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錢理群講魯迅
作者：胡渙 發表於2015年05月31日
坐上出租車，跟司機說去個書店，離清華南門不遠，叫萬聖。司機說：在藍旗營那兒吧？
一家小型書店能在洋洋北京聞達於的哥之間，有點酒好不怕巷子深的意思了。
店裡的書全是陽春白雪：歷史、法律、哲學、宗教、藝術、散文、中外名著。沒有奧數、高考和電腦。不過看書買書的人不少，並且從數量上來看居然是巾幗不讓鬚眉。
我逛書店跟女士們逛衣服店一樣，不設特定目標，過程即是享受，結果只是副產品，並且是消費越多心情越爽。這次在萬聖一下買到十本書，刷新了本人的爽記錄。
回家翻開的第一本是錢理群的《心靈的探尋》。書的開篇獻詞是
“本書獻給——
正在致力於中國人和中國社會改造的青年人”
這話馬上讓我想起埋首在萬聖的書架間和牆角里的少男少女們。我在回國的波音巨型飛機上和北京的地鐵上看見的大家全是以打遊戲和看電影來消磨時光，難免懷疑中國到底還有沒有人“致力於”除了糊口賺錢和揮霍光陰之外的其他一些事。現在看來錢先生張開熱情的雙臂沒有撲個空。
書名取得有點不符實：名字聽起來像是作者自己的心路軌跡，實是魯迅研究。不過翻開一讀，知道其中的文字是傾注了作者自己的全部感情，不是於己無關的機械合成語音。魯迅的愛與痛，也是錢先生的愛與痛。作者自道寫過六十四本書，其中最鍾愛的“毫不猶豫”是這一本《心靈的探尋》，所以把這本研究別人的書取一個自傳式的名字算是恰如其分。（下文的引文中，有出於《探尋》，也有出於《探尋》中引用的魯迅原文。凡是其意自明之處，皆不一一註明出處。下文中提到“錢先生”處皆指錢理群。）
魯迅被毛澤東捧為“空前的民族英雄”，其文也因這欽點隆恩而常年充斥中學語文課本，但錢先生的魯迅之旅從一個別致的角度開始：“每每捧起魯迅的作品，我最先感受到的卻是另一個問題：魯迅作品中的‘自我’。”“既燃燒着人類不斷探索追求的進取精神的火焰，又流露着把握不住人生的痛苦、猶豫”。
此文作者是北師大學生李麗，發表於1983年。那個時代的一個大學生能有這樣的理解讓我有點驚訝。我在中國二十世紀作家中獨鍾魯迅，正因為他處處敞開的自我：“魯迅說他翻譯外國文學作品，‘從別國里竊得火來，本意卻在煮自己的肉的’”。相比之下，另外一位中國文壇的泰山北斗，錢鍾書，雖然同樣俏皮尖刻、想象恣肆，卻也永遠衣着得體、笑容恆定、滴水不漏而讓我無法接近，或者說沒有興趣接近。錢鍾書是不會去煮自己的肉的。錢鍾書的情商像是高過魯迅，魯迅則是更熾烈的情種。錢鍾書筆下奔流的是他的智商，魯迅筆下滴淌的是他的血。
毛澤東給魯迅的定位是民族英雄，魯迅給自己的定位是“不三不四的作者”：“在進化的鏈子上，一切都是中間物。當開首改革文章的時候，有幾個不三不四的作者，是當然的，只能這樣，也需要這樣。他的任務，是在有些警覺之後，喊出一種新聲；又因為從舊壘中來，情形看得較為分明，反戈一擊，易制強敵的死命。但仍應該和光陰偕逝，逐漸消亡，至多不過是橋梁中的一木一石，並非什麼前途的目標，範本。”因為不三不四，所以沒必要步步都小心翼翼不露半點馬腳。王朔該對此有認同感。毛澤東捧上天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本是個頑主角色。
愛默生是不世出的詩人和布道家，但美國不缺乏詩人和布道家。托爾斯泰是不世出的理想主義者，但俄國也不缺理想主義者。他們對他們的國家是錦上添花，而魯迅對中國是雪中送炭。魯迅這樣“跟黑暗搗亂”的人是中國這塊土地上最稀少、也最需要的。魯迅該高興在他身後的今天，跟黑暗搗亂的人漸漸多起來了。
魯迅骨頭雖硬，卻心軟，見不得年輕人流血：“我疑心吃苦的人們中，或不免有看了我的文章，受了刺戟（刺激），於是挺身而出革命的青年，所以實在很苦痛。”他也知道文人與“革命巨子”本不是一路人：“倘是革命巨子，看這一點犧牲，是不算一回事的”。不出魯迅所料，他身後一代又一代地湧現這樣善於犧牲他人來達到自己目的的革命巨子，包括二十六年前的那一次。
也有一代接一代的文人糊塗到看不出來巨子們壓根沒有想過在他們打下的江山裡有知識分子什麼事。我們都知道曾經親近共產主義的魯迅倘若活到1949年之後該是個什麼下場，但是他不見得會選擇跟着那批文人教授們留下來歡呼大軍進城。證據是他對眾人心無限嚮往之的那“黃金世界”的冷靜預測。例一：“以為詩人或文學家，現在為勞動大眾革命，將來革命成功，勞動階級一定從豐報酬，特別優待，請他坐特等車，吃特等飯，或者勞動者捧着牛油麵包來獻他，說：‘我們的詩人，請用吧！’這也是不正確的；因為實際上決不會有這種事，恐怕那時比現在還要苦，不但沒有牛油麵包，連黑麵包都沒有也說不定，俄國革命後一二年的情形便是例子。”例二：“我疑心將來的黃金世界裡，也會有將叛徒處死刑。”我猜他在這裡是不是想到了他自己，因為他知道自己是個天生的叛徒。叛徒就是叛徒，不管活在哪個把他捧到天上的革命巨子的朝代里。他不願意年輕人流血，也不願意自己流血。
魯迅知道貌似慷慨激昂的革命者們的動機：“曾經闊氣的要復古，正在闊氣的要保持現狀，未曾闊氣的要革新。大抵如此，大抵！”別人革命是投資，為的是在將來的黃金社會中拿回百倍的回報，“他們一定要講最後的勝利，付多少錢終得多少利，像人壽保險一般。”魯迅問他們：“倘若難於‘保障最後的勝利’，你去不去呢？”他自己只關心現在：“你的反抗，是為了希望光明的到來罷？……但我的反抗，卻不過是與黑暗搗亂。”他的理想就在今天，就是他的生活方式，像那兩棵棗樹：“仍然默默地鐵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
棗樹那篇文章（《秋夜》）傳達出的那種張力給我印象極深，但從前只是作為普通情景散文欣賞。讀了錢先生的解釋以後才知道棗樹是魯迅的自況。魯迅不寫“兩棵棗樹”，而寫“一棵是棗樹，還有一棵也是棗樹”，大概是因為他不想把自己和別人同化。同是直刺奇怪而高的天空，但魯迅是魯迅，別人是別人。他的存在和意義不取決于于任何其他勢力–老百姓、某個政治組織、某種意識形態、某個革命巨子。這就是他的獨立精神。
支撐魯迅跟黑暗纏鬥一輩子的底氣是他的獨立：“面對着不被人民理解的命運，歷來的中國文人（從屈原開始）只是自怨自艾，痛苦不已，唯有魯迅徹底擺脫了對人民的盲目崇拜。”文人們痛苦不已，因為要靠大眾的認可來立功立言，可惜不幸不爭的人民大眾並不買他們的帳。獨有魯迅甘做不三不四的作者，不求立自己的豐碑。無欲，所以剛，就放得開與黑暗搗亂。
錢先生知道中國人民的死穴就在這獨立二字：“農民的崇拜偶像，知識分子的崇尚希望，都是一種精神追求；但他們都無力（或不屑）依靠自己的力量實現這種追求，因而只能把自己的命運交給別一種異己力量（或菩薩，或神仙，或皇帝，或聖賢，或領袖）支配，這就是落後民族、階級、集團所特有的偶像意識……這正是魯迅最感痛心的。在他看來，這是最可悲的民族劣根性。”這段話自然讓我想起在二十六年前唱遍北京城的“從來都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要靠我們自己！”，也讓我想到說這話的可惜是個法國人。對於我們“落後民族”，我們靠的就是救世主，靠的就是神仙皇帝。對於我們的“落後集團”（或曰知識分子），靠的也是救世主和神仙皇帝（或曰大師）。那次偶爾靠了一回自己，才發現走路還沒有兩歲孩子的水平。
這也怪不得孩子：他從來也沒有被賞給過獨立學步的機會。所以中國曆次社會運動的動力就是被魯迅簡練總結的兩個字：“怨憤”。閏土和阿Q那樣的老百姓世世代代陷於淤泥塘中，他們對於革命巨子的唯一價值是他們的怨憤可資利用。利用完畢，他們或是腦袋在稀里糊塗之中搬家，腦袋沒搬家的仍舊回歸他們的淤泥塘，開始積蓄新一輪的怨憤，被新一輪的革命巨子利用。解救他們的唯一希望是在同情他們、願意啟蒙他們的那一部分知識分子。但落後民族的知識分子自己都不能獨立，所以整個民族只能接着落後下去了。
錢先生上一段文字中的“領袖”若是換為魯迅的“革命巨子”，其意仍然精確，其表現力則會鮮活十倍。錢先生雖然心與魯迅相通，但二者文字功力相較之下，國人該為有魯迅而慶幸。當時英傑之中除了魯迅也難有第二人能給我族畫出這樣的神韻：“兩眼下視黃泉，看天就是傲慢，滿臉裝出死相，說笑就是放肆。”
這素描筆法毒辣，但畫家是愛他的模特的：“至於百姓，卻就默默的生長，萎黃，枯死了，像壓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樣，已經有四千年”。他希望他們有一天能“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
魯迅總被後人指戳的是他的“一個都不饒恕”。錢先生對此有個解釋。“請讀這一段充滿赤子真情的文字–‘（院子裡的兩隻小白兔被黑貓吃了）自此之後，我總覺得淒涼。夜半在燈下坐着想，那兩條小性命，竟是人不知鬼不覺的早在不知什麼時候喪失了，生物史上不着一些痕跡……我又曾路過西四牌樓，看見一匹小狗被馬車軋得快死，待回來時，什麼也不見了，搬掉了罷，過往行人憧憧的走着，誰知道曾有一個生命斷送在這裡呢？……假使造物也可以責備，那麼，我以為他實在將生命造得太濫，毀得太濫了。’每次讀到這段文字，總要受到一種靈魂的衝擊，以至於流淚。不只是感動，更是痛苦的自責。我常常感到自己的感情世界太為日常生活的瑣細的煩惱所左右，顯得過分的敏感，而沉湎於魯迅所說的個人‘有限哀愁’里；與此同時，卻是人類同情心的減弱……只有在這裡才算是懂得了為什麼魯迅至死不饒恕他的仇敵–因為這些任意踐踏、毀滅生命的人間醜類，絕不是他的私敵，而是民族的公敵，人民的公敵，人類的公敵。”
雖然最後的排比句有文革式的大批判嫌疑，我想錢先生這段話有些道理。讀魯迅的筆墨官司文章，我多半時候感到的卻是他的敦厚：他捍衛的不是他自己的利益或顏面，而是他信奉的理念–那些多半是敦厚和有同情心的理念。他的底線是“戰鬥的作者應該注重於‘論爭’……自己並無卑劣的行為，觀者也不以為污穢”。我作為觀者的證詞是魯迅守住了他承諾的底線，沒有讓我覺得污穢。
同情心有個高的前提條件：安全感。人要擁有充分的安全感才有餘力關愛跟自己毫無關係的人。中國人缺的就是安全感，總覺得自己得到的太少，總想給自己的碗裡再裝點，所以我們都多的是有限哀愁，沒幾個人有真的同情心。而魯迅自己有安全感，所以能對別人有同情心。對動物的同情心與對人的同情心也本來沒有分別。我對魯迅這一段記憶尤深：“它（貓）的性情就和別的猛獸不同，凡捕食雀、鼠，總不肯一口咬死，定要盡情玩弄，放走，又捉住，捉住，又放走，直待自己玩厭了，這才吃下去，頗與人們的幸災樂禍，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壞脾氣相同。”魯迅若能活着見到黃金世界裡反右和文革的“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場景，該會馬上想起在動物世界見過的那一幕吧。
有時候卻也感到魯迅為了些瑣碎的事小題大做。雖然不是污穢，卻也覺得有些幼稚，惋惜巨擘的能量用錯了地方。不過，魯迅就是這樣的人，他也比誰都知道他自己就是這樣的人：“我自己總覺得我的靈魂里有毒氣和鬼氣，我極憎惡他，想除去他，而不能。”話說回來，雖然打遍江湖，且肉搏中常常露出破綻，但居然一生生活優裕，從未被剝奪放言的自由，最後能全屍而退，且極盡哀榮。這也說明那個時代雖然黑暗（從魯迅的眼睛看出去），卻有可能是中國自春秋戰國以來最光明的一段。
錢先生這段話也有意思：“由於現代中國普遍的思想文化水平的低下，與魯迅才智相當的敵人與戰友都太缺少，這對魯迅這樣的天才的發展不能不造成了某些損害，這是很可悲的。”看看魯迅那幾位著名論敵的高論，諸如梁實秋：“有一次肖伯納來到上海，上海的所謂作家們便擁出我們的‘偉大作家’魯迅翁來和他會晤，還照了一張像在雜誌上刊出來，一邊站着的是一個身材高大鬚髮銀白的肖伯納，一邊站着的是身材弱小頭髮蓬亂的魯迅，兩相對照，實在不稱，身量不稱作品的數量分量也不稱。”儒雅精緻的梁先生不惜打倒一大片“上海的所謂作家們”，又襲出人身攻擊的劣招，再於其中精心夾帶上貶低魯迅作品的分量，我看是梁先生聰明過了頭，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分量。
雖然整日跟梁先生這樣的對手耗費精力，一生求敗而不得，是有點令觀者惋惜，但魯迅自己倒是不一定在乎他的天才該得到如何的“發展”。他更在意怎樣在中國的現實里說話做事，包括纏鬥梁先生這樣的人。我沒有讀過肖伯納，不好妄言魯迅與之是否數量分量不稱，不過我的直覺是缺了肖伯納對英國的損失遠遠小於缺了魯迅對中國的損失。
魯迅與毛澤東曾同是錢先生的“精神之父”，可惜一座精神之山容不得二虎。開始時，錢先生“就這樣一步一步地，不知不覺地自己出賣了自己：終於相信了自己有罪，相信自己不經徹頭徹尾、徹里徹外的根本改造，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到後來，“在本書寫作過程中，當我重讀到魯迅這段話：‘……如果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讚嘆，撫摩，陶醉，那可簡直是萬劫不復的奴才了。’回想起我也曾長時間地‘陶醉’於自己的馴服中，我覺得魯迅是在用鞭子抽打我的靈魂，我無地自容！”錢先生是對自己誠實的人，所以他喜歡魯迅–魯迅也是對自己誠實的人。
可惜，魯迅去世近八十年後，他的各樣敵人–我族的虛榮、自私、貪婪、奴性、“滿臉死相”–還像“奇怪而高的天空”那樣籠罩四野。有人大概會說：看，中國該什麼樣還什麼樣，魯迅搗亂半天白折騰了。魯迅的回答大概會是：我搗亂是我願意。搗亂就是我想要的生活。至於你，與其關心我該如何活，不如關心你該如何活。如果你喜歡這死相，請自便。如果你不喜歡，去搗亂好了，去“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不要等着什麼領袖和英雄來徵召，也不要指望在你將來打下的黃金世界裡能斬獲百倍千倍的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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