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名家云集，胡部长也来了，很多都是我们非常尊敬的宪政学者和其他领域的权威学者。这么宝贵的时间，先留给我们三人重点发言，很感谢《中国改革》和《胡耀邦史料信息网》的安排。

我昨天准备这个发言时，一直在思考选个什么样的题目。结果选了“重庆反思的国家样本意义”这么个提法。“国家样本意义”，题目有点大，我想了好久，但是仍然用了，因为觉得比较贴切。觉得今天我想谈的，就是这么一个重大的题目。是我这阶段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重点。

刚才童之伟教授和李庄的演讲，各有侧重。童教授是对重庆打黑，进行了深入细致研究的理论法学界的重要学者；而李庄则有切身感受，是亲历者。他在出狱后，多次回重庆，了解了非常多的内幕案例，尤其是有大量的第一手的数据，现在李庄是解剖重庆现象的一个金矿，最近他的申诉复查的事，引起全国主流媒介的关注，人民网、新华社都上了，非常热。他自己也忙得不亦乐乎。这不是为了他一个人，而是一个重要的信号，体现的是民心所向。

实际上，我也受理处理着一些重庆的重大冤案，有公安机关内部被冤打的，有企业家被冤判的。重庆朝天门码头一个托运公司、重庆市渝西半岛实业公司的王能案，50亿的资产被黑打，经营行为都发生在浙江绍兴，却说他在重庆欺行霸市。文强的案子，我也研究了解过。他的强奸罪根本不能成立，受贿罪有大量水份，根本不够死刑。黎强的案子，西政的刑法专家赵长青教授在辩的，为了压制他真辩，重庆就查他的女婿的律师事务所的税，迫使他退出辩护，不要真辩。这种做法，重庆当局当时是极其卑鄙，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我在李庄出来以后，就曾经发过文章，李庄的案子他自己出来了，很多事情他自己会做的，我可以退在一边。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刑辩律师，有自我保护能力，所以我们就退到第二线，没有多说话。最近这一段时间，特别是“十八大”之后，情况特别好，之前我就听到领导说，“十八大”以后，李庄案复查会启动的，现在也说到做到了。

《中国改革》和胡耀邦史料网今天能召集这么一个会议，反思重庆现象同国家法治的关系，非常有意义，我下面就接着李庄刚才讲的，再说几个更加宏观的话题。扼要地阐述四五个小专题。

一、重庆教训需要深层思考

1、重庆教训是个别现象，还是中国普遍现象？有没有内在的规律可循？ 因为在李庄案以后，我又接了很多全国性打黑的案子，进行辩护。在贵州贵阳、在江西宜昌、在湖北武汉、在江苏常州、在黑龙江伊春、在浙江金华，打黑的模式不断被复制，连公安的《起诉意见书》到检察院的《起诉书》，再到法院的《判决书》，公诉的模式、侦察机关取证的模式和法院判决书的逻辑论证，一模一样。打黑“黑打”，对民营企业的摧残，不只是在重庆，全中国都在发生。这点好多人没有认识到。

2、重庆现象是薄熙来个人因素导致的吗？是他个人野心膨胀，急功近利，就搞出这么些行动吗？重庆事件后，很多人认为重庆问题就是薄熙来一个人搞出来的。再用了一个疯子王立军。做出了那么多极端的事。但经过两年多的观察、思考，我觉得，产生重庆悲剧的社会基础，在中国是非常雄厚的存在着的，如果我们不对重庆现象进行深刻的反思，如果对重庆问题没有非常准确的定位和反思的话，发生重庆悲剧的土壤照样还存在，不在重庆发生，也有可能在别的地方发生。

黑社会势力。他“霸”的全是自己的合法承包海域里。这是地方为了完成打黑落后的“硬任务”，拼凑出来的黑社会。其方法，完全是在复制当时的重庆模式，跟风。生怕这方面落后了，“打黑”不力了。

4、薄熙来退出政治舞台后，就能够消除重庆现象吗？没有薄熙来，我们中国会不会再发生重庆这样的悲剧？这是更高一个层次要思考的。今后的中国，这种隐患有没有消除？

二、重庆模式为什么差点就成了？

去参观访问，没有复制他们的模式。现在想来都后怕。我到武汉开会，这位同志专门来宾馆看我。全国很多公安局到那边去学，如果没有王立军的叛逃，没有薄熙来野心膨胀，迅速暴露出来，急于表现自己，《薄熙来之歌》都出来了，他如果再忍个八个月，可能就入局了，真有可能。重庆模式走向全国，真的是一步之遥。我们中国的法治道路将会怎样？我们越想越后怕。

为什么重庆模式差一点就成了呢？为什么我们这个庞大的组织，整个系统，会如此无力呢？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北京邮电大学，这些大学，为什么全部会失守，为他搞课题、为他背书，为他抽专家写作那么多歌功颂德的“重庆模式”的书？为什么北京这样的最高学府，会这样缺免疫力？拿几百万上千万的钱，这点好处，就能为他摇旗呐喊？为什么凤凰、新浪这样的大网站，会连篇累牍的登他的“唱红打黑”？在上海开了热热闹闹的“日出重庆东方红”的会议，文革余孽和极左势力都出来公开否定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路线，为什么没人阻击他？如果他上去，会是怎样的情况？

1，一个是“唱红”的思想基础，同我们一直在进行的意识形态灌输方法是吻合的。红海洋癔症，并没有消除。因为对文革我们并没有真正清算和反思。主流意识上，薄的做法有强大的传统依据。我们共产党建立国家，学苏联的意识形态灌输、思想操纵，斯大林主义根深蒂固。文革发展到极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思考那么多年，我们的宪政思想有了一定复苏，到了九十年代，很多地方回潮了，思想解放的成果被否定了。我们那种对文革的思考的教训，得到的精神遗产，全部夭折了。当然现在“十八大”也讲，我们的旗帜不能倒，我们不会走邪路，老路也不会走。那么我们政治生活中的个人迷信，专制主义，以人划线，自相残害，残酷斗争，要不要摈弃？实际上80年代，我们已经非常深的思考到这些问题了，可是后来全部回去了。唱红的基础，并不是重庆才有的。要回到计划经济、回到纯公有制、回到思想控制和个人祟拜，这种思想基础是非常浓厚的。

2，第二个是打黑的法律基础。我们的泛犯罪化立法，导致运用刑法工具整人非常容易。这一点不是专业的刑事辩护律师，是感受不到的。我们 1979 年《刑法》、《刑诉法》“两法实施”以后，经过了 30 年《刑法》的发展。随着商品经济、自由市场经济的发育，我们搞了八次《刑法修正案》，现在的《刑法》罪名已经发展到450多个，市场经济秩序方面的犯罪罪名，有110多个。现在要折腾一个中国企业家，非常容易。企业家人人都是待罪之身。随便找找，一个企业、一个企业主找出十几个罪名，易如反掌，随便都能找到。只要这个公安局长心术不正想搞你，没有一个企业家能逃得过这个法网。就是说我们打黑的法律工具基础，已经建成了。

私有财产的。这种刑法思想是有宪法性依据的。重庆能够这样大规模地把无辜的企业家打成黑社会基础，剥夺他们，判决他们重罪，甚至剥夺生命，同我们的的这种宪法思想、刑法思想是渊源相承的。我们的法律基础有天然的消灭民营企业的基因。

现在全国人大那么多专家常委、法学家常委进去，有没有人在思考立法万能论的危害啊？不是我现在吓唬人，任何一个企业家，经营五到十年，如果我是公安局长，每个人整五个罪名，一点问题都没有，完全可以搞到死刑。像文强怎么被杀掉的？说他是黑社会保护伞，判决书中认真去看，他保护了谁？他的受贿，都是在公安内部部下这里受贿，没有一个黑社会老大给他送钱，只有龚刚模给他送了3万块钱。受贿数额，比他早的一个中海油的受贿一亿八，死缓，他几百万，能够死刑吗？强奸罪，那个女大学生，房子都买了，同居了，按司法解释，即使第一次是不愿意的，后来长期同居，也不能按强奸定性。不能构成强奸罪。因此，对他的死刑判决，根本不是依法办案。情节中的弄虚作假，也是一清二楚的，而文强居然被杀掉了。而且，王立军公安局这样搞，检察院守不住起诉关，法院把不住审判关，最高法院把不住死刑关，就这样把他杀掉了。所以，打黑的法律基础的隐患，只有我们深层了解的法律人，才能思考到。

3，第三个是中国的维稳方针。这十来年，中国的维稳采取高压维稳，就是王立军的典型做法，“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警察内部搞党同伐异，大清洗，高度发挥警察强权的作用。搞专案组，钳制检察、法院、滥用劳动教养职权，不要法律原则。“摆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稳定、没事就是本事”，这就是一些地方极为流行的庸俗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维稳三大方针”。“露头就打”、“消灭在萌芽状态”、“花钱买平安”，是典型的维稳套路。我只要“搞定”就好了，有事就采取高压手段，用大量的警察放到街上，办案用刑讯逼供，有不老老实实的，鼓动犯人打犯人，甚至直接搞死。所以这样的维稳方针，在重庆给了他一个可乘之机。王立军才敢这么干。刑讯逼供，私设铁山坪看守所，审讯室和羁押室不分，就是吃喝拉撒睡都在这里，没有入监记录没有别人监督，所以可以连续吊打搞他八天八夜。龚刚模是大便小便都在裤子里，放下来到洗手间洗一下，没有衣服穿，就光着身子再拷回去。所以维稳这种思路，导致无法无天。你这里没有大事情，能把事情包住不暴露，你就是好局长。只要摆平，里面出点儿问题，都是次要的。所以，中国的火药筒在发酵，在烧高压锅。

农民的土地，把城市土地流转问题，扩展到农村去吗？把大量的大型私营企业消灭以后，将二三十亿、五六十亿的财产，两三亿就卖给国有企业，进行国进民退吗？国企再捐1.5亿给王立军，创立警察基金，给警察发好处，这样的消灭私有经济，用法律手段进行掠夺，实施“国进民退”，再用打黑没收资产，不经法定程序，用来进行面子工程和扶持民生收买民心，完全否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还有就是社会舆论的绑架。薄熙来很懂得舆论炒作，他知道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所以网络媒体的连篇累牍宣传、大量给御用写作班子砸钱写书、在全国唯一强令电视台不做广告，用政府财政拨款，传播红色文化，为自己的思想路线宣传，他是不惜工本的。所以当时重庆极左势力对舆论的利用、占领，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如果他的政治生命不是这样由于目空一切大暴露，一朝结束，他的这一系列做法，不但能够迷惑越来越多的人，而且很有可能长期占领中国的意识形态舞台，为实现他的政治目的服务。他的计划差一点就成了，只有一步之遥。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说人民日报一位记者在重庆乘出租车，由于谈到了薄熙来的问题，出租司机一言不合，将他赶下了车。现在看来，重庆老百姓，仍然有很多人发自内心地支持薄熙来。他获得了很多底层人民的支持，他很有民粹主义的力量渊源。这是令人深思的。不能单纯从人民被蒙蔽、人民不知道真相来解释。他为什么会有这些底层百姓的支持？

反思重庆做法，会涉及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些基础性的意识形态问题，和先天性的病灶。对薄执政时重庆的一些倒行逆施，对人民的犯罪，根本没有、也不敢真正揭示。财政亏空问题、冤假错案问题、家族贪污问题、关系户到重庆捞钱问题、谋杀外国人包庇问题、唱红愚弄人民问题、都没有真正揭示，就想平稳过渡，早早收场。张书记说了重庆没有模式；孙书记说了点真话，也只是说到“重点工程财政亏空难以为继”。真正的数据和问题真相，都没有揭示。人民当然只看到了形象工程表面现象。

第二，我们现在的官媒宣传太虚假，现在继续着这种方法，同薄熙来在干的这一套相吻合。

重庆这几年的做法，有一种受我们官方思想支持的基础。就是歌舞升平，只说好话，掩盖真正的矛盾，倾向性引导和炒作，“唱红歌、红海洋”这种方法，我们一些官媒现在仍然在用。因此没有人看出薄唱红歌有什么不对。相反认为“唱读讲传”是我们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屡试不爽的成功方式。

中国近些年的平庸政治，越来越不得民心。对于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的真正有效整治，这十多年的等待，人民已经不耐烦了。人民需要执政者有所作为，期望有声有色，打破沉闷。而薄熙来好像是这样一个人。很多人，包括我本人，在他任商务部长、刚到任重庆时，都是有良好的期待。期望他给沉闷的中国政治舞台，带来一股新风，希望他成为改革开放大刀阔斧的开拓者。他有作为的愿望和能力，能够敢作敢为，不计后果先干起来。他从大连、辽宁、商务部，他是想做事的。

我们50年代土改的时候，是用暴力革命的方式。现在中国有了三百多部法律，再用这种方法不可能了，因为有了法律规则。他就用了公、检、法，用“依法办事”的漂亮口号，来实现他的实质上的独裁管治。他从辽宁调去一个王立从军，然后再调去大量的中层警察，把原来2300多个警察骨干，从派出所长以上，全部下岗重新聘用，换班子，把警察这个和平时期最重要的武装力量牢牢抓在手里。然后，通过专案组和反腐败抓法院检察院人员，让检察、法院、律师都听命于王立军控制的警察，由侦查权主导所有的检察权、审判权、辩护权，来毫无阻力地实现他的独裁意志。

他用刑法这个工具，把检察院、法院搞的不敢说话，只有惟命是从的份。刚才李庄讲了很多例子，王立军控制的警察力量，在重庆就成了太上皇，后台直接是市委一把手。权势冲天。

最后刑法工具被他们用的驾轻就熟，他想怎么干就怎么用。而且用刑法工具干了以后，做的坏事很难纠正，非常稳定，为什么？我是“依法办事”的，不是我一个人干的，你中央都没法来干预。我们走了非常严格的司法程序，我们这不是公安局在黑打，我们检察院严格审查了，我们法院严格审判了，做了一审判决，我们还开庭了，让他上诉了，有的还经过最高法院死刑核准了。他把“打黑”的责任套给了最高法院，文强案、樊奇杭案，重庆直接绑架了最高法院。同时唱红，把中宣部套进去了，打黑把最高法院套进去了。

因此，用法律手段进行黑打，大大降低了他自己的责任风险。而事实真相是，这一系列他是完全一手操作的。连如何审判一个李庄，他都是亲自关注的。这么多表面上的司法机构，这么多人，都围着其指挥棒转。唯其个人意志是瞻。所以过去革命，个人拍板，责任明确，精力有限。现在的专制权力，能够让一个人干坏事的能量放大到无穷大。用司法的手段进行掠夺和资产的重组，甚至剥夺人的生命，而自己又不用直接承担责任。他把这个用得驾轻就熟。

所以，薄熙来为什么能够受欢迎？有很多的客观上大的因素，也有其个人行事方式的因素。直接的原因是我们投鼠忌器，不敢公布真相，实质性地清算重庆当局当时的罪行，不能让人民知道真相。而后果，则是像我们对待反右、文革局势一样，再煮一锅夹生饭，继续祸害我们的政权和人民。这是我这两年多来一直在思考的，现在悟出一些道理了。

重庆现象，是我国进行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经过了二十年的不左、不右、不争论的埋头经济建设的实用主义的调整，在一个省区出现的全国性隐患的集中总暴露。

反思重庆现象，是有全国意义的。今天的研讨会，真的是为了探讨，我们的国家下一步应当走什么路。“十八大”以后，这些问题，都需要放到全国的体制上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