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傅种孙：数学教育家一个‘谔谔之士’的悲惨遭遇

傅种孙(1898—1962年)字仲嘉，出生于江西高安县珠湖村。左腿因童年生疮微残，举步微跛。身材瘦小，显得文弱；但两眼炯炯有神，声音宏亮，出口成章，气韵不凡。其父傅元弼字子良，晚清秀才，号商岩。深知此儿聪颖，大可造就，教了他不少古籍。积学渐进，作得一手桐城派古文。1910年傅元弼去世，遗嘱妻子：即使万般困难也要让种孙上学。但身后仅留下3亩薄田，家中又无力耕种，只得靠其母陈氏勤劳纺绩以糊口。高小毕业后入省立二中，特别喜欢几何。幼时就写过一篇关于‘轨迹’的论文。1916年从宜春省立八中毕业。家庭经济无力供他自费读大学。有位老师告诉他，可以享受公费读书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在南昌市招两名江西籍学生。他仓促应试，居然被取在该校数理部。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毕业后，留在母校附中任教。这是他步入社会后的第一个教职；在这个岗位上傅种孙已经展示自己不凡的教学能力。几十年后，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回忆说：傅老师讲几何讲得好，他使我后来爱上了几何。由于教学业绩突出，次年又调回数理部，破格以讲师录用，仍在附中兼课。同时考入母校的数学研究科，1923年毕业，获学士学位。由于北洋政府停发教育经费，对国立学校教师长期欠薪，他手无积蓄，不得已于1926年回南昌省立二中任教，十多年前他那篇关于‘轨迹’的论文，仍在学生成绩展览室里陈列着。1928年冬季，北平师范大学当局接纳学生意见，请他重返母校。经物理系教授张贻惠推荐，以教授名义致聘，数学系事务由他代行处理。在他的指导下，北平师范大学数学学会又发行《数学季刊》。该学会半年改选，他是第二届副会长，第三届正会长，直到1921年他都是杂志的编辑。杂志共刊出15期，发表他的论文16篇。他对中国数学史与中国古算术都很有兴趣。他的《大衍（求一术）》就是国内用现代数学观点研究中国古算术的首例。他所译O．维布伦（Veblen）的《几何学基础》是中国读者见到的第一部几何基础理论著作。1920年英国数学家B．A．W．罗素（Russe11）来华，次年3月在北京大学讲新兴的数理逻辑。傅种孙事前给罗素的《数学哲学引论》（Introductionto Mathematical Philos 0phy）写了一篇摘要《罗素算理哲学入门》刊于《数理杂志》，后来又与张邦铭将全书译为中文，书名《罗素算理哲学》。这是植入我国的第一株数理逻辑学的新苗，学术界一直公认为傅种孙是中国数理逻辑和几何学的先驱。

直到抗战时期，我国理工科教材一直使用外国原本。学制改革后，又增加了几十万高中生，也不得不用外文书。而外国书价太贵，对经济落后的中国学生来说，实在难以承受。为此傅种孙于1929年联合附中教员，集股筹款，创设“厂甸师大附中算学丛刻社”，影印一些流行较广的大学及高中英文数学课本，按中国书市价格出售，不及原版书价三分之一。既减轻学生及家长的经济负担，大、中学有了中文教材可用，丛刻社也获得盈利。一举三得！

同时，他用丛刻社的盈余，聘请专家，编写初、高中数学课本。他自己任总编辑，每书必经他认真审查。到1935年，除高中代数外，已经全部问世。这是我国第一套数学教科书。他自己着《高中平面几何》即是其中一册，1933年初版，到1937年共印刷了四版，每版都经过认真修订。口碑甚佳，风行全国。教师普遍认为该书使教学获得事半功倍之效。

他从毕业生的来信中，察觉他们还不能用高等数学统摄初等数学，便于1928年在数学系三年级创设《初等数学研究》来弥补这个缺憾。他最初设想的课程内容十分庞大，以致不能实现，乃改为只讲《平面几何研究》。讲义的初稿中有总论、基础、证题、作图、轨迹、极大极小及极限诸篇。后因抗战中没有印刷条件，此书未及完成，此乃终生遗憾。

1936年末，傅种孙任教授的年资达到了教育部规定，可休假1年。他决定趁此机会赴德国留学，可惜此计划因日寇入侵而无法实现。1937年10月下旬，他只身投奔西安临时大学。从沦陷区到后方，必须穿过敌军的封锁线，行路万分困难。逃出来的教员，几乎没人带书出来。他却不惜运费，不怕风险，带来几百册外文书籍。因此他的卧室，成了西北联合大学数学系的书库。1945年，他服务的年资又符合出国考察条件。于是秋季赴英国，先后在牛津、剑桥两大学访问两年。抗战西迁的北平师范大学，于1946年改称北平师范学院。院长袁敦礼力邀傅种孙担任数学系主任。乃于次年11月回国履新。在此期间，傅种孙破格提拔王世强为讲师，次年，他又留下3名毕业生替换两位助教和一位讲师。并邀请汤璪真教授，劝退一位共事多年的老教授。从此，系内增加了一批新生力量，数学系师资力量大为提升。由于扩大招生，不得不让几位青年教师讲授基础课。晚间自习时，他们设座答疑，他常旁坐谛听，事后为之指点更正。有时当着学生的面告诫教师。这办法他执行多年，又建立助教进修制度，使青年教师不敢懈怠。

1948年4月9日凌晨，北平宪警闯入北平师范大学学生宿舍，殴打10人，劫走8人，押入警署。当日学生赴“行辕”请愿，营救被捕同学。傅种孙身为教授会主席，坚决支持学生，并代教授会拟定“罢教宣言”。宣言书写得有理有据，文情并茂。1949年后傅种孙以其勇于任事的精神，挺身而出，为保存北平师范大学元气，立功甚伟，一时众望所归。1949年春，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及北京市人民代表。1952年晋升为副校长，兼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主编。1956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由于职衔太多，不得不辞去数学系主任之职。

北平解放不久，毛泽东特备两桌酒席到顺城街北京师范大学教员宿舍访问早年的同学汤璪真和业师黎锦熙二位。该校应邀作陪的有黄国璋先生及傅种孙夫妇。席间傅种孙发言特别多，这次会见给他很大鼓舞。此后6年里，由于各方支持更增加了他的办学信心。特别是对于培养自己成长的母校，傅种孙尤其尽心尽责，颇以振兴母校为己任。但由于胃溃疡缠身多年，常常过于疲劳，食少事繁，以至于疾病缠身。

而更大的打击则来自1957年。当他的病体初见平复，全国发起“鸣放”运动。6月末，人民日报社记者来他家采访，他对知识分子问题，口述一些意见，别人笔录，写成《中共失策之一》。记者带回报社，未及发表，就被好心人把文稿要回来还给他。后来还是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内部刊物《师大教学》上。这些意见充分反映了他作为共产党的诤友、挚友可贵的精神风貌。在文章中他写道：

“为了爱护中共，我愿意谈谈中共失策的地方。首先要谈的是对知识分子的失策，这是中共近几年最大的失策之一。每次政治运动，都给知识分子造成伤害。虽然运动名目不叫斗争，不管它叫学习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肃反也好，知识分子就心惊胆跳。对于统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挨耳光，这是史无前例的。我想不起来有哪一个兴朝盛世是这样糟蹋知识分子的。我也不晓得这些知识分子究竟造了什么孽而致会遭这么大的祸殃。”“地主之所以为地主，资本家之所以为资本家，必然是有剥削行为，有罪过。我们能够说一个知识分子必然有罪吗？”“知识分子的气节是从古以来所鼓励的。共产党在历次运动中声色俱厉地说：‘要把旧知识分子臭架子打掉’，对士气毫不顾惜。我认为这是很大的隐忧，无形的损失。”

给知识分子扣上“旧”的帽子。1956年1月，周恩来根据建国后7年的社会实践，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做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个组成部分”的科学评价，强调要关心、爱护、尊重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这种观点深得知识分子的拥护和赞同。然而，到了1957年春，毛泽东又把知识分子划归资产阶级范畴。

“我们来看看中共是怎样来对待知识分子的。所有的报章杂志上所写的，报告会、讨论会上所说的，只要一提到知识分子，必然戴上‘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很少单独提知识分子而不戴帽子的。显然，如果光提知识分子而不戴帽子，就不好骂了。可听的人作何感想呢？他会不会想我不是旧知识分子而是新知识分子，我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红色知识分子呢？我想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自封。因此，每个知识分子听人谈到知识分子（总有小帽子——旧的、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原注）时，总不免有些害臊、害怕。”因此，“我对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始终感到遗憾，在知识分子上面必须要加上‘旧’字或者是‘资产阶级’，叫旧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人何尝不是从旧社会来的，农民何尝不是从旧社会来的？”他反问道：“为什么偏偏给知识分子加上个‘旧’字？这又何苦？你把人家当雇佣看，当奴隶看，甚至当敌人看，这怎能使人家有主人翁态度。…….”

“现在的知识分子与中共既无冤又无仇，为什么不利用？知识分子愿为中共效劳，因为为中共效劳也就是为祖国效劳，为人民效劳。你有远大计划，现在人懂行，愿效劳，何苦不用？”虽然，现在没有知识分子失业，都在用了，“但打着用、骂着用，叫知识分子成天用眼泪洗脸，这是何苦来呢？难道这是一种政策吗？”“就知识分子说，养着他而不听从他的意见，就是所谓‘豕交兽畜’的待遇，是知识分子所不甘受的。”“知识分子所感受的待遇与中共所标榜的知识分子政策几乎完全相反。这能怪知识分子得福不知感恩吗？中共中央可以深切反省一下。这能把责任完全委之于下级吗？下级的普遍偏差与上级的领导无关吗？中共可以检查一下，这几年来四海之内有哪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不寒心？”

北师大党委偏听偏信，党群关系紧张在于党员独断专行。他说：“我们学校内党群关系比以前有了进步，但还是不够的。以前党外人士对党团员存着戒心，怕他们挑碴儿，说话不敢随便说，一定要想好才敢说，有些党团员假装进步获得组织的信任，在他们的报告之下，许多教授丧失了威信，许多系的教研组也因此而垮台，如当时的英文系就这样垮台了，许多教授走了。教授的威望是靠学术建立起来的，而学术上的威望是‘百人成之而不足，一人毁之而有余’，我所知道的党团员的报告和许多非党团员的报告是相反的。…….造成党内、外的界限首先党团员要负责，当然党外人士也是有责任的。”

北师大党委对知识分子态度粗暴，不信任他们。他说：“党委对知识分子的心情不够了解。我对党的政策都拥护，惟独对党对知识分子政策感到惋惜，我看不怎么高明。知识分子能忍辱负重，任劳任怨，他能在这里工作，并不是党的威力压服了他，也并不是德性感化了他，而是看到解放后，大放光明，看到民族的幸福前途，在这样的鼓舞之下，所以才肯忍辱负重，任劳任怨，是为了顾全大局，不是佩服这些个党委。要把这种精神传达到每一个党员。不然的话，都以监工的态度出现，自己还觉得怪不错的，这是非常错误的。”“师大最令人伤心的是老同事、老同学间几乎不敢来往，像一盘散沙，没有粘性，只靠党来联系。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党怕大家彼此来往熟了会造反的原因吧。要改变这种情况只有靠党。我常常说：现在我们师大的人，无论教员、职员都不是真心实意地爱师大。平常在闲谈中没有一个人说师大好，这可看出大家对师大是否有感情。后来的人恨不得把师大看个透，好像以前一点好处也没有，而现在就靠这些人来办师大，这怎么能办得好呢？”

要学生批判地学习老教师的做法是错误的。他说：“师大教授名声，在校外比在校内高，在系外比在系内高，在系内又比在助教嘴里高。这谁吃亏呢？当然老教授也吃亏，但最吃亏的还是助教学不到东西。……党对青年教师说：向老教师接受知识要批判的吸收。我对这句话非常反感。”“我们安排小孩子上学的时候，难道叫自己的小孩子批判地学习老师，批判地听老师的话吗？党是青年教师的家长，要很好动员他们向老教授学习。可是，这几年党叫年轻教师学习老教师总是附带条件，批判地吸收。何必同时说这样的话呢？这样老教授怎么能毫无顾虑地拿出知识来呢？这使老教授感到年轻教师好像不是来学习知识，而是来监督他的。”……

傅种孙早年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后来又留学海外，接受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的影响。由于中西方文化的熏陶，使他成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所以才敢于披肝沥胆、直陈己见。另外他还经常针对当局运用“阶级斗争观点指导学术领域里思想理论的争鸣”的风气，在不同的场合批评这种乱贴阶级标签的做法，他说：“我学的是数学，数学就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的数学和资本主义的数学之分。”

根据以上言论，被划为极右分子，削去一切行政及学术职务，派到数学系资料室工作。1958年，在‘拔白旗’运动中，他理所当然地又被作为数学界的“白旗”再次遭受重创。从此打入了另册，成为人群中的异类。同事的疏离，学生的冷眼，使他在屈辱之中度日如年。作为一个学者的傅种孙既然心系中国数学的发展，又关心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命运，那么，他就只能为坚持自己的思想理论观点付出沉重的代价，蒙受着苦难的折磨。

由于内外交迫，身心俱疲，心力交瘁，终于在1962年元月14日脑溢血不治身亡。傅种孙从教一生，庭前桃李，馥郁成行。解析数论名家闵嗣鹤和数理逻辑专家王世强，是他早期赏识的学生。在主持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时，他提携许多新秀，或送他们去苏联学习，现在都是知名教授。按他的学术功底，足可以利用教授的优越条件，追逐世界先进水平，在国际数学领域插上几面中国旗帜，为国增光。但历史无情，他不是倒在三尺讲台上，而是倒在众多批评者盛气凌人、口诛笔伐的狂热气氛下。

“有些人就是要千夫之诺诺，而不要一士之谔谔”，这是老一辈数学家傅种孙的慨叹，也是他对极权专制主义的强烈谴责。他的一生充分表现了“一介谔谔之士的独立品格”。这是著名学者张允若先生的评语，颇有见地。

【补白】

“知识分子自诞生之日就具有超然性与介入性的双重质量，即专业精神和社会良心相结合。知识分子不仅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更是对社会发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