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搞“阳谋”的“反右派斗争”

1957年4月，毛泽东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他还约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鼓励知识分子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人改进工作作风。最初知识分子们不敢提意见，怕给自己招惹麻烦，因为不久前才出了个“胡风反党集团案”。为了鼓励知识分子们大胆讲话，毛泽东信誓旦旦地表示，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并保证要做到“三不主义”：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中共中央统战部根据毛泽东的部署，于5月3日召开了一次民主座谈会。部长李维汉专程登门，诚恳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出席。看到共产党人如此有诚意，这些人出席了座谈会，并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客观地说，这些意见大多是正确的、善意的。但也有个别意见欠考虑，如农工党主席、国家交通部部长章伯钧说，他希望共产党政府能像西方国家那样，来个各党轮流执政，以便互相监督，可以少犯错误。章伯钧万没想到，这番话后来竟成为他企图要共产党下台的“罪证”。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知识分子们敞开心扉，畅所欲言，给共产党提了不少意见。这些意见多数对改进党的工作是有益处的，但其中也有些很尖锐的话，有些话把社会主义说得一团糟。这让毛泽东大为不满，认为是故意抹杀共产党的成绩。他密切地注视着形势的变化。当听到李维汉汇报说，有人散布要与共产党“轮流坐庄”，搞“海德公园”等言论时，毛泽东说，他这样搞，将来会整到自己头上。并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当听到李维汉汇报到有人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这时，他开始考虑到这是右派对党的进攻，应该予以反击，便写了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文章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学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台风。”毛泽东还把与极少数右派之间的斗争，说成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其实是过分夸大了“右派”势力的力量，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这无疑铸成了后来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另外，对当时错误言论的出现，采取一种先纵后抑的做法也是不妥当的，应该采取适当的形式予以批驳、反击，并辅之以正面引导和其它转化工作。然而毛泽东没有这样做。他的文章写成后，发给党内的干部阅读。

到了6月份，政治风云骤变，《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在变调，6月8日，反右派斗争正式揭幕。《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指出“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挑战”，“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下”。社论还表示：“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一切善意的批评”。原先口口声声说“言者无罪”，现在说成是只听“善意批评”。什么批评是善意的，什么批评是恶意的，谁能说得清呢？6月1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工人阶级说话了》、《不平常的春天》等社论。一时间，那些给共产党提意见的人成了反动派、伪君子、大坏蛋。接着，农民也说话了。6月17日，战斗英雄黄继光烈士的母亲在《人民日报》上说：“哪个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要和他拼命！”

一场反右派斗争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反右派斗争”最初只将4千人定为右派，10天之后增加到8千人。当时，主抓反右派斗争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他给划定“右派分子”定下六条标准：

（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2）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3）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4）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5）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6）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7月17日，在中央召开的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分期分批在全国城乡普遍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已经日趋严重的反右扩大化有了进一步发展。最后，竟有55万民主人士、革命干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

那么，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都说了些什么样的“反党”言论呢？这里，我们从当时的《人民日报》辑录的“右派”方论中摘抄几段，让读者自己去评判：

“每个党员并不等于党。有的机关、学校中有人给党员提意见，竟被批评为反党反组织。这不是比“朕即国家”还有过之吗？”（揭发广西副省长、民革中央常委李任仁。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呢，还是属于共产党？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呢，还是人民为共产党服务？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呢，还是人民的统治者？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呢，还是奴隶？”（揭发青岛市民盟曲北韦，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28日）

“有不少人已不顾一切地说了许许多多不好听的坏话。这种坏话虽然在实际上是好话，是良药，但往往被误认为坏话。他希望中共不要将好心说了坏话的人拿去斗争，那样在道德上非忠厚之道……英明的党决不会做的。”（揭发九三学社顾执中，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15日）

“不要因为不喜欢乌鸦叫，当乌鸦叫的时候，就一枪打过去。因为一枪打过去，乌鸦固然无法再叫，可是连凤凰也吓得不敢开腔了。”（揭发上海叶元龙，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23日）

“在我们周围，不是还充斥着唯唯诺诺、人云亦云、见风使舵、谄上压下之辈吗？……这种现象迟早会被消灭的。我们也有责任促使它消灭、死亡。”（《中国青年报》记者詹1956年9月给林希翎的信。登在《人民日报》1957年8月6日，说詹是“反对党的勇士。”）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民革副主席龙云在鸣放中说：1．抗美援朝战争的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不合理。2．第一、第二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借款给盟国，又实施租借法案，后来他们有的赖了账，有的美国不要他们还了。苏联对我国借款，十几年都还不清，还要付利息。中国为社会主义而战，结果如此。3．苏军解放我国东北时，拆走了工厂中的一些机器，有无代价？偿还不偿还？4．我国援外预算太大，主张抓紧压缩对外的援助。

显而易见，这些话都是逆耳忠言，甚至算不上逆耳，而是顺耳忠言。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些逆耳和顺耳的忠言，都被当成了反动言论。说这些话的人，都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在反右斗争开始之后，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纷纷低头认错、认罪：“向人民投降”、“向人民伏罪”、“我做了人民的罪人”、“请求人民宽恕”、“我恨自己是一个右派”、“我要重新做人”。但从他们“认错”的内容来看，一点也不具体，尽是给自己扣大帽子。有些“右派”分子在群众压力之下，表面是低头认罪，把自己骂个狗血淋头，骂自己是“阴险的、丑恶的、狡猾的”等等。龙云在检讨中说：“由于身居高位，脱离实际。兼之血压过高，容易冲动。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当面是这样讲，背后也是这样说……那时苏联搬走机器，真是帮了人民的大忙，不留给蒋介石利用它来打我们。这种对中国革命胜利具有无穷的潜在作用，我竟不能识别。”关于他早先发表的“我国援外预算太大，主张抓紧压缩对外援助”的意见，他检讨道：“我既无远大的目光，又无磅礴的气概，只能小手小脚、小家小管、量入为出”。

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有些被降职使用；有些贬到下属单位工作并降低了待遇；大部分人则是下放到偏远的地方劳动改造。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有一部电影名叫《牧马人》，描写的就是一个“右派”青年在东北农村接受监督改造的故事。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由于主张各党轮流执政，被认为是要赶共产党下台，因此成为“头号右派分子”。他气愤地指责毛泽东是“搞阴谋”，先是鼓励民主人士给党提意见，提了意见却被打成右派。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公开反驳说：“有人说我们是搞阴谋。我说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为的是引蛇出洞。”“有人骂我们是秦始皇。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吧？我同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需要我们加以补充。”

当时被打成右派的还不仅仅是给党提意见的人。那个时候，单位领导对某人稍不满意，便可以给他戴上个“右派”帽子。北京大学有一位老教授曾对笔者忏悔地讲起一件“反右斗争”的往事，他说：“我那时是系里的团委书记。有位同学因为反对我，我就把他打成了右派。现在想起来很内疚。我又算个什么呢？”

1978年4月，复出后的邓小平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后来有人反对说确实有的右派不该摘帽。于是中央又对摘帽工作进行了复查，最后55万“右派分子”中除了章伯钧等6人不属于错划右派外，其余都得到了纠正。

笔者认为，对章伯钧等6人的“右派”问题，也应予以纠正。既然毛泽东事先已经“赦免”那些给共产党提意见的人是“言者无罪”，那么不管别人讲了什么，都不应说他有罪。更何况章伯钧等人只是希望各党轮流执政，并非真心要共产党下台。

28、炮击金门不是“妙棋”而是险棋

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台湾海峡一直是国共双方斗争的主要战场。1950年初，解放军第29军发起解放金门战役，由于战前准备不充分、情报不准确等原因，登上金门岛的4个团全军覆没。正当29军准备再次进攻金门时，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与蒋介石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并派出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毛泽东以武力解放台湾的计划成了泡影，金门岛也由此长期为国民党军驻守。

1958年8月，毛泽东下令对盘踞在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进行炮击。这次军事行动解放军共出动了15个炮兵团，向大小金门、大担、二担、马祖等岛屿发射了数万发炮弹。有人说炮击金门是毛泽东在对台斗争中走的一步妙棋，称赞他以一个伟大战略家的深邃目光，精心指导了这次军事斗争，从而粉碎了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毛泽东自己也满意地说，炮击金门像一根绞索，把美国牢牢地套在了台湾。

对上述说法，有历史学者提出了不同见解，认为这是毛泽东走的一步险棋，臭棋。早在1954年，中共军队就对金门岛有过一次大规模炮击，那次炮击共进行了19天，不仅摧毁了岛上的军事阵地和水上码头，还摧毁了运送物资的舰船多艘。虽然美国与蒋介石签订有共同防御条约，但条约只约定了要保护台湾和澎湖列岛，对沿海这些小岛是否保护没有写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不愿为蒋介石承担保卫这些小岛的责任，因此，他设计了一个方案：要蒋放弃这些沿海岛屿，将这些岛屿的问题交联合国讨论，并说美国可以赠送一个师的武器装备作为放弃金门诸岛的补偿。美国人的意图，是想为下一步制造“两个中国”或形成“台湾地位未定”的局面做铺垫。国民党内部也有人赞同美国的建议，认为金门诸岛面积狭小，派兵驻守价值不大，岛上军民需长期由船只运送给养，一旦共军用炮火封锁海面，船只就无法靠岸，不如放弃。但蒋介石坚决不同意，他说：“如果台湾赞同这个建议，那么对国民党人，对我们的士兵，对生活在本岛上的百姓，对海外侨胞及大陆的中国人将产生毁灭性的影响。这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对“两个中国”问题的表态，也表明了他反对“两个中国”的决心。

1958年8月23日开始，解放军再次炮击金门。据说蒋介石在得到这次炮击的消息后，连说了三个“好、好、好”字。这也表明，蒋介石是希望共产党炮击金门的。因为这样一来，美国人会更紧密地给他当后盾。

由于为金门运送物资的蒋舰有美国军舰护航，所以在炮击之前，毛泽东就给金门前线总指挥叶飞下达命令：“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即使美舰向我炮击，没有命令也不准还击。”这说明毛泽东有几分担心将美国人拉进军事冲突。炮击的结果，是蒋舰被击沉击伤多艘，而美舰一炮未放就迅速撤离。叶飞将军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这时我才明白，毛主席所以下达那样的命令，目的是试探所谓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的效力有多大？美军在台湾海峡的介入究竟到什么程度？”

此次炮战打打停停持续了一个多月，金门岛守军也不断发炮还击。此时美国人又一次向蒋介石建议放弃沿海小岛。台湾岛内要求放弃金门岛的呼声也逐渐增大。但蒋介石一直梦想着反攻大陆，要以这些沿海岛屿作为“反共复国”的前沿阵地。他常对他的士兵说：“我要带你们打回大陆。”仍没有动摇坚守金门的决心，并将金门岛的行政级别提升为“中华民国”的一个省。

鉴于金门岌岌可危的形势和蒋介石不断请求的压力，美国总统就所谓日趋升级的金门封锁炮战向全国发表了一篇措词强硬的电视演说。宣称：美国愿意通过谈判与中共谋求和平解决，但绝不“从事姑息，绝不在炮火威胁下退却。”但又说：“我不会仅为金门而要求美国男儿作战。”

10月6日，毛泽东决定暂停炮击，并起草了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从这时起，人民解放军改为每逢单日打炮，而且是象征性地将炮弹打到海滩上。

经过这次较量，毛泽东的收获是摸清了美国人的底牌：只要涉及到美国自身利益，要冒和我军发生直接冲突的危险，它就不干了。

历史学者认为：大规模炮击金门的军事行动不是妙棋，而是险棋、臭棋。

首先，炮击封锁了岛上军民的生命线，使美国人和一部分国民党官员再次萌动了放弃这些沿海小岛的念头。解放军每炮击一次，鼓动放弃金门的呼声就高涨一次。好在蒋介石一直梦想着打回大陆，假如他真的听从美国和部下的建议，在炮火的威胁下放弃金门，那么海峡两岸之间就不会再有近在咫尺的接触之地，也就不会有后来的金门与厦门之间的“小三通”，两岸之间也就不会有如此密切的民间往来。

其次，是好在美国军舰没有向解放军主动开炮，否则，解放军挨了炮却不敢还击，岂不是要在世界人民面前丢脸？如果解放军还击美舰，势必造成冲突升级，那么中国人民又要被卷进战火之中。

再者，连日的炮战造成了双方大批官兵、平民的伤亡和民房建筑等财产损失，著名的解放军战斗英雄安业民便牺牲在那场炮战之中。8月23日，解放军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同时向金门开炮。在炮击开始的那一瞬间，几千发炮弹如雨点般落下，金门岛上三名正在视察的国民党将军来不及躲避，被当场炸死，其中一人是中共烈士吉鸿昌的胞弟、曾在卢沟桥事变中率部顽强抵抗的抗日名将吉星文。为此，台湾舆论大做了一番文章。自炮战开始以后，解放军共向面积只有114平方公里的金门岛倾泻了44多万枚炮弹，平均每平方公里承受炮弹4000枚，岛上民房几成废墟。同样，金门岛对面的厦门市，民房也几乎全被国民党军的炮弹炸毁，其它经济损失更是难以统计。

既然毛泽东没打算收复金门，那就没有必要进行这样大规模的炮击。有人说炮击金门将两岸在“一个中国”的立场上拉近了距离。但历史学者认为，只要蒋介石和他的儿子蒋经国还活着，他们就不会让“两个中国”的企图得逞，这与是否炮击金门无关。

29、黯然失色的“三面红旗”

●大跃进搞成了大倒退

1957年，毛泽东访问苏联，在莫斯科会议上宣布中国要在15年内赶超英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毛泽东在1958年1月举行的南宁会议上，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把当时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实事求是地纠正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偏向，说成是所谓“右倾”、“促退”，说反冒进者“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由反对“反冒进”，进而提出了“大跃进”。当时，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毛泽东树起了“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所谓“总路线”，是指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路线，具体地说，就是号召人民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指导各方面工作的路线，从理论上说是不错的，但在执行中却出了很大的偏差，特别是不切实际地搞所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人民日报》在1957年2月2日社论中说：“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了要大跃进。”南宁会议在批判“反冒进”的气氛下，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如“全民大办钢铁”；“15年内超过英国”；要把钢的产量从上年的535万吨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等等。为了实现钢产量超千万吨的目标，各地纷纷建起了“土高炉”，全国随即出现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实现钢产量1070万吨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农村不顾秋收大忙，抽调5000万劳动力炼钢；城市的机关、团体、学校以至街道居民都支起炉灶大炼钢铁，就连当时的国家副主席、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女士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自家院子里建起了炼铁的小高炉。这些土法上马、工艺落后的小高炉，不仅炼出的钢铁质量低劣不能使用，而且还造成原材料的极大浪费。有些农村由于炼钢铁的矿石不足，甚至强行从农民家中将农具、锅具没收，当作炼钢铁的原料。

1960年冬，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运动才停止。大跃进运动违背客观规律，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打乱正常生产秩序，造成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比例严重失调。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人民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从1961年起，国家不得不用5年时间进行经济调整。

●害人不浅的浮夸风

在农业方面，也刮起了虚报和浮夸风。在上级高指标的压力下，许多农村生产大队干部不得不虚报产量。笔者曾听一位农村干部讲过，当时生产队长们在开会定指标时，如果张三定的是亩产500斤，李四就得超过他要定510斤，否则就会被拉出去挨顿打。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里，报刊上不断宣传某某地方亩产超过万斤的“高产卫星田”，甚至喊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愚蠢口号。为了证实确有亩产过万斤的高产田，报纸上曾登出过这样一幅照片：在密不透风的成熟麦穗上，一个小女孩坐在上面哈哈大笑。许多年后人们才知道，为了弄虚作假，那些麦子都是在记者到来的前一天从其它田里移过去的！这里，笔者抄录当年农民写的两首顺口溜，来看看那个年代人们是如何的“敢想”和吹牛：

俺家肥猪肥又壮，麦浪滚滚不见边，

猪身跨过太平洋。棵棵麦穗高过天。

猪头上面种庄稼，老汉坐在麦穗上，

猪身辟作飞机场。凑着太阳抽袋烟。

●人民公社让农民吃尽苦头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决定成立2·6万个人民公社，平均两三万人一个公社，两三千人一个生产大队，两三百人一个生产队。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方式，并逐步过渡到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毛泽东认为这样做，可以使中国的农村“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国农村除西藏等个别少数民族地区外，掀起了成立人民公社的高潮。官方的舆论大力宣传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为了彻底做到“共产”，农村各村庄普遍办起了公共食堂，说是“吃饭不要钱”，并强行没收了各家各户的铁锅，砸烂后拿去炼铁。

人民公社的后果，是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每天早晨，由生产队长敲钟催人们上工。人们到齐后，由队长分派当天要干的农活，一名记工员给每个人记工分，男劳力每天一个工为十分，妇女或未成年劳力则为七至八分。年终分配时，按工分的多少抵扣所分物资。人民公社大大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种什么庄稼，种多大面积，都要听服上级安排。由于多劳者不能多得，人们是出工不出力，致使劳动生产率十分低下，一个青年劳动力干一天所挣的值分，仅有一角多钱，相当于一斤大米的价钱。中国有位作家曾写过一部长篇报告文学，题为《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文中披露了在著名的“将军县”湖北红安发生过的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五个农村女青年看中了一件时髦的新衣，曾相约到年底分红后每人买一件。然而到了年底，她们分得的钱竟然不够买这样一件衣服。五个女孩子大失所望，觉得人活在世上毫无意思，竟一同投湖自杀！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报纸曾嘲笑中国人是几个人穿一条裤子。这话并非空穴来风。有一本回忆彭德怀的书，便讲到了这样的事情：被贬到四川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的彭德怀，一天，来到一个偏远的乡村视察。当他要走进一家农户时，村干部先是阻止，但彭德怀执意要进去。他走进屋后，只见两名妇女正坐在床上，见到有陌生人进来，她们惊惶失措地哇哇乱叫，拉扯着用一床破旧棉被盖住下身。这时村干部们才对彭德怀说了实话，他们全家人仅有一条完整一点的裤子，谁要外出办事谁穿。彭德怀得知这一实情，难过地说：我们为老百姓打天下，却没能让人他们过上好日子……

也许有人会问，中国的农村这么穷，毛泽东能不知道吗？他难道不到各地视察民情吗？对于中国的穷，毛泽东可能确实不知道。自从当上“皇帝”后，他与老百姓就越来越远了。下面上报的情况汇报，到他那里都是经过了筛选，只报喜不报忧。虽然他也曾到农村转转，但他去的地方，都是当地领导挑选出的相对情况较好的地方。有些地方即使条件不好，当地百姓经过干部事先打招呼，也不敢对毛泽东讲真话。例如毛泽东在回湖南家乡视察时，当地官员得知他要去看一位儿时的好友，便特意给那家人搬去了收音机、缝纫机充“门面”。

毛泽东一生只去过苏联两次，对其它国家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几乎是一无所知。他总以为中国在他的领导下，已经走上了繁荣富强之路，却不知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更不知中国的人均收入、人均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都已落在世界倒数之列！

30、“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上千万人

●虚报和浮夸风造成严重饥荒

在虚报和浮夸风的糊弄下，毛泽东以为中国真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下指示说粮食吃不完可以发展养猪、羊等畜牧业或造酒业。中苏关系交恶后，赫鲁晓夫要中国偿还抗美援朝时的借债，毛泽东财大气粗地一口答应。结果，各地都大幅度提高了粮食征收计划。如果哪个村完不成交公粮的任务，村干部们不仅要丢官职，甚至要挨打和坐牢。就这样，大批农产品被收去用于还债，农民留下的口粮所剩无几。作为三面红旗之一的“人民公社”自从成立以后，农村里普遍推行“公共食堂”的做法，说是农民吃饭不要钱，并将各家的饭锅都强行收去炼铁，农民们想自己做饭也做不成。而公共食堂里的米柜油缸里却是空空如也。

老百姓肚子吃不饱，难免怪话连篇，以表达不满情绪。农民们不满地说：“人民公社虽然好，粗茶淡饭吃不饱”；“食堂光汤，吃了心慌，做活没劲，吃饭嚷仗”。工人们说：“过去粮食打的少，还够吃，现在粮食打多了，却不给人吃够，政府不知道把粮食用到哪里去了！”

面对极度缺粮的现状和群众的怨声载道，官方的报纸一面一如继往地宣传人民公社的无比优越性和大跃进的“伟大成就”，一面对缺粮现象进行辩解。《人民日报》在1960年8月25日的社论《全党动手，全民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一文中是这样用谎言来蒙骗群众的：“过去十年中，我国农业是逐步增长的，特别是1958年和1959年，增长的速度更快……但是，我国原来的农业水平很落后，而解放以来，随着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对农产品的需要却增长很快”，因为“是能参加劳动的人一般都参加了劳动，工人和农民全年都在积极地劳动，食量大为增加；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成立以后，原来的贫农、下中农的口粮已提高到中农的水平；近三年来城市工矿区人口增加了两千万左右；工业用粮也增加很大；农业基本建设队伍很大，去冬今春参加水利建设的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了七千多万人，他们的口粮比一般农民多。”

谎言只能给人们以精神上的安慰，人们的肚子却没有东西来充填。从“大跃进”的第二年开始，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连续三年大饥荒，一时间饿殍遍野。人们常以红军长征时吃草根树皮来形容生活之艰难，但大陆发生灾荒时，灾民们却连草根树皮都吃不上，有些地方的人甚至用观音土来充饥，以致吃下后解不出大便。“大跃进”造成了国民生产总值的严重下降，变成了大倒退。毛泽东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误，将这三年困难时期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很长一段时间里，官方的报纸都用的是这一说法。据老一辈的人回忆说，那三年里中国没什么大的自然灾害，完全是人为造成的困难。当各地粮库告罄时，一封封求援电报飞到北京向中央告急。但所有求救电报都被刘少奇给压下，两年前彭德怀的下场让他心有余悸，他怕再被戴上右倾的帽子。就这样，毛泽东一直被蒙在鼓里，以为中国农村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陶醉于“昌平盛世”的欣喜之中，甚至还对来中国访问的赫鲁晓夫夸耀说：我们现在是为粮食太多没地方存放而发愁。

●三年饿死了上千万人

那么，毛泽东后来是怎么知道中国发生了空前的饥荒的呢？是他一名卫士的父亲饿死的事漏了馅，这层纸才终于被捅破。

那是1960年的一天，中南海警卫连的一名士兵回乡探亲，回来后坐在屋里嚎啕大哭，班长问他哭什么，他说他父亲饿死了，而且村里不少人都饿死了。班长批评他不该胡说，如今全国农业大丰收，怎么会饿死人？那名士兵说你们不信可以去我们村里调查。于是事情层层向上反映，直至反映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那里。杨尚昆派出调查组去那名士兵家乡调查，发现情况属实，便汇报给毛泽东。毛这才如梦初醒，大为震惊。

在中国的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千百年来，在和平年代发生这样大面积地饿死人的事情，是绝无仅有的。那个时候，中国大陆有一千多个县，一百多万个生产队，除少数边远地区外，其它各省都发生了饥荒。几乎每个生产队都饿死了人，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湖广熟，天下足”，说的是只要是两湖（湖北、湖南）、两广（广东、广西）这四个省粮食成熟了，天下的人都能吃饱。但此时这几个产粮大省也都发生了严重饥荒。在1959年到1961年这三年时间里，大陆共有上千万人死于饥饿！本书一名作者的两个年轻的舅舅也在那个年代饿死。由于饥饿，在新疆的伊犁地区，还发生了大规模的边民越境出逃事件，6万多名俄罗斯族人在苏联方面的鼓动下，越过边境线逃往苏联。

●老百姓用“代食品”渡饥荒

为了渡过这场全国性的饥荒，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低标准，瓜菜代”的措施。也就是一方面降低城乡人口的吃粮标准，一方面要求各地大力生产“代食品”。1960年11月，政府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通知》，一场由中央发动，全民参与的代食品运动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了。

所谓代食品，是指人们用于充饥，但在正常年成不作为食品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化学合成物等。自古以来，人们在灾荒年代都有采集、食用代食品的习惯。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大陆，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又掀起了一场研究、试验、开发、生产、收集代食品的群众性运动。

中共在代食品进行宣传时，不愿提代食品是“度荒”、“救灾”的产物，而是将利用农作物类废料生代食品宣传成对农产品的“综合利用”及“人民公社的新发明”等等。河南将群众利用玉米皮制作代食品的举动说成是“人民公社喜事多”，并且编成歌谣：“大跃进，喜事多，玉米皮做出优质馍，不仅香甜又美口，营养价值真不错”。在号召群众挖野生植物代食品时，则美其名曰“让更多野生植物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三年困难时期的代食品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农作物类代食品，它包括各种非灾难年份人们不曾食用的农作物的秸秆、根、叶及壳类，如水稻、小麦、大麦、玉米、高粱等的叶、秆、根及玉米皮、玉米芯、稻谷壳等，以及薯类作物的叶、茎、根等；第二类为野生代食品，是指野生植物的秸秆、根、叶、皮、果实等，如榆树叶、树皮、橡子、芭蕉芋、蘑芋、石蒜、土茯苓、大百合、野苋菜、洋槐叶、沙枣、鸭跖草之类；第三类为小球藻、红萍等浮游植物；第四类指合成类代食品，如“人造肉精”、“人造肉”、叶蛋白等，它们相对于前三类有较高的营养价值，而且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因此也被称作精细代食品。

在各种农作物中，玉米在制造代食品方面的作用尤其突出，不仅从玉米粒上脱下来的玉米皮是上乘的代食品，而且玉米叶、秆、根，甚至玉米棒的包皮及芯都可以用来制作代食品。因此，三年困难时期各级政府大力提倡种玉米，《人民日报》也在1960年春的相关报道中不断提升玉米的地位，把它从“饲料之王”，提到“杂粮首要地位”，一直到“主粮地位”。

以甘薯的茎叶、木薯的块根、芭蕉芋的根作为代食品。在正常年份，人们食用的是甘薯的块根，茎和叶用作饲料。三年困难时期，甘薯的茎和叶也被作为食品推广。《人民日报》也称甘薯全身是宝：薯叶摘下来洗净晾干，就可当菜，或是掺饭吃；薯叶尖、叶柄放在开水中一烫，加盐腌一天，即可做干菜。

本书作者小的时候吃过不少代食品，那又苦又涩难以下咽的滋味至今难以忘记。曾有人吃过用蕃茄秆、茄子秆、包谷秆、红苕藤混合在一起推磨成粉做成的代食品馍馍后，写了一首打油诗来形容其感受：“听说发馍馍，三人笑开颜；人均三四个，生活大改善；渴望多少日，饱餐将实现。馍馍端上桌，三人互谦让；拿在手中看，有似马粪状；送进嘴里尝，怪味满口腔。一口咬过后，二口嘴难张；狠心咬三口，呕吐倒胃肠；感谢造物主，有此大犒赏”。

由于人们饥不择食，在对一些代食品的性质不太了解的情况下，没有经过试验就食用，因而中毒现象此起彼伏。1960年5月31日至6月10日，陕西洋县谢村公社有五个管区先后发生食用枇杷籽致18人中毒的现象；洛南县有个食堂1960年因食用蓖麻叶以致58人中毒；商洛专区从1960年12月2日至21日这20天的时间内，连续发生六起代食品中毒的事故，共294人中毒。

严重的人为灾害，使毛泽东在内心里自责。从这以后，他将大权移交给刘少奇，自己则表示要退居二线只管党务（但实际上并未退二线）。

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后，立即采取了“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的政策，即把土地分给农民自由耕种，农产品可以拿到自由市场上买卖。分到土地的农民顿时干劲十足，经济困难的局面开始好转。

31、小处节俭，大处奢侈

据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在生活上比较节俭，穿的衣服和拖鞋上甚至有补丁。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也与其他人一样，很少吃肉。毛泽东也许是想给别人树立一个艰苦朴素的领袖形象。然而，他在小处上如此节俭，在大处上却很奢侈。他除了在北京中南海里有一大片园林式住处外，在广州、武汉、上海、杭州、南宁、庐山、长沙甚至他的家乡韶山等地都有他的私人专用别墅。其中韶山的那个别墅叫做“滴水洞”，建于1962年。当时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得知毛泽东要回老家韶山一趟，为了讨好毛泽东，张书记不顾当时中国刚刚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下令仿照毛在其它地方别墅的样子，在韶山也建一座同等规模的别墅。这座豪华别墅加上周围的辅助工程，所花的钱足够一个县的人口吃一年。毛泽东回乡时，仅在里面住过一个月，此后便长期闲置。笔者曾参观过“滴水洞”别墅，的确与庐山、武汉等地的住处别无二致。对于这样一座建造于困难时期的豪华别墅，毛泽东却没有批评张平化的铺张浪费。

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老百姓从中央文件中才听说中国有三架昂贵的英制三叉戟飞机，分别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人的专机。众所周知，毛泽东自建国后就很少坐飞机，外出总是坐专列，因为火车的安全性要远远大于飞机。他那架专机自买回来后便长期“趴窝”，如此一来，给国家造成了不小的浪费。

毛泽东坐专列出行时，列车运行的时间在他嘴上，他说开车，火车马上就得开走；他说停车，火车立刻就得停下。沿途所有列车即使是特快列车都得为他的专列让道，弄得铁路部门很头痛，经常要为他一人打乱运行图。

毛泽东喜欢游泳，他的别墅大多建有标准游泳池。毛泽东喜欢冬泳，因此有些别墅的游泳池（如武汉的别墅）还建了可以在冬季加温的设备。为他一个人游泳要加热一个池子的冷水，所花的费用可想而知。

毛泽东夏天喜欢住在庐山上。为保证安全，此时整个庐山便要封山，游客不得上山游玩。

毛泽东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拥有个人稿费300万元。按当时每斤优质大米0·15元的价格计算，他那时的稿费就可购买2000万斤优质大米。

32、挟私怨报复彭德怀

●毛泽东下决心整倒彭德怀

1959年7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内容主要是检讨前一段时间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然而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仍然错误地认为，前一段的形势是“形势大好，有点坏”，大跃进中的成绩是主要的，并没有真正改正“左”的错误。这一情形令彭德怀深感忧虑。他决定将自己前段时间下乡调查的见闻和感受，写成汇报信供毛泽东参考。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样一封讲真话的信，竟给他带来了一场巨大的噩运。

毛泽东早就想整倒彭德怀，但苦于找不到借口，此时读了彭德怀的信，顿时心花怒放，认为抓住了把柄。他从信中找出“比例失调”，“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有失有得”等语句，认为可以从这里开刀，定彭一个反党之罪。毛泽东14日收到彭德怀的信，次日即命人将信打印200份，加上“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标题和“印发各同志参考”的批语，发给参加政治局扩大会的同志，要求大家“评论这封信的性质”。

17日下午，彭德怀看到会议秘书组向参会代表分发的“彭德怀同志意见书”，大为震惊。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六月底上庐山之前，把回湖南乡下调查到的情况，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出现的种种问题写了出来，这是作为私人信件，呈送给毛主席参考的呀！如今这么一封私人信件，毛主席没有跟自己打任何招呼，就作为会议文件印发，并冠以“彭德怀同志意见书”让大家评议。他当即急冲冲地去找毛泽东，想问清这样做是为什么。

彭德怀来到毛泽东居住的庐林别墅一号院。一辆苏联制造的黑色轿车停在门口，毛泽东从屋里走出，准备上车去看戏。彭德怀拦住了他，让他解释为什么要那样做。毛泽东借口要去看戏，让他明天再谈，说罢钻进了车里。彭德怀挡在车前头，恼怒地嚷着：“主席，我跟了几十年了，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人？你要跟我讲清楚！”

一个暴跳如雷，一个稳如泰山，国防部长挡住了党中央主席的车。毛泽东坐在轿车里一言不发，不急不躁，仿佛有意让身边的人看个真切，看个够。他的一名卫士上前来劝扯彭德怀，但被彭推开。这名卫士赶紧叫来了两位中办副主任，边拉边劝，总算给车让开了路，黑色轿车缓缓离去。彭德怀冲着远去的轿车吼道：“你要讲清楚！你不要又搞阳谋！阳谋！……”

毛泽东发下彭德怀的意见书后，出乎意料的是没有引起多大反响，甚至还有不少人赞成彭德怀的观点，这令毛泽东大为不满。他已下决心借这次机会整倒彭德怀，否则就难找到这样的机会了。次日，他命人把刘少奇、周恩来两人找来，在自己房间里同他俩谈了半天。毛与周、刘谈的什么内容，因为房里只有他们三人，别人无从知晓。但从后来的事情发展来看，估计是让他俩去做彭德怀的工作，让彭认错检讨。

在7月23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语气严厉的发言，他说：“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有党外的右派，也有党内那么一批人。我劝党内这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在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有些同志在历史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的，站不稳，扭秧歌。现在又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悲观性……”

毛泽东的讲话更让彭德怀心情沉重。晚上，他在马路上散步时，遇见了朱德。朱德问彭德怀对毛泽东的批评有什么考虑。彭德怀说：“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吧”。朱德说：“不能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主席午前讲话，从政治上、组织上、路线上已经提到了高度原则，你应当考虑对党对人民如何有利的问题，写成书面发言（按：即检讨）。”彭德怀对朱德一向敬重，他听从了朱的劝说，“动摇了原先保留看法的念头”。次日上午，刘少奇、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来找彭德怀谈话，他们劝说彭德怀“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做检讨。”他俩同彭德怀“谈了两个多小时，热泪盈眶而别”。彭德怀在感激之下，“决心从严检讨自己”。

彭德怀违心地在会议上作了检讨。然而，一心要整他下台的毛泽东并没有就此罢休。彭德怀的信本来只有三千四百多字，但毛泽东却故意将它说是“向党挑战的万言书”。

●“万言书”里说了些什么

为着说明问题的需要，我们在此将彭德怀的那份意见书全文照登，看看他有没有说错什么：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
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１９５８年较１９５７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48·4%，其中工业增长了66·1%，农副业增长了25%（粮棉增产30%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43·5%。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像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１９５８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份资金，推迟了一部份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１９５９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了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１９６０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５９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４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
１９５８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20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会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30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份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18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叉）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１、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象。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２、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１５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冒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４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１５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４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敬礼！

彭德怀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

不难看出，这封信字里行间讲的全是真情实话，没有一点“污蔑社会主义”的意思。但毛泽东抓住其中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一词，小题大做，无限上纲，硬给彭德怀扣上了“向党进攻”的大帽子。他在发言中严厉斥责彭德怀说：“六亿人中最高明的是你！（说我是）先生（你是）学生，是假的。我们的合作与不合作是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总起来是三七开。英雄所见，大体略同，合作大概是这种时候。”

本来大会的议程已接近结束，但毛泽东却下令无期限延长，大有不整倒彭怀不罢休之决心。毛泽东一再给与会代表们施压，要他们对彭德怀的信上纲上线批判。他说，彭德怀自己都承认了错误，你们怎么还不愿批评他呢？迫于毛泽东的压力，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贺龙、林彪等中央领导人都在会议上批判了彭德怀，只有陈云始终一言不发。其中刘少奇的发言十分严厉，他说：“怎么轮得到你彭德怀来反毛泽东同志？如果可以反的话，我刘少奇早反了。毛主席的思想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路明灯嘛。”而周恩来、朱德的批评比较温和。事后毛泽东还责备周恩来是“老好人一个”，批评朱德的发言是“隔靴搔痒”。

为了彻底在这次会议上整倒彭德怀，毛泽东采取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做法，谁替彭德怀说话，他就整倒谁。政治局委员张闻天、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三人在会议上发言支持彭德怀的观点，结果他们了遭到了与彭德怀同样的命运，受到严厉的批判。中央办公厅工为业秘书李锐在会上替周小舟说了句分辨的话，也受到了严厉批评，会后被调离中央办公厅。北京军区政委钟伟将军在会上替彭德怀的一件往事叫了屈，竟然被当场逮捕，关进监狱达20多年，直到彭德怀冤案平反后才重见天日。随着对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四人的批判逐渐升级，最终给他们加上了“组织反党军事俱乐部”的罪名，四人皆被撤销职务。

●毛泽东整倒彭德怀的几个原因

毛泽东之所以要下狠心整彭德怀，大致上有这样四个原因：

一是公报私仇。毛泽东与第二个妻子杨开慧生过三个儿子，三儿子毛岸龙早年夭折，二儿子毛岸青小时候被国民党特务打坏了脑子；唯一健康的大儿子毛岸英，本想把他送到战场上锻炼一下，积累些军功和政治资本，以便将来接自己的班。抱着是这样一个目的，毛泽东将毛岸英交给了彭德怀，没想到儿子却在一次空袭中被炸死。而同在一个指挥部里的彭德怀却安然无恙，这令毛泽东大为恼火。

第二个原因是认为彭德怀对自己不敬重。彭德怀一直反对个人崇拜，曾多次提出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东方红》不要再唱了”，这让喜欢听颂歌的毛泽东大为不满。彭德怀因在井冈山时期就与毛泽东并肩战斗，彼此关系密切，因此长期以来他一直像井冈山时期一样称毛泽东为“老毛”，在中央领导人当中，他是最后一个改口称毛泽东为“主席”的人。这在毛泽东看来也是对他的大不敬。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彭德怀爱骂“操娘”，彭德怀顶撞说：“你操了我几十年的娘，我操你一次都不行？！”这话被毛泽东认为是记仇。还有两件事情使彭德怀得罪了毛泽东。一次是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曾在战地为志愿军演出的“志愿军歌舞团”回到北京，隶属于中央服务局，改称“中南海歌舞团”，那些年轻漂亮的女演员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每次舞会上为毛泽东等中央首长伴舞。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得知此事后，批评毛泽东是搞“六宫粉黛、佳丽三千”，后以国防部的名义撤销了中南海歌舞团。此事令毛泽东十分气恼，却又不好说什么。另一件事是罗瑞卿、汪东兴两人在毛泽东的广州别墅里用公款建了一个游泳池，此事又受到彭德怀的批评。毛泽东只好用自己的稿费支付了建泳池的费用。对这两件事，毛泽东一直耿耿于怀。

第三个原因是彭德怀擅闯禁宫。1951年，志愿军被迫卷入美军发动的第四次战役，一时招架不住，形势吃紧，彭德怀急回北京求援。他来到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住处，却被卫兵挡住不让进，因为毛泽东的生活习惯是白天睡觉，晚上工作娱乐。由于情况紧急，彭德怀一把推开了阻拦他的卫士，大步闯进毛的卧室，却傻了眼：只见毛泽东正搂着一个年轻女护士睡觉。彭德怀只得转过身去，让毛泽东和女护士穿上衣服……此事让毛泽东感到尴尬万分，也在心中恼恨彭德怀。

第四个原因是认为彭德怀居功自傲，功高欺主。彭德怀在战争年代指挥过许多重大战役，立下了赫赫战功，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率领近百万中国人民志愿军打败了世界上头号军事强国美国，被国人视为英雄和军中第一功臣。毛泽东是个熟知历史的人，知道中国古代有过不少功高欺主的事。因此，他找借口把彭德怀整下去，也是为了杀鸡给猴看，警告一下其他的中央领导：连彭德怀这样功劳盖世的第一功臣我都整下去了，今后谁敢不顺从我毛泽东，彭德怀的下场就是他的榜样。

●彭德怀的悲惨结局

毛泽东决定派志愿军抗美援朝，最初是选林彪任总司令。但林彪既在心里不赞成抗美援朝，又担心自己不是美国人的对手，因此装病推辞。毛泽东只得改请彭德怀出任总司令。彭德怀虽然不赞成抗美援朝，但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重任。令人感慨的是，装病拒绝去朝鲜打仗的林彪，后来竟受到了毛泽东的重用，被选为接班人；而欣然领命赴朝作战的彭德怀，几年后却落得一个被撤职和囚禁的下场。毛泽东的用人之道，真是可悲可叹。

庐山会议中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斗争，是中共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一次重大失误，使党内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的损害，助长了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也助长了讲假话、虚报浮夸和宁“左”勿右的不良风气。庐山会议不久，整个大陆的国民经济便陷入了灾难性的困难时期。

彭德怀被撤销职务后，一直软禁在北京郊区的西山花园。1961年9月，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到农村去做调查研究。毛批准了他的请求。彭德怀去了湖南50多天，整理出5份调查报告。回京后，彭德怀看到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会议）的文件，对刘少奇的书面报告认为是比较实事求是地总结了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还是满意的；对报告中再次肯定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斗争，也不想要求平反。但是，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说：“彭德怀的错误不只是写了那封信，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不算犯错误。……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因而，“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有历史学家认为，刘少奇讲的这番话很可能是毛泽东的授意，因为毛泽东本人不好讲。彭德怀听到此话后非常气愤，立即打电话给杨尚昆说：“请报告主席和刘少奇，郑重声明没有此事！”事后，彭德怀还表示，看了刘少奇那段讲话，很不舒服，书读不下去，觉也睡不好。彭德怀立刻动手把自己的一生经历，是非曲直，详细地写了一个约八万字的书面材料，要求中央予以审查。这就是后来所谓彭德怀为自己翻案的《八万言书》（又名《彭德怀自述》）。

彭德怀给毛泽东的这封信一方面要为自己辩白，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继续为党做点工作。毛泽东此时虽已整倒彭德怀，但余恨未消，他只给了彭一个不大的官，让他出任西南地区三线建设的第三副总指挥（总指挥是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是彭的老部下），这一职务仅相当于副省长级。这样的安排既显得他毛泽东有度量，还可让彭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尽管彭德怀对这样的安排心里很不舒服，但出于公心，他还是忍辱上任了。由于他还戴着一顶“里通外国”的帽子，因此只被分管后勤工作，三线建设中的许多重要文件资料都不让他看。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职务也没能让他干多久。一年后，“文革”开始了。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在江青的指使下，把彭德怀从成都抓回北京（准确地说，是在毛泽东的指使下，因为江青没有胆量令人批斗彭），进行惨无人道的批斗和肉体摧残，打断了他的多根肋骨，打伤了他的肺脏。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暗示自己正遭受非人道的折磨，然而毛泽东这次没有理会他的求救。在战争年代，彭德怀曾三次救过毛泽东的命，第一次是在1929年的“富田事件”中；第二次是在江西反围剿战斗中；第三次是在延安保卫战中。而毛泽东却不肯在和平年代里，于他自己发动的政治运动中免彭德怀一死。1974年11月29日，这位敢于直言、为民请命的老革命家，在终日见不到阳光的北京301医院病房里含冤辞世，终年76岁。

33、错误对待老上级张闻天

张闻天又名洛甫，是中共著名理论家，从1935年遵义会议起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直到中共“七大”为止（在此这前，中共未设党主席，总书记即为最高领导人）。在担任总书记十年间，他对毛泽东独断专行的作风多有批评、制肘，因之两人结下芥蒂。红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后，先后经历了“西安事变”和抗日战争。毛泽东正确处理了西安事变，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使红军转危为安，走上了迅速发展壮大的道路，毛泽东的威信因此而空前提高，不仅取代周恩来成为军委主席，而且取代张闻天成为党的主席。中共“七大”之后，张闻天由总书记降为无实职的政治局委员，被排除出权力核心。到了1956年中共“八大”时，又被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外交部副部长。庐山会议上，他曾就国民经济存在的严重问题与彭德怀交换过意见，取得相同看法。他在毛泽东印发“彭德怀意见书”，发出批彭错误信号之后，愤而作了长篇发言，表现了他的忧国之思。毛泽东领头批判彭德怀之后，他自知灾祸难免，多次要求与毛泽东个别谈话，毛泽东却不肯接他打来的电话，也不肯接见他。8月2日，毛泽东给他写了一封信，以幸灾乐祸嬉笑怒骂、人格侮辱的口气，羞辱了这位多年的老战友老上级。信中写道：

洛甫兄：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那些一团漆黑的材料。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讲完后两天，你就心慌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们缠得脱不开身。自作自受，怨得谁人？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虐疾原来还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症了。昔人吟虐词云：“冷来时，冷得冰凌上卧；热来时，热得蒸笼里坐；疼时节，疼得天灵盖破；颤时节，颤得牙关锉。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真是寒来暑往人难过！”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昭明文选第三十四卷枚乘《七发》末云：“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昔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涩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与楚太子何其相似。如有兴趣，可以一读枚乘的《七发》，此乃一篇妙文。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于是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武文合壁，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著，为你同等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近日有些忙，先用此信，达我悃忱。

毛泽东以他惯用的讽刺挖苦的口吻写了此信，一泄心头宿恨。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好引经据典卖弄学问，曾受到饱学之儒的张闻天的批评，称他为“半桶水，七上八下”。如今权势颠倒，轮到毛泽东来嘲弄他了。随后，毛泽东又把《七发》印发给出席八中中全会的同志阅读，并写了《关于枚乘〈七发〉的按语》，在更多的人面前出张闻天的丑。

张闻天接到毛的这封信后，不得不违心地向毛泽东“认错”，表示愿意接受毛的批评。可毛并没有就此放过他。庐山会议后，他被撤销了外交部副部长职务，与彭德怀一样成了一个闲人。文革期间，他受到残酷的迫害，被送到广东肇庆进行关押审查，受尽肉体折磨。1973年出狱后，毛泽东让他挑选除北京之外的任意一个地方居住。他先选了上海，但毛却出尔反尔没同意。他只好又选择了离家乡不远的江苏省无锡市。1976年，他因病在那里去世。

在中共历代领导人中，凡是与毛泽东有过节的人，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这里指他们的政治命运）：王明没有好下场，张国焘没有好下场，王稼祥没有好下场，张闻天没有好下场，博古没有好下场，陈独秀没有好下场，李立三没有好下场，刘少奇没有好下场，凯丰没有好下场，彭德怀没有好下场，邓小平没有好下场……毛泽东对于国民党起义过来的高官都给予优待，却不肯给自己的老战友一些宽容。

34、错批一个人，多生几亿人

如果说毛泽东犯的其它错误只是造成短期、局部影响的话，那么他在中国人口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将影响到整个中国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中国将在几十年及至几百年内长期背负着人口过多的包袱，以及由这一包袱造成的就业困难、住房困难、人多地少、工资低微、资源紧张、交通拥挤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1953年，中国大陆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截止到当年的6月30日，中国人口总计6·01亿，预计增殖率为2%。

这次人口普查引起了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的注意，他对人口普查结果表示怀疑。因为这次人口普查是采取抽样调查的方法，即将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得出实际增长率。马寅初认为这种调查方法不能概括全貌。据他了解，仅上海一地的人口增长率就是3·9%，怎能用一个简单的算术公式就能说明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为2%呢？马寅初经过3年的调查研究发现，中国人口的年增长率是在2·2%以上，有的地方甚至达到3%。如此发展下去，50年后，中国将有26亿人口。由于人多地少，恐怕连吃饭都成问题。于是，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一文。1955年7月，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召开，马寅初将写好的文章作为发言稿，交人大代表浙江小组讨论征求意见。1955年4月27日，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发表人口问题的演讲。在演讲中，他讲述了几年来调查研究的结果。6月，马寅初将《新人口论》作为一项提案，提交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全文发表于7月5日《人民日报》），这篇文章从10年方面论述了为什么要控制人口和控制人口的重要性、迫切性，以及如何控制人口等问题。他的主张，得到了另一位民主人士邵力子的大力支持。

这时，一场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组织领导的波澜壮阔的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席卷社会。马寅初当然也被波及，有人说他是借人口问题，搞政治阴谋，也有人说他是配合右派向党进攻……

此时，马寅初并不清楚，他的理论已经面临着最高决策层的挑战。陈伯达在北京大学举办60年校庆的大会上，就指名道姓地说：“马寅初要为《新人口论》做检查。”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作报告时，也不点名地批判了马寅初。7月9日，毛泽东召见民主人士邵力子、李济深等人，听取他们对“大跃进”的意见。为遭到批判的马寅初而担忧的邵力子，并未因此而放弃自己的主张，他抓住机会向毛泽东进言，希望毛支持节育。但毛说：“人口问题，目前还不严重，等达到八亿时再讲人口过多。”对于人口问题，毛泽东有他的见解，那就是“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1957年他与赫鲁晓夫会面时，曾自豪地说：“中国有六亿多人口，苏联有两亿多人口，两国加起来就是八、九亿人，可以组建多少个师呀，中苏两国团结一心，看哪个帝国主义国家敢发动战争。”然而赫氏对毛的这番见解却不以为然。

马寅初面对不公正的批判，愈加冷静，他认定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并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再谈我的平衡理论中的‘团团转’理论》一文，坚持自己的观点。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国再次掀起批右高潮。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旨意，约马寅初谈了一次话，劝马寅初不要地于固执，从大局着眼，还是写个检讨好。但马寅初没有照办。他仔细阅读了报刊上批判他的文章，又写出了5万字的反驳文章《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他将手稿送到《新建设》编辑部，要求尽快发表。编辑部将文稿送到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理论小组审查。当时任中央理论小组组长的是康生。10月24日，康生召集理论界有关报刊负责人，部署对马寅初的全面批判。11月初，《新建设》全文刊登了马寅初的文章，并发表编者按。12月初就组织大批判。康生指使说：“批判他的文章不一定多，但分量要重，可以和他过去的理论联系起来批。”还指示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要考虑：“马寅初还能不能当北大校长？批判完要准备换人。”马寅初的文章发表后，报刊上就开始发表批判文章。在如潮水般的批判中，马寅初不愿为职务所累，于1960年1月向教育部提出辞职报告。很快，国务院批准了他的辞呈。随后，又罢免了他的全国人大常委职务。

马寅初的冤案直到1983年才得到平反。此时中国的人口已达到12亿之多。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抱歉地对马寅初说：我们是错批一个人，多生几亿人。

35、株连万人的小说《刘志丹》冤案

●《刘志丹》是一部怎样的小说

先后株连万人的小说《刘志丹》冤案，是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制造的又一个现代文字狱。时至今日，历史早已为其作出公正的结论，然而其光怪陆离的曲折经历却依然值得认真回顾。

刘志丹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北地区著名的革命领导人,1936年4月，于红军东征作战期间不幸牺牲。为了纪念刘志丹烈士，同年5月将他的故乡陕西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毛泽东为烈士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1973年6月，周思来对陕西省负责同志说：“刘志丹是位很好的同志，陕北要宣传刘志丹。”1956年，工人出版社约请作家李建彤承担创作任务。李建彤是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之妻，1944年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早在延安时期，她就收集过关于刘志丹的一些材料，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经过长期细致的准备，她于1958年初动笔，同年冬写出初稿，次年春改写完第三稿。作者请当年担任过陕甘苏维埃政府主席、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审阅小说稿。1960年春，习仲勋两次约请作者谈了自己对书稿的意见。他认为小说还没有写好，没有把刘志丹写出来，要把刘志丹放到大革命整个一个时代去写，书中有一处说到高岗当时在一个问题上的主张是对的，但不要写高岗。根据习仲勋的意见，作者又两易其稿，印出样书征求意见。原陕北老干部、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贾拓夫、李建彤的丈夫刘景范也对作品提了一些改进意见。同时作者也送给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周扬审阅。周扬认为，小说写得很好，可以出版，还可拍成电影。

1962年7月28日，《工人日报》开始连载《刘志丹》第二卷。《中国青年》、《光明日报》也发表了作品的部分章节。这已是作者潜心完成的第六稿。然而就在此时，一场让所有人料想不到的政治发难却由暗地里悄然而至。

●康生为《刘志丹》编织罪名

首先起而反对的是中共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阎早年曾在刘志丹的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1956年，小说作者向他采访时，他们就西北革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当面发生过争论。收到小说《刘志丹》第五稿样书后，阎红彦立即给书作者写了一封信，说这部小说涉及到西北革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需要由中央作结论，一个作者是负不了责任的，不同意作品出版。

1962年7月下旬至9月下旬,中共中央连续在北戴河、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议、正式会议。毛泽东在几次会上一再强调“要重提阶级斗争”。

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阎红彦看到《工人日报》、《中国青年》已开始发表小说《刘志丹》，就一面向全国总工会、团中央提出停止刊载，一面将此事及他的意见报告给康生。一贯专以整人为能事的康生如获至宝，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准刊发小说《刘志丹》。8月24日，康生又写信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说小说《刘志丹》“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的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性的”，并要中央书记处处理此事。康生承认自己根本没有看过小说稿，但他却武断地说：“我一看小说就完全是为高岗翻案的”。

8月26日，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在北京召开。9月6日、7日会议转入批判彭德怀的所谓“翻案风”(当时彭德怀向中央递交了长篇申诉书，毛泽东认为这是搞翻案活动，不能给他平反)。9月8日，阎红彦在西南组会上再次提出小说《刘志丹》问题，说在当前国内国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则不失时机地说出了点睛之语：“现在的中心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他们的发言在全会上引起了爆炸性轰动，也为正在批判的“翻案风”提供了又一支靶子。

为扩大事态，康生竟是如此地不择手段：作品已出第六稿，他却下令工人出版社将第五稿印六百本、被习仲勋否定的第三稿印三百本送中央会议审查。阴谋家的险恶，善意的人们是难以想象的。正如作者日后所说：当初我还以为这种先定案、后求证的做法是出于误会，没想到竟是一个大阴谋。

在会上，康生竭力煽动对《刘志丹》进行批判。他硬说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高明，还先知”，“把陕甘写成井岗山甚至高于井岗山”。他诬蔑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组成了反党集团，小说《刘志丹》就是他们篡党的纲领。在康生的煽动下，会议在批判彭德怀的过程中对小说《刘志丹》也展开了批判。在批判中，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打成了“反党集团”，而且还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西北反党集团”，说小说就是他们的“反党纲领”。

●毛泽东将小说定性为“反党”

毛泽东最容不得别人为彭德怀翻案。他本人也没有看过这本小说，但却对康生的话深信不疑。9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召开的第一天，毛泽东在会上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由于毛泽东给这一案情定性为“反党”，9月27日，全会决定成立由康生负责的专案委员会，对习仲勋等人的问题进行审查。经过半年多的审查,1963年5月,审查小组写出《对〈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认为“小说夸大和歪曲了西北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为高岗翻案,是‘习仲勋反党集团’的纲领”。1966年5月，又炮制出一份审查报告，进而诬指写《刘志丹》一书是“习仲勋反党集团”蓄谋已久的。他们还先后给《刘志丹》一书罗织了四大罪状：一、书中人物罗炎基本上是高岗，是为高岗翻案；二、刘志丹搞武装斗争，做农民工作，建立根据地，是剽窃毛泽东思想；三、书中把陕北写得太好，是与中央苏区分庭抗礼；四、小说中的人物许钟就是习仲勋，是为习仲勋篡党制造舆论。

在专案审查的过程中，康生利用手中之权借机大整一批党政军干部，许多人被诬陷为“习仲勋反党集团”的成员。直到“文革”爆发，专案审查尚未结束。“文革”期间，康生伙同江青等人为非作歹，小说《刘志丹》冤案更变本加厉。康生把专案的有关材料交给造反学生，指示他们到处揪人。1967年1月3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一期姚文元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诬陷周扬“伙同一小撮反党野心家，积极支持并鼓励为反党分子高岗翻案的反党小说《刘志丹》出版。”从此，《刘志丹》一书被点名批判。同时，此案有关人员遭到更进一步的迫害。原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被撤销职务，1965年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文革”期间被关押八年；原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这位1952年由毛泽东点名调任政务院财经委副主任、曾被毛泽东誉为“陕北才子”的传奇人物，亦被撤职下放，1967年5月7日被迫害致死；1968年5月，刘景范被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入狱；作者李建彤于1968年1月遭关押，1970年被开除党籍；1968年1月，时任劳动部部长的马文端也被关押。在陕甘宁老区，更是有上万人的基层干部和群众被打成这一集团的“黑爪牙”。更有甚者，康生、江青诬蔑电影《红河激浪》是“《刘志丹》小说的变种”，又株连迫害了近千人。

36、慷国家之慨援助他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一年，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开始对外提供经济援助。根据解密的外交部档案，1976年以前中国曾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大规模的经济援助。直到毛泽东死后，这种与国力不符的对外援助才逐步得到纠正。

1970年4月，柬埔寨国家副首相朗诺和军队总司令施里玛达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动下，趁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夫妇出访之际发动政变。当时西哈努克正在苏联访问，随同出行的还有宾努亲王等人。政变意味着西哈努克将不能再回到国内。苏联为了避免背上西哈努克这个包袱，在得知政变消息后一直守口如瓶，直到他临上飞机要前往中国访问时，才将国内发生政变的事情告诉他。西哈努克得知这一消息如同挨了当头一棒，失去元首身份的他，不知到中国后会受到怎样的礼遇。但出乎他意料的是，中国仍以元首的礼仪接待他。毛泽东还接见了他，并许诺说，中国就是他以后的家，中国人民只承认他的政府，不承认施里玛达的政府。5月20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的集会，支持西哈努克亲王的反美救国斗争，声讨美帝国主义的颠覆行径。会上，由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代劳，宣读了毛的一份声明，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他老人家在声明里说：“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高潮。……我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打败强国，小国能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规律。”毛泽东还邀请西哈努克到中国的各地去参观访问，他的一切费用全部由中国承担。西哈努克每到一地，当地政府都是以欢迎元首的隆重仪式，出动全城百姓夹道欢迎他。对中国方面的盛情款待，西哈努克受宠若惊，深感不安，一再向周恩来表示不必这样客气。周恩来说：“你在这里仍是我们的贵宾，请不必拘礼。”

中国的老百姓也许不知道，自己的国家对西哈努克如此慷慨，而他当年却对中国十分苛求和刻薄。上世纪60年代，中国抗美援越的大批武器和物资由于无法直接进入越南南方，必须绕经柬埔寨领土的“胡志明小道”。这位亲王总是要中国留下三分之一的物资作为“买路钱”。后来留下的武器太多，超过了这个国家的需求，他又要中国改送大蒜，因为柬埔寨人喜欢吃大蒜。

西哈努克在中国居住了5年多，直到1975年朗诺政府被推翻后才回国。他自知中国在他身上花的钱很多，主动对毛泽东说要偿还费用。毛泽东慷国家之慨，说：“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军火商。”予以拒绝。

毛泽东一心想当世界革命人民的领袖，总想在各国人民心中树立其伟大的形象，但这一形象不是凭空就能树立的，需要巨大的物资和金钱来做支撑。因此，毛总是拿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来送人情。

1954年11月，国务院副总理乌兰夫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蒙古，周恩来指示外交部了解蒙方的困难以及我国可能给予的帮助。蒙古毫不客气地提交了包括木匠、泥瓦匠、家具制造、厨师、裁缝、制靴、印染等近40个工种12250名工人的清单。当年中国派出8200名工人，帮助蒙古建学校、医院、疗养院、专家招待所、热电站、玻璃厂、造纸厂、养鸡场等，甚至修复古庙。中国不能制造蒙古提出的纺织厂设备，不惜动用紧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中国从1956年至1959年，无偿援助蒙古1·6亿卢布。

1956年12月12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关于援助埃及军事装备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请示报告，说7日埃及大使来访，提到埃军在西奈半岛作战中，军事装备损失很多，希望中国给予援助。毛泽东指示说：只要埃及需要的我国有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并愿意援助。

1969年，埃塞俄比亚国王海尔塞拉西来中国访问，其目的主要是想寻求援助。这个国家是非洲有名的穷国。毛泽东张口就大方地送给他一个亿的人民币，这一数字大大出乎海尔塞拉西的预料。

中国“一五”计划期间，虽然资金捉襟见肘，仍慷慨外援，援助最多的国家是朝鲜和越南。在繁重的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仍念念不忘支援越南。周恩来曾对越南领导人说：为了支援你们，我们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从1962年起，根据越方要求，中国提供各种旧式武器和中国生产的新武器。越南战争期间，中国生产的大型武器装备很多供应了越南，甚至从现役装备中抽调，而自己需要换装的坦克和大口径火炮却很少更换。1968年前，中国生产的63式电台3000余部，绝大多数支援了越南，自己仅留下少数样机。有的新武器生产不足，宁可自己缺编，先拿去支援越南。由于援越的野战输油管不够，中国推迟当时正在铺设的战备输油管线，将优质钢管运往越南。1968年6月，越南副总理范雄与中国副总理李先念谈1969年的援助，提出急需107毫米火箭炮，中国已停止生产这种型号，把库存全部给了越南。1971年至1972年，越南更是把中国当成了免费武器库，提出要1000架飞机，3个营的红旗2号地空导弹地面设备及导弹180枚（这些当时最先进的武器都是从苏联进口的，中国自己还没有这么多），警戒雷达两部，水陆坦克20辆，舟桥两套，大口径加农炮204门，炮弹4.5万发。这张清单完全超出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

从1964年到1975年的越南战争期间，中国人民节衣缩食，竭尽全力支援越南，运去的各种物资、武器和粮食约合人民币200亿元。要知道，这段时间几乎是与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并行。除了大量物资援助外，十几年中共有五千多名中国援越官兵和工程人员死伤，其中有一千多人长眠在越南的土地上。中国人民流血牺牲的无私援助，换来的却是1979年那场两国兵戎相见的“边疆自卫反击战”！

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举行。会议上，许多共产党国家攻击了当时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此后中共便与阿尔巴尼亚走向了一起。为了拢络这个欧洲十分昏暗的社会主义小灯泡（当时中国的报纸称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毛泽东毫不吝啬的援助了阿尔巴尼亚90亿元。中国为阿尔巴尼亚付出了这样大的代价，但在1972年美国总统访问中国之后，两国关系开始疏远。此后，阿尔巴尼亚多次对中国的政策进行指责。在邓小平重新执政之后，停止了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两国的亲密关系终于结束。

1976年一年中，中国先后三次大地震，其中唐山地震损失巨大，死亡24万人，整个城市几乎成为平地，损失极其惨重。联合国难民署主动提出要援助中国，却被拒绝。当时中国官方的内部报纸《参考消息》对此事报道的标题是：《我拒绝联合国对唐山地震的援助》。注意：这里用的词是“拒绝”而不是谢绝。毛泽东总是把别人的好心当成是嗟来之食，连许多友好国家的主动援助也一概拒绝。本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国际社会通行的惯例，即使是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在受灾时，也不会拒绝别国的援助。可是毛泽东偏要打肿脸充胖子，拒绝一切外来援助，以显示他的领导下中国已是“繁荣富强”。毛不仅不要别国的援助，还要勒紧中国老百姓的裤带帮助别人。一个月后，菲律宾也发生了地震，中国当即宣布支援该国300万元人民币。

1937年至1945年，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死亡2100万人，财产损失5000亿美元。作为战胜国，中国理应获得侵略者日本的战争赔款，但毛泽东却主动提出放弃战争赔偿。毛泽东说：美国和蒋介石政府都没要日本赔偿，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能比美国人和蒋介石小气。可他却忘记了，美国放弃日本的战争赔偿是得了很大的政治收获，那就是与日本结成了远东的反共同盟，美国可以在日本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而蒋介石不要日本赔偿也是有条件的。日本在寻求与蒋介石政府建交时就提出要蒋放弃索赔，否则就与北京建交。蒋介石出于无奈只好答应。中国在1894年曾与日本进行了“甲午战争”，结果中国战败，被迫向日本赔偿2亿两白银，还割让了台湾诸岛，使日本迅速进入了世界强国之列。而中国打败了日本，竟未得到分文赔偿！本来，诸如该不该要战争赔偿这样关系到全国民众利益的大事，理应由全体人民来讨论决定，因为受害者是全中国的老百姓，至少也应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然而毛泽东却是自己一人说了算。这充分说明在中国没有什么民主可言。由于毛泽东主动放弃了战争索赔，很多中国老百姓心中不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有人发起民间签名活动，要向日本索赔，但中国政府担心此举会造成中日之间的麻烦和不可预想的后果，制止了这一活动。中国放弃了向日本的巨额战争索赔，可日本人并不领情。一个小小的钓鱼岛，本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可小日本偏要来插一杠子，至今与中国纠缠不休。

对于朝鲜的援助，作者已在本书前面有过叙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1958年底，中国与非洲国家陆续建交，建交前几个月开始援助中小型工业项目和农场。1959年到1960年，中国连续两年粮食减产，整个国家都在勒紧裤带，很多人饿死，但中国还是答应非洲一些国家的要求。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0000吨小麦和大米。中国向埃及等国提供经济援助，派出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

中国在非洲最著名的援建工程坦赞铁路，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外项目。1967年，非洲国家赞比亚从英国人统治下宣布独立。赞比亚是个产铜大国，也是个内陆国。为了便于铜矿出口，总统尼雷尔来中国寻求援助，希望能援建一条从该国到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铁路。最初赞比亚是向联合国世界银行组织寻求贷款，但该银行组织经过实地考察，认为修这样一条铁路效益不会好，且环境恶劣，施工难度大，不具备可行性而拒绝。尼雷尔总统又向西方大国和苏联求援，也被拒绝。最后他来中国寻求援助。对他的要求，毛泽东是有求必应。尼雷尔总统当时对援建铁路一事不抱多大希望，没想到他一提出来，毛泽东很爽快地答应了。对修铁路一窍不通的毛泽东，以为这点小事算什么，于是提供了20亿人民币的无息贷款，并将还款时间定为30年。这样优厚的条件，令尼雷尔大感意外和欣喜。当年9月，中坦赞三国在京签订了援建坦赞铁路的协定。这是中国首个大型援外工程。经过两年的勘察设计，从1970年起，上万名中国铁路工人来到非洲南部，开始了坦赞铁路的施工。工程接近尾声时，铁轨告急，中国二话不说，将本国急需的铁轨运去，保证了按时完工。经过中坦赞三国工人多年的艰苦努力，长达1860公里的坦赞铁路终于在1976年7月通车。为此，64名中国技术人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实践证明，当初世界银行的考察没错，这条铁路自建成后一直是亏损运营。2004年，中央电视台第10套节目的《走进非洲》栏目，播出了今日的坦赞铁路。从电视中人们可以看到这条铁路的现状：候车室里旅客寥寥无几，铁路线上冷冷清清。为了援建坦赞铁路，中国自己计划中一条纵贯南北的重要铁路——京九铁路不得不推迟了开工。

这样倾其所有的例子几乎遍及受援国。中国曾无偿为非洲国家建造了20多座体育场馆。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说：要想看中国最好的体育建筑，请到非洲去。截至1966年，中国援非金额累计已达4·23亿美元。

大饥荒的1961年，中国的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1962年以后援外更超过了偿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曾建议：我们实际许诺承担的义务超出了中国的实际承受力。1962年上半年，王稼祥在小范围几次谈了有关意见，毛泽东没有接受。以后，特别是“文革”中，王稼祥被视为提倡和主张“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者，受到严厉批判，直到1979年才恢复名誉。

37、三线建设得不偿失

中国历史上的汉、唐两朝，繁荣昌盛，世界各国无与匹敌。什么原因呢？是承继了秦、隋两个前朝所创立的制度。秦、隋两代都是结束中国割据局面，结束战乱，一统天下，创立新制的朝代；秦始皇和隋文帝均为中华民族出类拔萃的人物，是世界公认的“影响和改变人类命运和历史进程的伟人”。

可是，这两位伟人所创立的对人类有巨大贡献的朝代，都轰轰烈烈兴起，却又匆匆复亡而去。秦，二世而亡，不过15年；隋，二世而亡，不过37年。这又是为什么？史学家们对此列举了许多原因，但归纳起来，秦隋两代都犯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民不堪命”。过分使用民力，超出了国家和人民所能承受的程度的极限。

秦始皇在发50万民工、30万士兵去筑长城守长城的同时，又征调150万民工去修筑阿房宫和各地离宫70处以及他的陵墓，而当时全国总人口不过2000万，服兵役和劳役的占10%以上，且都是青壮年。这就必然造成田地荒芜，人民饥寒交迫，不得不揭竿而起了。

隋炀帝在开挖大运河的同时，又在东都洛阳大修宫殿园苑，征发丁男每月多达200万人；为了游幸江南，从长安到江都修造离宫40多处，没几年就把父亲杨坚积蓄起来的国力挥霍一空，使得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大隋朝很快就完结了……

当时代的车轮进入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一历史场景又令人痛心地在神州大地上再现。

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错误地认定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战场就在中国大陆。其实这完全是一种幼稚和无知的狂想。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要打一场世界大战，必须形成对立的两大军事集团，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协约国与同盟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轴心国与同盟国。虽然在“二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处于冷战状态，但他们谁也不愿发动战争，在世界上尖锐对立的国家只有苏联与中国。苏联有东欧一些国家作盟友，而中国与苏联翻脸后则只有阿尔巴尼亚一个亲密盟友。就算中国与苏联打起来，阿尔巴尼亚也不会参战。这样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怎能算是世界大战？

另外，苏联虽然痛恨毛泽东的无情无义，但也不会为这样一件事贸然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因为它毕竟还戴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帽子。但毛泽东却一再断定会发生战争，而且还可能会有核战争。就在几年前，中国与邻国印度在边境上打了一场规模不大不小的战争。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将驻扎在中苏边境的军队从十几万人增加到上百万人。在中国的东北方向，美国驻兵日本和南朝鲜，对中国构成威胁。在中国大陆的东面，退守台湾岛的蒋介石一直想反攻大陆。毛泽东认为中国已被敌对势力包围，一场大战不可避免，因此一再强调要加强战备。

中国军方根据毛泽东的这一要求，将国土防守战略分成了三线：东南沿海和西北边疆为一线；贵州、四川、鄂西、陕南、滇北等地为三线，处于这两线之间的地方为二线。毛泽东认为苏联在卫国战争初期，由于斯大林“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不重视乌拉尔以东地区的工业基地建设，所以才遭受严重损失。根据苏联的这一教训，中国政府将许多重要的军工厂从城市迁到了三线的山区。一些新建的大型工厂，也都选址在三线的深山之中，如著名的东风汽车制造厂、攀枝花钢铁厂等大型企业，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由于毛泽东对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和紧迫性作了过分的估计，导致三线建设出现不少失误。一是三线建设规模过于庞大，战线拉得太长，国家投入了过多的力量，造成财力紧张，削弱了一、二线经济发展速度快的地区的发展力度。一些项目上马过快过急，缺乏充分的论证，造成有些地方选址不当，建设项目不配套，给国家造成了不小的经济损失。二是为了防空袭、防核武器，片面强调“山、散、洞”的方针，严重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达不到应有的效益。如有些生产协作性强的企业，彼此相距达数百公里，而且都是在山沟里，联系十分不便，造成工序之间反复倒运，白白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尤其是现代化程度极高的尖端技术，更不适合在深山沟里发展。三是投资效益差，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据有关部门统计，1966年到1972年间，无效投资达300多亿元，真是得不偿失。

38、“深挖洞”的巨大浪费

1969年3月和8月，在中苏边境黑龙江的珍宝岛与新疆的铁列克提边防站，中国边防部队与苏联边防军发生了武装冲突，两国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毛泽东认为“苏修亡我之心不死”，中苏难免一战，因此在大搞三线建设的同时，又提出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笔者在中央档案馆查阅到的1972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的批语》，该批语中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是毛泽东关于大修防空洞的一句最著名的指示。而该报告原本是针对当年粮食减产后所采取的应对措施。这句话原本出自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谋臣朱升之口。还是在朱元璋与陈友谅几个敌手争天下的时候，朱升便向他建议要“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这一建议，最后打败了所有对手，统一了天下。

熟知历史的毛泽东将朱升的话改了几个字。他所说的“深挖洞”，就是要老百姓深挖防空洞。在那个年代，毛泽东的话就是圣旨。1969年8月，中共中央转发了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深挖洞”的号召，并成立了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中国人民防空工作领导小组。全国各大中城市，立即掀起了一场“深挖洞”的群众运动。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最高指示”，中国大陆无论城市乡村，无论男女老少，都行动起来都大挖防空洞。在人们所住的房前屋后，只要有空地，都挖成了防空洞。在一些大城市里，还修起了地下候车室、地下飞机库。“深挖洞”是一场真正的全民运动。人们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用锄头、铁锹和斧子，挖出了一个个深洞。据北京市一位参加过挖洞的老人回忆：“当时有任务，企业车间的机床要转到地下去，所以要在地下挖洞。除了单位，家里和学校也要挖，上班的职工下班回来自己挖。回来后，不光要挖自家的，街道上还有街道的公用工程。当时小孩很高兴，一到星期天就到洞里玩，抓坏人，看谁能逮到谁。六十年代出生的孩子，他们对防空洞的感情特深。”

北京市一位当年的人防干部告诉笔者：在那个年代涌现出了很多挖洞标兵，就连残疾人也自动加入“深挖洞”的行列。盲人出渣，聋哑人放炮，拄着拐杖的、坐着轮椅的都忙碌在打洞现场。有一位老太太已年过九旬，却一天到晚钉在挖洞工地上，送送水、递递工具，有时也装装土，并带领儿子、孙子、重孙子一起挖洞。

洞打好后，还必须用砖头加固，于是北京城墙的城砖成了抢手货。1969年，北京市西城区二十九中，每天上学，老师就带着学生排着队从天安门西出发，到阜成门城墙拆城砖。一块城砖有50来斤重，就用绳子捆着，十几岁的大孩子捆一块，八九岁的小不点儿就捆半块，背一段，拽一段，把城墙砖拉回去。孩子们双手都起满了水泡，可“听毛主席的话”还是让大家很开心。背完了城砖，大家又去背沙子、烧窑、垒砖，忙活了一年，防空洞才算落成。

在经济困难、百废待兴的年月里，“深挖洞”受到了重点关怀。早在1956年2月，毛泽东在听取重工业各部门汇报时就曾表示：“地下防空室，这笔钱不能省。”原首都人防办副主任张一民回忆：“挖洞的经费根据城市人口多少决定，1971年到1978年，国家每年拨给北京两千万。当时要求防空洞的面积达到每人半平米，对坚固程度没有要求。”

张一民向笔者介绍了挖掘进程。从1969年到1973年是第一阶段，基本上是发动群众各挖各的，在大院内、住房内、办公室内、商店内、车间内挖洞。当时建造的是简易防空洞，洞深仅有2至3米，构造简单，只能防弹片。1974年到1978年，人防工程开始向永久性发展。一是“深挖暗掏”，洞深8米，用钢筋水泥预制件支护，掘开后要用水泥浇灌，覆盖层不少于4米，所有工程都要达到能防小型炸弹直接命中的要求；二是对原来的工程进行加固改造，达到能防水、防火、防辐射的要求。

在北京，这项曾有每天30万人次投入劳动的巨大工程，留下了两万多个大大小小的防空洞。有条件的地方，防空洞挖成型后用砖头或水泥砌起来；而很多没条件的地方，那里的防空洞就像抗日战争时期的地道一般，没有任何加固措施，不少防空洞遇雨天都发生了坍塌。其中相当一部分成为一场并未如期到来的战争的遗址，且造成了一些“耗子洞”、“蚊子洞”、“水帘洞”。

上面所说的仅是北京一地的情况。在全国许多城市，为了搞防空工程，甚至挪用了国家的建设资金。如素有“江城”之称的武汉市，长期以来一直是人多桥少，一条汉水桥在车水马龙的闹市中早已拥挤不堪。当地政府好不容易向中央申请到一笔建新桥的资金。可就在准备建桥之时，毛泽东发出“深挖洞”的号召，当地政府认为防空备战比修桥更紧迫更重要，因此将这笔资金改作在武昌火车站下面建一个能防空的候车室。这个花巨资建造的地下候车室建成后，没能发挥任何效益，随着城市的发展已经被拆除。这还仅是武汉一地，全国数以百计的城市中，像这样的浪费不知有多少。再举一例：在湖北省的咸宁市，有一座被称为“11·31工程”的地下建筑，它是专门为中央领导在战争发生时准备的地下指挥部。之所以叫“11·31”工程，是因为决定建造这个地下指挥部的文件是11月31日下达的。笔者曾参观过这座“地下长城”，它长约一公里，里面有近百个房间，还有专门为毛泽东和林彪建造的卧室和办公室，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宽敞的通道可以行走汽车。据说建造这个“11·31工程”所花的钱，足以再建一座武汉长江大桥。这个“地下长城”建成后，不仅长期闲置，而且每年的养护就要花不少钱。

全民“深挖洞”运动在中国造就了一个巨大的地下长城。不过预想中的大战并没有打响。可以说，毛泽东做出的“深挖洞”的决定，又一次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

39、毛泽东五大秘书的凄惨下场

1954年，经周恩来提议，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江青同为毛泽东的秘书。人称五大秘书。这五个人的命运后来都很不幸，其中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先后被毛泽东送进了监狱，江青则被毛的接班人华国锋送进了监狱，并在关押期间自缢。而田家英的命运最为悲惨，被逼自杀于家中，死时年仅44岁。

田家英延安时期就在毛身边工作，因其才华横溢，颇得毛的赏识。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田家英由于同情彭德怀的“万言书”，差点被卷入那场政治风暴中。尽管他依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着，但彼此之间产生了分歧。1962年夏日，在北戴河，中共中央举行工作会议。毛泽东又一次点名批评田家英“右倾”，成为那次会议上四个被点名的“右倾分子”之一。由于“离得近、看得清”，长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他，很早就察觉江青的政治野心。田家英最初看不惯江青还只是限于她的生活作风，对她采取“不敬”而“远之”的态度。渐渐地，江青“偶尔露峥嵘”，染指于中国的政治。江青也意识到田家英刚直不阿，欲除之而无机会。正因为这样，当她听说毛泽东批评田家英“右倾”，不由得兴高采烈，骂他是“资产阶级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老右”。在毛泽东的“左右”之中，常常跟田家英发生正面冲突的是陈伯达。在延安，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陈伯达曾是田家英的顶头上司。进京之后，虽说陈伯达也住在中南海，但他所住的“迎春堂”离毛泽东所住勤政殿有一段路。除了毛泽东打电话要他前来，平时他不在毛身边。为投毛泽东所好，这位“理论家”常常向田家英打探：“主席最近在看些什么书？在注意什么问题？”田家英讨厌这位“理论家”的这种“刺探”行为，先是敷衍，后来干脆当面拒绝。田家英对江青避而远之，而对“老夫子”倒是常常当面顶撞。江青的政治地位提高以后，日趋活跃，与陈“老夫子”的联系日益密切。江、陈联合，逐渐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股崛起的“左”派势力。就在这时，在毛泽东的身边人物中，又冒出了一个原本排不上号的年轻人，加入“左”派阵营，此人便是戚本禹。他比田家英小10岁，原先在田家英手下帮助处理人民来信，后来成为信访局的一个科长。

1965年12月，田家英终于被江青和陈伯达抓住了“大把柄”。这年的12月21日，毛泽东来到杭州，召集5位“秀才”开会。这5位“秀才”是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在当年的4月底，毛泽东曾在长沙召见过这5位“秀才”，开过一次会。那是因为毛泽东要全党学习6本马列经典著作，找这5位“秀才”连同他自己每人为一本马列经典著作写序。毛泽东跟5位“秀才”在长沙讨论了一通。时隔半年多，又在杭州继续谈论长沙的话题。那天毛泽东情绪很好，海阔天空地侃着。艾思奇和关锋往笔记本上仔细记录着毛泽东的话。田家英也打开笔记本，记下毛泽东的重要的话。毛泽东谈着谈着，忽然提及了不久前轰动中国的两篇文章——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所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12月8日第13期《红旗》所载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泽东的谈话刚一结束，陈伯达就飞快地把“喜讯”告诉江青——因为江青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写了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之后受到以彭真、邓拓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的坚决反对，而毛泽东的话无疑是对她的极有力的支持。于是，原本只作为毛泽东随口而说的话，却要整理出谈话纪要。整理纪要的任务，落到了田家英头上。由于艾思奇、关锋的记录最详细，田家英转请他俩整理记录。关锋和艾思奇连夜整理，干了一通宵，就写出了纪要。他俩把纪要交给了田家英。田家英看后，删去了毛泽东对姚文元、戚本禹的评论那段话。这是因为田家英不仅对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有看法，而且对姚文元的文章也不以为然——毛泽东曾要田家英看吴晗的《海瑞罢官》剧本，田家英看后对毛泽东说：“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问题”！艾思奇知道了，曾好意地提醒他：“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田家英答道：“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删去了。”田家英心怀正气，删去了毛泽东那段“最高指示”，江青便给田家英安了一个在当时足以置之死地的“罪名”，曰：“篡改毛主席著作！”

江青把这事向毛泽东打了小报告。毛泽东本来就对庐山会议上田家英的“右倾”很不满，现在得知田仍在同情彭德怀，十分恼火地说：“这个家英呀，思想一贯右倾！叫他走，让戚本禹来。”

5月22日，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家来了三个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以及那个正在走红的戚本禹。他们对田家英宣布：“我们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组，今天向你宣布：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杨尚昆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因“秘密录音”事件受到错误处理，田刚提升为副主任，在工作上两人有许多联系），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检查；第二，中央（其实是毛泽东）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们代表中央向你宣布：停职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楚，由戚本禹代替你管秘书室的工作。”安子文还令田家英搬出中南海。听到这个消息，田家英犹如五雷轰顶。他竭力克制自己极度的痛苦和愤懑，向戚本禹移交了全部文件。戚本禹走后，田家英像塑像一般，一动不动坐在那里。妻子劝他吃晚饭，他也不吃。当晚，田家英一夜未眠，呆坐在自己的书房里。次日傍晚，当妻子下班回家时，发现丈夫已在家中自缢身亡。

田家英自杀后，毛泽东将他定为“反党分子”。直到文革结束后，中央才为他平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初到田家英家里向他宣布“罪状”的那三个人——安子文、王力和戚本禹，在一年以后，也就是“文革”开始不久，也都被毛泽东关进了监狱。其中安子文的罪名是“叛徒”，王力和戚本禹的罪名是“破坏文化大革命”。

陈伯达，毛泽东的政治秘书，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七大中央委员，八大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宣部副部长及《红旗》杂志总编等职。“文革”期间任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1970年庐山会议时，他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支持林彪，得罪了毛泽东，被开除出党，关进了监狱。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确认他为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刑有期徒刑18年。

胡乔木，1930年参加革命。1937年到延安，任中央青委委员，1941年任毛泽东的秘书。1954年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文革”期间被迫离开中南海并多次受到批斗，一度被关进监狱。直到粉碎四人帮后，随着邓小平的复出而复出。

叶子龙，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一位1930年参加革命并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因“秘密录音事件”被关进监狱达到7年之久。文革结束后，他才得以平反。

而毛泽东的夫人兼生活秘书的江青，其下场是毛死后不到一个月，便被毛的接班人华国锋送进了监狱，后在住所自缢身亡。

40、抗美援越——又一次损兵伤财的决策

毛泽东自1950年美国出兵进驻台湾之后，便把“山姆大叔”视为头号敌人，只要“星条旗”出现在世界上某个地方，毛泽东就要旗帜鲜明地支持那里的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侵略”。1958年，美国出兵黎巴嫩，中国坚决反对；1962年，加勒比海发生导弹危机，中国又是坚决支持古巴。1965年，美国出兵参加越南战争，毛泽东又作出了与十几年前抗美援朝同样性质的决定——抗美援越，只不过没有像上次那样派出上百万志愿军与美国兵面对面地作战，而是从物资上大规模援助越南，并先后派出30多万人的工程、铁道、防空和后勤部队。这次的抗美援越行动，可以说是毛泽东继抗美援朝后的又一次损兵又伤财的错误决策。

越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法国的殖民地，二战中被日本占领。1945年二战结束前后，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在北方的河内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简称“北越”），法国则扶持保大皇帝在南方的西贡立国。为争夺对越南全境的控制权，北越和法国进行了长达9年的战争。1954年，在中国的军事援助下，北越在奠边府战役中赢得对法军的决定性胜利，法国撤出越南北部。根据当年日内瓦会议的决议，南北越暂时以北纬17度线分治，北越由胡志明统治，南越在保大皇帝的控制之下。1955年，吴庭艳在西贡发动政变，建立越南共和国（简称“南越”）。
1959年，越共中央决定武装统一越南，派遣大量军事人员前往南越组织武装颠覆。1960年，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它由反吴庭艳政府的各派组成，事实上由越共中央控制。同年，“中苏论战”爆发，中国和苏联都需要在“国际共运”中树立自己的形象，因而都积极支持北越对南方进攻。

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环境中，中南半岛的冲突是唯一的热战。美国认为越共向南方的军事渗透违反了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为了不使南越落入共产主义阵营中，决定向其提供军事援助。

民族解放阵线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控制了越南南方的大部分乡村。南越政权虽然有美国的军事援助，但政治上的腐败已导致吴庭艳政府民心丧尽，无力阻止民族解放战线扩大势力。1961年5月，为了进一步帮助吴庭艳政府，美国派遣一支特种部队进驻南越，开启了美军战斗部队进入越南的先河。这一事件也被认为是越战开始的标志。南越政府军面对被俗称为“越共游击队”的民族解放阵线节节败退。为了阻止北越对越共游击队的物资和人员支持，南越海军对北越沿岸海军基地进行袭击。美国海军也派出舰艇协助，进行电子战支持，即靠近北越军事基地，挑起沿岸设施使用雷达从而暴露位置，由南越海军炮火予以摧毁。

1964年7月31日，一艘在越南北部湾公海游弋的美国驱逐舰遭到北越鱼雷艇袭击。美军舰船随即还击。随后，美国以轰炸北越海军基地作为报复。这就是著名的“东京湾事件”（又称“北部湾事件”）。北越和美国双方都把它看作对方的蓄意攻击，并做出了强硬反应。北越和越共游击队对多处美军基地进行了报复性攻击。北越325师进入南越领土集结，标志着北越正规军对南越的公开进攻。美国国会于8月7日通过“东京湾决议案”，授权总统可以动用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行动来应付此事件，这事实上给予总统约翰逊可以发动战争的权力。不久，美国在越战中的参与程度不断攀升。1965年3月8日，第一批35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岘港登陆。到了年底，美军在越数目已达到18万人，后来一度高达43万人。

中国从1962年开始，就向越南提供武器援助。1965年春，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秘密来到北京，向毛泽东寻求更大的援助。毛泽东慷慨地答应了他的全部请求。

1966年6月到1970年7月，是越南战争最激烈的时期。根据越方的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工程、铁道、防空、后勤等多兵种进入越南北方，执行防空作战、修建和抢修铁路、公路、机场、通信工程、设防工程等任务。到1968年3月止，先后入越的部队共计95个团32万人，最高年份为17万人。为了这场战争，中国军人伤亡达5千多人。

中国不遗余力地向越南提供了数量大、品种多、范围广的武器装备。仅1970年至1972年间，中国向越南提供坦克300多辆，为前20年援越坦克的5倍。另外还向越南提供了三千公里的输油管全套设备、8万件防弹衣。在第一阶段五年多的艰苦作战与施工中，中国支援部队取得了辉煌战绩，其中防空部队共对空作战2500多次，击落击伤敌机3300多架（可以这样说：越南北方击落的美国飞机，有一大半是中国人击落的）。工程部队修筑坑道2·6万米，各种工事300余个；新建、改建公路7条，长17230公里；新建铁路117公里，改建铁路363公里，抢建便线便桥98公里；修建机场1个、飞机洞库2个；架设陆地通信线路560公里；铺设海底通信电缆90余公里。

为了支援越南战争，中国人民勒紧裤带，自己吃的是红薯面窝窝头，却把白花花的大米送给越南。1969年，胡志明未能看到国家统一，与世长辞。1975年，越共终于统一了全国。两年后，越共总书记黎笋来到中国继续寻求粮食援助，遭到中国的婉言拒绝。不久，越方又向中国提出了有争议的西沙群岛归属问题，为此中国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西沙群岛从来就是中国领土》的长篇文章予以驳斥。两国关系开始出现裂痕。4年后，两国因柬埔寨红色高棉等问题而翻脸，越南方面大肆驱赶华侨，并在边境上制造流血事件。邓小平决心“教训”越南，下令23万人民解放军攻入越南，打了一场边疆“自卫反击战”。中越两国被称为“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关系也由此彻底破裂。

这就是毛泽东付出巨大代价抗美援越最终换来的“收获”！

41、援助阿尔巴尼亚近百亿元反遭骂

●毛泽东打肿脸充胖子

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对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进行攻击，中苏关系和阿苏关系了出现破裂。与苏联的共同矛盾，使中阿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成了亲密朋友，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和谢胡都曾到中国进行访问。毛泽东为了拢络这个欧洲小国，不顾自己国家还很贫穷落后这一现实情况，打肿脸充胖子，对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当时中国的经济和技术还比较落后，老百姓节衣缩食、万里迢迢运去的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阿方却随意堆放在露天地里，常年被风吹雨打。中国专家看到他们这样严重糟蹋援助物资，十分心疼。有些同志对当时对阿的援助不理解，私下里说了一句“中国打肿脸充胖子”，却遭到了批判。当中方人员向阿方提醒不要随便浪费时，阿国人竟毫不在乎地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曾任驻阿大使的耿飚回忆说：“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从1954年以来，我们给阿的经济、军事援助将近90亿元人民币（协议金额100亿），阿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多元，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我们援阿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一公顷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也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国经常上映阿尔巴尼亚的电影。其中有一部影片叫《广阔的地平线》，反映的是阿国当代青年工作与爱情的故事。里面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位当护士的新婚妻子在家里给当工人的丈夫打电话，商量买什么色彩的沙发。这样在今天看似平常的一个情景，当时却在国人心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因为那个年代在中国，只有市级以上领导干部家庭才能享受配备沙发和电话的待遇，沙发和电话，在一般老百姓人心目中是连想不敢想的奢侈品。而在欧洲小国阿尔巴尼亚，居然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就拥有这样的高档用品。人们不禁要问：这样的国家还需要我们援助吗？这岂不是穷人在援助富人？

●阿国指责中国和“敌人”会谈

1971年秋天，三条消息扰乱了地拉那的平静。第一条消息：阿尔巴尼亚驻北京大使罗博被告知，中国共产党由于国内原因，将不派代表团参加阿党六大（其主要原因是发生了林彪叛逃事件，但当时此事尚处于绝密阶段）。第二条消息：林彪从公众生活中消失。罗博大使说，所有这些消息是从其他国家驻华大使那里听到的。霍查很不高兴，因为他没有得到关于这一极其重要事件的大道消息。他一直等到1972年7月，才得到期待已久的信件。这时全世界都已知道了林彪的事情。第三条消息在美国总统特使、国务卿基辛格1971年7月秘访北京后，确定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正式访问中国。霍查于8月上旬，以阿党中央名义致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一封万言长信，全面阐述了阿的立场，指责中国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事先同阿商量？（毛泽东说，同他商量就干不成了）。霍查在当时属于绝密的信件中将会晤称为“与敌人会谈”，信中还说：“……我们认为，你们要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决定是不正确的、不受欢迎的，我们不赞成、不支持你们这一决定。我们坚信其他国家的人民、革命者和共产党人不会接受已宣布的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霍查在他后来出版的日记中埋怨说，中国人对阿尔巴尼亚严密封锁，不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他认为，中国人和当年赫鲁晓夫一样越轨。其实，当时考虑到兄弟国家对尼克松访华可能产生误解，周恩来总理除了向其他兄弟国家的领导人通报有关情况、作解释外，很快就约见了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详细介绍中方与基辛格会谈情况，特别强调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基本原则不动摇，不会拿原则作交易。随后，阿主要领导人对中方先进行内部指责，继则公开影射，进而阿媒体发表不点名批判文章。阿方不仅把反对的矛头指向中美关系的改善，说中共搞机会主义，而且批判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所谓“三个世界”，是指毛泽东将美国和苏联划为第一世界，中国和亚非拉等贫穷国家为第三世界，介于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属于第二世界）。1977年7月7日，阿党报根据霍查七大报告的论调，撰写了长篇编辑部文章《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攻击“三个世界”理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革命的”，“三个世界理论是宣扬和推行种族主义，要统治全世界，奴役全人类，是反革命和沙文主义的理论”，“中国要当第三世界的领袖，坐不结盟的第一把交椅”。

●中阿亲密关系结束

时隔不久，复出后执掌中央和政府全面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在外交领域采取了第一个重大决策和断然措施，就是指示外交部，对阿尔巴尼亚停止援助。外交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由余湛副部长主持，苏欧司和外经部的有关同志起草关于停止对阿援助的报告和照会。报告指出，一个时期以来阿领导集团出于内外需要，对我由影射攻击发展到公开反华。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继续向阿提供了大量援助。但阿以怨报德，对我援阿工作不断刁难，设置障碍，明明是阿方不负责任造成的过错，反诬我怀有损害阿经济的蓄意图谋。报告认为：“社会主义明灯”已经熄灭了，其分量、作用就那么一点点。从全球战略考虑，我们下决心甩掉这个无足轻重的“又臭又硬”的茅坑里的石头。1978年7月7日，中方公布了外交部照会。作为答复，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和阿部长会议于1978年7月29日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该信标志着中阿关系的公开破裂。在后来的岁月里，两国关系就是霍查所说的“只是形式上的外交关系了。”其时霍查开足舆论工具的马力，他本人甚至不顾带病的身躯，亲自披挂上阵，对中国当时的内政外交进行全面攻击、全盘否定。对中国主要领导人指名道姓地进行诽谤，恶毒攻击“中国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苏联更危险，因为中国打着反修的旗帜，而实际上是真正的修正主义。”

毛泽东当年花巨大代价援助欧洲小国阿尔巴尼亚，到头来换来的又是这样一个好心无好报的结果。

42、曲解“三和一少”，对外四面树敌

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面对着复杂的国际国内矛盾。在国内，正处于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在国际上，美国积极拼凑从越南、台湾到日本、韩国的针对中国的月牙形包围圈，中苏、中蒙关系紧张，中印边境发生冲突和对抗。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中国在对外政策上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一切反动派”作为自己的战略口号，并承担了在物质上和道义上支援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义务。这样，不仅造成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全面紧张，而且援助也大大超出了中国的经济负担能力。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在1962年2月，联合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向毛泽东写了一封建议信，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世界战争问题上，王稼祥等在批判了赫鲁晓夫片面强调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错误观点的同时，也试图纠正中国党内关于世界大战的片面认识。他们建议：“不要说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的根本矛盾必然导致世界战争；不要说在消灭了美帝国主义以后，第三次世界大战才能避免；不要简单地说‘打不打世界大战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帝国主义’；不要过分强调世界战争的危险，而冲淡了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不要笼统地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就世界战争来说，存在着防止的可能性。”我们应该“动员人民群众提高警惕，加强斗争，克服战争危险，争取持久和平”。

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王稼祥等不同意当时的一些“左”的提法。指出：“那种认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和平共处’，‘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才能有和平共处’，‘必须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才能实现和平共处和世界和平’等等说法，是错误的。”在和平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王稼祥等主张“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在和平组织中，不要把民族解放运动讲得超过了和平运动。”

根据以上认识，王稼祥等建议，中国应该对外公开阐明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和平政策。这种政策的任务是保证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为了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加速经济建设，对外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而不是采取加剧紧张的方针。要有进有退，有攻有守，有争有让，有拖有解，而不能一往直前一斗到底；在对外援助问题上，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特别是在困难时期，更要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过分突出，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以免被动。”

现在看来，我们不难发现王稼祥这些意见的真知灼见。但在当时，这些正确的意见却与毛泽东那种“左”倾的主导思想格格不入。从1963年起，毛泽东多次对王稼祥的上述主张提出批评，并曲解为“三和一少”，说成是修正主义路线。当年5月，毛在接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克斯时说，我党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这就是修正主义路线。针对三和一少，我们的方针是“三斗一多”，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和马列主义的政党和马列主义的派别。

在毛泽东这种错误外交政策的指导下，中国四面树敌，凡是与自己在意识形态领域或政见不同的国家，都成了敌人。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极“左”分子们公开狂热地喊出了“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的口号，中国周边的国家几乎都成了敌对国家。在那段日子里，与中国关系密切的仅剩下阿尔巴尼亚一个欧洲小国。而王稼祥这位曾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重新掌权的中共元老，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43、“杨献珍冤案”始末

1980年8月，被毛泽东错误定为“反党分子”的杨献珍冤案得到平反。

杨献珍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1955年至1961年2月任中央高级党校校长。1959年因对“大跃进”中表现出来的唯心主义思想、观点进行过批判，在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并把他的职务由校长降为副校长，七千人大会之后，又为他甄别平反。

60年代初，杨献珍在教学和研究中提出了“合二而一”的哲学命题，认为“合二为一”与“一分为二”是对立统一规律的两种表现形式。由此招致了新的更猛烈的批判。1964年7月，《光明日报》发表了由康生亲自修改、署名王中的文章：《就“合二为一”问题与杨献珍同志商榷》，文章把杨献珍关于“合二为一”的含义歪曲为“矛盾调和论”。这一说法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这就决定了问题的严重性。

1964年8月，高级党校召开大会，组织对杨献珍的批判。认为：批判“合二为一”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并把它同杨献珍历史上的“错误观点”一起清算。与此同时，《红旗》杂志发表了康生组织人撰写的文章：《哲学路线上的新论战》。文章说，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论是“同党大唱对台戏”，“有计划地用资产阶级的反动世界观，来对抗无产阶级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扬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宣扬矛盾调和论。”

1965年3月，中央高级党校作出《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呈送中央，为这场批判作出了结论。《报告》说：杨献珍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是彭德怀的一伙，是个小赫鲁晓夫。他把高级党校搞成独立王国，干了许多坏事。《报告》列举了杨献珍十个方面的“坏事”：1、反对毛泽东思想。2、制造反社会主义理论。3、攻击三面红旗。4、鼓吹资本主义复辟，大刮单干风。5、攻击历次政治运动，大闹翻案风。6、同彭德怀一道反党。7、站在赫鲁晓夫一边。8、包庇、安插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9、把高级党校变成独立王国，进行宗派活动。10、企图抓全国党校领导权，并且伸手到许多方面去。

高级党校在呈送这个报告时，建议撤销杨献珍的副校长职务。9月24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杨献珍受到更严重的迫害。从1967年9月至1975年5月，他被监禁达8年这久。许多人受其株连。

44、“四清运动”伤害大批干部

有人称毛泽东是“运动健将”，这不是说他的体育项目强，而是说他爱搞政治运动。从新中国诞生以来，各种运动几乎就未断过。先是“镇压反革命运动”，接着是“三反运动”、“五反运动”，“农村合作化运动”，“清查胡风反党集团运动”，后来又是“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大跃进运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此后进入“三年困难时期”，政治运动稍停了几年。困难形势刚一过去，又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然后就是祸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这当中除了“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有必要进行以外，其它运动都是错误的整人运动。1980年，中共中央在反省自己所走过的弯路时，曾做出过这样的决议：“以往的政治运动，每次都伤害了一批人……。中央决定，今后不再搞大的政治运动，只要不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我们的任务就是一心一意搞建设。”可以说，这是用沉重代价换来的教训。

如果说以往的运动伤害的都是党外人士的话，那么从196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则伤害的是共产党自己的大批基层干部。毛泽东在发动这个运动之前，对国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十分严重的脱离实际的估计，认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已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总是企图复辟，伺机反攻倒算，提出阶级敌人向无产阶级进攻的主要手段是搞和平演变，从内部寻找代理人，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并认为有三分之一的基层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极少下乡搞调查的毛泽东，凭主观猜想臆造了一幅可怕的阶级斗争图景。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全国许多地方开始了“四清运动”，先是在农村里“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后来又改为在城乡里“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由于“四清”运动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所以运动的基本方面是错误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把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严重扩大了打击面，以致在1964年下半年使一部分群众和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挫伤了他们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作为重点开展运动的县社队，几乎都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作出了过于严重的估计，认为阶级敌人不仅有已经划定的“四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而且有漏划的四类分子。基于这种估计，许多社队重新划定了阶级成分，进行民主补课，将一部分群众划入了阶级敌人一边，给戴上漏划地主、富农、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坏分子帽子，进行批判斗争。对于基层干部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总体估计下，看得十分严重。认为“有许多人犯有大大小小的错误，不仅经济上‘四不清’，而且有敌我不分、丧失立场、排斥贫下中农、隐瞒成分、伪造历史等政治和组织上的‘四不清’，其中有些人已经蜕化变质，成为阶级敌人的代理人和保护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普遍产生了打击面过宽，撤换、处分干部过多等现象，使一大批党员和干部受到不应有的伤害。有的干部甚至一时怨气地说：发誓不让子孙当干部！

其次，运动的另一个不良后果是农村经济政策的贯彻执行受到干扰。为了克服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带来的严重困难，1961年中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在许多方面对人民公社原有体制作了相当程度的改变。比如缩小生产队规模，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社员可以耕种自留地、开垦零星荒地、饲养家畜等，并把社员的家庭副业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部分”等等。《农业六十条》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但在随后开展的运动中，有些社队将包产到户视为“刮单干风”、“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予以取缔和严厉批判，并无视《农业六十条》的规定，随意没收社员的自留地、开荒地，搞生产大队核算。一些由于经营有方，在集市出售商品较多，或者由于经营小商贩赚了钱的社员，往往被当作“资本主义倾向的代表”予以批判斗争。上述种种现象，严重阻碍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第三，“四清运动”最为严重的后果是为“文化大革命”做了理论和实践的准备。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一理论不仅为全党所接受，而且很快付诸实践，用于指导“四清运动”。由于“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恶性循环，阶级斗争一再被人为地放大，以此证明毛泽东“左”倾错误理论的正确，证明中国社会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进而又提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实际上是提出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最基本的理论。二是实践上的准备。“四清”运动期间，大搞怀疑一切，无限上纲，把任何问题都归结到阶级斗争上来认识。搞人人过关，鼓动群众斗领导，认为不斗就显不出革命的样子。于是，在运动中刮起了一股非法斗争的歪风，什么抓人、打人、戴高帽子，搞逼供信等等。这些做法，后来都为“文革”期间的“打、砸、抢”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经验。

有资料表明，在这场四清运动中，共有500多万人挨了整，其中上万人被整死。

“四清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便总的来说，是害远大于利。

45、“三家村”案——当代又一大文字狱

“三家村”冤案是“文革”初期的一场触目惊心的文字冤狱。所谓“三家村”，是指《北京晚报》开辟的专栏《三家村夜话》，其作者是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人。三位都是以彭真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要员。邓拓原为《人民日报》总编，1959年被撤职，老上级彭真看重其才学，拉来北京市委当了书记处书记；吴晗为著名明史学家，北大教授，北京市副市长；廖沫沙为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总编。

首先是邓拓以“马南邨”为笔名，自1961年3月起，在《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专栏中，每周撰写两篇杂文。文章旁征博引，针贬时弊，说古道今，才情横溢。其中一篇《王道和霸道》这样写道：“所谓王道者，可以作一种解释，就是老老实实的从实际出发的群众路线的思想方针。而所谓霸道，也可以作一种解释，就是咋咋呼呼的凭主观武断的一意孤行……不顾一切，依靠权势，蛮横逞强，颐指气使，巧取豪夺……”不难看出，这篇文章是含蓄地批评了毛泽东在1958年“大跃进”、1959年“反右倾”的错误做法。

到了同年的8月，邓拓请吴晗、廖沫沙在北京饭店吃饭。席间邓拓请吴、廖二人与自己合作，共同为《前线》杂志写稿。三人商定以“吴南星”笔名，轮流撰稿，各自选题，文责自负，栏目名称定为《三家村杞记》。这两个专栏发表的文章，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和建议，起到了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思想教育，介绍文化科学和历史知识的效果，作品是积极的、健康的，深受读者欢迎。当然也有些文章笔锋过于犀利。其中有一篇《伟大的空话》的文章，有着明显的现实针对性。此文这样写道：“有的人擅于说话，可以在任何场合，嘴里说个不停，真可比之悬河，滔滔不绝。但是，听完他的说话之后，稍一回想，都记不得他说的是什么了。说了半天还不知所云，越解释越糊涂，或者等于没有解释。这就是伟大的空话的特点。如果把它普遍化起来，到处搬弄，甚至于以此为专长，那就相当可怕了。假如再把这种说空话的本领教给我们的后代，培养出这么一批专家，那就更糟糕了。”文章还借用一个乡下儿童的口吻，写了一首《野草颂》：“老天是我们的父亲，大地是我们的母亲，太阳是我们的保姆，东风是我们的恩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

明眼的人一看便知，这是在暗喻毛泽东爱讲大话和空话。自1957年反右斗争后，毛泽东逢会必先讲一通世界革命的大好形势，后讲一通中国革命的大好形势，强调“东风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在他的影响下，许多干部都喜欢讲大话空话，喜欢说本国本地的大好形势。可这种大话空话毕竟不能填充公共食堂里空空如也的粮柜油缸，不能填饱公社社员的辘辘饥肠。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分别在《北京晚报》和《前线》杂志上刊登到1963年8月收场。公平地说，所有文章都是善意的进谏，并无“恶意攻击”或“疯狂诋毁”，更谈不上所谓“颠覆无产阶级政权”。然而，毛泽东凭着自己敏感的政治神经，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1966年3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点名批判了“三家村”。此后，《解放军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纸纷纷展开对“三家村”的批判。为了把“三家村”打成反党集团，姚文元从《三家村杞记》和《燕山夜话》200多篇杂文中选出20篇当靶子，对其它的大量作品则装聋作哑，只字不提，采取断章取义、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无限上纲等阴险卑劣手段构筑反动的文字狱。邓拓、吴晗、廖沫沙不仅被打成“反党集团”，而且先后被加上“叛徒”的罪名。在残酷的政治迫害下，1966年5月17日，邓拓这位为党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含冤自杀。1968年，吴晗被投进监狱，于1969年10月11日被迫害致死。1968年，廖沫沙被监禁之后，一直是在审查和批斗中度过的，作为“三家村”冤案中唯一的幸存者，是意志和信念在不屈地支撑着他。

1979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一场文字狱终于获得昭雪。

46、制造“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冤案

“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案”是在“文革”初期，由毛泽东、林彪、江青等人制造的第一个大冤案。首先是由罗瑞卿蒙冤开始的。

罗瑞卿是林彪的老部下。林彪任红一军团长的时候，罗瑞卿是这个军团的保卫局长；林彪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的时候，罗瑞卿任该校总教育长。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他需要笼络一批听命于自己的亲信，经他提名，罗瑞卿由公安部长调任总参谋长。由此可见林彪对罗瑞卿的器重。但是经过几番试探，林彪发现罗瑞卿对毛泽东的忠诚超过了自己。当林彪被毛泽东定为接班人之后，他更需要一个绝对服从于自己的人掌管军队大权，来帮助他实现谋杀毛泽东的计划。林彪决定换掉罗瑞卿，为此他捏造了一些罗瑞卿的“罪行”，说他反对突出政治，大搞单纯军事观点，骗得毛泽东的批准，将罗调离军队岗位并进行批斗。罗瑞卿决心以死来表明自己的清白，他留下遗书后，跳楼自杀，却只摔断了一条腿。但那些没有人性的“造反派”们竟用箩筐将罗瑞卿抬到批斗现场，对他继续进行迫害。

就在林彪等人陷害罗瑞卿的同时，彭真、陆定一等人在对待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上与得到毛泽东支持的康生、江青一伙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并陷入一场深刻的政治危机之中。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在《文汇报》发表。文章给人感觉来头很大，全国各地报纸纷纷转载。但人们并不知道这篇文章的幕后支持者是毛泽东。由于姚的文章点名批评了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长，这一做法不符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规定，因此，北京的多家报纸经请示市长彭真，决定不予转载。毛泽东建议对姚文元的文章出小册子，仍受到北京方面的抵制，这更增加了毛泽东对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不满，印证了他对北京市“针插不进，不泼不进”的看法。

1966年4月下旬，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对彭真、陆定一等人和北京市委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此后，按照毛泽东的安排，中央政治局于5月中旬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人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进行了集中的清算和处理。会议采取新旧账一起算的做法，集中批判了彭真的所谓“罪行”，指责彭真对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进行抵制，并且包庇吴晗、邓拓等一批坏人，对毛泽东阳奉阴违。罗瑞卿的“问题”在此之前已经做了全面的揭发，缺少的只是组织结论。会议认定陆定一的主要“问题”表现在对批判《海瑞罢官》不积极，并扣压“左”派的文章。另外还指使妻子严慰冰诬陷林彪妻子叶群（严慰冰从1960年到1965年写了23封匿名信，揭发叶群的作风问题，被打成“反革命”，并于1966年4月被捕入狱），因而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尚昆的“罪名”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与罗瑞卿的关系不正常，积极参加反党活动”。

关于杨尚昆的“窃听器事件”，其实是一笔旧账。1961年春，毛泽东乘坐专列到广东。一天，毛泽东与他的一名女服务员在卧室里“亲热”，两人说了一些温情的话。过后女服务员走出卧室，恰遇一名男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得意地对女服务员说：“你们刚才在屋里说的话我全都听到了。”女服务员不相信，男工作人员就把毛泽东与她说的话重复了一遍。女服务员问他是怎么知道的。男工作人员说我有窃听装置。女服务员羞红了脸，转身就将此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得知后大发雷霆，查问谁干的此事。后来得知，是毛的机要室主任叶子龙等人为了执行杨尚昆关于“要更准确、更完全地保存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作为历史文献资料”这一指示，安排在毛的会议室等处进行录音。但下面的同志在照办时走了样，竟在毛泽东的卧室里也安了窃听装置，且没有向毛报告。由于杨尚昆是叶子龙的直接上级，他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事后，杨尚昆向毛泽东写了检讨，机要室的人员都受到严重警告处分。叶子龙则被关进了监狱，长达七年之久。

杨尚昆没有想到，时隔五年，毛泽东又要跟他算这笔旧账。

在这次会议上，本来并不属于同一事件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硬被毛泽东说成是“反党集团”，都被撤销了党内外职务，并关进了监狱。直到1979年，他们四人的这一冤案才得以平反。

47、“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的大浩劫

毛泽东曾说，他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打倒了蒋介石，二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他的第一件事，对中国大陆的老百姓而言，未必是件好事。因为老百姓不管那国家领导人是姓毛还是姓蒋，只要能让自己过上好日子就行。而毛泽东自从统一了中国大陆之后，就没让老百姓过上几天好日子。他所干的第二件事，更是给大陆人民带来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大浩劫。

1973年，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一位名叫屠德雍的普通共产党员，冒着坐牢和杀头的危险，多次写文章抨击“文革”这一中共历史上最大一次“左倾”路线产物，给全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他满怀激愤地列举了“文革”罄竹难书的十大罪行：一、使90%以上的干部，60%以上的群众受到无情的打击和迫害。二、使一小撮阴谋家、野心家篡夺了党和国家领导权。三、使工农业生产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四、使科学、文化、教育、艺术遭到空前的灾劫。五、使党和国家一度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六、使解放以来的社会道德空前堕落。七、人为地造成人民群众之间的分裂和冤仇，互相杀戮。八、使党的威信一落千丈。九、使军队内部分裂，优良传统大半丧失。十、使无产阶级专政遭到严重破坏，阶级阵线混乱。

那场“文化大革命”，当时被舆论形容为“史无前例的革命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人类浩劫。对于屠德雍列举的这“文革”十大罪状，笔者完全赞同。下面我们来细说这些罪状：

●无数领导干部、社会精英、“四类分子”受迫害

1966年5月16日，一份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下发全国。“文革”一开始，就把斗争矛头对准所谓“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在政治上混淆了敌我。大批忠于党和人民的领导干部，上至国家主席，下至生产队长、车间主任，被打成“走资派”，遭到批斗、抄家、毒打和关押。受尽了非人的折磨。中央和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地方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占75%！许多人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像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罗瑞卿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在建设时期呕心沥血，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却被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受到惨无人道的折磨，有些人含冤死去。因为刘少奇一案受牵连被判刑的就达二万多人，被批斗、关押的就难以计数了。一些功勋卓著的领导干部在战场上历经枪林弹雨，在敌人的囚室中备受严刑拷打，身上留下累累伤痕，没有死去，却死于自己参加建造的人民共和国的监狱中！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被斥为“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许多劳动模范、先进人物被诬蔑为“混进工人队伍中的工贼”、“修正主义的驯服工具”；成千上万的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也被加上“特务”、“间谍”的罪名。可以说，凡是稍有点地位或名气的人，几乎无一例外的受到打击和迫害。

一位军队老干部曾向笔者讲述他当年挨斗的情景：与几名军区领导一同跪在板凳上，脖子上挂着一块写着本人姓名的牌子，名字上打着个红叉（中国古代只有死囚才打红叉）。每人身后站着两名彪形大汉，拧着他们的双臂向后抬，这种刑罚名曰“坐飞机”。他们的嘴里含着蘸有粪便的稻草，脸上被涂上黑墨汁。造反派让他们回答问题，如回答的不满意，就是一顿拳打脚踢，甚至有人猛地抽走身下的凳子，挨斗的人就摔在地上……那情景真是惨不忍睹。

十年浩劫，真可谓遍地冤狱。在造反派的迫害下，知识分子遭到让人难以想象的体罚，蒙受种种凌辱。多少素负盛名的学者、教授和科学家们，脸上被涂了墨汁，头上套着高纸帽，任人侮辱；多少做出杰出贡献的作家、戏剧家、诗人、音乐家，身体被毒打，心理被摧残，呻吟于囚牢。多少文化名人含冤受屈而死。吴晗家破人亡，他的夫人袁震被送进“劳改队”，不久双腿瘫痪，有病得不到认真治疗，与世长辞。他的女儿小彦精神失常，死于狱中。蜚声中外的大作家老舍，惨遭拷打，含恨投湖自尽。据统计，仅文化部及其所属单位受诬陷、迫害的就有2600多人，著名作家、艺术家赵树理、周信芳、盖叫天、潘天寿、应卫云、郑君里、孙维世等被迫害致死。在教育界，仅中国科学院所属单位受诬陷、迫害的就有干部教师就有14·2万人，著名教授熊庆来、翦伯赞、何思敏、顾毓珍、李广田、饶毓泰、刘盼遂、马特等人被迫害致死。科学理论界，仅中国科学院直属单位、第七机械工业部和17个省市，受诬陷、迫害的科学技术人员就有5·3万人。著名地球物理学家赵九间、冶金学家叶渚沛、理论物理学家张宗燧、昆虫学家刘崇乐、植物学家陈焕镛、冶金陶瓷学家周仁等被迫害致死。卫生界，仅卫生部所属14个高等院校674名教授、副教授中，受诬陷、迫害的就有500多人。著名病理学家胡正祥、药理学家张昌绍、胸外科专家计苏华、针灸专家陆瘦燕、中医叶熙春、李重等人被受害致死。体育界，大批干部和教练员、运动员遭受诬陷迫害。优秀教练员傅其芳、容国团、姜永宁等人被迫害致死。

与许多老干部和知名人士命运一样悲惨的是“地、富、反、坏、右”这黑五类分子，他们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便被剥夺了许多权利，不仅财产早就被没收，而且他们子女的入学、参军、招工、晋升、婚姻等大事都因此受到影响。“文革”的到来，又使他们进入了一场更大的灾难中。抄家，批斗，这些还算是轻的，更残忍的种种惨无人道的肉体折磨。笔者曾见过一位老者，他的双手拇指残缺不全。经询问我才知道，他因是地主家庭，红卫兵在批斗他时，用绳子绑住他的两个拇指吊起来，把拇指拉断了……

一场“文化大革命”，把中国大地变成了人间地狱！

据《北京晚报》1980年11月21日发表的《触目惊心的统计》，文革中共有73万人受到诬陷和迫害，其中3·4万被迫害致死。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说：“‘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包括受牵连在内的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费了8千亿人民币，这个教训是极其惨痛的。”

●打倒一切，破坏了各级领导组织

“文化大革命”大搞“踢开党委闹革命”，号召夺取各级党委的领导权，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使其长期组织处于瘫痪状态。在“彻底砸烂旧公、检、法”的口号下，全国的公安、检察、法院都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在对毛泽东个人崇拜被鼓吹到狂热程度的情况下，毛泽东“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中央的集体领导。在中央政治局多数老一辈革命家的正确意见被诬为“二月逆流”受到批判后，江青一伙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在所谓的“吐故纳新”的过程中，一些党员被诬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而清除出党；而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头头和地痞流氓却被当作“新鲜血液”拉入党内。有些甚至没有入党就当上了“支部书记”、“党委成员”。“文化大革命”不但没有造就一代革命接班人，反而在动乱中让大大小小野心家、阴谋家、打砸抢分子篡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很大一部分权力。

十年内乱，让人们知道了什么是“颠倒的世界。”

●全面内战造成数十万人死伤

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到第二年。这时，各地的群众组织基本上分成了两大派，一派是不搞生产不干工作，专搞所谓“造反夺权”和打、砸、抢行动，这一派大多由地痞流氓和社会渣滓组成，自称是“造反派”，他们在人数上仅占少数。而另一派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努力维护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这一派里都是思想上老实本分的人，被对方称为“保守派”或“保皇派”，他们在人数上往往占多数，比“造反派”多几倍到几十倍。两派由于观点不同，经常发生争斗，进而由文斗发展到武斗，由最初棍棒战，发展到用自制的大刀长矛和火药枪，到了后来，更是发展到抢夺军队的武器进行战斗。当时，整个中国大地都出现了相互残杀的全面内战。1967年4月，在武汉市最繁华街头的六渡桥，一次大规模武斗之后，尸横遍地，血流成河。那次武斗双方伤亡了几百人，并伤及了一些过路群众。当时有两具尸体长时间无人认领，在街头暴晒了十多天都发臭了，才被人拉走。有人向笔者讲述了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一个群众组织请来一名年仅14岁的小姑娘当广播员。武斗时，另一派攻进了播音室，不仅杀死了对方的全部成员，还惨无人道地将这名小女孩用长矛刺死！在重庆郊外，有一座已被列为全国保护文物的红卫兵墓园，里面埋葬着400多名死于文革武斗的年轻人。

对于全国各地满是血雨腥风的武斗，不少人当时就在内心发问：人们为什么要自相残杀？谁是这场全面内战的罪魁祸首？那位人民的领袖为什么对这血腥的现实视若无睹？

面对两派的斗争，中央一再要求军队要支持左派。可谁是左派，左派的标准是什么，谁也搞不清，军队的官兵只能根据两派的具体表现来判别。在当时，被称为“保皇派”的一派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坚持稳定社会局面，深受老百姓欢迎，因此军队认为这样的组织应该是左派，便倾向于这一派。但毛泽东的看法恰恰相反，由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认为许多权力不在无产阶级手里，号召群众起来造反夺权，因此他认为那些“造反夺权”的人才是左派，尽管他们天天不上班不干活，专搞打砸抢。毛泽东认为他们的大方向是对的，主流是正确的。

在那场全国性的武斗中，不仅双方参与者死伤惨重，而且军队官兵也深受其害。每当武斗发生时，他们总是奉命前去制止武斗，但只能是徒手站立在手持棍棒长矛的武斗者中间。当时军委给军队官兵下达了这样的“四不”命令：打不还手，骂不开口，不生气，不开枪。由于军队官兵都偏向于“保守派”，因此他们总是被“造反派”视为敌人而杀戮，很多官兵就是这样惨死于武斗的刀枪之下。

这一年夏天，武汉发生了名噪全国的“七·二O”事件。当时武汉对立的两大派，属于“造反派”一类的名为“工人总部”，属于“保守派”一类的名为“百万雄师”。7月18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王力到武汉处理这两大派群众组织的斗争，他下车伊始便宣布“工人总部”为革命组织。这一来，另一派自然成了反革命组织。他的表态激怒了“百万雄师”的上百万工人群众，他们没想到自己日夜抓革命促生产，尽力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到头来竟成了反革命组织。7月20日，愤怒的群众绑架了王力并殴打他，强迫他收回原先的表态。后来，王力在军队的掩护下，秘密坐飞机回到了北京。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亲自到机场迎接王力。两天后，首都召开数十万人大会，声讨武汉市“百万雄师”的“暴行”。《人民日报》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北京支持你们！》，文章代表党中央将武汉的“七·二O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这一事件发生后，全国各地“保守”组织的命运都与“百万雄师”一样，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纷纷倒台。

各地的“造反”组织得势以后，武斗并未因此结束，反而愈演愈烈。造反派内部为了争权夺势，逐渐又分裂成新的两大派，继续武斗。以“七·二O事件”为时间界线，全国的武斗在此之前用的还只是木棍长矛，此后则用的是从军队抢来的现代武器。1967年秋天，江青在接见郑州市某造反组织时，针对当时的武斗现状，有人提出要“文攻武卫”，江青当即表示赞同，后来又说“应该给造反派发枪”，“造反派可以两人一支枪”。在她的煽动下，各地开始疯狂抢夺军队的武器。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早有命令，不许向造反派开枪，不许镇压“革命”组织，因此，军队官兵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抢枪。许多军械库被造反组织砸开，枪支弹药被洗劫一空。武斗的双方不仅用上了冲锋枪、机关枪，甚至还用上了迫击炮、火箭筒，有些地方还将汽车改造成装甲车用于武斗。笔者清楚地记得，由于被抢的枪支太多，形势失去控制，每天都听得见屋外枪声不绝于耳，如同过春节放爆竹一般。到了晚上，耀眼的曳光弹迹时常划破夜空。有时，落下的流弹还击伤了一些无辜群众，吓得很多人轻易不敢出门。此时的中国老百姓，真如同生活在地狱一般。

对于那场遍及全国、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伤的武斗，毛泽东嘴上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可实际上并没有采取有效的制止措施，反而抱以欣赏和赞许的态度。他在1970年12月18日接见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就显露出这种心态。现将那篇当时中共中央以“内部文件”形式下发的谈话记录摘抄如下：

斯：我经常给想给你写信，但我真正写信打扰你还只有这一次。

毛主席：怎么是打扰呢？上次，一九六五年，我就叫你找我嘛。你早找到我，骂人，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all-roundcivilwar，我也学了这句话了。到处打，分两派，每一个工厂分两派，每一个学校分两派，每一个省分两派，每一个县分两派，每一个部也是这样，外交部就是两派。你不搞这个东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资派。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斯：是不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时候？

毛主席：就是那个时期。一九六七年七月July和八月August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多数还是好的，有少数人是坏人。这个敌人叫“五·一六”。

中国有位著名作家名叫权延赤，他在采访了文革时担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之后，为杨将军写了一本回忆录，名为《微行——杨成武将军在1967》。书中讲述了毛泽东对群众组织用枪炮武斗的赞赏态度。书中写道：当时各地的军队负责同志对这种抢枪和武斗局面甚为痛心，在见到毛泽东时，纷纷向他诉苦，希望他能下令制止抢枪和武斗。在那个时候，毛泽东的话就是“圣旨”，如果他下令不准抢枪，不准武斗，谁都不敢不听。可毛的态度却是：“打一打也好，将来一旦有了战争，有经验了，不会慌。”“全国抢了三十多万支枪，我看不多。民兵就有三百五十多万支枪。”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汇报时，说重庆的武斗双方打了一万多发炮弹。对此，在座的有人不相信。梁兴初就把为什么打，怎么打的讲了一遍。毛听后说：“好，这是个训练，是一次很好的战备演习。拿了枪炮，不打不过瘾。”

毛泽东真是视老百姓的生命如草芥。这些话若不是从杨成武将军的回忆录中披露，真让人不敢相信竟是出自一位人民领袖之口。这事不禁让人想起发生在两千多年前，古罗马帝国角斗场里的那种情景：奴隶主和贵族们坐在看台上，观赏着角斗士手持武器互相残杀，从他们痛苦的惨叫和呻吟中取乐。

笔者的中学时代，正是全国各地武斗甚炽之时。我们所居住的城市，一天到晚枪声不断，到了晚上，更是可见划破夜幕的弹迹在空中乱飞。笔者和小伙伴们都吓得不敢出门。即使躲在家中，还是有一个小伙伴被穿窗而入的流弹击中受伤。

“文革”中的武斗，从1966年底开始，在67、68两年中达到高潮，造成了数十万人的死伤。直到粉碎“四人帮”时的1976年10月，在河北省的保定等地，武斗仍在持续。全面内战，是十年“文革”中又一大罪状！它把辽阔的中国大地再次变成了杀戮的战场。

有人说秦始皇是暴君，一生中杀人无数。但秦始皇杀的是他的政敌和对他不满的人，他没有残害自己的功臣。

有人说朱元璋是昏君，兔死狗烹，几乎杀光了所有的开国功臣。可他还是给明朝的百姓谋取了福祉，他也没有迫害知识分子。

有人说慈禧太后祸国殃民，引来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灾难，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庚子赔款。可她没有残害自己手下的大臣。

与上面三个人相比，毛泽东不仅迫害了他的所有开国功臣（包括第一元帅朱德），不少人还被他整死（如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王稼祥等）；他还整了许多与他意见相左的人，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把许多人送进了监狱；他在建国之初就杀了两百万“反革命分子”；他的许多个错误决策给亿万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更是远远超过慈禧太后。

今天，中国的老百姓在谈到“文革”时，总是把责任归罪于“四人帮”，骂他们“祸国殃民”。其实，这是让他们代人受过当替罪羊。“四人帮”中职务最高的是王洪文，他在“文革”初期不过是个上海市造反派的头头，到1973年才在中共“十大”中当上副主席，他能有多大能耐在十年动乱中兴风作浪？“四人帮”中权力最大的江青，其职务也不过是个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兼政治局常委，她又有多大权力操纵局势？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人们心里都清楚，只是不愿把责任推到他们所“敬爱的领袖”身上而已。

●工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

“文化大革命”搞乱了全国的一切正常秩序，也搞乱了生产。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恶浪中，领导干部（包括工厂企业的干部）普遍被揪斗，工厂企业“停工停产闹革命”，派性猖獗，武斗不止，全国有相当多的工矿企业生产瘫痪或半瘫痪，有的企业停工停产数年之久。机器设备被毁坏，原材料被浪费，使社会生产大幅度下降，给国民经济造成极大的损失。1977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文革十年中，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了人民币五千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

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在实际工作中推行了一整套“左”的政策，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极大地挫伤了广大职工的劳动积极性，严重地阻碍了生产的发展。他们不顾生产力水平的客观要求，随心所欲地搞所谓“一大二公”、“穷过渡”。在经营管理上大批“专家治厂”、“技术第一”、“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生产不讲成本，经济不讲效益；把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必要的规章制度，统统说成是“管、卡、压”而予以废弃，造成生产秩序的混乱，大批科研人员受到歧视而被迫改行、靠边站，企业管理干部被打倒，由不懂业务的造反派头头或宣传队瞎指挥，使企业技术水平降低，产品质量下降，损失和浪费惊人。在农村，大批“小生产”，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取缔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经营管理上“大呼隆”，分配关系上吃“大锅饭”，致使农业经济遭到破坏，农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不少地方甚至连农民的温饱问题也没有解决。在经济指导上，片面地强调“以粮为纲”、“以钢为纲”，使各行业之间的生产比例严重失调。他们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群众物质文化生活都攻击为“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把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发展对外贸易攻击为“崇洋媚外”，“卖国主义”。他们甚至鼓吹国家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不需要物质基础，提出了“不为错误路线生产”、“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一系列荒谬口号，污蔑工人农民的辛勤劳动是“替走资派涂脂抹粉”，罪恶地破坏生产。

“文化大革命”时期，正是世界上进行新的技术革命和“经济起飞”的时期，许多国家就是在这一时期国民经济成倍增长而一跃成为发达国家。日本1957年同中国经济水平相差无几，到了70年代中期已成为人均产值五千美元以上的世界最富的国家之一，而中国却落在了人均产值四百美元以下的贫穷国家的行列里。这场大动乱使中国同世界上某些国家之间本来已缩小的距离拉大了，落后了几十年。这个损失是无法用数字来估量的。

让人可笑的是，中国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已经排在了世界各国的倒数之列，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人们却并不了解这些。文革期间，在著名的“八个革命样板戏”中，有一部名叫《海港》的现代京剧，里面的主要人物方海英有这样一句台词：“要知道，现在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没有解放，他们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方海英所说的“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指的是资本主义国家里的人民。长期的舆论宣传，使得中国的老百姓一直以为自己已经获得了解放，在过着无比幸福的生活。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国人的视线逐渐进入到国外，人们才吃惊地发现，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远比自己幸福得多，原来自己才属于需要“解放”的“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

文革期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空军先后有六名飞行员驾机叛逃到台湾。他们到台湾后的一句共同心声，就是“大陆的老百姓太苦了！”

●“文化大革命”使文化遭到极大破坏

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提出了实行“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的“左”倾论点，毛泽东的追随者把它发展为实行文化毁灭主义。在科学技术界，摧毁所谓“资产阶级一统天下”，大批科研机构被撤销，科研仪器设备毁坏，文献资料被焚烧，科研工作被迫中断。在教育界，“停课闹革命”，学校关闭，校舍、教具遭到破坏，有的图书资料被洗劫一空。全国高等学校和中学直到1970年下半年才恢复招生。江青一伙别有用心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宣称“知识越多越反动”，颂扬“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散布“读书无用”的谬论。教育质量下降，文盲大量增多。据1982年人口普查提供的资料，全国文盲和半文盲竟有2·25亿之多！在出版界，冷落萧条，常常处于无书可出的困境。在新闻界，除中央和省市报纸、极少数刊物外，报纸、刊物都停办了。仍在出版的报刊变成千篇一律，甚至后来发展到“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毛泽东的写作班子）”的地步。在文艺界，取消了“百花齐放”的正确方针，取消了人民的创作、表演的自由，大批“文艺黑线专政”，大批“大、洋、古”，造成文艺园地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局面。几乎一切文学艺术都被打入“冷宫”，焚毁书籍，停演节目，封存影片，八亿人口的大国只能上演“八个样板戏”。十年动乱期间，我国的珍贵文物和名胜古迹遭受了一次大洗劫。大量在历史意义的庙宇、寺院、佛像、牌坊、古墓被当作“四旧”砸毁、拆除；许多有价值的古籍、古画、经卷、档案资料被当作封建残余付之一炬；还有不少名胜古迹被夷为平地，或者修房盖楼，弄得面目全非。中化民族的灿烂文化遭到难以估计的损失。在批判所谓“锦标主义”的口号下，体育事业也受到严重的摧残，运动员队伍被解散，运动员的训练被停止，以至于中国决定参加1974年第七届亚运会时，许多运动员的水平竟然连报名标准都达不到。

●“文革”祸水殃及外交事业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在造反派全面夺权的狂潮中，外交工作的权力也受到威胁，包括外交部长陈毅在内的部领导都成为斗争的对象。在造反派的严重冲击下，外交部一度被“夺权”，外交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中国驻外大使也几乎全部被调回国内，以参加“文革”为名，实际上对这些外交官进行了野蛮批斗，中国驻外使馆的工作也被打乱。一些外交工作人员受到当时环境的影响，盲目推行打倒一切和惟我独尊的外交活动，使外交工作更加混乱。他们不顾内外有别的实际情况，信奉康生提出的“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要怕反华，不要怕断交”等错误提法，在对外宣传和交往中出现一系列盛气凌人、强加于人的做法，如驻外使馆一些工作人员对外国人滥发甚至强行发放毛泽东像章和毛主席语录，引起反感；利用使馆新闻公报等宣传材料以及新闻橱窗等方式宣传“文革”；有的居然还向伊斯兰教妇女宣传解放思想，受到强烈反对；在出访演出中，在演出前则必念毛主席语录，有的语录革命性极强，矛头直指所在国，引起所在国强烈不满和反对；在驻外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则不顾驻在国的反对，公开点名指责一些国家，引起驻在国的不安。

在尼泊尔，有少数人到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前闹事，中国使馆为此向尼泊尔提出口头抗议，尼泊尔政府表示以后不会再出现损害两国友好关系的事件，并向中方表示歉意，对受伤及受侮辱的人员也表示了慰问。据此，使馆工作人员认为应该采取灵活外交，不必向尼泊尔提出书面抗议。但康生指示：应当不怕反华，不怕断交，坚决斗争。结果中国向尼泊尔正式提出“强烈抗议”，使两国关系趋于紧张。

在民主德国，一辆中国大使馆公务用车与德方一辆货车相撞，造成中国使馆人员伤亡。这本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但在当时什么都用阶级斗争的有色眼睛看待，所以就无端怀疑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东德搞政治阴谋，而且以国家名义向他们提出“最强烈抗议”，使两国关系出现非常紧张的情况。后在周恩来干预下，中方向德方赔礼道歉，两国才消除紧张关系。

在朝鲜，中国留学生戴着“红卫兵”袖章，在平壤街头游行并张贴标语，指责金日成背叛中国而倾向苏联。引起朝鲜方面的强烈不满。

在缅甸，受中国“文革”影响，华侨学校的学生佩戴毛泽东像章，进行所谓宣传毛泽东思想，造资产阶级的反，骂缅甸政府总理奈温是反动政府首脑，结果引起缅甸政府极大不满。缅甸政府逮捕了一些侮辱国家领导人的华侨学生，另有数十人受伤。为此，中国官方喉舌《人民日报》将奈温指责为“缅甸的蒋介石”。缅甸则宣布废除《中缅经济技术合作协定》，驱逐了中国的412名援缅专家。

在柬埔寨，在中国驻柬使馆工作人员支持下，一些柬埔寨华侨也学着中国国内的样子佩戴毛泽东像章，引起了柬方不满。柬埔寨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说：“这是要把柬埔寨青年人变成进行报复活动的工具！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控制，柬埔寨将请中国大使馆外交工作人员回国。”周恩来及时处理此事，并积极进行外交活动，亲自向柬埔寨做出保证，才使使馆人员不至于被驱赶回国。

在蒙古，由于一位驻北京使馆官员在乘坐轿车时，有人将一张毛泽东画像塞进车内，画像掉在地上被这名官员无意中踩在了脚下。此事被“革命群众”发现，认为他有意污辱伟大领袖，把他揪出车来一顿殴打。此事加剧了蒙古与中国的紧张关系。

到了1967年8月，在北京甚至还发生了万人围攻英国代办处、火烧代办处办公楼、殴打英国外交人员的荒唐事件。8月22日晚，一些造反派和红卫兵冲破北京卫戍区官兵的防线，从三面冲进代办处，并放火焚烧，致使9辆汽车及许多房屋被烧毁。这一事件在国际上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此后不久，又发生了16岁的小姑娘坐镇指挥造反派包围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事件。当周总理气愤地质问这位年仅16岁的“总指挥”为何要包围苏联使馆时，小姑娘竟然振振有辞地回答说：“既然可以火烧英代办，为什么不能围攻苏联大使馆？苏联反华，是修正主义，我们就是要反对他们！”令周总理极为气愤。

当1969年中苏在我国珍宝岛发生严重武装流血冲突后，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担心两国爆发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于是通过电话想找毛泽东沟通一下。当这位苏联党政军一把手将电话打到中共中央总机室，刚说了一句“我是勃列日涅夫，请接毛泽东同志讲话”，我们的年轻话务员断然说道：“修正主义分子，你是什么东西？能找我们伟大领袖讲话？”说完挂断了电话，致使中苏领导人几个月以后才得以通话，几乎酿成两国更大的武装冲突。而这位话务员还得到了康生的表扬，说他骂得好，政治水平高。

……

以上错误做法严重破坏了中国正常的外交工作，引起严重的外交纠纷，使中国与各国外交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困境。当时已经与中国建交或正在谈判准备建立外交关系的50多个国家中，就有30多个国家与中国断交或出现外交纠纷，中国驻外领事馆由原来的14个减少到5个，外国驻华领事馆由原来的30多个减少到6个。对于这种情况，被江青一伙控制的官方喉舌《人民日报》还在打肿脸充胖子地说：“我们不怕孤立，我们也决不会孤立。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民站在我们一边。”

●社会道德空前堕落

如今许多年过半百的中国人都会记得，从1963年至1966年上半年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国的社会风气进入了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全国迅速掀起了一个学习雷锋争做好事的热潮。在那段日子里，整个中国大陆的土地上，可以说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们相敬如宾，互助互爱，好人好事层出不穷。许多人做了好事不留名，甘当无名英雄，人们自觉学雷锋蔚然成风，至今一些老人回想起那几年的良好社会风气仍津津乐道。

然而，自从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社会风气逐渐恶化。昔日那种人们互相帮助、争做好事的现象难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相互倾轧，进而发展到相互斗殴甚至相互残杀。许多人昨天还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今天就变成了势不两立的仇敌。无数个家庭当中也分成了两派，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反目为仇的事情比比皆是。以往常有的见义勇为行为见不到了，人们在坏人坏事面前噤若寒蝉，避而远之。由于公、检、法系统都陷入瘫痪状态，一时间流氓恶棍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无人敢管。抢劫、强奸、盗窃等恶性案件多如牛毛。很多女孩子一到晚上便不敢出门。

“文革”不仅造成了道德的堕落，还扭曲了一些正确的传统观念：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被视为“资产阶级人性论”受到批判；尊师爱生的良好风尚，被当作旧的“师道尊严”遭到唾弃；助人为乐的友爱精神，也被指责为“不分阶级，不分敌我”。曾经有这样一个事例：一个女孩见到一位步履蹒跚的老年妇女过马路有困难，便主动上前搀扶老人过马路。后来有人对女孩说，你知道那个老太婆是什么成分，也许是个地主婆呢？这个女孩就再也不敢搀扶老人过街了。

“文革”时期是一个人妖颠倒，黑白混淆，好人受气，坏人当道的年代。一大批为非作歹的地痞流氓、劳改释放犯靠“造反”夺了各级领导的权，而那些劳动模范、先进人物被当成坏人却受到批斗和虐待。

“文革”造成的道德堕落，直到这场浩劫结束后多年仍难以恢复。曾经有这样一首顺口溜来形容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人际关系：“六十年代人帮人；七十年代人整人；八十年代人骗人；九十年代各人为各人。”

48、个人崇拜登峰造极的恶果

“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这是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在196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所作的惊世骇俗之语，此人后来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这是康生1958年夏天在北京音乐学院给政治教师作报告时提出来的，他后来成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这是林彪1965年11月对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批示，他后来也成了“副统帅”和法定接班人。在“文革”初期，林彪为了骗取毛泽东的信任，大搞个人崇拜，将现代造神运动推向峰巅：人们每天要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逢开会必先“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遇到问题要先学毛主席语录；学生上课前要先唱语录歌，跳“忠字舞”……一句话：“毛泽东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的最伟大的天才。”

个人崇拜活动还造成了极大的物质浪费。在中国，毛泽东像章、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塑像的数量之巨，堪称世界奇观。以制作毛主席像章为例，从1965年5月到1967年8月，仅在两年三个月时间里，全国就有2万多家工厂企业总共生产各种毛泽东像章达80亿枚以上。耗用铝、铝合金以及有机塑料6000吨以上。而全世界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30年间总共制造的各类像章也只有25亿枚。事实上，十年“文化大革命”生产的毛泽东像章，远远超过80亿枚！中国人制作的毛泽东像章，不仅在数量上创下了纪录，在重量上也创下了纪录。当时最大的像章，直径达20厘米，重约二三百克。中国人不仅创造了制作毛泽东像章的奇迹，而且创造了佩戴毛泽东像章的奇迹。在文革期间，几乎人人都佩戴毛主席像章。在十年动乱中，出版《毛泽东选集》及《毛主席语录》创下的数量也令世人瞠目。从1966年3月至1976年8月，全国共有1820家印刷厂承担了毛泽东著作的印刷任务。在这10时间期间，共印刷《毛主席语录》65亿册，《毛主席诗词》4亿册，《毛泽东选集》8·4亿套（每套4卷，共33·6亿册），总数超过100亿册。这个数字还不包括一些大专院校、党政机关和企业印刷厂10年间的自行印量，据统计约有17亿册。还有各种规格的毛主席像22亿张。按当时全国8亿人口分摊，人均拥有15册毛泽东著作和3张毛主席像！为了印这些书和像，共用去40多万吨高级纸张。而这10年中，其中就有6年进口纸和纸浆所用的外汇占国家进口商品类别的第二位到第五位之间。有人统计过，在毛泽东的书之前，人类印刷数量最大的书是《圣经》，从19世纪到20世纪90年代，在150年间共印了40亿册。而毛泽东的书仅10年就印了100亿册以上！还有数万尊毛泽东气宇轩昂、高大雄伟的塑像，更是星罗棋布地耸立在全国的乡村、工厂、学校、军营……为了造就这一切，中国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49、批林批孔再次造成严重灾难

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后，毛泽东一度受到震动，意识到自己对林彪的偏听偏信，错整了不少老战友。周恩来等人利用这一时机，为贺龙等一大批受迫害的老干部平反，并努力结束长期混乱的局面。然而就在各行各业形势刚刚走向好转的时候。毛泽东搞起了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又一次造成了严重后果。

事情的起因说起来有些离奇。江青一伙在林彪住处查到一些林彪尊崇孔子、孟子的某些言论材料，报给毛泽东。毛泽东由此联想到林彪的思想与孔老夫子有关，便把这位已死了两千多年的古代教育家、思想家与林彪扯在一起批了一通。1973年8月，毛泽东在一首诗中批评著名学者郭沫若尊孔，此举吹响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号角。这首在当时流传很广的诗是：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需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发起的批林批孔运动，又被江青一伙利用，他们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把矛头指向了周恩来，借当时几起名噪一时的小事件，小题大做，制造所谓“复辟回潮”的典型和“反潮流”典型，为攻击周恩来等人提供“现实依据”，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整人恶浪。

1973年10月，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中学初二（1）班举行英语考试，女学生张玉勤交了白卷，并在试卷背面写道：“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D，也能当接班人。……”为此，张的班主任讥讽她是“伟大诗人张玉勤”，要她作出检查。学校领导在学生大会上要求各班对此事进行讨论。张玉勤觉得受侮而自杀。江青抓住此事大做文章，不仅将张的班主任和校长判了刑，还在全国狠批所谓“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

两个月后，北京市某小学一个名叫黄帅的女学生，因对老师管教学生的方式不满，在日记里写下了心中的意见，此事被其父发现，觉得这是一个出风头的机会，便鼓动女儿将日记寄给了北京日报。该报随即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刊登了她的来信并加了编者按。编者按认为在全国仍存在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此信后来又被江青一伙在《人民日报》在转载，并以此事大做文章，把黄帅吹捧为“反潮流典型”，在全国掀起了“破师道尊严”和“反右倾回潮”的浪潮，师生关系顿时变得紧张起来，教师在人们眼里地位更加低下，一度走上正轨的教育战线再度出现了混乱。

由于当时就业十分困难，稍有门路的人便通过“走后门”让自己的子女参军或当工人。一个名叫柴春泽的干部子弟通过父亲的关系参军后，其父又四处活动，想再找门路将他送进高等院校。这名干部子弟为了表现自己反对走后门的“革命思想”，拒绝了父亲的好意，并将父亲的信交给了部队领导，后来又在《解放军报》上登载，他因此走红一时。江青一伙利用这一事情，在全国掀起了大批“走后门”之风，许多通过“走后门”参军、进工厂或上大学的青年被退了回去。于是有人写信揭发，说柴春泽参军也是走的后门。周恩来在来信上批示，要柴“一退到底，彻底革命”。柴只得脱下了军装重回乡下。粉碎“四人帮”后，柴春泽一度被认为是江青的走卒而被捕，在牢中关了几年。柴春泽最初的幼稚举动，不仅害了他自己，也害了他父亲，更害了许多与他经历相似的同龄人。

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更由于江青一伙利用“批林批孔”为其反革命政治目的服务，在全国造成了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的严重混乱。“左”倾错误广泛地影响到历史、哲学、伦理道德等各个思想文化领域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首先，历史的本来面目被歪曲了。为了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把中国的历史歪曲为“儒法两条路线斗争史”：一切历史的进步都说成法家的功劳，一切历史的反动都说成是儒家的罪过；一切有作为的历史人物都说成是法家，历史上所有反面人物都说成是儒家。总之，是法家进步，儒家反动；法家坚持变革，儒家复古守旧；法家总是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儒家总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其次，以正确评价法家的历史进步作用为名，广为宣传封建主义的政治思想。对一些封建皇帝、王侯将相，用现代的语言任意夸大和一味歌颂他们的“历史功绩”。毫无批判地赞扬封建专制主义，借口评价秦始皇、曹操的历史作用，公开为他们的暴戾、残忍和滥施暴力作辩护。1974年4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恃革命暴力者昌，恃反革命暴力者亡》，颂扬秦始皇说：“这种适应历史潮流的暴力行动好得很。……只要阶级依然存在，我们决不放弃革命暴力。”

第三，在社会伦理道德方面造成破坏。不仅否定了我国优秀的伦理传统道德，而且使社会主义社会建立起来的新的伦理道德规范也严重的破坏。批判了“师道尊严”，造成了师生间的对立；批判了“宽厚”、“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人性论”，使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准则受到很大破坏；批判“中庸之道”，鼓吹“斗争哲学”，更是培养了一些人“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极端好斗情绪。社会中父子、母女、夫妻、兄弟、同志、朋友、上下级之间的正常关系遭到践踏，素称礼仪之邦的中国的伦理道德水平大大下降，“文革”在人们思想上造成的“内伤”进一步加深。

第四、所谓“反潮流”的歪风在全国蔓延。凡是造领导的反就美其名曰“反潮流”。在学校，一些学生把老师当作敌人，动辄贴大字报，以致许多学校开不成课。在工厂企业，一些人不上班，散布“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错误口号，进行跨行业、跨地区的串连，闹派性，拉山头，搞内战。一些领导干部，或是再次被打倒，或是躺倒不干，或是支一派压一派。

经济上的后果也十分严重。不少领导班子重新瘫痪。“九·一三事件”后经过几年艰苦努力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局势又遭到破坏，许多地区和部门重新出现动乱的局面。正在复苏的国民经济重新下降。

50、亿万“知识青年”的不幸命运

1966年，中国数千万青年学生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以防止国家改变颜色的真诚愿望，纷纷戴上“红卫兵”的袖章，走上社会“造反、夺权”，“破四旧”，在他们的冲击下，工厂停产，学校停课，机关瘫痪，在社会的各方面引起了极大混乱。

这样闹腾了两年多之后，青年学生们才发现这场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仅革了许多高级干部、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的命，到头来也革了自己的命。由于大学停止招生，厂矿企业停止招工，加上中国不允许个体私有经济存在，导致1966、67、68年三届上千万毕业生无法安置，成为使学校和社会动荡不安的一个因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决定让毕业生们到农村去“插队落户”，并为此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可为的。”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国掀起了一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一度震撼全国、轰动世界的“红卫兵造反运动”，以上山下乡的形式逐渐消失。

在当时，青年毕业生是否愿意下乡的态度，被上升到一个吓人的政治高度来对待。报纸上一再宣传：“愿意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是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决裂，同资产阶级‘私’字彻底决裂的具体表现。”并且表面化地把这个问题作为看一个青年是“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是反革命的”唯一标准。在这种气氛下，动员过程中，很多地方采取了强迁户口、断绝口粮、给家长办“学习班”和停发工资的施加压力的错误做法。

大批学生就这样被强迫下放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对于他们的到来，农村干部们从内心里并不欢迎。中国农村本来就是人多地少，劳动力过剩。大批知青的插队落户，不仅平添了许多吃饭的嘴，还要为他们建住房，这就无疑增加了农村生产队的负担。知青们不会干农活，又难以管理，给农村干部们增添了很多麻烦。有些地方的农民与知青还发生了矛盾，甚至发生了流血冲突。笔者采访过当年下乡在河南某山区的一名“知青”，他讲述了那个苦不堪言、让人难以忘怀的年代：

“我们住的都是用土坯和稻草建起的草房，与牛棚马屋没什么两样。没有电灯，晚上只能点油灯；没有自来水，吃水要到很远的井里去挑；睡的床是用一些木板拼起的大通铺。我们每天与农民一起干活，一天挣八、九个工分，比农村的壮劳力要低一、两个工分。一年干到头，分的钱还不够买一趟回家的往返车票。为了回趟家，我们只能一大群人结伙，不买票强行登上火车，列车员也拿我们无可奈何。从我们的知青点到火车站有十几里路程。我们背着行李，手里拿着石块在公路上拦汽车，司机若不停车或不愿让我们搭车，我们的石块就会砸向他。曾经有一次，一名知青有急事想回家，在拦一辆军车时，军车司机不让他上车，他便用刀刺死了那名军人……”

在下乡的知青中，女青年的命运要比男青年更苦一些。在内蒙古自治区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一名农村干部看上了一位女知青，提出要与她成亲。姑娘坚决不肯。这名村干部便利用自己的权势，给自己和这位姑娘办了“结婚证”，随后，他让自己的亲友强行将这位姑娘拉进洞房，强奸了她。半夜时，这位姑娘趁那男人熟睡，仅穿着单衣逃出了门。当时正是数九寒冬季节，结果姑娘被冻死在路上。

当时对知青有这样一个规定：遇有征兵、招工或大学招生的机会，知青们在报名后，还须经过所在生产队的“推荐”。实际上“推荐”只是个幌子，谁能去谁不能去，全凭村干部们说了算。有些村干部就利用这个机会逼奸女知青。而一些女知青为了早日脱离农村的苦海，只得忍辱失身。

由于每年毕业的大批学生无法安置，因此直到1978年，上山下乡运动还在继续。就在这一年，下放到云南西双版纳的上海市知青，再也无法忍受长期离家的痛苦和边疆的艰苦生活，他们咬破手指，用鲜血在一张白布上写下了“我们要回家！”的强烈呼声。这一事件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持续多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才停止下来，同时大批在农村的知青于1979年开始返城。经过党中央和各级政府部门的不懈努力，从1979年到1981年全国共安排了二千六百多万人就业，长期存在的就业难的矛盾终于得到缓解。在全国范围内的知青上山下乡工作逐步结束，“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成为一个历史概念。

“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造成了亿万青年人的不幸命运，也给中国历史带来了影响深远的不幸后果：

第一，加重了“文革”给中国历史造成的“人才低谷”现象。十年动乱期间，中国少培养了一百多万名大专毕业生和二百万名以上的中专毕业生，使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出现了人才奇缺的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文革”中断教育，摧残知识和知识分子等做法，而知青上山下乡加剧了“文革”造成的教育中断，使得后果更加严重。

第二、造成了国家在经济上的严重损失，加深了知青就业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文革”期间，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了安置知识青年，财政支出共达一百多亿元。虽然这笔钱有一半支援了农垦事业，但经济效益很差，并没有真正解决知青的就业问题。到了1979年大批知青返城的时候，因为不少青年已经结婚生育，返城人数大大增加，形成了建国以后就业问题突出的一个高峰，给百废待兴的国民经济增加了压力。

第三、给部分地区的农民在经济上带来损失，给大部分知青家长造成负担，成为不利于社会安定的一个因素。对于大量的知青下乡，各地农村是当作一个政治任务来接受的。由于安置的人数过多，形成了与农民争土地、争口粮、争工分的状况，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多数插队知青由于在生活上不能自给，要靠家庭补贴，给许多家长在经济上和思想上造成了很大负担。家长的不满情绪，以及以后在知青升学、返城等问题上出现的不正之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第四、给知识青年在思想、文化、个人生活等方面带来许多不幸。由于生活艰苦，一些人只得去偷去抢而走上犯罪道路。在长期的生活磨难中，一部分人过早地失去了对于生活的热情和社会责任感，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发生了“信仰危机”。

51、错选王洪文任中央副主席

王洪文，这个原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保卫干事，“文革”中一跃而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一个工厂的普通干部，是怎样一步登天的呢？这缘自毛泽东对接班人的考虑。

1956年2月，在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会议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进行了否定性的批判。毛泽东认为，苏联出了赫鲁晓夫，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斯大林没有选好自己的接班人，所以他对接班人的问题格外重视。因此他选了自认为最可依赖的林彪。谁知后来竟差点遭到林彪的谋害。林彪叛逃摔死后，毛泽东又提出，要选年纪小的，立场稳定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

1967年7月，毛泽东来到上海。当时正值上海“八·四”事件。王洪文调动了30多万工人，提着长矛短棍，出动了卡车、铲车、消防车，砸掉了反对市革委会和“工总司”的群众组织。毛泽东深夜乘车到外滩巡视，看见一群手持长矛，头戴安全帽的工人在上海市革委会门前站岗，觉得工人造反派完全能够左右全局，非常高兴。因为看到毛泽东格外垂青工人造反派，张春桥让电视台多安排一些这类节目，毛泽东在电视里看到王洪文在批斗会上的总结发言，颇为欣赏。张春桥还把王洪文和“工总司”当成自己的筹码介绍给毛泽东。听说王洪文务过农，当过兵，毛泽东对他的经历很感兴趣。

1968年国庆节，党中央邀请全国工人和工宣队的代表到北京观礼，王洪文作为上海代表团的领队住进中南海。毛泽东单独接见了他。在检阅游行队伍时，张春桥引领王洪文走进天安门城楼的贵宾室，看到毛泽东坐在中央的沙发上。王洪文向毛泽东敬礼，毛泽东把王洪文介绍给身边的林彪。

国庆观礼结束后，代表团回到上海，王洪文却被留在了北京，指定列席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当众表扬了他，说我觉得上海比北京强，120万工人掌握了局势。看到毛泽东对王洪文如此重视，1969年筹备九大时，张春桥让王洪文担任上海筹备小组的负责人之一，并作为上海代表团的负责人出席九大。王洪文被指定为华东大组的组长之一，还多次参加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小型会议。在各大区组长会议上，毛泽东三次提到王洪文，并与他对话。在大会公报上，王洪文的名字第一次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排在一起，他的发言照片也被放在报纸的显著位置，还被“选”为九大的中央委员。1971年“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决定从下面选一个接班人，他首先想到了王洪文。但毛泽东只见过王洪文几面，这个年轻人能不能胜任？他决定先把王洪文调到身边。王洪文调到北京后，经常出席中央政治局的小型会议，参与中央的一些重要决策。他凭着自身的几分小聪明，赢得了毛泽东的信任。

1973年5月，在中共十大召开之前，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王洪文负责党章修改小组，起草修改党章报告。在这次会议上，王洪文“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周恩来之后，跃升到党内第三位。由于王洪文是靠张春桥发的迹，因此他与张沆瀣一气，成为“四人帮”的成员之一，在文革中干了不少坏事。

毛泽东最初是想让王洪文接自己的班，但在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一打算，觉得他太年轻，资历浅，恐难以服众，而没有把大权交给他。这真是中国老百姓不幸中的大幸。

52、为贺龙平反时留尾巴

贺龙，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年轻时靠两把菜刀造反起家，曾参与领导了南昌八一起义。红军时期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师长，建国后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一个为毛泽东立下过赫赫战功的人，却在那场“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惨死于狱中。贺龙的挨整，虽然与林彪有关，也与毛泽东有关。

林彪要整倒贺龙蓄谋已久。因为贺龙是军委副主席，掌握着兵权。林彪想夺权上台，就得扫除与他不同心的人。早在1966年就向毛泽东提出，贺龙历史上曾向国民党反动派“请求收编”，有通敌嫌疑；还“阴谋篡军反党、搞二月兵变”等问题，要进行审查。

林彪所说的向国民党请求收编，说的是1933年12月蒋介石曾派反动政客熊贡卿“游说”贺龙归降。而所谓的二月兵变，则是一些人凭空编造的谣言，是一个闻所未闻的冤案。康生就是这谣言和冤案的制造者。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66年2月，中央军委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决定北京市组建一个团，归卫戍区建制，平时担负民兵训练，维持社会治安等任务，战时作为扩编地方武装的基础。这个团组建后，一时没有营房，北京卫戍区便派人到市人委交涉。市人委答复：“由你们找有空房子的单位，找到后由市人委出面借用。”卫戍区的同志先到大兴、房山、丰台等地，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后来海淀区武装部介绍，有些大学的学生下去“四清”，有些空房。找房的同志即到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石油学院、农业大学等处进行联系。当时，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表示同意拨出部分空房借部队暂住。
但是卫戍区一位领导同志得知后，认为部队住学校不太适宜，决定不住学校。那个团组建后，住到了郊区一个靶场。谁知道，就是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竟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自文革开始以后，在当时“否定一切”、“怀疑一切”的气氛下，一些“神经过敏”的人，喜欢拿着“放大镜”，四处寻找“阶级斗争”的蛛丝马迹。一天，北京大学有几个学生和工作人员在一起开串联会，会上有人“揭发”了２月间曾要在北大住一个团的事，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调动这么多的军队，很明显是要搞政变。”会后，北京大学团委的一名干部将此事与《二月提纲》联系起来，怀疑另有意图，贴出了一张《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
大字报一经贴出，内容便不胫而走，哄传开来，越传越真，越传越玄。林彪得知此事，煞有其事地向中央“文革小组”披露了“贺龙私自调动部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的消息。于是，在江青、康生等人的煽动下，盲目的群众冲动起来，他们抄了贺龙的家，贴了贺龙的大字报。林彪还拿着群众的“揭发信”，到毛泽东那里诬陷要搞兵变，要求对贺龙进行审查。毛泽东对林彪过于信任，听信了他的一面之词，于1967年9月予以同意。贺龙便被关押起来。

贺龙在关押期间，生病不给治疗，饭不给吃饱，水只给一点点，在饥饿、干渴和病魔的折磨下，贺龙于1969年6月9日惨死于看守所中。贺龙在关押期间，曾对妻子薛明说，这辈子唯一一件让他懊悔的亏心事，就是当年在庐山会议上不该跟着那些人（指毛泽东、刘少奇等人）批判彭德怀。

“九·一三”以后，毛泽东才知道自己受了林彪的蒙骗，又对贺龙的问题进行了复查，并指示要给贺龙平反，恢复名誉。经中共中央查证甄别：认为所谓“通敌”问题，完全是颠倒历史，蓄意陷害。事实是：1933年12月蒋介石曾派反动政客熊贡卿“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贺龙同志发觉后，报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经分局决定，将熊贡卿处决，并于1934年3月17日，将此事经地报告了中央。所谓“阴谋篡夺军权”和支持军队一些单位的人“篡夺军权”的问题，经过调查也无此事。关于所谓贺龙搞“二月兵变”一事，则纯系讹传。

为此，中共中央于1974年9月29日，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文件上写明：毛主席已圈阅。通知说：“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因此，中央决定，对贺龙同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中央的这个通知，要求“发到县团级，并口头传达到党内外群众”。但事实上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很多群众仍不知道贺龙早已平反。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本书前面说到，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对贺龙说过，要他搞掉毛泽东，贺龙反驳了。此事会不会毛泽东的生疑呢？毛泽东1973年12月21日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谈话时，说“我看贺龙同志整错了。”下面接着说：“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高级将领中一些人出于对枪的偏爱，平时手枪不离身，本是司空见惯，而毛泽东在为他平反时竟加了这么一句话。这也可以看出毛泽东不愿公开和彻底地为贺龙平反，以免影响他本人的形象和威望。

53、整死忠诚战友刘少奇

没有人能够确切地说清楚十年“文革”究竟制造了多少人间悲剧。但是，毫无疑问，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厄运是这所有悲剧中的最大悲剧。

刘少奇，1898年11月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他的家乡与毛泽东的家乡韶山仅相隔十几公里，毛与刘既是老乡，又算得上是老战友。1921年刘少奇赴苏联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刘少奇回国后，便认识了毛泽东，两人共同参与领导了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并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后来能够登上中共最高领导的位子，有两个人出了很大的力，一个是周恩来，另一个便是刘少奇。

●刘少奇曾被定为接班人

毛泽东掌权后，刘、周二人一度成为他的左膀右臂。周恩来担任了总理，刘少奇当了国家主席。1962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来北京访问时，曾问过毛泽东，谁是他的接班人。毛回答说是刘少奇，刘之后是周恩来。刘少奇虽然参加革命较早，却长期在白区工作，没有战功，为何能被毛泽东看中呢？因为他与周恩来一样，是毛泽东路线的一贯支持者和服从者。

1935年红军长征时，刘少奇是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遵义会议上，他投了毛泽东的票。1939年，毛泽东看上了从上海来的电影女演员蓝苹，想甩掉前妻贺子珍与蓝苹结婚，受到张闻天等人的极力反对。只有少数人赞成这一婚事，刘少奇是其中之一。1941年，毛泽东在延安发起整风运动。在九月的一次会议上，陈云等人认为刘少奇与毛泽东一起是苏维埃运动后期正确路线的代表，应当给予重要的领导责任。毛泽东嘴上没表示什么，实际上肯定了这个意见。他在会后写的九篇批判文章中，多次援引刘少奇的观点，赞赏刘少奇领导白区工作的正确主张，批判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央对刘的责难。毛泽东在文章中说，刘少奇是我党在国统区工作中“正确的领袖人物。”是唯物的辩证的革命观的代表；“刘少奇同志的见解之所以是真理，不但有当时的直接事实为之证明，整个“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时期的全部结果也为之证明了。”毛在延安时期的讲话和文章中，对中央领导同志作这样高的评价是很少的。九月会议后，毛泽东即电告刘少奇，中央决定让他返回延安，准备参加七大。在刘少奇回延安途中，毛泽东多次致电，让他在路过山东时，代表中央解决山东地区领导之间的争论问题。毛泽东还打电报给沿途的军队负责人，要他们保护刘少奇的安全。1942年12月，刘少奇一路上走了十个月才回到延安。1943年中央领导机构的调整表明，刘少奇的地位已由政治局候补委员直接上升到第二位。这固然与他在反对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中的态度有关，与他在抗战后在华中的工作成绩有关，但也是毛泽东对他的倚重。

1945年，他在延安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一词，并要求全党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工作的指导方针。作为回报，毛泽东也把刘少奇的著作《论共产党员修养》列为党员必读教材，称赞刘是“党的白区（即国统区）工作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在中共“七大”会议上，刘少奇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军委副主席，他的名字越过了朱德和周恩来等人，紧跟在毛泽东之后。很明显，毛泽东有意将这位老乡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刘少奇从此也就紧跟毛泽东的指挥棒行动。1953年，人称“东北王”的东北军政委员会主席高岗为争得一个党的副主席之位，大肆活动，企图拱倒刘少奇由他取而代之。毛泽东得知此事后，将高岗撤了职，关进了监狱。对此刘少奇甚为感激，对毛泽东更加感恩戴德。

在建国之初，刘少奇曾经有过一套较具理性的国民经济建设方案，提出“新民主主义新阶段”，主张在中国大陆城乡先发展资本主义，允许私有制存在，待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再实行社会主义。为此，他称赞“资本家剥削有功”。但他的这些有益治国的方针，遭到毛泽东的斥责，初展手脚即销声匿迹了。毛泽东不懂经济，却一味地在经济领域蛮干，天真地以为只要以革命手段改变了生产关系就解放了生产力。于是在城市实行社会主义的公私合营，将所有私营经济改造为公营经济；在农村则推行集体化运动，把土地从农民手中收归国有，组织半军事化的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刘少奇只得在经济领域到处替毛泽东补漏洞，收摊子。1955年，刘少奇与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为保障农业的正常发展，砍掉了全国二十万个不符合条件的农业合作社，此举惹得毛泽东大为恼火，大会小会地斥责他俩“右倾”，“农业合作化道路上的小脚女人”。受到这次批评之后，刘少奇变得缩手缩脚，对毛泽东惟命是从。

●刘少奇的人生失误

刘少奇一生也有过不少重大的人生失误，才导致了他最终的悲惨命运。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前，被称为“红军之父”的朱德的画像与毛泽东的画像一直是并列出现在许多会场的主席台上方和重要场合。这一情形在建国之后不久就改变了，朱德的画像被取了下来。提议只悬挂毛泽东一人画像的就是刘少奇。当时中央在讨论天安门城楼上挂毛泽东的画像的事情。在谈到是否要将朱德的画像也挂上去这一问题时，刘说：“毛泽东是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最高领袖，应该只挂毛主席一人的像。而且今后在其它地方也应当只挂毛主席一人的画像。”很明显，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在全党中的地位，名正言顺地当毛的接班人。如果继续挂朱、毛二人的画像，那他刘少奇只能永远排老三。宽厚的朱德对这一提议没有提出异议。这样，“朱毛”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只剩下了毛一人。

对于“延安整风”出现乱抓人的严重偏差，虽然康生应负主要责任，刘少奇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他是“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主任，抓人的命令要经过他的手签发。

在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是否进行抗美援朝时，绝大多数人都表示反对，连周恩来都以“中国的经济实力远不如美国”这一含蓄的语言暗示自己的态度。但只有刘少奇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1959年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奉毛泽东之命，带头批判彭德怀，是那次会议中发言最激烈的几个人之一。他在发言中说：“怎么轮得到你彭德怀来反毛泽东同志？如果可以反的话，我刘少奇早反了。毛主席的思想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路明灯嘛！”他的发言令毛泽东甚为满意，他和康生、林彪、陈伯达等人一起，帮毛泽东达到了整倒彭德怀的目的。

庐山会议结束后，由于各地农村的浮夸、谎报、虚报产量等错误做法没有得到纠正，毛泽东仍然陶醉在粮食空前未有的“丰收”假象之中。这一年，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毛泽东得意地告诉他，中国的粮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收，粮食多得仓库都装不下。赫鲁晓夫说，你们的粮食吃不完，可以卖给我们。后来中苏关系破裂，赫鲁晓夫要中国偿还抗美援朝时的借款。毛泽东心想反正中国的粮食充裕，便决定用农副产品来还债。于是各地大幅提高粮食征收指标，农民的口粮、饲料粮甚至种子粮都被拿去交了公粮，致使农民只能用野菜野草充饥，中国便进入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实则是三年人祸时期。一时间，各地粮食告急的电报如雪片般飞向北京，飞进中南海。可这些电报全被刘少奇扣下，没有报告给毛泽东。因为不久前庐山会议上的情景还让他记忆犹新，心有余悸。他知道毛泽东这个人是只爱听报喜，不爱听报忧。他怕向毛泽东讲了真话，也招来与彭德怀同样的下场。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他做了一件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后来还是毛泽东身边的一名士兵回乡探亲，返回中南海后哭着说他的双亲与村里的许多乡亲都饿死，这事才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在得知广大农村发生严重饥荒的真情之后，批准从国外紧急进口大批粮食，这才缓解了燃眉之急。

三年饥荒过后，中国的老百姓并没有把这笔帐算在毛泽东头上，而是把帐算在“自然灾害”头上和省级以下的干部头上。他们认为，是“自然灾害”和这些干部欺上瞒下、贪污腐败导致了这场大饥荒，而毛泽东仍然是他们伟大的领路人。这似乎正中毛泽东的下怀，他正希望有机会把这场大灾难的过失推卸到那些他认为执行他的政策不力的官员身上。于是，在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且说：“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听到毛泽东发出搞阶级斗争的号召，刘少奇迫不及待地积极响应，坚决贯彻。1963年2月，中共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部署这场后来被称为“四清”的社教运动。刘少奇在会上说，要“搞一个阶级斗争”，“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毛泽东估计“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刘少奇则更激进地说，“三分之一都打不住。”1964年8月，中共成立“四清”指挥部，刘少奇成为四清运动的第一线指挥。为了摸索四清工作的经验，刘少奇派自己的夫人王光美到农村一个叫桃园的地方搞了一个试点，并将试点“经验”向各地推广，其做法就是抛开现存体制，把基层干部分类，发动群众把领导权从“阶级敌人”手中夺回来。运动的方法还包括贴大字报，以及逼、供、信和体罚。刘少奇主导的这场四清运动，覆盖了中国三分之一的县的农村地区。这场以整人为主的运动，搞得农村干部人人自危，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据统计，共有大约500多万人被整，其中7万多人被整死。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些案子的绝大多数，包括刘少奇倡导的四清典型经验中的全部案子，都作为冤、假、错案平反。可以说，“四清”是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预演。在文革过后人们发现，有的时候受害者他也是害人者。而受害者他恰恰是为害人者提供了害他的依据，害他的手段，害他的方法。这个就是刘少奇的悲剧，他在四清运动中搞得比毛泽东还要左。

刘少奇对毛泽东可谓是竭尽忠诚，不仅当面唯唯诺诺，毕恭毕敬，背后也是全力维护毛的形象。曾有一次，毛的机要秘书叶子龙因一点小事受到毛的训斥，事后不满地发怨气说：“搞烦了我把他那些丑事（指玩女人之事）全都抖出去！”刘少奇听后警告他说：“你要是敢在外面乱说，就把你当成个疯子抓起来！”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有七千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会上，刘少奇在会上讲了话，其中谈到了彭德怀的问题。他说：“彭德怀的错误不只是写了那封信，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不算犯错误。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刘少奇的这段讲话令彭德怀十分愤怒，却迎合了毛泽东的意图。

刘少奇在自己的婚姻问题上，算不上是个严肃专一的人。他曾经5次结婚。在前四位妻子中，除了第一位妻子何宝珍是被敌人杀害外，其他几位妻子都与他离异。论刘少奇的地位和才干，女方不可能主动抛弃他。特别是第三位妻子王前，与刘少奇结婚时年仅16岁。刘少奇为了娶她，将自己的年龄说小了十岁，后来却抛弃了王前。在刘少奇蒙难时，王前来了个落井下石，在女儿刘涛面前说了不少关于父亲的坏话，促使刘涛对父亲反目为仇，贴出了一张令刘少奇极度伤心的大字报。

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关于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上，最初写有“刘少奇同志历史上犯过一些错误”这样的语句。决议在送给王光美审阅时，她不同意这样的写法，说：“要这样写就写明刘少奇犯了什么错误。”邓小平认为不便于写明刘少奇犯了什么错误，便删去了这句话。

●毛泽东为何要搞掉刘少奇

那么，毛泽东在何时产生了要搞掉刘少奇的念头，又因何事要搞掉他呢？1971年6月，中共中央下发了一份内部文件，内容是1970年12月28日毛泽东接见延安时期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记录。谈话中毛泽东回答了斯诺关于刘少奇的问话。现摘录如下：

斯：我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即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

毛主席：那就早了。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在那以前，他出的书黑《修养》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

斯：是新版吗？

毛主席：老版。说不要夺取政权，共产党不要夺取政权的。当个共产党不夺政权干啥啊？！所以他是混进共产党里的反动分子。

斯：那么，你是不是在那时感到必须进行一场革命的？

毛主席：嗯。1965年10月就批判《海瑞罢官》。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决定搞文化大革命，1966年8月召开了中央十一中全会，十六条搞出来了。

斯：刘少奇是不是也反对十六条？

毛主席：他模模糊糊。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出了那张大字报了，他就不得了了。他实际上是坚决反对。

斯：就是《炮打司令部》那张大字报吗？

毛主席：就是那张。（以下略）

上述谈话的时间距毛泽东与蒙哥马利的谈话只隔了两年多，毛泽东就改变了选刘为接班人的主意。从毛泽东的谈话来看，他要搞掉刘少奇仅仅是因为刘在那次会议上反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但笔者认为事情并非这么简单，毛泽东要整倒刘少奇还有其它原因。毛泽东自从赶走了蒋介石，占据了整个中国大陆之后，就开始骄傲自大，认为自己一贯正确，容不得不同意见的人。邓小平也这样评价过毛泽东：“谁不听他的，他就想整一下。”（见邓小平文选第二集301页）

在三年困难时期的后期，刘少奇在农村实行“三自一包”政策，即自留地、自负盈亏、自由市场和包产到户。这一举措极大地激发起农民的积极性，农村形势开始好转。老百姓对刘少奇心存感激，一些地方流传着“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的说法，刘少奇的威信超过了毛泽东。而“大跃进”运动的失败，证实了彭德怀意见的正确，中共内部出现了为彭平反的呼声，这些都使得毛泽东内心感到不安，担心自己的地位不稳。

1964年10月，苏共中央第二号人物勃列日涅夫伙同其他人，将赫鲁晓夫赶下了台。此事加深了毛泽东的担忧和疑虑，他害怕自己的战友会像勃列日涅夫那样，将他也赶下台。同年11月，中共中央派周恩来、贺龙等人出席苏联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活动。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在会见贺龙时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下去了，你们也应该把毛泽东搞下去，这样我们就可以和好。”贺龙当即顶了回去，并在回国后报告了毛泽东。这事更加深了毛泽东的顾虑，他怀疑刘少奇就是睡在自己身边的勃列日涅夫。

此后不久，在他的卧室里又发生了秘密录音事件，为此，他身边一大批工作人员受到了严厉的惩处，就连跟随他多年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也被关进了监狱。虽然此事的追查最终没扯上刘少奇，但毛泽东仍怀疑刘少奇是此次事件的幕后指使人。于是，毛泽东就以刘反对“二十三条”为借口，决心将他赶下台。

为了搞臭刘少奇，毛泽东硬说刘少奇在他的那本《论共产党员修养》著作里“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夺权政权”。这真是无中生有，是在鸡蛋里找骨头。笔者曾全文阅读过刘少奇的这本著作，共有九个部分，4·8万字，书中根本找不到“共产党不要夺取政权”这样的语句。毛泽东说此书“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也是不负责任的胡言乱语。这本书主要谈的是党员的修养问题，没有必要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也硬扯进去，不然就成了大杂烩；而对于国民党，书中则多次有触及。如在第四部分中，作者就要求党内全体同志要正确理解中央的统一战线政策，既要团结国民党一同抗日，又不要走到另一个极端，对国民党的抗战抱有完全依赖的思想。

上面这段话，不知为何毛泽东对它视而不见？毛泽东将刘少奇的这篇著作称为“黑《修养》”，既然如此，又为何要在1945年亲自将这本书列为“干部必读”教材呢？这岂不是出尔反尔，自打嘴巴？

●刘少奇受诬陷迫害致死

当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出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信号以后，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没料到国家主席会是这场运动首当其冲的最重要目标。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没有出席会议，而由刘少奇按毛泽东事先的部署主持会议，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会议对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进行了集中的揭发批判，决定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通知》认为，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在中央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并特别指出，“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因此，有必要开展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领导权夺回来。

会议决定撤销原来以彭真任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了以陈伯达、康生、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这“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小组实际上成为凌驾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上发号施令的指挥机构。

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在康生的授意下，贴出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京大学党委。毛泽东对这张大字报写了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公开发表后，立即发生了轰动效应，一些学校纷纷效尤，矛头直指学校党委。在几天时间里，许多学校的党委瘫痪。在这种情况下，在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作出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的决定。7月中旬，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对刘少奇派工作组的做法甚为不满，严厉批评他是镇压学生运动。8月5日，毛泽东在一张报纸上写了那张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把党中央内部关于“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分歧，以及1962年、1964年工作指导上的分歧，都说成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它不仅明显地针对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央第一线，而且明确指出中央内部有个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刘少奇成为所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和当权派”。

8月12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被迫对自己前一时期的工作做检讨。在会后的公报上，人们发现刘少奇的排名，由原先的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

1967年1月3日，刘少奇与前妻王前所生的女儿刘涛在江青的诱骗和鼓动下，将自己所写的大字报《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贴到了中南海职工食堂门口等地。这一来自亲生骨肉的伤害，令刘少奇在精神上极度痛苦。

如果说唆使刘少奇的亲生骨肉向生身父亲伤口上撒盐还只是江青一伙的低级下流的小把戏的话，那么，《红旗》杂志1967年第5期发表的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则是射向刘少奇的一支致命毒箭。这篇文章的最大特色是以“权威”的姿态第一次在中央报刊上批判所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声称“一定要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下马，让他靠边站。”

从这一年的第一天起，刘少奇的日子就不好过了。红卫兵小将们开始到他家“造反”，贴大字报，挂标语，呼口号，后来直接将他和妻子王光美拉出去批斗。每次批斗时，不仅让他“坐飞机”（架着他的双臂用力向后拧），还对他拳打脚踢，打得他鼻青脸肿。

1月13日夜晚，毛泽东或许是想在整倒刘少奇之前，再见一次这位可怜的老乡和战友、，让秘书去接刘少奇来自己的住处谈话。在谈话中，刘少奇提了两点要求：“1、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2、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一直送刘少奇出门，并嘱咐他多看些书。这也是刘少奇与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见面。刘少奇本以为提出辞职后，毛泽东会放过他，自己的处境会好转，却没想到在以后的日子里，造反派对他的迫害更是变本加厉。就在毛泽东接见刘少奇的第四天，一伙造反派冲进他的家中，将他的电话线扯断。从此，刘少奇与外界的联系几乎完全被断绝了。造反派们还命令他以后要自己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无休止的批斗，从肉体上摧残着这位年近70岁的老人。他的双腿被打伤，行走困难；他的双臂被扭伤，每天起床穿衣，要花一两个小时才能穿上，伤痛未愈，又添病痛，他患上了糖尿病等病症。食堂离他的住处只有30米，他要自己去打饭，每次东倒西歪地来回一趟要走50分钟。后来，常常是打一次饭，让刘少奇吃好几天。因此他吃的常常是馊饭。他被人打得嘴里只剩下七颗牙……

重病中的刘少奇已是奄奄一息。但江青一伙指示，要留住他的生命，让他听到被开除党籍贯的消息。1968年10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了“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其党籍”的决议。刘少奇听到这个消息后，从此一言不发，以沉默来表示抗议。

此时的刘少奇，一定也像贺龙一样，后悔当初不该帮着毛泽东整倒彭德怀，不该不遗余力地为毛泽东抬轿子，把他一步步抬上个人专制的顶峰。

●被扣上“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

为了置刘少奇于“永世不得翻身”的死地，江青、康生等得知刘少奇早年从事工人运动时曾在奉天纱厂被捕过，便在这上面大做文章，指派人用各种卑劣手段制造伪证，最终给刘少奇扣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的三顶弥天大“帽”。“文革”结束后，中央派人到辽宁调查，弄清了历史真相，推倒了所有伪证，刘少奇的沉冤终于得到昭雪。但江青等人当年是怎么策划的，那些伪证又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其详细情节鲜为人知。

1967年7月，辽沈大地武斗正炽，社会一片混乱与恐怖。一天，三名军人乘飞机从北京来到沈阳，他们是奉江青之命来的。此时的北京城里，江青一手操纵戚本禹组织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对刘少奇、王光美批斗、抄家；一手又策划了声势浩大的“揪刘火线”。此时，“中央文革小组”的专案组得到辽宁“造反”组织的报告，说刘少奇1929年曾在奉天纱厂被捕过，是否也应查一查。戚本禹连忙于7月28日写报告给江青：“建议迅速派专人赴沈阳组织三百红卫兵(三人一组，分一百组共同作业)，查找敌伪档案，把刘的‘自白书’找到后，即可在适当时机公布。”江青如获至宝，当天就批示：“立即物色一至三名同志去沈阳，照你的意见办。”同一天，中央五0四专案组(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巫中等二人就在某军政委陪同下飞临沈阳。就在巫中等人抵沈的当天，一个具有相当级别的7人领导小组和一个下设15人的彻查办公室成立了。在整整50天的时间里，彻查办发动东北三省，查了1929年前后的245万卷档案和报刊资料。然而，他们却一无所获，没有查到刘少奇所谓“叛变”的任何证据，戚本禹寄予很大希望的“自白书”纯属子虚乌有。

面对这种状况，江青一伙岂肯善罢甘休?从历史档案中找不到的东西，他们要从活人口中挖出来。于是，彻查办把1929年前后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人员和张学良时期奉天军警宪特的名单，以及奉天纱厂职工的花名册印发全东北，从市到县直至城市街道、农村公社普遍成立了彻查机构，逐一查找名单上的人，要求“活着的查到人头，死了的查到坟头”。在中央专案组的指挥下，按照他们在北京虚构的刘少奇叛变情节，彻查办成立了若干彻查小组，进一步沿着“奉天纱厂———警察局———法院———张学良长官公署”这样一条线，查找1929年前后在其中任职的人员，不管是否了解情况，只要活着又任过职务的就列为重点知情人。有些甚至已经是神智不健全的人，也作为证人搜罗起来。专案调查尚未开始，巫中就划框框、定调子，肯定刘少奇已经“叛变自首”。他说：“查刘少奇罪证关系极为重大……这是一项战略任务。有罪证是肯定的，只是查出来查不出来的问题，不存在有没有的问题。”对调查方法，办案人员对“知情人”采取了种种威逼手段。通过外调方式谈话得不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就以隔离办班为名进行拘留审查，剥夺人身自由，用专人监管，施加压力。一次次的审讯，一次次的威胁恫吓，直到证人俯首就范，让说什么就说什么，让证什么就证什么，不达目的不罢休，比古已有之的“莫须有”手段还要狠毒。

在办案人员的高压威逼下，先后有贾文畸、董仁、熊守成、关庆云四名“知情人”自杀。他们有的吃药，有的跳楼，有的用刀片割脖子(均未遂)。一份刘少奇被捕后如何叛变、如何出卖党的机构和同志、造成共产党多人被捕的假证词，就这样出笼了。

其中在一份所谓“证词”上，证明人写的是原辽宁省政协副主席刘多荃，而实际的撰写者却是彻查办和专案组的人。刘多荃当年是张学良卫队的上校团长，侦破共产党案件这类事并不是他的本职工作。但专案组急于利用他的身份，就把他监管起来，反复进行威逼、恐吓、引供。刘多荃当时已是年逾古稀之人，残酷的折磨使他难以承受，从精神到身体都陷于崩溃。于是，专案组看准火候，开始“启发”、“诱导”式地讯问。先让刘多荃回想“九一八”事变前几年发生的重大政治案件，后来又让他考虑1927年7月至1930年11月间发生的大事，最后又缩小到1929年8、9、10三个月发生的大事。要他一月一月地猜、说。当他按顺序猜到“9”时，专案组马上告诉：“抓的时间差不多。”

被捕时间解决了，又开始追问被捕地点。刘多荃讲：“听说侦破的案子，一部分是工业区，一部分是日本站，日本站这个重要。”专案组对此不满意，反复追问，进行指供：“纱厂是怎么回事?”刘多荃含糊搪塞地说：“纱厂抓的人与他们是一个组织的。”于是被捕地点问题又算解决了。对被捕人的身份，刘根本不清楚。从当年的审讯记录上可以看到，刘多荃说：“几次谈话你们都让我考虑这个共产党案件是个什么身份的人，在我的记忆里没听到有人向我直接讲。我想不起来，也不能瞎编呀!不过……我想一定是个大案子，是个东北主要负责人。”在多次诱供之后，办案人员干脆露骨地挑明：“你往最大走资派身上联系过吗？”在这样明显的指供下，刘只好说：”关于最高领导人职务，我记得当时听他们说书记或总书记。”在专案组的继续“引导”下，被捕人数从十几人逐渐减少到三人。关于释放后的去向，刘说“往西南”，不行！说“送天津或营口”，也不行！后改为“上北边去了”，“就是为了利用他”，这才使专案组满意。刘多荃出狱之后，于1979年5月至11月两次写出更正材料，说他1968年写的两篇证明材料“是专案组从我到学习班被监护的整个期间，被逼所写的几十万字材料中摘录之后要我抄写的”，完全是虚构的。

对刘少奇同志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8份主证中7份出自辽宁。另一份出自北京的孟用潜。专案组在辽宁大搞逼供信的同时，对孟用潜也进行了威逼。他们将和刘少奇同时被捕的孟用潜“隔离审查”，采取小型斗争会的办法，白天晚上连续审讯了7天。孟用潜在身心交瘁的情况下违心地按专案人员的授意，讲了被捕叛变的话。以后孟曾给毛泽东写了20封信申诉翻供，讲述真相，但均被江青等人扣压。

为了把证词搞得不露马脚，办案人员在彻查办负责人指挥下，对所谓“证人”的谈话记录进行随心所欲的再加工，把“听说”、“可能”、“如果”等词句统统删掉，再经过赤裸裸的篡改、罗织、生编硬造，然后整理成材料，再让“证人”抄写、签字、画押。结果，他们送往中央的71份证词中几乎没有一句是真话。1968年10月7日，周恩来看到这些假证后，感到非常可疑，追问彻查办外调组的一个负责人说：“你们是不是把情况都告诉了被调查的人，刘少奇的名字是你们说的还是暗示的?还是诱供的？什么大个子、白净脸、高鼻子、南蛮子?”这位负责人当面欺骗总理说：“这些问题我们没有告诉他们。”周恩来问：“那刘多荃没听过刘少奇的名字，为什么在证据上写上了刘少奇呢?是不是你们告诉给他了?”回答说：“那是我们在最后取证时加上的。”周恩来生气地说：“那就不好。你们学过历史唯物主义吗?”在周恩来赶去接见外宾后，这些人立即做手脚，对可疑之处进行修改，然后送给张春桥，由他最后作了亲笔修改。当时连中央专案组也有人提出：1930年中共满洲省委和党组织遭到大破坏是杜兰亭出卖的，与1929年刘少奇被捕无关。但张春桥仍然生拉硬扯，将罪名强加在刘少奇头上。

1969年10月17日夜晚，生命垂危的刘少奇被人抬上飞机，送到河南开封市一座幽闭的小院里。10月下旬，刘少奇高烧不退，由于得不到应有的治疗，11月12日，刘少奇含冤逝世，终年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