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評論毛澤東匯編（上）

（三）著名人士評述

老作家丁玲：毛澤東頭腦中確實有帝王思想

在楊桂欣寫的《“別了莎菲”的丁玲》一文中，有一段丁玲關於毛澤東的帝王思想的論述，她向本文作者講了兩個故事。原文如下：

“一是在延安的時候，我經常到毛主席的住處去。……有一次，毛主席突然問我：‘丁玲，你看現在咱們的延安像不像一個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開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沒有文武百官嘛！’‘這還不簡單呀！’主席馬上把毛筆和紙推到我面前，說：‘來，你先開個名單，再由我來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沒有開名單，只是報了人名。反正開玩笑嘛。毛主席一邊寫名字，一邊在這些人的名字下面寫官職：這個是御史大夫，那個是吏部尚書、兵部尚書什麼的，還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這個，他突然又對我說：‘丁玲，現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個朝廷，那就無論大小，都得有三宮六院呀！來，來，你再報些名字，我來封賜就是了。’聽了這個，我馬上站起來說：‘這我可不敢！要是讓賀子珍大姐知道，她定會打死我的。’”

“另外一次也是我去毛主席住處，他懷裡正抱着一個男孩。我們聊着，小孩突然撒了一泡尿，把毛主席的衣服弄濕了一大片。這時候毛主席不但沒有生氣，反而高興地說：‘丁玲，你說說，這是不是太子尿呢？’說完，仍抱着孩子，用一隻手把紙鋪開，竟填起歌頌太子尿的詞來了。這言詞，在反右派之前，我還記得清它的主要句子。這麼多年了，我老了，經過那麼多的折騰，現在我是一點兒也記不起來了。這儘管是玩笑，但也確實說明了：毛主席的頭腦中確實是有帝王思想啊！他晚年之所以會犯大錯誤，尤其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樣大錯誤，不能不說他的帝王思想起了不小的作用啊！……”

（上文摘自《別了莎菲》2001年版，原載《炎黃春秋》1993年第7期）

編者的話：

丁玲講的兩個故事，是回憶她與毛澤東的兩次對話。她說當時認為毛澤東講的是“開玩笑的話”，其實，這正是暴露了毛澤東埋藏在他的靈魂深處最本質的東西——帝王思想，這一點丁玲在經歷“文革”以後自己也搞清楚了。

身為無產階級政治家、黨的最高領導人的毛澤東有這種“帝王思想”，是他本人的不幸，更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不幸。建國後二十多年的歷次大冤案，並由此帶來的大災難，從本質上說，都源於毛澤東的這一帝王思想。

在韋君宜的《反思錄》中，筆者隻字沒有涉及毛澤東私生活的醜事。雖然，早就有所聞，但不屑一顧。行文至此，不妨將有關史料匯編成文，題為《毛澤東宮廷式的糜爛私生活》。

附：毛澤東宮廷式的糜爛私生活

本來對毛澤東腐朽的私生活，不想說什麼，但鑑於丁玲已經談到這個問題，就極其扼要地作些補充說明，證明毛澤東不但在政治上是一個十足的暴君，而且在生活上是一個典型的慣於扶弄女性的大流氓！這是當代秦始皇的兩個側面。一個號稱“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竟是這麼一個貨色？不知該說什麼好！

在丁玲講的第一個故事中，其中第一段關於“封文武百官”的事，那是作為“鋪墊”，關鍵在於引出“封三宮六院”，醉翁之意不在酒，毛澤東之意，盡在不言之中。據說丁玲在另一場合就透露當時的情節：

“毛澤東拉住我的手，扳住我的指頭，一個一個地數起三宮六院七十二嬪妃來。他封賀子珍做皇后。丁玲，你就封個貴妃吧！……”

這一情節是可信的，因為丁玲當年正是一位風華正茂的才女，倍受毛澤東青睞。既然毛澤東講了這個敏感問題，動手動腳就不足為奇。

既然毛澤東有這種醜惡的靈魂（特指所謂的“三宮六院”的帝王思想），因此，在建國後毛澤東也自認為是“馬克思加秦始皇”（實際是“斯大林加秦始皇”——李銳語），並“超過秦始皇百倍”，對他來說玩弄女人於股掌之中，就是理所當然、輕而易舉的事。被他遭踏過的女子，為尊者諱，這一向是屬於絕密的禁區，因此難以數計。這裡只涉及三位著名的女性——孫維世、上官雲珠和張玉鳳。

關於孫維世：

她是烈士後代、周恩來的養女。1949年底毛澤東率團去蘇聯訪問，孫維世任俄文翻譯組組長。在列車上，有一次毛澤東約孫維世長談，……突然一雙大手摟住了她，撫摸了她。她渾身都顫怵着，……這晚上她以純真的處女之身，伺奉了“偉大領袖”。（編者註：說白了，就是姦污。）……第二天一早，她逃了出來，跑到她爸爸周恩來的車廂。孫世維投進了爸爸的懷抱，痛哭起來。最後才半吞半吐地把事情說了出來。周恩來恨得直跺腳，氣得煞白了臉。他嚷了幾句。……他能說什麼呢。去大鬧一場，去提出抗議，……周恩來凡是顧全大局，一切為了大局，一輩子服從大局，……對女兒，周恩來除了心疼，就是忍讓，……他有整整兩天臉色都不好，但照常工作，誰也不知出了什麼事。……從莫斯科回來後毛澤東向周恩來提過孫維世的事，周恩來夫婦婉言相謝。理由是孫世維本人不同意。不久，周恩來夫婦做主，把愛女嫁給了著名的戲劇藝術家金山。

在“文革”初期，孫維世受盡酷刑，慘死在江青手裡，時年僅39歲。江青之所以對孫維世恨得咬牙切齒，其主要原因就是因為被毛澤東破了處女之身。

關於上官雲珠：

她是一位著名電影演員，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去上海住進西郊賓館一號院。柯慶施深知毛澤東的聖意（指毛澤東事前已向柯透露他對江青的不滿和對上官雲珠的賞識），通過柯的巧妙安排，終於讓上官雲珠在西郊賓館一號院住了整整一星期，直到毛澤東離開上海。……

1963年春天毛澤東又去上海，在西郊賓館一號院再次與上官雲珠幽會並詩贈“心中藏之，何日忘之——句出詩·小雅”。

1965年夏天，毛澤東從南方到北京，他把上官雲珠帶進了中南海，以按摩師身份住在豐澤園裡生活服務組。只有張玉鳳一人知道她與毛澤東的關係。……她隨毛澤東來到中南海豐澤園內小住，見不到任何人，也不能參加任何活動，形同幽禁，她這才懂得禁宮生活的厲害。由於毛澤東在北京跟上海不同，接待任務繁重，上官3、5天都見不上他一面，冷清清、空落落，不免使她感到無限淒涼。……後來上官雲珠隨毛澤東專列回了上海。

之後，她再也沒有見到毛澤東。直到1966年秋被江青迫害致死。

關於張玉鳳：

張玉鳳原是毛澤東專列上的一位普通列車員，一次毛澤東在一張紙上連寫了幾個張玉鳳的名字，被“大太監”汪東興發現後，立即調張玉鳳到毛澤東車廂里專門侍候毛澤東。不久又調入中南海豐澤園任毛澤東的生活秘書。（編者註：從中可以看出汪東興對“主子”是一付十足的奴才相）時年張玉鳳僅18歲。最後又提升為毛澤東的政治秘書，享受正部級待遇。一直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張在毛澤東身邊整整侍候了18年。事實上她與毛澤東同居了18年，這期間張玉鳳為毛澤東生了兩個男孩（第一個兒子是1963年出生的，毛澤東親自取名為“張南子”，意即“南海之子”；跟江青的女兒一樣，從母姓）。

在毛澤東死後，張玉鳳正式向黨中央提出為兩個孩子正名問題，要求公開承認是毛澤東的兒子。這當然是一道難題。同意張玉鳳的要求，無疑給“偉大領袖”的臉上抹黑。當時，華國鋒已大權旁落，胡耀邦表示同情張玉鳳和孩子的命運，問題最後到了鄧小平手裡，他說：

“這類人兒太多，我們不要管什麼李玉鳳、蕭玉鳳，不要開這個例，……”。

胡耀邦覺得總應該跟人談一談，做做思想工作，並進一步安排好張玉鳳跟原先那位丈夫復婚，過正常人的生活。胡耀邦說：

“她才40歲的女同志，本身有什麼錯？是毛主席要了她18年嘛。”

在寫完了上述情節後，毛澤東的醜惡嘴臉已經在中國人民面前暴露無遺，筆者不想再說什麼了。就此打住。

《人民日報》副總編王若水：毛澤東歧視知識分子是荒唐的

在王若水寫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中，他論述了毛澤東對知識分子問題的評價並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他說：

“毛澤東認為中國知識分子都是受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影響，因而都是要改造的。把知識分子趕到農村去，就是讓農民改造他們。中國許多知識分子都是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但在1949年以前確實受過‘資產階級式的教育’，也就是民主、自由、平等這些東西。這是毛澤東不喜歡的，但這是進步的思想，比毛澤東頭腦中的帝王思想要進步得多，也比農民的封建思想和小生產思想進步得多。我不是說知識分子沒有缺點，但是把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群體或階層加以貶低，作為‘臭老九’加以歧視，是荒唐的。”

（引自強劍衷主編《歷史大趨勢》，第231～232頁）

《人民日報》高級記者盧祖品：毛澤東為什麼不是反革命？

盧祖品在其《一九六八年》的題為《論“文革”之亂及殺人事

件》的《後記》一文的第十節全文較長，論述了在1968年在全國普遍出現大規模屠殺“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的慘案。現僅摘錄其中的幾段：

“毛澤東在經濟建設上用心不專，辦法不多，成績不大，鎮壓反對派卻極有心得。始終不相信知識分子，對‘自家人’尤其愛往死里整。

“‘四類分子’在農村被管制的種種情狀，構成中國農村一道特殊的風景。‘四類’後來增加‘右派’，成了‘五類’，都是生活在中國社會底層的另類，被剝奪了一切政治權利，生命沒有保障。……

“暴徒既然不把‘五類’當人看，那麼，也可以把另一些人不當人看。他們認為需要時，就把可以不當人看的人，例如為了圖謀錢財，為了報私仇，像牲口一樣加以殺害。……

“……在毛主席檢閱紅衛兵那段日子，……聽說在東安市場裡面的吉祥戲院每天深夜都有批鬥會，當場打死不少人（稱之為‘牛鬼蛇神’），然後就用大卡車當作垃圾拉走了。……

“有一天在大興縣發生一樁集體殺人事件。經後來查實是：頭天晚上，這村里一口氣殺了56名地富分子及其子女，連抱在懷裡的嬰兒也未能倖免。

下面作者又列舉了慘無人道的迫害事例，從略。接着作者寫道：

“‘文革’因毛澤東而起，‘四人幫’倒台才結束。毛澤東因‘文革’而推出林彪、江青，把他的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理論發揮到極致，把一條極‘左’路線發揮到極致。

“毛澤東晚年的理論和實踐，是近代中國一個特殊時期里的特殊現象，使一個具有悠久歷史傳統的民族突然陷入集體無意識，作出了許多荒謬絕倫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從摧殘文化開始，直接進入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來勢洶洶，勢如破竹。一切神聖的經典、權威，都得重新接受‘文革’煉獄般的考驗。發生在上述各地的大屠殺，集中表現了‘文革’理論、路線、政策的全部荒謬性。

“毛澤東發動並親自領導了‘文化大革命’，但他沒有對這場災難承擔什麼責任。

“當然是極大的錯誤，但光說錯誤是遠遠不夠的。

“當然是罪行，而且是極為嚴重的罪行。從惡夢中醒來的民族，卻非常大度地寬容了他的罪行。

“所以，‘林彪、四人幫是反革命，毛澤東為什麼不是反革命呢？’這，就成了人們心中揮之不去的永久的疑團。

“罪惡未能清算，歷史了悄悄翻開了一頁。

“……至於殺人集團的主謀和兇手，從他們殺人的那一天起，就被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了。”（編者註：從歷史的發展規律看，毛澤東能擺脫這個命運嗎？）

編者的話：

就目前的政治現狀看，新一代的最高領導層依舊把毛澤東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仍向他頂禮膜拜，作者敢於提出如下的兩個觸目驚心的觀點：“當然是罪行，而且是極為嚴重的罪行。從惡夢中醒來的民族，卻非常大度地寬容了他的罪行。”“林彪、四人幫是反革命，毛澤東為什麼不是反革命呢？這，就成了人們心中揮之不去的永久的疑團。”這兩個問題提得好，令人解放思想、大開視野！每一個徹底唯物主義者應該作如是觀！

著名作家夏衍評價毛澤東

中國電影家協會主席、中央顧問委員、國家有傑出貢獻的電影藝術家-----夏衍。在應邀參加黨對歷史問題的決議討論時，給毛澤東作的結論是：

拒諫愛諂，多疑善變， 言而無信，綿里藏針，喜搞女人，道德敗壞。

傳記作家葉永烈：“對毛澤東的審判，還沒有結束”，“毛澤東是上天堂，還是下地獄，歷史會作出公正的裁決”

葉永烈在《劉少奇與毛澤東》一書中，有這樣兩段評述，言簡意賅，乍一聽，有些聳人聽聞，但如果聯繫毛澤東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兩次“大災難”，使幾千萬人的血流成河；兩次使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從這一視角去看毛澤東其人，就不難理解葉永烈講這些話的心態。只要跟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抱着“血溶於水”的感情，並且對毛氏暴政進行深沉的“反思”，就自然而然會認同葉永烈的這一觀點。他是這樣說的：

“如果沒有‘八屆十中全會’，或者毛澤東在1962年8月之前謝世，那麼中國對毛澤東的評價將還會再高些。……

“八屆十中全會對毛澤東來說，也是一個轉折點。從此，毛澤東走上了一條‘不歸路’——雖然他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也風光一段日子，但他是向着一個無底的深淵，一步步走去，再也不能回頭，最後到‘文化大革命’中沉淪。毛澤東是上天堂，還是下地獄，歷史和人民會作出公正的裁決，反正時間還多着呢！”

文中，一個是“如果……謝世”，另一個是“下地獄”，這兩句話的內涵，只要細細捉摸，還是回味無窮的。

他在《劉少奇與毛澤東》一書的另一處又說：

“劉少奇沒有好死，毛澤東也沒有好活。”

“毛澤東與毛澤東時代終結的喪鐘敲響了！”

“劉少奇沒有入地獄，而毛澤東也沒有上天堂！”

“劉少奇‘蓋棺論定’了，但歷史與人民對毛澤東的審判，則還沒有結束。”

＊ ＊ ＊ ＊

葉永烈在《周恩來與毛澤東》一書中，在有關章節中對毛澤東有更全面的評述，現將這些評述匯集在一起，從中可以更加深刻認識毛澤東其人。而這些評語又都是建立在大量史實的基礎上，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付出了極其慘痛的代價後得出來的。

他對毛澤東的評價：

在政治上，他認為：

“毛澤東是由正確路線的代表人物，蛻變為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由一個革命家蛻變為封建專制主義的君王。”

在思想作風與道德品質上，他認為：

“毛澤東的排斥不同意見，是特別惡劣的。”

“他往往運用手中掌握的權力，通過高壓、暴力的方式，對持不同意見者施予打擊、鬥爭乃至剷除、殺害。”（指在中央蘇區，毛澤東搞的“肅反”。）

“晚年的毛澤東，是卑微渺小、齷齪黯淡的。”

“整不倒，也要把他累垮（指對周恩來）”

“毛澤東將這套骯髒的手段來對待周恩來。……毛澤東對待周恩來何其殘忍如斯！”

“毛澤東的那種玩弄權術與陰謀詭計的手段，那種明知故犯、落井下石、威逼陷害的思想作風，都是十分醜陋的。”

“毛澤東的這種心態與行為，突出地反映了毛澤東晚年惡劣的政治品質！”

“毛澤東的那種陰險狠辣、不擇手段，是毛澤東一生中最醜惡的行徑之一。”

“……連垂死的病人都不肯放過，一定要鬥爭到底。這股狠辣的勁頭，也只有毛澤東才具備。”（指對周恩來）

因此，作者的結論是：

“毛澤東的排斥不同意見，是特別獨斷專行，是毛澤東思想作風的一大惡劣的本色。他一生中所犯的重大錯誤，以及由此而帶來的千古劫難，全部都是與此有關。”

“毛澤東的‘德’過於惡名昭著！”

作者在評述毛澤東的一生處世哲學時，他在引述毛澤東自己講的原話後（比如毛澤東說：

“……一萬年以後，也要斗”。毛澤東還說：“有人說，中國愛好和平，那是吹牛；其實中國就是好鬥，我就是一個。”）就接着說：

“實際也是這樣，毛澤東走到哪兒，就斗到那兒。形形色色的政治鬥爭、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風雲，伴隨了他那漫長的一生。”

為了說明毛澤東“走到哪兒，就斗到那兒”，作者從封存的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檔案中，挖掘出了迄今鮮為人知的、毛澤東一手炮製的蘇區根據地的大冤案。作者對這一冤案作了如下評述：

“中央蘇區三十年代初期的肅反運動，是一起毛澤東借用反AB團來剷除異己的政治事件。據不完全統計，死在這場政治陰謀中的紅軍官兵與黨政幹部，達二萬人之多。（編者註：見司馬長風《毛澤東與周恩來》）他們大都是革命的中堅分子與骨幹力量。……”

這一冤案為“尊者諱”，迄今沒有公開平反。

“此後，從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風到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策劃的政治運動一浪接一浪。這一切源頭，便是反AB團運動。”

作者對延安的整風運動是這樣評述的：

“毛澤東為周恩來組織的批判鬥爭，不僅規模宏大、時間持久，而且氣氛緊張而激烈。由於整風的第一號對象王明早就稱病住院，躲避了批判鬥爭；因而第二號對象的周恩來便承受了主要的批判鬥爭的火力，其場面的激烈程度為整風運動的首見。而周恩來本身也受到了很大的傷害。……”

“毛澤東的這條錯誤的機會主義路線統治中共達四分之一世紀之久，給中國帶來了貧窮、落後與苦難。毛澤東在世之時，沒有人能夠反對它，更沒有人能結束它。聽任其橫行恣肆。這一切都是崇拜延安整風運動之所賜。”

“毛澤東之所以如此看重延安整風，是因為通過這次運動，形成了毛澤東的統治模式。”

“毛澤東由反教條主義的英雄，變為教條主義的俘虜；由正確路線的代表人物，蛻變為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由一個革命家蛻變為封建專制主義的君王。而延安整風運動由一種思想教育運動變質為毛澤東打擊黨內外的不同聲音的武器，成為毛澤東專制統治的工具，就是一種合乎邏輯的發展。”

“建國後，毛澤東將封建皇帝治國安邦的寶典《資治通鑑》讀了十七遍。那部書畫滿了毛澤東所做的記號、批註。那些封建王朝宮廷鬥爭的權木，浸透了毛澤東的每一條神經。”

＊ ＊ ＊ ＊

編者的話：

葉永烈的包括《周恩來與毛澤東》在內的三本著作，十年前在國外出版，去年由遠方出版社在國內出版發行。像上述那樣對毛澤東的淋漓盡致的批判、揭露與無情的鞭笞，按傳統的思維定勢，他只能在國外度日，是難以在國內立足的。

但令人欣喜的是：在今年出版的《同舟共進》雜誌的第十一期上刊登了一篇由葉永烈寫的紀念胡耀邦誕辰九十周年的長文。這一現象，至少說明現在政治上已放寬到像葉永烈那樣的人，不但允許他在國內存在，而且還可以發表他的文章。這是一件大好事！

這是否意味着讓中國人民開始享受對當年暴政史的知情權！？果能如此，重新評價毛澤東已為期不遠矣！

史學家唐德剛：和劉邦、朱元璋等農民起義領袖是“同一種動物”

大史學家唐德剛先生的文章說：

“他（指毛澤東）從完全正確，走向完全錯誤，最後把全國人民整到絕境。這是五千年歷史上的特殊階段。”他認為：

“毛對法治的理解，還停留在二千年前法家的層次。他所知道的‘法’，只是懲人之法的‘王法’和‘刑法’。他對現代法理學一竅不通。”

毛不諱言，自稱“和尚打傘，無法無天”。這反映他自詡的“虎氣”和“豪氣”。唐居然說：

“這位農民知識分子，和農民起義的領袖陳勝、吳廣、劉邦、劉秀、黃巢、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英雄好漢是同一種動物。”

身為大師，何出此言！平時為文，用詞遣句是準確而老到的。是失語，還是調侃，還是為破除迷信，而用此激憤之詞呢？

（上文引自丁弘著《毛澤東現象和其它》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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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用“同一種動物”這個詞來論述毛澤東這樣一位歷史人物，似乎偏激了一些。聽起來有些刺耳，曾擬將小標題改寫為“同類”。後來一想，為尊重原作者的觀點，又恢復原來的小標題。

對毛澤東在建國後所炮製的一系列冤案及其給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帶來的大災難，必定會有合乎實際的定論。在目前既有“禁區”，嚴格控制輿論界，又要堅持改革開放，走“民主、法治”之路，這本身就是一個不可調和的矛盾。在一個真正的民主、法治的國家裡，是絕對不允許有什麼“禁區”的，“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這是法治社會的底線。如果沒有這一前提條件，所謂“民主、法治”只能是欺人之談！史學界在目前之所以出現思想混亂的局面，就與此有關。

在諸多評價中，歸納起來，無非是三種：一曰毛澤東依然是“神”，應當繼續向他“頂禮膜拜”，這種人不是“左爺”，就是奴才或者還習慣於跪着的人；二曰毛澤東是人，但有罪；三曰毛澤東是“魔”或“動物”，這是一批對毛澤東暴行進行深刻反思的人。對他們的思想激情是可以理解的。這是因為毛澤東對中華民族來說，是一個“千古罪人”，在古今中外歷史上所有專制主義者，在毛澤東面前，都是望塵莫及的！通過三年“人禍”，活活餓死了四千萬人，通過“十年浩劫”又活活逼死了兩千萬人（葉劍英語），僅這兩筆血債，說毛澤東是絕滅人性、喪盡天良，決不過分。可以說，在這個世界上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像毛澤東那樣的人來。從這一角度看，說毛澤東是“魔”或“動物（即畜牲）也是講得通的。大史學家唐德剛這麼評說，也無可指責。

當然，對編寫史書的人來說，還是應該理智一些。把毛澤東當作有罪的歷史人物來對待，還是比較貼切的。

唐德剛說：“毛對法治的理解，還停留在二千年前法家的層次。他所知道的‘法’，只是懲人之法的‘王法’和‘刑法’。他對現代法理學一竅不通。”像這樣評價，於理於法，都是站得住腳的。從這一視角看，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遭受空前絕後的大災難，是絕對逃不了的。可惜直到現在為止，對毛的評價還停留在《歷史決議》的水平，真是太可憐、太悲哀了。

陳一諮：毛澤東實在是一個古今中外專制暴君之集大成者

本文是從作者所寫的、題為《中國改革三十年祭——兼論毛澤東的“四個創造”》一文

中摘錄其中的一節。

作者在“六·四”事件前，曾先後擔任中國農村發展研究組組長、國務院農村發展中心理事、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委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中共中央政治改革辦公室秘書長和中國政治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從作者的身份看，他所寫的史料與史觀是有重大參考價值的。特摘要轉錄於後。

＊ ＊ ＊ ＊

……

在1949年至1978中共執政的前30年中，毛澤東發動和製造的“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一次比一次殘酷，使中華大地經歷了亙古未有的浩劫，成了一座“人間地獄”。那時，居住在古稱“神州大地”、“禮儀之邦”土地上的人們，哪一個不是日日心驚膽顫地生活在恐懼之中，不知何時自己的家人或親友就有飛來橫禍。幾乎各界精英無一例外地都先後受到各種衝擊、批判、凌辱和鬥爭，甚至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30年間，毛澤東製造了8,300萬冤魂、3千萬件冤案、3億多人受批鬥。可以說，毛澤東視人命為草芥、造冤獄遍寰中的罪行，超過了中國歷史上所有暴君惡行的總和。國際社會普遍將希特勒、斯大林當作20世紀暴君的代表，希特勒造成了6百萬猶太人的死亡，斯大林則造成了2000萬蘇聯人的死亡，他們所犯的反人類罪和毛澤東相比，不過是小巫見大巫。至於那令農民食不裹腹、國弊民窮的“全盤公有”和把人變成獸的“一黨文化”對人性的戕害，此處暫不贅述。總之，當毛澤東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魔君離開人世時，中國已到了不改弦更張便難以為繼的崩潰邊緣。

1978年底，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理論務虛會”上我說過，“現在大家評價毛澤東的過和功三七開，30年後恐怕倒三七也不止”。1986年中，我在中共高級黨校的一個報告中說：我們國家現在建立的“體制模式”，源於“三個因素，一個是幾千年封建傳統的延續；第二是戰爭年代軍事共產主義的繼承；第三是斯大林模式的移植”；“三個因素加在一起，使我們建立了一個黨、政、經合一的、中央高度集權的、按行政層次、行政區劃、行政命令管理的體制模式，這種模式不能不帶有強烈的封建宗法的特點”。1988年 我又指出，毛澤東實行的“以黨治國”、“全面專政”和“等級身份”、“等級產權”，嚴重束縛着中國的進步。可惜這些說法並未引起人們足夠的注意。筆者認為：不徹底批判毛澤東在中國的一系列禍國殃民、倒行逆施的惡行，不徹底解除毛澤東強加給中華民族的重重枷鎖，要把中國建成一個現代化強國的夢想是難以實現的。如果說改革是為了消解那些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係，那麼，毛澤東那一系列反人性、逆潮流的“創造”則必須從根本上革除，否則中國一直會被擯除在現代化國家之外，難以匯入人類社會的主流。

毛澤東實在是一個古今中外專制暴君之集大成者。

戲劇家吳祖光：我一生最大的心願是把毛的屍體從紀念堂扔出來

吳祖光在1997年就說過：“中國的領導人，尤其是毛澤東，絕對是一個中國以至全人類有史以來最絕滅人性的、最這慘無人道的、最荒淫、最無恥、最殘忍、最陰險的暴君。他的罪惡擢髮難數。在他的頭腦里，沒有絲毫的法制觀念。毀滅生靈如同兒戲，毀一條生命，比踩死一種螞蟻還要容易。”他還說：“污染中國人心靈的罪魁禍首是毛澤東。我一生最大的原望就是把毛的屍體從紀念堂中扔出來，將毛的頭像從天安門城樓上取下來。”現在仍將雙手沾着中國人民鮮血的暴君頭像掛在天安門城樓，這是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

（四）外國著名人士評述

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對毛澤東的評述耐人尋味！

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是這樣評述毛澤東與周恩來的：

“中國如果沒有毛澤東就可能不會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沒有周恩來，就會燒成灰燼。”

尼克松這一評述是十分嚴謹的，對毛澤東是褒是貶，是耐人尋味的。他用了“就可能”一詞，說明他對中國的革命發展形勢的評定，是注意掌握分寸的。他沒有採取絕對肯定的態度。好像離開了毛澤東，中國就不會燃起革命之火。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即使沒有毛澤東，中國的革命之火還是會或遲或早，燃起來的。

相反，他對周恩來的評價，倒是採取完全肯定的態度。他說：“如果沒有周恩來，（毛澤東燃起的革命之火）就會燒成灰燼。”這句話意味着什麼呢？稍有政治常識的人，是不難回答這個問題的。

作為從“文革”過來的這一代人，特別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和革命幹部是能夠認同這一觀點的。試想：在“十年浩劫”期間，如果沒有周恩來，我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所遭受的後果將更不堪設想？尼克松說的“燒成灰燼”，是有充分根據的，決不是什麼危言聳聽！這說明尼克松不愧是一位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

漢學家費正清（美）：

一個缺乏道義的人，可以掌握億萬人的命運；太可怕了！

著名漢學家費正清，長期百思不解：為什麼一個只是有限性的人，掌握無限性的權力。一個缺乏道義的人，可以掌握億萬人的命運？他的最後一本書《中國歷史新論》，還在探討這個在中國由來已久的關鍵問題。他認識到，如同封建社會的真龍天子——皇帝，他是被神化了。只是可惜：他不是神，是和我們一樣的人。可是他擁有生殺予奪的、隨心所欲的權力，這太可怕了。這是一個西方學者對這個問題的理解。

（引自丁弘著的《論毛澤東現象和其它》一文）

新加坡資政李光耀：毛澤東是瓷磚上作畫

在丁弘的《在哲學的迷霧中》有這樣的一段記述：

“他（指毛澤東）幾十年間慘澹經營的人民公社、大躍進、計劃經濟體制、階級鬥爭為綱、文化大革命，新時期到來，全部一風吹了。從總體上看，這都和他沒有‘實事求是’哲學思想有關。正如新加坡資政李光耀所預言：

毛澤東是在瓷磚上作畫，一場風雨就會沖光了……當然中國還會存在。’

旁觀者清，這是對毛澤東主觀唯心主義最生動、最深刻的批評。毛澤東自己陷入哲學的迷霧之中，他卻駕馭着中國這一巨輪。正像黨的創始人之一、偉大哲學家李達事先預告的：‘你這樣，中國要遭難了。’”

（引自《往事》一書，第221頁）

＊ ＊ ＊ ＊

編者的話：

李光耀不愧是一位資深的政治家，他以第三者的身份，客觀地、清醒地看到毛澤東晚年的政治旅程，作出了：“毛澤東是在瓷磚上作畫，一場風就會沖光了。”這樣一個極其風趣、幽默、含蓄的評論。應該說，它的內涵是值得令人細細回味的。

資深的記者丁弘先生，僅用三言兩語，對李光耀的話作了精彩的補充說明，從而讓人們能更深刻領悟李資政這句話的哲理；最後作為結束語，丁弘又借用李達“你這樣，中國要遭難了。”用“點睛之筆”，評價了毛澤東的晚年。

（五） 毛澤東的自述

“如果什麼事情都讓人摸透了，你就會輸的。那還有屁的政治。”

李平在《自殺前夕的共和國第一夫人》一文中，談到在林彪事件後，江青在中南海游泳池跟毛澤東有一次對白。在講誰來當“接班人”時，毛澤東有一段十分“精彩”的內心自白。他說：

“我們這個黨，是藏龍臥虎之處。要在這個黨里站得住腳，要靠資歷和權力，還要靠手段和藝術。我從來是把政治鬥爭藝術化了的。如果什麼事情都讓人摸透了，你就會輸的。那還有屁的政治。你們根本沒有體會到，我實際上是在鋼絲繩上跳舞哪，一人耍把戲，千千萬萬的人欣賞，稍有破綻，就會滿盤皆輸。不錯林彪死了，誰也不敢說就不會再出一個林彪。……”

“如果什麼事情都讓人摸透了，你就會輸的。那還有騙的政治。”這是一句私房話、悄悄話，是擺不到桌面上的話，但卻是一句“大實話”，是毛澤東一生處世哲學的高度概括（總結）。他在黨內鬥爭中基本上就是採取這一策略的。毛澤東這一套“處世哲學”，說白了，就是搞“陰謀詭計”。一個在政治上搞“光明正大”的人，胸懷坦蕩，就根本不需要搞什麼“讓人摸不透”的名堂。更不存在什麼“輸不輸”的問題。

可是在公開場合，毛澤東又是另一副嘴臉，說什麼：“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要團結，不要搞分裂。”

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是典型的“兩面人”！

從毛澤東的自述的內涵，從四個方面探索。

第一、從黨的性質來看：是“立黨為公”還是“立黨為私”

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是“立黨為公”還是“立黨為私”，是“一心為民，求發展”還是“一心為己，保‘皇位’”。這是區分真、假共產黨的唯一標誌。

鄧小平說：“發展是硬道理”；現在新一代領導班子提出“以民為本”。這些都表明他們是“立黨為公”的真正共產黨人。這樣的領導人必定是“胸懷坦蕩”、“心口如一”。根本用不着“讓人摸不透”，也根本談不到什麼“會輸”的問題。領導班子齊心協力圖發展，圖國富民強和人民生活的提高，怎麼會有“輸不輸”的問題呢？

這就是最大的政治！怎麼會是“屁的政治”呢？

只有像毛澤東這樣的人，念念不忘的是如何保住他的“凌駕地位”，念念不忘想做“當代的秦始皇”。為此，他確實是需要經常去捉摸他身邊的哪些領導成員，誰對他的“權力”、“地位”構成威脅。於是他就要千方百計去幹掉這個假想的“政敵”，並置其死地而後快。這才有誰輸誰贏的問題，才需要“讓人摸不透”。這就成為毛澤東所說的“政治”。在他的“辭典”里，所謂“政治”就是用陰謀詭計的手段去懲治那些對其“凌駕地位”構成威脅的人。

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結論：毛澤東的“黨”，決不是真正的“共產黨”，而是地地道道的“封建法西斯的黨”！

第二、從理論方面來看：是以“社會發展”為綱，還是以“階級鬥爭”為綱？

在奪取政權後，我們黨作為執政黨，怎麼管理這個社會主義國家，怎麼不辜負人民的重託，這就必然涉及到一個根本問題，也就是執行一條怎麼樣的路線問題：是以“社會發展”為綱，還是以“階級鬥爭”為綱，這是區分真、假的馬克思主義路線的唯一標誌！

無論是當年中國的劉少奇和“文革”後的鄧小平，都是執行一條以“社會發展”為中心任務的路線。這才是一條馬克思主義的路線。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正是體現在這一點上。

毛澤東之所以把“階級鬥爭”放在首位，以“階級鬥爭”為綱，說穿了，其根本目的是為了維護他的“凌駕地位”。每當他感到：他的“凌駕地位”受到威脅的時候，他就舉起“階級鬥爭”這面破旗。在中國這個有幾千年封建傳統的國家裡，有滋生“當代秦始皇”的土壤。因此，毛澤東運用這個“武器”，還真能蒙蔽具有“子民意識”的中國人民。毛澤東得意地說：“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也在於此。

但是，他所執行的卻是一條地地道道的封建專制主義路線。

第三、從政治實踐方面來看：是國富民強，還是民不聊生、讓人民飽受大災難

作為一個黨內的最高領導人，事事處處不讓他的同事（指常委們）摸透他的“思想”，該會出現什麼樣的局面呢？毛澤東在建國後的政治實踐已經向人們證明了：按照他的處世哲學，毛澤東給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帶來的是空前絕後的“大災難”！

不妨舉兩個例子：

其一是：1957年初毛澤東親自召開座談會，號召黨外民主人士對黨的整風提意見。不久毛澤東就發表黨內指示：要準備反擊右派進攻。人家說他搞“引蛇出洞”是“陰謀”。他詭辯說是“陽謀”。其實這就是毛澤東自己說的：“讓人摸不透”所帶來的惡果。

如果從後來的異變情況看，毛澤東的“讓人摸不透”，還不在於打出幾十萬右派分子。他並不就此罷休，而是在緊接着掀起反“反冒進”，乘機狠整了周恩來。之後，通過“八大二次會議”就一舉徹底推翻了1956年“八大”制定的以“發展經濟為中心任務”的路線和關於反對個人崇拜的《決議》，從而使毛澤東重新登上“凌駕寶座”。

這才是毛澤東當初以“整風”為“切入口”，最終達到打“翻身仗”的目的。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的這一“讓人摸不透”的處世哲學，實在是令人深不可測。

其二是：在“文革”中，毛澤東先後跟國外記者和胡志明談話時透露：他在1962年就有了“倒劉”的想法。只是由於當時老百姓餓肚子，成千萬人餓屍遍野，不能動手。在經過以劉少奇為代表的、在第一線主持工作的領導集體的傾力扭轉局面，擺脫困境，到1964年底毛澤東認為時機成熟，經過一年半時間背着黨中央大搞“地下活動”（詳見上面有關章節），讓劉少奇們（即在京主持工作的黨中央領導集體）在“摸不透”的背景下，終於在最後把劉少奇推入毛澤東所設置的“陷阱”並受盡最慘不忍睹的、絕滅人性的迫害！

本來，毛澤東與劉少奇的矛盾或分歧，發生在1962年這一極其特殊的一年，劉少奇在看到“三年人禍”導致活活餓死幾千萬人之後，又剛好毛澤東退居二線，由他在黨中央第一線主持工作。他才下定決心：在明知毛澤東不滿意的情況下，他還是堅持了以“發展為綱”的路線，採取了一系列有悖於毛澤東意志的方針政策。

從毛與劉的“矛盾”本身來說，說到底，劉少奇主張以“發展為綱”，毛澤東主張以“階級鬥爭”為綱。這也不是什麼你死我活的矛盾。劉少奇絕對沒有“取毛而代之”的思想，毛澤東對劉少奇不滿意，找一個“理由”（藉口），把他撤下來就可以了，何必非得置人於死地，而且又是死得那麼慘！畢竟是幾十年並肩戰鬥在一起的老戰友。如果毛澤東稍有一點人性，是決不應該這麼狠毒到絕滅人性、慘絕人寰的地步！

寫到這裡，借用葉永烈的兩句話：

“劉少奇沒有入地獄，而毛澤東也沒有上天堂！”

“劉少奇‘蓋棺論定’了，但歷史與人民對毛澤東的審判，則還沒有結束。”

第四、對“核心”的定位：是“緊密凝聚”、“同心協力”，還是“勾心鬥角”、“你死我活”

現在還經常提：

“毛澤東是第一代黨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

按詞義，所謂“核心人物”理應承擔起把這個全黨的最高領導集體，緊密凝聚在一起，帶領全國人民走社會主義康壯大道這一神聖的使命。這才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所應具備的政治素質。這就不需要搞什麼“讓人摸不透”這一套手法，更談不到什麼“輸不輸”的問題。

這個核心人物，理應是胸懷坦蕩、光明磊落；在工作中遇有分歧意見，這也是很正常的，通過討論、相互溝通，取得共識。大家都是共產黨最高領導班子成員，都是肩負全黨和全國人民的重託，什麼事都可以放在桌面上談，決不應該在背後搞什麼小動作，更不應該搞陰謀詭計。這樣才能形成一個團結戰鬥的集體。

從建國後的第一個領導集體成員來看，除了這個“核心”和林彪外，後來在第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周、陳、鄧等人，都是非常傑出的、能駕馭全局的、帶領全國人民開拓前進的領導人。他們在三年“人禍”之後，力挽狂瀾，扭轉局面，取得有目共睹的豐碩成果。

毛澤東這個“核心”是怎麼對待這批長期並肩戰鬥過來的“戰友”呢？

被他打倒的有劉少奇、鄧小平，最後連他的唯一的“親密戰友”林彪也折戟沉沙（林彪清楚：他如果不外逃，最後的下場也許比劉少奇更慘）。德高望重的朱老總是長期“坐冷板登”的，被毛澤東稱為“老右派”，“文革”中也沒有逃脫被抄家的厄運。陳雲被毛澤東誣為“老右傾”，幾度“靠邊站”。周恩來一輩子無私奉獻、為顧全大局而忍辱負重，一生受毛澤東的多次迫害，連身患不治之症（癌症）時，毛澤東也不放過。最後留下毛澤東獨個兒，一個孤家寡人。他的身邊已經沒有一個能與他共處的“戰友”。這還談得上什麼“核心”！在這種情況下，再強調什麼第一代的“領導核心”又有什麼意義呢？除了自欺欺人之外，沒有任何意義！

還可以補充一點，也許更能暴露毛澤東靈魂深處最骯髒的一面。建國初的“五大書記”（相當於後來的“政治局常委”）之一的任弼時，死於1950年，他的遺孀在“文革”中也慘遭迫害。原因是在二十年代，任弼時曾批評毛澤東不懂馬克思主義理論，說：

“山溝里不出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對此耿耿於懷，他曾表白：受這一刺激，到延安後就發奮讀馬列著作。因此，任的遺孀在“文革”中也難逃厄運。

確實，毛澤東每次整人，他都沒有“輸”，但最後又留下什麼呢？他又給中國人民帶來什麼呢？——古今中外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大災難！

對這樣一位孤家寡人的最高領導人，還談得上什麼“核心”呢？究竟有什麼實際意義呢？除了繼續欺騙老百姓外，是沒有任何價值的！

所謂“核心”一說，其內涵在本質上是含有強烈的封建主義色彩的。還是把它掃進歷史垃圾堆里吧！新一代領導班子已不再沿用這個詞彙（桂冠），無疑這是英明的！

毛澤東最後遺言曝光

——張玉鳳、汪東興交出私藏30年的絕密檔案

這是一份極其珍貴的史料，摘自去年9月出版的《爭鳴》雜誌。

張玉鳳等所私藏30年的絕密檔案，是在黨中央採取果斷措施後於去年7月才搞到的。當然，這種絕密材料，在國內是不可能再泄露出來的。《爭鳴》雜誌在兩個月後就將這份絕密檔案公之於眾，讓世人及時知道內幕真相，真是難能可貴！這是在當今信息社會時代，才能辦到的。

由於所涉及的問題至關重大，又無法進一步核實。從所述的情節看，這一史料是可信的。儘管如此，這裡只做轉錄，不加評議，僅供參考。

全文如下：

政治局派人突擊查訪汪東興、張玉鳳

毛澤東晚年檔案93份不翼而飛：今春（註：指2005年，下同）3月，1993年刑滿釋放的毛遠新被借調到中央檔案局，參與整理毛澤東晚年檔案資料。毛遠新在整理期間，發現有關毛澤東晚年的重要講話、指示等檔案資料殘缺的問題，向中央提出。經3個多月整理，證實毛澤東晚年檔案遺失了93份。

今年7月16日，在中央派行動組突擊“查訪”下，汪東興和張玉鳳交出了私藏的毛澤東臨終前的22份檔案材料。張玉鳳收藏的19份檔案，記載着毛澤東為身後人事安排的談話和指示。

中紀委、中組部曾找了當時能接觸到這些檔案的汪東興、華國鋒、張玉鳳及李訥多次，但都以“對情況不了解”或“已上交”為由，予以拒絕了。

中央的“7·16”行動：經中央政治局批准，由中紀委、中組部、中央警衛局派人在7月16日晚，分成3組，對汪東興、張玉鳳、李訥三家住宅，採取了突擊性查訪，責令這三人立即交出私藏的中央檔案。

汪東興交出涉及其自身的3份檔案材料

毛澤東對毛遠新、張玉鳳三次談話中，說汪東興是“魏延式的管家”、“野心不小”，“不宜留在核心層”等。

（據張玉鳳說：“在‘四人幫’被捕後的第二天晚上，華國鋒、汪東興召見我，說：‘主席生前是最信任你的，他的有關講話、指示的檔案交你保管，要以生命來保管好。沒有我和東興同意，不能動。’汪東興提出要審查一下檔案有否外泄，有否缺少。我把檔案資料給了汪東興22份。過了一周，汪退還給我19份。他說：‘另3份，中央政治局要用來調研’。大約過了二周，我問汪：‘什麼時候交回那3份檔案？’汪答：‘已交給華主席，你不要過問。並要我思想有過準備，交代和四人幫、毛遠新等人的關係。’”）

張玉鳳交出19件毛檔案材料

毛預言死後一年內會有政變

張玉鳳所收藏的19份檔案，記載着毛澤東從1975年12月以來，為身後人事安排、權力分配，焦慮重重，可以看到毛澤東對誰都不信任，處於舉棋不定的狀態。以下是部分檔案的摘要：

1975年12月16日，毛澤東對毛遠新、張玉風說：

“我走後，不用一年，會有政局翻天覆地。……結果無非三種：走資派重新上台；右派勢力翻天；軍事政變，內戰展開，一打，十年八年不會有結果。”

1975年12月25日，毛澤東對毛遠新、張玉鳳說：

“我還沒有走，已有多個派要搶班奪權。主席一職，總會爭的、鬧的，互不買賬的，歷來如此。我走前開個黨組織會議，人選要定下。登奎就是好人才。”

1976年2月25日，毛澤東對毛遠新、汪東興、張玉鳳說：

“……接班人選搞不好，會有內戰，搞不好有反覆。我看紀登奎、華國鋒、江青，還有毛遠新，都能做。但很難做好。”

1976年4月12日，毛澤東對毛遠新、張玉鳳說：

“國鋒不是黨主席的材，他軟弱，怕事，對黨很忠誠。江青做主席，老的不會服。她得罪人不少，也過於自負。要問一問軍隊意見，很重要。”

毛恐鞭屍囑將遺體火化

1976年6月7日，毛澤東對毛遠新、張玉鳳說：

“我在世的時間不多了。對文化大革命、對江青、對一批幹部的怨債，這三件事要搞反攻倒算。清明追悼總理是在批鬥我，……，死後還要鞭屍。火化、火化，不留死屍。”

毛澤東最後擬定兩份接班人名單

1976年7月2日，毛澤東用手示意汪東興退出後，對毛遠新、張玉鳳說：

“擬二份名單留着，由你（指張玉鳳）保存，到時候交國鋒在會上宣讀，他是第一副主席嘛！”

這兩份接班人的名單是：

一份是：江（青）、國鋒、紀（登奎）、毛（遠新）、陳（錫聯）；

另一份是：毛（遠新）、國鋒、紀、王（洪文）、陳（錫聯）。軍隊老將不服江。江上，要國亂。

《歷史的真象——毛澤東的生活秘書張玉鳳的若干回憶》

據2004年5月《動向》雜誌透露，近日，張玉鳳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她個人關於毛澤東晚年的回憶資料以及部分檔案資料，暴露了若乾重要歷史事件的真象。據張玉鳳稱：這些談話記錄資料，在毛澤東逝世後，是交給警衛組長保存的，直至2002年10月中共十六大召開前夕，才要回來自己保存的。張聲稱：當初將這些資料轉移，是怕江青、汪東興要拿走。《歷史的真相》發表後港台期刊和大陸網站多有轉載，未見官方機關和汪東興、毛遠新等知情人闢謠和否認。筆者反覆閱讀研究，認為是可信的。僅舉一事，這份材料的最後，談到了毛澤東指定的政治局常委名單，最後一名竟是張玉鳳。這件事情張玉鳳是不敢編造的。說出來除說明毛澤東晚年政治上的荒唐外，給張增加不了政治上的榮譽和物質上的利益，如果造了假對她的損害將是致命的。她敢這樣公布出來，極大地增加了材料的真實性和可信性。

2004年5月20日廣州《老人報》第6版登出《喬冠華被“四人幫”內定“副總理”之後》一文，稱“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被捕，外交部反對喬冠華的人馬上貼出大字報，說喬冠華秉承‘四人幫’旨意，替‘四人幫’篡黨奪權製造輿論。事情源自逮捕‘四人幫’時，從王洪文家中抄出了一份組閣名單，是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擬定的，上面有王洪文批改的筆跡。”因此，這份名單的來源不容懷疑，隨即在報紙上公布。

“四人幫”被捕後查獲一份江青內定的中央領導人名單

一、黨中央主席：江青

副主席：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孫玉國、毛遠新

政治局常委：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孫玉國、毛遠新、謝靜宜、張秋橋、王秀珍

政治局委員：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孫玉國、毛遠新、謝靜宜、張秋橋、王秀珍、遲群、劉湘屏、陳阿大、莊則棟、喬冠華、黃金海、于會泳、浩亮

共青團中央書記：黃帥

二、全國人大委員長：王洪文

副委員長：馬天水、殷承宗、楊春霞、劉長瑜

三、國務院總理：張春橋

副總理：姚文元、謝靜宜、王秀珍、陳阿大、馬天水、莊則棟、于會泳、黃金海、喬冠華、浩亮、劉湘屏、遲群、劉慶棠

國防部長：王洪文；公安部長：祝家耀；農林部長：徐景賢；財政部長：金祖敏；教育部長：張鐵生；文化部長：楊春霞；衛生部長：劉湘屏；對外友協主任：章含之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馮國柱

江青根本不尊重毛澤東的意見，將華國鋒、汪東興、陳錫聯等都排除在領導核心之外，這就隱藏着極大的政治危機，逼着華國鋒、汪東興先動手。

揭開毛澤東稿費的內幕

關於毛澤東的稿費問題一直是豐澤園（中南海毛澤東的故居）的宮廷秘聞。在毛澤東去世30年後的今天，能夠公開，能夠解密，能夠在一定範圍內議論，無疑是社會的進步。

2003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直機關工委就《毛澤東選集》新版的稿酬，外文版稿費是否要納稅的問題向國務院請示，這方面的內情才露端倪。

截至2001生5月底，毛澤東的稿費已達1億3121萬人民幣。至今又已6年過去，當又增加不少。

汪東興為什麼敢於違抗毛澤東的“旨意”？

——汪東興還是“摸透”了毛澤東的秉性

1967年12月，“文革”初期，毛澤東曾查問過稿費情況。當時是570多萬。他曾在“五百”兩字上畫了圈。批曰：繳黨費。結果沒有執行。

編者的話：

為什麼沒有執行？這叫“演戲”，是毛澤東又一次想“立牌坊”。既然毛澤東已有明確批示，在那個“一句頂一萬句”的年代，誰敢不執行。豈不罪該萬死。身為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汪東興，這個當代的“大太監”，居然敢於違抗“旨意”，拒不執行。這就是毛澤東時代的“宮廷密訣”，汪東興“摸透”了毛澤東的秉性，知道他的主子意圖。拒不執行，是為了迎合主子的真實意圖，即毛澤東的內心世界。

寫到這裡，想起了當年調張玉鳳到毛澤東身邊工作的事。

原來張玉鳳最初在毛澤東專列上僅僅是一般的乘務員，有一次被毛澤東看見後，就在一張白紙上連續寫了幾個“張玉鳳”的名字，這一情節被汪東興發現後，就馬上將張玉鳳調到毛澤東專列車廂里工作，每天直接侍候毛澤東。以後又從專列，調入中南海，作為毛澤東的生活秘書，最後成為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從中可以看出汪東興不愧是貼身的“大太監”。跟慈嬉太后身邊的太監李蓮英相比，絕不遜色！

可惜，這是發生在所謂世界上最先進組織的共產黨黨內最高領導層內部的事，確實是十分可悲的！

毛澤東是怎麼支配他的稿費的？

按照毛澤東的批示，既然他認為應該把稿費的“大頭”上繳黨費，給自己留下的只是一個“零頭”。但此後毛澤東在動用他的稿費時，就沒有什麼“零頭”的概念了。謂予不信，且看他是怎麼支配的：

1965年至1976年5月，毛澤東先後九次提出38萬元和兩萬美元（約合人民幣16萬）給江青。

從1965年至1976年5月，毛澤東先後五次提取15萬給張玉鳳。還送給護士吳某2萬5千元。曾先後給汪東興4萬元。

不算別的，僅這三筆賬，就把他留下的“零頭”掏空了。何況他還幾次給黨外人士（如章士釗、程思遠等人）。這一情節說明毛澤東對“大頭”（指“上繳黨費”一事）並沒有按照他的“旨意”執行，他是一清二楚的。這也就活脫脫證明毛澤東是地地道道的“既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人。

2005年夏，李訥、李敏又從毛澤東稿酬中領取2000萬人民幣，每人1000萬元。

為什麼毛澤東的稿酬能免稅？

本來中央曾有意見：毛澤東著作是全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的稿費不是留給家屬的。江青先後5次聲稱她有權繼承毛澤東的遺產，要求提取5千萬給兩個女兒和家屬；遭到拒絕。

關於是否要納稅的問題，國務院對請示的答覆是三點批示：一、作特殊處理，以不納稅為準；二、作為黨的資產；三、如毛澤東的親屬要領取，原則上按照以前的政策辦理。

編者的話：

在“納稅”問題上，在所有法治國家都不存在什麼“可以不納稅”的“特殊處理”問題；這是公民的義務，也許這就是所謂“中國的特色”。可是，這是帶有強烈封建色彩的“特色”，是暴力專制主義的衍生物。而國務院的答覆又是在毛澤東死了以後的事，也就是在步入改革開放年代的事，豈非咄咄怪事！由此可見，毛澤東的陰影始終揮之不去。從這一視角看，不徹底還毛澤東以本來面貌，而要想步入民主法治社會是不可能的。

眾人評說毛澤東的稿費問題

丁遠先生認為：“文革”中“中央文革小組”的江青、張春橋向毛澤東請示後決定：取消稿酬制度，一律不發稿費。而對毛澤東的稿費收入特許不納稅。這是不合理，不合情、不合法的。

著名政論家邵燕祥認為：當時破例給一人巨額稿酬，性質屬於非法收入。他提出了“應作為毛澤東時代政治運動中，不幸遭迫害致死未獲得賠償者的撫恤金，以解決對所謂“走資派”平反進行了經濟補償，而對其他冤假錯案反而沒有補償的‘雙重標準’問題”。

資深新聞工作者丁弘如是說：

“全國只對毛澤東一個人發稿酬，這是他個人問題嗎？恐怕不是。是媚上不便不發。發到500多萬時，毛澤東覺得不太好，說繳黨費吧，但沒有人執行。也可能覺得他不是‘拒收在先’。果然不執行也就算了。……按理，只給毛澤東一個人發稿酬，別人都沒有，他何以面對國人？這是以常人的角度進行分析。錯了，錯了。毛澤東不是常人，而是已被神化的偉大領袖，……至於稱‘萬歲’又是和過去一樣的。……至於說‘慎獨’，這要求怕是太高了。”

“認為‘把稿費只發一個人，並無不可’。證明當時的道德底線！‘幾十年間，毛澤東居於君和師的地位’（馮友蘭語）。所謂‘君和師’是封建社會國人頂禮膜拜的‘天地君親師’中的‘君和師’。毛澤東並不諱言。……既如此，抓住一樁稿費小事作評說，是否已屬多餘？……”

“問題在於我們標榜什麼？我們標榜馬克思主義，提倡‘毫不利己一專門利人’，還致力於‘社會主義’。以此對照‘言’、‘行’，天壤有別，這就是問題了。”

編者的話：

丁弘先生這一翻宏論，無疑是正確的，無可辯駁的。但對毛澤東提出這樣要求，似乎是“對牛彈琴”。他是什麼人？是當代的秦始皇，是暴君。不錯，他打着“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但是撕掉畫皮，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政治騙子。

丁弘又說：

“‘文革’中，罷黜百家，獨尊毛著，且只給一個人發稿酬，這樣的事，在一個民主、法制的國家會發生嗎？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應該發生嗎？在人民的‘共和國’中應該發生嗎？當然是不應該發生的。是不是有哪個資本主義國家發生過這樣的事？有此可能嗎？

編者的話：

丁弘先生向我們提出了一系列問題，發人深省。資本主義國家不會發生的事，在社會主義國家不應該發生的事，但卻卻在毛澤東領導的所謂“社會主義國家”里發生了。這是鐵板頂頂的事實。這究竟說明什麼問題呢？唯一的答案是：這一個好端端的社會主義國家蛻變了、變質了，她被毛澤東演變為“封建法西斯主義”的國家。一切反常的事情，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出現的。問題的癥結就在於此！

一點說明

本文的史料系引自丁弘寫的《論毛澤東現象和其它》一篇長文（見強劍衷主編《歷史大趨勢》一書第476～536頁）。本文除最後幾段是直接摘錄丁弘的原文外，其他都採取摘編的形式。所有的小標題是筆者加上去的。

猩猩相惜——毛澤東與波爾布特

2008年4月，北京出版的《炎黃春秋》與廣州出版的《同舟共進》的第四期分別發表了有關波爾布特的文章，前者的題目為《波爾布特：並不遙遠的教訓》，後者的題目是《又見〈紅色高棉〉》。

這兩篇文章在同一個月發表，是巧合，還是特殊內涵，值得深思！波爾布特在柬埔寨當政的年代（1975春到1978年底，歷時三年另八個月），犯下了罄竹難書的滔天罪行。波爾布特早已臭名昭著，遭世人唾罵，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在我國的雜誌上歷數他的罪行，沒有任何實際意義。但為什麼還要聯繫中國實際來做文章，這就是兩位作者的良苦用心之所在。

兩文都比較長，這裡只摘編其中有關值得反思的內容。為了醒目一些，小標題是筆者寫的，但其主要內容則引自兩文。

《波爾布特罪行館》與“文革博物館”

在今天柬埔寨首都金邊建立了一座《波爾布特罪行館》，後一篇文章的作者在陳述參觀“罪行館”之後，提出如下的沉重反思：

“曾經遭受‘文革’浩劫的中國已經以改革開放的態勢高歌猛進，但至今沒有建立可以公開開放的‘文革博物館’。首倡其議的巴金老人已經作古，他那顆燃燒着痛苦的心，未能安息下來吧。而這，並不僅僅是巴金老人的夢與痛！”

不言而喻，作者的觀點是極其顯明的。寫本文的意圖在於促進中國人民期盼已久的“文革博物館”能儘快建立起來！可是到目前為止，還停留在“忌談文革”的狀態，似乎讓我們子孫後代永遠忘記這一在神州大地曾經付出了極其慘痛的、血淋淋的局面，無疑這是十分可悲的！

為什麼在柬埔寨能夠建立“波爾布特罪行館”，而在中國就不敢建立“文革博物館”？何況又不是什麼“毛澤東罪行館”，究竟怕什麼？作為一個有良知的老共產黨員（解放前在地下入黨的黨員）怎麼也無法理解！

毛澤東盛讚波爾布特

在前一篇文章中，作者提供兩個有關重要情節。一是：

“在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時刻，他（指波氏）又來到中國，這一次毛澤東接見了他，親授‘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並向他推薦姚文元寫於1974年的兩篇受他激賞的文章——《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和《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

另一是：

“1975年6月～8月，在中國已經病重的周恩來在醫院三次會見波爾布特，苦口婆心地勸告他們不能這樣做，共產主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就的，而毛澤東卻盛讚：‘你們做到了我們想做而沒有做到的事情。’

波爾布特因此而驕傲地宣稱：

“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從柬埔寨學到很多經驗。”

“你們做到了我們想做而沒有做到的事情”毛澤東這一句話倒是一句大實話，波爾布特在柬埔寨所作所為，正是他靈魂深處想追求的目標，可惜沒有能夠做到，對毛澤東來說，是留下了遺憾。從這一角度看，中國人民也算是萬幸的。

應該說：毛澤東與波爾布特屬於同類。這才是事物的本來面貌。

中共與柬共達成的一份充滿血腥的協議

在前一篇文章中，作者透露了至今極為絕密的出賣僑胞的罪行史料，讀後令人痛心、憤慨，這是我黨奇恥大辱！現摘錄原文如下：

“在波爾布特大屠殺的年代中，柬埔寨的華僑和越僑遭受了比柬埔寨人民更大的苦難。……柬埔寨的華人在1975年紅色高棉上台之初大約有60萬，而在1979年暴政結束時只剩下了30萬。朗諾政變之初，中國大使館曾通知華僑幹部去‘解放區’參加柬埔寨革命，組織關係留待中柬兩黨日後協商解決。一千多僑干和男女青年慷慨激昂奔向‘解放區’，加入柬人民抗美鬥爭。實際上，柬共並不歡迎這些華僑幹部，因此北京方面決定並宣布：中國共產黨和柬埔寨共產黨已經取得協議，決定將柬埔寨華運組織的全體成員移交給柬共。也就是說，柬埔寨的華僑、華人今後將由柬共掌控。所以紅色高棉幹部經常對華僑、華人說：‘中共已經把你們全交給我們了！’而紅色高棉掌握政權後立即開始宣傳，‘華僑都是資產階級，有史以來都是吸柬埔寨人血的。’……在1975年4月金邊大疏散的200多萬人中有大約40萬華僑。那時他們根本不可能向祖國的大使館求救。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柬埔寨問題專家愛德華茲說：‘波爾布特夢想建立的是以柬埔寨農民為主導的社會主義，華人在種族和意識上都不符合這一模式而成為整肅的對象。到了1976年，柬共內的華僑幹部被屠殺殆盡。”

從上述摘錄的史料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究竟是誰讓波爾布特膽敢如此肆無忌憚地殘害我們的僑胞？是中共最高決策者毛澤東！

中共與柬共簽訂的出賣華人的協議，如果沒有毛澤東授權是根本不可能的。在國內毛澤東自認為“做不到的事情”，現在由波爾布特在柬埔寨代勞了。

在上述文章中，還提到一個在國際外交史上的可憐又可笑的鬧劇。現摘錄供欣賞如下：

“在越軍入侵過程中還出現了一件在古今中外的外交史上都算得上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中國大使館在大使迅剛的帶領下居然追隨波爾布特殘部退入柬埔寨西部原始森林，在越軍的追擊下連續多日行軍，並在雨中睡覺。後來在森林裡搭起三間草屋作為臨時‘大使館’，靠吃象肉和野生動物為生，堅守外交崗位47天，7個人差點餓死和病死（摘自2005年1月15日《揚子報》）”

毛澤東與波爾布特稱得上是一對難兄難弟，但這一外交史上的奇特現象，是發生在1979年的初春，也就是說發生在毛澤東去世後的二年半的時間裡，雖然已經步入改革開放的年代，怎麼還會出現這一不可思議的蠢事、怪事！這是不是說明毛澤東的幽靈不散！

（六） 在倒劉後，毛澤東要找的不是“接班人”！

辛子陵最近寫了一篇題為《打開文化大革命黑匣子的密碼——毛澤東傳位心路追蹤》這又一篇震撼人們心靈的大作。他是研究毛澤東的又一位具有國際影響的著名人士。他寫的《千秋功罪毛澤東》一書，暢銷全球。

“心路追蹤”一詞似乎帶有某種主觀判斷的成分，但由於作者掌握了極其豐富的有關毛澤東本人政治歷程的信息，再加上嚴謹的邏輯推理。因此，他的這種判斷是可信的。

這篇文章要講的核心問題，即是本節標題：“在倒劉後，毛澤東要找的不是‘接班人’”，而是“輔佐大臣”。那麼，究竟誰是毛澤東心目中的接班人呢？作者以大量內部史料回答了這個問題。至於為什麼要“倒劉”和為什麼要物色“輔佐大臣”來輔佐毛澤東的接班人呢？這是作者又一個必須交代清楚的問題。只要我們認真研讀本文，都可得到清晰的答案。

筆者受本文的啟迪，開闊了視野，發現毛澤東晚年給民族帶來大災難的悲劇是兩個“政治鏈”——第一個“政治鏈”是祝世華《反思錄》（上）談到的：從1956年處於“逆境”（指同年4月在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的“冒進”建議被否決，9月“八大”通過反對個人崇拜的《決議》和在《黨章》中撤銷“毛澤東思想”命題，這些都意味着毛被趕下“凌駕寶座”。）到1957年為了打“翻身仗”，以發動“反右”為“突破口”，緊接着乘勝追擊，以反“反冒進”為名，狠整周恩來，從而使毛澤東重新登上了“凌駕寶座”。但他並不就此罷休，以所謂“‘冒進’是馬克思主義”的狂言，發動了一場禍國殃民的“大躍進”。一年後“大躍進”惡果顯露，開始糾“左”，1959年彭德環出於公心在廬山會議上書毛澤東，被毛誣為“反黨綱領”，打成“反黨集團”，進而掀起一場全國範圍的“反右傾”運動，從而導致三年餓死3700萬人的大災難。這是第一個“政治鏈”。第二個“政治鏈”就是本文所闡明的：從為推卸餓死人的罪責，而最後導致“十年浩劫”。毛澤東以所謂“兩個司令部”、“兩條路線”的名義，自封為“馬克思主義路線的代表”和所謂“人民的大救星”，而把劉少奇打成“反馬克思主義路線的代表”和所謂“人民的罪人”。這樣就把餓死3700萬人的罪責，輕輕鬆鬆地堆在劉少奇的頭上。這兩個“政治鏈”，最後結成一個完整的“政治鏈”，這就是從1957年的“反右”一直到1976年9月離世，這整整20年搞了一連串政治運動、炮製了一連串“冤案”（無一例外、全是冤案）；使國民經濟兩次瀕臨崩潰邊緣；餓死3700萬人，僅僅“十年浩劫”的“非正常死亡”就達2000萬，受迫害人數達1億人（葉帥在一次講話中提供的信息）。至於民族精神的扭曲和人民素質的滑坡更難以估量。這就是作為執政黨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向全黨、全國人民交出的一本“政治賬”！

劉少奇在當年曾對毛澤東說：“人相食，你我要上書的！”劉少奇是把自己與毛一起擺進去的，共同承擔責任；可是這句話對毛澤東刺激太大。對毛澤東說來，“要上書的是你劉少奇，我毛澤東決不能以‘人相食”上書，而必須以‘人民的大救星’上書。”通過“文革”，毛澤東終於實現了他的如意算盤。但是，鐵的事實終究會戰勝無恥的謊言。在毛澤東離世後30年，或者說在餓死人大慘案發生後的50年，作者所寫的本文和他的另一本巨著《千秋功罪毛澤東》一書中的《共產主義地獄》上、下兩章以及楊繼繩的《墓碑》，終於徹底揭開了當年慘案的真相。

為此，現將該文摘要於後，以拓寬我們的視野，更深刻地了解毛澤東的內心世界。

＊ ＊ ＊ ＊

1966年文化大革命如狂飆突起，把全國人民吹得暈頭轉向，也把全世界的觀察家們驚得目瞪口呆，不知毛澤東要幹什麼。許多善良的知識分子都是從正面意義上理解毛澤東的。認為他的本意是要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要發動群眾改造黨，監督黨，使黨革命化和民主化。這歷史的一幕過去了四十多年之後，留下的浩瀚的決議、文告、公報、聲明、社論、傳單、大批判文章以及各種不同角色的當事人的回憶錄，仍使人眼花繚亂，撲朔迷離。“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毛澤東就是要把他的真實意圖深深地掩藏起來，這個目的他在相當程度上達到了。例如至今有人說毛澤東充滿了高尚的動機，是林彪、江青兩個反黨集團把事情搞亂了。其實，返璞歸真，事情原很簡單，毛澤東要掩蓋3年大躍進（主要是餓死3750萬人）的錯誤，又犯了10年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弄巧成拙，越描越黑。

“人相食，你我要上書的！”劉少奇這話對毛澤東的刺激太深了。要使自己死後不被清算，靠劉少奇是不行了。至於林彪，只是打倒劉少奇的一根棍子，……。他玩接班人這張牌最終是要傳位於江青、毛遠新，只有自己的夫人、子侄才靠得住。這已為姚文元、張玉鳳等披露出來的可信史料所證明。他披着最現代、最革命的理論外衣，做着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六百多年前幹的事情：為了讓江青順利接班，通過“文化大革命”，他把勛臣宿將幾乎全收拾了。十年浩劫，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像接力賽一樣換了一茬又一茬，繞這麼大的彎子，就是為了一棒一棒地把“大王”傳到江青手裡，在毛晏駕的時候不失時機的接班。打接班人的牌，選輔政大臣，以革命的名義，完成家天下的布局，這是打開文化大革命這個黑匣子的密碼。

把禍國殃民的責任推給劉少奇

1961年9月，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訪問中國。……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熊向暉安排毛主席與蒙哥馬利會見事宜。當熊向暉談到：“蒙哥馬利……似乎想探詢毛主席的繼承人是誰？”時，毛澤東說了一段重要的話：

“這位元帥不了解，……這個問題，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到1956年開八大，那是大張旗鼓的……。八大通過新黨章，裡頭有一條，必要時中央委員會設名譽主席一人。為什麼要有這一條呀？必要時誰當名譽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當名譽主席，誰當主席呀？劉少奇。……他實際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線工作。前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改名換姓了，不再姓毛名澤東，換成姓劉名少奇，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出來的。……誰是我的繼承人？……，一捅就破。”

第二天黃昏時分，毛澤東在東湖梅嶺一號會見了他。二位老人縱談天下大事，歷史人物。

“我認識世界各國領導人，我注意到他們很不願意說明他們的繼承人是誰，比如麥克米倫、戴高樂等。主席先生現在是否已經明確，您的繼承人是誰？”蒙哥馬利真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了。

“很清楚，是劉少奇，他是我們黨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後，就是他。”毛澤東明確地回答。

蒙哥馬利回到英國就寫了一本書，列出專題披露毛澤東談自己的接班人是劉少奇的新聞，轟動世界。

在國內的轟動比在世界的轟動還要大，外交部將毛主席關於接班人的重要談話專印了一期簡報，發到全國地師以上機關，逐漸地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知道了。

事後觀察，毛澤東作為一個深不可測的大權謀家，發表這個談話，而且公之於眾，有多方面的意思，但就是沒有叫劉少奇當接班人的真實意思。

第一，他知道大躍進、公社化的後果非常嚴重，河南的、安徽的、山東的、四川的、甘肅的以及其它各省成千上萬、上十萬、上百萬餓死人的電報和報告，他都看了。總要有一個人對這一段歷史負責，對歷史、對人民作出交代。他在談話中強調劉少奇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線工作”，言下之意，自己早就退居二線了，劉少奇要對1958年以來的一切錯誤負責。文化大革命中這個替罪羊的角色，早就給劉少奇安排好了。

第二，他要鼓勵劉少奇全力去整頓瀕於崩潰的國民經濟，恢復工農業生產。反正將來天下是你的，下一步我就要當名譽主席，“兩個主席都姓劉。”整頓不好，亂下去，是你的事情。當劉少奇與周恩來、鄧小平夙興夜寐把國民經濟整頓好，全國人民有了飯吃的時候，毛澤東就改變了說法。1965年8月3日，毛會見法國總統戴高樂將軍的特使、國務部長馬爾羅時說：“像戴高樂和我這樣的人，是沒有接班人的。”

第三，他要打劉少奇的牌，控制林彪；又要打林彪的牌，控制劉少奇，讓他們兩個爭着忠於偉大領袖，爭着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讓他們互相指責對方對領袖不忠，而只有自己才最忠於領袖。在這樣的操縱運作中，毛澤東的領袖地位比任何時候都牢固，都安全。

從後來的歷史來看，毛澤東發表這個談話起碼有這樣三層意思。不僅國際觀察家信以為真，被他哄騙了，連黨內高級幹部，也信以為真，被他哄騙了。

……

毛澤東號召各級領導幹部下去搞“四清”，遲遲推不動。為了落實主席指示，劉少奇叫組織部長安子文具體安排，並說：“不下去的不能當中央委員，不能當省委書記和地委書記。”全黨聞風而動，省部級幹部下去了一百八十多人。地委一級的幹部下去了一千多人。這給毛澤東深深地觸動：大權旁落了。

毛澤東認為黨政系統的幹部絕大多數是跟劉少奇走的，他寄希望於軍隊，希望軍隊幹部參加“四請”運動，干預地方工作。當然不是像彭德懷那樣干預，是林彪式的干預。為此，他於1963年10月給林彪寫了一封信，要求軍隊幹部如羅瑞卿、楊成武等帶頭參加“四清”運動，並對林彪的身體表示關懷，隨信用他那龍飛鳳舞的毛體字抄了一首曹操的名篇《龜雖壽》，當時可能是僅憑記憶默寫的，他寫錯一字，寫成了《神龜壽》：……（略）

1964年3月3日，毛澤東與林彪密談，據有限制地解密的《林彪日記》記載，林彪嚇了一身冷汗。林彪寫道：

“是福還是禍？毛囑：要我關注政局在變化，要我多參與領導工作，又問：上層也在學蘇聯，搞修正主義，怎麼樣？中國會不會出赫魯曉夫搞清算，搞了怎麼辦？

毛認為被人架空，這個人是誰？我吃了一驚，冒了一身冷汗。一場大的政治鬥爭要來臨。”

文革初期，劉少奇被拉下馬。1966年9月23日，按照毛澤東《我的一張大字報》定的調子，劉少奇否定了自己領導整頓國民經濟，制止餓死人的情況蔓延，使國家免於崩潰所做的全部工作。

1966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有一篇講話，別有深意。他說：

“十七年來，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識方面的事情。想要使國家安全，鑑於斯大林一死，馬林科夫擋不住，發生了問題，出了修正主義，就搞了一線、二線。現在看起來，不那麼好。我處在第二線，別的同志處在第一線，結果很分散。一進城就不那麼集中了。搞了一線、二線，出了相當多的獨立王國。所以，十一中全會對一線、二線問題，就做了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