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华教授提交报告：假借“维稳”阻滞改革，警惕改革中途不想过河
“在今天，中国体制改革已陷入困境，可以说是不争的事实。近年来，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被搁置，政治体制改革尚未进一步推进。”清华大学8日发布的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目前最需警惕的是“转型陷阱”。其中，用假借“维稳”之名拒绝实质性改革，是“转型陷阱”的典型逻辑。 陷阱 既得利益集团阻拦 改革中途不想过河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特征是改革，90年代的特征前期是改革后期是开放，而新世纪的这10年，维稳则成了最基本的基调。”新世纪走完10年后，一些观察家说，“中国社会的气质正在发生变化”；有人则认为改革已终结、已死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清华大学凯风发展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8日发布的2011年度“社会进步系列研究报告”（下简称“报告”）给出了答案。 北京《中国青年报》报道，关于中国改革的争议，目前流行的有两种解释：一是认为出现了发展中国家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另一种认为，改革处于停滞甚或倒退状态。而这份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主笔撰写的报告指出，中国现在最需要警惕的，不是上述两者，而是“转型陷阱”。 报告解释，“转型陷阱”指的是，改革和转型过程会造就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会阻止进一步变革，要求把过渡时期的体制定型化，形成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由此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 报告认为，“过去，中国过多地强调了渐进式改革的优势，但现在看，一个渐进式改革的国家陷入转型陷阱的危险会大增。因为在渐进中，使转型过程停滞并定型化的机会太多，既得利益集团从容形成的条件更为有利。” 报告指出，“其实，现在中国的改革困境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改革开始进入深水区，已改不动了’。在改革初期，提出‘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但现在的问题是，可能是摸石头摸上瘾了，连河也不想过了。” 症状 1.经济畸形亢奋 普通民众并未受益 除揭露中国体制改革面临的陷阱外，报告还分析了“转型陷阱”的五大症状。第一个症状是，经济发展步履沉重并日益畸形。 报告指出，中国在经济上最现实的问题“不是停滞，而是亢奋、畸形的发展”。一方面，落后地区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潜力等仍然存在，另一方面，体制决定了政府“反放缓”、“反停滞”的能力是极强的。 报告形容，“在转型陷阱的格局中，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处境艰难，经济活动的民间动力下降，于是，只能越来越依靠政府推动，大拆大建，上大项目，办大活动，盖大高楼，修大广场，甚至造大塑像。” 报告将这种现象称为“增量依赖症”。“在转型陷阱中，中国没有通过重要的体制变革来解决问题，于是只能寄希望于做大蛋糕，在不触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用发展形成的增量来缓解问题。” 在这种增量依赖症中，经济增长了，民众不见得会受益；但如果不增长，民众则会受损。 2.误判社会矛盾 僵硬维稳思维遗害 最引人关注的是，报告称，“转型陷阱”的症状之一便是，误判社会矛盾形成的拘谨心理和“维稳”政策导向。“近年来，社会矛盾有明显增加的趋势，一些本来是市场经济中正常存在的矛盾（多数并不会对政权和基本制度框架造成严重威胁），但有关方面产生了严重的误判，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幻象。” 基于这种判断，“大维稳”模式自然就形成了。它将社会的大小事都与稳定联系起来，“动员社会资源进行全方位维稳，将一些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常规化、体制化，使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处于很不正常的状态”。 报告指出，用“维稳”的理由拒绝实质性改革，是“转型陷阱”的典型逻辑。“僵硬的维稳思维及模式，最终结果往往是激化社会矛盾，甚至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演变为对体制的怀疑和怨恨。” 3.体制因素被定型 改革走样渐失民心 除经济、维稳等症状外，“转型陷阱”的症状还有，过渡的体制因素被定型下来。出人意料的是，报告指出“改革动力的丧失，并不仅是领导层的改革意愿问题，而是在民众中已经对改革发生了疑问”。 报告指出，“如果现在是民众要求继续改革，而既得利益集团在那里阻挠和反对，事情也许还比较简单。” 不过，报告分析，“问题在于，既得利益集团让改革走样变形，以改革的名义获取利益，由此引起一般民众对改革的抵触。正如现实生活中所表现的，现在老百姓一说起改革就心惊肉跳。其结果是，不仅实质性改革受阻，而且这个字眼本身都会失去民心。” 比如，在一些地区的医疗改革中，需要降低不合理的高药价，相应提高医疗的价格，改变“以药养医”的现象。但过一段时间，压下去的药价又高了，结果是由过去的药价高、医疗价格低变成两者价格都高，患者的负担进一步加重了。 4.社会结构已固化 爱富嫌贫矛盾多 除上述症状外，“社会结构趋于定型，固化为‘贫富分化’的断裂社会”亦是“转型陷阱”的症状之一。 报告提醒，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社会氛围或社会心态：其一，因社会中的门槛加高，社会活力大降。其二，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凸显，“仇富”与“嫌贫”的集体意识在蔓延。其三，普遍的不平衡感为部分人的绝望感所取代。 报告举例称，“比如在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底层等群体中，存在看不到希望的绝望感。一些社会矛盾的激化往往与这一因素有关。” 此外，“转型陷阱”的另一症状是，社会溃败日渐明显。“首先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权力失控，暴力截访、血腥拆迁；权力失控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在降低。于是，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 由来 以权谋利 中国模式造就转型陷阱？ “转型陷阱”下的体制，是怎么逐步成形的？报告分析，在既得利益群体崛起的过程中，下述过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官倒”、国企改制、矿产资源开发、土地开发、房地产热、企业上市融资……既得利益集团迅速支配了土地、矿产、金融资源，涉及遍布全中国的基础设施、城市开发以及能源、电力、通信等重要行业。 报告特别强调，所谓“中国模式”，是在这种体制中派生出的模式——在行政能力继续强化的前提下，市场体制被打碎为市场因素，通过权力重组市场因素，实现对资源的高度垄断。 由此，报告还解析了目前中国思想界“左派”和“右派”争论的混乱。“因为在过去许多年中，人们一直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截然对立的东西，两者关系是此消彼长的。” 在这种情况下，“左”是在为“权力”因素呼唤，而“右”是在为“市场或资本”因素呼唤。 不过，报告认为，“在打破转型陷阱前，无论哪种呼唤，都可能被既得利益集团借用，变成完善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当外界还在为中国“市场化改革不彻底还是过头”争论时，一些权力的非市场化和商品的市场化相衔接，已成为最有利的牟利方式。“比如从行政上获得廉价的土地和资源，然后再以高价格卖到市场，还有比这种方式更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聚敛财富的吗？” 求解 让民众参与改革 中国更需打破既得利益格局的勇气 “目前变革社会的现实动力已越来越微弱。转型陷阱之所以能成为‘陷阱’，就是因为体制已对遏制变革作出了周密安排，资源垄断日益严重、利益集团坐大、社会控制愈益严密。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已完全没有变革的动力。”按报告所言，打破“转型陷阱”并非没有办法。 报告指出，目前外界对改革停滞的不满仍在增加，变革的要求也在凝聚；另外，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圈子不断收窄，许多群体被甩出圈子……这都是进行变革的现实动力，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这种潜在的动力变成现实的动力。 报告认为，中国走出“转型陷阱”的道路只有三种：一是由政府实施改革顶层设计，并有相应的力量推动；二是利用现有可能的因素推动社会力量的发育，使社会力量成为打破现状的动力；三是在矛盾和危机推动下的被动改变，“但这要取决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省和觉悟”。 不管哪一条路，报告呼吁，有四大措施是“不可回避”的： 首先是“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方向”。报告认为，这个“世界主流文明”的核心价值包括“自由、理性、个人权利，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 第二，“以政治体制改革再造社会活力”。“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是走出转型陷阱最现实的动力。”报告认为，可以将解决暗箱操作、促进权力公开运作、形成制约权力的机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近些年来，中央政府已在推进政务信息公开。 第三，在民众参与的基础上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改革之所以会走样变形，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民众对改革的参与。缺少民众参与的改革很容易演变为大规模的‘分赃’。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中就有很多明显的例子。” 第四，用“公平正义”凝聚改革共识。“在转型陷阱中，人们感受最深的、最不满的，是公平正义受到了破坏。因此，能够重新凝聚改革共识的，就是将推进公平正义作为改革的基本价值和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与法治建设应当是未来中国改革的核心内容。” “中国最需要的是一种勇气，一种能够正视既得利益格局，冲破既得利益格局，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走出目前僵局与困境的勇气。”报告最后写道。北京《中国青年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