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曾昭抡及俞大絪：著名的化学家、教育家教授双双死于‘文革’

曾昭抡（1899年--1967年）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曾广祚是前清举人，母亲陈季瑛出身名门，兄弟姐妹13人，曾昭抡排行第二。1915年考入学制为8年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因成绩优异，插班入四年级。1920年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化学工程，三年内修完了四年的课程。其后又转攻化学，于1926年完成了博士论文《有选择性的衍生物在醇类、酚类、胺类及硫醇鉴定中的应用》，获化学博士学位。1926年，曾昭抡回国后，先在广州兵工试验厂当技师，因决心献身于教育和科学事业，1927年转到南京中央大学化学系任教授，后又兼化工系主任。1931年后，曾昭抡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并兼任系主任。他在中央大学，特别是到北京大学以后，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

由于他的倡导和带动，北大化学系形成了浓厚的研究气氛，在晚上和星期天，仍有不少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在实验室专心从事研究工作，并做出了一批出色的研究成果。曾昭抡本人在1932～1937年间，就发表了50多篇论文，其中“对亚硝基苯酚”的研究成果，已载入《海氏有机化合物词典》，被国际化学界所采用；他改良的马利肯(Mukkiken)熔点测定仪，曾为我国各大学普遍使用。

在有机理论方面，曾昭抡和孙承谔等提出了一个计算化合物沸点的公式，指出一个化合物的沸点与所含原子半径有一定关系，只需将原子半径代入公式，就可以算出化合物的沸点。同时他们还提出了计算二元酸和脂肪酸熔点的公式。

在分子结构方面，曾昭抡等测得四氯乙烯的偶极矩为零，证明了该化合物有对称结构。他还测出了已二酸的偶极矩为404D，并推断该酸有桶形结构。

曾昭抡在制备无机化合物和有机卤代物方面，发表了10多篇论文，在谷氨酸、醌、有机氟化物及有机金属化合物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在制备胺类化合物、盐类化合物、酚类化合物以及合成甘油酯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对有机化合物的元素检出和测定方法，提出了不少改进意见。曾昭抡还做过炸药化学研究，并发表过论文和出版《炸药制备实验法》专着。他献身科学事业的忘我精神深受师生敬佩。有一次他带领学生做炸药试验，在爆炸前，他做了认真检查并让学生们先离开试验地，他亲自点燃导线后还在那里仔细观察。当时，一个学生看到冒烟了，便高喊：“曾先生，快离开!”他这才离开，刚走出不远，炸药就成功地爆炸了。在场的学生都为他捏一把汗。

曾昭抡的研究领域相当广泛，他对化学名词、化学文献和化学史等方面也做过不少研究，并发表过很多有价值的论文。

近代化学科学传入中国并得到发展，其中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化学名词的命名和统一。曾昭抡非常重视这项工作，早在30年代初，就将《国际有机化学名词改良委员会报告书》和《日内瓦命名原案》译成中文向国内读者介绍，并发表了不少有关命名的文章。中共建政后，曾昭抡任化学名词审查小组召集人，领导制订出《化学物质命名原则》，审定了《化学名词草案》。1953年，中国科学院召开全国化学物质命名座谈会，曾昭抡主持会议并做了《化学物质命名扩大座谈会的总结报告》。竺可祯、吴有训参加了会议，并对曾昭抡等人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化学物质种类繁多，命名和统一的工作极为重要，也极为复杂。曾昭抡对此项工作认真、细致，耗费了大量时间和心血，对我国化学界和化学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曾昭抡一生十分热心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工作。中国化学会于1932年8月4日在南京成立，曾昭抡是主要发起人之一，并当选为首届理事，创办了中国化学会第一个学术刊物——《中国化学会会志》。以后又连续被选为16届理事会的理事或常务理事，其中还曾担任过4届会长和1届理事长，为该会和所办刊物，做了大量工作。

《中国化学会会志》(今《化学学报》前身)于1933年创刊，是我国第一个外文版化学学术期刊，用英文、法文、德文发表我国化学研究成果，在促进化学研究和加强中外学术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受到国际化学界普遍重视。这一刊物能有如此高的水平和影响，主要应归功于曾昭抡的精心编辑和扶植。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办刊条件极端困难，有时甚至面临经费困难。曾昭抡省吃俭用，任凭衣鞋破烂，把积攒的钱，几乎全部都用到这个刊物上。他任《中国化学会会志》总编辑长达20年之久，为办好这个刊物，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金钱。

除《中国化学会会志》外，曾昭抡还担任过《科学》、《化学工程》编委，《化学》的“中国化学撮要”专栏主编和美国《化学文摘》特邀撰稿人。不管工作多么繁忙，时局多么动荡，他始终坚持积累资料、撰写稿件，从而博得了《化学》总编辑戴安邦和美国《化学文摘》社的赞赏。由于他多年的不懈努力，使“中国化学撮要”栏被誉为《化学》的最精彩部分，同时能使中国人做出的化学研究成果及时在《化学文摘》中得到反映。

1949年后，曾昭抡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根据建国初期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他组织制订了新的教学计划，在德、智、体方面向学生提出了新的要求，使古老的北京大学焕发了青春。为了使刚入学的大学生打下良好的基础，他坚持亲自为化学系一年级学生讲授基础课，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1951年曾昭抡任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1953年成立高等教育部后，他担任高教部副部长直到1957年。在这期间，曾昭抡主管全国理工科大学和综合性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为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和高教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他任高教部副部长后，在三年内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的高校，到各地召开了很多座谈会，深入了解学校的教学质量、科研情况以及教师和学生的意见、要求等，然后提出解决办法，深受各地师生欢迎。AA曾昭抡一贯主张高校要教学和科研工作并重。他认为在高等学校开展科研工作，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1957年3月召开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时，他在会上做的“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发言中指出：“高等学校既是国家培养专门人才的机构，同时又是科学研究的机构，教学和科学研究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为此，他强调在高等学校，一要保证科研经费；二要保证教师的业务时间。要求大力改善学校的科研和教学条件，切实解决好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问题。

1957年，毛泽东搞了一个“阳谋”，最初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公开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曾昭抡作为民盟中央常委和科学规划组的召集人，理所当然地应该积极行动。他和千家驹、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等经过调查和座谈，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写了一份《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的报告，就关于保护科学家，关于科学院、高等院校和业务部门的研究机关之间的分工协作，关于社会科学，关于科学研究的领导和关于培养新生力量等五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设性意见。《光明日报》在1957年6月9日发表了这份报告，并加了“互相监督，开拓新路”的短评，予以推荐和称赞。

这个报告指出了当时在我国科技体制和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而且提出了一些办法和建议。例如：针对一些科学家脱离科学的偏向，提出要协助他们妥善解决时间、助手、设备、经费以及合理安排使用等问题；针对科学院、高校和工业部门之间存在本位主义，提出了合理使用人力和协调彼此关系的建议；针对在升学、升级、选拔研究生和留学生时片面强调政治条件的倾向，提出了今后应当业务与政治并重、人民内部在培养机会上应一视同仁等建议。

曾昭抡主持起草的这份报告，与后来官方所制订的《科研工作十四条》、《高教工作六十条》等科学、教育方针政策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可见他们是有远见卓识之士。然而这些宝贵意见在当时不仅没有被采纳，反而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在全国范围内受到批判。

为了帮助党整风，当时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史良召集民盟中一些知名学者、教授开了一次汇报会，参加会议的曾昭抡、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等，在会上谈了一下大鸣、大放开始后个人所接触到的情况以及对形势的一些看法。这六位教授很快就被划为大右派，成为重点批判和讨伐的对象。这就是当时闻名全国的“右派六教授。”

曾昭抡从进步教授到领导干部，忽然间又成了大右派，许多人都感到惶惑不解。在批判曾昭抡的会上，拿不出令人信服的材料，当局便特意去找曾昭抡的学生唐敖庆，让唐揭发他的问题。唐敖庆说：“我不能揭发我的恩师，因为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罪行。”后来又要求唐敖庆写揭发曾昭抡的书面材料，唐敖庆实在无奈，只好写了一份他从1936年入北京大学化学系至1950年留学回国这一段时间与曾昭抡接触的历史。他写了与曾昭抡参加步行团、由长沙到昆明的情景；曾昭抡在西南联大认真讲课、反对国民党、支持共产党、积极搞民主运动而深受学生敬佩的情况，以及曾昭抡教授带他们到美国去留学的情况。这哪里是揭发材料，分明是回顾师生之情的赞歌。

被划为右派后，曾昭抡并没有悲观失望，但撤销职务、停止工作却给他带来莫大痛苦。南开大学杨石先校长十分理解曾昭抡的心情，曾两次给校党委打报告，提出要曾昭抡到南开大学工作，但未能如愿。1958年4月，他应武汉大学校长李达之邀，经中央有关部门同意后，只身一人前往武汉大学化学系执教。此时，他已年近花甲。虽然因做行政工作而脱离教学第一线多年，但终于又有机会回到熟悉的讲台和实验室，直接为国家培养人才和发展科学事业。此后，他专心致志地做学问，从早到晚在图书馆、资料室如饥似渴地查阅文献资料。他经常对年轻的教师和学生说：“图书资料是前人工作十分宝贵的经验总结，也是我们掌握学科发展动态的主要依据。”曾昭抡在武汉大学除了上讲台、实验室外，其余时间大多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他患高度近视，但查阅资料的速度却异常惊人。曾昭抡住的地方较远，来回上班要翻过一座小山。有一个深夜，他从实验室回家时，因看不清路，翻山时竟撞在树上，摔倒在石头上，碰得满脸是血。但他从未发过怨言，师生们都为他这种忘我精神所感动。在他的领导下，武汉大学化学系很快建立了元素有机化学教研室，成为我国最早开展元素有机化学教学和研究的高校。他主编了200多万字的讲义，亲自担任化学文献、元素有机化学等专业课程的教学，并先后建立了有机硅、有机氟、有机硼和元素有机高分子等科研组。

更令人钦佩的是，1961年他得知自己患了癌症后，所采取的态度是倍加努力，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做更多的工作。学校领导让他回北京看病、休养，但他从未好好休息，在北京治疗癌症的三年时间里，他看了数百篇科技文献，撰写了100多万字的科研论文，并自学了日语，还培养了一位青年助手编写讲义，接替他开的课程。这期间，他除了用通信方式继续带研究生外，还坚持每年回学校两次，每次3个月左右，指导教学和科研工作。

1963年12月，在天津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有机化学讨论会”。身患癌症的曾昭抡抱病参加，由两人扶着走上讲台，向大会做“元素有机化学进展”的学术报告，使到会代表十分感动。1964年11在武汉召开教育部直属高校元素有机化学科学讨论会时，他带病亲自写信，邀请这一领域的著名学者、教授参加，共同交流学术思想、检阅科研成果、讨论发展方向，为促进我国元素有机化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武汉大学化学系在科研、教学和培养人才方面均做出了成绩，除发表了一批水平较高的研究论文外，曾昭抡还顶住癌症的折磨，组织撰写了《元素有机化学》丛书，第一册《通论》由他亲自执笔撰写，共七章24万多字。该书出版后，当听到同行们一致肯定这是我国第一部元素有机化学方面的成功著作时，他心里充满了和死神斗争获胜的喜悦。

按照他的雄心壮志，本来还能继续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0年、20年，以至更长的时间。令人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灾难再次降临到他和妻子二人的身上。他的夫人——北京大学西语系著名教授俞大絪首先被残酷斗争，由于不甘屈辱而含恨自尽。他也被作为“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斗。当癌细胞开始转移、病魔严重威胁着生命时，不仅得不到必要的治疗，甚至还逃脱不了被隔离审查和批斗的命运。不仅在肉体上受到摧残，在精神上受到了折磨，终于在1967年12月8日默默无闻的离开了人世，终年68岁。

俞大絪，女，（1905—1966）出生于浙江山阴，幼年在长沙、上海生活。1927年与化学家曾昭抡结婚。1931年毕业于沪江大学。1934年留学英国牛津大学，1936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1936年至1937年，在巴黎大学进修。抗战爆发后回国，任教于重庆大学。1946年赴哈佛大学进修。1948年回国，先后在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和香港任教。1950年，任教于燕京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后，改任北京大学西语系一级教授。

俞大絪教授对英国语言文学有很高素养和深入研究。在1931年曾研究过约翰·曼斯菲尔的作品，1943年又研究英国当代诗歌倾向。从事英国语言文学教学近30年，曾开设过英语选读、英国小说等课程，主要从事高年级英语教学。她素以饱学多识和擅长教学而闻名于教育界。她极为重视英语基础阶段学习的关口，一方面巩固并加深学生的语言基础，同时又善于引导学生逐步从语言学习过渡到英、美文学（诗歌、戏剧、小说、散文随笔等不同体裁）的学习。与此同时，俞先生还为北大英语专业青年教师制订每个人的进修计划和阅读书单，为他们讲课，组织课堂讨论，个别批改作业，进行辅导、检查。她的热情、认真、细致和严格而又循循善诱的态度和方法，为北大英语专业造就和培养了一支优秀的英语教师队伍。晚年则集中精力编写教材。她运用多年英语教学经验和英国语言文学素养，潜心编写全国统编教材《英语》受到各方重视和好评。这套教材被认为是‘中国最好、最流行的英语教材’。最早是由许国璋先生编写第1、2、3、4等册，以供大学一二年级学生使用，一直被称为“许国璋英语”。但三年级使用的第5、第6册则由俞大絪及其学生吴柱存教授合作编写。

俞大絪先生是晚清名臣曾国藩的曾外孙女，其兄俞大维，在台湾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要职。上个世纪的50年代，她曾经受命向台湾喊话，对她哥哥做“统战工作”。当时还在燕东园的草坪上照了她家人的照片，说要送到台湾去。但后来事情并未朝着人们希望的那样发展下去，所以她作为统战工具也就失去了使用价值，只是挂了一个空头的政协委员头衔。

由于丈夫曾昭抡被划成“右派份子”，又被分派到武汉大学工作，不住在北京。‘文革’期间，她独自在家，面对汹汹而来的造反派，不得不沉着应对。

民间有句俗语：秀才碰到兵，有理讲不清。当时俞大絪正是处在大批汹涌而来的‘红卫兵’包围之中。这些学生娃娃，听了领袖的号召，发疯似地捣毁一处处房舍、教室，揪斗一个个无辜的教师。像俞大絪教授这样老迈年高，论年龄足以当这些人的奶奶的人，也绝不放过。他们不但抄家，而且蛮横地责令她下跪。这种侮辱太过分了。俞教授不从，便招来毒打。

在万般屈辱之后，俞教授决定以死抗争。次日在北大教工宿舍燕东园家中服毒自杀，含恨而亡，终年61岁。

【补白】

专制的稳定，是付出了高昂代价的。第一，为了维护自己的绝对性，它必须不断地镇压不同意见和反对力量。从“肃反”到“六四”，中共的专制已经摧残了千百万人的生命。第二，专制很容易发生重大的决策失误，“大跃进”便是一例。如果你要歌颂今天中共经济路线的正确性，那么，你不应忘记这是用几千万条人命替中共“交学费”才换来的，所以你无权将此正确归功于中共。第三，专制脱胎于残酷的内战。因此在计算其所付代价时，必须把那笔庞大的预付成本也包括在内。那些称赞现在中共治下社会安定的人，怎么能把他们当年武装夺取政权而造成的弥天战祸给忘掉了呢？第四，专制孕育着大动乱。所以，贪图专制下的稳定实际上是把子孙后代的生命作了抵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