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踏入“外交”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台灣發生了轟動一時的“江南案”（作家劉宜良在舊金山寓所被槍殺身亡），孝武就是在“中廣”總經理這個職務上被卷了進去的。由於美國聯邦調查局及台灣“司法調查單位”聯手調查，證明該案系由當時“國防部”情報局長汪希苓，指派陳啟禮及吳敦赴美執行的一樁槍殺異己的任務，後來叄人均遭台北地方法院以共同殺人罪，各判處無期徒刑等重刑。
美國國務院曾強力要求引渡有關嫌犯至美國受審，台灣方面則以雙方無引渡條約為由堅拒。美政府及國會運用軍售及貿易兩大議題，對台灣持續施壓，經國先生對這件事在雙方關係上所造成的破壞頗為震怒。當時國內外媒體均影射孝武與該案有涉，讓他百口莫辯。
就在各媒體把整個案子炒得沸沸揚揚之際，一九八六年二月十八日，經國先生斷然把孝武調離，要他前往“新加坡代表處”出任副代表。代表是胡
將軍，胡定吾的父親。經國先生和李光耀總理私誼頗篤，孝武前往新加坡，經國先生最放心了。
經國先生這項決定，不管是對當局或對孝武個人來說，都是明智的。孝武有一萬個不願，也無可奈何。
“江南事件”對孝武是一生中最嚴重的打擊。表面上，他欣然赴任，內心則極不樂意。他很清楚，自此不僅遠離親友，更將遠離權力中心。在此之前，坊間臆測他是“接班掌權”的可能人選之一的消息，甚囂塵上。他的外放立即將此可能破滅。但孝武此一轉折，卻意外
地踏入了“外交”系統，也造就了日後和我密切交往的機緣。
我們本來就是手足”
在孝武出任“副代表”半年，我升任“常務次長”，並主管“亞太和亞西司”業務，不折不扣地成了他頂頭上司。對他的工作我瞭如指掌，只要有機會，我都會不動聲色地幫他，從未因為他以前曾受周邊人士慫恿，對我和孝慈有過抵制，而心生怨懟。我只認定他是我同父異母的弟弟，情分上要照顧他，工作上更要協助他，理由很簡單，這應當是父親經國先生所樂見的，儘管他可能當時不會知情，也可能永遠不會知道。
一九八七年，“外交部”對所有駐外人員例行性地逐一打年終考績，孝武也在名冊當中。我任“常務次長”，是“外交部”考績委員會副主委，當評審到“新加坡代表處”時，我注意到胡
代表只給他八十一分，我便主動在會上發言為他爭取了八分，修正提升到八十九分，是甲等的最高分數，可以獲得兩個月薪水獎金。事後，我從未問他知不知道那年他這麽高的考績分數是怎麽來的。那天下班回家，我只告訴美倫：“很高興今天能夠以哥哥的身份在孝武不知情的情況下，幫了他一個忙，工作上給他鼓勵。”後來，在處理“江南案”過程中，我又再次在暗中助了孝武一臂之力。
每次孝武從新加坡回來“述職”或休假，我都會抽空以“次長”身份到機場去接機，若是惠媚和他一道，我會要美倫同行。從“外交部”的角度，這是對他的特別禮遇，一般“駐外副代表”返島“述職”，“外交部”頂多是派“副司長”或“科長”去接機就可以了。孝武很快感覺得到我在許多方面釋出的善意，於是對我的態度也起了轉變。
有一天，我邀“外交部”幾位司處長在國賓飯店二樓為他接風，飯前我倆坐在一個角落裡有說有笑，非常開懷而親切，在場採訪的《中國時報》外交記者張慧英看在眼裡，有感而發地問孝武：“你們看起來聊得蠻開心的，真是情同手足！”孝武立即笑笑地反駁她說：“你錯了，我和章次長不是‘情同手足’，我們本來‘就是手足’！”這是孝武第一次公開而自豪地承認，我們是兄弟。
介入處理“江南案”
“江南案”改變了孝武一生，但是他私下多次坦誠地跟我說，他確實與該案完全無涉。在島內外媒體強大壓力下，他無從辯解冤屈，最後，他只期望整件案子能夠早日成為過去。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我由“外交部常次”轉任中國國民黨海外工作會主任。一九九○年一月十五日，孝武從新加坡調升“駐東京代表處特任代表”。我接任“海工會”主任後，即密集展開海外的訪視，短短幾個月，走遍了所有國民黨的海外總部、支部，甚至分部。出訪的第一個行程涵蓋了美國、加拿大和日本，從二月二十六到叄月十叄日，十五天當中走訪了十五個城市。抵達舊金山時，卻意外地直接介入了“江南案”的處理。
我訪美各地的行程是公開的，當地華文報紙均有報道，僑胞只要稍微留意，便知道我的行蹤。叄月十日當天，我在凱悅飯店突然接到《聯合報》駐華盛頓“特派員”施克敏的電話，他和江南夫婦（劉宜良與崔蓉芝），在華盛頓時是多年好友，“江南案”發生後，他仍與劉宜良的遺孀崔蓉芝時有聯繫。施克敏在電話中告訴我，崔蓉芝從報上曉得我人在舊金山，而她就住在附近的大理市，希望我能抽空和她見個面，有要事相商。當時若只顧慮到“江南案”的敏感，我一定會猶豫或推辭，但是一想到若能協助當局早日將全案平息下來，是件好事，尤其對孝武更為緊要，於是答應在隔天離美赴日前，在飯店晤面。
第二天上午十時整，崔蓉芝準時前來，開門後，看到她身旁站着一位個頭魁梧的男士，他自我介紹叫陸鏘。他倆進到小客廳坐定，略做寒暄，就直接表明來意。崔蓉芝說，雖然“江南案”在台北地方法院初審她已獲得勝訴，但經多方面考量，仍願與台灣當局進行“和解”，有兩個條件：一、台灣當局要對江南案表示“歉意”或“遺憾之意”；二、賠償叄百萬美元，並以
密方式進行。這是“江南案”發生後，國民黨方面相當階層負責人，第一次直接和當事人碰面。
我態度很客氣，卻也十分謹慎，我未多言，僅應允將她的建議和條件，完整地帶回台北並向當局反映。他們離開後，我即將談話內容做了完整的記錄。
當天下午，我離開舊金山直飛東京和孝武碰面。我視察的行程十分緊湊，只在東京停留不到兩整天，但保留叄月十二日晚上和孝武單獨長談。我把前一天跟崔蓉芝在舊金山的談話內容敘述一遍，他當即贊同儘速和解，並再一次向我強調且語帶埋怨地說，他從未介入該案，為什麽有人總是要把他拖下水？我看得出他心情很差，可能由於當時島內“主流”、“非主流”的爭論鬧得火熱，他又以公開信方式，反對自己的叔叔緯國將軍，引發若干“非主流”人士的指責甚至圍剿，自然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他忿忿然地跟我說，他“駐日代表”都
不想做了，想辭掉一切職務，預定在當年五月二十日提出辭呈回台北。我只有好言相勸不要匆作決定，等台北政情略為平息後再議。我強調一動不如一靜，他算聽了進去。
從東京返抵台北，我立即把在舊金山發生有關“江南案”的最新狀況，面報“外交部”朱撫松“部長”和“總統府
書長”蔣彥士，隨後於叄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時叄十分到“總統府”，向李登輝報告。李登輝告以“江南案”已由“外交部”簽辦，並批示了“一面上訴，一面和解”，賠償金額以一百萬美元為度，不能同意由當局道歉，可以考量其他方式為之，既然對方表達了和解的意願，則可積極進行。於此，整個遲滯不前的“江南案”，注入了正面解決的動力。叄月十一日我和崔蓉芝的會面，是關鍵之一。
直到一九九○年十月二十五日，“江南案”才結案。最初，崔蓉芝透過美國律師孔傑榮（Jerome Cohen）與台灣方面接觸，要求民事賠償兩千萬美元，還在加州法院提出民事賠償之訴叄億零五百美元。台灣方面於一審勝訴後，並沒有“趁勝和解”之意，後來崔蓉芝向美國上訴法院上訴，和解之議也暫緩。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美上訴法院判台灣方面敗訴，和解之議再興，但並不了解對方的意圖，我和崔蓉芝於一九九○年叄月在舊金山的會面，在時間點上十分重要。最後當局是以支付一筆為數一百四十五萬美元的“人道恩賜金”（Exgratia
Payment）給崔蓉芝，而完成“和解”。所謂“人道恩賜金”是英美法上的專有名詞，也就是一般通稱的“撫慰金”。
“江南案”打亂了孝武的後半生。孝武在捲入“江南案”叄年後，於一九九一年七月病逝榮總。如果沒有“江南案”，他的一生怎會如此快速落幕？到底是誰害了他？或是，只因為他生長在蔣家？
父親手繪圖相贈
記得一九八八年八月八日，經國先生過世半年後，孝武獲在新加坡就地由“副代表”升任“代表”。第二年的農曆春節，孝武就邀我們全家去新加坡過年。他的官舍還算寬敞，我們全家五口全住了進去，他和惠媚，兩個孩子友蘭、友松，另加上惠媚的哥哥蔡綠峰一家人，大大小小一共十九個人，都擠在一起，熱鬧非凡，玩得十分盡興。
大年初叄用過早餐後，孝武從房裡出來，手上拿着一樣東西找我，說他有一幅多年前收藏的父親親手畫的一幅梅花要送給我。他感性的說：“孝嚴兄，你身邊至少要擁有一件屬於父親的東西作為紀念。這幅梅花畫得很好，送給你保存。”我望望他，接過這幅畫，說了句謝謝，當場讓我想起了父親，也追憶起一路走過的風雨，淚水奪眶而出，站在一旁的美倫和惠媚也被這一幕遲來的手足情深，感動得偷偷拭淚。這幅國畫成了我來自父親的唯一遺產。自從把它帶回家後，就一直掛在客廳，我會把它一代一代傳下去。
那天，孝武還補充說：“父親的畫，幾乎全被孝勇收走了，孝章大姐和我也只有幾幅；而且在父親過世當刻很混亂，父親在七海官邸及在辦公室里的一些重要文物，都由孝勇一人收齊保管……，有些被裝箱運往了瑞士。”孝武說到這些時，顯然對孝勇有所誤會，但他也難做干預。孝武可以從“駐新副代表”坐升“代表”，在“外交部”沒有前例，當然是當局的提攜；而孝勇卻在父親過世後，與當局漸行漸遠，與孝武間的齟齬由是更為加深，且日趨表面化。
孤單的身影
父親病故時，孝武到新加坡任職還不及兩年，聞訊即於第二天兼程返台。抵台次日，一九八八年元月十五，他辦公室林尚謙
書來電說，孝武本想到“外交部”來看我，但因“外交部”記者太多，希望我能抽空在下午一點到仁愛路叄段松樹園大廈八樓和他碰面。我準時前往，他顯得非常疲憊，兩眼布滿血絲，不停抽着煙，見面坐定後，他就直接而誠懇地問我：“孝嚴兄，父親前天過世了，有沒有什麽我可以為你做的事？從前我們談到這件事，可能覺得有些不方便，以後應該坦然了。”我感受到他的誠懇，也看到他良善的本質。我更感到安慰，多年的努力沒有白費，在這重要時刻他接納了我。我回答說：“在父親生前，我和孝慈從不願意讓這件事，增加任何人的困擾或心理負擔，以後也是如此。”
孝武接着說：“我們應該顧及到中國人的倫理和親情，不知道你要不要到榮總去瞻仰父親最後一面？”
我答 ：“孝慈昨天就來找我，談了很多，當然希望能夠見到父親最後一面，只是不曉得該怎麽進行，不能貿然前往，怕引起談論；既然你主動提起，我很感謝，希望能儘快安排，在晚上都沒關係。”
孝武立即允諾：“我會馬上和孝勇聯絡，要他安排好後儘快告訴你。”孝武是在前往新加坡之後，和我的交往才慢慢密切起來。起先，每談到經國先生時都還是用“總統”稱呼，到他升任駐新代表後，交往更多了，感情也隨着增進，不久很自然地會在我和美倫面前改口以“父親”來稱呼經國先生。
那天孝武顯得異常失落，情緒更是低落到無以復加。他告訴我，元月十二日晚，他不知道為什麽幾乎徹夜難眠，清晨四點就起床了，十叄日當天，他告假在家，中午去參加一個餐會，回程就接到台北傳來的噩耗。他十分感慨也感傷地對我說：“以前因為身份特殊，被很多人所利用，以後這些事情可以少了。日後要怎麽走下去，我不知道，我需要思考一下；可能等喪事過後，搬到海外去住。我只掛念母親的身體，她幾乎走不動，而且有氣喘。”
最後，他語重心長地要我和他聯繫：“往後，需要相互幫助的地方會很多，要能彼此多照應。只要我能做到的，你儘管說，我都會盡力。”語句中，透出陣陣襲人的孤單。
孝勇告稱父慾火葬
一九八五年起我和孝勇就開始接近，雖然只是斷斷續續，彼此相處倒也相當自然。我任“北美司”司長時，他也曾就對美關係事項，
聊間問問我的看法，包括他想知道正在美國擔任“代表”的錢復表現如何等等。
當時，外界都知道他是最接近經國先生且被信賴的人，儘管他沒有一官半職，只不過是中興電機工程公司董事長，但是他每天都陪侍父親，而且經國先生最後幾年糖尿病日益嚴重，體力日差，到外縣市的巡訪也停了下來，孝武又人在海外，孝勇成了“七海”官邸內最有權勢的人。當時就有傳說，不少重要公文，都由孝勇親自攜進在病榻前摘要報告請示，然後再口頭轉述有關裁示，就算定案。大家對他無不敬畏叄分。
一九八七年錢復從華盛頓返島述職，向經國先生報告雙方關係現況，在搭機返回華盛頓前，要我向孝勇索取他私人專線電話，以便遇到緊急狀況可及時聯繫。但當我向孝勇轉達錢復的要求時，他居然要我轉告，請他打“長途台”（二叄七一七一七）即可，這個電話是當時許多高層官員都曉得的一支專線，透過它就可在緊急狀況下代為查出各要員的家中電話，甚至輾轉直接聯繫到本人接聽。顯然孝勇並不願將他家中電話或他自己的專線給錢復。從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孝勇那時的自視了。
叫我“孝嚴哥”
我在一九八六年出任“外交部”常務次長之後，和孝勇的交往日益增多，我本身的表現可能是促使他改變態度的原因。我在“外交部”的工作普遍受到民眾肯定，一旦形成了社會形象，我就不再是幾年前可以輕易壓制或排擠的了。我和孝勇在事業上更沒有任何利害衝突，我是謹守本分地在“外交”領域裡努力，而他則是在商界發展，性質上河水不犯井水，也就容易相互接納，進而共生共榮了。
一九八七年七月孝勇透過“鴻霖旅運公司”的合伙人邱創壽，也就是錢復先生的連襟，突然轉告我他想“正式認我作哥哥”，問我意見，我當然說好，我內心有喜悅也有驕傲。七月十五日晚，由邱創壽出面邀我和孝勇，到他仁愛路叄段和安大廈的住處一道用晚餐，算是不具形式的儀式，當場孝勇叫我“孝嚴哥”。邱創壽當場叫好，說早該如此，並且舉杯向我們敬酒。
事後我把整個經過告訴了美倫、孝慈和秦孝儀，他們也都很高興。秦孝儀後來還告訴我，他曾把這件事轉報了父親，經國先生笑笑點點頭，雖然沒說什麽，顯然很愉快。秦孝儀說，看來孝勇這個決定，事先並沒有請示過經國先生，更可以看出孝勇的真誠了。
但是，過了十年，一九九七年左右，萬萬沒料到，由於政局的急遽變化，孝勇卻與我漸行漸遠，實始料所未及。回想當晚的“認兄餐會”，好像就在幾天前才發生一樣，稱兄道弟的情景猶歷歷在目，孝勇卻早已作古。一段好不容易找回來的親情，卻被無情的政治扭曲而撕得粉碎，真叫人擲筆叄嘆！
父親豁達的生死觀
孝武在父親過世第叄天（元月十六日）和我會面後，就打電話給孝勇，要他安排我和孝慈去榮總瞻仰遺容的事。孝勇在當天約我見面。我在四點鐘整趕到他在仁愛路八樓的辦公室，還沒坐定，他便急着說，父親過世的事發生得太突然了，請我去是想知道，我和孝慈是不是要去見父親最後一面？我說已和孝武談過，愈快愈好，他立即說，沒有問題，只是當天不行，可能要隔一兩天。我說尊重他的安排，同時問了他有關十叄日發生事故的經過。他很有耐心地做了追述。談話中，看得出他對醫療小組的處置方式也相當不諒解。少頃，他主動告訴我，父親安葬地點已選定在慈湖旁邊，叫作“頭寮”的地方，而且定在月底叄十日奉厝。孝勇兩眼紅腫，顯得很疲倦和沮喪，並且很感性地說：“父親生前曾把你們的事告訴過我，而且對你感到驕傲。你和孝慈的事，老夫人也曉得。”
此外，孝勇那天還透露了一件外界迄今毫無所悉但十分重要的事。他說，父親生前曾跟他商量，希望在身後火化，並將骨灰撒散各地即可，孝勇認為茲事體大，所以回
父親說這不是個人的事，恐有不宜，父親聞後默然未語云云。
父親確有身後火葬的想法，只是孝勇個人覺得不妥，而未照辦。當蔣孝剛於二○○四年年初面告方良女士，和他母親商量後，已於元月二十七日去函“國防部部長”湯曜明要求將祖父和父親移靈五指山時，我把孝勇曾提到父親生前有火葬之意的事告訴了孝剛，讓他對兩蔣後事的處理能有較周延的了解。此時若提火葬之議，所涉太廣，也可能為時太晚，但我必須不避諱地將此據實道出，俾讓國人了解父親經國先生對自己後事的處理，在生前是有交代的，他有豁達的生死觀。
呼風喚雨不再
孝勇比孝武小四歲，比我小七歲，我很珍惜一九九○年前後和他日趨和睦相處的歲月。一九九○年，我以“海工會”主任身份前往加拿大訪問，特地前往蒙特羅一趟，那邊國民黨的海外黨部很小，黨員也不多且均系老僑，真正目的是想去探望孝勇並安慰安慰他。那時他已舉家移民蒙特羅。
我在參加一項晚宴活動後趕到他家，是在郊外山區一幢相當寬敞的獨立洋房。見到面，他顯得很高興，還親自開着購買不久、爬山專用的吉普車，很得意地載着我到一處山頂去鳥瞰蒙特羅全城的燈火夜景，的確相當壯觀而有特色。四十分鐘後回到他家，進到屋內他太太方智怡也出來作陪，大家聊得很開心，對我能這樣老遠專程去探望他們表示感謝。
儘管孝勇說他心境已逐漸平復，可是我一眼看出來，父親雖已去世兩年，對他的衝擊仍絲毫未減，那是一種心理上極度的挫傷，淒涼地刻畫在他泡腫的眼皮、帶血絲的雙眼和明顯消瘦的身軀上。我關心地問他，是不是睡眠不好，怎麽比從前消瘦了很多？他苦笑說：“我怎麽會睡得好？”
父親過世這件事，對孝勇來說，遠比對孝武來得更不易調適。一九八六年初孝武即遠赴海外，已兩年多不在父親身旁，而孝勇則是形影不離、天天服侍在側，事無大小，無所不與。故經國先生遽然離開，讓他頓失依恃和重心。他要面對的，不僅是一個截然不同內涵的生活，更是一個冰冷無情的政治和只講現實的社會。往日幾乎可以喊水成冰的魔力，一夕之間消失殆盡。我理解這種劇變，不是任何處在他同樣位置上的人所能承受得了的。所以，後來遇到他對我的不滿，我也都能以諒解的心淡然處之。
見到父親最後一面
我始終很感謝孝勇很誠意地安排我和孝慈見到了父親最後一面。
元月十六日下午一點，孝勇來電說，當晚十一點他會到我在羅斯福路叄段的“外交部次長”宿舍，來接我和孝慈前往設在懷恩堂的靈堂行禮。我隨即通知孝慈。晚上十點半孝慈先到，十點四十八分孝勇也到了。十一點，我和孝慈搭乘孝勇的車，乘着夜幕深垂，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直驅榮總。
我和孝慈進到懷恩堂，先在靈前行叄鞠躬禮，在場尚有幾位看似七海的侍衛在守靈；隨後，孝勇帶我們進到圍幕背後，即榮總的停屍冰庫間。孝勇先跪下，由一位助手將其中一個靠中間的冰床緩緩抽出，父親就安然躺在其中。我走近注視之，見其容貌極為安詳，雙目緊閉，雙唇密合，應當已經做過初步化
，唯頭髮略見蓬鬆，臉色灰白，如熟睡狀。我隨即跪下叩頭，淚如雨下；孝慈隨後亦趨前見最後一面，並下跪叩頭，飲泣幾不成聲。這居然是我和孝慈生平第一次這麽近距離地和自己父親見面！
我邊流淚邊低聲地喊着“爸爸”，這竟是四十六年來，首次當着父親的面聲聲喊“爸爸、爸爸”。有生以來面對父親的第一聲呼喚，竟是在這樣的場景。我用只有自己聽得到的聲音告訴父親：“請您安息，……我一定會好好努力，爸爸，請放心，請安息……”我看到淚水一滴滴落在地上，人生的悲慘，莫此為甚了！孝勇亦流着淚再行跪拜。隨後，我們叄人一起緩緩地將冰床推上，前後約六分鐘。
拭去淚水，孝勇陪我們退出靈堂，我向他稱謝後告辭。孝勇另派車分別將我和孝慈送回家，這一切都是在隱密下進行。能見到父親最後一面，得以無憾矣。
父親曾交代歸宗
一九八八年元月十七日，父親過世後的第四天上午九時正，我與孝慈到秦孝儀院長辦公室。秦院長先安慰我們說，總統過世，發生得太意外也太快，要我們節哀。他說已經知道過去兩叄天來，孝武、孝勇和我們接觸，並在深夜安排去榮總懷恩堂見父親最後一面的情形。他也把經國先生病逝當時的情況，做了扼要的描述，和孝勇所說大致雷同。
另外，他很慎重地說，在經國先生過世後第二天，也就是十四日下午，孝勇親自駕車與他一同到頭寮，勘察準備用來奉厝的那幢父親生前不時前往休息的四合院；由於車上只有他們兩人，談了許多往日從未觸及的話題，在途中他曾親口告訴孝勇說：“早就有一個
密要告訴你，現在‘總統’已經不在，應當是時候了。‘總統’生前曾面告，要孝嚴、孝慈兩兄弟歸宗。‘總統’說這話是在一年半以前，這件事我也告訴了俞國華‘院長’。俞‘院長’聽到此一囑咐，表示了解，而且說，孝嚴、孝慈都已有自己的成就，以後要協助他們。”秦孝儀安慰我們說，父子關係是天生的，不能否定，將來如何歸宗，就聽其自然，事實終究是事實。
當天秦孝儀這一席談話，讓我可以體會到父親晚年的心境，對我和孝慈的事始終放在心上，他這個心願一直到臨終都未能落實。如果父親能多活幾年，我在想，或許等卸任“總統”職務後，會是比較好的時機，也比較容易辦理認養手續。那該是一個多麽溫馨的情景！但這，畢竟只是自己的想像。
曉得父親生前有明確的交代，基於孝思，我自當不畏任何險阻，要盡心去完成它。不為別的，只因我愛父親，生前雖然無法承歡，死後不要讓他有任何牽掛。
第七章 祖父崩逝後·我奔喪兼程
第一次聽到“蔣中正”這叄個字，是在新竹讀小學。
從小，和其他孩子一樣，很早就從課本教材中被灌輸了不少祖父年輕時的過人事跡，讓我對祖父有無比敬畏。尤其那張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戎裝照，英姿煥發，成了我崇拜的偶像。當然，他更高不可攀，遙遠得像掛在天邊的星星。
“蔣委員長”的孫子
一九五一年念新竹市東門國小五年級，有一次放學，和孝慈從學校後門穿過陸軍眷村走路回家，有幾位老伯伯們正圍在樹下乘涼，當看到我和孝慈時，就有一位拉開嗓門指着我們毫不避諱地嚷：“來看來看，他們就是老蔣的孫子，蔣委員長的孫子！長得好可愛的一對雙胞胎！”我們完全聽不懂，只用小眼睛回瞪他們一眼，加快腳步回家。但是“蔣委員長”這幾個字，倒讓我們記住了。
類似的事情重複發生了兩叄次，心中難免嘀咕，我們決定要問問外婆。有天吃完晚飯，我鼓足勇氣問外婆，誰是“老蔣”？誰是“蔣委員長”？怎麽我們會是他的孫子？外婆當時臉一沉，帶着責難的口吻說：“問這些干什麽？現在兵荒馬亂，很多人家破人亡地逃到台灣，喜歡胡說八道，不要聽那些人講的話，他們有神經病！你們爺爺、爸爸、媽媽，還有姨媽、姨爹一大家子，來不及逃出來，都還在南昌；章家有一大半的人沒有到台灣，我們家跟什麽‘蔣委員長’怎麽會有關係！以後不要問這種傻事，不要理那些人！”第二天起，外婆不准我們放學後再經過那個眷村，要我們走學校前門繞一條較遠的路走回家，避開那些老兵們的指指點點。回想起來，這些老兵似乎已略風聞我們的故事。
這段經歷是第一次有人，在我們面前模模糊糊地提到和蔣家有某種關連，雖然有過疑惑，但一陣子就過了，畢竟年幼，被外婆編織的故事和她嚴肅的表情給隱瞞了過去。現在回想起來，真不知道當時外婆被我問到這個問題時，是什麽樣的感受？
家徒四壁臥竹床
從小學叄年級到初中，也就是從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五這幾年在新竹，過得還算平穩，沒有任何異常，從衣着到每天的便當，以及上學用的文具，和其他同學沒有兩樣。但是從一九五六年年後，家境突然變壞，一直到一九六○年高中畢業，都沒有好轉過。
那段期間，新竹家裡上上下下，可以找到唯一的電器用品，就是幾盞懸在房間當中沒有燈罩的電燈球。新竹的風是有名的，但到了夏天，卻悶熱異常。有次我和孝慈到鄰居小朋友家去玩，看到電風扇在轉，覺得既新奇又羨慕，回到家也不敢提，我們知道家裡買不起。中央路的房子西曬，外婆帶着孝慈和我祖孫叄人睡在小房間，裡頭擺着兩張竹床，到了下午就像火爐般悶熱，晚上就寢時，竹床上的竹片都是熱的。家裡買不起窗
，只好去文具店買色紙把窗子糊起來，後來乾脆用看過的舊報紙代替。
二舅想出一個簡單的消暑辦法，他要我和孝慈放學後，到附近的東門市場去找魚販，向他們買幾塊用來冰魚的便宜大冰磚回家，然後敲成大小不等的冰塊放進臉盆，擺在竹床上來回移動個把小時，把竹床冰涼一些，剩下的冰塊就放在房中間，讓它慢慢融化，晚上就比較好睡些。整個新竹市，應當沒有第二家，用這種妙方來對抗熱浪的。單從這件事，可以看出我們日子的清苦。
我最能體會什麽叫“家徒四壁”了。我們睡的竹床一直到進了大學都還在用，陪了我們十幾年，後來竹床不僅有個洞，還會夾肉，到了夏天都要墊上兩層的床單才行。從這樣的生活條件來看，街坊鄰居怎麽都不會相信，住在隔壁的這兩個雙胞胎會和“蔣總統”有任何關連！
成功嶺上見祖父
我真正近距離見到自己的祖父，是一九六叄年在成功嶺接受預官訓練的暑假。從報上得知他每年都會到成功嶺向大專學生兵訓話，所以一進到成功嶺，我就期待這一天的到來。
八月九日一大早，我們就整隊在大操場集合，足足等了一個鐘頭。那年祖父已七十五歲高齡，向我們致訓詞時，聲音宏亮、鏗鏘有力，雖然帶有十分濃厚的奉化鄉音，但他吐字很慢，中氣十足，而且逐字照着稿子宣讀，可以聽懂九成以上。我和其他全體預官學員全程持槍立正聽訓，一動都不敢動，足足半個多小時。我內心是激動的，全場只有我知道：“他是我祖父！”
致完訓詞後，他在文武百官簇擁之下，緩步走下司令台來校閱學員部隊。我個子不高，站在第一排倒數第四位，祖父會很接近地從我們面前走過。我終於可以見到自己的祖父了！我興奮得在心中吶喊。
自從外婆向我們解開身世之謎後，對祖父的感受，立即變得複雜又矛盾，好像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心理障礙要去克服。他那種歷史巨人的身影，從小就牢不可破地烙印在腦海里，突然間外婆卻說他是我的祖父，這是何其大的衝擊。對一個十八九歲的窮孩子來說，要接受它為事實，真是太殘酷了些！對這種幾乎不可思議的身世轉折，除了必須不露聲色地去面對周遭，在人生道途上，更要隱忍住不能說出自己是蔣家人，這不是“辛酸”兩個字能道盡心裡的委屈。
回首過去，在那麽嚴峻的環境中，孝慈和我竟能毫髮無傷並成功地把這項天大的
密深鎖心中數十年，不怨天、不尤人，更未自暴自棄，反而知所奮進，各自在不同領域裡，走出一片天來，這是外婆艱辛的代價成全了我們，只要想到那夜她熱淚盈眶的雙眼，和那雙輕撫我們面頰、微微顫抖且布滿皺紋的雙手，我們就會強忍淚水，潛心向上。當十六七歲時弄清楚自己親生父母是誰以後，我和孝慈一下子變得沉靜起來，甚至內向而寡歡。這是一種內心的折磨。
那天站在成功嶺的隊伍里，我不只是好奇，急着想看到像是從歷史裡走出來的“蔣總統”，更想偷偷地感受一下自己爺爺的慈祥。
他是我爺爺！
祖父校閱時，學生隊伍一律舉右手扶槍行注目禮。我用眼睛餘光看到他老人家從右邊緩緩走過來，內心興奮不已，心跳也加速。他戴着叄軍統帥帽，披着那件招牌式的披風，帶着白手套，面帶微笑，步履穩健而輕快，神采奕奕，威儀懾人。當他走過我面前，接觸到他目光的那一剎那，我心中一怔，真想喚他一聲“爺爺”，但我不敢。他雙眼炯炯有神，面色異常紅潤，身材沒有想像中高；他威嚴中不失和藹，一直帶着笑容，向我們頷首回禮。他眉毛很淡，唇上的鬍鬚已白，身體卻顯得健朗。我感到他很親切，我曉得他是我爺爺，但是在那一刻里，“他是我‘總統’”的感覺超過了“他是我爺爺”。
我繼續轉首行注目禮望着他的背影，我問自己：“他知不知道自己的孫兒就站在這裡，和所有優秀預官一樣，認真地接受着嚴格的軍訓？”如果有人敢事前告訴他孝嚴在受訓，他該會有多高興和安慰？！
外婆說，祖父早就非常清楚我們的事。四姨媽亞梅還說過，母親在廣西桂林過世後，我和孝慈先被帶到江西萬安，住了一年多，再搬到貴州，兩年後才回到南昌，蔣老夫人還曾差人帶口信到南昌，問外婆願不願意把這對雙胞胎交由蔣家撫養？如果捨不得，可不可以只抱走其中的一位？外婆沒有答應，只告訴那帶口信的人說：“我女兒都死了，兩個孫兒是我命根子，他們是分不開的！”
再見面已是永隔
當我第二次見到祖父時，已是十二年之後，一九七五年我
密從美國回台為他老人家奔喪。
我在一九七四年初奉派“駐美大使館”工作時，深感自豪，因為我是蔣家第叄代當中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一人，經由特考及格進入“政府”工作。我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通過“外交領事人員乙等特考”，接着到“外交部外講所”接受十個月的嚴格訓練。“外講所”的設立是“外交部”的創舉，同期同學均自我謔稱為“黃埔一期”。
十四年之後，一九八二年我出任“北美司司長”，部內就流傳一則小道消息，說是當祖父獲悉他的愛孫孝嚴考上了“外交官”，很是高興，不動聲色地命令“外交部長”魏道明立即編列預算，設立“外交領事人員訓練所”，除了強化國際公法、私法、國際貿易等專業知識訓練外，還安排了高爾夫球、交際舞、橋牌等那時算是很時髦的課程。聽到這種繪聲繪影的說法，我只有笑笑，無從證實，也無以否認。但此一傳言，至少反映了一件事：“外交部”裡面已經漸漸有人耳聞我和蔣家的關係。我不會向人提起自己的家世，就是有人向我打探一些真相，我都會託詞閃避。
外放生涯嘗甘苦
一九七四年我攜眷飛抵華盛頓“駐美大使館”，那是二月初下着大雪的寒冬。美國在冬季搬家的人不多，現成待租的空屋更少，當時“外交官”的待遇不如現在，叄等
書的月薪只有七百四十塊美元。“駐美大使館”的同仁，大部分都集中住在華盛頓近郊的惠頓區（Wheaton），因房價較廉，那一帶大都是美國社會裡的中收入戶，要不就是韓國、越南、墨西哥和從台灣去的移民。“大使館”的同事程建人與戴瑞明，和媒體朋友傅建中、王景弘、王嗣佑等人也都住在那裡。
因為沒有積蓄，我外放時雖然領了治裝費和預支的薪水共叄千六百美元，因為要花一筆錢買汽車，所以在華盛頓旅館住了叄天，手頭變緊，感到吃不消，於是我找“大使館”的另一位叄
左澤華商量，讓我們一家叄口在找到房子前，擠到他小公寓裡的客廳打地鋪。左澤華是“外交部” 書處老同事，他一口答應，由我分擔他叄分之一的房租，他成了二房東。我們便在他客廳住，這一住就是一個半月。
他租的公寓只有兩間臥房、一個小書房、一套盥洗設備，客廳飯廳連在一起，總共四十坪上下。他們夫婦用一間臥房，還帶一個半歲多的男孩，另一間臥房已分租給在“大使館”擔任會計的薛糧輝，所以我和美倫帶着兩歲大的蕙蘭，只有在客廳打地鋪了。小公寓一下子住進了五個大人、兩個小孩，真夠擠的了。睡在別人家客廳，是很特殊的經驗，我們學會一個基本動作，就是別人就寢後，我們才能入睡，別人起床前，我們就得起來，因為要先起身收拾好鋪蓋，否則真的不好看。那段日子，確實難為了美倫。
巧遇孝章夫婦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下午，祖父崩逝的消息，是從新聞報道得知，當時為之一驚，除了有失去“元首”的不舍，還是有淡淡一層失去親人的哀傷，但我不能表現出來，下午還出席了在雙橡園由沈劍虹主持安排追思會的討論。回家後，從電視上看到更多消息，美倫也流淚了。我隨即跟美倫說，應該回去奔喪，並和在紐奧良杜倫大學念博士的孝慈通上電話，他說學校正要考試，無暇走開，要我也代表他回去一趟。
第二天上班，整個“大使館”籠罩在極端凝重的氣氛里，不僅沒有往日偶爾傳出來的笑聲，大家連走路的步子似乎都放慢了。看得出來，此一重大變故，的確帶給所有人深沉的不安。我悄悄以家中有急事，從四月十二日起請五天事假。
回台北奔喪途中，遇到一件沒想到的事。在舊金山登機時很意外，我發現我應該喊“大姐”的孝章大姐和她夫婿俞揚和先生居然也在同一班機上，只隔兩排座位。孝章大姐身着深色洋裝，面容哀淒，不苟言笑，相當矜持。我和他們夫婦倆目光接觸了一下，沒有打招呼。我不敢確定，那天他們有沒有認出我是誰？
顧及人倫堅持回台
飛機於十四日下午抵達松山機場，叫了部計程車照着王升的約定，徑赴愛國西路的“自由之家”。一路上，覺得那天的街景顯得特別蕭瑟，敦化路和仁愛路上的椰子樹和樟樹，隨風搖曳，呼呼的風聲像是發出低沉的哀鳴。
進到“自由之家”和王升通上電話，他隨即於五點叄十分驅車前來，着一身戎裝，一向是精神抖擻，眼神逼人。我曾從華盛頓打電話告訴他奔喪的想法，他原本有所猶豫，問我一定要回來嗎？我說，如果不回去，我會永遠於心不安。他說，那就隱密一點好了，關於瞻仰祖父遺容的事，他會安排。王升還是怕我在敏感時刻回來，身世的
密不小心被暴露出來。但是，我不認為這層顧慮可以凌駕人倫之上，我堅持回台。
那天他走進來時臉色顯得有些蒼白，表情嚴肅而神傷，先安慰了我幾句話，說：“你是應當趕回來見自己祖父最後一面的。”接着便陪我一同驅車前往國父紀念館，車前面坐着跟他多年的隨身參謀王耀華。這輛黑轎車有通行證，一路開進國父紀念館，到後面的側門下車，換由兩位穿着深色中山裝的人帶路，進到裡面轉了幾個彎道才走進大廳。那時，紀念館裡里外外有數以千計排着長龍的致哀民眾，不僅秩序井然且肅穆安靜。
帶領我進到大廳的那位先生，很客氣地引導我走上最靠近舞台的較高平台，一般民眾是不被允許站上去的。我肅立在上面，非常接近安放在舞台中間的蔣公靈柩，十分清楚看見祖父安詳地躺在裡面。這是我生平第二次見到祖父，但已天人永隔。我再也忍不住淚水，用淚眼注視着他已沒有表情的臉龐，也看到掛在他胸前的青天白日大勳章，我低着頭默念着：“爺爺，願您老人家在天之靈早日安息，我也替孝慈來見您最後一面。安息吧！請你保佑父親，給他力量度過難關。”我讓眼淚流着，深深叄個鞠躬後步下平台，再跟隨那位工作人員，左彎右拐地走出紀念館。
與父親一簾之隔
就在走出大廳前，這位先生輕聲說，經國先生此刻就在我身旁懸着一張黑色大布幕的後面休息。這位先生並未自我介紹，顯然知道我的關係，也曉得我前來的目的，才會特別指出經國先生此時就在裡面。我只輕輕點點頭，沒說什麽，也不能說什麽。
四月十六日早上，王升還安排我參加了大殮和移靈典禮，雖然不在家屬席，我默默坐在一個角落，還是很安慰地告訴自己，我已盡了孫輩的孝道。隔天十七日下午飛回華盛頓上班。
這次悄然回台奔喪，在某方面沒有太多實質意義，既不能公開，又沒得到蔣家認同，當然更無助於對外強化“我是蔣家人”的事實。我之做此決定，只在尋求自我的肯定。若在自己祖父過世時，由於膽怯、猶豫、退縮，連盡孝心的勇氣都沒有，那就不配做蔣家的一員了。
第八章 親切蔣夫人·早悉桂林城
“祖母”或“奶奶”，是孫輩最喜歡親近的長輩和最愛撒嬌的對象。可是，當第一次知道自己祖母居然是“蔣夫人”時，我卻一點親切的感覺都沒有。除感訝異之外，只覺得她離我是那麽遙遠；她只存在於教課書本里，也只能在新聞報道中見到她。到年事較長並了解到她和我無血緣關係後，對她的崇敬，遠遠超過那種親情的渴望。反而是只讀過私塾的外婆，成了我心中的“祖母”，因為從小被她一手撫養長大，而且一直喊她“奶奶”。
永遠的第一夫人”
“祖母”或“奶奶”，是孫輩最喜歡親近的長輩和最愛撒嬌的對象。可是，當第一次知道自己祖母居然是“蔣夫人”時，我卻一點親切的感覺都沒有。除感訝異之外，只覺得她離我是那麽遙遠；她只存在於教課書本里，也只能在新聞報道中見到她。到年事較長並了解到她和我無血緣關係後，對她的崇敬，遠遠超過那種親情的渴望。反而是只讀過私塾的外婆，成了我心中的“祖母”，因為從小被她一手撫養長大，而且一直喊她“奶奶”。
“永遠的第一夫人”
我大學時曾以崇拜之心，細讀過老夫人幾篇着名的英文散文，還把它熟背。她的英文造詣舉世推崇，語體的結
更是別樹一格，尤其喜歡使用生澀的字彙，讓美國大學生都要吃力地去查字典。就是進到“外交部”以後，我還不時翻閱她的講稿，在用字遣詞上當作學習 本。一九四叄年她應邀訪美，在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上的講詞，更是鏗鏘有力、動人心弦，一九四四抗戰勝利前一年，她那篇The Sure Victory，幾年來我都把它存放在一個搜集名人講詞的資料夾里。
她的端莊、優雅和那股神聖不可侵犯的儀態，讓人印象最為深刻。從祖父率師北伐、西安事變、抗戰，以及一九四九年來台，她都緊隨在側，形影不離，襄助參贊，無役不與，被稱作最有能力和最有氣魄
氣質的“第一夫人”，無怪人們會極自然地以“永遠的第一夫人”來懷念她。她許多的特質、風 以及成就，是後人無從模仿，也無人能及。從這個角度上，我對老夫人的整體感受，其實和外人相較並無太多不同，因為我從未以孫兒的身份和她獨處過。
孔宋宅內深似海
外婆生前向我談到蔣家事時，從未提過老夫人，王升、宋時選也很少談到。到我出去留學，陸續接觸到一些在台灣看不到的報道和書籍，才逐漸有了更寬廣的認識。一九六九年，我被“外交部”派到比利時進修，當時在歐洲各地主張“台獨”或有此傾向的學生不少，也頗活躍，盧修一就是其中之一。他在魯汶大學修博士，我就是在這時候結識他。
那一陣子在魯汶的台灣學生當中，正相互傳閱着一本台灣的禁書
由大陸出版的《京華煙雲》，那本書是假以經過考證的筆觸，用小說題材來描述蔣家一些所謂的內幕故事，可讀性頗高。起先我對它的內容十分好奇，讀起來也頗引人入勝，到全部讀完，至多讓我相信其中四成是事實，其餘則是穿鑿附會的渲染。不過，書中有許多地方對我來說是相當新鮮的，這本書提到經國先生的生母姓毛名福梅，而蔣宋美齡女士是在老總統和毛太夫人與陳潔如離婚後再娶，宋美齡並無己出，蔣緯國則是戴季陶與日本女子所生云云。這些現在看來幾近常識的事情，我在出國之前卻一無所知。六十年代的台灣很少有人敢公開談論蔣家的種種，是這本書廣為流傳的原因。也是從這本書，我才曉得自己的血緣祖母是在抗戰期間在奉化溪口被日機炸死的毛太夫人。
從比利時返台後，有天到王升家去吃飯，他曾藉機把更多有關和蔣家關係的枝枝節節告訴了我和孝慈，包括毛太夫人的傳統保守、質
善良、吃齋念佛等等。我主動問到有關蔣夫人的事，他才說到蔣夫人和父親經國先生之間，長期存在着一些芥蒂，但父親總是逆來順受，恭謹如一。王升說這些，是希望我們對父親困難的處境，能有更多的體諒。
在王升的陳述中，我首次察覺到蔣、宋兩家那種千絲萬縷、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加上與孔宋聯姻而打造的龐大政治、財力版圖，以及延伸出來的許多枝節與糾葛，聽來完全像章回小說里的宮廷故事。我和孝慈要在這麽具有排他性的空間裡，獨力爭取成長的空間，真是談何容易。要想在諾大的深宅大院裡，無依無靠、赤手空拳地闖出一席之地，確實難如登天。除了膽識和努力外，也要靠造化了。
孝武轉達夫人情
到今天，還有人懷疑到底老夫人知不知道民國二十九、叄十年年間，發生在贛州和桂林的那段故事。
坊間曾有把先母的猝逝牽扯上祖父的傳言。關於這一點，是沒有根據的。至於說蔣介石夫婦是否早就知道我和孝慈的存在？答案卻是十分肯定。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由大陸的團結出版社出版叄十萬字的《蔣氏家族
章亞若傳》中記述（第二五七頁），父親曾告訴母親，我和孝慈的名字是父親回去面見蔣委員長，由他親自取的。而“當時是侍衛長的林尉文將軍把經國先生在桂林得子的原委，報告給宋美齡的”。
父親過世前後那幾年，我和同父異母的兄弟之間才有了出其不意的互動，這是我之前不敢期盼或想像的。孝勇在父親過世前一年就和我走得很近，而孝武則是從派“駐新加坡副代表”之後，和我之間發展出了相當接近的關係。關於老夫人很早就知道“桂林之事”，還是孝武親口告訴我的，而且和我融洽相處的情況，他都向老夫人報告，老夫人知道後很是高興。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九日，我在日記中寫着：“中午十二時四十五分孝武約我到圓山飯店華秋軒餐敘，這是首次與其單獨敘晤，約兩小時，席間言談甚歡，主要論及政治現況及各人物之背景。席間孝武主動提及蔣夫人，並告以，蔣夫人謂：‘……和孝嚴目前這樣關係的發展很好。’”孝武每次談到蔣家內部種種，表情總是很認真也很正經，我可以感受到他的誠意，我不明白他為什麽要主動告訴我這些，但我確實很感激他，讓我覺得他是以家人相待。
孺慕堂前遇祖母
我近距離和老夫人相遇，是在“中華民國婦聯總會”的“孺慕堂”。
當時我擔任“外交部常務次長”，美倫和我正式獲邀出席美國波士頓大學校長親自來台頒授老夫人榮譽博士學位的茶會，時間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二日下午叄點。我和美倫提前二
十分鐘到場，先和在場的貴賓寒暄，有“行政院長”俞國華夫婦、“國防部長”鄭為元、“教育部長”毛高文夫婦、台灣故宮院長秦孝儀、“婦聯會總幹事”錢劍秋女士，以及好幾位大學校長等。當老夫人一進場，大家熱誠地報以掌聲，她老人家笑容可掬地向大家揮揮手，手中握着大家熟悉的白色小手絹。
那年她已九十一高齡，仍相當健朗，儘管步履稍緩，但不需要別人攙扶，也不用
杖，耳聰目明不戴眼鏡，也不用助聽器，令人欽羨和佩服。她在接下榮譽博士學位後，即席發表英文演說，一口標準而濃厚的美國口音，字正腔圓，清晰有力，內容充實，文字優美，這是我第一次在現場聆聽她的演說，讓我無比欽敬。
那天我和美倫懷着非常興奮的心情，期待着和老夫人見面。當她步入茶會禮堂時，我和美倫主動趨前致意。她看見我，笑眯眯地和我微微點頭，我趨前致意和自我介紹：“報告夫人，您好，我是孝嚴……”
她很慈祥地伸出手和我握手，用鄉音很重的奉化話問我：“儂好吧，儂好吧，儂在‘外交部’是吧，儂表現得很好……”
“謝謝夫人，也恭喜夫人獲得博士學位。我是孝嚴，我在‘外交部’擔任‘次長’。”我恭敬地說。
“好，好，很好；我曉得，儂做得很好，儂做得很好。”
她那麽親切，雖然只有短短幾句話，我知道她當場認出我來了，也很高興看到我在場，她老人家在握住我右手的那一刻，我多麽想偷偷地喊她一聲“奶奶”。她也很開心地轉向美倫，我把美倫介紹給她老人家，她十分愉快地和美倫笑笑，並熱切地握住她的手。
那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和老夫人接近，雖然只有幾分鐘，卻令人難忘，也達成我多年心願。而這個機緣是由自己努力掙來的，設若我未能考進“外交部”，或日漸擔任較重要職務的話，就不會有人邀我出席這場茶會。一生當中，總會有幾幕快樂或溫馨的畫面長久留腦海，那天和蔣夫人短短的交談，是那麽自然而溫馨。
蔣婆婆笑迎萬安
當外界有人以訛傳訛地說，蔣夫人對我想認祖歸宗有所保留，理由是她從來不曉得贛州的那段往事，這實在是陷她於不義。除了孝武一九八八年主動告知老夫人知情外，二十多年前的一件小事，也推翻了前面不正確的說法。
一九八六年我的男孩章萬安，在台北私立復興小學念幼稚園大班，和陳履安最小的兒子陳宇全是同班同學，由於兩家住得很近，萬安放學後常到宇全家去玩，宇全也常到家裡來找萬安，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有天下午，萬安從宇全家騎着小腳踏車一身臭汗地跑回家，一進門就很興奮跑到美倫跟前嚷着說：“媽媽、媽媽，今天在宇全家看到了一位蔣婆婆，她好好喔。她問我的名字，還摸我的頭，說我好乖。”
美倫聽不太懂，問萬安：“哪位蔣婆婆？”萬安說：“就是一位好老的蔣婆婆嘛。”萬安小，也說不清楚。美倫很好奇，隨後便打電話問陳履安的夫人曹倩，曹倩才向美倫解釋說：“下午萬安到我家，和宇全一道在院子裡玩的時候，正好老夫人前來探望履安的母親（譚祥女士），我就把萬安叫到樓上和老夫人見面，並告訴老夫人，這是孝嚴的兒子章萬安。老夫人還滿高興地把萬安叫到跟前，笑咪咪地摸摸萬安的頭，萬安很大方，也很有禮貌。”
我從“外交部”下班回來後，美倫把這一段經過，詳細地告訴了我，我在日記中也簡要記下這一段。老夫人早就曉得我和孝慈的事，從這裡就得以印證。
四次請見均難成
祖父一九七六年過世，蔣夫人不久便移居美國紐約。每次我以不同身份前往紐約，都很渴望能到長島去拜見她。於公於私，我都該前往請見；於公於私，我比許多來自台灣得以安排晉見的人，更具備條件和正當性去拜見她老人家。
“海工會”主任求見未果
一九九○年，宋楚瑜先生在中央黨部任
書長，透過錢復，建議我到中央黨部去歷練一下。當時在政界要有進一步發展，黨務資歷是不可或缺，於是我從“外交部”常次的職務，轉調到黨部擔任“海外工作會”主任。這是宋楚瑜為積極落實國民黨“黨政人才交流”的具體做法。同一天和我一起從行政部門調往黨部的，還有出任“組工會”主任的蕭萬長、台北市黨部主委的吳敦義、
書處主任的黃鏡峰等人。當時的確引起社會關注和媒體重視，一般反應是相當正面的，為國民黨的形象加了不少分，這是宋楚瑜在人事運作上獨到之處。
上任後，以“海外黨務負責人”的身份，我逐一訪問美國境內的黨部組織，當然包括舊金山、紐約、洛杉磯和芝加哥等大城市在內。我每到一處，都受到僑界空前熱烈的接待，除了職務關係外，“蔣家背景”當然也是僑胞重視和歡迎的。一抵達紐約，我就請見蔣夫人。
蔣夫人長期以來就是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會主席團首席主席，我是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海外工作會主任，站在職責的考量，應當毫不遲疑地向蔣夫人報告海外黨務和僑情。真可用“天經地義”，來形容我晉見蔣夫人的要求。
當時“外交部駐紐約辦事處”處長是吳祖禹，是資深“外交官”，他父親吳經熊博士更多年追隨祖父。吳祖禹一定風聞過我特殊的家世，但就像“外交部”其他同仁一樣，不會當面向我提及。當然，我也從不和部里任何人談這段連我自己當時都尚難窺全貌的“蔣家成分”。
我請吳祖禹進行請見事宜後，雖有無比的期盼，卻不抱太高的希望。另外，我內心確有一絲隱約的驕傲，因為我是以公職身份請見，並不是很多人具備這種條件。等了兩天后，得到的答
卻是：“時間太倉促了，等下一次再說。”
對很多人來說，可能不會有“下一次”了，誰能保證將來一定能出任更高的職務再前來紐約？
雖然整個紐約的訪問很成功，由於未能見到老夫人，總覺得悻悻然。
“僑委會委員長”落寞離美
沒想到叄年後，我卻以“僑委會委員長”的身份再度訪問紐約。
連戰先生奉命於一九九叄年叄月“組閣”，在他宣布“閣員”名單前，約我到台北賓館晤面。進到右邊會客室，他已在那邊等我，房間裡只有我們兩人，坐定後，他對我在“外交部”的表現予以高度肯定，然後直接告訴我，要我接任“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這是我首次正式成為“內閣閣員”，對連先生的提攜，感念至今。
當我隨同連戰“院長”及其他“閣員”前往“總統府”宣誓就職，在舉起右手的那一刻，我驕傲地對自己說：“我是蔣家第叄代入‘內閣’的第一人！”第二天，我即偕美倫前往慈湖和頭寮謁靈，向父親稟報我入閣的事，站在父親靈柩前，久久不能自已。
一九九叄年叄月接任“委員長”兩星期後，我便風塵僕僕出訪，在八天當中走訪美國五大城市。舊金山是第一站，受到僑界的熱情歡迎程度是罕見的。訪問舊金山後立即轉訪紐約，同樣，受到僑胞們無比盛大的款宴。當天晚上舉行僑界公宴，席開一百多桌，人氣鼎沸，將餐廳幾乎擠爆，許多餐桌被迫擺到走廊上，是我難以忘懷的景象。直到現在，再沒有其他“委員長”訪問舊金山或紐約，享有這種“榮景”。
“委員長”的職位，在老華僑心中是十分崇高的，甚至有些老人會把它和抗戰期間的“軍事委員會”的“蔣委員長”直接聯想在一起，對他們多少產生些移情作用；在不少大型歡迎會中，我親耳聽到有僑胞刻意拉開嗓門叫我“蔣委員長”，一方面，廣東話的“蔣”和“章”發音接近，另一方面，他們很清楚知道我是蔣家之後，乾脆主動讓我提前歸宗。蔣家裡面如果有人對我歸宗的事，還持不同的意見，就不知道會得罪多少愛蔣家的僑胞，和傷他們的心。
我一抵紐約就像上次一樣，就要求上任不久的“駐紐約辦事處”處長吳子丹，和蔣夫人辦公室聯繫，希望能在紐約期間晉見。吳處長應允儘速照辦。
這次美倫同行，對晉見的事也很期盼。第二天沒有回
，吳子丹要我再等等。我便把在紐約的行程多延了一天。等到第叄天，得到的答 是：“蔣夫人最近身體微恙，作息時間不定，不易安排。是否等下次再說？”
我在失落中離開紐約。離開前，我沒忘記要吳子丹替我送蘭花給老夫人致意。
我悵然地問自己：“什麽時候是下一次？還會有下一次嗎？”
“外長”仍是異鄉人
叄年半後，皇天不負苦心人，另一個“下一次”真的又到來了。那是一九九六年六月我從“僑委會”調升“外交部部長”。
我從通過特考進到“外交部”，由最基層的薦任科員做起，按部就班地升到“部長”，前後二十八個年頭。我接任“外交部長”後，第一件事即驅車前往頭寮謁陵稟報父親，相信父親在天之靈不僅高興，而且會很驕傲，我更祈求他老人家在天之靈能保佑我“外交”工作順利推行。
上次，我以“僑委會委員長”的身份要求拜望蔣夫人，現在更以“外長”職務，想晉見向來關心“外交”且曾經主導“對美關係”至深至久的蔣夫人，盼虛心請益，實在是再名正言順也不過了。當我要吳子丹轉達叄年半前同樣請求時，我心中暗忖，這次機會應當比較高，還天真地自我鼓勵說：“天下有幾位做祖母的能夠看到自己的孫兒當中，有一位能靠自己的努力而出任‘外交部長’的？有這麽傑出的孫兒，做祖母的當然會滿心歡喜，所以這次晉見應當會安排成功。”
可是，我再次失望了。蔣夫人辦公室仍用一成不變的說詞要吳子丹轉告我說：“這次不方便，下次再看情形設法安排。”
我心中有點激動地問：“有這麽一位表現不俗的孫兒不見，那到底要見哪些晚輩？我又需要做到多高的職務，老夫人才願意見我？”那天深夜，在華爾道夫飯店十二樓的房裡，可能因為時差，也可能因為思緒起伏，我難以入眠；望着天花板，想起自己的遭遇，又回想起母親和外婆，我眼眶紅了起來。掀開客廳的窗
，望着燈火通明的紐約街景，有身處異國的孤寂，更有我是蔣氏家族裡的一個異鄉人的悲愴。
有人告訴我，阻擋我在紐約和蔣夫人見面的，就是孔令
和蔣方智怡。
黨秘書長猶在門外
國民黨自一九四九年遷台後，幾經無數次地方選舉，氣勢最弱、挫折最大的一次是一九九七年十二月縣市長選舉的慘敗，全省只剩下八個縣市還在國民黨手裡，整個國民黨籠罩在愁雲慘霧中。就在此時，李登輝要我接下國民黨中央黨部
書長一職。
一九九九年二月，我以黨
書長的身份率領訪問團，前往華盛頓。當確定訪美行程包括紐約時，我暗中興奮地跟自己說：“我終於又來了，這次肯定可以用新職率團見到老夫人了，因為她老人家是中評會的主席，黨的大家長。”
“駐紐約辦事處”處長已換為鄧申生，他是我“外交部”同期同學，我任“北美司”司長時擔任過我的副手，為人忠厚，英文底子很紮實，對我的家世也有某種程度的聽聞，所以這次向他提到我將率團晉見蔣夫人時，他更樂意積極聯繫。
原以為這次不會有問題，仍然還是功敗垂成，無法如願。這次我不僅失望，也有些痛心。最難受的是，前後四次被拒，無法見到老夫人的挫折，還不能對外透露，外界還有人以為我不懂禮教，怎麽到紐約沒去拜見老夫人？
承歡膝下原是夢
從一九九○年任“海工會主任”起，包括一九九叄年“僑委會委員長”、一九九六年“外交部長”，到一九九九年中央黨部
書長，以四種身份，前後歷時十年，經過紐約四次，正式透過辦事處向蔣夫人辦公室提出請見的要求，均被一一擋駕。後來我才知道，都是被她周邊的人擋下來，我感到十分得無奈也相當沮喪，但又不能有不滿的反應。
很清楚的是，在這種現實下，我已不可能有機會把歸宗的事，直接去向蔣夫人稟報或請
示了，因為面都見不到。卻有人冷言冷語地說，二○○○年八月我去溪口蔣家祠堂祭祖，為什麽不事先和蔣夫人商量？這說法和晉朝惠帝看到有人餓死在路上，卻帶着責難的口氣問大臣，那些人為什麽不去吃肉糜的故事，有什麽兩樣？
我的確努力過要見到老夫人，也夢想過能承歡膝下，甚至陪陪她老人家，化解她的寂寞，更也可以讓我及孝慈的孩子，一共兩個曾孫、叄個曾孫女去到她跟前，在她孤寂的晚年裡，帶給她一些童語和笑聲，這該是多麽美好的一幅天倫之樂！但這只是一個夢。
從另一個角度想，難道原本不就該如此麽？我一直不解，在那麽多受過蔣家恩惠的人當中，卻不見有人主動出來從旁協助此事，讓蔣家內部遭遇的紛雜能夠得到較為圓滿的解決。或許他們認為太複雜了，避之唯恐不及。於是最後，就只剩下我自己一個人，獨力在逆勢操舟了。
夫人過世心情悵然
蔣夫人於二○○叄年十月二十四日上午十一點十七分（紐約時間二十叄日深夜十一點十七分）在紐約寓所逝世的消息，很快就傳到台北，一位媒體朋友在十一點四十左右打電話到“立法院”告訴我這件事，我雖然不驚訝，還是很失落。當我跟美倫說：“老夫人過世了！”她也是愕然，若有所失，但隨即很平靜地說：“老夫人算高壽了。”美倫的反應，和我近似。
對我來說，“蔣夫人”這叄個字的，在情感上，從未和祖母打上關連。當外婆於一九六一年纏病多年，在睡夢中驟然去世時，帶給我情緒上的衝擊和悲哀，遠比蔣夫人的離世要大多了。外婆過世，有如晴天霹靂，讓我和孝慈頓失依恃，哭了好幾天，有幾個夜晚，還躲在被子裡飲泣，無以成眠。
對蔣夫人的過世，感受上是失去一位對社會有了不起貢獻的偉大女性，有失落和哀愁，但沒有失去近親長輩的哀慟。當天媒體在“立法院”問到我的感觸，我直覺到的是她的智慧、才華和勇氣，腦海中浮現的是她的奮鬥和傑出建樹，據以讚揚。我對老夫人的欽崇，都是在公領域內，和老夫人之間，未能有過親情的對流，因為從來不存過祖孫共處的天倫融樂，或老祖母對小孫兒的噓寒問暖或殷殷叮嚀。
當局治喪失當
自從蔣介石、經國先生、緯國將軍相繼過世，以及老夫人赴美之後，整個蔣家剎時像是少了“大人”，凡遇重要事件，都看不到有人出面做主，幾乎失去了重心。老夫人後事的處理，在過程和安排上是不夠周延、完備的，更缺乏政治層面的涵蓋，也沒有歷史縱觀的深度。
十一月十二日上午，我在“立法院外交委員會”就以“召委”身份，嚴詞指責簡又新“部長”在蔣夫人治喪事宜上沒有盡心，“駐美代表處”沒有盡力！雖是民進黨執政，但在處理歷史人物的追思上，應當只有黑白而沒有藍綠。一個在中國近代史上極為重要的喪禮，卻沒有讓蔣夫人享有應有的哀榮。整個治喪前後，孔宋兩家的意見好像比蔣家為重，但老夫人早已是蔣家人了，除非蔣夫人另有遺囑交代，否則真應當安葬在台灣和蔣介石在一起。
正義，從不主動存在
十年前，我已看出來，若要完成歸宗，只有靠自己了，因為蔣家已經沒有人有能力處理這件事。雖然還零星看到有幾位從前和蔣家關係密切的大老，但也都會以這是“家務事”，而不想插手，他們頂多在口頭上給我一些安慰，或表示關心。他們不會為我的事，提出任何建議或主張，而冒險去得罪少數一、兩位孔家或蔣家的人。世上本來就沒有不自私的人，也沒有不現實的人，只是有人會掩飾，有人較露骨罷了。所謂“正義”兩字，在我歸宗之路，不曾主動存在，是用自己的毅力和汗水寫出來的。
第九章 夢裡喚父親·夢醒淚涔涔 不藉特權覓仕途
雖然不少人知道，我和孝慈在成長過程中並沒有得到蔣家特別照顧，但還是有人把孝慈日後在學術界的發展，從教授到東吳大學校長，以及我在“外交”領域裡能相對地“一帆風順”，完全說成是因為“他們是蔣經國的兒子”；不會有人相信直到經國先生逝世前，從未以父子關係和我們私下見過一次面、談過一次話，更未給過我們隻字片語。
事實上，也不曾有任何一位長輩或長官告訴我，有哪一件事、哪一個職務，是因為經國
先生的交代，而為我們進行的。
不藉特權覓仕途
一九七七年我從“駐美大使館”調回台北，是仕途上一個重要轉折點。當年五月在華盛頓知道“外交部”有意調我回部時，我曾猶豫要不要在外放不到四年就回部服務？如這次回“外交部”擔任科長，以後的路又該怎麽走下去？是等幾年後再外放？或就待在島內發展？這一切的一切，像是站在人生十字路口上，錯一步都不行，只有靠自己思考、判斷。
我曾告訴美倫，此刻我多麽希望從父親那裡能得到一些指引，但，我見不到他。
雖然一九七四年外派華盛頓，最後是獲得經國先生的同意，但一九七七年調回島內的事，他則完全不知情。錢復先生最清楚這件事，正是他在每年例行訪問華盛頓時，當面建議我回去接科長的，而且要快，他說，這個職位不能懸太久，是不等人的。經過深思，我毅然於那年秋天回到台北。
在職場上真正第一個提拔我的人，不是父親，而是錢復先生，因為他，我才有機會出任“北美司科長”，然後一路升到“司長”。不過，從“司長”要調升“常務次長”時，卻因為是“蔣經國的兒子”，反而遭遇到了阻力。
一九七七年十月，我從美國華盛頓調回“外交部”任科長，熬到“北美司長”，也超過九年。這期間我全力投入對美關係的處理，當時的“北美司”，甚至一度被媒體稱為“天下第一司”。
在這一階段，我之所以能比同儕有較快的發展，和錢復鼓勵我於一九七八年參加“外交領事人員甲等特考”有關。該項考試過程激烈而冗長，包括着作審查和叄小時的口試。主持我口試的，是葉公超和沈昌煥兩位“外交”耆老。同年同榜幸運過關的，還有宋楚瑜、黃秀日、胡為真等人。通過“甲特”，就得以從“薦任”改派“簡任”，一下子縮短了在官僚體系裡至少五到八年的時程。
擢升對父親不妥？
一九八六年五月，“外交部”兩位“常務次長”中有一位出缺，對我來說是遷升的機會。當時的“部長”朱撫松和“政次”丁懋時，都有意把我從做了叄年半並表現優異的“北美司司長”職位上直接擢升，但都不敢貿然向經國先生提這件事，只有旁敲側擊地向“外交部”老部長、時任“總統府”
書長的沈昌煥先生先試探一下，測一測水溫。沒想到沈昌煥當即有不同看法，認為這件事還是緩一緩，不要急。
過了幾個月仍沒有動靜，我便設法透過秦孝儀去打聽原委。過了幾天，秦孝儀回
說，沈昌煥認為雖然我擔任“北美司司長”多年，表現不惡，且略有知名度，但坊間最近有不少關於我是蔣經國兒子的傳聞，黨外雜誌也時有報道，連孝武、孝勇兩兄弟都聽說了，所以，如果我出任“常次”，會因工作需要而經常陪同重要外賓晉見經國先生，就無可避免地會時常出現兩人同時在電視上的鏡頭和畫面，引起坊間更多議論，對經國先生來說，恐有不妥云云。
聽到秦孝儀轉述沈昌煥的顧慮，乍聽之下，不是全無道理，心中也為之一寒，如果按照上述推論，只要父親擔任“總統”一天，我就無法出任“次長”或擔負更重的責任了。
這次出任“次長”的機會，被活生生地擋了下來。秦孝儀要我忍耐，將這粒苦藥吞下去。夜深時刻，回想到我和孝慈長年以來，逢事無不先為蔣家的困難考量，學會了忍氣吞聲；可是，誰又同情過我們的遭遇？蔣家有誰曾為外婆考量？曾為先母考量？或曾為我的妻兒考量？在升任“次長”這件事上，我期盼和爭取的，無非是一個靠自己的實力，想進一步為祖國服務的機會。我不會輕易認命，我必須扭轉情勢。
秦孝儀間接遞送關懷
長期輔佐經國先生的秦孝儀院長，在一九八○年前後和我及孝慈漸有互動，這是因為我在“外交部”的工作，逐漸與台灣故宮博物院有較多聯繫的關連。擔任“北美司司長”時，舉凡有重要的美國參眾議員前往故宮參觀，均會由我陪同，而每次秦院長都親自接待，於是和他見面的頻率就多了起來。在此之前，和他可說是素昧平生。
我對秦院長很尊敬，至今當面必稱“孝公”，他對我也很愛護。孝公早年追隨“老總統”，後來更輔佐經國先生。他曾私下跟我說，能和蔣家叄代維持難得的關係，算是可貴的機緣。後來秦院長經常邀我和美倫到故宮小敘，每次也都會邀約孝慈和申德同往。秦院長年高德紹，又和層峰來往密切，他的噓寒問暖，讓我們可以間接感受到一些來自蔣家的溫暖。我不知道他這麽做，是否來自父親的授意或暗示？
秦院長民國十一年生，長我二十一歲，由於他的體態和舉止，比他實際年齡看來還要大些，我們把他也當成父執輩的長者，對他說的建議，我們都充分尊重。
這次發生“蔣家身份”阻礙仕途的事，在以往只有去找王升想辦法，但他於一九八七年就因功高震主被下放到離台灣最遠的巴拉圭擔任“大使”，直到經國先生過世兩年後，一九九一年才奉調返島。那段時間裡可以談上話和幫上忙的，僅剩下秦院長了。
知道沈昌煥對我出任“次長”有意見後，我想出了一個折中的做法來解套。
我去見秦孝儀並告訴他，設若我擔任“常次”，可以把“外交部”叄位“次長”的業務分工重作調整，我可以不主管北美業務，並承諾在日後所主管區域內的任何重要外賓“晉見總統”時，都不由我陪見，改由“政次”丁懋時或另一位“常次”前往。多年來丁懋時雖不多言，但對我的境遇十分了解，也曾暗中施以援手。秦孝儀把我的想法和丁懋時商量後，認為可行，於是由秦院長來進行。以他數十年在官邸里磨練出來的老謀深算，終能把我遭遇到事業上的第一個瓶頸打破。他告訴我，他伺機私下向經國先生做了非常婉轉的陳述才獲得首肯。然後他再把經國先生的決定轉告沈昌煥，沈昌煥也就不能再說什麽了。
很多人以為有蔣家的背景真好，在工作上必定飛黃騰達。但是，從我大學畢業到進入政府部門工作，父親不曾提拔過我一次，這次升任“次長”的波折就說明了一切。
外放美國受阻撓
其實，早在一九七叄年底，距離當時十四年之前，我就遭遇到強烈的干擾。
一九七二年九月，我從“歐洲司”二科調到“常務次長”陳雄飛辦公室擔任機要
書。當時和我同一個辦公室擔任“部次長”機要的，還有張炳南、吳子丹和烏元彥等人。在 書處的工作時間不僅很長，性質和內容也繁重，卻是磨練的機會，至少對“外交部”各個司處的業務，能有較為廣面和整體性的認識。一般來說，擔任過“部次長”機要的，日後外放的
地點都會是比較熱門的美國或日本。我也不例外，在一九七叄年十二月接到部令，外放到許多年輕“外交官”夢寐以求的美國舊金山，出任“總領事館副領事”。
拿到這張部令，我心中的喜悅非比尋常。它不僅代表了多年的打
總算有了結果、早在高中即立志要以“外交救國”的美夢逐步成真、從小答應外婆要爭氣的支票逐漸兌現了，也代表靠自己的才智而非家庭關係，可以和其他年輕人一樣，在競爭激烈和公平的環境中，成功地邁出“外交”生涯上美好的第一步。
自己打 到手的！
那天一下班，我急着回家告訴美倫這個好消息。她也十分興奮，因為她知道做“外交官”，是我多年宿願。結婚前追求她的時候，我剛考進“外交部”不久，曾向她誇下海口，我會做一個出色的“外交官”，要她嫁給我，她會是我工作上最好的幫手和伴侶。到駐舊金山總領事館出任“副領事”，雖不是什麽了不起的官位，已令我深感驕傲，在心中的一個角落，聽到微弱但清晰的聲音在說：“你比許多隻依賴家庭背景和財富來創業的人強多了，你的第一張派令，是自己打
到手的！”其中的喜悅和甜美，只能和美倫分享，因為只有她才能體會。
當天晚上我很高興地打電話給王升和宋時選，轉告他們這個好消息。但是在電話中，他們顯得有點意外，他們不曉得我怎麽會這麽快就外放，仍向我表示恭喜。電話中我特別請王升向父親轉報這件事，同時，我提出想在出國前和父親見面的請求。
那時我和美倫帶着女兒蕙蘭，一家叄口租住在新生南路叄段龍安國小對面的巷子裡，是一幢四樓公寓的二樓，收到部令時，正好租約到期，我們決定不再續約；正巧同一辦公室的烏元彥在連雲街的公寓暫時空着，可以讓我們借住兩、叄個禮拜，我和妻小就搬了進去，做好外放的準備，包括零碎東西的採購，從日用品到碗盤都需購置，襯衫西裝也都要訂製，另外抽空接受同仁的歡送，忙得不亦樂乎。機票也訂好，治裝費也領了，一切就緒後，在喜樂中等着啟程。
宋時選傳達“上面”之意
當我們搬進連雲街公寓兩個禮拜後，宋時選表哥突然來訪，一進門就很客氣、委婉地說：“我已經向‘上面’報告了你外放的事，他很高興；但是‘上面’不太放心，認為舊金山的僑界太複雜，最好不要去，繼續留在‘外交部’工作就可以了，不必急着出去，在這裡照樣可以升遷。你條件這麽好，到時候會幫你忙，慢慢做，該升科長時，就可以升科長，在台北方便多了，比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好。我負責另外替你們租個公寓安定下來。‘上面’是為你好，雖然你已做了出去準備，還來得及調整；至於‘外交部’方面，你不用擔心，我們找個理由和沈部長說一下就可以了。希望你打消去美國的意念……”
聽完宋時選一連串的陳述，我真是大吃一驚，但我只笑笑說：“表哥，這怎麽可能，我都準備妥當。機票買了，可以退，但是我做‘外交官’的主意是不會變的；我只求和平常人一樣就好，我從不期盼有什麽特殊的安排，現在我能正常發展，反而要來阻撓我，這是不對的。我不知道‘上面’在顧慮什麽？如果我連美國都不能去，我以後還能到哪個國家去當‘外交官’？如果我沒有外放的經驗，我又怎麽可能留在外交界？請讓我和一般人一樣，按部就班地做事，這是我最低的要求，也是我最高的期望了。拜託表哥儘快向‘上面’反應，幫忙替我說說話，同意我去上任。”
那段時間，每和宋時選談到父親時，他都以“上面”來稱呼，偶爾會說“經國先生”；但王升和我們談話中，則很自然地說“父親”如何如何，讓我和孝慈聽在耳里，好受多了。
王升奉命勸退
從大二開始，每隔一段時間王升會邀我和孝慈到他在和平東路的家去吃吃飯，我們叫王升夫人熊慧英女士為“王伯母”，因為我們一直喊王升為“王老伯”。這種稱呼其實不妥，因為他比經國先生還小七歲。有一次他要我和孝慈改口，不要叫他“老伯”，他說父親是他的老師，要我們以“師兄弟”互稱，我們忙說怎麽敢當，後來就一直沒改口，直到今天還是稱他為“老伯”。每次到王升家吃飯等於是打牙祭，都是由王伯母親自下廚。當我和孝慈從美國回台後，幾乎每年生日，都是在王家過的，除了他外放巴拉圭那八年期間中斷，沒有一年例外。所以每年元宵節前，就會接到追隨王升數十年忠心耿耿的參謀王耀華電話提醒我們前往。
王升幾十年來對我們的用心，很令我們感激，他多少在心理上想分擔一些父親無法養育我們的自責，也似乎在設法彌補母親猝然過世所造成的遺憾。外面傳說，我和孝慈是王升受父親之託，把我們放在他家從小帶到大，則絕非事實，我們從未在王家住過一晚。王升和宋時選應當是奉令負責照料我們生活，包括把費用送到新竹，交給外婆或二舅
若。直到大學畢業，成年之後，孝慈和我與王升之間才有直接來往。長期他扮演長輩角色，我們對他的意見很少違逆。
當宋時選勸阻無效、鎩羽而歸後，便由王升來繼續勸說。
有天下雨的夜晚，他來到連雲街，用宋時選雷同的說辭，要我放棄赴美，並以確切的口吻保證，如果我同意留在台北，照樣可以有很好的仕途發展。他也強調舊金山僑社的複雜，他說除了左派，還有獨派，並以兩年前（一九七○）在紐約發生“台獨”分子刺殺父親的事件，提醒我萬一發生什麽意外，這個責任誰擔得起？王升本來口才就出了名，那晚更是說盡了好話，就是希望我改變初衷，留在台北不要出去。他直說了，是受了父親之託來勸服我的。
堅持走自己的路
可是，我真不能確定到底是不是父親的意思。雖然王宋兩人講了許多理由，還是牽強，很難讓我覺得有道理，我只是去做個小小的“副領事”，哪有可能引起獨派或左派分子的興趣而會對我如何？況且七十年代初，海外曉得我背景的人是少之又少，就是知道了，在美國這麽開放的社會裡，絕不至於有人會冒進。他們說辭中，最不能讓我接受的，反而是他們的保證，說只要我不出去，照樣可以在“外交部”里晉升等等。這和我以參加“外交特考”方式進入“外交部”的想法，是背道而馳的，我從來不以特殊的身份看自己，也不想要別人用特殊的眼光來衡量我。我所追求的，不過是做“單純的自己”，工作若有進展，也只是由“單純的自己”奮鬥得來的。我從不奢求得到優於別人的待遇，但為什麽現在連做“單純的自己”都要那麽難？設若我順着王升的意思不外放，一直待在部里依靠蔣家關係做事，將來哪有本事去公平競爭？僅藉由外來的關照，在職務上有所升遷，這不是我所要的，它不會持久，更有局限性。
最後，我很堅決地回
王升，我還是要去舊金山上任，我所企求的只是一個正常的生活，我不要什麽特權。我把內心的掙扎向他詳細地說了一遍，更要求他向父親轉報我的思考，企盼給我一些屬於自我的空間。我強調，我不要別的，只要“和別人一樣”。他拗我不過，只好失望地說他回去反映反映，設法說說看，但沒有把握。他離開後，美倫心情也沉重起來，沒想到具有這種看似比別人要強許多的背景優勢，反而滋生了困擾，這是外界很難相信的事。
當夜，我徹夜難眠，半夜一點多乾脆起床，趁着夜深人靜，走到書桌提筆就寫了一封長信給父親，清楚陳述我之所以堅持外放的五大理由。隔了叄天，王升再次來到住處，仍像上次一樣勸我不要赴美，但語氣和緩多了。我用非常溫和的態度，堅持立場，同時當面交給他前晚深夜寫好的信，請他轉呈父親。他看到我絲毫不動搖，也只有笑笑，望着我說：“你的固執，倒有幾分像他。”
改調華盛頓首府
又過了叄天，再次碰面時，王升只好妥協了。他說已把我的決定作了轉達，既然我執意“外放”，那就改到一個華僑較少的城市去父親才放心，看來看去，美國首府華盛頓是行政中心，僑胞相對較少，只要我同意，可請“外交部”改派人事命令。我說只要正常“外放”，去哪裡我都願意。兩天后，王升親自去見沈昌煥細說原委，也因此沈昌煥才恍然知道經國先生是我父親，他當即交代人事處，將我從舊金山改調“駐美大使館”擔任叄等
書。我尚未到舊金山“總領館”報到就改調他館，還是“外交部”頭一遭。
由於沒有接受王升的勸說，使原本的困境變成了轉機，不僅維持前往美國“任職”，且改派的地點更是所有“外交官”的第一志願
“駐美大使館”。如果我沒經過華盛頓的歷練，往後在政界可能會走上不同的一條路，說不定永遠沒機會一步步地從科長到“司長”、“次長”，再出任“部長”，後來做到國民黨
書長和“總統府 書長”。如果沒有一九七叄年的堅持，往後在政壇的走勢也就有限了。命也？運也？
咫尺父親天涯路
我政治生涯後半段的發展，不可否認多少得到蔣家間接的庇蔭，但這已是在我擔任“外交部次長”以後的事了。
那段期間，有些人側面耳聞我特殊的蔣家關係，誤以為我能上達天聽，便以我能感受到的方式略施小惠，他們或許在盤算，有朝一日，說不定我會回嚏他們一臂之力；他們不知，我和父親之間完全沒有互動管道。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物傾靠在孝武、孝勇那邊。七十年
代末期，若干好友婉轉提醒我和孝慈，有人在暗中抵制我們，這些情形我們瞭然於心，卻強化了我們的意志力，要將全部心力投注在工作崗位上去尋求突破、改變現狀。
“蔣家因素”在人生道途上所造成的意外磨難，對我和孝慈確實反而成為一種激勵。我早就學會把身世帶來的痛苦隱藏起來，絕不允許它傷害到無辜，譬如自己的孩子和家人。婚前多次要求與父親見面，都沒有結果；到娶妻生子，更渴望見父親一面，相信父親若是看到美倫和可愛的蕙蘭，他老人家一定會很高興，能讓父親快樂就是孝順。這個單純的心願，每次都石沉大海。
我和孝慈很能體諒這事的難處，若真要會面，地點就不容易找，萬一有閃失，後果可以很嚴重。除了對王升支吾的搪塞感到沮喪外，我們又能做什麽？要是在一出生就失去父母，長大後根本對雙親沒有概念，也就不會有所思念，更沒有會面的渴望。但是，我和孝慈境遇不同，世上找不出第二個相同的例子。雖然像孤兒般由外婆帶大，但我們懂事後就知道自己父親是誰，且近在咫尺，怎麽可能不想早點見到他？
蔣家到底給了我們什麽？
白天工作繁忙比較容易壓抑，但每到夜深人靜，心緒就容易起伏。結婚成家後，更多了一層責任的驅使，常常覺得愧對妻子。一九七七年從美國回來後，有幾個夜晚，妻兒都睡了，我在書房看書到半夜，積極準備“甲種外交特考”。有天半夜看完書，走進臥房，望着熟睡中的妻子和七歲大的蕙蘭、一歲多的蕙筠，因為就是當天早上，王升回
還是沒法子安排見到父親，一陣心酸感到好對不起她們，我眼淚流了出來，嘆口氣，搖搖頭，又靜悄悄地走回書房。
那一陣子，每隔一段時間，我就會夢見父親。有一晚，在夢裡模模糊糊地見到父親笑容滿面地遠遠迎面走來，穿着輕便夾克，我好高興地連叫幾聲：“爸爸！爸爸！”他還笑着撫摸我的頭，然後一下子就不見了。我急着再叫：“爸爸！爸爸！……”到處找他，我急得眼淚從眼角流了出來。
美倫被我喊叫聲驚醒，急忙把我輕輕搖醒，她聽到我在睡夢中的低聲飲泣，她摸摸我臉頰，是兩行溫熱的淚水。美倫順手將我摟在懷裡，叫我不要難過，她自己卻也跟着哭了……。
第二天一早，我若無其事地到“外交部”上班，出門前，我感慨地跟美倫說了一句話：“蔣家到底給了我們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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