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这里有不少朋友读本文时会感到格外亲切。即使不是与中关村有过比较紧密联系的朋友，读来也会唏嘘不已。虽然本文谈到了许多前辈大师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的贡献和不公的遭遇，更可以联想到整整几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为国为民整体的牺牲奋斗。他们应该但是未必都被大家所记得，可是他们的努力绝没有白费！我们衷心地感谢他们！）

中关村回顾

蔡恒胜

(中国知识分子在毛泽东统治下的一部血泪史)

中关村是我青少年时代成长的地方，1953年我随父母从杭州迁往北京后，不久就住进中关村，直到1984年远赴加拿大，近三十年几乎就沒离开过这塊土地。

2006年5月，与1953年相距整整五十三年，我又回到了这里，回到了15楼前。多巧的是二个“53”的数字呀，它们之间会有什么联系吗？触景生情，一幕幕往事呈现在眼前。父母亲人，叔伯邻里一个个音容笑貌浮现在脑海里，仿佛我又回到了青少年时代。往事如烟，真是弹指一挥间。

回到北美后，总是不能忘怀以往的一切。我决定写点中关村的事和人，抒发自己思乡的情感，也愿与所有海外的中关村游子和关心中关村的人们共享。

中关村回顾(一) - 中关村的狼圈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中关村是什么样子呢？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很少会有人知道当时这里的荒凉。我刚搬到这里时，国家刚刚开始大规模建设这座中科院的科学城。中关村东面兴建的是一幢幢研究大楼，而西面则是家属区。我们一开始住在刚建好的2号楼，北面紧邻北大的中关园。其它楼房正在全面展开修建。据现在有人考证，“中关村”是在1953年正式出现在文字记录中的，过去这一带有“中官屯”之称。有人说先有中关村后有中关园。但我搬到中关村时，中关园的平房已建成，这里就叫中关村了。(请参阅附录“中关村的变迁”一文)

当时这里连小学都没有，更别提中学了。直到1955年，才在家属区东南的一座破庙里建了一所小学，叫保福寺小学。32路汽车 (现在的332路) 从西直门开往颐和园路过这里，临时加了个小站叫“中关村”。多数汽车这里都不停。我记得， 在这里等车很难，有时只好乘坐一种私人经营的、黑色的、面包车大小、烧木炭的“老爷”汽车。下车时，鼻子都感到不舒服，像被烟呛似的。我上小学是在北大附小，每天穿过中关园进北大东南门，当时的北大附小就在现北大图书馆楼的东侧。沿着北大東墙，有一条浅浅的小河，河边有一些灌木和树丛。夏天我们常常在这抓小鱼，捞蝌蚪。而冬天小河结冰了，我们就背着书包二脚一前一后，侧身向前出溜。一路上人烟稀少，看不见汽车。从兰旗营到中关村方向的马路还没有，在靠近中关村时你还能着看见狼圈。

狼圈就是在墙上用白灰画的圆圈，据说狼看见后就不敢进村了。在中国北方的农村里，我小时候常常能看到这一类的符号。五十年代在中关村北区，位于现在十三楼西面，靠近中关村通往海淀的十字路口有几间农民房，墙上就画有这类狼圈。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就完全不能想像，西山的狼会光顾到现在的中关村大厦这一带。

中关村回顾(二) - 我的叔伯邻里

五十年代中关村的建设随着全国发展的脚步迅速开展。自然科学方面的近代物理、地球物理和应用物理三所的三个大楼首先动工，科学城中第一楼的原子能楼于1953年11月底竣工。并在1954年元月，近代物理所成为中关村里科学研究机构第一家。同时在近代物理所西南角上盖了四个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所，即近代史所、经济所、语言所和考古所，称"四所" ，四排二层小楼，一个小楼一个所，在53年10月先后竣工。但只来了经济所，后来最南面的楼成了微生物所所有。与此同时，北区家属楼一幢接一幢拔地而起。我家先搬到了10号楼， 后来在 1955 年时又搬到了 15楼，一直住到文革。

中关村北区的13楼，14楼和15楼亦称特楼，朝南呈┌┐字形．14楼是一字型，13和15楼是 倒 L型的。这些楼里住过许多科学界泰斗级的人物，大多是一级研究员，一些研究所的首任所长，中国科学院的首批学部委员。 特楼里不仅学界泰斗荟萃，而且有的师徒同楼。１４楼里贝时璋的夫人就是对门儿钱三强的夫人何泽慧的老师，而住一楼的赵忠尧则是钱三强的老师。除了建国前就在国内工作的著名科学家外，１３楼、１４楼还迎来了钱学森、赵忠尧、汪德昭、屠善澄、杨嘉墀等一大批刚刚从海外归来的科学家。１３楼的住户十之八九是新中国的第一批 “ 海归 ” ，三、四十岁的他们刚刚从海外归来就直接到中科院工作。

“ 特楼 ” 的主人中十四楼曾先后住有 ★ 钱三强、何泽慧夫妇、 ☆ ★ 贝时璋、 ☆ ★ 赵忠尧、 ☆ ★ 童第周、 ★ 陈焕镛、 罗常培、 ★ 黄秉维， ★ 钱学森、 ☆ ★ 戴芳澜、 ★ 施汝为、 ☆ ★ 秉志、 ★ 陈世骧、 ☆ ★ 钱祟澍、 ★ 尹赞勋和 ☆ ★ 邓叔群等。十五楼有 ★ 王淦昌、 ★ 赵九章、 ★ 蔡邦华、 ★ 顾功叙、武汝扬、李善邦、 ★ 柳大纲、吕叔湘、陈宗器、 ★ 傅承义、 ★ 林镕、 陆之韦、 马溶之、 ★ 叶渚沛、 ★ 恽子强、 郑奠 等。十三楼有熊庆来、 ★ 汪德昭、 ★ 张文裕、 ★ 刘崇乐、 ★ 秦仁昌、 杨嘉墀、 ★ 郭永怀、陆元九、屠善澄、 ★ 梁树权、 王承书、顾德欢、 郭慕孙、 顾准、林一等。

少年时期就与他们为邻，真是一生的幸事。２００６年我回到这里，除了１０４岁的贝时璋伯伯和钱三强夫人何泽慧伯母及郭永怀夫人李佩尚存外，大部分人已远离我而去。我准备近距离地从另一个侧面以一个晚辈的身份 ，来写写这些叔伯姨婶平凡的往事。华罗庚先生曾拟了一副脍炙人口的嵌名联："三强韩魏赵，九章勾股弦"。 三强亦是钱三强先主的名讳，而 九章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数学著作，也是著名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先生的名。恰好钱三强和赵九章二家就是我家的邻居，我就先从九章先生之死谈起吧！

注： “ ☆ ” 指1949年前第一批中央研究院院士； “ ★ ” 指1949年后中国第一批学部委员（即１９５５年、１９５７年的院士，现被称为 “ 资深院士 ” ）

中关村回顾(三) - 赵九章之死

我家住在１５楼２1１号，楼上是王淦昌伯伯家，对面３1２号住的赵九章家。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的一个夜晚，时针已指向两点。赵九章工工整整写完最后一份检查的最后一个字，起身走进属于自己的卧室，刷了牙，洗了脸，烫了脚，做完平常每晚睡觉前该做的一切，然后再翻身上床。接着，他轻轻拉开抽屉，拿出一个纸包，把平时一粒一粒攒下的几十粒安眠药全部倒进嘴里，这才静静地躺在了床上……

就这样， 中国的一代科学巨匠赵九章先生永远离开了世界。没有任何嘱托、任何遗书，甚至连一句话一个字也没留下。或许，他对这个世界已懒得再说什么了！  然而在“文革”那个混乱的年代里，面对现实，他无力承受从未见过的人身攻击，无法忍受人格和肉体的污辱。于是，赵伯伯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给自己写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的名字就叫：自杀!

赵伯伯的死极大的震动着我们家的每一个人， 我们天天同出入一个门洞。真是上班不见下班见。他身材並不高，但腰板总是挺得直直的。他一生正直，踏实严谨，思想敏捷，才华横溢。他和我父亲搞的不是一个专业，他是清华出身，搞大气物理。而我父亲来自浙大，是搞农的。但经常可看到他们在门前路旁探讨一些问题，有时他也来我家谈。赵伯母则经常找我传信，她的一位好友还是我清华附中初中的几何老师，他们的女儿赵理曾则是我一零一中高中的学长．

但在那个年代， 人格被扭曲，科学被践踏，知识分子遭摧残。科学院的领导都被打倒，十七年教育被认为是执行了修正主义的的路线，科技也是执行了这条黑线。在赵九章自杀的１９６８年，仅中国科学院自杀的一级研究员，就多达２０位！我知道的受到冲击非正常死亡的就有１３楼的一代数学宗师熊庆来，康奈尔大学昆虫学博士刘崇乐，１４楼的真菌专家邓叔群，１５楼的化工冶金专家叶渚沛。在《竺可桢日记》里记录了科学院各研究所受到迫害的就有：施雅风、刘东生、潘菽、童弟周、曾呈奎、张玺、蔡邦华、刘崇乐、柳大纲、曹天钦、赵忠尧、钱人元、陶愉生、熊庆来、杨钟键、裴文中、黄汲清、钱三强、何泽慧等等，他们的遭遇都记在竺可桢哀痛的笔下。而他们很多人就住在这三座楼里。

赵伯伯死后没留下骨灰，可幸的是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永远忘不了他。中国卫星上天后，曾评出过一批功臣，名单所列前五名依次是：赵九章、钱骥、钱学森、王大珩、陈芳允。赵伯伯位列中国航天科技的第一功臣。

中关村回顾(四）王淦昌伯伯的正直人品

王淦昌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科学成就斐然的著名科学家。他不仅在粒子物理、核物理方面做出了重大的发现和贡献，而且在我国独立自主地发展核武器方面立下了永彪史册的功勋。

他和贝伯伯是从小看我长大的。抗战期间，浙大西迁到贵州省的湄潭和遵义，我就出生在湄潭。后来我们又从湄潭回到杭州，又从杭州搬到北京。在中关村我们又是上下楼的近邻，两家有几十年的交情。爸爸比王伯伯年长，王伯伯总是谦虚地称家父为蔡老师。他的两个女儿王韫民、王遵民和儿子王德基和我们也很熟。尤其是1956年王伯伯去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期间，王伯母吴月琴经常来我家。她比王伯伯大三岁，没有文化，小脚。我爱人第一次见她时，还以为她是保母。我妈妈经常帮她，包括后来她第一次出国去苏联照顾王伯伯。从婚姻和交友就可看出王伯伯的人品。

这里我要讲的是王伯伯两个好友， 一个是束星北，另一个是许良英。这两人都是浙大出来的， 我父亲都和他们熟悉，我也都见过。我记得在五、六十年代，束星北来北京找王伯伯。有次在十五楼下向上喊，我爸爸说，他被打成右派，家中生活困难，他又是来要钱的。我看他身体魁梧，戴一付黑框眼镜。听父辈们说他极有天赋和才华，曾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手。束星北是王伯伯的好友，王伯伯从1931年至1950年长期与束在浙大物理系共事，彼此了解甚深。但在那个年代，王伯伯敢于帮落难的旧友束星北，渡过生活难关，其人品的高尚真是难能可贵的。前年我偶尔在网上读了刘海军的《束星北的档案 —— 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一书，作者用特殊的文学体裁，写出了束星北悲壮的一生，从而让我了解到束星北1952年调往山东大学后，在53年就被定为历史反革命，57年又被打成极右分子的惨痛经历。1972年李政道第一次访华，要见他在湄潭时的物理学启蒙老师未果，但是向周恩来推荐了束星北。于是在1974年束星北68岁时，始获平反，摘掉“极右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两顶帽子后，才在1978年重操旧业，开始转搞海洋动力学，不幸于1983年因病去世。其所写海洋动力学论文，于1985年发表。王淦昌对此感慨地说：“他的理论基础非常之好，搞什么都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很快能抓住问题的实质，潜入其奥秘，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在深切怀念好友束星北先生文章里，王伯伯说：“我很敬佩他的物理基础的坚实，思维的敏捷，对问题的看法很有独到之处。因此我常请教他，得益匪浅”。“束星北是一位十分严谨的科学家’《 狭义相对论》就是他几十年教授这门课程结晶。书中有些内容属于他自己的独创，是一般同名的教科书所见不到的”。

我要说的另一位是深受王伯伯赏识，他的学生许良英。我爸爸告诉我，解放前他是浙大地下党员，支部书记。解放后调到中科院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组（当时于光远担任组长），从事自然辩证法研究，负责编辑《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一九五八年他被定为右派，并被开除党籍，发送回浙江原籍。靠挣工分养活自己和老母亲。后来王伯伯获悉他在农村生活苦难，曾每月从四川用“王京”的名字寄给他三十元钱。身处极机密的核武器研究领导岗位的王伯伯，要冒多大的风险，才能帮助这两位被定为“阶级敌人”的老友呀！至于六四前后公开信签名事件和某诺贝尔得奖者的通信风波，海外读者都有所了解，但是从此事件中，可看到竺可桢校长创导的“求是”精神对浙大人产生的影响，做人就要正直、诚实，要讲真活。这里不再赘述。

王淦昌先生是一名正直的科学家，也是我的尊敬的长辈。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983年我父亲的追悼会上。后来出了国，一直想回国时去看望他们，十分遗憾当我2003年第一次回国时，王伯伯和王伯母已经远离我而去了。

中关村回顾 (五) 我的少年玩伴

回忆了两位长辈后心情有些沉重，再回顾些轻松的事吧！我少年时代的玩伴晓东、维仁、科比，还要谈谈刚刚，思进。

晓东小我一岁，但他上学早了一年，所以我们同年级。当时我们都住十号楼，很快从相识到相知，天天在一起玩。我们有一共同的爱好-集邮，想收集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邮票。每当找到一个新国家的邮票，我们就在一起猜是哪个国家的，在什么地方。那时我们并没学外文，但是一看到一张外国邮票马上就能知道是哪个国家的。我记得在1957年北京成立了集邮公司，一到周末我们就会从西郊坐公共汽车到东华门，来这里大开眼界。在这里我们又迷上了匈牙利的体育和动、植物票，常在集邮公司门外与旁人互相交换邮票。集邮是一项集知识性，教育性和趣味性在一起的高尚活动。晓东和我通过集邮相互学习，增进友谊。遗憾的是在文化革命中，一批北大附中的红卫兵来我家抄家，把我的珍贵邮票全部一扫而光，让我十分痛心，再也不去集邮，直到出国以后才重新拣起这个爱好。好在晓东的邮票一直保持完好，并持续不断收集至今，如今他已成了集邮界的名人。1999年，他参加北京市集邮协会组织的集邮展览，获红宝石奖。他参与了《中华世界邮票目录·美洲卷》、《中华世界邮票目录·非洲卷》的编写、翻译工作，其中《中华世界邮票目录·美洲卷》已出版。《中国集邮报》多次专题介绍其事迹。

我和晓东在少年时代与其它小孩一样，有时也很淘气，搞点悪作剧。有次看到一个老头坐在他家窗下晒太阳，我们就拿了一盆水从二楼倒了下去。引起老头大叫，我们则躲在一旁偷着乐。上次回国时我们谈起此事，我们深深地为我们当时的行为忏悔和道歉。如果那个老头地下有知，请原谅我们的幼稚和接受我们的道歉。

晓东的父亲是我国两弹一星元勋陈芳允，他和那一代老知识分子一样把全部的身心投入到祖国的科技事业中去。陈伯伯在2000年因病去世，陈伯母也是一位有名的女科学家，也不在了。现在晓东也是科学院微电子中心的研究员，著名的专家。但我到他家造访，他们夫妇和他岳母住在一起，在中关村北区已五十多年的七号楼，二房一厅，普普通通，没有装修，沒有豪华家俱。联想到现在有人为了金钱、权力、豪宅、香车不惜出卖良心，贪赃枉法，让我由衷地敬佩他们继承了父母那一代老知识分子的优良品格。

维仁比我低一级，他住十四楼，在最东面的一层，而我住十五楼最西端的单元。我们俩住的房间正好面对面，相隔一个楼距。有次我们突生奇想，拉了一根电线建立联系。那时电话在中国极为稀少，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也沒有，但我们都捣弄矿石收音机。我们经常看一本杂志“无线电”，里面经常介绍一些无线电基础知识。我们试着焊接一些线路，做亇讯号发生器，再接个耳塞机听。这就是我们的电话吧！总之在少年时代，就是敢想敢干，沒有条条框框。

五十年代有一部优秀的少儿电影《祖国花朵》，《让我们荡起双桨》就是这部电影的插曲，由乔羽作词，刘炽作曲。我们这一代人一听到这首歌，就又把我们带回到快乐的童年时代。故事敍述北京小学”五年级甲班，有一群天真、活泼、聪明的孩子。四十几个人里面只有调皮捣蛋、不好好学习的江林和骄傲、不合群、不关心别人的杨永丽还没有戴上红领巾。六一节，同学们和志愿军叔叔联欢，杨志平叔叔注意到还有两个孩子没有戴上红领巾。临别的时候，他意味深长地嘱咐孩子们：“希望你们要好好学习、互相帮助，争取做一个模范班。”杨叔叔真诚的愿望，深深地打动了少先队中队长梁惠明，她决心要照杨叔叔的希望去做……。这是我国第一部正面反映校园生活的优秀影片。这部具有重要价值的影片充满欢快清新的时代感，既是新时代小主人幸福生活的画卷，更是社会主义新中国道德风貌的颂歌，它通过一所小学五年级学生相互关怀，共同进步的故事，塑造了各具特色性格突出的孩子形象，展示了50年代早期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友爱之情。其中演中队长的女主角就是他姐姐赵维勤，而一个胖小男孩就是维仁演的。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他们，后来并没有选择当演员，他和他的二个姐姐最终都选择了和父亲同一专业的高能物理。而且40几年之后，维仁居然继承了他父亲的同一职务，高能所付所长。

八十年代初，维仁去了英国卢瑟福试研室，而我远赴加拿大，我们一直保持了联络，1998年当他父亲赵忠尧去世时，他第一时间用电子邮件通知了我，但我们一直未能见面。上次回国时他恰巧又去了英国卢瑟福试研室，我希望能在下次回国时见到他。

中关村回顾 (六) 少儿玩伴 - 科比，你在哪里?

我的少年时代有个玩伴叫Keibi (音 - 称他为“科比”吧)，是个美国人的名字。他长得就像外国人，蓝眼睛，高鼻梁。其实他的妈妈是来自美国加州伯克利的玛茜(叶文茜)，而他爸爸是中科院化工冶金研究所首任所长叶渚沛。他们家住在十五楼东头L型南端二层。他是老大，还有两个妹妹，我记得大的好像叫苏珊。小的叫凯蒂。他们1950年从美国归来，带回了一辆儿童自行车，那个年代是稀有物品，他常在15楼和 14楼前的马路上骑着玩。我们很快就熟悉了，他很大方，把小车也借给别的小孩玩。我也常骑。说实在我后来上初中骑车一学就会，就和小时候骑过他的车有关。

我也去过他家，地上都堆满了书，他爸爸是有名的工作狂，他的时间大多都耗费在实验室和办公室里了，把家庭和三个孩子都交给了玛茜。他妈妈高高的个子，戴付眼睛。似乎也不大会理家，家里乱七八槽。对我们小孩很客气，但不通汉语。她被北大聘为英语系教师，虽然她嫁给了中国人，由于长着一副洋面孔，中国人谁也不把她当成自己的同胞。

十年动乱开始后，叶渚沛受到严重迫害，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铁扫帚扫进牛棚，受辱、蒙冤、饮恨辞世。而科比的妈妈被诬陷“里通外国”打成“特务”，人们都不敢和她讲话。灾难还传给了下一代，科比和他的二个妹妹也被打入了“另册”。中学毕业后，听说他去了工厂当工人，因恋爱引起轩然大波。后来，周总理知道了此事，激动气愤地说，一个中国人和外国人结婚有什么错？为什么搞得这么紧张？何况他是中国的孩子，不能因为长得像外国人就歧视他。曾指示下边人帮助解决。

文革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科比，他的大名叫叶良侠，网上有那位朋友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最后谈谈“刚刚”和“思进”，他们都住十四楼，比我小多了，但都姓钱。前者为钱学森之子，后者父亲是钱三强。刚刚一家在中关村住的时间不长。钱学森先生归国后被任命为中科院力学所所长，那时就住十四楼西面二层的单元，一楼是著名真菌学家、植物病理学家，微生物所所长戴芳澜，对门是物理所所长施汝为。“刚刚”回国时也带了辆儿童自行车，但比科比的那辆矮小，因为科比要比刚刚高和壮多了，他们兄妹俩也常在马路上骑着玩。我也去过他家，他家要显得高雅和洋气。有时还能听到优美动听的琴声，那是他妈妈蒋英在弹奏。蒋英是著名的音乐教育家，那时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蒋英的父亲是民国时期著名军事理论家，国民党高级军事顾问、陆军上将蒋百里。钱学森先生温文儒雅，常看到他夹个黑色公文包上下班，他有时是走路去力学所。后来他去了七机部，不久家也搬了，至此我也再没见过刚刚。

思进家一直住在中关村至今，前年温家宝总理去探望钱三强夫人，著名核物理学家何泽慧女士。看她家陈旧，走廊里也都堆满了书，劝她搬个新家。但思进妈妈说，这里往惯了，那儿也不去了，除非上八宝山。思进比我小多了，我参加工作后，他初中还没毕业。但他极为聪明，我在大庆时，他曾写信给我讨论过稳压电源，我大学毕业时搞过高精度稳压电源，那时用的是串联式的。他却搞了一套并联式的，让我颇为吃惊。文革时的初中生几乎就没怎么上课，他的无线电方面的知识超过了一般大学生，这绝对跟他父母的遗传基因有关。我出国后再也没见过他，听说他也赴国外深造，希望以后回去能见到他。

中关村回顾 (七) - 百岁科学家寿星贝时璋伯伯

贝伯伯是我最熟悉的科学家长辈之一，今年已经105岁，是科学界少有的老寿星，他是唯一健在的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也是最年长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一生没有生过大病，98岁之前没有住过医院，除了正常的体格检查，他是不去医院的，平常几乎从来不打针吃药。总结自己的长寿经验时，贝时璋认为主要得益于4个方面：淡泊名利，宽厚待人，适当运动，注意营养。老人的长寿观看似简单，可其中蕴含的科学道理却值得人们深思。

在他八十来岁时，几乎每天还可看到，他一早便步行上班，穿过人来车往的马路，从住所沿着中关村北一条街到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来回3000步，这条路贝时璋伯伯走了整整40年。生命不息，活动不止。贝伯伯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一生都在做事，做学问。无论在浙江大学当教授的二十年，还是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五十余年，总是踏踏实实，勤勤恳恳，教书、做研究、搞学问。 踏进贝家，年轻人会觉得从房子、家具到他的用品等都似乎不合他的身份，显得过于俭朴。贝伯伯曾说：“学问要看胜似我的，生活要看不如我的。”

贝伯伯是浙江省镇海人，祖辈靠打鱼为生。他12岁时随父亲外出求学，先在汉口的德华学校，后到上海的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德文科读中学，1921年在同济医工专门学校的医预科毕业后到德国留学，先后就读于福莱堡、慕尼黑和图宾根大学，1928年3月在图宾根大学毕业，并得自然科学博士学位。贝时璋在德国的八九年，受到德国传统的严格的生活规律和深刻的学术思想的熏陶，对他以后的科研生涯有很大的影响。贝伯毌是苏州人，他们育有二男二女，拥有一个令人称羡的家。

他们一家和我们家是世交。我父亲也留学日、德，他和贝伯伯长期共同在浙江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工作，而且都是搞生物的，有深厚的友情。我妈妈和贝伯母是同乡。我姐姐则和他家的二女儿贝诚，小儿子贝德从小就是同学和好朋友。我出生在浙大西迁时的贵州湄潭，贝伯伯贝伯母从小看我长大。在我结婚时，他们都送礼致贺，说我也长大了，因为在他们眼里，我永远是小孩子。他们的大儿子贝丰是大学教授，“文革”时我串联到成都地质学院还去看过他。大女儿贝琏是协和著名的内分泌医生，我家二老生前有病时总是请她帮忙。她们夫妇和贝德夫妇长期和父母同住，贝伯伯，贝伯毌长寿和他们分不开的。贝德和我关系很好，他如同我的大哥哥，五六十年代，我走到他窗下，一吹口哨，他马上打开窗子，对着窗子我们就聊起来，有时就上楼去。他的两大爱好深深地影响着我——一是古典音乐，一是无线电收音机。他那时装的还是电子管收音机，加上针式唱机和大唱片，我们一起欣赏贝多芬、施特劳斯、柴可夫斯基优美的乐曲，到现在还回味无穷。

今年3月，在贝伯伯获得博士学位80周年之际，图宾根大学第五次授予他博士学位。 1928年3月，25岁的贝时璋院士在德国图宾根大学获得自然科学博士学位。1978年、1988年和2003年，在贝时璋院士获得博士学位50周年、60周年和75周年的日子里，图宾根大学曾3次分别授予他博士学位，使他成为图宾根大学的“钻石博士”。 贝伯伯一直是图宾根大学的骄傲。在他获得博士学位80周年前夕，德国媒体多次报道贝老的事迹。作为图宾根大学年龄最大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德国同行和媒体纷纷向他表示敬意。

我希望贝伯伯能更长寿。2007年2月戴芳澜先生的儿子回国，曾到贝伯伯家拜访。回来后打电话给我，说贝伯伯和他的家人问起我。后来又发来了他们和贝伯伯一起合影的照片。我下次回国，一定会先去看望贝伯伯他们。

中关村回顾 (八) - 赵忠尧的成就，不公正的待遇和遗憾

由于父辈的关係，赵忠尧，童第周和家父被有些人称为三隻老虎，因为他们三人都是1902年生，属虎。赵伯伯住在贝时璋的楼下一层，而童伯伯住在贝时璋的楼上三层。赵伯伯，童伯伯是家父生前十分亲近的朋友。文革中赵伯伯的太太去世之后，他几乎天天来我家抒发他心中的苦闷。他和后来的夫人胡医生交往的初期，也常找我父母当参谋。这让我能近距离的从另一个侧面来观察他，了解他。

赵伯伯是浙江诸暨人，他讲的乡音我全能听懂。他戴一付白框眼镜，中等身材，自幼身体孱弱，五十多岁时，才开始学游泳、滑冰。他还经常骑车，我记得赵伯伯到了七十多岁时还在骑车，头发乌黑。到了老年他的身体反而逐渐好起来了。从这里可看出当他迫切感到有锻炼身体的需要时，他有着惊人的决心和毅力。赵伯母和赵伯伯则显得有极大反差，她几乎有她先生一倍半的体形，但慈祥可亲，大家叫她胖太太。他们育有二女一男，后来全部继承了父亲的事业，从事高能物理。赵伯伯为人正直、忠厚，平时总保持低调，从不谈论自己，一生只知兢兢业业地工作，很多著名物理学家都是他的学生。赵忠尧与他的老师叶企孙（一读者注：旧清华物理系名教授，受尽政治迫害和折磨）一起，培养了一批后来为我国的原子能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人才：例如王淦昌、彭桓武、钱三强、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程开甲、唐孝威……等。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和李政道也都曾经受业于赵忠尧。他一直是那样孜孜不倦而又默默无闻，从不张扬表现自己，舆论也从未宣传他，以至今天的社会公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却并不了解他。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赵伯伯1927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时，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回旋加速器的发明者密立根教授。赵忠尧是第一个观测到正反物质湮灭的人，也是物理学史上第一个发现了反物质的物理学家，这个发现足以使赵忠尧应该获得诺贝尔奖，但是在1936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却把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1932年在云雾室中观测到正电子径迹的安德逊，而不是1930年首先发现了正负电子湮灭的赵忠尧。安德逊也承认，当他的同学赵忠尧的实验结果出来的时候，他正在赵忠尧的隔壁办公室，当时他就意识到赵忠尧的实验结果已经表明存在着一种人们尚未知道的新物质，他的研究是受赵忠尧的启发才做的。前诺贝尔物理学奖委员会主任爱克斯朋在1997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坦诚地写道：书中有一处令人不安的遗漏，在谈到有关在重靶上高能（2.65 兆伏）伽马射线的反常吸收和辐射这个研究成果时，书中没有提到中国的物理学家赵忠尧，尽管他是最早发现硬伽马射线反常吸收者之一。"1931年，赵忠尧学成回国后到清华大学担任物理系教授。开设了我国首个核物理课程，主持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工作。研究结果发表在英国的《自然》杂志上的《硬伽马射线与原子核的相互作用》，著名物理学家Ｅ．卢瑟福在论文前加了按语，说这一实验结果提供了正－负电子对产生的又一证据。 1946年，赵忠尧作为中国代表观看美国原子弹爆炸，而后趁旁观原子弹爆炸的机会回到了母校，他利用一切条件，对加速器的操作台和零部件进行了深入研究，迅速掌握了加速器的设计和制造细节。他用了整整两年时间，定制了加速器部件与核物理实验器材，冲破重重阻挠运回祖国。赵伯伯就用带回的器材和零件，主持建成了我国第一台70万电子伏的质子静电加速器。1958年又主持研制成功250万电子伏的质子静电加速器。这两项研究的成功，对我国的核事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文革"中，赵因为在三星铅笔厂有股份，被定为“资本家”，又由于有滞留美国的经历，被戴上“特务嫌疑”的帽子，关进了牛棚。竺可桢在他日记里敍述说一次赵太太过访，“一进门就呜咽不能仰视”。七二年任之恭、王浩等美籍华人学者访华，细心的竺可桢考虑他们“大部是清华出身，学物理，多数与赵忠尧极熟”，遂建议陪客名单上一定要加上赵忠尧，“不然，任之恭等一定会问赵之下落”，由于竺的过问和作证，赵忠尧才得以解脱。

1973年，高能物理研究所成立，赵忠尧恢复工作，担任副所长并主管实验物理部的工作。几代人为之奋斗的目标--在中国建造高能加速器，终于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尽管赵忠尧年事已高，但他仍然积极参加了高能实验基地的建设以及有关的学术会议，并带出了一批青年俊。1998年5月28日，当赵忠尧以96岁高龄辞别人世时，遗体告别仪式极其简单，媒体也并无太多报道。当今社会影星，歌星和体育名星的知名度高，追娱乐明星可以给传媒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科学家发明家不被传媒重视，实际上表明了社会的一种缺失。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的遗憾。但是头衔和名誉并不能全面公正反映一个人的才华和贡献，它们对生者可能有意义，而对逝去的科学家则只有以他的工作来面对世界。赵伯伯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他所得到的荣誉和地位与他的成就极不相称。但他的同行对他作出极高评价，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杨振宁从大洋彼岸发来情真意切的唁电。李政道的唁电说，赵老师发现正电子的工作，是与安德逊的实验同样具有划时代重要性。他的逝世是全世界科学界的极大损失！杨振宁的唁电称，赵老师所作的关于正负电子对之产生及湮灭的工作是世界一流的，他的诚朴的处世态度是我们的榜样！

刚读到2007年1月12日浙江日报“李政道八十论治学”，李先生谈到成功时说“成功包括获得崇高奖项、学位，取得荣誉、地位和经济收益，这种成功除了靠天才和勤奋创造杰出成就，确实还有个机遇问题，这里我想举两个例子。赵忠尧院士是我国杰出的物理学家，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在美国留学时，通过多项开创性实验，率先发现了正电子。这项伟大的发现，理应获得诺贝尔奖。但是，后来诺贝尔奖评委会发布对正电子发现这个科学成果的授奖名单时，却没有赵忠尧的名字，而在赵忠尧做出这个重要试验后才进行实验的另一个美国物理学者却得了这项诺贝尔奖。这件事当时在物理学界议论纷纷，特别是海外的中国物理学家更为赵忠尧先生鸣不平。事过五十年，我曾向参加此次评选的一位科学家询问过为什么未给赵忠尧授奖?他说因为他是中国人，当时西方对中国人是歧视的，认为中国不可能有杰出科学家；二是后来两个美国物理学者用赵忠尧的方法重复做实验，取得的数据同赵忠尧的不一致，实际上是这两位学者做实验时出现了错误导致数据有异。事实证明，赵忠尧的研究成果是开创性的，结果是经得住验证的，应该得奖的是他，只因当时评委中的偏见和误会使赵忠尧失去获奖的机会。 ” 特此补充。

中关村回顾 (九) - 童第周伯伯的荣与辱

童第周是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和优秀的教育家，卓越的实验胚胎学家，我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开创人。经历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们可能都知道童第周。关于童老和美国坦普尔大学牛满江教授在细胞的核与质关系方面的研究，国内外有很多报道。人们普遍注意到他们完成的一项有趣的实验：从鲫鱼的卵子细胞质内，提取一种核酸，注射到金鱼的受精卵中，结果便出现了一种既具有金鱼性状又表现出鲫鱼性状的子代。画家吴作人专门为这种鱼画过一幅画送给童老，把它称做童鱼。诗人赵朴初题了诗：“异种何来首尾殊，画师笑道是童鱼，他年破壁飞腾去，驱逐风雷不怪渠。”“变化鱼龙理可知，手提造化出神奇，10十年辛苦凭谁道，泄露天机是画师。”(请参看附图 -童第周和牛满江合作研究中所产生的双尾金鱼和单尾金鱼 )

然而，正当用他们犹如“造物主”般的科学家之手去揭示生物进化、遗传、再造之谜的时候，1979年3月30日，童第周因病在北京逝世。后来对此项研究成果有很多质疑，尤其是对牛满江本人更是充满争议。政要肯定、媒体哄炒这一套在科学家那儿却行不通———他们只承认可以重复的科学实验结果、实实在在的科学论文。这里不谈牛满江其人，牛也是慕童童第周之名而来和他合作的。关于细胞核与细胞质的关系，是童第周晚年最感兴趣的主要工作。他的细胞核在异种的细胞质内，经过多次分裂和复制后，在生理或性质上有发生变化可能的理论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长期不懈地从事实验胚胎学和发育生物学研究，并开创了异种核移植的先河，堪称“克隆先驱”。

童伯伯是个注重实践和实验工作的人，他曾说过“我们的事业，需要的是手，而不是嘴。”1930年，28岁的童第周赴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留学，在校长布拉舍教授的实验室里工作。第二年春天，在由达克教授担任实验室负责人的实验室里，童第周就是用一双灵巧的手完成了极为困难的青蛙卵膜的剥离工作，赢得了异国同事的尊重以及两位著名生物学家布拉舍和达克教授的赏识。

然而这样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在文革期间也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遭受到冲击。被劳动改造，不准搞研究。他被“造反派”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尽批斗和污辱，全家也被迫从十四楼搬出，让他打扫动物所大楼的厕所。古稀之年的他，却尽心尽职地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哪天厕所要是不干净了，人們就會想到是童老沒來上班。后来童老被解放了，但他仍然坚持打扫厕所很长一段时间。文革結束童第周总算苦尽甘來，当上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后来又成了政协付主席，他是文革后担任这么高职务的第一位老知识分子。那时時常可以看見紅旗轿车前來接送他。当时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但又不得不坚持出席各项活动，每次回来都累得不行。不到一年就去世了，当时我想，如果他不当这个官，继续从事科学研究，或许会活得更长些，对科学的贡献也会更大一些，可当不当官是由不得他自己的。

十四楼有三对著名科学家夫妇，他们是钱三强、何泽慧，陈世骧、谢蕴贞和童第周、叶毓芬。前二对夫妇都是研究员，唯独童第周的夫人叶毓芬直至去世仍只是一个副教授，而与她一起的同事都早已升为教授。其间，她至少有三次机会，但都失之交臂，因为童第周一直是她的“顶头上司”，名单报到了他那里，总是把升职的名额让给了别人。叶毓芬的去世给童第周带来沉重的打击，他流着泪对儿女们说：“我对不起她，她这几天不舒服，我没有陪她去看病……她工作成绩很出色，但由于我，却未能升为教授。”我印象中的童伯伯是一位平易近人、热情谦虚、温和诚恳、待人宽厚却严于律己的学者。童伯母耳有点聋，要大声跟她说话，她才能听到。她家的大媳妇很能干，小儿子是老五，是我弟弟的好友和同学，我们都叫他童老五，和他爸爸一样是个老实人。

中关村回顾 (十) - 中国的居里夫妇钱三强何泽慧

钱三强是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这几乎人所共知。然而，对他的夫人何泽慧却知者不多。其实，钱三强与何泽慧同为1932年清华大学物理学系同班同学，他们班里三位女同学，有两位中途转学，唯有何泽慧不仅坚持到毕业，而且毕业论文夺得全班最高分。这个班的男学生，能坚持到学业期满的只有９人，钱三强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的毕业论文分数仅次于何泽慧，排名第二。

毕业以后，何泽慧留学德国，于１９３６～１９４０年在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校研究弹道学，提出了一种新的精确测量子弹飞行速度的方法而获得工程博士学位。随后在德国海德堡皇家学院核物理研究所进行核物理研究工作。而钱三强在1937年由当时北平物理研究所所长严济慈推荐赴法国大学居里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居里实验室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实验室。老居里夫妇先后去世以后，他们的女儿伊蕾娜和丈夫约里奥继续领导这个实验室的工作。１９４０年，钱三强完成了博士论文及答辩，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由居里夫妇推荐，钱三强担任了法国科学中心研究员。１９４６年，何泽慧来到巴黎，他们在约里奥·居里夫妇的主持下举行了婚礼。约里奥·居里在致词中说：“令人怀念的比埃尔和玛丽·居里夫妇，曾经在一个实验室中亲密合作，以后，我和伊蕾娜又结为伴侣。事实证明，我们这样的结合，其后果非常之好。亲爱的钱先生，尊敬的何小姐，我们的‘传染病今已又传给你们了。我和伊蕾娜共同祝福你们家庭美满，祝愿你们亲密合作，在科学事业上做出令举世振奋的丰硕果实。”

约里奥·居里的愿望很快成了现实。１９４６年夏天，钱三强和何泽慧一同到英国剑桥大学出席战后第一次国际基本粒子学术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钱三强宣读了题为《正负电子弹性碰撞现象》的论文。论文的作者是何泽慧博士。这是何泽慧婚前在德国海德堡核物理实验室所作的科研成果，这位女博士第一次将正负电子弹性碰撞现象摄入镜头，并从照片上显现出来。这项科研成果引起与会同行的极大兴趣。英国科技杂志称它为科学成果的“珍品”。钱三强夫妇此次剑桥之行，对核裂变产生了新的设想。他们决心共同努力突破关于铀核“二分裂”的结论。从英国剑桥大学返回法国巴黎居里实验室之后，钱三强和何泽慧与R．沙士戴勒和L．微聂隆合作，立即投入到全面分析、实验和研究之中。百次、千次乃至万次的实验过去了，他们发现，在铀核的每三百个裂变反应中，就会出现一次第三条粒子射线的情况。实验结果证明，铀核裂变不仅是一分为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一分为三。共同发现了铀的三分裂现象，钱氏夫妇著名的“三分裂” 学说从此诞生。１９４６年底，他们进一步欣喜地发现，在第三条粒子线之外，又出现了第四条。也就是说，铀核裂变不仅有“三分裂”，还有“四分裂”。而何泽慧首次观察到铀的四分裂现象则是每万次核反应中才会出现一次。

1947年，钱三强和何泽慧夫妇宣称他们发现铀核的三分裂和 四分裂。这一发现立即在科学界和社会公众引起了轰动。法国科学院将科学界最优厚的享利·德巴维奖金颁发给了钱三强。不久，西方各国报刊相继刊登了钱氏夫妇的伟大发现。他们称钱三强和何泽慧为“中国的居里夫妇”。

1948年，处于事业颠峰期的钱三强与何泽慧带着伊蕾娜居里夫人的赠言：“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回到了自己的祖国。约里奥·居里先生为了表达对中国的热爱和对钱氏夫妇的友谊将若干个保密数据告之了钱三强，还将一包放射源赠送给他们。科学是应该无国界的，是约里奥·居里夫妇帮助新中国核研究走出第一步。后来中国二弹的爆炸在科学技术意义上讲，是中国科学家的成功，也和西方大学研究室的科研成果紧密相联系的。

在新中国诞生一个月后，中国科学院成立了。钱三强和何泽慧受命筹建近代物理研究所。到１９５５年，在中关村由钱三强担任所长的这个近代物理研究所巳经初具规模——科研人员扩大到１５０人，新中国第一支核物理研究队伍形成了。他们自己设计并建成了我国第一台、第二台静电加速器。同时，对回旋加速器的高频、磁铁系统也进行了初步设计。

１９５５年１月１５日，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有关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政治局会议。钱三强带了何泽慧设计并制造的一台小型探测仪列席参加了这次会议。他还用这台仪器在现场作了探测铀矿的表演。会上，毛主席向钱三强询问了发展原子核科学的诸多问题。在这次会议之后，我国便全面展开了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工作。

１９５９年６月，当时的苏联政府撕毁了与我国签订的有关科技援助合同，撤走了专家。钱三强和他的同事们作出了坚定的回答：“一定要让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的下午，当时针指向２时４５分时，守候在电话机旁的核工业部部长刘杰，用颤抖的声音问钱三强：“三强同志，再过一刻钟就要做试验了，还有万分之几的可能不响”钱三强眼里噙着热泪回答说：“会成功的，会成功的”。当时，在场的人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时而看看那默不作声的电话，时而看看钱三强。大家屏声敛气地等待了长长的一刻钟。突然，从遥远的罗布泊传来激动人心的声音：“啊，响啦，‘５９·６’它响啦?”。

上面是我把国内出版的资料作了汇编，下面再摘录一段在钱三强离世十四年后央视《大家》采访九十二岁高龄的何泽慧，并略加批注。

某：我们今天采访您，主要是想让现在的年轻人以您为榜样blablabla

何：听我故事有什么用，让他们来向我学习，你们倒霉了。

某：为什么呢？

何：我做事不合时代的。

…………

某：二战爆发的时候，您在德国，钱先生在法国，联系受限制吧

何：有，跟打仗的国家都有限制，规定都是25个字。

某：这25个字怎么样准确表达意思啊，您记得吗？

何：那您可以多写几封啊。对不对？

某：您记得这25个字写信，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信？

何：没有。就你好不好，你好不好，25个字够了。我挺好，您放心，就是这样。

…………

某：您能不能帮我们回忆一下，在居里实验室和钱老一起发现三分裂、四分裂现象，当时发生的过程？

何：这个简单得很，你要发现东西容易得很，这有什么过程？你做工作细致点，就成了，都会发现。

某：那您是怎么发现的？

何：看见了，不就发现了？

某：看见了？（不死心）那您是怎么看到的呢？

何：做实验就看见了呗，谁做谁能看见。

某：您当时做过多少次实验发现这个？（想要引诱出“作了几百几千几万次实验才发现”之类的话）

何：这个一天到晚在那儿做实验。那一天几百张照片，你去看吧，分析吧，做完了就完了，你要看找东西，你不找当然没有啊

…………

问，刚刚回国的时候，实验室的情况。

答，什么都没有，都要到旧货摊上去买，就连用把钳子都要去买。反正我不觉得困难，我觉得挺有趣的，这难不倒我。

关于下放到干校时期

问：劳动改造时期的心情……

答：我负责敲钟，报时，我骄傲的很，他们都得听我的！

问：听说你那时候敲钟很准时？所有人都拿你的钟声来对表，你是怎么保证钟声准时的呢？

何：敲钟的时候拿个收音机，它报时的时候我就敲。

关于贡献

某：你们为国家做出贡献…

何：什么贡献，还不都是抄来的

有人评论： 一个说真话的牛人……一般人是要将简单的事情说得很牛，她是把很牛的事情说得很简单。这种人，几乎绝迹了

最后一句，真强!!!!!

通过这些，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何泽慧的个性。

下面再谈点我所知道的事：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前，我很少能看见钱伯伯有悠闲的时候。其实我们楼上的王伯伯突然好多时候见不到了，我就知道他又去基地了。他们把全付精力和身心都投入到事业中去，这是他们那一代人的特点。1960年他已兼任二机部副部长和担任了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后。当年北区大门口派驻有解放军一个班，主要任务就是给14楼站岗，夜间还是双岗。现在回想起来主要就是保护钱伯伯。他像当年居里夫妇培养自己那样，倾注全部心血培养新一代学科带头人，在“两弹一星”的攻坚战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核专家，并在这一领域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发展速度。人们后来不仅称颂钱三强对极为复杂的各个科技领域和人才使用协调有方，也认为他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烈”的科技大本营。

但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吃紧，钱三强全家及其他核物理家先后去了“四清”和“五七”干校，当上了半拉子农民，浪费了宝贵的时间，钱对此心中很有看法。文革后我常看到他们了，钱伯母有时戴一条头巾，穿着围裙和解放球鞋排队取牛奶或买菜，不知道的人以为她是普通老大妈。钱伯伯总是文质彬彬，文革时他告诉我们他被贴有二千多张大字报，他很关心形势发展。但不便出门，有时听听我们谈谈小道消息，但不发表意见。后来解放军也撤走了，有时看见他在十四楼前散步，那是文革后期了。

家父去世时，他来遗体告别，他久久站在那里注视着家父，一言不发，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后来不久听说他就病了，而我此时出国了。我真遣憾未能在他身前再去问候他，下次回去一定到他铜像前献朵花。

中关村回顾 (十一) - 正直淳厚的戴芳澜教授和《中国真菌总汇》

戴芳澜于1893年5月4日生于湖北江陵县，1973年1月3日卒于北京。1913年结业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１９１４年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学院学习，以后转到康奈尔大学农学院，获学士学位，其后又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植物病理学和真菌学，一年后，由于家境困难辍学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金陵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室主任，应用真菌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名誉理事长，《植物病理学报》主编等职。曾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中国真菌学的创始人，中国植物病理学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早年对水稻、果树等作物病害及其防治进行了研究；30年代以后从事真菌分类学、形态学、遗传学及植物病理学，特别在霜霉菌、白粉菌、鹿角菌、锈菌、鸟巢菌、尾孢菌等菌的分类方面，以及竹鞘寄生菌的形态学和脉孢菌的细胞遗传学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工作，有关论文迄今仍为国内外同行广泛引用。任教多年，讲授真菌学和植物病理学，培养大批科技人才。发表了50余部专著及论文。

戴伯伯一家在五、六、七十年代曾居住十四楼西端一层， 戴伯伯是著名的真菌学家和植物病理学家。真菌（fungi）是一类数目庞大的细胞生物，已被研究过且有文献可查的，至少有5100属，大于45000 种，世界上已有记载的真菌有12万种，戴芳澜教授估计在中国约有4万余种。而且每一种真菌的个体数量，又非常巨大，由于它们具有多型性，繁殖速度快，产孢数量又大，它们的个体数量常常是几何级数增加，以致到无法计算的程度。戴伯伯晚年的巨著 - 《中国真菌总汇》，是一部有关中国真菌分类的大型参考书，它对我国真菌学的发展、真菌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当年戴伯伯写这本书，是从２０年代起就留心收集有关中国真菌的资料。最初以《中国真菌杂录》的标题，陆续发表在有关的科学杂志上。１９５８年出版的《中国经济植物病原目录》就是利用上述资料编辑而成的。以后，他确定了编辑方向，确定了采用国际间公认而合理的命名方案，使在中国记录的真菌名称，根据同物异名的优先权而获得了合理的归类。他翻阅了大量的文献，写下了摘抄和分析心得。现在中科院档案馆保管的有限的手稿中，其中最完整的一份，就是戴伯伯的一套卡片摘抄。文革期间，戴家也搬入几家人，他们只剩下了一大一小的二间房，两大橱柜的卡片摘抄无处可放了。戴老忍痛不得不让人搬到微生物所，后来微生物所捐给了中科院档案馆。现从这些卡片摘抄中，戴老密密麻麻摘录各类文献资料，还包括戴老精心描绘的各种真菌图谱，突显出我国老一代科学家那种认真、严谨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 看到这些摘抄真让我们这些后辈学子汗颜，甚至连档案管理人员亦深为感动。《中国真菌总汇》一共参考了768篇文献资料，最早一篇发表于1775年。所引文献包括英、法、德、俄、意、日、西班牙、拉丁等外语语种。二百年来，寄主的学名、真菌的学名、我国行政区域都有不少变动，都需一一进行核对、订正。为了便于我国科学工作者查阅，编著者还特意增加了真菌定名人姓名及其缩写，颜色译名对照表等。戴芳澜在他一生最后的几个月里，仍然不顾年老多病，抱病工作。制定了《中国真菌总汇》的编写计划，写好了该书的前言，而把一些具体工作留给他的学生和年青人去完成。他充分认识到这本巨著的历史性，在《中国真菌总汇》前言中写道“虽然这本书在现阶段对我国真菌分类工作是一本有用的参考书，但是它有时间性的。随着真菌分类学的不断发展，必须跟着进行收集和整理工作来不断地增订这本《总汇》。”这就是这位大师对他自己与该书作用的恰如其分的评价，也是他老人家对后来学子的期望和要求。他还在前言中写道：“我谨以此书作为我个人晚年对人民的一点贡献吧”，短短一句话，既表露了他对即将完稿的自慰，又蕴含着他对行将结束的一生献身的依恋深情。这本巨著工程浩大，在他去世之日，尚未全部完成，而是由他的学生又经过几年的努力扫尾完卷，并于1979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此书（1258页）发行以后，日本著名真菌学家平塚直秀在《日本菌学报》21卷2期上（1980年9月）发表了悼念戴芳澜教授和推荐《中国真菌总汇》的文章；美国《真菌学报》72卷3期（1980年5 月）也介绍了《中国真菌总汇》。此书不仅是一本中国真菌分类参考资料的汇编，而且是一部中国真菌分类学巨著。戴芳澜在书中第一次发表了32个真菌学名的新组合。

戴伯伯和家父都是学农的，搞生物的。戴伯伯年长家父九岁，他德高望重，学识渊博，为家父所敬重。家父在1924—1926年间　曾任北京大学农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前身）教授。与北农大有很深的渊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49年9月由北京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农学院和华北大学农学院合并成为北京农业大学。戴芳澜任北京农业大学植物病理学系教授，１９５３年兼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真菌病害研究室主任，１９５６年任中国科学院应用真菌学研究所所长。从１９５９年起，他专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兼真菌研究室主任，一直到他１９７３年１月３日去世。当时从北农大转到科学院的除戴伯伯外，还有十三楼的刘崇乐和汤佩松等人，他们从相识，相交到相知都几十年了，而且他们都被选为中科院1955年第一届生物学部的学部委员。在中关村时大家来往密切。尤其是家母和戴伯母、刘伯母、汤伯母联络更多。而我们下一代也成为世交。先生们把全付精力都放在学术上。戴伯伯和戴伯母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在文革期间，他们唯一的孩子上山下乡了。当时一号令下达，科学院各研究所人员纷纷被下放。近八十岁的戴伯伯和戴伯母处理掉所有大件家俱，我们到他家时，房子里都空了，连大床都没了，只剩下二张行军床，准备随时轻装下去。那个年代中国的老知识分子是多么单纯和无奈，党指向那里就得到那里。但他们内心深处对时局的混乱，不能进行学术研究深为不满。戴伯伯平时讲话不多，正直纯朴、实事求是，待人接物直来直去，不会拐弯抹角。早在金大任教时，许多人不大敢和一些飞扬跋扈的美籍教授顶撞，只有戴芳澜不买洋教授的帐。例如对一位当权的名叫斯图尔德的植物学教授，当他处事不公时，他就要据理力争。1941年他赴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蒋介石于最后一天设中膳招待评议员，戴芳澜未去，认为不应为蒋捧场。他的耿直可见一斑。1955 年12月全国科联、中国科学院和几个学会联合召开米丘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会议筹备组准备了开幕的主要报告稿，请他代表报告。他急忙摇头摆手，直截了当地说：“要我报告不合适，何况我又不是搞遗传的。”我听家父讲过，五十年代我国一面倒地向苏联学习，宣扬米丘林，李森科，全部否定摩尔根学派的成果和理论。不少科学家对此都有意见的，戴芳澜就以不肯作报告加以抵制，体现了他不随波逐流的一贯精神。

戴伯伯已经离开我们三十四年了，他浓重的湖北话，深睿的眼神，一生不追求名利，只求做好工作的作风永久地留在我的心坎中。

中关村回顾 (十二) - 老实严谨的刘崇乐教授和他的悲惨遭遇

在美国康州的美弗尔的一所养老院里躺着一位华人老妇，她患有严重的老年痴呆， 她几乎连自已的亲人包括自已的儿孙都不认识了，她九十七岁了， 人世间的凄凉苍伤她都经历了， 她太累了， 也该休息了。养老院里宁静清洁的环境，精心护理的工作人员，退休的儿子每周都来看望她，四个孙子都已工作了，三位已成家，她已有重孙子重孙女。舒适的晚年生活，她也该安心了。她就是我称之为刘伯母的施慧元女士，她的先生就是我国著名昆虫学家，我国昆虫学创始人之一， 原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一級研究員，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員刘崇乐。

刘伯伯是福建省福州市人。1901年9月20日生于上海，1969年1月6日卒于北京。1920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2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学位， 1922 - 1926年在康奈尔大学攻读昆虫学并获得博士学位。1926年返国后，历任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东北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教授、清华大学农业院昆虫系主任以及北京农业大学昆虫学系教授、系主任及該校昆虫研究所所长。新中国成立后調至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动物研究所、任室主任，曾任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副院长，兼任昆明动物研究所首任所长，昆虫学会理事和《昆虫学报》主编。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长期从事生物学教学、生物防治、资源昆虫学和昆虫文献学研究。在昆虫学的人才培养及图书文献收藏方面都卓有建树。对我国资源昆虫特别是紫胶虫的调查、研究、利用及扩大新产区颇有贡献。

刘伯伯是家父的同行和好友， 1953年家父从杭州浙江大学调入北京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以后昆虫和动物二所合併成动物研究所以来，他们一直在一起共事， 互相尊重， 互相支持. 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是个文革重灾区， 当时动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平均年龄超过四十七岁，居科学院之首。出自动物所的柳忠阳等一批造反派就把动物所作为典型，大搞法西斯专政，把张劲夫、裴丽生、秦力生、郁文、杜润生等院领导和动物所的几乎所有年长的老科学家包括童第周、陈世骧、蔡邦华、刘崇乐等全部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关押在动物所牛棚，并把他们的家全部清除出十三、十四和十五楼。当时年近七旬的刘伯伯患有严重糖尿病，全身浮肿，步履蹒跚，但仍被押解去农村参加三秋劳动。家父屡次向这些造反派反映，刘快不行了，要送医院。但是这些人那里有人性，毫不领会。家父后来悲愤地回忆这段往事，他们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已的老友就这样走了。据后来有人谈当时的情景，刘老经常吃不饱，有一次，他饥饿难忍，捡食了几粒掉在地上的玉米粒，竟被打得吐了出来。接着，这些造反派还勒令他去走独木桥。一代名家就这样摇摇晃晃，在一阵狞笑中从独木桥上消失了。更令人痛心地是与此同时，毕业于北大物理系的他的小儿子刘彭业不明不白从物理所大楼坠楼身亡。当时的刘伯母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灾难，真是欲哭无泪，悲痛欲绝。她真是悔恨啊，在临近解放之际，刘崇乐接到斯坦福大学的邀请，请他执教该校。当时刘崇乐和他的哥哥刘崇宏都是清华大学教授，他在生物系任教，而刘崇宏是历史系教授。他哥哥决定赴台湾，认为他搞的东西对共产党不会有用。而刘崇乐毕生热爱科学、热爱祖国，对共产党新中国有好感。在决定是否留下来有点拿不定主意。刘伯母想起她的外甥何祚庥和共产党关系密切，去征求他的意见。当时的地下党员何祚庥当然劝他们留下来。那里想到一失足，千古恨，现在变得家破人亡。而刘崇宏到了台湾，为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人们一直很敬崇他，他一直活到九十多岁才去世。这也就是为什么刘伯母后来在平反之际，只身一人六十多岁到了美国，千辛万苦最后把她大儿子一家六口先后移民到了美国，她绝不再让她的儿孙再受到伤害。这是后话。

刘伯伯自50年代起，就立足于昆虫学基础知识的丰富积累，密切结合经济建设大发展的需要，在国内首倡资源昆虫学研究。他积极从事捕食性天敌昆虫的应用和开发研究；进行寄生蜂、寄生蝇的利用，为我国综合治理农业、林业和园艺害虫作出了贡献，是我国利用天敌资源进行害虫生物防治的创始人之一。1955年以来，他密切关注我国工业、国防的重要原料紫胶虫的研究。时值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施禁运封锁，紫胶来源十分困难。 1955－1958年间，刘崇乐出任中苏科学院联合组织的云南紫胶考察队队长，率中苏科学家和我国有关产业部门及云南省科技工作者百余人，进行了连续多年的综合性考察，为紫胶虫的人工放养、产区的扩大、产量的提高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1956年，中苏科学院云南紫胶工作队改名为中苏云南生物资源考察队。除紫胶之外，调查研究扩充到动植物区系和资源。动物方面涉及昆虫、鱼类、两栖爬行类、鸟类和兽类。上述调查获得了诸多新发现，证实了云南动物种类繁多且区系复杂、资源丰富。“动物王国”之称誉被科学界确认，为云南建立专业性的动物学研究机构作出了奠基性的准备。

刘伯伯一生热爱昆虫学研究。早期以胡蜂科为主要对象，中后期侧重于瓢虫科和寄生蜂、寄蝇、蜘蛛的研究。他刻苦好学，知识渊博、精通外语、广收昆虫文献并极有研究。他学风严谨、做事认真，严于自律又诲人不倦，受到同仁的普遍敬重。有二件事证明刘伯伯的做事为人。1927年7月，朱自清在清华园写下了著名散文《荷塘月色》。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树缝里也露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瞌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 30年代，有一位陈姓的读者致函朱自清先生，认为“蝉子夜晚是不叫的”。朱自清便向周围的同事询问，出乎意料，同事大多同意那位读者的说法：蝉子晚上不叫。但似乎不够权威，朱先生便写信请教昆虫学家刘崇乐先生。刘先生大约也没有亲身经历，便翻阅多种有关昆虫的著作。几天后，他拿出一段书中的抄文，对朱自清说：“好不容易找到这一段！”抄出的这段文章说，平常夜晚，蝉子是不叫的，但在一个月夜，作者却清楚地听到它们在叫。第二件事在1926年10月的秋季，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在夏县西阴村发现了一颗花生壳似的黑褐色物体，这是一颗被割掉了一半的丝质茧壳，茧壳长约1.36厘米，茧幅约1.04厘米，已经部分腐蚀，但仍有光泽，而且茧壳的切割面极为平直。当时主持发掘的李济对此十分重视，但是在发掘现场再没有找到第二颗。围绕着半个蚕茧，李济请清华大学生物学教授刘崇乐进行鉴定，刘崇乐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但也没有找出相反的证据。因为该茧壳比现在西阴村家养的蚕茧壳要小很多；不像是后来放进去的，因为埋藏的位置并不在坑底下，茧壳周围的土色也没有受干扰的痕记；当然也不会是野蚕偶尔吐的，因为它有利器切割过的痕迹，这半个蚕茧是经过人工割裂过的。为此，刘崇乐初步断定其为桑蚕茧，切割面是由锐利的刀刃所为。并鉴定那半个蚕茧确是一种家蚕，因此证明了中国人在史前新石器时代已懂得养蚕抽丝。 1928年，李济重访美国时，又特意把这半个蚕茧的标本带去，求助华盛顿的史密森研究院，经那里的博物家帮助他鉴定出这个茧壳是属于家蚕的老祖先的茧壳，证实了刘崇乐的判断。李济在后来的很多学术论著中，都提到过“半个蚕茧”这件事，提法一直比较谨慎，只是作了几点推论，提出了思考方向，并未作肯定的结论。从这两件事可看出刘伯伯作为一个科学家的严谨态度，而不像有些人在大跃进年代搞浮夸，瞎论证什么一亩地能产万斤粮之类；更不象当今中国有些人搞学术腐败，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作为一个科学家首先要老老实实做人做学问。

刘伯伯离我们快四十年了，在其一生的教育、科研生涯中，著述甚丰。在中外刊物发表论文53篇，撰写学术专著6部，译著2部。他的为人，他的杰出贡献，他的遭遇，他的死，能不让我们后人深刻反思吗？

中关村回顾 (十三) - 中国的奥本海默钱三强 - 再谈钱三强伯伯

最近看到国内有些文章谈到中国的奥本海默或中国的原子弹之父是邓稼先或王淦昌，先不论谁是中国的原子弹之父，我却认为中国的奥本海默非钱三强莫属。

先让我们看看奥本海默。罗伯特·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1904年4月22日—1967年2月18日），美国犹太人物理学家，曼哈顿计划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出生于美国纽约，是家境富裕的犹太人家庭，父亲是德籍犹太人，从小就移民到美国，后来在纺织界致富。母亲是一个天才画家，她鼓励奥本海默接触艺术和文学，却在奥本海默九岁时去世。奥本海默是早慧的天才，三年读完大学，1925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以荣誉学生的身分毕业，他父亲很高兴，送给他一艘三十英尺长的帆船。随后到英国剑桥大学深造，他想跟卢瑟福（E. Rutherford，1871-1937）从事实验物理研究，但卢瑟福不愿收他为学生，这时他迷上了量子力学，于是开始攻读理论物理，加入到著名的卡文迪许实验室，1926年，转到德国格丁根大学，跟随玻恩（M. Born，1882-1970）研究，1927年以量子力学论文获德国格丁根大学博士学位，据称论文发表当天，在座的评审教授竟无一人敢发言反驳。接下来的两年他在瑞士的苏黎世（Zürich）和荷兰的莱登（Leiden）作进一步的研究。1929年夏天，奥本海默回到美国，不幸感染了肺结核，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镇附近的一个农场上养病。后来他在柏克莱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他不看报纸、不看新闻报导，也不听收音机，对政治也缺乏兴趣。

奥本海默的研究范围很广，从天文、宇宙射线、原子核、量子电动力学到基本粒子。他有辩才，长于组织管理能力，精通八种语言，尤爱读梵文《薄伽梵歌》经典，为此自修梵文。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了，情报也显示，德国已经在海森堡的主持下进行原子弹的研究。美国罗斯福总统下达总动员令，成立了最高机密的曼哈顿计划，目标是赶在德国之前制造原子弹。主持人是雷斯理·格劳维斯少将（Leslie R. Groves），格劳维斯不顾陆军情报单位的反对，选定奥本海默为发展原子弹计划主任。奥本海默告诉军方，想制造原子弹，就必须集中一流科学家和最好的设备于一个社区内，并统一指挥部统筹。1942年8月，奥本海默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的实验室主任，在新墨西哥州沙漠建立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Los Alamos Laboratory），整个计划的经费是20亿美元，总工作人数15万。“氢弹之父”泰勒协助奥本海默组织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团队，1943年有4000名科学家进驻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著名的科学家费米、波尔、费曼、冯纽曼、吴健雄等大师级物理学家皆在其内，开始原子弹的研发工作，泰勒因执意研究“超级炸弹”，跟奥本海默起了不少冲突，后来泰勒作证指控奥本海默同情共产党，造成奥本海默处境的困难。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成功地制造了第一批原子弹，随后在阿拉摩高德沙漠上空引爆，并发出耀目闪光及冒起巨型蘑菇状云。1945年8月6日上午8时15分17秒，美国在太平洋蒂尼安岛上的空军基地朝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枚原子弹。当原爆乍起，他想到了《摩珂婆罗多经》中的《福者之歌》：“漫天奇光异彩，犹如圣灵逞威，祇有千只太阳，始能与它争辉”。正由于在“曼哈顿计划”中卓越的管理才能，奥本海默被称为“原子弹之父”。

再让我们看看钱三强先生。他在1913年出生于浙江绍兴，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是“五四”运动的名人。他少年时代即随父在北京生活，曾就读于蔡元培任校长的孔德中学，１６岁便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32年，又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6年，钱三强毕业后，担任了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严济慈所长的助理。翌年，他通过公费留学考试，进入巴黎大学居里试验室做研究生，导师是居里的女儿、诺贝尔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及其丈夫约里奥·居里。１９４０年，钱三强取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又继续跟随第二代居里夫妇当助手。1946年，他与同一学科的才女何泽慧结婚。夫妻二人在研究铀核三裂变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被导师约里奥向世界科学界推荐。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刊物刊登了此事，并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同年，法国科学院还向钱三强颁发了物理学奖。 1948年，处于事业颠峰期的钱三强与何泽慧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在新中国诞生一个月后，中国科学院成立了。钱三强受命筹建近代物理研究所，他并于1954年入党这是在科学家中是很早的。也是他能在那个时代能被党所信任。但是仅仅因为这一点，还是不行的。

钱三强思想活跃、组织能力强，而且谦虚谨慎，办事公道。科学院成立后钱三强先任计划局副局长（竺可桢任局长）和局长，近代物理所副所长（所长吴有训）、所长，正式做科学院副院长是 78年到 83年。但是钱三强的实际影响呈从科学院还没成立就开始了。49年钱三强就起草了《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计划局也是以他为主。54年他任科学院学术秘书处秘书长，这个职位权力很大，那时实际相当于真正管事主导学术的副院长的职位（副秘书长武衡、秦力生等都是党组成员）。成立学部时，也是钱三强以郭沫若的名义邀请全国的科学家推荐学部委员。他为筹建科学院，他求教比自己年高的叶企孙、周培源、王竹溪（杨振宁的硕士导师）等，为建近代物理所，他请浙大王淦昌、清华的彭桓武来做副所长。

1956年钱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即核工业部副部长，部长开始是宋任穷，后来是刘杰。随着中苏分歧的扩大，苏联决定，提前终止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１５日苏中双方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中断若干援助项目，不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激怒了中国人。中共中央马上在１９５９年７月作出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８年时间把原子弹造出来。为了记住１９５９年６月发生的这段事，中国领导人特意将研制自己的原子弹的工程定名为“５９６工程”。１９６０年，中苏关系完全破裂，苏方撤走专家，刚刚起步的中国原子能事业猛然间被人卡住了脖子。中央决定完全靠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后，钱三强担任了技术上的总负责人和总设计师。处在严峻形势下和特殊位置上的钱三强肩负着特殊使命，他要为实施中央新决策当好部领导的参谋，重新排兵布阵，他要在科学家中起到磁铁作用，团结并组织合适人选到位，解决可能出现的科学技术难题，不让问题卡壳。为搞原子弹，他像奥本海默那样"集中一流科学家和最好的设备于一个社区内，并统一指挥部统筹"。首先点将调兵，在组织核武器研制阶段，是钱三强点名提出调哪些专家来参加核武器哪个方面的研制任务，如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邓稼先、周光召、于敏等，都是由他提出并经领导同意后调入的。是他请求调科学院的学术秘书邓稼先成立核武器研究所(后来的九院)，邓稼先在原子弹与氢弹的研制中起了突出贡献。在核燃料生产、研究和实验过程中，急需化学分析和化工专家，又是他提出请调吴征铠和汪德熙的。全国各大学设置原子能专业，也是钱三强积极倡议，领导大力支持而建起来的。其实，由钱三强点将布阵的名单还很长，为了承担原子弹研制任务，要搞电子显微镜的人，当时搞电子显微镜的，科学院只有上海冶金陶瓷所李四光的女儿李林。他就调了李林。为了能把氟化铀变成金属他调了金属所副所长张沛霖。还有郭永怀、程开甲、黄祖洽、王承书、吕敏、陆祖荫、王方定、钱皋韵等等。因此二机部老部长宋任穷1993年感慨说：“钱三强同志在我国原子能事业创建与发展中，有独特的贡献，起到了别人起不到的作用。”  钱三强担负的角色正如彭桓武后来所说的，研制原子弹正式启动后，他起到了“指点才”的作用。所谓“指点才”，就是帅才，亦即战略科学家。钱三强的“指点才”角色，是他在原子核科学前沿领域的长期工作经历和他那为国家强盛的炽烈情怀，以及组织对他的信任等多种因素促成的。他没有辜负历史赋予的使命。 他成为中国科学的第一帅才。

钱三强精力充沛，干劲十足。他兼的事多，而且重要。除了刻苦以外，钱三强会“弹钢琴”的工作方法。他调动精锐，为“两弹”清障。在前苏联反目毁约、撤走专家、带走图纸时，有人讥讽说，“离开外界的帮助，中国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几十年后钱三强一直记得那时的感受：“我很清楚，这对于中国原子能事业，以至于中国历史，将意味着什么。前面有道道难关，而只要有一道攻克不下，千军万马都会搁浅。真是这样的话，造成经济损失且不说，中华民族的自立精神又一次受到莫大创伤。”为了实现中央“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的新决策，已是壮年的钱三强铆足劲地干，在张劲夫“要人给人，要物给物”的通令下，他和裴丽生以院、部协作小组的名义，调动科学院20几个研究所的精锐力量，为“两弹”清障。仅关键的1961年，科学院各有关研究所承担二机部任务共83项，计222个研究课题，任务全部及时完成，保证了需要。这年5月，钱三强领受聂荣臻“拧成一股绳，共同完成国防尖端任务”的指示，7月起他亲往沈阳、长春、哈尔滨，向金属所、应化所和土木建筑所安排有关金属铀冶炼、核燃料化学、反应堆结构力学等攻关任务；9月他南下矿冶所、湖南铀矿厂，落实铀矿采选和化学冶金联合攻关；10月他到湖南二矿检查工作，两个月后和裴丽生在衡阳主持召开现场会，就铀水冶厂生产及设备中148个技术问题进行“群医会诊”。也在这一年，为了清除原子弹研制中最大的拦路虎——气体扩散分离膜技术，钱三强先在原子能所组织研究小组进行前期探索，接着他和裴丽生组织上海冶金所、北京原子能所、沈阳金属所、复旦大学等60余人联合攻关，终于在1963年秋完成实验室试制，年底实现工厂生产，使我国成为继美、苏、法之后第四个独立掌握该项技术的国家。

氢弹奇迹与一步妙棋。全世界都惊诧中国从原子弹到氢弹两年零八个月的高速度。这个速度比美国快了4年7个月，比法国快了6年4个月。中国氢弹之谜，好久人们不得其解，后来方方面面回忆总结，终于有了答案——它得益于当初钱三强下了一步妙棋，这就是彭桓武先生诗中画龙点睛点出的“预为谋”，他特别对此加了注释：“三强重视‘预为谋’，即事先的计划和准备。”  钱三强走这步棋，正是原子弹研制最紧张关键的1960年下半年。那时他和刘杰商议并得到积极支持，由他在原子能所亲自组织黄祖洽、于敏等骨干成立轻核理论组（代号470组），对氢弹理论开展先行一步的预研究。这个组一度发展到40多人，此外钱三强还请来华罗庚、谷超豪等帮助解决其中的数值计算。几年时间470组共写出研究报告和论文69篇，还有一些没有写成文章的研究心得，这使得对完全陌生的氢弹理论及许多关键性概念，有了较深入的认识。当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两个月后（1965年1月），原子能所轻核理论组的精兵强将黄祖洽、于敏、何祚庥等共31人，带着所有研究成果合并到核武器研究所。后来的情况正是黄祖洽在《自述》中写的：“合并后，大家协作，发挥各自的长处，在原有对原子弹研制和对氢弹预研认识的基础上，共同探索实现氢弹的具体途径。果然只经过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加强型弹核爆的试验，便在1967年，即原子弹爆炸后两年零八个月，成功地爆炸了我国第一颗氢弹，创造了世界上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氢弹试验成功最快的纪录。”

钱三强作为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后改称原子能所）所长，他借助组织开放的一路绿灯，广为吸引人才，很快一大批有造诣、有理想、有奉献精神的专业人才，从国内外汇集到所里，并知人善任地开展工作，艰苦创业建立起一批仪器设备，在以原子核物理为中心的指导思想下，全方位开展各相关领域的研究，通过科研实践，既出成果又有计划地培养人才，使之尽快适应原子能应用的需要，形成了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的原子核科学技术基地。以钱三强为首负责组建的这个基地，后来被誉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老母鸡”。据统计，从1959年起的6年中，原子能所共向全国输送科学技术人员914人，其中高级科学技术专家28人、助研和工程师147人、研实员和技术员712人；该所还为二机部属各院、所、厂培训科技人员1706人。这些人员后来大多成为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中坚。据不完全统计，在原子能所工作过的科技人员中，有近40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

对钱三强在“两弹”研制中所起的战略科学家作用，当时主持中国科学院日常工作而又最知情的张劲夫，在他1999年撰写的回忆文章《请历史不要忘记》里较多写到了，其中写道：  我们研制原子弹和氢弹三强起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没。……原子弹爆炸以后还要搞氢弹，而中国从原子弹到氢弹只有两年零八个月。这个科研理论方案和课题是三强很早就提出来的。有人总认为三强自己没参加具体的研究工作，我则认为如果没有他做学术组织工作，如果不是他十分内行地及早提出这些方案与课题，你怎么赶上和超过别人。他早就出了题目，我们早就动手了，早就把方案搞出来了。

综合以上所述钱三强就是我国制造原子弹的中国的“曼哈顿计划” 即中国的“５９６工程”的总负责人，而且他起的作用绝对不亚于奥本海默，中国的“奥本海默“非钱三强莫属，钱三强是中国原子弹之父。

中关村回顾 (十四) - 蔡邦华与浙江大学的不解之缘

今年是家父蔡邦华诞辰105 周年。我这是第一次写纪念父亲的文章，拿起笔心情就很沉重。有人讲父亲似高山，母亲如流水。我眼中的父亲确是需要仰望的高山，他的一言一行影响着我的一生，伴随着我的成长，教导着我怎样做人，做事，做学问。同样，他那脚踏实地、注重科学实践的意愿与信仰也在影响和改变着周围的人们。

最近读到 2006 年 5 月 7 日《人民日报》 “ 用一生做好一件事——记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得者陈剑平”的文章，该文敍述了 “陈剑平”，一个年青的植物病毒防治专家的先进事迹。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1985 年，陈剑平从浙江农业大学毕业，老教授唐觉的临别赠言改变了他留校的主意。唐教授送给他的 4 个字“学以致用” ，是唐教授 1941 年毕业时，当时的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蔡邦华先生送给他的，这 4 个字影响了唐老一生。也因为这沉甸甸的 4 个字，让陈剑平决心从事农业科学研究，来到了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 也正是这沉甸甸的 4 个字，让陈剑平成为在植物病毒领域作出突出成绩的青年专家和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者。

家父蔡邦华的“学以致用”影响了两代农业科学工作者，这也正是他一生追求科学实践的缩影和写照。

一、 求学，探索科学救国之路

1902 年 10 月 6 日父亲出生在江苏省溧阳县。祖父是前清秀才，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在小学时，他跟兄长学习蚕体解剖，见到蚕体内部器官，感到极大兴趣。在考入江苏江阴南菁中学后，他用自修课桌饲养芋青虫，观察其生活史。博物老师见他对昆虫如此入迷，甚为赞扬。在老师和兄长的影响下，使他抱定了学习昆虫学的决心。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 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 ， 签定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面临了被世界列强所瓜分的危险。年轻时的父亲，想的就是如何通过自己一生的努力能使中国强大，再也不受外国人的凌辱。 “ 求变 ” 是父亲这一代有志之士追求的目标。为此，父亲选择了科学救国之路。 1920 年中学毕业后，随兄东渡日本求学。在东京进修半年日语后，考入了鹿儿岛国立高等农林学校动植物科（即今鹿儿岛大学的前身）。在学习期间，他不仅注重基础课，而且还利用空余时间学习鉴定昆虫的方法。去日本前他曾在家乡采得桑树害虫 “ 白蚕 ”( 蚕蟥 ) ，因在国内查不出学名，便带到日本四处求助。冈岛教授看到这个中国学生如此专研，就主动帮他查找参考书，指导查考方法，不久就找到了确切的学名。 1924 年父亲刚一毕业，就接到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章士钊先生电邀，聘任他为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成为二十年代北京农业大学最年轻的教授 (22 岁 )- 注 1 。当时他的学生都和他年龄相仿，有的甚至年龄都比他大。如 1949 年 12 月成为合并后的北京农业大学首任校长的九嶷山人“乐天宇”，革命烈士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等。父亲对昆虫学的研究重点放在昆虫生态学和病虫害的防治，蝗害是历史上困扰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虫害，但对其分布状况和发生环境一直缺少详尽的调查研究。 1927 年他再度赴日，在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研究蝗虫分类，并在镝木外歧雄专家帮助下，对竹蝗做了详细的研究，在论文 “ 中国蝗科三新种及中国蝗虫名录 ” 中 - 注 2， 记载了当时已知的 52 属 112 种 ， 其中有他发现的三个新种。这是二十世纪在蝗虫研究上中国人发表的最早论文。 1928 年父亲拒绝日本政府的无理要求，提前结束学业回国，应浙江省昆虫局邹树文局长之邀，在该局任高级技师。不久转入浙江大学农学院任教。 1930 年他受学校派送到德国进修，开始在柏林德意志昆虫研究所和柏林动物博物馆研究昆虫学 ，并在德国农林生物科学研究院学习昆虫生态学。他借此机会对欧洲 9 国进行了旅行考察。随后进入慕尼黑大学应用昆虫研究院，跟随森林昆虫学家爱雪立希教授研究实验生态学。 1932 年还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昆虫学大会。

二、 父亲和浙江大学的不解之缘

(1)从1928 年到 1937 年抗战前的八年：

家父是 1928 年转入浙江大学农学院任教的。那年也正是国立浙江大学正式命名成立的一年。 1930 年他受浙江大学派送到德国进修，前后在柏林德意志昆虫研究所和柏林动物博物馆，国立农林生物科学研究院和慕尼黑大学应用昆虫研究院研究昆虫学和昆虫生态学。 回国后继续在浙江大学任教。因对当时的郭任远校长在学校推行党化教育十分不满， 1933年与梁希、金善宝等 60 多位农学院教师一起愤然辞职，离开浙大，转入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这期间家父主要从事螟虫生态和防治的研究，曾应用气候图法对三化螟和飞蝗的发生分布区域进行了预测。发表专著和论文十余篇，其中《螟虫研究与防治之现状》被当时教育部指定为农学院参考教本。他于1937 年又回到杭州，担任浙江省昆虫局局长。

(2)浙江大学西迁，在遵义、湄潭的岁月：

1938 年，在竺可桢校长邀请下重返浙江大学任教。 1939 年 8 月年浙大西迁到宜山时，由于战局紧张，学校何去何从，一时众说纷纭。家父已经接受了云南大学的邀请，准备去昆明，行李都装上汽车了，竺可桢校长果断决定，任命当时年仅三十七岁的蔡邦华为农学院院长并经当时的教育部批准，他还授命家父为西迁先遣队，前往贵州选址，并上重庆将竺校长的西迁决定告知当时的教育部长以取得在经费等方面的支持。家父回宜山后，提出校址设在遵义的方案。实际当时竺校长曾得到党国密令，浙大就地解散，师生可并入中央大学。竺校长将此方案提交校务会议讨论后，拒绝了电令，最终决定浙大西迁贵州遵义办学，并在湄潭设立分部。浙大从宜山迁往贵州时，是由文理学院、工学院和农学院三学院组成的。当时学校的核心领导为校长竺可桢和教务长张绍忠、三院院长，文理学院院长是梅光迪（文）、胡刚复（理），工学院院长是王国松，农学院院长是蔡邦华等人组成的校务委员会。到贵州后，学校总部、文理学院的文科各系及工学院设在遵义，而学校分部，有农学院和文理学院的理科各系设在湄潭。竺校长负责学校在遵义的大小事务（竺校长有事离开时，由工学院院长王国松代理），家父和胡刚复则负责学校在湄潭的大小事务。竺校长和家父几乎每天都有信件和电文来往，不知现在浙大档案馆中能否找到?

我是1943年出生在湄潭的，同龄的有苏步青之子苏德新，卢鹤绂之子卢永亮，还有王国松之女王遵雯和李寿恒之子李福遵等，从名字上可看出后二人是在遵义出生。因当时年幼对于湄潭的状况已没有多少印象，但经常从父辈们及哥哥姊姊那里听到湄潭的往事，特别是阅读到竺可桢日记的片段和浙大西迁的回忆文章后才有了更深的感受。

家父生前深深怀念抗战时期在遵义、湄潭的岁月，他于1939年8月被竺校长临危受命担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开始，长达13年之久。这段经历是从1939年8月浙江大学在广西宜山起和1940年初浙大由广西宜山迁往贵州遵义、湄潭，在黔北办学的六年半，及抗战胜利后的次年，即从1946年秋浙大迁返杭州，在原址华家池重建农学院校园，直到1953年调往中国科学院为止的第二个六年半。在抗战前后。虽然物质条件极为艰苦，但精神上却是十分愉快。家父作为浙大西迁和黔北办学时竺可桢校长的主要助手，除了把大量精力忙于搬迁，建校和繁忙的行政工作外，还争取一切时机身体力行，就地开展科研工作，进行了西南山区的昆虫考察，出版《病虫知识》期刊，主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在湄潭艰苦条件下，他和唐觉开创了我国五倍子的科学研究，查明了中国产的不同五倍子及产生不同五倍子的不同倍蚜种类和特性，为五倍子的人工生产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李学骝的”西南各省蝗虫之分类“进一步扩展了中国蝗虫分类的研究，和陈效奎的”马铃薯蛀虫初步研究“及和张宗旺的”稻苞虫之猖獗与插秧期之关系“等（注3）学术论文，切实解决了当地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家父一贯创导坚持的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切实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作风。也深深地教育我们后辈在做学问、搞科研上，要脚踏实地，不浮夸，不空谈，扎扎实实做到真正实际地解决问题。

浙江大学在黔北办学的七年，在竺可桢校长的领导下，家父与浙大师生同甘共苦，在极度恶劣的物质条件下，坚持了教学和科学研究，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学术上得到蓬勃发展，被称为浙大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发展时期。浙江大学由一所地方性大学崛起成为国内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甚至被来访的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誉为“东方的剑桥”。

(3)赴台接收台湾帝国大学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当时家父与罗宗洛、陈建功和苏步青伯伯等人一起，赴台湾接收台湾帝国大学，时间应是抗战胜利日本受降时的1945年秋天。罗宗洛是著名的植物生理学家，1940年曾应竺可桢之邀到湄潭任教，1944年刚离开浙大，他和我父亲都是学生物的，陈建功和苏步青都是浙大数学系教授，而他们均是留日的。我看过他们在台湾的照片，后来也听家父讲过他们的台湾之行，当时交通十分不便，从湄潭到重庆再到上海足足走了廿余天，再乘船去台湾又是一个星期，但他们十分兴奋，终于盼来抗战胜利，台湾回归祖国的一天。他们在台湾工作十分辛忙，罗宗洛负责全面工作，是接收后的台湾大学的首任校长，陈建功是教务长，苏步青负责理学院，家父负责农学院事宜，他们分别成为台湾大学首任的理学院和农学院院长。从现在台湾大学的网站上可查到这些史料：

http://bioagri.ecaa.ntu.edu.tw/intro.htm

http://bioagri.ecaa.ntu.edu.tw/english/organization.htm

http://www.ntu.edu.tw/chinese2007/about/history.htm

他们抓紧时间完成了任务。家父说他们差点回不来，一方面台大要留他们，而当时的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也不让他们回。而他们归心似箭要回浙大，好容易获准，但搞不到船票，后来遇到在空军工作的浙大毕业生的帮忙才得以回来。1980年家父率中国科学代表团到日本东京参加16届国际昆虫学大会时遇到台湾大学的年轻的后辈同行，当提及接收台湾大学此事时，他们都亲切地叫家父为爸爸。后來台湾方面曾通过美国索取家父的照片。大陆台湾血浓于水，台大浙大有此渊源。应该加强交流，发扬光大。

(4)抗战胜利后在浙江大学的六年半：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6月浙大农学院由贵州湄潭迁回杭州，在原址华家池重建校园。家父又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浙大的重建工作中。至1948年3月底，浙江大学已发展成为拥有文、理、工、农、师范、法、医７个学院、25个系、9个研究所、1个研究室的综合性大学。

1947年浙江大学广大师生参加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救亡运动，农学院学生于子三被害，整个于子三事件中竺校长都将家父作为处理事件的主要助手。竺校长在浙江省保安司令部牢房中见到于子三被害的惨象后，当场晕到。醒来后就嘱咐家父和校医李天助，去现场调查。家父和李医生在现场查看后都认为于子三不可能自杀，因为所谓自杀用的玻璃片上并无血迹，而玻璃片也没尖角。保安司令部准备了两桌丰盛酒席，留他们吃饭，被家父断然拒绝了。数日后，司令部人传话说：“浙大教授真难对付！“1948年1月4日，学生准备为于子三出殡，家父赶到学校时，学校四周已被二千多军警、特务、流氓和打手包围。八时多，打手们冲进学校，学生们进行了反击，抓获了10多名打手，受到军警围攻。正在讯问时，竺校长约家父谈话。竺校长说：”光天化日之下，军警包围，捣毁学校，浙大我办不下去了！“让家父立即赶赴南京，向教育部长朱家骅请辞校长之职。家父不顾个人安危翻墙而出，连亱乘京杭直达赶往南京。车上遇《大公报》记者，于是把浙大遭受暴行的情况叙说了一遍。记者问：“可否在报上发表？”家父说：“可以发表，但不要署我名字”次日（1948年1月5日）《大公报》将浙大“一四暴行”的消息传遍全国。在面见朱家骅时，朱劈头责问：“于子三是千真万确的共产党，你们还要为他说话？”家父回荅说：“于子三是农学院的好学生，我是农学院院长，不能不为他哀悼。”父亲陈述学校被军警包围，歹徒破坏，目前搞得无法生活，无法教学，代竺可桢校长前来辞职，并向教育部请示善后！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当局派出要员前往杭州督处，使学校暂解危急。家父回杭后，向竺校长汇报经过。竺立即要他暂勿外出，因为省政府已在查问：“《大公报》消息是否蔡邦华发出的?”竺校长回荅说：“不知道，但报上所载，完全是事实。”以上经过我多次听父亲讲叙过，竺可桢日记中也有所记载

杭州临解放前，因竺可桢校长秘密离校，家父再一次临危受命被推任为浙江大学校务委员会临时主席，代行校长职务。任命公告贴在学校大学路的布告墙上，向全校师生员工公示。为保护浙大，稳定师生员工的情绪，迎接解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为了加强安全，学校成立了应变会。由教授会主席严仁赓担任主席，苏步青为付主席。我记得家父曾与梁希、马寅初在家中商谈“应变”事宜，如果竺校长不能再回浙大，家父希望马寅初来接任校长职务。5月3日杭州解放，浙江军管会于6月6日起派林乎加等军事代表二人，由严仁赓、陈立、许良英、包洪枢等九人组成接管小组，召集临时校务会议。“指出嗣后浙江大学是人民的学校，担负着培养人材的重大任务。目前工作仍由临时校务会议执行，但一切措施，应有军事代表签署始能生效力。”（注4）家父欣然接受党的领导，处理竺校长离后的校务工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家父参加了7月13日在北平举行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到会的除285名筹委中的205名外，还有党政领导、各民主党派代表及各界人士和新闻记者等近百人。周恩来等中共领导出席了会议。家父被推为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科学界的十五名代表之一。在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曾经问家父，是愿来北京工作，还是仍回浙大工作？父亲说，他与浙大有深厚的感情，还是回浙大。7月17日，在北平科学会议期间举行的浙大校友会上，家父见到了竺可桢，校友们纷纷发言恳切希望他能再回浙大。使竺甚为感动，回答时几乎不能言语。1949年7月27日，杭州市军管会发布命令，公布了学校新的校、院、处领导人员名单。第一届校务委员会由刘潇然等19人组成，由7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刘潇然任副主任委员；孟宪承教授任文学院院长，贝时璋教授任理学院院长，王国松教授任工学院院长，蔡邦华教授任农学院院长，王季午教授任医学院院长，李浩培教授任法学院院长；严仁赓教授任教务长，范绪箕教授任总务长。1949年8月26日，浙江省人民政府任命马寅初为浙大校长兼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家父終于完成了解放前后浙大的交接工作。在参加完第一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后，仍回到浙大继续工作。对于浙大接管后，停聘60多名教授，包括原理学院院长胡刚复等都在其中，还有些职员，他只能很无奈地告诉竺可桢先生，竺感叹浙大接管情形与北大、清华、南开可谓全不相同也。（注5）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由教育部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做出拆分浙大的决定，按教育部的方案，最强的文理学院基本整体转往复旦，浙江大学的农学院单独分出成立浙江农学院，而调整后的浙江大学成了一所仅留四个工科系的工科大学。此时他奉调到北京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任副所长，不得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浙江大学。家父对浙大和浙大的莘莘学子怀有极为深厚的感情，他喜爱杭州，更热爱母校，母校送他到德国深造，他为浙大倾注了全部心血，也度过了他人生中二十余年最美好的岁月。1982年4月1日，在离开杭州近三十年，他应母校的邀请参加校庆，刚到西子湖畔，孤山脚下，触景生情，他突然晕厥。我们陪伴着他，深切地理解他的感情。最終他还是坚持出席了大会，写下了“巍峨学府，东南之花；工农肇基，文理增嘉；师医法学，雍容一家。求是为训，桃李天下；东方剑桥，外宾所誇，民主堡垒，争取进化；美哉浙大，振兴中华。”的校庆题字。（注6）在浙江农业大学朱祖祥校长的陪同下，开车绕行华家池校园一圈。望着他当年规划的“四面楼群，一池碧水”远景，现在的碧波荡漾，草地如茵，花草芳香，树木葱茏，垂柳依依，优美典雅的校园。他内心欣慰了。是啊，他比竺校长幸运，还能在有生之年，踏上养育过他的母校的土地，回母校看一眼，也为自己能在浙江大学工作过而感到光荣。第二年他就驾鹤西去了。

注1、中国农业大学[百年学人之四十二]蔡邦华：二十年代北京农业大学最年轻的教授（2005年07月28日报道）

注2、ＴｓａｉＰａｎｇ－ｈｗａ．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ｎｅｗ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ｆＡｃｒｉｄｉｄｓ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ａ，ｗｉｔｈａｌｉｓｆｏｆ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ｅｓｈｉｔｈｅｒｔｏｓｅｃｏｒｄｅｄ．ｊｏｕｓ．Ｃｏｌｌ．Ａｇｒ．Ｉｍｉｐ．Ｕｎｉｖ．Ｔｏｋｙｏ，１９２６，Ｘ（２）：１３９—１４９．

注3、浙江大学农学院在湄潭

注4、竺可桢日记

注5、竺可桢日记

注6、浙大校史馆

中关村回顾(十六)一生常耻为身谋的柳大纲先生

柳大纲先生一家曾住在中关村十五楼，是中间门三楼西侧的313号。柳伯伯中等身材，戴付深度眼鏡，为人正直，和蔼可亲。他担任中科院化学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达30年。是著名的无机化学和物理化学家，我国分子光谱研究的先驱者。他把陆游的“一生常耻为身谋”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这正是他一生的写照。下面转载柳怀祖、朱敏慧在2004年柳大纲百年诞辰时“忆父亲”和柳宏、柳宁“怀念爷爷”的文章：

忆父亲

柳怀祖    朱敏慧

父亲离开我们已13年了，但他谦和、慈祥的面容，时时在我们脑中闪现。父亲出生在江苏仪征一个前清秀才的家中，从小受孔孟之道教育影响很深。这使他具备了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优良品格。他把陆游的“一生常耻为身谋”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以此教育我们。解放前夕，谢绝了美国朋友们的挽留，放弃了美国优厚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回到了祖国，迎接新中国的到来。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全身心地投入了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表现了他对祖国一片忠诚，他对新中国充满了希望。解放初，他服从国家的需要，毅然和很多同事一起从条件优越的上海到了到处是战争创伤、气候寒冷的东北长春，并放下了自己多年的研究方向，着手搞荧光料、土壤加固等国民经济紧迫需要急需的科研课题。50年代中期后直到文化大革命，他除了化学所的领导工作外，又投身到祖国大西北的盐湖资源的调查研究上，每年都有好几个月到条件极为艰苦的西北戈壁滩去，为祖国大西北盐湖资源的调查和开发做了大量工作。他还从事了祖国十分急需的原子能化学的一些工作，并最早参与我国的环保工作。临终前，在病床上还念念不忘祖国大西北的盐湖，关心着在西北的青年科学的作者。

想起文革中一系列往事，历历在目，令人肃然起敬，他在“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始终坚信党，不畏逼供，坚持实事求是，讲真话，不说假话，在老一辈科学家中受到了普遍的赞扬。更难能可贵的是，遭受了那样大的迫害，而对党没有怨言，仍是那么忠诚。对文革中那些被迫讲假话加害他的人，又是那么宽容，不但不记恨还十分热情地关心和帮助，使那些人深为感动。

他为人忠厚、正派、诚恳、平易近人，从不争名争利。对年轻人尤为关心和帮助，甘当人梯，是很多年轻科学家的良师益友。他做了很多工作，却总是让别人特别是年轻人出文章，因此，在年轻的科学家中有很高的威信。他对下一辈亲属教育关爱倍加，但决不无原则宠爱，鼓励他们忠于职守，在艰苦环境中为国作贡献，从不帮助说情走后门。文化大革命后，经过了拨乱反正，他完全拥护小平同志关于领导干部年轻化的思想，深感应由年轻的同志出任第一线的领导，因此，主动提出从所长的岗位上退下来，成为中国科学院第一位退居二线的所长。在出国十分热门时，他多次提出让年轻同志出去见世面，对国家的科学事业更有好处，因而一次次推让，在当时外事部门中传为佳话。

父亲一生简朴，不喜欢豪华，既不抽烟，也不喝酒，除了看书和散步，别无爱好，高兴时也随口吟几句唐诗。他最爱的是书，从小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他从美国回来时，除了十几箱书以外只有一个十分简陋的收音机。平时工资中，他每月的花费也是买书．直到他去世，我们家一直用那些装书的旧木箱贮存物品，而没有象样的家具．他自己很俭朴，但周围的同事有困难，或者年轻人结婚，他却总是很慷慨。他对公家的东西更是非常爱护，记得文化大革命中，他被隔离，家被抄乱，经济上也很困难，一位亲戚去插队时，穿走了他在青海穿的老羊皮工作服和老头皮鞋。他回到家，知道了，就让另买衣服，把老羊皮工作服和大头鞋换回来弄干净收起来。他说，这是他在青海的工作服和鞋，是公家的．不能随便穿，只能他去盐湖时穿。

父亲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常耻为身谋”是他一生的写照，他身上汇集的很多中华民族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优秀的品格，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一生常耻为身谋”也将是我们人生的准则。

(柳怀祖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高级工程师)

(朱敏慧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怀念爷爷

柳宏   柳宁

敬爱的爷爷离我们而去已经十二年多了，今年是爷爷的百年诞辰，但爷爷那慈祥的音容笑貌仍然历历在目。

我们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柳宏出生刚3个月，爷爷、奶奶就被关了起来。爷爷从“牛棚”放出来后，仍处在“审查”之中，但他很开朗，经常和我们在一起，教我们毛主席语录和唐诗宋词。他恢复工作以后，就忙极了。很少和我们在一起玩了，但我们一老二小仍非常亲热。爷爷为人忠厚正直，在我们很小的时候，他就常常教育我们不准讲假话，不准害人。他这样教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使我们从小就知道怎样做人。

爷爷做事非常认真，从不马虎．他的桌子总是整理得干干净净的。爷爷唯一爱好就是看书，这使我们从小就养成爱读书的好习惯。爷爷对吃穿很随便。记得爷爷曾告诉我们，他上中学时，在作文中写过“有钱常想无钱时”的话，老师在这句话上面画了双红圈，表扬了他。在他的教育下，我们从小也就养成了不乱花钱的好习惯，直至今日。我们上学后，爷爷把我们每年的成绩册，甚至考试卷子都收着，常常拿出来，让我们比较，是进步，还是退步了。爷爷待人十分和善，对年轻人很关心。到我们家来的年轻学者，无论是被爷爷推荐出国深造学成归来的，还是在国内成长的，都非常感激爷爷对他们的关心和帮助。爷爷在去世前，躺在病床上还想着在西北的青年科学工作者。

爷爷在60多年科学研究和科研组织领导生涯中，以渊博的才学，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高度的为科学献身精神，为祖国的化学研究事业发展与应用，尤其对祖国大西北盐湖的开发和利用，付出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爷爷还对环境保护工作十分关心。但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我们小时候住在中关村时，房子非常挤。“四人帮”垮台后，在中央领导同志直接关心下，我们家搬到三里河南沙沟去住，房子大多了。但爷爷表示，这里离所里太远，不方便．汽车接送太费油，不想搬。还是当时中国科学院领导给奶奶做工作。趁爷爷出差在外地才搬了家。

爷爷生活一直很俭朴，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每位真正的科研工作者一样，安于清贫生活。他真正把全部身心扑在了工作上。早在80年代初，爷爷就主动从一线退居二线，不再担任领导工作，这与那些奉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留恋权力的人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啊。个人利益在他眼里永远无法和祖国的事业相比，他是无愧于祖国和人民的科学家。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我们的父母也都成了我国科学事业的研究骨干和优秀科研组织工作者。

有位记者在采访爷爷后，用“一生常耻为身谋”作为文章题目，写了爷爷的专访。我们问爷爷是什么意思，爷爷告诉我们，这是宋代爱国诗人陆游的一句诗，意思是，人一生最可耻的是为自己打算。爷爷一生就是以陆游这句话作为自己人生的准则。我们将把爷爷忠诚于祖国的科学事业，严谨的科学态度，刚直不阿，勤俭朴素的品德继承下去。

敬爱的爷爷，我们永远怀念您！

中关村回顾(十七)-中国生物学的一代宗师秉志先生

秉志老先生晚年曾住14楼一门三层。秉志是满族，翟佳氏，隶正蓝旗。他是前清举人，1915年在美国康乃尔大学与留美同仁创办了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社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综合性科学团体，旨在“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科学社的主要发起人为任鸿隽、秉志、周仁、胡明复、赵元任、杨杏佛（杨铨）、过探先、章元善、金邦正等9人，任鸿隽为首任社长。他们以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及其科学杂志为模式，创办中国的《科学》杂志。1915年1月首期《科学》月刊在上海出版，发刊词上“科学”与“民权”赫然并列，申明“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职志”。这是中国最早的学术刊物。1918年秉志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于1920年回国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专修科，讲授动物学。1921年，在南高师的基础上成立了东南大学，由秉志担任国内大学中的第一个生物系的系主任。1922年与胡先骕、钱崇澍等生物学家共同建立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1927年与胡先骕又创建了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他是中国现代生物学的奠基人和动物学的一代宗师。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秉志先生是生物学界老前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动物研究所其实就是由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衍生而来。家父生前常讲起生物学界的几位前辈，一位是动物学家秉志，他是我国近代生物学的开山鼻祖。另一位是以发现“世界珍奇活化石-水杉”而“震惊中外的植物学家胡先骕，胡先生因“政治”问题受到不公正待遇，最后连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都被拿掉。还有二位是邹树文、邹秉文先生，他们是农学界的老前辈。

在昆虫所和动物所两所合而为一成为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后，家父曾与秉老在中关村生物楼共事，他那时已七十多岁，小时候我对这位旗人科学家一直很好奇，汉人和旗人有什么不同，只知旗人妇女都不裹脚。但我从没见过翟夫人。他于1965年在北京中关村谢世，享年79岁。

近年出版的三卷《秉志文存》，他女儿收录了秉志先生1915～1964年间所发表的部分研究论著、诗存、书札等。秉志作为一代科学大家，其所秉持的价值观念却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的价值观念，在美国十余年的生活和学习丝毫未曾改变其初衷。翻开《秉志文存》第三卷中收录的《训子女书》，其所谆谆训导其子女者的多是其自幼所接受言忠信、行笃敬的美德，以及从事科学研究后所体验的科学精神。《训子女书》作于1942年抗战时期，全册共四篇：居家、求学、处世、报国。

在《居家》篇中，秉志写道：“吾家以勤俭为教。我年幼时，吾父母即以是教育吾兄弟辈。今吾亦愿汝遵循家风。对饮食衣服，只求足以卫生，而不可过于讲究。”“与之谈话及嘱其做事，宜于语言之间，带裹恭和厚之气，凡待人以厚者，皆是自求多福之道。青年人尤宜注意此节。”曾几何时，传统文化被摒弃，没有传统文化的熏陶，结果使得年轻人不仅难以有所作为，反而迷失了方向。作为一位科学大家，秉志虽出身世家，并属社会上层人士，但成就其一生事业之本却是他的人格魅力，是他宽厚的胸怀和平和的心态。

在《求学》篇中，秉志写道：“近日国内青年之求学，有两种倾向。一为功利之见过甚；二为浮躁之气过强，此二者皆为不良趋势也。”“天下最有价值之物，即是学问，势位与金钱不足与学问比拟。吾今已五十余岁，觉学问为最有味之物，日夜求之而不厌。”写得多好啊，联想当今社会功利主义盛行，不少人追求金钱不择手段，学术界浮躁之气岂之过强，学术腐败至使纯洁的科学殿堂遭受玷污。中国老一辈科学家像秉志先生那样有高尚的道德品格与严格的治学育人的科学精神，他们才能在事业上获得成功。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先生于1933年所言，更为贴切。其云：

如果中国有科学家，立身行己，处事接物，表现出真正科学精神，足以引起社会的景仰与效法，他的影响是很大而很好的。中国科学兴起甚晚，这样的人物当然还不容易产生，但是我们也不是没有很可佩的人。例如秉志先生，不但是生物学著作等身，而且二十年来忠于事业，从不外鹜。学校散了，没有薪水，他一样的努力工作；经费多了，他也是这样的努力工作。标本所得，他便尽力研究，研究有所获，他从速发表。他的工作只求一点一滴的进益，并不追求铺张扬厉的虚声。这都是真正科学家的态度。他对于后起的学者，不但尽心指导，而且尽力的拿好的材料给他做，甚至分自己的薪水帮助他。因为有他这样的人格，所以养成中国许多动物学家，莫不仰为宗匠。

中关村回顾(十八)–嗜书如命、惜时如金的黄秉维先生

一九七七年在四人帮倒台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当时六十四岁的黄伯伯在全国科学大会前，提出把“六十四岁当四十六岁过，大干晚年”的豪情壮志。他深感要把文化大革命失去的时间抢回来。综覌黄伯伯一生，他就是把工作和事业当成生命，无论什么时候我到他家里，他总是在读书工作。他是嗜书如命、惜时如金的人。1978年3月，他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每年开会占去了他大量的时间，他深感力不从心，1982年春夏之交，他主动辞去人大常委职务。他这种淡泊名利，一心扑在科研事业上的精神真值得我们晚辈学习。

黄伯伯是广东惠阳人，毕业于中山大学地理系。1938年至1942年曾任教于浙江大学，他和夫人王爱云就是在浙大西迁贵州遵义时结的婚。黄伯母也是浙大史地专业研究生毕业的。所以我们两家大人们早就熟悉。1943年后黄伯伯去了资源委员会，直到1953年后我们两家都搬往北京才重聚。因黄伯母一直在历史三所工作，他们住在东城区东四八条。有一次我们到他家造访，黄伯母得知我在清华附中上初中，竭力主张他的大儿子克平转到我校就读。当时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已搬到中关村，因交通不便，从东城到西郊路途较远，所里在十九楼分配一间单身宿舍给黄伯伯。于是克平就住在他爸爸那里，每天和我一起上学。我经常能见到黄伯伯，他个子不高，戴付深度的眼鏡，话不多但平易近人，为了工作从不顾家，是个典型的学者。他当时正年富力强，为治沙、水土保持和综合自然区划跑遍全国各地。他并没有国外留学背景，但不满50岁他由于有较深厚的学术造诣和较高的学术威望已是中科院的学部委员。这和他平日勤奋好学，刻苦钻研分不开的。正如在他文集自序中所说：“我禀赋平平，却从12岁起，即好学不倦，勤奋逾于常人，屡历云狗沧桑，不改其度”。他并不是竺可楨付院长的嫡传弟子，但他深受竺可楨的信任和重托。他醉心于研究工作，淡泊名利，不求闻达。早在中国科学院在筹备初期，竺可桢先生极力主张建立一个地理研究所，并推荐黄秉维担任所长，但他认为自己只会做学问，“不会管人管钱管事”，复函“拒绝考虑”。竺先生最后只好以情相逼：“如你不担任所长，我就随你长住南京。”黄秉维只好答应暂任筹备处副主任。后来他硬是被以地理所的所长人选上报，《人民日报》也公开报道了黄秉维被任命为地理研究所所长，而他在知道后只好置之不理，仍埋头自己的工作。?

我和克平，相差一岁，志趣相同，喜欢打乒乓球。尤其1959年容国团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得男子单打笫一个世界冠军以后，26届世界乒乓球赛又在北京举行，全国掀起了乒乓热。我们一放学和周末就在一起打球。后来在罗常培先生去世后，克平全家就搬到中关村十四楼那个单元。黄伯母那时调到十九中当老师，她十分好客，家里经常高朋满座，一直到文革初期，我是他们家的常客。但每次我到他家，黄伯伯并不参与，他总是默默地在一旁工作。黄伯伯为地理研究所所长，平时工作十分繁重，而他不分上班下班和节假日，他总是在工作。1966年受“文化大革命”干扰，中断了科研工作。他家如同其他十四、五楼老知识分子家一样，搬入一、二家人合住。只剩一间房，客厅睡房书房合而为一。并于1970年8月31日去湖北省潜江县广华寺中国科学院“五七”干校。期间曾到农村插队。1971年7月底才回到北京。

我们两家在八十年代初，又同时搬到中关村南区黄庄小区，又成了近邻。那时黄伯母遭受一次车祸，不久便去世，他家的以平、永平，我叫他们大妹、小妹仍和我们经常往来。他们家第三代几个孩子相继出世。家中没有了主妇，十分杂乱。但黄伯伯一如继住，在吵闹中读书工作。好像絲毫对他没有影响。

黄伯伯是严谨治学、为人正直、生活简朴、淡泊名利的人。他嗜书如命，自认为，除了读书，用力组织和钻研科学问题以外，其他工作都难以发挥自己的特长。他深夜就寝，有时则通宵达旦。他的读书时间是硬挤出来的，真正做到了废寝忘食。这需要超常的毅力。我出国后再没有见到黄伯伯。2000年冬的一天，偶然在国外中央电视台上看到《东方家园》栏目播放《二十世纪著名地理学家——大地之子黄秉维》。得知他刚刚去世，让我悲痛不已。但他的音容笑貎婉如像昨日一样浮现在眼前。

中关村回顾(十九)十五楼的五位地球物理学的前辈

在中国地震局的一间会客室里，那里挂有曾经在地球物理学界工作过的已故科学家像。人们没有忘记他们！从左到右依次是陈宗器、李善邦、赵九章、傅承义、顾功叙、卫一清、秦磬林等，前五位在五、六十年代都曾经住在十五楼，都是我从小经常见到的尊敬的伯伯们。在我家的同一门里东侧就有三家，从上到下的三个单元分别是赵九章、顾功叙、李善邦。邻近的门里住有陈宗器和傅承义。

地球物理学就是以地球为对象的一门应用物理学。从事高空、大气、海洋、地球内部物理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这门学科自20世纪之初就已自成体系。到了20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发展极为迅速。它包含许多分支学科，涉及海、陆、空三界，是天文、物理、化学、地质学之间的一门边缘科学。我在六、七十年代接触过石油勘探地震资料计算机数据处理，我们简称物探地震数据处理。就是应用地球物理的原理和方法勘探石油，所谓地震勘探就是对大地发出声波信号，通过检波器采集地球数据，即先给地球做“CT”扫描。接下来进行计算机数据处理把声波变成图像，然后解释就是找到异常点，分析确定异常目标。在百科全书里介绍地球物理学，如果从狭义理解，指的就是固体地球物理学。这一般又可分为两大方面：研究大尺度现象和一般原理的叫做普通地球物理学，利用由此发展出来的方法来勘探有用矿床和石油的，叫做勘探地球物理学（或物理探矿学）。应用于工程地质勘探、工程检测的发展称为工程地球物理学，应用于环境探测和监测及环境保护而形成环境地球物理学。地球物理学已形成了独立的分支学科：地震学、重力学、地电学、地磁学，还有正在发展可能形成地热学。

赵九章伯伯主要从事大气和空间物理，在前文已作过介绍，这里不再赘敍。顾功叙、傅承义、李善邦叁位先生在地震学上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陈宗器先生是1947年由他和顾功叙、王卓之、翁文波4人发起的中国地球物理学会首任理事长。五、六十年代时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是赵九章，副所长是陈宗器和顾功叙。他们和傅承义、李善邦都是一级研究员，他们那一代科学家在建国初期为新中国科学的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

顾功叙先生住我家对门，浙江嘉善人，早期曾任教于浙江大学，后公费留学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矿业学院，学习地球物理勘探专业，1936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赴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地球学系从事科研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毅然返回祖国。1949年后领导和指挥过鞍山铁矿、包头铁矿、大冶铁矿等地球物理勘探和研究，指导开展全国地球物理石油普查，对松辽平原的石油勘探和发现大庆油田起了重要作用。1966年邢台地震以后，他工作重点转移到地震监测预报和深入探索地震本质的研究，发展了以震报震、以磁报震以及地电、重力、地声、地应力等监测预报地震的方法，使中国的地震预测预报和科研水平跻身于世界前列。他身材不高，园脸，有一段身体不大好，后来恢复得红光满面。他是1992年去世的。

李善邦先生一家住一楼，他是我国地震事业的开创者，他从事地震科学研究50年，为我国地震科学事业的开拓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早在1930年他就开始建立了我国自己第一个地震台，经过他的苦心经营，观测资料达到当时世界第一流的水平。他还设计制造了我国自己的第一台地震仪，定名为“霓式地震仪”(亦称I式)，并在重庆北碚重建地震观测站，成为抗战时我国后方唯一的地震台。解放后他参与编制《中国地震资料年表》、主编《中国地震目录》、编绘我国第一幅《地震烈度区划图》，为研究我国各地地震危险性提供了科学依据，为国家建设选址奠定了科学基础。他撰写的主要科学论著有30余篇，还有多篇科普著作，他在晚年处于“文革”的恶劣环境下带病写成长达50万言的科学巨著《中国地震》，为后人留下重要遗产。李先生身材削瘦，两眼炯炯有神。李太太好像是广东人，属贤妻良母型。他的一个儿子李震榮（音）小时候曾在一起玩，他们家有四个子女，女儿嫁给一个香港人。

傅承义先生在十五楼是我们近邻，后来搬到黄庄小区又住我们三楼。他的大儿子傅祖明曾作为加拿大CITA计划来加进修，和我合住过一个单元，我们有较多接触。他告诉我他父亲曾留学加拿大，入麦吉尔大学物理系，攻读地球物理勘探专业获硕士学位，转赴美国深造，1942年入加州理工学院，师从世界地球物理学泰斗古登堡教授攻读地震、地球物理学。1944年获博士学位。1947年回国，就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员，主持地球物理研究工作。1953年他在北京地质学院创建中国第一个地球物理教研室。1956年又创建北京大学地球物理教研室，并于1964—1966年间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建地球物理教研室，分别主持领导这些教研室的工作，并担任第1任教研室主任。1973年还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及空间科学系主任。傅承义在地球物理教育战线上辛勤耕耘30余载，在中国地球物理学界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傅承义的胞兄是以敢言著称的傅鹰教授，原北京大学副校长，著名胶体化学专家。兄弟俩同为1955年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可谓双璧联辉。

陈宗器先生是地球物理所副所长。他是我国地磁学的奠基人。早年曾去西北和罗布泊考察。他于1960年去世，我对他不熟悉。

中关村回顾(二十)受株连致死的真菌学科学家邓叔群

邓叔群先生五、六十年代住在中关村十四楼102号，对门是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戴芳澜，而他当时是付所长。因为他们和家父都是生物地学部学部委员，自然彼此都比较熟悉。邓叔群是戴芳澜先生邀请到微生物所工作的，戴伯伯请来的当然是学术水准高的人。邓叔群先生１９２８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先后获得森林硕士学位和植物病理学博士学位。由于成绩优异，先后荣获“斐陶斐”奖和选为Ｓｉｇｍａ－Ｘｉ荣誉会员。历任岭南大学、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的教授，负责讲授植物病理学、真菌学等课程，并从事水稻、小麦、棉花病害的防治研究。后应邀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和中央自然历史博物馆任研究员，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任研究员，他在1948年当选为当时81名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之一，而后又是在1955年，这81个院士中有46位进入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而邓叔群依然是这46人之中的一员。他生前发表的有关真菌的论文近40篇，1939年出版的600多页的英文版《中国高等真菌》，而后在1963年，又一部影响深远的中文版专著《中国的真菌》问世，对我国真菌学，尤其对粘菌和高等真菌的研究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国际上享有声誉。回国近４０年来，截至１９６６年，他亲手采集和鉴定的真菌标本数以万计，他所研究过的真菌种类达３４００种以上，占已知全国真菌总数的近５０％（据１９７９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戴芳澜先生的《真菌学总汇》统计，已知全国真菌约７０００种）。邓叔群所发现的新属和新种有些得到国际上的公认，并被载入英国真菌研究所编辑的《真菌学辞典》。这是载入这本具有世界权威性的辞典的唯一的由中国人鉴定的新菌种。

邓叔群先生个子不高，园园的脸，经常露出慈祥的笑容。他讲的普通话是带有他家乡福建的口音。他有一个儿子叫邓煌，和我年龄相仿，碰面经常打招呼。有个女儿叫邓庄，长得象她母亲。1966年文化革命爆发，厄运突然降临到这位勤勤恳恳的科学家身上。原来文化革命初期批判的“三家村”的主帅和《燕山夜话》的作者“邓拓”正是他的胞弟，他是邓拓的三哥。中国封建社会有一人犯罪会株连九族，想不到这一违背人性、情理的古代统治者的暴虐刑制竟然又重现在中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因受他弟弟的牵连，他被无限上纲上线，扣上反动权威、学阀、悪霸、流氓、反革命分子等等帽子。被抄家、游街、戴高帽、掛黑牌，受尽精神和肉体的摧惨和凌辱。他可以说是中关村三座楼里老知识分子中遭遇最悲惨的一个，搞得家破人亡，于1970年被迫害致死。还令人痛惜的是在《中国的真菌》出版后，他又陆续系统地对中国国内的真菌进行仔细研究，截至１９６６年又研究出１０００余种，原准备在《中国的真菌》第二版时将这１０００余种全部增补进去，但“文化大革命”毁掉了这些手稿。另外，他已拟好提纲准备着手编写的其它三部专著——《真菌的系统发育》、《真菌的生态》和《真菌学》（上中下三册）——也同样被扼杀。另外一部１９６６年５月刚刚完稿的４０万字并附６００幅彩图的专著《蘑菇谱——中国的食用菌与毒菌》，这是他积整整八年的心血作为向１９６６年“七·一”的献礼书稿，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同遭厄运。他的家庭和子女又遭牵连，邓煌失去了念书、成家和工作的机会。后来听说一直在海淀靠擦皮鞋为生，前几年通过他父亲的学生的帮忙才在科学院图书馆谋到一份工，也仅够生活糊口而已。我在北美二十多年，一直在思考，为什么西方社会不可能发生这种“株连”事件，任何侵害基本人权的事，一经媒体揭露，将受到人们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这难到道仅仅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吗？文革已过去了四十一年，中国社会发生了惊人变化，法制和人权意识已与文革时不可同日而语。邓叔群先生已得到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但是这种类似的“株连”事件今后就永远不会再发生了吗？

我希望对邓叔群先生之死和类似其它的回顾，能更深刻的反思我们制度上的缺欠，吸取教训，怎样永远避免类似文革这种事件的重现，这才是对邓叔群先生最好的纪念。

中关村回顾(二十一)–再谈几位中国生物学界的前辈（一）

在中关村三座楼里还住有几位生物学的前辈，他们中有植物学的前辈钱崇澍、陈焕镛、林镕和秦仁昌，昆虫学家陈世骧和谢蕴真夫妇。作为一个晚辈，把我所知道的作简单介绍。

钱崇澍先生与胡先骕先生等同为中国近代植物学的主要奠基人，胡先骕先生因“政治”问题在解放后就不再被提及和重用。而钱先生是学者型因而在1950年后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1953年前为植物分类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直至到1965年12月28日于北京去世。钱先生是1883年11月11日生于浙江省海宁县，1910年赴美，先后在美国伊利诺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学习；先学农学，后改学植物学，最后攻读植物生理学和生态学，获植物学学士学位。1916年回国，他在中国学术界做了许多组织和领导工作。1927～1935年、1937～1942年间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研究教授兼植物部主任。历任南京甲种农业专科学校、南京金陵大学、东南大学、北京农业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和复旦大学教授。１９４８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１９５５年，钱崇澍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曾与邹秉文和胡先骕合作，编写了中国第一部植物学教科书《高等植物学》。生前还是中国植物学会的理事长，他是植物学界的长者和老前辈。钱先生呕心沥血，为我国培养了许多植物学人才，真正是“桃李满天下”。我这里要介绍的另一位前辈、植物分类学家秦仁昌的启蒙老师也是钱崇澍，秦仁昌的毕业论文《南京木本植物》就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的。每当秦仁昌谈起这段往事时，对钱崇澍老师充满了崇敬和怀念的心情。钱崇澍先生曾住在中关村十四楼。

陈焕镛先生是我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的晚年移居北京，从事编纂中国植物志时也住在十四楼。他生于1890年，卒于1971年，是广东新会人。1919年，陈焕镛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获硕士学位。并历任南京金陵大学教授，南京东南大学教授，广州中山大学教授、植物系主任、理学院院长。他于1928年创办的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室，后改名为农林植物研究所。1954年该所改属中国科学院，即为著名的华南植物研究所，陈焕镛一直任所长。他常年工作在中国南方，其足迹遍布海南、粤北、鄂西、广西及香港等地，跋涉于人迹罕至的深山林区采集植物标本，对中国华南的植物进行大量的调查、采集和研究，发现100多个植物新种，10多个新属；其中为纪念植物学家钟观光而命名的木兰科孑遗植物“观光木属”和裸子植物“银杉”属在植物分类上有重大意义；与秉志、钱崇澍等科学家提出建立天然森林禁伐区的建议，为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建设打下基础。陈焕镛先生于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陈焕镛一生寻求：“求中国科学之独立，与各友邦并驾齐驱”。他脚踏实地、艰苦创业、探求不已。主要代表作有：《中国经济树木》、《中国植物图谱》（共5卷）、《海南植物志》（第一、二卷）、《中国植物志》（第二卷、第十一卷）、《银杉——我国特产的松柏类植物》、《中国木兰科新属新种》等。

林镕先生是我国最著名的菊科分类学家，江苏丹阳人。１９０３年生，１９81年去世。他于１９２８年获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１９３０年回国，先后任北京大学、中法大学、中国大学、西南联大、西北农学院、厦门大学、辅仁大学等校教授，福建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等职。1949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副主任、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顾问，中国植物学会秘书长、副理事长，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他曾居住在中关村十五楼。林镕先生２０年代主要从事真菌学研究，是中国真菌学研究开拓者之一。30年代起从事高等植物分类学研究，是中国菊科、旋花科和龙胆科植物系统分类的奠基者。50年代参加黄河中上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编写了《水土保持手册》，为黄河综合治理和黄土区水土保持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主持《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及《中国植物志》菊科编写，发现了菊科重羽菊属及各类植物的新分类群百余种。主要著作有《真菌之雌雄异体》、《中国植物志》第74、75、76(1)和76(2)卷册、《中国新见或未深悉之菊科植物》等。林镕先生有四个女儿，有两人选择了生物学专业，这始于他爸爸从小对他们的熏陶。他女儿深情地回忆父亲的为人是刚直不阿，不会看风使舵，也绝不说违心的话。他严格地教导他们做人的道理是“自己的事自己做，今天的事今天做，不要等别人！不要等明天！”“不要脚踩西瓜皮，滑到哪算哪！随波逐流！”

中关村回顾(二十二)–再谈几位中国生物学界的前辈（二）

秦仁昌先生是位植物分类学家，中国蕨类植物学奠基人。蕨类植物是高等植物中比较原始的一大类群，也是最早的陆生植物。这种植物是生长在山野的草本，有着顽强而旺盛的生命力，遍布于全世界温带和热带。对于蕨类植物的分类系统，由于植物学家意见不一致，过去常把蕨类植物作为一个门，其下5个纲，即松叶蕨纲、石松纲、水韭纲、木贼纲(楔叶纲)、真蕨纲。前四纲都是小叶型蕨类植物，是一些较原始而古老的蕨类植物，现存在较少。真蕨纲是大型叶蕨类，是最进化的蕨类植物，也是现代极其繁茂的蕨类植物。秦仁昌先生将蕨类植物分成5个亚门，即将上述5个纲均提升为亚门。

(图：蕨类植物之冠——桫椤)

家父生前常谈起他的这位好友早年创建我国第一个植物园-庐山森林植物园，是晚清名将左宗棠之孙女婿。他身高近二米，是我所见过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里最高的一位。他是江苏武进人，生于1898年，逝于1986年。1925年获金陵大学理学士学位。毕生致力于蕨类植物研究。1940年发表《水龙骨科的自然分类》，将占真蕨种数90％的一个十分庞杂的水龙骨科划分为33科，249属，清晰地显示出了它们之间的演化关系，解决了当时蕨类植物学中难度最大的课题，后来被称为“秦仁昌系统”，震动了当时国际蕨类学界并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在世界蕨类植物系统分类发展史上做出了重大突破，因而获荷属印尼隆福氏生物学奖。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年，他辗转流亡到云南，又建立了庐山植物园丽江工作站，充分利用云南这个“植物王国”的有利条件，不畏山高水急、路险人稀，广泛进行蕨类植物调查和采集，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批珍贵的标本为他以后对那些以我国西南山地为分布中心的蹄盖蕨、鳞毛蕨、水龙骨等几个大类群的世界性研究准备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秦仁昌却在昆明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蕨类植物研究中心，困难在一个强者面前变成了他取得更大成就的阶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１９５５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调任北京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植物分类与植物地理学研究室主任。１９５９年他被选为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委员兼秘书长，他日以继夜地工作，在年轻同志的协助下于当年首先出版了《中国植物志》（第二卷），这是《中国植物志》这部历史性巨著的第一本，为其他卷册的编写树立了一个典范。按计划《中国植物志》中蕨类植物共五卷（第二至第六卷），到１９６４年，他已为其他四卷蕨类植物中的近三卷准备了初稿。我清楚地记得在文革前夕，他常来我家，十分忧心重重地谈及他的计划可能受影响，不知道下一步形势会怎祥发展。中国的老知识分子对解放以来历次政治运动都搞怕了，尽管他们平时说话小心谨慎，一心从事业务，但运动一到，历史问题仍会被掀出来，这真是中国老知识分子的悲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他还是受到了冲击，但对于一贯酷爱自己事业的秦仁昌来说，他从来没有停止蕨类植物研究工作，仍然密切注意国际植物学研究动态，收集分类学、形态学和细胞学等各方面的有关资料，不断充实和修改自己的分类系统，于１９７８年发表了《中国蕨类植物科属的系统排列和历史来源》一文，使他的蕨类植物系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该系统已为全国植物学界和各标本室所采用，１９８９年被授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秦伯伯晚年，夫人先去世，不久又和我们同住在黄庄小区，后跌断了腿，出不了门，但在家里一直从事研究工作直至去世。他有一子一孙，儿媳最初从事脑外，后成为北医三院著名的乳癌专家，据说让她一模十拿九稳。

陈世骧和谢蕴真夫妇是一对昆虫学家。陈世骧，昆虫学家、进化分类学家。毕生从事叶甲科系统分类研究，５０年代中后期着力研究进化论与分类学，以其总结的“又变又不变的物种概念”为核心理论，全面论述了物种概念、系统原理和特征分析，综合为进化分类学的一个理论体系，为生物分类学理论发展作出了贡献。主编的《中国动物志：昆虫纲鞘翅目铁甲科》，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他从１９５３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成立起就任所长，后在１９６２年又任昆虫和动物二所合并后的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长。在１９８２—１９８８年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名誉所长。谢蕴真是二级研究员，是当时女科学家中学术地位较高的一位。中国经济昆虫志(第一册)鞘翅目天牛科就是由陈世骧谢蕴真夫妇与邓国藩合著，该书记载了我国天牛有害种类153种，分属于6亚科。主要内容由概述、形态特征、分类及寄主植物表等，每种天牛都有种征描述、地理分布、寄主植物及彩色全图，一部分种类并附有生活习性。

家父在1933年就和陈世骧共同出席了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国际昆虫学大会，是与会最早的国际昆虫学大会的中国学者。二十年后他们又在北京重逢，家父和他们夫妇在昆虫所和动物所共事三十年，彼此知根知底。我知道他们在学术和处事上有共同点，有时意见也不完全一致。而陈伯母谢蕴真是个心直口快之人，家父很赞赏她这点。过去我们两家也常往来。作为我的长辈，我对他们也很尊重，也很同情他们在文革中遭遇。他们夫妇比我父母去世都晚，但他们的儿子、女儿都年长于我，现应过七十岁了。我出国后再没见过他们，希望以后回国能有机会敍敍旧。

中关村回顾(二十三)–三位“L”姓氏的中国语言学大师（一）

在中关村我有幸与三位顶尖的中国语言学大师为邻，而有趣的是他们的姓氏声母均为“L”。他们分别是罗常培先生（Luochangpei）、陆志韦先生（Luzhiwei）和吕叔湘先生（Lǚshuxiang）。巧的是英文字“语言”-Language、“语言学”-Linguistics和“语言学家”-Linguist也均以L字母开头，是否声母为“L”的姓氏更有机会成为语言学大师？这当然是玩笑了。

五十年代时中国科学院原计划四个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所，即近代史所、经济所、语言所和考古所要搬中关村，四所二层小楼都建好。后来只来了个经济所，但很多人家已搬来，罗常培先生住十四楼，而陆志韦先生和吕叔湘先生则入住十五楼。他们都是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一级研究员，195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罗常培先生字莘田，号恬庵，满族，北京人。是1899生，1958年去世。他只活了59岁，但他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十分巨大。老舍先生在听到罗莘田（常培）先生病故的消息，含着热泪写下了“与君长别日，悲忆少年时……”的诗句。他在“悼念罗常培先生”一文中写道“莘田与我是小学的同学。自初识到今天已整整有五十年了！叫我怎能不哭呢？”（注释1）

罗常培先生是1950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历任西北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教授，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主任等职。他的《汉语音韵学导论》是普及汉语音韵学的入门书。他的《普通语音学纲要》是一本结合本国语言实际的语音学教科书。它的出版在推广普通话、调查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学习外国语或进一步研究语言学、普及现代语音学或丰富现代语言学的内容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巨大的作用。罗常培先生还十分重视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和文字改革的工作。在1955年的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学术会议上，他与吕叔湘合作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报告，精辟地分析和回答了与现代汉语规范化有关的一系列问题，成为指导和促进汉语规范化工作的重要文献。他治学态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不断进取。

陆志韦先生是1894生，1970年去世。浙江吴兴南浔镇人。１９２０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燕京大学教授、系主任。他长期从事心理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是我国心理学开创者之一。后司徒雷登推举他作燕京大学的代理校长，那年他40岁。1937年“七七事变”后，平津沦陷。北平、天津的一些国立和私立大学纷纷撤到内地。而燕大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大学，学校属于美国财产，因而没有同时撤退。此时陆先生已不再担任代理校长，在这几年里，除了协助办理校务和带心理学研究生外，主要的工作是研究汉语的语音史。1941年12月7日深夜，日本军国主义者偷袭珍珠港，悍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本侵略军，包围并占领燕京大学，当即宣布解散燕京大学，陆志韦等15名教职员及十余名学生先后遭到逮捕。他们被关押在北平炮局日本宪兵队监狱，陆志韦先生等大义凛然，不畏强暴，绝不屈膝事敌，充分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后陆先生因病情恶化，由德国医院“取保监外就医”。他在受着监视和生活困难的环境中，仍然致力于学术研究，他的汉语语音学研究，除修订《古音说略》、《诗韵谱》等著作外，还努力研究近代汉语音韵，也就是关于普通话语音史的探索。前人的研究，着重在文献的整理和版本源流的考证疏释，而陆先生则从语音史的角度探讨近代汉语语音的形成和发展规律。他在这一领域涉及的广度、深度是前所未见的。他把11世纪到17世纪出现的几种重要的音韵资料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研究，用现代语音学的原理对其所代表的音系，进行描写和说明，提出对近代汉语音韵发展的新见解，写了《释中原音韵》等九篇论文，集成为《古官话音史》（他去世后出版）。书中的处理材料方法和分析研究程序，也有独到之处。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他又开始领导复校工作，先后任燕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校长直至到1952年燕大并入北大。他调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虽然1949年以后，他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才干无法充分发挥，文化革命中身心又遭受损害，1970年不幸去世。在1979年，党和国家为其恢复了名誉。

他一生从事汉语音韵、语法和心理学的研究。研究音韵学先从修改高本汉中古音学说入手，否定了高本汉的ｊ化说，提出了浊音不送气、纯力等没有ｉ介音等一系列创见。为重出喉牙唇音拟了不同介音。创立了自己的体系。从《切韵》音上溯，他用概率和统计方法，研究《诗经》音。从《切韵》往下，研究了《皇极经进·天声地音》、《在原音韵》等古官话材料。编的《北京单音词词汇》一书，不但是一部比较完整的北京单音词典，而且是研究北京话语法的重要参考书。所著《汉语构词法》，归纳了汉语各种构词类型，阐明构词规律，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汉语词的结构方式的专著。

注释1：悼念罗常培先生-老舍：http://www.bwsk.com/mj/l/laoshe/zw14/095.htm

中关村回顾(二十四)–三位“L”姓氏的中国语言学大师（二）

第三位”L”姓的是吕叔湘先生，1904年12月24日出生于江苏省丹阳县，他可以说是家父的同乡。丹阳和溧阳同属苏南，中间隔了个金坛。中国科学院１９５５年的学部委员很多是江苏籍的，如华罗庚的故乡是金坛，家父是溧阳人。在中关村时我们和吕家有所往来，但不久他们搬到端王府后，我就再没见过他。我印象最深的是众所周知的《现代汉语词典》的前期主编和我国第一部语法词典《现代汉语八百词》的主编是吕叔湘先生，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最具有影响的词典。他长期从事汉语语法的研究，是近代汉语语法的开创人之一，所著《中国文法要略》是迄今为止对汉语句法全面进行语义分析的唯一著作。主要著作有：《文言虚字》、《中国人学英文》、《语法修辞讲话》、《汉语语法论文集》、《汉语语法分析问题》、《近代汉语指代词》、《吕叔湘语文论集》等。１９９８年４月９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９４岁。

对老一辈的语言学家、社会科学家我接触很少，了解不多，不能提供更多的点滴逸事。好在另一位中关村人朋友正弥补了我这方面的缺欠，现摘录部分他对三位“L”先生的回忆：

先说陆志韦先生。语言所从中关村搬到端王府后，我们家和陆先生又成为不远的邻居，见面的机会比在中关村还多。我知道他很博学，对孩子也很和蔼，就常窜到他的办公室或他家，他只要有闲，总会和我聊聊天。我也常问他一些老事。有一次，我看到一张1949年毛泽东到北京的照片，在欢迎的人中，陆志韦就站在毛的旁边。我就拿着照片问陆先生，当时毛主席和您说话了吗？他看了看照片说：“说了。”我刨根问底，问说些什么？陆先生说：“毛主席问我，你和司徒雷登还有联系吗？我连忙说，没有，没有。”毛主席大笑说，“给他写封信，老朋友嘛。”我问：“哪您给司徒雷登写信了吗？”陆先生说：“你说呢？”止住话题，不再说了。我想他一定没有写，麻烦够多的了，再写信，能说清楚吗？

陆先生家东西特别多，乱七八糟无奇不有。有一天我到他家，恰好有一个收古董的人在那里，问陆先生有什么他不要的东西。陆先生随便从屋内提了几件我说不出是什么的破烂，给收古董的人。那人看了半天，收下这些“破烂”，给了陆先生大约1000元，让我大吃一惊。1000元，在那个时代可不得了，何况只是些破烂就值这么多钱。

我家是1971年从端王府搬到新源里的。我们家在47楼4单元1楼，陆先生家人在同一单元的五楼，可陆先生已在1970年底去世。“文化大革命”中，陆志韦以“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冲击。１９６９年下放到河南省信阳专区息县“五七”干校，陆先生在干校被分配看（kan，平声）厕所。一代大学者竟然如此受侮辱，那是什么世道呀！那为什么他被分配看厕所呢？息县是一个非常穷的地方，大粪都是好东西，常有附近的农民到社科院干校的厕所偷粪。陆先生那年75岁了，原来和我父亲一起分配种菜，实在干不了，就让他守厕所了。他怎么挡驾得了农民的粪叉和粪勺呢？结果大粪依旧被偷，他的处境可想而知，不久就神智不清，生活不能自理，只好送回北京。我母亲在端王府的院子里见过他，写信告诉我，说陆先生太可怜了，简直像是一个要饭的。同年四月，他夫人刘文瑞教授在北京病逝。１１月２１日一代心理和语言大师病逝于北京端王府，终年７６岁。当时我正好在北京，知道他去世，我很难过，也很无奈。我曾到他的住所外站了很久，但屋内空无一人......。

我父亲有两位恩师，一位是魏建功先生（曾任北大副校长），另一位就是是罗常培先生。1950年科学院组建语言所，罗先生就带上了我父亲到了语言所，因此我父亲对罗先生有特殊的感情。家父常带我到罗先生家串门，而罗先生高雅的举止和富有磁力的谈吐让我终身不忘。但我知道罗先生心情一直不好，什么原因我不知道，我想不外是政治运动对他的冲击。记得一次，家父带我去他家（中关村14楼）。我看他家有一台收音机，样子不一般，就过去看。罗先生打开收音机让我听，他说，这台收音机是他从美国带回来的。原来可以收短波，结果有人说偷听敌台，还说可以发报，硬是把收音机拿走，把什么电子管给换了，结果现在和普通收音机一样。他问我，你说无线电收音机能发电报吗？我说，没听说过，不知道。他一面说一面摇头，一脸的无可奈何。

我父亲知道罗先生精神和身体都欠佳，就常去14楼看望他。有次他回来对家人说，罗先生今天很高兴，因为他的女儿上了“人民画报”的封面。后来我到语言所，真的看到罗先生女儿打网球的照片在1956年某期“人民画报”的封面上。那年年底，罗先生的儿子又结婚。那段日子，我看到他红光满面，很少有那样好的精神。可是反右开始，他又陷入了苦恼的境地，身体也越来越坏。家父对我说，罗先生真是难呀，看到自己的手下和学生被打成右派，又无力保护，心里难受。他的手发抖，但还非常仔细地整理稿子和书籍。罗先生在他的书籍上夹上条子，条子上写着一些人的名字。他大概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要处理文件和书籍，准备把他的藏书留给后人。1958年年底，罗先生因病逝世，我父亲当时在他的身旁......。

语言所从中关村搬到端王府，吕叔湘先生的家随之搬到端王府夹道东面的一个小胡同。那里离他上班的地点也只有五、六分钟的样子。而我们家就住在语言所的对面，因此我经常看到吕先生上下班的身影。吕先生和别的老学者不同，他常与他的夫人肩并肩在外面散步。见到熟人打个招呼，老两口继续走路。当时我最不喜欢的一门课就是语法，而吕先生是中国首屈一指的语法专家，所以我最拍碰到吕先生他突然问我一个语法的问题。在中关村时，我一见到他，叫他一声吕伯伯，赶快溜走。还好，他也从来没有问过我语法的问题。

到端王府后，和吕先生见面的次数更多，语法课也早没有了，所以我也不怕他了。见到他们老两口，我还主动走过去问个好，他们都很亲切地向我点点头，有时还聊上几句。他写过不少书，每出版一本都会送我父亲一本。有一次父亲给我一本再版的《中国人学英语》，说是吕先生送我的。我打开一看果然有吕先生的赠言：XX翻阅吕叔湘。当时学英语的书籍不多，这本书伴我有好几年，文革时不知被谁拿走，我到现在还觉得可惜。

我工作以后，很少再见到吕先生。但常在报纸上看到他的消息，知道他很忙，而且当了人大常委。80年代初，我读了巴金翻译的王尔德的《快乐王子集》，非常喜欢。我很想看看这本童话的英文版，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掏。突然想到吕先生，他精通英文，也许他那里会有。一次出差来北京，我去拜访了吕先生。他满头白发，但精神极佳。聊天时，我说很想看英文原版的《快乐王子集》，不知到哪里去找。他说：“我这里也没有，我想办法给你借来。”还说：“王尔德是唯美主义者，他的文章写得很美，但你读起来会感到深奥，没关系慢慢看。”没过两天，吕先生来电话，说他从朋友那里借到了我想看的书，让我过去拿。我非常高兴，我也只是那么一说，可吕先生很认真，帮我借到了。我到吕先生家取书时，他开会去了，是他夫人把书给了我。我看了原版的《快乐王子集》中的几篇文章，得益匪浅。几个月后我回北京还书，吕先生出差了，我又没有见到。真没有想到，那次我的拜访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吕先生……。

中关村回顾(二十五)–中共老党员、化学家和中国科学院筹备人恽子强先生

恽子强先生是1899生，1963年去世。曾用名恽代贤，祖籍江苏武进，生于武昌城。化学家。1920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学理化部，1924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化学系。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物恽代英之四弟，在其兄影响下，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在南京高师、长春吉林师范、上海中法大学等校任教。1942年到解放区，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创办医学院和筹建制药厂。1943年后，历任延安自然科学院副院长、晋察冀工业专门学校校长、晋察冀化工研究所所长、华北工学院副院长，从事教育组织领导和科学研究工作。

恽子强先生是有自然科学背景的中共老党员。在1949年参加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这是新政协的筹备会议。当时推选出15名代表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恽子强先生曾与家父分别由理、农二组推选出来的代表出席了9月21～30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了开国大典。接着恽子强先生参与了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的筹建和中国科学院及其学部的组建工作。那时最先参加筹备科学院这个班子工作的是恽子强和丁瓒，然后有钱三强，再后是黄宗甄。四人之中，恽、丁二人直接对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负责，由钱、黄二人协助工作。就实际贡献而言，钱三强最为突出，起草《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是其一例。不清楚党内运作情况的竺可桢，就曾以他敏锐的眼光审视钱三强，称钱是“科学院最初组织时之灵魂也”。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９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郭沫若为中国科学院院长，陈伯达、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建院之初院部设办公厅和计划局、联络局、编译局三局。恽子强先生曾任中国科学院党组负责人、办公厅副主任、编译局副局长。1953年张稼夫任副院长和党组书记后，恽子强分工管数理化方面工作，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任数理化学部副主任。在制订中国第一个发展科学技术的远景规划即十二年规划(1956—1967年）工作中做出了贡献。他在中国科学院长期担任领导职务，为发展中国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奠定基础。在科学组织的管理中，坚持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注意研究科学工作的规律性，在科研工作如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方面，提出过不少主张和见解。他还十分热心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工作，曾任中国化学会副理事长、《科学通报》编委会主任和《化学通报》主编等职。

恽子强先生曾住在中关村十五楼115号，位于─┓型的东端一层。面对福利楼，中间相隔一个篮球场和网球场。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我们常和恽子强的养子刘广文在那里打篮球，我们成了好友。他们兄妹三人，妹妹叫刘丽文，弟弟叫刘武，酷爱畫画，后来上了美院附中。他们的生父是恽子强先生的战友，在革命中牺牲了。留下孤儿寡母，后来恽子强接纳了他们。他妈妈姓李，邻里们都叫她李大姐。常组织十四、五楼的家属们政治学习。为人热情，和我妈妈他们关係都不错。我也常去他家，恽子强先生胖胖的，戴付眼镜，温文儒雅，不像领导，更似学者。他沒有架子，待人和蔼。我记得有次中国青年刊登一篇他纪念恽代英的文章，他顺便和我聊起他二哥写的一首诗：“浪迹江湖数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扰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这是恽代英在狱中写的，不久就被敌人押往刑场，壮烈牺牲，年仅才36岁。

中关村回顾(二十六)–施汝为先生和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先驱者（一）

中国科学院在五十年代初期在物理学科上曾设立近代物理、地球物理和应用物理三亇研究机构。当时将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两个物理研究所合并，成立应用物理研究所（１９５８年改名为物理研究所）和近代物理研究所（即原子能所和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前身），施汝为先生任应用物理研究所的磁学研究组（后改为磁学研究室）组长，领导磁学研究工作。１９５４年，因代理所长陆学善患病，改由施汝为任代理所长，１９５７年他被正式任命为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二十多年来一直任物理所所长，１９８１年任名誉所长。他是中国近代磁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在铁磁合金和磁铁矿的磁晶各向异性、磁畴观察研究和铝镍钴系永磁合金磁性改进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曾在中央研究院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磁学研究实验室，培养了大量磁学专门人才。

施汝为，１９０１年１１月１９日出生于江苏省崇明县（今属上海市）农村。幼时在崇明县上小学，１９２０年暑假，施汝为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１９２３年后并入东南大学），先学习机械工程，后转入数理化科，于１９２５年毕业于东南大学物理系。１９２４—１９２５年期间受教于叶企孙。１９２５年叶企孙转到清华大学任教，施汝为即受叶企孙之聘到清华大学任助教，并在叶企孙指导下从事磁学研究，开始了国内最早的物质磁性研究工作，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磁学研究论文。１９３０年，施汝为获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的资助，到美国留学。他先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完成了论文《金－铁合金的磁性》，１９３１年获硕士学位。１９３１年秋，他转学到耶鲁大学，师从磁学家Ｌ．Ｗ．麦基恩（Ｍｃｋｅｅ－ｈａｎ）教授，在斯隆（Ｓｌｏａｎｅ）物理实验室从事磁学研究和攻读博士学位。１９３４年他完成了《铁－钴单晶体的磁性》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这个科研成果是铁磁性基础研究方面的一项重要进展。１９３４年８月，施汝为学成回国，受国立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聘请，任研究员，开始建立中国第一个近代磁学研究实验室，并从事合金的磁性和磁畴研究。抗日战争中，他随物理研究所先迁往广西桂林（１９４０—１９４４），后又迁到四川重庆（１９４４—１９４６）。抗日战争胜利后，又随物理研究所迁回上海（１９４６—１９４７），不久又迁到南京九华山新建的物理研究所实验大楼（１９４８—１９５１），逐步恢复了磁学研究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施汝为及磁学实验室亦于１９５２年从南京迁到北京成为新成立的应用物理研究所的一部分。当时首任所长是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

５０年代中期以后，施汝为长期担任物理研究所所长。他在这一时期中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全所的科学研究工作上。他对各项工作认真负责，主动团结同志，高瞻远瞩地支持一些研究室成为独立的研究所，如半导体研究所、固体发光研究所、红外物理技术研究所等，又在所内新建一些研究室，如固体理论研究室、固体电子学研究室、等离子体研究室和电介质研究室等。

施汝为先生曾住１４楼一门二层，五十年代末我对物理十分有兴趣，欲报考大学物理专业，曾专门到他家拜访，听取施老的意见，他很热情地予以指导，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生活十分简朴，不追求享受，没有像样的家俱设施。施汝为一生研究学问，治学严谨。具有他那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责任感和爱国心。想不到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诬陷，被“隔离审查”，但他心境坦然，正确对待，始终表现出豁达大度的性格。他是１９５５年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１９５８年还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主任。１９８３年１月８日在北京病逝。

中关村回顾(二十七)–施汝为先生和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先驱者－叶企孙先生（二）

在上文中曾提及施汝为先生的老师叶企孙先生和应用物理研究所首任所长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以及下文要介绍的吴有训先生和饶毓泰先生并称中国物理学界的四大名旦。大家熟知的物理学家钱三强、赵忠尧、王淦昌、吴大猷、马仕俊、马大猷、郭永怀、虞福春、黄昆等都出自他们的门下，他们是中国近代物理的先驱者和宗师。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特别是叶企孙和饶毓泰先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其悲惨的结局发人深思。

在五、六十年代，多数和我同龄的中学生已经不熟悉叶企孙这个大物理学家的名字，他在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离开清华后就淡出了中国科技界和教育界，我记得那是１９５６年在清华附中上物理课时曾提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物理家叶企孙用X射线精确地测定普朗克常数h。当时我对叶企孙其人很好奇，在清华、北大和中关村的环境里我听到了很多关于叶企孙的事情。他于１８９８年生于上海，早年考取清华学堂。１８１８年，叶企孙清华毕业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物理，１９２０年获物理学学士学位，同年9月进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实验物理大师P.W.布里奇曼(P.W.Bridgman，１９４６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１９２１年，他应邀参与哈佛大学教授W.杜安主持一项重要物理实验——精密测定普朗克常数(h)，他和另外两位学者就用X射线方法测定h，研究结果发表在１９２１年上半年的美国科学院院刊和美国光学学会学报上，很快被国际科学界公认为当时最精确的h值，并沿用了十多年。美国物理学家康普顿在１９３５年所著书中称该实验是“一次对普朗克常数最为可靠的测定”。在布里奇曼的指导下，叶企孙还投入压力对铁磁性物质磁导率影响的研究，研究成果作为他的博士论文于１９２５年发表，布里奇曼在其《高压物理学》一书中对叶企孙的这一工作给予详尽介绍和高度评价。叶企孙从事的这项实验工作，为他回国开创我国磁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后来施汝为先生就在其指导下从事磁学研究，成为中国近代磁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他于１９２３年6月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1924年应聘出任东南大学物理学副教授。而后于１９２５年应聘任清华大学大学物理科副教授，并把刚刚从东南大学毕业的赵忠尧、施汝为带到清华做助教。在长达二十七年的清华生涯中，他担任过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和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今天，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在招生介绍中写道：“１９２９到１９３８年这十年间的清华物理系，是中国高教史上一个不朽的传说。”“早在创系之初，叶企孙先生便千方百计为新生的清华物理系延揽良师，在他和梅贻琦校长的努力下，当时的清华物理系大师云集、盛极一时，短短几年就成为全国物理学科研和教学的中心，那时位于清华大礼堂旁边的科学馆是全国有志于科学报国的优秀青年心目中的圣殿，中国物理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年会就是１９３２年在清华科学馆召开的。”

吴有训先生是叶企孙在１９２８年请到物理系任教的，为以示尊重，他把吴的工资定得比他这个系主任的还高。后来他又觉得吴有训的工作能力很强，就推荐吴当物理系主任。10年后，他又辞去理学院院长之职，荐吴有训接任。叶的辞职，一不是自己不行，二不是众人反对，三不是已到退休年龄（那时他年仅４０岁），而是一种真正的礼贤下士。在这期间他叶企孙的无私，使吴有训脱颖而出，成为后来的中央大学校长，而后又成为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从１９２６年到１９３７年，叶企孙先后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一批年轻有为的科学家到清华理学院任教。有了这批名师，高徒就不断从清华理学院涌现，以致１９５５年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时，数理化学部半数以上的学部委员均出自清华。清华物理系第二届毕业生、原华南理工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冯秉铨，在毕业四十多年后还写信给叶企孙：“四十多年来，我可能犯过不少错误，但有一点可以告慰于您，那就是我从来不搞文人相轻，从来不嫉妒比我强的人。”冯秉铨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始终记着毕业时叶企孙对他们说的话：“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这样的胸怀真是“后无来者”。我听过冯秉铨先生一个电子学的讲座，他能把深奥的理论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表述让人搞懂，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不像有些人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搞得玄而又玄让人搞不懂以显示自已的知识渊博。我感到出自大师的学生就是不一样。

叶企孙先生１９５２年调入北京大学后，似乎被人遗忘。即使躲过思想改造关，躲过肃反、反右关，却躲不过文革关。１９６７年被北大红卫兵揪斗、关押，开始了非人生活。１９６８年4月到１９６９年11月又被中央军委办事组以“国民党CC系(中统)在清华核心人物”的嫌疑遭逮捕、关押，后释放被隔离审查到１９７５年。整整8年的恐怖的、屈辱的、撞击心灵的、威逼利诱的囚徒岁月，让他经历了人间地狱的苦难。虽说解除隔离，但去看望他的人立即被专政。“文革”期间，不少人在北京大学海淀到中关村的路上经常可看到这样一位老人，衣着邋遢，曲弓着背在街头步履蹒跚地晃来走去。后来吴有训听说后，他们夫妇伫立在海淀街头寻候，有一次正好碰巧看到他在一家店铺里买了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啃，走上前去只听到他木呐地说：“你有钱请借给我几个，让我填填肚子”。吴有训看到他如此模样，惊诧得半天缓不过神来，默默对识，只能以握手表达千言万语，然后塞给他一包钱以解他燃眉之需。当然，周围的人谁也想不到这位“乞讨”的老人竟是以前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中国最著名的大物理学家叶企孙！更可怜的是，这位大物理学家竟厚颜向学生“乞讨”的，也就是为“填填肚子”的三五元钱而已。叶企孙一生独身，没有子女，一生廉洁，没有遗产。他连国民党员都不是，在解除隔离的两年后带着“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这样一个荒唐结论凄凉谢世。他的冤案没有结论，也无人过问，直到1９８６年中共河北省委为“熊大缜特务案”平反后才得以甄别。熊大缜是他最得意的门生，当年曾有情同父子之说。抗战时熊受先生的嘱托，怀着一腔书生的报国之情赴冀中抗日根据地创办技术研究社，为部队制造炸药、无线电等军用器材。但当时“锄奸队”里一些“极左人士”，对知识分子产生怀疑，却秘密逮捕了熊大缜，并在押送途中“为了省下子弹打鬼子”，竟用乱石将熊砸死（此种恶行可真正属于“惨绝人寰”）。熊案还株连从平津来冀中参加抗战的知识分子近百人，他们一律被当作钻入革命队伍的汉奸特务而受到逮捕关押和严刑审讯。由于熊大缜是叶企孙的学生，从军后又与叶颇多联络，文革中，吕正操受审查，“熊大缜特务案”旧事重提，叶企孙便被诬为特务头子。熊的平反才正式认定他“对冀中抗战做出过贡献”。然而，叶企孙先生已经听不到，也不再报什么希望，他已经无知、无识、无爱、无恨。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对于历史和真理，正直善良的人们终于没有沉默。在叶企孙逝世１０年后的１９８７年２月２６日，《人民日报》刊发《深切怀念叶企孙教授》的文章。１９９２年，海内外１２７位知名学者又联名向清华大学呼吁，请求为叶企孙建立铜像；１９９５年，清华大学举行了隆重的叶企孙铜像落成仪式；同年，央视根据叶企孙及其学生们在抗战时期的抗战救国事迹摄制完成专题片《又是满山红》。２００１年，叶企孙的传记《中国科技的基石》问世。至此，这位中国当代科技的奠基人，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荣光。

中关村回顾(二十八)–施汝为先生和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先驱者－吴有训先生（三）

吴有训（正之）先生是我国最早一位闻名国际的物理学家，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先驱者。他在物理学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是：他用精湛的实验技术，精辟的理论分析，无可争议地证实了康普顿效应。他于１９２０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１９２１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随康普顿教授（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从事物理学研究，１９２６年获博士学位。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参与了康普顿教授领导下的X射线散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使他在国际物理学界一举成名。A．H．Compton（康普顿）和S．K．Allison在其所著“X射线的理论及实验”（１９２６年初版，１９３５年二版，１９５４年再版）一书中，对吴有训教授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全书有１９处引用了吴有训的工作．特别是吴有训的一张被15种元素所散射的X射线光谱图，康普顿把它和自己于１９２３年得到的石墨所散射的X射线光谱图并列，作为当时证实其理论的主要依据．１９５８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R．D．Evans教授在一篇历述康普顿效应的发现与发展的论文（HandbuchderphysikBandXXXIV，1958，P218—297）也列举了吴有训的工作，特别是上述极关键的15种不同元素的X射线散射光谱图．难怪国内外一些物理教科书，将康普顿效应称作康普顿-吴有训效应，但吴老知道了以后，总是谦逊地断然拒绝。康普顿十分赞赏这位来自大洋彼岸的学生，他常为这位年轻人的独到见解和实验才干所惊异．１９６２年１月杨振宁教授从国外曾赠给吴老一册他自己所写的书，在扉页上题词说：“年前晤A．H．Compton教授，他问我师近况何如，并谓我师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学生．”当时康普顿已七十高龄。（注１）

１９２８年他应聘来到清华，开始了长达１７年的清华执教生涯。在这期间，他与叶企孙先生和其他教授密切合作，共同努力，在不长的时间内就使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在三十年代迅速成长为全国科学教育和学术研究的中心之一，使清华物理系人材辈出，蜚声中外。在近十年期间里，虽然从清华物理系毕业的学生总共不过五十余人，但大部分人后来都成为中国物理学各领域研究中的栋梁之材，如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钱三强，光学专家王大珩、龚祖同，固体物理学家陆学善、葛庭燧，力学专家林家翘、钱伟长，理论物理学家王竹溪、彭桓武，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电子学家陈芳允，海洋物理学家赫崇本等。吴有训无论是作为物理系的教授、系主任，还是清华理学院院长，乃至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理学院院长，他从未脱离过教学第一线，以他渊博的学识、循循善诱的方式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哺育了中国几代物理学家，成为中国现代物理学教育史上的一代名师。

１９４５年吴有训出任母校中央大学校长，１９４８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评议员以及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１９４８年５月任上海交大校委会主任。１９５０年５月为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首任所长，１２月起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数理化学部主任。从此开始，直到1977年逝世，吴有训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了27年。在这期间我曾有幸陪家父在春节期间数次到他家拜访，他那音容笑貌和爽朗的笑声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尤其是他和夫人王丽芬经常问起我当时的中学校长王一知的情况，其实我这个人对领导总是敬而远之，而他们总以为我能告诉他们很多事。后来听妈妈讲似乎他们是儿女亲家？总之吴有训先生是个和蔼可亲、正直而富有正义感的长辈。下面搜集有关吴有训先生点滴之事：

１９４８年５月，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访问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吴有训先生，一连接到几封蒋介石从国内发来的加急电报，而且措辞一封比一封严厉，要求他尽快回国。迫于无奈，吴有训只好于１０月打点行装，匆忙登船返国。甫一到京，蒋介石就迫不及待让他再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而两个月前，他已经在美辞去了中大校长之职，他曾十余次坚辞中大校长之职，这次仍以健康为由，坚辞不就。一天，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杭立武来到吴先生家中，取出一大堆银元和金圆券放在桌上，着急地说，这些钱先解燃眉之急，如还不够，还可再说；并特意补充道，蒋委员长非常挂念你的安危，找你找得好苦，让你一定随他飞抵台湾。走时留下了家中电话和住址，且反复叮嘱吴，什么时候想走就给他打个电话，他会立即办理接运手续。中共地下党侦悉这一情况后，急忙和吴接头，并秘密转移至上海，住址保密，且时常更换，并嘱咐他深居简出，不要接待任何可疑的来人。就这样，在国共两党的炮火声中，吴有训度过了胆战心惊的几个月。一直到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５日，他听到消息说，上海被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占领。他像当时大多数的老百姓一样，亲率妻孥，走出家门，汇入到欢迎的人流。可就在当晚，他收听国民党中央电台时，听到女播音员正字圆腔地播送着一则寻人启事：“吴有训先生，你在哪里？听到广播后请你马上启程赴厦门，那里有人接你……”这则寻人启事一连播送了好几遍，而且之后的每一天都能听到这段播音，一直持续到厦门被攻破为止，而厦门被攻破的时间是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７日，也就是说，这则寻人启事从夏到秋，一直播送了将近５个月，共１４６天。

在文革十年动乱中，吴有训个人作为著名科学家，因受到中央的保护，未受到冲击。但作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看到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倍受摧残，吴有训忧愤不已。为维护科学真理，他曾不顾个人安危，对一些极“左”的错误言行进行过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当时的科学院“革委会”曾应陈伯达等人的要求，组织对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所谓唯心主义倾向的批判，并召开科学家座谈会，企图发动一个新的反科学的批判运动。吴有训在会上公开否定了那些批判文章的观点，严正指出：如果文章发表出去，将极大地影响中国科学界的声誉。在他和其他科学家的共同抵制下，这个批判运动没能搞起来，避免了一场国际笑话。

文革中叶企孙先生因“特务案”被捕入狱，更令他倍感伤心。出狱后，叶先生孑然一身，贫病交困，流落在北京海淀街头。一单位职工因探望叶先生而受到“专政”，其亲朋好友也因惧怕祸延自身，不敢与其接近。吴有训知道后，偕夫人至海淀街头等候，终于有一天在街角碰见。他紧紧握住老友的手，欲语泪先流，对视良久，他掏出一迭钱塞给叶，然后默默地离开了。１９７７年１月１３日，叶企孙带着“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样一个荒唐结论凄凉谢世。在追悼会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先生表现出了作为一个学人应有的良知，为了抗议悼词的不公和追悼会的规格，他中途愤然退场。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１５时，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吴有训当天晚上8点才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中得知这一消息，兴奋与喜悦之余，心中还有一星半点的苦涩与遗憾。他的恩师康普顿教授曾是美国核武器研制计划中的高级顾问，他的众多学生参与了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而他本人对中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却很少知情，失落之感，惟有自知！但他很快就释然了，毕竟是由自己所教出的学生们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学生的名单可以拉出一长串来：钱三强、郭永怀、王淦昌、彭桓武、何泽慧、王大珩、朱光亚、邓稼先、梅镇岳、郑林生、金星南、胡宁等等，他们都参与了研制工作，学生们圆了老师的强国梦。在陪同国家领导人一起亲切接见参加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科技人员时，周恩来总理特地请吴有训讲话。他望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竟脱口而出地说道：“同学们！”但马上意识到自己的称呼不合时宜，赶紧改口为“同志们”，而下面的“同学们”此时已然发出了轻微的哄笑声。周总理见状立刻明白了个中奥妙，忙在一旁说：“吴先生，你不必改口，还是称呼‘同学们’更好，这里只有你有资格使用这个称呼，这是你的特权！”

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２９日，吴有训还在家里会见了老朋友、地质科学院院长黄汲清，两人就中国的科学研究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等话题谈了很久，最后还亲自将黄先生送到大门口。这是吴有训生平最后一次会见友人。第二天，他就在北京地安门东大街的家中去世，终年八十岁。

（注１）深切怀念吴有训先生－王淦昌

中关村回顾(二十九)–施汝为先生和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先驱者－饶毓泰先生（四）

饶毓泰（１８９１－１９６８），江西临川人，中国戏曲之祖汤显祖也是临川人，为此，临川人常以“古有汤公，今有饶师”而自豪。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博士曾多次说过：“我最怀念的老师是在南开大学物理系教我的饶毓泰先生。”“在大学四年中随饶师所习之物理学课程有大学物理、电磁学、近代物理、高等力学、光学、气体运动论、高等电磁学等。在二年级选习的近代物理学课使我开了对物理的窍和兴趣，渐为饶师毓泰注意。”在吴大猷与大村充合著的《散射量子理论》一书于１９６２年出版时，书上即有：“献给饶毓泰教授和Ｒａｎｄａｌｌ教授。”（Ｒａｎｄａｌｌ是吴大猷母校密歇根大学的教授）”他认为，饶毓泰先生是影响他一生最大的两位师长之一。

饶毓泰博士是中国现代物理学的先驱者之一，是中国物理学界“四大名旦”里最年长的一位。他于１９１３年２月到美国留学，初入加州大学，后转入芝加哥大学，１９１７年冬获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学士学位。１９１８年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后转入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１９２１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学位。１９２２年６月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８月回国，创办南开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兼系主任，直至１９２９年８月。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极严。１９２９年，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奖助金，赴德国莱比锡大学波茨坦天文物理实验室进修，从事原子光谱线的倒斯塔克效应的研究。１９３２年回国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一年后即到北京大学任物理系主任。自１９３５年起兼任理学院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辗转跋涉，历尽艰苦，先到湖南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前身）后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物理系主任。１９４４年，他休假到美国，与Ａ．Ｈ．尼尔森（Ｎｉｅｌｓｅｎ）等合作进行分子光谱研究。１９４７年初回国，继续担任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和物理系主任等职务。１９４８年他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后，饶毓泰就不再担任领导，但仍关心物理系的发展，特别是光学专门化的建设工作。这时他已年逾花甲，且体弱多病，医生只允许他半天工作。他除指导研究生外，查文献，编讲义，先后开设原子光谱、光的电磁理论和气体导电基本过程等课程，为中青年教师和外校来北京大学进修的教师提供了极大帮助。尤其是当激光问世时，饶毓泰为使后辈赶上这一新发展，讲授了反映科学新进展的《原子光谱》、《气体导电基本过程》、《光的相干性理论》、《塞曼斯效应与共振辐射》、《荧光辐射的强度与偏振》、《光磁双共振》等课程。他是１９５５年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

饶毓泰为人正直，刚正不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敢于坚持正确意见。他曾严肃地指出，学术问题不能一概否定。他被指控为“里通外国”而遭审查，受尽折磨于１０月１６日在北京大学燕南园５１号的自来水管子上上吊自杀身亡。时年７７岁。素来沉默寡言的饶毓泰在逝世前两天的教研室会议上语重心长地说：“解放前我们看到祖国落后，被外国人看不起，很难过。如何使中国富强起来呢？当时想的是科学救国的道路。解放后学习了一些马列原著和毛主席著作，思想上受到很大教育，特别是毛主席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对自己的教育最深刻。”最后他难过地说：“我们这样的人已经老了，没有用了。今后建设国家的担子落在你们年轻人身上。”一位被访的北京大学老师说，他不是物理系的，当时听说饶毓泰被指控为“里通外国”。但饶毓泰在１９２０年代被送到西方学习物理学，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至于他做了什么可以算是“里通外国”，却不知道。只知道他被监视看管。有一天，这位被访者在校园里看见饶毓泰腰弯着，弯到大腿根上，慢慢往前挪。他年老多病，可是“清理阶级队伍”却不放过他。在饶毓泰死亡前后，北京大学有23人被“审查”而自杀。这是多么惨痛的事件！

２００３年在北大物理学科成立９０周年之际，五位物理大师的铜像在北大落成。这五位大师分别是饶毓泰、叶企孙、周培源、吴大猷和王竹溪，他们都为我国物理学科的成长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中关村回顾(三十)–做人做事做学问的严济慈先生

严济慈先生１９００年生，１９９６年去世，活了９６岁，几乎走过了整个２０世纪。他和我父亲是同时代的人，我见过他几次，最后一次在家父的追悼会上，他是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身份主祭。我对他没有太多的亲身感受，好在国内对他的介绍特别多，尤其是他的幼子现中科院院士严陆光先生对他父亲有精采的回忆，他的做人做事做学问以及为人处世值得后人学习。以下摘录有关他的言行点滴：

严陆光先生称他的父亲一生做学问谨慎认真，做人脚踏实地，做事想的高远、专心致志，以发展科学技术为本分、捍卫科学为天职。

他非常强调搞科学一定要专心致志，一定要有所牺牲。他非常欣赏莫泊桑的一句名言：“一个人以学术相许身，便再也没有权利同普通人一样生活。”必须得有所牺牲。他当时曾和胡适先生交谈时讲过：“只有在巴黎这样的花花世界里，还能够做学问的人，才能够成为真正的科学家。”

做人贵在清白，做事必须认真。在电工所成立30周年，他给所里题个词，做学问要“敢于好高骛远，善于实事求是。”他在讲话中说，他是１９２３年大学毕业，１９９３年是７０年了，他７０年从事教育和科学经验的告诉他，一个科学家，最关键的是敢于好高骛远，善于实事求是。要有大的抱负，要脚踏实地的干。

在做学问上，他非常强调，要能做学问，必须要能够有所前进和创造，科学上有所发展，最重要的是科研的核心是要创新。“所谓创新，就是你最先解决了某个未知领域或事物中的难题，研究的结果应该是前人从未有过，而又能被别人重复的，得到的看法应该是从来没有人提出来，而又能逐渐被别人接受的”；

“要做好科学研究工作，必须具备两条，第一是能够提出问题，找到一个适合的研究题目，这个题目应该是经过努力短期内能够解决，而不是那种经过十年、二十年的努力都没有希望解决的；第二是有善于解决问题的能力、克服困难的能力”；

“科学工作应该努力做成第一流的。怎样才称得上第一流的科学研究呢？首先，研究题目必须是在茫茫未知的科学领域里独树一帜的；其次，解决这个问题没有现成的方法。必须是自己独出心裁设想出来的；最后，体现这个方法，用来解决问题的工具，即实验用的仪器设备等，必须是自己设计、创造，而不是用钱能从什么地方买来的”《谈谈读书、教学和做科学研究》(《红旗》杂志1984年第一期)

他很简单的讲，科学发展可能发现一些东西，原来是别人不认识的或者是不知道的。但是科学的结果，你发现以后，你必须教会别人，别人也会按你继续做，做完以后得到相同的结果，这才是科学。

科学的成果本身不能靠评出来，是要靠实践去证明你是对，还是错，你有多少意义。所以评成果本身并不代表你的科学价值大，无非你找几个人，这几个人说你好，就是好，说你不好，就是不好。绝不是这么简单的情况，这一点，对科学工作者应该追求它的科学成果，能够在人类和科学发展里，发挥历史作用，经过几千年，几百年以后，证明他仍然是对的，这是最高级的奖。

知识和学问有什么不同？他讲，知识是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知识是无止境的，知识是越多越好，人应该有知识。但是学问不同于知识，学问是什么呢？学问是用你有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你念大学，念书的时候，主要的任务是获取知识，要不挑不拣什么都学，这是对的。现在你开始工作了，工作以后，你的最主要的任务要把自己的知识变成学问，要把你的知识，做成各种各样的事来，对人们，对社会有好处。他非常相信，科学这个事业对认识世界是很重要的。但是它能够为人民谋福利，为国家富强做出很多事情来。所以他一直主张，应该根据实际需要，根据实际可能的条件选择你能做的事情，坚决把它做好。对人民，对国家有所贡献。

作为一个科学家，如果你发表的论文，10年之内没有人引用过——因为科学研究总是有连续性的，这就是说，你这个工作可做可不做，是可有可无的，与整个科学丝毫没有发生关系。

一个科学家成为杂志、报纸上的新闻人物并不难，但要成为一个书本人物，至少是几十年，书本上都要提到他的研究成果，这就很不容易。......对于这些对科学作出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愈浅显的教科书愈是提到他们的名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做学问的人不能满足于做新闻人物，而要扎扎实实做研究工作，对科学的发展做出成绩来，争取做一个书本人物。

做人的例子就更多了，第一，他是爱国者。爱国是做人的很重要的首要条件。他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他非常懂得，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一个好的科学成就是有利于全人类，全社会的，是不分哪国的。但是同时，他清楚地知道，科学家有祖国。

实事求是是很重要的。一个科学技术人员，一个科学家，随时随地一定不能讲假话，不能讲违反事实的话。不能人家要你讲什么，你讲什么。实事求是地办事是很重要的。

他是一个不太讲话的人，他觉得需要讲的时候，他来讲。任何场合都不太多讲话。但是，在有些情况下，为了捍卫科学，他是忍不住的，有时非常激动。他认为发展科学是自己的本份，捍卫科学是自己的天职，科学要发展，同时必须捍卫。大概在６０年代初，他有一次回来很生气，我们就和他说，爸你怎么今天这么生气，他给我们讲这么一件事。他说他刚参加一个会，这个会上有人送来一个报告，说他们推翻了法拉第电解定律。即电解以后产生的物质数量和价数有关，跟分子量有关，同时和通电的电量有关。其中还有一个法拉第常数。当时正好宣传要藐视权威，有同志提出来，既然中国推翻了法拉第定律，我们就应该开个大会来宣传。他听了以后非常生气，他说科学怎么能靠开大会来推翻呢？法拉第定律是经过那么多的实验都证实是对的，现在你推翻了也可以，你应该指定若干个中国的最好的化学实验室，看看做出来的实验究竟是法拉第对还是说的对。怎么能靠会议来推翻一个科学的东西呢？捍卫科学是科学家的天职，你认为不是科学的东西应该坚决反对。

“你们必须懂得，只有你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他非常尊重自己的老师，我记得他一直和我们说，他能有今天，他有几个恩师非常重要。有何鲁，胡刚复，熊庆来和法布里。

严济慈先生的人生哲学值得当今中国学人深思，如何避免学术造假，学术腐败根本的问题是教育学人如何做好人做好事做好学问。

下面是一些题外話，上面提到的严济慈先生的恩师，前三位是他在就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１９２０年改称为国立东南大学）的老师，而法布里是他法国读博士的导师。何鲁和熊庆来都是数学家，熊庆来后来发现和培养了华罗庚，他最后一个弟子是杨乐。他当过云南大学校长，是中国很有名的数学家。而胡刚复先生是物理学家，我在上文中介绍了三位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先驱者饶毓泰先生、吴有训先生、叶企孙先生，再有一位应该是胡刚复先生。竺可桢先生就任浙江大学校长时特别请了哈佛他这位同学到浙大担任文理学院院长。当时胡刚复得了伤寒重症，不省人事整整一个月，竺可桢先生多次去医院敦请刚刚神志清醒过来的胡刚复同他一起办学，如胡刚复不去则竺可桢决不接受任命。浙大西迁时在湄潭他是理学院院长，家父是农学院院长，当时曾共同负责浙大湄潭的事务。１９４９年后他未被浙大留聘，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后，他到南开大学物理系任教直止１９６６年因肾病去世，享年７４岁。在患病期间，他写了”一身傲骨”四个大字的一张纸保存在书桌抽屉里，直到他去世之后才被发现。这四个字是一位有骨气的爱国知识分子、中国科学教育先驱无愧的自我写照。

中关村回顾(三十一)–华罗庚、陈省身的二位恩师郑桐荪和熊庆来先生

在我国，有一位数学家是家喻户晓的，这就是华罗庚，人们往往把这个名字和“数学家”、“自学成才”和“聪明”等联系在一起。陈省身则是世界知名的数学大师。而他们的起步、成才离不开两位中国数学界的前辈郑桐荪和熊庆来先生。

有关熊庆来先生“慧眼识华罗庚”的故事国内有大量文章加以报道，华罗庚先生是1910年11月12日出生在江苏省金坛县，紧邻溧阳，现都属常州市。他和家父算是同乡。1924年他从金坛中学初中毕业后，因家境贫寒，早年当过小杂货铺伙计。19岁那年，华罗庚染上伤寒，此后在腿部留下了残疾。在病痛和贫困面前，华罗庚没有失望，而他的中学老师王维克欣赏他的数学才华，鼓励他继续自学。在那个小镇上他利用仅有三本数学书—代数、几何以及一本50页的微积分．把它们读得烂透，并尝试写论文，投寄到《科学》、《学艺》等刊物发表。1929年华罗庚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Sturm氏定理之研究”(《科学》第14卷第4期)．1930年12月他又在《科学》第15卷第2期上发表了《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指出，苏家驹的解法中把一个12阶行列式算错了。恰好让当时任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的熊庆来看到，他认为文章写的很好，推导的正确。对署名——华罗庚，他从没听说过这个人。这件事恰巧被教员唐培经知道了，他是江苏人，跑来告诉熊庆来说，华罗庚是金坛人，只念过初中，后来就失学了。熊庆来听了很有感触，一个只念过初中的事务员，能够写出这样好的数学论文，真是一个人才呀！决定邀请华罗庚来清华大学，破例录用。因华罗庚没有大学文凭，不能上讲台。他先让他当图书助理员，分管整理资料、收发文件。这为他的学习创造了有利条件．不到一年半的光景，华罗庚旁听了数学系的全部课程，并用英文来写数学论文，三篇论文在国外的刊物发表后，引起国内外数学界的重视。凭藉他的天赋和雄厚的学力，1933年，经郑桐荪、杨武之、叶企荪等人仗义直言，认为清华大学出了个华罗庚是一件好事，不应该因资格问题而限制人才使用。由此他被破格提升为数学系助教。当时熊庆来已在法国巴黎进行研究工作。不久，华罗庚又被晋升为讲师。一个只有初中文凭乡间来的青年人，居然登上了中国最高学府的讲台，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我见过几次华先生，都在文革期间陪我父亲。一次在他北太平庄家中，一次在北京医院。当时他的精力放在数学方法在工业上的普及应用方面。而我也曾在大庆油田工作期间推广过他选择的“优选法”与“统筹法”（简称“双法”），听过他和他的小分队的报告。但我们没谈这些，他也不知道我做过这事。只是聊天，当时他的工作关系由数学所转到人大常委，心境好的多了。我知道数学所是他的伤心地，较之中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华罗庚可算是幸运了。像他这样受到毛主席与周总理特别关照和保护的科学家，在文革期间仍遭到冲击和批判。

在本文中不准备多谈华罗庚，想着重介绍郑桐荪先生。他可算是我的世伯，１９６３年当他病危期间，我母亲一直在照顾他。虽然他担任过清华大学算学系首位系主任和清华大学教务长，但都是在１９４９年前，现在只是个退休人员，无权无势，而且孤苦零叮一个人。家母告诉我当时他住在一个八个人的大病房，很吵杂，条件不好。幸好华罗庚先生来探望，一看此情景立刻和院方交涉，调换到一个单间，医疗条件得到改善，但病情终究夺去了他的生命。

郑桐荪（之蕃）先生生于１８８７年，卒于１９６３年。江苏吴江县盛泽镇人。１９０７年考取江苏省公费留学美国，１９０７年至１９１０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共修１８门数学课程，获学士学位。后又赴哈佛大学进修一年。归国后先后在福建马尾海军学校等校教授数学和英文，１９２０起在清华学校，后改为清华大学教数学，周培源、华罗庚、赵访熊、庄圻泰、王宪钧、段学复可以说都是他学生。他还是大名鼎鼎的数学家陈省身的老丈人。他有三个子女，长女士宁曾就学于北京大学生物系，１９３９年留学德国获博士学位后和陈省身结婚。两个儿子师拙和师清均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先后留学美国，分别获得生理学和生物化学博士学位。他的夫人曹纯如是在１９４０去世的，而在１９４９年前子女先后被郑老先生送出国后，在当时中美关系的政治形势下，相隔大洋两岸不能三通，再也未能和老父相见，这是多么残酷的事实啊！

５０年代时，我常能见到郑老先生，每到周末、假日母亲要帶我到京城北长街柳府。郑老先生也从海淀成府坐公共汽车到他大妹佩宜处，他的妹夫就是著名诗人柳亚子先生。他们都是江苏吴江人。我也常受我母亲委托，平时送些饭菜、点心到郑老先生家。他家位于北京大学东门外成府路口，是一个四合院。住有几家人。我记得北房住的是他学生，北大数学力学系的闵嗣鹤先生，是他平时经常照料郑老先生的。西房就是郑老先生家，房间里地上堆满了书，没有多少家俱。有一次我上他那儿，谈起数学，他送我两本书，现在只记得有一本是Ｓｈｅｒｅｗｏｏｄ（薛尔伍德）和Ｔａｙｌｏｒ（泰勒）合著的《微积分》，当时市面上只有苏联数学家斯米尔诺夫的数学教程，看不到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书籍。他告诉我要读这本原著。这的确是一本好的微积分教科书，但当时我英文水平不够，只能翻阅。我甚至也不晓得陈省身，妈妈告诉我他的女婿是一名大数学家，学问比华罗庚还好。可是我一直对不上号是谁，谁能比得上华罗庚先生呢？后来陈省身先生归国，夫人姓郑，我猜十之八、九是郑老先生女儿。但父母都已不在了，而我在国外又和柳家后人失去联系，直至前年到吴江黎里柳亚子记念馆看到柳无忌和陈省身二家人在美国的照片才敢确认。但陈省身夫妇均已谢世，而他们的女婿是香港科技大学校长朱经武教授，他是以超导方面的先驱性工作闻名于世。1987年1月，他成功地发现了新超导材料，将超导温度提高至摄氏零下180度，超过了液态氮的温度，开创了高温超导研究及应用的新纪元。朱教授是美国科学院、美国人文及科学学院、中国科学院、台湾中央研究院及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他屡获殊荣，包括美国科学界最高荣誉的国家科学奖、太空总署成就奖、孔士德奖、国际新材料奖及自由基金会国家奖。1990年，他获《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推选为美国最优秀的研究员。2000年，他获白宫邀请参加"二十世纪重大发明的新纪元时间锦囊"计划，又被"世纪动力"选为本世纪在气电方面最具影响力的一百位人士之一。他获颁授七个名誉博士学位，又拥有五个荣誉教授的衔头。如果郑老先生地下有知也该欣慰了，他的女婿是２０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而女婿的女婿则是曾获得诺贝尔物理奖提名，与之擦肩而过的超导方面的先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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