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7、謝泳說：看一個時代對知識分子的基本評價， 不能因為個別領導人出於自己的私意對個別知識分子有過一點禮遇，
就以為那是一個時代對知識分子的基本態度，就像毛澤東， 當年對符定一、周谷城、章士釗、 郭沫若和一些帶有遺老性質的老輩文人，也有過一些尊敬。 評價一個時代對知識分子的態度，
主要是看那個體制在多大程度上讓知識分子感到心情舒暢， ★那個體制是否為知識分子的創造力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從這個意義上說，問題就不言而喻了。 就以我們前面提到的那幾個知識分子來說，一九四九年時，
他們不過都五十歲左右，但沒有 一個人再能在他們的專業上更有成就， 也沒有一個人能發揮出他們在大學教育方面所有的才能，
像當年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當年中央大學校長吳有訓， 雖然都做了科學院的副院長，但他們所具有管理大學的才能， 沒有一個派上了用場。而他們同時代的朋友梅貽琦和傅斯年， 離開以後都在台灣另外成就了一番事業， 現在台灣清華大學和她的原子能研究所，是梅貽琦一手創辦起來的，
而台灣大學則是在傅斯年手中才開始有了新氣象。 李宗恩當年的協和同事林可勝，到了美國， 也在生理病理學上做出了很大的成績。 中國近一百年都和諾貝爾獎無緣，不是因為中國人聰明才智不夠， 更不是因為諾貝爾評獎委員會有什麼偏見， 完全是因為大陸的政治制度使有才華的人無用武之地，
因為在極權制度下就是科學也不能獲得發展，更 不要說人文科學了。
148、謝泳說：吳宓在三十年代末期，曾對他的學生何柄棣說， 中國晚近的歷史，總是激進的革命的勝，而保守的漸進的敗， 但事後看，總是保守的漸進的更有價值。
149、謝泳說：當時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社會學系的許多教授，
都是留學歐美受過很好訓練的專家，但新時代沒有使用他們， 過了不久，連社會學也取消了。如果五十年代初，
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能多聽他們的意見，就會少走很多彎路， 但恰恰是這些經濟學家，在1957年以後，幾乎都成了右派。
150、謝泳說：在同時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殷海光、 儲安平這兩位有代表性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都曾與胡適有過許多聯繫 ，但最終在思想和實踐上，他們兩位都與胡適有差異。 而殷海光的命運和儲安平的命運也完全不同， 殷海光沒有停止思想也沒有停止奮鬥，但儲安平什麼都做不成了。 可不可以說，在對時代總體政治文化精神的判斷上， 殷海光在離開大陸時與胡適有同樣的眼光，但到了台灣以後，
殷海光卻又重走了當年儲安平的路。 沒有能與他所生活的時代達成平衡。
151、謝泳說：1948年7月間，當外界風傳國民政府要查封《 觀察》周刊時，儲安平在當月出版的周刊上寫了一篇《政府利刃， 指向“觀察”》，他在文章中說：“我們願意坦白說一句話， 政府雖然怕我們批評，而事實上， 我們現在則連批評這個政府的興趣也沒有了。即以本刊而論，， 近數月來，我們已很少刊載劇烈批評政府的文字， 因為大家都已十分消沉，還有什麼話可說？說了又有什麼用處？ 我們替政府想想，一個政府弄到人民連批評它的興趣也沒有了， 這個政府也就夠悲哀得了！
152、謝泳說： 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主體本來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 但這個群體在新政權建立以後，基本上已沒有自己的思想空間。 作為一種政治勢力，因為四十年代他們選擇了與新政權聯合的道路， 最後喪失了自己的獨立性。這個群體的主要成員選擇留在大陸， 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在民主黨派中獲得了相應的位置。
153、謝泳說：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這個群體中的成員，在19 52的思想改造運動和隨後發生的清算胡適思想運動中， 已經沒有了四十年代和國民黨抗爭時的勇氣。 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命脈最後沒有被斬盡殺絕， 一個重要因素是它的領袖人物最後沒有選擇留在大陸，像胡適、 傅斯年和蔣夢麟等，他們的思想最後由殷海光繼承下來。
154、謝泳說：中共對文學的管制有相當嚴密的制度， 這個制度是以控制思想和言論為主要特點的。
它的發生機制表現為因人廢言，不管個人作品（包括翻譯作品）
的思想內容如何，只要個人在政治上被認為是異端， 所有的作品自然就要被查禁。從文件後附錄的“應停售和停版的胡風 及胡風集團骨幹分子的書籍目錄 ”中可以看出，連恩格斯和高爾基的著作，因為譯者是胡風分子， 所以也不得再版和出售，並不得在圖書館公開借閱。 這份文件的存在，說明五十年代的文字獄並非個人所為， 而是制度的產物。
155、謝泳說：看顧維鈞的回憶錄，
多少知道了一點中國的近代外交。這樣的書多看幾本， 一般就不會上歷史教科書的當了， 因為歷史當事人的自述多數都有根據。多看這些人的書，
對狹隘的民族主義會增加一些免疫力， 因為這些人最知道事情的原委，很少情緒化看問題。 歷史人物的臉譜化， 曾是不負責的歷史教科書根據某種要求塑造出來的。
156、謝泳說：對知識分子， 毛澤東在很長時間內所持的是這樣一種看法： 他總是把知識分子作為一種可以利用的力量， 而沒有把他們看成是自己人。可以這樣說，對於知識分子，
他一直有成見，總是不信任他們。
157、謝泳說：反右在大學裡造成的最後結局是這樣的： 第一流人材出局之後，那個空白就由二三流的人材填充了。 最終占據大學位置的是那些政治上可靠，業務上也還說得過去的人。
158、謝泳說： 五十年代初期所有政治運動都是以毀滅個人尊嚴和人格為基本特證的 。這些政治運動的基本取向是統一思想，消滅個性， 因為方式和手段都極為殘酷，所以在五十年代初期， 整個國家是在一個恐怖氛圍中。這樣的生存環境，給人們，
特別是給知識分子心理上帶來極大壓力。 這是知識分子自殺現象開始大量出現的一個基本前提。
159、謝泳說：從1949年後，由於不斷的政治運動，
許多知識分子不僅檢討自己，而且糟蹋自己的師長、朋友、前輩、 自己的母校、自己供職的單位，這些文字已成為歷史的一部分，
歷史研究者在面對這些史料時，不應當取一種簡單的態度， 他們有責任辨析或以理解的心情分析出這些東西產生的歷史環境， 有必要指出這些出自知識分子筆下的文字， 恰是一個時代政治文化的集中體現。
160、謝泳說：一九四九年以後，新政權和知識分子（ 特別是人文知識分子）的緊張關係就存在了，
新政權從一開始就對人文知識分子存有戒心， 也許他們早已意識到那些人文知識分子由於專業的關係， 至少在思想上對新政權是一種威脅。
161、謝泳說：肯定自由主義的傳統， 不意味着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沒有缺點，他們的毛病是很多的。 這一兩年人們說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優點多了一些， 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命運太悲慘了，為了恢復失去的傳統，
多說他們的一點好處，我以為並不過分。
162、謝泳說：中國老一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 他們在改革開放以後，差不多都是年近六七十歲的老人了，
對於過去的屈辱，他們已經不願意多說，就是說出來， 他們也覺得那些屈辱不是一時可以解脫的，
我們看到許多老一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 這許多年來多數都是以沉默的方式來度過他們晚年的。 他們的沉默不是缺少勇氣，而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抗議， 用一句大陸上常說的話說就是：“我不和你玩了”。
163、謝泳說：中國現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本來是很喜歡說話的， 但這些教授後來都不說話了。
五十年代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時候， 外面的人都擔心這下中國知識分子沒有“說話的自由”了。 那時胡適接受了一次曾虛白的訪問，當曾虛白問到胡適這個問題時，
胡適說，他們不是沒有“說話的自由”，而是沒有“不說話的自由” ，胡適的這個認識，可以說是一針見血，
他指出了生活在極權制度下知識分子的生存困境。先是不能“不說話 ”，到了後來就是有話也不說了。
164、謝泳說：我們看歷史要從細節來看， 對那個時代的政治文化精神，我們不能只聽它唱得那些高調。 一個能讓學者和文盲在一起共事而文盲還要主宰學者的時代， 肯定是一個無恥的時代，此外沒有什麼別得解釋。
165、謝泳說：《觀察》周刊是一本給知識分子看的雜誌， 它的立場是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它的態度是客觀、公正、 平等、容忍。我們已經五十多年沒有一本這樣的雜誌了， 在心智上我們受的損失太大，因為這本雜誌是一個象徵，
它是讓知識分子說話的，它是讓大家說話的，它是讓人民說話的。 你可以不同意它的觀點，不贊成它的立場， 但你可以說你自己想要說的話。《觀察》那時就起了這樣的作用，
如此而已。它是知識分子自己辦的，不花別人的錢， 它是一本有理想的雜誌，用儲安平自己的話說，就是“想為國家培養 一點自由思想的種子”。
166、謝泳說：知識分子不是沒有缺點，不是沒有毛病， 傅斯年曾說過他們這些人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飯桶”， 徒有報國志，空灑淚千滴的事什麼時候都有， 知識分子想為國家出力，想讓國家好，就是說一點話而已， 這沒有什麼不好。我們不能一聽到知識分子為國家着想，
就以為他們有什麼其它圖謀。
167、謝泳說：陳獨秀在獄中和他死了以後，最關心他、
最讓人感到還有人情的，不是他早年為之奮鬥的那個集團中的人， 而是和他走了另一條路的那些當年北大的同事， 四四年他客死江津時， 當時社會上的各種黨派各種團體都以不同的的方式對他的一生表示了
敬意，雖然政見不同， 但大家都承認陳先生是一位對中國社會有大影響的人物，比較起來， 最沒有人情味的，還是他早年為之獻身的那個集團。有些事， 看起來是偶然的，但這樣的事一多了， 就讓人感到事情並不那樣簡單，人一“左”大概就很難再有人情味了 。
168、謝泳說：趙儷生先生回憶說：有一天，
討論到北平各大專院校教師都要到軍管會的文管會報到、 並辦理登記的問題。有人主張，不管年齡老少，全要親自前來報到。 於是有人說，譬如像陳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體也很衰弱，
由家屬或朋友代替報到就行了。這時， 成仿吾副校長用宏亮的湖南話發話了。他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到 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機關來報到，來辦理登記，一定要親自來，
本人來，不得由別人代替，因為------他特別提高了聲音說：‘這是個態度問題’！”趙儷生先生對成仿吾 這番話的評價是：“這是把自己當成征服者， 把知識分子當成被征服者，要他們‘迎降’， 在文管會門口辦個受降儀式吧？
169、謝泳說：看二十世紀最初的五十年裡， 儘管那是一個動盪的時代，但在那樣一個時代裡， 中國讀書人的良知和對國家的情感都沒有喪失。那個五十年裡， 凡是以中國知識分子為主的那些行業里，許多工作都做得很好。 那時的教育，現在看來，不能說一點毛病沒有，但大體上是好的，
那時的國立和私立大學當中，都出現過非常優秀的學校； 那時的新聞也很了不起，出現了一代讓人懷念的報人和報紙， 像當年的《大公報》和《觀察》周刊，在那樣的時代裡，
他們是盡了一個言論機關的責任的；像王芸生和儲安平， 他們當年對世界大勢和國家前途的考慮，
以他們現在留下來的文字論，是經得起時代淘洗的， 他們在幾乎所有大事的判斷上，五十年以後再看，他們是對的。 如對西安事變、對日本、對蘇聯、對美國、對內戰和對 國共兩黨的觀察，他們的眼光是遠大的。
那樣的時代沒有完全剝奪個人的自由，對於知識分子來說， 他們還有創造和智力活動的空間， 所以我很贊成中國科普作家陶世龍先生的一個說法：“大量有價值的 思想和文章出現在四九年以前。”文學也是如此。
170、謝泳說：50年代初，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突然轉向，
留給人們許多困惑。我對這種轉變的真實性表示懷疑。 對許多人來說，也許不乏真誠的一面，但從整體看是因恐懼造成的。 在50年代初，並不是所有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都真誠地希望轉變， 比如像梁漱溟，陳寅恪、周炳琳等人，就都有過抵制行為。
但可惜的是像梁漱溟、周炳琳、陳寅恪那樣的人太少， 加之外力過於強大，這一群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都無可奈何地屈從了，
但內心並非徹底認同，為了生存下去，他們終於成了無奈的一群。 對於朋友和學生對自己的批判，胡適多數予以諒解，
因為他知道這是壓力之下的結果。
171、謝泳說：如果二十一世紀的某一天，北京大學的校長， 是一個具有廣泛社會聲望，
無黨無派而經常批評政府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那中國就有希望了。
172、謝泳說：中國的官員，從上到下，嚴格說， 都不是選出來的，所以他們在信心上就沒有足夠的自信。 為什麼許多官員害怕自己從那個位置上下來呢？ 就是因為他們上去的時候本來就不是特別合理的， 所以他們很知道自己的本事，他們那點本事，常常是依權力而來， 是無根之本，無水之源。中國官場， 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官越大越好做，我們眼見許多人，
在小單位很扯淡，可以說什麼也幹不了，或者說幹得並不怎麼樣， 可一旦他們當上了大官，好象本事也就忽然大起來了， 其實哪是這麼回事呢？
173、謝泳說：當年留在大陸的史學家，論和胡適的交情，有3個 人最深，或者說，這3個人胡適對他們都有知遇之恩，一是吳晗， 一是羅爾綱，還有就是顧頡剛，但3人中，
只有吳晗沒有寫過批判胡適的文章。我個人理解，吳晗沒有寫， 是因為當時以他的政治地位，如不是特殊情況， 沒有人再去運動他來表態。
174、謝泳說：張奚若先生是清華大學的教授，專業是政治學，
早年是很敢說話的人，後來雖然不大能說話了， 但張先生的敢言還是很出名的，據說1949年後， 張先生還勸過執政者不要好大喜功。 可惜這樣的話以後就不大能說了。
175、謝泳說：西南聯大時期，有一次張先生去參加國民參政會， 他發言抨擊國民黨的腐敗的蔣介石的獨裁，蔣介石打斷他的發言， 插話說“歡迎提意見，但別太刻薄！”張先生一怒之下拂袖而去，
離開會場回顧昆明。下次參政會再開會時， 他接到寄來的通知函的路費，當即回一電報：“無政可議，路費退回 ”，從此再不出席國民參政會了。人們經常說起張先生的這種士氣， 都很敬佩。但敬佩之餘人們又不免多想，同樣的張先生，
後來又參加了人大，可他的士氣哪裡去了？可見一個書生的士氣，
也有它爆發的條件，前提是他從內心沒有恐懼感， 而且還有一點信任感，所以他才敢說，要是害了怕而失去了信任感， 那也就只有禁若寒蟬了。
176、謝泳說：清華在50年代初成了一所工科院校， 這不僅是清華的損失，也是一個民族的損失。在對清華的關注中， 我不大留意這裡有多少得意的官員，而關心的是有多少失意的人。
清華早年不僅貢獻了許多第一流的科學家，還有許多思想家， 而清華後來的衰落不是在技術上，是在思想上。
177、謝泳說：儲安平編輯《觀察》周刊的時候，也有許多苦衷。 我們看《觀察》周刊，或許以為他是無所顧忌，
其實他也常有左右為難的時候，但他生活的那個時代， 政治留給他的空間還沒有到了讓他窒息的程度， 所以他還能成就自己的事業。
178、謝泳說：1949年以後，
許多對文學作品和作家的批判運動，在最初都是以“讀者來信”的形 式開始的。這種“讀者來信”有兩個特點。第一， 它是真實的讀者來信，因為暗合了新意識形態的要求，而被利用； 第二，這些“讀者來信”已成為新意識形態發動群眾運動的主要工具 。它不是真實的“讀者來信”，而是以“讀者”的名義編造的。《 文藝報》最早對胡風的批評就是以“王戟”和“苗穗”開始的。 這兩封“讀者來信”的真正作者是當時《文藝報》的編者。 這樣的現象在中國文學批評中，普遍存在。
179、謝泳說：學生以政治批判方式對待教師的行為， 在以後的中國大學裡成為一種新的學風，它在1958年以後的“批 判厚古薄今”和“拔白旗”運動中達到了高峰。 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新意識形態建立以後成長起來的學者， 基本都是這些運動的積極分子。
180、謝泳說：任鴻雋一生，特別注意科學方法對一個人的影響， 他總是告訴青年人，不要輕信，要有懷疑態度， 凡事要用自己的腦袋去想一想。看這本書時，我常常想，
如果我們這輩人是看任鴻雋這樣文章長大的， 那絕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他的文章都特別簡單， 這一點也是那一代人的共同特點，胡適、傅斯年他們都是這樣， 你不可能從他的文章中解釋出歧義來，因為他的話都是最簡單的。 魯迅的話就是因為歧義過多，才在“文革”中被人利用， 而你要想利用胡適的話，任鴻雋他們的話是不可能的，他們的文章， 你很難斷章取義，為己所用。最簡單的，常常就是最深刻的。
181、謝泳說：任鴻雋有一篇文章《為新入學的學生講幾句話》，
他說：“我記得民國十四年‘五卅事件’鬧得最盛的時候， 某大學的牆壁上，貼滿了‘打倒英國’和‘直搗英倫’等等標語。 我不曉得我們籠統搜索不滿十萬噸的海軍，
有什麼方法能夠打到倫敦去。我們記得民國十七年五三的事件， 我們學生界的標語，是要‘槍斃田中’。果然田中可以由我們槍斃， 又何至於有‘濟南事件’。最近去年‘九一八’事變之後， 我們學生界的主張，有組織‘東亞大同盟’、‘聯合東亞弱小民族’ 等等。我不曉得東亞弱小民族在哪裡，怎麼能組織起來為抵抗強日。 ”這些話真是說得好，在民族主義高漲時，
只要聽這些前輩說幾句簡單話就可以了，用不着講太多的道理。
182、謝泳說：早年中國的社會學家， 很少用階級觀點來分析中國農村的情況， 幾乎所有社會學家都對農民保持了十分的同情， 但他們極少提出過用激烈的土改方式來改變當時農村的基本社會結構
，他們比較集中的一個看法是發展工業。
183、謝泳說：對於中國早期農村的社會結構， 看來還是，要多相信社會學家的調查和研究 而少信政治家的鼓動和誇大， 中國農村的社會結構並不像我們過去認為的那麼簡單，
所以那些反映土改的小說，明顯是誇大了中國農村的階級差異， 其實道理並不複雜，如果一個地方始終處在絕對的對抗狀態， 那它維持的時間怎麼會長久呢？
184、謝泳說：1957年夏天發生的“漢陽事件”， 在八十年代中期已得到了平反。要知道， 一件由正常的升學矛盾而最終導致三個正在壯年的中學教師被槍決， 這不是一件小事，人命關天，世間還有比這更大的事嗎？“漢陽事件 ”的發生，是一個時代的悲劇，死者長已唉，我們還活着的人， 特別是新聞從業者，應當從這一事件中想到， 一個沒有現代新聞制度的時代，記者的筆是很容易殺人的。“漢陽事 件”的事後分析證明，現代新聞制度比現代新聞記者更重要， 有了現代新聞制度，才能有現代新聞記者，沒有制度， 光有記者的人格和良心也是靠不住的。 五六十代發生在中國的各種類型的反革命事件，可以說從大到小， 基本都是錯的，這樣的事，在現代新聞制度下就很難發生。
185、謝泳說：每一次政治運動打擊的具體對象， 相對來說都是一個特定的精英階層。鎮反（包括之前進行的土改），
主要打擊了地方紳士；三反五反，主要打擊了城市商業精英；反右， 打擊了中國的知識精英；“四清”打擊了中國農村新的地方精英。
186、謝泳說：當年因為毛澤東在一篇文章中說過：“我們要寫聞 一多頌，寫朱自清頌”這樣的話， 這兩位本屬於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教授，就成了舊中國教授的楷模，
政治家是只看見他們的結局，而忽略了他們的過去， 聞一多無疑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榜樣，但聞一多是反對一切專制的， 無論是老專制還是新專制，以聞一多的性格和思想論， 如果他不倒在國民黨的槍口下，等待他的會是一種什麼結局呢？
我們不敢再往下想了，我們眼見着多少當年聞一多的同事和朋友， 結果並不比他好。政治家喜歡的僅是他們反對那一個專制， 而不喜歡他們反對一切專制。聞一多和朱自清都是道德、 學問得兼的教授，可我們多少年來開沒有真正明白怎樣向他們學習， 像魯迅先生一樣，朱先生和聞先生都是一直被肯定的知識分子，
政治家要我們學得只是他們的一點，現在我們才明白， 我們應該學得是他們的一生。
187、謝泳說：我們在如何看待西方文化上好象容易走極端。 中國開始現代化的時候，有兩種力量，一種是我們自己的知識分子， 一種是西方的知識分子，對這一部分人，我們過去總是從壞處想，
認為這是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但事情常常不這樣簡單， 那些當年來中國傳播西方文化的知識分子，並不是成心想幹壞事的。
辦教育的人，通常總是有良知的，無論哪裡的知識分子， 我們不能總是從最壞處看他們。
188、謝泳說：儲安平認為：“我們並不偏袒學生， 認為學生每一句話都是對的，或每一件事都是對的。學生年青， 富於理想，他們所追求的目標有時不免失之過高， 而且在群眾的情緒下，感情亦不免容易衝動。但是從大體上說，
學生常常是站在正義一方面的。”這是儲安平對歷次學潮的基本評
價。
189、謝泳說：1959年搞十大建築的時候， 顧准那時正在河南息縣的幹校里改造，他在當年的日記中就寫過， 他對上馬那些工程非常反感。顧準是中國有名的財經專家，
他知道那十大建築是用什麼樣的錢蓋起來的。
那時僅河南一地處在生死線上的人已是相當之多，可以說已近於“白 骨遍於野，千里無雞鳴”了。所以顧准說過， 他這一生決不進人民大會堂。 因為他知道那十大建築的錢本是可以用來救命的。
190、謝泳說：中國社會目前的主要精英，特別是1940年前後 出身的人，決定他升遷的主要因素中“出身”和“成份”起過主要作 用，特別是政治精英更為明顯。
191、謝泳說：中國傳統社會，本來是以倫理為主要特徵。 早年梁啓超和梁漱溟他們就不承認中國社會是一個階級社會， 而特別強調它的倫理化。倫理社會就是看重社會以和解為基本特點， 而階級社會則強調衝突和鬥爭。中國社會所以形成“出身”和“成份 ”為主要身份標誌，與毛澤東有直接關係。上世紀二十年代中期， 毛澤東寫《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就講得非常明白，
中國社會主要是階級衝突。
192、謝泳說：“出身”和“成份”，在中國社會裡， 它的核心問題其實是知識分子問題。中共黨史上有一個特點，
就是早期中共的主要領導人基本都不是無產階級“出身”。 但奇怪的是這些非無產階級出身的的領導者卻特別看重“出身”和“ 成份”。“出身”和“成份”最後成為中國社會階層流動的決定性因
素，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導致中國社會長期不進步的主要原因。
193、謝泳說：毛澤東在北大的經歷是不愉快的， 這種不愉快在他一生中都有痕跡，
他對知識分子的態度特別是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評價， 與他早年的北大經歷是有關係的。
194、謝泳說：毛澤東對哪一個時期的北大都不熱情。 他在文革時的名言：大學還是要辦的， 不過我這裡說的是理工科大學。細想起來， 也是他當年北大經歷的一種心理折射。
195、謝泳說：毛澤東觀察事物的一個典型思維是， 他認為無論什麼群體，一般來說，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是好人，
百分之十是有問題的，只要掌握了那百分之九十，事情就好辦了。
196、謝泳說：陳嘉庚有一本書《新中國觀感集》，書中有一節《
毛主席為人》，講到了陳伯達對毛主席的認識，陳嘉庚說： 關於毛主席為人，陳伯達在北京告我，毛主席為人甚溫和慈祥， 善體貼人情，虛懷若谷，文學極好，所發表文章皆自手出，
未有人增減一字。如果陳伯達晚年能看到他的這位同鄉前輩的書， 看到自己當時對他說過的那話，不知會作何感想？
197、謝泳說：我對美國一向具有好感， 我認為在世界文明進程中，美國的主要努力是有進步意義的， 雖然他有自己的國家利益，也曾經有過失誤。
198、謝泳說：四十年代末， 中國多數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就是在對美國的態度上出現了偏差， 他們在理念上認同美國的幾乎所有價值，但在美國的外交，
特別是對中國的外交方面，很少有人保持冷靜。 許多歷史要在事後看，從近代以來，你看美國對中國所做的一切， 就能明白，凡是對美國的態度出現偏差時，最後吃虧的總是我們。
199、謝泳說：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是反戰的。這沒有問題。 問題是你面對的是什麼人。美國總是先禮後兵， 戰爭是不得已的選擇。二戰中有許多教訓，這是人所共知的。 人們要想到，有些長久的和平是以戰爭為代價的。有時候沒有戰爭，
就沒有和平。在和平努力完全失敗後，如何面對反文明的勢力， 這是一個新的問題。除了戰爭以外， 沒有別的辦法遏止反文明的勢力對文明社會的挑戰， 美國對伊的最後選擇是不得已而為之。美國的戰爭選擇，
最後在道義和責任上都有意想不到的後果，他們的最後選擇， 還是為了世界的和平。因為上帝沒有能力讓壞人回心轉意， 只把一種方式留給了美國。
200、謝泳說： 只有在自己的國家裡可以自由地反對自己的國家所要發動的戰爭， 那才是真正的反戰運動。中國從來就沒有出現過真正的反戰運動。 只有民主國家才出現過真正的反戰運動。在這方面， 還是要推崇美國。
201、謝泳說：我發現, 過去的知識分子多講民主的好處， 而現在的知識分子總講民主的壞處，或者說， 那時的知識分子喜歡講民主的易處， 而現在的知識分子願意講民主的難處。張東蓀那時也說過， 你到鄉下找不識字的百姓，如果告訴他民主的道理， 他也會明白民主比專制好。他又說， 我們現在還不能說農民不要民主，而民主只是資本主義制度才有的。
現在許多知識分子，一說到民主，總是認為我們這裡問題很多，
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地大人多，教育水平低，人的素質差等等， 比如王蒙就經常說民主的壞處。在民主問題上， 現在的知識分子還沒有資格說它的壞處，而只有責任說它的好處，
這話聽起來有些霸道，很不寬容似的，但這是知識分子的起碼責任。 民主有沒有壞處，那是一望而知的問題。它有壞處， 但它的壞處和沒有民主的壞處不是一回事。 而且沒有見過民主好處的人，最好別說民主的壞處， 因為它的那些壞處都是和好處相伴而來的，我們不說民主的好處，
也就沒有資格說它的壞處。
現在一說到民主和憲政這些東西，總有一些知識分子要出來說怪話，
也不知道是一種什麼心理。一說選舉，馬上就是：“總統做皇帝， 議員變豬仔”，一說分權，就是天下大亂等等。民主的有無， 關鍵是一個誠意，你對它沒有一種發自內心的期待， 你也就不想它的好處了。好東西在哪裡都好， 那些經常說民主壞處的人可以繼續說它的壞處，但要讓人信服， 還是要先說完民主的好處，那樣才有說服力， 一個在沒有民主的地方生活的人，那裡有資格說民主的壞處呢。
202、謝泳說：這一百年來最讓中國人熱心的事是民主， 最讓中國人寒心的也是民主。這件事讓中國人追求了近一百年， 不能說沒有開花，但卻很難說結出了什麼果實。對於民主，
現在大家都知道那是一個好東西， 可好東西為什麼不能讓它在我們這裡開花結果呢， 最常見的理由是我們有我們的特殊處境，不能太快，得慢慢來， 中國人教育水平低，一下子適應不了民主。
如今許多受過良好教育的人都持這種觀點， 很多官員更是認為民主說一說很好，但真要做起來就難了，所以， 對於那些將民主掛在嘴邊的人，他們總是不很看得上。
203、謝泳說：一個人對於民主應該充滿敬意，對於官員來說， 則要有誠意，這誠意不是用來裝點門面的， 而是要對它有一種近乎迷戀似的情感。
204、謝泳說：你對民主沒有誠意，不願意讓它生長， 自然可以找出一萬條理由來，但民主這東西， 實際上不是一件說的事，而是一件做的事。說多少都沒有用， 因為民主是好是壞一望而知。
205、謝泳說：我認為自由主義是一個好東西， 是因為我從許多歷史事實中發現這套東西第一合乎常識， 第二合乎人情，沒有什麼神秘的。比如它認為要容納異己， 我以為這就比不容納好；它認為要市場經濟， 我以為就比計劃經濟好；它認為民主比獨裁好， 我也覺得這是一個好想法，還有人獨立就比依附好。 自由主義其實就是一種生活方式，它讓自己生活，也讓別人生活， 它是說理的，它是商量的，它是溫和的，它想讓人多一點自由， 多一點隨便說話的地方。我是認同自由主義的， 因為我覺得如果我們大家都能按它的規則來為人處事，
我們的事情就好辦一點。 現在不能因為我們沒有充分實現了自由主義的理想，就說它不好， 或者認為它是虛偽的，不現實的。這不對， 我還沒有發現在日常生活中有比自由主義更好的為人處事
原則。
206、謝泳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 中國社會發生了較大的變化， 特別是因為經濟上的適度開放和政治上的加緊控制， 使整個社會文化呈現一種畸形狀態，一面是經濟上的發展， 一面是政治上的控制， 這二者之間的衝突已越來越成為中國社會進步的 主要矛盾，由於政府目前還沒有政治改革的誠意， 所以對由於經濟變化所引發的社會矛盾，政府雖然已經高度注意， 但他們的注意過多用在強調社會穩定方面， 所以目前我們還看不出政府在政治體制改革上有什麼新的設想。
207、謝泳說： 如果早些年還有人以為李敖是一個追求民主和自由的人， 那麼現在人們可以放棄這種評價了，李敖是一個怪物， 是一個只有在專制社會中才能感到自己存在價值的人， 也是一個在自己的生活里不能沒有對手的人， 如果這個對手始終存在，那李敖還有事干，他那些文章，
也還有一些讀者。
李敖年輕的時候其實沒有好好念什麼書，只是有一些歪才。 他做學生的時候，幾乎罵遍了自己的老師。 他那時以追求自由和民主來為自己裝點門面， 當這些東西真正來了的時候，他倒又喜歡上專制了。
一個自認為一生都在追求民主和自由的學者， 當民主和自由真正到來的時候，他應該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呢？
如果他的理想是純潔的，那麼，他不應該因為民主和自由的到來， 而感到失落。對於真正的民主鬥士來說，民主和自由來臨之時， 他們應該有一種發自內心的喜悅， 他不能因民主和自由的到來而使自己失去了往日鬥士的風采， 就轉而向專制暗送秋波，不，是公開獻媚了，這個樣子的李敖， 還配反什麼專制？
李敖，你不是說你是五百年來寫白話文最好的一個嗎？ 那麼你就用你的白話文把下面這句話改寫一下吧：
我是一個最不要面子的人。
208、謝泳說：我們的教育不是讓人學會愛，而是要讓人學會恨， 那個年代，青少年的榜樣是一個叫劉文學的少年， 因為他從小就知道恨地主， 對待敵人就要像秋風掃落葉那樣殘酷無情。 西方教育的核心內容是博愛，中國傳統教育的核心是仁愛， 但到了後來，這些我們都不要了。五十年代以後，
在歷次的政治運動中，表現最好的都是後來教育出來的， 所謂積極分子，他們是最聽話的人，你讓我干好事我就干好事， 你讓我幹壞事我就幹壞事。到了文革， 我們的教育後果就體現出來了，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學生打老師，
學生逼得老師跳了樓。從這個結果上評價， 又可以說我們的教育是失敗了。
209、謝泳說： 我們在教育中犯下的一個最大錯誤就是不把真實告訴那些受教育的人 ，因為我們的教育不是一個說真話的教育， 所以長期在這樣環境中長大的人，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個分不清好壞的人了。所謂分不清好壞， 就是說我們的教育已經把一個人的思維訓練成了只能用一個標準去判 斷事物，非此即彼。文革中學生打死老師、 北京的中學裡學生逼得老師自殺的事已不是一件兩件。
這說明我們的教育是失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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