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钱理群讲鲁迅
作者：胡涣 发表于2015年05月31日
坐上出租车，跟司机说去个书店，离清华南门不远，叫万圣。司机说：在蓝旗营那儿吧？
一家小型书店能在洋洋北京闻达于的哥之间，有点酒好不怕巷子深的意思了。
店里的书全是阳春白雪：历史、法律、哲学、宗教、艺术、散文、中外名著。没有奥数、高考和电脑。不过看书买书的人不少，并且从数量上来看居然是巾帼不让须眉。
我逛书店跟女士们逛衣服店一样，不设特定目标，过程即是享受，结果只是副产品，并且是消费越多心情越爽。这次在万圣一下买到十本书，刷新了本人的爽记录。
回家翻开的第一本是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书的开篇献词是
“本书献给——
正在致力于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人”
这话马上让我想起埋首在万圣的书架间和墙角里的少男少女们。我在回国的波音巨型飞机上和北京的地铁上看见的大家全是以打游戏和看电影来消磨时光，难免怀疑中国到底还有没有人“致力于”除了糊口赚钱和挥霍光阴之外的其他一些事。现在看来钱先生张开热情的双臂没有扑个空。
书名取得有点不符实：名字听起来像是作者自己的心路轨迹，实是鲁迅研究。不过翻开一读，知道其中的文字是倾注了作者自己的全部感情，不是于己无关的机械合成语音。鲁迅的爱与痛，也是钱先生的爱与痛。作者自道写过六十四本书，其中最钟爱的“毫不犹豫”是这一本《心灵的探寻》，所以把这本研究别人的书取一个自传式的名字算是恰如其分。（下文的引文中，有出于《探寻》，也有出于《探寻》中引用的鲁迅原文。凡是其意自明之处，皆不一一注明出处。下文中提到“钱先生”处皆指钱理群。）
鲁迅被毛泽东捧为“空前的民族英雄”，其文也因这钦点隆恩而常年充斥中学语文课本，但钱先生的鲁迅之旅从一个别致的角度开始：“每每捧起鲁迅的作品，我最先感受到的却是另一个问题：鲁迅作品中的‘自我’。”“既燃烧着人类不断探索追求的进取精神的火焰，又流露着把握不住人生的痛苦、犹豫”。
此文作者是北师大学生李丽，发表于1983年。那个时代的一个大学生能有这样的理解让我有点惊讶。我在中国二十世纪作家中独钟鲁迅，正因为他处处敞开的自我：“鲁迅说他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相比之下，另外一位中国文坛的泰山北斗，钱钟书，虽然同样俏皮尖刻、想象恣肆，却也永远衣着得体、笑容恒定、滴水不漏而让我无法接近，或者说没有兴趣接近。钱钟书是不会去煮自己的肉的。钱钟书的情商像是高过鲁迅，鲁迅则是更炽烈的情种。钱钟书笔下奔流的是他的智商，鲁迅笔下滴淌的是他的血。
毛泽东给鲁迅的定位是民族英雄，鲁迅给自己的定位是“不三不四的作者”：“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当开首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当然的，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但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因为不三不四，所以没必要步步都小心翼翼不露半点马脚。王朔该对此有认同感。毛泽东捧上天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本是个顽主角色。
爱默生是不世出的诗人和布道家，但美国不缺乏诗人和布道家。托尔斯泰是不世出的理想主义者，但俄国也不缺理想主义者。他们对他们的国家是锦上添花，而鲁迅对中国是雪中送炭。鲁迅这样“跟黑暗捣乱”的人是中国这块土地上最稀少、也最需要的。鲁迅该高兴在他身后的今天，跟黑暗捣乱的人渐渐多起来了。
鲁迅骨头虽硬，却心软，见不得年轻人流血：“我疑心吃苦的人们中，或不免有看了我的文章，受了刺戟（刺激），于是挺身而出革命的青年，所以实在很苦痛。”他也知道文人与“革命巨子”本不是一路人：“倘是革命巨子，看这一点牺牲，是不算一回事的”。不出鲁迅所料，他身后一代又一代地涌现这样善于牺牲他人来达到自己目的的革命巨子，包括二十六年前的那一次。
也有一代接一代的文人糊涂到看不出来巨子们压根没有想过在他们打下的江山里有知识分子什么事。我们都知道曾经亲近共产主义的鲁迅倘若活到1949年之后该是个什么下场，但是他不见得会选择跟着那批文人教授们留下来欢呼大军进城。证据是他对众人心无限向往之的那“黄金世界”的冷静预测。例一：“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决不会有这种事，恐怕那时比现在还要苦，不但没有牛油面包，连黑面包都没有也说不定，俄国革命后一二年的情形便是例子。”例二：“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我猜他在这里是不是想到了他自己，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个天生的叛徒。叛徒就是叛徒，不管活在哪个把他捧到天上的革命巨子的朝代里。他不愿意年轻人流血，也不愿意自己流血。
鲁迅知道貌似慷慨激昂的革命者们的动机：“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大抵如此，大抵！”别人革命是投资，为的是在将来的黄金社会中拿回百倍的回报，“他们一定要讲最后的胜利，付多少钱终得多少利，像人寿保险一般。”鲁迅问他们：“倘若难于‘保障最后的胜利’，你去不去呢？”他自己只关心现在：“你的反抗，是为了希望光明的到来罢？……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他的理想就在今天，就是他的生活方式，像那两棵枣树：“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
枣树那篇文章（《秋夜》）传达出的那种张力给我印象极深，但从前只是作为普通情景散文欣赏。读了钱先生的解释以后才知道枣树是鲁迅的自况。鲁迅不写“两棵枣树”，而写“一棵是枣树，还有一棵也是枣树”，大概是因为他不想把自己和别人同化。同是直刺奇怪而高的天空，但鲁迅是鲁迅，别人是别人。他的存在和意义不取决于于任何其他势力–老百姓、某个政治组织、某种意识形态、某个革命巨子。这就是他的独立精神。
支撑鲁迅跟黑暗缠斗一辈子的底气是他的独立：“面对着不被人民理解的命运，历来的中国文人（从屈原开始）只是自怨自艾，痛苦不已，唯有鲁迅彻底摆脱了对人民的盲目崇拜。”文人们痛苦不已，因为要靠大众的认可来立功立言，可惜不幸不争的人民大众并不买他们的帐。独有鲁迅甘做不三不四的作者，不求立自己的丰碑。无欲，所以刚，就放得开与黑暗捣乱。
钱先生知道中国人民的死穴就在这独立二字：“农民的崇拜偶像，知识分子的崇尚希望，都是一种精神追求；但他们都无力（或不屑）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这种追求，因而只能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一种异己力量（或菩萨，或神仙，或皇帝，或圣贤，或领袖）支配，这就是落后民族、阶级、集团所特有的偶像意识……这正是鲁迅最感痛心的。在他看来，这是最可悲的民族劣根性。”这段话自然让我想起在二十六年前唱遍北京城的“从来都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要靠我们自己！”，也让我想到说这话的可惜是个法国人。对于我们“落后民族”，我们靠的就是救世主，靠的就是神仙皇帝。对于我们的“落后集团”（或曰知识分子），靠的也是救世主和神仙皇帝（或曰大师）。那次偶尔靠了一回自己，才发现走路还没有两岁孩子的水平。
这也怪不得孩子：他从来也没有被赏给过独立学步的机会。所以中国历次社会运动的动力就是被鲁迅简练总结的两个字：“怨愤”。闰土和阿Q那样的老百姓世世代代陷于淤泥塘中，他们对于革命巨子的唯一价值是他们的怨愤可资利用。利用完毕，他们或是脑袋在稀里糊涂之中搬家，脑袋没搬家的仍旧回归他们的淤泥塘，开始积蓄新一轮的怨愤，被新一轮的革命巨子利用。解救他们的唯一希望是在同情他们、愿意启蒙他们的那一部分知识分子。但落后民族的知识分子自己都不能独立，所以整个民族只能接着落后下去了。
钱先生上一段文字中的“领袖”若是换为鲁迅的“革命巨子”，其意仍然精确，其表现力则会鲜活十倍。钱先生虽然心与鲁迅相通，但二者文字功力相较之下，国人该为有鲁迅而庆幸。当时英杰之中除了鲁迅也难有第二人能给我族画出这样的神韵：“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
这素描笔法毒辣，但画家是爱他的模特的：“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他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
鲁迅总被后人指戳的是他的“一个都不饶恕”。钱先生对此有个解释。“请读这一段充满赤子真情的文字–‘（院子里的两只小白兔被黑猫吃了）自此之后，我总觉得凄凉。夜半在灯下坐着想，那两条小性命，竟是人不知鬼不觉的早在不知什么时候丧失了，生物史上不着一些痕迹……我又曾路过西四牌楼，看见一匹小狗被马车轧得快死，待回来时，什么也不见了，搬掉了罢，过往行人憧憧的走着，谁知道曾有一个生命断送在这里呢？……假使造物也可以责备，那么，我以为他实在将生命造得太滥，毁得太滥了。’每次读到这段文字，总要受到一种灵魂的冲击，以至于流泪。不只是感动，更是痛苦的自责。我常常感到自己的感情世界太为日常生活的琐细的烦恼所左右，显得过分的敏感，而沉湎于鲁迅所说的个人‘有限哀愁’里；与此同时，却是人类同情心的减弱……只有在这里才算是懂得了为什么鲁迅至死不饶恕他的仇敌–因为这些任意践踏、毁灭生命的人间丑类，绝不是他的私敌，而是民族的公敌，人民的公敌，人类的公敌。”
虽然最后的排比句有文革式的大批判嫌疑，我想钱先生这段话有些道理。读鲁迅的笔墨官司文章，我多半时候感到的却是他的敦厚：他捍卫的不是他自己的利益或颜面，而是他信奉的理念–那些多半是敦厚和有同情心的理念。他的底线是“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我作为观者的证词是鲁迅守住了他承诺的底线，没有让我觉得污秽。
同情心有个高的前提条件：安全感。人要拥有充分的安全感才有余力关爱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人。中国人缺的就是安全感，总觉得自己得到的太少，总想给自己的碗里再装点，所以我们都多的是有限哀愁，没几个人有真的同情心。而鲁迅自己有安全感，所以能对别人有同情心。对动物的同情心与对人的同情心也本来没有分别。我对鲁迅这一段记忆尤深：“它（猫）的性情就和别的猛兽不同，凡捕食雀、鼠，总不肯一口咬死，定要尽情玩弄，放走，又捉住，捉住，又放走，直待自己玩厌了，这才吃下去，颇与人们的幸灾乐祸，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坏脾气相同。”鲁迅若能活着见到黄金世界里反右和文革的“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场景，该会马上想起在动物世界见过的那一幕吧。
有时候却也感到鲁迅为了些琐碎的事小题大做。虽然不是污秽，却也觉得有些幼稚，惋惜巨擘的能量用错了地方。不过，鲁迅就是这样的人，他也比谁都知道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人：“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话说回来，虽然打遍江湖，且肉搏中常常露出破绽，但居然一生生活优裕，从未被剥夺放言的自由，最后能全尸而退，且极尽哀荣。这也说明那个时代虽然黑暗（从鲁迅的眼睛看出去），却有可能是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最光明的一段。
钱先生这段话也有意思：“由于现代中国普遍的思想文化水平的低下，与鲁迅才智相当的敌人与战友都太缺少，这对鲁迅这样的天才的发展不能不造成了某些损害，这是很可悲的。”看看鲁迅那几位著名论敌的高论，诸如梁实秋：“有一次肖伯纳来到上海，上海的所谓作家们便拥出我们的‘伟大作家’鲁迅翁来和他会晤，还照了一张像在杂志上刊出来，一边站着的是一个身材高大须发银白的肖伯纳，一边站着的是身材弱小头发蓬乱的鲁迅，两相对照，实在不称，身量不称作品的数量分量也不称。”儒雅精致的梁先生不惜打倒一大片“上海的所谓作家们”，又袭出人身攻击的劣招，再于其中精心夹带上贬低鲁迅作品的分量，我看是梁先生聪明过了头，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分量。
虽然整日跟梁先生这样的对手耗费精力，一生求败而不得，是有点令观者惋惜，但鲁迅自己倒是不一定在乎他的天才该得到如何的“发展”。他更在意怎样在中国的现实里说话做事，包括缠斗梁先生这样的人。我没有读过肖伯纳，不好妄言鲁迅与之是否数量分量不称，不过我的直觉是缺了肖伯纳对英国的损失远远小于缺了鲁迅对中国的损失。
鲁迅与毛泽东曾同是钱先生的“精神之父”，可惜一座精神之山容不得二虎。开始时，钱先生“就这样一步一步地，不知不觉地自己出卖了自己：终于相信了自己有罪，相信自己不经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根本改造，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到后来，“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当我重读到鲁迅这段话：‘……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回想起我也曾长时间地‘陶醉’于自己的驯服中，我觉得鲁迅是在用鞭子抽打我的灵魂，我无地自容！”钱先生是对自己诚实的人，所以他喜欢鲁迅–鲁迅也是对自己诚实的人。
可惜，鲁迅去世近八十年后，他的各样敌人–我族的虚荣、自私、贪婪、奴性、“满脸死相”–还像“奇怪而高的天空”那样笼罩四野。有人大概会说：看，中国该什么样还什么样，鲁迅捣乱半天白折腾了。鲁迅的回答大概会是：我捣乱是我愿意。捣乱就是我想要的生活。至于你，与其关心我该如何活，不如关心你该如何活。如果你喜欢这死相，请自便。如果你不喜欢，去捣乱好了，去“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不要等着什么领袖和英雄来征召，也不要指望在你将来打下的黄金世界里能斩获百倍千倍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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