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木：方励之学长点滴及其他
(博讯2015年07月14日发表)
方励之学长（1936--2012）过世将及贰载，作文以纪念之。方励之是“北大物理百年”的杰出代表，生前担任了ICRA（国际相对论天体物理中心）指导委员会主席，北大物理百年来有几人担当过物理学国际学术机构的领头人？1956年从北大毕业的方励之夫妇是“院系调整”后第一代青年学子，作为学生干部更是处处带头响应党的号召听党的话，又红又专。方励之猝死前的办公桌上还摆放着下半年要来随他作研究的中国学生的资料，至死不忘服务中国。方励之那一代人是最虔诚最热烈的爱国者！但是，国爱他们吗？作为“六四”精神领袖，方励之夫妇在1990年6月25日无奈去国后，可怜再也没有踏上故土，有国难投，他们被剥夺了回来的权利，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方励之已仙去，让他魂兮归来吧！
方励之学长高我二个年级
方励之长我半岁（6个月零3天）却高我二个年级，16岁时他已读大学。“解放”前方励之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后来，参加该组织者都享受到了“离休”待遇。1954年我入学北京大学物理系时，方励之和李淑娴已经升到物理系三年级。一进校我即为团支书，方李二位早已是学生干部了。次年2月，北大团委书记胡启立主持北大第一届团代会时，得以见识方励之。同年稍后胡启立出任全国学联主席，离开北大去了团中央。胡在1989年和赵紫阳一起被踢出了中共政治局常委会，据说原定胡启立将接班任中共总书记。1946年胡启立进入北大物理系求学四年，并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后毕业于北大机械系。
此处所说“物理系”实指北大物理系中的物理专业。1952年中国大陆进行“院系调整”，把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文理科全部并入了北大，这样，高等院校全面学习苏联后方为中共彻底掌控。其时物理系除物理专业外，还有气象专业，不过教师和学生的多数、尤其是众多名师在物理专业。1959年北大物理系分解成了三个系：物理系、无线电电子学系和地球物理系，后者包含了气象专业。此外，1955年北大新设了培养掌握核裂变人才的物理研究室，它虽冠有北大名头，可是通了天的。铀或钚核裂变的链锁反应过程即为原子弹爆炸。物理研究室在1958年也撩开了点神秘面纱，唤作原子能系，并开始招收一年级新生。这个系经费足，受重视程度远高于前三个系，且位于北大校园的围墙外面，1961年它改称技术物理系。
功课好且刚入党的方励之，又专又红，四年级时转入了新成立的物理研究室。1956年方励之从北大物理研究室毕业时，被挑选去了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中科院的政治氛围比北大宽松，更强调搞好科研业务，反右时方励之被保了下来，说他年轻若戴帽就可惜了。不过“原子弹”工作是不能让他碰了，于1957年12月被物理所下放农村劳动9个月后贬去了中科院刚设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碍于压力，科大于1959年初处理方励之为“内控右派”，只开除党籍没划为右派分子，后来他也被叫作“漏网右派”。
同样是又专又红的李淑娴，1956年从北大物理系毕业时留校当了助教，就没那么幸运了，1957年她被戴了右派帽子，1959年9月摘帽。1961年10月6日方李两人结缡燕园，互相搀扶着携手走过50年又半年整，2012年4月6日方励之竟驾鹤西去了，呜呼！
方励之的同级同学
1952年和方励之、李淑娴同时进入北大物理系的有周海婴、谭天荣、倪皖荪等多人。当时物理系的课业很重，鲁迅先生的公子周海婴没有能坚持到底，就业当了物理系的实验员，后为物理研究室的实验员，1960年离开北大到广电局。天马行空不务正业的谭天荣也留级了，1957年5月19日起北大校园里贴出了铺天盖地的“助党除三害”大字报，谭天荣终得以甩开课业语不惊人死不休了，于是被毛泽东钦点为全国唯一的“右派学生首领”，改正后算作是1958年毕业。北大物理系代有怪才出，例如我们级有人学古印度梵文，高一级的有人研究东欧共产党上台执政史，等等，但他们的本业成绩都很好，谭天荣似是例外，四年课程读了六年。
和方、李同为学生干部的倪皖荪功课也很好，那时“政治挂帅”之风尚未炽盛，功课差的同学没什威信，当不了干部。反右前高校学生没有班主任，也未设政治辅导员（政治辅导员的发明权属清华蒋南翔，比笔者晚七八届的胡锦涛的第一个职业即为清华水利系的政治辅导员）。记得连哪个同学住哪个床位也是由我派定的，学生党员极大多数来自工农速成中学，跟班很吃力，还得我搭配成绩好的同学人盯人帮他们学习以“不让一个阶级弟兄掉队”，因此所有的学生工作都落在学生团干部身上。即便如此物52级（1952年入学北大物理专业）团总支书倪皖荪仍是学习优秀，1956年毕业时得以留校当了助教。福兮祸所伏，他没能逃过反右浩劫，在三名“同案犯”中倪皖荪遭受的迫害最为沉重，载帽后于1958年春被迫离校后没有再回北大，不知后来、尤其是文革“清理阶级队伍”期他有没有能艰难地活下来（有人说倪皖荪后来去了南京大学）。作为学生头头——团总支书记一下子被打成了反革命，反差巨大，抗折能力特别脆弱，而且倪皖荪没有方、李他们那样的爱情力量的支撑。
1957年“五·一九”初起时蛰伏的北大左派很快就清醒过来，挟倾党之重暗运功力泰山压顶般扑向右派（此处采用的是“中国特色”的左派右派定义，相反于普世定义），扭转了原说的“助党除三害”大方向。师生已无心上课，燕园里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学年期末考试也没有进行（友人更正说进行过的，谢谢，那就是我记错了）校园里一片混乱。倪皖荪、李淑娴和已在科学院工作的方励之他们三位年青的共产党员准备给党中央写信，讲述自己的看法，信未写完，上书还未发出，其中的二个北大助教很快被打成了右派。
物理系位列北大反右冠首
从1957年6月8日起，凡在“五·一九”时期写过“助党除三害”大字报或是在大辩论时发过言的“浮在水面”上的人，到8月31日都被打成了右派；9月1日起撒网捕捉“水面以下”者，挖掘隐藏右派，直到10月底；是为北大的“反右”期。1957年11月1日起到次年1月底，北大进入“反右补课”期（名义上叫整风“整改”期），就象用梳齿极密的常州特产篦箕篦头发那样，一遍又一遍反复查找着“点头右派”和“摇头右派”，补出了173个右派，至此北大共计抓出了699个右派。
1958年1月31日召开的北大反右总结大会上，党委向全校师生员工庄严宣布：北大反右运动到此结束，今后一个（右派）不抓，明天起放寒假。直接领导北大反右的“中共中央整风反右领导小组”副组长彭真再次言而无信，调派亲信——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长兼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杨述，来北大尤其是北大物理系尤其是物54级督战，进行反右补课后的再补课。我们这些再补出来的右派，成了游魂野鬼“黑右派”，没有计入北大官方所说的699个右派之中。和我同时入学北大物理专业的同学中还有“假右派”，到1978年“改正”才发现并没有戴右派帽子，却“享受”了右派待遇。我们物54级（1954年入学北大物理专业）的右派比率竟达20%！终于，物理系的反右在北大夺冠矣。
1980年北大结束右派改正工作时，说共改正了716个右派，而非699个。其实716这个数目也还是低了。自1958年底“大饥荒”开始，从中共中央到各级党委都觉得反右不大光彩了，就尽量往少里报右派人数；另外是有些右派失踪了，找不着了，家属也不愿申说，因此有不少人没法给予改正，自是没有统计进改正人数。
反右史专家《阳谋》一书作者丁抒，于1997年反右40周年前夕在香港发文《北大在一九五七》说：“當時物理系的學生似乎格外活躍，右派也格外多。北大全校的右派學生，物理系幾占三分之一。”（是“幾占”）。北大物理系学生何以遭此惨重打击，丁抒是作了解释的。丁文中还写有“在北大，誰在大字報欄前讀後來成了右派的人寫的文章時點過頭，就是‘點頭右派’。誰看反擊右派的大字報時搖了頭，那立場也就一目了然，是為‘搖頭右派’。”真是抓右派抓红了眼。二十多年后，官方说北大没有一个人应该被划成右派分子，也即北大右派100%抓错了，没错你改什么正！但是北大当局至今仍是不肯否定北大的反右派运动。
1958年临毕业那学期我这个物54级团总支书也被“反右再补课”推下了深渊，成了北大最后一个正式戴帽的右派分子，虽然我没有贴过大字报，也没有参加过大辩论，和李淑娴类似，她是主动向组织讲了自己的看法，我是主动向组织交了自己的日记。戴帽后仍让我随班读到了毕业，然后进入中科院应用物理所（次年改称中科院物理所）从事科研工作，因此方励之所讲的中科院、以及由中科院兴办的中国科技大学的某些人和事，我也略知一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方励之起步辉煌
1958年秋，中科院自产自销办起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各部门自成体系也是“中国特色”之一）。同时还建立了中国科技情报大学，很快它即并入了科大。科大校长由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兼任，其实郭在科学院也只是挂个名，他还有一大堆头衔。除挂名的头面人物及开办时去讲过点课的著名老科学家外，科大的教职员主要来自科学院各研究所欲予淘汰的人员，有二大类，或是“政治差”或是业务差，前者为主。“政治差”业务棒的方励之也调入了科大。
前文提到的摘帽右派属“右”派，内控右派当然也属“右”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科大也逐渐抽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方励之既属右派怎会有好日子过？科大地址原在北京玉泉路，六四屠城时就是由此杀开一条血路冲向的天安门。文革前科大校园内只讲授基础课，专业课由相关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承担。笔者也曾是科大第一届和第二届毕业生的毕业论文指导教师，那是在1963和1964年。然后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下乡“四清”等情事。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1969年10月18日林副统帅发布“一号通令”后，在京各单位紧急动员起来准备迎接战争，很多单位被指定疏散出京。次年，科学院各所很多人，包括和我同一科研小组的陈云女儿等人，当然也有我这个摘帽右派了，被赶去了湖北省潜江县的科学院“五七干校”（血吸虫病疫区），据说该地曾是全国最大的劳改农场，我们被当地人称作了“二劳改”，实际上也差不多。此前，科大被赶到了安徽合肥，与此同时科学院还在合肥建立了分院，以和科大呼应。科学院合肥分院“废物利用”了安徽省为争取在合肥召开中共“九大”于郊外盖的一片别墅区，科大的很多房子就需自建了，于是方励之成了科大制砖厂的主劳力之一，摔砖胚泥可是个重体力劳动。其前，他们刚到安徽时，方励之还当了半年多的“煤黑子”，下到一百多米的地下挖煤，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地底，方励之神游到了光明的天体。回到地面后方励之为避蚊虫叮咬躲在蚊帐里阅读列夫·朗道（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Ландау， 1962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苏联犹太人）的《经典场论》（Classical
Theory of Fields），冥想驾驭广义相对论去窥探早期宇宙。
有人对我说，方励之离开制砖厂后被派去烧锅炉，炉内加好煤后他加紧时间阅读天文学文章。凭他扎实的理论物理基础（方励之在北大时理论物理学得非常好，李淑娴和笔者读的是半导体物理专门化），自此方励之进入了天体物理学领域，没有再改变专门化方向。他的兴趣感染了别人，使得科大一批年青人转向了天体物理。很快方励之成了中国天体物理学的开创者，国际天体物理学界的佼佼者。后来他担任了ICRA（国际相对论天体物理中心）指导委员会主席，以及ICRAnet（国际相对论天体物理中心联合体）理事会主席，直至撒手人寰。相对论天体物理既涉及尺度最大的宇宙空间也涉及尺度最小的微观世界，是物理学前沿生长点之一。研究天体物理自是要使用量子力学、广义相对论等物理学中的前沿知识。正巧方励之在科大先后讲授过普通物理、电动力学、量子力学、相对论物理和天体物理等课程。
科大搬迁合肥后仍有多人嚷嚷着要回北京，最后由华国锋签字拍板，科大永留合肥。科大研究生院也称科学院研究生院，带研究生的导师是在京各所的研究员，研究生院自是要留在北京。唯独方励之于文革后期创建的科大天体物理小组位于合肥本部。当年我们（物理所和数学所的光棍和准光棍，笔者是老婆不在身边的准光棍，陈景润是真光棍）集体居住了近二十年的中关村88楼，后来大加修饰改成了科大研究生宿舍楼，现已拆建成很高的高层楼房。科大合肥本部只有大学本科生，教师中的方励之等“老”人的户籍关系也保留在了北京。
1972年12月方励之发表了第一篇相对论宇宙学论文（宇宙学是天体物理学的一部分）。作为一门科学的现代宇宙学，提出了宇宙起源于大爆炸、时间也有起点等一系列新观念，违反了无穷可分的政治哲学教条，于是党内理论家胡乔木点名批判起方励之，一大批“五毛”蜂拥而上，扣上了无数吓人的政治帽子。然而科学就是科学，科大天体物理小组顶着重重阻力从石头缝里拱出了地面，发展成了举世闻名的科大天体物理中心，造就了我国年青一代的天体物理学家群体，其中就有包括方励之在内的3位院士，在世界舞台上占有了辉煌一席。
物理所和科大，方励之被再次开除出党
“解放”时接管了成立于1928年的中央研究院物理所和成立于1929年的北平研究院物理所后，中国科学院（成立官办科学院实体也是学习苏联的产物）分解了物理所，1950年起先后陆续设立了应用物理所、近代物理所、力学所、电子所、声学所、自动化所、地球物理所、气象所、北京天文台以及生物物理所等多个物理类研究所（指在北京者，生物物理所应归入生物类）。1953年近代物理所改称物理所，1958年10月再改名原子能所（后来其中的物理部分独立成高能物理所）时，应用物理所也恢复了原名——物理所，且再分立出了半导体所。“物理”的学科范畴较广，派生出了那么多物理分支研究所后，物理学的主体仍在物理所，计有光学、磁学、激光物理、等离子物理、晶体学、低温物理、高压物理、固体电子学、理论物理等研究室。毛泽东死后理论物理室扩展成了理论物理研究所。历任中研院物理所及中科院物理所所长之人有丁燮林（原任北大物理系主任，也是著名剧作家）—萨本栋—吴有训—严济慈—陆学善—施汝为—管惟炎—杨国祯—王恩哥—王玉鹏。丁燮林任中研院物理所所长达18年之久；北平研究院物理所所长李书华（也曾是北大物理系主任），任职更达19年。“解放”后，1950年5月严济慈任物理所所长，副所长为陆学善；1952年8月严先生迁任科学院副院长，陆先生升任代理所长；1957年1月新党员施汝为先生由研究员直任所长，陆先生降为副所长，自此之后任物理所所长的必要条件即是共产党员。1981年5月施先生改为名誉所长，执行副所长是管惟炎。1983年1月施先生逝世（享年82岁），8月管惟炎接任所长。1984年9月管惟炎调去合肥任科大代理校长后仍兼任物理所所长。1985年5月杨国桢接任物理所所长。
1958年我分到应物所——物理所后，一直厕身于二室，即磁学室，看看二室院士们的政治生态，也可窥一班知全豹吧。二室计有章综（1980年）、郝柏林（1980年）、蒲富恪（1991年）、王震西（1995年工程院院士）和于渌（1999年）5位院士，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其中郝和于躭在二室是文革那些年。除王震西外他们都曾被保送留苏，王震西更是得到重点培养，1964年毕业于科大本科，1973年保送留法。此外，1968年春自杀身亡的孟宪振，留苏回国后任二室党支部书记，文革前已作为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团长率团访问西欧东欧多国，如果他能安全度过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那一关，1980年也定能成为院士；还有，施汝为先生原也是磁学研究员，共产党员。“四年大饥荒时期”（官方叫“三年困难时期”）开始时，物理所作了大精简（主要是大减用作政治“掺沙子”的复员军人，也裁员了些大学生），二室还留有约五十余人（包括党政人员和留任实验员的复员军人），5名院士占了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全是党员。后来二室还增加了王鼎盛院士（2005年），不知其政治面貌。中国没有公布过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中的共产党员占有率。在院士这一层面，在如此重要的处所，党员密度定是高得离谱，否则怎么保持“党的领导”或说“一党专政”局面呢。
1959年，应用物理所从城里东皇城根大取灯胡同9号（原北平研究院物理所所址，笔者在此处躭过一年）搬到了西郊北大附近的中关村，并改名为物理所，此时它也还是中国科学院的第一大所。直到1987年初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再次把方励之等人开除出共产党时，物理所对科大一直有最大影响。
1979年恢复了党籍的方励之于1984年9月担任了科大第一副校长，他力促校长管惟炎在科大推行了“民主办学、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治校方略，倡导了“要创造、要自由、要民主、要发展”的四项原则，成立了以教授为主的学术委员会（方励之是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学位委员会和职称评定委员会，实行了系主任负责制，这简直是重现了老北大传统，大逆不道于“党的领导”了。也就是远在庙堂之外才得以昙花一现，不久即被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帽子，遭扼杀了。管惟炎说：“当时方励之的名气比我要大”（二人的学术名声无法类比，即使在政治方面，方励之己由第一副总理万里和也是政治局委员的国家科委主任方毅推荐为下一届中共中央委员，管惟炎无人推荐），方管两人同事了28个月。那一阶段科大学术气氛空前活跃，教学科研工作成果不断涌现，人才辈出。1986年10月下旬起《人民日报》曾以“民主办学在中国科技大学”为总标题，先后发文五篇予以深度报道，五文的分标题是分权制衡、校政公开、言无禁忌、兼容共进和关键是信任知识分子。
1986年11月许良英（“解放”前是浙大物理系高材生、当时工作于科学院自然史研究室）、刘宾雁（著名记者）和方励之联名给一些右派寄去了“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邀请函，这3人发起拟于次年反右30周年时举行学术讨论会，以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使这一段历史变成留给青年一代的有用知识。”3人讨论后邀请函由方励之起草，李淑娴也参加了3人讨论。清华右派力学家钱伟长接信后向“组织”报告了此事，据说社会学家费孝通也有份，引起了当年领导反右运动的“中共中央整风反右领导小组”组长邓小平的勃然大怒。1983年发行《邓小平文选》时，已抽掉了其中有关反右的一系列指导性讲话、文章和文件，此后竟还有人敢哪壶不开提哪壶，这不是公然逆龙鳞嘛，于是下令把王若望（邓大人误认许良英为王若望了）、刘宾雁和方励之第二次开除出党，并严厉指责了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迫使胡于1987年1月16日辞去了总书记职务。另一方面于1987年犒赏钱伟长当了全国政协副主席，次年犒赏费孝通当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钱伟长还奉御命任在校生达三万人的上海大学终身校长，直至2010年98岁过世时（后5年脑萎缩严重已干不了什么事）。98岁还任公职，是否己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1989年夏秋之交，政协副主席钱伟长第一个以国家领导人身份在全国政坛上谴责了反革命暴乱，他比共产党官员还起劲。固然，钱伟长先生在结构力学理论（需应用很多数学）方面是大家，却因右派事遭到了极大打压，例如1964年他完成了“广义变分”原理，《力学学报》不予刊载，致使这一学术桂冠4年后被日本人摘得，此外钱先生的3个子女也受株连而上不了大学，成了他的终身愧疚。
1987年1月12日，科大第一副校长方励之被“撤职”，科大校长管惟炎是被“免职”，由另一副校长辛厚文接掌了科大教学实权。管惟炎和辛厚文都来自物理所，管当低温物理室副主任时辛是我们磁学室的党支部书记，调任科大时管已是物理所执行副所长。辛厚文曾被叫作“辛厚皮”，物理所内年龄相仿的同事间呼唤绰号屡见不鲜，辛1958年毕业于东北人大（后改名吉林大学）。管惟炎16岁时在家乡苏北参加了撒发传单驱赶校长等抗日共产革命，1945年17岁时加入中共，即去东北和国军争夺江山。为巩固东北新“解放区”，在那里进行了惨烈的土改，辽东地区的土改由陈云领导，管惟炎回忆说“宽甸县才会人口只有两万人，土改时就打死了两千人。”这位革命老区来的共产党员磨练成了阶级斗争的高手。
1951年管惟炎入学清华（次年并入北大）物理系，当时自然科学界的共产党员乃凤毛麟角，共产党里的自然科学知识分子更是廖若晨星，管惟炎可是个年青的（因而可予培养）又是经过考验的老党员，于是党启动了把管惟炎作为自然科学界领袖人物的培养过程。1953年送去苏联留学，是留苏学生中的党总支书记，去苏二年后转到莫斯科大学物理系，然后是上苏联科学院当研究生。据说学成时曾要留他当中国驻苏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据他说他答道想搞业务（前途可比“文化参赞”小官僚宽广多了），1960年回国后进入物理所低温物理室，还是当官，先是研究室副主任，1981年升任物理所执行副所长。
1984年9月管惟炎去当了科大代理校长，7个月后任校长（编制仍在物理所，户籍仍在北京），直到1987年1月被免职。同年，管惟炎自行联系去西德、后到其他欧美国家访问和就业工作，在各地躭的时间不长，有人说是受制于科研能力，毕竟他只读过4学期的初中、2学期的高中，接着“后来我参加解放战争四年失学”，大学在国内读了4个，在苏联读了3个，能学得踏实吗？1989年“六四”时他正在美国访问。管曾屡求回国而不被允许，这个自称“红小鬼”的人也被列入了禁止回国的黑名单，只得流亡在外。台湾当局碍于管惟炎曾是中共高官，使管也无法到“说中国话的地方，做做学问”（至少表明他在欧美时语言交流不顺畅），后经丁肇中、李远哲、吴健雄、袁家骝和邓昌黎5人联名担保推荐，1991年11月管惟炎为中华民国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延揽入台，并由在美的原物理所学者去台讲学时帮助联络，抵新竹的清华大学任教。台湾到1992年5月才废止“阴谋内乱罪”和“言论内乱罪”。管惟炎在台期间只是普通教授，没有了在大陆当官时那种颐指气使一呼百应的享受，不过总算结束了其前四年在欧美的四处奔波而有个安定的窝了。在此，他获得了中华民国身份证，却不幸于2003年3月遭车祸客死他乡。期间他曾二度持“台胞证”回大陆探亲，他的在物理所工作的妻子（也是留苏生）郑宗爽也曾去台湾度探亲假。微妙的是管惟炎虽不被允许公开回国，中科院却没有为难他的家属，没有收回他在北京中关村的住宅，甚至连家中的公费电话也没有停机，个中缘由岂我等小百姓能知晓。
管惟炎和方励之是二股道上的人
管惟炎出生在长江以北如皋县东部的掘港镇，此处距黄海20公里，距南通90华里，抗战胜利时新四军占据这里半年，建立了如东县，县府就设在掘港，“解放”后延续了这一建制，因此管惟炎是江苏省如东县人。管的祖父是居住在掘港镇的地主，生二子，老大后为掘港商会会长，老二即管惟炎的父亲在掘港镇上开办了油坊、碾米厂，有三十多个工人、几十间房子，“我父母是商人兼地主，镇上的首富。”其父在“五反”后的1954年被判刑十年，死于青海劳改营。
东北土改结束时进行了“审干”，那些地主家庭出身的土改工作队员被清除出了革命队伍，“县长、县委书记多半是东北人······土改后发现这些县长县委书记的父母就是地主，出身都不是贫下中农，因此就被刷下来。”管在回忆录中说，这些县长县委书记原就是东北人，“九一八时逃亡到关内，学生在关内上学，经过一二九运动共产党的影响，成了共产党干部，到了延安。回到东北，当然用当地人”。管惟炎是如何逃过审干这一劫的？他在回忆录中王顾左右而言他，说“因为当时我还年轻不到二十岁，又表现很刻苦。当时是供给制，吃饭是公家，衣服一年分两套我通常还缴回去一套，很多人也说看不出来我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所以就没有去追究我的家庭成份。”纯是一派胡言，延安整风时被整得七死八活的人极大多数都是国统区去的知识青年，也很年轻，光是延安专区一地就自杀死了五十多人，毛泽东觉得已把这些人整得服服贴贴后赶他们下山摘桃子去了。至于“解放”后的历次运动，更尽显共产党对“审干”、“清理阶级队伍”的毒辣手段。事实是，他们这批新四军干部从苏北南部徒步向北越过多道封锁线经徐州、山东等地抵海边，在海上漂流四天，前后二月余才抵达东北，档案是他们自己带的，这批人的档案全由管惟炎保管携带；更主要的是，1947年冬东北土改时还处于战乱时期（管说“土改是为了支援战争，提供兵员、后勤。”战争时期万事会粗暴些，但是辽宁宽甸县土改时竟有10%的人被打死，也太“左”了），苏北则为“敌占区”，因此对管惟炎的审干不可能调查核实，全凭管的自述。如果他和那些被刷下来的县长县委书记一样也是“东北人”则定将被刷下来。显然，管惟炎隐瞒了自己出身于如东县首富的商人兼地主（以致其父后来成为“杀关管”人员），再以表现刻苦的假象欺骗了共产党组织。如果当时他对党忠诚老实，就不会有他后来的飞黄腾达了。青年管惟炎对共产党的欺骗，亵渎了青年方励之对共产党的虔诚，一开始他们就是二股道上的人，存在本质差异。
管惟炎在他的回忆录序言中说：“我······曾经是中华民国的子民。······从少年时代起，我就是一个叛逆者······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解放劳苦大众、推翻民国的浴血斗争。······我······又再次叛逆投入民国的怀抱，重新成为中华民国的公民。”少年时背叛国民党，青年时欺骗共产党，老年时再背叛共产党回头投入国民党怀抱，在其回忆录的自序中他竟不无炫耀地说什么在他身上体现了“否定之否定”，“廿几岁的年青人不相信共产主义是缺乏热情，四十岁以上的人仍然相信共产主义是缺乏智慧。”就他管惟炎“伟大光荣正确”了。管惟炎先生忘记了，在中国历朝历代都看不起“貳臣”。降清的钱谦益，虽文章标榜东南，乾隆批其为“平生讲节义，两代事君王，进退皆无矩，文章那有光。”并下令禁毁了其书和版；钱的被清王朝杀害的外甥金圣叹骂其舅为：一个文官小花脸，三朝元老大奸臣。管惟炎不是一般的科技人员，不是一般的共产党员，他是中共的重臣。新竹清华大学校长沈君山为管惟炎回忆录所写序言中说管“一度是北京中科院的院长人选”（这句话沈君山先生不会空谷传音，自是从具此欲望的人那儿批发来的吧），中科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若再加上中国科学院院长，大陆自然科学界的顶级领导了，难道还不是中共重臣。重臣改换门庭光彩吗？值得炫耀吗？
管惟炎和方励之皆是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他们的区别在于，管是党培养出来的政治领袖（虽然在大陆的最后二年多成了官员中的好官），方则是自己努力出来的专业领袖。他们实乃左派和右派知识分子的代表，从根本上说存在人格冲突。管惟炎说方励之“这个人是透明的，所谓透明是指你对他不需有任何戒心，这个人不会讲假话，跟他讨论问题可以直截了当”（引文见2004年11月新竹清华大学出版社《管惟炎口述历史回忆录》），方励之则在2004年1月的《忆管惟炎教授》一文中说：“管惟炎教授的专精是低温物理。他的言谈行事也颇具低温属性。”深谙为官之道吧。他们只是在特殊的时段特殊的地点，管看中方的威信选为自己的助手、却在方的推动下共同推行了科大民主办学这件大事。其他事，请不要把方励之和管惟炎绑在一起讲。
方励之说了些政治上的大实话，被诬为“六四”黑手
北京王府井大街南口的新闻图片展览窗中，有阵子在其头条位置陈列着科大天体物理小组讨论课题时拍下的放大照片，照片居中的小黑板上写有“宇宙学与对称性破缺”及座标图和演算公式等，方励之在做着手势作着说明。照片中除当时已是院士的方励之外，还有2001年成为院士的周又元、2005年成为院士的张家铝，以及后来成为教授的2人，共5人。他们是被作为中国（大陆）自行成长起来的科学家典范而昭告于世，以对国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那个新闻图片展览窗可是全北京、全中国最重要的新闻图片展览窗。想起了此前的陈景润，他对破解哥德巴赫猜想的贡献（简讯）流传到国外后，“出口转内销”受到了姚文元——江青——毛泽东的热切照拂，可是助理研究员（讲师）的陈景润一向“落后”得掉渣，这个知识分子土包子，从不提入党什么的。那些从石头缝里钻出来的臭老九们取得国际闻名的成果后，毛泽东、邓小平等人自是要来摘桃的。方励之有更多的论文流传到国外，因此从1978年起他就经常出国参加学术会议、进行学术交流，或是讲学等等。
国内的一些学术活动往往在大学里举行，例如在杭州的浙江大学、上海的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等，这些学校的年青人若要求在他们那里参加学术活动的方励之讲讲国外见闻和国内对比时，方就本着物理学家的实事求是精神讲述了自己的看法，基本上是问答式的、即兴式的。从清华校门走出来的国家教委主任兼中共中央学生工作组组长何东昌（曾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组织力量收集了方励之的这些言论。例如，方励之说不能讲党培养了我们，实际上我们是纳税人，是我们养育了党；他批评胡乔木的夫人谷羽、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等人冒充专家去美国参加同步辐射的学术活动，张百发要去跳蚤市场买东西，“像张百发这样的人，在国外早就下台了”；方励之一针见血地指出，学雷锋，大家都当螺丝钉，是让别人来统治你；报载赵紫阳总理访问意大利时，讲起哥白尼提出了地地球是圆的，方励之指出哥白尼提出的是地动说，地圆说早在亚历士多德时代就知道了，表明赵紫阳、翻译、《人民日报》等都在闹笑话；方说“最近邓小平提出来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我觉得这个中国式只是空洞的口号，没有内容”；方励之也曾当面和第一副总理万里辩论，方说民主不是上面给我们的，应该是我们下面争取的；······等等。不知道何东昌及其喽罗们是如何“整理”出这个言论集的，他上交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胡启立准备给方励之以“劝退”处分，后被胡耀邦拦了下来。到1987年初邓小平知道后，说不是劝其退党的问题，应该是开除党籍！方励之被撤职后一周于1987年1月19日被第二次开除出党。方励之只是说了些大实话啊，这个《皇帝的新衣》里的纯真男孩。
方励之曾被诬为“六四”黑手，其实他只是“六四”学生的精神领袖，而且他还以反右“这一段历史变成留给青年一代的有用知识”告诫学生不可重蹈覆辙，屡屡劝告他们不能绝食。有清华物理学家于1995年6月13日用中共官方口气威胁呼吁实事求是评价“六四”事件的长其一辈的物理学家王淦昌先生，此人说什么“······他们之中有我所鄙视的方励之······”，除了侮辱方励之外，他还侮辱过中华民国第一个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辱人者必自辱，到那一天且看他如何自赎。
据百度贴吧（http://tieba.baidu.com/p/768441750）说，从1901到2007年美国有271人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经济学奖，另外还有30人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12人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中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多达85人。在那里获诺贝尔奖的人，并不珍稀，于是有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奖的中华民国公民，成为美籍华人多年后选择回中国大陆来养老，大陆独一个了，当时清华园里还没有为他盖起别墅，后来建成的别墅虽只二层却带电梯（反正花的是纳税人的钱财，又不要决策者个人掏腰包），以照顾老年人的腿脚不便，真是无微不至。而且，中国的上帝还给这位82岁的老人赠送了最后的礼物——28岁的小娇妻。上帝可不是给中国大陆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普施阳光雨露，它把一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关进了监狱，还有一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和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流亡在海外，当然也有一位“具有魔幻写实主义特质”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自由的，他是共产党员，军旅作家，2013年手抄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认会上的的讲话》片断以供出版，隆重纪念了该讲话发布70周年。
清华大学乃龙潜之地，自是受到了重点照顾，在文理科方面也欲全面盖过北大，那座带电梯的二层别墅自有其昭示意义吧。
方励之何时走上争民主道路？
李淑娴戴了帽子是“敌我矛盾”，方励之没公开划成右派仍属“人民内部矛盾”，二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二重天，共产党待之自不一样。1957年开始1958年结束的反右派运动，使很多知识分子清醒了，只有我这个中毒太深愚蠢至极的右派分子直到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时才初步觉醒，到1989年天安门事件时才彻底认识。方励之什么时候开始觉悟的我不清楚，1970年他在淮南煤矿井下劳动的半年多，矿工们的怠工（在井下8小时实际干活3小时，矿工们说“一天六毛钱，就干六毛钱的活！”）给了他深刻印象，此前他多次下乡劳动，目睹过社员的怠工，原来底层工农毫无劳动热情，以怠工来反抗暴政，从而启发了实证主义者方励之的觉醒？我总觉得方励之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崇高地位和他杰出的学术成就是分不开的。论文在国际上出名了，压不下去了，闷不死他了，就象科学院数学所的陈景润那样。陈景润只关心他的“1+2”——专注业务，那也很好呀。方励之不会仅止于此，学生干部出身的人习惯于关心周围他人他事，方励之自有一种社会责任心，他有着大爱，妙手著文章之外还牢记着铁肩担道义，达则兼济天下。在他身上能看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种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风范，那是来自屈原的“伏清白以死直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孟夫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笔者竟“穷”时也不安分守己独善其身，还唠叨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悲夫。即使知名如方励之若图妄议兴亡事，“六四”时如未躲进美国大使馆，说不定就被“乱枪击毙”了。
1984年9月方励之当了科大第一副校长（如果他没有“共产党员”的红顶子则绝无可能，若戴过右派帽子、那么早当副校长恐也不成，用数学语言来说红顶子和没划过右派是1984年时当高级领导的必要条件，但不充分），其后他才在民主和人权道路上更自觉地崭露头角施展抱负，1989年达到“中国的萨哈诺夫”地步（1975年苏联核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诺夫获诺贝尔和平奖殊荣）。我无意贬低方励之对民主事业的真挚情操和担当精神，我只是想说和方励之有同样认识的人难道少吗？不管怎么说，我仍十分推崇方励之，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我为从北大校门走出这样一位物理学家感到荣光，“北大物理百年”有几人达到了方励之的高度？蔡元培校长教诲学生“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方励之得其真谛，成了从北大发起的“五四运动”的真正传人。
《礼记·大学》中列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修为准则和为人之道。夫子亦曰“士志于道”，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是求“道”传“道”。我们北大物理系的老师，中国近代物理事业奠基人之一的叶企荪先生也说过“既重格致，又重修身，以为必以西方科学来谋求利国利民，才能治国平天下。”（1948年4月叶企荪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是为中国的第一届院士，1955年4月改称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41年1月起叶先生曾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即院长近三年，1929年起任清华理学院院长期间主持了派遣留学生工作，指定博士生出国所学专业填补了中国的空白，可以说叶先生是中国科技现代化的总设计师）。显然，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早期Science（科学）曾被释为“格致”，稍后则把Physics（物理）释作“格致”，到1900年才弃“格致”始“物理”。Search into the
Nature of Things，物理学是研究事物本源的学问。学物理的人最崇尚理性，最讲究实验验证，最实事求是，最服膺真理。在苏中两个共产党大国里争民主争人权的领袖人物都出现在物理学界，而不是在其它自然科学界或社会科学界，难道不说明问题？当年北大物理系学生中划的右派最多，恐也与此有关吧。
钱临照先生包庇方励之
1961年第一期《物理学报》刊载了方励之的第一篇论文，毕业五年，期间经历了暴烈的政治运动、不止一次的下放劳动，就能在顶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真了不起。其后则一发不可收拾。除了他的论文质量高外，老一辈物理学家为他撑起了一把政治保护伞也功不可没。为扼杀政治上的右字号人员，当局禁止各报刊录用他们的文章，不管是自然科学的还是社会科学的甚至是豆腐干大小的短文，销声匿迹闷死你。当时《物理学报》副主编钱临照先生征得方同意后把方励之改名“王允然”刊出了他那个第一篇。钱先生早年留学英国，他隐隐然说方的文章是Her
Majesty（女王陛下）“允然”的。“文革”受审查时钱先生巧妙地解释为那是“王竹溪先生说行”。比钱先生年轻五岁的王竹溪先生是《物理学报》的主编。方励之并不隐匿“我的学术生涯一启动，就得到过钱、王二先生的保护。”
笔者初入应用物理所时就听到了钱临照先生的名言“党总支书记嘛，是给我们跑跑腿的”，那时应物所还没成立党委只有总支。其实1978年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也说过类似意思的话，但是很多话只能由党的领袖说，别人说不是反党也是落后。于是曾担任过中央研究院代理总干事（即代理院长）的钱临照先生被贬去了科大，没有通告他本人甚至把钱先生的编制也从应物所划去了科大，以致后来钱先生93岁时即使将病逝于合肥也不肯回北京（治病）。
文理兼修的王竹溪先生
王竹溪先生是北大物理系的教授，教过我们热力学、统计物理和量子力学。北大百年校庆时，笔者曾给王竹溪教育基金会极少一点点捐资以表心意。王先生编著的《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导论》除中文版外，也有英文版，苏联人并将之译成了俄文版，享誉国际。王先生带领郭敦仁合著的《特殊函数概论》（时为讲师的郭敦仁先生据此教过我们“数学物理方程”课程）也远播海外。1938年王竹溪获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仅27岁即为西南联大物理系中的清华教授，给联大本科生授课，后也是清华研究生杨振宁的指导老师。除教育任务外，JwuShi
Wang（王竹溪）于1938到1948年间在英美中的学术杂志上发表了近20篇论文（那时的中国物理学报也是用英文出版），因此他又获得了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这一荣誉称号。在归国博士那些老先生中，王竹溪的论文特多，涉及多个物理领域。此外王先生在生物物理、计量、物理学名词和数学名词审定等方面也多有贡献。
王先生还利用业余时间编纂了《新部首大字典》，收录汉字超过五万一千个，多于《康熙字典》和《中华大字典》，各字释义精当，并附有代表性的甲骨文、古文、大篆和小篆。这些特殊字形没有字模，因此该字典在王先生过世五年后才由两家出版社合力出版，全书二百五十余万字。原稿中各字皆手绘，足见王先生的坚毅和严格。“新部首”由王先生发明，重码极少便于机器检索。这部字典的出版引起了台湾、日本、美国等处出版界的极大重视。
1949年王竹溪38岁，还处于出成果的最佳年龄段，可实际上有份量的学术论文皆发表于此前，虽然1938到1948年间的物质条件异常艰辛。1949年1月10日清华由中共军管，此后王先生的主要学术著作是归纳自己以往的成就并博采众长以著书，所谓“著书立说”自是立说在前著书在后。“解放”后王竹溪先生有了多个头衔，挤占了时间和精力，更主要的是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显然，“政治”对学术的冲击力远甚于物质困苦。51岁时还叫他担任了北大副校长。然而，那些头衔没有保护得了60岁高龄的王竹溪先生躲过被下放的噩运，他在江西鲤鱼洲北大“五七干校”当放牛翁时，染上了血吸虫病，后来导致肝硬化，过世于1983年初，不到72岁，在中国著名科学家中显属早夭。
1980年的物理学院士方励之
方励之的第一篇论文属核物理领域，其后他只好转向“民用”物理。经钱临照先生关照，方励之与李荫远研究员领导的物理所理论物理室人员合作，发表了2篇固体能级和掺杂的论文，然后是激光方面的理论文章，到文革前夕方励之已在中国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13篇，实是杰出。钱临照和李荫远先生爱材，不愿扼杀一个物理学天才。从第二篇论文开始，内控右派方励之躲开了本单位（科大）党组织的查禁，论文由物理所投送，物理所党组织无权也无法审查外来协作人员，让方励之钻了空子，而且《物理学报》编辑部就设在物理所。钱、李二位先生帮方励之打通了发表论文的政治关。“改革开放”前，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文稿，编辑部如果没有看到作者所在党组织的“同意投稿”的审查意见，是不敢录用的，此乃犬儒化知识分子的又一手段。
科大搬去合肥后，方励之转向了天体物理，在这一领域他取得了更大成就，1972-1978年间发表论文近40篇。1978年9月方励之从讲师跳级晋升教授。
被誉为“爱因斯坦之后最杰出的科学思想家”的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参观科大天体物理中心后盛赞这里体现了“天体物理学和宇宙学目前的发展水平”，霍金可是宇宙学权威。1990年6月25日方励之夫妇乘美国军用运输机离开北京后，首站是英国剑桥大学天文学研究所，霍金工作于此，方励之来后任客座教授半年。然后方励之去欧洲诸大学交流学术，再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工作近一年，最后是1992年起任职美国亚利桑那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终身教授。去国、尤其是后20年间，环境稳定了，方励之的学术成就更是骄人。
1980年方励之44岁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4年起改称科学院院士），殊属年轻，和他同时成为院士的管惟炎和李荫远已分别达52岁和61岁。这是反右派运动后首次扩充院士，此前，1955年中国大陆继承了“解放”前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制，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方励之只当了9年院士，在“1989年因政治风波被撤销学部委员资格”。可见，在中国，学部委员（院士）首先是政治称号！方励之前后发表过350多篇论文，即使是匆忙躲入美国驻华大使馆逃命期间，也写出了多篇论文，其中第一篇是《类星体固有速度的一个上限》。不知方励之是否是中国大陆发表论文最多者，至少他是最棒的理论物理学家。1993年起每2年就增加一批中国科学院院士，却把最棒者开除出去了，政治再次强奸了科学这个童养媳。
方励之在回忆文章中写有：“李荫远先生曾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副所长，1962--1965年间，我一边在科技大学教书，一边在李先生门下作研究。”“参加李先生的研究组，对我有极大的帮助。”李荫远先生还接替钱临照先生担任《物理学报》副主编多年，王竹溪先生过世后则为执行主编。2010年圣诞节前，李先生给方励之发去电子邮件，说“······钱先生辞世不觉已十一年了，我手边只有他指导的科学史学生早年写的传略。我在网上读到过你的两篇回忆散文，都是关于大学刚毕业时期的，也许你真该动笔写回忆录了，不是写你正确与否，而是可以给二、三十年后治史学者之采择与评论。”邮件中说的钱先生指钱临照先生。
李荫远先生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的清华物理系，1951年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1956年初回到中国大陆，在磁学、光学、激光、晶体学等方面取得了广泛的理论成果。退休后淡出物理，连院士会议也不去参加，却编辑出版了《当代新诗读本》，且“看重涉及世势坎坷的篇章”，同情受迫害者。笔者和李荫远先生同在物理所大楼里躭过20余年，印象中李先生是埋头业务、论文很多、远离政治的学者，谁知他在文革期“作为革命的对像，我有写不完的检讨，每天上班要先向毛主席请罪，接待外调时受尽斥责”日子也不好过。后来则“由于十年浩劫的后遗症，我的三代六口之家散架了”（二个女儿去了美国）。到去年底92岁的李荫远先生说：“当今出现的社会危机绝对不是个人的问题。”真知灼见呵。
国际著名的固体物理学家黄昆先生
方励之、李淑娴结婚时都已是被开除出党的右字号贱民（方是“内控右派”，李是“摘帽右派”），李淑娴的业师黄昆先生却不避嫌疑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在避之不及的年代殊属可贵。黄先生是中国大陆半导体物理教育的开拓者，创建大陆半导体产业的人也悉出黄先生门下，建立在半导体芯片上的数字产品现已深入应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1944年黄昆在西南联大物理系中的北大物理系跟从吴大猷先生取得了硕士学位。吴先生先后任北大物理系教授达11年，后来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也是11年之久，请辞后被挽留为总统府资政，直至2000年过世于台北，享年93岁。
1945年黄昆考取了用“庚子赔款”培养中国学生的免费留学英国名额。去英后师从著名固体物理学家莫特（Nevill
Frank Mott，1977年获诺贝尔物理奖），1947年成为博士。期间，发表了固体中杂质的漫散射理论，它在六十年代被实验证实，而被称为“黄散射”。后和小他7岁的英国女子艾夫·理斯（Avril Rhys，1952年只身来中国，成为黄夫人，起中文名李爱扶）合作完成的固体多声子跃迁的量子理论，曾被叫作“黄-理斯理论”，1994年以来该论文仍平均每年被引用20多次；苏联人佩卡尔平行提出了该理论，因此它也被称为“黄-佩卡尔理论”。另一篇著名论文是晶体中声子与电磁波的耦合振动方程，被称为“黄方程”，后世固体激光的基础论文之一。
黄昆到量子力学的创建者之一玻恩（Max Born，1954年获诺贝尔物理奖）处做博士后研究时，玻恩邀请黄昆完成自己未完成的工作以实现自己的心愿：用量子力学诠释和预测固体中的物理现象，将之提升到现代物理学的层面。黄昆接受后写出了《晶格动力学》（Dynamical
Theory of Crystal Lattices），玻恩写信给爱因斯坦说：“书稿内容现在已经完全超越了我的理论，我能懂得年轻的黄昆以我们两人的名义所写的东西，就很高兴了。”有人统计1975年到2001年3月，该书英文版（黄昆写）被引用5254次，俄文版（苏联人译）被引用376次，平均每年二百多次，至今牛津大学出版社还把它列入“牛津经典物理著作丛书”。
1955年的物理学院士黄昆、王竹溪和钱临照
1951年黄昆先生回到中国大陆后，除了扫尾《晶格动力学》外，停止科研达26年，服从安排在北大物理系教书育人。笔者有幸聆听了黄先生共计开过的三门课程：普通物理（一小部分）、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固体物理教材由黄昆教授自编，课程由他一人开讲；半导体物理教材和谢希德副教授合编（黄先生统稿），课程也由两人合讲。后来，谢希德先生加入了共产党，成了复旦大学校长、上海市人大主任。据说黄昆先生每次讲课前的备课时间长得吓人。黄昆先生讲课时物理概念清晰，王竹溪先生上课时满黑板的公式，数学推导严格，真是两极，学生们接受不同风格的训练，得益匪浅。我们看到他们两人的穿着都十分简朴，王先生的简直可以说邋遢。
笔者和其它同学也一起到黄昆先生家中去玩过，黄先生给我们看他的影集，他在英国校园里拿大顶的照片至今我还深有印像。被我们称作“李先生”的黄夫人接待了大伙儿，黄夫人使我们看到了英国贵族气质，人也很美，其实黄昆年轻时也是个帅哥。李爱扶先生在两个男孩大点后就职于北大物理系实验室，1956年英国和埃及发生苏伊士运河战争时，李先生放弃英国籍加入了中国籍。
黄昆先生在科学事业上满是大胆创新，在政治上却十分胆小听话。他是二级教授，“文革”期他将每月285元工资中的200元交了党费，即便如此仍是受到了冲击，说他是特务，夫妻两人加两个已是大小伙子的儿子挤居在一间卧室里。“反击右倾翻案风”时，黄昆先生紧跟党中央发文《人民日报》痛批邓小平，因此在毛泽东去世并致“四人帮”垮台后，北大有些人对黄先生颇有微词，这个老实书生自感抬不起头来。中共领袖们对国际知名的科学家还是要加以利用的，就象四人帮和毛泽东优待陈景润那样，1977年邓小平把黄昆调出北大到科学院半导体所任所长，邓小平的女儿邓楠那时是半导体所的研究实习员（相当于助教，后来邓楠竟当了中国科学院的党组书记，执掌了中科院的最高权限）。于是年近六旬的黄昆先生重拾科研，被国际固体物理学界的权威说作是在“灰烬中重新起飞”。毕竟廉颇老矣，捡起的是多声子跃迁理论提出后出现的新问题，也即修补扩充“黄-理斯理论”，于1988年发表了半导体超晶格声子的“黄-朱模型”，朱是黄先生在半导体所的助手朱邦芬（朱2003年成院士）。
1955年，黄昆、王竹溪和钱临照同时被选为中国大陆首批学部委员，黄先生时年36岁（最年轻的学部委员），王先生44岁，钱先生49岁。三人中钱临照先生后来也没有加入共产党。1985年黄昆当选为设在意大利的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当时中国只有2人），1987--1991年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2002年获中国最高科技奖500万元RMB，这些荣誉主要是奖赏他在英国取得的学术成就。2005年黄昆先生86岁时逝世，和陈景润一样过世前黄先生已患多年帕金森氏症，连钮扣也要贤妻李先生帮助解开或扣上。8年后英国威尔士裔女子Avril Rhys也随夫而去了，享年87岁。
黄昆科研事业的被腰斩乃一大损失
黄昆先生32岁回国，正处科研最出成果的年龄段，当年国际上成就低于黄昆的固体物理工作者，后来不止一人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黄昆科研事业的被腰斩，对他本人、对中国、对人类，难道不是一大损失！
为什么要限定黄昆只能搞教育不能搞科研？“解放”后尤其是“院系调整”后当局对北大盯得很紧，必须摒弃原有的欧美式教育理念，向苏联一边倒，把教育和科研分开来，分工教育的教师除了编写教材外不得经营“自留地”搞科研。这又是苏联“老大哥”祸害我们的一条锁链，却被北大当局奉为圭臬。此外，恐怕和黄昆先生自己的“组织性”太强也有关系吧，他不敢越雷池一步。如果科大也这么规定，方励之根本就出不来，他的教育任务也很重，与此同时他仍写出了大量高质量论文。方励之和黄昆先生的论文都属理论物理范畴，不需要实验或他人协作，可以独力完成。当然，理论论文到被实验验证后，才有意义。实验物理工作者，尤其是现代实验物理工作，越来越依赖先进实验仪器、大型实验设备，越来越需要团队协作。中国受实验条件限制，方励之那一代尤其是其前辈们中著名的物理大家较多的是理论物理学家。科研允许失败，没有达到预定目的之失败者可能更多，这也往往是对实验物理而言。从我们这一代起，中国物理学界极大多数人从事的是实验物理，只有很少数脑袋特别灵光的人才会去搞理论物理，这种分工也是逐渐向世界先进国家靠近。
对北大那么严厉，也有毛泽东的个人因素吧，他自认为1919年在北大受过侮辱，因而御赐北大“庙小神灵大，池深王八多”。
钱临照先生、王竹溪先生、李荫远先生、和李同岁的黄昆先生，他们放弃国外舒适生活，满腔热情回来报效祖国，对中华民族做出了重大贡献，是中国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原来他们的生活也不舒畅！遑论普通的物理工作者、普通的百姓。
中国科学院物理学外籍院士李政道和杨振宁
另一位华人物理大家李政道，是中国大陆最早（1994年）的科学院外籍院士之一，1956年刊出合署论文并经实验证实后，第二年就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提出一年即获奖，在诺贝尔奖的历史上极为罕见，因为该论文更新了对物质世界的基本认识。
美国物理学界是清楚的，微观物质世界在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这一崭新观念是李政道提出的，对这一历史事实的叙述至今还可在多名诺奖得主及吴健雄（曾任美国物理学会主席）等人的文章中查阅到。李萌发了不守恒理念后立即授意从事重粒子衰变的实验物理组（其中有三人后来获得了1988年诺贝尔物理奖）重新分析实验资料，从而证实了李的理论。这之后，坚称宇称守恒的杨振宁接受了不守恒的宇称理念（Parity
idea），要李暂缓发表论文，说可以在数学上把文章写得更漂亮些，并扩大到分析轻粒子的衰变过程以表明宇称不守恒的普适性。同为中国籍学者生存于美国不容易，应互相提携，李政道同意了杨的要求。在李政道的建议下吴健雄设计进行了最稳定的轻粒子即中子的贝塔衰变（β Decay）实验，这个著名实验最终完成了对宇称不守恒的充分证实。论文发表时李政道的名字排列在前，颁奖时杨振宁以年长为由先上台领奖。获得诺奖25年后杨振宁说两人合写的论文90%是他起的头、他做的主要突破、他执笔写的文章、包括Parity（宇称）文章在内！劳伦斯奖(Lawrence prize)是美国国内最隆重的自然科学奖项，自1960年颁发至今，已有232名美国人获此殊荣，李政道、丁肇中等8名华裔科学家榜上有名，杨振宁名落孙山。
1945年到西南联大物理系读二年级的李政道，经恩师吴大猷和叶企荪推荐、随吴大猷先生赴美完成了学业。李政道是没有回国定居，但对中国的贡献实无与伦比。例如，1980年起，李政道发起组织美国几十所主要大学在中国联合招收物理学研究生（CUSPEA项目）达十年之久，笔者那位上课时自学梵文的同学就在1980年考取了李政道研究生去了美国（此人当年也被划成了右派，功课可比我好得多了，除物理学文章外他能阅读英、俄、德、法、日文原版文艺书籍，若未戴帽定为院士），先后有九百多名中国学生受惠，美国的联系工作全由李政道负责，包括研究生们全部获得了美方资助。李政道实是比被捧上了天的另一人对中国物理的贡献踏实得多、巨大得多。此外，李政道用其积蓄三十万美元设立了“中国大学生科研辅助基金”，后来又在家乡苏州设立了奖掖中学生的“李政道奖学金”。在李政道的建议下中国设立了少年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博士后流动站，他建议和协助建造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接受担任了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主任、北京现代物理中心（设在北大）主任、浙江现代物理中心（设在浙大）主任和北京大学高能物理研究中心主任，······。以致邓小平要当面感谢李政道，说：“谢谢你，考虑了这么多重要的问题，提了这么多好的意见。”
1964年李政道将父母遗骸归葬到了苏州郊区的灵岩山南麓。20年后建立的林昭墓地与之隔山相望。
科学无国界，尤其是不涉及“国家机密”的理论科学家，去到一个能够安心工作的国度，做出了科研成果，是对全人类作出了贡献，自然也是对故国的巨大贡献，难道不比憋屈在“爱国主义”桎梏下什么事也做不成强百倍？李政道对中国的贡献谁能否认！为什么黄昆不能既教书育人又从事科研？徒然使中国少了个诺奖得主。
比方励之年长十岁的李政道，同样是热烈的爱国者，他们都深爱着中华故国。
方励之的学术成就——世界顶级天体物理学家
2012年是北大物52级学生入学60周年，方励之（和李淑娴）仍被剥夺了回归故国的权利，无法回母校和同学欢聚，他按要求在2012年2月26日写了个《方励之自我简介》，其中说道：己发表研究性论文350余篇（有人统计出是360余篇，泰半完成于去国后）；前后培养了近20名博士（11名博士和7名博士后，据说大多为去国后招收的中国学生，有人说是培养了40多位中国去的研究生）。他还写了多篇科普文章以及200多篇人文关怀散文，文笔优美、舒畅、幽默。从《送宾雁》、《谨借楚辞八句以献林昭八秩冥寿》等骚体诗可看出方励之的古文也是了得，作为一个学物理的实是难得，聪明人学什么都学得快。
方励之是《相对论天体物理的基本概念》、《观测宇宙学》、《从牛顿定律到爱因斯坦相对论》等24部专著的作者、编者或共同作者，其中包括他和李淑娴合著的《力学概论》和尽量少用数学的《宇宙的创生》，后者被译成了英、法、意、日、韩等多国文字，广获学界好评。
流亡海外前方励之除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外，还担任过中国天文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引力及相对论天体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科技史学会理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卷（1980年初版）天体物理学分支主编等学术职务。
方励之先后担任过国际物理中心、国际理论物理中心、国际广义相对论及引力学会、国际天文联合会、国际相对论天体物理中心的理事、学术委员或主席等职务。方励之是美国物理学会会士（Fellow），美国科学进步联合会（AAAS）会士，纽约科学院终身荣誉会员，且为亚利桑那艺术、科学和技术学院奠基人之一。方励之曾获得引力研究基金会1985年论文首奖，1989年肯尼迪人权奖，美国物理学会1996尼科尔森（Nicholson）奖章，还获有罗马大学、多伦多大学等多所欧洲及北美大学的荣誉学位。
1985年方励之代表中国参与建立了国际相对论天体物理中心（ICRA），后来ICRA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吸收为其下属单位并获资金支助。2005年起方励之担任了ICRA指导委员会主席，以及ICRAnet（国际相对论天体物理中心联合体）理事会主席，直至撒手人寰。“北大物理百年”来有多少人出任过国际学术组织的领头人？仅此一人吧！
1980年起方励之曾先后到英国、意大利、巴基斯坦、美国、西德、日本、哥伦比亚等国讲学，先后受聘为英国剑桥大学、意大利罗马大学、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日本京都大学和香港大学等校的客座教授。所得的不菲报酬屡屡上缴或为国内单位购买科学仪器。去国后还动用他为数不多的科研基金，为国内科学单位购买仪器配件，例如5000美元一枚的天文望远镜滤光片好几枚。方励之主持国际相对论天体物理联合体期间，从2009年起组织每年召开一次“伽利略-徐光启（GX）”会议，在中国和一个西方国家之间轮流举行，以推动中国与世界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不着痕迹地宣扬中华文明。他还组织了北京—台北—美国联合天体物理巡天研究，为两岸交流作出了贡献。
阮耀钟先生和林祥榕先生编辑成了电子版六卷《方励之选集》，“编者的话”中有言：“我们认为方励之应属当代之杰出大师，当之无愧。谁说我们中国当今没有大师，只不过我们的大师被赶到美国去了！”诚是的言。
李淑娴是方励之的同志
李淑娴是方励之的同学，同志，贤内助。同为高中毕业生考入的北大，也在北大学生时期入了党，都是学生干部，同样功课好，又专又红，而且在北大时及在家庭里李淑娴是方励之的“领导”。然而李淑娴划了右派，虽和笔者一样是“免予处分”的右派，但是她在北大，比方励之辛苦多了。1959年9月李淑娴虽已摘帽，却仍没有让她上讲台，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李淑娴才恢复教书权利，后和方励之合作出版了《力学概论》、《宇宙的创生》、合译了《量子力学》等专业书籍。
1981年暑期，笔者离开物理所不久后首次出差北京，到北大教工宿舍区的蔚秀园看望了李淑娴。那时方励之还没有调回北京，“两地关系”也没有解决，只能利用假期到北京和妻儿团聚。当时虽是暑假，方励之也不在家，他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邀请到巴基斯坦给多国人员讲学去了，她家房间面积不算小，但空荡荡的，有一个五斗柜，上面放着个二喇叭收录机，说是给儿子听英语用的。我问方去讲学有报酬吗？有的，照联合国专家标准给美元，不菲，是给个人的，但方励之象以往一样把国外收入全部交公了。这和很多官员及那些“爱国主义”者比比谁爱国？
一些已取得外国籍的文化“名人”，在中国大赚其钱，甚至当了什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象电影《建党伟业》《建国大业》的某些演员那样教育国人要爱党--爱国，这些假洋鬼子赚了国人的钱到国外花，当局竟用这些外国人来教育中国人要“爱中国”！比比方励之，谁是“爱国主义”者？
不过，和政治舞台上的演员相比，文化舞台上的演员只是小巫见大巫。大群贪官污吏把大量大量的中国民脂民膏搬运到了国外，比1989年严重得多了，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富到了外国。“解放”前数千年来的统治者也大肆剥削老百姓，不过他们死后的财富还是留在了中国这片土地上，例如北京的协和医院，明、清时是王、帅府址，美国教会来盖医院时地下挖出了大量宝藏，价值足够造多座协和医院。可是，现在中国的财富流出了这片土地！全世界没有一个政党敢公然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任何一个国家按他们国家的标准判别出来的“富人”都极少，如果有政党的首脑竟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那么“一部分”富人之外的全国人民将立即唾弃这个政党。唯独“中国特色”的邓小平敢这么说，其实他说的“一部分人”实质上主要是他们的子弟，“解放”后的八旗子弟，以及和官方有勾搭的少数勇敢分子。为什么长期允许把家人送去国外的“裸官”们教育他治下的百姓“爱国”？把“裸官”赶下台去！
笔者想起了又一个“裸官”。从清华校门走出的国家教委副主任滕藤（早先曾任清华团委书记），在方励之躲于美使馆期间、召见美大使严词抗议美政府允许中国在美学生滞留，一背过身他的秘书就请求美使馆通融签证让滕藤的老婆去美会合4个子女一起滞留美国。滕藤和方励之，谁爱国？！就是这个滕藤在1987年作为空降大员到科大当校长大肆杀伐，“立功”了。
方励之是个热烈的爱国者，但是国家爱他吗？
在笔者印象中方励之的身体本是很好的，有国难投的沉重精神负担终致夺去了他的生命，弹性形变不易察觉，日积月累超过限度突然折断了，难道不是吗？
方励之猝死前对李淑娴说他的学术思想仍非常活跃，并未受年龄影响，想写的论文很多。方励之的逝世实是天体物理学界的巨大损失，中国的一大损失，也是全人类的损失。“北大物理百年”尤其是后64年有几人能与之比拟？
想起了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一个归国画家的被迫害致死，他女儿说：“您爱我们这个国家，苦苦地留恋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方励之是个大爱中华故国的人，可这个国家爱他吗？！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中共第一到第五届的第一把手陈独秀说：“青年爱的理应是一个给他们以保障、以发展、以实现价值的国家，而非一味叫青年作牺牲、只奉献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方励之和我们那代人追求的理念无非也如是吧。
笔者在此回忆些方励之学长的点滴和关联事，“以给二、三十年后治史学者之采择与评论。”
如果说五十年代被划出校门的“五七”群体朦胧地看到了一党专政的弊端，八十年代的“六四”群体则从学校走上街头大声喊出了反官倒反腐败要民主要强国的呼声，二者本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良知，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他们在呐喊中逐渐坚定，北大学生右派林昭在狱中说：“我就是要去碰，我相信成千上万个鸡蛋去撞击，这顽石最终会被击碎的！”这才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林昭们，方励之们，李淑娴们，王丹们，和现如今北大“叫兽”孔庆东之流相比不啻天壤之别。“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魂兮，归来哟，中华民族之魂，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
李淑娴学长为方励之学长所写悼词的最后泣血曰“励之，看着我，伴着我，等着我！”读至此不禁泪满襟。方励之学长，看着我们，伴着我们，等着我们！在天国里看着伴着等着我们完成你未竟的科学民主爱国事业！
（2012年4月初稿，2013年8月修改，2013年12月定稿）
（2015年2月再略予改动，涉及的是对照于方励之的人物）
□ 读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二六〇期（cm150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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