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投入水中的一枚石子
2014年01月17日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刘炎迅
她老而弥坚，不盲从不妄为，坚持着以常识论道，以理性立言，在当下纷繁的舆论场，保留着独立、坚守和担当
本刊记者/刘炎迅
资中筠的头发花白了，蓬松自然卷曲，但看得出经过细心的打理，虽然83岁，但谈到一些往事和学问中的细节，她几乎是脱口而出。
她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入学时还是民国，毕业那年，已经改天换地，18岁的女青年，她迅速适应着新的一切。因为机缘巧合，她被选入外事系统，后来又调入中国社科院参与组建美国研究所，随后担任所长一职至退休。那些年，她和研究欧洲史的爱人陈乐民先生，各自发表了很多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和观点，成为一对全国知名的学术伉俪。
老伴儿陈乐民2008年去世后，资中筠便一个人生活。她住在北京南三环内一个老社区，喜欢简单平静的生活，但有时不免受邀参加各种活动。她更广泛地关注社会问题，2013年12月，她的两本新书《美国十讲》和《老生常谈》出版，前者侧重于史实，后者侧重于观点，一以贯之她多年来以常识论道、以理性立言的品格。
“少数的花果”
门前换鞋的地方，摆着一些书，还有挂件，透着主人的细心和生活的小趣味，客厅铺着浅黄色木地板，靠墙放着两排书架，放着些家庭照片，以及各家媒体颁发给老人的证书和年度奖状。
资中筠说话不疾不徐，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美国十讲》是她去年的一个系列视频的合集，在修改过程中，她反复翻看美国制宪会议的记录，逐渐明确“美国是一个谈出来的国家”。
“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所以觉得美国独立战争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其实不然，美国的独立战争，最初的起因是“抗税”，后来因英国态度强硬独立派才占上风，13个邦联合起来在1776年打败英国，宣布独立，还是分散各自为政。过了11年之后，各邦代表才坐在一起开会，讨论要不要一个统一的国家以及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于是就有了“联邦制宪会议”通过一部宪法，建立了一个国家。“美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不是像秦始皇那样用武力灭六国，然后统一中国。不是这样的。这13个邦不是谁把谁打败了，从根本上讲，他们的观念和立国之本就是和我们不一样的。”
资中筠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谈出来的国家和打出来的国家和法治的关系》，她说：“谈出来的国家一般是法治，”美国这样多民族多移民多宗教信仰和语言的国家，“凝聚在一起就凭一部宪法，只要美国公民承认这部宪法，你保留什么生活方式、文化、信仰都可以。”
另一本新书《老生常谈》，则是她近几年对各种社会问题的发声，“题材庞杂，东拉西扯，”谈到了人治和法治，公民教育，国家观，以及社会良知等等。
比如国家观。她提到了一句话，大意是，国家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最终的目的是保障广大民众的权利和生活。
资中筠说，写文章讲话，见识深浅固然重要，但最基本的一是事实，二是逻辑。她说她写作、讲话，只对事、对观点，不对人。可她心目中辩论的对象往往是连事实都不承认，以谎言为依据的，或是不符合逻辑、偷换概念。
“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缺乏担当的精神。中国古代士的精神，已经很少很少了，犹如花果飘零。资先生是少数的花果之一。”学者马立诚说，有两句诗送给资中筠先生最为合适：“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学者刘瑜说，她以前读到过一句话：“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的程度，可以去观察这个社会里面有多少优雅的老太太……资先生我觉得是优雅老太太的典范。”
“不过是年长几岁而已”
摄影师拍照的间隙，资先生还张罗着泡茶，她的声音缓缓的，语调也正合适。
很多人尊称她为先生，她很认真地解释说，其实“先生”一词，在她小的时候，主要称呼两种人，分别是“老师”和“医生”，不分男女，说明这两个行当最受尊敬，后来用来尊称有学识教养的长辈。她笑得很谦虚，“这些年看了些书，写过些文章，忝列学人，不过年长几岁而已”。
资中筠1930年生于上海，“我上小学的时候，在抗日战争之前，课程中专门有公民课，包括不随地吐痰、对人要有礼貌、不随地扔垃圾、过马路要看红绿灯，等等，就是从小要有遵守社会公德的观念。因为这些不是你的单纯的自由，而是可能危害到别人的健康和安全。大家都得有规矩，公民社会就是一个有规矩的社会。”资中筠说，“公民”对立面是“臣民”，前者是“citizen”，有规矩、守法治，后者是“subject”，不独立、少有法治精神。
1947年从天津耀华中学毕业后，她考入了燕京大学数学系，后来转外文系。次年，她通过转学考试，从大学二年级起转入清华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
从清华毕业时，已是新中国。在冷战背景下，苏联带头成立“世界和平理事会”，中国也相应成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具有英法双语能力的资中筠，被调入这个机构。
在“和大”，资中筠的工作主要是翻译来往信件，陪同中国代表团参加与和平相关的国际会议，陪同来访的外国客人到北京或中国的其他地方访问等。
那是1949年，资中筠18岁，她坦言那时自己很诚实，也容易“犯傻”，比如说那个时候要坦白思想，很多人都保留点不说，“我是向组织坦白一切，比如说‘三反’‘五反’时，把父母的家信全部交出来。”
“你大概看过《牛虻》，他真的是去向神父坦白，他完全相信神父，结果客观上出卖了革命，出卖了他的朋友。”资中筠说，她后来常常想到牛虻，还好，没有亲朋因她“交代”而受害，因为母亲的信基本上没有一句出格的。“假如有的话我也等于出卖她了。”
文革中，资中筠进了“五七干校”。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她被召回北京，在对外友协美洲与大洋洲处（简称“美大处”）工作。起初是美国组的组长，后来是美大处副处长，做对外翻译和接待工作。多年后，资中筠说，自己总被说成是领袖身边的翻译，她觉得有必要郑重说明，她不是专职为领导人翻译，“在我所处的年月，工作秩序还比较正常，因工作需要，为各种人做过翻译，从国家最高领导人到各单位各级接待外宾的人员都有，无论为谁翻译，只是一项普通的工作，就是用其一技之长。”
在对外友协那几年，正逢中美关系解冻，美国民间人士开始频繁来访，她“有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机会接触到美国社会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各色人物，从后来任总统的杰拉尔德・福特（他第一次来华访问时的身份还是国会多数党的领袖）到失业工人、右派资本家、自称‘毛主义者’和激进的黑人民权斗士都有”。在没有机会访问美国的情况下，这些感性的经验对以后研究美国无形中有很大帮助。
学者主要是帮助公众知情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之后，兢兢业业做小公务员，在没完没了的长期‘思想改造’中曾经觉得读书无用反而有害，大好光阴虚掷。”1980年，50岁的资中筠厌倦了“迎来送往”的工作，当时她生了一场病，于是就以身体不好为由，主动申请调到外交部下属的国际问题研究所。
“随着阅历的增加，我心中不以为然而又必须照上级意思办的情况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不能忍受。”资中筠说，她生病动手术、打麻药之际，忽然有个想法：“如果一病不起的话，我有什么遗憾？”结果她发现连没有做完的事情都没有，甚至不能说“赍志以没”，她觉得太遗憾了，觉得应当做一点符合自己特点、有长远意义的事情。
一个偶然的机会，资中筠到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当副所长。当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研究机构相对说来上下级关系不那么森严，她希望因此获得一点独立思考的空间。
1980年代早期，“智库”这个词刚刚被从美国引入中国，许多学者想到能够为政策制定者出谋划策都十分兴奋，因为这是自古以来中国士大夫文化的传统之一。但资中筠属于少数派，她不认为中国的学者能够对政策制定产生多大影响力，即便正值“改革开放”。“我认为学者在中国的主要功能是帮助公众知情，从长远看，公众也许反过来会对决策圈子有某种正面的影响。”她把这种影响称为“涟漪效应”，熟悉资中筠的人都觉得，“她像那枚投入水中的石子”。
资中筠一直认为，既然要做学术研究，就得甘于寂寞。《冷眼向洋》是资中筠很看重的一部书，也是她多年磨一剑的成果，“我的切入点是从人类的两大基本诉求――发展和平等出发，看一个国家、一个制度如何在二者之间找到平稳发展的途径。美国在不断产生尖锐社会矛盾的同时，又能找到渐进改良缓和矛盾的途径，其制度具有很强的自我纠错能力。”
资中筠时刻显示出老先生的严谨，在更早出版的另一本学术著作《战后美国外交史》时，她要做索引，出版社不肯花这个力气，她就找了一位年轻人做助手，亲自做。“国际上学术著作索引是惯例，而中国至今不普遍，这是很大缺陷。”她说，后来第一本书再版（即《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以及《散财之道》一版、再版，都在她坚持下做了索引。
退休后，欲罢不能
1996年，资中筠从美国所退休。“我开始返回自我，受到外界的禁锢越来越少。思想进一步解放，说真话的可能性和欲望都增大了。”她坦言，就个人的兴趣而言，她总是很想能够平静一下。“当然，处于目前的社会状况下，我觉得风花雪月已经太奢侈了，但确实是有很多我很喜欢看的书没有时间看。”
“现在就像我讲得好像有点欲罢不能了，有些事情触动了以后我非常愤慨，就想要说。”又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活动，邀请她去讲话，她就这样被推进了舆论场。她举例说，此前写了一本研究美国公益基金会的书，本来是作为研究美国社会的一个阶段成果出版，结果被卷进了中国的慈善事业圈子里。那本书对中国刚刚起步的公益事业产生的影响始料未及，直到最近，一位发起创办阿拉善基金会的企业家还对她说，他是受了《散财之道》的启发。
她说起自己在《美国十讲》里写到小罗斯福新政，“提出新四大自由，其中两个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一个是民生，一个是进一步加强民权，这个很重要也。假若，一些努力以和平、温和的方式推动社会改良的人，得不到正常途径的表达和沟通，“如果把中间的、健康的、理智的力量都封杀了，剩下的只有看似沉默的愚民，社会就危险了。”
对于舆论中热议的道德滑坡问题，资中筠的看法是，例如食品安全问题，如果不能用法律严加治理，使那些往食品或药品中掺毒的商人和与之勾结的贪官得到严惩，那么那些有道德、守规矩的同行只能因竞争不过而破产。“道德当然重要，但是当前的关键是制度问题。正如邓小平说过的，一个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成好人，一个坏的制度使好人变成坏人。”
资中筠的诸多发言，也引起一些不满。有人说“她是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的人”，指她过于理想主义，不切实际。她说，这是由于“我反对很多一些现在大家已习以为常的但其实是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做法。如果大家都以‘现实’为名与各种潜规则同流合污，那么全民族都会堕落”。
也有很多人称赞她有勇气，比如学者余世存说：“她的文字和人格尊严，传承了我们中国文化的立法者们称道的文明精神：自作元命。”作家阎连科甚至说：“她又常常让我觉得自己不仅是没有读过几本书的人，而且是一个连精神上都有腰间盘突出症的严重患者，是一代‘腰痛作家’中的一个。”
资中筠则笑言：“只是说说话，算不得勇气。我太老了，没有行动能力，对谁也构不成威胁。但是我还是更佩服那些能够起而行，在艰难中甚至冒着风险为社会切实做出贡献的人。”
资中筠：中国力量被夸大 利令智昏肉食者鄙2013年12月14日
资中筠认为，中国过去三十年经济增长令人瞩目，但中国的力量被夸大了。被外国夸大，也被中国自己夸大。在媒体煽动下，民众也产生了虚骄之气。比起别的国家，中国的发展并不是很突出。如果中国历史上不走那么多弯路，早就比现在更强了。
资中筠说，她想送在位者两句话：一句是“利令智昏”，另一句是“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这两句都是贬义的，但当权者平衡各种利益，就会对真正的问题看不清。不考虑长远利益，只考虑狭隘短视的利益。我建议在位者和民间要互动，从民间吸取了令头脑清醒的意见。
资中筠：中国模式不可持续 美再差也远超任何老二 2011-12-19
环顾全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面临新的转折点。
就全人类而言，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自有文明史以来，人以他的智慧进行科学创新，不断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以服务于自己的福祉。与此同时却制造出高效的毁灭自己的手段，同时破坏自己的生存环境。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科学发展与人类命运的关系――如同永动机一样无法停止的科技新发明是继续造福人类还是带来祸害，直至走向毁灭。这取决于人类的良知、智慧、远见和对自己的掌控能力。这个问题太大，需要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以及政治家们的共同探讨，我去年在一次会上曾经就这个题目作过探讨，现在不可能在这里展开。
另一个领域是每天媒体都在追踪报道、我们日常关注的，世界各个地区的危机和动荡。这一轮的危机不同于以往，而是带有本质性的新的拐点。由于发展的不平衡，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所面临的问题也各不相同。相同的是，原来有效的内部体制和现存的国际格局已不能应付新的社会诉求和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实际上，这一新拐点可以从上世纪80年代末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算起。那一次变化可以说是新的一波民主化浪潮，是苏东向美欧靠拢，彻底打破二战后的雅尔塔格局。现在美、欧又面临新的转折，但是在不同的起点上，好像波浪一样，那一波在后面，这一波是在前面。当前可以列出的重要的热点有：欧洲、中东、非洲、美国和中国，还有全球化模式的本身。我认为中东、非洲的动荡可以说是上个世纪东欧民主化那一波的延续，不过还要经过曲折而漫长甚至痛苦的道路，不过方向是一致的。至于欧洲，欧盟的出现是一个伟大的创新，如果这一关危机能成功地化解，那么一百年后回头看，欧洲又对制度创新做出了新的贡献。原来民族国家的形成就是从欧洲开始的，现在民族国家发展的一定程度，又可以联合起来。如果成功，是带有划时代意义的。但是如果这次危机过不去，可以算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但是仍然留下了可供参考的宝贵经验。所有这些问题当然不可能在今天有限的时间中穷尽。我现在只能重点探讨中国和美国各自所面临的门槛，以及如何跨过这一门槛对今后的中美关系的影响。
中美自一个多世纪以来有冲突也有合作，实际上合作多于冲突。真正兵戎相见只有两次，一次是八国联军；一次是朝鲜战争。第一次美国不是主角，是被裹进来的；第二次双方都不是发动者。冷战期间的敌对，是两个阵营的敌对，阵营解体了，就有了关系正常化的条件。迄今为止，两国没有不可调和的根本利害冲突，也没有领土争端。但是摩擦不断。这还在正常范围。但是今后这种格局就面临新的变化。今后中美关系在具体事件上的外交运作固然重要，而决定性的、长远的因素在于各自国内如何迈过这道坎。
1. 美国
根据我对美国历史的解读，美国从立国到如今二百年中，除了南北战争之外，一直在进行渐进的改革，其制度的活力就在于有效的纠错机制，可以避免在不少其他国家引起社会动荡和暴力革命的、不可补救的社会危机。在某些历史拐点，当社会矛盾尖锐化到一定程度，代议制框架内政治钟摆的左右摇摆的调整机制显示乏力时，就有体制外的全社会各种力量直接参与，表现为群众运动或强大的舆论力量，推动更加根本性的改革。这也是在美国民主政体框架之内的，并非反常之事。
第一个拐点：20世纪初的“进步时代”。（多数人都把三十年代小罗斯福“新政”作为转折点，我倾向于更早，老罗斯福执政的“进步时代”）。这是一场全社会各种力量参与而促成的全面改革：解决对资本和市场的规范问题、遏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净化吏治，遏制腐败、健全民主法治，进一步落实宪法精神，并改进宪法的不足。这场改革对以后整个二十世纪美国繁荣富强的意义再强调也不为过。如果没有它，小罗斯福的“新政”也不可能实现。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进步主义时代的吏治改革有效地遏制了腐败。以后从“新政”开始，美国行政部门的职能不断加强，条件就是政府有公信力，如果人们怀疑政府部门可以以权谋私的话是绝不会同意这样扩大职权的。
第二个拐点：六十年代的群众运动。其重大意义是实现进一步向平等方向的、深入的社会改革：促进种族、性别平等，落实了黑人的权利，大面积扩大社会保障，奠定美国式的福利国家，缩小贫富差距（到七十年代中期贫富差距最小，以后又逐步扩大）。
当然，还有结束越战，对外缩短战线，缓和在冷战中的军备竞赛，间接促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
现在面临第三个拐点：这是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我姑且举三点新的因素，再加以阐释：
1）所谓“世界领袖”的负担沉重不堪。
2）出现了“虚拟经济”，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
3）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在国内分配严重不均，加剧社会不平等。
当然，这几点不足以囊括所有的新因素，限于时间不能尽述。以下对这几点略加阐释。
1）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它以“世界领袖”自居，世界任何角落发生的任何事件，它都以之为己任，要加以干涉，不论正当还是不正当。美国一贯致力于维护它的“世界领导”地位，现在更是特别要确保其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警惕任何潜在的挑战。“领导”一词本身是中性的。几年以前，在一次中美学者对话会上，我曾提出过“良性领导”和“恶性领导”之说。前者引起尊重，后者引起恐惧和反感。例如20世纪绝大部分划时代的科技发明创造都发生在美国。这样，客观上美国引领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它也曾以它的经济繁荣和超强国力对二战后很多国家的重建带头做出了贡献。这就是“良性领导”。另一方面，当“领导”意味着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以牺牲别国人民的利益来追求自己的自私利益，特别是持续不断地扩大已经压倒全球的军火库，从而带头加速全球军备竞赛，这个词含义就是负面的。今天的问题是，美国越来越诉诸军事手段和武力干涉而不是经济和文化手段来确保它的“领导”。这与二战后的早期很不相同。那时美国的影响主要来自它内部的榜样效应和对外的经济援助。当然，那时已经开始进行军事扩张。1955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离任前的演说中就提出了著名的关于“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对美国政治影响的警告。今天，这一力量已经发展到如此规模，全世界看着美国在对外事务中行事更无忌惮，更倾向于用高压和武力，自己陷入一个又一个泥沼。不论这一躯体有多强壮，它能负担这样的重担多久？
另一个问题是美欧联盟还能维持多久？显然，北约的主力是美国。美国国防部长批评欧洲不承担应有的义务的讲话，说明美国担负“北约”的“领导”责任也日益艰难。对于欧元面临的危机，美国是否有能力或是有意愿给予帮助，或者更愿意看到它失败？
总之，美国需要在不断扩张的霸权思维轨道上刹车，停下来进行反思，使自己适应变化了的世界，学习做一个正常的国家。但是现在似乎还看不到美国决策者有这样的迹象。
2）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本不是新事。在美国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已经发生过多次循环：金融泡沫引起经济危机然后又走向复苏、繁荣。每次复苏都与新的发明和创立新的产业相联系。这样，美国经济和社会在一轮又一轮循环中螺旋上升。当前的新现象是出现了所谓“虚拟经济”，这是华尔街的那些智力超群的人士玩的游戏，他们发明了各种令普通人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和复杂的衍生品，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现在的问题是，下一个能触发经济复苏的新实体产业是什么？
我们能否期待清洁能源以及与环保相关联的产业起到这一作用？
3）过去几十年中全球化促进了全世界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和美国，都从中获益。但是由于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到廉价劳动力市场，大量的利润进入了资本的口袋，牺牲的是劳工的利益。像美国这样发达国家，工薪阶层通过多年斗争争取来的谈判权大大削弱了。因此，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即使在繁荣的年代也不例外。这当然引起社会严重不满，导致我们看到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这场运动虽然表面上声势浩大，遍及全国，但是远不如上世纪六十年代深入而广泛，主流媒体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对权势集团的威胁似乎也不那么大。目前政府财政赤字如此高，又面临严重经济衰退，外加各种政治因素，政府周旋的余地也很狭窄。例如在上世纪60年代肯尼迪―约翰逊政府借群众运动之势推动了一些改革的立法，而到目前为止，“占领”运动尚未起到足以推动实质性改革的作用。
上述诸多问题反过来足以腐蚀美国的民主。美国人民引以自豪、如此珍视的民主制度似乎有异化的危险。资本大亨的贪婪，加上“军工复合体”，加上权势的傲慢，再加上短视的党派争斗和狭隘的集团利益可能绑架美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本人一直对美国有一个论点：对内行民主，对外行霸权可以并行不悖。但是现在，霸权正在发展而民主有异化的危险。美国的军事开支2010年达7500亿，而对最贫困国家的援助只有150亿。美国独家占领阿富汗，一手扶植起现政权，而每年用于军费开支是1000亿，而用于发展的援助只有10-20亿。这是很说明问题的。
所以说，美国面临新拐点，需要对自己在世界作用中的定位进行反思，美国制度中的纠错机制是否还能发挥作用，尚待观察。
（二）中国方面
中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美国和欧洲面临的问题带有后现代性质，而中国尚未完成全面现代化。欧美发生了危机，制度表现出种种缺陷，不能因此说明中国制度完美，不需要改革。中华民族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就开始转型，经历了曲折而痛苦的历程，有时甚至倒退。且不说早期的历史。最近的一次拐点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启了我们称之为“改革开放”的时期。近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和显著成就有目共睹，所累积的严重问题也不容回避。现在中国也面临了新的拐点。我也姑且举三点重要的因素：
1）当前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2）腐败丛生难以遏制。
3）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社会矛盾尖锐化。
以下简单加以解释：
这几点在很多国家都存在，但是在中国目前的转型期，有其特殊的严重性。
1）方今人们谈论很多的促成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它是基于高能耗（最新数据，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第一能源消耗国）、资源浪费、严重污染环境，加上低工资和人权保障的缺失。在经济结构方面，一大部分GDP是来自房地产投机而不是高科技创新。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是卖地。再者，有利于出口导向产业的国际环境正在急剧发生变化。所有这些问题呼唤对现有的发展模式进行实质性的改革。
2）腐败哪个国家都有。不过当前中国的腐败是弥漫性的，几乎覆盖所有领域，特别是本应是净土的文化、教育和其他精神领域。
现存的法律和政治机制不足以有效地遏制它的蔓延。此外，有一种“中国特色”的腐败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就是基于等级制的特权，各级掌权者合法地、不受监督地大量消费“公款”按“级别”提供各种享受。这种现象不但没有随着全社会经济增长而减少，反而更加剧。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国有大企业的CEO从他们的美国同行那里学习到给自己付高得惊人的收入，却没有引进对普通工薪收入者的基本社会保障（尽管美国人对此还不满意）。所有这些造成严重的财富分配不公，高度的社会不公正和普遍的道德下降。另外，与美国不同的是，美国的大企业是私人资本，而中国最大的企业都是国有垄断。土地都是国有。美国人抱怨，美国的大财团绑架了政府和全民的利益，那么中国各级政府本身就是大财团，是最大的利益集团，一身而二任，既是资方，又是仲裁方，其悖谬是可想而知的。政治体制之所以非改不可，而又难以起步，都源于此。
3）中国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因而这些年来全社会财富大幅度增长。由于外资比例很高，高额利润实际上落入跨国资本的口袋。也就是说，养肥了华尔街大亨的不仅有美国劳动者，还有中国劳动者的血汗。留在中国的那一块蛋糕，绝大部分为占中国人口极少数的权钱结合的暴富集团所吞食，广大普通劳动者只分到极小的一块。但是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由于过去的物资极度匮乏造成极端贫困，即使那极小的一块，也足以显著地改善多数工薪阶层的生活。到目前为止，情况还能过得去。既然既得利益者不准备让出一些份额来，那么只有不断加速把蛋糕做大才能使那一小块分给老百姓的蛋糕也有所增长，此所以明知需要放慢脚步，做些调整，也不敢这样做，于是造成一味保GDP的增长模式。但是不可能长期如此。大家都看到，国际市场正在缩水，中国急需转变外向型经济，而中国人的普遍购买力不足以填补足够的内需。另外，年轻一代进入就业市场的大军，包括大学毕业生，不可能接受他们的前辈所忍受的艰苦条件，而机会却没有那么幸运。
不言而喻，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加剧会导致不满情绪的蔓延，从而威胁社会的稳定。问题是如何应对各种不平之鸣，防止社会动荡？是进一步加紧对各个领域的控制，牺牲国民基本的自由权利，从而制造更大的冤屈，还是向法治和民主的方向改革治理方式？体制内外多数正直和明智的中国人都意识到目前的形势呼唤早已滞后的结构性的、政治和社会改革。但是阻力还相当大，现在主要不是源于意识形态因素，而是来自既得利益。十三亿中国人的命运取决于如何跨过这道坎，变恶性循环为良性循环。
那么，中美各自面临的十字路口与今后的两国关系有什么关联？
总的说来，如果中美两国各自能够直面新的问题和挑战，成功地跨过新门槛，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新阶段，当然对两国自身有好处，同时也有助于两国之间建立较好的关系。一般说来，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自身繁荣而有自信的时候，可望比较理性、慷慨和包容地对待外部世界。如果目前的困境延续下去，以下的情况就会发生，或者正在发生：
由于中美之间经济相互依赖已经很深，美国经济衰退肯定对中国经济有伤害，而且已经造成伤害。在目前的社会矛盾中，美国的特权精英阶层不与国内的弱势群体协商妥协，做出合理的让步，从而达到美国社会的改良，却倾向于以邻为壑，把困难转嫁到别的国家，中国首当其冲。保护主义――特别是专门针对中国的，我称之为“选择性保护主义”正在抬头，其后果将是双输的局面。在美国的国内政治中，中国是最方便的替罪羊，所谓“中国威胁”之说甚嚣尘上。
这样，反过来刺激中国广大阶层的极端国族主义情绪和对美国的反感。再者，一个缺乏自信的美国更倾向于通过军事手段来确保它在国际上的霸权地位，其恶果是可以想见的。
在中方，国族主义，或称之为“爱国主义”，在目前似乎是填补精神真空的唯一的共同价值。把这一意识推向极致，也可以成为那些否认普世价值和拒绝政治改革的人的一个方便的借口。在社会不稳定的危险日益上升时，所谓“境外敌对势力”搞“和平演变”，企图颠覆政权的老调又将重弹，不论其含义如何。加之目前美国的政党政治民主模式暴露出来缺陷，使它不再像过去那样对中国人有吸引力。尽管民主有缺陷不等于专制更好，但是从一般舆论来说，肯定会增加对民主改革的疑虑。因此，美国的民主制度的退化或改进，对中国的民主改革会相应产生负面或正面的影响。
最坏的图景是：中美之间对抗性关系升级，中国被拖入与美国的军备竞赛，挥霍尽自己有限的经济资源，同时发出错误的信号，在国际上助长所谓“中国威胁”之说。这样，中国就会不知不觉间被拖入一个恶性循环，指向危险莫测的终点。中美两个核大国之间发生武装冲突是不可想象的，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不会愿意看到这样一种图景的实现。
我们能够希望的最好的情况是：两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都能找到办法跨过当前的坎，实现对各自人民都有利的改革，同时创造两国积极合作的条件。在我看来，不论“中国崛起”被怎样宣扬，有一点是客观事实：不论美国目前遇到多大的困难，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深刻危机，它还是比较容易克服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还将是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国力的最强大的国家――无论是硬实力或软实力都是如此。它也仍占据世界财富的最大份额――不论是虚拟还是实体经济，不论是军用还是民用资源。因此，对全球发展起决定性影响的还要看美国如何使用它的超强力量。也就是扮演“良性领导”还是“恶性领导”的角色。不论怎样，在方今的世界上，各国之间的利害关系错综复杂，互相依赖性日益加深。
今后几十年间，中美关系更将是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至少是最重要的之一，任何以邻为壑、幸灾乐祸的政策都是短视的，终将自伤。不过政治家们往往为利益所左右，所谓“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就是这个缘故。我们只能祝愿他们不至于“利令智昏”，造成不可挽回的生灵涂炭的恶果。
我从来不认为书生之论能对决策起多大影响。我们能做的是面向公众，促进理性的理解，消除偏见，从而营造一个多少是良性的舆论环境，转而对决策集团产生些微积极影响。我称之为“涟漪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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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打出来的天下，谈出来的国家
我真正比较感兴趣的还是中国历史。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中原常常被周边少数民族打败，多少次了，真正 完全亡于少数民族的一个是元朝、一个是清朝，不能说中国从没有亡过，绝对亡过。还有过去的五胡乱华、南北朝等等，少数民族比汉族好像更强悍，汉族明明在文 化、社会进步、生产力各方面远优于周围的游牧民族，但为何总被打败。有一个说法说汉族比较文弱，游牧民族比较彪悍，所以打不过人家。但仔细想会发现这经不起事实考验，因为汉族文韬武略很发达，历代出过很多名将，有很多著名的战役，是载入史册的，还有每次改朝换代都是靠武力打出来的。在逐鹿中原时，各路英雄 混战都很英勇，如《三国志》所描写的情况，论谋略还有《孙子兵法》到诸葛亮，是世界级的。那为何每个朝代站住脚之后反
而弱了？我后来得出一个结论：主要是 执政者总是把精力放在防止谋反上。谁最有可能谋反？当然是武将，因为天下是打出来的天下，觉得谁掌握军权谁就可能谋反，所以凡是掌握军权的武将最后的下场 往往不好，皇帝不放心，就要不断地掣肘。所以抗击外侮时，武将在前面打得好好的，越打胜仗皇帝越不放心，很容易被进谗言、敌人搞反间计，因为皇帝最关心的 并不是你丢失了多少土地，而是武将千万别造反。所以看历代，随便举一个例子，如汉朝的韩信、岳飞、于谦一直到明朝的袁崇焕，这些人忠心耿耿地捍卫边界时， 最后被怀疑谋反而不得好下场。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是最客气、温和的方式。这说明什么？说明皇帝最在意是他一家政权，领土是次要的，所以“宁予外夷不予家奴”，这是中国的传统。在这里面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汉族之所以打不过少数民族，真正原因在于所有的政权都是靠武力打出来的，是一家私有的。打出来的国家就 是这样的。
当然古代国家，包括欧洲、中东以前都是靠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但中国是最典型、时间最长而且模式最一致――每一个朝代更替都是打出来的。欧洲国家打来打去，有的是争夺领土占领了别的国家，不一定都体现在改朝换代上。特别是到近代以来，情况越来越复杂，今天我就不讲了。不管怎么样，最早中国黄帝大败蚩尤成 为中华民族的祖先，然后武王伐纣、春秋战国、秦始皇统一列国，以后各个朝代全是打出来的，一直到本朝。所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内战最多，最后被总结出“枪杆 子出政权”，这句话十分精辟，高度概括，中国政权就是从枪杆子出来的。
到辛亥革命部分地改变了这种国家观，辛亥革命号称是武装起义，实际上辛亥革命流血最少，清朝和平退位，没有打得一塌糊涂，民国政府也没有对清朝皇族开杀 戒，并且给一定的生活待遇。所以辛亥革命之后，部分改变了这种国家观，也已经不是一个家族的起义了，是改变了“家天下”的继承制度，至少在理论上实行宪 政，理论上统治者是选出来的，国体变了，辛亥革命打断了这样的进程。但以后半个世纪还是枪杆子决定，先是军阀混战，谁有枪杆子谁就有地盘，大家凭枪杆子说 话，最后北伐也是凭枪杆子统一中国，确定了蒋介石的领导。但蒋一直没有能真正统一中国，所以念念不忘用武力先安内然后攘外。各种政治势力，最后谁掌握多少 军队、军权，最后就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直到现在这个政权还是打出来的。
打出来的国家有哪些特点？
一是政权是私有的，这个是我打出来的，因此天下是我的。国家建立的最高目标是保证我这个家族永远掌握权力，政权是目标不是手段。那这个政权对谁负责？不 是对老百姓，而是对祖宗，失去政权就对不起列祖列宗。尽管国库都是从税收而来，但各级官员都认为自己是“食君之禄”而非纳税人养的，因为整个国家是君主一 家的，率土之滨莫非王土。这一家为何能长期执政？祖先的武力打下来的，“国”是放大的“家”，老子打江山，儿孙坐江山，像家族遗产一样，所以儿孙的责任是 要对得起祖宗，永远保证江山不落到别的家族里。谁要觊觎王位就像打家劫舍一样，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不但违法而且也是不道德的，“犯上作乱”是最大逆不道 的，这是儒家道理。“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乱臣贼子”是什么？是想造反夺取王位的人。历代帝王都自称是儒家，实际上他们并不完全按照儒家所宣 传的仁义礼智去做，但取的就是这一点，就是不许造反。这是第一点。
二是爱国就是忠君，这两个合而为一。所以文臣武将忠于国家就是忠于君王和他的家族，谁帮助这个君王打天下出力最多，就论功行赏。现在那些民主国家选举， 总不能谁帮我选举最多，就给你官做得最大，不能这样做。但在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是这样做的。论功行赏，等到功劳太大，赏得太多了，又不放心，又把你干掉。
三是轻视个体生命，人命价值按等级分，皇帝或者皇族是至尊之体，富贵之家是金枝玉叶，百姓的命如蝼蚁，就是在历史上一笔带过的数字，历来说的“坑降卒几 十万”“血流成河”“横尸遍野”都是模糊的概念，老百姓死多少人没有关系，客观上人口的控制是靠战争和饥荒，打仗论功行赏是以杀敌的人头来计算，杀了多少 人头回去报功。这样在政治斗争里基本没有妥协，总是你死我活，要么你取代我，要么我保住我的江山。
四是需要愚民，便于统治当然需要愚民，不需要你知道什么也不需要你参与什么。现在被认为最先进的选拔制度是科举，这个科举好像是比较公平的，“朝为田舍 郎，暮登天子堂”，好像大家都是可以参加的。但就是科举通过考试可以统一思想，考的内容一样，大家积极要念的书、做的事情都一样。科举制度最能够统一思 想。在科举之前搞贵族政治时，如魏晋时代的情况，贵族们的思想比较自由，自己有自己的看法，互相争夺。但等到用科举来统一思想时，普及面非常大，一方面普 及了教育，给了相对平等的机会，但更加进一步统一思想，而且所有读书人唯一的出路是为皇家服务，所以唐太宗非常得意，“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五是需要适当改善民生。每个朝代开国之君都要改善民生，不改善民生站不住脚，这当然是题中之义。但改善民生是手段不是目的，是为了怕水覆舟，“舟”是目 的、是皇权。民生是可以考虑的，但民权不在考虑之内。因此民生的考虑也有限，一个朝代越到后来，君主越骄奢淫逸，只能搜刮民力，牺牲民生。直到民不聊生， 起来造反。
所以，打出来的天下最终只能人治而非法治，有时候强调“德治”，实际上往往流于虚伪，归根结底还是人治。古代法家如商鞅、韩非、李斯跟现在的法治观念完 全是两回事，因为第一不保护人的权利，不承认私有财产，只讲惩罚。第二最高司法者是君主或者被授予大权的宰相如商鞅，还是人说了算，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 同罪”完全是一句空话。最公正的，大家都说包青天，包青天最后靠的是皇帝的尚方宝剑，如果皇帝把尚方宝剑一收回他完全完了。最公平的君主、最愿意讲法治 的，最高裁判者还是君主。所以我想到“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这句话，谁把谁的权力关在笼子里非常重要，谁来掌握笼子的门？这句话没有主词，没有宾语，那就是 白说。
这是第一种，打出来的国家是这些特点。
第二种是谈出来的国家，开会讨论的国家。开会讨论出来的国家美国最为典型，别的国家是从打出来慢慢演变为讨论出来的，不过美国一开始立国就是讨论出来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这样的。美国并不是先有一个国家然后宣布独立，再打一仗。美国原来有13个独立的或半独立的邦，跟英国打时，一开始并不是要独立而是抗税，13个邦因为利害关系先联合起来，等到把英国打败了自己回到自己的邦。最后想来想去觉得有一个联合起来的国家应该比没有一个国家好，所以大家在一起开会。于是1787年开了一个有名的“制宪会议”，先确立一个原则，到底要不要统一的国家，还是13个邦依旧是分散的、独立的。大家讨论到最后，觉得有一个中央政府比没有好，但他们很警惕特别怕中央政府侵权。讨论来讨论去，讨论了116天就通过了一部宪法。所以是先有宪法才有国家，没有宪法根本就没有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就是建立在宪法之上，不建立在任何传统之上。这个宪法是怎么来的？是投票投出来的，投了569次票，每一条款都要投好几次票，有的人今天投了赞成票，第二天觉得不对，有意见，然后重新讨论再重新投票，这可能也是破天荒的，一个文本投了569次 票通过，一条一条通过，通过完后许多人还不满意，还有人不想签字。这个过程非常复杂，但不是动武的，大家先说好，最开始的议事日程是不许用暴力、不许打 架、不许骂人，君子动口不动手，可以给你任何时间发表你的意见。所以这个国家是如此讨论出来的，讨论到最后先有宪法才有国家。到现在为止，维系这个国家的 就是宪法，宪法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美国这个国家是移民国家，什么样的民族都有、什么样的宗教都有，可以保持你的宗教、生活方式甚至于语言，但你得承认这部 宪法，做公民的唯一条件是忠于这个宪法。
谈出来国家的执政理念是怎样的？开始时美国执政理念是从洛克《政府论》来的。不过洛克当时想象的是君主国家，只是君主是被大家推选出来的，而不是王位、血缘 继承的关系。据我理解，洛克觉得国家存在的理由是保障基本公民权利，基本公民权利核心一条是私有财产的权利。洛克认为一个自然人在没有政府时，大家可以去 大自然拿无主的东西，比如打猎、打渔，这些都是可以的，这些东西是无主的，归你的。一旦你射箭射中了猎物，付出了劳动，这个猎物归你，就变成你的私有财 产。但有人想抢你的东西，应该自然地有一种权利保护自己通过劳动得到的私有财产。可是这个事情越来越复杂，有的人力气特别大，硬给抢走了，这就需要推选一 个或几个人来管这个事。所以大家推选出几个人，立一些规矩，并且自愿地让渡出来一部分自己的权利，由他来执行，所以洛克心目中君主有执法权，。政府是手 段，统治者是大家要求他来统治，其合法性在于得到公民认可。所以私有财产可以继承，公权力不能继承的。假如推举出来的君主死了的话，应该重新推举，而不能 说他的儿子自然而然就继承了，这是我理解的最初的、最原始的谈出来国家的一种观念。
政府结构的设计是为了贯彻宪法的精神，宪法可以随发展的需要而改进，所以美国到目前为止有27条修正案，但都是要经过已制定的程序而后通过，是很复杂的过程。
还有一个特点，既然保护公民自由权是最高的任务，那谁是主人、谁养活谁就比较明确。“纳税者”的意思是什么？是我们要推选出来一个人来管我们的事，但如 此会占时间，比如不能去种田、打猎或者赚钱，大家自愿地补偿一点，给他费用，或者再发展下去，管理需要一定的成本，所以纳税者自己愿意给一点补偿来管理。 其实共产党最初在解放区，叫“脱产干部”就是这个意思，那时解放区大多数人都要生产，有人脱产的，不种地了，专门从事管理，只有很少的津贴。当初所谓“脱 产干部”的观念是这么来的。我记得1949年以后初期农村的农民很不愿意当干部，因为耽误他生产，可见那时干部待遇津贴很少，有时几乎没有。但是由于没有制度保证，后来竟然发展成今天这样。
还有一个观念是新闻自由，是杰斐逊说的，因为要公民参与，既然要参与就必须要让他知情，愚昧的、不知情的公民不可能参与民主社会，所以他说宁可要一个没有政 府的国家，也不能要一个没有报纸的国家。这种观念都是由于国家是谈出来的，不是打出来的，无论如何军人不参政，不能由枪杆子来决定谁来当政，或者哪部法律 应该通过或者不应该通过，这类国家最后一定得是法治而非人治，因为它的核心就是宪法。
法治精神在于平等，在法律面前必须人人平等，如果说同一部法律只适用于这部分人，而不适用于那部分人，有的人同样犯罪就应该判死刑，有的人杀了好多人都不判 死刑，这不叫法治，因为由谁来决定该怎么判呢。我忽然想起来前几年讨论《物权法》时有一位号称是法学教授反对《物权法》，理由是：难道乞丐的打狗棒和富人 的豪宅应该一样受到保护吗？他认为乞丐的打狗棒应该受到保护，而富人的豪宅不应该受到保护。我看到这个讲话后很吃惊，觉得一个学法律的人不该说出这样的 话，法律最基本的原则是一律平等，至于我们希望少一点乞丐，应该改革社会，使得乞丐少一些。但不管什么样的情况，按照他的说法，财产多到什么程度就应该不 受保护，就可以动员“打土豪分田地”。何况，在现实生活中最没有保障，经常被剥夺的恰恰是类似乞丐打狗棒那样的弱势群体的一点点财产，例如小贩的小货摊、 农民、贫民的自住房、地等等。所以对这种法律的概念，一个号称是法学教授说出这样的话我很奇怪，说明在我们这个国家的传统里，法治观念确实非常淡薄。
第三种国家是第一种国家的变种，还是通过武力夺取的政权，不过并不公然地说这个是我的家族天下。根据列宁《国家与革命》的理论，国家是阶级专政的工具， 所谓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并不承认人人平等的观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能够平等，因此也不承认普遍公民权。但是无产阶级有千百万人怎么统治？通过自 己的政党。但这个政党不是阶级选出来的，而是自己组织起来说我代表那一个阶级，而且这个政党人数越来越大（姑且不说怎么发展的），只能通过少数的领袖集中 统治，最后高度集中到一个人，然后这一个人被神话，权力无边，超过历代任何一个皇帝。
暴力革命时间可以短可以长，有的几天之内暴动。但在我国大规模的枪杆子出政权，当代内战时间持续得比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的时间都长。如从辛亥革命以后算起，10年之间是军阀打来打去，里面包括从共产党成立之后所谓“围剿”和“反围剿”的十几年战争；其中有8年是打外战、抗战，是日本侵略；之后又接着打了3年内战。总体上内战的时间远远超过跟外国打仗的时间。所以这个政权绝对是枪杆子里出来的。根据列宁的理论，后来通过林彪之口讲出来的，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政权就是专政，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变成了镇压之权，这个政权在理念上缺少另外一个功能――保护公民权利。
“人民”概念也非常模糊，跟“公民”概念不一样，“人民”到底有什么权利不清楚，哪些人算人民不清楚。比如1949年 对国旗上四颗小星星的解释是：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四个阶级算人民内部。后来忽然一下资产阶级算外部了，国旗就另作解释。到文革 时，阶级概念变成路线，今天同意我的意见、拥护我的，就算革命，是无产阶级。明天站队站错就成资产阶级。整个没有章法，更不能说有权威的宪法一说。这样的 国家跟历代朝代还有一个不同，即更加虚伪。因为历代朝代说清楚我是天子，之所以能够打下天下来是因为我是“奉天承运”，有天命在身，儿子当然继承我的王 位，老百姓认了，合法性就在于血统。后来的国家是号称为共和国，不能够公然地说就要按血统来传位。
那究竟按什么？一家的天下变成了少数几家的天下，而且又 不能够公然说必须按血统传位，到底如何继承？权力更迭问题实际上没有理顺，也没有很明确的交代。但很多特点跟第一种国家，即跟所有打出来的国家都是相同 的：
第一、最大的罪恶是谋反，现在称“篡党夺权”，这远远超过任何其他罪，比如大规模地残害百姓、侵犯民权等，都不如夺权谋反的罪大。
第二、政权目的是什么，是绝对不能丢掉这个政权――存在就是目的，自我循环。最高使命是要后代保江山永远在同一团体手中。那么当政者对谁负责？对祖宗。否则对不起列祖列宗，对不起曾经流血牺牲打下江山的“先烈”（现在不叫“祖宗”）。我记得1962年 古巴危机时，最后赫鲁晓夫跟肯尼迪妥协，现在来看非常明智，已经到了核战争边缘，大家让一步，赫鲁晓夫同意美国在公海上检查苏联船只，证实上头确实没有导 弹，化解了当时一触即发的危机。那时中共批“苏修”，我听到一些高级干部骂赫鲁晓夫：说他对不起祖宗――指列宁，说列宁如在坟墓里知道的话都会不安生。指 责赫鲁晓夫投降了，先是冒险主义，后来是投降主义。所以当时的观念还是对不起祖宗，认为赫鲁晓夫对不起列宁。至于如果爆发核战争对苏联广大群众如何、乃至 全人类如何，不是主要的。我们的一些老革命，虽然是无神论者，但一说到将来去世的话一定是说去见马克思去了，如果犯了错误，就说无脸去见马克思，说的是对 不起祖宗，而非对不起人民。这些观念都是一脉相承的。
还有是轻视个体，核战争没关系，死了3亿人，还有3亿人。甚至有一个说法是全世界有几十亿人，死了一半人也没有关系，这种话在有重视个体生命的传统的国家的政治人物绝不会公开说。在这类国家，军队不是属于整个国家，是对一党、一个统治的集团负责，军队职责不光是外战，还包括对内镇压造反，镇压对政权的挑战。
有一点跟皇权时代不太一样的是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皇权时代，因为现在社会信息这么流通，民众耳目不可能完全封闭，可以有横向比较，而且公开的说法 又不能以血统为依据，愚民的难度越来越大。过去皇帝不需要宣传工具，也没有一天到晚在那儿宣传，只要颁布一下号令，大家自然而然就接受了，皇恩浩荡，理应 如此。现在宣传机器之庞大，之重要性，远远超过历朝历代。
还有一个是民生要求越来越高，不是以前稍微给点小恩小惠就满意了，因为有横向比较，而且生命的价值以等级论的观念，越来越不能为普通百姓接受。更重要的 是，第三种国家自称比第二种国家优越之处在民生，所以保障民生的任务非常重，但民生还是手段不是目标。常常有人说，载人飞船都能上天、都能做得到，但污染 问题、毒奶粉问题为什么就没有办法做好？主要是因为民生不是最终目标，最终目标还是政权本身，需要保的最重要的是江山。所以执政理念不可能是法治，还是人 治，并且常常要讲“德治”。在当下的语境中德治的意思是意识形态统一、信仰统一，强化思想教育。总之，在政权的终极目标是保自己，而不是保障公民权利，甚 至根本不承认公民权利、司法不能独立之前，不可能成为一个法治国家。
许章润：我想从以下六点谈我听资先生讲座的体会。
第一，我体会资先生所讲的第三种形态，即党天下、官僚天下，所谓的保江山，红色江山代代传，其实就是王朝政治以“人民共和”的名义在现代的翻版。我记得1989年时的王震将军，报纸上说他是知识分子的诤友，其实是知识分子的打手，当时他讲了一句话“我们牺牲了2千万人头打下了红色江山，你们这帮家伙（指当年学生、老师自愿不吃饭的一批人）想要夺取的话，拿2千万人头来。”各位可以想象，这是20世纪后期，在启蒙运动已然度过了将近400年之际，东方中国这样一种“家天下、私天下、王朝天下”的观念在现代赤裸裸地叫嚣，说明我们国家还没有实现精神的启蒙和现代历史的洗礼，直到今天这种情况仍然在延续。这是我听了资先生讲的第一点感受。
资中筠：当下教育从幼儿园开始价值取向就庸俗
“有人告诉我，八一学校居然到了这样的地步，过年的时候学生们互相交换礼品，有个孩子带来一件自己做的、精致的东西，结果老师往地上一扔，说‘这种东西也拿得出手’。在老师心目中，以金钱衡量礼品的价值，这样的老师能够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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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各位想想我们今天的教育宗旨，是不是这样？据说所有家长都在对孩子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告诉孩子，从上幼儿园开始，他人就是你的敌人，竞争非常激烈。如果这个小朋友功课赶不上，你也不要帮他，别人的失败就是你的成功。我们常说“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但资本主义市场竞争并没有恶性竞争到这个程度。所以我认为是从小学开始的这种教育，把人异化了。中国不但个人之间排名次、学校排名次，国家也要在世界上排名次。我一再呼吁我们不能自以为是除了美国之外的全球第二，认为多少年后世界第一就不是美国，而是中国了。首先，这个不现实，而且要是奔着这个目标去做的话，将会给整个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现在这个说法非常能够鼓动人，而且各种主流媒体都在鼓动这种说法，使很多年轻人热血沸腾。这种心理状态是非常危险的，而且是不友善的。“多年媳妇熬成婆”后必然也压迫她的媳妇，这个心态不能改变的话，我们永远不会有一个平等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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