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错误对待人民的好总理
●周恩来对毛泽东最忠心
自建国以后到十年动乱期间，毛泽东几乎把所有与他一同打天下的战友都整了一遍，甚至连有着“红军之父”之称的朱德也挨了批斗。除了林彪和周恩来两人外，其他人轻则挨斗，重则被整死。后来林彪摔死，仅剩下周恩来一人。可毛泽东在晚年仍未放过这位忠心耿耿的国家总理，整人的目标又转向了周恩来。
毛与周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就已认识。那时，毛泽东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兼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周恩来则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20世纪30年代，两人同在江西指挥中央红军对敌作战。在第五次反围剿时，由周恩来、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李德组成的“三人团”，错误地执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导致红军遭受前所未有的失败。后来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认识到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支持毛重新领导红军。红军也从此转危为安，逐渐发展壮大。周恩来在内心觉得自己对不起毛泽东，因此对毛一直是言听计从，毕恭毕敬，从不敢说个“不”字。也正是因为周恩来的尽力辅佐，才使毛泽东将自己的军事指挥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也才能牢固地坐稳中共的头把交椅。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以后逐渐被他的战友抬上神坛，有两人出力最大，一个是刘少奇，另一个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尊重和照顾，可以说是关心备至，体贴入微。这里略举两例：
1945年，毛泽东在赴重庆谈判的43天里，大小宴会达到十多场，每次宴会时，人们都涌上来争相向毛泽东敬酒。据参加谈判的老同志回忆，那段时间周恩来总是形影不离地陪伴着毛泽东，谈话时退后半个身子，让毛泽东为先，敬酒时又抢前半个身子挡在先：“毛主席酒量有限，我来代劳。”一次宴会结束后，工作人员问周恩来：“周副主席，您怎么一杯也不让主席喝？”他答道：“我是怕酒里有人做手脚，放毒……”在毛泽东离开重庆乘飞机回延安时，周恩来担心国民党会在飞机里放定时炸弹，又要求国民党高级官员张治中陪同毛泽东回延安。
1969年，在开党的九大时，一些有特殊贡献的代表荣幸地获准上台受毛泽东的接见。此时他们都感到无比激动，双手握着伟人的手使劲地摇动。毛泽东此时已是70多岁的老人，经不住代表们这样的摇晃，但又不好拒绝。每到这时，周恩来总是提醒代表们不要过于用力摇动。1973年召开中共十大。在大会结束时，代表们起立鼓掌，想欢送毛泽东退场。但毛却端坐未动。周恩来知道，此时的毛泽东腿脚不灵便，走起路来一摇一晃，他不想让代表们知道他身体的虚弱。周灵机一动，对代表们说：“主席是要目送大家先走。”这话既让代表们无比感动，也掩饰了毛泽东的腿脚不便。
可以说，周恩来从生活起居和安全保卫等方面，一直是无微不至地想着毛泽东。然而在毛泽东的晚年，特别是文革后期，却没有很好地对待自己的这位亲密战友。
●周恩来为何两次被迫作检讨
建国以后，周恩来一生曾两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检讨”。
头一次是在1957年。周恩来与陈云等人针对当时国内经济工作中出现的急躁冒进现象，搞了一个“促退委员会”。10月9日，周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发言，表明自己的主张：“既要反对在改革突出不合理的制度上缩手缩脚，又要反对不顾职工觉悟和实际困难，冒昧从事的急躁情绪。”毛泽东听到后很是不满，作了题为《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与周恩来唱了反调。会议结束后，周恩来陷入了苦闷。自从反冒进以后，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上，周感到有一些方面自己总与毛的思路有距离。11月，毛泽东亲自审改了《人民日报》社论，论点直指反冒进。这时，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已陷入被批评的境地，甚至在一段时间里失去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和华东、华南地区领导参加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接到了会上分发的12份作为批评对象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反对冒进的，许多都与周恩来有关。毛泽东在会上公开点了周恩来的名，说：“1956年的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的错误。”指责反冒进者“离右派只剩50米远了”。迫于压力，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检讨。南宁会议后，毛泽东并未放松对反冒进的批评，给冒进和反冒进问题定了性：其实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在几天后的一次大会上，周恩来又一次被迫作了检讨。
毛泽东为了预防党内再次出现“反冒进”之类的原则分歧，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发出警告：“代表大会的同志，你们注意一下，中央委员会要特别注意，要顾全大局。谁不顾大局，谁就会跌筋斗。”
八大二次会议后，周恩来更是被“反冒进是方针性错误”压得内心异常痛苦和矛盾，从组织原则上他必须彻底认错，但从唯物主义原则上他又必须实事求是。矛盾的心态促使他做出了一项痛苦的抉择——辞职。1958年6月9日，中央就周恩来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等问题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周“应该继续担任现任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周恩来第二次作检讨是1973年11月。周在会见来北京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时说：“中国人民不愿与美国为敌，中国之间的对抗是暂时的，将来必定会成为好朋友，两国应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努力。”当时担任翻译的是毛泽东的侄外孙女、外交部长助理王海容。她认为周的话与毛泽东的主张不相符。由于她是毛的亲戚，很容易见到毛，便将此事报告了毛。毛泽东得知后便指示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江青在会上严厉地说：“这是党内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被迫在会上检讨说自己思想一贯右倾。
●借评《水浒》批周恩来
毛泽东在1975年8月发起评古代名著《水浒》的政治运动，他说：“一部《水浒》，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泽东名义上是批判宋江的受降招安，其实矛头是冲着周恩来，他认为中央领导人中有一些是企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周恩来便是其中之一。
周恩来病重住院时，医务人员要求与他合影留念。周恩来说：“合影可以，不过以后来了运动，你们可不要在我照片的脸上打叉呀。”医务人员听了这话，心里都是一阵酸楚。因为在那个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的年代，今天的好人，明天就可能变成“坏人”。他还曾对医务人员说，他这些年来（指建国以后在毛泽东身边）一直是如履薄冰。
到了9月间，各地的“评《水浒》”运动开始“联系实际”，“批宋江，批投降派”的喧闹甚嚣尘上之际，重病住院的周恩来终于忍无可忍，愤怒地向身边的医务人员说：“他们那些人（指毛泽东和“四人帮”）有些事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如果真有投降派，那当然应该批，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历史上虽然犯过错误，但几十年来还是努力为党、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9月下旬，由于病情的恶化，医生决定给他做第四次大的手术治疗。在生死难卜的情况下，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以特殊方式回击“四人帮”的攻击诬陷，用实际行动给老战友邓小平以有力支持。20日下午，在即将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突然提出要看他在几年前所作关于“伍豪启事”的讲话记录稿，在场的人一时不解其意。待工作人员将记录稿取来后，躺在担架车上的周恩来强撑身体，用颤抖的右手郑重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的字样。
“伍豪”，是周恩来早年用的一个化名。“伍豪启事”发生于上世纪30年代，是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伪造的一起造谣诬蔑周恩来的“事件”。对此，在党的历史上早已作了澄清。然而在“文革”中，“伍豪启事”却成了江青等人一次次企图用来整倒周恩来的“把柄”。1972年6月，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曾就“伍豪事件”作出说明，用事实驳斥了敌人的谣言和诽谤。但就在这次会后，“四人帮”的成员王洪文暗地交待他在上海的心腹，将有关“伍豪启事”敌伪报纸找出，另处存放，以备将来再用。
数年后的今天，周恩来在决定其生命手术即将进行的时候，他当着“四人帮”重要成员张春桥的面，毅然作出维护自己政治生命的异常之举，其含义是不言而喻的。当担架车进入手术室时，躺在车上的周恩来突然睁开双眼，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喊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听到这一声音，在场的医护人员和中央领导人都怔住了，人人心头上就像压着一块石头……
●一份从未公开的周恩来遗言
1976年1月6日晚19时，周恩来的病情已危在旦夕。他让工作人员把进京开会的八大军区司令员找来，对他们讲了一番临终遗言。由于这份遗言中不仅表达了他对“四人帮”的强烈不满，也流露出他对毛泽东的不满，因此从未公开过。笔者从其中一位军队高级首长的儿子那里见到了这份遗言记录。现向世人全文公示如下：
八大军区司令进屋后，向总理敬礼，齐声向总理问好。总理在床上向大家点点头微笑说：“各位司令，你们好。见到你们这些铁腕人物我很高兴。都请坐下，把情况介绍一下。”大家谈了情况后，总理说：“本想在我去见上帝前再和老同志见见面，主要是师以上的都想见见，有些话和大家谈谈。可是上帝给我的时间不够了。你们进京开会，真是难得的好机会。找你们就都来了。你们谈的情况，有的我知道，有的我不知道。总之一句话，事情是这样复杂，以后还会更复杂起来。总要有几个准备，要做到胸中有数，不打无准备之仗。我向你们谈三个问题，供你们实际工作中分析考虑。现在我们国家可能出现资产阶级野心家和林彪式的人物，想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们利用的手段一个是捧，一个是整，无非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嘴上高喊马列主义，特别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无中生有，造谣惑众，用大帽子压人，达到他们陷害、整倒中央几个老干部和革命同志。你们特别要警惕，不要做政治上的应声虫。今后你们的责任有三条：一、保卫祖国，建设祖国，忠于我们党和千百万烈士换来的新中国。二、我们用刺刀和枪杆子消灭反党篡权的笔杆子。希望你们把解放军报办好，政治部办好，不要向一报一刊（指《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作者注）学习。小平同志参加革命以来，成绩是主要的。刘邓大军为祖国打下了半个家业，出生入死，枪林弹雨，为党和人民立下了很大功劳。小平同志重新工作以来，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的觉，一心想把工作做好。总的是好的，用意和目的是无可非议的，我个人是满意的。你们要支持小平工作，今后要关心他的一切。可是现在总有那么几个人和小平过不去，现在报上不是在批我和小平吗？整倒小平的阴谋专案组去年就成立了，文章和断章取义的言行录，去年都已印好，看来等我死后才能公开发表。古今中外谋害别人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好整人的人长不了，我肯定在中国篡权也是短命的。你们有保护建国以来的成果和老干部终年的重大责任。今后我希望你们要团结，互相支持。闹派性的目的就是争权力，他们的后台比你们大得多。我希望你们要义正言明，遇事行动果断。回去代我向大家问好。我们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不要哭了。眼泪感动不了上帝。我的死还可能导致小平同志和人民在政治上的灭亡，不斗是不行的。忠于党，热爱祖国的人，绝大多数是人心所向的，是破坏不了的。革命的老同志是没有灭净的。中国的革命历史是谁也篡改不了的。我断言中国的前途是辉煌灿烂的，片块乌云将被雷电击散，迎来的将是百花争艳暖人间。几句话算是我临终的话吧。”
从这篇临终谈话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已预料到他死后将受到批判，邓小平也会被整下台。当时他的政治地位仅次于毛泽东，能批判他的人只有毛泽东。他谈话中所说的“他们的后台比你们硬得多”，这个“后台”显然是指毛泽东。可以看出他对毛泽东也是心怀很多怨气的。
了解周恩来的人，都说在他身上有着近乎完美的品德。他作为一个大国的总理，终身只有一位妻子，这在古今中外都十分罕见。他经常出国访问，按国际惯例可以偕夫人同行，况且他的夫人邓颖超也是一位功高位重的老革命家。但他从未带夫人出过国。用古人的观点来看，他是一位忠臣、良相。可惜良相未能遇明君，这也是他人生的一大不幸。
两天之后，即1976年1月8日，人民的好总理与世长辞。毛泽东送了花圈，却没有出席追悼会。
55、“文革”中两次整倒邓小平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邓小平被列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赶下了台。与刘少奇等其他被打倒的中央领导人相比，邓小平幸运地没有受到身体的摧残，只是将他下放到江西省一个工厂劳动。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考虑接班的人选。他最初看中了王洪文，并将王调到自己身边观察和培养。后来考虑到王的资历浅，经验少，让他接班恐难以服众，毛泽东于是想选一位资历深有经验的人，他想起了老战友邓小平。邓比毛小11岁，正值年富力强，且又是一位有着5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论资历、能力和功劳，在中央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毛曾多次称赞“小平同志人才难得”。毛泽东想让邓小平再次出山，但又怕他翻“文革”的案，于是，在邓小平作出“永不翻案”的保证后，1973年毛泽东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副总理，不久又任命他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邓小平上任以后，大刀阔斧地对“文革”中遗留的弊病进行整顿，中国的各方面形势开始出现了好转的势头。
然而，一心想当中国女皇的江青，看到邓小平逐渐得到毛泽东的信任，担心邓会成为毛的接班人，心生妒意，极力拉拢毛泽东的侄儿兼联络员毛远新，想与他一同搞掉邓小平。年轻的毛远新在“文革”初期就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一名造反派，在政治观点上与江青接近。在江青的拉拢下，两人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老谋深算的江青认为要搞掉邓小平，只能从他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这一点入手，因为毛泽东最容不得别人为“文革”翻案。毛远新对此也颇有同感。于是，他便多次在伯父面前说些邓小平对“文革”不满的话。听了毛远新的挑拨，毛泽东便对邓小平失去了信任。1975年，毛泽东以评论古书《水浒》为名，批评宋江是投降派，其矛头则是冲着邓小平而来。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病逝。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一伙极力压制群众的悼念活动。他们的倒行逆施激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人们自发地来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上花圈，表达对周总理的哀思。然而，群众的悼念活动却遭到“四人帮”的阻挠，派人强行收走了花圈。此举更加激起人们的愤怒，他们在广场上演讲、游行、贴诗词、发传单，用种种方式表达对周总理的怀念和对“四人帮”的仇恨。但是，群众的悼念活动遭到“四人帮”的血腥镇压，许多人被打伤或被逮捕。“四人帮”将这一事件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并让毛远新向毛泽东诬告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幕后总指挥。毛泽东曾告诫人们“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但他自己却总是轻信一面之辞。他相信了“四人帮”的谎话，撤销了邓的一切职务，仅保留了党籍。江青一伙还打算进一步迫害邓小平，多亏邓的老部下、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顶着压力，将他接到广州居住，才使他免遭更大的厄运。
56、错误对待老战友朱德
与毛泽东一起在井冈山上战斗过的那些战友，除了林彪一人未挨过他的整以外，其他所有人都被他整过，其中包括德高望重、有着“红军之父”之称的朱德元帅。
早在庐山会议上，朱德因与其他人一样赞同彭德怀的观点，受到毛泽东的斥责，不得不转变态度批判彭德怀。但他的发言是温和的，因此毛泽东当场批评他的发言是“隔靴搔痒”。这是两人自闽西之争后的又一次冲突。大概是这一原因，朱德在文革开始后一度受到冲击。
关于朱德在文革中的境遇，各种历史资料一直都是闪铄其词、语焉不详。据中共《党史博览》记载，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点起了十年动乱的文革之火。在这次会上，林彪在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同时，指名批评中共中央几位领导人，特别点了朱德的名，说朱德反对毛泽东思想。
同时，康生散布朱德是空头司令，是党外人士等流言。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也散布“朱德是黑司令”、“野心很大，想当领袖”、“老机会主义者”……
那么，朱德在1966年5月4日至26日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到底遭遇过什么？据朱德的孙子朱和平在《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里记载：
1966年5月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此时，毛泽东还在南方，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的内容是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进行批判。会议还通过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通知宣称：“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既然作出这样判断，人们就要思考，谁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呢？这时彭、罗、陆、杨已经揪出来了，“现在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显然不是指他们，那是指谁呢？当时，林彪还不敢把矛头指向刘少奇、邓小平，而1959年9月，军委扩大会议的经验告诉他，可以先拿爷爷开刀说事。于是，爷爷在会上便成了彭、罗、陆、杨之外重点批判斗争的对象。
5月12日，爷爷在第一小组会上发言，讲自己要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认真学习马列著作时，他说：“孔夫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也有时间读书了，读毛主席指定的三十二本马列的书，非读不可，准备花一两年的时间读完。毛主席也是接受了马列主义的理论……”
爷爷的话还没有讲完，就被林彪粗暴地打断了：“毛主席岂止是接受？！是发展到了最高顶峰！你不要拿外国的东西吓唬（我们）！”
林彪借机提出爷爷1965年12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讲过“不能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到了顶峰就不会发展了”这段话，继续煽动说：“你们看他对毛泽东思想是怎么评价的？！”他攻击爷爷是野心家，是借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毛泽东。
康生也攻击爷爷：“反对林总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就是反对毛主席思想的，在这方面和彭真等人是一样的。”
爷爷辩解：“我不会反对毛主席的，毛主席的书要读，马列的书也要读……”
康生不容爷爷讲话，蛮横地说：“我希望你学学林总的这些讲话，比你学三十二本书要好得多。我看你虽然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还是党外人士。”他还诬蔑爷爷“想超过毛主席”。
在他们的鼓动下，一些人开始对爷爷大加笞伐。有人说爷爷“是党内最危险的人物”，有人说爷爷是“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
5月2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进行，林彪等人又在会上对爷爷的所谓“错误”展开批判。
爷爷从大局出发，坦然面对。他说：“我过去的错误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也作了检讨……”
还没等爷爷把话讲完，林彪就开始了他的长篇攻击。他说：“彭德怀原来就是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犯了这个错误又犯了那个错误，都是为了个人野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斗争到底把他搞臭，否则不行。这样做对你对党都有好处，这样，你才可能改好，否则不可能。庐山会议揭发出来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消灭党的一个最大的隐患。主席几次讲党有可能分裂，实际就指彭德怀和朱德。庐山会议也考虑到是否要彻底揭开，权衡利害，认为应该坚决揭开，消灭这一隐患，否则会继续发展，万一主席到百年之后，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现在揭开，展开坚决斗争，保卫总路线，教育全党，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发斗争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当然我们是希望你改的。”
林彪还说：“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你们是不知道的，……他想当领袖。高岗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你一天都没做过总司令……”
于是，有人随声附和，说爷爷“有野心，想黄袍加身。”
对于这些捕风捉影的诬蔑，爷爷感到很无奈：“说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他又郑重地说：“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这次会后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28日，中共中央宣布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由陈伯达担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这个中央“文革”，虽然号称“小组”，权力却很大，后来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
从上面这段记载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早就怀疑朱德会与彭德怀一起搞分裂。在他眼里，真是没有可信任的战友了。关于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朱和平在《奶奶对爷爷的深切怀念》的书中记载了康克清讲述的一个细节：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常常看到他一人独坐默想，很少说话。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心情十分苦闷。对于那场历史性灾难的突然降临，当时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他，也难以理解。有次他突然问我：“戚本禹怎么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我只能摇头。还有一次，他参加中央会议回来，将林彪那个大谈“政变经”的讲话材料交给秘书，转身就走。以往，对中央的文件、领导人的讲话，他交给秘书时，强调如何学习，怎样理解等等，这次不屑一顾的神态，正反映了他当时的心境。
由此看来，朱德在1966年5月4日至26日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实受过批判。那么，为什么在如此重要的会议上会发生对当时便已经隐淡出政坛的朱德的严厉批判呢？谁主持的会议，共有那些人参加？那些“随声附和”的人又是谁？
在中共中央的档案馆里，有一份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纪录。此份文件记录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23日的会议，对朱德的严历批判，即发生在那一天：
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
主持人：刘少奇
朱德首先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我过去的错误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那次检讨比较长一点。”
朱德接着又讲了他过去的错误，即二十年代井冈山上的问题和红军第四军“七大”的问题。张鼎丞、林彪、陈毅、周恩来先后发言和插话。陈毅批判朱德历史问题的发言很激烈很长。
林彪：去年罗瑞卿问题发生以后，在上海会议上，他（指朱德）还讲，不能讲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还会发展吗？大概顶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鲁晓夫。
陈毅：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
朱德：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
陈毅：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
乌兰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他也离不开我们。
薄一波：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
朱德：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周恩来：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以下略)
据知情人士透露，这样的安排是在毛泽东的授意下进行的，所有与会人员都必须表态，人人过关。此时的朱德已没有任何权力，但声望还在，他对“文革”的态度至关重要。所以，毛要发动一场攻势，重重敲打一下朱德，目的在于警告全体大员——即使朱德这样的老帅也必须俯首帖耳，绝不能成为“文革”运动中的绊脚石。
1967年1月中下旬，朱德的家被抄。陈伯达、江青一伙指使北京的造反派成立“批朱联络站”，准备在2月10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批朱大会”，扬言把朱德拉到现场批斗。周恩来得知后严肃地对他们说：“如果要批斗朱德，我周恩来就去陪斗。”并将此事报告了毛泽东。由于毛泽东只想敲打一下朱德，不想在肉体上摧残他，因此也不同意开朱德的批斗会。但造反派们仍不肯罢休，在后来批斗其他几位老帅时，硬是让朱德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去陪斗。
据朱德的女儿朱敏回忆：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她就不能随意进中南海与父亲见面了。造反派们后来还要她交待父亲反毛泽东的问题。她没法交待，造反派们就威胁说要抄她家。她担心在苏联期间父亲写给自己的那些信被抄走，会给父亲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只好忍痛将那些信烧了。1969年，朱德被赶到广州居住，到1973年才回到北京。他不愿再回中南海居住，那是个令他伤心的地方，而是在万寿路一处普通住宅里居住下来，直到1976年去世。
有些研究“文革”史的学者认为，毛泽东在文革初期不同意整朱德，说“他是朱，我是朱身上的毛”。是林彪要一心整朱德。但明眼的人心里明白，林彪虽然已成为毛泽东的红人，他也未必有胆量和狠心批斗将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恩人朱德。能让朱德挨整的人，只能是毛泽东。不过毛还算手下留情，没让这位八旬老人像彭德怀那样被造反派打得死去活来。
57、拼凑“十次路线斗争”抬高自己
毛泽东为了显示自己一贯正确，将中共历史上曾与他有过某些争论、意见分歧或有过嫌隙的人，统称之为“路线斗争”。他说：“我们党历史上曾有过许多次路线斗争，其中大的路线斗争就有十次。”被毛泽东列为“十次路线斗争”的代表人物分别是：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
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对他这拼凑的“十次路线斗争”这样评价说：“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林彪、江青就更不用说了。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
从邓小平的上述讲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所列举的十次“路线斗争”，有的是小题大做，牵强附会；有的是无中生有，嫁祸于人；有的明明是自己不对，却反说别人错了，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正确。例如罗章龙的所谓“分裂党”，其实是一部分党员与王明路线作斗争。1930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确立了王明的中共中央领导地位。为反对危害中国革命的米夫、王明篡权，三十余名中共中央委员发起成立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罗章龙被选为书记。“非委”发表了拒绝承认六届四中全会合法性的声明、“告全党同志书”和“致共产国际信”。罗章龙等因此被王明开除出党。本来此事与毛泽东没有直接关系，可毛为了凑齐“十次”这个整数，也把此事算了进来。
再如陈独秀这个人，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真正创建者。由于他的崇高威望，尽管他因故没有出席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仍被选为总书记。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都是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成员，都在那场“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中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他的一个女儿也因目睹了哥哥被乱刀砍成肉泥的遗体受到刺激后精神失常。可以说，陈独秀一家人为中共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但因他对毛泽东大搞过火的农民运动进行过严厉的批评，因此毛对陈一直耿耿于怀。1927年，在国民党准备与共产党分裂，大批国民党军队包围武汉即将屠城时，陈独秀为避免流血牺牲，下令只有三千人的武汉工人纠察队交出枪支，编入国民党军。此事被毛泽东斥之为右倾投降主义和机会主义。后来由于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的一些方针路线不满，迫于压力主动辞去了总书记一职。不久又因赞同托洛茨基的一些做法，被中共方面称之为“托派分子”而开除了党籍。抗日战争时期，陈独秀曾写信给毛泽东，希望自己能去延安，继续为中国革命做些事情。毛泽东提了三个苛刻的条件，实际上是变相地拒绝了他去延安。1942年，陈独秀凄凉地病死在四川家中。纵观陈独秀的一生，应该说是功劳远大于过错，但他死后，毛泽东仍将他列为党内路线斗争的第一号人物。他的坟墓因此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捣毁。长期以来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中国共产党不是陈独秀创建的，而是毛泽东缔造的。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共方面才给予陈独秀公正、客观的评价。
58、危害不浅的“五七指示”
●五七指示因何而来
自从毛泽东认为苏联党已经变质、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以来，他就一直在研究苏联是怎么变的，一直考虑在中国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通过对各种材料的分析发现，苏联的干部是不劳动的，他们高高在上，脱离人民。不光如此，苏联干部的子女也是特殊的。在苏联，党员、干部，要由干部子女来当，普通劳动人民的子女不能或很少能当党员、干部。他还看到，中国的干部中也有脱离群众、脱离劳动的现象。许多干部从来不劳动，搞特殊化。他们穿得好，吃得好，还看不起工人、农民，容易腐化变质。经过观察和思考后，毛泽东得出了一个这样的认识：干部搞特殊化，脱离劳动，脱离人民，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要原因。为了避免中国的干部腐化变质，毛泽东决定要让干部要长期参加劳动。毛泽东的这个思路反映在他写的两个批语中。
一个批语是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写的批语。毛泽东在这则批语中写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员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另一个批语是1964年12月12日写的。毛泽东在这个批语中写道：“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笔者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须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
后来林彪寄来的一份报告，引出了毛泽东著名的“五七指示”。
1966年初，毛泽东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已经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此时，他认为，在中国已经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而落入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手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央有，省里有，地区一级有，县一级有，公社一级有，甚至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一级也有。而且，从面上看，工厂、机关、学校、部队里面，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随着毛泽东这一认识的形成，他对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更加感到迫切了。可是，他看到，过去中央光是号召干部参加劳动，但各地执行的情况很不一样，可以说，大部分没有认真执行。许多地方流于形式，走过场。那么，怎样才能找到让干部参加劳动的最好形式呢？
正当毛泽东认真考虑这一问题时，林彪给毛泽东寄来了一份报告。林彪寄给毛泽东的是1966年5月2日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给中央军委的报告。这份报告说，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军队搞生产确实是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一）恢复了我军的老传统；（二）可以为国家开垦一批农田；（三）可以为国家提供一批粮食；（四）全生产的部队仍可进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五）边疆部队搞生产，可以同发展边疆经济、建设国防结合起来，具有特殊意义。我们总的想法是：假如军队在战备时期多搞点生产，在三五年内为国家提供四五十亿斤粮食，这就等于准备好了大约七八百万人一年的军粮。这是战备的物资条件之一。
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后，肯定了报告中提出的五条做法和总的想法。但他考虑得更深更远。他由军队搞生产，联想到办一种“大学校”的问题。这种“大学校”，各行各业都要办。在“大学校”里，可以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生产，由此形成一个体系。
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于5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从这个“五七指示”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已经把办军队式的“大学校”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联系起来，认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也要这样做。此时，他的思路已经向把干部集中起来办“大学校”转变了。在这个“大学校”里，不光是参加生产劳动，而且把生产劳动与学习军事，学习政治，学习文化，批判资产阶级联系起来。但是，毛泽东的这一思路只是初步的。他也只是在提到工人、农民、解放军、学校都办这种“大学校”的同时，提了一下干部。具体怎么办，他还没有考虑好。
●“五七干校”产生的经过
“文化大革命”中的最主要“成果”之一，是把各级政府变成了“革命委员会”。
1968年9月5日，西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同时宣布成立。这样，全国（除台湾省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在当时被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此后，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重点，由地方转入中央各部。
当时，国务院的部级机构有90个。毛泽东决定，在这些机构中也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在成立革命委员会时，要实行精简的方针。林彪得知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后，向毛泽东建议：现在中苏关系紧张，可能马上打仗，应该对一些重要的部委实行军管。毛泽东当时也估计到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便同意了林彪的意见。于是，林彪先后派出军队干部，对18个部委实行了军管。在这些参加军管的军队干部中，有很多是林彪的亲信。这些军队干部到这18个部委后，由他们组织领导班子，建立革命委员会。对那些没有宣布军管的部委，林彪以各种理由，向毛泽东提出建议：派军队代表去那些部委掌握领导权；成立革命委员会时，也要以军队干部为主，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核心。在建立中央各部委的革命委员会过程中，这些单位里原有的干部，大部分没有得到安排。这样，就又出现了许多没有工作的富裕干部。
同时，在建立中央各部委的革命委员会过程中，毛泽东也考虑到了精简问题。1968年7月11日，《人民日报》在报道《灵宝县革委会实行领导班子革命化——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时，加了一个按语，按语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建立革命委员会，要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走“精兵简政”的道路。毛泽东此时所说的“精兵简政”，主要是针对中央各部委建立革命委员会来说的。机构精简了、干部编制压缩了，多余的干部怎么办？毛泽东于1969年1月指示，干部要下放劳动。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毛泽东再次强调了机构精简的原则。在精简原则和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下，中央开始全面考虑各部委的精简问题。
1970年6月，国务院对所属各部委机构进行了大规模的裁减，由原来的90个精简为27个，各部委的干部编制总数压掉82%，27个部委干部只留下原来干部编制总数的18%（实际上，原干部留用少于18%，因为有后派来的军队干部占了一定的编制——笔者注）。各部委均建立革命委员会。在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一些部委被保留；一些部委进行了合并，成立一个新的部级机构；有些部委被撤销。这样一来，在中央机关里，富裕出来的干部数量就更多了。
中央国家机关干部的精简，直接带动了各省、市、自治区机关及其下属的地、县一级干部的精简。接着，各企业、学校、群众团体的干部也大量精简。精简之后，多出来的干部数量，当时虽然没有数量上的统计，但肯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如何安置精简出来的干部，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被打倒的干部的安置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批斗干部的热潮过去之后，有大批干部被关进了“牛棚”。但是，当各造反派把注意力转向争夺本单位、本地区领导权时，大家谁也顾不上管“牛棚”了。何况谁管“牛棚”谁就要花费人力，还要承担被关押者自杀或者逃跑的风险。于是，各造反派开始相互推来推去，最后谁也不管了。被关在“牛棚”里的干部到底往哪儿安置？这是一个大问题。当时，许多地方的负责人都纷纷向上反映这一问题，请示如何处理关在“牛棚”里的干部。这个问题自然逐级地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一时也拿不出一个好办法来。一时间，中国出现了一大批被精简的干部等待安排，一大批被关进“牛棚”的干部等待安置的问题。
正当中央高层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为安置上述干部发愁时，远在边陲的黑龙江省，突然冒出了一个柳河“五七”干校。
原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也一直在为如何安排精简下来的干部和“牛棚”里的干部而发愁。后来，有人想出一个办法：把这些干部集中安排到农村，办一个农场，保留工资待遇，让他们在体力劳动中“改造”自己。省革委会负责人派人经过专门考察选址，最后选定了庆安县的柳河，作为办这种农场的试点。
柳河这个地方，自然资源比较好，也有一部分空出的房舍，安置第一批干部不成问题。第一批干部到达柳河后，还可以继续建房、开荒、种树，为安置第二批干部创造条件。去柳河的干部，采取分期分批的形式，且在那里的时间有长有短；干部劳动的时间，也根据体力而有长有短；又保留原工资待遇，干部们很容易接受。于是，黑龙江省革委会在1968年5月7日，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这天，正式启动这一计划，当天组织第一批干部到达柳河，并把这个农场命美其名曰：柳河“五七”干校。
到达柳河农场的干部在那里开荒种地，盖房栽树，搞副业生产，搞得还算顺利。黑龙江省革委会把他们的这一做法作为经验介绍材料上报。这个材料最初在1968年9月29日《文化大革命情况汇编》第628期上发表。
毛泽东看到这个材料后，于9月30日写了一则批语。他写道：“此件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请提到碰头会上讨论决定。”
毛泽东的“圣旨”一下，各地纷纷仿效柳河办起了许多干校。一时间，“五七”干校在全国到处“开花”。
●五七指示造成了哪些危害
毛泽东“五七指示”的本意，是想让军队在完成军事训练任务之余，也从事一些农副业、工业生产，“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有些部队为了贯彻执行毛的“圣旨”，不顾自身和当地的实际情况，不惜抽调大批官兵去开荒种地。一些地方人多地少，无荒地可开垦，部队官兵竟干出了“围湖造田”、“毁林造田”的蠢事。如在有着“千湖之省”之称的湖北省，官兵们将数十个面积上千亩的湖水抽干，使一大批鱼肥水美的湖泊变成了农田，其结果是破坏了生态平衡，得不偿失。有的部队为了提高粮食产量，竟然不讲经济效益，开着汽车从几十公里外拉来塘泥作肥料，使生产一斤粮食的成本比粮价高出几倍。
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说“干部进‘五七干校’是变相劳改。”这话不错。笔者当年曾进过河北省的几个“五七干校”，那里的宿舍是用土坏和草席搭建的，与圈养牲畜的牛马棚没什么两样。但人们不敢那样叫，因为那里是“改造世界观”的地方，只能称其为“革命棚”。许多机关干部、科研人员、演艺界人士在那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接受着“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惩罚性劳动。
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也让在校的学生深受其害。为了贯彻“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农、学工、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这一指示，许多学校规定：初中、高中学生每学期必须用一个月的时间到农村或工厂劳动。一年中除去寒暑假两个多月，又多了两个月的学农、学工时间，学生用来学习的时间就更少了。孩子们本来就是长身体的时候，繁重的体力劳动，实在不是他们这个年龄段该做的事情。不少地方的教育部门为了落实“五七指示”中“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这句话，将原先的十二年教育改成了十一年，这样一来，学生们不到十八岁就高中毕业，不得不提前一年“上山下乡”当“知青”。
卷二：
重新评价林彪：功大于过的人
林彪，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以其卓著的战功名列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之后。他的卓越才能深得毛泽东的赏识，将其定为自己的接班人。然而林彪后来却策划了绝密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打算通过武装起义的方式暗杀毛泽东，不料事情败露，不得已而仓惶出逃，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林彪也因此背上了“野心家、阴谋家”的骂名和“抢班夺权”的罪名。许多不知根底的人都认为林彪太没良心，毛泽东对他恩重如山，他竟恩将仇报要谋害毛泽东。这个骂名一背就是几十年。现在，该是还事情以本来面目，重新评价林彪功过是非的时候了。
1、林彪的“武装起义”是救国拯民之义举
自林彪叛逃事件发生以后，一直有一种说法，说他是因为长期体弱多病，怕自己的寿命活不过毛泽东，便想谋害毛泽东抢班夺权。笔者认为，如果把林彪的这一作为归结为个人权力欲，把林彪的倒毛行动评判为纯争权夺利的宫廷政变，那无异于把一段复杂的历史作了个简单化的结论。林彪谋杀毛泽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把中国人民从“文化大革命”的那场水深火热的大灾难中解救出来。这有他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为证。
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空前的灾难，世人称之为“十年浩劫”，这个形容并不为过。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数不清的老干部，老专家、老艺人、老知识分子受到残酷的迫害，几乎无人幸免。上至国家主席，下到平民百姓，共有30多万人被迫害至死。国民经济更是到了崩溃的边缘，老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在文革期间，河南某地曾出现过一条大幅标语，上面写着中国的成语“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熟悉这个成语的人都知道，庆父是古代鲁国一个作恶多端的国君，他给鲁国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条标语影射毛泽东害苦了中国人民，只要他不死，中国人民的苦难就不会结束。既然“十年浩劫”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就应该尽快结束它，把中国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要结束这场大灾难，就必须尽快结束毛泽东的错误统治。而毛自己是不愿让位的。曾经有一位外国总统问毛泽东将来是否会退休，毛说“也许有一天我会出车祸死去”，这表明他不打算退休。在这个时候，谁能尽快结束这场灾难，谁就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哪怕他曾经做过一些错事坏事。然而由于毛泽东大搞个人崇拜，人们把他当作神圣来敬仰，要想将他发动的这场运动停下来，谈何容易。这个时候，只有林彪挺身而出，毅然决定采取特别行动，结束毛泽东的错误领导。虽然他用的是“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的阴谋诡计，但他只能用这个办法。他不能给毛泽东提意见，更不能批评毛泽东，否则会落得跟彭德怀一样的下场。他用骗取毛泽东信任的办法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可以说这正是他的精明过人之处。虽然后来他的计划功败垂成，但却给毛泽东造成很大的精神打击，从此毛一病不起，五年后便离开了人世。林彪的“武装起义”计划，使毛泽东如梦初醒，从自我陶醉、自我满足中惊醒过来，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什么“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不是什么“天才”。这才开始对自己的一些做法有了反省，知道错整了贺龙、陈毅等一大批领导同志；正是有了“九·一三事件”，才使大批老干部得以解放，恢复了职务；才有了毛泽东的承认“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尽管只承认有“三分”错，也比不承认好）。
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他的亲信“四人帮”便被粉碎，人们纷纷走上街头，欢呼“获得了第二次解放”。新的中央领导宣布：“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
事实表明，林彪的政变行动有助于“文革”这场灾难的尽快结束，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武装起义”计划是干了件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大好事，是值得称赞的正义行动，是一次救国拯民的壮举。这是他的最大功劳。
林彪，一个功劳远远大于过错的人。笔者相信，迟早有一天，历史会给林彪一个全面、公正的评价。
2、林彪以行动反对“文革”的两个例证
有人说即使林彪上台，对中国人民来说也未必是好事。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幼稚的看法，林彪如能上台，肯定要比毛泽东在台上好得多，因为他的《五七一工程纪要》里已经表明了他的施政纲领，就是要“用民富国强代替他的‘国富’民穷”，还说要“对过去……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除了他的那个《纪要》之外，这里还有两个例证，表明他曾以行动来反对“文革“：
1967年2月1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里，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政治局碰头会。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谷牧等人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同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提出了三个重大原则问题：运动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将老干部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并怒斥了江青、康生一伙。在这次会上，谭震林，这位在井冈山时期曾与林彪并肩战斗的老战友，与江青一伙进行了激烈的争辩。这场争辩后来被江青一伙诬蔑为“二月逆流”。事发的第二天，谭震林怀着满腔激愤，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对造反派们的胡作非为和“文革”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失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希望他能制止这场错误。他在信中写道：
“昨天碰头会上，是我第三次反击，……我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不听毛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老干部，省级以上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我们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我想了很久，最后下定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
林彪将此信交给了毛泽东。不少研究文革史的人都认为林彪这样做是出卖谭震林，说谭没有看穿林彪的本性。笔者对这种说法不敢苟同，林彪没有必要出卖谭震林。他们不仅早就是亲密战友，而且出卖谭对林彪自己没有任何好处，他这时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接班人”。笔者认为，林彪这样做的真实目的有两个：一是他在心里赞同谭的说法，也认为应当尽快结束文革，但他不敢直接跟毛泽东这样说，只能借谭震林的信让毛泽东省悟。因为谭难以见到毛泽东，其他人也不敢把这样的信转给毛泽东。可以说林彪转交谭的信是一种为民请命的举动。二是借这封信试探毛泽东的心思，看看毛泽东阅信后有何反应。如果毛泽东执迷不悟，继续走文革的错误路线，那他也只能暂时跟着走下去。果然，毛泽东看信后十分不满，说“这个谭震林怎么糊涂堕落到这种地步！”
谭震林的信被转给毛泽东，并没有因此给他自己带来霉运，相反，他还出席了两个月后的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这在当时那个大批老干部被打倒的年月里，是一种莫大的政治荣誉。也许正是因为林彪从这次试探中，看出毛坚持要继续搞他的祸国殃民的“文革”，所以才决心用政变的方式来结束这场灾难。
还有一个例证，充分表明林彪曾尽自己的能力反对过“文革”那种搞法：
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元帅在他的《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回忆说：“当时（1967年初），军队乱得一塌糊涂。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同志纷纷来京，住在京西宾馆避难。驻京部队的许多领导干部，有的被一派揪走，有的被一派藏起，不知下落。各地的造反派无法无天，到处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抢劫武器弹药……军队指挥失灵，无法担负战备任务。我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当然着急。……1月24日晚饭后，我坐车直趋林彪住地毛家湾。……我开门见山，向林彪讲了目前军队的混乱情况，说：军队要稳定，这样乱下去不行，要搞几条规定。……林彪连连点头说：是的，军队不能乱，我同意军委发一个文件。当即由他口述，秘书记录，整理了七条。后又增加了严格管教子女的内容。”“1月28日下午5时，林彪和我一起去中南海将‘八条’送给毛主席审批。毛主席完全同意，当场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林彪拿到批示后，对毛主席说：‘主席，你批了这个文件，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啊！’”
这段话出自徐向前元帅的笔下，应该说是完全可信的。
林彪口述的《军委八条》中的八条，全文如下：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它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林彪在《军委八条》中针对军内外造反派的“造反行动”，规定了那么多“不允许”、“不许”、“不准”、“不得”，这在文革中是前所未有的。从中不难看出，他对“造反派”的“打、砸、抢、抓、抄”是不赞成的，对“文革”也是憎恶的，这与江青、康生一伙的做法有着根本不同，说明他是一心想稳定军队的。当徐向前与他一起去找毛泽东批示时，两人心里都忐忑不安，担心得不到毛的“恩准”。所以当林彪得到毛泽东的“御批”后，禁不住要连说三声“万岁”，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这个《军委八条》虽然没能从根本上阻止造反派冲击军队，但它毕竟是林彪争取来的。笔者听一位军队老干部说，《军委八条》出台后，确实在一段时间里起到了稳定军队的作用。但好景不长，一心想搞乱军队的江青，和以她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又针锋相对地抛出了一个《中央文革十条》，内容主要是不准军队对造反派们动用武力。这位老干部清楚地记得江青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如果把军委八条与中央文革的十条对立起来，是不对的；如果拿那个‘八条’来压这个‘十条’，那就错了！”江青此话一出，仅稳定了几个月的各地军队机关，又受到了造反派的全面冲击。
虽然林彪的《军委八条》没能从根本上起到长期稳定军队的作用，但它毕竟是林为稳定军队所做的力所能及的努力。由此可以看出，林彪是不赞成文革那种做法的。然而，在官方的许多历史文献中，只要一提到文革中那些冲击军队、搞乱军队的事情，仍总是说“林彪一心想搞乱军队”。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对历史的不负责。林彪作为主管军队的军委副主席，搞乱了军队，对国家对人民有什么好处？对他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
3、《五七一工程纪要》说的句句是实情
好在林彪给后人留下了一个《五七一工程纪要》，使世人明白了林彪要谋杀毛泽东的真正目的（之所以取名叫“五七一”，是取“武装起义”的谐音）。今天，我们不妨回地头来，重新翻看一下这个《纪要》。在这个纪要中，林彪及其追随者所描述的事情，可以说完全符合事实。《纪要》是林彪的追随者周宇驰在他的笔记本里的随手记录，没有整理成文，因此不太连贯。由于篇幅不长，现全文照录如下：
《五七一工程纪要》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二十四日）
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
目录
（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条件（四）时机（五）力量（六）口号和纲领（七）实施要点（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纪律
（一）可能性
◇ 九二（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１９７０年８月在庐山召开，会上毛、林分岐公开化。——编者注）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军队受压，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级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今不如昔，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
⑴一场政治危机正在酝酿。⑵夺权正在进行。⑶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⑷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⑸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⑹他们“故计重演”。⑺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⑻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⑼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
◇ 我方力量
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舰队以及下文的联合舰队等均为本文件起草者林立果等人的自称，这些名词以及后文中的“江田岛精神”等出自《啊，海军》和《山本五十六》等日本电影。——编者注）。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份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地理回旋余地大，空军机动能力强。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
◇ 两种可能性：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
（二）必要性、必然性
Ｂ－５２（指毛泽东——编者注）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纂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三）基本条件
◇有利条件：国内政治矛盾激化，危机四伏。
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
——军队受压军心不稳，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权。一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失业。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劳改。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国外矛盾激化，中苏对立。整苏联，对苏联做绝了。我们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
最重要的条件：我们有首长（指林彪——编者注）威信名望、权力和联合舰队的力量。从自然条件上讲，国土辽阔、回旋余地大，加之空军机动性强，有利于突袭、串联、转移，甚至于撤退。
◇ 困难△目前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群众对Ｂ－５２的个人迷信很深。△由于Ｂ－５２分而治之，军队内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的力量。△Ｂ－５２身居简出，行动神秘鬼（诡）窄（诈），戒备森严，给我们行动带来一定困难。
（四）时机
敌我双方骑虎难下。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是一场你死我活斗争！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台，进监狱、卫戍区。或者我们把他们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
◇ 战略上两种时机：
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 战术上时机和手段
△ Ｂ－５２在我手中，敌主力舰（指毛的主要助手——编者注）均在我手心之中。属于自投罗网式。△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先斩局部爪牙，先和Ｂ－５２既成事实，逼迫Ｂ－５２就范，逼宫形式。△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５４３、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五）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
◇ 基本力量
△ 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上海、北京、广州）。△王、陈、江、四、五军骨干力量（指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以及他们控制的空四军，空五军——编者注）△九师、十八师。△二十一坦克团△民航（文革时民航由空军接管——编者注）△三十四师
◇借用力量
国内：△二十军△三十八军 △黄（指黄永胜——编者注）军委办事处△国防科委△广州、成都、武汉、江西、济南、新疆、西安△社会力量、农民、红卫兵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工人
国外：
苏联（秘密谈判）美国（中美谈判）借苏力量（箝）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暂时核保护伞。
（六）动员群众口号、纲领
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全党团结起来！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当代的秦始皇——Ｂ－５２，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对外：
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我们对外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承认现有的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全党团结起来。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
用真正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Ｂ－５２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全国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各行各业要坚守岗位，努力生产，保护国家财富和档案，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
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之间，不准串联。全国武装力量要服从统帅部的集中统一指挥，坚决严厉镇压反革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
（七）实施要点：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
⑴计划。⑵力量：△指挥班子 江、王、陈。△两套警卫处：公开的李松亭。秘密的上海小组负责。新华一村（林立果等在上海的秘密据点——编者注）教导队。△ 四、五军部队训练（地面训练）。△ 南空（指南京军区空军——编者注）直属师工作（十师）周建平负责。争取二十军（江、王、陈）。扩大舰队——加速根据地建设 京、沪、杭、蜀、穗。⑶物质准备：武器：领、自造。通讯器材（包括０１工程）（指林立果主持设计的一种收发报机——编者注）。车辆。掌握他们仓库地点、只要军械库。⑷情报保障：掌握三个环节：搜集、分析、上报。
◇ 第二阶段：实施阶段
奇袭式：一个先联后斩，上面串联好，然后奇袭。一个先斩后联。一个上下同时进行。一定要把张（指张春桥——编者注）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总的两条：一是奇袭，二是一旦进行开始、坚持到底。
◇ 第三阶段：巩固阵地，扩大战果，夺取全部政权
⑴军事上首先固守阵地：△尽力坚守上海，占领电台、电信局、交通，把上海与外地联系卡断 △力争南京方面中立，但做好防御
△ 固守浙江、江西 △掌握空降、空运
⑵ 政治上采取进攻：△上面摊牌△掌握舆论工具 开展政治攻势
⑶ 组织上扩大：△迅速扩军△四方串联
（八）政策和策略
打着Ｂ－５２旗号，打击Ｂ－５２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缓和群众的舆论。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解放大多数，集中打击Ｂ－５２及其一小撮独裁者。我们的政策：解放一大片（大多数），保护（团结）一大片。打击一小撮独裁者及其身边的人。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保护一大批，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派，各个击破。他们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今天甜言密（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是他的阶下囚。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的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绐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压（押）的关压（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他是一个怀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
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过去，对Ｂ－５２宣传，有的是出于历史需要；有的顾全民族统一、团结大局；有的出于抵御外来侵敌；有的出于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对广大群众来说，主要是有的是不了解他的内情。对于这些同志，我们都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予以谅解和保护。对过去Ｂ－５２以莫须有罪名加以陷害的人，一律给于（予）政治上的解放。
（九）保密、纪律
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得准向任何人透露。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江田岛，日本海军学校所在地——编者注）。不成功便成仁。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
对比一下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历史事实，可以发现，《纪要》里所说的句句是实话。
先来看“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生活今不如昔。”毛泽东发动的那场“文化大革命”自1966年开始以后，中国就处于无休止的动乱之中。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剧院关门，公安、检察、法院等部门全部陷于瘫痪。特别是“文革”的第二年，全国各地进入“全面内战”状态，各派别之间武斗不断，相互残杀，许多地方血流成河。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一个幅员辽阔的中国大陆，其生产总值竟然比不上一个小小的台湾岛。广大群众处在艰难困苦之中。许多年纪大的人都不会忘记，在那个年代里，几乎所有的生活用品和食品都是凭票限量供应，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当时城市居民每人每月的生活供应定量是：粮食成年男子16公斤，成年女子13·5公斤；猪肉半斤；食油半斤；豆制品一斤。在穿衣方面：成年人每年布匹5公尺，棉花1公斤。在其它方面：每户每月火柴2盒，肥皂2块……可以说，人们是拿着少得可怜的工资还买不到东西。《纪要》说“农民生活缺吃少穿”，这话也不错。农民们的粮食定量一天还不到一斤，用当时的一句顺口溜来形容，就是：“够不够，三百六，粮食不够红薯凑。”很多地方只能用地瓜这样的猪食来充饥。在穿衣方面，农民们不像城市居民那样可以凭布票买布，因此只能自己用老式的手动织布机编织粗棉布做衣服。广大农民都怀旧说：生活最好的时候是解放初期那几年，越往后越糟。
再来看“他是一个怀疑狂、疟待狂……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压的关压，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
这样的事情真是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如梁漱溟、彭德怀、张闻天、高岗、杨献珍……不少人都是这种下场。在十年动乱期间，这种事情更比比皆是，如“三家村”中的吴晗、邓拓、廖沫沙；“彭罗陆杨事件”中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杨余傅事件”中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还有后来的陈伯达入狱，李德生下台等等。其中最耐人寻味的是“王、关、戚事件”中的王力、关锋和戚本禹，这三个年轻人在文革初期都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是毛泽东身边红得发紫的人物。其中戚本禹以一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电影“清宫秘史”》的轰动性文章，拉开了整倒刘少奇的序幕，这篇文章是他遵从毛泽东的旨意写的。三个人在1966年至1967年8月还红极一时，而到了9月，就被毛泽东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名下令抓了起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力，他在处理1967年的武汉“七·二O事件”中挨了打，回到北京时，毛的夫人江青亲自到机场迎接。可仅仅过了一个多月，王力就被关进了监狱。《纪要》中提到的“他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一事，则指的是毛泽东五大秘书之一田家英在1966年5月的自杀；毛的其他四个秘书除江青外，其余三人陈伯达、叶子龙、胡乔木都先后被他送进了牢房。
《纪要》说毛泽东“对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事实也的确如此。辽宁省有个叫张志新的女党员，因为讲了一些对文革和毛泽东不满的话，便惨遭杀害，行刑前刽子手为了防止她呼喊反毛口号，竟残忍地割断了她的气管！
北京有个叫遇罗克的青年，因为在日记本里写了一些对毛泽东不满的话，别人发现后举报了他，他因此被处以死刑。
一位女教师在写大字报时，不慎将毛主席的“主”字少写一横，竟遭造反派的毒打。
一位烧窑工人师傅从窑里干完活后走出来，外面的东风刮得他们睁不开眼，他抱怨说：“怎么老是刮东风，不刮点西风？”他于是被当成反革命分子抓了起来。因为有人举报他与毛泽东的“东风压倒西风”论点唱了反调。
某报社当天的报纸印成后，有读者发现在一版毛泽东头像的反面，也就是二版的上方标题上，印着这位领袖的一句名言：“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而“纸老虎”三个字正好压在了毛泽东的头像上。这一下不得了，这家报社的总编成了现行反革命，遭到了群众批斗。
这样的事例真是举不胜举。
再来看“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失业。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在文革初期，毛泽东为了打倒他的政敌，发起了“红卫兵运动”，年轻幼稚的学生戴着“红卫兵”袖章，到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几乎将一切从旧社会过来的东西都捣毁破坏，就连许多古建筑、古文物、古书籍也未能幸免。毛泽东还有一样大发明——大串联，就是让全国的青年学生到各地进行串通和联络，把文革的烈火充分烧起来。在这场遍及全国的“大串联”中，学生们只要臂膀上戴着红袖章，就可以免费乘坐火车汽车，连吃饭住宿都不要钱。为了激励年轻人的士气，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八次接见来自全国的红卫兵。笔者年轻时也参加过其中一次的接见，与许多红卫兵一样，当时真是激动万分，觉得自己能亲眼见到毛主席，真是天下最幸福的人了。毛泽东利用红卫兵打倒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一大仳他想打倒的人。到了运动的后期，这一代被称作“知识青年”的人几乎都被以“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名义，强迫下放到农村“插队落户”，吃尽了苦头。说他们是“变相劳改”，真是恰如其分。
《纪要》中说“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劳改”，这话也不错。文革期间，为了贯彻毛泽东的所谓“五·七指示”（该指示的主要内容是知识分子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大批机关干部、科学家、艺术家都被下放到被称之为“五七干校”的农场，从事一些与业务毫不相干的体力劳动。他们住的是用土坯和草席搭建成的棚子，美其名曰“革命棚”，吃的是粗粮猪食，的确是一种变相体罚。
最后再来看“对苏联做绝了”。前面已经说过，中苏关系的破裂，双方都有过错和责任，不能说哪一方完全正确。中苏两国虽然在一些立场上有分歧，但并没有达到非得要翻脸为仇的地步。客观地说，中苏关系破裂的主要责任还是在中国方面，是毛泽东看不起赫鲁晓夫。当毛泽东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时，赫鲁晓夫仅是一个方面军的政委，如今年轻气盛的赫氏竟想对自己颐指气使，毛泽东岂能容忍。他不愿让苏共与自己领导的中共成为父子党，因此小题大做，硬是因一点小事而把昔日最大、最亲密的盟友列为头号敌人。苏联为了报复中国，撕毁了援华协议，撤走了全部专家和有关设备，致使中国的许多在建项目陷入停顿和瘫痪，给中国造成巨大损失。因此林彪说“对苏联做绝了”，这话一点不错。
可以这样说：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是第一个批判“文革”错误的历史性文件，是一个代表全国人民正义呼声的讨毛檄文。尽管林彪的治国蓝图胎死腹中，但他的死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正是由于林彪在《纪要》中仗义直斥诸种社会问题，自1972年开始，下放干部陆续全部回到机关；城市下乡知青开始抽回城镇就业；工厂工人薪水普升一级；一大批被错整的领导干部得以平反昭雪；长期停滞的经济开始复苏……
4、林彪犯有哪些错误
林彪有功劳也有过错。笔者认为，他一生中仅干过一件错事和一件坏事：
他干的错事是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向了极致。为了骗取毛泽东的信任，他号召全军官兵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并亲笔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在全军掀起了“学毛著”的高潮。在那本被称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序言中，他这样吹捧道：“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他把毛泽东的三篇文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冠名为“老三篇”，并说：“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弄懂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在他的指示下，全军官兵人人都要会背诵“老三篇”。一时间，背诵“老三篇”成了中国军队官兵乃至全国人民的重要政治任务。
1963年，他把毛泽东在延安为抗日军政大学题写的三句话、八个字（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发挥成为“三八作风”，作为检验全军部队革命化的标准。
其后，他又接连发明了“四个第一”（即思想工第一、政治工作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1965年11月，他对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作出这样的批示：“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他还提出了“三忠于”（即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四无限”（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敬仰毛主席，无限信赖毛主席，无限紧跟毛主席）等极端口号。他还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1965年，林彪在一次会议上当着毛泽东的面，肉麻地吹捧道：“毛主席永远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最高领袖。如果有谁像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死后否定斯大林那样，在将来否定我们的毛主席，他就是最坏最坏的大坏蛋！就是我们党的叛徒！我们就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的这番话让毛泽东听了心里十分舒坦。正是由于林彪在一切场合不遗余力地吹捧毛泽东，才使得毛泽东认为林彪对自己最忠诚，从而确定他为自己的接班人。
虽然林彪大搞个人崇拜是为了取得毛泽东的信任，进而达到选自己为接班人的目的，但这也从客观上助长了毛泽东自以为一贯正确的心理，为他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林彪干的一件坏事是迫害了军委副主席兼副总理贺龙、总参谋长兼公安部长罗瑞卿、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总后卫生部长傅连璋、中宣部长陆定一等一批老干部。
林彪整倒贺龙的主要原因是为篡权扫除障碍。林彪虽然是军委常务副主席，但由于体弱多病，军委的日常工作主要由副主席贺龙来主持。为了使自己能够独揽军队大权，林彪便以康生等人编造的“二月兵变”和历史上的“通敌”等无中生有的“罪证”，向毛泽东施加压力，使毛泽东撤销了贺龙的职务，并将其关押。
林彪整倒罗瑞卿也是为了换上自己的亲信，以便直接掌握军队。尽管罗瑞卿长期以来一直在他的直接领导之下，但从一些事情上，他发现罗对毛泽东的忠诚程度还是超过对他的忠诚，所以他决心换掉罗。他知道毛泽东很信任罗瑞卿，因此他找的借口让毛泽东无可挑剔，难以拒绝。他说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反对突出毛泽东思想，大搞单纯军事观点等等。他还让人编造谎言，说罗瑞卿要林彪让位给他。这一切都让毛泽东信以为真。因此，林彪轻而易举地整倒了罗瑞卿，由他的另一位老部下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一职。林彪之所以只让杨“代理”而不是正式担任这一职务，是因为他对杨还不是完全放心，要考察一段时间，看杨是否绝对忠于自己。如果杨死心塌地跟着自己，则把“代”字去掉；如果他更忠于毛泽东，那随时可将他换下去。
林彪让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一职后，对他进行了两种方式的试探。头一次是让杨成武写一个证明，证明自己的妻子叶群结婚前是处女，并说空军司令吴法宪已写了同样的证明。杨成武认为自己不了解真实情况，让他写这样的东西不妥，便婉言拒绝了。此事让林彪大为不满。据杨成武回忆说，那天当他从林彪家里出来时，后背竟吓出了一身冷汗。另一种试探是他发现杨成武上任后，军队工作中有什么大事，杨成武有时是直接向毛泽东汇报，却没有向他这个常务副主席汇报。于是，他又制造了“杨、余、傅事件”，整倒了杨成武，换上了他的另一个亲信黄永胜担任总参谋长。
林彪迫害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傅连璋的原因，是建国初期他装病拒绝出任志愿军总司令，毛泽东出于对他身体的关心，派傅连璋为他检查身体。傅连璋为林彪作了全面检查后，认为除了当年枪伤留下的后遗症，别无他病。傅连璋如实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对此，林彪一直耿耿于怀。如今他大权在握了，便要拿傅来出气。
林彪迫害陆定一的原因，是得知有人曾多次向中央写匿名信，举报林的妻子叶群生活作风有问题，在与林彪结婚之前就已不是处女。此事经公安部门侦察，最终找出了写匿名信的人是陆的妻子严慰冰。事后严慰冰被逮捕关押，林彪对陆定一也因此恨之入骨，说：“我恨不得拿枪毙了你！”
林彪整过一批老干部，这是他干的一件坏事。但是，在文革中犯错误的远不只林彪一人。就连周恩来在文革期间也“说了一些违心的话，做了一些违心的事。”“但是人民原谅他”（邓小平语）。人民既然能够原谅周恩来，也应该原谅林彪。因为林彪毕竟下决心要结束毛泽东的错误路线，而周恩来长期以来一直是毛泽东错误路线的忠实执行者，虽然他也对毛泽东的所作所为强烈不满（本书有周的临终讲话为证），但始终不敢说一个“不”字，至死都在表现一种逆来顺受、唯唯诺诺的愚忠。
毛泽东说“即使林彪回来，我们也不会杀他。”这话不错，毛泽东的确不会公开杀林彪，那样显得他度量太小。但他会像整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那样从肉体上折磨他，慢慢地整死他。林彪深知毛泽东的为人，因此他宁可冒险出逃也不敢回来。
了解林彪的人都知道，他性情温和，不爱发火，原本是一个善良的人，是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扭曲了他的性格。没有文革，林彪不会也不可能整倒那么多人。林彪死后，人们把他的一切功劳都给剥夺了。如他指挥的平型关战斗和辽沈、平津战役，也改成是毛泽东指挥的。而把文革中的许多坏事、错事都强加在他头上，如每当提到某某人在文革中被整死一事时，总说是“被林彪、江青一伙迫害致死”。事实上，除了贺龙、傅连璋两人的死与林彪有间接关系外，其他人的死都扯不到林彪头上。准确地说，应该是“被文革的错误路线”或“造反派”迫害致死，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对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许多人深恶痛绝，正因为如此，林彪才能够一呼百应，使军队中不少重要人物愿意投靠到他的麾下，死心踏地为他效力。其中包括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长邱会作等一大批高级将领，以及后来为而他自杀的周宇驰、于新野等中级军官。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晚年的毛泽东失去了人心。
毛泽东公布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实在是一种无奈之举。因为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毛将林彪选为接班人并写进了党章，现在林突然外逃，人们不免会起疑心，这对毛泽东很不利。只有公布了《纪要》，才能让世人明白林彪叛逃的意图，让大家知道他是想谋杀领袖抢班夺权。然而，《纪要》的公布也使全国人民知道了毛泽东许多不光彩的事，开始对他发动的这场政治运动进行深刻的反思。
5、纠正三个历史误传
对于林彪这个人，长期以来各种描写他的书很多。其中的内容大多真实可信，但也有一些误传。据笔者所知的误传有三个：
在一些描述“九·一三事件”的书籍和文献中，常可见到这样一种说法：周恩来在得知林彪坐专机出逃的消息时，打电话向毛泽东请示是否把飞机打下来。毛泽东回答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让他走好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句话经过了作家们的改动。
1971年，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专门为这一事件下发了57号文件，向人民传达了林彪叛逃的事情。可以说凡是上了点年纪的人，都应该记得在那份文件中，毛泽东在回答周恩来的请示时，原话是这样说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是副统帅，你把他打下来，向人民怎么交待？”如果有谁不相信这是原话，可以去档案馆里查一查1971年57号文件的原件。从这番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此时毛泽东并不知道林彪要谋害他，以为林彪只是想背叛自己去苏联而已，否则他不会这样说。也许是这样的话有损于毛泽东英明智慧的形象，后来在作家的笔下，那句话就变成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让他走好了！”作家这样一改，就显得毛泽东很有度量。但中央文件早已在群众中传达，毛泽东的话已为世人所知，怎么办呢？于是，周恩来在一次军队高级干部会议上，又说了这样的话：“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又是军队副统帅，我仅是一个政治局委员，在军队中又没有挂职，怎能命令部队打掉党章规定的接班人？如果命令部队把林彪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待呢？”并要求以后文学作品凡是涉及毛泽东在处理林彪叛逃时的态度时，都要改成“让他走好了”。
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不是周恩来一句话或作家用笔就能随意改变了的。
既然毛泽东未察觉林彪要谋害他，那林彪为何要仓皇出逃呢？常言道“做贼心虚”。毕竟他是在干一件弄不好就要掉脑袋的“谋反”之事，内心高度紧张，所以一听说毛泽东突然提前返京，又听说周恩来正在追查256号专机从北京飞到山海关一事，便以为是暗杀计划败露。其实毛泽东的晚年一直是行踪不定，他的专列向来是他说走就走，他说停就停，弄得铁路方面很头疼。毛泽东这次的偶然提前返京，造成了林彪的“自我爆炸”。
还有一个不正确的说法，就是在一些历史书中，提到林彪在1938年3月胸部受枪伤时，说他是在平型关大捷后，由于心情高兴，一天早晨骑着日本洋马，穿着缴获的日本军大衣，独自一人纵马驰骋，不慎误入国民党阎锡山所辖晋军的防区，被晋军哨兵误认为是日本军官，开枪将其打伤。这一说法明显有悖于常理，纯属误传。日本军官不是疯子，即使胆子再大也不敢独自一人骑马擅闯敌方防区，除非他是不想活了。晋军士兵也不是傻瓜，应该知道日本军官没胆量敢一人前来送死。据一名“老八路”回忆，当时的情形是：1938年3月4日，林彪率师部和343旅由晋东北南下，至吕梁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这天傍晚，林彪一行十余人走到山西隰县的千各庄时，他身穿在平型关战斗中缴获的日本军大衣，骑着东洋战马，被晋军哨兵当成日本军官开枪误伤。阎锡山得知此事后，当即把闯祸的士兵捆起来送到林彪住处，听凭他发落。林彪此时表现出一个儒将应有的宽宏大量，饶恕了开枪的士兵，还夸阎的士兵枪法不错。林彪的大度使那名士兵感激涕零。
第三个被误传的说法是，1969年，由于中苏关系严重恶化，10月19日林彪下达了一个“一号命令”，要求全军立刻进入战备状态，并将住在北京的一大批中央老首长驱逐出北京，到全国各地居住。有人认为这是林彪以战备为借口将老干部们赶出北京，是对老干部的迫害，也是他自己搞的一次政变演习。但是据中央办公厅人员回忆，将这些老干部送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居住是毛泽东的安排，目的是一旦打起仗来，可以保存一些有革命经验的老干部。10月17日晚上，许多中央老干部应邀到首都体育馆观看体育表演。结束后，所有出席的在京老同志应召到贵客室休息开会。会上，由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疏散命令：20日前，在京的中央老同志全部离开北京。其中朱德、董必武、叶剑英、张鼎臣等人去广州；陈云、邓小平、王震去江西；陈毅去石家庄；徐向前去开封；聂荣臻去邯郸。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的疏散命令在前，林彪的战备命令在后。由于这两个命令仅相隔一天半，时间上的偶然巧合，被很多人误认为是林彪要驱赶老干部离京。
中国老百姓的习惯性思维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被认定是“坏人”，那么即使他做出的决定是正确的，也会被认为是坏事；有些事情甚至与他无关，也会生拉硬扯地套在他头上。
6、航空专家新解林彪座机坠毁之谜
关于林彪的256号专机坠毁的原因，中国官方的说法过去一直是说燃油耗尽。但大量新的证据和分析结论表明，事实并非这么简单。
在专机坠落后的第三天，即1971年9月15日，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根据国内的指示，派出官员偕同蒙古外交官员和一些航空、法律、法医人员到出事现场进行了勘察。当时林彪叛逃一事尚在绝密之中，蒙古人员不会想到飞机上坐的是中国第二号人物，更不会想象飞机上可能发生过搏斗之类的事情。蒙古方面的技术人员没有在现场发现飞机被武器击落或因炸弹炸毁的痕迹，也没有从现场找到的黑匣子中获取什么有价值的材料，在对飞机坠落的分析中，却发现了一些对飞行员不利的“证据”，认为飞机是有操纵降落的。既然是人为操纵的降落，必定是因燃油不够而迫降，并找出了四条“证据”。这样一来，机上的四名飞行员死后都被认定是林彪的死党，背上了“随林彪叛逃”的罪名。
1972年5月，中央专案组邀请有关方面专家，对飞机坠毁原因作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在当时那个高压政治的年代，人们说话稍有不慎，都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因此参加分析的专家们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顾虑，在明知疑点很多的情况下，仍维持原先的结论：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迫降没有成功而烧毁。
不久前，笔者就这所谓的四条“证据”请教过有经验的飞行专家，他们认为这些证据，都不足以证明四名驾驶员是“叛徒”：
证据之一，说“专机上所有人员都没有戴手表，脚上没穿鞋子，这是他们在做准备迫降，以防在着地时扭伤手脚。”
对这一说法，飞行专家并不认同。当飞机出现险情时，虽然乘务人员通常会让乘客们脱掉鞋子，但这一做法实际上只是一种心理安慰，起不到什么保护作用。相反，没有鞋子的保护反而更容易碰伤脚趾。专机上之所以九具尸体上都没有手表，可能是下列原因：一是因事发突然，他们上飞机前就没戴手表，而且在现场也没有发现他们取下的手表。二是那个年代的表带子大多是皮革制成，在烈焰中被烧成了灰，带子断了手表自然不在手腕上。三是即使表带是金属的，在烈焰中也有可能熔化。至于说九个人脚上没穿鞋，则可能是他们在烈焰中挣扎时蹬掉了鞋子，也有可能是鞋子被烧化。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在林立果和刘沛丰等人身上发现了佩戴的手枪。既然手表和鞋子都会“扭伤手脚”，枪带在身上岂不是更容易损伤身体？他们怎么不同时取下手枪？
证据之二，说“飞机是原本是由东南飞向西北，而坠毁时却是头朝南，且降落的地方比较平坦。说明飞行员经过了选择。”
这一说法也站不住脚。飞机坠毁的时间是凌晨2点30分。此时正是深更半夜，无垠的荒野之中没有一点灯光，飞行员在几千米之上的高空怎么可能看清地面？又怎么会“选择”一处平坦之地来迫降？虽然飞机前部装有跑道照明灯，但那点微弱的灯光只能照亮机头前方的不太远的距离，根本无法在茫茫黑夜中看清下面的地形地貌！至于说“降落的地方比较平坦”，那是因为在蒙古荒漠上，这样的平坦之地到处可见。之所以飞机会机头朝南，也说明飞行员打算驾机飞回中国。他们的举动被懂飞行的林立果发现，于是双方发生抗争或搏斗，才造成飞机坠落。
证据之三，说“飞行员作了迫降的准备。从机翼残骸中，清楚地看出已打开了前开缝翼，这是着陆前必须进行的操作。而三叉戟飞机的前开缝翼只有人工操纵才能打开。起落架完整，没有撞击和严重磨损的痕迹，主轮胎也良好，说明飞行员没有放下起落架，飞机是在有操纵的情况下，尾部先着地。现场约30米的滑痕是飞机尾部着地滑行的痕迹。地面无深沟，说明飞机不是大角度撞地或失速坠地，而是有操纵地着陆。”
对这个说法，飞行专家并不赞同。飞机在野外迫降时，的确不能放下起落架，因为机身巨大的重量会使起落架深陷于泥土之中，造成严重后果。但这并不能说明飞行员是人为操纵迫降，在飞行中，起落架本来就处于收起状态。如果真是人为操纵的迫降，滑痕应该远远大于30米。至于说前开缝翼被打开，有可能是飞行员与林彪一伙搏斗时误碰了操纵柄，或是被其它的外力撞开。
证据之四，说“降落为什么没有成功？主要是动作不正确，没有做全，造成着陆速度过快。从残骸来看，减速板没有打开，减小降落速度的反推力装置也没有使用，自然造成飞机着地时速度过快。这些工作程序在正常情况下应由副驾驶完成，但该机因仓皇起飞，未上副驾驶。其次是降落点虽是比较平坦的草原，但地面仍凹凸不平。这也是造成飞机降落后跳跃破碎的原因。”
飞行专家认为，虽然飞机上没有副驾驶，但像打开减速板这样的动作，在主驾驶的指导下别人也能完成。正是由于没有打开减速板和反推力装置，也更能说明飞行员没打算迫降，而是要飞回中国。
另外还有两点需要补充：一是虽然飞机上没有副驾驶和领航员，但却有无线电员。如果四名飞行员真想与林彪一同叛逃的话，即使飞机迷了航，也可以通过无线电呼叫苏联或蒙古的机场给予导航。二是他们在明知飞机油料没有加满，不可能飞很远距离的情况下，应该建议林彪飞往苏联与中国交界的边境城市海参崴或伯力。但他们没有这样做，说明他们根本不想去苏联，更说明他们与林彪不是同伙。
7、林彪的真正死因是飞行员反抗
日本共同社于2006年9月13日发自乌兰巴托的一则电讯说，该社日前获得了1971年9月13日林彪所乘飞机在蒙古境内坠落一事的绝密文件，这份报告进一步证实了笔者的判断。当时蒙古政府在得知坠毁的飞机上坐的是林彪后，又派出飞行事故专家重新对现场进行了勘察，总结出一份调查报告，报告否定了飞机因燃油不足而在迫降时坠毁的一般说法。该报告题为《中国飞机在蒙古境内坠毁原因的确定文件》，所署日期是1971年11月20日，共16页。共同社日前获取了这份未公开的文件和未曾发表的现场照片。该报告说，对1971年9月13日坠毁的林彪座机展开的调查是在事故发生约一个月后（从10月8日到18日）进行的，当时苏联专家参与了调查工作。文件说，调查小组当时得出的结论是：导致这架飞机坠毁的直接原因是人为因素，这就排除了飞机被击落的可能性。报告说：“英国制造的三叉戟飞机在气候良好的时候极少犯航线错误，而且也没有来自这架飞机的任何无线电通信。这两个事实表明，中国官方解释说这架飞机因燃料不足导致坠落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飞机残骸在很大范围内燃烧了很长时间，大火覆盖了一块长约975米、宽约321米的地方。这一事实表明它有足够的燃油继续飞行。”报告还说，飞机坠毁时，引擎正常，而且“没有证据证明机上人员由于紧急原因做出了降落决定。”蒙古方面的消息人士当时说：“调查人员一致认为，一定是飞机上的乘员之间发生了搏斗。林彪及其支持者想逃去苏联，驾驶员则想返回中国。在现场发现的8支手枪中，有一支子弹已经上了膛。”
根据专业人士的分析，林彪当时乘坐的256号专机从山海关机场起飞后，出现了一系列令人费解的奇怪现象：飞机先是朝南偏西方向也就是广州方向飞去，绕了一个很大的弯才朝北飞行。平时用一两分钟就可以完成的转弯动作，却用了十几分钟才勉强完成。飞行的高度、速度也很不正常，比平时的高度要低，速度要慢。机上的通讯设备从开始就没有打开，空地之间没有任何信息沟通。曾经有过另一种说法：机上的通讯设备一直开着，尽管地面不断呼叫，飞机上却无人应答。但这种说法完全不可信。因为林立果懂飞行技术，他不敢让通讯设备开着，否则飞行员会通过地面的呼叫明白林彪的叛逃意图。
事故专家对林彪的256号座机坠毁原因，作了这样一种全新的猜测：林彪一伙人先是谎称有人要害他们，命驾驶员立刻送他们去广州，骗得飞机强行起飞后，林立果又命令改向北飞。当飞机越过内蒙后，林立果仍强令向北飞，这时几名驾驶员才明白林彪一伙的叛逃意图。那支已上膛的手枪，就是林立果手持的枪。他们在这支枪的威逼下，极不情愿地操纵着飞机，心情是极为复杂，其动作因此就显得被动、迟缓和无奈。尽管他们是林彪专机的驾驶员，但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由于中国长期进行反苏宣传，在人们心目中，苏联是个反动透顶的“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中国老百姓的心里都有着仇苏心理。同时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现在他的接班人想背叛领袖逃往苏联，几名驾驶员心里必定是矛盾重重，他们不敢反抗林彪的命令，又不愿背叛自己的祖国和伟大领袖。他们对林彪北飞的命令先是怀疑、犹豫，直到确信林彪一伙真的要叛逃去苏联，才变为震惊和愤怒。飞行员们在林立果手枪的逼迫下，勉强向北飞了一段距离，最后终于奋起反抗，导致飞机坠毁。
他们的反抗方式，除了与林家父子搏斗，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与1981年8月国民党空军考核官黄植诚叛逃到大陆的情形相似。当时黄植诚与学员许秋麟驾驶一架F—5E双座教练机进行飞行考核，他对后座的许谎称自己要做一个高难度动作，令许放下遮挡视线的一个挡板。之后，他调转机头飞向大陆。许秋麟感觉到不对，打开挡板一看，飞机已飞到福建龙田上空，顿时惊恐万分。黄植诚这时向许秋麟说明了自己要叛逃的决定，让许自己作选择。许表示不肯去大陆，黄植诚便将他送回到台湾海峡，让他跳伞离机，自己则驾机飞向了大陆，在福州机场安全降落。
专家认为，林彪专机上的驾驶员也可能与上述情形相同，他们在得知林家父子要叛逃苏联后，表示坚决不去。此时如果林家父子开枪打死飞行员，那他们自己也活不成。无奈之下，林家父子只得让飞机在蒙古迫降，大家在这里自由选择去向。结果谁也没想到迫降造成的是机毁人亡。
笔者认为，这后一种反抗的方式可能性较大。因为强行反抗会造成飞机坠毁，大家都活不成，只有选择迫降才是最好的办法。
就在林彪全家仓皇逃离北戴河别墅时，他们的轿车前排曾坐着警卫秘书李文普。当李在车中听说他们要去苏联，顿时醒悟，知道他们要叛逃，当即喊停车，并从车上跳下，结果被林立果开枪打伤。连李文普这样与林家朝夕相处的人都不知道林彪的政变阴谋，那些很少与林家人见面的飞行员更不可能成为林彪的同伙。
另外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飞行员不是林彪的同伙：就在256号座机坠毁的同一天，林彪部下周宇驰拿着他的手令，从沙河机场骗走一架直升机。飞行员陈修文在空中发现了对方的叛逃意图后，暗中与其周旋，将飞机开了一大圈回到原处，周宇驰发觉后将陈修文枪杀。从这一事件中，人们不难想象，在林彪的专机上，也发生了同样的反叛抗争。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与林彪一同死去的四名飞行员不仅不应是“叛徒”，还应算作烈士。
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人从通过分析飞机航行的非正常技术动作入手，为这些飞行员说话。由于现场勘察得出错误的结论，使得他们死后长期背着“叛逃”的黑锅，其家属也都受到牵连，被赶出了原住处，“光荣军属”的门牌被砸烂。潘景寅的妻子孙祥凝原先在北京市海淀医院放射科工作，被当成反革命家属关押了起来，受到长期审查，精神一度失常。
林彪仓皇出逃时，九名机组人员只有四人上了飞机，其余五人因受到怀疑而被押解到北京接受隔离审查。审来审去，三年未审出个结果。最后，除一名年轻的女服务员外，其余四人的最后审查结论是“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1976年，他们的飞行资格被下令解除，一律转业地方并勒令离开北京。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复出，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孙祥凝也在为丈夫的冤案四处奔走。然而，没有人敢还那四位牺牲的飞行员以清白。就在这时，戏剧性的事情出现了。
1980年11月15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厄尔·费尔时，对方问起“九·一三事件”中林彪座机坠毁原因。邓小平回答说：“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的党和国家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搏斗，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
正是这句话，为潘景寅等人的最终平反起了重要作用。经过孙祥凝的不懈努力，她和其他几名飞行员遗属收到了《革命军人病故通知书》。尽管这个“病故”让人感到莫名其妙，但毕竟承认他们是“革命军人”，这对孙祥凝等人来说已经是极大的满足了。她们每人都领到了500元抚恤金和7000元搬家补偿费。
8、邓小平为何不愿给林彪翻案
邓小平在重新上台之后，态度鲜明地破除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他平反了建国以来的大批冤假错案，却不愿为林彪平反。从他自身的角度来看，他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不愿意否定毛泽东。
邓小平一生都在跟着毛干革命，包括他本人在内的许多中共领导人都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登上政治舞台的，若否定毛泽东最终会丢掉根本，连自己也会被否定掉。另一方面，否定了毛泽东，等于否定掉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毛泽东语）”，中国革命的历史就不好写了，他自己的革命历史也不好写了。邓小平这样做应该说是睿智和高明之举，既显示了他的博大胸怀，又可赢得世人的敬佩。既然他不愿否定毛，就不能给林彪平反，否则毛泽东成了坏人，林彪就成了好人，这是邓小平不愿看到的。除此之外，邓小平不愿为林彪平反还有个人感情上的原因。在他的女儿毛毛写的那本《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提到她父亲与十位老帅中的其他九位都交往甚密，唯独与林彪没有来往。由于上述缘故，邓小平只能让林彪来为毛泽东的文革之错当替罪羊。笔者也理解邓小平的这一做法。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的所有决策也并非全是正确的。笔者认为：尽管毛泽东前半生的功劳巨大，但他的后半生，特别是他生命的最后十年，着实把国家和人民推进了空前绝后的灾难深渊。笔者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前半辈子该夸，后半辈子该杀！因此，林彪的倒毛行动应当视为一次正义之举，爱国之举，不能因为邓小平的一句话就让林彪永远背着“抢班夺权”的黑锅。今天的人们应该还林彪一个公道。
1980年11月，在北京市正义路一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两个犯罪集团进行了审判，给他们定了四个罪：1、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2、迫害、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3、谋害毛主席，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4、策动上海武装政变。
笔者认为，在这四条罪行当中，第二、第四条完全与林彪无关；第三条不但不是犯罪，而是一次有功于国家的正义行动。林彪只犯有第一条罪，就是诬陷、迫害了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因此笔者认为，对于那次审判中加在林彪身上的罪名应该改正过来，林彪亲信的那些罪名也应更正过来。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历来主张实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但是在对待毛泽东犯错误这件事情上，却总是含含糊糊为他遮掩，为他找替罪羊。最初在刘少奇被打倒时，只要一提到文革中的那些错事、坏事，总是归罪到刘少奇的头上，说“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如何如何。后来刘少奇平反了，林彪成了罪人，又将一切错误和失误都归罪到林彪的头人，只要一提起文革中的那些错事坏事，又总是说“林彪、江青一伙”如何如何，把一切坏水都泼到林彪头上。笔者认为，这不像是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是谁的责任，就应由谁来承担，这才是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做法。
然而，在邓小平去世后的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又出现了新版的“两个凡是”，即“凡是邓小平说过话，都要继续照办；凡是邓小平定下的结论，都不能改变。”新版的“两个凡是”虽然没有形成文字，但这一观念却在人们的头脑中似乎已经根深蒂固。笔者认为，任何研究领域都不能人为地设置禁区和障碍，尤其是关系到一个人政治生命和终生荣誉的结论，更应该客观公正，尊重事实，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和公众的认同。要公正对评价林彪的历史功过，就必须破除新版的“两个凡是”。
9、林豆豆告密立功为何反遭迫害
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小名豆豆）因及时向周恩来报告了他们的叛逃阴谋，一时被赞誉为“为党和人民立下大功的人”。然而，这位时任《空军报》副总编的年轻女军人，“功臣”的光环戴在头上没多久，噩运就降临到她的头上。
“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当晚，毛泽东以为林彪仅是想背叛自己去苏联，因此不同意将林彪的座机击落。后来在清查林彪亲信的罪行时，发现了他们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才知道林彪原来是想谋害自己，顿时被气昏了头。几个月后，毛泽东的头脑渐渐清醒过来，想起了一件可疑的事：林豆豆是林彪的亲生女儿，从小就娇生惯养（因为林彪喜欢吃油炸黄豆，所以给女儿取名“豆豆”），父女俩情深意厚。可如今豆豆对父亲的感情怎么还不如对领袖的忠诚之心？连林彪这个几十年与自己同甘共苦，又是自己亲手提拔起来的战友，尚且对自己恨之入骨，他的女儿与自己非亲非故，怎么会为自己而出卖父母呢？这其中必定有问题，她一定是林彪、叶群留下的“钉子”！生性多疑的毛泽东越想越觉得自己的分析有道理，就吩咐周恩来成立专案组，对林豆豆进行隔离审查。
豆豆被专案组软禁在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里，让她老实交待问题。豆豆没想到自己一心忠于毛主席，却换来这么个结果。为抵制专案组的逼供，她大量“交代”林彪说毛泽东的一些“坏话”，心想反正父亲已死，可以随心所欲地说。她没想到胡编的这些话给她带来更大的不幸。毛泽东看到豆豆的这些“交代”材料后，更坚信了自己的怀疑：既然你早就耳闻了父亲说我的坏话，既然你对我有忠心，为何不早些来报告我，非要等到林彪叛逃后才来揭发？这充分说明你与父亲是同伙！
豆豆的交待材料送上去之后，处境便开始恶化，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受到无休止的批斗。在处境越来越艰难的情况下，豆豆给毛泽东写信，申诉自己的冤情，想找毛主席面谈。毛泽东拖了8个月，把信批给周恩来处理。周恩来找豆豆谈了话，地点是在人民大会堂，时间是在1972年8月。参加谈话的还有汪东兴、纪登奎、李德生、张才千、田维新等人。周恩来有意把拖延8个月时间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说：“你要找毛主席谈，毛主席要我找你谈。我拖了8个月。不过，现在看来晚点儿也好。你也是有错误的嘛！空军给你搞了个‘五条’，说事事要向你请示，处处向你学习。”
豆豆一听，急忙表白说：“他们搞那个‘五条’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一听说，连夜搞了个针对‘五条’的新五条，都是反对那个‘五条’的。”
周总理问到会的人是否有此事，有人说有。总理说：“那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嘛！”最后，李德生代表政治局宣布：“请示了毛主席，经过批准同意林立衡回空军学院接受再教育。”同时宣读了豆豆的严重错误，并决定豆豆任副总编的《空军报》停刊两年。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豆豆被升级为“死党”待遇。在强大压力下，她彻底绝望了。2月1日，她借口拿材料吞下一瓶早已准备好的安眠药自杀，被送到空军总医院抢救。豆豆下定必死的决心，紧咬嘴唇。医生用扩张器强行将她的嘴撬开，喉咙也被戳破。医生问她服的什么药，她拒绝回答，医生只好抽出胃液化验。江青得知这一消息后，幸灾乐祸地说：“林彪的崽子想死，就让她死吧，死了少一个祸害！”周恩来得讯后，立即打电话下令急救，豆豆便被转到303医院高干病房。
由于这次自杀行为，豆豆又增加了“叛党”的罪名，被长期关押在空军招待所。看守人员为了保密，将她房间的窗户全都用纸糊死。她自感缺钙，要求晒太阳。回答是：“你晒什么太阳，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着你。”晚上，看守人员开着灯打牌下棋，使她彻夜难眠。豆豆的房间对面是厕所，蚊子很多，看守人员不给她蚊帐，只是在房里洒敌敌畏。半个月后她全身起了荨麻疹，从关节部位长起，眼鼻口都肿得张不开，全身开始糜烂，后来发展到内脏，又增添了胃痛、腹泻、憋气，至今留下个过敏性结肠炎。
毫无疑问，当年林彪的死与女儿的告密有着很大关系。正是由于豆豆打电话向中央办公厅报告父亲要叛逃，才引起周恩来追查256号专机的去向；正是由于周恩来的追查，才使得林彪误以为暗杀计划败露，仓惶出逃，结果摔死在异国他乡。
在林彪摔死后不久，社会上曾经有一种说法，说“林豆豆是林彪一伙有意留下的钉子，或是暗藏的定时炸弹。林彪是有意让豆豆在他们上飞机之后让她报信给周恩来”。笔者认为，说这话的人实在是幼稚可笑。试想：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且无任何兵权，林彪有意留下她能干什么？她一个女人又能干成什么？
那么，林豆豆为什么要向周恩来告密，难道她真的是热爱毛泽东胜过爱自己的父亲吗？不是的。她正是太爱自己的父亲，所以才有了给周恩来打电话的举动。当时，她看到父亲愁眉苦脸地坐在沙发上，母亲和弟弟正在苦口婆心地劝说着父亲作出一项艰难的选择。她不知他们在商量什么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母亲和弟弟让父亲选择的是他极不愿意选择的事。她根本不知道父亲和弟弟他们曾经想暗害毛泽东，这事他们一直对她保密。为了不让父亲遭遇不测，她在他们出逃后，经过再三考虑，才决定给周恩来打电话，想让他阻止他们的行动，却万没想到此举竟造成父母三人的仓惶出逃、机毁人亡的结果。林豆豆的告密，不仅害死了亲生父母，到头来也害苦了自己。这时的她，一定是后悔万分。
两年的关押，30岁的豆豆头发掉了一半，牙齿掉了六颗，体重只剩下35公斤。还是看守中有人暗示她：“赶快给毛主席写信吧，这样下去很危险。”于是，豆豆连给毛泽东写了5封信。1974年7月，毛泽东得知她已是重病缠身，这才发了善心，批示解除对她的监护，送到河南开封的某军垦农场劳动。与她一同去农场的，还有她的新婚丈夫张清林。
1975年10月，是豆豆一生的又一个转折。她被迫脱下军装，换上了便衣，从此脱离了使她一直感到比家庭还温暖的军队。政治局为她做的转业决定说：“恢复党籍、真名，安排一定的领导职务，要大胆工作。”空军领导在向她传达这一决定时，豆豆认为难以接受，要求留在部队。得到的答复是：“如不服从，从10月30日起停止发工资、粮食供应。”这个难得落泪的女子大哭了一场。
关于林豆豆转业的地点，上面提出了三个地方：郑州、开封和孝感。当时国务院主持工作的邓小平圈了交通较为方便的郑州。豆豆夫妇俩被分到郑州汽车厂，豆豆由于不要孩子，被任命为分管计划生育的革委会副主任；张清林任厂医。
1976年5月，豆豆的命运又一次随中国的政治风云而改变，她被认为是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刮到郑州来的，被免掉职务，到车间当了一名工人。她住的房间紧靠农药厂，药物刺激使她的过敏症复发，并发展为过敏性结肠炎和十二指肠滞泄症。她多次住院治疗。
毛泽东去世后的第5个年头，豆豆偷偷到京上访，她找到总政和军委，最后才在赵紫阳的批示下，回到北京，安排在中国社科院工作，改名“路漫”。她的丈夫张清林则分配到北京市卫生局。
上世纪九十年代，林豆豆搬回到当初父亲的原住处毛家湾居住，不过住房面积只有原先的一半，另一半被公家收回了，并且仍享受着《空军报》副总编的待遇。她享受这样的待遇有两个前提：不得发表为父亲翻案的言论；不得接受媒体记者采访。
2002年的一天，父亲家乡黄冈市的领导来北京找到林豆豆，想借她的名气在北京开一家湖北酒楼。林豆豆先是婉言拒绝，说自己不懂经营。家乡领导说不需要她来经营，只要她挂名当个总经理，每天在酒楼里露面就行。林豆豆经不住人家的热情相邀，加上她自己也想为家乡人民发挥余热，便答应了人家的要求。于是她化名“车前”，在建国门外开了一家湖北酒楼。
卷三：
邓小平的几个重大失误
1、错误支持红色高棉导致中越战争
●中越关系破裂的原因
1979年2月17日，中国官方的新华通讯社向全世界播发了一条重大新闻。这天清晨，一场旨在“教训越南”的战争，在中国与越南两国一千多公里的国境线上全线打响，23万解放军官兵在大炮和坦克的掩护下，攻入了越南境内。昔日两个被称为“同志加兄弟”的亲密邻邦，如今成了兵戎相见的仇敌。是什么原因导致中越关系破裂并走向战争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1972年1月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访华。当时越南正与美国处在战争状态，中国邀请美国总统访问中国，引起越南方面的强烈不满，指责中国是“背叛”。
其次是西沙群岛问题。1974年1月，南越阮文绍政权派兵强占中国西沙群岛中的金银、甘泉、珊瑚三岛，被中国军队用武力夺回。当时越南北方还需要中国的支援，因此对此事保持沉默。越南全国统一后，越南政府觉得用不着中国了，便向中国提出了西沙群岛的领土要求。针对此事，中国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评论员文章，题为《西沙群岛从来就是中国领土！》使两国在这一问题上的争端首次公开化。
第三是1977年越共总书总书记黎笋访华时，向中国要求援助大米，遭到李先念副总理的拒绝。李先念说：“中国已经给予了越南很大的支援，而中国自己也面临着很多困难。目前越南南方已经解放，越南战争已经结束，应该自己想办法克服困难。”越南长期向中国伸手，每次都是有求必应，这回是头一次碰钉子，令黎笋心里很不高兴。两国关系开始走向冷淡。
第四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支持并援助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政权。
这里有必要先介绍一下红色高棉和它的领导人波尔布特。长期以来，越南共产党一直想控制柬埔寨共产党，将它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20世纪40年代，越南曾经帮助柬埔寨的革命者建立了柬埔寨的第一个共产主义政党高棉人民革命党。当时两党的关系是相当融洽的。但是，1954年日内瓦协议签署后，高棉人民革命党的武装力量不得不根据协议就地解散。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的高级领导人和骨干分子秘密撤往河内。这时国内只留下一些基层组织和党员。就在这些留下的党员中，有一些是刚刚从法国留学回国的青年，如波尔布特、英萨利等人。他们当中不少人参加过法国共产党，思想激进。他们特别反对越南对柬共的控制和影响。为了独立地领导柬埔寨的革命，1960年9月，这些青年革命者在金边成立了柬埔寨劳动党，波尔布特任总书记。从此，越南劳动党失去了与柬埔寨劳动党的联系和影响。两年后，柬埔寨劳动党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决定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因其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政权，故外国称其为“红色高棉”。同年，波尔布特、英萨利、宋成等率部撤离金边，转入丛林建立武装根据地。这一组织得到了中国的秘密支持。1967年，乔森潘也转入丛林根据地。1970年5月3日，柬埔寨王国首相兼国防大臣朗诺和副首相兼内政大臣施里玛达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动下，趁西哈努克亲王出国访问之机发动政变。西哈努克亲王被迫流亡中国，并在北京成立了流亡政府。同年5月20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声明支持西哈努克亲王，谴责美国的颠覆行径。这时，长期在丛林中打游击的波尔布特在中国的劝说下，决定与西哈努克亲王合作，共同推翻郎诺—施里玛达政权。双方成立了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民族团结政府，宾努任首相，负责对外事务；乔森潘任副首相兼军队总司令；负责对内事务。民族团结政府的主要抵抗力量是柬共领导下的民族解放武装，即红色高棉。双方的武装加起来有正规军和游击队约5万人。战争进行了四个年头，这支武装力量共消灭10多万伪军，而且顶住了美国出动的三万多架次飞机的连续轰炸，掌握了战场主动权。1975年3月，民族解放力量向金边发起总攻，4月17日解放金边，西哈努克亲王离开北京回国。1976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乔森潘为国家主席团主席，波尔布特为政府总理，西哈努克退休，宾努则被任命为有职无权的主席顾问，改国名为“民主柬埔寨”。红色高棉实际控制了整个国家。波尔布特掌权以后，在经济方面，积极推行极左的“共产主义”并强迫大批城市居民迁移到农村。在政治方面实行高压政策，将许多不同政见者投入监狱或杀害，特别是政治清洗方面，对待不同意见并与越南有某种联系的党政军领导人采取了极端措施，从而把一大批同志推到了越南方面。红色高棉领导人的错误政策和做法不仅为越南提供了推翻民柬政府的借口，同时也为这种侵略提供了内应的力量，韩桑林和洪森就是这种力量的代表。在波尔布特统治下的四年时间里，仅有三千多万人口的柬埔寨就有一百多万人非正常死亡。波尔布特被世人称为“杀人魔王”，他的残暴统治遭到了世界舆论的强烈贵，许多国家和政党都与红色高棉断绝了关系。当时仅有中国一家支持红色高棉。中国当时虽然是华国锋任党中央主席和总理，但实际的掌权者却是副主席邓小平。因此可以说是邓小平在支持波尔布特。邓小平这样做的意图，一是因为两党有着长期的友谊，二是当时中越关系已出现裂痕，而且由于苏联对越南的经济援助逐渐超过了中国，因此苏越关系的亲密程度已明显超过了中越关系。邓小平担心，如果红色高棉被推翻，换上一个亲苏的新政权，中国将在东南亚失去柬埔寨这个盟友，同时多一个亲苏亲越的敌人。因此，中国坚决地支持红色高棉。如果中国的支持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倒也没什么，然而中国还向红色高棉提供武器援助，这一来便惹恼了黎笋。1978年，中越关系迅速恶化，并且公开化。越南方面大肆反华排华，驱赶了十几万华侨，并在边境上制造流血事件，以此作为对中国援助红色高棉的报复。为此，中国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越南当局还要走多远？》的社论，指责越南当局忘恩负义，以怨报德。由于仅靠韩桑林的力量远不足以打败红色高棉，因此黎笋决定由越南直接出兵。1978年12月25日，越南军队15万人分七路攻入柬埔寨。红色高棉由于不得人心，被打得落花流水，仅十几天就失去了金边。
●邓小平决心“教训”越南
为了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同时也为了回击越南对中国的挑衅，邓小平决定用武力惩罚越南。他在1979年1月访问美国时，向美国媒体说了这样四句话：“（越南）不要把中国的忍耐当作软弱可欺；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不要把中国的话当耳旁风！”又说：“对于这种人，如果没有一个必要的教训，用其它任何办法都难以解决问题。”公开表明了要“教训越南”的决心。
1979年2月17日凌晨，那场举世瞩目的“自卫反击战”在中越边境上一千多公里边境线全线打响。23万中国军队对越南的6个省11个县开始进攻。
负责广西境内作战的是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他是解放军里的身经百战的常胜将军，一生中打过上千次仗，于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负责云南境内作战的是昆明军区司令员杨德志。他原是武汉军区司令员，也是一位上将。因为他曾协助陈庚大将赴越南指挥过著名的奠边府战役，是个越南通，所以战前邓小平特意将他与原昆明军区司令员王成坤中将对调，让他来指挥云南方面的作战。为此，王成坤大发了一通牢骚。
如果说1950年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帮助侵略者金日成打仗，那么1979年的这场对越“自卫反击战”，则是帮助杀人魔王波尔布特打仗。战争打响以后，中国军队遇到了顽强的抵抗，战斗打得十分艰难。自1952年朝鲜战争以后，中国军队已经有20多年没打过大仗了，而且他们从来没想过会与自己的友好邻邦越南交手，因此对越军的战法研究甚少。特别是刚刚经历了十年浩劫，国家已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军队的武器装备长期未得到改善，仍是十几年前的水平。装甲兵使用的大部分是落后的59式坦克，这种坦克在性能上仅与苏联二战后期使用的坦克相当。炮兵的武器，威力最大的是口径152毫米的加榴炮，射程为18公里，这种炮弹打到房屋的墙壁上，只能炸出一个浴盆大小的窟窿。在现代战争中，钢盔是士兵不可缺少的防护用具，可是中国军队在开赴中越边境时，才发现库存的钢盔远远不够用。于是，只好配发给人数较少的炮兵使用，而那些面对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危险性极大的步兵，很多人都没有钢盔。通讯器材方面更是落后，设备功率小，联络距离短，保密性能差，而且还常中断。解放军使用的弹药，相当大一部分是在十年动乱中生产的，质量得不到保证，常出现哑弹。在枪对枪的关键时刻，如果子弹打不响，后果可想而知。
中国军队使用的大部分是早已过时的武器。而他们的对手却在苏联的支援下，装备有大量先进的苏式武器。有一种反坦克枪榴弹，可以装在步枪上直接发射，直径不过五厘米左右，却能够穿透59式坦克的侧部装甲，并在坦克内部燃烧，产生三千度的高温。在这样高的温度下，车内的弹药都会被引爆。中国军队许多坦克都是被这种枪榴弹击毁的。
本书一名作者曾经采访过几位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兵，听他们讲述了发生在那次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
在战争打响之前，各参战部队都放映了一部名为《忍无可忍》的纪录片，讲述的是越南当局驱赶华侨、炮击中国边民等罪行。越南当局以怨报德的行径激起了解放军士兵的仇恨，大家义愤填膺，都说对这种忘恩负义的人应该好好教训一下。在后来的战斗中，绝大多数士兵的表现是出色的，但是也有胆小怕死和临阵逃脱的。如在进攻谅山的战斗中，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向越军进攻。敌军猛烈的火力，使解放军士兵倒下不少，活着的人便纷纷退却，这一来就使已冲在前面的坦克暴露在敌军的火力之下。解放军坦克兵气得大骂步兵，并恼怒地用机枪向退却的步兵开火……
某炮兵团配属步兵125师攻打一个叫长平的高地。由于通讯器材落后，联络不畅，因此当步兵拿下了长平高地后，炮兵并不知晓，仍继续打个不停。步兵们在高地上摇着红旗高喊着“别打啦！”但越军也使用的是红旗，而且他们的独星红旗与中国的五星红旗相似，因此我方炮兵仍以为是敌军占据着山头，反而打得更猛了，结果给步兵造成的不应有的伤亡。
某远射程炮团奉命配合步兵127师作战，该团在向同登方向进发时，忽然接到协同的步兵部队的电台呼叫，要求该炮团前进到某地域。然而炮团的前沿指挥所却报告说，前方可能有敌人，不能前进。这一情况令团首长左右为难。若是不前进，显然是违抗了军令；若是照命令执行，万一前面真有敌人怎么办？这时，该团的参谋长主动提出，由他率领一支小分队前去探路。团长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一支由十几人组成的侦察小分队，分乘三辆军用吉普车出发了。然而，他们果然遇到了敌人的伏击，十几名官兵几乎全部牺牲。事后得知，是敌人掌握了我方电台的频率和密码，冒充我步兵部队，诱使我炮兵中计。
越南人当年在与美国人作战时，就曾广泛使用挖陷阱、埋竹桩的战法，令美军士兵十分头疼。这次为了抵御中国军队的进攻，他们故伎重施，又用起了挖陷阱、埋竹桩的战法。不少中国士兵掉进陷阱，扎伤了脚。为此，中国方面紧急研制出一种防刺胶鞋。然而等这种胶鞋运到前线时为时已晚，中国已经宣布从越南撤军。
越南人在长期的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善于利用特工队偷袭对手的后方。在这次战争中，越南特工队频繁出动，给中国军队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弄得草木皆兵。某部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一支由多个分队组成的补充连在夜晚休息时，一名战士向副连长报告说：“我刚才经过一个班的宿营地，问他们是哪个班的，他们说是五班的。而我就是五班的，我们班根本就没有这些人。”他怀疑那些人是敌特工。他的话引起了副连长的警惕，副连长便时刻关注着那些人。夜深了，那些人仍未入睡，在悄声低语。这位副连长更觉得他们是敌人，于是，端起手中的冲锋枪对着那群人就是一阵狂扫……事后查明，那些都自己人，他们是另一个连的五班。由于这位副连长的鲁莽，致使那个班5人死亡，多人受伤。后来这位副连长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被判处无期徒刑。
在历时20多天的自卫反击战中，中国军队共歼灭越军一万多人，俘虏1650人。而自己也付出了牺牲6954人，伤14800多人的重大代价。尤其是战斗开始头两天的2月17、18日，伤亡高达4000人。
战争结束后，按照惯例要对牺牲的官兵给予抚恤金。由于国家太穷，最初定的抚恤标准是士兵每人发给800元，军官按不同职务分别为1000元至1500元。后来一位安徽籍阵亡士兵的父亲得知抚恤金只有800元时，拒绝接受。他说：“我儿子为国捐躯是值得的，我没有怨言。可农民卖一头猪也不止800元（他的这个说法有些夸张，当时一头猪卖不到800元，这只是个比喻）。难道我儿子的性命还抵不上一头猪吗？”这一情况反映到中央，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后来将抚恤金提高到士兵1200元，军官3000元。尽管如此，在外人看来还是少得可怜。
●战争使“文革”后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
这场战争，使本来就已是国弱民穷的中国又花去了不少钱财，为此，政府于1980年紧急发行了首期国库券，向人民借债40亿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先后与三个周边国家打过仗，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三个国家都曾与中国有过亲密关系。一个是曾被称为“老大哥”的苏联，双方于1969年在边境上有过几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一个是曾被称为友好邻邦的印度，两国在1962年发生过大规模武装冲突；第三个便是曾被形容为“同志加兄弟”的越南。在越南长达十年的抗美救国战争中，中国人民节衣缩食，克服种种困难，甚至表示“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为越南提供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援助：累计向越南派出各种支援部队32万人，其中4200人身负重伤，1100多人长眠在异乡的土地上；提供的物资援助价值超过200亿美元，其中仅军援一项就足够装备一支200万人的陆陆海空军。在中国急需外汇用于国家建设之时，还援助越南数亿美元的现汇。对苏联、东欧国家经中国转运的援越物资，则免收过境费6300万元。如果考虑到十年反美援越在时间上几乎与十年“文化大革命”相等，则中国为此付出的牺牲和代价更为巨大。尽管如此，今日的越南老百姓在谈起中国时，却没有多少感激之意。为什么？就是因为两国之间发生过那场战争。这就好比一对本来十分要好的朋友，因为一件事情撕破脸皮打了一架，即使以前两人感情再深，也难做到和好如初。中国“教训”了越南，自己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却没有达到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目的。以韩桑林为首的“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在越南军队的刺刀保护下成立了一个“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开始了它对这个国家长达12年的统治。越南军队到1989年才在联合国的压力下全部撤出柬埔寨。
●“自卫反击战”后的中、越、柬关系
中国支持的那个波尔布特，最后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红色高棉退出金边之后，进行了深刻的反省。1979年2月，柬共决定退出政府领导地位。不久，又宣布解散柬埔寨共产党，波尔布特自己也不得不宣布退休，由乔森潘出任民柬负责人，并停止搞社会主义。然而，这仍逃脱不了众叛亲离的局面。1996年8月，英萨利向柬政府投诚，西哈努克亲王签署了赦免令。此举极大地动摇了红色高棉的军心。许多人离开了根据地梅莱山，红色高棉迅速瓦解。四面楚歌的波尔布特本人于2000年病死在山中，尸体被火化。
由于中国支持红色高棉和波尔布特，得罪了柬埔寨现政权领导人，因此，目前中柬两国关系并不密切。
邓小平“教训”越南的决策，也没有得到后人的认可，在一些记录邓小平革命生涯的书籍中，如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邓小平的历程》，对这件大事只字未提。在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总结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事记（1978—1998）》所记载的大事中，也没有收录那场打得惊心动魄，带着“血染的风采”的对越反击战。但在那场战争中一败涂地的越南人却没有忽略这一历史。1998年，在那场战争20周年纪念日前后，河内的官方传媒和越军《人民军报》刊发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回忆当时有着闻名天下的“优待俘虏”政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当时的“烧杀抢掠”行为，向自己的人民播撒着仇恨的种子。
笔者曾询问参加过那场自卫反击战的一名中国士兵：“你们是否在越南有过‘烧杀抢掠行为’？”
他回答说：我们进入越南后，越南的老百姓早已跑光，杀老百姓的事是没有，但遇到了对方武装人员的顽强抵抗，双方军人死伤很多。在我们撤军时，接到上级命令，要炸毁敌方的桥梁、铁路、工厂、公路、防御工事等建筑。对于有用的物品，我们拉回了不少，光是自行车就拉了两大卡车……”
那场战争给人们留下的创伤短时间内难以弥合。
苏联革命导师列宁曾说“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而西方国家有人反唇相讥说：“你们社会主义才是战争。”这话不是没有缘由。例如，作为“社会主义老大哥”的苏联，历史上就曾多次发动侵略别国的战争。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苏联与德国遥相呼应，从东面夹击波兰，使波兰仅抵抗了一个月便战败投降。战后，苏军在卡廷地区秘密杀害了上千名被俘的波兰军官，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卡廷事件”。同一年，苏联以防止德国入侵为由，要与邻国芬兰交换一块土地，此无理要求遭拒绝后，它便发动了“苏芬战争”，出兵强占了芬兰的大片土地。1942，它以共同防御德国为由，强行吞并了立陶宛、爱沙尼亚、亚美尼亚三个小国。1958年，它出兵匈牙利；1968年，它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69年，它挑起中苏边境冲突。1980年，它出兵入侵阿富汗。再加上它支持朝鲜进攻韩国，支持越南进攻柬埔寨，故而在西方人看来，社会主义国家就爱侵略别国，就爱以大欺小，以强凌弱。
中国给予越南极大的支援，换来的却是一场恩将仇报的战争；中国也给予红色高棉很大的支援，到头来也是什么都没得到。这个教训应该好好记取了！
2、错误对待学潮酿成“六·四惨案”
邓小平的第二个重大失误是在1989年的学潮中，对爱国学生采取了错误的做法，从而造成了数千人死伤的“六·四惨案”，中国受到国际上的强烈谴责和制裁，邓小平本人在人民群众中的伟大形象也受到影响。当然，在这场学潮中，学生们也有头脑发热、言论过激、行动鲁莽等错误，但他们毕竟出发点是好的，正如在这次学潮中被撤职的总书记赵紫阳所说的那样：“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
●事件的起因及大致经过
提到“六·四事件”，还得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说起。
当时，北京大学教授方励之和妻子李淑娴多次在大专院校的公众场合演讲，向学生们灌输西方的民主和自由思想。他们的观点引起了学生的共鸣，进而引发了三年后那场遍及全国的学潮。
这场运动的第一个小高潮是在1986年的12月9日。那一天，在北京高等学校学生会的串通和号召下，全国许多城市的大学生们以纪念“一二·九运动”的名义，纷纷上街游行，打出了“争民主、争自由”的标语。邓小平认为学生们名义上是在追求所谓“民主、自由”，其实质是反对共产党，对这次运动斥之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则对学生的做法采取了默许和宽容的态度。因此，邓小平对胡耀邦纵容学生的态度十分不满，将他撤职，换上了赵紫阳。中共中央的喉舌《人民日报》于1987年1月6日发表了题为《稳定压倒一切》的社论。在一次中央高级干部会议上，邓小平语气坚决地说：“学生再有闹事的，一律开除！共产党决不培养反对共产党的大学生！”这位军人出身的老革命家，这次又拿出了他那战争年代养成的刚毅和果敢精神。然而，这次他面对的不是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军队，而是充满爱国热情的学生。邓小平的强硬态度，并没有使方励之和学生们退缩，反而越“闹”越大。到了1989年初，国内外的民主人士进一步加强沟通，出现了频繁的政治集会、联名上书、大小字报和其它活动。例如在1989年2月，方励之、陈军（中国民主联盟成员）在友谊宾馆举行了名人名家迎春联谊会。会上，方励之宣读了他的“致邓小平的一封信”。陈军也宣读了民联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的信，要求释放政治犯。由于新任总书记赵紫阳同样对这些民主人士采取默许的态度，致使运动越搞越大，以致出现了一些与当时政治形势的不和谐之音。在北京一些大学陆续出现了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量大、小字报，其中有的内容影射攻击在人民心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邓小平，有人甚至提出要邓小平退休。4月15日，被免职的前总书记胡耀邦突然病逝，使这场酝酿已久的学潮提前爆发。在治丧期间，学生组织的头头王丹等人在天安门举行集会，提出九条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有两条：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的功过是非；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学生们的要求遭到中共中央的拒绝，于是，在4月17、18日，学生们连续举行大规模游行。
●学生喊“打倒共产党”一事的由来
4月19日深夜，大批学生在中南海新华门前静坐示威者。军警们奉命赶来，强行将学生们拉上公交车带走，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一位女学生被推上车后，气愤地喊了一句“打倒共产党！”立即有几名警察冲上来企图逮捕她，被其他男同学挡住。这就是后来《人民日报》在“4·26社论”中提到的“甚至还有人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一事的由来。可以说，这位女同学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在当时的强行拉扯中，你如果心里有火，可以骂人可以打人，甚至也可以喊“打倒某某人”，但你决不能喊“打倒共产党”这样的口号。这一来，就被政府抓住了把柄，就可以认定你们静坐的目的就是反党。在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共产党有着神圣的、崇高的、不可替代的地位，谁要想推翻共产党，老百姓决不会答应。如此一来，原本同情学生的广大群众便开始转变了对学生的态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得这场运动后来被定性为“反革命”。
●《人民日报》社论成为事件催化剂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王丹、吾尔开希等三名学生代表来到大会堂门口，要求向参加追悼会的国务院总理李鹏转交他们的请愿信，被卫兵挡在了门外。政府工作人员出来对他们说，现在正是治丧期间，大家心情都很悲痛，有什么事等治丧过后再说。学生代表便以下跪的方式要求政府官员出面。他们的要求仍没有被答应。于是，王丹等人便鼓动学生说：“和平请愿，政府不理。通电全国，统一罢课！”从这时起，北京和外地许多大学相继出现罢课，学生们打着“促进民主、深化改革、清除腐败，铲除官倒”等标语上街游行，学潮进一步升级，迅速蔓延到全国。
自学潮开始以来，学生们的“闹事”，仅仅是局限于上街游行或静坐而已。经过几天的游行，形势已趋于平缓。然而就在这时，《人民日报》于4月26日发表了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社论说：“……在悼念活动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情况，极少数人借机制造谣言，指名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蛊惑群众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新华门，甚至还有人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的反动口号。在西安、长沙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这些事实表明，极少数人不是在进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不是为了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也不是有些不满发发牢骚。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这篇社论是在邓小平的授意下写的。为了平息事态的发展，李鹏于4月24日晚上召开政治局会议商讨对策。当时赵紫阳因正在朝鲜访问未出席会议。与会人员认为，当前的事态是一场在极少数人操纵和策动下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是一场动乱。会议决定成立“制止动乱小组”，力争尽快稳定局势。次日上午，李鹏向邓小平汇报了会议的决定，邓小平甚为满意，并指示说：“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要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平定下去，不然会出更大的乱子。不要怕什么国际舆论什么经济制裁。共产党人从来是什么都不怕。”有了邓小平的支持，李鹏心里更踏实了，决定对学生采取强硬态度。
学生们的爱国热情被说成是动乱，引起了广大学生的强烈不满，各地的游行抗议活动更是涌动如潮。为了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和和支持，学生们在标语中增加了“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等内容，把以前喊出的“打倒腐败政府、打倒独裁统治”等过激性口号，改成了“反官僚、反特权”、“清除腐败、铲除官倒”等各种群众赞同的口号。应该说这是一个明智之举。如果早在学潮之初就这样做，也许就不会激怒中共领导人，《人民日报》也就难以将学生的行动说成是“动乱”。学生们“闹”了一通后，各地的游行抗议渐渐平静下来。就在各地的学潮有所减弱之时，刚从朝鲜访问回国的总书记赵紫阳于5月4日在接见亚洲银行年会代表时，发表了一通与邓小平讲话和《人民日报》社论完全对立的意见。他认为“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认为学生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赵紫阳的讲话，再次鼓舞了学生们的斗志。与此同时，30多家新闻单位的数百名新闻工作者也于5月9日上街游行，递交请愿书。游行高潮再次在全国各地兴起。为了缓和形势，政府不得不与学生组织的头头进行对话。政府发言人袁木与学生组织“高等学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头头王丹、吾尔开希等人进行第一次对话。袁木在对话中代表政府向学生表示，对学生们“不会搞秋后算账”。然而，学生们又对对话的条件开出了更高的价码。他们要求，对话的对象必须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副委员长或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的官员”，每次对话“必须出具联合公告，由双方共同签字”，对话要在“政府和学生代表分别指定的地点轮流举行”，“双方人员发言每次不得超过5分钟”等等。
笔者认为，这些条件也过于苛刻了些。试想，你毕竟是一个自发成立的学生组织，政府官员能与你面对面对话，已经是够给面子了，你还提出这么多附加条件，岂不是要让政府对你俯首听命？学生们过分的要求，导致后来出现了众所周知的令人痛心的结局。
为了迫使政府接受自己的要求，学生组织从5月13日宣布开始绝食。数千学生来到天安门广场静坐。在绝食期间，北京街头成千上万的人上街游行声援学生，使得绝食学生骑虎难下，欲罢不能。首都的社会秩序也陷于一片混乱，连举世瞩目的中苏两国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与赵柴阳的会晤也受到干扰。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决定在北京地区实行戒严，将学生运动定性为“反革命”，要“坚决镇压”。
●军队用苦肉计激起民众对学生的仇恨
戒严令一开始就不顺利，奉命进京戒严的38军军长拒绝执行镇压学生的命令，结果被撤职并送上军事法庭，以抗命之罪判处8年监禁。
戒严的后果是造成了震惊中外的“六·四惨案”，数千名学生、工人和市民被打死打伤。参加戒严部队的军人死亡人数仅为15人，这当中除几名掉队士兵被群众打死外，其他人多为翻车事故死亡。那么，当年戒严部队面对手无寸铁的爱国青年学生，如何下得了狠心用冲锋枪扫射呢？原来，是戒严部队使出了苦肉计，激起了士兵对学生的仇恨。那年的5月中旬，解放军第38军奉命进京戒严时，被群众用路障挡在了郊外。学生们和老百姓还给士兵送茶送水果，亲如一家。部队领导见此情景不免忧心忡忡，担心一旦有命令下来要对学生动武，他们可能会拒不执行，必须设法离间士兵与群众的关系。随着事态的发展，部队尽管遇到了阻拦，可还是强行开进了市区。但这时士兵仍未与学生出现尖锐对立，若让士兵向学生开枪，他们可能还是下不了手。于是戒严部队决定用苦肉计来激怒士兵。
凡是看过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关于“六·四事件”的观众，应该记得当中有这样一个场面：一队军车在夜晚快速通过北京长安西街的木樨地时，一群大学生站在路边朝车队投掷石块。（以下是播音员邢志斌的解说配画面）：“……一辆军车意外熄火，停在了路上。歹徒们立刻围上去，向驾驶室内投掷石块，将驾驶员活活打死。”这一破绽百出的虚构“场面”播出后，果然立马见效，一下子激起了士兵对学生的仇恨，大家纷纷嚷着要为“死去”的战友报仇。然而，当时画面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镜头却被头脑简单的士兵忽视了：就在学生们围上去攻击那辆熄火的军车时，靠方向盘那边（车的左边）的车门曾有一瞬间迅速打开又关上。这一开一关，前后不到一秒钟。当时学生都站在汽车的右边，画面的拍摄角度也是在右边。虽然人们看不清左边的车门为何会突然一开一关，但这样一个开和关的动作足以说明一个问题——车内的驾驶员没死，否则车门怎会被迅速地开闭？这个场面播出之后，便有人对其真实性表示了质疑：如果那辆车是在距学生几十米外的地方熄的火，驾驶员完全可以立即刹车，并且有足够的时间跳车逃生；如果那辆车恰巧是在学生面前熄的火，那么它凭着每小时六七十公里行驶速度的惯性，完全可以滑行到几百米以外的地方去，远离攻击它的学生。可为什么它不远不近地正好停在了学生面前呢？就算是车辆难以控制，不得不停在学生面前，驾驶员为什么不跳车逃走，反而要坐在车内等死呢？要知道，驾驶员是个大活人而不是木头人呀。再就是那左边车门的迅速一开一关又如何解释？难道被打死的人还能打开车门？
如今，一位参加过当年戒严的退伍老兵为人们揭开了这个谜底：原来，这就是戒严部队使用的苦肉计。预先在车队要经过的了方埋伏下摄像人员，再挑选一名驾驶员故意将车停在学生面前，引诱他们来投掷石块，以便摄下他们的“暴行”。那名驾驶员将车停在学生面前后，便迅速打开车门，隐藏在车厢的左侧——这就是我们在电视画面上看到车门迅速一开一关的缘故。当然，那名驾驶员没敢跳下车，否则镜头会摄下他的双脚，那就露馅了。
还有一个证据足以证明这个镜头用的是苦肉计，那就是后来官方公布的在执行戒严任务中牺牲的15名解放军士兵中，都提到了他们的姓名、牺牲地点和经过，唯独没有提到在木樨地“牺牲”的这两名驾驶员是谁。按常理，牺牲的解放军官兵越多，越能证明学生的“暴行”。政府连因翻车事故牺牲了的士兵姓名都公布了。如果这两个驾驶员真被打死了，那牺牲者的名单里一定会有他俩。可是，官方始终无法提供这两个“牺牲者”的名字。
类似这样的苦肉计还有一些，如戒严部队故意将配有弹药的装甲车遗弃在街头，诱使学生来抢车。幼稚的学生果然上当，“开着抢来的装甲车在街头横冲直撞”（电视画面的解说词），并用车上的机枪对空鸣放。据经历过那次事件的人说：军队还派出便衣军人混入学生当中，用汽油焚烧军车。这一切，都被戒严部队的镜头偷偷拍摄下来，作为学生们搞暴乱的“罪证”。
●镇压学潮造成严重后果
出动军队对学生进行血腥镇压，造成了大批学生和市民的死伤。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其有3000多人受伤，200多人死亡。但据知情人说，死亡的人数远不止这个数字。镇压学潮使中国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六·四惨案”发生后，国际舆论普遍对中国政府进行谴责，一些西方国家还联手对中国进行制裁。
在军队的弹压下，一场席卷全国的学生运动被平息了，但人们胸中的愤怒情绪却没有平息，人们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心中的强烈不满。“六·四事件”发生后，在北京街头，老百姓将许多小玻璃瓶扔上街头，寓意着“小平（瓶）威信扫地”。
在“六·四惨案”的第二天，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中，那位深受观众喜爱的女播音员杜宪披头散发、眼含热泪地出现在全国观众面前，怀着悲痛的心情播发当天的新闻。这一场景令国人震惊，据说她的一位亲人也在这场血腥事件中丧生。此后杜宪便从电视屏幕上永久地消失了。
“六·四惨案”发生之后，全国乃至世界为之震惊。不少共产党员以退党表示抗议。中共中央则下令：凡在此时要求退党的，一律开除党籍。
在世界许多国家，华人华侨和外国友人纷纷上街游行，抗议中国政府屠杀爱国学生。就连素以“从不关心政治”著称的香港老百姓，也大批涌上街头游行抗议。
“六·四事件”第二年的忌日那天，即1990年6月4日，晚上8点整，在清华、北大的研究生楼里，所有的灯光同时熄灭，研究生们一齐敲打着脸盆，发出“噢——”的叫喊声。这些曾参加过六·四学潮的大学生们，用这种不会受到追究的方式，悼念一年前死于那次事件的战友……
●反思此次学潮的双方过错
1989年那场学潮距今已经过去20多年了。现在有必要回过头来，对那场学潮中对峙双方的对与错进行反思和重新评价：
笔者认为，这场学潮无疑是中国的广大学生继“五·四运动”之后又一次爱国的正义之举，它使中国高层领导充分认识到广大群众对腐败现状的强烈不满。在学潮平定之后，政府在反腐督廉方面制定了七条措施，可以说这是爱国学生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反腐措施。学生们反对腐败、争取民主自由的愿望是好的。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千百年封建君王统治历史的国度里，要想在短时间内一下子达到西方国家那样的民主，这种想法显然是幼稚了些。学生们在政府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表态和让步时，没有见好就收，而是被一时的得势冲昏了头脑，得寸进尺，非要让政府向自己认错妥协，甚至有极少数人错误地喊出要邓小平下台这样的口号。纵观古今中外，天底下还从来没有哪个政府愿意向民众低头。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大家“闹”了一通学潮，发泄一下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引起中央的重视，也就够了，不应再搞什么大的动作，难道非要“闹”得让共产党下台才算完？共产党人千百万人流血牺牲打下的天下，岂能轻易拱手让给他人？退一步说，如果真的让共产党下了台，谁来填补这个巨大的真空呢？让方励之、王丹等人上台？老百姓肯定不会答应。这一运动的最后结局是令人痛心的，不仅大大延缓了中国的民主进程，而且原本正在研究制定的《新闻法》也因之胎死腹中，刚刚萌发的一点舆论监督、新闻监督等民主气氛也不幸夭折。
从另一方面来看，政府在学潮越闹越凶，首都和全国许多城市秩序一片混乱，人民群众正常生活被打乱的时候，不得已而采取强硬措施，也是必要的，否则这种混乱局面不知要持续多久，只是造成的死伤过多了些。本书几名作者当年也参加过支持学生的游行队伍，也曾对政府的镇压感到愤怒。时隔多年，现在我们也认识到了当年的幼稚性和盲从性。
据参加过那次学潮的人说，他们谁也没想到军队真的会下令开枪，也没想到士兵们会狠心向学生开枪。所以一听到枪声激烈地响起，看到身边许多人鲜血飞溅，顿时脑子就懵了。如果早知道是这么个结果，他们也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多次有过学潮，但镇压学生的不管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最多是使用棍棒或高压水枪，根本没想到被称为“人民子弟兵”的解放军会用冲锋枪扫射。
看来学生们太不了解邓小平。这位军人出身的老革命家，在战争年代就以坚决果敢和铁石心肠而著称。在一部反映邓小平革命生涯的影片《挺进中原》里，有这样一组镜头，表现出他的刚毅性格：在刘邓大军刚来到大别山区时，老百姓因不了解他们的队伍，全都跑光了。警卫连一位副连长见一家店铺里无人，就进去拿了一捆粉丝和一匹布。此事被邓小平发现后，就命人将那个副连长抓起来要军法从事。不少人替那个副连长求情，但邓小平坚决地说：“这个副连长非杀不可，不然我们在大别山站不住脚！”还是将他处以死刑。
再举一个事例：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首都钢铁公司领导人管志诚犯有重大贪污罪。对于这样一个高官该不该判死刑，政法部门负责人拿不定主意，便请示邓小平。邓说：“这样的人留着他干什么？”于是，管志诚成为继建国初期被枪毙的天津市委领导刘青山、张子善之后的又一名高级官员。
还有一个事例：1983年7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大规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运动。笔者曾在一次大会上听一位省级干部传达邓小平关于开展“严打”运动的讲话。这位领导在传达中说：“邓小平同志要求各地在严打工作中要真抓关干，不能手软。……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刑事犯罪，总要依法杀一些人。……不要怕中国的人口会因此减少，中国的人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听到这里，台下的听众一阵大笑。那位省领导忙改口说：“不是原话，呵，大意是这样，不是原话。”
从上面三个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邓小平至今犹存的军人刚性血气。如果学潮中的学生们了解邓小平的这些往事，也许就不会硬跟他抗到底。
而邓小平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对待这次学潮中，存在着两个失误：
一是不该简单地认为学生上街游行要求“惩治腐败、铲除官倒”就是要反对共产党，是搞动乱。这位老革命家没有认真地思考一下：学生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为什么会对共产党没感情？退一步说，即使他们真是反党，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必定是共产党自身出了问题。邓小平有两点糊涂的认识：一是认为大学生们受共产党的培养还要反党，太没良心；二是认为是自己重新上台后恢复了高考制度，学生们才有了凭本事上大学的机会，到头来学生们竟要自己下台，太没良心。
其实邓公此言差矣。难道吃了共产党的饭，就不能对共产党的腐败现象表示不满吗？早在清朝末年，受清政府派遣到国外留学的陈天华、邹容等人，也曾举起反清的大旗。若按邓小平的说法，那些反对清政府的学生也是没良心，因为大清朝花了银子培养他们，他们反过来却要推翻清政府，实属大逆不道，也应遭到开除。笔者认为，作为国家的领导者，应该有宽广的胸襟，不应该一听到学生们对现实不满，就认为他们是“闹事”；也不应该一看到他们上街游行就要开除他们。邓小平先后任命了胡耀邦和赵紫阳两名总书记，结果这两人都因同情学生而被撤职，邓公应该从中找找原因，为什么两任总书记都与学生持同样立场？
二是《人民日报》“4·26社论”对学生运动的定性过了头。
这篇社论草率地将学生的爱国行动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要“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这样一个大帽子戴在谁头上都难以接受。如此一来，学生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再次激化。笔者认为，将这次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是邓小平的重大失误。正是由于这样的草率定性，引起了学生的强烈不满，才有了后来的天安门广场抗议静坐事件。邓公应当想一想，学生们不好好地在学校学习，为什么要到街上去“闹”？不就是因为对社会现状强烈不满嘛？自古以来，知识分子总是最激进、最有觉悟、最敢于斗争的群体，他们总是站在爱国、救国的最前列，中国近代史上的“公车上书”、“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以及1947年全国范围内的“反内战、反饥饿运动”都证明了这一点。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法制不够健全，对权力的监督和约束不够，致使官僚阶层之风逐渐盛行。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更可谓是贪官遍地，官倒成风。纵观西方一些国家，由于法律制度健全，监督和惩处措施得力，政府官员大多不敢贪，不能贪，不愿贪。又由于他们的民主健全，因此官员们不可能享受规章制度之外的特权。这里举一个例子：上世纪90年代的一天，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出访前临时决定理个发，其座机推迟了起飞时间。由于总统专机占用了跑道，导致其它客机不能正常起降。事后美国报纸对总统的这一事情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克林顿本人不得不为此事向民众道歉。再比如在中国的邻邦韩国，1993年新总统金泳三上台后，便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腐倡廉运动，将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以叛乱、内乱罪和受贿罪起诉，将他们送进了监狱。象这样的事情，在中国不仅不可能发生，而且也是让老百姓难以想象的。众所周知，当年毛泽东的专列出行时，所有的旅客列车包括特快列车都得为它让道。平民百姓为领导人的专车让道，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在中国，没有哪家报纸敢对国家领导人的错误行为提出批评，更别说是因为理发耽误别的飞机起飞这样的芝麻小事了。因此，学生们出于爱国之心，出于对官僚腐败现象的憎恶之情，希望能在中国出现象西方国家那样的民主和自由，希望能改变中国的现状，并为达此目的而引发了学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应该动不动就给他们扣上“动乱”的帽子。邓小平曾说自己是一个革命者，他也曾领导过百色起义，他参加革命和领导起义是为了什么？不也是为了用暴力推翻旧中国的腐朽统治，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吗？这在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看来，他不仅是在制造动乱，简直就是犯上作乱，应该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乱”的制造者。但是当有人对他领导下的中国现状表现出不满时，他却不能容忍了。这不能不说是他辉煌革命生涯中的一个败笔。
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官方对那场学潮的定性已从当年的“动乱”、“反革命暴乱”改成了“政治风波”。笔者相信，终归有那么一天，中共中央会对“六·四事件”有一个公正的、令人信服的重新评价，一定会还爱国学生一个政治清白。
3、对“高、饶事件”的错误处理
前面说过，“高饶反党联盟案件”应该算是一起错案，属于轻罪重判。这起案件因与邓小平本人有直接关系，所以他重新复出后，几乎给建国以来所有的冤假错案平反，唯独不肯为“高饶反党”一案平反。这是他的又一失误。
高岗四处活动，企图拱倒刘少奇，给自己争一个党的副主席位子，这种做法确实欠妥。邓小平作为党的总书记，面对高岗的游说和拉拢，有责任对他进行批评和劝阻。然而邓公没有这样做，却向毛泽东告了密。这种做法在当今年代被人称作“打小报告”，或者说是“背地给人穿小鞋”。说直率些，是有着“卖友求荣”之嫌。在邓小平的历史上，他自己也有过与高岗类似的行为。1981年4月，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出访朝鲜时，邓小平趁机四下活动，联络了叶剑英、陈云、李先念、邓颖超等人，把华国锋拱了下去，自己取而代之。他这样做不是与高岗如出一辙吗？人家高岗只是争个党的副主席，而邓小平却取代了华国锋，成为新中国的第二代最高领导人。如果说高岗想拱倒刘少奇就算“反党”，那邓小平自己伙同他人拱倒了华国锋又该算作什么呢？
笔者认为，对高岗和饶漱石两人所犯错误和处理，应该是给予党纪处分，最多是降职使用。然而毛泽东却把他们定为“反党联盟”，不仅开除了党籍，还关进了监狱。这实属轻罪重罚。高岗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亲手创建了陕甘革命根据地，才使长征中走投无路的红军三个方面军有了立足之地。在解放战争中，又和林彪等人一起，为解放东北做出了重大贡献。抗美援朝时期，更是为支援前线而禅精竭虑，呕心沥血。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曾赞扬说：抗美援朝战争后勤工作做得好，有两个人出了很大的力，在朝鲜战场是洪学智，在国内则是高岗。建国后，高岗任东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工作干得十分出色。连斯大林都认为高岗是个杰出人才。这样的人说他是“反党”，恐怕连小学生都不会相信。
由于“高饶”一案是邓小平揭发出来的，因此他不愿给高、饶二人平反，这不能不令人遗憾。中共中央曾在1980年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反对某个同志的某个意见，不等于反对这个人；反对某个机关的某个同志，不等于反对这个组织，不等于反领导，更不等于反党。”根据这个规定，高、饶二人即便是反对刘少奇，也不应看作是反对中央，更不能说他们是反党。《准则》还要求：“建国以来的冤案、假案、错案，不管是哪一级组织、哪一个领导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一切不实之词必须推倒。”笔者认为：根据这样的要求，重新给“高饶事件”定性，应该很有必要。
4、对外政策中的偏袒立场
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在对外关系的立场上，在事实上一直遵循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当大国与小国发生冲突时，站在小国一边；当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冲突时，站在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当多数国家与少数国家发生冲突时，站在多数国家一边。而不管那些小国、社会主义国家和多数国家在冲突中对错与否。像这样偏袒一方的事例曾发生过多次。
1950年，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入侵韩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谴责朝鲜，并派出联合国军惩罚金日成，中国却派出志愿军抗美援朝，与联合国军对着干，因为它与朝鲜同属社会主义阵营。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色列与中东地区多个阿拉伯国家发生了多次战争，虽然是阿拉伯国家首先向以色列发动进攻，但中国一直站在阿拉伯人一边，因为阿拉伯国家占多数。以色列自建国以来，始终表示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并且在联合国每次表决恢复北京席位问题时，总是投赞成票，但中国一直不领情。直到埃及率先与以色列和解，中国才与以色列建交。
1962年，苏联偷运导弹进入古巴，被美国发现后，引起加勒比海危机，美国对古巴进行封锁。中国与古巴同属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中国坚决支持古巴，并以高价购买古巴的红砂糖作为经济援助。此次危机最终以苏联撤出导弹而结束。
1975年，印度尼西亚群岛的一个自治省东帝汶闹起了独立。印尼政府派兵镇压，中国政府对印尼强烈谴责，因为中国向来支持国外人民闹独立。此举引起了印尼的不满，该国驻联合国代表在安理会上指责中国说：“在50年代初，你们自己在朝鲜就有一百多万军队，现在却来批评别人！”
1976年，毛泽东去世。中国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上台，他继续执行毛泽东以往那种站在小国、弱国、多国一边的对外政策。
1982年，阿根廷与英国为南大西洋的马尔维纳斯群岛发生冲突。按照国际上“先占为主”的通行惯例，英国人在岛上早就派有驻军，因此该岛主权应属于英国。最初美国的立场是中立，但很快里根总统便改口说：“阿根廷对马岛的占领是侵略，美国决不容忍这种侵略。”宣布支持英军收复马岛。但是，中国外交部在给英国的声明中却说：“鉴于中国在第三世界的一贯立场，中国不能支持英国收复马岛的行动。”而中国舆论则明显偏袒阿根廷一方。中国政府只坚持一贯站在弱小国家一边的立场，却无视国际惯例，不分谁是侵略者，谁是被侵略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支持了侵略行为。
1991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中国虽然反对伊拉克的入侵，但在安理会通过决议要用武力驱逐伊拉克时，中国投了弃权票，理由是不赞成使用武力。有外国评论说：“中国自己曾在1962年和1979年分别对印度和越南使用了武力，不知为什么又声称不赞成对伊拉克使用武力，其实中国投弃权票的真正原因是1950年中国曾与联合国惩罚朝鲜的决议对抗，如果这次投了赞成票，就等于否定了自己当年的抗美援朝。”中国在大是大非面前，来了一次和稀泥，在同一类性质的两件事情上，先后采取的是两种不同的态度。
1997年，邓小平逝世。接班人江泽民继续奉行邓小平的外交政策。两年后，与中国长期友好的欧洲国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盟（简称南联盟）发生了“科索沃独立事件”。这个共和国90%是阿尔巴尼亚族人，与当地的塞尔维亚族人长期存在着民族矛盾，一直希望从南联盟中独立出去，与阿尔巴尼亚合并。阿族人民还成立了“科索沃解放军”，为争取独立进行着军事斗争。为了阻止科索沃的独立，南联盟派出军队进行镇压，造成了阿族人的大批死亡。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要求南联盟与科索沃阿族人都回到谈判桌上，此要求被南联盟拒绝。美国威胁说如果南联盟拒绝谈判，就要求安理会对其实行武力制裁。因为中国与南联盟同属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中国表示，如果安理会就制裁一事进行表决将投票反对。于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干脆绕开安理会，直接对南联盟进行轰炸。
北约的轰炸从1999年3月中旬开始，力量对比悬殊的南联盟几无还手之力。特别是美国的F—117隐形轰炸机，在战场上可谓大出风头，由于对方的雷达无法发现其踪迹，它因此在南联盟国土上如入无人之境，许多军事目标被摧毁，自己却毫发无损。
然而好景不长，一架F—117隐形战机在南联盟国土上被击落，这也是此类飞机问世以后在战场上首遭败绩。这一战果大大鼓舞了南联盟军民的士气，也令美国军方大为震惊，因为这意味着此类战机今后将成为对方的空中靶子。据知情人向笔者透露，这其实是中国人的功劳，是中国人暗地里帮助南联盟击落了美国的隐形飞机。中国军方经过改进的旧式米波雷达与新式的厘米波雷达配合使用，从理论上说可以发现隐形飞机，这也就意味着它能够引导导弹击落这种飞机。但这种改进的雷达未经过实战的检验，是否真的有效还是个未知数。于是中国人将此武器秘密运进南联盟做试验。
试验取得了成功。然而无孔不入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很快发现此事是中国人干的，于是，美国总统克林顿决定对中国进行报复。
1999年5月7日，一架B—2隐形轰炸机从美国本土出发，经过长途奔袭，于当地凌晨时间3点来到贝尔格莱德上空，向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发射了4枚导弹，使馆办公大楼被完全炸毁，正在办公楼内工作的三名记者被当场炸死。其中有一枚重磅钻地弹，从使馆宿舍5层楼顶一直穿透到地下室。由于美国只想给中国一个警告，不想伤害使馆人员，因此这枚钻地弹没有安装爆炸引信，不然的话，使馆人员将全部葬身于废墟之下。美国之所以要选择在凌晨轰炸，也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在这个时间里，使馆人员应该都已回宿舍入睡，办公楼内不会有人，却没料到有三名记者仍在埋头工作中。
事后，美国以“使用了旧地图”为借口，推卸轰炸中国使馆的责任。克林顿总统向中国表示道歉，并向三名死者家属支付了300多万美元的赔偿，另向中国使馆赔偿4300万美元财产损失。美国的轰炸引发的中国老百姓的强烈抗议，许多美国驻华企业如麦当劳、肯德基餐厅被砸毁，中国也因此向美国赔偿了460万美元。
事后有人说，中国人的这次与美国人的暗中较量，面子丢大了。
5、翻历史旧账使中梵未能建交
梵蒂冈，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面积仅为0·44平方公里，人口不到一千，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城内，国土上唯一的建筑是一座大教堂。由于它是天主教皇所在地，因此又是影响力极大的国家，也是欧洲唯一没有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梵蒂冈曾希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中国也有这个意向。然而就在上世纪90年代，天主教皇为了纪念长期以来在各地传教活动中殉职的传教士，搞了一个“封圣”活动。在那些被封为“圣人”的传教士中，有120人是在中国殉职的，其中既有在广西被当地县衙斩首的马赖神甫，也有在“义和团运动”中的86名死亡者。此事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中国宗教协会和外交部门向梵蒂冈提出了抗议。中国方面认为，那些传教士是在鸦片战争中跟着侵略军来到中国的，当年的传教就是侵略活动的一部分，侵略军为传教士活动铺平了道路，而传教士又是外国侵略军的向导和工具。大量事实说明，历史上外国传教士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为其收集情报、出谋划策，参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并享有不平等条约赋与的种种特权。传教士到中国来以战胜者、特权者的姿态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他们抢劫奸淫、草菅人命、霸占土地、包揽词讼，做尽了坏事。正因为教会势力已经成为长在中国社会身上的毒瘤，经常有民教冲突爆发，所以19世纪下半叶教案斗争的本质是侵略势力与反抗势力的矛盾，是中国人民爱国主义意识的初步觉醒，而义和团运动是这种矛盾斗争的高潮。要说杀人，传教士才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梵蒂冈为他们涂脂抹粉，封他们为“圣人”，是故意向中国人民挑衅、示威。
由于中国的强烈抗议，中梵两国建交之事因此流产。
对中国政府的这一做法，笔者并不完全赞同。到东方国家的传教士中，应该说绝大多数是正直、善良的。在传教活动中，传教士们都是单独外出活动，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让他们抢劫奸淫，为非作歹，恐怕借他个胆子也不敢。当然，其中也可能有胆大妄为者，但毕竟只是极个别人，我们不应以偏概全。就拿那位在广西被杀的法籍传教士马神甫来说，他的中国教徒犯了罪，并不等于他也犯了罪，但他也被一起杀头，实属轻罪重判。客观地说，多数的传教士在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传播西方文明和先进科学技术方面还是做出了贡献。清朝末年的义和团运动，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把一切外国人都视为坏人，盲目地喊出“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的口号，不分男女老少，见外国侨民就杀，甚至干出了攻打外国使馆的蠢事，以致给“八国联军”入侵中国造成了借口。当年许多传教士，就是在义和团这种极端仇外的鲁莽行动丧命的。对于那场运动，中国自己的历史学家也持反对态度。中国方面认为那些被杀的“传教士才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这仅是主观猜想而已，时隔一百多年，当年的目击者、知情者早已作古，孰是孰非难以说清。另一方面，对于已经过去百年的历史问题，不应让它长期成为中国与其它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障碍。近代中国屡遭列强蹂躏，有些西方国家甚至不只一次侵略过中国。若翻历史旧账，中国就不可能与这些国家建交。在一些不会对中国造成重大损害的枝节问题上，应将它暂时搁置起来或绕开。例如，中国在与美国建交时，美方提出要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中国当然不希望美方这样做。但为了实现中美建交这个大目标，中国对美国售台武器上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同样，为了促使梵蒂冈与台湾断绝“外交”，邓小平如果明智的话，也应采取这种态度。中共方面若为这陈年旧事与一个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国家闹僵，实在是因小失大。
6、最大失误是未解决权力监督和制衡问题
邓小平重新复出以后，积极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使国民经济突飞猛进，人民生活水平日新月异。对于邓小平的丰功伟绩，世人有目共睹，有口皆碑。
笔者认为，在邓小平诸多的英明决策中，也有过多次失误。他的最大失误，是没有解决好对各级官员特别是对最高领导人的权力监督和制衡问题。
在今日的中国大陆，官场腐败现象日趋泛滥，各种不正之风逐渐盛行，如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敲诈勒索、损公肥私等等。导致贪官太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有力和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舆论监督。而舆论不敢监督的原因是《新闻法》迟迟不能出台。邓小平自己曾经说过：“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见《邓小平文选》134页）。”尽管邓小平意识到人民的声音很重要，但他说的与做的却大相径庭。上世纪80年代末，全国人大委员会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制定一部《新闻法》，不幸的是在1989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正在酝酿中的《新闻法》胎死腹中，其原因是当时出现了错误的舆论导向，从而引发了这次事件。邓小平担心若是敞开言论，会再次引发全国性的学潮，所以于一直不允许新闻法出台。
笔者认为，邓小平的做法既是因噎废食，更是杞人忧天。1989年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人参加学潮，正是因为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包括舆论监督）和制衡机制，使贪官污吏们得以恣意妄为，进而导致“官倒”泛滥，腐败横行，才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可以说，只有身上有污点的人才不愿看到新闻法出台。天底下没有哪个记者生来喜欢得罪人，也没有哪家报纸生来喜欢批评别人。如果社会上有不满的声音，那就说明是政府的工作有不足之处，政府官员就应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早些年香港的报纸经常骂共产党，近年来，内地的形势越来越好，这种骂声也随之减少，而且赞扬声越来越多。这表明只要政府的工作做得好，公众舆论赞扬还嫌不够，怎么会有“错误导向”？国家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如果连批评政府的话都不能说，言论自由又从何谈起？中共中央不应当把批评报道视为洪水猛兽，而应把它当成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助推器”。
由于没有法律撑腰，许多新闻媒体和记者不敢大胆揭露社会上的丑恶面和阴暗面，这也就更加助长了各种不正之风，使一些贪官污吏敢于胡作非为。当年国民党政权就是因为腐败才被共产党人赶出了大陆。如今共产党自己也出现了腐败，如不及早遏制，则有可能重蹈覆辙。令人忧虑的是，如今共产党内各级领导干部的廉洁仅仅是靠自觉而不是制度，这种靠觉悟产生的廉洁能有多大、多久的约束力呢？虽然中共现任领导人胡锦涛自己能够做到清正廉洁，但他恐怕不能保证他的下一任、下下一任也能像他一样洁身自律。笔者认为，必须要有一套法律制度来监管各级领导（包括中央最高领导），任何人都必须在法律制度和舆论监督之下。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不变色。
事实证明，一个国家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程度总是与该国的言论自由程度密切相关。老百姓的言论充分自由，能够批评政府，政府就会少犯错误，反之就会走弯路。中国之所以会出现“十年浩劫”的悲剧，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老百姓没有言论自由，新闻媒体不能进行舆论监督，人们不能批评中央领导人的错误行为。笔者曾去过在岛国新加坡。在那个国家，老百姓说起他们的前总统李光耀来，无不引以为自豪。李光耀不仅使国家走向了富强，还制定出一套严厉的廉政制度，使官员们不敢贪污受贿，不敢胡作非为。在西方国家里，经常能见到新闻媒体披露或批评政府官员丑陋行为的报道，他们的记者被称之为“无冕之王”。而在中国，则鲜有这样的事情。尽管也揪出过一些贪官，但都是由于他们劣迹太多难以遮掩而暴露，并不是媒体的功劳。因此在中国有人戏谑地说：“外国的报纸是批评政府的，中国的报纸是赞扬政府的；外国的官员怕记者，中国的官员爱记者……”连台湾的报纸长期以来一直都可以批评他们的官僚政要，在这方面，邓小平的气度和胆识还不如蒋经国。
与对权力监督同样重要的是对权力的制衡。为了防止权力被滥用，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借鉴分权原则和“以权制权”的原则，以保障人民对国家的管理权力和根本利益不受侵害。正如邓小平所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邓小平文选292页）长期以来，中共中央对此缺乏足够的认识，体现在权力机构的设置上，就是决策、行政机构等职能部门过强过大，监督、检查机构则过于薄弱，甚至流于形式。这种状况破坏了权力结构中各部分的协调和平衡。失去了制衡机制的权力结构，造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上的“开环”状态，各种特权现象、官僚主义、以权谋私因此而源源不断地大量产生。一个领导一切的政党，一个掌握巨大权力的领导者，一旦失去了强有力的、具体切实的监督和制衡，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危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进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依靠毛泽东个人的权力和威望才得以实现的。而这种不正常的权力，正是没有监督和制衡机制的产物。
对权力的制衡问题，邓小平在世时没有解决；他的接班人江泽民也没有解决。但愿有朝一日中国继任的领导人能认识到这个问题，早日解决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问题。如是，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附篇：本书作者写给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恳请信
总书记同志：您好。
我们是几名忧国忧民的老党员，用了多年时间写出了这本书，总结了毛泽东和邓小平一生中的重大失误和过错。我们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要否定毛泽东和他的继承人，而是因为他们的一个失误，就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而他们之所以产生的过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中国内地缺少像国外那样的舆论监督。我们眼看着目前社会上各种歪风邪气盛行，而新闻媒体却不敢也不能对此进行大胆的揭露和批评，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向您进一言，那就是：党中央不应当害怕群众批评，应该敞开言路，欢迎舆论监督，真正做到言论自由，新闻自由。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突飞猛进，人民生活水平日新月异。特别是您执政以来，更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如在全国免征农业税，为军队官兵大幅加薪，为城乡贫困人员建立最低生活保障，为广大农民工维护合法权益……您的丰功伟绩可谓人人称颂，有口皆碑。当今之中国之盛世，堪称二十一世纪的“开元”和“康乾”。然而美中不足的是，时下官场腐败益甚，种种不正之风盛行，如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敲诈勒索，损公肥私等等。百姓们不满地拿吴官正和尉建行两位中央领导的名字作比喻，说如今是“做官无（吴）官正，反腐未见行（尉建行）”。我们认为，贪官太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有力和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舆论监督，而舆论不敢监督的原因是新闻法迟迟不能出台。由于没有法律撑腰，许多新闻媒体和记者不敢大胆揭露社会上的假丑恶和阴暗面，这也更加助长了各种不正之风，使一些贪官污吏敢于胡作非为。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担忧和愤慨。陈云同志曾说过“腐败将会亡党亡国”。当年国民党政权就是因为腐败才被赶出了大陆。如果我们共产党人不及早遏制腐败，则有可能会重蹈国民党的覆辙。令人忧虑的是，如今各级领导特别是中央领导干部的廉洁仅仅是靠自觉而不是靠制度，这种靠自觉产生的廉洁能有多大多久的约束力呢？虽然您现在自己做到了清正廉洁，但您能保证您的下一任、下下一任也能像您一样洁身自律吗？我们认为，必须要有一套法律制度来监管各级领导（包括中央最高领导），任何人都必须在法律和制度和舆论的监督之下。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不变色。事实证明，一个国家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程度总是与该国的言论自由程度密切相关。老百姓的言论充分自由，能够批评政府，政府就会少犯错误，反之就会走弯路。中国之所以会出现“文革”悲剧，原因之一就是群众没有言论自由，新闻媒体不能进行舆论监督，人们不能批评中央领导人的错误做法。在岛国新加坡，老百姓说起他们的前总统李光耀来，无不引以为自豪。李光耀不仅使国家走向了富强，还制定了一套严厉的廉政制度（包括舆论监督），使官员们不敢贪污受贿，不敢胡作非为。在西方国家里，经常能见到闻媒体披露或批评政府官员丑陋行为的报道，他们的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而在我们国家里，则鲜有这样的事情。尽管揪出过极少数的大贪官，但都是他们因劣迹太多难以遮掩，而不是媒体的功劳。因此有人戏谑说：“外国的报纸是批评政府的，中国的报纸是表扬政府的；外国的官员怕记者，中国的官员爱记者……”连台湾的报纸都可以批评他们的政要，难道我们共产党人还不如人家国民党吗？
据说党中央不允许新闻法出台，是担心再次发生1989年那样引发全国性学潮的“错误舆论导向”。这既是因噎废食，更是杞人忧天。当时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人参加学潮，正是因为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包括舆论监督），使贪官污吏们得以恣意妄为，进而导致“官倒”泛滥，腐败横行，才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可以说，只有身上有污点的人才害怕舆论监督，才不愿让新闻法出台。天底下没有哪个记者生来喜欢得罪人，也没有哪家报纸生来喜欢批评别人。如果社会上有不满的声音，那便是说明政府部门的工作有不足之处，政府官员就应当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早些年香港某些报纸爱骂共产党，近年来，内地的形势越来越好，这种骂声也随之越来越少，相反的是赞扬声越来越多。这表明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得好，公众舆论赞扬还嫌不够，怎么会有“错误导向”？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如果连批评政府的话都不能说，言论自由又从何谈起？毛主席说得好：“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我们请求您允许新闻法出台，使新闻媒体能够大胆进行舆论监督，使官员的行为受到约束，使各种歪风得到纠正。如能这样，则是您为国家为百姓又做了一件名传千古的大好事！
顺祝政安！
几名老共产党员
参考书目：
《志愿军战俘纪事》、《井冈双雄——袁文才、王佐传》、《蜜月的结束——毛泽东赫鲁晓夫决裂前后》、《贺子珍传》、《沉冤昭雪》、《人民的审判》、《十年“文革”史》、《大动乱年代》、《徐向前元帅回忆录》、《聂荣臻元帅回忆录》、《龙困——贺龙元帅的悲惨晚年》《彭德怀自述》、《彭德怀传》、《红墙纪事》、《杨成武将军回忆录》、《杨尚昆回忆录》、《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悲剧》、《决定命运的28天》、《薄一波回忆录》、《抗美援朝纪事》、《伟人毛泽东》、《伟人周恩来》、《我的父亲邓小平》、《江青传》、《红都女皇》、《林彪传记》、《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毛泽东的五大秘书》、《胡乔木回忆录》、《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九·一三事件纪实》、《我差点成了林彪的儿媳——张宁回忆录》、《中南海内幕》、《大将罗瑞卿》、《洪学智将军回忆录》、《薄一波回忆录》、《赫鲁晓夫回忆录》、《论共产党员修养》等，以及大量的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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