有力的、具體切實的監督和制衡，本身就是一種嚴重的危機。“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進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依靠毛澤東個人的權力和威望才得以實現的。而這種不正常的權力，正是沒有監督和制衡機制的產物。
對權力的制衡問題，鄧小平在世時沒有解決；他的接班人江澤民也沒有解決。但願有朝一日中國繼任的領導人能認識到這個問題，早日解決對權力的監督和制衡問題。如是，則國家幸甚！人民幸甚！
附篇：本書作者寫給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的懇請信
總書記同志：您好。
我們是幾名憂國憂民的老黨員，用了多年時間寫出了這本書，總結了毛澤東和鄧小平一生中的重大失誤和過錯。我們這樣做的目的不是要否定毛澤東和他的繼承人，而是因為他們的一個失誤，就給中國人民造成了巨大損失。而他們之所以產生的過失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在中國內地缺少像國外那樣的輿論監督。我們眼看着目前社會上各種歪風邪氣盛行，而新聞媒體卻不敢也不能對此進行大膽的揭露和批評，覺得有必要在這裡向您進一言，那就是：黨中央不應當害怕群眾批評，應該敞開言路，歡迎輿論監督，真正做到言論自由，新聞自由。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國民經濟突飛猛進，人民生活水平日新月異。特別是您執政以來，更為老百姓做了許多好事，如在全國免徵農業稅，為軍隊官兵大幅加薪，為城鄉貧困人員建立最低生活保障，為廣大農民工維護合法權益……您的豐功偉績可謂人人稱頌，有口皆碑。當今之中國之盛世，堪稱二十一世紀的“開元”和“康乾”。然而美中不足的是，時下官場腐敗益甚，種種不正之風盛行，如貪污受賄，以權謀私，敲詐勒索，損公肥私等等。百姓們不滿地拿吳官正和尉建行兩位中央領導的名字作比喻，說如今是“做官無（吳）官正，反腐未見行（尉建行）”。我們認為，貪官太多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缺乏有力和有效的權力監督機制，其中尤為重要的是輿論監督，而輿論不敢監督的原因是新聞法遲遲不能出台。由於沒有法律撐腰，許多新聞媒體和記者不敢大膽揭露社會上的假醜惡和陰暗面，這也更加助長了各種不正之風，使一些貪官污吏敢於胡作非為。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擔憂和憤慨。陳雲同志曾說過“腐敗將會亡黨亡國”。當年國民黨政權就是因為腐敗才被趕出了大陸。如果我們共產黨人不及早遏制腐敗，則有可能會重蹈國民黨的覆轍。令人憂慮的是，如今各級領導特別是中央領導幹部的廉潔僅僅是靠自覺而不是靠制度，這種靠自覺產生的廉潔能有多大多久的約束力呢？雖然您現在自己做到了清正廉潔，但您能保證您的下一任、下下一任也能像您一樣潔身自律嗎？我們認為，必須要有一套法律制度來監管各級領導（包括中央最高領導），任何人都必須在法律和制度和輿論的監督之下。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我們的社會主義江山千秋萬代不變色。事實證明，一個國家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程度總是與該國的言論自由程度密切相關。老百姓的言論充分自由，能夠批評政府，政府就會少犯錯誤，反之就會走彎路。中國之所以會出現“文革”悲劇，原因之一就是群眾沒有言論自由，新聞媒體不能進行輿論監督，人們不能批評中央領導人的錯誤做法。在島國新加坡，老百姓說起他們的前總統李光耀來，無不引以為自豪。李光耀不僅使國家走向了富強，還制定了一套嚴厲的廉政制度（包括輿論監督），使官員們不敢貪污受賄，不敢胡作非為。在西方國家裡，經常能見到聞媒體披露或批評政府官員醜陋行為的報道，他們的記者被稱為“無冕之王”。而在我們國家裡，則鮮有這樣的事情。儘管揪出過極少數的大貪官，但都是他們因劣跡太多難以遮掩，而不是媒體的功勞。因此有人戲謔說：“外國的報紙是批評政府的，中國的報紙是表揚政府的；外國的官員怕記者，中國的官員愛記者……”連台灣的報紙都可以批評他們的政要，難道我們共產黨人還不如人家國民黨嗎？
據說黨中央不允許新聞法出台，是擔心再次發生1989年那樣引發全國性學潮的“錯誤輿論導向”。這既是因噎廢食，更是杞人憂天。當時之所以有那麼多的人參加學潮，正是因為缺乏有效的權力監督（包括輿論監督），使貪官污吏們得以恣意妄為，進而導致“官倒”泛濫，腐敗橫行，才引起廣大群眾的強烈不滿。可以說，只有身上有污點的人才害怕輿論監督，才不願讓新聞法出台。天底下沒有哪個記者生來喜歡得罪人，也沒有哪家報紙生來喜歡批評別人。如果社會上有不滿的聲音，那便是說明政府部門的工作有不足之處，政府官員就應當做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早些年香港某些報紙愛罵共產黨，近年來，內地的形勢越來越好，這種罵聲也隨之越來越少，相反的是讚揚聲越來越多。這表明只要我們的工作做得好，公眾輿論讚揚還嫌不夠，怎麼會有“錯誤導向”？我國憲法規定公民有言論自由，如果連批評政府的話都不能說，言論自由又從何談起？毛主席說得好：“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我們請求您允許新聞法出台，使新聞媒體能夠大膽進行輿論監督，使官員的行為受到約束，使各種歪風得到糾正。如能這樣，則是您為國家為百姓又做了一件名傳千古的大好事！
順祝政安！
幾名老共產黨員
參考書目：
《志願軍戰俘紀事》、《井岡雙雄——袁文才、王佐傳》、《蜜月的結束——毛澤東赫魯曉夫決裂前後》、《賀子珍傳》、《沉冤昭雪》、《人民的審判》、《十年“文革”史》、《大動亂年代》、《徐向前元帥回憶錄》、《聶榮臻元帥回憶錄》、《龍困——賀龍元帥的悲慘晚年》《彭德懷自述》、《彭德懷傳》、《紅牆紀事》、《楊成武將軍回憶錄》、《楊尚昆回憶錄》、《國家主席劉少奇的悲劇》、《決定命運的28天》、《薄一波回憶錄》、《抗美援朝紀事》、《偉人毛澤東》、《偉人周恩來》、《我的父親鄧小平》、《江青傳》、《紅都女皇》、《林彪傳記》、《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毛澤東的五大秘書》、《胡喬木回憶錄》、《走下神壇的毛澤東》、《九·一三事件紀實》、《我差點成了林彪的兒媳——張寧回憶錄》、《中南海內幕》、《大將羅瑞卿》、《洪學智將軍回憶錄》、《薄一波回憶錄》、《赫魯曉夫回憶錄》、《論共產黨員修養》等，以及大量的歷史檔案和文獻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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