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谢泳说：中国文学五十年的道路， 最大的破坏来自于对作家自由写作精神的压制和打击， 这是一个坏时代，坏时代不说能说绝对产生不了好作品， 比如前苏联就有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作家， 还有东欧也出现过许多类似的作家，但在这五十年中， 中国没有那样的作家。中国作家在自由写作精神的养成和自觉上， 不如前苏联和东欧的作家，这不是作家的错，而是制度的错。 就文学成就而言，在这五十年当中， 人们没有什么特别留恋的文学作品，人们还是怀念过去， 怀念三四十年代。“最是文人不自由”， 这是陈寅恪一九三零年写的一句诗， 用它概括这五十年来作家的处境，我以为是最恰当的。

97、谢泳说： 现在文学界对于近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评价是不高的， 我以为这个判断不是没有原因。 这五十年我们不但没有出现大师级的作家， 而且把现成的大师级作家一个一个给耽误了，这是事实判断， 不是价值判断，因为我们说不出这五十年谁是大师。没有创作自由， 肯定就不会有大师，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如过去。

98、谢泳说：我们的文学为什么进步不了， 因为作家们在他们写作的时候，没有自由的心灵， 不是他们不知道该写什么，而是他们太知道他们该写什么了。

99、谢泳说：很少有出版社再对十七年的文学作品发生兴趣了。 那十七年没有好作品，也就没有好作家，这话是很伤人的， 但也是很沉痛的，不是作家们不好， 而是他们没有赶上写作的好时候。

100、谢泳说：胡风事件的起源与林默涵和何其芳有直接关系，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他们的文章刺激了胡风，《文艺报》195 3年第2号和第3号上， 先后发表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 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潮》 和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何其芳《现实主义的路， 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 这两篇文章都是作者根据他们在中宣部召开的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上 的发言整理成的，文章可能是奉命的（据林默涵回忆， 写这两篇文章有周恩来的意思）， 但文章的作者没有对被批判的胡风保持起码的尊重。

101、谢泳说：毛泽东把胡风和他的朋友称为“胡风反党集团”， 由此引发了全国展开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 这次运动不同于此前发生过的镇反运动， 因为那个运动指向相对明确，而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 是一个在运动指向上含糊的政治运动，所以搞得人人自危， 因为按中共的逻辑，人人都有可能是反革命分子， 后来的事实也是这样。这次运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从中央到地方， 普遍成立所谓的“五人小组”， 他们的权力不但超越地方一般党组织，而且超越公检法组织， 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

102、谢泳说：胡风事件发生时， 在权力中心几乎没有人同情胡风。 因为当时负责胡风事件的具体部门中的领导都是胡风的对立面， 在中宣部的周扬、林默涵、胡绳和在中国作协的领导人邵荃麟、 刘伯羽、何其芳等人，基本上都是早年批判过胡风文艺思想的人。

103、谢泳说：中国知识分子一旦进入权力中心以后， 极少有人表现出对弱者的同情， 他们基本上承担的是助纣为虐的工作，在具体执行中， 宁左勿右是他们的工作特点。因为这种东西已成为一种文化， 深刻地沉淀在从政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心中， 所以他们处在权力中心的时候，都对别人的痛苦麻木不仁。 但他们没有想到，自己一旦被权力抛弃， 面临的是比他们当年所面对的弱者更为悲惨的结局。 中宣部在文革中的遭遇，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罗瑞卿、陆定一（ 特别是他妻子严慰冰的遭遇）、周扬、乔冠华、章汉夫、 邵荃麟等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延安文化里没有对政治斗争中弱者的同情， 因而使所有参预斗争的人，没有最后的胜利者， 因为他们的命运都不掌握在自己手里。

104、谢泳说：同是左翼知识分子，周扬与胡风、 冯雪峰之间始终关系紧张，而鲁迅却对胡风和冯雪峰最有好感。 同是延安知识分子，周扬和丁玲的关系几成水火？ 他和胡乔木的最后关系，都可以解读出丰富的历史内容。

105、谢泳说：历史著作的叙事风格，1949年以后有一个大的 变化，大体可以称之为“联共布党史的”风格， 它的实质就是自说自话，对于历史事实缺乏起码的尊重， 一切服从意识形态的要求。

106、谢泳说：从1949年后， 我们评价往日历史有一个荒唐的逻辑， 那就是不顾及当时的历史事实和知识分子对国家对民族的赤诚之心， 而一味地以党派的立场， 以是否同一个将要夺取政权的政党所持的理论一致为基本的判断尺度 ，只要有利于夺取政权的，即给予高度评价，反之即斥之为反动、 倒退、不现实等等。 这种对历史的态度长时期以来混淆了许多理论问题， 也导致了年轻一代对历史的无知和轻信， 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者有深入阅读原始材料的耐心和勇气， 许多被误解了的历史不知还要被遗忘多少时日。

107、谢泳说：傅斯年的史学观，简单说就是“史学即是史料学” ，他认为史学家的责任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 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

108、谢泳说：我们研究历史，要特别注意证据， 还是胡适当年的老话，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十分材料说十分话， 没有材料不说话。

109、谢泳说：以傅斯年和胡适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史学中的“史料 学派”，本来已为中国现代史学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但因为后来中国史学的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统天下， 不但使已有良好训练的学者不能在学术上再做出更大的学术成就， 而且使新一代学者的学术训练走上了歧途。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 第一代的五老（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吕振羽）， 由于早年的训练还是受史料学派的影响， 所以他们早年的研究还可以说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稍后的吴晗、 尹达、吴泽等学者，早年也有很好的学术训练， 但他们后期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受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以后， 他们的学术研究是退步了； 到了他们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华岗、胡华、胡绳、何干之、 刘大年、张如心等学者，他们的学术研究工作， 现在看来很少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110、谢泳说：对于傅斯年和史料学派的批判， 使四九年以后成长的史学研究者当中很难出现像他们前辈那样的史学 家，因为训练不足或者说曾经误入歧途， 他们已经回不到傅斯年的路上去了。破坏比建设要容易得多， 四九年以后，中国并不是没有史学方面的青年才俊， 但因为意识形态的制约，那些颇具文史才华的青年才俊， 都在学术上走过弯路。像李泽厚、李希凡、蓝翎、冯天瑜、朱永嘉、 戴逸等先生，甚至姚文元、余秋雨， 他们本来是有可能成为像他们前辈那样的学者的。

中国现代史学的道路是曲折的，绕了五十载，还得回到傅斯年， 这是很让人感慨的。

111、谢泳说：胡适这个人了不起， 他是一个能在热情中保持理性的知识分子， 一生很少说不负责任的话。

112、谢泳说：胡适，不仅是中国学术界的代表， 还是中国道德的代表。说胡适是那一时代自由主义的领袖， 不是一句空话，他确是一个能够担当起那个时代重任的人。 他在四十年代对时局做出的许多判断，五十年以后， 应该说他是一个富有远见的人。

113、谢泳说：胡适这个人的价值， 我们今天已经看得比过去清楚了，进入下一个世纪， 我们就更需要读懂胡适了。为什么呢？ 因为胡适是一个有世界眼光的人， 他差不多在七八十年前就看出了世界的趋势，这是很不容易的。 胡适是一个没有排斥性的人，他一生中有那么多朋友，不是偶然的。 他有一个看法，就是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 而做人却要在有疑处不疑，这是何等境界！ 他是一个胸怀非常坦荡的人，知人论事，常能出以公心，一生说话， 多为持平之论。

114、谢泳说：胡适是中国新文化最重要的代表，文章简洁明快， 是用平常话讲大道理的人。他的思想有开放性，他的方法有科学性。 他的文章又最平易近人，是那种可以学，也能学的文章。 过去语文教材里不选胡适的文章， 最大的损失还不是在文章的做法和文风的变化上， 而是我们失去了像胡适那样想问题、看问题、做学问的方法。

115、谢泳说：胡适是平和的，但决不是没有原则， 胡适是平常的，但却是远大的。胡适自己说过， 他一生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 赫胥黎让他学会了怀疑，杜威让他不相信一切没有根据的东西。 他说过：“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 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 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 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他是一个一生倡导 要有健全个人主义的人。他说过：“救出自己的唯一法子便是把你自 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胡适总是要让青年人特立独行， 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

116、谢泳说：1952年11月，胡适到台湾讲学， 当面对蒋介石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 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 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 胡适还写信劝蒋介石不要连任总统，这些事，都是需要勇气的。 胡适敢劝蒋介石不要连任总统， 我还没听说过有人劝毛泽东不要连任党主席的。

117、谢泳说：胡适是一个讲道理的人，他最不喜欢唱高调， 一生很少说不负责任的话。过去语文教材里不选胡适的文章， 无论是对做文章还是做人，都是大损失。不了解胡适，也可以说， 就是不了解现代中国，所以我们应当读一点胡适。

118、谢泳说：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我们可以说， 凡是早年听了胡适的话或者诚心要像胡适那样研究学术的人， 多数都在学术上做出了较大的成就。 而早年没有听胡的话的那些有才华的学者，像吴晗、王瑶、 赵俪生等人，到了晚年结帐， 他们对学术的贡献大体上赶不上那些走了胡适的路的那些学者， 比如杨联陞、何柄棣和殷海光。

119、谢泳说：我们评价历史人物不能完全以道德为尺度， 但也不能不注意一个人的道德。就鲁迅和胡适两个人来说， 我要先问一下，假如他们还是两个生活在我们中间的人的话， 我们更愿意和哪一个人成为朋友？哪一个人更容易成为我们的朋友？ 你更愿意和哪一个人共事？我想多数人是会选择胡适的。 我们可以说，道不同不相与谋。但就以在同道当中作一个测量的话， 我们还是得承认，胡适的朋友要多过鲁迅。这只是一个事实的评价， 而不是一个价值的判断， 一个人的思想和他的朋友多少并没有直接关系， 但一个人一生总和他的朋友发生冲突， 我们也不能就因为一个人的思想了不起， 而在道德上也认同了他那样的做人方式。

120、谢泳说：红卫兵文章的文风，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毛泽东， 一个就是鲁迅，这是一个事实判断。

121、谢泳说：为什么鲁迅后来被恶势力、专制的力量利用呢？ 为什么他们不利用胡适呢？国民党时期当局是排斥鲁迅的， 胡适有时则在官方的一边；到了另一个时代， 则借鲁迅作了这么多的文章，把这么多的东西强加给鲁迅， 利用鲁迅愚弄了这么多人这么长时间，四九年后， 鲁迅差不多是他同时代作家中唯一个没有被禁止的作家， 在毛泽东的著作中，鲁迅是被提到和正面引述最多的一位现代作家。

我感觉是鲁迅的思想里面有一些容易被某一政治力量曲解的成分， 或者鲁迅的语言指向不是太明确，容易被别人利用。 如果是进步力量的话，为什么不利用胡适呢？ 胡适是容易和官方妥协的人呀。 在不容任何异端的时代里却完全容纳了鲁迅， 这是非常需要深人研究的。

122、谢泳说：在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再穷苦的地方， 再没有文化的人，都保持了对读书人的敬重。 但这个传统后来被破坏了。 从五十年代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开始， 到后来的学生批判老师，最后发展到文革时的学生打老师， 可以说这个好传统已被彻底抛弃了，这非常可惜。 在一个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的社会里，预示着很多危险。

123、谢泳说：对鲁迅是绝对肯定，而对胡适又是绝对的否定。 这样一种简单的评价历史的逻辑，影响了很多人， 特别是青年人对历史人物的态度，长久强化这样的知识， 形成了人们对历史知识的盲目信任。

124、谢泳说：当年批判胡风的人， 很快都成了中国文学界的主要领导人，而胡风却还迟迟去不了北京。 从精神气质上说，三十年代从左联过来的人， 最有鲁迅风格的应该说是胡风， 新时代把鲁迅抬到了几乎是神的地位， 但恰恰把在精神上最能保持鲁迅风骨的胡风给排斥了。

125、谢泳说：由于父亲是个右派，所以想要了解反右情况， 在当年众多右派中，最感兴趣的是储安平， 因为他是中国言论界的代表，以办刊始，又以办刊终。 又储安平开始进入西南联大的资料，由关注一个人， 一本杂志到一所大学， 想从言论自由到大学独立这样的思路来分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 道路……

126、谢泳说：我小的时候就听大人说过，右派都是有本事的。 那时我还不知道右派是怎么一回事。后来观察五十年代的中国历史， 特别是反右这一段，我最大的感受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 最好的出局。

127、谢泳说：中国政府对反右运动的态度，非常耐人寻味。 一方面对这个运动基本做了否定评价， 但另一方面却不愿意正视历史事实。 这种态度导致许多右派改正重新回到领导岗位的人， 对于自己的这段经历采取有意回避态度，比如朱镕基、费孝通、 王蒙以及一些高校校长，在正式履历中，一般不提自己的右派经历。 这种现象说明，在中国社会现实中，虽然右派获得了改正， 但右派正统的社会地位并不高。我认为这与两个事实有关， 一是反右运动的具体当事人邓小平本人， 对这一历史事件并没有深刻的忏悔， 虽然在主观上承认了这一运动的完全错误， 但在事实上并没有彻底改变对原来右派的认识和评价。二是1976 年后， 中国政治生活虽然发生了变化，它的重要领导人也多次变更， 具体政策时有改变，但基本意识形态并没有转换， 这一事实决定了他们对待历史的基本态度，在中共几任总书记中， 真正对反右运动有深刻认识的只有胡耀邦一人。

128、谢泳说：早年负责反右运动的领导人， 并没有因为主流意识形态部分改变了对反右运动的评价而成为这一历 史的责任承担者，他们依然占居中国社会的主要领导地位。这种“我 打你右派，我给你改正”的事实， 直接影响了整个社会对反右运动的基本判断， 除了在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右派基本获得了正面评价外， 越往社会下层，右派的真实社会形象，并没有发生完全的改变。

从全国范围内观察，右派改正后，他们的政治地位并没有显著变化， 除了朱镕基、费孝通、王蒙、 钟佩璋等少数右派能回到主流政治中心外， 右派基本还是一个边缘群体。由反右运动造成的“精英淘汰”事实， 大体还发生作用。

129、谢泳说： 精英淘汰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人才流动的主要机制， 它的发生与时代政治文化密切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建立时， 它的主要领导层，以造反起家的人为多，凡造反成功以后， 必然论功行赏。 在这个机制中有相当一批人是以造反为自己主要才能的， 但在一个没有反可造的时代里，这些人的才能就发挥不出来， 这是其一。其二是在和平时代里，造反的才能已退到第二位， 所以观察中国历次政治运动，总是没有才能的人在整有才能的人， 而没有才能的人通常都居于高位。

130、谢泳说：1957年罗隆基是一个大右派， 那场政治运动造成了中国五十五万知识分子的右派命运，二十年后， 这场运动被做了适当的保留后予以否定， 那个保留就是五十五万右派中只有六个人没有获得正式改正， 他们是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和林希翎。 对于这几个没有改正的大右派，官方采取了一种低调的处理方式， 虽然没有给这几个大右派公开平反， 但在具体的处理上还是做了一些特殊的安排。

131、谢泳说：对活跃的《观察》撰稿人来说，1957年可以说 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劫难， 一方面执著的自由主义信念使他们不会在专业之外保持沉默， 另一方面国民党时期放言论政的经历， 加上对引蛇出洞卑鄙伎俩的轻信，使他们产生了一种错觉， 结局再坏能坏到哪里？总不至于置我于死地吧？ 然而他们过于轻信别人了， 将要到来的灾难完全出乎他们的预料之外。到了1966年，《 观察》撰稿人中的许多人像傅雷、储安平、潘光旦、 曾昭倫等就已先后离世了。如果再将没有列在《观察》 撰稿人名单中，但给《观察》写过文章的浦熙修、彭子冈、徐中玉、 邵燕祥等人的结局统计在内， 就更能见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悲惨命运了。

132、谢泳说：1957年夏天，《观察》 撰稿人中有很多被打成了「右派」，其比例是相当高的。费孝通在1 957年反右开始的时候，写了〈知识份子的早春天气〉， 虽然文章已远不如《观察》时期的生动鲜活、大胆直言， 但他也难逃「右派」的命运。储安平的〈向毛主席、 周总理提些意见〉倒是仍能见出他的一贯性格， 其命运也就最为悲惨。萧乾写了〈放心、容忍、人事工作〉， 结果也可想而知。

133、谢泳说：吴祖光先生是国内知名的戏剧家， 但吴先生的另一面，知道的人就不一定多了， 那就是吴先生首先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1957年，吴先生是敢说真话的人，自然命运也就坎坷。 我是敬重吴先生的，吴先生的不妥协，绝不是一般的固执， 而是理性支配下的对公道的维护。我呼吁普及吴祖光， 就是要让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来学吴先生身上这种爱管闲事时性格 ，让更多的知识分子知道什么才是自己应该做的，都去做老好人， 那谁来主持公道？如果吴先生身上的正气都得不到保护， 那是知识分子的失职。

134、谢泳说：刘文典是中国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 先后任教北京大学、西南联大等校。1927年， 刘文典出任安徽大学校长，有一次发生了学潮，恰好蒋介石在安庆， 就召见了刘文典，责令他交出共产党员的名单，严惩肇事者， 刘文典当面顶撞，说他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并以情况复杂为理由， 不肯惩办学生。蒋骂刘文典是老封建、学阀，刘也毫不客气， 当面骂蒋是新军阀，蒋大发雷霆，让卫士把刘文典抓起来， 并扬言要枪毙他，此事在当时的教育界震动很大， 安庆大中学生还举行了示威，后经蔡元培力保，才将他释放。 这样的事情在旧大学里也不鲜见，它可以从两面分析， 一是权利多少还有制约，二是教授还没有失去尊严， 三是社会还有正义之声，一个人的气节也是社会和时代精神的体现， 同时共存相互发生作用，如果教授的气节没有社会正义的声援， 慢慢也就没有气节了。

135、谢泳说：吴景超在批判胡适的运动中，写了《我与胡适—— 从朋友到敌人》一文，吴景超和他同时代许多知名大学教授一样， 违心地对胡适进行了泼污水式的批判， 文章可能都是在政治压力之下所写的，吴景超说：“胡适， 过去是我的朋友，今天是我的敌人。 我要坚决与胡适所代表的一切进行斗争，不达到最后的胜利， 决不罢休。”当时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1949年以后， 那些可以和过去简单告别，完全和新时代妥协的学者， 多数都是受西方文化影响较重的， 倒是那些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学者，妥协起来就比较难， 梁漱溟和陈寅恪是比较典型的，这其中有思想的因素， 可能也有年龄和人格的因素， 当时年龄较轻的学者更容易和新时代达成平衡。

136、谢泳说：梅贻琦这个人很了不起，他虽然是工科出身， 但却很具人文气质，他在大陆和台湾做了几乎一生清华大学的校长， 深受不同时期师生的爱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梅先生在清华有两句名言，多年来一直为人传颂，一句是：“大学者 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另一名话是1938年梅先生 在成都的清华中学说的：“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教坏的”。 梅先生在执长清华的时间里， 想尽一切办法延揽高水平的教授来清华执教，而在学生遇到困难时， 总是设法加以保护，对一个大学校长来说， 还有什么比爱教授和爱学生更可贵的品质呢？

137、谢泳说：当年陈寅恪在西南联大讲授隋唐史， 开讲前他就要说明：“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 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 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这虽然是大师的风格，常人难以企及， 但这也从另一面说明当时讲课自由、 自由讲课在大学里是受到普遍推崇的。

138、谢泳说：过去的大学里， 教授对于党派活动一般是比较反感的， 那时西南联大三青团的负责人是陈雪屏，他就劝闻一多说： 你这两年喜欢公开讲话，加入了国民党，讲话就更自由了， 成了自己人，更可以随便讲话了。再说入了党， 生活上也会有所帮助。同时陈雪屏还让孙毓棠劝闻一多加入国民党， 但闻一多都拒绝了。闻一多当时和孙毓棠在一个家住， 后因为孙毓棠加入了国民党（ 他的理由是入了党骂国民党就不会被怀疑了）， 闻一多知道后就不和孙毓棠在一起住了。 可见那时的教授都不把入党当成一件光荣的事，在他们内心深处， 对于加入任何党派，都觉得是不应当的。

139、谢泳说：说到过去的教授， 我们年轻的一辈真有说不出的感慨，今人不见古时月， 今月曾经照古人。都是教授，前后却大不相同。 我曾和作家钟道新说，过去的教授是手工生产的，少，也就值钱， 今日的教授是机器生产的，多，也就贬值了。你想， 一个社会无论什么人都敢以教授自居， 那自然什么人也就敢随意嘲弄教授了。 这当然还是就教授的数量而言，就学术水平而言， 今日的教授更应当感到面红耳赤心有愧才对。 想到今日的有些教授为了一百块政府津贴，撕破面皮， 打得不可开交，真让人感慨不已啊……

140、谢泳说：1946年初，在旧政协开会前夕， 张奚若应联大学生会的邀请做过一次演讲，开讲之前，他就说：“假 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 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旧日的大学教授就是这样说话， 说有性格的话，可以想见他们的社会地位， 也可以想见他们的精神状态。 后来这些旧社会过来的大学教授都不太爱说话了， 新一代的教授也再难有显示个性的时候。

141、谢泳说：1949年以后， 发生在中国社会中的各种政治运动， 如果不过分注意这些运动本身的政治原因， 我们可以把这些政治运动大体看成是一种精英淘汰制。 这些政治运动有几个特点： 一是人格高尚的人最后要败在人格低下的人手里； 二是学生出身的人最后要败在工农出身的人手里； 三是受教育程度高的要败在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手里， 四是说真话的人最后要败在说假话的人手里。

142、谢泳说：一九四九年前，无论北洋还是国民政府时期， 从法理上观察，他们从来没有否定过民间有办大学的权利、 有办报纸的权利、有结社的权利和有宗教自由的权利。这两个时期， 都曾发生过暗杀新闻记者，如黄远庸、林白水、邵飘萍和史量才等， 查封报纸和杂志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但构成这些民间活动的主要法律保障始终存在， 所以才出现了那么多产生重大影响的报纸和杂志，如《申报》《 大公报》和《国闻周报》《观察》周刊等， 同时有大批名报人的出现。可见民间社会的生机还是很旺盛的， 私人可以办大学，而且办成了名校，如南开大学。 教会也可以办大学，同样也办成了名校， 如燕京大学和协和医学院等等。在国家之外，社会的力量随处可见。 在国民政府面临困境的时候，胡适又做了北京大学的校长，可 见政府还是有借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诚意。

143、谢泳说：傅斯年曾说过：“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 与其组党，不如办报”。他们生活的时代，社会还有空间， 国家之外有民间社会，进退自如，傅斯年才有那样的感受。

144、 谢泳说：作为一种中间力量， 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一九四九年前的政治活动中曾产生过很大影 响，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种缓冲力量， 在国家与社会发生对立时，他们居间调停，化解矛盾。 一个正常的社会，不能没有这种力量。国民政府时期， 大体保留了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起码尊重，有冲突， 但主导倾向是合作。在政府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政府是强者， 他们的合作是强弱之间的合作。凡强弱关系能保持合作， 必是强者一方有大的诚意，七七事变前， 国民政府召开的庐山谈话会，表现了政府对所有社会力量的尊重， 因为政府邀请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社会力量来讨论国家面临的问 题。

145、谢泳说：一九四九年以后，严格说， 中国已不存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除了飘泊海外和退居港台以外， 留下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新政府的眼里已是改造的对象。 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历史上， 时代转换之际的一个特点是虽然从人数上说留下来的人多， 但自由主义的领袖人物如胡适、傅斯年却走了， 台湾后来能走上宪政道路，与此有极大关系， 这个传统经过殷海光他们的努力传了下来， 北大的传统实际是到了台大，因为傅斯年本来就代理过北大的校长， 台大后来的声望是北大的延续。而在中国大陆，经过历次政治运动， 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基本被摧残殆尽。 他们和政府之的关系可以解释为：政府对他们没有起码的尊重， 只有一点功利性的利用，新政权建立以后， 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中只有极少数 从事军工研究的人员得到了保护，如王淦昌、彭桓武和邓稼先。 新政权是一个靠意识形态统治的政府，它的基本逻辑是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新政权是一个全能政府，民间社会被完全窒息，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虽然还在政府里谋生， 但他们与政府的关系只是为了活下去而已。

146、谢泳说：从思想史角度观察，在西南联大的学生中， 最有研究意义的可能还是殷海光， 他一生的思想基础在西南联大形成，要说西南联大的传统， 可能在他身上更明显。 西南联大为中国科学贡献了很多主要的科学家， 它的学生中还有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 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群体，无论教授和学生， 他们个人的命运都非常坎坷。我统计过西南联大教授群体中的右派， 在当时知识分子中所占比例相当高，而且越是优秀的越是右派。 还有自杀的比例也很高。

转贴：精英淘汰：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述评及其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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