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应该是某文的一部分）
第7单元 乐坛名师
1、杨嘉仁及程卓如：音乐指挥家夫妻双自尽
杨嘉仁（1912-1966年）音乐指挥家，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出生于南京。1935年毕业 于金陵大学教育系。1937年赴美留学，1939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音乐院研究部音乐教育、音乐理论硕士学位。1940年 回国后在上海之江文理学院、金陵神学院、圣约翰大学、沪江书院音乐系及私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任教。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上海市教育局音乐中心站主任。1947年起在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任音乐理论及指挥法教授，并兼任沪江大学音乐系教授。1948年任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作曲组主任。
1949年后，历任中央音乐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合唱队指挥。1956年上海音 乐学院创设指挥系时，他负责建系工作，并任该系主任。
杨嘉仁有较高的音乐秉赋和坚实的钢琴与音乐理论基础。他的指挥能抓住整个乐曲的情绪，对乐曲风格的处理细致入微，独具特色。1953年在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他指挥的无伴奏合唱曲《半个月亮爬上来》获得合唱银质奖章，后又应波、德、苏等国邀请访问演 出，均获好评。1957年9月被邀请为第六 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国际艺术竞赛评委会评委。他听觉敏锐，排练风格细致而又生动有趣，对作品有独特的理解和丰富的指挥经验，常被中央乐团、上海交响乐团等邀 请担任指挥。1956年任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指挥家樊承武、卞祖善、陈燮阳、夏飞云，钢琴家 顾圣婴等均曾受教于他。
杨嘉仁教授和其夫人程卓如合编的《曲式学大纲》，于1952年由上海音乐公司出版。
“文革”狂飙骤起，上海市各界人心浮动，人人自危。天天有可怕的坏消息：先是作家、翻译家、音乐家，一代文艺通才傅雷先生及 其夫人双双自裁；接着是作家叶以群跳楼自杀。后来又传来诗人闻捷的死讯。他的夫人杜芳梅先走一步――跳楼。在上海当权的张春桥屡屡发狠话，并组织力量整闻 捷，他感到无路可走。在那个心如刀绞、惊心动魄的夜晚，他先把通往孩子房间的门窗缝隙用纸糊牢，然后打开煤气……死时才48岁。
那时的自杀，有个特点。即有为数不少的夫妻结伴走上黄泉路。例如：来自延安，拍摄过“开国大典”的著名摄影记者陈正青和他的 妻子何慧是走得最早的一对。著名文学史家、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绶松好不容易熬到1969年春天，与妻子一起自缢身亡。可见他们内心的痛苦之甚，必须夫妻相携才得以解脱。
在上海音乐学院里，在张春桥下令“火烧”这座“资产阶级顽固堡垒”后，这所学校竟有17名教师先后死于非命。其中最为著名的教授就有5位：杨嘉仁，这位上海 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在被批斗得无路可逃时，于1966年9月6日与妻子程卓如副教授同时打开煤气自杀。此外还有：上海音乐学院 管弦乐教授、系主任陈又新、著名的音乐史学家、音乐理论家和音乐教育家沈知白教授、钢琴演奏家顾圣婴、著名的音乐指挥家黎国莶先生等。
2、李翠贞：以高雅的方式结束生命的音乐大师
李翠贞(1910―1966年)上 海郊区南汇县人。1929年进入上海国立音专学习。她的钢琴入学考试是按老师随机要求演奏贝多芬32首钢琴奏鸣曲的某个乐章。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她只用一年时间就完成了学业提前毕业。1934年李翠贞远赴海外，进入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学习，又以突出的成绩提前结束学业，并于1936年9月被吸收为英国皇家音乐协会会员。1942年后，曾先后在重庆国立音乐学院、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钢琴系任教。
最近，上海的艺术人文频道连续播放上海音乐学院老院长贺绿汀的纪录片，其中说到李翠贞是贺绿汀院长力邀而来的杰出钢琴人才。 据前院长办公室主任的现身说法：当年整理档案时，还发现三封贺绿汀写给李翠贞的信，在信中情真意切地邀请她回国执教。他还说李翠贞的琴艺如何如何了得，能 背谱演奏所有贝多芬钢琴奏鸣曲云云。
李翠贞终于被说服了，毅然回到国内，并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后因和丈夫两地分居（丈夫在香港）多有不便。丈夫劝其留 在香港，她又放不下学院的教学工作，为此而苦恼。1959年曾经写信给她所信任的好友傅雷，征询他的意见。傅雷力劝李翠贞留在上海为国效力，李翠贞听从了傅的建议，继续在上海音乐学 院工作。‘文革’期间，这封信在红卫兵抄家时被发现，并作为“反革命罪证”用来批判傅雷，傅雷和夫人朱梅馥在1966年9月2日晚 上自杀身亡。
【编者按：傅雷劝李翠贞留在上海为国效力，这本来是爱国行为，怎么能够成为‘反革命罪证’呢？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看来，这 些娃娃们连一封很普通的信都读不懂，最多也就是小学三年级的水平吧？小小年纪，能判断是非吗？毛泽东恰恰是利用这些不懂事的娃娃们的无知，来实现自己的目 的】
仅仅相隔一周，李翠贞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但方式很特别。据李翠贞的邻居事后回忆：1966年9月9日， 他父亲忽然闻到空气中弥漫着愈来愈浓的煤气味，顿生疑窦。于是，从一楼开始挨家挨户地敲门询问煤气是否关好。唯独李翠贞家敲门不开。他父亲更觉得事态严 重，立刻报告居委会。居委会又与房管所联系。他们派了两个师傅来撬门。李翠贞所住的那个单元的后门与厨房相通。他们撬开门以后，看到李翠贞面朝门坐在沙发 上，身穿旗袍，脚穿高跟鞋。看起来她做了最后一次化妆，目瞪门外，把那两个师傅当场吓晕。李翠贞自杀前把门窗都用报纸密封，所以她自杀时没有被立即发现。
为什么要如此对待自己仅有一次的生命呢？一般人很难理解。“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是中国千千万万普通人所遵奉的信条。但是，李 翠贞曾经留学和生活在英国，接受那个国度绅士风度和做派的熏陶和影响。在绅士们看来：没有尊严的活，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苟活。到了那种境地，就是‘生不如死 ’了。
在国外有一部纪录片，谨慎小心、很有分寸地显示：李翠贞在‘文革’中遭受了极大的污辱，红卫兵强迫她趴在地上爬过桌椅，还用 墨水涂黑她的脸。对于视人格与尊严高于生命的李翠贞来说，这种污辱比死亡更不能忍受。这位高贵的女士不堪屈辱，毅然选择了高雅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于 是她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并且精心的化了妆，然后才拧开煤气……
她的生命定格在那个化了妆的、身穿旗袍、脚穿高跟鞋、面门而坐、死不瞑目的美丽形象中。壮哉，斯人！她活着时，无限风光；她 的死同样庄严、凛然、神圣，不可侵犯，不许污辱。
仅仅在上海音乐学院，系主任一级的教授中就有5位自杀的。在钢琴系主任李翠贞教授之后，指挥系主任杨嘉仁教授（妻子程卓如副教授同行）；管弦系系主任陈又新；民族音乐理论 系系主任沈知白教授。他们都是我国音乐界的精英，其中有几位还是贺绿汀老先生千方百计从国外请回来的。
当张春桥下令“火烧”这座“资产阶级顽固堡垒”时，这所学校有17名教师先后死于非命。
【补白】
2010年秋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印度尼西亚说：
“没有自由的繁荣是另一种贫困”。
法国17世纪最具天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帕斯卡尔也说过：
“缺乏正义的武力就是暴政。”
3、顾圣婴：最年轻的钢琴演奏家一家三口同时自尽
顾圣婴（1937－1967年）中国著名钢琴演奏家，原籍无锡，生于上海。她从小具有 音乐天赋，3岁学琴，5岁进中西女中附小钢 琴科学习，9岁时受到中西小学琴科主任印贞蔼的亲自辅导，琴艺大进。学琴之外，喜好书法、绘画，并 广泛阅读中外文学名著，籍此扩展自己的感情世界，以促进钢琴演奏艺术的提高。她文学方面的素养则较多受惠于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
1949年就读中西女中（后为上海市第三女中）初二，并从上海音乐学院杨嘉仁教授学钢琴。1953年5月又得著名钢琴家李嘉禄教授指导，掌握欧洲各种流派和风格作品的 演奏技能，并从马荣顺、沈知白教授学音乐理论和音乐史。
在那个政治冲击一切、艺术沙漠化的荒谬年代，顾圣婴自幼所受的音乐教育和钢琴训练，其系统性和纯洁性都是绝无仅有的，同辈中 自学成才为主的其它钢琴家更无法与其相比。
1953年，16岁的顾圣婴开始登上音乐舞台，美丽娴静的她和上海交响乐团首 次合作，演出取得了极大成功。在顾圣婴面前展开的是灿烂而又前途无量的道路。第二年，17岁的顾圣 婴即担任上海交响乐团的钢琴独奏演员。同年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首次演出莫扎特D小调钢琴协奏曲， 荣获盛誉。1955年2月26日在沪举行首次独奏音乐会又大获成功。1956年入天津中央音乐学院进修，后又去莫斯科学习。
其父顾高地先生是爱国将领，曾任19路军军长蔡廷锴的秘书。因受“潘汉年冤案”的株连，被判处无期徒刑。当顾高地突然被抓走的时候，顾圣婴只说了一句话：“我爱 祖国……更爱爸爸！”。一个不到20岁的女孩子，能够在危急关头说出这样的话来，说明她具有最起码的良知和勇气。实在令人敬佩！
家庭的不幸和变故并没有影响她事业上的成功。1957年，这个20岁的小姑娘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会上荣获钢 琴金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在国际比赛中夺得的第一枚金质奖章。40多位评委认为这位中国 小姑娘的演奏“是一个奇迹”、“那种快速的触键技巧令人赞赏……”
1958年，这位中国小姑娘又在日内瓦引起了轰动，她在第14届国际音乐比赛 中荣获女子钢琴最高奖。
获奖后，顾圣婴应波兰政府的邀请在波兰举行巡回演出，在美丽的国度波兰，顾圣婴得到了她一生中最为珍贵的一件礼物：肖邦的石 膏手模。――她曾以弹肖邦的名曲而震动世界琴坛，被她视为生命的、由波兰政府赠送的“肖邦手模”，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摔得粉碎。什么叫‘野蛮’？什么 叫‘疯狂’？这就是！
顾圣婴的演奏风格有着强烈的个性，既有激越的浪漫诗情，又有端庄含蓄的魅力。用刘诗昆的话说：顾圣婴的钢琴风格是“轻功”， 秀丽澄明的音色，轻巧快速的触健技巧，明快利落，宛如珠走玉盘。
她的人品，更是有口皆碑。无论老师或同学，同事或朋友，提起她的为人都是众口一词的称赞：优雅的家教，谦逊的品格，聪颖的天 资，出众的才华，朴实的衣着，拼命三郎似的忘我的工作精神……她身上有太多的闪光点。但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里，这一切却成了被侮辱、被损害、被抛弃、被碾碎的‘理由’。
1967年的冬天非常寒冷。昔日学院的老师们一个个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分子”，高个子的钢琴家刘诗昆在武斗中被打得头破血流……
‘阶级斗争’的火焰终于无情地向她袭来。造反派们在一次批斗会中将她拽了上去，声色俱厉地要她第二天交代自己的罪行，明确告 诉她：明天的批斗会主角就是她，就是她这个白专典型、里通外国的叛徒、修正主义的苗子、历史反革命的子女……那一顶顶骇人听闻的大帽子向她飞来。
一个只知道音乐，不知阶级斗争的弱女子，如何能够应对这一切？
1967年1月的最后一天。天黑了，顾圣婴踽踽回家，昏暗的路灯映着她那孤独 的身影，路边贴满了大字报，那些“火烧”、“炮打”的字迹触目惊心地映入她眼帘，风吹着大字报破损的边沿，发出轻微的声音……她踽踽而行，那样纤弱又那样迟缓……顾圣婴此时的内心感受，也许是愤懑；也许是悲怆；也许是麻木…….
她终于回到了家，母亲已经不安地等待许久了……。
后来的一切，我们都只能猜测了，因为死亡将所有的秘密都带走了。没有人知道当天晚上，母亲和女儿、儿子具体交谈了什么？以至 于他们做出了如此决绝的决定……
1967年，顾圣婴快到30岁，还没有品尝过爱情的甜蜜。她是那样端庄秀丽， 像荷花一般散发着宁静优雅的芬芳。她的弟弟顾握奇，正是风度翩翩的美少年，刚刚踏入大学的大门……也许，他们想躲避，躲避这个令他们迷惑，令他们不解也令他们恐惧的社会，于是他们选择了死亡这一极端的方式。也许，他们是出 于向邪恶势力的抗争，用最昂贵的代价――生命的付出来表达出内心的愤懑和抗争……
1967年2月1日凌晨3点，一辆救护车朝着愚园路749弄中心医院呼啸而来。从担架上抬下来 两女一男，已经没有了气息。医生匆匆写好死亡鉴定，旋即被推进太平间。这三个人是：妈妈秦慎仪、弟弟顾握奇和顾圣婴本人。尸体火化后，没有亲属保留骨灰。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又有谁敢来收尸呢？关于一家三口临死之前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只能成为永远的谜。那一年，才华横溢的顾圣婴还不足30岁。
那个时代，各级部门的负责人对自杀现象毫无人道关怀，一个人自杀以后，他们所在的单位非但不会放弃对他们的批判，反而会给他 们加上“畏罪自杀”的罪名，罪加一等。巴金回忆说：“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词 攻击死者。”
其父亲顾高地先生于1975年被释放出狱，并恢复名誉，担任上海文史馆馆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然而，这一切对于顾老先生已经毫无意义了，他没有了 家，没有了老伴、爱女、爱子。凄风苦雨伴随着这位老人走完了一生，1990年在上海去世。
《中国钢琴诗人顾圣婴》一书于2000年出版，中国唱片公司上海公司发行了《珍藏顾圣婴》的唱片专辑。算是这位才女留给这个世界一点点贡献吧！任何人都只是、只能 是历史舞台上匆匆来去的过客，什么也带不走，但应该留下些什么？有的人留下了罪恶、仇恨、诟骂；而有的人却留下业绩、贡献，让后人长久地缅怀、纪念、崇敬…….顾圣婴显然属于后者。
4、陆洪恩：优秀的音乐指挥家被公开枪杀
陆洪恩（1919--1968年）出生在上海徐家汇的一个天主教家庭中，所以有“洪恩”之名。1943年毕业于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1950年入上海交响乐团任定音鼓 手，1954年起任乐团指挥。
1965年1月，陆洪恩和上海交响乐团的人一起到上海附近的奉贤县农村参加所 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此运动又被称作“四清运动”。在奉贤乡下，陆洪恩突然行为失常。他的同事把他绑到县医院打了一针，使他镇静下来，把他送回上海。 上海交响乐团派了一辆中型汽车，该团中共支部书记陈彦龙、陆洪恩妻子的弟弟胡国安等五人一起陪陆洪恩到了上海精神病医院。上海精神病医院最好的医生和陆洪 恩谈话并观察之后，诊断陆洪恩患“精神分裂症”。陆洪恩在上海精神病院住院两个多月，病情大为缓解，于是出院，回团上班，但不再担任指挥而已。
1966年春天，陆洪恩再度发病。晚上不睡觉，总是怀疑有人迫害他。他给在北京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写上万字的长信诉苦，写后又撕掉。 他的妻子胡国美告诉弟弟胡国安，要他帮助把陆洪恩再次送进精神病院。胡国安是上海外语学院的俄语教师。他立即给上海交响乐团打了电话，得到的回答是：对陆 洪恩，不能送医院，不用你们管。
原来陆洪恩曾公开表示：反对批海瑞，反对批三家村，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主义没有错。说得激动时，他甚至高呼“修正主义万岁” 等等口号。这样一来，他不仅没有被送医院治病，而是在5月28日，被送进了监狱。罪名就是“现行反革命”。
曾经和陆洪恩关在同一监房的刘文忠先生（即被中共政权枪杀的刘文辉之弟）在《风雨人生路》一书中回忆：由于陆洪恩“被揪斗频 繁，每次耿直抗争，次次遭遇毒手，前次老伤未好，后面又添新伤。每次回来总是拖着沉重脚步，被打得遍体鳞伤，血痕斑斑。冷酷无情的造反派看守还要把他旧伤 未好、新伤淌血的双手扭到背后反铐起来。背铐是很重的惩罚，血液循环受阻，长期血管又肿又胀，疼痛刺骨钻心。看守还在牢房中狠狠地训斥：‘1598每次批斗，每次不老实，还继续放毒，非得反铐不可！’（在监狱里，每个犯人都有一个代号，而不叫名字。1598，就是陆洪恩的代号）
批斗，毒打，反铐，几个月下来，这位文弱书生背已弯驼，头发全白、脱落。”“这位音乐家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垮下去，浑身没有一 处不是伤，枯黄瘦窄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无数次的长时期弯腰九十度使他背驼得更厉害，两耳被打得流脓，眼睛混浊，呆木般的比一个九十岁老翁还衰老。”书中 还说，和陆洪恩在同一监房的人多次劝他隐忍一时之辱，不要公开抨击文革，以后还能有机会出去。陆洪恩总是苦笑着摇头。后来，他发高烧，讲胡话，精神意识失 控了。并且不断地自言自语“毛……毛……毛……”，见到有“毛”的东西就咬，毛巾，毛衣，毛裤……。
终于有一天，监狱当局把他们监房里14个囚犯叫到“训导室”坐在地上，“接受教育”。他们厉声训斥陆洪恩“公然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文革旗手江青同志，罪 大恶极，死有余辜。”最后，审讯员凶狠地问：“1598号，你究竟要死？还是想活？今天你表一个 态！”
训导室内静默了大约一两分钟之后，这位铁骨铮铮的音乐家像一个临死之人回光返照，骤然精神抖擞，大义凛然，无所畏惧地开始 “表态”。他毫无顾忌、滔滔不绝地直抒胸臆，一口气演说了二十多分钟，发表了一篇视死如归、气壮山河的战斗檄文。他最后表态说：
“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偷生” （见《风雨人生路》第136页）
陆洪恩口若悬河，激昂慷慨，句句惊心，不仅震撼了在座的所有罪犯，连主持审问他的三个人也听得目瞪口呆。他们在仔细地倾听， 其中一个沙沙不停地记录，谁也没有打断他的话头。可以断言：这几位身为审讯者，实际上心中也非常佩服和赞同陆洪恩的演说，只是由于身份所限，不能公开表示 支持罢了。刘文忠先生看了墙上的挂钟，陆洪恩足足演讲了25分钟。
狱方记录了他的全部谈话，并叫三四个囚犯签字作证。这个演讲一个星期之后，陆洪恩被带出了他们的监房。四天以后，难友们看到 了《解放日报》头版陆洪恩等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消息。
枪毙一个精神病患者，这种惨无人道的做法，在‘文革’期间非常多，不足为奇。在这里还有必要提到当时的背景。1968年4月，上海掀起了“炮打张春桥”的浪潮，红卫兵们把“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贴满了上海的大街小巷。张春桥在震怒之余，决心揪出几个所谓“幕后的老家伙”来杀一儆百。张春桥从当时“公检法造反派”报送上来的黑名单里，看到了陆洪恩的名字，眼睛一亮。但有人说陆洪恩关在监狱里已经近两年了，恐怕与“炮打张春桥”的事件无关吧？张春桥却说怎么会联系不上？社会上的那根黑线又粗又黑，根子就在那些死不悔改的老家伙身上，陆洪 恩这样的罪大恶极的人，还关在监狱里浪费人民的粮食，你们的屁股坐到谁的板凳上去了？杀陆洪恩就是杀一儆百。于是陆洪恩就在上海“炮打张春桥”的浪潮中成为了替罪羊。
在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召开宣判大会，宣布对陆洪恩的死刑判决。上海电视台还转播了宣判大会的现场实况。枪决他的布告贴在上海街头。和他 一起被判处死刑并执行的，共计三十多个。
陆洪恩被枪决后，公检法方面的代表到陆家通知陆洪恩的妻子胡国美，并向其索取‘子弹费’。这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段小插 曲，是古今中外不曾有过先例的创举！
上海“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曾是文化界的名人。他们都应该听过陆洪恩所指挥演奏的音乐，或者至少知道作为著名音 乐指挥陆洪恩的大名。当他们挥笔批准陆洪恩的死刑判决的时候，他们心里充斥着的是“革命”的狂热，还是残忍的快意？
在‘文革’年代，在精神失常的情况下，说了几句和当时主流意识相违背的言论，就被枪杀。这种处罚实在是太荒谬。甚至远远超过 了希特勒法西斯统治下的德国。1979年的春天，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有专家指出：他们查找资料，发现希特勒时代的规定是“侮辱元首者，拘留两星期”。‘文革’时代，许多人只是批评了毛泽东的错误，根本远未达到“侮辱”程度，就被枪毙。可见‘文革’时期刑法残酷到何种程度了。而这一切都是在“捍卫毛泽东思想”和“继续无产阶级革命”冠冕堂皇的目标下进行的，就更显其荒谬了。
【补白】
我们的优越性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的危险性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坏事。
――著名文物收藏家、‘文革’博物馆馆长樊建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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