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踏入“外交”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台湾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江南案”（作家刘宜良在旧金山寓所被枪杀身亡），孝武就是在“中广”总经理这个职务上被卷了进去的。由於美国联邦调查局及台湾“司法调查单位”联手调查，证明该案系由当时“国防部”情报局长汪希苓，指派陈启礼及吴敦赴美执行的一桩枪杀异己的任务，後来叁人均遭台北地方法院以共同杀人罪，各判处无期徒刑等重刑。
美国国务院曾强力要求引渡有关嫌犯至美国受审，台湾方面则以双方无引渡条约为由坚拒。美政府及国会运用军售及贸易两大议题，对台湾持续施压，经国先生对这件事在双方关系上所造成的破坏颇为震怒。当时国内外媒体均影射孝武与该案有涉，让他百口莫辩。
就在各媒体把整个案子炒得沸沸扬扬之际，一九八六年二月十八日，经国先生断然把孝武调离，要他前往“新加坡代表处”出任副代表。代表是胡
将军，胡定吾的父亲。经国先生和李光耀总理私谊颇笃，孝武前往新加坡，经国先生最放心了。
经国先生这项决定，不管是对当局或对孝武个人来说，都是明智的。孝武有一万个不愿，也无可奈何。
“江南事件”对孝武是一生中最严重的打击。表面上，他欣然赴任，内心则极不乐意。他很清楚，自此不仅远离亲友，更将远离权力中心。在此之前，坊间臆测他是“接班掌权”的可能人选之一的消息，甚嚣尘上。他的外放立即将此可能破灭。但孝武此一转折，却意外
地踏入了“外交”系统，也造就了日後和我密切交往的机缘。
我们本来就是手足”
在孝武出任“副代表”半年，我升任“常务次长”，并主管“亚太和亚西司”业务，不折不扣地成了他顶头上司。对他的工作我了如指掌，只要有机会，我都会不动声色地帮他，从未因为他以前曾受周边人士怂恿，对我和孝慈有过抵制，而心生怨怼。我只认定他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情分上要照顾他，工作上更要协助他，理由很简单，这应当是父亲经国先生所乐见的，尽管他可能当时不会知情，也可能永远不会知道。
一九八七年，“外交部”对所有驻外人员例行性地逐一打年终考绩，孝武也在名册当中。我任“常务次长”，是“外交部”考绩委员会副主委，当评审到“新加坡代表处”时，我注意到胡
代表只给他八十一分，我便主动在会上发言为他争取了八分，修正提升到八十九分，是甲等的最高分数，可以获得两个月薪水奖金。事後，我从未问他知不知道那年他这麽高的考绩分数是怎麽来的。那天下班回家，我只告诉美伦：“很高兴今天能够以哥哥的身份在孝武不知情的情况下，帮了他一个忙，工作上给他鼓励。”後来，在处理“江南案”过程中，我又再次在暗中助了孝武一臂之力。
每次孝武从新加坡回来“述职”或休假，我都会抽空以“次长”身份到机场去接机，若是惠媚和他一道，我会要美伦同行。从“外交部”的角度，这是对他的特别礼遇，一般“驻外副代表”返岛“述职”，“外交部”顶多是派“副司长”或“科长”去接机就可以了。孝武很快感觉得到我在许多方面释出的善意，於是对我的态度也起了转变。
有一天，我邀“外交部”几位司处长在国宾饭店二楼为他接风，饭前我俩坐在一个角落里有说有笑，非常开怀而亲切，在场采访的《中国时报》外交记者张慧英看在眼里，有感而发地问孝武：“你们看起来聊得蛮开心的，真是情同手足！”孝武立即笑笑地反驳她说：“你错了，我和章次长不是‘情同手足’，我们本来‘就是手足’！”这是孝武第一次公开而自豪地承认，我们是兄弟。
介入处理“江南案”
“江南案”改变了孝武一生，但是他私下多次坦诚地跟我说，他确实与该案完全无涉。在岛内外媒体强大压力下，他无从辩解冤屈，最後，他只期望整件案子能够早日成为过去。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我由“外交部常次”转任中国国民党海外工作会主任。一九九○年一月十五日，孝武从新加坡调升“驻东京代表处特任代表”。我接任“海工会”主任後，即密集展开海外的访视，短短几个月，走遍了所有国民党的海外总部、支部，甚至分部。出访的第一个行程涵盖了美国、加拿大和日本，从二月二十六到叁月十叁日，十五天当中走访了十五个城市。抵达旧金山时，却意外地直接介入了“江南案”的处理。
我访美各地的行程是公开的，当地华文报纸均有报道，侨胞只要稍微留意，便知道我的行踪。叁月十日当天，我在凯悦饭店突然接到《联合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施克敏的电话，他和江南夫妇（刘宜良与崔蓉芝），在华盛顿时是多年好友，“江南案”发生後，他仍与刘宜良的遗孀崔蓉芝时有联系。施克敏在电话中告诉我，崔蓉芝从报上晓得我人在旧金山，而她就住在附近的大理市，希望我能抽空和她见个面，有要事相商。当时若只顾虑到“江南案”的敏感，我一定会犹豫或推辞，但是一想到若能协助当局早日将全案平息下来，是件好事，尤其对孝武更为紧要，於是答应在隔天离美赴日前，在饭店晤面。
第二天上午十时整，崔蓉芝准时前来，开门後，看到她身旁站着一位个头魁梧的男士，他自我介绍叫陆锵。他俩进到小客厅坐定，略做寒暄，就直接表明来意。崔蓉芝说，虽然“江南案”在台北地方法院初审她已获得胜诉，但经多方面考量，仍愿与台湾当局进行“和解”，有两个条件：一、台湾当局要对江南案表示“歉意”或“遗憾之意”；二、赔偿叁百万美元，并以
密方式进行。这是“江南案”发生後，国民党方面相当阶层负责人，第一次直接和当事人碰面。
我态度很客气，却也十分谨慎，我未多言，仅应允将她的建议和条件，完整地带回台北并向当局反映。他们离开後，我即将谈话内容做了完整的记录。
当天下午，我离开旧金山直飞东京和孝武碰面。我视察的行程十分紧凑，只在东京停留不到两整天，但保留叁月十二日晚上和孝武单独长谈。我把前一天跟崔蓉芝在旧金山的谈话内容叙述一遍，他当即赞同尽速和解，并再一次向我强调且语带埋怨地说，他从未介入该案，为什麽有人总是要把他拖下水？我看得出他心情很差，可能由於当时岛内“主流”、“非主流”的争论闹得火热，他又以公开信方式，反对自己的叔叔纬国将军，引发若干“非主流”人士的指责甚至围剿，自然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他忿忿然地跟我说，他“驻日代表”都
不想做了，想辞掉一切职务，预定在当年五月二十日提出辞呈回台北。我只有好言相劝不要匆作决定，等台北政情略为平息後再议。我强调一动不如一静，他算听了进去。
从东京返抵台北，我立即把在旧金山发生有关“江南案”的最新状况，面报“外交部”朱抚松“部长”和“总统府
书长”蒋彦士，随後於叁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叁十分到“总统府”，向李登辉报告。李登辉告以“江南案”已由“外交部”签办，并批示了“一面上诉，一面和解”，赔偿金额以一百万美元为度，不能同意由当局道歉，可以考量其他方式为之，既然对方表达了和解的意愿，则可积极进行。於此，整个迟滞不前的“江南案”，注入了正面解决的动力。叁月十一日我和崔蓉芝的会面，是关键之一。
直到一九九○年十月二十五日，“江南案”才结案。最初，崔蓉芝透过美国律师孔杰荣（Jerome Cohen）与台湾方面接触，要求民事赔偿两千万美元，还在加州法院提出民事赔偿之诉叁亿零五百美元。台湾方面於一审胜诉後，并没有“趁胜和解”之意，後来崔蓉芝向美国上诉法院上诉，和解之议也暂缓。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美上诉法院判台湾方面败诉，和解之议再兴，但并不了解对方的意图，我和崔蓉芝於一九九○年叁月在旧金山的会面，在时间点上十分重要。最後当局是以支付一笔为数一百四十五万美元的“人道恩赐金”（Exgratia
Payment）给崔蓉芝，而完成“和解”。所谓“人道恩赐金”是英美法上的专有名词，也就是一般通称的“抚慰金”。
“江南案”打乱了孝武的後半生。孝武在卷入“江南案”叁年後，於一九九一年七月病逝荣总。如果没有“江南案”，他的一生怎会如此快速落幕？到底是谁害了他？或是，只因为他生长在蒋家？
父亲手绘图相赠
记得一九八八年八月八日，经国先生过世半年後，孝武获在新加坡就地由“副代表”升任“代表”。第二年的农历春节，孝武就邀我们全家去新加坡过年。他的官舍还算宽敞，我们全家五口全住了进去，他和惠媚，两个孩子友兰、友松，另加上惠媚的哥哥蔡绿峰一家人，大大小小一共十九个人，都挤在一起，热闹非凡，玩得十分尽兴。
大年初叁用过早餐後，孝武从房里出来，手上拿着一样东西找我，说他有一幅多年前收藏的父亲亲手画的一幅梅花要送给我。他感性的说：“孝严兄，你身边至少要拥有一件属於父亲的东西作为纪念。这幅梅花画得很好，送给你保存。”我望望他，接过这幅画，说了句谢谢，当场让我想起了父亲，也追忆起一路走过的风雨，泪水夺眶而出，站在一旁的美伦和惠媚也被这一幕迟来的手足情深，感动得偷偷拭泪。这幅国画成了我来自父亲的唯一遗产。自从把它带回家後，就一直挂在客厅，我会把它一代一代传下去。
那天，孝武还补充说：“父亲的画，几乎全被孝勇收走了，孝章大姐和我也只有几幅；而且在父亲过世当刻很混乱，父亲在七海官邸及在办公室里的一些重要文物，都由孝勇一人收齐保管……，有些被装箱运往了瑞士。”孝武说到这些时，显然对孝勇有所误会，但他也难做干预。孝武可以从“驻新副代表”坐升“代表”，在“外交部”没有前例，当然是当局的提携；而孝勇却在父亲过世後，与当局渐行渐远，与孝武间的龃龉由是更为加深，且日趋表面化。
孤单的身影
父亲病故时，孝武到新加坡任职还不及两年，闻讯即於第二天兼程返台。抵台次日，一九八八年元月十五，他办公室林尚谦
书来电说，孝武本想到“外交部”来看我，但因“外交部”记者太多，希望我能抽空在下午一点到仁爱路叁段松树园大厦八楼和他碰面。我准时前往，他显得非常疲惫，两眼布满血丝，不停抽着烟，见面坐定後，他就直接而诚恳地问我：“孝严兄，父亲前天过世了，有没有什麽我可以为你做的事？从前我们谈到这件事，可能觉得有些不方便，以後应该坦然了。”我感受到他的诚恳，也看到他良善的本质。我更感到安慰，多年的努力没有白费，在这重要时刻他接纳了我。我回答说：“在父亲生前，我和孝慈从不愿意让这件事，增加任何人的困扰或心理负担，以後也是如此。”
孝武接着说：“我们应该顾及到中国人的伦理和亲情，不知道你要不要到荣总去瞻仰父亲最後一面？”
我答 ：“孝慈昨天就来找我，谈了很多，当然希望能够见到父亲最後一面，只是不晓得该怎麽进行，不能贸然前往，怕引起谈论；既然你主动提起，我很感谢，希望能尽快安排，在晚上都没关系。”
孝武立即允诺：“我会马上和孝勇联络，要他安排好後尽快告诉你。”孝武是在前往新加坡之後，和我的交往才慢慢密切起来。起先，每谈到经国先生时都还是用“总统”称呼，到他升任驻新代表後，交往更多了，感情也随着增进，不久很自然地会在我和美伦面前改口以“父亲”来称呼经国先生。
那天孝武显得异常失落，情绪更是低落到无以复加。他告诉我，元月十二日晚，他不知道为什麽几乎彻夜难眠，清晨四点就起床了，十叁日当天，他告假在家，中午去参加一个餐会，回程就接到台北传来的噩耗。他十分感慨也感伤地对我说：“以前因为身份特殊，被很多人所利用，以後这些事情可以少了。日後要怎麽走下去，我不知道，我需要思考一下；可能等丧事过後，搬到海外去住。我只挂念母亲的身体，她几乎走不动，而且有气喘。”
最後，他语重心长地要我和他联系：“往後，需要相互帮助的地方会很多，要能彼此多照应。只要我能做到的，你尽管说，我都会尽力。”语句中，透出阵阵袭人的孤单。
孝勇告称父欲火葬
一九八五年起我和孝勇就开始接近，虽然只是断断续续，彼此相处倒也相当自然。我任“北美司”司长时，他也曾就对美关系事项，
聊间问问我的看法，包括他想知道正在美国担任“代表”的钱复表现如何等等。
当时，外界都知道他是最接近经国先生且被信赖的人，尽管他没有一官半职，只不过是中兴电机工程公司董事长，但是他每天都陪侍父亲，而且经国先生最後几年糖尿病日益严重，体力日差，到外县市的巡访也停了下来，孝武又人在海外，孝勇成了“七海”官邸内最有权势的人。当时就有传说，不少重要公文，都由孝勇亲自携进在病榻前摘要报告请示，然後再口头转述有关裁示，就算定案。大家对他无不敬畏叁分。
一九八七年钱复从华盛顿返岛述职，向经国先生报告双方关系现况，在搭机返回华盛顿前，要我向孝勇索取他私人专线电话，以便遇到紧急状况可及时联系。但当我向孝勇转达钱复的要求时，他居然要我转告，请他打“长途台”（二叁七一七一七）即可，这个电话是当时许多高层官员都晓得的一支专线，透过它就可在紧急状况下代为查出各要员的家中电话，甚至辗转直接联系到本人接听。显然孝勇并不愿将他家中电话或他自己的专线给钱复。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孝勇那时的自视了。
叫我“孝严哥”
我在一九八六年出任“外交部”常务次长之後，和孝勇的交往日益增多，我本身的表现可能是促使他改变态度的原因。我在“外交部”的工作普遍受到民众肯定，一旦形成了社会形象，我就不再是几年前可以轻易压制或排挤的了。我和孝勇在事业上更没有任何利害冲突，我是谨守本分地在“外交”领域里努力，而他则是在商界发展，性质上河水不犯井水，也就容易相互接纳，进而共生共荣了。
一九八七年七月孝勇透过“鸿霖旅运公司”的合夥人邱创寿，也就是钱复先生的连襟，突然转告我他想“正式认我作哥哥”，问我意见，我当然说好，我内心有喜悦也有骄傲。七月十五日晚，由邱创寿出面邀我和孝勇，到他仁爱路叁段和安大厦的住处一道用晚餐，算是不具形式的仪式，当场孝勇叫我“孝严哥”。邱创寿当场叫好，说早该如此，并且举杯向我们敬酒。
事後我把整个经过告诉了美伦、孝慈和秦孝仪，他们也都很高兴。秦孝仪後来还告诉我，他曾把这件事转报了父亲，经国先生笑笑点点头，虽然没说什麽，显然很愉快。秦孝仪说，看来孝勇这个决定，事先并没有请示过经国先生，更可以看出孝勇的真诚了。
但是，过了十年，一九九七年左右，万万没料到，由於政局的急遽变化，孝勇却与我渐行渐远，实始料所未及。回想当晚的“认兄餐会”，好像就在几天前才发生一样，称兄道弟的情景犹历历在目，孝勇却早已作古。一段好不容易找回来的亲情，却被无情的政治扭曲而撕得粉碎，真叫人掷笔叁叹！
父亲豁达的生死观
孝武在父亲过世第叁天（元月十六日）和我会面後，就打电话给孝勇，要他安排我和孝慈去荣总瞻仰遗容的事。孝勇在当天约我见面。我在四点钟整赶到他在仁爱路八楼的办公室，还没坐定，他便急着说，父亲过世的事发生得太突然了，请我去是想知道，我和孝慈是不是要去见父亲最後一面？我说已和孝武谈过，愈快愈好，他立即说，没有问题，只是当天不行，可能要隔一两天。我说尊重他的安排，同时问了他有关十叁日发生事故的经过。他很有耐心地做了追述。谈话中，看得出他对医疗小组的处置方式也相当不谅解。少顷，他主动告诉我，父亲安葬地点已选定在慈湖旁边，叫作“头寮”的地方，而且定在月底叁十日奉厝。孝勇两眼红肿，显得很疲倦和沮丧，并且很感性地说：“父亲生前曾把你们的事告诉过我，而且对你感到骄傲。你和孝慈的事，老夫人也晓得。”
此外，孝勇那天还透露了一件外界迄今毫无所悉但十分重要的事。他说，父亲生前曾跟他商量，希望在身後火化，并将骨灰撒散各地即可，孝勇认为兹事体大，所以回
父亲说这不是个人的事，恐有不宜，父亲闻後默然未语云云。
父亲确有身後火葬的想法，只是孝勇个人觉得不妥，而未照办。当蒋孝刚於二○○四年年初面告方良女士，和他母亲商量後，已於元月二十七日去函“国防部部长”汤曜明要求将祖父和父亲移灵五指山时，我把孝勇曾提到父亲生前有火葬之意的事告诉了孝刚，让他对两蒋後事的处理能有较周延的了解。此时若提火葬之议，所涉太广，也可能为时太晚，但我必须不避讳地将此据实道出，俾让国人了解父亲经国先生对自己後事的处理，在生前是有交代的，他有豁达的生死观。
呼风唤雨不再
孝勇比孝武小四岁，比我小七岁，我很珍惜一九九○年前後和他日趋和睦相处的岁月。一九九○年，我以“海工会”主任身份前往加拿大访问，特地前往蒙特罗一趟，那边国民党的海外党部很小，党员也不多且均系老侨，真正目的是想去探望孝勇并安慰安慰他。那时他已举家移民蒙特罗。
我在参加一项晚宴活动後赶到他家，是在郊外山区一幢相当宽敞的独立洋房。见到面，他显得很高兴，还亲自开着购买不久、爬山专用的吉普车，很得意地载着我到一处山顶去鸟瞰蒙特罗全城的灯火夜景，的确相当壮观而有特色。四十分钟後回到他家，进到屋内他太太方智怡也出来作陪，大家聊得很开心，对我能这样老远专程去探望他们表示感谢。
尽管孝勇说他心境已逐渐平复，可是我一眼看出来，父亲虽已去世两年，对他的冲击仍丝毫未减，那是一种心理上极度的挫伤，凄凉地刻画在他泡肿的眼皮、带血丝的双眼和明显消瘦的身躯上。我关心地问他，是不是睡眠不好，怎麽比从前消瘦了很多？他苦笑说：“我怎麽会睡得好？”
父亲过世这件事，对孝勇来说，远比对孝武来得更不易调适。一九八六年初孝武即远赴海外，已两年多不在父亲身旁，而孝勇则是形影不离、天天服侍在侧，事无大小，无所不与。故经国先生遽然离开，让他顿失依恃和重心。他要面对的，不仅是一个截然不同内涵的生活，更是一个冰冷无情的政治和只讲现实的社会。往日几乎可以喊水成冰的魔力，一夕之间消失殆尽。我理解这种剧变，不是任何处在他同样位置上的人所能承受得了的。所以，後来遇到他对我的不满，我也都能以谅解的心淡然处之。
见到父亲最後一面
我始终很感谢孝勇很诚意地安排我和孝慈见到了父亲最後一面。
元月十六日下午一点，孝勇来电说，当晚十一点他会到我在罗斯福路叁段的“外交部次长”宿舍，来接我和孝慈前往设在怀恩堂的灵堂行礼。我随即通知孝慈。晚上十点半孝慈先到，十点四十八分孝勇也到了。十一点，我和孝慈搭乘孝勇的车，乘着夜幕深垂，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直驱荣总。
我和孝慈进到怀恩堂，先在灵前行叁鞠躬礼，在场尚有几位看似七海的侍卫在守灵；随後，孝勇带我们进到围幕背後，即荣总的停尸冰库间。孝勇先跪下，由一位助手将其中一个靠中间的冰床缓缓抽出，父亲就安然躺在其中。我走近注视之，见其容貌极为安详，双目紧闭，双唇密合，应当已经做过初步化
，唯头发略见蓬松，脸色灰白，如熟睡状。我随即跪下叩头，泪如雨下；孝慈随後亦趋前见最後一面，并下跪叩头，饮泣几不成声。这居然是我和孝慈生平第一次这麽近距离地和自己父亲见面！
我边流泪边低声地喊着“爸爸”，这竟是四十六年来，首次当着父亲的面声声喊“爸爸、爸爸”。有生以来面对父亲的第一声呼唤，竟是在这样的场景。我用只有自己听得到的声音告诉父亲：“请您安息，……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爸爸，请放心，请安息……”我看到泪水一滴滴落在地上，人生的悲惨，莫此为甚了！孝勇亦流着泪再行跪拜。随後，我们叁人一起缓缓地将冰床推上，前後约六分钟。
拭去泪水，孝勇陪我们退出灵堂，我向他称谢後告辞。孝勇另派车分别将我和孝慈送回家，这一切都是在隐密下进行。能见到父亲最後一面，得以无憾矣。
父亲曾交代归宗
一九八八年元月十七日，父亲过世後的第四天上午九时正，我与孝慈到秦孝仪院长办公室。秦院长先安慰我们说，总统过世，发生得太意外也太快，要我们节哀。他说已经知道过去两叁天来，孝武、孝勇和我们接触，并在深夜安排去荣总怀恩堂见父亲最後一面的情形。他也把经国先生病逝当时的情况，做了扼要的描述，和孝勇所说大致雷同。
另外，他很慎重地说，在经国先生过世後第二天，也就是十四日下午，孝勇亲自驾车与他一同到头寮，勘察准备用来奉厝的那幢父亲生前不时前往休息的四合院；由於车上只有他们两人，谈了许多往日从未触及的话题，在途中他曾亲口告诉孝勇说：“早就有一个
密要告诉你，现在‘总统’已经不在，应当是时候了。‘总统’生前曾面告，要孝严、孝慈两兄弟归宗。‘总统’说这话是在一年半以前，这件事我也告诉了俞国华‘院长’。俞‘院长’听到此一嘱咐，表示了解，而且说，孝严、孝慈都已有自己的成就，以後要协助他们。”秦孝仪安慰我们说，父子关系是天生的，不能否定，将来如何归宗，就听其自然，事实终究是事实。
当天秦孝仪这一席谈话，让我可以体会到父亲晚年的心境，对我和孝慈的事始终放在心上，他这个心愿一直到临终都未能落实。如果父亲能多活几年，我在想，或许等卸任“总统”职务後，会是比较好的时机，也比较容易办理认养手续。那该是一个多麽温馨的情景！但这，毕竟只是自己的想像。
晓得父亲生前有明确的交代，基於孝思，我自当不畏任何险阻，要尽心去完成它。不为别的，只因我爱父亲，生前虽然无法承欢，死後不要让他有任何牵挂。
第七章 祖父崩逝後·我奔丧兼程
第一次听到“蒋中正”这叁个字，是在新竹读小学。
从小，和其他孩子一样，很早就从课本教材中被灌输了不少祖父年轻时的过人事迹，让我对祖父有无比敬畏。尤其那张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戎装照，英姿焕发，成了我崇拜的偶像。当然，他更高不可攀，遥远得像挂在天边的星星。
“蒋委员长”的孙子
一九五一年念新竹市东门国小五年级，有一次放学，和孝慈从学校後门穿过陆军眷村走路回家，有几位老伯伯们正围在树下乘凉，当看到我和孝慈时，就有一位拉开嗓门指着我们毫不避讳地嚷：“来看来看，他们就是老蒋的孙子，蒋委员长的孙子！长得好可爱的一对双胞胎！”我们完全听不懂，只用小眼睛回瞪他们一眼，加快脚步回家。但是“蒋委员长”这几个字，倒让我们记住了。
类似的事情重复发生了两叁次，心中难免嘀咕，我们决定要问问外婆。有天吃完晚饭，我鼓足勇气问外婆，谁是“老蒋”？谁是“蒋委员长”？怎麽我们会是他的孙子？外婆当时脸一沉，带着责难的口吻说：“问这些干什麽？现在兵荒马乱，很多人家破人亡地逃到台湾，喜欢胡说八道，不要听那些人讲的话，他们有神经病！你们爷爷、爸爸、妈妈，还有姨妈、姨爹一大家子，来不及逃出来，都还在南昌；章家有一大半的人没有到台湾，我们家跟什麽‘蒋委员长’怎麽会有关系！以後不要问这种傻事，不要理那些人！”第二天起，外婆不准我们放学後再经过那个眷村，要我们走学校前门绕一条较远的路走回家，避开那些老兵们的指指点点。回想起来，这些老兵似乎已略风闻我们的故事。
这段经历是第一次有人，在我们面前模模糊糊地提到和蒋家有某种关连，虽然有过疑惑，但一阵子就过了，毕竟年幼，被外婆编织的故事和她严肃的表情给隐瞒了过去。现在回想起来，真不知道当时外婆被我问到这个问题时，是什麽样的感受？
家徒四壁卧竹床
从小学叁年级到初中，也就是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五这几年在新竹，过得还算平稳，没有任何异常，从衣着到每天的便当，以及上学用的文具，和其他同学没有两样。但是从一九五六年年後，家境突然变坏，一直到一九六○年高中毕业，都没有好转过。
那段期间，新竹家里上上下下，可以找到唯一的电器用品，就是几盏悬在房间当中没有灯罩的电灯球。新竹的风是有名的，但到了夏天，却闷热异常。有次我和孝慈到邻居小朋友家去玩，看到电风扇在转，觉得既新奇又羡慕，回到家也不敢提，我们知道家里买不起。中央路的房子西晒，外婆带着孝慈和我祖孙叁人睡在小房间，里头摆着两张竹床，到了下午就像火炉般闷热，晚上就寝时，竹床上的竹片都是热的。家里买不起窗
，只好去文具店买色纸把窗子糊起来，後来乾脆用看过的旧报纸代替。
二舅想出一个简单的消暑办法，他要我和孝慈放学後，到附近的东门市场去找鱼贩，向他们买几块用来冰鱼的便宜大冰砖回家，然後敲成大小不等的冰块放进脸盆，摆在竹床上来回移动个把小时，把竹床冰凉一些，剩下的冰块就放在房中间，让它慢慢融化，晚上就比较好睡些。整个新竹市，应当没有第二家，用这种妙方来对抗热浪的。单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我们日子的清苦。
我最能体会什麽叫“家徒四壁”了。我们睡的竹床一直到进了大学都还在用，陪了我们十几年，後来竹床不仅有个洞，还会夹肉，到了夏天都要垫上两层的床单才行。从这样的生活条件来看，街坊邻居怎麽都不会相信，住在隔壁的这两个双胞胎会和“蒋总统”有任何关连！
成功岭上见祖父
我真正近距离见到自己的祖父，是一九六叁年在成功岭接受预官训练的暑假。从报上得知他每年都会到成功岭向大专学生兵训话，所以一进到成功岭，我就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八月九日一大早，我们就整队在大操场集合，足足等了一个钟头。那年祖父已七十五岁高龄，向我们致训词时，声音宏亮、铿锵有力，虽然带有十分浓厚的奉化乡音，但他吐字很慢，中气十足，而且逐字照着稿子宣读，可以听懂九成以上。我和其他全体预官学员全程持枪立正听训，一动都不敢动，足足半个多小时。我内心是激动的，全场只有我知道：“他是我祖父！”
致完训词後，他在文武百官簇拥之下，缓步走下司令台来校阅学员部队。我个子不高，站在第一排倒数第四位，祖父会很接近地从我们面前走过。我终於可以见到自己的祖父了！我兴奋得在心中呐喊。
自从外婆向我们解开身世之谜後，对祖父的感受，立即变得复杂又矛盾，好像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心理障碍要去克服。他那种历史巨人的身影，从小就牢不可破地烙印在脑海里，突然间外婆却说他是我的祖父，这是何其大的冲击。对一个十八九岁的穷孩子来说，要接受它为事实，真是太残酷了些！对这种几乎不可思议的身世转折，除了必须不露声色地去面对周遭，在人生道途上，更要隐忍住不能说出自己是蒋家人，这不是“辛酸”两个字能道尽心里的委屈。
回首过去，在那麽严峻的环境中，孝慈和我竟能毫发无伤并成功地把这项天大的
密深锁心中数十年，不怨天、不尤人，更未自暴自弃，反而知所奋进，各自在不同领域里，走出一片天来，这是外婆艰辛的代价成全了我们，只要想到那夜她热泪盈眶的双眼，和那双轻抚我们面颊、微微颤抖且布满皱纹的双手，我们就会强忍泪水，潜心向上。当十六七岁时弄清楚自己亲生父母是谁以後，我和孝慈一下子变得沉静起来，甚至内向而寡欢。这是一种内心的折磨。
那天站在成功岭的队伍里，我不只是好奇，急着想看到像是从历史里走出来的“蒋总统”，更想偷偷地感受一下自己爷爷的慈祥。
他是我爷爷！
祖父校阅时，学生队伍一律举右手扶枪行注目礼。我用眼睛馀光看到他老人家从右边缓缓走过来，内心兴奋不已，心跳也加速。他戴着叁军统帅帽，披着那件招牌式的披风，带着白手套，面带微笑，步履稳健而轻快，神采奕奕，威仪慑人。当他走过我面前，接触到他目光的那一刹那，我心中一怔，真想唤他一声“爷爷”，但我不敢。他双眼炯炯有神，面色异常红润，身材没有想像中高；他威严中不失和蔼，一直带着笑容，向我们颔首回礼。他眉毛很淡，唇上的胡须已白，身体却显得健朗。我感到他很亲切，我晓得他是我爷爷，但是在那一刻里，“他是我‘总统’”的感觉超过了“他是我爷爷”。
我继续转首行注目礼望着他的背影，我问自己：“他知不知道自己的孙儿就站在这里，和所有优秀预官一样，认真地接受着严格的军训？”如果有人敢事前告诉他孝严在受训，他该会有多高兴和安慰？！
外婆说，祖父早就非常清楚我们的事。四姨妈亚梅还说过，母亲在广西桂林过世後，我和孝慈先被带到江西万安，住了一年多，再搬到贵州，两年後才回到南昌，蒋老夫人还曾差人带口信到南昌，问外婆愿不愿意把这对双胞胎交由蒋家抚养？如果舍不得，可不可以只抱走其中的一位？外婆没有答应，只告诉那带口信的人说：“我女儿都死了，两个孙儿是我命根子，他们是分不开的！”
再见面已是永隔
当我第二次见到祖父时，已是十二年之後，一九七五年我
密从美国回台为他老人家奔丧。
我在一九七四年初奉派“驻美大使馆”工作时，深感自豪，因为我是蒋家第叁代当中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一人，经由特考及格进入“政府”工作。我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通过“外交领事人员乙等特考”，接着到“外交部外讲所”接受十个月的严格训练。“外讲所”的设立是“外交部”的创举，同期同学均自我谑称为“黄埔一期”。
十四年之後，一九八二年我出任“北美司司长”，部内就流传一则小道消息，说是当祖父获悉他的爱孙孝严考上了“外交官”，很是高兴，不动声色地命令“外交部长”魏道明立即编列预算，设立“外交领事人员训练所”，除了强化国际公法、私法、国际贸易等专业知识训练外，还安排了高尔夫球、交际舞、桥牌等那时算是很时髦的课程。听到这种绘声绘影的说法，我只有笑笑，无从证实，也无以否认。但此一传言，至少反映了一件事：“外交部”里面已经渐渐有人耳闻我和蒋家的关系。我不会向人提起自己的家世，就是有人向我打探一些真相，我都会托词闪避。
外放生涯尝甘苦
一九七四年我携眷飞抵华盛顿“驻美大使馆”，那是二月初下着大雪的寒冬。美国在冬季搬家的人不多，现成待租的空屋更少，当时“外交官”的待遇不如现在，叁等
书的月薪只有七百四十块美元。“驻美大使馆”的同仁，大部分都集中住在华盛顿近郊的惠顿区（Wheaton），因房价较廉，那一带大都是美国社会里的中收入户，要不就是韩国、越南、墨西哥和从台湾去的移民。“大使馆”的同事程建人与戴瑞明，和媒体朋友傅建中、王景弘、王嗣佑等人也都住在那里。
因为没有积蓄，我外放时虽然领了治装费和预支的薪水共叁千六百美元，因为要花一笔钱买汽车，所以在华盛顿旅馆住了叁天，手头变紧，感到吃不消，於是我找“大使馆”的另一位叁
左泽华商量，让我们一家叁口在找到房子前，挤到他小公寓里的客厅打地铺。左泽华是“外交部” 书处老同事，他一口答应，由我分担他叁分之一的房租，他成了二房东。我们便在他客厅住，这一住就是一个半月。
他租的公寓只有两间卧房、一个小书房、一套盥洗设备，客厅饭厅连在一起，总共四十坪上下。他们夫妇用一间卧房，还带一个半岁多的男孩，另一间卧房已分租给在“大使馆”担任会计的薛粮辉，所以我和美伦带着两岁大的蕙兰，只有在客厅打地铺了。小公寓一下子住进了五个大人、两个小孩，真够挤的了。睡在别人家客厅，是很特殊的经验，我们学会一个基本动作，就是别人就寝後，我们才能入睡，别人起床前，我们就得起来，因为要先起身收拾好铺盖，否则真的不好看。那段日子，确实难为了美伦。
巧遇孝章夫妇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下午，祖父崩逝的消息，是从新闻报道得知，当时为之一惊，除了有失去“元首”的不舍，还是有淡淡一层失去亲人的哀伤，但我不能表现出来，下午还出席了在双橡园由沈剑虹主持安排追思会的讨论。回家後，从电视上看到更多消息，美伦也流泪了。我随即跟美伦说，应该回去奔丧，并和在纽奥良杜伦大学念博士的孝慈通上电话，他说学校正要考试，无暇走开，要我也代表他回去一趟。
第二天上班，整个“大使馆”笼罩在极端凝重的气氛里，不仅没有往日偶尔传出来的笑声，大家连走路的步子似乎都放慢了。看得出来，此一重大变故，的确带给所有人深沉的不安。我悄悄以家中有急事，从四月十二日起请五天事假。
回台北奔丧途中，遇到一件没想到的事。在旧金山登机时很意外，我发现我应该喊“大姐”的孝章大姐和她夫婿俞扬和先生居然也在同一班机上，只隔两排座位。孝章大姐身着深色洋装，面容哀凄，不苟言笑，相当矜持。我和他们夫妇俩目光接触了一下，没有打招呼。我不敢确定，那天他们有没有认出我是谁？
顾及人伦坚持回台
飞机於十四日下午抵达松山机场，叫了部计程车照着王升的约定，径赴爱国西路的“自由之家”。一路上，觉得那天的街景显得特别萧瑟，敦化路和仁爱路上的椰子树和樟树，随风摇曳，呼呼的风声像是发出低沉的哀鸣。
进到“自由之家”和王升通上电话，他随即於五点叁十分驱车前来，着一身戎装，一向是精神抖擞，眼神逼人。我曾从华盛顿打电话告诉他奔丧的想法，他原本有所犹豫，问我一定要回来吗？我说，如果不回去，我会永远於心不安。他说，那就隐密一点好了，关於瞻仰祖父遗容的事，他会安排。王升还是怕我在敏感时刻回来，身世的
密不小心被暴露出来。但是，我不认为这层顾虑可以凌驾人伦之上，我坚持回台。
那天他走进来时脸色显得有些苍白，表情严肃而神伤，先安慰了我几句话，说：“你是应当赶回来见自己祖父最後一面的。”接着便陪我一同驱车前往国父纪念馆，车前面坐着跟他多年的随身参谋王耀华。这辆黑轿车有通行证，一路开进国父纪念馆，到後面的侧门下车，换由两位穿着深色中山装的人带路，进到里面转了几个弯道才走进大厅。那时，纪念馆里里外外有数以千计排着长龙的致哀民众，不仅秩序井然且肃穆安静。
带领我进到大厅的那位先生，很客气地引导我走上最靠近舞台的较高平台，一般民众是不被允许站上去的。我肃立在上面，非常接近安放在舞台中间的蒋公灵柩，十分清楚看见祖父安详地躺在里面。这是我生平第二次见到祖父，但已天人永隔。我再也忍不住泪水，用泪眼注视着他已没有表情的脸庞，也看到挂在他胸前的青天白日大勋章，我低着头默念着：“爷爷，愿您老人家在天之灵早日安息，我也替孝慈来见您最後一面。安息吧！请你保佑父亲，给他力量度过难关。”我让眼泪流着，深深叁个鞠躬後步下平台，再跟随那位工作人员，左弯右拐地走出纪念馆。
与父亲一帘之隔
就在走出大厅前，这位先生轻声说，经国先生此刻就在我身旁悬着一张黑色大布幕的後面休息。这位先生并未自我介绍，显然知道我的关系，也晓得我前来的目的，才会特别指出经国先生此时就在里面。我只轻轻点点头，没说什麽，也不能说什麽。
四月十六日早上，王升还安排我参加了大殓和移灵典礼，虽然不在家属席，我默默坐在一个角落，还是很安慰地告诉自己，我已尽了孙辈的孝道。隔天十七日下午飞回华盛顿上班。
这次悄然回台奔丧，在某方面没有太多实质意义，既不能公开，又没得到蒋家认同，当然更无助於对外强化“我是蒋家人”的事实。我之做此决定，只在寻求自我的肯定。若在自己祖父过世时，由於胆怯、犹豫、退缩，连尽孝心的勇气都没有，那就不配做蒋家的一员了。
第八章 亲切蒋夫人·早悉桂林城
“祖母”或“奶奶”，是孙辈最喜欢亲近的长辈和最爱撒娇的对象。可是，当第一次知道自己祖母居然是“蒋夫人”时，我却一点亲切的感觉都没有。除感讶异之外，只觉得她离我是那麽遥远；她只存在于教课书本里，也只能在新闻报道中见到她。到年事较长并了解到她和我无血缘关系後，对她的崇敬，远远超过那种亲情的渴望。反而是只读过私塾的外婆，成了我心中的“祖母”，因为从小被她一手抚养长大，而且一直喊她“奶奶”。
永远的第一夫人”
“祖母”或“奶奶”，是孙辈最喜欢亲近的长辈和最爱撒娇的对象。可是，当第一次知道自己祖母居然是“蒋夫人”时，我却一点亲切的感觉都没有。除感讶异之外，只觉得她离我是那麽遥远；她只存在于教课书本里，也只能在新闻报道中见到她。到年事较长并了解到她和我无血缘关系後，对她的崇敬，远远超过那种亲情的渴望。反而是只读过私塾的外婆，成了我心中的“祖母”，因为从小被她一手抚养长大，而且一直喊她“奶奶”。
“永远的第一夫人”
我大学时曾以崇拜之心，细读过老夫人几篇着名的英文散文，还把它熟背。她的英文造诣举世推崇，语体的结
更是别树一格，尤其喜欢使用生涩的字汇，让美国大学生都要吃力地去查字典。就是进到“外交部”以後，我还不时翻阅她的讲稿，在用字遣词上当作学习 本。一九四叁年她应邀访美，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的讲词，更是铿锵有力、动人心弦，一九四四抗战胜利前一年，她那篇The Sure Victory，几年来我都把它存放在一个搜集名人讲词的资料夹里。
她的端庄、优雅和那股神圣不可侵犯的仪态，让人印象最为深刻。从祖父率师北伐、西安事变、抗战，以及一九四九年来台，她都紧随在侧，形影不离，襄助参赞，无役不与，被称作最有能力和最有气魄
气质的“第一夫人”，无怪人们会极自然地以“永远的第一夫人”来怀念她。她许多的特质、风 以及成就，是後人无从模仿，也无人能及。从这个角度上，我对老夫人的整体感受，其实和外人相较并无太多不同，因为我从未以孙儿的身份和她独处过。
孔宋宅内深似海
外婆生前向我谈到蒋家事时，从未提过老夫人，王升、宋时选也很少谈到。到我出去留学，陆续接触到一些在台湾看不到的报道和书籍，才逐渐有了更宽广的认识。一九六九年，我被“外交部”派到比利时进修，当时在欧洲各地主张“台独”或有此倾向的学生不少，也颇活跃，卢修一就是其中之一。他在鲁汶大学修博士，我就是在这时候结识他。
那一阵子在鲁汶的台湾学生当中，正相互传阅着一本台湾的禁书
由大陆出版的《京华烟云》，那本书是假以经过考证的笔触，用小说题材来描述蒋家一些所谓的内幕故事，可读性颇高。起先我对它的内容十分好奇，读起来也颇引人入胜，到全部读完，至多让我相信其中四成是事实，其馀则是穿凿附会的渲染。不过，书中有许多地方对我来说是相当新鲜的，这本书提到经国先生的生母姓毛名福梅，而蒋宋美龄女士是在老总统和毛太夫人与陈洁如离婚後再娶，宋美龄并无己出，蒋纬国则是戴季陶与日本女子所生云云。这些现在看来几近常识的事情，我在出国之前却一无所知。六十年代的台湾很少有人敢公开谈论蒋家的种种，是这本书广为流传的原因。也是从这本书，我才晓得自己的血缘祖母是在抗战期间在奉化溪口被日机炸死的毛太夫人。
从比利时返台後，有天到王升家去吃饭，他曾借机把更多有关和蒋家关系的枝枝节节告诉了我和孝慈，包括毛太夫人的传统保守、质
善良、吃斋念佛等等。我主动问到有关蒋夫人的事，他才说到蒋夫人和父亲经国先生之间，长期存在着一些芥蒂，但父亲总是逆来顺受，恭谨如一。王升说这些，是希望我们对父亲困难的处境，能有更多的体谅。
在王升的陈述中，我首次察觉到蒋、宋两家那种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加上与孔宋联姻而打造的庞大政治、财力版图，以及延伸出来的许多枝节与纠葛，听来完全像章回小说里的宫廷故事。我和孝慈要在这麽具有排他性的空间里，独力争取成长的空间，真是谈何容易。要想在诺大的深宅大院里，无依无靠、赤手空拳地闯出一席之地，确实难如登天。除了胆识和努力外，也要靠造化了。
孝武转达夫人情
到今天，还有人怀疑到底老夫人知不知道民国二十九、叁十年年间，发生在赣州和桂林的那段故事。
坊间曾有把先母的猝逝牵扯上祖父的传言。关於这一点，是没有根据的。至於说蒋介石夫妇是否早就知道我和孝慈的存在？答案却是十分肯定。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由大陆的团结出版社出版叁十万字的《蒋氏家族
章亚若传》中记述（第二五七页），父亲曾告诉母亲，我和孝慈的名字是父亲回去面见蒋委员长，由他亲自取的。而“当时是侍卫长的林尉文将军把经国先生在桂林得子的原委，报告给宋美龄的”。
父亲过世前後那几年，我和同父异母的兄弟之间才有了出其不意的互动，这是我之前不敢期盼或想像的。孝勇在父亲过世前一年就和我走得很近，而孝武则是从派“驻新加坡副代表”之後，和我之间发展出了相当接近的关系。关於老夫人很早就知道“桂林之事”，还是孝武亲口告诉我的，而且和我融洽相处的情况，他都向老夫人报告，老夫人知道後很是高兴。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九日，我在日记中写着：“中午十二时四十五分孝武约我到圆山饭店华秋轩餐叙，这是首次与其单独叙晤，约两小时，席间言谈甚欢，主要论及政治现况及各人物之背景。席间孝武主动提及蒋夫人，并告以，蒋夫人谓：‘……和孝严目前这样关系的发展很好。’”孝武每次谈到蒋家内部种种，表情总是很认真也很正经，我可以感受到他的诚意，我不明白他为什麽要主动告诉我这些，但我确实很感激他，让我觉得他是以家人相待。
孺慕堂前遇祖母
我近距离和老夫人相遇，是在“中华民国妇联总会”的“孺慕堂”。
当时我担任“外交部常务次长”，美伦和我正式获邀出席美国波士顿大学校长亲自来台颁授老夫人荣誉博士学位的茶会，时间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二日下午叁点。我和美伦提前二
十分钟到场，先和在场的贵宾寒暄，有“行政院长”俞国华夫妇、“国防部长”郑为元、“教育部长”毛高文夫妇、台湾故宫院长秦孝仪、“妇联会总干事”钱剑秋女士，以及好几位大学校长等。当老夫人一进场，大家热诚地报以掌声，她老人家笑容可掬地向大家挥挥手，手中握着大家熟悉的白色小手绢。
那年她已九十一高龄，仍相当健朗，尽管步履稍缓，但不需要别人搀扶，也不用
杖，耳聪目明不戴眼镜，也不用助听器，令人钦羡和佩服。她在接下荣誉博士学位後，即席发表英文演说，一口标准而浓厚的美国口音，字正腔圆，清晰有力，内容充实，文字优美，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场聆听她的演说，让我无比钦敬。
那天我和美伦怀着非常兴奋的心情，期待着和老夫人见面。当她步入茶会礼堂时，我和美伦主动趋前致意。她看见我，笑眯眯地和我微微点头，我趋前致意和自我介绍：“报告夫人，您好，我是孝严……”
她很慈祥地伸出手和我握手，用乡音很重的奉化话问我：“侬好吧，侬好吧，侬在‘外交部’是吧，侬表现得很好……”
“谢谢夫人，也恭喜夫人获得博士学位。我是孝严，我在‘外交部’担任‘次长’。”我恭敬地说。
“好，好，很好；我晓得，侬做得很好，侬做得很好。”
她那麽亲切，虽然只有短短几句话，我知道她当场认出我来了，也很高兴看到我在场，她老人家在握住我右手的那一刻，我多麽想偷偷地喊她一声“奶奶”。她也很开心地转向美伦，我把美伦介绍给她老人家，她十分愉快地和美伦笑笑，并热切地握住她的手。
那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和老夫人接近，虽然只有几分钟，却令人难忘，也达成我多年心愿。而这个机缘是由自己努力挣来的，设若我未能考进“外交部”，或日渐担任较重要职务的话，就不会有人邀我出席这场茶会。一生当中，总会有几幕快乐或温馨的画面长久留脑海，那天和蒋夫人短短的交谈，是那麽自然而温馨。
蒋婆婆笑迎万安
当外界有人以讹传讹地说，蒋夫人对我想认祖归宗有所保留，理由是她从来不晓得赣州的那段往事，这实在是陷她於不义。除了孝武一九八八年主动告知老夫人知情外，二十多年前的一件小事，也推翻了前面不正确的说法。
一九八六年我的男孩章万安，在台北私立复兴小学念幼稚园大班，和陈履安最小的儿子陈宇全是同班同学，由於两家住得很近，万安放学後常到宇全家去玩，宇全也常到家里来找万安，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有天下午，万安从宇全家骑着小脚踏车一身臭汗地跑回家，一进门就很兴奋跑到美伦跟前嚷着说：“妈妈、妈妈，今天在宇全家看到了一位蒋婆婆，她好好喔。她问我的名字，还摸我的头，说我好乖。”
美伦听不太懂，问万安：“哪位蒋婆婆？”万安说：“就是一位好老的蒋婆婆嘛。”万安小，也说不清楚。美伦很好奇，随後便打电话问陈履安的夫人曹倩，曹倩才向美伦解释说：“下午万安到我家，和宇全一道在院子里玩的时候，正好老夫人前来探望履安的母亲（谭祥女士），我就把万安叫到楼上和老夫人见面，并告诉老夫人，这是孝严的儿子章万安。老夫人还满高兴地把万安叫到跟前，笑咪咪地摸摸万安的头，万安很大方，也很有礼貌。”
我从“外交部”下班回来後，美伦把这一段经过，详细地告诉了我，我在日记中也简要记下这一段。老夫人早就晓得我和孝慈的事，从这里就得以印证。
四次请见均难成
祖父一九七六年过世，蒋夫人不久便移居美国纽约。每次我以不同身份前往纽约，都很渴望能到长岛去拜见她。於公於私，我都该前往请见；於公於私，我比许多来自台湾得以安排晋见的人，更具备条件和正当性去拜见她老人家。
“海工会”主任求见未果
一九九○年，宋楚瑜先生在中央党部任
书长，透过钱复，建议我到中央党部去历练一下。当时在政界要有进一步发展，党务资历是不可或缺，於是我从“外交部”常次的职务，转调到党部担任“海外工作会”主任。这是宋楚瑜为积极落实国民党“党政人才交流”的具体做法。同一天和我一起从行政部门调往党部的，还有出任“组工会”主任的萧万长、台北市党部主委的吴敦义、
书处主任的黄镜峰等人。当时的确引起社会关注和媒体重视，一般反应是相当正面的，为国民党的形象加了不少分，这是宋楚瑜在人事运作上独到之处。
上任後，以“海外党务负责人”的身份，我逐一访问美国境内的党部组织，当然包括旧金山、纽约、洛杉矶和芝加哥等大城市在内。我每到一处，都受到侨界空前热烈的接待，除了职务关系外，“蒋家背景”当然也是侨胞重视和欢迎的。一抵达纽约，我就请见蒋夫人。
蒋夫人长期以来就是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首席主席，我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海外工作会主任，站在职责的考量，应当毫不迟疑地向蒋夫人报告海外党务和侨情。真可用“天经地义”，来形容我晋见蒋夫人的要求。
当时“外交部驻纽约办事处”处长是吴祖禹，是资深“外交官”，他父亲吴经熊博士更多年追随祖父。吴祖禹一定风闻过我特殊的家世，但就像“外交部”其他同仁一样，不会当面向我提及。当然，我也从不和部里任何人谈这段连我自己当时都尚难窥全貌的“蒋家成分”。
我请吴祖禹进行请见事宜後，虽有无比的期盼，却不抱太高的希望。另外，我内心确有一丝隐约的骄傲，因为我是以公职身份请见，并不是很多人具备这种条件。等了两天後，得到的答
却是：“时间太仓促了，等下一次再说。”
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不会有“下一次”了，谁能保证将来一定能出任更高的职务再前来纽约？
虽然整个纽约的访问很成功，由於未能见到老夫人，总觉得悻悻然。
“侨委会委员长”落寞离美
没想到叁年後，我却以“侨委会委员长”的身份再度访问纽约。
连战先生奉命於一九九叁年叁月“组阁”，在他宣布“阁员”名单前，约我到台北宾馆晤面。进到右边会客室，他已在那边等我，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人，坐定後，他对我在“外交部”的表现予以高度肯定，然後直接告诉我，要我接任“侨务委员会委员长”。这是我首次正式成为“内阁阁员”，对连先生的提携，感念至今。
当我随同连战“院长”及其他“阁员”前往“总统府”宣誓就职，在举起右手的那一刻，我骄傲地对自己说：“我是蒋家第叁代入‘内阁’的第一人！”第二天，我即偕美伦前往慈湖和头寮谒灵，向父亲禀报我入阁的事，站在父亲灵柩前，久久不能自已。
一九九叁年叁月接任“委员长”两星期後，我便风尘仆仆出访，在八天当中走访美国五大城市。旧金山是第一站，受到侨界的热情欢迎程度是罕见的。访问旧金山後立即转访纽约，同样，受到侨胞们无比盛大的款宴。当天晚上举行侨界公宴，席开一百多桌，人气鼎沸，将餐厅几乎挤爆，许多餐桌被迫摆到走廊上，是我难以忘怀的景象。直到现在，再没有其他“委员长”访问旧金山或纽约，享有这种“荣景”。
“委员长”的职位，在老华侨心中是十分崇高的，甚至有些老人会把它和抗战期间的“军事委员会”的“蒋委员长”直接联想在一起，对他们多少产生些移情作用；在不少大型欢迎会中，我亲耳听到有侨胞刻意拉开嗓门叫我“蒋委员长”，一方面，广东话的“蒋”和“章”发音接近，另一方面，他们很清楚知道我是蒋家之後，乾脆主动让我提前归宗。蒋家里面如果有人对我归宗的事，还持不同的意见，就不知道会得罪多少爱蒋家的侨胞，和伤他们的心。
我一抵纽约就像上次一样，就要求上任不久的“驻纽约办事处”处长吴子丹，和蒋夫人办公室联系，希望能在纽约期间晋见。吴处长应允尽速照办。
这次美伦同行，对晋见的事也很期盼。第二天没有回
，吴子丹要我再等等。我便把在纽约的行程多延了一天。等到第叁天，得到的答 是：“蒋夫人最近身体微恙，作息时间不定，不易安排。是否等下次再说？”
我在失落中离开纽约。离开前，我没忘记要吴子丹替我送兰花给老夫人致意。
我怅然地问自己：“什麽时候是下一次？还会有下一次吗？”
“外长”仍是异乡人
叁年半後，皇天不负苦心人，另一个“下一次”真的又到来了。那是一九九六年六月我从“侨委会”调升“外交部部长”。
我从通过特考进到“外交部”，由最基层的荐任科员做起，按部就班地升到“部长”，前後二十八个年头。我接任“外交部长”後，第一件事即驱车前往头寮谒陵禀报父亲，相信父亲在天之灵不仅高兴，而且会很骄傲，我更祈求他老人家在天之灵能保佑我“外交”工作顺利推行。
上次，我以“侨委会委员长”的身份要求拜望蒋夫人，现在更以“外长”职务，想晋见向来关心“外交”且曾经主导“对美关系”至深至久的蒋夫人，盼虚心请益，实在是再名正言顺也不过了。当我要吴子丹转达叁年半前同样请求时，我心中暗忖，这次机会应当比较高，还天真地自我鼓励说：“天下有几位做祖母的能够看到自己的孙儿当中，有一位能靠自己的努力而出任‘外交部长’的？有这麽杰出的孙儿，做祖母的当然会满心欢喜，所以这次晋见应当会安排成功。”
可是，我再次失望了。蒋夫人办公室仍用一成不变的说词要吴子丹转告我说：“这次不方便，下次再看情形设法安排。”
我心中有点激动地问：“有这麽一位表现不俗的孙儿不见，那到底要见哪些晚辈？我又需要做到多高的职务，老夫人才愿意见我？”那天深夜，在华尔道夫饭店十二楼的房里，可能因为时差，也可能因为思绪起伏，我难以入眠；望着天花板，想起自己的遭遇，又回想起母亲和外婆，我眼眶红了起来。掀开客厅的窗
，望着灯火通明的纽约街景，有身处异国的孤寂，更有我是蒋氏家族里的一个异乡人的悲怆。
有人告诉我，阻挡我在纽约和蒋夫人见面的，就是孔令
和蒋方智怡。
党秘书长犹在门外
国民党自一九四九年迁台後，几经无数次地方选举，气势最弱、挫折最大的一次是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县市长选举的惨败，全省只剩下八个县市还在国民党手里，整个国民党笼罩在愁云惨雾中。就在此时，李登辉要我接下国民党中央党部
书长一职。
一九九九年二月，我以党
书长的身份率领访问团，前往华盛顿。当确定访美行程包括纽约时，我暗中兴奋地跟自己说：“我终於又来了，这次肯定可以用新职率团见到老夫人了，因为她老人家是中评会的主席，党的大家长。”
“驻纽约办事处”处长已换为邓申生，他是我“外交部”同期同学，我任“北美司”司长时担任过我的副手，为人忠厚，英文底子很扎实，对我的家世也有某种程度的听闻，所以这次向他提到我将率团晋见蒋夫人时，他更乐意积极联系。
原以为这次不会有问题，仍然还是功败垂成，无法如愿。这次我不仅失望，也有些痛心。最难受的是，前後四次被拒，无法见到老夫人的挫折，还不能对外透露，外界还有人以为我不懂礼教，怎麽到纽约没去拜见老夫人？
承欢膝下原是梦
从一九九○年任“海工会主任”起，包括一九九叁年“侨委会委员长”、一九九六年“外交部长”，到一九九九年中央党部
书长，以四种身份，前後历时十年，经过纽约四次，正式透过办事处向蒋夫人办公室提出请见的要求，均被一一挡驾。後来我才知道，都是被她周边的人挡下来，我感到十分得无奈也相当沮丧，但又不能有不满的反应。
很清楚的是，在这种现实下，我已不可能有机会把归宗的事，直接去向蒋夫人禀报或请
示了，因为面都见不到。却有人冷言冷语地说，二○○○年八月我去溪口蒋家祠堂祭祖，为什麽不事先和蒋夫人商量？这说法和晋朝惠帝看到有人饿死在路上，却带着责难的口气问大臣，那些人为什麽不去吃肉糜的故事，有什麽两样？
我的确努力过要见到老夫人，也梦想过能承欢膝下，甚至陪陪她老人家，化解她的寂寞，更也可以让我及孝慈的孩子，一共两个曾孙、叁个曾孙女去到她跟前，在她孤寂的晚年里，带给她一些童语和笑声，这该是多麽美好的一幅天伦之乐！但这只是一个梦。
从另一个角度想，难道原本不就该如此麽？我一直不解，在那麽多受过蒋家恩惠的人当中，却不见有人主动出来从旁协助此事，让蒋家内部遭遇的纷杂能够得到较为圆满的解决。或许他们认为太复杂了，避之唯恐不及。於是最後，就只剩下我自己一个人，独力在逆势操舟了。
夫人过世心情怅然
蒋夫人於二○○叁年十月二十四日上午十一点十七分（纽约时间二十叁日深夜十一点十七分）在纽约寓所逝世的消息，很快就传到台北，一位媒体朋友在十一点四十左右打电话到“立法院”告诉我这件事，我虽然不惊讶，还是很失落。当我跟美伦说：“老夫人过世了！”她也是愕然，若有所失，但随即很平静地说：“老夫人算高寿了。”美伦的反应，和我近似。
对我来说，“蒋夫人”这叁个字的，在情感上，从未和祖母打上关连。当外婆於一九六一年缠病多年，在睡梦中骤然去世时，带给我情绪上的冲击和悲哀，远比蒋夫人的离世要大多了。外婆过世，有如晴天霹雳，让我和孝慈顿失依恃，哭了好几天，有几个夜晚，还躲在被子里饮泣，无以成眠。
对蒋夫人的过世，感受上是失去一位对社会有了不起贡献的伟大女性，有失落和哀愁，但没有失去近亲长辈的哀恸。当天媒体在“立法院”问到我的感触，我直觉到的是她的智慧、才华和勇气，脑海中浮现的是她的奋斗和杰出建树，据以赞扬。我对老夫人的钦崇，都是在公领域内，和老夫人之间，未能有过亲情的对流，因为从来不存过祖孙共处的天伦融乐，或老祖母对小孙儿的嘘寒问暖或殷殷叮咛。
当局治丧失当
自从蒋介石、经国先生、纬国将军相继过世，以及老夫人赴美之後，整个蒋家刹时像是少了“大人”，凡遇重要事件，都看不到有人出面做主，几乎失去了重心。老夫人後事的处理，在过程和安排上是不够周延、完备的，更缺乏政治层面的涵盖，也没有历史纵观的深度。
十一月十二日上午，我在“立法院外交委员会”就以“召委”身份，严词指责简又新“部长”在蒋夫人治丧事宜上没有尽心，“驻美代表处”没有尽力！虽是民进党执政，但在处理历史人物的追思上，应当只有黑白而没有蓝绿。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极为重要的丧礼，却没有让蒋夫人享有应有的哀荣。整个治丧前後，孔宋两家的意见好像比蒋家为重，但老夫人早已是蒋家人了，除非蒋夫人另有遗嘱交代，否则真应当安葬在台湾和蒋介石在一起。
正义，从不主动存在
十年前，我已看出来，若要完成归宗，只有靠自己了，因为蒋家已经没有人有能力处理这件事。虽然还零星看到有几位从前和蒋家关系密切的大老，但也都会以这是“家务事”，而不想插手，他们顶多在口头上给我一些安慰，或表示关心。他们不会为我的事，提出任何建议或主张，而冒险去得罪少数一、两位孔家或蒋家的人。世上本来就没有不自私的人，也没有不现实的人，只是有人会掩饰，有人较露骨罢了。所谓“正义”两字，在我归宗之路，不曾主动存在，是用自己的毅力和汗水写出来的。
第九章 梦里唤父亲·梦醒泪涔涔 不藉特权觅仕途
虽然不少人知道，我和孝慈在成长过程中并没有得到蒋家特别照顾，但还是有人把孝慈日後在学术界的发展，从教授到东吴大学校长，以及我在“外交”领域里能相对地“一帆风顺”，完全说成是因为“他们是蒋经国的儿子”；不会有人相信直到经国先生逝世前，从未以父子关系和我们私下见过一次面、谈过一次话，更未给过我们只字片语。
事实上，也不曾有任何一位长辈或长官告诉我，有哪一件事、哪一个职务，是因为经国
先生的交代，而为我们进行的。
不藉特权觅仕途
一九七七年我从“驻美大使馆”调回台北，是仕途上一个重要转折点。当年五月在华盛顿知道“外交部”有意调我回部时，我曾犹豫要不要在外放不到四年就回部服务？如这次回“外交部”担任科长，以後的路又该怎麽走下去？是等几年後再外放？或就待在岛内发展？这一切的一切，像是站在人生十字路口上，错一步都不行，只有靠自己思考、判断。
我曾告诉美伦，此刻我多麽希望从父亲那里能得到一些指引，但，我见不到他。
虽然一九七四年外派华盛顿，最後是获得经国先生的同意，但一九七七年调回岛内的事，他则完全不知情。钱复先生最清楚这件事，正是他在每年例行访问华盛顿时，当面建议我回去接科长的，而且要快，他说，这个职位不能悬太久，是不等人的。经过深思，我毅然於那年秋天回到台北。
在职场上真正第一个提拔我的人，不是父亲，而是钱复先生，因为他，我才有机会出任“北美司科长”，然後一路升到“司长”。不过，从“司长”要调升“常务次长”时，却因为是“蒋经国的儿子”，反而遭遇到了阻力。
一九七七年十月，我从美国华盛顿调回“外交部”任科长，熬到“北美司长”，也超过九年。这期间我全力投入对美关系的处理，当时的“北美司”，甚至一度被媒体称为“天下第一司”。
在这一阶段，我之所以能比同侪有较快的发展，和钱复鼓励我於一九七八年参加“外交领事人员甲等特考”有关。该项考试过程激烈而冗长，包括着作审查和叁小时的口试。主持我口试的，是叶公超和沈昌焕两位“外交”耆老。同年同榜幸运过关的，还有宋楚瑜、黄秀日、胡为真等人。通过“甲特”，就得以从“荐任”改派“简任”，一下子缩短了在官僚体系里至少五到八年的时程。
擢升对父亲不妥？
一九八六年五月，“外交部”两位“常务次长”中有一位出缺，对我来说是迁升的机会。当时的“部长”朱抚松和“政次”丁懋时，都有意把我从做了叁年半并表现优异的“北美司司长”职位上直接擢升，但都不敢贸然向经国先生提这件事，只有旁敲侧击地向“外交部”老部长、时任“总统府”
书长的沈昌焕先生先试探一下，测一测水温。没想到沈昌焕当即有不同看法，认为这件事还是缓一缓，不要急。
过了几个月仍没有动静，我便设法透过秦孝仪去打听原委。过了几天，秦孝仪回
说，沈昌焕认为虽然我担任“北美司司长”多年，表现不恶，且略有知名度，但坊间最近有不少关於我是蒋经国儿子的传闻，党外杂志也时有报道，连孝武、孝勇两兄弟都听说了，所以，如果我出任“常次”，会因工作需要而经常陪同重要外宾晋见经国先生，就无可避免地会时常出现两人同时在电视上的镜头和画面，引起坊间更多议论，对经国先生来说，恐有不妥云云。
听到秦孝仪转述沈昌焕的顾虑，乍听之下，不是全无道理，心中也为之一寒，如果按照上述推论，只要父亲担任“总统”一天，我就无法出任“次长”或担负更重的责任了。
这次出任“次长”的机会，被活生生地挡了下来。秦孝仪要我忍耐，将这粒苦药吞下去。夜深时刻，回想到我和孝慈长年以来，逢事无不先为蒋家的困难考量，学会了忍气吞声；可是，谁又同情过我们的遭遇？蒋家有谁曾为外婆考量？曾为先母考量？或曾为我的妻儿考量？在升任“次长”这件事上，我期盼和争取的，无非是一个靠自己的实力，想进一步为祖国服务的机会。我不会轻易认命，我必须扭转情势。
秦孝仪间接递送关怀
长期辅佐经国先生的秦孝仪院长，在一九八○年前後和我及孝慈渐有互动，这是因为我在“外交部”的工作，逐渐与台湾故宫博物院有较多联系的关连。担任“北美司司长”时，举凡有重要的美国参众议员前往故宫参观，均会由我陪同，而每次秦院长都亲自接待，於是和他见面的频率就多了起来。在此之前，和他可说是素昧平生。
我对秦院长很尊敬，至今当面必称“孝公”，他对我也很爱护。孝公早年追随“老总统”，後来更辅佐经国先生。他曾私下跟我说，能和蒋家叁代维持难得的关系，算是可贵的机缘。後来秦院长经常邀我和美伦到故宫小叙，每次也都会邀约孝慈和申德同往。秦院长年高德绍，又和层峰来往密切，他的嘘寒问暖，让我们可以间接感受到一些来自蒋家的温暖。我不知道他这麽做，是否来自父亲的授意或暗示？
秦院长民国十一年生，长我二十一岁，由於他的体态和举止，比他实际年龄看来还要大些，我们把他也当成父执辈的长者，对他说的建议，我们都充分尊重。
这次发生“蒋家身份”阻碍仕途的事，在以往只有去找王升想办法，但他於一九八七年就因功高震主被下放到离台湾最远的巴拉圭担任“大使”，直到经国先生过世两年後，一九九一年才奉调返岛。那段时间里可以谈上话和帮上忙的，仅剩下秦院长了。
知道沈昌焕对我出任“次长”有意见後，我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做法来解套。
我去见秦孝仪并告诉他，设若我担任“常次”，可以把“外交部”叁位“次长”的业务分工重作调整，我可以不主管北美业务，并承诺在日後所主管区域内的任何重要外宾“晋见总统”时，都不由我陪见，改由“政次”丁懋时或另一位“常次”前往。多年来丁懋时虽不多言，但对我的境遇十分了解，也曾暗中施以援手。秦孝仪把我的想法和丁懋时商量後，认为可行，於是由秦院长来进行。以他数十年在官邸里磨练出来的老谋深算，终能把我遭遇到事业上的第一个瓶颈打破。他告诉我，他伺机私下向经国先生做了非常婉转的陈述才获得首肯。然後他再把经国先生的决定转告沈昌焕，沈昌焕也就不能再说什麽了。
很多人以为有蒋家的背景真好，在工作上必定飞黄腾达。但是，从我大学毕业到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父亲不曾提拔过我一次，这次升任“次长”的波折就说明了一切。
外放美国受阻挠
其实，早在一九七叁年底，距离当时十四年之前，我就遭遇到强烈的干扰。
一九七二年九月，我从“欧洲司”二科调到“常务次长”陈雄飞办公室担任机要
书。当时和我同一个办公室担任“部次长”机要的，还有张炳南、吴子丹和乌元彦等人。在 书处的工作时间不仅很长，性质和内容也繁重，却是磨练的机会，至少对“外交部”各个司处的业务，能有较为广面和整体性的认识。一般来说，担任过“部次长”机要的，日後外放的
地点都会是比较热门的美国或日本。我也不例外，在一九七叁年十二月接到部令，外放到许多年轻“外交官”梦寐以求的美国旧金山，出任“总领事馆副领事”。
拿到这张部令，我心中的喜悦非比寻常。它不仅代表了多年的打
总算有了结果、早在高中即立志要以“外交救国”的美梦逐步成真、从小答应外婆要争气的支票逐渐兑现了，也代表靠自己的才智而非家庭关系，可以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在竞争激烈和公平的环境中，成功地迈出“外交”生涯上美好的第一步。
自己打 到手的！
那天一下班，我急着回家告诉美伦这个好消息。她也十分兴奋，因为她知道做“外交官”，是我多年宿愿。结婚前追求她的时候，我刚考进“外交部”不久，曾向她夸下海口，我会做一个出色的“外交官”，要她嫁给我，她会是我工作上最好的帮手和伴侣。到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出任“副领事”，虽不是什麽了不起的官位，已令我深感骄傲，在心中的一个角落，听到微弱但清晰的声音在说：“你比许多只依赖家庭背景和财富来创业的人强多了，你的第一张派令，是自己打
到手的！”其中的喜悦和甜美，只能和美伦分享，因为只有她才能体会。
当天晚上我很高兴地打电话给王升和宋时选，转告他们这个好消息。但是在电话中，他们显得有点意外，他们不晓得我怎麽会这麽快就外放，仍向我表示恭喜。电话中我特别请王升向父亲转报这件事，同时，我提出想在出国前和父亲见面的请求。
那时我和美伦带着女儿蕙兰，一家叁口租住在新生南路叁段龙安国小对面的巷子里，是一幢四楼公寓的二楼，收到部令时，正好租约到期，我们决定不再续约；正巧同一办公室的乌元彦在连云街的公寓暂时空着，可以让我们借住两、叁个礼拜，我和妻小就搬了进去，做好外放的准备，包括零碎东西的采购，从日用品到碗盘都需购置，衬衫西装也都要订制，另外抽空接受同仁的欢送，忙得不亦乐乎。机票也订好，治装费也领了，一切就绪後，在喜乐中等着启程。
宋时选传达“上面”之意
当我们搬进连云街公寓两个礼拜後，宋时选表哥突然来访，一进门就很客气、委婉地说：“我已经向‘上面’报告了你外放的事，他很高兴；但是‘上面’不太放心，认为旧金山的侨界太复杂，最好不要去，继续留在‘外交部’工作就可以了，不必急着出去，在这里照样可以升迁。你条件这麽好，到时候会帮你忙，慢慢做，该升科长时，就可以升科长，在台北方便多了，比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好。我负责另外替你们租个公寓安定下来。‘上面’是为你好，虽然你已做了出去准备，还来得及调整；至於‘外交部’方面，你不用担心，我们找个理由和沈部长说一下就可以了。希望你打消去美国的意念……”
听完宋时选一连串的陈述，我真是大吃一惊，但我只笑笑说：“表哥，这怎麽可能，我都准备妥当。机票买了，可以退，但是我做‘外交官’的主意是不会变的；我只求和平常人一样就好，我从不期盼有什麽特殊的安排，现在我能正常发展，反而要来阻挠我，这是不对的。我不知道‘上面’在顾虑什麽？如果我连美国都不能去，我以後还能到哪个国家去当‘外交官’？如果我没有外放的经验，我又怎麽可能留在外交界？请让我和一般人一样，按部就班地做事，这是我最低的要求，也是我最高的期望了。拜托表哥尽快向‘上面’反应，帮忙替我说说话，同意我去上任。”
那段时间，每和宋时选谈到父亲时，他都以“上面”来称呼，偶尔会说“经国先生”；但王升和我们谈话中，则很自然地说“父亲”如何如何，让我和孝慈听在耳里，好受多了。
王升奉命劝退
从大二开始，每隔一段时间王升会邀我和孝慈到他在和平东路的家去吃吃饭，我们叫王升夫人熊慧英女士为“王伯母”，因为我们一直喊王升为“王老伯”。这种称呼其实不妥，因为他比经国先生还小七岁。有一次他要我和孝慈改口，不要叫他“老伯”，他说父亲是他的老师，要我们以“师兄弟”互称，我们忙说怎麽敢当，後来就一直没改口，直到今天还是称他为“老伯”。每次到王升家吃饭等於是打牙祭，都是由王伯母亲自下厨。当我和孝慈从美国回台後，几乎每年生日，都是在王家过的，除了他外放巴拉圭那八年期间中断，没有一年例外。所以每年元宵节前，就会接到追随王升数十年忠心耿耿的参谋王耀华电话提醒我们前往。
王升几十年来对我们的用心，很令我们感激，他多少在心理上想分担一些父亲无法养育我们的自责，也似乎在设法弥补母亲猝然过世所造成的遗憾。外面传说，我和孝慈是王升受父亲之托，把我们放在他家从小带到大，则绝非事实，我们从未在王家住过一晚。王升和宋时选应当是奉令负责照料我们生活，包括把费用送到新竹，交给外婆或二舅
若。直到大学毕业，成年之後，孝慈和我与王升之间才有直接来往。长期他扮演长辈角色，我们对他的意见很少违逆。
当宋时选劝阻无效、铩羽而归後，便由王升来继续劝说。
有天下雨的夜晚，他来到连云街，用宋时选雷同的说辞，要我放弃赴美，并以确切的口吻保证，如果我同意留在台北，照样可以有很好的仕途发展。他也强调旧金山侨社的复杂，他说除了左派，还有独派，并以两年前（一九七○）在纽约发生“台独”分子刺杀父亲的事件，提醒我万一发生什麽意外，这个责任谁担得起？王升本来口才就出了名，那晚更是说尽了好话，就是希望我改变初衷，留在台北不要出去。他直说了，是受了父亲之托来劝服我的。
坚持走自己的路
可是，我真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父亲的意思。虽然王宋两人讲了许多理由，还是牵强，很难让我觉得有道理，我只是去做个小小的“副领事”，哪有可能引起独派或左派分子的兴趣而会对我如何？况且七十年代初，海外晓得我背景的人是少之又少，就是知道了，在美国这麽开放的社会里，绝不至於有人会冒进。他们说辞中，最不能让我接受的，反而是他们的保证，说只要我不出去，照样可以在“外交部”里晋升等等。这和我以参加“外交特考”方式进入“外交部”的想法，是背道而驰的，我从来不以特殊的身份看自己，也不想要别人用特殊的眼光来衡量我。我所追求的，不过是做“单纯的自己”，工作若有进展，也只是由“单纯的自己”奋斗得来的。我从不奢求得到优於别人的待遇，但为什麽现在连做“单纯的自己”都要那麽难？设若我顺着王升的意思不外放，一直待在部里依靠蒋家关系做事，将来哪有本事去公平竞争？仅借由外来的关照，在职务上有所升迁，这不是我所要的，它不会持久，更有局限性。
最後，我很坚决地回
王升，我还是要去旧金山上任，我所企求的只是一个正常的生活，我不要什麽特权。我把内心的挣扎向他详细地说了一遍，更要求他向父亲转报我的思考，企盼给我一些属於自我的空间。我强调，我不要别的，只要“和别人一样”。他拗我不过，只好失望地说他回去反映反映，设法说说看，但没有把握。他离开後，美伦心情也沉重起来，没想到具有这种看似比别人要强许多的背景优势，反而滋生了困扰，这是外界很难相信的事。
当夜，我彻夜难眠，半夜一点多乾脆起床，趁着夜深人静，走到书桌提笔就写了一封长信给父亲，清楚陈述我之所以坚持外放的五大理由。隔了叁天，王升再次来到住处，仍像上次一样劝我不要赴美，但语气和缓多了。我用非常温和的态度，坚持立场，同时当面交给他前晚深夜写好的信，请他转呈父亲。他看到我丝毫不动摇，也只有笑笑，望着我说：“你的固执，倒有几分像他。”
改调华盛顿首府
又过了叁天，再次碰面时，王升只好妥协了。他说已把我的决定作了转达，既然我执意“外放”，那就改到一个华侨较少的城市去父亲才放心，看来看去，美国首府华盛顿是行政中心，侨胞相对较少，只要我同意，可请“外交部”改派人事命令。我说只要正常“外放”，去哪里我都愿意。两天後，王升亲自去见沈昌焕细说原委，也因此沈昌焕才恍然知道经国先生是我父亲，他当即交代人事处，将我从旧金山改调“驻美大使馆”担任叁等
书。我尚未到旧金山“总领馆”报到就改调他馆，还是“外交部”头一遭。
由於没有接受王升的劝说，使原本的困境变成了转机，不仅维持前往美国“任职”，且改派的地点更是所有“外交官”的第一志愿
“驻美大使馆”。如果我没经过华盛顿的历练，往後在政界可能会走上不同的一条路，说不定永远没机会一步步地从科长到“司长”、“次长”，再出任“部长”，後来做到国民党
书长和“总统府 书长”。如果没有一九七叁年的坚持，往後在政坛的走势也就有限了。命也？运也？
咫尺父亲天涯路
我政治生涯後半段的发展，不可否认多少得到蒋家间接的庇荫，但这已是在我担任“外交部次长”以後的事了。
那段期间，有些人侧面耳闻我特殊的蒋家关系，误以为我能上达天听，便以我能感受到的方式略施小惠，他们或许在盘算，有朝一日，说不定我会回嚏他们一臂之力；他们不知，我和父亲之间完全没有互动管道。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物倾靠在孝武、孝勇那边。七十年
代末期，若干好友婉转提醒我和孝慈，有人在暗中抵制我们，这些情形我们了然於心，却强化了我们的意志力，要将全部心力投注在工作岗位上去寻求突破、改变现状。
“蒋家因素”在人生道途上所造成的意外磨难，对我和孝慈确实反而成为一种激励。我早就学会把身世带来的痛苦隐藏起来，绝不允许它伤害到无辜，譬如自己的孩子和家人。婚前多次要求与父亲见面，都没有结果；到娶妻生子，更渴望见父亲一面，相信父亲若是看到美伦和可爱的蕙兰，他老人家一定会很高兴，能让父亲快乐就是孝顺。这个单纯的心愿，每次都石沉大海。
我和孝慈很能体谅这事的难处，若真要会面，地点就不容易找，万一有闪失，後果可以很严重。除了对王升支吾的搪塞感到沮丧外，我们又能做什麽？要是在一出生就失去父母，长大後根本对双亲没有概念，也就不会有所思念，更没有会面的渴望。但是，我和孝慈境遇不同，世上找不出第二个相同的例子。虽然像孤儿般由外婆带大，但我们懂事後就知道自己父亲是谁，且近在咫尺，怎麽可能不想早点见到他？
蒋家到底给了我们什麽？
白天工作繁忙比较容易压抑，但每到夜深人静，心绪就容易起伏。结婚成家後，更多了一层责任的驱使，常常觉得愧对妻子。一九七七年从美国回来後，有几个夜晚，妻儿都睡了，我在书房看书到半夜，积极准备“甲种外交特考”。有天半夜看完书，走进卧房，望着熟睡中的妻子和七岁大的蕙兰、一岁多的蕙筠，因为就是当天早上，王升回
还是没法子安排见到父亲，一阵心酸感到好对不起她们，我眼泪流了出来，叹口气，摇摇头，又静悄悄地走回书房。
那一阵子，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梦见父亲。有一晚，在梦里模模糊糊地见到父亲笑容满面地远远迎面走来，穿着轻便夹克，我好高兴地连叫几声：“爸爸！爸爸！”他还笑着抚摸我的头，然後一下子就不见了。我急着再叫：“爸爸！爸爸！……”到处找他，我急得眼泪从眼角流了出来。
美伦被我喊叫声惊醒，急忙把我轻轻摇醒，她听到我在睡梦中的低声饮泣，她摸摸我脸颊，是两行温热的泪水。美伦顺手将我搂在怀里，叫我不要难过，她自己却也跟着哭了……。
第二天一早，我若无其事地到“外交部”上班，出门前，我感慨地跟美伦说了一句话：“蒋家到底给了我们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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