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缺乏起码的公德，国人行事无道德底线，善人做好事反被诬陷，有毒食品泛滥成灾，国家墙角被有权有势的人滥挖，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被肆意污染，生活其间的所有中国人都成了受害者，这便是我们当下不得不面对的社会境况。

尽管中国经济发展一枝独秀，人们生活日趋富裕，但是许多中国人就是不觉得幸福，央视“你幸福吗？”的街头采访，竟然成为社会笑柄。一些公知和名流去过台湾以后，回来大赞台湾社会保存的民国遗风。这是为什么？

有人总结道：“今日之中国，无处不流氓”，此说法虽然极端，却一针见血。目前有句流行语：“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其中的五味杂陈，不得不让我们回头去探究形成这一现象的历史原因。

一、

1949年，旧社会被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之后，社会开始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运动一场接一场。

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把大批地主、乡绅当作特务和反革命分子，一队队拉出去枪毙了。

一些在国名党统治期间出生入死做地下工作侥幸活到共和国成立的精英，在怀疑无极限的指导思想下，也难逃一死。比如，湖南衡阳茶市以刘伯禄为首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其领导的青年团、农会、励淬学友会成员，被定性为“反共救国军”及其外围，8人被枪毙，1人失踪，5人被判刑，4人被开除公职。

朱自清的儿子朱迈先，早年追随中共抗日，受中共指派参加了国民党军队，曾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成功。他既无民愤、亦无血债，却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当成历史反革命处死。金庸的父亲、梁羽生的父亲都被当作反共地主杀掉（改革开放后，政府已为两人的父亲平反）。

掌握当地武装的马剑秋，解放前夕，通电四川忠县全县起义，他亲自徒步数里路出城迎接解放军。当他获知死刑后，流泪写了一份“刑场上的演讲”。表示终于盼来了共产党，可是却要被枪毙，再也看不到希望了。在最后执行死刑的时刻，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主席万岁，斯大林元帅万岁！

此外，许多辛亥革命元勋和国民党将领，他们放弃迁移台湾，解放前后自愿返回家乡，然而不管他们是办学、隐居，还是散心、疗养，凡居住乡间的，差不多都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成了刀下鬼。目前已知的被镇反又被平反的民国高官人数，就以数十、上百计。

有些人并不在农村，但也摆脱不了死神。四川大学教授罗广瀛，是国军15兵团司令、著名起义将领罗广文的堂兄，早年留学日本，一生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以兄长身份冒险前往罗广文司令部劝说罗率部起义，投向共产党。镇压反革命期间，他家乡派去的民兵，从成都把他押解回来，不顾其妻的苦苦恳求，毅然枪决。

枪毙人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只要村长或驻村工作组长点头就杀。对此，四川有个黑色幽默说法-----“敲砂罐”，意为打碎一个人的脑袋就像敲破一个砂罐般简单。后来披露的一些地方报告显示，当时为完成镇反任务，不少被定性为“恶霸”的人，甚至连具体的罪行都罗列不出来，反正只要有人指认，即刻杀掉。

在不到1 年的时间里，到底镇压了多少“反革命”，数字不甚统一。1989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昨天与今天》一书表示，被镇压人数是71万。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说，杀了100万。

有一种观点认为，为了保卫新生政权，杀一批对手不可避免。然而，历史证明，大批被杀的“反革命”，许多都是无辜的精英。农村有文化、有思想、有教养的人，几乎都在这场运动中被斩杀了。未受过教育的、无产的、盲流的，其后纷纷登台主持乡务。结果，农村原有的秩序和规矩，亦随地主和乡绅一起带入了坟墓。

更为可怕的是，老实巴交的农民看到辛辛苦苦积攒的家业可以顷刻间化为乌有，有学有识的富人可以转瞬间化为尸首，这种强刺激，给他们朴实善良的内心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还在不断发酵。

二、

解放前，中国农村盛行宗法制。中国古语有“欲治其国，必先齐家”的说法。宗法制，让中国形成了家与国不分的结构，即所谓“家国同构”。即使到现在，我们经常提及的仍然是“国家”和“家国”，这一概念可谓根深蒂固，渗透到了我们的血液里。

宗法制中，各个小家庭由宗族控制，宗族长老掌握着族权，而族权是仅次于政权的存在，它与政权有互补作用，是中国数千年来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但它某种程度上，也会出现与政权的微抗衡，所以共产党政权不能容其存在。

中华传统文化讲究“君、臣、父、子”，由“忠”和“孝”组成伦理本位，其核心就是一个“德”字。这个德，就始于宗法制。宗法制起于夏朝，建于商朝，兴于周朝，其后一直延续到中华民国。

清朝被推翻后，虽然一些城市开始建立法律体系，但中国的广大农村，依然是宗法主导，族权遍布农村社会各个角落。有德望的族长依托祖法，组织和管理族群。族群由血缘亲属关系确立，它规定了宗族成员各自不同的权力和义务。

宗法制度非常重视孝悌观念，讲究长幼尊卑，村子里广设祠堂。祠堂的建立，一方面是为了祭祖，另一反面是为了管理。宗族成员在特定时刻聚集祠堂，由族长行使族权。祠堂在维护家族荣誉、解决家族纠纷、遏制家族恶行、惩戒不孝子孙方面起到了政府无法替代的作用。

新政权用暴力砸掉了这个“套在中国人民脖子上的枷锁”后，却没有进行有效的填空建设，共产党大而空的口号式教育，根本不具备深入人心的功效，结果农村出现了“德”的空白。人们丧失了对祖宗长者的敬畏，丧失了对自然环境的敬畏，丧失了对安分守己的敬畏，变得粗野暴戾，敢与任何事物斗狠，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因此，人们现在经常感到“古风不在”、“人心不古”。

三、

农村的文化人和教养人被消灭以后，城市的知识分子迎来了凄风苦雨。

1957年4 月27日，中共中央发起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政府号召全国人民 “大鸣大放”。 此举让许多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振奋，觉得共产党勇于自我批评，十分了不起。

著名学者储安平提出意见，中国当前是“党天下”，“党在国上，人在党上”，有必要修正。有党外人士建议，“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可以轮流坐庄”，这样便于彼此监督。诸如此类的鸣放言语激怒了毛泽东，他于1957年5月15日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要求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注意右派的进攻。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此，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右运动。用毛的话说，叫“引蛇出洞”。

毛泽东在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6万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

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统计，全国共划分右派份子55万多人。他们被劳动教养、监督劳动、撤职降级、留用察看等等，许多人被发配到边疆、农村，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由于超负荷的劳动，以及1960年开始的饥荒，这些被发配的右派分子大量死亡，此后再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批斗和磨难，活到1978年右派平反的，只剩下10万多人。

不到十年后，又开始了一场更加恐怖的浩劫。1966年5月，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烈火，从此大字报满天飞，文攻武斗弥漫全国。中国所有知识分子陷入到痛苦不堪的魔窟：学生批斗老师、下属陷害上司、儿女揭发家长，抄家、打人、砸物、抢掠、处死，一切暴行都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而不算违法。

那些和共和国一起诞生的十几岁的孩子们，从天真无邪变的凶残暴戾。他们可以不上课学习，可以随便打骂老师，可以任意破坏学校。这些保卫毛主席的“红卫兵”，个个腰扎武装带、臂挂红袖章，连女孩子也“不爱红装爱武装”，男女同学中，谁表现的凶狠，谁就被大家拥戴。

这个号称“文化”的大革命，恰恰革掉的是文化之命。大学不办了，许多科研机构被撤销，科学、教育、文化被整的一败涂地。家谱被烧，族谱被烧，祠堂被毁，庙宇被毁，无数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国家文物被洗劫捣毁。由此，中华文明延续几千年的一些精华被生生碾碎。文化之脉和历史之脉被割断，这无疑是最大的恶，因为它们无法再生。

四、

那年代，人们推崇的是无法无天，比赛的是斗恶斗狠，传统的仁义道德和慈悲怜悯，统统当作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情调被批倒批臭，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在青少年最重要的价值观建立期间，善恶美丑好坏完全被颠覆。不仅如此，知识分子还被冠上侮辱性的“臭老九”头衔，被大老粗们任意羞辱欺凌，成为中国社会最卑贱的阶层。

“老九”一词，最早始于元朝。蒙古人统治的元朝，为了臣服庞大的汉人群体，在中国大地搞等级制，把臣民分为四等：一等是蒙古人；二等是色目人（回族）；三等是北方汉人，四等是南方汉人。元政府同时依照职业性质，把臣民划分为十级：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儒生排在社会第九位，比娼妓的地位还低。元朝低视儒生（知识分子），就是担心他们有思想、不盲从。

中共建国以后，每搞一次运动，务必打压一批群体，比如，镇压反革命打到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人）、右（派）”，文革大革命打到了“叛徒、特务、走资派”，这八个群体统统倒掉后，目标终于轮到知识分子了。

知识分子虽然没有被完全打到，但是却受到更大的侮辱，他们的地位排在了“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位列第九。蒙元外族帝国统治时，儒生获封的“老九”，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后，“老九”更进一步，变成了“臭老九”。

一连串残酷的政治运动和群众运动，让中国知识分子悲哀至极。无力抗争的自杀了结，许多寻死人是知识界的佼佼者；有心谏言的被判处死刑，遇罗锦、张志新是代表。更多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变成保全自身的识时务者，开始泯灭良心、同流合污、陷害忠良……

从此，数千年流传的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贵族精神”被彻底葬送，知识分子的自尊和良知被扫荡殆尽，打砸抢的“流氓行为”横行四方，俨然成为一种国家风气：怎样不道德就怎样做。

这一代人完全被污染，不遵纪，不守法，在校不学无术，被灌输暴力革命，被鼓动告密揭发，被告诫“知识越多越反动”。他们离开学校后，被打发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结果发现农村的现实与政治宣传完全不是一回事，于是他们看破红尘，破罐破摔，偷鸡摸狗，他们进一步把农村的风气带坏，农村的陋习也进一步把他们的风气带坏，坏坏相加，农村和城市都深受其害。

即使那些没有赶上插队的中小学生，在校期间也没有接受有价值、有素养的教育，不是 “批林批孔”，就是批“师道尊严”，然后“反击右倾翻案风”，还经常被组织起来高吼着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他们的最好年华被浪费掉，长大成人缺乏知识技能，因而对社会抱有满腔的不满，年老后更是以低素质无道德来报复社会。这便是“坏人变老”的由来。

从1949年到1976年，当近30年的运动截止时，中国社会已经不仅仅是经济行将崩溃，更悲哀的是人心业已崩溃。时至今日，经济修复已经很见成果，但是人心修复却迟迟不见成果。究其原因，就像张艺谋最近拍摄的电影《归来》一样，被政治运动搞坏的人，已经永远归不来。

安徽的张红兵，文革时因母亲在家私下同情走资派，质疑毛泽东，15岁的他和父亲一起大义灭亲，不但去派出所揭发母亲，而且坚决要求政府把母亲枪毙。迄今，他为母亲的冤死和自己的不孝后悔到想要自杀，但是这一切政府并不管，一切都必须他自己承担。

文革期间，到底死了多少人，众说纷纭，社会上流行的“叶剑英数字”是：“死了二千万人，整了一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但诸多学者研究后认为，文革非正常死亡340多万，失踪55万左右，总计500多万人。

前一阵，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宋彬彬向文革中被中学生打死的副校长卞仲耘致歉颇引关注。她在文革时红极一时，曾登上天安门给毛泽东献红袖章，毛还要她把“宋彬彬”改成“宋要武”。然而，宋彬彬这种个人性质的道歉，能挽回历史的悲剧和人心的沦丧吗？

五、

以上事实说明，中国社会烂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是前三十年“红hong色se恐kong怖bu”种下的恶果，被毒害的两代人至今是这个社会的主流，所以人们至今仍然不得不继续品尝恶果。虽然台湾也有过“白色恐怖”，而且现在政治上仍有蓝绿之争，但政治并没有影响台湾民间社会的正常生活，“温良恭俭让”一直是他们保持的传统，而这些传统曾经是大陆这边严厉扫除的“四旧”目标。

现在，时常会看到农村发生满门抄斩的新闻，这与农村“宗法”和“乡绅”的消失不无一定关系。农民信仰和道德的空虚，让他们苦闷的找不到方向，所以农村地下教会盛行，甚至一些地方邪教大行其道。

事实上，历朝历代均有社会问题，但哪朝哪代的社会伦理道德也没有丧失到如此没有底线的地步，今天简直是全社会的崩坏，人心和社会都烂透了。

中国社会什么时候才能走出礼崩德坏的陷阱？这不仅需要每个国人的努力，更需要政府行之有效且深入人心的道德重建。（马玲 2014-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