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北大生）苏联逃亡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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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的流民问题》是我在牢房里写的一本小册子。

严寒的冬天在苦难的中国大地上是延续得太长了。自从1958年以来，流民，也即官方称之的“盲流”（指向城市，向边疆地区盲目流动的中国公民）是中国各大城市的最大人文景观。他肇始于“大跃进”，兴盛于三年大饥荒，到了“文革”时更是逃难者漫天飞，完全无法收拾了。盲流全是执政党的荒政造成的。记得1961年秋我从北大毕业后远戍新疆，从郑州转火车西行，车厢里挤满了盲流，站的地方都没有，座位下，行李架上躺的都是人，我从郑州站到西安才找到个座位坐下来。到了新疆，更是“盲流”的天下，分配我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离中苏边界只有七公里的霍城县城的霍城第一中学教书，我们的大部分学生都是“盲流”的孩子，也有的是河南，安徽，四川各省孤身漂流几千里来新疆投亲靠友的小“盲流”。“文革”中把我押送到伊宁市附近的南台子煤矿挖煤和天山下的大东沟修水渠，和我一起干活的矿工和农民大部分也是。他们中间真是三教九流，无奇不有，当过官的，在朝鲜打过仗的，从北平辅仁大学毕业的天主教传教士，甚至还有参加红军长征后流落在甘肃河西走廊的共产党西路军战士。有的人还是满腹经纶，行侠仗义闯天下的侠男侠女。在他们中我结交了好几位知心朋友，有的还救过我的命。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上等人，所以我对“盲流”有极深沉的感情。1968年冬天，我躲藏在新疆大学我的学生处避难，一次在食堂吃饭时看到了副校长张东月，他的胳膊上戴着个白布大袖章，上面有毛笔写着“大叛徒”几个字。张东月是老共产党员，是新疆有名气的党内学者，他起始就是因研究“盲流”而获罪的。他著文考证1958年后中国的流民规模超过了我国历史上最混乱的“五胡乱华”民族大迁徙。见到张东月，我想起了他的研究，我也下了决心，只要能活下来，一定写一本关于“盲流”的书，为我的“盲流”朋友们说几句公道话。所以在安静的牢房里我奋笔疾书，十几天便把八万字的《新疆盲流问题》的文稿写成了。我依据1968年底新疆成立革命委员会时公布的全新疆人口数测算，进入新疆的“盲流”到那时为止有两百万人。两百万人，是一支开发新疆的百万雄师，是一垛保卫疆界的铁壁铜墙啊！但社会遗弃了他们，政府歧视他们，是荒政制造出来的一个新种姓，而他们却在为边疆的开发和安全出力，出汗，出血。在文稿的扉页上，我写下了如此的题词：“献给我在新疆流浪的朋友们，如果他们中间有人死去了，就作为对死者最真诚的怀念。”出狱时，这两篇文稿没有被KGB没收，而且我以前写的《动乱的四年》文稿（逃跑时丢失在集体宿舍，他们从我的住处搜到的）也有了下落。一次，翻译传我到预审室，对我说：“现在法庭要开庭审理你的案件了，我们还要帮助你，减轻你的刑。我们把你写的回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文稿拿走了。你写一张条子，把稿子自愿捐献给我们，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利，我们会叫法院从轻发落你。”反正入了KGB之手，文稿是要不回来了，只好写条子“捐献”给了KGB。1976年我在塔拉斯市逛书店，看到了一本小书，俄文书名就叫《动乱的四年》，作者署的却是哈萨克人，书前介绍“他”是新疆大学学生，是“文革”时逃到苏联来的，显然是剽窃了我的著作的内容，用化名或他人的名字发表了。出于对KGB和苏联的反感，我也没有去读它。

二月下旬和三月初，狱警几次把我带到另一间办公室叫我校对口供，厚厚的一大册，大概不下五百页，里面也夹着我自己用中文写的供词。有一个女翻译看着我，我读不懂的俄文可以问她。看来她也是新疆来的混血女人，三十多岁，汉话和维吾尔话都说得流利，人也长得漂亮。同时，也把阿拉木图市检察院对我和刘万瑜非法侵犯苏联国界的起诉书的中俄文本给了我，现在还保存着。

我读起诉书的中文本，请瓦夏帮忙仔细研究俄文本，他得出的结论是案情不重，不会让我继续坐牢或进劳改营，最多判个监外执行，叫我不必害怕。对牛水的叛徒行径，他也咬牙切齿，说世界上最卑鄙的人就是出卖同志和朋友的人。1972年3月6日上午，KGB的两个士官把我押到了阿拉木图市人民法院受审，下午回到牢房，瓦夏不见了。打开床头柜，看到一包点心和一包烟丝，是瓦夏留给我的。瓦夏知道我会比他先出狱，在我学俄文的笔记本上写下了他在阿拉木图的外室地址。他的情妇叫杜霞，请我出狱后去看望她一次。五月份我去看望了杜霞，是个四十来岁长得清秀的俄罗斯女人。她悲伤地说：“瓦夏再也过不上人的生活了。”瓦夏的家在我现在居住的塔拉斯市，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很注意能在街上见到他，却失望了。如果他活着的话，已经快九十高龄了。世事沧桑，他的祖国乌克兰独立了，他母亲的祖国波兰也得到了自由，不知他活到这一天没有？如果他去世了，愿他的灵魂在天国里得到安息。

起诉书不长，所有繁枝末节都删除了，除了牛水，没有牵涉任何别人。其中有两段文字提到牛水，转录到下面：

“1971年4月份，牛水向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团直属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请你们安排好雷光汉和刘万瑜的生活，否则出了问题我不负责任。”

“1971年7月20日，牛水向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团直属国家安全委员会所属基米尔道乌市安全局报告：雷光汉和刘万瑜要在1971年7月21日从阿拉木图市坐火车通过阿山哈巴德偷越苏伊边界，出逃伊朗。”

我知道此次监狱之灾快结束了，下面等着的是劳改营或流放地，管他呢！虽然瓦夏说我不会被判进劳改营，顶多是个监外执行，我还是不抱幻想。我拿着发还的一套西服，一件干净衬衣和一条立中兄送给我的金线织的领带，说要在上法庭时穿戴，老尉官笑着同意了，说到时候自会给我送来。在这些天，办理我们案子的检查官和KGB指定的辩护律师还和我见了面，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检察官的黑色领章上有一道杠，四颗星，不知是什么阶级。监友华西里·伊万诺维奇叫我要准备自我辩护，不能靠律师。我日夜用功，用俄文写了辩护词，提出了几点理由，请求法院从轻量刑：第一，我们出逃的全部计划，准备和行动只在牛水，刘万瑜和我三人之间进行，没有任何第四者知道，没有在苏联社会上起到过任何不良影响。第二，我们不是间谍，出逃没有间谍因素。第三，我没有任何反苏行动，在请求在苏联生活时就表明了自己决不在中国之外任何地方参加任何政治活动的意愿，所以出逃没有反苏因素。而且我是个蚂蚁般的中国小民，也无力反对苏联。和上次俄文翻译出逃声明不同，这时我已初步掌握了俄语文法，不用拿单词硬凑了。没有字典好多单词不知道，好在和华西里·伊万诺维奇关在一起，他是个好的俄文老师，认真地给我修改了，既没有文法错误，还文雅而有说服力。之后，我清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辩护词一段段硬背下来，华老师则在一边作音调上的指正。辩护词全背下来了，又请看守带我去理发室理了发刮了胡子。

3月6日上午十点，看守通知我准备出庭受审，先带我到办公室，换上西装革履，打上了领带，之后押着我坐进了座位四周都是铁丝网的小囚车，上法院受审了。车开到一栋不高的楼房前，下车认出了玻璃牌上的俄文字“阿拉木图市人民法院”，上到二楼，在法庭外面的走廊上看到了刘立中，已经在那里等着了。他用俄语说了一声“好汉子”，我们都哽咽了。苏联一般刑事审判里允许家属旁听，立中兄要求以家属的身份出庭，被法院准许了。走进法院，见到立中兄和几位俄罗斯妇女坐在一起，后来知道这些旁听者是法警随便从大街的行人中叫来的。立中兄以后告诉我，旁听的妇人问他“审什么案子？”他回答：“政治案子。”几个女人听了大吃一惊，瞠目结舌。因为在当时的苏联，政治案是比杀人案还要可怕的案件。法警把我带到被告席上坐下，一会儿刘万瑜也被带进来了，看上去情况还不错，只是清瘦了许多，脸苍白了许多。他还是穿着囚犯服，萎靡不整，不能和我的神采风发相比，我怨他太土气了，太窝囊了。一会儿开庭了，全体起立，法官和检察官进了庭。法官是位俄罗斯中年女人，穿着黑色女西服套装，她两边坐的陪审员也是女人。检察官还是找我谈过话的那位俄罗斯男人。法官宣布开庭后，介绍检查官是阿拉木图检查院的三级检查官，由他宣读起诉书。起诉书很长，起诉了我们计划出逃，被捕的全部过程，和牛水的揭发。说我们偷越苏伊边境，破坏了苏联边界的神圣不可侵犯，按照苏联刑法，要判处三年有期徒刑，“鉴于雷光汉写了《动乱的四年》书稿，揭发了毛泽东发动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请法官考虑从轻判罪。”接着，法官对我们说有问题就提出来，我站起来背了我准备好的俄文辩护词，从法官和检察官几个人的眼色中我发现，很多部分他们都没有听懂，因为我的俄文是甲级洋泾滨。刘万瑜听了起诉书一下子着急了，因为里面没有提到要对他从轻判刑，站起来卷起衣袖，把他身上的伤痕亮给法官看，说是在中国监狱里受苦刑留下的，要求苏联法官可怜他，也从轻判处。我听了十分不是滋味，红着脸低下头来不敢看别人的表情，好汉做事好汉当，中国人留给你的伤，为什么要拿来乞求外国人。在长期的流亡生活中，我最痛恨的是中国流亡者中的软骨头。之后，是律师辩护，律师说了不到5分钟就夹起皮包退庭了。辩护词说，既然刘万瑜和雷光汉是一起出逃的，对雷光汉从轻处理，刘万瑜也应享有同等权利，那位混血翻译把内容都正确地翻译出来了。然后休庭，审判官和预审官去了另外的房间商量。10分钟后，出庭宣判：“由于非法越境，破坏苏联边界罪，判处雷光汉和刘万瑜有条件的自由两年。”我听了“有条件的自由”一词，感到很新鲜，其实就是监督劳动，也就是相当于中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所受的对待，但听起来比“监督劳动”顺耳一些。在法庭上没有当庭宣布我们服两年“有条件自由”刑期的地方。法官随即宣布全部审判结束，我以为就可以出来不回监狱了，不料KGB的狱警又把我带回原来的囚室里锁起来，囚室里只我一个人了。

一个人坐在牢房里，想起这一年多的戏剧性经历，冒死出逃，一心要回到中国人的地方去，半年准备换来七个多月的牢狱之灾，现在又不知要给流放到什么地方去，“享受”那“有条件的自由”了，思潮起伏，但已经没有澎湃了。该来的都来了，即将要来的也逃不掉，管他娘的，先安安静静睡个大觉吧。整个晚上没有看守来叫我，第二天早上8点看守也没有敲我囚室门叫我起床，直睡到10点才起床上厕所梳洗，也吃不进饮食。我想，出去以后一定要想法和立中兄先见一面。7日上午11点钟，狱警打开囚室门，提来了我的皮箱，笑着对我说：“祝贺你，你现在自由了。”把我带到楼上一间办公室，有几位特工官员早等着了，混血翻译却不在，他们也说了些祝贺我重获自由之类的话。接着刘万瑜也来了，他的囚服换掉了，一名翻译把我们两个人送到阿拉道乌旅社住了下来，交待我们白天可以自由在街上走走，晚上一定要回来睡觉。明天上午一定要等着他们。

翻译走后，我们立即步行到立中兄家里去了。关了7个多月，走到大街上，觉得天空的太阳和街上的积雪是那样刺眼，走起路来也是磕磕碰碰，一脚高一脚低地。进了立中兄的门，他和徐英斌，马振兴早等着我们了，还准备了丰盛的酒菜。我们和他拥抱着，都流着眼泪。立中兄告诉我，自从我们关到阿拉木图后，KGB就一次次找他，从他口里收集我们的旁证材料，他一下就觉察出，我们陷入到早就安排好的圈套中了，是牛水设下的圈套，或者他和KGB一起设下的圈套。他说：“我对KGB的特工说了，两头湖南骡子给一匹青海马（牛水的护照上写的籍贯是青海省）踢到了。”他又交给我一个牛水留下的条子：“刘立中可以告诉你们，我为你们恢复自由出了多么大的力，等了你们一天一晚，再没时间等，只好走了。”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说话，一边流泪。立中兄的感情比我还冲动，哭的次数比我还多，晚上和他分别，他反复叮嘱我们，去的地方会更艰苦，要小心，既要保持身体健康，也要再不上当受骗。他年轻时在四川生活过，接触过江湖帮派，他握着我的手说：“江湖风波险恶，你是从知识分子堆里出来的，没有接触过下流的人，你要多小心，保重自己。”

流放地一瞥 世界最浪费的农业

出狱后第二天，1972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是苏联人最重视的节日之一，全民放假。上午10点，一个KGB的哈萨克中尉来到旅社把我们用吉普车拉到了飞机场，押着我们坐上飞机向流放地出发了。飞机是向北飞行的，往窗下看，只见到白茫茫的雪原。飞了三个多小时后降落了，走出飞机场，看到写着柯吉达夫的大玻璃牌，我知道把我们送到柯吉达夫了。柯吉达夫是北哈萨克斯坦严寒之地的一个小州，本是西伯利亚大草原的一部分，在大草原南端，“十月革命”前管理这里的是设在鄂木斯克的沙俄西伯利亚总督。

有吉普车在飞机场外接，不过不是囚车了，先把我们带到柯吉达夫州KGB常设局，再到州警察局要我们填了表，只有姓名，国籍，何年来苏联，法院判决等简单几条。再带我们到食堂吃了只有一盘菜汤的简单饭菜，又坐着吉普车上路了。在柯吉达夫，KGB、警察局、区政府到流放地农场的管理机关，所有的官员，直到最高层的农场公安特派员，管理区主任和生产队长，几乎全是哈萨克人，好像是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和冰冻的大地一样整个社会都是严寒冷酷的。全世界的官员，大概要算此地的土著官员最是官风十足的了。他们一个个凸肚挺胸，官风凛凛，神圣不可侵犯，出口即是“圣旨”，下级和老百姓在他们面前只有低着头惟命是从。整个流放四年中，我没有从哈萨克官员的脸上看到过一丝笑容。当然他们的办事能力和他们的官风是成反比的。只要是土著人管事的，哪怕是银行出纳，村苏维埃户籍管理员，车间的工长，只要你找他，他就要尽可能充分地使用他自我扩大了的权力，训斥你，刁难你，勒索你，没办法了也找点麻烦，叫你不能痛快地把事一次办成。在整个流放的漫长期间，我只见到柯吉达夫州KGB管理局长，来到我流放的农场召开中国人座谈会，是带着笑容说话的。还有几次阿拉木图的特工米沙来农场找中国人，也露出了笑脸。到了柯吉达夫，我才算真正走进了苏联社会，也才真正体会到苏联反中国的措施是那样彻底，那样全面。吉普车行进在雪盖的公路上，四周所见，除了一片白色。再无别的颜色，中尉特工不断向开车的俄族司机吹嘘：“阿拉木图真漂亮，阿拉木图生活可美着呢，你也申请去阿拉木图工作吧。我们在KGB工作的领住宅方便，一领上房子就成常住民了。”他还是个大酒鬼，每逢车子经过市镇，就停下来到商店买酒，提着伏特加和红酒到车上来和司机分喝。司机开车是不能喝酒的，可他们一路上喝得不亦乐乎。我真害怕翻车，两百多公里的路行了大半天，直到晚上10点钟才把车开到柯吉达夫州瓦里汉诺夫区警察局停了下来。中尉特工醉醺醺地下车，连路都走不动了，进门就和一个俄族警察上士大吵了一架。原来警察局早就下班了，只有三个警士值班，他们不搭理他，话都不说，酒鬼中尉生气了，把我们两人交给值班警士后，迳自坐着吉普车走了。当晚，我们就睡在警察局接待室的乒乓球桌子上，室外零下十几度，我们冻得一晚也没睡着觉。第二天，区警察局长来了，通知我们要去的农场，译成中文叫“金色的田野”（以后我们就称它为“金田村”吧），在那里接受农场警察特派员的监管，只能在农场范围内活动，凡外出，即使上区中心，也要先获得批准，领通行证。大雪把通向各个农场的道路都封着了，我们等了一天，也饿了一天，到了下午才给我们一张条子，在食堂吃了一餐犯人午餐，半盘碗豆汤，两块黑面包。看来还要在警察局挨冻挨饿，没有办法。我知道在社会主义国家有事只有找共产党委员会才行，打听到警察局对面不远处就是区委会，我一个人去找到了区委第三书记，一个不到30岁的哈萨克人。他接见了我，见我是中国人，没有问我有什么问题要解决，却大大的吹嘘起苏维埃政权的优越性来。他说我们的农场都是富裕的，农民生活都有如富翁般，我们苏联已经解决了民族问题，举的例子是各民族人相互通婚，特别强调的还有俄罗斯男人娶哈萨克女人作妻子。能嫁个俄罗斯人，是土著民族引以自豪的。在前苏联时代，哈萨克民族处处表示着他们对苏联的忠诚，是真实的吗？到了90年代哈萨克斯坦易帜后，便把斯拉夫民族一脚踢开了。他源源不断地吹着牛，天都黑了，我才提醒他我找他的原因。他向农场打电话，知道农场总工程师从柯吉达夫要返回农场，农场要派车来接，就命令一名警察把我们带到区执行苏维埃（区政府）门前等车。到了晚上7点，我们上了总工程师的吉普车，前面是推土机铲雪开道，40公里路行了4个小时，快到晚上十二点了，才把我们送到农场招待所住了下来。第二天见到了场长，分配我们两人到农机修理车间当钳工，于是，流放生活正式开始了。

1972年3月10的到1975年10月15日，我一共在南西伯利亚草原的金田村生活了三年又7个月零5天，超额服完了我“有条件的自由2年”的流放刑，使我拥有了一段常人很难拥有的人生经历，也体验了苏联向全世界不断吹嘘的垦荒生活。

从西伯利亚乌拉尔山以南到哈萨克斯坦中部大城市拉干达一线，原来是一片蛮荒的草原，1953年斯大林死去时，时经“十月革命”胜利“已经36年了，大部分俄国人还饿着肚子。我在霍城工作时听到我国边界居民说，1949年以前边界那边的苏联人遇见中国人开口的第一句话总是“有面包没有？”当时边界中方一侧管理也不严，天天都有苏联居民跑过界来打工，只要求吃饱肚子，不要工钱。赫鲁晓夫执政后，为解决迫在眉睫的粮食问题，从1954年开始在南乌拉尔和北哈萨克斯坦的草原大规模垦荒，修了铁路，公路，电站，迁来了成百万的苏联欧洲部分白人移民，建立了上千个农场。垦荒地的指挥中心即策凌诺格拉市，译成中文是“荒地市”，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独立后把首都迁到了那里，改称阿斯塔拉市，柯吉达夫州在它的西邻。金田村农场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地域之大，实在是惊人：东西80公里，南北40公里，竟有3200平方公里之大，相当我国一个县的领域。而瓦里汉诺夫区就管辖着同等规模的6个农场。第二个印象是管理农场的官僚机构也大得惊人。这个农场男女老幼，分成场部，两个管理区和一个生产队四个部分。看看这些繁杂的机构和管理人员吧：场长，第一副场长（总经济计划师兼任）、第二副场长（内务总管，兼KGB专员）。下管5总：总经济计划师，总农艺师，总畜牧师，总兽医师，总会计师和人事科，每总属下都有从2个到10个不等的职员，把一栋二层楼分出来30多个办公室全坐满了。农场附属单位还有农机修配厂，农机管理仓库，运输队，电工队，建筑队，食堂和面包房，每个单位也有自己的站长，队长或经理，其下设有会计，记工员，技术员等专职干部。当然，共产党委员会和工会都是少不了的，不过苏联实行的是严格的一长制，经营单位的行政首长拥有绝对的经营管理权，党委会不像中国那样拥有最高权力，工作人员也少，设一书记管党员，一秘书收党费。不过，从区以上州、市到加盟共和国直至苏联中央，则是党委会大权独揽了。每个管理区也有自己的办公楼，有相应的管理人员，只是人数少些罢了。上述是经济部门，另外还有行政机关，乡苏维埃，设主席，秘书，户籍干事和警察特派员，还有十几个苏维埃代表。众多的首长们都配有小汽车或吉普车，不过除了场长有专职司机外，其他的小汽车都由“首长”自己开，没有资格坐小汽车的头头就把分给本单位的运货车当私人专车使用。一个千人的农场，直接从事生产的只有300多人。苏联非常重视政治宣传，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大街上，走廊内，办公室到处是标语口号，“列宁和我们在一起！”“苏共代表大会在我们生活中！”等等。因之流传着相应的笑话：“疯人院的大墙上端掛着大标语“列宁和我们在一起。”居民在商店外排队买牛奶吵着叫着打骂着，一人见此景象高声念出了商店墙上的大标语“苏共代表大会在我们生活中！”单位都有一两个或更多的画师，专门画列宁像，写标语，政治广告和写各式各样的告示。农场的两个画师是我集体宿舍的邻居，都是俄罗斯人，大酒鬼，每天醉醺醺的，工资喝光了，就买几十戈比一瓶的刮脸用香水当替代品。这种香水是用来刮脸后消毒的，含有几乎一半的药用酒精。我常去看他们制造列宁像，简单得很。如果是画，就拿一块已刻成列宁像的木板，在空隙里涂上颜色就成。如果是铜板敲成的，就用一个生铁铸就的列宁头像，把金属皮搁在上面，拿榔头敲打一番，也便大功告成。

金田村的居民就像是生活在与世隔绝的部落中，他们的酋长便是场长，1000居民都是他最驯服的臣民。场长是一个40多岁的本地人，姓伊斯马依诺夫。他一家三口人，住着一套用铁丝网隔起来的有9个居室的宫殿里，除了他的亲戚和仆人外，任何人都不能越入雷池一步。从住宅到办公室不到200公尺，他也要坐小汽车上下班。居民见了他，除了我们中国人外，都脱帽鞠躬向他致敬，而他只有高兴时才略略点头，一般都是肃目昂头而去。场部职员请他批公文，都得先脱冠正衣，全身抖抖索索进到他的办公室。每逢开会，只听到他一个人用尽所有的脏话的叫骂声。下属所有大小头目他都换成了自己的兄弟，亲戚和同部落的人。我认识供销社的主任，原来开卡车，是场长的堂兄。场长上任后把原来的主任撵走，当他的司机。他要去州里开会，有时还是用直升机接送的。我在农机管理站干了3年活，没有见到圣驾巡视过下边一次。在秋收最紧张的时候，他却带着职员开着吉普车到牧场上去猎狼，因为上司规定，每交一头死狼可以得到50卢布的奖金。场部有澡堂，星期5和星期六开放，星期天则是场长一家三口和他漂亮的弟媳妇专用的。一个中国人在澡堂烧锅炉，每逢星期天，别人都休息了，他还得干活，为场长和他的亲属烧水。不仅要烧热水，还要把热水烧成蒸汽，让他们洗桑拿浴。居民们还说，伊斯马依诺夫是历任场长最好的一个，因为他不太克扣农民的工资。

绝对的专制造成绝对的贪污。老农工告诉我，官员们最大的贪污来源是奖金和奖品。苏联的计划经济是很注重物质刺激的。每年年底了，只要完成了粮食，肉类和羊毛的上交计划，就要发下巨额的奖金和提成，场长占大头，剩下部分由各级大小头目瓜分。农工得到的最高年终奖额是牧工每人100卢布，农工每人10卢布。年终还有大批奖品发下来，贵重的有小汽车，地毯，电视机，本来是奖给工作优秀者和苏德战争的参战老兵的，但都被他们瓜分了。另一大贪污源是私有畜群，从州到农场的各级官员们不时巡视牧场，随便指定几头母畜，交待牧工队长说：“这几头牲畜是我的，请你给我代牧。“于是被指定的马们，牛们和羊们子孙繁衍几年就是一大群，成了他们的私产，官员们又变成大畜牧主了。第三大贪污源是贪污基建费，老农工告诉我，农场装自来水管，年年领修建费，领了四，五年才把地下水管埋起来。农场建新办公楼，整整建了一个五年计划，花的卢布可以把建的楼房包起来。

绝对的专制又造成绝对的落后和浪费。到了垦荒区，我最深刻的感受是苏联用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机械经营着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产业。农业机械可真雄厚，巨型拖拉机一台有七百匹马力，拖着犁有百米长。各式拖拉机，收割机，打草机，装草机是用不完的，每年下发的机器有的还没装配就用电焊切割了当废铁上交，以完成国家废旧金属上交计划。奇怪的是没有中耕机和浇水机械。肥料和农药是用飞机洒的。牧场上到处建有保暖的冬季畜舍，牲畜饮水池，药物洗澡池，又奇怪的是没有人工草场，生产全机械化，再加上居世界之冠的广阔耕地和牧场，苏联应该是食品丰富的国家了吧，实际却是，都革命70年了，却从没有解决过吃饭的问题，成了老大难。

拥有三百多平方公里的农场，又绝对全是好地，没有沙漠和戈壁滩，遍布着大大小小的湖泊和小溪河。大约三分之一用作耕地，三分之一用作牧场，农田种小麦，青储玉米和土豆，牧场养马，牛，羊，耕地全是一眼看不到边的条田，草粮轮作，一年一换。我曾开过康拜因收麦子，早上8点从麦田的一头出发，晚上12点才开到另一头。种植业是只有两道手续：春天播种，秋天收割。种子种下后就不过问了，没有田间管理也不除草和灌溉。麦田里还好，杂草没有数量优势，长不过麦子，而土豆地里在挖土豆时则是在乱草堆里寻找土豆。撒农药和化肥用飞机洒，飞机飞到半空中风一吹，农药和化肥都吹到天外去了。苏联的农作物和牲畜的品种也是世界上最落后的，还不如当时的中国。秋天了，田野上是一望无际的乳黄色，要走到地边才知道长的是麦子，只有二，三十公分高，每个麦穗上只有十几粒干瘪的麦粒，按每亩产量计最多也就是十几二十公斤。哈萨克斯坦的羊毛纤维是世界上最短的，皮子质量也是下乘的。常到野外干活，没有见到过大肥羊，大奶头乳牛。自称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牧业规模却如此之小，三个牧工管一个畜群，羊群只数不超过一千，马群不超过一百。州农业局每年春天都要化验各农场农田和牧场的土地质量，根据土地等级规定产量计划。农艺师命令工人把本场最坏的土地挖出来当样品送上去，鉴定的产量计划不费力即能完成，还可以超额。苏联农业是最粗放的农业，也是最浪费的农业。劳动力太少，春播和秋收的工作主要由城市工人和大学生下乡帮忙。外来人当然更没有责任心，春播时脱播的地方一丢就是几十公尺。秋收时只看到所有的田间公路都是由小麦粒铺成的。谁家养有猪，需要饲料，只要拿着一瓶伏特加在路边举着，自有司机把整车的麦子给你送回家，一瓶酒换4吨小麦。偷的太厉害了，政府派警察看守路口，人们同样也有办法对付，在地边用挖土机挖个大坑，下面铺上麦草，再把一车车的麦子倒进土坑，堆满了，再盖上麦草垛，等地里收完后再拉走。即使到了仓库，堆在晒麦场上，晚上还是有人去“加班”，一口袋一口袋地往自家运。这种浪费还是小的呢，更叫人不可思议的是有如此奇怪的秋收：什么都是按照严格的计划办的，哪月哪日完成春播，哪月哪日秋收完毕都有硬性的日程表，到时候政府派飞机去检查。主管官员坐在飞机上观察地面，看地面上还长着庄稼没有。而完不成计划，农场头目就拿不到奖金，严重者还会被撤职，甚至坐班房。有时候，麦子到时收不完了，就派人把剩下的麦田一火烧光，反正稀稀拉拉的麦草，烧掉了也形不成成片的焦黑痕迹。农场种有大片玉米。赫鲁晓夫第一次访问美国，看到了美国人发玉米财了，回国后就拼命扩大苏联玉米种植面积，但北哈萨克斯坦气候严寒，只有不到4个月的无霜期，玉米完全无法成熟，只好在下雪前连杆带穗一起割下，再用切草机切成一小段段的，堆起来发酵后当青储饲料。1972年10月份，眼看大雪飞来了，一半玉米还没收完，场长召集他的五总开会紧急商量大事，其中一总发挥了哈萨克人的发明能力，就像他们发明了沙皇特工、该区的被命名者瓦里汉诺夫是大科学家一样，发明了木排打倒玉米收割法。叫工人把从鄂木斯克运来的大木头扎成一张张大木排，一张长达半公里，绑在巨型拖拉机后面，一台台K700轰隆隆地在玉米地里开过，所有的玉米杆全部被打倒在地。大雪一下，全部被雪掩盖。不到一天，就把十天半月也难以完成的玉米收割计划不折不扣的完成了。

农业既然如此，畜牧业没有两样的，畜牧专家们在研究室里制订了详尽而科学的饲养牲畜规程，规定在每平方公里的牧场上要均匀地撒下多少麦子和食盐，为牲畜增加营养。汽车队的司机在库房里领了规定的麦子和食盐，又懒得用吹风斗均匀地撒在地表上，一堆堆地卸了下来，羊们牛们马们一见麦子堆，盐堆就跑去拼命地吞食，一见食盐堆就跑去拼命的舔食，不少牛羊马给涨死了，又有不少牛羊马给咸渴死了。结果牧工们在牧场上一见麦堆，盐堆，就慌不及地赶着畜群逃走了。牧工们把牲畜赶到牧场上一吆喝，自己便找棵大树，把头包严（因为草原上蚊子太多）躺下来呼呼大睡，羊只走失了，狼吃了，到别的畜群里去偷来凑数。偷不上，就提瓶伏特加到畜牧师家里去，请他填张表，写上“狼灾”，签上名，万事大吉。每个畜群只要出现一只大肥羊，组长就会偷去卖掉或拉回家吃掉，再到畜牧师那里报个不慎丢失，由同组三人平均负担赔偿价款。

农业机械的浪费还要惊人。垦荒地劳动力十分缺乏，政府制定的法律规章还是保护工人权益的，工人把拖拉机开翻了，碰坏了，只要不死人，不伤人是不受处罚的。坏拖拉机便扔下，再领台新的。春耕和秋收时生产队在农田里设了许多营地，供农工吃饭，睡觉，机器加油，修理，种完和收完地回家，许多带不走的铁犁铁耙，汽车拖斗等等就扔在地里不管了，有的还是新新的拖拉机和康拜因。不管是坐火车还是坐汽车，在北哈萨克斯坦原野奔驰，入目而来，到处是废钢烂铁堆积的破烂堆，有些工厂里新设计制造出来的机械，如装牧草捆堆和码牧草捆的机器，挖土豆的机器，收割机上的一些新式传送链带，不好使唤，人们也不想找麻烦去使唤，运来了就堆在农机站广场上，让他们锈坏，再砸烂后当废铁交上去。金田村每年有300吨的废金属上交计划，由我们农机管理站负责完成。计划很容易完成，只要开上起重机和卡车跑两三个废弃的田野作业营地就完成了。有时头头们还懒得跑，命令电焊工把旧的，新的或完全新的农业机器切割成一块块交上去。1974年站长心血来潮，在停机场来了个大清扫，把所有的没有用过的机器叫我们全给拆开，超额完成了废金属上交计划，年底得到区农机站发下来的300卢布奖金，他全塞入自己的腰包。也发了点善心，买了一瓶伏特加分给站内6个工人喝了。上级要在农田里安输水管，运来了直径一米的不锈钢大管子，运来了又无人安装，全卸在公路边叫它给腐蚀掉。人们可以不爱惜机器，人为地破坏机器却侮辱“苏联造”。一个拖拉机手要辞职进城工作，场长不批准，他一气之下，把拖拉机开到大树下，用钢丝绳把拖拉机吊在了树上。厂长把他告到区法院，法院以“侮辱苏维埃机器罪“把他判刑3年，也不知道苏联刑法大典中订了这条没有。

用粗放而落后的方式垦荒，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破坏。北哈萨克斯坦绵延着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汽车奔驰几天也看不到一座山，湖泊非常多，还有我们中国没有存在过的平原原始生态，长的都是高大笔直的红松和桦木。从飞机上往下看，只见绿色的大草原上嵌着一个个碧蓝色的湖泊，大大小小串成一串串的碧玉长链，实在是风景如画。春天一来，遍野开着各种颜色的花，处处是一簇簇红柳组成的灌木丛，柳枝低垂，小河里流水潺潺。美中不足的是蚊子太多，从草原冰雪开冻到下雪，到处都是飞着的和停着的大蚊子，它们可以有本事咬死牲畜，也能咬死人。在畜粪堆边的绿头大苍蝇也不比蚊子少，人畜走近，粪堆树丛里，苍蝇和蚊子一哄而起，遮天蔽日，叫人胆战心惊。所有牧人在野外放牧，夏日炎炎下都得穿皮袄皮裤皮靴子，头用密的铁丝罩罩着，或用毛巾一层层包起来，只露鼻孔和眼睛。这片草原，是可望而不可涉足的，是可赏而不可亲近的。但是不管怎样，草原给人类提供了辽阔的牧场，湿润的空气，充沛的地表和地下淡水，但是不科学的垦荒却把有序的生态全给破坏了。在垦荒区，除了居民外，苏联人是不种树修渠的。成片的草原给拖拉机犁掉，沼泽地填掉，小山包堆掉，一片片的灌木丛用挖土机连根拔起，再付之一炬。而铁路边，公路两旁，一根树也不种，更不用说有新疆军垦农场那样纵横交错的田间林带了。夏天一到，冰雪融化，土地开冻，被开垦过的土地没有任何植被保护。大风一起，沙土飞扬，大白天也变成了昏天黑地。而北哈萨克斯坦是多风的平原地带，特别是8月份，常常刮黄风。黄风犹如火一般，一吹过去，草，树叶和庄稼都被烧焦。地表水又没有一个归流处，每当化雪季节或雨天，村里村外，到处是烂泥塘。土地有是粘性的，穿着长靴子到外面走一趟，鞋底上就沾上几公斤的泥巴。每栋房子的门前都竖着一个用铁条悍成的架子，用以刮掉靴底的泥巴。这里的居民，不管男女，不分冬夏都穿着长统皮靴，很少见到穿浅口皮鞋或运动鞋的，原因是风沙大，泥巴多。居民的卫生修养水平也是不可恭维，牲畜粪便，牛羊猪马骨头，烂土豆，炉灰渣到处都是。村子用垃圾筑成的高墙围成，材料是牛马羊粪，腐烂了的小麦和土豆。一年四季，臭气熏天，村庄和住宅是苍蝇的王国，房内房外都是爬满了绿头苍蝇，食堂里炊事员杆面条，上面给苍蝇爬满了，他也不伸手赶一下。只有我们几个中国人，在中国养成了“除四害”打苍蝇的习惯。我们用细铁丝网自制了苍蝇拍，下班回家后的第一件事把室内的苍蝇拍打干净，门上还挂有门帘，开门时不让苍蝇飞进来。

垦荒地上的农奴和中国逃亡者

（形形色色的中国人之四）

苏德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苏联的粮荒极其严重，斯大林便开始在此时建农场，迁来一部分战区的居民，主要是妇女老人和儿童来垦荒，青壮年男人几乎没有。我认识一个伊犁来的维吾尔人。40年代初他只有16岁时便被苏联在中国的间谍发展成特工，专门打听中国的军事情报，1945年成为“三区民族军”的军官，1954年以“苏侨”的身份“回国”。他一过边界，苏联军官便没收了他的全部证件，他说：“我是在中国给苏联搞地下工作的。”军官一听马上卡着他的脖子说：“闭上你的嘴，你再说一句，我就掐死你。”随即就被流放到北边农场里来了。他一下车，一群年轻的俄罗斯女人围上来抱着他哭泣：“想不到在我们活着的时候还能看到一个年轻的男人。”北哈还有几个完全由德国人或完全由波兰人组成的农场。前者是由苏联日耳曼自治共和国解散后流放来的，后者是在德苏瓜分波兰后从苏占波兰区流放来的。德国人农场和波兰人农场有的是连在一起的。两个民族素质的高低有如泾渭分明：德国人勤劳，聪明，认真，会技术，把农场管理得井井有条，没有贪污，没有盗窃，农民的收入很高，居民村子都像花园一般，比城市还要漂亮，还要方便。而在波兰人的农场，贪污盗窃，一塌糊涂，农民的生活还不如别的苏联农场。金田村的波兰人和德国人的居民也不少，农机管理站的工人中就有两位：一个德国工人开小铲车，一个波兰工人管给汽车电瓶充电，波兰人还当过苏军上尉军官，参加过1945年初的美苏军队易北河会师。这两个人对我和刘万瑜都非常友好，特别是德国同事，当我们受人欺负，被人追打时，他和他的妻子就把我们叫到他家里去保护起来。

在1954年开始的赫鲁晓夫垦荒运动中开辟的农场居民是由下面几批人组成的：第一批来的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从苏联欧洲部分各城市被动员来垦荒的共青团员，基本上是姑娘们和复员的年青军人，配置的比例是一比一。到了70年代，他们中一部分离开了垦荒地，留下来的大都成了农场的大小头目，他们的子女也长大成人了，接着便是发配来的在战争中被德国人俘虏过的苏军战俘，或者在战争中有投降德军嫌疑的人、集中营中释放的前罪犯或者像我一样服流刑的准罪犯。60年代后，大批哈萨克放羊人迁来了。而这时哈萨克第一个由他们自己人担任的哈共中央第一书记古拉夫上台了，派来了大批哈族管理层人员。中苏分裂后，莫斯科继续从欧洲迁来了大批移民充实中亚。来到金田村的人多是白俄罗斯人，也有少数是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有民族主义嫌疑的反俄分子，上述的战俘和有投敌嫌疑者，集中营的被释放者和服流刑者，都是苏联的“五类分子”，是被剥夺了人身自由权的农奴。他们没有公民证，也就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能离开指定的农场迁居到外地，也只能从事最沉重的劳动，还有随时被投入到监狱的可能。农机管理站的看守就是一个60岁的前苏军上校，进过德国俘虏营的，他老眼昏花，想进城去配付眼镜都得不到批准。他的妻子是大学毕业后当过职员的，受丈夫株连发到食堂削土豆皮。农场的上任场长也是苏军高级军官，战争中有通敌嫌疑，战后发配来当场长，监管使用，干了几年，以后，又被KGB抓进监牢里去了。

在金田村的农奴群中有八十多名中国人，都是“文革”中逃苏的。“文革”前也就是1962年5、6月边民大外逃后，苏联关闭了边界，再逃来的中国人一般是不予收容的，或叫他自己偷偷返回，或抓住审查后再交还中国政府，一直到文革初期都是这样。后来中国当局把苏联送回的逃犯开公审会枪毙了，苏联才不再把逃过来的人送回去。据我的观察，KGB是按几种情况处理的：凡属受政治迫害的知识分子一律收留，不判刑，审查后即分配在城市工作，就像我曾经受到过的待遇一样。凡带家属或孩子逃过来的或者受到政治迫害的普通工人，农民，学生，在审查后安排在城市或农村，大部分在农村工作。凡一般因生活问题逃过来的或者在中国有刑事问题的红卫兵，群众组织的头头或成员，在审查后便会以“破坏苏联国界罪”送到国际劳改营服刑一至三年，再送到集中中国逃亡者的北方农场（如金田村）干活。新疆各少数民族人士逃过来的很多，可是他们对KGB的利用价值不大，大多数即使没判刑也是送到北方各集中农场劳动。凡有重大刑事问题或重大嫌疑者就送到西伯利亚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州的一个集中营干活，受到重点监视。而许多逃过来的共产党官员，如果KGB对他们的怀疑较大，也是要送进国际劳改队服刑的。我认识一个老八路名杨涌，据他自称抗战时参加八路军，1954年第一次授衔时即是少校，一直当到南京部队保密局长，从东北越境到了苏联，也是被判了刑的。还有一个左比添，是新疆兵团农5师的干部科长，逃过来后也要服刑3年。对他们有特殊使用价值的年轻人则是一过界即与中国人隔绝，去接受专门的间谍训练。如果在中国是杀人犯，逃过来了，要送还中国的。我知道在当时苏联大地上有几个集中中国逃亡者的中心：如远东哈巴罗夫边区胜利区有一家林场，哈萨克斯坦柯吉达夫州的金田村，土耳格依州的一家农场，齐木肯特州的“日出”农场，江布尔州的哈巴也夫农场。从黑龙江省的北大荒，逃过来的大多是下放知识青年，比从新疆越境的还要多。这些资料来源于设在莫尔达夫斯卡亚的国际集中营，哪个中国人KGB看不顺眼了就蹲国际集中营。全苏各地的中国犯人都有，释放后便把中国人的信息带到苏联各个地方。

我正写到这里的时候——公元2000年6月19日，轰动全世界的英国多佛尔惨案发生了。58个中国大陆福建省的偷渡者在汽车集装箱里窒息而死。他们都是我的同胞。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一消息，我欲哭无泪，深夜跑到院子里仰天长嚎，为什么中国人的命就这样苦，就这样不值钱？1949年大陆政权转移后发生了持续半个世纪，而且还看不到边的大批中国人向海外逃亡的大浪潮（包括向我国领土上仍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台湾、港澳地区的逃亡），其中还有几大波峰：第一次1949年前后，国民党军政人员和恐共人士大逃亡，主要目的地是港台，其次是美国，新加坡，巴西等国；第二次是“西藏平叛”时藏族同胞向印度的大逃亡；第三次，1962年发生于新疆的边民向苏联大逃亡和南方老百姓向香港的大逃亡；第四次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为了求生，中国人向四面八方逃亡，遍及每一个邻国，包括越南、北朝鲜、外蒙古和缅甸，人数最多的是从新疆和东北逃向苏联。第五次，1989年则是“风波”后民间人士向海外大逃亡，最后是看不到终结的是普通老百姓为得到更富裕的生活，更好的经济发展偷渡到发达国家或地区。外逃潮流一浪高过一浪，不到中国成为经济大国，政治民主现代化的一天，是不会有休止的。逃亡者的目的只有两个，政治难民是求活命，求自由，经济难民是求生存，求发展。对第一个目的，只要逃出去，一般就达到了；第二个目的，今天要实现都成了问题，大大小小的多佛尔惨案不时出现，逃出国反而把命送掉的悲剧年年都有发生。特别是对流亡到西方的知识分子来说，要政治上出人头地只有卖身投靠一条路，充当《自由亜州广播电台》的威廉，北明……引人深思的是，自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的生活普遍提高，啼饥号寒的事是在中国大地上消失了，为什么富裕起来的人们反而要把全部财产孤注一掷，而偷渡海外呢？像多佛尔惨案，遇难的58名同胞中大都是万元户，十几万元户。在中国国家贫弱之际，内乱迭起，灾荒频仍，国无宁日，而那些世界级的大学者，大科学家如胡适，冰心，马寅初，陈寅恪，李四光，竺可桢，钱三强，钱伟长，等等，在国外学成，立即归国，义无反顾。就是冒险犯难，也要归国，如钱学森，赵忠良。到了今天，国家安定了，正在走向强盛中，而花掉老百姓上百万血汗钱培养的留学生，大部分却视归国为畏途，为了一张绿卡，竟不惜捏造谎话，卖身投靠，那是为什么呢？首先要检查的是执政者，要得人心，顺民心，保护爱国心。而苛政猛于虎，政治迫害，思想禁锢，对人民大众爱国心的摧残更甚于经济掠夺。

记得1962年伊犁边民外逃，赫鲁晓夫强权陈兵中苏边界，驻伊犁领事馆公开进行颠覆活动，而伊犁党政领导对之却噤若寒蝉。有感于此，我在《伊犁日报》发表了一篇叙述民族英雄林则徐充军伊犁造福一方事迹的文章，在文革中却被中共伊宁市党委宣传部长宋植用来作为我反党的罪证，这些官员们的愚蠢，蛮横，狠毒和贪婪，大概就是造成中国人偷渡大潮的原因吧。

在金田村一千多农奴中，地位最低下的当然是我们这80多个中国农奴了，我们是旧中国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中的娃子，所有的人权都被KGB扫荡光了，只能被迫地“享受”到一条“劳动权”！譬如说，我们中的大多数从来没有放过羊，却大多数被迫当牧羊工。在80多个中国人中，汉族只有六、七个，回族十来个，还有五，六个蒙古人（从博尔塔拉州逃来的），剩下的大多数都是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了。逃苏的中国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自从“三区革命”以来，他们中有不少知识分子，当过教员，医生，运动员，小干部，还有公社主任，大队长和兵团连长，有好几个是新疆大学下乡的在校学生，大多是亲苏的，把苏联误当成了他们的靠山和最后依归，特别是哈萨克人，更把哈萨克斯坦当成他们的祖国。谁知他们到了苏联，政府并不看重他们，没有把他们当作自己人，把他们送到偏僻的草原上放羊。因为汉族人的素质高，待遇反而比他们要好，多数安排在城市工作。他们对自己的处境不满，一直处于矛盾和冲动之中，酗酒，打架，旷工是他们的日课，特别是对我们几个汉族人，更充满了仇恨。因为我们几个汉人不喝酒，不打架，不旷工，劳动很认真，掌握新技术快，干活的质量和速度比本地苏联农工还强。像我和刘万瑜两人能一个工作日装配完一台新康拜因，本地工人要三个人干一天，还没有我们干得彻底。所有本地人一般对汉族人（他们叫真正的中国人）都是友好而尊敬的，特别是非伊斯兰民族群众对我们更加友好。而他们因为懒惰、酗酒而嫖，常常是本地居民斜眼而视的。不过，他们有一个大优势，都会说哈萨克语，语言相通，为警察局和KGB办事处信任，因此都负有监视汉族人，向上司禀报汉族人言行的任务。各级官员几乎全是哈萨克人，对中国的仇恨表现得更甚于白种人。于是，欺辱汉族人就成了这些中国来的新疆少数民族同胞的日课，只要他们一喝醉了酒，就会借酒装疯打上门来，而我们几个汉族人又有一两个不争气，常常授人以柄。大概双方内斗太多了，太麻烦了，1976年，KGB把汉回两族人集中起来，发往齐木肯特州恰尔达区的“日出农场”。

在场部的四个汉族人中，李广讳和刘万瑜二人还偏偏是个惹事大王。李广讳也是湖南人，1969年从昭苏军垦农场逃过来的，没上过什么学，信都不会写，却异常奸诈狡猾，到农场待了4年，一直装病不干重活，在粮食仓库当看守，白天时间全是空闲的，每年都有大半年到柯吉达夫城“住院”治病。后来才知道他的“住院”都是KGB派到别地当暗探去了，如陪同新过界在审查中的中国人人坐监。许多同胞都喜欢找女人，而小小的金田村，愿意和下三等的中国人来往的女人是有限的，争风吃醋成为中国各民族同胞干仗的一个大原因。我离开后来了一个年轻的汉人，当过空军机械士的，恋上了一位哈族姑娘，被几个蒙古人吃醋暗杀了，白送了一条命。警察局和KGB也没有兴趣破案。农场集中的8个汉族人中有3个在生产队放羊，剩下的都在场部，我和刘万瑜算是机械工作者，剩下的都在蔬菜仓库和木工厂干活，到了冬天，我们受不了零下50度的严寒，都去烧锅炉了。我这里分别介绍几位。

陈梓，广西桂林人，1962年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广西师范学院物理系，却不上大学盲流到新疆了，赶上边民外逃，又到了苏联，也是各地乱跑。先到新西伯利亚市上了机工学校学电工，所以他的修理电视的技术很好，俄语也是中国人中说得最好的。他在机工学校毕业后不认真工作，在阿拉木图，塔什干各城市游荡，靠其他中国人养活他。勃烈日涅夫掌政后加强了对中国人的管制，要固定在一个地方生活，上户口，外出得请假。他没法忍受这种管制生活，1970年跑到莫斯科中国大使馆，要求返回中国，可是只走到大门前就给警察抓住了。外国大使馆前都有道门岗，岗哨地板上安有电钮，警察对某个来访者若有怀疑，便踩电钮，附近的特务机构室内电铃就响了，两分钟便会有警察抓住他。陈被抓后送进KGB监狱审查。他说一进监狱就给吃了迷药，什么都不知道了，在他额头上和背部都留有大块红色的伤疤，看去十分吓人。他说在那两处的肌肉内按了微型电子仪器，以探测他的心理活动。半年后把他押送到金田村管制劳动。他对苏联不满到了极点，但拒绝谈论。他一天到晚闲逛，可是得吃面包，就靠别的中国人养着。我和刘万瑜去后，农场只给我们借支了50卢布和食堂欠账吃饭的饭卡，生活十分艰难，而他却厚着脸皮跟着我们吃饭。不久，他又偷跑到塔什干。和一些中国老乡在乡下种花生，一去两年。1973年秋天，警察才把他抓了回来，派到地窖里削洋芋。他还是不想劳动，经常要我们养着他。他有一个广东老乡在莫斯科电台当广东话播音员，他便不断写信向他要钱，嫌信走得慢，便偷坐班车到离农场80公里的小城蜀琴斯克往莫斯科打长途电话，又给该市的警察抓住送了回来。KGB正要整他，他自己撞在网上了，区法院以多次非法外出为由把他判了三年，送到国际劳改队劳改。我们都劝他，安心干活，挣点钱，等形势变化一些后再寻出路。本来对1962年过来的中国人，KGB的看管是比较松的，KGB的特务来农场后也只找我们并不找他。他听不进去好话，总认为自己俄语好，电工技术高，没受到重用，在农场干活太委屈了。在他关进监狱后，托本农场的警察特派员给我带来了一封中文信，信文是：“椅下坐辱，顺流而下，江边有钱——”我读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猜来猜去，想起来他曾说过他和朋友们说话都用暗语，才解读了这封短信，是“辱下有钱”我马上翻开他的褥子，里面果然藏有30卢布。他到国际劳改队后来了信，我立即把这笔钱给他寄去了。当时30卢布是很能办点事的，我们在农场的生活费一天还不到一个卢布。同时我心里有气，写这种低水平的暗语，如果给KGB懂中文的人看到了，我不也要跟着倒霉？好在农场的特派员是哈萨克人，心机不太重。3年服刑期满要他返回金田村，他用那30卢布坐车去了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市），想越界去芬兰，又给抓住了，这次KGB不愿再在他身上找麻烦了，宣布驱逐出境，送回了中国，时间是1977年，这时中共三中全会还没召开，是华国锋掌政的时代，因此中国又判了他3年劳改。80年代，我们这些汉族逃亡者一部分入了苏籍，一部分恢复了中国国籍，成为合法的华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中苏敌对关系有了改变，我们都得到了回国探亲的权利，先后回国探亲，受到家人，亲人和各地侨务部门的热情接待。陈的一位广东老乡，也是我的好友刘芒（华侨），回广东探亲，在广西找到了陈梓，仍在一家小工厂烧开水，单身一人，日子仍然过得窝囊。陈和他一见面，就抱着他痛哭失声，说“我真后悔为什么当时不在苏联好好生活，劳动，现在以华侨身份回来，我又被管制了，”刘告诉我他对中国政府也是不满，没有重用他这位俄语人才。

何真，四川人，小个子，聪明而狡猾，在生产队放羊，干活十分卖力，晚上跟着一位小学教员用功学俄语，说的不错。他和人说话开口就是“中国坏，苏联好”，对外自称朝鲜人，很快得到了KGB的信任。农场管职工生活的副场长是个俄罗斯人，KGB的密探，和他是好朋友，经常带他去野外打猎湖边钓鱼。我们被管制，不能越农场雷池一步，他却可以到柯吉达芙，阿拉木图，鄂木斯克这些城市到处玩。1972年KGB把他调走了，名义上是去阿拉木图工作，后来失踪了，据说在中国境内，被捕并被判刑。

还要着重提到一个曾经被我党重点培养过的接班人朱雪琅，是一个给我们中国流亡者带来无穷羞耻的笑话式人物。他是河南人，贫农出力，高小毕业，是共产党重点培养的接班人，十几岁就当了公社一个大队的共青团书记。文革开始，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一样要“全面占领上层建筑”，县革委会派他当了县剧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主持剧团的斗批改。此人本质是一个流氓，投机者，在剧团利用职权奸污了几个女演员，给人告发后，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队长当不下去了，正好解放军征兵，县革委会便送他入伍当了兵，派到新疆南部阿图什中国和前苏联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边界上当边防军。因为一直入不了党，1969年某天乘在边界执勤之机逃来苏联，关在吉国首都伏龙芝市（今改名比什凯克）KGB的监狱审查。审查中他不断写一些低级的快板诗对苏联表忠心，还写了入党申请书，要求加入苏联共产党，KGB对他的怀疑更大了。经长期审查虽排除了他的间谍嫌疑，又怀疑他有神经病，把他送到到哈萨克斯坦库斯塔奈市精神病院关了一年，最后判了两年劳改送到国际劳改队。国际劳改队有个混血大流氓叫铁光至，据说生父是中共高干，30年代出生于苏联，1949年回到北京，却十分不争气，流氓成性，他父亲只好把他又送回苏联，恶性更加嚣张，犯案累累，被判长期徒刑，关进国际集中营。服刑时他仗着自己生得人高马大，俄语说的好就大肆欺负新过界的中国人，还企图鸡奸他们，别人都拼死拒绝了，朱雪琅这个软包蛋却接受了他的侮辱。这样一来朱的臭名在他还在服刑时就传遍全苏各地华人中。那个铁光至后来被一个叫周新的湖南籍中国人联合其他中国难友给揍了个半死，才老实下来。朱雪琅1973年春刑满送来金田村，在木工厂锯木头，来的第一天就请人用俄文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塞进农场党委会办公室的门缝内。汉人中还有一个叫朱生福的甘肃老头，在澡堂烧锅炉，党委书记拾到朱雪琅的人党申请书以为是朱生福写的，传他到办公室谈话，对他说：“我们欢迎你参加苏联共产党，但是要先取得苏联国籍，以后才有资格申请入党。”党委书记的话把朱生福臊得面红耳赤，后来他告诉我：“听了党委书记的话，当时如果身边有绳子，我就把自己勒死，地下有洞也要钻进去。”各族中国人共住一个集体宿舍，房间很大，谁也不愿意和朱雪琅住在一起，他一个人住一间。在农场俱乐部掛有一排苏共政治局委员的肖像，他晚上去把勃烈日涅夫的肖像偷了，用一块大玻璃板压在自己房间的桌子上，周围还用红布镶上了边。再在像前供着插在酒瓶里的松枝，松枝上挂着一首用毛语录改成的快板诗表达忠心：“领导我们的事业的核心力量是苏联共产党，我一颗红心献给苏联共产党，永远跟着苏联共产党中央”，故意白天晚上把房门开着，让凡进集体宿舍的人都能看到。苏联人见了觉得很奇怪，因为没有一个苏联老百姓爱勃烈日涅夫，没人在宅内贴他的肖像。有人问我纸条上写的是什么，把我也羞得无地自容。对这个活宝，中国人没办法对付，只好相约不搭理他，也不进他的门。一个月后，突然区警察局派人把他抓走了，判了15天劳役。我们不明白，农场特派员告诉我们：“朱雪琅一偷走俱乐部的勃烈日涅夫像我们就发现了，以为他是热爱勃烈日涅夫，就没说话。后来因为没有接受他当共产党员，他把肖像的眼睛挖了，我们才以流氓罪判了他”。这事儿如果当时放在中国，马上会被杀头的。朱雪琅想当共产党员真是想疯了，其实，他并没有神经病，只是太愚昧，以为外国统治者和中国一样，欣赏这种愚昧的积极分子，成为大笑话，真不明白这种投机的软骨头为什么能受中国共产党赏识。不久，他锯木头，愚蠢地用脚去踩大盘锯和木头之间紧拉着的钢丝绳，被钢丝绳割断了大脚趾头，送进区医院。看到都是流亡异国的中国人分上，大家派我带了食品去医院看他。其实，医生尽心给他治，少了个大脚趾也不是什么要命的大事，他却白天晚上在医院嚎哭。同院的苏联病人对我说：“你这位老乡真软包蛋，一天24小时哭叫，叫我们无法休息，无法睡觉。”

刘子利，河南人，快50了，也是名出身解放军的老革命，共产党员。他自我介绍，1946年和村上几个年青朋友从河南跑到延安参加八路军，杨得志将军亲自接见了他们。内战时彭德怀元帅指挥的每次陕北和西北战役他都参加了。他说：“初期我们可真苦啊！为了躲避国民党军的追剿，部队一次次进出淹没长城的毛乌素沙漠，口渴得只有喝马尿，昼夜不停地在沙漠上走路，有时困极睡着了，两腿还是条件反射地走路。”授衔时是中尉，在宝鸡解放军步兵学校上学。认识了一位河南籍的女中学生，结了婚，生了7个孩子，逃苏前他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塔城团场的连长。逃苏的原因只有一条：文革时他管的连队也办起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面有个叫马晒妹的回族小姑娘，又会唱又会跳，又风流，刘利用连长的权位与她好上了，被人发现，害怕挨斗，就丢下老婆和7个孩子带着马晒妹逃来了苏联。KGB审查完毕后，把他们分开了，刘被判刑入国际集中营，马则释放，送到塔拉斯市江布尔皮革厂当工人。1975年秋我来塔拉斯后认识了她，她已和一个叫陈岸胜的四川年青人结了婚，还生了个儿子。马晒妹是位不错的女同胞，对人热情，为人大方，也会持家，中国饭菜做得好，流亡朋友们都喜欢和她家来往。可惜月老又一次把她的红线牵错了，陈岸胜是个二流子，最大的本身就是吹牛撒懒，从来不在一个单位正经干活。马晒妹以后自己另找了回族丈夫，陈岸胜则当了流浪汉。可怜的是他们的大儿子，大概是1992年，才16岁，一个人从俄罗斯跑回塔拉斯和李广讳的大儿子等三，四个中国人的儿子混在一起，结成了个小流氓团伙，吸毒，喝酒，偷盗，在偷商店给警察抓住了，判了4年。关在江布尔监狱时，他在此地没任何亲人，我曾冒充他的伯父想去监狱探视他，因为不是他的直系亲属，被监狱当局拒绝。可怜的小伙子，不知今天还活着没有？又到了何方？

柳正松，也是一名解放军军官，共产党员，山东人，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4师某团场当作战参谋，据说是受到了林彪事件牵连，弃官逃亡了。柳也是个牛皮大王，常常拿着俄华大辞典，在苏联人特别是年轻姑娘面前吹牛皮：“在中国我是大官”，“我当过司令官”，骗得了一名比他年青十几岁的俄罗斯姑娘和她结了婚。1976年冬天，通过别人介绍，他和另一位山东老乡战继元到塔拉斯来，住在我家几一个星期，天天喝酒吹牛。后来她的老婆带走了全部存款和小孩逃回俄罗斯，柳又和一位混血老姑娘结了婚，继而离婚，无儿无女，一个孤老头，又住在乡下，晚景大概是很凄凉的。

左比添也是解放军，还是比较高级的军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掌管一个农业师超过10万名职工的人事组织关系和生命线—人事档案。按照常规，在极看重个人资历的军队，要当上像左那样的官，一般都是抗日战争时入伍的“老革命”，不知为什么，KGB并没有优待他（按理是应该得到优待的），坐了一年的牢，又判刑在国际集中营劳改两年。中国人所到之处都是一片散沙，国际集中营也一样，那里关着上百个中国人，却矛盾重重。左进来后，曾想利用他的老革命大干部的余威，来团结中国囚犯，自己当头领。愿望是好的，用的办法却太差劲了，结果反而遭到一顿毒打，几天起不了床。别的中国囚犯对他的评价是：“你是真正的毛泽东培养的干部，既无文才，也无武才”，刑满以后KGB才想起来该优待他，把他安排在阿拉木图近郊的一个小城市生活，当起了江湖针灸医生，很挣了些钱，自己买了房子。大概他和KGB的关系不同一般，江布尔州KGB管理局一个专管中国人的哈族少校的女儿在阿拉木图上大学，就借住在他家里。

不知道为什么，流亡外国后，我接触到的那些解放军军人，不管是朱雪琅，刘子利，左比添，还是后来认识的杨涌，全是一路货色，“既无文才，也无武才”，只吹牛是行家，特别是没有气节。大概像宋子文批评蒋介石那样“你只用饭桶，不用油桶”。中共取得政权后，在一次次政治运动把油桶都砸烂了，大批起用的都是饭桶。

孙林，是我1973年在阿拉木图中亚军事法庭审判牛水时认识的年青逃亡者，新疆大学政教系毕业，父兄皆是中共高干。“文革”后期毛泽东把大中学生发配到乡下，他带着新婚的妻子（乌鲁木齐第一师范毕业）越界了。他告诉我，他们新疆大学学生为逃避艰难的乡下生活，不断从南北疆边界往外国逃亡，演出了一幕幕悲剧。有一次7个大学生结成了小分队翻越帕米尔高原，想出逃巴基斯坦，全冻死在冰山上了。他们一起越界逃离的有6个人，5个新大学生。过界后KGB把他们全分开了，各人下落彼此都不知道。KGB是同情和优待他们的，也相当信任他们夫妻。在阿拉木图市给了住宅，他妻子在商店当售货员，晚上则在KGB中文训练班教中文。他本人买了小汽车，在最接近中苏边界的维吾尔聚居区流动照相，以方便打探消息。

柯吉达夫是北哈萨克斯坦一个偏僻的小州，首府柯吉达夫市才5万来人，中国人却不少，因为是垦荒地，需要大量劳动力。中国人大部分是50和60年代随苏侨家属来苏的华侨，也有少数劫后余生的“九一八”事变后从东北逃亡来的老华侨，许多是当年马占山抗日义勇军的战士，还有1962年新疆边民外逃时过来的和“文革”中的逃亡者。其中形形色色，无奇不有。柯吉达夫城里有一个照相的哈尔滨人，姓孙，人们叫他孙牙医。伪满时期，他在日本早稻大学留过学，毕业后在伪满政府做事，娶了个中俄混血女人。在斯大林还没有把中东铁路的股权卖给日本时，中东路管理局的苏籍职员充斥着各式特务，孙被发展成为苏联间谍。日本投降，林彪率领大军进入东北，他这段“光荣的苏联间谍史”成了他的本钱，在哈尔滨公安局当上了干部。后来混不下去了，1954年第一批苏侨回国时来了苏联，一直在柯吉达夫市照相，同时当业余暗探。他会一点牙医，业余给人治牙痛，他的药是用桦树皮，鸦片，海带熬成的黑汁，说是从中国带来的包治百病的中药，也真有点效力，找他治牙的人不少，于是人们称他为孙牙医。他有个嗜好，见到了中国人就吹他的光荣历史，从皮包里拿出早稻田大学毕业证书炫耀。我从金田村去阿拉木图时来回都要在柯吉达夫市等飞机票或火车班车，有时也停留一两天，逛市场时认识了好几位中国人（老华侨大多种菜卖菜，不管在前苏联的哪个城市，一上市场就能找到中国人），也知道了孙牙医不光彩史。一次见到了他，他又拿出早稻田大学的毕业证给我欣赏。分别时，我开了个玩笑，对他说：“你当过伪满洲国的官，又给苏联人办过事，现在又常常跑胜利路21号（柯吉达夫州KGB管理局办公楼），可是三料特工啊。哪一天中苏开了战，解放军打倒中亚来，你怎么办？赶快向西走吧。”他听后一下给吓呆了，话也说不出来。

我这里要特别表扬一位老华侨的俄罗斯孝顺儿子。可惜老华侨和他的儿子我都没见过，也不知道姓名，故事是别人告诉我的。说是有位中国人从西伯利亚集中营释放后，发配到柯吉达夫市，娶了一位带着个小儿子的俄罗斯战争寡妇为妻。这位华侨年纪大了，无儿无女，和俄族妻子过的很恩爱，也特别喜爱俄族儿子，白天上班，业余种菜，挣钱养儿子。儿子假期要旅游，上中学后要买摩托车，他都尽力满足。经过艰难的战争年月后，他儿子和中国爸爸一起生活得非常幸福，也很爱自己的爸爸。中学毕业后儿子考上了飞行学校，毕业后当了飞行员，在某欧洲大城市安了家，娶了一个医学院毕业的女医生作妻子。飞行员工资高，社会地位也高，是人们羡慕的对象，母亲去世后，他把中国父亲接到家里瞻养。其时中国人到处受歧视，老人俄语又说不好，翁媳间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两样，儿媳对中国公公便不免口出烦言，面带怒容。每逢此刻，儿子便警告自己的妻子：“凭我飞行员，你这种老婆我随时随地娶得到，而我这个中国爸爸，走遍全苏联也找不到第二个。你再对我父亲不尊敬，我就把你撵走。”每年夏天还给老头子儿百卢布，叫他回柯吉达夫市看望老朋友。我在柯吉达夫时，老华侨们都要向我述说这个动人的故事。要知道，当时老华侨的妻子一般都是俄罗斯女人，生下的儿女是混血苏联公民，也自报为俄罗斯族。外国人是只要父母抚养，而不赡养父母的，加上民族，语言，文化程度，生活习惯差别而形成的不同心理状态，一般华侨父亲和子女都相处得不好。老了，老华侨都孤苦伶仃地生活着，因之，这个俄罗斯儿子孝顺中国老父，又有始有终的故事更是令人称道了。

柯吉达拉甚至还有被港英当局驱逐出境的前苏联大间谍。

离金田村80公里，离柯吉达夫市4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小城市叫蜀琴斯克，也叫浦诺沃衣，是哈萨克斯坦最好的休养城市，也是俄国殖民者在北哈萨克斯坦最早占领的据点。那里有许多长满青松，白桦和樱桃树的小山，山间是一个个长形的弯弯曲曲的湖泊，湖水清亮，碧蓝，山坡上有一座座白色小洋房，大多是各种疗养院。小城临山环水，林间小楼处处，花香果香，小鸟鳴啾啾，蜜蜂和蝴蝶在花间起舞，景色优美极了。刘立中来此地度假，认识了何洪恩，把我和刘万瑜介绍给了何，何给我们写了信，我们也回信了。1973年8月我第一次获准去阿拉木图度假，到何的住处看望了他。我和他都能豪饮，健谈，两瓶伏特加，我们一起长谈了半天半夜。因为两年前我就从《美国之音》和《英国BBC》的中文广播里知道香港英国当局驱逐了一名名叫何洪恩的中国商人，是苏联间谍，不料能有机会和他见面长谈。我想不少中国读者也知道此人，因为在中国出版的介绍前苏联KGB对中国进行间谍活的书里也常提到此人。

我在柯吉达夫市建筑公司所属的一个集体宿舍里和何洪恩第一次见面时，他住的房间里有两张床，同住的是一位哈萨克年青建筑工程师。进他房门后，何告诉我这个哈人很少住宿舍，床空着，你可以在他床上睡一晚。但是，晚上10点钟，那个哈萨克工程师回来了，我只好去住旅社。也许那个名为工程师的哈萨克青年其实是KGB的特务。何当时已快60岁了，干瘦，中等偏高的骨头架子，一口上海式的国语，会英语和日语，KGB人员找他时都用英语对话。见面后，何对我的第一句话是：“雷兄弟，我是死有余辜”，第二句话是：“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下面是何洪恩对我叙说的他的惊险而诡异的故事，不知道真实性有多大，但至少我知道，他说的参加孙立人兵变的故事全都是吹牛。

何洪恩，浙江杭州人，他母亲在杭州还活着时，由一家香港银行每月从他的存款中给她寄生活费。他有两个妻子：中国妻子住在香港，儿子在美国留学读博士；日本妻子住在日本。抗战发生时，他高中毕业，流亡到了重庆，逃亡途中请一位算命先生给他算命，结沦是：“生于东南，死于西北。”现在可真兑现了。到重庆后，他考入一个军统敌后工作训练班。他说：“我是一个天生的间谍，不信，你看！”接着他就把自己的手和脚转给我看。原来，此人的生理结构真有点特别：腿和手臂不动，手腕脚腕就可自由地左右上下转动，就象安了机关一样。后来他被日本鬼子抓住后严刑拷打时，比别人占了便宜。训练班毕业，军统派他到上海秘密收集日寇情报，没多久组织被日寇破坏，和他一起在敌后工作的军统人士都被关进了日寇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受尽了各种酷刑。后来传来了戴笠的指示，全体向敌人投降，伺机待命。之后被送到日本本土，在鸭巢监狱关了2年，参加了日本军的间谍工作，伺机把日军在东南亚活动的不少军事情报秘密报告了重庆中国军大本营，并转给太平洋的美军，为盟军的反攻太平洋立了功。抗战结束时他是军统的中尉情报官。他英语日语都会，被派到日本美国占领军当翻译。1948年返回上海，仍在军统工作。何说1948年在上海某次宴会上，他和苏联在上海的特务机构苏商时代书局的苏联特务认识了，才上钩当了苏联间谍。1949年，国民党军队退守台湾，他也随军去了台湾，仍干老行当。何说，到台湾后，50年代中期他参加了国军参谋长孙立人领导的兵变准备活动。我问：“你们兵变的目的是什么?”他回答：“孙立人的兵变完全是美国政府指示的，目的是打倒蒋介石，推翻中华民国，让台湾加入美利坚合众国，成为美国的一个州。”我听了心里发笑，这是不可能的。虽然美国佬一直想抓住台湾不放，作为他在远东不沉的航空母舰，卡住中国人的脖子。可是韩战时，美军在中国志愿军手里吃瘪以后，美国佬是不可能发昏到企图兼并台湾的。而且，后来我在某些海外期刊上的文章里读到，孙立人兵变本身就是个“莫须有”。何说，兵变失败以后，他和几个朋友在高雄抢了一艘渔船，逃到了香港，从此定居香港，弃谍从商。在香港和日本之间奔忙，也很赚钱。苏联驻日大使馆的商务参赞是一名KGB的将军，苏联派驻远东间谍的总头脑，在一次商务活动中认识了何洪恩。何在苏联在中国发展的间谍名单上也赫然有名，就被再一次拉进了苏联远东间谍网，何“死于西北”的人生厄运也就开始了。何说，他当了苏联远东情报网香港间谍站的间谍后，受设在海参崴的军事情报机构指挥，任务是侦探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活动。上司也曾要他去广州参加广交会，收集大陆情报。他知道大陆反间谍的厉害，吓得发抖，没有答应。所以每年他都要潜入台湾几次。苏联派在香港的间谍不少，港英当局一次就在香港造船厂抓了5名中俄混血工人，都是苏联的走狗。何述说的他几年在香港当苏联间谍的经历很有意思，并让人发笑。那时苏联的每一艘远洋舰船都是间谍船，不管是货轮，邮轮还是兵舰，船上都有专门的间谍设施，保持与莫斯科或海参崴特务大本营的直接无线电联系。香港是以前全世界最兴盛的情报交易市场，充斥着各国各种特务，有几个固定的酒楼和茶馆，各国间谍定时在那里公开地做情报买卖。某谍在餐桌上或茶桌上申明我要某国某种情报，该情报的掌握者报出价钱，双方讨价还价后，现金成交。何收集到或买到情报后，就坐飞机去日本。日本港口对停泊外国轮船的码头管得不严，何混上停有苏联轮船的码头，再混上苏联船，用暗号与船上的特务接上关系后，用船上的通讯设备发无线电报给他在海参崴的上司，并接受指示。一次，一艘苏联货轮把他悄悄带到了海参崴，受到苏联军事情报机关极隆重的礼遇，很风光了一番，有将军陪着他在海参崴，伯力和莫斯科游玩，日日宴会，每次宴会都有几名将军作陪。不过苏联情报部门太吝啬，每年只给他两三万美元的间谍活动费，还要一笔笔报账。何告诉他的上司，“要报账可以，但你们不能来香港查账，我可以到日本混上你们的轮船来报。”苏联上司没听。1972年，一个苏联特务直接到香港何家里查账，被跟踪的港英便衣发现了，两个人当场落网，何说那时苏联派在香港的特务几乎被一网打尽。何还说一个1962年逃来苏联的中国人在莫斯科间谍中心受了多年训练，派到香港去当间谍，这个中国人一到香港登陆便直接去警察局报到，把他所知道在香港的苏联间谍全交待了，那一次，苏谍也个个落网。何说他知道有一位大陆的地下工作者，在港英政府的政治司当了高官，被港英当局发现后遣送回大陆，在广州当了检查处处长。这是令人十分悲痛的，因为毛泽东把受中共哄动的香港红卫兵全出卖了，那时我还在中国，在报纸上我也读到了“香港进步青年和英国殖民政府开展斗争“的大篇报道。香港红卫兵从游行示威，贴大字报到在大厅上放定时炸弹，弄得香港人人人自危。英国政府派人在瑞典斯德哥尔莫和中国官员谈判，中国官员回答说：“那些事件不是我们组织的，是香港左派人士自发搞起来的。”于是港英军警把香港红卫兵都抓起来了。何说在香港坐牢相当享福，比苏联一般人的生活还好，不过，在关进的第一年是要受到各种严刑的，熬过去就成了。监狱建在海边，牢房是橡皮墙，自杀也没有办法，吃饭时犯人自己点菜，点饭，每天下午都可以在海滩上自由散步。在香港坐了一年多牢，港英当局把何扔到一艘行经香港附近海面的苏联轮船上，被带到了莫斯科。这一次到苏联和上次风光访苏全不一样了，一到莫斯科就关进了KGB大牢，和他关在一起的都是在外国出了事的苏联派外间谍。在监狱里天天接受审问，主审官是个将军，有4名翻译同时出席，两名译汉语，两名译英语。何说KGB担心的不是他在香港当苏联间谍被暴露了，而是害怕他是中国间谍，用此种方式打进苏联情报机构的。坐监时伙食也不好，顿顿红茶，面包，麦片，苏波汤。在莫斯科审查大半年后，流放到了柯吉达夫。原来柯吉达夫也是KGB流放出了事的派外间谍的基地。何刚到柯吉达夫市后，还不满60岁，无权领养老金，派他在一家照相馆上班，领KGB上尉的工资。和他在同一间照相馆工作的就有曾在法国、英国当过间谍的人。其实在金田村我也认识一对开拖拉机的中年波兰族夫妇，原来在波兰给KGB当特务，后来KGB对他们起了疑，召回苏联流放到垦荒地当被监视农工。何说他拒绝上班干活，KGB不发工资就跑到大街上拾酒瓶卖，向当局示威。KGB要面子，给他发养老金了，每个月120卢布。何很有上海人精明聚财的本领，我们见面时他告诉我已经存下了300多卢布了，何说他打麻将的本事高，如果让他的在塔什干，阿拉木图等中国人多的地方生活，不用领养老金，光靠打麻将赢钱也可以过活。1975年10月15日我被允许解除“有条件的自由”，来江布尔生活，在柯吉达夫市乘火车时又一次与何见了面，他还送我上了晚上10点开往哈萨克斯坦南方的火车。临别时他对我说：“到哈萨克斯坦后我认识了几个中国朋友，象刘立中，你，刘万瑜，还有别人，我发现你们逃到外国后还很讲民族气节，与台湾，香港的中国人不同。“他还告诉我说，夏天他去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时认识了一个叫阮松的中国人，阮答应帮助他去塔什干居住。后来我几次去塔什干看望我的好友麻明，凡我认识了的当地的中国人，都要谈到阮松其人。原来阮是KGB派在当地中国人中的一个大暗探，凡有中国人聚会的地方都有阮氏夫妇出现。阮是越南人，在中国和苏联都上过学，中国话也说得不错。他的妻子是中国女人，原来是外贸部的俄语翻译，一次随一个中国外贸代表团访问苏联，偷偷叛逃了，KGB撮合她和阮结了婚，派在塔什干当暗探。果然，我离开柯吉达夫后不久，何洪恩也被送到塔什干生活了，KGB当局在市中心给了他一套三间的套房和一栋郊外别墅，请他在海关英文学习班教英文。1988年我全家第一次返国探亲，在北京听人说何获准回中国探亲，人已在上海，走在了我前头了。我1993年最后一次和他见面时他已得了严重的霍金森病，口舌手脚都不断地颤抖。他回中国探亲，在上海住的旅馆就是原三青团励志社的招待所，是他曾经住过的地方。中国某些部门对他的接待很是客气。回来后又去美国看望了儿子，到塔什干后他没有再讨老婆，一个20多岁的维吾尔小姐和他住在一起，照料他的生活，跟他学英语，他应允要帮这位小姐。

在相识的这么多中国人中，我还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朋友，但不同于和刘立中的关系那样有过命运的交情。这位朋友原名马平，逃苏后改名麻明，河南人，来苏时快50岁了，在开封当过小学校长，1957年成了右派。三年大饥荒中河南，安徽，四川是全中国饿死人最多的地方，50年代的中共河南第一书记吴芝圃是毛泽东最得意的学生，他的毛泽东思想学的最好，执行的最坚决，什么小麦万亩田，用木轨修土铁路啊，建立第一个人民公社啊，掛红旗拔白旗啊，都是首先在河南兴起的。结果河南也就最遭殃了，饿殍遍地，河南盲流遍及中国。也就在1959年，他带着老婆和五个孩子，全家逃到新疆，在最挨近中苏边界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61团场当起了农工，靠近中国西北最大的边境口岸霍尔果斯。“文革”中他被斗得没有办法，只得抛妻弃子逃来苏联。不知为什么，河南是中原之地，是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最早发展的地方，到了现代中国，河南却成了中国最贫困落后的省份，河南人成了中国人中最不受欢迎的一部分。他们长相土气，穿着，说话也都土气，许多人心眼狭窄，自私自利，奸诈狡猾，在政治运动中总是最爱当打手，所以处处遭外省人白眼。1962年边民外逃来苏联的中国人中，河南人和四川人一样多，给KGB当暗探的也是河南人和四川人一样多。马明有着他的河南老乡拥有的缺点，但也有着他的同乡所没有的优点，懂得人情道理，不占人的便宜，古书读得多，我们在许多地方能谈得一块。他又极重感情，每当思念妻子儿女时就失声痛哭，也和我的感情相通。他原来在生产队放羊，非常认真，工资比一般牧工都高，年底还能领到300到500卢布的奖金。所以他是金田村中国人中的最大富翁，也成了某些害群之马的中国人欺骗，敲诈的对象。他年纪大了，无法放羊，1973年我和刘万瑜帮他搬到场部来，在我们工作的农机站当看守。

当时在柯吉达夫市住着一个1962年过来的河南汝南人，姓刘，妻子是鞑坦女人。他加入了苏籍，还当了警察局的民兵，家里住着一个东干族房客，是检察院助理检查员。苏联也有民兵，不过人数很少，承担的任务也不一样，充当警察的助手。这种人大多是行为卑劣的小人，犯了偷摸诈骗之类的小罪，警察局抓住了小辫子，不惩罚他，发给一个小红本子，当民兵，也就是暗探，要定期向警察局报告他周围人的不轨行为，也享受某种优待，比如亮出红本子，坐公共汽车可以不买票，犯了小事也不害怕警察找麻烦。苏联老百姓都讨厌这些人，民兵们也都不敢公开表露自己的身份。这个刘姓民兵原住在阿拉木图，无正当职业，以在中国人中偷骗为生，后来混不下去了，金田村又监管了几十个中国人，KGB就派他到了柯吉达夫市，在州里给了一个很挣钱的职业，卖烤羊肉，是中亚人最爱吃的风味小吃，生意很好，又可以缺斤少两，刘说他每天都能有三五十卢布落入腰包。此人常同他的东干房客到金田村认中国老乡，来了以后就大吹，说在州商业局工作，亮出红本本吓唬人，说他还是警察局的干部，职务是专管从切林诺格拉到柯吉达夫的无国籍人。因为”文革“后逃苏的中国人所持的都是无国籍护照，此地的中国人被禁锢一地，对外面的事一无所知，为刘姓河南人和那名东干小子的威风吓倒，只好向他们10个20个卢布地进贡。我在阿拉木图生活过，知道这一套，也不去搭理他们。1974年秋季某星期天，刘又来了，专门问麻明诈钱。一来就带着麻明等几个中国人到场部商店买了一块衣料说：“我和你们瓦里汉诺夫区KGB特派员是好朋友，我买下这块料子明天到区上送给他。”然后就问麻明借钱，一开口就是600卢布（按那时苏联的官价有1000美元之多），麻明吓住了，找我想办法对付。我进了麻明的房间向刘民兵说：“老乡，我们欢迎你来农场做客。你口袋的红本本我还从来没见过，给我见识一下行吗。”他很神气地从口袋里掏出红本本递过来，我看了一眼，对他说:“我俄文不行，里面好多字不认识，想请教一下苏联人，明天还你行吗？”听到我的话，他吓坏了，不断向我求情，要回红本本。第二天天一亮就灰溜溜地走了。麻明更感谢我了，把我当作他来苏联后的唯一知己。

麻明有文化，又胆小怕事，KGB就利用他报告我的言行。有一次我早上上班，麻明值夜班后回家了，在值班室里留了一本中文的俄语语法书，我一翻，里面有写着麻明的笔迹的一封信，寄到柯吉达夫胜利路11号州KGB管理局的，看到以后我也装成没事一样，仍把麻明当朋友。因为第一，我在农村只有反苏言论而无行动，苏联当时已经不以言治罪了，我不害怕；第二，我相信麻明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不会说我的坏话，有他的监视，KGB会对我更放心，我反而更加安全。1976年，他和其他金田村汉回人迁到齐本肯特州的“日出农场”，还在那里当看守。1977年我带着新婚妻子李巧云去看望他，他极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还送我60卢布的礼金和一件风衣。以后他又来江布尔在我家玩了几天。“日出”农场离塔什干市只有几十公里，70年代末他在塔什干和一位中俄混血寡妇结了婚，迁居塔什干市，入了苏联籍，还买了栋带花园的小房，之后又离婚了。1992年把他在中国的老妻和女儿马金铃接到了塔什干，我也曾两次带着妻女去看望他们，接他女儿来我家做客，给老嫂子和小侄女都送了点钱，以回报他对我的友谊。离今快6年了，我没法去塔什干看望他们，相互间也没有通信。前两年，听塔市的中国朋友说，他们老两口都还活着，女儿回中国了，但很快会再来和他们团聚。

金田村监管着80来个中国逃来的少数民族人士，有4位回族，即东干族人，和汉人是团结的，宿舍也在一起。有6个蒙古人，之中有一个当过兵团边境农场畜牧连长。6名蒙古同胞中只有一个叫桑布的是个坏蛋，和维吾尔坏人勾结一起专门以欺负汉族人为能。其他几个只是喝酒，喝醉了在集体宿舍前用哈萨克话骂大街，对我们尚算友好。他们极懒，不出工，常常面包都没得吃，在他们挨饿时我也常常送给他们几个面包几斤冻鱼。可是就在我离开金田村的那个冬天，为争夺一个哈萨克姑娘，他们把一个新来的汉族年青人暗杀了。一个蒙族同胞告诉我，他们是结伙骑马冲过边界逃来苏联的，带头的是某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的中共党支部书记，名字忘掉了，此书记还带着他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妻子却在途中走失了。KGB很看重他，把他们全家安排在江布尔州的恰巴也夫农场，很快被批准加入苏籍，两个儿子都入伍当兵了，休假时他们几个蒙古人常去看望他。此人的牛皮可大了，一见面就吹嘘：“别看我在农场放羊，谁都看不上，可是我是KGB的大尉，每年都要去中苏边界，穿着大尉衔军官服，可神气了，苏联边防官兵见了我都得向我敬礼。我也常化妆成中国牧民，混进边界线中国那边打探消息。”1976年某天，州公安局传我去登记户口，在接待室里见到了此人，大个子，挺精神的，汉话说的极好，主动向我打招呼，说自己已离开恰巴耶夫农场，搬到另一个离城市近的郊区农场住了。大概出于KGB的有意安排，后来再没有见到此人，也没有听到他的任何消息。

中国流亡者中的大多数是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在新疆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当局人为地制造了许多民族隔阂，在各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挑起各种矛盾，叫汉族人去反对少数民族的地方主义，又嗾使少数民族人去反对汉族人的大汉族主义。斗争台上彼此楸斗。如果说中共掌政前的中国人是一盘撒沙的话，那么中共掌政后经过一次次政治运动，中国人更变成一堆只能互相碰打的卵石了。此种歪风当然要带到逃苏的中国的各族逃亡者中来。在金田村的80多名流亡者中，中国来的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自认他们和哈萨克斯坦的本地民族地域相连，语言相通，宗教共同，有些人的先人还是十月革命后逃亡中国的，逃苏便是回到了自己的祖国，是苏维埃政权的忠诚分子，和汉人一见面就用威胁和讽刺的口吻说：“在中国你们压迫我们，我们逃来苏联了，你们又跟来了，我们要认真摸摸你们的底，看看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他们爱喝酒，一喝醉就来找我们打架，事情闹大了，农场警察局特派员或区警察局知道了，都偏向他们，汉族人有理也变成无理。在那里，我们生活在恐怖中，白天呆在干活的地方，晚上一进宿舍就把门上的几个大铁钩扣起来，足不出户。

我们几个汉人在金田村给80多个贱民做了件大好事：我们这些中国人，不管什么民族，除了被批准加入苏籍的，拿的都是“无国籍护照”，应当作外国人看待。苏联法律规定外国人是不交纳占工资总额百分之六的无子女税的，而他们多少年来一直在扣交。我们在第一个月领了工资后发现了这一点，写报告给州政府，政府下令全取消了，大家都受益。但是少数民族中国同胞并没有想到要感谢我们，当地政府又把我们记恨上了。

少数民族人士中有两个坏头头，一个是前面提到的蒙古人桑布，另一个是维族人木哈江，两人都在面包房烧锅炉，不过桑布只是个打手，而出谋划策的都是木哈江。此人獐头鼠目，一脸奸相，阴毒极了。KGB和警察局最害怕中国流亡者的团结，在我们中间极尽挑拨离间。算了吧，都是中国同胞，都流放到异国他乡，内部斗殴的小事就用不着多写了，何况一些有文化知识，见过世面，懂道理的少数民族同胞对汉族人还是友好的。有一位在生产队放羊的哈萨克同胞，当过博罗县一人民公社社长，常当面指责自己同族人不懂事，受人利用。每到场部办事，他不住自己同族人的房间，而住在我们的房间里。还有一位叫谢力甫的哈族同胞，在塔城县当过医生，逃苏后也通过了医生资格考试，可农场当局不让他从医，派他到木工房锯木头，一次机器出事，把右手的4个指头都锯掉了。他一直对我当知心朋友般地诉衷情，道不满，我们受欺负时还把我拉到他的房间内保护起来。不过，农场的大部分非伊斯兰民族都对汉人很友好，认为真正的中国人是爱劳动，讲文明的优秀民族。在我们挨打时，只要他们看见就上来帮忙。发生一次打架，总会有几天紧张期，我们就分别在俄罗斯或德国人朋友家里躲藏起来。在我离开金田村后不久，木哈江和桑布两个坏头头都死掉了，天道有眼，坏人总会受到天谴。

谈到死亡，在我知道的中国逃亡者中不正常死亡是经常发生的。比如生产队的一名维族同胞，还是霍城县人，盲肠发炎，送的到区医院动手术，却给本地医生割死了。前述的那个汉族青年给人暗杀了，我的哈族朋友谢力甫也不明不白地抓去坐了牢，出狱后又不明不白地死掉了。在“日出”农场，两个汉人在公路上骑摩托车行走，被后面的本地司机开的大卡车压死。一个从陕西安康逃过来的人在城里找到了对象，想迁离农场进城结婚，区警察局不允许。他一气之下，放火烧掉了自己买的房子，然后投河自杀。诸如此类的惨事，不时能听得到。

《梦想新中国》

我不厌其烦地写了这些事，并不是因为它们本身有多么大的重要性或价值，而是希望通过我的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为国内同胞更多了解流亡在苏联的这一群同胞，提供一些往往并不为人知的真实材料，并进行进一步的思考。

我往往会想到，为什么在拥有960万平方公里之大的中国，我们却没有立足之地？为什么中国的邻国和港澳台湾到处充斥着中国逃亡者，为什么流落到异国他乡的中国人到处受欺辱，被劳役，惨死外国？在零下50度严寒的漫长冬夜，我常常彻夜失眠，我痛苦地思索着。我梦想中国能出现一个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力量，有一个真正爱护自己百姓的政府，使中国人能在自己的家园安居乐业，炎黄华胄再不流落异国他乡。我梦想这样的新中国，在1973年和1974年的两个冬天里，我写了一部《梦想新中国》的书稿。我引用了屈原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作为书稿扉页的题词。

中华立国五千年，中华文化绵延五千年，漫长而修远，独立而绵延，从未中断。在中国文化中，当然饱含着优秀的成分，但又充斥着专制王朝吃人的文化因素。朝代更迭，争位夺权，造反砍杀，视民命如草芥，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夺权者和掌权者手段之残酷，屡屡见到。中共在夺权战争中和在执政后制造的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中，又把中华传统文化中最优良的部分，如儒家倡导礼仪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墨家主张的兼爱，道家尊奉的天人合一，无为而治，佛教讲究的善恶因果报应，普渡众生，都扫荡得一干二净。就象乡下老百姓所说的那般：听毛主席的话，就是要作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事。时刻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一个权字，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阶级斗争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成了中共治国的最高标准。中国大地上不仅有有形的长城，还有一条无形的长城，隔绝了外来的先进文明，把长城之内的广大中国变成了一个大染缸，一个历史大垃圾堆。马克思主义的合理内核被染成领袖独裁和执政党的专制，民主和科学被染成独裁和荒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便染成圣旨一家，一臭熏天。终于，在“文革”中，中国古代所有荒政现象都出现了，诸如的皇权专制独裁，藩镇专政，后宫（江青）干政，宦官掌政，用闭关锁国再加上外国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列宁斯大林等恐怖独裁主义，天主教的排斥异端主义，恐怖主义，都属于此类。给黑帮分子戴高帽子，掛黑牌子，剃阴阳头都是从希特勒那里学来的。1973年以后，批孔批林，又喧嚷神州大地，电波里传来了张春桥和姚文元写的批判文章，听了真叫人毛骨悚然，心胆俱裂。祖国的沉沦，时刻刺痛着我的心。我真盼望中国人民高举民主，科学，改革的大旗在中国土地上来一个历史大扫除，砸烂大染缸，把古今中外的历史垃圾堆全清除掉。书稿里我提出了要重新树立治国思想，首先实行我国传统的儒家仁政，把普通老百姓的利益作为施政的唯一依归，用孔夫子的“仁者人也”，孟夫子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作为执政的第一指导思想。全面实行法治，用法国大革命时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独立战争时的《独立宣言》定为制定宪法和法律的指导思想。当代中国最大的悲剧是中国人不能和世界联系起来，应该加快中国的全球化过程，尽早融入世界。当务之急：第一个就是军队由党有变成国有，中国军队只有保卫国家安全和帮助重大自然灾害两项职责，决不能干预政治。第二，解散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中国的历史大倒退，公社的农民比农奴还不如，五类分子的地位更在奴隶之下。刘立中常和我发表笑谈，说：“西方国家如果要整共产党，不要抓他们，关他们，把他们都放在中国来当人们公社社员就行了，只要一年，全世界的共产党都会自动消失。”我也回应说：“要整吴芝圃，曾希圣，李井泉，康生这些奸官、恶官，不要抓他们，判他们的刑，只要送到人民公社当社员就行了。”第三，恢复《共同纲领》，真正实行。要达到上述目的，中国必须彻底改造，而改造的手段，再不能是革命而只能是改革，即大范围的改良，从上而下和从下而上相结合的改良，前者是决定性的。一个多世纪来，中国吃革命的亏太大了：革命带来的是暴力，混乱，破坏，和在革命的旗帜下更彻底的强暴的专制。义和团的反帝革命带来了八国联军，中国己被瓜分，20世纪开始的三次大革命——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和共产党夺取政权的22年武装革命，都取得了“胜利”，但胜利换来了什么？是三次大暴政：袁世凯称帝和北洋军阀专制，国民党一党专政和1949年后“秦始皇专制”，后来者居上，一次比一次更血腥，对国家的破坏更大。三次武装革命一共历时25年，四分之一世纪的革命带来的是四分之三个世纪的破坏，混乱和专制。我们的经济倒退了一个多世纪，还使我们丧失了超过百分之二十的领土。19世纪下叶以来，全世界最热衷于革命的国家是欧洲的俄罗斯和亚洲的中国。俄罗斯人用了一句话形容俄国革命的下场：“阿芙乐尔巡洋舰的一声炮响，带来了世界的70年混乱。”中国老百姓受革命之殃是太大了，我们只需改革。和平的，合法的，不屈不挠的改革。孙中山先生早已看到了这一点，《总理遗嘱》全篇谆谆教导国人的是改革，是“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是贯彻《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是“和平，奋斗，救中国！”不久前，我从外电中听到了李泽厚，刘再复两先生的大文《告别革命》中的部分内容，我是十分赞同的。新加坡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快，政治治理最成功的国家。他的独立是在议会的和平表决后得到的，是李光耀先生在马来西亚国会中24小时滔滔不绝的雄辩中得来的。泰国和马来西亚也是用和平的改革取得经济成功的。而我国台湾的政治，经济进步让外人对中国人刮目相看，也没有动过一兵一卒。我也欣赏孙中山先生的训政，训政也是改革，是要政党，官员和民众都得到民主训练，养成民主习惯，培成民主大潮才能形成民主制度的。不是谁训练谁，是要举国上下都在和平的，法治的改革中都得到训练。而没有训练的民主，如印度的血腥选举，腐败政治，菲律宾的全民投票选总统，而选不出好总统，这都只是徒有民主之名而已。我们要用全民爱国主义，用中华民族最深沉博大的民族精神来振奋中国大众，创造出一个政治民主，经济繁荣，国防强大的新中国来。毛泽东和周恩来也算做了件大好事，把恢复中美关系的大门打开了。我熟悉中美关系的历史，也熟悉中俄，中苏关系的历史。1840年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列强和日本竞相侵略中国的狂潮中，美国是唯一没有下大劲掠夺中国的西方强国，它没有发动侵华战争，没有强占中国一寸领土，也没在掠取租界，相反地，在每一次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美国都帮助了中国，甚至挽救了中国。这些都是历史：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列强要瓜分中国，美国提出并坚持了“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对华政策，制止了列强瓜分，保持了作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中国能够继续在世界上生存下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占领了我国青岛，控制了山东全省，1921年美国提议召开的华盛顿会议，签订“九国公约”，迫使日本鬼子退出山东和青岛。1937年日寇侵华战争全面发动，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美国在经济，军事，人员各方面，全面援助了我民族自卫战争，多少美利坚优秀儿女的鲜血洒在了中国的土地。从19世纪末开始，美国即大力培育中国留学生，退回“庚子赔款”帮助中国发展教育（这里要着重说明的，“八国联军”中的六个侵略者都把庚款退回了，而俄国和日本却没有）。中国的清华，燕京、协和，湘雅，华西这些世界第一流，也是今日中国第一流的大学和医学院都是美国在中国土地上开办的。没有美国培养的中国科学家和学者，也就不会有中国现代化的科学与文化。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和以后的中美建交，大大帮助了在当时中苏对立中严重处于不利地位的中国一方，又在严重历史关头美国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大的帮助。相比之下，俄国和它的继承者苏联，同倭寇一样，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敌人，是侵略中国的最大受益者，在清朝全盛时期，我国版图有1200平方公里的土地，现在只剩下900多万平方公里了，失掉的领土之中的绝大部分是俄国人抢走的，因为外蒙也是在苏军占领了几十年之后强迫中国接受它独立的。十月革命硝烟未息，列宁和斯大林就向中国开刀，武装占领外蒙，挑起中东路战争，特别是把外蒙从中国领土上分割出去，是斯大林遵循的列宁遗愿实行的。列宁说，中国总有一天要强大，强大后与俄国开战，中国军队从外蒙出发，一下子能把西伯利亚铁路切断。所以，从50年代开始，我从不认为列宁是什么国际主义的革命家，而是一个继承沙皇遗志的大殖民者。1945年8月日本已决定投降，苏联红军乘机占领东北，大发战争财，俄国兵在东北奸淫烧杀，一点不输给日本鬼子，他们把东北的地皮刮光了，连铁路上的铁轨都抢走了。我亲眼看到，直到70年代，某些苏联工厂里车间主任保护的最珍贵的车床还是“满洲株式会社”生产的。所以，在真正的民主制度还没有在俄罗斯建立起来以前，中国要与俄国结盟，将同当年的中苏同盟一样，会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的民族灾害。

公道自在人心，1949年后，政府要中国人民“亲苏”，“反美”，学习和歌颂“苏联老大哥”，“轻视”，“蔑视”和“仇视”美国，为此不知把多少人打成“美国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和反苏分子，多少人被枪杀，劳改和被迫自杀。几十年来，我国对美国的敌对，是对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和技术的敌对，对民主和自由的敌对。反美和親苏，是造成当代中国贫困落后的主要原因。当然历史时刻在变化中，二次大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的对华政策，有许多是错误的，是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在本书后面的章节里，我也要着重提出我的看法。

《梦想新中国》开始写于1973年冬天，1975年我迁居江布尔后，最后完稿，有五十多万字。也不知是哪个耳报神向KGB汇报了我，定居江布尔后，KGB撒沙少校几次从阿拉木图来江布尔找我，要我把书稿交给他们，还答应给我出版，我都婉言推脱掉了。1976年9月，收音机里传来了毛泽东去世的消息，我一想，毛泽东过世，中共也许会返回正统的苏式社会主义轨道，中苏友好可能恢复。如果KGB把我交回中国，这本书稿将成为我最大的反动罪证，而且，我的个人心语，怎么能让他们看见。当晚，我忍心把厚厚4大本书稿撕成一片片，在煤气炉子里烧掉了。

还记得在《梦想新中国》的结尾我题了两首诗：“穷史究经竟如何？白日说梦梦话多。想来仰头向天笑，懵懂糊涂醉安乐。” “粉墨春秋学周郎，居然生旦净丑行。何期再演心头戏，大向人间哭一场！”我还是有一丝自知之明的。

沉重的劳动和无休止的迫害

让我们再回到我4年流放生活的实录上面来。我和刘万瑜1972年3月初被押送“金田村“，在农场农机修配厂上了一个月多的班。4月中旬，农场警察特派员突然通知我，阿拉木图KGB传我回阿拉木图去，原因不知道。我原来的无国籍护照在出逃伊朗失败后让KGB没收了，特派员用村苏维埃的公章给我开了一张通行证，叫我先坐班车到柯吉达夫市。刘万瑜以为我要脱离流放的苦海，高升到阿拉木图了，送别时抱着我亲吻说：“要离开这个地方，全部希望就寄托在你的身上了。”我自己心里却明白得多，不会有这种好事的。到柯吉达夫一下汽车，州KGB的人接着我，给我一张飞阿拉木图的飞机票，三个多小时后抵达阿拉木图，撒沙少校在飞机场等我。他先把我送到列宁大街后面平房区一户人家住下，给了我一个月的生活费，每天5卢布，共150卢布。房东是俄罗斯人，退休的老两口子，和我刚到阿拉木图后寄住的那老两口完全不一样，说话很刺人。当晚我洗澡换了衣服，衬衣在行李袋里揉皱了，借他们的熨斗熨一下，老太婆便嘟噜地说：“你们中国人也讲摩登。”老头子说话一开口也是：“我们俄罗斯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是最讲人道的民族，1945年我们解放了旅顺，大连，交给你们中国人了，你们还反对我们。”我真受不了诸如此般反复不断的窝囊气。第二天，哈萨克斯坦KGB的那位中国话说的好，有学者风度的付主席来谈话，说：“雷同志！你来苏联后犯了几个大错误，但是我们还是想重用你，准备把你介绍到莫斯科和平与进步出版社去当中文编辑，你现在主要的任务是学好俄语。”过一两天撒沙少校和另一个哈萨克族翻译都来对我进行视察，反反复复说着同样的话，叮嘱我：“现在就看你的表现了。”有一次还要我写一篇评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关系及中美关系的文章。前面我已提到过，我一进入苏联就从他们给我的小册子里认识了“和平与进步出版社”，是一家专门印行苏联宣传自我和反中国书籍的出版社，我死也不能到那种地方去，却又不好大明大白地拒绝。我想，只有用“表现不好”的法子才能推脱。房东老两口子不喜欢我，我对他们更反感。正好刘立中住的房子离这里只有两站路程，我便晚上住在他家，不回来。而刘万瑜和李广讳以为我到阿拉木图当官了，有本事帮他们离开柯吉达夫，在我到阿拉木图不到两个星期，他们就自己跑来了，通过刘立中找到我要我给他帮忙。结果是他们前脚到，KGB人员后脚就把他们又押回柯吉达夫了。刘立中见到这种不顾我安危的做法也很生气，批评他们说：“你们也太不体谅雷光汉的处境了，他还没安顿下来，你们就跑来找他，不是硬要把他拉回柯吉达夫吗？” 我心里在生气之余也暗暗地有些欣慰，我是宁肯回金田村也不去“和平与进步出版社”做反华工作的。

在阿拉木图的两个多月，还有两件事值得记下来。一是我第一次听到了中文现代流行歌曲，也就是摇滚歌曲。原来在中国，我就听说了国外兴起了一种全新的音乐，用电子乐器伴奏，歌唱者一边唱一边扭腰，当局称之为“阿飞歌曲”或“扭屁股舞”，是被禁止的。到了苏联，正是这种新音乐刚刚兴起并大行其道之时，年青人一聚会就打开录音机，一边唱一边跳。提着个手提录音机在公园里或大街上一边走一边听是年青人最向往的摩登，也是炫示富有的方式。我一听到流行歌曲，第一个印象是“野性的呼喊”或“力量的呼唤”，后来发现不仅有力感，乐曲和歌词也都不依常规，不讲究和声对位，也不讲究歌词的典雅，是自由的旋律，突破了各种传统的常规的生活牢笼的呼唤，我也喜欢听它了。徐英斌认识一位住在阿拉木图的混血女人，姐姐嫁给了一位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的新加坡华侨学生，回新加坡定居了，邀请她去新加坡探亲，经过苏联政府各种复杂而旷日持久的审批，批准去新加坡两个月，回来时带了两小盒流行于台湾，香港，新加坡的中文现代歌曲录音带和一架日本产的小录放机。徐英斌把他一个夏天在郊区种洋葱的所得，买了一架有小皮箱大的苏产收录机，把那两盒录音带转录了，提到刘立中家放给我们听。一听到有点中国味的流行音乐旋律，一听到中国歌手的呐喊，和邓丽君如泣如诉的心曲倾泻，我简直震动了，心和身子都颤抖。刘立中有一架带有电动留声机的大收录机，去录音社转录了带子。以后，一到休息天，我和刘立中打开留声机，身心沉浸到现代中国音乐中。乐曲中还有一首流行歌曲化了的黄梅戏《江山美女》，唱的是《梅龙镇》的故事，李凤姐骂皇帝，大快人心，听后有《老残游记》里描写的老残听了王小玉说书后的那种感觉：像猪八戒吃了人参果，全身三万六千个毛孔，孔孔舒畅。

5月份的一天，哈萨克族翻译来我处视察，破例地带我到列宁大街一家小饭馆吃饭，巧遇了另一个年轻中国人，由一位俄罗斯小伙子陪着，介绍说叫陈岸胜，四川人，还不到20岁，逃来苏联才两个月。他很矮，不到1米60，大四方脸，大嘴巴黑皮肤稀牙齿，不能给人一个好的第一印象。这个陈岸胜后来也分配到江布尔生活，可怜的马晒妹嫁给了他。分手时陈告诉了我他寄住的地方，距我的住处不到一公里。哈萨克翻译要我常去和陈岸胜见面，一起玩玩，看陈到底有多高的文化程度。我去看了他三次，他说他是四川涪陵人，孤儿，“文革”时是一派造反派的头目，搞了不少打砸抢的事。现在清理阶级队伍，抓坏头目，他逃到新疆找他一位从军队退役转业到新疆生产兵团农场当连长的哥哥，也待不下去，又逃到苏联。他又是一个牛皮大王，吹嘘“文革”时手下有上百人的武斗队，说是来苏联后准备写一本书，叫《十万个为什么》，要向毛泽东发出10万个问题。其实他的文化水平很低，不到小学四年级。不过KGB很看重这样的年青人，原因是他们在中国的社会关系不多，又年青力壮，活动能力强，是派遣去中国间谍的好对象。陈岸胜于是占了点小便宜，没有进国际集中营。后来我直接告诉翻译“陈岸胜言语无味，面目可憎，不想再见他”，他们也没勉强我。我曾向陈说了沙俄和苏联侵略中国的历史，流亡苏联的中国人的悲苦处境和KGB是个什么样的组织，要他学会自我保护。大概陈也把我这些话也汇报上去了，因为少校撒沙几次训我：“你一天到晚骂大街，这可不行！”他们不厌其烦地劝说、利诱、甚至厉颜厉色的警告我，要我听他们的话，好好与他们合作，到“和平与进步出版社”去，并加入苏联国籍。后来我实在没法子搪塞了，只好明明白白地正告他们：“我死也不当外国人。”为了表示与他们对着干，干脆，我全搬到了刘立中家住。我的“表现”实在太差，他们已对我彻底失望，不再找我了。一晃到了6月中旬，一个翻译通知我明天去KGB办公室，领飞机票回柯吉达夫金田村。我准时去了，又叫我3天后再去。阿拉木图天气暖和，6月已经有了不少新鲜蔬菜上市，我用节余下来的生活费买了一皮箱黄瓜和几把韭菜，给金田村的中国朋友们带去尝新。第三天上午，一个我只见过一两面的俄罗斯族翻译把我送上了返回金田村的飞机，见我提着一皮箱蔬菜，嘲笑说：“你老是给中国人帮忙，中国人有几亿，你帮得了吗？”KGB最忌讳中国人有集体行动，哪怕是一个人的行动能代表某个其他中国人的。飞机在卡拉干达停留，上来几位乘客，其中有一个金田村我熟悉的哈萨克人面孔，坐在我旁边一排座位上。

就是这样，我是宁可永远干体力活，也不肯到莫斯科坐办公室从事反对我的祖国的工作，回到了金田村。第二天，我就到农机站上班了。春播已结束，要准备秋收的机具，我们每天的工作便是保养和组装收割麦子和玉米的康拜因，打草机，捆草机，和电焊切割旧机器，完成废铁上交任务。当时的苏联，机械化是相当到家的，几乎每一种劳动，包括切面包和土豆都有机器。机械每年都是由政府农机部门分配给国营农场，农场野外基地上就到处堆满了各式新的半旧的和旧的农业机具，也就是到处都是“废铁”。俄罗斯人或者苏联共产党人是世界上最吝啬，最刻薄，最不讲信义的人，他们大量浪费农业机器，而和第三世界国家做生意，常常是把旧机器重新油漆，当新的卖出去。我们中国就上过不少这样的当。好几次站长要我们把一些半旧的康拜因，拖拉机认真油漆一新，把零件擦拭干净，据说就是用来向蒙古和阿富汗出口的。

到了10月，秋收开始了，开康拜因的司机，运小麦的卡车和司机，晒麦场上忙活的都是从城市里来的工人和部队士兵。本地农工只是带路的向导。这下农场可热闹了，本地的小媳妇，大姑娘，常年不接触外人，一下来了这么多小伙子，可把他们高兴得发疯了，整个村子都变成红灯区。秋收一完，总有几个小媳妇，大姑娘失了踪，跟外来人跑了。在与我们集体宿舍并排的小平房里，原来住着一对20几岁的年轻夫妇，是乌克兰来的支边共青团员，有一个5岁的小女孩。丈夫开拖拉机，妻子季娜在食堂做饭，她是全村最漂亮的女人之一。1973年秋天，一支来自高加索的部队到农场帮助秋收，带队的是个少校军官，40几岁了，把季娜勾引上了，叫她和丈夫离婚，说秋收一完就带她去高加索当官太太享福，燎得季娜高兴的心发火起泡，把丈夫赶到集体宿舍，自己和少校同居了。丈夫一气之下回了乌克兰，部队回去时少校把季娜的家具衣服装了一卡车，带着她走掉了。不料两个星期后，同一辆卡车又把季娜和她的女儿送回了农场。她向邻居哭诉：“一到部队住地，见不到少校的面，他有老婆儿女。他的老婆和女儿把我打了一顿，赶回来了。”这时，季娜的丈夫没有了，房子也没有了，女邻居又气得把她骂了一顿，她只好带着小女儿坐上同一辆汽车回了乌克兰老家。

秋收还没完，北哈萨克斯坦草原已是冰封雪盖，气温冷到零下30度。第一次遇到如此寒冷的冬天，农机站没有厂房，都是室外干活，我和刘万瑜实在无法忍受。站长是楚瓦什人，他们夫妻对我俩非常友好，她妻子养了几头大肥猪，一宰猪就叫我们去帮忙，之后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他可怜我们没法度过第一个严冬，帮助我们调去农场十年制中学烧锅炉。烧锅炉十分累，一个人值班一昼夜，每隔20来分钟要用大铁锹往炉子里添一次煤，一昼夜要烧一吨多煤炭，全要用手推车从20米外的煤厂推到锅炉前。下午4点接班，首先得推煤两个小时。推煤时，在零下30-40度的寒夜，大汗把内衣全湿透了。全部工作时间都呼吸着煤灰烟尘。校长是个哈萨克人，吸血鬼，除了捞钱外什么本事也没有。他对我们用如此沉重的劳役换来的一点微小的工资也要贪污一半多。按规定锅炉工一个月工资是150卢布，他却按天数计算，每个月只算28天，一天三个卢布，还要扣别的钱，一个月给我们的工资就只有60个卢布了。苏联每个单位的头头都是吸血鬼，以犹太，哈萨克人和朝鲜人为最，是连遮羞布都是不要的。一次清早7点，锅炉出了毛病，我去他家找他，是一栋独立的小洋房，进房后看见房间里各式家具齐全，可是他和老婆，儿女却不睡床，客厅里铺着一张大地毯，全家睡在上面。我出来后大笑了，接受文明生活多困难啊！不过烧锅炉也有别人不能得到的好处，就是安静。门一关，无人敢来打扰，可以远离木哈江，桑布之流，用不着夜夜提心吊胆。还有就是暖和，时时有热水，可以天天洗澡洗衣服。特别是锅炉房里有一间小休息室，里面床铺、桌子、电炉齐全，还给换被褥。加完了煤就可躺在床上休息，特别是晚上10点钟睡觉后。只要保持暖气管的水是温的，不至于冻坏管子就行了，可以一个小时加一次煤。静静的长夜，温暖的房间，我打开收音机，从世界各地的电波中寻找温暖的慰藉。

我的语言能力很差很差，在新疆10年，我学不会维语，来苏联快3年了，俄语还说不好，没有阅读能力，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几乎与世界完全隔绝了。灾难性的“文革”在我多灾多难的祖国土地上又造了多少孽？我的心被咬噬着，却无法知道。北哈萨克斯坦草原是世界上最平旷的草原之一，海拔高，离中国又远，干扰不到，大概是是世界上收听无线电广播最好的地方。从阿拉木图回来领到第一个月工资后，花了120卢布买了一台苏联最好的“海洋”牌半导体收音机，有4个短波，收听效果极好，几乎每天24小时都收得到国内和台湾的广播。从下午3点开始，各种外国电台的汉语广播就开始了，《美国之音》每天11个小时，从下午3点到晚上12点，早上重播。英国BBC有3个小时。从“科隆发音”的“德国之声”每晚有一个小时，日本NHK，澳洲广播电台，还有新加坡的，印度的，土耳其的，南北韩的，蒙古的，后来阿尔巴尼亚的反修汉语电台也加进了大合唱，更不用说莫斯科电台与“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了，每天喋喋不休用极难听的腔调满口胡说十几个小时。电波给我带来了安慰，带来了知识和力量，也带来了无穷的忧思。陈伯达打倒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好些大红人先后进了牢房。林彪夫妻摔死在外蒙温都尔汗。王洪文当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当了常委，开始了“批林批孔”。中央台不断播放着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文章，听了叫人心惊肉麻。终于，一拖再拖的“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了，建立了新的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领导班子。英国BBC抑郁地报道：“一个90岁的委员长（朱德）任命了一个75岁的总理（周恩来），75岁的总理又任命了一个75岁的国防部长（叶剑英），他们又共同拉了一个71岁的人（邓小平）来当接班人。”谁知道这位71岁的接班人也是好景不长，不久又在批邓潮中打倒了。祖国啊，你就会如此无休止地乱下去吗？我还知道一个苏联间谍在北京郊外和苏联驻华使馆人员交接情报时落网了。台湾的广播水平不高，反共八股叫人反感，特别是有一个反共专家教授，每天都教授人民如何去当特务，破坏公路电信，水电，轮船，太下作了。不过，对大陆的消息的报道却属它最快，最详实。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我就是首先从台湾电台中听到的，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文件，概括，精确，深刻地道出了中国现政权的本质。至今我记着其中的一些句子：“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击另一股力量。他历次革命的对象都是中国人民，首先是军人，二十多年来在他周围象走马灯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羔羊。他把国家机器搞成互相倾轧，互相残杀的绞肉机。他连自己的儿子也不放过，把他逼得发疯。他以马克思主义之名，行社会封建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之实。借马列之口，执秦始皇之法。国民经济停滞不前，人民生活缺衣少食。干部下放五七干校是变相失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实在是写得好，和唐朝徐敬业造反时骆宾王写的《讨武（上明下空）檄》有异曲同工之妙。从台湾的广播中我还知道了70年代台湾经济的全面起飞，1973年平均国民所得只有466美元，两年后即猛增至760美元。50年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和平土改，把地主资本成功地转移成工商资本。在台湾电波里我听到了邓丽君的现代歌曲和师义桂的世界古典名曲演唱，还听到了久违的京戏《汾河湾》《龙凤呈祥》和《武家坡》，知道了著名国画家张大千旅居巴西，住所是中国式庭院，全家都说国语。他的小孙女也常说：“我要回中国，我是中国人，我一定要多知道一些中国的事.”1975年4月5日电波传来了蒋中正因心脏病不治逝世于台北石牌荣民总医院的消息，享年85岁。我和刘万瑜都很悲伤。我始终认为蒋公是位伟大的爱国者，只不过不是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缺乏现代政治经济思想，为人又不太奸诈，不断受到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和毛泽东的愚弄。他的固执和轻率使他丢弃了大陆，把我们这些中华民族的子孙丢进了刀山火海，欠了我们的帐。不过，到台湾后他终于痛定思痛，接受了教训，保住了中国这片和平土地，政治和经济也都走上了正轨。我用白布剪成小白花，和刘万瑜两人佩带了一星期，别人好奇地问，我们也不回答。在我们宿舍内侧门边，我们贴了一副用白纸写的长对联，全联忘了，只记得几句：“北伐三载，抗战八年，沧海浮尸，荒野埋骨，终保全我金瓯无大损。”不知道是哪个中国人告密了，农场警察特派员来要我撕掉，我拒绝了，回答说：“我没有贴在门外面。”后来也没再找麻烦。

我很喜欢澳洲电台的文艺节目，每天都有听众点唱，在“怀念的旋律”中播送各种旧的中国名曲，如《五哥放羊》特别是“金嗓子”周璇和鼻音歌喉吴茵茵唱的歌，崔萍和刘咏唱的《南坪晚钟》《林黛玉葬花》《送君》《我有一段情》……那些如泣如诉的歌声，唤醒了我逝去的回忆，把我带到了遥远的童年和遥远的祖国。每周的“星期剧院”和长篇小说连播也都十分精彩。我听了长篇小说《海那边来的人》和四川作家郭嗣芬的《云霓》，听到了流落在美国乡下的中国留学生的朋友对他说的这句话：“祖国有如慈母，随时张开臂膀拥抱她从海外归来的儿女们。”我听了以后大哭，我的祖国，我的大陆，什么时候才能张开臂膀唤我回去呢？《云霓》里男女主人公在家国之乱中发生的缠绵哀思的故事十分动人，这本书后来拍成电影了，主题歌《望白云》中的一些句子至今还深深留在我的脑海：

“望白云，你有多少愁？望白云，你有多少忧？流水流不尽，寂寞藏心头，故乡望不见，只是一场梦。遮住了欢笑……”

在那些年代，各海外电台传送的台湾同胞，海外中国同胞思念家乡，哀我中华的情思深深引起我心底的共鸣，给了我希望和在苦难中还能生活下去了的力量。我在台湾，美，英，德，澳各国中文台波段上都用红笔划上了记号，如果哪一天要把这台小收音机送到台湾华侨博物馆（如果有这样的博物馆的话）作为纪念保存起来，也是很有意义的。那些年来，台湾广播所宣传的中华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都远远胜于大陆。我没有想到，今天陈水扁，吕秀莲这些台湾的新贵们却绞尽脑汁要把台湾和中国分割开来，连自己是中国人也不承认了。

英国BBC的广播节目简练，词语精当，中文文字水平高极了，而且播音员都持着中国人的民族尊严，常常在播出有伤中国的内容后，播音者再用自己的话纠偏。还有《美国之音》伦敦特邀记者陈真，真是个文章大高手，对事件的报导诙谐而入木三分，虽然国语说的不太如人意，我三十几年来听各种中文广播还没有发现那位广播记者的水平有出其右者。我最欣赏的是新开播的《德国之声》的汉语广播，因为它的报导和评论都客观公正，勇敢体现了德国人的严肃和科学态度。当时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国力正是如日中天，在地球各方处处咄咄逼人，除《美国之音》外，许多外国电台对它的各种无理行径都噤若寒蝉，而中国电台虽也在大叫大嚷地“反修反霸”却说不出什么道理。只有《德国之声》，对它东方强邻的不义之行能够及时报导，深刻揭露，勇敢批判。在苏联领导人不止一次发出我们要让联邦德国知道，作为一个国家它是否能存在下去的赤裸裸威胁时，这需要多大勇气，冒多大风险。最难能可贵的是《德国之声》能勇敢地批判自己国家的过去，一次次批判它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特别二战时希特勒的反人类罪行。还用讲座的方式把明代以来的中德关系历史报导出来，诚恳检讨侵略中国和二次大战期间同日本结盟，危害中华民族利益的各种历史错误。德意志民族是一个负责任的民族，德意志国家是一个对世界负责的国家。反观日本，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来，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来，日本鬼子对中国人民犯下的各种滔天罪行比希特勒法西斯在欧洲干的要超出十倍百倍。南京大屠杀，海南岛20万人的血债，细菌战，沈阳，大连，抚顺，大同各地屠杀中国人民的万人坑，日本政府却从未公开承认过自己的罪行，向中国人民陪过罪，更不用说赔偿了。

听“美国之音”三十年如一日，成了我们的日课。当时正值中国“文革”大混乱的时期，政局不稳，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中苏敌对到了最可怕的程度，“美国之音”的评论员常常忧心忡忡地评论说：“如果毛泽东江青的野心不加收敛，中国的政局会进一步混乱下去，经济上和军事上的中苏对比差距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对中国不利。”美国人聪明灵巧地乘机拉了中国一把，中美修好合作成了后来苏联解体的重要外部因素。长达四年的流放岁月，我没有遇到过一件高兴事，只有“美国之音”详细报导了两次外国改变，使我兴奋不已：它们是智利和孟加拉的政变。1971年还在阿拉木图时看到苏联人兴高采烈，竞相议论，说智利的阿连德当了总统，马克思主义在拉美有了根据地。我悲伤智利老百姓又该遭难了。两三年后，听到皮诺切特将军发动政变，把阿连德政权推翻了，使我高兴。想不到的是中国政府的立场居然和我一样，承认皮诺切特政府，皮诺切特也投桃报李，在毛泽东生日的前一个月就给他发出了热情洋溢的贺电。苏联，蒙古各国汉语台便大讽刺，嘲笑。在阿拉木图坐牢时，正值孟加拉独立战争，审讯我时，预审官给我一本苏联时事画报：大街上到处是妇女、平民的死尸。他指着画片对我说：“这都是你们中国帮助巴基斯坦独裁者皮雅哈克将军干的。”不久印度出兵了，拉赫曼投靠苏联和印度，印度大军肢解了巴基斯坦，把拉赫曼扶上了台，苏联军舰开进吉大港，帮拉赫曼扫雷。我又一次感到悲伤，苏联在中国西南部又占据了一个包围中国的大据点。不久印度又乘中国文革，无力顾及境外之际，并吞了喜马拉雅山的文明小国锡金，锡金大公出逃美国。我感到更大的悲伤，印度扩大了对我国西藏的包围。我真不明白，我国在我固有领土西藏行使主权，美国和西方各国说三道四，扶持达赖，帮助印度包庇下的西藏流亡之伪政权，人为地制造了西藏问题，对印度一次次赤裸裸的对外侵略并吞锡金，肢解巴基斯坦，却不闻不问，还暗中帮忙，公理何在？

印度新德里电台每天有半小时的汉语广播，广播员连汉话都说的结巴，是所有外国汉语台中最没有水平的，大概也代表着“印度当时的水平”，莫斯科的汉语台水平也只稍胜一筹，大概翻译和播音员都是一些半文盲，只有本事泼妇骂街般地骂中国。他们把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播成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和吐温，把中国古典名曲《阳春白雪》讲成暖和的春天和雪，叫人听了不禁捧腹大笑。后来我和刘立中把各主要外国中文电台按中文的语言文学水平排了一个队，英国BBC是冠军，接着是“美国之音“，澳洲电台，德国之声，中国大陆，台湾，日本NHK，莫斯科和蒙古电台押后，印度电台垫底。当时还没有法国的中文广播，90年代开播了，起初喜欢自吹自播，不时损害中国人的民族感情，还在新书介绍里出现了《上海法租界》一书的介绍，炫耀它的侵华历史。法国也是个自不量力的国家。我听了几次后，很生气，1995年曾用国际邮件给它寄去了两首打油诗：“世事扰扰令人惊，矮子偏充长子身，自家房顶不打扫，反笑他人雪里行。”“大战胜利五十年，中美英苏浴血战；纵有总理凶似虎（指一战后巴黎和会上咆哮全场的法国总理），凯旋门上降旗悬。”

在如此险恶的地方，过着如此卑贱的流放者生活，随时会祸生不测。我不知怎么把那漫长的4年活过来了，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特别是我的前半辈子，离开家门，即入校门，在各级学校之间转来转去，都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生活，很少接触下层社会，对其中一些人的奸猾无信，损人利己，惹是生非，甚至在生死关头出卖朋友的种种，都毫无戒备，所以给牛水出卖了。

刘万瑜和另一个老乡李广讳是两个惹事大王，共同的爱好是找女人。哈里木江，桑布这些人挑动比刘，李还年青也有钱的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与他们两个作对，争风吃醋，打架也就常常不断。李广讳还是个见利必争的人，即使是针头蝇利。只要集体宿舍住的中国人调走了或者跑掉了，留下有衣服他都当自己的财产，理由是“他借了我的钱”。还常常吹嘘他在湖南老家当过生产队的民兵连长，是中共预备党员，只不过晚上上厕所拿了旧信封当手纸，信封上有毛主席像，才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挨不了斗，跑来苏联的。当过大跃进时的民兵连长，难怪品质如此之不令人欣赏。

冬天，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位维吾尔姑娘，长的很漂亮，也会说几句中国话，见了中国人就热情招呼。一天，李广讳在我们住的宿舍请她的客，要刘万瑜作陪。当天烧锅炉是刘万瑜的班，他要和我换班，正中我下怀，好远离他们。下午4点刘李两人买回了肉，鱼和大米，准备宴席，我悄悄烧锅炉去了，但心里忐忑不安，觉得今晚要出事。果然到了晚上10点，陈梓急急忙忙跑来叫我：“老雷，刘万瑜和李广讳叫你快回去，哈里木江带着人把我们的门砸了。找他们打架。”我工作服都没脱，披棉衣跑回去一看，只见房门给砸了，碗碟扔得满地，那个维吾尔姑娘不见了，两三个中国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和刘，李对恃着。我一进门，李广讳马上说：“我去找我仓库的伙伴来帮忙。”刘万瑜说：“我去把管锅炉的小暖工叫来。”丢下了我一个人，一个哈萨克人和一个蒙古人上来扳倒了我，拳头像雨点般落在我身上。我从来没和人打过架，刚开始不知如何招架，后来下了狠心，拼命咬着一个人的手指。有人把我送进了农场医院，醒来后，发现我额角上，上嘴唇和胳膊上都贴着胶布，嘴唇上的伤口至今还清晰地保留着，我打输了。谁知一个星期后，苏联的区警察局，那几个哈萨克局长和副局长却把我关进了牢房。苏联法律规定住宅是不受侵犯的，哈里木江他们破门而入把我打伤，起码得判3年徒刑。刘万瑜去告，没人理，凶手仍逍遥着，还不时来医院向我示威。出院后，刘万瑜提议我们3人一起去警察局告状，一到区上，两个警察就逮着我们押到了局子里，哈萨克副局长一见我们就说：“关他们10天”，理由是别人到我们房子作客却找客人打架，又不经允许离开农场。10天拘役，白天是要干活的，我告诉刘李两人，拒绝干活，警察来拉我们就和他们打，至多不过打死。他两人同意了。每天两顿饭，3个人分一个面包，早餐每人一杯茶，晚餐每人一小勺豌豆汤，每天挨饿。一个星期后我们主动要求出去干活，好在外面买点东西吃。警察带我们到一个木工房，把我们带的钱搜走了。我们先有准备，在鞋底藏有钞票，拿出10卢布请一个俄罗斯小木匠买了一大堆香肠和面包，花了7卢布，剩下的3卢布给小木匠贪污了。出狱时，我问少校局长：“你凭什么把我们关10天？”他回答：“我不知道，是副局长关你们的。”我对他说：“我们中国人总有一天会收拾你们的。”后来那个局长遇到我时说：“上司把副局长调走了。”

在垦荒区，除牧民外，当官的和当警察的几乎全是哈萨克人，但军队和KGB不掌握在他们手里。哈萨克人也最喜欢当警察，不用干活，大街上训几个人就白拿工资，不用动脑子，也不要读书写字。有这样一个训练哈萨克人当警察的笑话：“俄罗斯教官对哈萨克警察说，如果你们在商店里看到顾客抢购某种商品，就要前去劝阻，和和气气地对顾客们说：“同志们，你们不要吵闹，不要打架，排好队，按次序，我们这种商品多得很，保证供应。”后来学员出去实习，在公园里见到几个流氓围着调戏一位姑娘。就上去劝阻，对流氓说：“同志们，你们不要闹，不要抢，我们的姑娘多得很，保证供应。”

坐了10天牢，忍受了无法洗雪的奇耻，也算有收获。同牢的鞑靼囚友告诉我警察局长是个大坏蛋，大贪污犯，向我说了他的贪污故事，相当典型。牢房里有时间思想，我把这个故事编成了一个话报剧，出狱后立即记下来了，原稿尚存，照抄如下：

警察局长，盗马人，失马人

第一幕：警察局长办公室

警员：报告少校同志，那个被人告发了的偷马人请求您的接见。

局长：几个人？

警员：就他一个人，还开着自己的小汽车。

局长：去告诉他，我现在没有时间，叫他中午一点午休时在我家门前等我，你把我的住址告诉他。

警员：是！

第二幕：警察局长家

盗马人手里提着一只大网袋，里面装有4瓶白兰地酒，看见局长走出自己开的吉普车，立即上前向他微笑，鞠躬问好，说：少校同志！您好！

局长：您好，有什么事？

盗马人：少校同志，我请求您帮助我。我可以把这几瓶白兰地送给您吗？

局长：你是傻瓜？在我们家门前就这个样子，进去！

盗马人：我错了，请您原谅。（他们进了警察局长的客厅，盗马人把4瓶白兰地放在小桌下，还递给少校一叠钞票。）

局长（指着沙发）：请坐！

盗马人：谢谢您。首长，您知道我是个奉公守法的老实人。我怎么向您说呢？我和我的朋友在草场上找到了几匹没有主人的马，我们牵走了。却有人告状，污蔑我们偷了马，告到您这儿。我们很害怕。只有衷心、衷心地请您帮助。

局长：马呢？

盗马人：卖给肉联厂了。

局长：什么价？

盗马人：一匹一千卢布，一共4千。

局长：你们一共几个伙伴？

盗马人：3个。局长：那么，那么再给您们增加一个伙伴行不行？

盗马人：行行，太好了（又从口袋掏出一叠钞票递给少校）这是一千卢布，是您的一份。感谢上帝，首长您是我们的朋友了，我真高兴（向局长伸出手）您好，亲爱的朋友！

局长：紧紧闭上你的嘴，没事了，你走吧！

盗马人：再见。

局长：再见。

第3幕：局长办公室，午休后。

警员：报告少校同志，那个丢了马的牧民要来见您。

局长：叫他进来（牧马人进来了，谦恭地向局长脱帽敬礼）

局长，（正颜厉色地）：你找我有什么事？

失马人：报告首长，我负责放牧的马群中丢失了4匹马，我已经找到了盗马贼，早就写报告到您这儿了，好长时间了，我想知道什么时候您处理我的案子。

局长：闭嘴！你倒审问起我来了。我问你，为什么别人的马群里没有丢失马，你的马群一下子丢了四匹，你是如何保护国家的马匹的？

失马人：失马不是我的过错，是别人偷走了。我好不容易找到盗马贼，告到了您这儿，现在就请您按法律执行任务。

局长（拍桌子）：住口！你自己丢了马，倒还赖我们警察局没有执行法律。苏维埃警察局是给你们看守马的吗？我们区有几万匹马，警察局管得过来吗？由于您的失职，国家财产受到了损失，反而侮辱我们苏维埃政权。你才是罪犯，是诬赖苏维埃政权的流氓，再多说一句，我就判你10年徒刑，送你去西伯利亚。（失马人哭了）

局长：赶快滚回去，凑钱给农场赔马，赶快离开我这里，把你的灵魂也带走！我永远不再想见到你，明白了吗？中士！

警员：局长，您？

局长：把这个人给我带走，再也不让他进我的办公室的门！他想到哪里告状就到哪里告去。不管他告到哪儿，我们苏维埃法律都不保护不尽职守的人。

警员：是！（回过头来对失马人说）跟我走！

囚犯朋友说，每到冬天下大雪，警察就到各农场去抓酒鬼，抓罪犯，抓到区上来给各机关的屋顶和大院扫雪。每年判多少人，把多少人送进集中营都是有计划的，完不成计划警察就没有奖金。有了钱，杀了人也可无罪释放；没有钱，喝醉了也是犯罪。我的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告诉我，苏维埃政权已经完全腐朽了，遍地贪官污吏。警察，小偷，骗子和盗匪都是一家人，苏联已经病入膏肓了，别看它外表强大得令别国发抖，骨子里全腐烂了。

坐完牢回到农场，我们锅炉工的活给两个维吾尔人抢走了，只得回到农机站。站长博格刘波夫客气地接待了我们，说：“你们劳动好，真正的中国人我很尊敬，就到我这儿干，哪里也不要去了。”当了10天冤枉囚犯，我也发现了一个真理：在苏联当流亡者就要真正破罐子破摔，别人欺负了你，就和他打架，打伤了养好身体再打，坐牢了出来后再打。此后我和刘万瑜随时在身边准备一根铁棍，只要有人无故欺辱我们，只要有人骂中国人，就拿着铁棍敲过去。苏联最重政治宣传，反华宣传无孔不入，苏联人喜欢骂毛泽东。后来发展到只要有人在我们面前骂毛泽东，我们也和他干仗。有的苏联人奇怪地问我们：“你们如此地热爱你们伟大的领袖，为什么还跑到我们苏联来了呢？“我们回答：“中国的事不能叫外国人管，中国的毛泽东不能叫外国人骂。”苏联从国家到个人，都欺软怕硬，特别是哈萨克人。他凶你更凶，首先软下来的必定是他们。以后，不管是警察还是苏联流氓都不太找我们的麻烦了，而新疆来的民族同胞对我们的无端挑衅却没有大改变。

80年代末。我回国探亲时买了不少金庸大师的武侠小说，爱上了，读《鹿鼎记》时，发现韦小宝对付罗刹鬼的办法原来金大侠总结出来了：“这些蛮横之辈欺善怕恶，眼见对方更蛮更恶，便只有乖乖地投降了。”针锋相对，以蛮制蛮。不过话也得说回来，苏联人的平均教育水平高，一般人都中学毕业，官员们都上过大学，面子上的文明还是要保持的。苏联共产党天天对外宣传它的共产主义人道主义，不愿意在外国人面前太撕破脸皮，不象中国的“反右”“大跃进”“文革”中共对阶级敌人那样绝对凶狠，那样毫无顾忌。出狱不久，州KGB来人通知农场供销社：要保证对中国人的大米供应。我们每天早上8点日出而作，下午三点日落而息，星期天休息。苏联实行5天工作制，农场6天，所以每天只工作7小时。下班归来，第一件事是打开收音机，然后开煤气炉炒菜做饭，吃得不错。草原上蘑菇生长得十分茂盛，只有不是大雪覆盖，什么时候都拾得到，出农场半公里，半小时就可拾得一大筐。肉炒新鲜蘑菇，闻到香气就诱人了。我们好好过了蘑菇瘾，也过了大米饭瘾。在新疆10年，完全没有大米供应，在阿拉木图时吃食堂，以后坐牢，都很少吃大米。我是湖南人，是洞庭湖边的大米把我养大的，大米几乎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现在，在不出产大米的寒冷北方，农场商店随时有大米卖，，很能说明当时苏联还是富裕的。苏联人除伊斯兰教民族外，斯拉夫人，摩尔多瓦人和日耳曼人都爱吃猪肉，特别是腌肥肉和熏猪肉。喂猪的饲料全是小麦，家家养有大肥猪。他们还没有学会吃猪下水，宰猪取肉后，把下水挖个坑埋掉，我们教给他们下水的吃法，一些邻居或同事宰猪时把下水送给我们。刘万瑜很会清理肚肠，冲洗干净，用苏打水一泡，再洗净，做粉蒸肥肠或洋葱炒猪肚，都是美味。几盘自炒的佳肴，三杯伏特加一下肚，一时也把忧愁和烦恼忘掉了。

一次进城，一位老华侨、李广讳的第一个岳父送了我8张中国古典音乐唱片，《步步高》《彩云追月》《梅花三弄》《良宵》《三谭印月》和《二泉映月》全有，我又买了一个带电唱机的大收音机，晚饭后床上一躺，被熟悉而喜爱的中国古典乐曲带入梦境，带回了遥远的故国，故乡。我想，我祖宗真是积了德，使我一次次逃出鬼门关，流放到了西伯利亚，还能自得其乐地活着。于右任老大爷在台湾写诗“悲莫悲兮国分裂”，应该加上一句“痛莫痛兮人别离”。我几乎夜夜做梦，梦境几乎只有两样，要么是我在中国弯腰折背挨斗争，要么就是我和亲人团聚。团聚总要被恶霸打散。我非常想念我的祖父，爸爸妈妈和弟妹们。

我是祖父最钟爱的孙子，1960年祖母饿死，80岁的祖父孤苦伶仃地生活着，我想哪怕我能在他面前尽一日之承欢也好。我祖父不识字，可最勤劳，最智慧，是最有开拓精神的老一辈中国农民，是老家远近几十公里最了不起的开发功臣。祖父的爸爸，我的曾祖父是个纨绔子弟，在他父祖两代有功名的先辈先后去世后，还是积习不改，三拳打死了下乡收税的衙役。一场人命官司下来，我们雷家长房由巨富变成了赤贫。曾祖母是出身官宦家的小姐，家道中落后忍饥耐寒，把祖父带大了。当时家里一块稻田都没有，祖父7岁就上山开荒种杂粮，13岁独身出外做生意，跑湖北沙市到邻县，长途贩卖食盐。那时我们湖南不出盐（谁也不知道我们脚下就有一个江南最大的澧县盐矿，60年代才发现），吃的大部分是川盐，盐船从长江顺流而下通过沙市，再批发到湘西，鄂南各地。祖父曾经对我津津乐道过他少年时代的一次奇遇：有次在沙市一家酒楼上吃牛肉大面，上来一个满面红光的老者，长着一付其长及胸的浓密的白胡子。祖父想，胡子把嘴巴全遮住了，如何吃饭呢？一时童心大起，叫酒保端来几盘菜肴，一大碗牛肉面和一壶酒，请白须老人吃饭。老人没有拒绝，坐下后从怀中掏出一个锦缎盒子，从盒子取出了一对金钩，掛在耳朵上，再从唇中央把长须分开用金钩掛在两边，之后很方便地把牛肉面吃光了。分手时，他对我祖父说：“后生家，不管你在哪里行道，遇到劫道的就高喊‘金钩李胡子’，马上会免灾。”那时从沙市到石门是山道，一路上“替天行道者”不少，我祖父有了这位无形的保镖—金钩李胡子，再没有出过一次事。做生意赚了些钱，回家全力开发小农场，低价买下了长达1公里的蔡家湾两边的土地，雇了几个短工，自己带头，除去杂木杂草，把沙质的土地翻挖过一遍，在山岭上种上松树，陡坡种上樟树和杉树，缓坡上种油桐，油茶和乌桕树，住房后面和两侧种竹子，房前种芭蕉和天竺，园子里种上桔，桃，李，杏各种果树。三年桐子九年橙，到我父亲成人后，建起了榨油厂，榨桐油、茶油和乌桕油，方圆几里的人家也都来我家的油厂榨油。日本鬼子投降后，美国大量进口中国桐油，生意兴旺，日进斗金。共产党来了，榨油厂被征收。1958年北京一声令下，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爷爷几十年辛辛苦苦种下的树和家乡郁郁葱葱的树林一样，和全中国大部分森林一样被砍光了，烧光了。1963年，我家乡全公社一年的桐油产量还抵不上我家原来一年的产量。我父亲上过民国初年旧制4年的中学，古文程度比我高，字也比我写得好，没毕业就回家经营榨油厂。30年代抗战军兴，父亲到县上接受了抗日自卫军的训练，二叔投笔从戎上了中央军校。记得1942年常德保卫战，祖父捐出一袋袁大头和孙中山头像的银元作军费。国民军死守常德，一个师打得只剩下20几人，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要用军法严惩师长。我父亲拿着请愿书到处请人签名，上书中央挽救师长的性命。母亲出身石门县显赫的唐氏家族，嫁到我家后成为贤惠的媳妇，服侍我雷家祖孙6代人。他们都是勤劳而善良的人，乐善好施。1949年前我们湾里也有两三家穷乡亲，是我母亲救助，没有一家挨过饿。每到旧历新年，从湖北过来和山上下来的苗人讨年饭，我母亲都用大块的肉和豆腐，一大碗一大碗的白米和炒米花打发他们。1952年土改，我祖父被划成为地主，民兵把他绳索捆绑，在他的谷仓里关了一个多月。文革伊始，父亲成了全公社斗争的重点，捆绑着跪木柴，跪瓷片，我两个教书的弟弟也押送回家“监督劳动。1968年我偷偷回家跟着他们吃红薯，悄悄流眼泪。几个侄儿侄女有4个已经分别3岁，4岁了，对我十分亲热，白天晚上跟着大伯不分开。特别是大侄子昌俊（小名金平）长得十分像我，也十分亲近我，一次病了，在弟媳的怀抱里要大伯陪他。现在，他们活得好吗？我还能见到他们吗？1972年一个晚上我做梦上牙全掉了，掉牙是亲人去世的凶兆，果然后来得知祖父在这年去世了。我还经常梦见青年时代的女友小吴，一位聪明而能干的锡伯族姑娘，我们相爱了3年。“文革”前我们建立家庭已初具规模，只等她中专一毕业就结婚，她给我的信上写下了”生是雷家人，死是雷家媳“的誓言。文革开始后，专整我的那个中共县委书记宋植就一次次跑到伊宁市强迫她和我分手。不久她另嫁他人了，我没有抱怨她，她一个弱女子无法承受比天山还沉重的压力。在异国土地下，这段年青的纯真的爱情使我回味无穷。60多岁以后，老大思乡思故人，我梦见她的次数更多。

在金田村我也交了几位好朋友，常到他们家里避难，除站长博格刘波夫外，还有一位波兰人波勒科夫斯基。他50多岁了，是斯大林屠杀一万多名波兰军官的“卡亭事件”中的幸存者，参加苏联红军后，同德军作战勇敢，一直升到上尉，打到易北河边。他回忆往事说易北河苏军和美军会师场面极其热烈，大家拥抱在一起。美国士兵把他军服上的扣子都摘光了，拿去当纪念品。但大家友好相处只有一个星期，上头下命令建起隔离带，再不让苏军官兵和美国人接近了。他说他们部队解放了一个法西斯的集中营，关的都是法国女囚。苏军把集中营一打开，成百上千的法国女人就涌出集中营，到田野上抓青蛙，做蛙肉饼吃，她们俄得太厉害了，我才第一次知道了法国人和中国人一样，也是吃青蛙肉的。每逢节日，他都叫妻子宰一只大肥鸭，请我去喝酒。场部的两家德国人家庭对我们也十分友好，我们出了事就来帮忙，一位开拖拉机的德国朋友还想把他的妹子嫁给我。柯吉达夫是集中流放德国人和波兰人的地方，有几个波兰农场和德国农场。德波两大民族的素质，一比之下泾渭分明。德国农场当官的不贪污，农工不偷盗。农场规划得十分科学，屋宇整齐，绿树成荫，鲜花遍地，比城市还漂亮，农民的收入也是州里最高的。波兰农场则是上下一齐偷，破烂不堪。60年代后，波兰人在领护照时把自己登记成俄罗斯族，全变成俄罗斯人了。1974年农场修办公大楼，建筑队是德国人组成的，干活讲质量，效率也高，队员们和我们住在一个集体宿舍，下班后常来找我们谈天。当年夏天，德国人在柯吉达夫和蜀琴斯克两个城市游行示威，要求恢复被废除了的日耳曼自治共和国，被镇压了，领头的都失了踪。我们的德国邻居们谈起这件事都一个个义愤填膺，有的还摩拳擦掌地说：“我真想去和他们干一场！”不久德国建筑队就解散了。不过，对德国人的游行和要求，苏联其他民族的居民并不同情。二次大战后，苏联对德国人的积怨太深，即使苏联政府向德国索取了巨额的战争赔款。日本人在中国造下的罪孽比德国人在苏联造下的要超过一万倍，日本却没有给中国赔偿，要中国人对日本友好，办得到吗？

还有两三个小青年也常来找我玩，两个是俄罗斯族，一个哈萨克族，包括村苏维埃主席（村长）的儿子，都是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在农场就业的。他们爱好文学，也喜欢杂学，看我懂得多，便常来找我问东问西，也一起喝酒，给我讲一些苏联政治笑话，后来都分别服兵役去了。一位俄罗斯青年上了士官学校，哈萨克青年则派到苏联在捷克的佔领军中。哈族的那位在信上说：“捷克人扯蛋的很，官长都不放我们出军营。节日来了，回想我们一起喝酒谈笑多么快乐，现在你们过节，我却给关在营房里。”一次喝酒，他悄悄告诉我说：州KGB的一个哈族上尉每个月都要到农场，每次吃住在他家，给他父亲说：“阿列克是个很有头脑，知识渊博的中国人，对我们苏联十分危险，有一天我们要杀死他。”看来，他和我接近也是带有任务的。但他是一个正直，诚实的青年，心地也好，没有对我做过坏事。

他们说过这样一些笑话：

一个美国人说：“我有两个农场，一个别墅。”一个英国人说，我有一个农场，两个别墅。“一个苏联人说：“我有一把铁锹，供3个农场用。“

经济部门的两个职员上班时相互报导新闻，一个对一个说：“听说明年不给长官发羊羔皮帽子了。因为经济学家长期研究后得出结论：把一只羊的皮子剥下来套在另一只羊的身上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

一头大熊坐在小刺猬身上，把刺猬压死了，自己的屁股也给刺痛了。熊说：“没关系，虽然我的屁股刺痛了，我还是很欣赏从下面来的批评，特别是批评者被我整死了之后。”

区党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员到疯人院作政治报告，大谈苏共的英明领导和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听完报告后疯人都鼓掌叫好。只有一个人静静坐着，动都不动。报告员问他：“你为什么不鼓掌？”他回答说：“我不是疯子，我是疯人院里的电工。”

几个朋友集会在一起，互相询问生活状况。一个说：“像住在轮船上，前面是茫茫大海，看不到目的地，还不断呕吐，但是也在前进。”一个说：“象红场上列宁墓里的列宁一样，不能吃，不能动，却也没有给埋掉。”一个说：“象树林里橡树掉下的橡子一样，周围都是木头人，每一只猪都想来把我吃掉。”一个说：“像土豆一样，冬天没吃完剩下的，春天又埋到地里去了。”一个说：“像印第安人一样，身子光光的，上头却有一个领袖。”一个说：“像衣服的扣子一样，早上一起来就把它扣起来。”一个把大家的生活做了总结，说：“我们的生活就像恐怖电影一样，越往下越可怕。”

阿塞拜疆和阿尔明尼亚两个共和国境内发生民族冲突，两国领导人去请求斯大林解决。斯大林说：“给你们建立一个共同的首都，不在巴库，不在埃里温，而是在马加丹（马加丹是苏联北极地区最大的劳改营地，在那里被折磨死掉的人达60万。）

课堂上教授问学生：“如果在非洲撒哈拉大沙漠建设社会主义，会得到什么结果？”一个学生回答：“结果是，先给老百姓发票证领沙子，用不了多少年，沙子就会发光，撒哈拉大沙漠也就消失了。”

某国营农场一头母猪下了一头小猪，党委书记听后发愁了：只下了一头小猪，太少了，怎么向上级交代呢？不过下了总比没下强。想了想，汇报区委会说母猪下了5只小猪。区委会汇报州委会母猪下了7头小猪。州委会汇报农业部，下了12头小猪。农业部汇报党中央，母猪下了15头小猪。党中央最后给勃列日涅夫汇报母猪下了20头小猪。勃列日涅夫听了很高兴地下命令：“3头小猪送给列宁格勒市的工人，3头小猪留在英雄城莫斯科，5头出口，5头援助非洲人民，剩下的送到军队食品仓库给冻起来。”

一个楚克齐人站在白令海峡西岸向东高喊：“美国人，你们的钱不够使吗？”对岸的美国人听后反问：“你问这个问题干什么？“楚克齐人回答：”那么，为什么你们在买阿拉斯加时不把楚克齐也一起买走呢？”

我也交了两位俄罗斯女朋友，都叫刘达。小刘达是邻场“共青团农场”中学的数学教员，大刘达是建筑队的油漆工。我们刚到金田村不久，我到区上拔牙，天下着大雨，拔完后在路边等便车，过路的车一辆也不停，直到我们农场的一辆卡车见到我这个中国人后停下了，一位俄罗斯姑娘，也急急忙忙赶来，和我一同上了车。后来我知道，凡是中国人拦车，只要是金田村的司机，就会把你带上，是上司吩咐了的：把中国人放在监管地外不放心。姑娘说她师范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共青团农场中学里教数学，家在区中心附近的一个农场，隔几个星期就回家一趟。共青团农场是金田村近邻，相距20多公里。车开回场部。大雨还下个不停，我就请小刘达到我们宿舍休息。刘万瑜一看到我带回来了一位漂亮姑娘，真是天上掉下来个大宝贝，高兴得发了昏，马上烧水给她洗脸洗脚，到商店买回鱼和牛肉罐头，还有伏特加，炒菜招待她。刘的俄语比我说得多，说的好，不停和刘达说笑。介绍自己也当过教员，朋友在中国是作家。雨停后，我和刘送她回去，走了两三公里，碰上便车把她带走了。路上她似乎对我比对刘万瑜有兴趣。快步拉着我走到前面，把刘丢在后面，脱下黑丝绒手套，紧握着我的手。以后她过金田村时，都要来做客。秋收时，站长派我到共青团农场运康拜因零件，见到她带着学生在晒麦场晒麦子，就去看她。她把我带到住处，用啤酒和罐头招待我。他们单身教员住的集体宿舍和我们住的一模一样，两人一间，陈设也很简单。回到打麦场，我看见俄罗斯场长把一个中暑的小学生抱起，开着吉普车送去医院，与我们农场的土著场长依斯马衣诺夫的官气有天上地下之别。依斯马衣诺夫每走出办公室，即使只到相隔几十米的地方，也是前呼后拥一大群人，像皇帝出巡一样。我在他手下干了几年活，见到他几十次，没有一次笑容。和小刘达若断若续地交往半年多，常对我说：“农场生活、苏联生活已经使我厌烦透顶了，真想到外国去，不管是哪个国家，只要不是苏联，谁带我去我就跟谁。”我迷惘了，能带她去中国吗？决定与她分手了。

大刘达是1973年冬修办公室的一位油漆工，30多岁了，胖呼呼的，面目姣好，丈夫在劳改营，一个人住单间宿舍，就在我们宿舍的斜对门。这个女人好吃的很，下班后一闻到我们住室散发出的中国菜肴味就不请自来，不请自吃，非常随便，但守身甚严，刘万瑜几次勾搭他都不成。好几次在夜里，建筑队的男工去敲她的门，都给她骂走了。一天下班后到了我们居室，叫我给她烧盆热水。我烧好热水，她当着我的面宽衣解带，洗过身子后躺在了我的床上。冬天来后，她到区中心一个单位当锅炉工，还领了一处套间住宅，叫我去区上办事一定到她家。几次我到区上就去她家，两人一次能喝光一瓶伏特加。在如此地方我不敢多交朋友，怕麻烦，干扰我听收音机，也花不起钱。

苏联人脸皮厚，一进门就要酒喝，一瓶酒喝不完不会走。中国人去后不久，大家都知道汉人最讲究过春节，每逢春节，中国少数民族同胞就成群结队来给我们拜年，目的是为了喝酒。以后苏联人也闻讯来了，真难招架。还有一次，上面派来一个测量队，住进集体宿舍，领头的是位俄罗斯老头，也上门贺节，向我们介绍了他的经历说：卫国战争前在莫斯科上大学，战争发生后入伍了。他从小仇恨苏维埃政权，队伍一开到战场就向德国人投降，关进了俘虏营，战后被送回国在西伯利亚集中营劳改了几年，当局没发现他投过敌，放出来当了测量工程师。他向我们说了好多苏联的黑暗面，也讲了许多政治笑话。当时离珍宝岛自卫战为时不远，中苏边界争端不时被议论，我谈及俄国和苏联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老头子马上一改常态，站在苏联立场上脸红脖子粗地和我们吵架式地争论。

除春耕秋收两三个月内忙于给各生产队清理，分配机器，秋收完后把康拜因保养一番外，我们主要的活就是拆机器，收集废铁。装牲畜过冬吃的草也是极沉重的劳作。这里一年中有半年是冰封雪冻，牲畜要关在圈里，用干草和饲料喂养。一当秋高草长之际，农场就要打牧草、割草、捆草，装草上车和垒草堆都有专门机器，不过装草机性能不好，一用就坏，只好废弃不用，人工装车。草捆有30公斤，两个人用铁叉举到卡车上，再由上面人装整齐，非常吃力。农工们家家都有奶牛，也要准备草料。我们白天给公家干，晚上就给本单位同事装。农工储草都是半分配半偷窃，必得在晚上进行。春天剪羊毛和装羊毛捆也是累死人的工作。全农场有几万只羊，集中到场部剪毛，打捆和装运。如果在各生产队分散剪毛，大部分就得给偷掉。一捆羊毛80-120公斤，全场几千捆，从卡车卸下来装上火车，都是我们一些单身中国人的活。日夜赶工，晚上两三点钟还得坐卡车赶到60多公里外的火车站卸车装车。指挥这项工作的是农场总畜牧师，俄罗斯人，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吸血鬼。多少年来我们当装卸工加夜班的工资都给他贪掉了。农机站的4个工人还另有一项任务，在公墓给没有亲属的死人挖墓。垦荒区人口的死亡率很高，非正常死亡很多，常常听到，不是某人拼刀子死了，就是某米沙喝酒醉死了，还有翻车砸死的，争女人给人暗杀的，都不把死人当成新闻了。场部和各生产队都有公墓。场部的公墓的坟堆有300多座，而场部人口只有400来人，20年内死了300人。一天中午我正在检修一台康拜因，一位拖拉机手在十米外给拖拉机换轮胎，突然一个大汉跑来给他胸部就是一刀，当场给捅死了。把我们都惊呆了，几个人把凶手掀到在地，他毫不反抗。凶手和死者都是俄罗斯人。凶手是个老囚犯，本农场的居民，大部分生命都是在监狱中度过的，刚出狱又杀人了。原来他在监狱里和同犯打扑克，赌的是人命，谁输了，出狱后得杀死两个人。此次他刚出狱回家，物色了两个对象，一是场部修建队的领班，一是刚被杀死者，都是搬来不久的外来户。杀了一个还剩一个，不过他怕再也没有机会杀第二个了。不久后在农场会堂开审判大会，判了凶手无期徒刑，要送到北极圈内的铀矿去挖铀矿，用不了三五年，铀辐射便会要了他的命。

1973年夏天，KGB把我和刘万瑜又传到阿拉木图，在旅社住了3天。KGB在审理牛水，要我们作证。牛水在1971年到基米尔道夫市，在钢铁厂当钳工，没多久和一个在公共汽车上认识的乌克兰姑娘结了婚，还怀上了娃娃。几个月后又抛弃了妻子，和一个缝纫工俄罗斯寡妇同居。基米尔道夫是哈萨克斯坦最大的钢铁工业中心，产的钢铁比当时的鞍钢还多，离哈最大的工业城市卡拉干达只有30来公里。在卡拉干达他也认识了不少中国人，又把一个老华侨的独身混血女儿当作了未婚妻。他还在当地中国人中发起组织反毛政党，要把已被KGB取缔了的“中国劳动人民革命小组”恢复起来。在我们约定的出走伊朗的前一天即1971年7月21日向KGB基米尔道夫市派驻局告发了我和刘万瑜。KGB的一位少校预审官对我们说：“我们知道刘万瑜在中国坐了十几年牢，雷光汉也是中国文化革命定性了的黑帮分子，都是真正受中国政权迫害的。为什么牛水出主意和你们一起逃伊朗，又来告发你们？为什么他要迫害真正被毛泽东迫害的人？为什么我们不许他在苏联从事政治活动，他却一再组织反毛政党？我们认为他是真正的毛泽东特务，在制造事端，在挑衅，在你们去柯吉达夫的第二天我们就把他逮捕了。你们要和我们合作，向牛水报仇。”我听后一言不发。自从我挨打后又坐牢，决心再不和KGB有任何来往，拒绝回答他们的任何问题。我告诉他们：“你们苏联有法律吗？我被人打伤了，瓦里汉诺夫区警察还抓我去坐了10天牢。我不回答你们提出的任何问题，不管对我，还是牛水，你们就按照自认的法律办好了。“僵持了两天，我被传到KGB办公室，仍是一言不发，一位上校向我施加引诱加威胁，还是这样。他们也软下来了，第二天下午，上校又和我谈话：“你把在柯吉达夫受到的委屈告诉我们，我们一定去处理那些违法者。”还说已经向柯吉达夫打了电话，把那个下命令关我们10天的区副公安局长调走了。第三天上午，我只好向他们陈述了牛水和我们商量出逃伊朗的全部经过，在记录上签了字。签过字后，预审官从抽屉里拿出已备好的火车票把我们送上了返回柯吉达夫的火车。到了这年冬天12月，又把我们传到阿拉木图，是坐飞机去的。在阿拉木图住进阿拉道乌旅社，大吃一惊，第一层和第二层全住上了中国人，不下200人，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许多还是我们金田村的维吾尔和哈萨克。听有人说凡是“文革”中从阿勒泰地区逃苏的都传来了。牛水是从阿勒泰跑过来的，大概是要判他。第二天上午10点，小汽车把我和刘万瑜拉到一处戒备森严军事机关，我一读大门边的门牌，写的是“中亚军区军事法庭”。上到二楼，只见审判厅外过道上坐满了各式各样的中国人和苏联人，还有三个年青女人，就是牛水在不到一年中找的两个妻子和一个未婚妻。一位军官来向我们宣布：“现在中亚军区军事法庭审判牛水，你们都是证人。军事审判官向你们提出什么问题你们就回答什么。”还特别对我和刘万瑜说：“你们回答完问题后可以向牛水提出问题，叫他当场回答。”把我传进去后，中校法官问过我以后又问我有没有问题问牛水，我问牛水道：“我们出逃前是对着祖国宣了誓的，誓书上写谁背叛了，就要用他的血来偿还他的罪。你现在还记得吗？”牛水听了冷笑了一下，没有回答。他坐在被告席上，穿了一套黑色西服，面色苍白，法庭最后以中国间谍罪判了他14年。1982年我已经定居塔拉斯市了，KGB还派人来找我复查牛水的案情。几年后牛水给我来了信，说他被无罪释放了，安排在哈巴洛夫市生活，加入了苏籍，也结了婚，妻子是波兰女人。90年代以后，他曾多次给我打长途电话，说在伯力开了一家远东国际木材公司，和中国做木材生意，每年可赚100多万美元，在武汉买了一家大家具厂，成了大款了。还在阿拉木图找了个外室，生了一个女儿。牛水不是中国派苏间谍，却被KGB派到中国活动过，当过苏联间谍。他的话动能力强，认识的俄国官场人士多，发大财了，变成了回国投资的“爱国华侨”，成了中国政府的座上客。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1973年夏天，我又完成了一次我流亡生活中的壮举。大概在7月份，农场警察特派员把刘万瑜和我，还有朱雪琅、朱生福4人用卡车装到了区警察局接见室，一个人先把我带走，进了一间大房子，中间大办公桌上铺着红色金丝绒布，摆了咖啡和糖果。桌子边坐着4个人：警察局长，KGB区特派员，一个俄罗斯译员和一个年青的阿尔明尼亚模样的人。我一进去，他们全都客气地站起来，一个个与我握手，招呼我坐下喝咖啡，译员先发言:“雷同志，我们知道你是爱国的，你现在虽然逃到苏联来了，我们还想给你一个帮助中国人的机会，你接不接受这个机会呢?” 我回答说:“那要看是什么样的机会。” 他说:“我们要拍一部电影，是揭发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的，要叫你在电影中出现，发表一个反毛声明，你不会反对把?”听后我脑子一闪，几秒钟内就想全了应付的办法.立即回答：“很对不起，我不能在这样的电影里出现，更不能发表任何公开的政治声明。”四个人一下惊得跳起来，问我原因，我回答说：“我在中国还生活着父母兄弟，如果我在你们的电影里发表反华声明，他们不就都完蛋了吗？”在以上对话中我都说俄语。阿尔明尼人模样的人听了笑了一下说：“雷同志！你放心，我们苏联的电影技术很高明，完全可以把改变你在电影里的模样和声音。”我说：“既然样子和声音都可以改变，你们可以找任何一个别的人中国人来。”KGB特派员又说：“我们需要你，因为你毕业于北京大学，当过教员，是有身份的人，你说的话影响力要大一些。”听后我也不管处境危险，哈哈大笑说：“一方面又要我的身份，一方面又说改变我的模样和声音，你们不是又在编织骗局吧？”几个人还是不放手，纠缠了两个多小时，有时和颜劝说，有时厉色吓唬，反正我不上圈套。他们不耐烦了，警察局长火了：“你不和我们合作，我们要把你关进监狱。”我回答：“枪毙也没关系！”译员说：“就是，我们可以枪毙你。”局长叫来一名警察，带我从另一个门走出去，在门边我听到译员打电话向上级汇报：“他也拒绝了。”可知他们找了好多中国人，拒绝的不只我一个。警察带着我从警察局后面出来，进了我被关押过的看守所，打开一间牢房推我进去，关了起来。我一想又得受牢狱之灾了，枪毙是不会的，大概得走北极圈。想不到一个多小时后，警察打开门，叫我立刻回金田村，大概他们是担心我向刘万瑜等三个人通风报信吧。天色傍晚，我走到镇子西边通金田村的公路边等车，几分钟后刘万瑜也来了，告诉我说两朱比他先传进去，他是最后一个进去的，只说了一句话：“你们知道我是个反共人士，我和你们走的不是一条路。”第二天上午，二朱回家了，朱雪琅大吹他在电影里谈了哪些问题，朱生福则生气地说，他们骗人，原来答应拍完电影后送他们到餐厅吃饭，到旅社睡觉。结果拍完了把他们带到一所学校的学生宿舍住下，一个人给了3个冷的烤包子。学校放假了，床上连被子也没有，冻了一夜也饿了一夜。朱雪琅还告诉我：“朱生福看到拍电影时没有你们两个人，对我说，他们真行！”这部电影后来在电影院和电视上都上映了，片名叫《恐怖的长城》，里面有朱雪琅，也有朱生福。拒绝拍反华电影，在我和刘万瑜面前，KGB受到了个小小的挫折，接着便会对我们有更大的报复。我们的两年流放期在三月份就该结束了，他们有了新的口实，把流放期延长了快一倍，让我们在金田村多待了一年半还多，作为对我们的惩罚。

1974年相对平静，前几次新疆少数民族找我们打架，我们勇敢抵抗，毫不输志，打出了威风，他们也不敢再多招惹我们了。特别是一位在中国当过翻译，汉语说得十分流利的哈萨克同胞名叫土尔逊的，在生产队娶了个十分漂亮的本地哈萨克姑娘，是个小学教员。一天来到他朋友家做客，他朋友还请了警察特派员、我和别的一些哈萨族同胞，喝了点酒。警察特派员借酒装疯要调戏土尔逊的老婆。我立即把他老婆护送到我的房间保护起来。事情过后，哈族同胞对我刮目相看，哈里木江之流也收敛多了。

秋天，KGB把李广讳调离金田村安置在塔拉斯市定居。他多年来在柯克达夫市“住院”，住出了成效。他一走，我们的精神负担大大减轻，不再为他的安全担心了。时轮转到1975年，金田村一年到头给我们中国人忍受的彻骨严寒突然放暖和了一些。年初，KGB柯吉达夫州特派局局长，一个俄罗斯大个子上校和州内务部局长即州警察局局长、一个哈萨克族麻子中校来金田村视察，找中国人开了座谈会，回答了我们一些问题。解决了我们一些生活上的困难。不久，农场厂长换了人，新厂长也是哈萨克人，官气要比他前任依斯马依诺夫小得多，也找中国人开了个座谈话，说：“你们也是人，我们要和对待苏联人一样来对待你们。”“你们也是人”这句话对我来说真中锥心刺骨，原来，苏联当局把中国逃亡者就没有算做人哪！农场当局改善了我们的居住条件，宿舍全部油漆粉刷了，每间房都运来了一套油漆闪光的新式家具，包括大衣橱，床，桌子和椅子。5月，我在卡拉干达的好朋友刘芒也获准远道来看我。刘是广东合浦人，后来划到了广西省。他出身贫苦。十来岁便在皮鞋作坊当学徒，做得一手好皮鞋，师傅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只有13岁时师傅便带他参加了东江纵队，当小交通员，解放后当了供销社的干部。他嘴巴说话没遮拦，1957年下放当农民后自流到新疆，1962年跑来苏联。

7月，轮到我们休假，农场警察通知我们，休假时可以申请签证到哈萨克斯坦任何一个城市旅游，此种宽大是我们从来没有得到过的。我和刘万瑜先到区警察局领了新的无国籍护照，他们在护照上给盖上了准许到阿拉木图，卡拉干达各城市短期居留的签章。我们钱原是合在一起的，刘万瑜不愿和我一起行动，怕我拘束他的放荡生活，拿走了存款的三分之二，去了塔拉斯市和卡拉干达市。我拿了剩下的三分之一，去了阿拉木图与刘立中团聚，只在阿拉木图立中兄家住了一个星期，把他找来的一本清代学者俞正燮写的《癸巳类稿》借到手，就回来了，读了一遍，想多干点活，挣些钱，冬天再好好休息一下。刘万瑜却在卡拉干达玩了一个多月，还迟迟不归。我给刘芒写信，才把他催了回来。回来后，离开了农机站，同一个鞑靼工人去干打火墙的活，与我分开了，只晚上回房子睡觉。十月初一个晚上，他突然告诉我又要冒险越境，路线也计划好了，先坐火车到巴库，然后经阿尔明尼亚首都埃里温，偷越阿土边界到土耳其。我只回答说：“一切要小心。如果能到台湾，请告诉我在台湾的亲戚，把我弄出苏联。”我把全部剩款300多卢布和徐英斌送给我的一件非常摩登的捷克短大衣给了他。

第二天天一亮，一个俄罗斯朋友开着摩托车把他送走了，我回房后大哭了一场。只隔两三天，一名警察大尉和一名KGB中尉来到宿舍向中国人询问刘万瑜的下落。警察大尉问到了我，KGB中尉对他说：“你别问他，反正他知道了也不会告诉你。”他是吃过我闭门羹的。他专管金田村的中国人，每个月都要来农场一两次，见到中国人就训斥一番。一次又到我的住房教训我，当时我正在帮李广讳和桑布吵架以后的火头上，打断了他的话向他大骂：“你凭什么一次次教训我？你知道吗，我们中国人有5000年文明。我们有了人类文明后，你们还是猴子呢！猴子有资格教训人吗？”打开房门撵他走。出门时他气汹汹说：“等着瞧吧！”以后见了他我从不和他打招呼，有时他见到我主动伸手出来，我要先戴上手套，才把手伸过去（即使夏天，我的口袋里也装着工作手套）。1975年10月，少校撒沙从阿拉木图来了，通知我已把我和刘万瑜的“有条件自由”解除了，让我们到江布尔州定居。对于金田村中国人来说，能够这样本是最盼望的好消息，我却没有一点兴奋的感觉，不由自主地回答少校说：“在苏联生活，哪里都一样，我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了。”他说：“南方总比北方暖和。”朋友们都设宴给我送别。12号，我离开了生活近4年的金田村，到柯吉达夫市后乘火车来到江布尔。

1976年，集中在金田村的全部汉族和回族中国人都转到哈萨克斯坦最暖和的南部边区——齐木肯特州的“日出”农场了。

第四章 定居塔拉斯，重为中国民

在中苏交恶中的新老华人（形形色色的中国人之五）

1975年10月15日正好是我40岁的生日，我来到塔拉斯（江布尔）市，看来，我的后半辈子将要与这块土地融在一起了，又认识了好些形形色色的中国人。KGB原来要把我发配到离城61公里的哈巴耶夫农场，也是一个集中中国少数民族逃民的地方。到塔拉斯后，李广讳介绍我认识了柳松寿、李玉霞夫妇。柳的女儿加尼亚俄文文笔很好，给我写了一份要求不去哈巴耶夫农场的很恳切的俄文申请书。我在州委书记接待室见到了州委第三书记，一个中年哈萨克女人，听了我的请求，看了申请书，答应帮助我。三天后，州公安局就通知我说已批准我定居在市内，在我的护照上盖上了在市区登记户口的户口章。

塔拉斯原名江布尔，是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江布尔州首府，为纪念哈族歌手江布尔命名，1996年改成塔拉斯市，是中亚最古老的城市，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大驿站，是中国人首先把它记载在史书上的。公元2000年也是它建城2000年纪念，哈萨克斯坦政府在一年多前就在准备大庆祝了。城在塔拉斯河中游，东有伊犁河和楚河，西有阿姆河，南部是天山，天山雪水源源而下，灌溉着草原，土地十分肥美，是一代代中亚小王国争夺的地方。塔拉斯是自古即有的河名和城市名，《汉书》译称都赖，唐代史书称怛罗斯。张骞通西域，玄奘法师印度取经都曾经过此地。公元751年，唐玄宗的高丽名将高仙芝率领3万唐军与大食（阿拉伯）军队在此决战，唐军几乎全军覆没，从此中国势力就很难再往西发展了。许多俘虏被抓到了大马土革，其中有造纸工匠，把中国的造纸术传到了西方。俘虏中有一位名叫杜环的，历尽千难万险从大马土革经海路回到了祖国，写了《经行记》一书，记载了这段历史。12世纪时，塔拉斯属于我国契丹族建立的西辽王朝，以后属于蒙古帝国的汗国，直到19世纪初期，清朝政府还在江布尔地区收过税。突厥语把政府称“衙门”，直接借用了汉语，哈萨克语又把衙门称做江布尔，可见，塔拉斯和中国的渊源极深。听说这里不管是基建或考古挖掘，只要能挖到古物，就有中国文物。不过这种文物从来不在博物馆里出现，苏联和它的后继者要割断中亚与中国的一切联系。60年代，附近的卡拉道乌和让拉塔斯两地发现了苏联最大的磷矿，成了苏联共产主义建设工程的重点，徐英斌曾在卡拉道乌干过两年。计划要在江布尔和卡拉道乌两地间兴建10个大化工厂，苏联解体前已在塔拉斯市西郊建成了3个，规模都很大，工人接近10万，生产磷肥，黄磷和炸药。工厂同时也是劳改营，有成万的服刑犯人在里面干活，鱼龙混杂。江布尔居民很复杂，社会秩序也很混乱，驻军也多，市区到处都是军营和监狱，KGB和警察局的力量都很强，两个机构的办公楼都是5层大楼。一些在解除集中监管后当局还不十分放心的中国人和另一些被KGB利用的中国人都安置到了江布尔。

在哈萨克斯坦，中国居民较多的城市有4个：卡拉干达，阿拉木图，塔拉斯和齐木首特。据说塔拉斯城里和郊区住的汉族人和有汉族血统的混血人超过千人，但户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华侨只有十几家。“文革”中逃过来的中国人包括大人、小孩共23人，先后建立了10个家庭。在中国人中有两道大鸿沟，第一道存在于贫富之间。1962年以前来的人或靠自己能干或者是享受特殊待遇，有挣钱的职业，住的时间长，组成了富翁阶层，来往密切，子女相互嫁娶，看不起我们这些新来的同胞，害怕我们穷，会沾他们的光，鄙视我们还受着KGB的监管，更不愿意我们知道他们不能为人所知的身份。这道鸿沟是被人为地划出来的，带头的是下面将要写到的方丽夫妇。第二道鸿沟存在于华侨与外籍华人之间，带有感情色彩。华侨一般在感情上亲中国，处处以中国人自居，后者就大都忠于所入籍国家了，交谈时常出现“我们中国，你们苏联”这样的词汇。当然也有超然于鸿沟之外的,一是老华侨，只要是中国人,他们就很亲热地对待，觉得人不亲土亲，不能看不起自己的同胞。其他国家的华人我不知道，至少在解体前的苏联和解体后的独联体各国，华侨或华人最多只能维持两代，作为中国人的祖父或父亲过世后，子孙便和中国脱离了关系，融入本地民族的汪洋大海中了。中国人形形色色，有些都可用浓墨重彩画出来。我到江布尔不久，就见识了所谓“四大金刚”：一个在飞机场卖烤羊肉，一个在巴扎大门前卖啤酒，一个在长途汽车客运站管餐厅，还有一个中国女人雄踞于集市的一间房内卖假发。他们眼观四路，耳听八方，对中国人掌握得很清楚。

四大金刚中的女金刚叫方丽，是华人中最有影响的人，在中国人大受歧视的年月帮助KGB推波助澜，在中国人中制造出各种矛盾。她是河南人，抗战孤儿，进过重庆宋美龄设置的战时儿童保育院，解放后参加解放军文工团，60年代初转业到了新疆石油城克拉玛依，分配到该市文工团，与山某结了婚。山是中俄混血，没上过学，一个大文盲，人倒很聪明活泼，但是没有知识的盾牌，只能流于奸诈狡猾。1962年他们夫妻带着刚生下来的小女儿跟着山的苏籍俄罗斯母亲来到江布尔。方在糖果厂包糖，山在公共汽车公司当钳工。初来乍到，生活很苦，方的俄罗斯婆婆虐待她，有时还动手打她，但不久她得到机会，攀上了高枝，认了莫斯科一个中国老头为干爹。那个老头是共产国际时期中共代表团团员没有归国留下来的，据说在莫斯科某大机关当翻译，无儿无女。老头每年都带她去莫斯科。山某夫妻很早就加入了苏籍，在江布尔制造假发，山还在少年宫教中学生照相。60，70年代，苏联女人戴假发是十分摩登的，年青女人人人戴假发。“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有的女人头上的直筒假发几乎半米，是个大奇观，做假发，当然十分赚钱。苏联政府在教育上也十分舍得花钱，每逢寒暑假，少年宫都组织学生到苏联各大城市和黑海边、波罗的海边的各处名胜旅游，增长学生见识，花费全由公家报销。山的主要工作是带学生旅游，既可多报路费，又能吃空额，中国人中他们家首先发起来了，领了房子，买了汽车。70年代初，KGB人员还带他们夫妻到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活动，他们俩口子对苏联感恩戴德，把唯一的儿子送去了西伯利亚某地的间谍学校，学中文和日文，每当中国人在一起，方丽一开口说话就是“我们苏联”，骄傲地向我们介绍，我的父亲在莫斯科，我的丈夫是教育界的。70年代末，中苏关系刚解冻，本市华侨柳松寿获准第一个回中国探亲，回来请客，介绍四人帮跨台后的中国新气象。方丽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老柳，中国还有黄包车吗？”我一听火了，驳斥她：“中国的最后一辆黄包车1958年便在上海进了博物馆，你不要把我中国看得太扁了。”山也大言不惭地说：“哪一天我找到一个中国部长当干爸爸，也可能去中国探亲。”我也对他嗤之以鼻：“中国的部长是不要文盲当干儿子的。”这种人最能看风使舵，改革开放后，中国国力强大，在前苏联和以后独联体各国的声望也越来越高。中国驻苏大使馆领事部还每隔两年派人来探望华侨。每当访侨官员一到，他们夫妻马上向我们华侨靠拢，还使劲巴结我，好像我是中国驻苏大使馆在江布尔的代表一样。苏联解体后，新疆与中亚各国的贸易繁荣起来，他们乘机发了大财。他们和官面上熟，有过硬的后台，经他们做中介的生意都办得成。名声传出去了，有的新疆商人一过来就找他们，他们坑害人的杀手锏也就大逞其威。有一个乌鲁木齐人，据说是新疆军区某将军的儿子，从银行贷了25万美元过来做生意，到江布尔后。他们和另一个姓郑的四川人一起把25万美元全骗光了，此公害怕回中国后受惩罚，跑到一个偏僻农场躲了起来。前年，一名石河子的商人国力和他们合开了一家中餐馆，不到半年，全部资金被一骗一抢而光，石河子商人只好形色仓惶地逃回去了。现在他们夫妇找到了本市一个大佬当靠山，又开了一家中餐馆，生意十分红火。徐英斌生前常对我说：“过去前苏联的红人在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仍是红人”，是一点也不错的。尽管他们是红人，黑手党可不怕他们，几年前他们的间谍儿子在西伯利亚给中国商人当翻译，强盗破门而入把他的俄罗斯妻子掐死了，将财产一扫而光。

那些年，KGB正广种薄收着大量往中国派遣特务，只在江布尔的汉族人中就有下面这些：

陈闻幼。妻子叫羊健芳，都是重庆人，出身都好，陈当过兵，复员后在伊犁察布查尔某兵团农场当武装民兵，1972年带着妻子和两个小孩跑到苏联，在电厂当工人，工资很高，一家5口，有住宅，菜园子，是新来的中国人中日子过的最好的。1977年7月，陈闻幼说是到外地疗养，从此一去不返，被派到中国当特务去了，抓住后判了无期徒刑，在乌鲁木齐服刑。一年多后，羊健芳带着三个孩子改嫁给李广讳。1998年，陈闻幼突然又出现在塔拉斯集市李广讳的百货摊子上，帮羊健芳卖货，说是哈萨克斯坦独立后，中哈关系不错，改判了20年徒刑，刑满被逐回哈萨克斯坦。这时KGB的大树已倒，原来应允的当间谍的各种优待，哈国KGB（民族安全委员会）都不予兑现，陈闻幼只好在塔拉斯过着无护照，无户口，无职业，无养老金和无住处的五无生活，还一妻二夫，中国人也不搭理他。都什么时候了，自己过着一无所有的日子，还帮哈国的KGB当包打听。我在市场上也摆了一个小摊子，以谋锱铢之利养家。1998年5月，我国驻哈大使馆的两位一等秘书——卢玉玲和王建中来塔拉斯市看望华侨，陈闻幼跑到我的摊子前问我：“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问开什么会，他说：“中国大使馆不是派人来了，召集你们开会吗？”我又一次发火了，大声说：”你真无耻，你祖先和家乡故土都在中国，你给外国人派到中国当特务，和回家乡挖自己祖坟有没有分别？你还神气，要是我当新疆的法院院长和公安局长，一分钟也不考虑就判你死刑，马上枪毙你。“他灰溜溜地走了。

李英村，妻子是中俄混血，达玛拉，也是1962年来苏的，有两个儿子。李在中国是个小卫生员，会针灸，来苏联后在郊区一个农场当食堂管理员，业余给人扎针。在无官不贪的苏联，食堂管理员当然是个肥缺，油水大着呢。他得了KGB的一点好处，就得给它卖命。李英村当了多年食堂管理员后被KGB封了个少校，1974年派往中国，也是一入中国国境即落网，在南疆塔克拉马干大沙漠边缘老公安农场劳改了20年，1994年被驱逐出境，回到哈萨克斯坦。李被派遣后，KGB给达玛拉在城内发了一套标准很高的房子，安了电话。和羊健芳一样，李一走她就改嫁哈萨克人了。达玛拉长得俊俏，人也利落，哈萨克丈夫和她生了个女儿，晚上开着卡车到净毛厂去偷羊毛，坐牢了。十多年里达玛拉没有再找正规丈夫，主要是和汪镛来往（下文要写到），李英村回来以后又和她住在一起，没有闹出羊健芳那种一妻二夫的笑话。

崔进唐，河南淮阳县人，文革中和朱生福一道逃苏。他有一个哥哥在哈尔滨市公安局工作，KGB很看重他的这个社会关系。他在拖拉机零件厂翻砂车间倒钢水，同本地一个混血姑娘结了婚，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在工厂时，每年都有几个月不见踪影，人们说他接受特务培训了，后来干脆退了厂，说是到农村包地种洋葱，一年有大半年不在。其实，他早就每年都被派回中国。陈闻幼说在伊宁市大街上见到过他。大概是1980年左右，崔进唐突然在他房前一片树林子里，用铁丝勒着脖子上吊自杀了，还给老婆留了遗书。人们听到后很纳闷，有人说是在中国活动时出了漏子，给KGB勒死的，直到陈闻幼回来后，崔的自杀之谜才真相大白。陈闻幼说：“崔第一次回到中国就径直向公安局报到了，公安局又用他当两面间谍，重遣苏联。别的特务一入境中国便落网，崔进唐却像回国探亲一样，每次都平安归来。老奸巨猾的KGB还有不怀疑的吗？大概他也明白当两面间谍的危险性，就先上吊自杀了。

还有一个混血青年刘某（其父老华侨刘大爷我见过好几次），也被派遣到中国，劳改了10年，又驱逐回来。

上述4名小特务都是塔拉斯市的，也都是汉族。我还知道阿拉木图有一名新疆人，彼什凯克有一名混血，齐木首特有一名甘肃人和一名河北人，都是KGB派到中国的间谍，他们4名中有3名我见过，我不知道的其他民族的人当过派遣特务的还有多少。新疆是维吾尔聚居地，派往新疆的维吾尔间谍要比汉族人多得多。这些被派往中国的小特务一般都不是聪明人，文化水平也低，没有经过KGB的专业训练，常常是有去无回。为什么KGB一批接着一批地派还要乐之不疲呢？我想一是完成上级的遣谍计划，一是在中国反谍部门中制造混乱，鱼目混珠，以掩护更重要的间谍。

还有几个，常常主动地来和我结交，是不是到中国活动过，我只能存疑了。1977年，中国医生贺汉秋去世，办了一场大丧事，遗体停了三昼夜，白天晚上都有许多中国人守灵，守灵时我认识了丁氏兄弟，是哈尔滨来的中俄混血。交谈之下，老大成了我的朋友之一，不过我一直对贺汉秋的死因心里有怀疑，不愿和他深交。丁老大在石家庄当过军医，弟弟是江布尔监狱的律师，多年了，他们兄弟一直深瞒着自己中国人的身份。在贺汉秋丧事中，他们兄弟跑里跑外，十分卖力，在中国人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丁老大对人说：“江布尔的中国人除了雷光汉还有两扫帚外，剩下的——唉！”使有的人就对我不免侧目而视。一次我与丁大夫谈到了他和他夫人离婚的事，他揭了他弟弟的底，说：“我弟弟不是个人，一直在给KGB当特务，每年好几个月到远东去受训，也许还过边界到东北活动过。”两年后，他弟弟到我家里来告诉我们：“我哥哥去世了，才活了40几岁。他常到x光室去看病人的透视照片，接受了超量的放射线，送了命，临终前叫我来向你致最后的告别。”我们夫妻听了，都十分难过，对他真正死因也弄不清楚。

贺汉秋，湖南湘潭人，在60、70年代是江布尔最出名的中国人，也是当时苏联最富有的中国人。卢沟桥抗日炮响，他投笔从戎，当军医，参加了有名的广西昆仑关血战。胜利后随部队开到兰州，内战时随部队起义当了解放军，进军新疆。复员后在克拉玛依做针灸大夫，同漂亮的混血女人刘玉兰结婚，1962年以苏侨家属的身份来到苏联。在江布尔仍然是针灸大夫，医术高明，声名远播，连远到欧洲的乌克兰都知道。四面八方的病人闻讯而来。要能到他看病常常得排几个星期的队。他没有忘记自己中国同胞，不管认识与否，只要是自己同胞要求治病，常常免费扎针，有困难还借钱。中国人团结，是KGB最不愿看到的事。1976年贺做了肺癌割除手术，丁大夫是手术大夫之一。贺在医院里躺了很长的时间，我曾经几次去看望他。我们刚相识时他赠我八个字：安下心来，扎下根来。叫我首先要在江布尔安身立命，娶妻生子，齐了家，才能谈别的，当然决不能给外国人利用，我一直感谢这位湖南老乡。这年10月15日，贺汉秋出院不久在家里去世，享年56岁。3年多后丁大夫又在埃里温不明不白地撒手归西天。给贺汉秋做丧事时，我用江布尔全体中国同胞的名义写了一副挽联：

行医三十年，前治国人，后施邻邦。惜百岁功业才一半，遽尔长逝，悲夫！

立世五六载，上报祖先，下荫儿孙。盼一点仙灵返三湘，魂归故土。哀哉！

1978年，一个叫汪镛的中国人带着俄罗斯老婆和小儿子来到江布尔，在各处流动照相，入籍成了苏联公民。王当过解放军和志愿军，复员后考入新疆语文学院俄语系，1957年当了右派，在乌鲁木齐中医学校教俄语，1962年来苏。汪镛住来江布尔后，和每一个中国人都来往，不怕花钱，不断找理由请中国人，一出去几个月不归家。有次他又请客，席上我说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口头废除一切对华的不平等条约，实际上是接收了沙俄的一切侵华权益，九一八事件后，斯大林又把苏联所占的中东路股权卖给了日本。一个姓曹的拥苏分子说没有资料可以证明，我和他吵起架。我向姓曹的说：“你再说一句苏联好。我就把你推下阳台。”汪镛跑来把我们拉开了。王的老婆加尼亚行骗，中国人发现上当后去要回款子，加尼亚威胁说：“汪镛是KGB的工作人员，我们什么都不怕，你想告告我们去。”汪镛曾领头发起成立塔拉斯华人协会，他当主席，他老婆管财务，简直财迷心窍，异想天开。我在旅苏华人中有点声望，他们派李广讳当说客，要我支持他们。我对李广讳说：“谁都知道汪镛的老婆是个大骗子，我可不上这个当。” 勃列日涅夫塔拉斯齐木肯特有一个坏小子，甘肃天水人，名字忘掉了，对别人吹嘘，曾经化妆成解放军进入中国，一直活动到了天水，又安全越境回苏。一次闯入我的二小姨家去中，并对他起了不良之心。我知道后，给二妹夫去信，告诫他们不要和此类小特务来往。此人知道后跑到江布尔来找李广讳，要李广讳与他合力揍雷光汉一顿。旁边一个中国人听了说：“雷光汉也有朋友，你闯他的门可没有好果子吃。”才没敢来。当时我的小舅子还在我家做客，是个身强力壮的运动员。可惜，此坏小子没有来找我，不然非打他一个半死不行。

80年代中期，从远东来了一个四川人，名叫陈军建，是位画家，当场帮我妻子画了一幅宣传画，画得不错，俄文字也写的极好。从塔什干到阿拉木图的几个大点的中亚城市他都跑过，我的几个朋友他都认识。我觉得此人行踪诡秘，不过他俄语说的极好，也很有中国文化水平，知识广泛，言谈中对中国也有亲近之情。以后他每年都要来我家一两次，也常去李广讳家，谈到他们那里放映电影《少林寺》，俄罗斯青少年都疯狂了。他介绍了审判“四人帮”时江青在法庭上的泼妇表现，令人捧腹不止。直到苏联解体的1991还来了我家一次，不无得意地吹嘘正在帮助过境商贸代表团做生意，每到哈尔滨，各个大公司排队宴请他。还教给我：“共产党的饭不吃白不吃，共产党的钱不要白不要，凡有中国代表团来找你，你首先伸手要劳务费。”不过我既无本事，更不能黑心这样干。不过，没听说他做过什么坏事。

我认识的中国人还有不少，良莠不齐，不能尽言，也就不多说了。其实，因于西方文化的传统，前苏联政权也不是处处专横无理的。中国人只要下决心不受人利用，还是可以苟且偷生地生活下来的，并非非当KGB间谍不可。

塔拉斯也住着几位受人尊敬的老华侨和老华人。有一位名朱剑南的湖北人和一位姓谭的四川人，都是远征军军官，在缅甸和日本鬼子血战过，以后在新疆跟着陶峙岳起义了，1958年随苏籍妻子来到苏联。他们一直洁身自好，正直而勤恳，养育儿孙，从没有淌过混水。在几十年的流亡生涯中，在我认识的上百个中亚和西伯利亚的中国人中，发现只要是在国民党时期上过学和在50年代受教育长大的，一般都具有中国人的骨气，讲爱国，讲爱同胞，讲品行端正，和那些受过党的教育人不可同日而语。难道我们是老古董吗？但这种情况在流落西方各国的中国人中也有共同性。我从法国巴黎广播电台的汉语台上听到了旅居巴黎的两位著名华人知识分子的讲话，一个是张广达，法兰西学院的院士，我在北大历史系读书时他是世界史助教，1957年和我一样的右派。一个是林希翎，反右派运动时的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名闻全国的大学生右派头头。他们在中国受到九死一生的折磨后出国，却仍然挚爱着中国、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敢于在电台上公开宣布自己的爱国之情，更敢于大义凛然地斥责台独分子和美国现行对华政策中的许多不义之举。

苏联工业 世界最大的次品加工厂

定居塔拉斯后，我由农工变成了产业工人，从1975年10月到1995年5月我退休养老，20个年头，除了两次短期调动，一直在市里最大的机械厂拖拉机零件厂当工人，先后当过冲压工，装配工，钳工和车工。当车工时间最长，有15年，深深认识了苏联工业几大特点：规模极其庞大，技术十分落后，产品质量低劣，原材料浪费惊人。可以说苏联工业是世界上最最的浪费经济，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次品加工厂。造成如此不合理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两条：一是计划经济，一是地区分工。

苏联的计划经济真是是到了家，每家工厂，工厂的每个车间，车间的每个工段，工段的每个班组都有产品数量的日计划，月计划，季度计划，年计划。定额十分高，常常是花掉了工人吃奶的力气也不容易完成。完不成计划，工人没有奖金，头头会撤职，再严重的还得坐牢。如果超额了，会有大奖。整个苏联经济的最大准则是“计划就是法律”，只要有数量，什么质量啊，原材料节约呀是不大考虑的。

苏联不仅继承了俄罗斯帝国的庞大版图，还继续分割了许多邻国领土，如我国的唐努乌梁海，东部波兰，捷克的外克尔巴阡山地区，罗马尼亚的摩尔多瓦，德国的东普鲁士东部等等，是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在两千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土地上建立了15个加盟共和国和几十个自治共和国，自治州。要统治这一大片欧亚土地，莫斯科除了产酷的政治军事控制外，也很懂得运用经济手段。从斯大林掌政以来实行各共和国地区分工政策，有的专门生产棉花，有的只放牛放羊，有的只有加工业，有的只有採矿业，决不允许任何一个共和国有自己完整的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任何一件产品，只要是由两个以上零件组装的，就决不在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共和国生产。比如我做车工时车的轮轴，钢是基米尔道乌炼的，往北运了3000多公里在西伯利亚一小城市翻砂成坯再往南运5000多公里在塔拉斯加工成车轮，轮中心的滚珠则由乌克兰运来，组装好轮子后再往北运2000多公里的一个城市里装配在拖拉机上。工厂有一个很大的翻砂车间，却只生产拖拉机履带一种产品。没有一条完整的产品生产系列，是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各国一直经济萧条、绝大部分工厂都关门大吉的重要原因。殊不知砸坏一张桌子容易，要把它重新拼凑起来就困难的多了。

当时苏联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处处缺乏劳动力。工厂里车床比工人多，汽车队里汽车比司机多。只要愿意干体力活，任何地方任何工厂都可以进去当工人。车床都是自动化的，会按电钮、会取放零件就能上岗。也没有这样那样的学徒制度，工人进厂学会开车床后就上岗生产，至于修车床，安车刀，磨车刀，都有专门的保全工来干。我刚进厂时是做的最苦最重的活，干冲压工。给我的冲床是压力250吨和500吨的大冲压床，有两层楼高，人得站在高高的木制踏脚板子上干活，用钢板或钢条扎成各种零件。一块钢板几百公斤，一根钢条几十公斤，用安装在车间房梁上的自动吊车吊起来放在自动滚动的长而宽的钢架子上送进模具口扎制。电钮一按，哐当一声巨响，天摇地动。原材料中次品很多，有的不合符尺寸，窄了没关系，宽了进不去磨具。管他零件的尺寸合不合格，反正不是我的责任。宽了放不进磨具，就只有把宽的地方一小块一小块地扎掉，到全部能放进磨具后再扎零件。长钢条常常是弯弯曲曲的，无法放进模具连续轧制，也是一段段地白轧掉，到了能成型的地方才制成成品。有时一个班下来，成品只有一箱，废品倒有两三箱。后来我当车工，钢坯的翻砂质量不好，气孔多，车刀一削就是一个窟窿眼，只得扔进废品箱。工人都希望坯子废品越多越好，废品用不着干到底，还可以照样计件算钱。工厂实行计件工资制，每件产品每道工序都有规定的价钱，干的越多挣的越多。出了废品，只要不是工人自己做出来的也当作成品算钱，因为不是工人的错。工人自己造出了废品按规定要扣工资，不过可以悄悄丢进垃圾箱或埋在下脚料里面，不叫管事的和质量检查员知道。检查员都是些小姑娘，面皮薄，即使知道了，给她们10个20个戈比，她们也就马虎了。有时给车间主任，或工段长看见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般说来，车间头头对工人的态度都好，因为他们需要工人好好干活，完成计划，才能领到大笔奖金，保住自己的官位，不敢得罪工人。我们中国人是勤俭节约惯了，刚看到如此规模的浪费，真有点替他们心疼。我们车间的浪费还不是最大的，翻砂车间配错了料，有时炼出的整炉钢水都是废品，人们在车间后面挖一个大坑，把钢水倒进去，冷了以后埋起来。工厂浪费钢铁材料不是故意的，建筑业却是有意的浪费了。每立方米墙要用多少钢筋，工程手册里都有硬性规定。钢筋运来了，头头要赶时间，工人要偷懒，常常是用掉三分之二，把三分之一在房子前里挖个大坑埋起来，再灌上混凝土。70年代，苏联的钢铁产量世界第一，最高时达到年产1亿6千万吨，数目大的吓人，但又有几分之几派上了真正的用场呢？农业经济的浪费也不比工业经济的浪费稍为逊色，前一章里我记下了在金田村的见闻。戈尔巴乔夫掌政伊始，揭露了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党第一书记拉希多夫大贪污案，报纸披露，每年共和国政府都要向莫斯科虚报多少万吨的棉花产量，只领钱不交货。莫斯科来查数字，便放火把一些净棉厂的棉花堆烧掉，用遭灾顶数。偷盗是原材料被浪费的另一途径，苏联工人偷起厂里的东西来十分吓人。谁要盖房，厂里的钢筋钢条、木料、油漆，在晚上就成车的往外偷运。零件厂有两个大门，昼夜24小时有门卫站岗，不向门卫行贿，往外拿不走一丁点东西。但在两个大门之外，工人自己在围墙上开了无数的豁口，汽车可以开进开出，从豁口往外运东西，门卫看到了也闭着眼不闻不问。李广讳修别墅用的材料就全是从工厂偷的，到了晚上，他在厂里往围墙外扔，他老婆孩子在围墙外守着，装上小推车推走。我同组的有个工人，每个晚班都要用一个能装十来公斤的塑料桶装一桶油漆带回家，十年如一日，真有恒心。翻砂车间的一个女工比他的耐心更大，每个夜班都偷几块砌炼钢炉的耐火砖回家，十几年后用昂贵的耐火砖砌了座二层小洋楼，警察发现了，抓去判了刑。苏联有法网，只不过撞在网上的只是虾米，不是大鱼。1996年，零件厂的俄罗斯厂长高升去了阿拉木图，换了个哈萨克厂长。此人在一年之内，用厂里的运货车运厂里的建筑材料，再用厂建筑队的工人干活，给儿子和女儿各盖了一栋三层楼房。零件厂倒闭快5年了，其他工厂也一样关着门，失业的工人都得集市上去谋日子。市中心集市北边有一大片金属制品专卖区，螺丝钉，螺母，垫圈，齿轮，钢丝，铜丝，钳子，扳手等等，零件和工具，琳琅满目，品种齐全。好几个摊主是我原来车间的同事，还有一个当过我的工长。有用没用的东西他们全偷回去，现在派上了用场，成为生活的来源，比我有远见多了。中国也有“大家拿”，也是从俄国人学去的。真不明白，现在老师把那些全弃若敝絮了，连政治制度也扫进了历史垃圾堆，当学生的中国也把经济制度改变了，而在政治制度上，为什么却仍然抱残守缺？

说到苏联的浪费经济，最大的浪费还是尽造出不合乎规格的产品。出厂的是次品，是一用就坏或者不用已坏的废品。车间每个工段都有几个女质量检查员，厂部的质量科也不时大抽查，不过都是走过场，花样文章。顾得上质量便顾不上数量，而从克里姆林宫到基层头头，首先要的是数量，要在产量上占世界第一，超过美国。发现了废品。按规定要丢进废品箱，当下脚料运走的，车间主任却不叫运走，放在一个角落堆起来，到了月底，计划完不成了，便交出去顶数。当然也做点掩饰工夫，油漆一遍，凡是窟窿眼便先用油泥塞起来再刷漆。世界给苏联商品有一个共同的评语傻，大，粗，黑。一切为了计划，而一切计划又都是乱糟糟地完成的。正如苏联人自己形容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是什么？资本主义在生产范围内说一不二，在销售范围内乱杂无章。社会主义在销售范围内供一不二，在生产范围内乱杂无章。”他们也自编出了形容自己产品质量的故事：美国卡车的车头是包着薄铁皮，苏联卡车的车头钉着原铁板。卡车撞到水泥墙上，美国车把水泥墙撞坏了，苏联却把车头撞坏了。

80年代初苏联宣布，它的钢铁产量、拖拉机产量和车床产量都占到了世界第一，苏联也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次品制造厂。生产次品，浪费了原材料，破坏了环境，更浪费了宝贵的劳动力资源。

有这样一则笑话：

逢到共产主义义务劳动星期六，工人在大街两旁植树，行人见了很奇怪，问他们：“伙计们，你们在干什么？第一个人刚把坑挖好，树苗还没放进去，第二个人就把坑填掉了。”挖坑的工人指着填坑的工人回答：“他不是第二个而是第三个，负责放树苗的第二个工人今天旷工了。我们是严格按照计划和流水作业法干活的。”

苏联的工厂规模非常庞大。拖拉机零件厂有两千多工人，5个车间，占地大约有3平方公里多。因为苏联国土面积大，没有用地问题。每个车间都是独立的建筑，车间之间有林荫道相连，厂区里绿树成荫，小花园、喷泉处处皆是，象大花园一样。工作时间只听到机器轰鸣，看不到闲杂人员来往，，工厂文化比当时我们中国远远进步。管理层人员也不多，如此一个大工厂，只有3个厂级领导：厂长，总工程师兼第一付厂长，还有一个管总务的副厂长。厂共产党委员会只有两个人，书记和秘书。厂工会只有工会主席一个人。一座3层办公楼，才20几个白领职员。车间非常大，排满了车床，车床比工人多，像我一个人，就有同样的3台车床，摆成一圈，这台坏了上那台干，停车修理不停工。有技术先进的车床，落后的更多，有的还是30年代的，不过都是自动化的。苏联没有技术员这一阶层，大学毕业后即使干工人的活，头衔也是工程师。工程师和工人的技术水准都不高，大家也不爱学，许多现代化的机器运来以后也是浪费着。像我的3台车床，都是德国生产的，大圆工作台装着十几把车刀，团团转，一次就能完成十多个工序，本来由电脑控制，但谁都掌握不了也不想学，把电脑控制器拆掉，改成电动的，开、关都按电钮。有的车床更复杂，运来以后干脆摆在那里没人用。对这种现实，苏联人也有他们的说法：“镰刀和斧头是技术进步的终点。”但苏联工厂也有一个大优点，重人轻物。工人把车床弄坏了没什么关系，小事故没人过问，大事故最多也只是扣点奖金以示惩罚，但只要有人受伤，却是大事件，安全工程师马上会来写事故单。受伤的工人是没事的，急救车送去医院治疗，可是从工长到车间主任都得受罚，最轻也要扣掉一个月的奖金。我当冲压工时，一次一块铁片跳出来打伤了我的下巴，把工长吓坏了，马上把我送到市医院工伤站打针，包扎，再把我送回家。他叫我悄悄在家里养伤，什么时候痊愈了再上班，对谁也不要说，我给你每天都写工资单，比你原来的平均工资还要多。他害怕伤了工人扣他的奖金。而给我多写工资，经济损失则由国家负担。而我们中国领导人教育工人，却是用鲜血和生命捍卫国家财产，人死了没事。工厂里只讲生产，不讲政治，没有政工干部，也不开学习会。偶尔上面派人来作时事报告，也是听者寥寥。工人中很少有党员，人们也不愿入党。但发展党员是有计划的，党委书记看中的人不想入也得入，看不中的想入也入不了。大家对党员都讨厌，因为他们干活没有一个是能称作榜样的。党员的职责只有交党费和告密两项。一次我看见同班组的一个干活很不起劲的工人去开党会，就问另一个同组者：“他也是党员？”他回答我：“对，他是狼群中的一员。”但不管你是不是党员，只要活干得好，就给奖金，当模范，登报表彰。我干活认真，几乎天天超定额，江布尔州报几次登报表扬了我，还刊出了我的照片，被指定为模范工人，领到了奖品、奖金和奖状。工资中含有百分之四十的奖金，完成了定额，不违反纪律，上班时间不喝酒，百分之四十全额发给，否则按情节轻重扣除一部分或全部。这种用经济办法管理工人最为有效。还有第13号工资或第13个月工资，即每年元月分多发一个月工作，不过只是本额，不包括百分之四十的奖金。工人如果一年内没有违犯劳动纪律，就能全额领取。工厂头头要贪污工人工资，主要是在13号工资中上下其手。1984年以前，厂长是个俄罗斯人，总工程师兼副厂长是朝鲜人，每年的13号工资都能全额发放。后来二者都换成哈萨克人，便年年克扣了。有一年我平均每月工资达330卢布，只领到110卢布的13号工资，其他的给他们贪污了。自从土著人掌了权，工厂变得乱糟糟，澡堂更衣室起火、工厂变电站烧了，停产了好几天。停工待料，事故死人，有的工人整只手掌给切掉等等各种怪事都出来了。工厂有工具车间，做车刀的锋钢，做钻头的钻头钢都是高硬度的合金钢，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才能制造。那时苏联也常派人到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和一些亚非国家旅游，一些人便偷走合金钢到国外卖钱。出了大事故够不上刑事罪的，由工厂各车间设的同志法庭审判，法庭成员是由工会和党委会指定的工人和工程师组成。同志法庭只审判工人，轻者扣奖金，重者开除，从来没有审判过干部。土著人当头头以后，同志法庭也不开庭了。苏联教育发达，百分之六十的年青人受过高等教育，体力劳动者缺乏，政府要鼓励人们干体力活，待遇上实行脑体倒掛，工人的工资常常比白领阶层高好几倍。象我每月平均工资有300多卢布，车间主任的名义工资才220卢布，教员，医生月工资才100多卢布。大学毕业了，一律每月130卢布。不管做什么工作，职务升不上去工资也升不上去，到老也才这点钱，完全实行职务工资制，比中国合理得多。大概是西方传统的那种博爱，平等精神还没有给阿芙乐尔巡洋舰的大炮全轰掉吧。其实苏联普通人社会还是相当平等的，全民公费医疗，全民义务教育，全民社会福利，人人都能享受，只要在苏联土地上，不管户口在何处，看病，上学都不花钱，住院了还发全额工资。有的中国人象李广讳到中国探亲几个月，拿来中国医院开出的病假证明回到苏联，照样可以领到工资。有的国人有亲戚生活在苏联的，要超生小孩，便挺着大肚子到苏联生孩子，在产科医院领取出生证，每个月政府还发给儿童补助费。青年男女婚姻嫁娶，也不讲究文化程度，出身门第之类。爱上了就结婚，谁也不笑话。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青年找丈夫都愿找工人，是经济规律在起作用，如果找自己的大学同学，两个人的工作加起来才260卢布，勉勉强强过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领上房子，买上汽车。找个工人，丈夫工资高，工龄只要超过5年，就可以领上住宅，买汽车也不困难。零件厂办公大楼里坐着20来个秀脸媚目，衣着摩登的女职员，充当各式工程师，会计、统计师、秘书、厂医等令人羡慕的职务，她们的丈夫都是满身油污的工人。不过苏联的养老金制度很不合理，只有工资的一半，一般职员和工人最多只能领到120卢布。职员的工资低，相应的养老金更少。有的工程师，车间主任什么的在领养老金前还自我下放一年两年，当工资高的工人，能领到120卢布的养老金。有些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后先干两年国家分配的工作，领到毕业证书后，再当三，五年工人，领了住宅，买了汽车以后，再去干本职工作。特别是分房子，全靠工龄分配，没有职务高低之分。当然进入了特权阶层的高官除外（至少得到共产党的区委书记这一级）他们都有独立的专门的官邸。分房一般要在单位的工会排队3-5年，持工龄和户籍证明就行。城市里每人不少于12平方米，住宅都是套间，冷水热水，厨房，厕所，浴室一应俱全。一对夫妻无孩子分一间房的套间；有一个孩子或两个孩子，孩子为同性，分两间正房；两个孩子为异性或者3个，4个孩子者分3间正房；5个或5个以上孩子者分4间或5间正房，孩子多了可以不排队，优先领得。我只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就领了3间正房。和我住同一栋房的，有设计院院长，校级警官，法院院长，消息报记者，功勋演员，也没有住得比我特殊。有的西方学者说社会主义是封建主义的复辟，但在苏联平民社会中并不是这样，而中国却处处把人划分成不同等级，中间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农民和工人之分，干部和群众之分，干部中一般干部和高级干部之分。如部，司，局，科，中央、省、地，县，乡，村级官员的严格区分。还有“地富反坏右”的贱民，等级区分比讲究门第的魏晋时代还彻底，那可真正是封建制度的大复辟了。

因为工资不多，所以房租低廉，水电煤气和公共交通费用都只是象征性的。一个卢布有100个戈比，市内交通一次，不分远近都是5戈比。1个人1个月煤气费50戈比，水费20戈比，一度电2戈比。免费福利多，物价也十分便宜。只要不喝酒，日子是过得不错的。我平均每月领了330—360卢布，按官价折合540—590美元，能买到3台大冰箱或3台黑白电视机，一辆半轻型摩托车或7辆自行车，5套高级西服或3件呢子大衣，180公斤牛肉或猪肉，一吨又100公斤面粉或425公斤大米，乘飞机去莫斯科6趟或乘火车去莫斯科10趟。物价十分稳定，只见降价，少见涨价。价格全国统一定死，印在商品上（如衣服印在布条上再缝在衣服里子上）或铸在商品上（金属，玻璃或塑料商品在铸造时就把价格铸进去了），那时的苏联人不愁衣食，不愁教育和就业。笑颜常开，神采奕奕。有时看到讨钱的，都是酒鬼或土兵。土兵的津贴太少，每月才3个卢布，要点钱买烟抽。专业乞丐是没有的，流浪者并不都是生活困难。

苏联解体已经10年了，独联体各国没有迎来民主，经济破产的苦果却人人都得吃，处处是乞丐和流浪者，社会竞争条件更不公平。人们特别是年纪大的人，不管哪一个民族，都留恋前苏联社会无所忧愁的日子，回忆那梦景般的生活。所以，我觉得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有着许多合理的地方，如劳动和分配的相对平等，全民就业和全民福利，尤其是全民免费医疗和全民义务教育。没有投机性的泡沫经济，特别是对普通体力劳动者尊重，这些，在未来人类社会发展中还是要吸取的。而我们在改革中，把社会主义制度一切合理的地方都改革掉了，只留下最不合理的一条：一党专政。

60年代和70年代是苏联经济发展最快，国家最富庶的时期，中国却是社会大倒退的时期。1983年，1984年是苏联盛衰的分水岭，之后，苏联的经济状况一天不如一天，每况愈下。我们在生活里的实际感觉很强烈，以前是年年涨工资，以后工资是不涨反降；以前每年每季度和重大节日都发奖金，以后很少能看到奖金了；以前商店里的商品虽然不是琳琅满目可也也是必需的尽有，以后逐渐少起来了。特别是食品供应缺乏，各式各样的香肠、熏肉、黄油，奶酪全不见了，有时买牛奶也得排长队。节日供应点黄油、牛肉，得排队三，四个小时。小女儿出生后，不能没有牛奶，我每天凌晨5点起床到牛奶店排队，在排队名单上写下自己的号码和姓氏，然后去上班，商店开门后，由妻子购买。不过，十月革命后的大部分时期物资都供应缺乏，训练出了苏联人的排队文明，可称为世界上最好，规规矩矩，有条不紊，很少有插队的和一拥而上的。“谁是最后一位？”是在苏联生活必须学会的一句俄语。苏联解体以后，前苏联人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了，说话的嗓门也低了。老百姓不满日多，编的政治笑话也越多，本书中记录的大部分笑话都是80年代以后编出来的。这里，再记录几条：

一个人走进鱼店，指着货架上掛着的一条鱼问售货员：“这条鱼是新鲜的吗?”售货员回答：“不清楚，因为我才来这间商店工作两个月。”

顾客问菜店售货员：“有西红柿吗？”回答：“没有！”又问：“有黄瓜吗？”回答：“没有！”再问：“有苹果吗？”回答还是没有。顾客生气地说：“怎么你们什么卖的也没有？”售货员回答：“我这里是商店，不是问事处。”

诺宾诺准奇从商店门前经过，看了一眼商店的橱窗说：“唉，肉没有，牛奶没有，咖啡没有——什么也没有。”门前站岗的警察听到了训斥他：“闭上你的臭嘴！你再说一句，我就开枪打碎你的脑袋。”若宾诺维奇笑着说回答：“我不害怕，我知道你们连开枪的子弹也没有。”

一个列宁格勒人问他生活在莫斯科的朋友：“你们莫斯科商店里商品摆的很多吗？”朋友回答说：“我们商店里的商品摆的象赫鲁晓夫头上的头发一样多。”（赫氏是个大秃头）

为什么肉店没有肉卖？因为羊去搞科学研究了、母牛嫁给了将军、公牛当了运动员、而猪都走上了党的领导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