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搞“陽謀”的“反右派鬥爭”

1957年4月，毛澤東發布了《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党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他還約集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談話，鼓勵知識分子給共產黨提意見，幫助共產黨人改進工作作風。最初知識分子們不敢提意見，怕給自己招惹麻煩，因為不久前才出了個“胡風反黨集團案”。為了鼓勵知識分子們大膽講話，毛澤東信誓旦旦地表示，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並保證要做到“三不主義”：不揪辮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中共中央統戰部根據毛澤東的部署，於5月3日召開了一次民主座談會。部長李維漢專程登門，誠懇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出席。看到共產黨人如此有誠意，這些人出席了座談會，並對黨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大量的批評意見和建議。客觀地說，這些意見大多是正確的、善意的。但也有個別意見欠考慮，如農工黨主席、國家交通部部長章伯鈞說，他希望共產黨政府能像西方國家那樣，來個各黨輪流執政，以便互相監督，可以少犯錯誤。章伯鈞萬沒想到，這番話後來竟成為他企圖要共產黨下台的“罪證”。

在毛澤東的號召下，知識分子們敞開心扉，暢所欲言，給共產黨提了不少意見。這些意見多數對改進黨的工作是有益處的，但其中也有些很尖銳的話，有些話把社會主義說得一團糟。這讓毛澤東大為不滿，認為是故意抹殺共產黨的成績。他密切地注視着形勢的變化。當聽到李維漢匯報說，有人散布要與共產黨“輪流坐莊”，搞“海德公園”等言論時，毛澤東說，他這樣搞，將來會整到自己頭上。並指示要硬着頭皮聽，不要反駁，讓他們放。當聽到李維漢匯報到有人說黨外有些人對共產黨的尖銳批評是“姑嫂吵架”時，毛澤東說，不對，這不是姑嫂，是敵我。這時，他開始考慮到這是右派對黨的進攻，應該予以反擊，便寫了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變化》。文章說：“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學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有反共情緒的右派分子為了達到他們的企圖，他們不顧一切，想要在中國這塊土地上颳起一陣害禾稼、毀房屋的七級以上颱風。”毛澤東還把與極少數右派之間的鬥爭，說成是“一場大規模的思想戰爭和政治戰爭”，認為“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這個時候的毛澤東，其實是過分誇大了“右派”勢力的力量，把形勢估計得過於嚴重，這無疑鑄成了後來反右鬥爭嚴重擴大化的錯誤。另外，對當時錯誤言論的出現，採取一種先縱後抑的做法也是不妥當的，應該採取適當的形式予以批駁、反擊，並輔之以正面引導和其它轉化工作。然而毛澤東沒有這樣做。他的文章寫成後，發給黨內的幹部閱讀。

到了6月份，政治風雲驟變，《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在變調，6月8日，反右派鬥爭正式揭幕。《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指出“少數右派分子正在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挑戰”，“他們企圖乘此時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打翻，拉着歷史向後倒退，退到資產階級專政，把中國人民重新放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反動統治下”。社論還表示：“共產黨仍然要整風，仍然要傾聽黨外人士一切善意的批評”。原先口口聲聲說“言者無罪”，現在說成是只聽“善意批評”。什麼批評是善意的，什麼批評是惡意的，誰能說得清呢？6月10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工人階級說話了》、《不平常的春天》等社論。一時間，那些給共產黨提意見的人成了反動派、偽君子、大壞蛋。接着，農民也說話了。6月17日，戰鬥英雄黃繼光烈士的母親在《人民日報》上說：“哪個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我們就要和他拼命！”

一場反右派鬥爭按照毛澤東的部署，在全國範圍內開展起來。

“反右派鬥爭”最初只將4千人定為右派，10天之後增加到8千人。當時，主抓反右派鬥爭的是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他給劃定“右派分子”定下六條標準：

（1）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城市和農村中的社會主義革命，反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關於社會經濟的基本政策（如工業化、統購統銷等）；否定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堅持資本主義立場，宣揚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剝削。
（2）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民主集中制。攻擊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擊肅清反革命分子的鬥爭；否定“五大運動”的成就；反對對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改造；攻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幹部政策；要求用資產階級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會主義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3）反對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反對共產黨對於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的領導；以反對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為目的而惡意地攻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員、污衊工農幹部和革命積極分子、污衊共產黨的革命活動和組織原則。
（4）以反對社會主義和反對共產黨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團結。煽動群眾反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煽動工人和農民的分裂；煽動各民族之間的分裂；污衊社會主義陣營，煽動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人民之間的分裂。
（5）組織和積極參加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小集團；蓄謀推翻某一部門或者某一基層單位的共產黨的領導；煽動反對共產黨、反對人民政府的騷亂。
（6）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關係，通情報，向他們報告革命組織的機密。

7月17日，在中央召開的一次省市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提出要分期分批在全國城鄉普遍進行整風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使已經日趨嚴重的反右擴大化有了進一步發展。最後，竟有55萬民主人士、革命幹部、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

那麼，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都說了些什麼樣的“反黨”言論呢？這裡，我們從當時的《人民日報》輯錄的“右派”方論中摘抄幾段，讓讀者自己去評判：

“每個黨員並不等於黨。有的機關、學校中有人給黨員提意見，竟被批評為反黨反組織。這不是比“朕即國家”還有過之嗎？”（揭發廣西副省長、民革中央常委李任仁。載《人民日報》1957年6月6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呢，還是屬於共產黨？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呢，還是人民為共產黨服務？共產黨是人民的勤務員呢，還是人民的統治者？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呢，還是奴隸？”（揭發青島市民盟曲北韋，載《人民日報》1957年6月28日）

“有不少人已不顧一切地說了許許多多不好聽的壞話。這種壞話雖然在實際上是好話，是良藥，但往往被誤認為壞話。他希望中共不要將好心說了壞話的人拿去鬥爭，那樣在道德上非忠厚之道……英明的黨決不會做的。”（揭發九三學社顧執中，載《人民日報》1957年6月15日）

“不要因為不喜歡烏鴉叫，當烏鴉叫的時候，就一槍打過去。因為一槍打過去，烏鴉固然無法再叫，可是連鳳凰也嚇得不敢開腔了。”（揭發上海葉元龍，載《人民日報》1957年6月23日）

“在我們周圍，不是還充斥着唯唯諾諾、人云亦云、見風使舵、諂上壓下之輩嗎？……這種現象遲早會被消滅的。我們也有責任促使它消滅、死亡。”（《中國青年報》記者詹1956年9月給林希翎的信。登在《人民日報》1957年8月6日，說詹是“反對黨的勇士。”）

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央民革副主席龍雲在鳴放中說：1．抗美援朝戰爭的經費，全部由中國負擔，不合理。2．第一、第二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借款給盟國，又實施租借法案，後來他們有的賴了賬，有的美國不要他們還了。蘇聯對我國借款，十幾年都還不清，還要付利息。中國為社會主義而戰，結果如此。3．蘇軍解放我國東北時，拆走了工廠中的一些機器，有無代價？償還不償還？4．我國援外預算太大，主張抓緊壓縮對外的援助。

顯而易見，這些話都是逆耳忠言，甚至算不上逆耳，而是順耳忠言。然而，就是這樣的一些逆耳和順耳的忠言，都被當成了反動言論。說這些話的人，都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在反右鬥爭開始之後，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紛紛低頭認錯、認罪：“向人民投降”、“向人民伏罪”、“我做了人民的罪人”、“請求人民寬恕”、“我恨自己是一個右派”、“我要重新做人”。但從他們“認錯”的內容來看，一點也不具體，儘是給自己扣大帽子。有些“右派”分子在群眾壓力之下，表面是低頭認罪，把自己罵個狗血淋頭，罵自己是“陰險的、醜惡的、狡猾的”等等。龍雲在檢討中說：“由於身居高位，脫離實際。兼之血壓過高，容易衝動。想到哪裡，說到哪裡。當面是這樣講，背後也是這樣說……那時蘇聯搬走機器，真是幫了人民的大忙，不留給蔣介石利用它來打我們。這種對中國革命勝利具有無窮的潛在作用，我竟不能識別。”關於他早先發表的“我國援外預算太大，主張抓緊壓縮對外援助”的意見，他檢討道：“我既無遠大的目光，又無磅礴的氣概，只能小手小腳、小家小管、量入為出”。

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人，有些被降職使用；有些貶到下屬單位工作並降低了待遇；大部分人則是下放到偏遠的地方勞動改造。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初，有一部電影名叫《牧馬人》，描寫的就是一個“右派”青年在東北農村接受監督改造的故事。農工民主黨主席章伯鈞由於主張各黨輪流執政，被認為是要趕共產黨下台，因此成為“頭號右派分子”。他氣憤地指責毛澤東是“搞陰謀”，先是鼓勵民主人士給黨提意見，提了意見卻被打成右派。毛澤東在八屆二中全會上公開反駁說：“有人說我們是搞陰謀。我說這不是陰謀，而是陽謀！為的是引蛇出洞。”“有人罵我們是秦始皇。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吧？我同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概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需要我們加以補充。”

當時被打成右派的還不僅僅是給黨提意見的人。那個時候，單位領導對某人稍不滿意，便可以給他戴上個“右派”帽子。北京大學有一位老教授曾對筆者懺悔地講起一件“反右鬥爭”的往事，他說：“我那時是系裡的團委書記。有位同學因為反對我，我就把他打成了右派。現在想起來很內疚。我又算個什麼呢？”

1978年4月，復出後的鄧小平決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後來有人反對說確實有的右派不該摘帽。於是中央又對摘帽工作進行了複查，最後55萬“右派分子”中除了章伯鈞等6人不屬於錯劃右派外，其餘都得到了糾正。

筆者認為，對章伯鈞等6人的“右派”問題，也應予以糾正。既然毛澤東事先已經“赦免”那些給共產黨提意見的人是“言者無罪”，那麼不管別人講了什麼，都不應說他有罪。更何況章伯鈞等人只是希望各黨輪流執政，並非真心要共產黨下台。

28、炮擊金門不是“妙棋”而是險棋

新中國成立後的幾十年間，台灣海峽一直是國共雙方鬥爭的主要戰場。1950年初，解放軍第29軍發起解放金門戰役，由於戰前準備不充分、情報不準確等原因，登上金門島的4個團全軍覆沒。正當29軍準備再次進攻金門時，朝鮮戰爭爆發，美國與蔣介石簽訂了《共同防禦條約》，並派出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毛澤東以武力解放台灣的計劃成了泡影，金門島也由此長期為國民黨軍駐守。

1958年8月，毛澤東下令對盤踞在金門島上的國民黨軍進行炮擊。這次軍事行動解放軍共出動了15個炮兵團，向大小金門、大擔、二擔、馬祖等島嶼發射了數萬發炮彈。有人說炮擊金門是毛澤東在對台鬥爭中走的一步妙棋，稱讚他以一個偉大戰略家的深邃目光，精心指導了這次軍事鬥爭，從而粉碎了美國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毛澤東自己也滿意地說，炮擊金門像一根絞索，把美國牢牢地套在了台灣。

對上述說法，有歷史學者提出了不同見解，認為這是毛澤東走的一步險棋，臭棋。早在1954年，中共軍隊就對金門島有過一次大規模炮擊，那次炮擊共進行了19天，不僅摧毀了島上的軍事陣地和水上碼頭，還摧毀了運送物資的艦船多艘。雖然美國與蔣介石簽訂有共同防禦條約，但條約只約定了要保護台灣和澎湖列島，對沿海這些小島是否保護沒有寫明。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不願為蔣介石承擔保衛這些小島的責任，因此，他設計了一個方案：要蔣放棄這些沿海島嶼，將這些島嶼的問題交聯合國討論，並說美國可以贈送一個師的武器裝備作為放棄金門諸島的補償。美國人的意圖，是想為下一步製造“兩個中國”或形成“台灣地位未定”的局面做鋪墊。國民黨內部也有人贊同美國的建議，認為金門諸島面積狹小，派兵駐守價值不大，島上軍民需長期由船隻運送給養，一旦共軍用炮火封鎖海面，船隻就無法靠岸，不如放棄。但蔣介石堅決不同意，他說：“如果台灣贊同這個建議，那麼對國民黨人，對我們的士兵，對生活在本島上的百姓，對海外僑胞及大陸的中國人將產生毀滅性的影響。這是萬萬不能接受的。”

這是蔣介石第一次對“兩個中國”問題的表態，也表明了他反對“兩個中國”的決心。

1958年8月23日開始，解放軍再次炮擊金門。據說蔣介石在得到這次炮擊的消息後，連說了三個“好、好、好”字。這也表明，蔣介石是希望共產黨炮擊金門的。因為這樣一來，美國人會更緊密地給他當後盾。

由於為金門運送物資的蔣艦有美國軍艦護航，所以在炮擊之前，毛澤東就給金門前線總指揮葉飛下達命令：“只打蔣艦，不打美艦，即使美艦向我炮擊，沒有命令也不准還擊。”這說明毛澤東有幾分擔心將美國人拉進軍事衝突。炮擊的結果，是蔣艦被擊沉擊傷多艘，而美艦一炮未放就迅速撤離。葉飛將軍在他的回憶錄里寫道：“這時我才明白，毛主席所以下達那樣的命令，目的是試探所謂台、美共同防禦條約的效力有多大？美軍在台灣海峽的介入究竟到什麼程度？”

此次炮戰打打停停持續了一個多月，金門島守軍也不斷發炮還擊。此時美國人又一次向蔣介石建議放棄沿海小島。台灣島內要求放棄金門島的呼聲也逐漸增大。但蔣介石一直夢想着反攻大陸，要以這些沿海島嶼作為“反共復國”的前沿陣地。他常對他的士兵說：“我要帶你們打回大陸。”仍沒有動搖堅守金門的決心，並將金門島的行政級別提升為“中華民國”的一個省。

鑑於金門岌岌可危的形勢和蔣介石不斷請求的壓力，美國總統就所謂日趨升級的金門封鎖炮戰向全國發表了一篇措詞強硬的電視演說。宣稱：美國願意通過談判與中共謀求和平解決，但絕不“從事姑息，絕不在炮火威脅下退卻。”但又說：“我不會僅為金門而要求美國男兒作戰。”

10月6日，毛澤東決定暫停炮擊，並起草了以國防部長彭德懷名義發表的《告台灣同胞書》。從這時起，人民解放軍改為每逢單日打炮，而且是象徵性地將炮彈打到海灘上。

經過這次較量，毛澤東的收穫是摸清了美國人的底牌：只要涉及到美國自身利益，要冒和我軍發生直接衝突的危險，它就不幹了。

歷史學者認為：大規模炮擊金門的軍事行動不是妙棋，而是險棋、臭棋。

首先，炮擊封鎖了島上軍民的生命線，使美國人和一部分國民黨官員再次萌動了放棄這些沿海小島的念頭。解放軍每炮擊一次，鼓動放棄金門的呼聲就高漲一次。好在蔣介石一直夢想着打回大陸，假如他真的聽從美國和部下的建議，在炮火的威脅下放棄金門，那麼海峽兩岸之間就不會再有近在咫尺的接觸之地，也就不會有後來的金門與廈門之間的“小三通”，兩岸之間也就不會有如此密切的民間往來。

其次，是好在美國軍艦沒有向解放軍主動開炮，否則，解放軍挨了炮卻不敢還擊，豈不是要在世界人民面前丟臉？如果解放軍還擊美艦，勢必造成衝突升級，那麼中國人民又要被卷進戰火之中。

再者，連日的炮戰造成了雙方大批官兵、平民的傷亡和民房建築等財產損失，著名的解放軍戰鬥英雄安業民便犧牲在那場炮戰之中。8月23日，解放軍從北、西、南三個方向同時向金門開炮。在炮擊開始的那一瞬間，幾千發炮彈如雨點般落下，金門島上三名正在視察的國民黨將軍來不及躲避，被當場炸死，其中一人是中共烈士吉鴻昌的胞弟、曾在盧溝橋事變中率部頑強抵抗的抗日名將吉星文。為此，台灣輿論大做了一番文章。自炮戰開始以後，解放軍共向面積只有114平方公里的金門島傾瀉了44多萬枚炮彈，平均每平方公里承受炮彈4000枚，島上民房幾成廢墟。同樣，金門島對面的廈門市，民房也幾乎全被國民黨軍的炮彈炸毀，其它經濟損失更是難以統計。

既然毛澤東沒打算收復金門，那就沒有必要進行這樣大規模的炮擊。有人說炮擊金門將兩岸在“一個中國”的立場上拉近了距離。但歷史學者認為，只要蔣介石和他的兒子蔣經國還活着，他們就不會讓“兩個中國”的企圖得逞，這與是否炮擊金門無關。

29、黯然失色的“三面紅旗”

●大躍進搞成了大倒退

1957年，毛澤東訪問蘇聯，在莫斯科會議上宣布中國要在15年內趕超英國。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毛澤東在1958年1月舉行的南寧會議上，批評了1956年的“反冒進”，把當時周恩來、陳雲等中央領導同志實事求是地糾正經濟工作中急躁冒進偏向，說成是所謂“右傾”、“促退”，說反冒進者“離右派只有50米遠了”。由反對“反冒進”，進而提出了“大躍進”。當時，為了“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毛澤東樹起了“三面紅旗”，即：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所謂“總路線”，是指中國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路線，具體地說，就是號召人民要“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樣一個指導各方面工作的路線，從理論上說是不錯的，但在執行中卻出了很大的偏差，特別是不切實際地搞所謂“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給國家和人民造成了極大的損害。

《人民日報》在1957年2月2日社論中說：“我們國家現在正面臨着一個全國大躍進的新形勢，工業建設和工業生產要大躍進，農業要大躍進，文教衛生事業了要大躍進。”南寧會議在批判“反冒進”的氣氛下，提出了一些不切實際的口號，如“全民大辦鋼鐵”；“15年內超過英國”；要把鋼的產量從上年的535萬噸翻一番，達到1070萬噸等等。為了實現鋼產量超千萬噸的目標，各地紛紛建起了“土高爐”，全國隨即出現全民大煉鋼鐵運動，實現鋼產量1070萬噸成為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農村不顧秋收大忙，抽調5000萬勞動力煉鋼；城市的機關、團體、學校以至街道居民都支起爐灶大煉鋼鐵，就連當時的國家副主席、孫中山先生的夫人宋慶齡女士也積極響應黨的號召，在自家院子裡建起了煉鐵的小高爐。這些土法上馬、工藝落後的小高爐，不僅煉出的鋼鐵質量低劣不能使用，而且還造成原材料的極大浪費。有些農村由於煉鋼鐵的礦石不足，甚至強行從農民家中將農具、鍋具沒收，當作煉鋼鐵的原料。

1960年冬，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大躍進運動才停止。大躍進運動違背客觀規律，嚴重破壞社會生產力，打亂正常生產秩序，造成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積累和消費之間比例嚴重失調。經濟工作中急躁冒進的“左”傾錯誤，使國民經濟遭受嚴重挫折，人民生活受到很大的影響。從1961年起，國家不得不用5年時間進行經濟調整。

●害人不淺的浮誇風

在農業方面，也颳起了虛報和浮誇風。在上級高指標的壓力下，許多農村生產大隊幹部不得不虛報產量。筆者曾聽一位農村幹部講過，當時生產隊長們在開會定指標時，如果張三定的是畝產500斤，李四就得超過他要定510斤，否則就會被拉出去挨頓打。在那個荒唐的年代裡，報刊上不斷宣傳某某地方畝產超過萬斤的“高產衛星田”，甚至喊出“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愚蠢口號。為了證實確有畝產過萬斤的高產田，報紙上曾登出過這樣一幅照片：在密不透風的成熟麥穗上，一個小女孩坐在上面哈哈大笑。許多年後人們才知道，為了弄虛作假，那些麥子都是在記者到來的前一天從其它田裡移過去的！這裡，筆者抄錄當年農民寫的兩首順口溜，來看看那個年代人們是如何的“敢想”和吹牛：

俺家肥豬肥又壯，麥浪滾滾不見邊，

豬身跨過太平洋。棵棵麥穗高過天。

豬頭上面種莊稼，老漢坐在麥穗上，

豬身闢作飛機場。湊着太陽抽袋煙。

●人民公社讓農民吃盡苦頭

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決定成立2·6萬個人民公社，平均兩三萬人一個公社，兩三千人一個生產大隊，兩三百人一個生產隊。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生產方式，並逐步過渡到以公社為基本核算單位。毛澤東認為這樣做，可以使中國的農村“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在毛澤東的號召下，全國農村除西藏等個別少數民族地區外，掀起了成立人民公社的高潮。官方的輿論大力宣傳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的優越性。為了徹底做到“共產”，農村各村莊普遍辦起了公共食堂，說是“吃飯不要錢”，並強行沒收了各家各戶的鐵鍋，砸爛後拿去煉鐵。

人民公社的後果，是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每天早晨，由生產隊長敲鐘催人們上工。人們到齊後，由隊長分派當天要干的農活，一名記工員給每個人記工分，男勞力每天一個工為十分，婦女或未成年勞力則為七至八分。年終分配時，按工分的多少抵扣所分物資。人民公社大大束縛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民種什麼莊稼，種多大面積，都要聽服上級安排。由於多勞者不能多得，人們是出工不出力，致使勞動生產率十分低下，一個青年勞動力干一天所掙的值分，僅有一角多錢，相當於一斤大米的價錢。中國有位作家曾寫過一部長篇報告文學，題為《兩百個將軍同一個故鄉》，文中披露了在著名的“將軍縣”湖北紅安發生過的一件令人震驚的事情：五個農村女青年看中了一件時髦的新衣，曾相約到年底分紅後每人買一件。然而到了年底，她們分得的錢竟然不夠買這樣一件衣服。五個女孩子大失所望，覺得人活在世上毫無意思，竟一同投湖自殺！

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中蘇關係破裂後，蘇聯報紙曾嘲笑中國人是幾個人穿一條褲子。這話並非空穴來風。有一本回憶彭德懷的書，便講到了這樣的事情：被貶到四川任三線建設副總指揮的彭德懷，一天，來到一個偏遠的鄉村視察。當他要走進一家農戶時，村幹部先是阻止，但彭德懷執意要進去。他走進屋後，只見兩名婦女正坐在床上，見到有陌生人進來，她們驚惶失措地哇哇亂叫，拉扯着用一床破舊棉被蓋住下身。這時村幹部們才對彭德懷說了實話，他們全家人僅有一條完整一點的褲子，誰要外出辦事誰穿。彭德懷得知這一實情，難過地說：我們為老百姓打天下，卻沒能讓人他們過上好日子……

也許有人會問，中國的農村這麼窮，毛澤東能不知道嗎？他難道不到各地視察民情嗎？對於中國的窮，毛澤東可能確實不知道。自從當上“皇帝”後，他與老百姓就越來越遠了。下面上報的情況匯報，到他那裡都是經過了篩選，只報喜不報憂。雖然他也曾到農村轉轉，但他去的地方，都是當地領導挑選出的相對情況較好的地方。有些地方即使條件不好，當地百姓經過幹部事先打招呼，也不敢對毛澤東講真話。例如毛澤東在回湖南家鄉視察時，當地官員得知他要去看一位兒時的好友，便特意給那家人搬去了收音機、縫紉機充“門面”。

毛澤東一生只去過蘇聯兩次，對其它國家特別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幾乎是一無所知。他總以為中國在他的領導下，已經走上了繁榮富強之路，卻不知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更不知中國的人均收入、人均產值和國民生產總值都已落在世界倒數之列！

30、“三年自然災害”餓死上千萬人

●虛報和浮誇風造成嚴重饑荒

在虛報和浮誇風的糊弄下，毛澤東以為中國真的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豐收，下指示說糧食吃不完可以發展養豬、羊等畜牧業或造酒業。中蘇關係交惡後，赫魯曉夫要中國償還抗美援朝時的借債，毛澤東財大氣粗地一口答應。結果，各地都大幅度提高了糧食徵收計劃。如果哪個村完不成交公糧的任務，村幹部們不僅要丟官職，甚至要挨打和坐牢。就這樣，大批農產品被收去用於還債，農民留下的口糧所剩無幾。作為三面紅旗之一的“人民公社”自從成立以後，農村里普遍推行“公共食堂”的做法，說是農民吃飯不要錢，並將各家的飯鍋都強行收去煉鐵，農民們想自己做飯也做不成。而公共食堂里的米櫃油缸里卻是空空如也。

老百姓肚子吃不飽，難免怪話連篇，以表達不滿情緒。農民們不滿地說：“人民公社雖然好，粗茶淡飯吃不飽”；“食堂光湯，吃了心慌，做活沒勁，吃飯嚷仗”。工人們說：“過去糧食打的少，還夠吃，現在糧食打多了，卻不給人吃夠，政府不知道把糧食用到哪裡去了！”

面對極度缺糧的現狀和群眾的怨聲載道，官方的報紙一面一如繼往地宣傳人民公社的無比優越性和大躍進的“偉大成就”，一面對缺糧現象進行辯解。《人民日報》在1960年8月25日的社論《全黨動手，全民動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一文中是這樣用謊言來矇騙群眾的：“過去十年中，我國農業是逐步增長的，特別是1958年和1959年，增長的速度更快……但是，我國原來的農業水平很落後，而解放以來，隨着國家建設事業的發展，對農產品的需要卻增長很快”，因為“是能參加勞動的人一般都參加了勞動，工人和農民全年都在積極地勞動，食量大為增加；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成立以後，原來的貧農、下中農的口糧已提高到中農的水平；近三年來城市工礦區人口增加了兩千萬左右；工業用糧也增加很大；農業基本建設隊伍很大，去冬今春參加水利建設的人數最多的時候達到了七千多萬人，他們的口糧比一般農民多。”

謊言只能給人們以精神上的安慰，人們的肚子卻沒有東西來充填。從“大躍進”的第二年開始，中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連續三年大饑荒，一時間餓殍遍野。人們常以紅軍長征時吃草根樹皮來形容生活之艱難，但大陸發生災荒時，災民們卻連草根樹皮都吃不上，有些地方的人甚至用觀音土來充飢，以致吃下後解不出大便。“大躍進”造成了國民生產總值的嚴重下降，變成了大倒退。毛澤東為了掩蓋自己的失誤，將這三年困難時期說成是“三年自然災害”，很長一段時間裡，官方的報紙都用的是這一說法。據老一輩的人回憶說，那三年裡中國沒什麼大的自然災害，完全是人為造成的困難。當各地糧庫告罄時，一封封求援電報飛到北京向中央告急。但所有求救電報都被劉少奇給壓下，兩年前彭德懷的下場讓他心有餘悸，他怕再被戴上右傾的帽子。就這樣，毛澤東一直被蒙在鼓裡，以為中國農村獲得了空前的大豐收，陶醉於“昌平盛世”的欣喜之中，甚至還對來中國訪問的赫魯曉夫誇耀說：我們現在是為糧食太多沒地方存放而發愁。

●三年餓死了上千萬人

那麼，毛澤東後來是怎麼知道中國發生了空前的饑荒的呢？是他一名衛士的父親餓死的事漏了餡，這層紙才終於被捅破。

那是1960年的一天，中南海警衛連的一名士兵回鄉探親，回來後坐在屋裡嚎啕大哭，班長問他哭什麼，他說他父親餓死了，而且村里不少人都餓死了。班長批評他不該胡說，如今全國農業大豐收，怎麼會餓死人？那名士兵說你們不信可以去我們村里調查。於是事情層層向上反映，直至反映到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那裡。楊尚昆派出調查組去那名士兵家鄉調查，發現情況屬實，便匯報給毛澤東。毛這才如夢初醒，大為震驚。

在中國的這塊古老的土地上，千百年來，在和平年代發生這樣大面積地餓死人的事情，是絕無僅有的。那個時候，中國大陸有一千多個縣，一百多萬個生產隊，除少數邊遠地區外，其它各省都發生了饑荒。幾乎每個生產隊都餓死了人，少則幾十人，多則幾百人。中國有句老話叫做“湖廣熟，天下足”，說的是只要是兩湖（湖北、湖南）、兩廣（廣東、廣西）這四個省糧食成熟了，天下的人都能吃飽。但此時這幾個產糧大省也都發生了嚴重饑荒。在1959年到1961年這三年時間裡，大陸共有上千萬人死於飢餓！本書一名作者的兩個年輕的舅舅也在那個年代餓死。由於飢餓，在新疆的伊犁地區，還發生了大規模的邊民越境出逃事件，6萬多名俄羅斯族人在蘇聯方面的鼓動下，越過邊境線逃往蘇聯。

●老百姓用“代食品”渡饑荒

為了渡過這場全國性的饑荒，中央政府不得不採取“低標準，瓜菜代”的措施。也就是一方面降低城鄉人口的吃糧標準，一方面要求各地大力生產“代食品”。1960年11月，政府下發了《中共中央關於立即開展大規模採集和製造代食品運動的緊急通知》，一場由中央發動，全民參與的代食品運動在全國大張旗鼓地開展起來了。

所謂代食品，是指人們用於充飢，但在正常年成不作為食品的植物、動物、微生物、化學合成物等。自古以來，人們在災荒年代都有採集、食用代食品的習慣。在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大陸，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又掀起了一場研究、試驗、開發、生產、收集代食品的群眾性運動。

中共在代食品進行宣傳時，不願提代食品是“度荒”、“救災”的產物，而是將利用農作物類廢料生代食品宣傳成對農產品的“綜合利用”及“人民公社的新發明”等等。河南將群眾利用玉米皮製作代食品的舉動說成是“人民公社喜事多”，並且編成歌謠：“大躍進，喜事多，玉米皮做出優質饃，不僅香甜又美口，營養價值真不錯”。在號召群眾挖野生植物代食品時，則美其名曰“讓更多野生植物參加社會主義建設”。

三年困難時期的代食品主要分為四類：第一類為農作物類代食品，它包括各種非災難年份人們不曾食用的農作物的秸稈、根、葉及殼類，如水稻、小麥、大麥、玉米、高粱等的葉、稈、根及玉米皮、玉米芯、稻穀殼等，以及薯類作物的葉、莖、根等；第二類為野生代食品，是指野生植物的秸稈、根、葉、皮、果實等，如榆樹葉、樹皮、橡子、芭蕉芋、蘑芋、石蒜、土茯苓、大百合、野莧菜、洋槐葉、沙棗、鴨跖草之類；第三類為小球藻、紅萍等浮游植物；第四類指合成類代食品，如“人造肉精”、“人造肉”、葉蛋白等，它們相對於前三類有較高的營養價值，而且有一定的技術含量，因此也被稱作精細代食品。

在各種農作物中，玉米在製造代食品方面的作用尤其突出，不僅從玉米粒上脫下來的玉米皮是上乘的代食品，而且玉米葉、稈、根，甚至玉米棒的包皮及芯都可以用來製作代食品。因此，三年困難時期各級政府大力提倡種玉米，《人民日報》也在1960年春的相關報道中不斷提升玉米的地位，把它從“飼料之王”，提到“雜糧首要地位”，一直到“主糧地位”。

以甘薯的莖葉、木薯的塊根、芭蕉芋的根作為代食品。在正常年份，人們食用的是甘薯的塊根，莖和葉用作飼料。三年困難時期，甘薯的莖和葉也被作為食品推廣。《人民日報》也稱甘薯全身是寶：薯葉摘下來洗淨晾乾，就可當菜，或是摻飯吃；薯葉尖、葉柄放在開水中一燙，加鹽醃一天，即可做乾菜。

本書作者小的時候吃過不少代食品，那又苦又澀難以下咽的滋味至今難以忘記。曾有人吃過用蕃茄稈、茄子稈、包穀稈、紅苕藤混合在一起推磨成粉做成的代食品饃饃後，寫了一首打油詩來形容其感受：“聽說發饃饃，三人笑開顏；人均三四個，生活大改善；渴望多少日，飽餐將實現。饃饃端上桌，三人互謙讓；拿在手中看，有似馬糞狀；送進嘴裡嘗，怪味滿口腔。一口咬過後，二口嘴難張；狠心咬三口，嘔吐倒胃腸；感謝造物主，有此大犒賞”。

由於人們飢不擇食，在對一些代食品的性質不太了解的情況下，沒有經過試驗就食用，因而中毒現象此起彼伏。1960年5月31日至6月10日，陝西洋縣謝村公社有五個管區先後發生食用枇杷籽致18人中毒的現象；洛南縣有個食堂1960年因食用蓖麻葉以致58人中毒；商洛專區從1960年12月2日至21日這20天的時間內，連續發生六起代食品中毒的事故，共294人中毒。

嚴重的人為災害，使毛澤東在內心裡自責。從這以後，他將大權移交給劉少奇，自己則表示要退居二線只管黨務（但實際上並未退二線）。

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後，立即採取了“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和包產到戶）”的政策，即把土地分給農民自由耕種，農產品可以拿到自由市場上買賣。分到土地的農民頓時幹勁十足，經濟困難的局面開始好轉。

31、小處節儉，大處奢侈

據中共中央辦公廳的工作人員回憶，毛澤東在生活上比較節儉，穿的衣服和拖鞋上甚至有補丁。在三年困難時期，他也與其他人一樣，很少吃肉。毛澤東也許是想給別人樹立一個艱苦樸素的領袖形象。然而，他在小處上如此節儉，在大處上卻很奢侈。他除了在北京中南海里有一大片園林式住處外，在廣州、武漢、上海、杭州、南寧、廬山、長沙甚至他的家鄉韶山等地都有他的私人專用別墅。其中韶山的那個別墅叫做“滴水洞”，建於1962年。當時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得知毛澤東要回老家韶山一趟，為了討好毛澤東，張書記不顧當時中國剛剛經歷過“三年困難時期”，下令仿照毛在其它地方別墅的樣子，在韶山也建一座同等規模的別墅。這座豪華別墅加上周圍的輔助工程，所花的錢足夠一個縣的人口吃一年。毛澤東回鄉時，僅在裡面住過一個月，此後便長期閒置。筆者曾參觀過“滴水洞”別墅，的確與廬山、武漢等地的住處別無二致。對於這樣一座建造於困難時期的豪華別墅，毛澤東卻沒有批評張平化的鋪張浪費。

在“九·一三事件”發生後，老百姓從中央文件中才聽說中國有三架昂貴的英制三叉戟飛機，分別是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三人的專機。眾所周知，毛澤東自建國後就很少坐飛機，外出總是坐專列，因為火車的安全性要遠遠大於飛機。他那架專機自買回來後便長期“趴窩”，如此一來，給國家造成了不小的浪費。

毛澤東坐專列出行時，列車運行的時間在他嘴上，他說開車，火車馬上就得開走；他說停車，火車立刻就得停下。沿途所有列車即使是特快列車都得為他的專列讓道，弄得鐵路部門很頭痛，經常要為他一人打亂運行圖。

毛澤東喜歡游泳，他的別墅大多建有標準游泳池。毛澤東喜歡冬泳，因此有些別墅的游泳池（如武漢的別墅）還建了可以在冬季加溫的設備。為他一個人游泳要加熱一個池子的冷水，所花的費用可想而知。

毛澤東夏天喜歡住在廬山上。為保證安全，此時整個廬山便要封山，遊客不得上山遊玩。

毛澤東早在上世紀50年代就擁有個人稿費300萬元。按當時每斤優質大米0·15元的價格計算，他那時的稿費就可購買2000萬斤優質大米。

32、挾私怨報復彭德懷

●毛澤東下決心整倒彭德懷

1959年7月，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的內容主要是檢討前一段時間大躍進中出現的問題。然而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仍然錯誤地認為，前一段的形勢是“形勢大好，有點壞”，大躍進中的成績是主要的，並沒有真正改正“左”的錯誤。這一情形令彭德懷深感憂慮。他決定將自己前段時間下鄉調查的見聞和感受，寫成匯報信供毛澤東參考。他萬萬沒有想到，這樣一封講真話的信，竟給他帶來了一場巨大的噩運。

毛澤東早就想整倒彭德懷，但苦於找不到藉口，此時讀了彭德懷的信，頓時心花怒放，認為抓住了把柄。他從信中找出“比例失調”，“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和“有失有得”等語句，認為可以從這裡開刀，定彭一個反黨之罪。毛澤東14日收到彭德懷的信，次日即命人將信打印200份，加上“彭德懷同志意見書”的標題和“印發各同志參考”的批語，發給參加政治局擴大會的同志，要求大家“評論這封信的性質”。

17日下午，彭德懷看到會議秘書組向參會代表分發的“彭德懷同志意見書”，大為震驚。他萬萬沒有料到，自己六月底上廬山之前，把回湖南鄉下調查到的情況，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出現的種種問題寫了出來，這是作為私人信件，呈送給毛主席參考的呀！如今這麼一封私人信件，毛主席沒有跟自己打任何招呼，就作為會議文件印發，並冠以“彭德懷同志意見書”讓大家評議。他當即急沖沖地去找毛澤東，想問清這樣做是為什麼。

彭德懷來到毛澤東居住的廬林別墅一號院。一輛蘇聯製造的黑色轎車停在門口，毛澤東從屋裡走出，準備上車去看戲。彭德懷攔住了他，讓他解釋為什麼要那樣做。毛澤東藉口要去看戲，讓他明天再談，說罷鑽進了車裡。彭德懷擋在車前頭，惱怒地嚷着：“主席，我跟了幾十年了，怎麼可以這樣對待人？你要跟我講清楚！”

一個暴跳如雷，一個穩如泰山，國防部長擋住了黨中央主席的車。毛澤東坐在轎車裡一言不發，不急不躁，仿佛有意讓身邊的人看個真切，看個夠。他的一名衛士上前來勸扯彭德懷，但被彭推開。這名衛士趕緊叫來了兩位中辦副主任，邊拉邊勸，總算給車讓開了路，黑色轎車緩緩離去。彭德懷衝着遠去的轎車吼道：“你要講清楚！你不要又搞陽謀！陽謀！……”

毛澤東發下彭德懷的意見書後，出乎意料的是沒有引起多大反響，甚至還有不少人贊成彭德懷的觀點，這令毛澤東大為不滿。他已下決心借這次機會整倒彭德懷，否則就難找到這樣的機會了。次日，他命人把劉少奇、周恩來兩人找來，在自己房間裡同他倆談了半天。毛與周、劉談的什麼內容，因為房裡只有他們三人，別人無從知曉。但從後來的事情發展來看，估計是讓他倆去做彭德懷的工作，讓彭認錯檢討。

在7月23日的會議上，毛澤東在會上作了語氣嚴厲的發言，他說：“現在黨內外夾攻我們，有黨外的右派，也有黨內那麼一批人。我勸黨內這一部分同志講話的方向問題要注意，在緊急關頭不要動搖。有些同志在歷史大風大浪中就是不堅定的，站不穩，扭秧歌。現在又表現出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悲觀性……”

毛澤東的講話更讓彭德懷心情沉重。晚上，他在馬路上散步時，遇見了朱德。朱德問彭德懷對毛澤東的批評有什麼考慮。彭德懷說：“是非曲直由人斷，事久自然明吧”。朱德說：“不能採取滿不在乎的態度。主席午前講話，從政治上、組織上、路線上已經提到了高度原則，你應當考慮對黨對人民如何有利的問題，寫成書面發言（按：即檢討）。”彭德懷對朱德一向敬重，他聽從了朱的勸說，“動搖了原先保留看法的念頭”。次日上午，劉少奇、周恩來奉毛澤東之命來找彭德懷談話，他們勸說彭德懷“要拋開信的本身，從全局利益來做檢討。”他倆同彭德懷“談了兩個多小時，熱淚盈眶而別”。彭德懷在感激之下，“決心從嚴檢討自己”。

彭德懷違心地在會議上作了檢討。然而，一心要整他下台的毛澤東並沒有就此罷休。彭德懷的信本來只有三千四百多字，但毛澤東卻故意將它說是“向黨挑戰的萬言書”。

●“萬言書”里說了些什麼

為着說明問題的需要，我們在此將彭德懷的那份意見書全文照登，看看他有沒有說錯什麼：

主席：

這次廬山會議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組有幾次插言，在小組會還沒有講完的一些意見，特寫給你作參考。但我這個簡單人類似張飛，確有其粗，而無其細。因此，是否有參考價值請斟酌。不妥之處，煩請指示。
甲、１９５８年大躍進的成績是肯定無疑的。
根據國家計委幾個核實後的指標來看，１９５８年較１９５７年工農業總產值增長了48·4%，其中工業增長了66·1%，農副業增長了25%（糧棉增產30%是肯定的），國家財政收入增長了43·5%。這樣的增長速度，是世界各國從未有過的。突破了社會主義建設速度的成規，特別是像我國經濟基礎薄弱，技術設備落後，通過大躍進，基本上證實了多快好省的總路線是正確的。不僅是我國偉大的成就，在社會主義陣營也將長期的起積極作用。
１９５８年的基本建設，現在看來有些項目是過急過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份資金，推遲了一部份必成項目，這是一個缺點。基本原因是缺乏經驗，對這點體會不深，認識過遲。因此，１９５９年就不僅沒有把步伐放慢一點，加以適當控制，而且繼續大躍進，這就使不平衡現象沒有得到及時調整，增加了新的暫時困難。但這些建設，終究是國家建設所需要的，在今後一兩年內或者稍許長一點時間，就會逐步收到效益的。現在還有一些缺門和薄弱環節，致使生產不能成套，有些物資缺乏十分必要的儲備，使發生了失調現象和出現新的不平衡就難以及時調整，這就是當前困難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１９６０年）計劃時，更應當放在實事求是和穩妥可靠的基礎上，加以認真考慮。對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５９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設項目實在無法完成的，也必須下最大決心暫時停止，在這方面必須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則嚴重失調現象將要延長，某些方面的被動局面難以擺脫，將妨礙今後４年趕英和超英的躍進速度。國家計委雖有安排，但因各種原因難予決斷。
１９５８年農村公社化，是具有偉大意義的，這不僅使我國農民將徹底擺脫窮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正確途徑。雖然在所有制問題上，曾有一段混亂，具體工作中出現了一些缺點錯誤，這當然是嚴重的現象。但是經過武昌、鄭州、上海等一系列會議，基本已經得到糾正，混亂情況基本上已經過去，已經逐步的走上按勞分配的正常軌道。
在１９５８年大躍進中，解決了失業問題，在我們這樣人口眾多的、經濟落後的國度里，能夠迅速得到解決，不是小事，而是大事。在全民煉鋼鐵中，多辦了一些小土高爐，浪費了一些資源（物力、財力）和人力，當然是一筆較大損失。但是得到對全國地質作了一次規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養了不少技術人員，廣大幹部在這一運動中得到了鍛煉和提高。雖然付出了一筆學費（貼補20余億）。即在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僅從上述幾點來看，成績確是偉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經驗教訓，認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
這次會議，到會同志都正在探討去年以來工作中的經驗教訓，並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見。通過這次討論，將會使我們黨的工作得到極大好處，變某些方面的被動為主動，進一步體會社會主義經濟法則，使經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現象，得到及時調整，正確的認識“積極平衡”的意義。
據我看，１９５８年大躍進中所出現的一些缺點錯誤，有一些是難以避免的。如同我們黨30多年來領導歷次革命運動一樣，在偉大成績中總是有缺點的，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現時我們在建設工作中所面臨的突出矛盾，是由於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面的緊張。就其性質看，這種情況的發展已影響到工農之間、城市各階層之間和農民各階層之間的關係，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關繫到我們今後動員廣大群眾繼續實現躍進的關鍵所在。
過去一個時期工作中所出現的一些缺點錯誤，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觀因素是我們對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不熟悉，沒有完整的經驗。對社會主義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體會不深，對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沒有貫徹到各方面的實際工作中去。我們在處理經濟建設中的問題時，總還沒有像處理炮擊金門、平定西藏叛亂等政治問題那樣得心應手。另方面，客觀形勢是我國一窮（還有一部份人吃不飽飯，去年棉布平均每人還只18尺，可縫一套單衣和兩條褲叉）二白的落後狀態，人民迫切要求改變現狀。其次是國際形勢的有利趨勢。這些也是促使我們大躍進的重要因素。利用這一有利時機，適應廣大人民要求，加速我們的建設工作，儘快改變我們一窮二白的落後面貌，創造更為有利的國際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確的。
過去一個時期，在我們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問題。這主要是：１、浮誇風氣較普遍地滋長起來。去年北戴河會議時，對糧食產量估計過大，造成了一種假象。大家都感到糧食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因此就可以騰出手來大搞工業了。在對發展鋼鐵的認識上，有嚴重的片面性，沒有認真地研究煉鋼、軋鋼和碎石設備，煤炭、礦石、煉焦設備，坑木來源，運輸能力，勞動力增加，購買力擴大，市場商品如何安排等等。總之，是沒有必要的平衡計劃。這些也同樣是犯了不夠實事求是的毛病，這恐怕是產生一系列問題的起因。浮誇風氣，吹遍各地區各部門，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蹟也見之於報刊，確使黨的威信蒙受重大損失。當時從各方面的報告材料看，共產主義大有很快到來之勢，使不少同志的腦子發起熱來。在糧棉高產、鋼鐵加番的浪潮中，鋪張浪費就隨着發展起來，秋收粗糙，不計成本，把窮日子當富日子過。嚴重的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不容易得到真實情況，直到武昌會議和今年一月省市委書記會議時，仍然沒有全部弄清形勢真象。產生這種浮誇風氣，是有其社會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這也與我們有些工作只有任務指標，而缺乏具體措施是有關係的。雖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經提示全黨要把沖天幹勁和科學分析結合起來，和兩條腿走路的方針，看來是沒有為多數領導同志所領會，我也是不例外的。
２、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在１９５８年的大躍進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樣，為大躍進的成績和群眾運動的熱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傾向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總想一步跨進共產主義，搶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風；把黨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作風置諸腦後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戰略性的布局和具體措施，長遠性的方針和當前步驟、全體與局部、大集體與小集體等關係混淆起來。如主席提出的“少種、高產、多收”，“１５年趕上英國”等號召，都是屬於戰略性、長遠性的方針，我們則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當前具體情況，把工作安排在積極而又是穩妥可靠的基礎上。有些指標逐級提高，層層加碼，把本來需要幾年或者十幾年才能達到的要求，變成一年或者幾個月就要做到的指標。因此就脫離了實際，得不到群眾的支持。諸如過早否定等價交換法則，過早提出吃飯不要錢，某些地區認為糧食豐產了，一度取消統銷政策，提倡放開肚皮吃，以及某些技術不經鑑定就冒然推廣，有些經濟法則和科學規律輕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種左的傾向。在這些同志看來，只要提出政治掛帥，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記了政治掛帥是提高勞動自覺、保證產品數量質量的提高，發揮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從而加速我們的經濟建設。政治掛帥不可能代替經濟法則，更不能代替經濟工作中的具體措施。政治掛帥與經濟工作中的確切有效措施，兩者必須並重，不可偏重偏廢。糾正這些左的現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還要困難些，這是我們黨的歷史經驗所證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現了一種空氣，注意了反右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觀主義左的方面。經過去年冬鄭州會議以後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現象基本上糾正過來了，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這個勝利既教育了全黨同志，又沒有損傷同志們的積極性。
現在對國內形勢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別是經過最近幾次會議，黨內大多數同志的認識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務，就是全黨團結一致，繼續努力工作。我覺得，系統地總結一下我們去年下半年以來工作中的成績和教訓，進一步教育全黨同志，甚有益處。其目的是要達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個人責任。反之，是不利於團結，不利於事業的。屬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等問題的不熟悉方面，經過去年下半年以來的實踐和探討，有些問題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問題再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摸索，也是可以學會的。屬於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方面的問題，已經有了這次深刻教訓，使我們較易覺醒和體會了。但要徹底克服，還是要經過一番艱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這次會議中所指示的：“成績偉大，問題很多，經驗豐富，前途光明”。主動在我，全黨團結起來艱苦奮鬥，繼續躍進的條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後４年計劃必將勝利完成，１５年趕上英國的奮鬥目標，在今後４年內可以基本實現，某些重要產品也肯定可以超過英國。這就是我們偉大的成績和光明的前途。

順致

敬禮！

彭德懷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

不難看出，這封信字裡行間講的全是真情實話，沒有一點“污衊社會主義”的意思。但毛澤東抓住其中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一詞，小題大做，無限上綱，硬給彭德懷扣上了“向党進攻”的大帽子。他在發言中嚴厲斥責彭德懷說：“六億人中最高明的是你！（說我是）先生（你是）學生，是假的。我們的合作與不合作是三七開，融洽三成，搞不來七成……總起來是三七開。英雄所見，大體略同，合作大概是這種時候。”

本來大會的議程已接近結束，但毛澤東卻下令無期限延長，大有不整倒彭懷不罷休之決心。毛澤東一再給與會代表們施壓，要他們對彭德懷的信上綱上線批判。他說，彭德懷自己都承認了錯誤，你們怎麼還不願批評他呢？迫於毛澤東的壓力，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賀龍、林彪等中央領導人都在會議上批判了彭德懷，只有陳雲始終一言不發。其中劉少奇的發言十分嚴厲，他說：“怎麼輪得到你彭德懷來反毛澤東同志？如果可以反的話，我劉少奇早反了。毛主席的思想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指路明燈嘛。”而周恩來、朱德的批評比較溫和。事後毛澤東還責備周恩來是“老好人一個”，批評朱德的發言是“隔靴搔癢”。

為了徹底在這次會議上整倒彭德懷，毛澤東採取了“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做法，誰替彭德懷說話，他就整倒誰。政治局委員張聞天、總參謀長黃克誠、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三人在會議上發言支持彭德懷的觀點，結果他們了遭到了與彭德懷同樣的命運，受到嚴厲的批判。中央辦公廳工為業秘書李銳在會上替周小舟說了句分辨的話，也受到了嚴厲批評，會後被調離中央辦公廳。北京軍區政委鍾偉將軍在會上替彭德懷的一件往事叫了屈，竟然被當場逮捕，關進監獄達20多年，直到彭德懷冤案平反後才重見天日。隨着對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四人的批判逐漸升級，最終給他們加上了“組織反黨軍事俱樂部”的罪名，四人皆被撤銷職務。

●毛澤東整倒彭德懷的幾個原因

毛澤東之所以要下狠心整彭德懷，大致上有這樣四個原因：

一是公報私仇。毛澤東與第二個妻子楊開慧生過三個兒子，三兒子毛岸龍早年夭折，二兒子毛岸青小時候被國民黨特務打壞了腦子；唯一健康的大兒子毛岸英，本想把他送到戰場上鍛煉一下，積累些軍功和政治資本，以便將來接自己的班。抱着是這樣一個目的，毛澤東將毛岸英交給了彭德懷，沒想到兒子卻在一次空襲中被炸死。而同在一個指揮部里的彭德懷卻安然無恙，這令毛澤東大為惱火。

第二個原因是認為彭德懷對自己不敬重。彭德懷一直反對個人崇拜，曾多次提出歌頌毛澤東的歌曲“《東方紅》不要再唱了”，這讓喜歡聽頌歌的毛澤東大為不滿。彭德懷因在井岡山時期就與毛澤東並肩戰鬥，彼此關係密切，因此長期以來他一直像井岡山時期一樣稱毛澤東為“老毛”，在中央領導人當中，他是最後一個改口稱毛澤東為“主席”的人。這在毛澤東看來也是對他的大不敬。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批評彭德懷愛罵“操娘”，彭德懷頂撞說：“你操了我幾十年的娘，我操你一次都不行？！”這話被毛澤東認為是記仇。還有兩件事情使彭德懷得罪了毛澤東。一次是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後，曾在戰地為志願軍演出的“志願軍歌舞團”回到北京，隸屬於中央服務局，改稱“中南海歌舞團”，那些年輕漂亮的女演員們的主要任務就是在每次舞會上為毛澤東等中央首長伴舞。主持軍委工作的彭德懷得知此事後，批評毛澤東是搞“六宮粉黛、佳麗三千”，後以國防部的名義撤銷了中南海歌舞團。此事令毛澤東十分氣惱，卻又不好說什麼。另一件事是羅瑞卿、汪東興兩人在毛澤東的廣州別墅里用公款建了一個游泳池，此事又受到彭德懷的批評。毛澤東只好用自己的稿費支付了建泳池的費用。對這兩件事，毛澤東一直耿耿於懷。

第三個原因是彭德懷擅闖禁宮。1951年，志願軍被迫捲入美軍發動的第四次戰役，一時招架不住，形勢吃緊，彭德懷急回北京求援。他來到中南海豐澤園毛澤東住處，卻被衛兵擋住不讓進，因為毛澤東的生活習慣是白天睡覺，晚上工作娛樂。由於情況緊急，彭德懷一把推開了阻攔他的衛士，大步闖進毛的臥室，卻傻了眼：只見毛澤東正摟着一個年輕女護士睡覺。彭德懷只得轉過身去，讓毛澤東和女護士穿上衣服……此事讓毛澤東感到尷尬萬分，也在心中惱恨彭德懷。

第四個原因是認為彭德懷居功自傲，功高欺主。彭德懷在戰爭年代指揮過許多重大戰役，立下了赫赫戰功，特別是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他率領近百萬中國人民志願軍打敗了世界上頭號軍事強國美國，被國人視為英雄和軍中第一功臣。毛澤東是個熟知歷史的人，知道中國古代有過不少功高欺主的事。因此，他找藉口把彭德懷整下去，也是為了殺雞給猴看，警告一下其他的中央領導：連彭德懷這樣功勞蓋世的第一功臣我都整下去了，今後誰敢不順從我毛澤東，彭德懷的下場就是他的榜樣。

●彭德懷的悲慘結局

毛澤東決定派志願軍抗美援朝，最初是選林彪任總司令。但林彪既在心裡不贊成抗美援朝，又擔心自己不是美國人的對手，因此裝病推辭。毛澤東只得改請彭德懷出任總司令。彭德懷雖然不贊成抗美援朝，但還是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這一重任。令人感慨的是，裝病拒絕去朝鮮打仗的林彪，後來竟受到了毛澤東的重用，被選為接班人；而欣然領命赴朝作戰的彭德懷，幾年後卻落得一個被撤職和囚禁的下場。毛澤東的用人之道，真是可悲可嘆。

廬山會議中對彭德懷等人的批判鬥爭，是中共黨內政治生活中的一次重大失誤，使黨內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的損害，助長了個人專斷、個人崇拜現象的發展，也助長了講假話、虛報浮誇和寧“左”勿右的不良風氣。廬山會議不久，整個大陸的國民經濟便陷入了災難性的困難時期。

彭德懷被撤銷職務後，一直軟禁在北京郊區的西山花園。1961年9月，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要求到農村去做調查研究。毛批准了他的請求。彭德懷去了湖南50多天，整理出5份調查報告。回京後，彭德懷看到1962年1月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會議）的文件，對劉少奇的書面報告認為是比較實事求是地總結了1958年以來的經驗教訓，還是滿意的；對報告中再次肯定廬山會議的反右傾鬥爭，也不想要求平反。但是，1月27日，劉少奇在大會上講話，說：“彭德懷的錯誤不只是寫了那封信，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主席寫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不算犯錯誤。……廬山會議之所以要展開反對彭德懷同志的反黨集團的鬥爭，是由於長期以來彭德懷同志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他參加了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更主要的不是高崗利用彭德懷，而是彭德懷利用高崗，他們兩個人都有國際背景，他們的反黨活動，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因而，“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懷同志不能平反。”有歷史學家認為，劉少奇講的這番話很可能是毛澤東的授意，因為毛澤東本人不好講。彭德懷聽到此話後非常氣憤，立即打電話給楊尚昆說：“請報告主席和劉少奇，鄭重聲明沒有此事！”事後，彭德懷還表示，看了劉少奇那段講話，很不舒服，書讀不下去，覺也睡不好。彭德懷立刻動手把自己的一生經歷，是非曲直，詳細地寫了一個約八萬字的書面材料，要求中央予以審查。這就是後來所謂彭德懷為自己翻案的《八萬言書》（又名《彭德懷自述》）。

彭德懷給毛澤東的這封信一方面要為自己辯白，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繼續為黨做點工作。毛澤東此時雖已整倒彭德懷，但余恨未消，他只給了彭一個不大的官，讓他出任西南地區三線建設的第三副總指揮（總指揮是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是彭的老部下），這一職務僅相當於副省長級。這樣的安排既顯得他毛澤東有度量，還可讓彭在眾人面前抬不起頭。儘管彭德懷對這樣的安排心裡很不舒服，但出於公心，他還是忍辱上任了。由於他還戴着一頂“裡通外國”的帽子，因此只被分管後勤工作，三線建設中的許多重要文件資料都不讓他看。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職務也沒能讓他干多久。一年後，“文革”開始了。北京航空學院的“紅衛兵”在江青的指使下，把彭德懷從成都抓回北京（準確地說，是在毛澤東的指使下，因為江青沒有膽量令人批鬥彭），進行慘無人道的批鬥和肉體摧殘，打斷了他的多根肋骨，打傷了他的肺臟。在這種情況下，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暗示自己正遭受非人道的折磨，然而毛澤東這次沒有理會他的求救。在戰爭年代，彭德懷曾三次救過毛澤東的命，第一次是在1929年的“富田事件”中；第二次是在江西反圍剿戰鬥中；第三次是在延安保衛戰中。而毛澤東卻不肯在和平年代裡，於他自己發動的政治運動中免彭德懷一死。1974年11月29日，這位敢於直言、為民請命的老革命家，在終日見不到陽光的北京301醫院病房裡含冤辭世，終年76歲。

33、錯誤對待老上級張聞天

張聞天又名洛甫，是中共著名理論家，從1935年遵義會議起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直到中共“七大”為止（在此這前，中共未設黨主席，總書記即為最高領導人）。在擔任總書記十年間，他對毛澤東獨斷專行的作風多有批評、制肘，因之兩人結下芥蒂。紅軍結束長徵到達陝北後，先後經歷了“西安事變”和抗日戰爭。毛澤東正確處理了西安事變，實現了國共第二次合作，使紅軍轉危為安，走上了迅速發展壯大的道路，毛澤東的威信因此而空前提高，不僅取代周恩來成為軍委主席，而且取代張聞天成為黨的主席。中共“七大”之後，張聞天由總書記降為無實職的政治局委員，被排除出權力核心。到了1956年中共“八大”時，又被降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兼外交部副部長。廬山會議上，他曾就國民經濟存在的嚴重問題與彭德懷交換過意見，取得相同看法。他在毛澤東印發“彭德懷意見書”，發出批彭錯誤信號之後，憤而作了長篇發言，表現了他的憂國之思。毛澤東領頭批判彭德懷之後，他自知災禍難免，多次要求與毛澤東個別談話，毛澤東卻不肯接他打來的電話，也不肯接見他。8月2日，毛澤東給他寫了一封信，以幸災樂禍嬉笑怒罵、人格侮辱的口氣，羞辱了這位多年的老戰友老上級。信中寫道：

洛甫兄：怎麼搞的，你陷入那個軍事俱樂部去了？真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你這次安的是什麼主意？那樣四面八方，勤勞艱苦，找出那些一團漆黑的材料。你是不是跑到東海龍王敖廣那裡取來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覽儘是假的。講完後兩天，你就心慌意亂，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們纏得脫不開身。自作自受，怨得誰人？我認為你是舊病復發，你的老而又老的虐疾原來還遠未去掉，現在又發寒熱症了。昔人吟虐詞云：“冷來時，冷得冰凌上臥；熱來時，熱得蒸籠里坐；疼時節，疼得天靈蓋破；顫時節，顫得牙關銼。只被你害殺人也麼哥，真是寒來暑往人難過！”同志，是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這個人很需要大病一場。昭明文選第三十四卷枚乘《七發》末云：“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幾而起曰：渙乎昔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澀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與楚太子何其相似。如有興趣，可以一讀枚乘的《七發》，此乃一篇妙文。你把馬克思主義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記了，於是跑進了軍事俱樂部，真是武文合壁，相得益彰。現在有什麼辦法呢？願借你同志之著，為你同等之，兩個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幾次電話，想到我處一談。我願意談，近日有些忙，先用此信，達我悃忱。

毛澤東以他慣用的諷刺挖苦的口吻寫了此信，一泄心頭宿恨。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好引經據典賣弄學問，曾受到飽學之儒的張聞天的批評，稱他為“半桶水，七上八下”。如今權勢顛倒，輪到毛澤東來嘲弄他了。隨後，毛澤東又把《七發》印發給出席八中中全會的同志閱讀，並寫了《關於枚乘〈七發〉的按語》，在更多的人面前出張聞天的丑。

張聞天接到毛的這封信後，不得不違心地向毛澤東“認錯”，表示願意接受毛的批評。可毛並沒有就此放過他。廬山會議後，他被撤銷了外交部副部長職務，與彭德懷一樣成了一個閒人。文革期間，他受到殘酷的迫害，被送到廣東肇慶進行關押審查，受盡肉體折磨。1973年出獄後，毛澤東讓他挑選除北京之外的任意一個地方居住。他先選了上海，但毛卻出爾反爾沒同意。他只好又選擇了離家鄉不遠的江蘇省無錫市。1976年，他因病在那裡去世。

在中共歷代領導人中，凡是與毛澤東有過節的人，沒有一個落得好下場（這裡指他們的政治命運）：王明沒有好下場，張國燾沒有好下場，王稼祥沒有好下場，張聞天沒有好下場，博古沒有好下場，陳獨秀沒有好下場，李立三沒有好下場，劉少奇沒有好下場，凱豐沒有好下場，彭德懷沒有好下場，鄧小平沒有好下場……毛澤東對於國民黨起義過來的高官都給予優待，卻不肯給自己的老戰友一些寬容。

34、錯批一個人，多生幾億人

如果說毛澤東犯的其它錯誤只是造成短期、局部影響的話，那麼他在中國人口問題上所犯的錯誤，將影響到整個中國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中國將在幾十年及至幾百年內長期背負着人口過多的包袱，以及由這一包袱造成的就業困難、住房困難、人多地少、工資低微、資源緊張、交通擁擠等一系列社會問題。

1953年，中國大陸進行了歷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結果表明，截止到當年的6月30日，中國人口總計6·01億，預計增殖率為2%。

這次人口普查引起了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的注意，他對人口普查結果表示懷疑。因為這次人口普查是採取抽樣調查的方法，即將出生率減去死亡率得出實際增長率。馬寅初認為這種調查方法不能概括全貌。據他了解，僅上海一地的人口增長率就是3·9%，怎能用一個簡單的算術公式就能說明中國的人口增長率為2%呢？馬寅初經過3年的調查研究發現，中國人口的年增長率是在2·2%以上，有的地方甚至達到3%。如此發展下去，50年後，中國將有26億人口。由於人多地少，恐怕連吃飯都成問題。於是，他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寫成《控制人口與科學研究》一文。1955年7月，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召開，馬寅初將寫好的文章作為發言稿，交人大代表浙江小組討論徵求意見。1955年4月27日，馬寅初在北京大學大飯廳發表人口問題的演講。在演講中，他講述了幾年來調查研究的結果。6月，馬寅初將《新人口論》作為一項提案，提交一屆人大四次會議（全文發表於7月5日《人民日報》），這篇文章從10年方面論述了為什麼要控制人口和控制人口的重要性、迫切性，以及如何控制人口等問題。他的主張，得到了另一位民主人士邵力子的大力支持。

這時，一場由毛澤東親自發動和組織領導的波瀾壯闊的反右派鬥爭，已經開始席捲社會。馬寅初當然也被波及，有人說他是借人口問題，搞政治陰謀，也有人說他是配合右派向党進攻……

此時，馬寅初並不清楚，他的理論已經面臨着最高決策層的挑戰。陳伯達在北京大學舉辦60年校慶的大會上，就指名道姓地說：“馬寅初要為《新人口論》做檢查。”劉少奇在中共八屆二次會議上作報告時，也不點名地批判了馬寅初。7月9日，毛澤東召見民主人士邵力子、李濟深等人，聽取他們對“大躍進”的意見。為遭到批判的馬寅初而擔憂的邵力子，並未因此而放棄自己的主張，他抓住機會向毛澤東進言，希望毛支持節育。但毛說：“人口問題，目前還不嚴重，等達到八億時再講人口過多。”對於人口問題，毛澤東有他的見解，那就是“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幹勁大”。1957年他與赫魯曉夫會面時，曾自豪地說：“中國有六億多人口，蘇聯有兩億多人口，兩國加起來就是八、九億人，可以組建多少個師呀，中蘇兩國團結一心，看哪個帝國主義國家敢發動戰爭。”然而赫氏對毛的這番見解卻不以為然。

馬寅初面對不公正的批判，愈加冷靜，他認定自己的理論是正確的，並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再談我的平衡理論中的‘團團轉’理論》一文，堅持自己的觀點。1959年廬山會議後，全國再次掀起批右高潮。周恩來按照毛澤東的旨意，約馬寅初談了一次話，勸馬寅初不要地於固執，從大局着眼，還是寫個檢討好。但馬寅初沒有照辦。他仔細閱讀了報刊上批判他的文章，又寫出了5萬字的反駁文章《我的哲學思想和經濟理論》。他將手稿送到《新建設》編輯部，要求儘快發表。編輯部將文稿送到中央宣傳部和中央理論小組審查。當時任中央理論小組組長的是康生。10月24日，康生召集理論界有關報刊負責人，部署對馬寅初的全面批判。11月初，《新建設》全文刊登了馬寅初的文章，並發表編者按。12月初就組織大批判。康生指使說：“批判他的文章不一定多，但分量要重，可以和他過去的理論聯繫起來批。”還指示北京市委、中央宣傳部要考慮：“馬寅初還能不能當北大校長？批判完要準備換人。”馬寅初的文章發表後，報刊上就開始發表批判文章。在如潮水般的批判中，馬寅初不願為職務所累，於1960年1月向教育部提出辭職報告。很快，國務院批准了他的辭呈。隨後，又罷免了他的全國人大常委職務。

馬寅初的冤案直到1983年才得到平反。此時中國的人口已達到12億之多。當時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抱歉地對馬寅初說：我們是錯批一個人，多生幾億人。

35、株連萬人的小說《劉志丹》冤案

●《劉志丹》是一部怎樣的小說

先後株連萬人的小說《劉志丹》冤案，是毛澤東及其追隨者製造的又一個現代文字獄。時至今日，歷史早已為其作出公正的結論，然而其光怪陸離的曲折經歷卻依然值得認真回顧。

劉志丹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陝北地區著名的革命領導人,1936年4月，於紅軍東征作戰期間不幸犧牲。為了紀念劉志丹烈士，同年5月將他的故鄉陝西保安縣改名為志丹縣。毛澤東為烈士題詞：“群眾領袖，民族英雄。”1973年6月，周思來對陝西省負責同志說：“劉志丹是位很好的同志，陝北要宣傳劉志丹。”1956年，工人出版社約請作家李建彤承擔創作任務。李建彤是劉志丹的弟弟劉景范之妻，1944年畢業於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早在延安時期，她就收集過關於劉志丹的一些材料，有得天獨厚的條件。經過長期細緻的準備，她於1958年初動筆，同年冬寫出初稿，次年春改寫完第三稿。作者請當年擔任過陝甘蘇維埃政府主席、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習仲勛審閱小說稿。1960年春，習仲勛兩次約請作者談了自己對書稿的意見。他認為小說還沒有寫好，沒有把劉志丹寫出來，要把劉志丹放到大革命整個一個時代去寫，書中有一處說到高崗當時在一個問題上的主張是對的，但不要寫高崗。根據習仲勛的意見，作者又兩易其稿，印出樣書徵求意見。原陝北老幹部、時任國家經委副主任的賈拓夫、李建彤的丈夫劉景范也對作品提了一些改進意見。同時作者也送給中宣部主管文藝的副部長周揚審閱。周揚認為，小說寫得很好，可以出版，還可拍成電影。

1962年7月28日，《工人日報》開始連載《劉志丹》第二卷。《中國青年》、《光明日報》也發表了作品的部分章節。這已是作者潛心完成的第六稿。然而就在此時，一場讓所有人料想不到的政治發難卻由暗地裡悄然而至。

●康生為《劉志丹》編織罪名

首先起而反對的是中共雲南省委書記閻紅彥。閻早年曾在劉志丹的領導下從事革命工作。1956年，小說作者向他採訪時，他們就西北革命歷史上的一些問題當面發生過爭論。收到小說《劉志丹》第五稿樣書後，閻紅彥立即給書作者寫了一封信，說這部小說涉及到西北革命歷史上的一些問題，這些問題需要由中央作結論，一個作者是負不了責任的，不同意作品出版。

1962年7月下旬至9月下旬,中共中央連續在北戴河、北京召開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的預備會議、正式會議。毛澤東在幾次會上一再強調“要重提階級鬥爭”。

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閻紅彥看到《工人日報》、《中國青年》已開始發表小說《劉志丹》，就一面向全國總工會、團中央提出停止刊載，一面將此事及他的意見報告給康生。一貫專以整人為能事的康生如獲至寶，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報刊不准刊發小說《劉志丹》。8月24日，康生又寫信給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說小說《劉志丹》“不是一個單純的文藝寫作的問題，看來是帶有政治傾向性的”，並要中央書記處處理此事。康生承認自己根本沒有看過小說稿，但他卻武斷地說：“我一看小說就完全是為高崗翻案的”。

8月26日，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議在北京召開。9月6日、7日會議轉入批判彭德懷的所謂“翻案風”(當時彭德懷向中央遞交了長篇申訴書，毛澤東認為這是搞翻案活動，不能給他平反)。9月8日，閻紅彥在西南組會上再次提出小說《劉志丹》問題，說在當前國內國外的氣候下，各路人馬都藉機出動鬧“翻案”，小說《劉志丹》“是利用宣傳劉志丹來宣傳高崗”。康生則不失時機地說出了點睛之語：“現在的中心問題，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候來宣傳高崗?”他們的發言在全會上引起了爆炸性轟動，也為正在批判的“翻案風”提供了又一支靶子。

為擴大事態，康生竟是如此地不擇手段：作品已出第六稿，他卻下令工人出版社將第五稿印六百本、被習仲勛否定的第三稿印三百本送中央會議審查。陰謀家的險惡，善意的人們是難以想象的。正如作者日後所說：當初我還以為這種先定案、後求證的做法是出於誤會，沒想到竟是一個大陰謀。

在會上，康生竭力煽動對《劉志丹》進行批判。他硬說小說《劉志丹》“是為高崗翻案”，“把劉志丹寫得比毛主席還高明，還先知”，“把陝甘寫成井崗山甚至高於井崗山”。他誣衊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組成了反黨集團，小說《劉志丹》就是他們篡黨的綱領。在康生的煽動下，會議在批判彭德懷的過程中對小說《劉志丹》也展開了批判。在批判中，把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打成了“反黨集團”，而且還升級為“彭(德懷)、高(崗)、習(仲勛)反黨集團”、“西北反黨集團”，說小說就是他們的“反黨綱領”。

●毛澤東將小說定性為“反黨”

毛澤東最容不得別人為彭德懷翻案。他本人也沒有看過這本小說，但卻對康生的話深信不疑。9月24日，八屆十中全會召開的第一天，毛澤東在會上說：“近來出現了好些利用文藝作品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事。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這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不論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由於毛澤東給這一案情定性為“反黨”，9月27日，全會決定成立由康生負責的專案委員會，對習仲勛等人的問題進行審查。經過半年多的審查,1963年5月,審查小組寫出《對〈劉志丹〉一書的審查報告》,認為“小說誇大和歪曲了西北根據地的地位和作用,為高崗翻案,是‘習仲勛反黨集團’的綱領”。1966年5月，又炮製出一份審查報告，進而誣指寫《劉志丹》一書是“習仲勛反黨集團”蓄謀已久的。他們還先後給《劉志丹》一書羅織了四大罪狀：一、書中人物羅炎基本上是高崗，是為高崗翻案；二、劉志丹搞武裝鬥爭，做農民工作，建立根據地，是剽竊毛澤東思想；三、書中把陝北寫得太好，是與中央蘇區分庭抗禮；四、小說中的人物許鍾就是習仲勛，是為習仲勛篡黨製造輿論。

在專案審查的過程中，康生利用手中之權藉機大整一批黨政軍幹部，許多人被誣陷為“習仲勛反黨集團”的成員。直到“文革”爆發，專案審查尚未結束。“文革”期間，康生夥同江青等人為非作歹，小說《劉志丹》冤案更變本加厲。康生把專案的有關材料交給造反學生，指示他們到處揪人。1967年1月3日，《人民日報》轉載《紅旗》雜誌第一期姚文元的文章《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誣陷周揚“夥同一小撮反黨野心家，積極支持並鼓勵為反黨分子高崗翻案的反黨小說《劉志丹》出版。”從此，《劉志丹》一書被點名批判。同時，此案有關人員遭到更進一步的迫害。原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勛被撤銷職務，1965年下放到洛陽礦山機器廠當副廠長，“文革”期間被關押八年；原國家經委副主任賈拓夫，這位1952年由毛澤東點名調任政務院財經委副主任、曾被毛澤東譽為“陝北才子”的傳奇人物，亦被撤職下放，1967年5月7日被迫害致死；1968年5月，劉景范被以“現行反革命罪”逮捕入獄；作者李建彤於1968年1月遭關押，1970年被開除黨籍；1968年1月，時任勞動部部長的馬文端也被關押。在陝甘寧老區，更是有上萬人的基層幹部和群眾被打成這一集團的“黑爪牙”。更有甚者，康生、江青誣衊電影《紅河激浪》是“《劉志丹》小說的變種”，又株連迫害了近千人。

36、慷國家之慨援助他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到一年，在一窮二白的情況下，開始對外提供經濟援助。根據解密的外交部檔案，1976年以前中國曾向朝鮮、越南、阿爾巴尼亞等110多個國家和地區提供過大規模的經濟援助。直到毛澤東死後，這種與國力不符的對外援助才逐步得到糾正。

1970年4月，柬埔寨國家副首相朗諾和軍隊總司令施里瑪達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策動下，趁元首西哈努克親王夫婦出訪之際發動政變。當時西哈努克正在蘇聯訪問，隨同出行的還有賓努親王等人。政變意味着西哈努克將不能再回到國內。蘇聯為了避免背上西哈努克這個包袱，在得知政變消息後一直守口如瓶，直到他臨上飛機要前往中國訪問時，才將國內發生政變的事情告訴他。西哈努克得知這一消息如同挨了當頭一棒，失去元首身份的他，不知到中國後會受到怎樣的禮遇。但出乎他意料的是，中國仍以元首的禮儀接待他。毛澤東還接見了他，並許諾說，中國就是他以後的家，中國人民只承認他的政府，不承認施里瑪達的政府。5月20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了百萬人的集會，支持西哈努克親王的反美救國鬥爭，聲討美帝國主義的顛覆行徑。會上，由毛澤東的“接班人”林彪代勞，宣讀了毛的一份聲明，題為《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他老人家在聲明里說：“目前，在世界範圍內，正出現一個反對美帝國主義鬥爭的高潮。……我熱烈支持柬埔寨國家元首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反對美帝及其走狗的鬥爭精神。……中國人民堅決支持印度支那三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反對美帝及其走狗的革命鬥爭。……無數事實證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國能打敗強國，小國能打敗大國。小國人民只要敢於起來鬥爭，敢於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國家的命運，就一定能夠戰勝大國的侵略。這是一條歷史規律。”毛澤東還邀請西哈努克到中國的各地去參觀訪問，他的一切費用全部由中國承擔。西哈努克每到一地，當地政府都是以歡迎元首的隆重儀式，出動全城百姓夾道歡迎他。對中國方面的盛情款待，西哈努克受寵若驚，深感不安，一再向周恩來表示不必這樣客氣。周恩來說：“你在這裡仍是我們的貴賓，請不必拘禮。”

中國的老百姓也許不知道，自己的國家對西哈努克如此慷慨，而他當年卻對中國十分苛求和刻薄。上世紀60年代，中國抗美援越的大批武器和物資由於無法直接進入越南南方，必須繞經柬埔寨領土的“胡志明小道”。這位親王總是要中國留下三分之一的物資作為“買路錢”。後來留下的武器太多，超過了這個國家的需求，他又要中國改送大蒜，因為柬埔寨人喜歡吃大蒜。

西哈努克在中國居住了5年多，直到1975年朗諾政府被推翻後才回國。他自知中國在他身上花的錢很多，主動對毛澤東說要償還費用。毛澤東慷國家之慨，說：“中國共產黨人不是軍火商。”予以拒絕。

毛澤東一心想當世界革命人民的領袖，總想在各國人民心中樹立其偉大的形象，但這一形象不是憑空就能樹立的，需要巨大的物資和金錢來做支撐。因此，毛總是拿中國老百姓的血汗錢來送人情。

1954年11月，國務院副總理烏蘭夫率中共代表團訪問蒙古，周恩來指示外交部了解蒙方的困難以及我國可能給予的幫助。蒙古毫不客氣地提交了包括木匠、泥瓦匠、家具製造、廚師、裁縫、制靴、印染等近40個工種12250名工人的清單。當年中國派出8200名工人，幫助蒙古建學校、醫院、療養院、專家招待所、熱電站、玻璃廠、造紙廠、養雞場等，甚至修復古廟。中國不能製造蒙古提出的紡織廠設備，不惜動用緊缺的外匯到英國訂購。中國從1956年至1959年，無償援助蒙古1·6億盧布。

1956年12月12日，國防部長彭德懷關於援助埃及軍事裝備問題給毛澤東並中央的請示報告，說7日埃及大使來訪，提到埃軍在西奈半島作戰中，軍事裝備損失很多，希望中國給予援助。毛澤東指示說：只要埃及需要的我國有的東西，我們都可以並願意援助。

1969年，埃塞俄比亞國王海爾塞拉西來中國訪問，其目的主要是想尋求援助。這個國家是非洲有名的窮國。毛澤東張口就大方地送給他一個億的人民幣，這一數字大大出乎海爾塞拉西的預料。

中國“一五”計劃期間，雖然資金捉襟見肘，仍慷慨外援，援助最多的國家是朝鮮和越南。在繁重的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仍念念不忘支援越南。周恩來曾對越南領導人說：為了支援你們，我們不惜承擔最大的民族犧牲。從1962年起，根據越方要求，中國提供各種舊式武器和中國生產的新武器。越南戰爭期間，中國生產的大型武器裝備很多供應了越南，甚至從現役裝備中抽調，而自己需要換裝的坦克和大口徑火炮卻很少更換。1968年前，中國生產的63式電台3000餘部，絕大多數支援了越南，自己僅留下少數樣機。有的新武器生產不足，寧可自己缺編，先拿去支援越南。由於援越的野戰輸油管不夠，中國推遲當時正在鋪設的戰備輸油管線，將優質鋼管運往越南。1968年6月，越南副總理范雄與中國副總理李先念談1969年的援助，提出急需107毫米火箭炮，中國已停止生產這種型號，把庫存全部給了越南。1971年至1972年，越南更是把中國當成了免費武器庫，提出要1000架飛機，3個營的紅旗2號地空導彈地面設備及導彈180枚（這些當時最先進的武器都是從蘇聯進口的，中國自己還沒有這麼多），警戒雷達兩部，水陸坦克20輛，舟橋兩套，大口徑加農炮204門，炮彈4.5萬發。這張清單完全超出中國的軍事和經濟實力。

從1964年到1975年的越南戰爭期間，中國人民節衣縮食，竭盡全力支援越南，運去的各種物資、武器和糧食約合人民幣200億元。要知道，這段時間幾乎是與中國正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並行。除了大量物資援助外，十幾年中共有五千多名中國援越官兵和工程人員死傷，其中有一千多人長眠在越南的土地上。中國人民流血犧牲的無私援助，換來的卻是1979年那場兩國兵戎相見的“邊疆自衛反擊戰”！

1961年10月，蘇共二十二大舉行。會議上，許多共產黨國家攻擊了當時與中國共產黨關係密切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此後中共便與阿爾巴尼亞走向了一起。為了攏絡這個歐洲十分昏暗的社會主義小燈泡（當時中國的報紙稱阿爾巴尼亞是“歐洲的一盞社會主義明燈”），毛澤東毫不吝嗇的援助了阿爾巴尼亞90億元。中國為阿爾巴尼亞付出了這樣大的代價，但在1972年美國總統訪問中國之後，兩國關係開始疏遠。此後，阿爾巴尼亞多次對中國的政策進行指責。在鄧小平重新執政之後，停止了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兩國的親密關係終於結束。

1976年一年中，中國先後三次大地震，其中唐山地震損失巨大，死亡24萬人，整個城市幾乎成為平地，損失極其慘重。聯合國難民署主動提出要援助中國，卻被拒絕。當時中國官方的內部報紙《參考消息》對此事報道的標題是：《我拒絕聯合國對唐山地震的援助》。注意：這裡用的詞是“拒絕”而不是謝絕。毛澤東總是把別人的好心當成是嗟來之食，連許多友好國家的主動援助也一概拒絕。本來，“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是國際社會通行的慣例，即使是美國、日本這樣的發達國家在受災時，也不會拒絕別國的援助。可是毛澤東偏要打腫臉充胖子，拒絕一切外來援助，以顯示他的領導下中國已是“繁榮富強”。毛不僅不要別國的援助，還要勒緊中國老百姓的褲帶幫助別人。一個月後，菲律賓也發生了地震，中國當即宣布支援該國300萬元人民幣。

1937年至1945年，中國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死亡2100萬人，財產損失5000億美元。作為戰勝國，中國理應獲得侵略者日本的戰爭賠款，但毛澤東卻主動提出放棄戰爭賠償。毛澤東說：美國和蔣介石政府都沒要日本賠償，中國作為一個大國，不能比美國人和蔣介石小氣。可他卻忘記了，美國放棄日本的戰爭賠償是得了很大的政治收穫，那就是與日本結成了遠東的反共同盟，美國可以在日本領土上建立軍事基地。而蔣介石不要日本賠償也是有條件的。日本在尋求與蔣介石政府建交時就提出要蔣放棄索賠，否則就與北京建交。蔣介石出於無奈只好答應。中國在1894年曾與日本進行了“甲午戰爭”，結果中國戰敗，被迫向日本賠償2億兩白銀，還割讓了台灣諸島，使日本迅速進入了世界強國之列。而中國打敗了日本，竟未得到分文賠償！本來，諸如該不該要戰爭賠償這樣關繫到全國民眾利益的大事，理應由全體人民來討論決定，因為受害者是全中國的老百姓，至少也應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然而毛澤東卻是自己一人說了算。這充分說明在中國沒有什麼民主可言。由於毛澤東主動放棄了戰爭索賠，很多中國老百姓心中不服，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曾有人發起民間簽名活動，要向日本索賠，但中國政府擔心此舉會造成中日之間的麻煩和不可預想的後果，制止了這一活動。中國放棄了向日本的巨額戰爭索賠，可日本人並不領情。一個小小的釣魚島，本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可小日本偏要來插一槓子，至今與中國糾纏不休。

對於朝鮮的援助，作者已在本書前面有過敘述，這裡就不再重複了。

1958年底，中國與非洲國家陸續建交，建交前幾個月開始援助中小型工業項目和農場。1959年到1960年，中國連續兩年糧食減產，整個國家都在勒緊褲帶，很多人餓死，但中國還是答應非洲一些國家的要求。1960年，中國援助幾內亞10000噸大米，援助剛果5000噸至10000噸小麥和大米。中國向埃及等國提供經濟援助，派出一大批工程技術人員。

中國在非洲最著名的援建工程坦贊鐵路，是當時中國最大的援外項目。1967年，非洲國家贊比亞從英國人統治下宣布獨立。贊比亞是個產銅大國，也是個內陸國。為了便於銅礦出口，總統尼雷爾來中國尋求援助，希望能援建一條從該國到坦桑尼亞首都達累斯薩拉姆的鐵路。最初贊比亞是向聯合國世界銀行組織尋求貸款，但該銀行組織經過實地考察，認為修這樣一條鐵路效益不會好，且環境惡劣，施工難度大，不具備可行性而拒絕。尼雷爾總統又向西方大國和蘇聯求援，也被拒絕。最後他來中國尋求援助。對他的要求，毛澤東是有求必應。尼雷爾總統當時對援建鐵路一事不抱多大希望，沒想到他一提出來，毛澤東很爽快地答應了。對修鐵路一竅不通的毛澤東，以為這點小事算什麼，於是提供了20億人民幣的無息貸款，並將還款時間定為30年。這樣優厚的條件，令尼雷爾大感意外和欣喜。當年9月，中坦贊三國在京簽訂了援建坦贊鐵路的協定。這是中國首個大型援外工程。經過兩年的勘察設計，從1970年起，上萬名中國鐵路工人來到非洲南部，開始了坦贊鐵路的施工。工程接近尾聲時，鐵軌告急，中國二話不說，將本國急需的鐵軌運去，保證了按時完工。經過中坦贊三國工人多年的艱苦努力，長達1860公里的坦贊鐵路終於在1976年7月通車。為此，64名中國技術人員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實踐證明，當初世界銀行的考察沒錯，這條鐵路自建成後一直是虧損運營。2004年，中央電視台第10套節目的《走進非洲》欄目，播出了今日的坦贊鐵路。從電視中人們可以看到這條鐵路的現狀：候車室里旅客寥寥無幾，鐵路線上冷冷清清。為了援建坦贊鐵路，中國自己計劃中一條縱貫南北的重要鐵路——京九鐵路不得不推遲了開工。

這樣傾其所有的例子幾乎遍及受援國。中國曾無償為非洲國家建造了20多座體育場館。前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說：要想看中國最好的體育建築，請到非洲去。截至1966年，中國援非金額累計已達4·23億美元。

大饑荒的1961年，中國的援外支出接近償還外債的支出。1962年以後援外更超過了償債。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王稼祥曾建議：我們實際許諾承擔的義務超出了中國的實際承受力。1962年上半年，王稼祥在小範圍幾次談了有關意見，毛澤東沒有接受。以後，特別是“文革”中，王稼祥被視為提倡和主張“三和一少”、“三降一滅”的“修正主義”者，受到嚴厲批判，直到1979年才恢復名譽。

37、三線建設得不償失

中國歷史上的漢、唐兩朝，繁榮昌盛，世界各國無與匹敵。什麼原因呢？是承繼了秦、隋兩個前朝所創立的制度。秦、隋兩代都是結束中國割據局面，結束戰亂，一統天下，創立新制的朝代；秦始皇和隋文帝均為中華民族出類拔萃的人物，是世界公認的“影響和改變人類命運和歷史進程的偉人”。

可是，這兩位偉人所創立的對人類有巨大貢獻的朝代，都轟轟烈烈興起，卻又匆匆復亡而去。秦，二世而亡，不過15年；隋，二世而亡，不過37年。這又是為什麼？史學家們對此列舉了許多原因，但歸納起來，秦隋兩代都犯有一個共同的錯誤，就是“民不堪命”。過分使用民力，超出了國家和人民所能承受的程度的極限。

秦始皇在發50萬民工、30萬士兵去築長城守長城的同時，又徵調150萬民工去修築阿房宮和各地離宮70處以及他的陵墓，而當時全國總人口不過2000萬，服兵役和勞役的占10%以上，且都是青壯年。這就必然造成田地荒蕪，人民饑寒交迫，不得不揭竿而起了。

隋煬帝在開挖大運河的同時，又在東都洛陽大修宮殿園苑，徵發丁男每月多達200萬人；為了游幸江南，從長安到江都修造離宮40多處，沒幾年就把父親楊堅積蓄起來的國力揮霍一空，使得民怨沸騰，民變蜂起，大隋朝很快就完結了……

當時代的車輪進入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這一歷史場景又令人痛心地在神州大地上再現。

毛澤東根據當時的國際形勢，錯誤地認定會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戰場就在中國大陸。其實這完全是一種幼稚和無知的狂想。稍有政治常識的人都知道，要打一場世界大戰，必須形成對立的兩大軍事集團，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協約國與同盟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軸心國與同盟國。雖然在“二戰”後美蘇兩個超級大國處於冷戰狀態，但他們誰也不願發動戰爭，在世界上尖銳對立的國家只有蘇聯與中國。蘇聯有東歐一些國家作盟友，而中國與蘇聯翻臉後則只有阿爾巴尼亞一個親密盟友。就算中國與蘇聯打起來，阿爾巴尼亞也不會參戰。這樣兩個國家之間的戰爭怎能算是世界大戰？

另外，蘇聯雖然痛恨毛澤東的無情無義，但也不會為這樣一件事貿然發動全面的侵華戰爭，因為它畢竟還戴着“社會主義國家”的帽子。但毛澤東卻一再斷定會發生戰爭，而且還可能會有核戰爭。就在幾年前，中國與鄰國印度在邊境上打了一場規模不大不小的戰爭。中蘇關係破裂後，蘇聯將駐紮在中蘇邊境的軍隊從十幾萬人增加到上百萬人。在中國的東北方向，美國駐兵日本和南朝鮮，對中國構成威脅。在中國大陸的東面，退守台灣島的蔣介石一直想反攻大陸。毛澤東認為中國已被敵對勢力包圍，一場大戰不可避免，因此一再強調要加強戰備。

中國軍方根據毛澤東的這一要求，將國土防守戰略分成了三線：東南沿海和西北邊疆為一線；貴州、四川、鄂西、陝南、滇北等地為三線，處於這兩線之間的地方為二線。毛澤東認為蘇聯在衛國戰爭初期，由於斯大林“一不準備工事，二不準備敵人進攻，三不搬家，”不重視烏拉爾以東地區的工業基地建設，所以才遭受嚴重損失。根據蘇聯的這一教訓，中國政府將許多重要的軍工廠從城市遷到了三線的山區。一些新建的大型工廠，也都選址在三線的深山之中，如著名的東風汽車製造廠、攀枝花鋼鐵廠等大型企業，都是這一時期的產物。

由於毛澤東對戰爭爆發的可能性和緊迫性作了過分的估計，導致三線建設出現不少失誤。一是三線建設規模過於龐大，戰線拉得太長，國家投入了過多的力量，造成財力緊張，削弱了一、二線經濟發展速度快的地區的發展力度。一些項目上馬過快過急，缺乏充分的論證，造成有些地方選址不當，建設項目不配套，給國家造成了不小的經濟損失。二是為了防空襲、防核武器，片面強調“山、散、洞”的方針，嚴重違反客觀經濟規律，達不到應有的效益。如有些生產協作性強的企業，彼此相距達數百公里，而且都是在山溝里，聯繫十分不便，造成工序之間反覆倒運，白白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尤其是現代化程度極高的尖端技術，更不適合在深山溝里發展。三是投資效益差，影響了國民經濟的發展。據有關部門統計，1966年到1972年間，無效投資達300多億元，真是得不償失。

38、“深挖洞”的巨大浪費

1969年3月和8月，在中蘇邊境黑龍江的珍寶島與新疆的鐵列克提邊防站，中國邊防部隊與蘇聯邊防軍發生了武裝衝突，兩國的緊張關係進一步加劇。毛澤東認為“蘇修亡我之心不死”，中蘇難免一戰，因此在大搞三線建設的同時，又提出要“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筆者在中央檔案館查閱到的1972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轉發<國務院關於糧食問題的報告>的批語》，該批語中的“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是毛澤東關於大修防空洞的一句最著名的指示。而該報告原本是針對當年糧食減產後所採取的應對措施。這句話原本出自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的謀臣朱升之口。還是在朱元璋與陳友諒幾個敵手爭天下的時候，朱升便向他建議要“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朱元璋採納了這一建議，最後打敗了所有對手，統一了天下。

熟知歷史的毛澤東將朱升的話改了幾個字。他所說的“深挖洞”，就是要老百姓深挖防空洞。在那個年代，毛澤東的話就是聖旨。1969年8月，中共中央轉發了軍委辦事組《關於加強全國人民防空工作的報告》，向全國人民發出了“深挖洞”的號召，並成立了以周恩來為組長的中國人民防空工作領導小組。全國各大中城市，立即掀起了一場“深挖洞”的群眾運動。

根據毛澤東的這一“最高指示”，中國大陸無論城市鄉村，無論男女老少，都行動起來都大挖防空洞。在人們所住的房前屋後，只要有空地，都挖成了防空洞。在一些大城市裡，還修起了地下候車室、地下飛機庫。“深挖洞”是一場真正的全民運動。人們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用鋤頭、鐵鍬和斧子，挖出了一個個深洞。據北京市一位參加過挖洞的老人回憶：“當時有任務，企業車間的機床要轉到地下去，所以要在地下挖洞。除了單位，家裡和學校也要挖，上班的職工下班回來自己挖。回來後，不光要挖自家的，街道上還有街道的公用工程。當時小孩很高興，一到星期天就到洞裡玩，抓壞人，看誰能逮到誰。六十年代出生的孩子，他們對防空洞的感情特深。”

北京市一位當年的人防幹部告訴筆者：在那個年代湧現出了很多挖洞標兵，就連殘疾人也自動加入“深挖洞”的行列。盲人出渣，聾啞人放炮，拄着拐杖的、坐着輪椅的都忙碌在打洞現場。有一位老太太已年過九旬，卻一天到晚釘在挖洞工地上，送送水、遞遞工具，有時也裝裝土，並帶領兒子、孫子、重孫子一起挖洞。

洞打好後，還必須用磚頭加固，於是北京城牆的城磚成了搶手貨。1969年，北京市西城區二十九中，每天上學，老師就帶着學生排着隊從天安門西出發，到阜成門城牆拆城磚。一塊城磚有50來斤重，就用繩子捆着，十幾歲的大孩子捆一塊，八九歲的小不點兒就捆半塊，背一段，拽一段，把城牆磚拉回去。孩子們雙手都起滿了水泡，可“聽毛主席的話”還是讓大家很開心。背完了城磚，大家又去背沙子、燒窯、壘磚，忙活了一年，防空洞才算落成。

在經濟困難、百廢待興的年月里，“深挖洞”受到了重點關懷。早在1956年2月，毛澤東在聽取重工業各部門匯報時就曾表示：“地下防空室，這筆錢不能省。”原首都人防辦副主任張一民回憶：“挖洞的經費根據城市人口多少決定，1971年到1978年，國家每年撥給北京兩千萬。當時要求防空洞的面積達到每人半平米，對堅固程度沒有要求。”

張一民向筆者介紹了挖掘進程。從1969年到1973年是第一階段，基本上是發動群眾各挖各的，在大院內、住房內、辦公室內、商店內、車間內挖洞。當時建造的是簡易防空洞，洞深僅有2至3米，構造簡單，只能防彈片。1974年到1978年，人防工程開始向永久性發展。一是“深挖暗掏”，洞深8米，用鋼筋水泥預製件支護，掘開後要用水泥澆灌，覆蓋層不少於4米，所有工程都要達到能防小型炸彈直接命中的要求；二是對原來的工程進行加固改造，達到能防水、防火、防輻射的要求。

在北京，這項曾有每天30萬人次投入勞動的巨大工程，留下了兩萬多個大大小小的防空洞。有條件的地方，防空洞挖成型後用磚頭或水泥砌起來；而很多沒條件的地方，那裡的防空洞就像抗日戰爭時期的地道一般，沒有任何加固措施，不少防空洞遇雨天都發生了坍塌。其中相當一部分成為一場並未如期到來的戰爭的遺址，且造成了一些“耗子洞”、“蚊子洞”、“水簾洞”。

上面所說的僅是北京一地的情況。在全國許多城市，為了搞防空工程，甚至挪用了國家的建設資金。如素有“江城”之稱的武漢市，長期以來一直是人多橋少，一條漢水橋在車水馬龍的鬧市中早已擁擠不堪。當地政府好不容易向中央申請到一筆建新橋的資金。可就在準備建橋之時，毛澤東發出“深挖洞”的號召，當地政府認為防空備戰比修橋更緊迫更重要，因此將這筆資金改作在武昌火車站下面建一個能防空的候車室。這個花巨資建造的地下候車室建成後，沒能發揮任何效益，隨着城市的發展已經被拆除。這還僅是武漢一地，全國數以百計的城市中，像這樣的浪費不知有多少。再舉一例：在湖北省的咸寧市，有一座被稱為“11·31工程”的地下建築，它是專門為中央領導在戰爭發生時準備的地下指揮部。之所以叫“11·31”工程，是因為決定建造這個地下指揮部的文件是11月31日下達的。筆者曾參觀過這座“地下長城”，它長約一公里，裡面有近百個房間，還有專門為毛澤東和林彪建造的臥室和辦公室，生活設施一應俱全。寬敞的通道可以行走汽車。據說建造這個“11·31工程”所花的錢，足以再建一座武漢長江大橋。這個“地下長城”建成後，不僅長期閒置，而且每年的養護就要花不少錢。

全民“深挖洞”運動在中國造就了一個巨大的地下長城。不過預想中的大戰並沒有打響。可以說，毛澤東做出的“深挖洞”的決定，又一次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費！

39、毛澤東五大秘書的悽慘下場

1954年，經周恩來提議，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葉子龍、江青同為毛澤東的秘書。人稱五大秘書。這五個人的命運後來都很不幸，其中陳伯達、胡喬木、葉子龍先後被毛澤東送進了監獄，江青則被毛的接班人華國鋒送進了監獄，並在關押期間自縊。而田家英的命運最為悲慘，被逼自殺於家中，死時年僅44歲。

田家英延安時期就在毛身邊工作，因其才華橫溢，頗得毛的賞識。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田家英由於同情彭德懷的“萬言書”，差點被捲入那場政治風暴中。儘管他依然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着，但彼此之間產生了分歧。1962年夏日，在北戴河，中共中央舉行工作會議。毛澤東又一次點名批評田家英“右傾”，成為那次會議上四個被點名的“右傾分子”之一。由於“離得近、看得清”，長年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他，很早就察覺江青的政治野心。田家英最初看不慣江青還只是限於她的生活作風，對她採取“不敬”而“遠之”的態度。漸漸地，江青“偶爾露崢嶸”，染指於中國的政治。江青也意識到田家英剛直不阿，欲除之而無機會。正因為這樣，當她聽說毛澤東批評田家英“右傾”，不由得興高采烈，罵他是“資產階級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老右”。在毛澤東的“左右”之中，常常跟田家英發生正面衝突的是陳伯達。在延安，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陳伯達曾是田家英的頂頭上司。進京之後，雖說陳伯達也住在中南海，但他所住的“迎春堂”離毛澤東所住勤政殿有一段路。除了毛澤東打電話要他前來，平時他不在毛身邊。為投毛澤東所好，這位“理論家”常常向田家英打探：“主席最近在看些什麼書？在注意什麼問題？”田家英討厭這位“理論家”的這種“刺探”行為，先是敷衍，後來乾脆當面拒絕。田家英對江青避而遠之，而對“老夫子”倒是常常當面頂撞。江青的政治地位提高以後，日趨活躍，與陳“老夫子”的聯繫日益密切。江、陳聯合，逐漸成為中國政治舞台上一股崛起的“左”派勢力。就在這時，在毛澤東的身邊人物中，又冒出了一個原本排不上號的年輕人，加入“左”派陣營，此人便是戚本禹。他比田家英小10歲，原先在田家英手下幫助處理人民來信，後來成為信訪局的一個科長。

1965年12月，田家英終於被江青和陳伯達抓住了“大把柄”。這年的12月21日，毛澤東來到杭州，召集5位“秀才”開會。這5位“秀才”是陳伯達、田家英、胡繩、艾思奇、關鋒。在當年的4月底，毛澤東曾在長沙召見過這5位“秀才”，開過一次會。那是因為毛澤東要全黨學習6本馬列經典著作，找這5位“秀才”連同他自己每人為一本馬列經典著作寫序。毛澤東跟5位“秀才”在長沙討論了一通。時隔半年多，又在杭州繼續談論長沙的話題。那天毛澤東情緒很好，海闊天空地侃着。艾思奇和關鋒往筆記本上仔細記錄着毛澤東的話。田家英也打開筆記本，記下毛澤東的重要的話。毛澤東談着談着，忽然提及了不久前轟動中國的兩篇文章——1965年11月10日《文匯報》所載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和12月8日第13期《紅旗》所載戚本禹的文章《為革命而研究歷史》。毛澤東說：“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對戲劇界、歷史界、哲學界震動很大，缺點是沒有擊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毛澤東的談話剛一結束，陳伯達就飛快地把“喜訊”告訴江青——因為江青組織張春橋、姚文元寫了那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之後受到以彭真、鄧拓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的堅決反對，而毛澤東的話無疑是對她的極有力的支持。於是，原本只作為毛澤東隨口而說的話，卻要整理出談話紀要。整理紀要的任務，落到了田家英頭上。由於艾思奇、關鋒的記錄最詳細，田家英轉請他倆整理記錄。關鋒和艾思奇連夜整理，幹了一通宵，就寫出了紀要。他倆把紀要交給了田家英。田家英看後，刪去了毛澤東對姚文元、戚本禹的評論那段話。這是因為田家英不僅對1959年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有看法，而且對姚文元的文章也不以為然——毛澤東曾要田家英看吳晗的《海瑞罷官》劇本，田家英看後對毛澤東說：“看不出《海瑞罷官》有什麼問題”！艾思奇知道了，曾好意地提醒他：“主席的談話，恐怕不便於刪。”田家英答道：“那幾句話是談文藝問題的，與整個談話關係不大，所以我把它刪去了。”田家英心懷正氣，刪去了毛澤東那段“最高指示”，江青便給田家英安了一個在當時足以置之死地的“罪名”，曰：“篡改毛主席著作！”

江青把這事向毛澤東打了小報告。毛澤東本來就對廬山會議上田家英的“右傾”很不滿，現在得知田仍在同情彭德懷，十分惱火地說：“這個家英呀，思想一貫右傾！叫他走，讓戚本禹來。”

5月22日，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家來了三個人——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王力以及那個正在走紅的戚本禹。他們對田家英宣布：“我們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組，今天向你宣布：第一，中央認為你和楊尚昆關係不正常（楊尚昆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曾因“秘密錄音”事件受到錯誤處理，田剛提升為副主任，在工作上兩人有許多聯繫），楊尚昆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你要檢查；第二，中央（其實是毛澤東）認為你一貫右傾。現在，我們代表中央向你宣布：停職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楚，由戚本禹代替你管秘書室的工作。”安子文還令田家英搬出中南海。聽到這個消息，田家英猶如五雷轟頂。他竭力克制自己極度的痛苦和憤懣，向戚本禹移交了全部文件。戚本禹走後，田家英像塑像一般，一動不動坐在那裡。妻子勸他吃晚飯，他也不吃。當晚，田家英一夜未眠，呆坐在自己的書房裡。次日傍晚，當妻子下班回家時，發現丈夫已在家中自縊身亡。

田家英自殺後，毛澤東將他定為“反黨分子”。直到文革結束後，中央才為他平反。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初到田家英家裡向他宣布“罪狀”的那三個人——安子文、王力和戚本禹，在一年以後，也就是“文革”開始不久，也都被毛澤東關進了監獄。其中安子文的罪名是“叛徒”，王力和戚本禹的罪名是“破壞文化大革命”。

陳伯達，毛澤東的政治秘書，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七大中央委員，八大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宣部副部長及《紅旗》雜誌總編等職。“文革”期間任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組長。1970年廬山會議時，他在設國家主席問題上支持林彪，得罪了毛澤東，被開除出黨，關進了監獄。198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法院確認他為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判刑有期徒刑18年。

胡喬木，1930年參加革命。1937年到延安，任中央青委委員，1941年任毛澤東的秘書。1954年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文革”期間被迫離開中南海並多次受到批鬥，一度被關進監獄。直到粉碎四人幫後，隨着鄧小平的復出而復出。

葉子龍，毛澤東的機要秘書，一位1930年參加革命並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因“秘密錄音事件”被關進監獄達到7年之久。文革結束後，他才得以平反。

而毛澤東的夫人兼生活秘書的江青，其下場是毛死後不到一個月，便被毛的接班人華國鋒送進了監獄，後在住所自縊身亡。

40、抗美援越——又一次損兵傷財的決策

毛澤東自1950年美國出兵進駐台灣之後，便把“山姆大叔”視為頭號敵人，只要“星條旗”出現在世界上某個地方，毛澤東就要旗幟鮮明地支持那裡的人民反抗“美帝國主義侵略”。1958年，美國出兵黎巴嫩，中國堅決反對；1962年，加勒比海發生導彈危機，中國又是堅決支持古巴。1965年，美國出兵參加越南戰爭，毛澤東又作出了與十幾年前抗美援朝同樣性質的決定——抗美援越，只不過沒有像上次那樣派出上百萬志願軍與美國兵面對面地作戰，而是從物資上大規模援助越南，並先後派出30多萬人的工程、鐵道、防空和後勤部隊。這次的抗美援越行動，可以說是毛澤東繼抗美援朝後的又一次損兵又傷財的錯誤決策。

越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是法國的殖民地，二戰中被日本占領。1945年二戰結束前後，胡志明領導的越南共產黨在北方的河內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國（簡稱“北越”），法國則扶持保大皇帝在南方的西貢立國。為爭奪對越南全境的控制權，北越和法國進行了長達9年的戰爭。1954年，在中國的軍事援助下，北越在奠邊府戰役中贏得對法軍的決定性勝利，法國撤出越南北部。根據當年日內瓦會議的決議，南北越暫時以北緯17度線分治，北越由胡志明統治，南越在保大皇帝的控制之下。1955年，吳庭艷在西貢發動政變，建立越南共和國（簡稱“南越”）。
1959年，越共中央決定武裝統一越南，派遣大量軍事人員前往南越組織武裝顛覆。1960年，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成立，它由反吳庭艷政府的各派組成，事實上由越共中央控制。同年，“中蘇論戰”爆發，中國和蘇聯都需要在“國際共運”中樹立自己的形象，因而都積極支持北越對南方進攻。

在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冷戰環境中，中南半島的衝突是唯一的熱戰。美國認為越共向南方的軍事滲透違反了1954年的日內瓦協議，為了不使南越落入共產主義陣營中，決定向其提供軍事援助。

民族解放陣線經過兩年多的努力，控制了越南南方的大部分鄉村。南越政權雖然有美國的軍事援助，但政治上的腐敗已導致吳庭艷政府民心喪盡，無力阻止民族解放戰線擴大勢力。1961年5月，為了進一步幫助吳庭艷政府，美國派遣一支特種部隊進駐南越，開啟了美軍戰鬥部隊進入越南的先河。這一事件也被認為是越戰開始的標誌。南越政府軍面對被俗稱為“越共游擊隊”的民族解放陣線節節敗退。為了阻止北越對越共游擊隊的物資和人員支持，南越海軍對北越沿岸海軍基地進行襲擊。美國海軍也派出艦艇協助，進行電子戰支持，即靠近北越軍事基地，挑起沿岸設施使用雷達從而暴露位置，由南越海軍炮火予以摧毀。

1964年7月31日，一艘在越南北部灣公海游弋的美國驅逐艦遭到北越魚雷艇襲擊。美軍艦船隨即還擊。隨後，美國以轟炸北越海軍基地作為報復。這就是著名的“東京灣事件”（又稱“北部灣事件”）。北越和美國雙方都把它看作對方的蓄意攻擊，並做出了強硬反應。北越和越共游擊隊對多處美軍基地進行了報復性攻擊。北越325師進入南越領土集結，標誌着北越正規軍對南越的公開進攻。美國國會於8月7日通過“東京灣決議案”，授權總統可以動用包括武力在內的一切行動來應付此事件，這事實上給予總統約翰遜可以發動戰爭的權力。不久，美國在越戰中的參與程度不斷攀升。1965年3月8日，第一批3500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員在峴港登陸。到了年底，美軍在越數目已達到18萬人，後來一度高達43萬人。

中國從1962年開始，就向越南提供武器援助。1965年春，越南國家主席胡志明秘密來到北京，向毛澤東尋求更大的援助。毛澤東慷慨地答應了他的全部請求。

1966年6月到1970年7月，是越南戰爭最激烈的時期。根據越方的要求，中國人民解放軍派出工程、鐵道、防空、後勤等多兵種進入越南北方，執行防空作戰、修建和搶修鐵路、公路、機場、通信工程、設防工程等任務。到1968年3月止，先後入越的部隊共計95個團32萬人，最高年份為17萬人。為了這場戰爭，中國軍人傷亡達5千多人。

中國不遺餘力地向越南提供了數量大、品種多、範圍廣的武器裝備。僅1970年至1972年間，中國向越南提供坦克300多輛，為前20年援越坦克的5倍。另外還向越南提供了三千公里的輸油管全套設備、8萬件防彈衣。在第一階段五年多的艱苦作戰與施工中，中國支援部隊取得了輝煌戰績，其中防空部隊共對空作戰2500多次，擊落擊傷敵機3300多架（可以這樣說：越南北方擊落的美國飛機，有一大半是中國人擊落的）。工程部隊修築坑道2·6萬米，各種工事300余個；新建、改建公路7條，長17230公里；新建鐵路117公里，改建鐵路363公里，搶建便線便橋98公里；修建機場1個、飛機洞庫2個；架設陸地通信線路560公里；鋪設海底通信電纜90余公里。

為了支援越南戰爭，中國人民勒緊褲帶，自己吃的是紅薯面窩窩頭，卻把白花花的大米送給越南。1969年，胡志明未能看到國家統一，與世長辭。1975年，越共終於統一了全國。兩年後，越共總書記黎筍來到中國繼續尋求糧食援助，遭到中國的婉言拒絕。不久，越方又向中國提出了有爭議的西沙群島歸屬問題，為此中國的《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西沙群島從來就是中國領土》的長篇文章予以駁斥。兩國關係開始出現裂痕。4年後，兩國因柬埔寨紅色高棉等問題而翻臉，越南方面大肆驅趕華僑，並在邊境上製造流血事件。鄧小平決心“教訓”越南，下令23萬人民解放軍攻入越南，打了一場邊疆“自衛反擊戰”。中越兩國被稱為“同志加兄弟”的親密關係也由此徹底破裂。

這就是毛澤東付出巨大代價抗美援越最終換來的“收穫”！

41、援助阿爾巴尼亞近百億元反遭罵

●毛澤東打腫臉充胖子

在蘇共二十二大上，赫魯曉夫對中國共產黨和阿爾巴尼亞勞動党進行攻擊，中蘇關係和阿蘇關係了出現破裂。與蘇聯的共同矛盾，使中阿這兩個社會主義國家成了親密朋友，阿爾巴尼亞領導人霍查和謝胡都曾到中國進行訪問。毛澤東為了攏絡這個歐洲小國，不顧自己國家還很貧窮落後這一現實情況，打腫臉充胖子，對阿爾巴尼亞提供了大量的援助。當時中國的經濟和技術還比較落後，老百姓節衣縮食、萬里迢迢運去的大量鋼材、機械設備、精密儀器等，阿方卻隨意堆放在露天地里，常年被風吹雨打。中國專家看到他們這樣嚴重糟蹋援助物資，十分心疼。有些同志對當時對阿的援助不理解，私下裡說了一句“中國打腫臉充胖子”，卻遭到了批判。當中方人員向阿方提醒不要隨便浪費時，阿國人竟毫不在乎地說：“沒關係，壞了沒有了，中國再給嘛。”曾任駐阿大使的耿飈回憶說：“我國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鎖、存在經濟困難的情況下提供的。從1954年以來，我們給阿的經濟、軍事援助將近90億元人民幣（協議金額100億），阿總人口才200萬，平均每人達4000多元，這是個不小的數字。我們援阿的化肥廠，年產20萬噸，平均一公頃地達400公斤，遠遠超過我國農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數量。而軍援項目之繁多，數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國防的需要。霍查曾經毫不掩飾地說：‘你們有的，我們也要有。我們向你們要求幫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幫助一樣。’謝胡也說：‘我們不向你們要，向誰要呢？’”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中國經常上映阿爾巴尼亞的電影。其中有一部影片叫《廣闊的地平線》，反映的是阿國當代青年工作與愛情的故事。裡面有這樣一個情節：一位當護士的新婚妻子在家裡給當工人的丈夫打電話，商量買什麼色彩的沙發。這樣在今天看似平常的一個情景，當時卻在國人心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動。因為那個年代在中國，只有市級以上領導幹部家庭才能享受配備沙發和電話的待遇，沙發和電話，在一般老百姓人心目中是連想不敢想的奢侈品。而在歐洲小國阿爾巴尼亞，居然一個普通工人家庭就擁有這樣的高檔用品。人們不禁要問：這樣的國家還需要我們援助嗎？這豈不是窮人在援助富人？

●阿國指責中國和“敵人”會談

1971年秋天，三條消息擾亂了地拉那的平靜。第一條消息：阿爾巴尼亞駐北京大使羅博被告知，中國共產黨由於國內原因，將不派代表團參加阿黨六大（其主要原因是發生了林彪叛逃事件，但當時此事尚處於絕密階段）。第二條消息：林彪從公眾生活中消失。羅博大使說，所有這些消息是從其他國家駐華大使那裡聽到的。霍查很不高興，因為他沒有得到關於這一極其重要事件的大道消息。他一直等到1972年7月，才得到期待已久的信件。這時全世界都已知道了林彪的事情。第三條消息在美國總統特使、國務卿基辛格1971年7月秘訪北京後，確定美國總統尼克松於1972年2月正式訪問中國。霍查於8月上旬，以阿黨中央名義致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一封萬言長信，全面闡述了阿的立場，指責中國這麼大的事為什麼不事先同阿商量？（毛澤東說，同他商量就幹不成了）。霍查在當時屬於絕密的信件中將會晤稱為“與敵人會談”，信中還說：“……我們認為，你們要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決定是不正確的、不受歡迎的，我們不贊成、不支持你們這一決定。我們堅信其他國家的人民、革命者和共產黨人不會接受已宣布的尼克松對中國的訪問。”霍查在他後來出版的日記中埋怨說，中國人對阿爾巴尼亞嚴密封鎖，不告訴他發生了什麼。他認為，中國人和當年赫魯曉夫一樣越軌。其實，當時考慮到兄弟國家對尼克松訪華可能產生誤解，周恩來總理除了向其他兄弟國家的領導人通報有關情況、作解釋外，很快就約見了阿爾巴尼亞駐華大使羅博，詳細介紹中方與基辛格會談情況，特別強調中國反對帝國主義的基本原則不動搖，不會拿原則作交易。隨後，阿主要領導人對中方先進行內部指責，繼則公開影射，進而阿媒體發表不點名批判文章。阿方不僅把反對的矛頭指向中美關係的改善，說中共搞機會主義，而且批判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所謂“三個世界”，是指毛澤東將美國和蘇聯劃為第一世界，中國和亞非拉等貧窮國家為第三世界，介於這兩個世界之間的屬於第二世界）。1977年7月7日，阿黨報根據霍查七大報告的論調，撰寫了長篇編輯部文章《革命的理論與實踐》。攻擊“三個世界”理論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反革命的”，“三個世界理論是宣揚和推行種族主義，要統治全世界，奴役全人類，是反革命和沙文主義的理論”，“中國要當第三世界的領袖，坐不結盟的第一把交椅”。

●中阿親密關繫結束

時隔不久，復出後執掌中央和政府全面工作的鄧小平同志在外交領域採取了第一個重大決策和斷然措施，就是指示外交部，對阿爾巴尼亞停止援助。外交部根據鄧小平的指示精神，由余湛副部長主持，蘇歐司和外經部的有關同志起草關於停止對阿援助的報告和照會。報告指出，一個時期以來阿領導集團出於內外需要，對我由影射攻擊發展到公開反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仍繼續向阿提供了大量援助。但阿以怨報德，對我援阿工作不斷刁難，設置障礙，明明是阿方不負責任造成的過錯，反誣我懷有損害阿經濟的蓄意圖謀。報告認為：“社會主義明燈”已經熄滅了，其分量、作用就那麼一點點。從全球戰略考慮，我們下決心甩掉這個無足輕重的“又臭又硬”的茅坑裡的石頭。1978年7月7日，中方公布了外交部照會。作為答覆，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和阿部長會議於1978年7月29日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國國務院。該信標誌着中阿關係的公開破裂。在後來的歲月里，兩國關係就是霍查所說的“只是形式上的外交關係了。”其時霍查開足輿論工具的馬力，他本人甚至不顧帶病的身軀，親自披掛上陣，對中國當時的內政外交進行全面攻擊、全盤否定。對中國主要領導人指名道姓地進行誹謗，惡毒攻擊“中國是最危險的敵人，比蘇聯更危險，因為中國打着反修的旗幟，而實際上是真正的修正主義。”

毛澤東當年花巨大代價援助歐洲小國阿爾巴尼亞，到頭來換來的又是這樣一個好心無好報的結果。

42、曲解“三和一少”，對外四面樹敵

上世紀60年代初，中國面對着複雜的國際國內矛盾。在國內，正處於國民經濟困難時期。在國際上，美國積極拼湊從越南、台灣到日本、韓國的針對中國的月牙形包圍圈，中蘇、中蒙關繫緊張，中印邊境發生衝突和對抗。在這樣一種形勢下，中國在對外政策上把“反對帝國主義、反對修正主義、反對一切反動派”作為自己的戰略口號，並承擔了在物質上和道義上支援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的義務。這樣，不僅造成了中國對外關係的全面緊張，而且援助也大大超出了中國的經濟負擔能力。針對這種情況，中共中央聯絡部部長王稼祥在1962年2月，聯合周恩來、鄧小平、陳毅向毛澤東寫了一封建議信，在許多問題上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在世界戰爭問題上，王稼祥等在批判了赫魯曉夫片面強調世界大戰可以避免的錯誤觀點的同時，也試圖糾正中國黨內關於世界大戰的片面認識。他們建議：“不要說社會主義陣營與帝國主義陣營的根本矛盾必然導致世界戰爭；不要說在消滅了美帝國主義以後，第三次世界大戰才能避免；不要簡單地說‘打不打世界大戰不取決於我們，而取決於帝國主義’；不要過分強調世界戰爭的危險，而沖淡了防止世界戰爭的可能性；不要籠統地說‘只要帝國主義存在，戰爭就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就世界戰爭來說，存在着防止的可能性。”我們應該“動員人民群眾提高警惕，加強鬥爭，克服戰爭危險，爭取持久和平”。

在和平共處問題上，王稼祥等不同意當時的一些“左”的提法。指出：“那種認為‘在帝國主義存在的條件下，不可能有和平共處’，‘必須打倒帝國主義，才能有和平共處’，‘必須徹底消滅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才能實現和平共處和世界和平’等等說法，是錯誤的。”在和平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問題上，王稼祥等主張“不要只講民族解放運動，不講和平運動”，“在和平組織中，不要把民族解放運動講得超過了和平運動。”

根據以上認識，王稼祥等建議，中國應該對外公開闡明我們的對外政策是和平政策。這種政策的任務是保證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所必需的長期的和平國際環境；為了爭取時間，渡過困難，加速經濟建設，對外有必要採取緩和的方針，而不是採取加劇緊張的方針。要有進有退，有攻有守，有爭有讓，有拖有解，而不能一往直前一斗到底；在對外援助問題上，必須根據自己的具體條件，“實事求是，量力而行”。特別是在困難時期，更要謹慎從事。“不要說過頭，做過頭，不要過分突出，不要亂開支持的支票。開出的支票要留有餘地……以免被動。”

現在看來，我們不難發現王稼祥這些意見的真知灼見。但在當時，這些正確的意見卻與毛澤東那種“左”傾的主導思想格格不入。從1963年起，毛澤東多次對王稼祥的上述主張提出批評，並曲解為“三和一少”，說成是修正主義路線。當年5月，毛在接見新西蘭共產黨總書記威爾克斯時說，我黨黨內有些人主張“三和一少”：對帝國主義和氣一點，對修正主義和氣一點，對反動派和氣一點。這就是修正主義路線。針對三和一少，我們的方針是“三斗一多”，就是對帝國主義要斗，對修正主義要斗，對各國反動派要斗，要多援助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的和馬列主義的政黨和馬列主義的派別。

在毛澤東這種錯誤外交政策的指導下，中國四面樹敵，凡是與自己在意識形態領域或政見不同的國家，都成了敵人。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極“左”分子們公開狂熱地喊出了“打倒美帝！打倒蘇修！打倒各國反動派！”的口號，中國周邊的國家幾乎都成了敵對國家。在那段日子裡，與中國關係密切的僅剩下阿爾巴尼亞一個歐洲小國。而王稼祥這位曾在遵義會議上堅決支持毛澤東重新掌權的中共元老，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43、“楊獻珍冤案”始末

1980年8月，被毛澤東錯誤定為“反黨分子”的楊獻珍冤案得到平反。

楊獻珍是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哲學家，1955年至1961年2月任中央高級黨校校長。1959年因對“大躍進”中表現出來的唯心主義思想、觀點進行過批判，在廬山會議後的“反右傾”運動中，受到批判，並把他的職務由校長降為副校長，七千人大會之後，又為他甄別平反。

60年代初，楊獻珍在教學和研究中提出了“合二而一”的哲學命題，認為“合二為一”與“一分為二”是對立統一規律的兩種表現形式。由此招致了新的更猛烈的批判。1964年7月，《光明日報》發表了由康生親自修改、署名王中的文章：《就“合二為一”問題與楊獻珍同志商榷》，文章把楊獻珍關於“合二為一”的含義歪曲為“矛盾調和論”。這一說法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這就決定了問題的嚴重性。

1964年8月，高級黨校召開大會，組織對楊獻珍的批判。認為：批判“合二為一”是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並把它同楊獻珍歷史上的“錯誤觀點”一起清算。與此同時，《紅旗》雜誌發表了康生組織人撰寫的文章：《哲學路線上的新論戰》。文章說，楊獻珍的“合二為一”論是“同黨大唱對台戲”，“有計劃地用資產階級的反動世界觀，來對抗無產階級唯物辯證法的世界觀”，“有意識地適應現代修正主義的需要，幫助現代修正主義者宣揚階級和平和階級合作，宣揚矛盾調和論。”

1965年3月，中央高級黨校作出《關於楊獻珍問題的報告》呈送中央，為這場批判作出了結論。《報告》說：楊獻珍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是彭德懷的一夥，是個小赫魯曉夫。他把高級黨校搞成獨立王國，幹了許多壞事。《報告》列舉了楊獻珍十個方面的“壞事”：1、反對毛澤東思想。2、製造反社會主義理論。3、攻擊三面紅旗。4、鼓吹資本主義復辟，大刮單幹風。5、攻擊歷次政治運動，大鬧翻案風。6、同彭德懷一道反黨。7、站在赫魯曉夫一邊。8、包庇、安插惡霸地主反革命分子。9、把高級黨校變成獨立王國，進行宗派活動。10、企圖抓全國黨校領導權，並且伸手到許多方面去。

高級黨校在呈送這個報告時，建議撤銷楊獻珍的副校長職務。9月24日，毛澤東批准了這個報告。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楊獻珍受到更嚴重的迫害。從1967年9月至1975年5月，他被監禁達8年這久。許多人受其株連。

44、“四清運動”傷害大批幹部

有人稱毛澤東是“運動健將”，這不是說他的體育項目強，而是說他愛搞政治運動。從新中國誕生以來，各種運動幾乎就未斷過。先是“鎮壓反革命運動”，接着是“三反運動”、“五反運動”，“農村合作化運動”，“清查胡風反黨集團運動”，後來又是“整風運動和反右鬥爭”、“大躍進運動”、“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此後進入“三年困難時期”，政治運動稍停了幾年。困難形勢剛一過去，又開始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然後就是禍及全國的“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這當中除了“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五反（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有必要進行以外，其它運動都是錯誤的整人運動。1980年，中共中央在反省自己所走過的彎路時，曾做出過這樣的決議：“以往的政治運動，每次都傷害了一批人……。中央決定，今後不再搞大的政治運動，只要不發生大規模的外敵入侵，我們的任務就是一心一意搞建設。”可以說，這是用沉重代價換來的教訓。

如果說以往的運動傷害的都是黨外人士的話，那麼從1963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稱“四清”運動），則傷害的是共產黨自己的大批基層幹部。毛澤東在發動這個運動之前，對國內存在的階級鬥爭形勢作了十分嚴重的脫離實際的估計，認為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已到了十分嚴重的程度，被推翻的地主富農分子總是企圖復辟，伺機反攻倒算，提出階級敵人向無產階級進攻的主要手段是搞和平演變，從內部尋找代理人，建立反革命兩面政權，並認為有三分之一的基層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裡。極少下鄉搞調查的毛澤東，憑主觀猜想臆造了一幅可怕的階級鬥爭圖景。在這種錯誤思想的指導下，全國許多地方開始了“四清運動”，先是在農村里“清賬目、清倉庫、清財物、清工分”，後來又改為在城鄉里“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由於“四清”運動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指導下進行的，所以運動的基本方面是錯誤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把不同性質的問題都認為是階級鬥爭或者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嚴重擴大了打擊面，以致在1964年下半年使一部分群眾和基層幹部受到不應有的打擊，挫傷了他們的政治熱情和生產積極性。作為重點開展運動的縣社隊，幾乎都對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作出了過於嚴重的估計，認為階級敵人不僅有已經劃定的“四類分子”（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而且有漏劃的四類分子。基於這種估計，許多社隊重新劃定了階級成分，進行民主補課，將一部分群眾劃入了階級敵人一邊，給戴上漏劃地主、富農、新生資產階級分子、壞分子帽子，進行批判鬥爭。對於基層幹部存在的一些問題，也在階級鬥爭擴大化的總體估計下，看得十分嚴重。認為“有許多人犯有大大小小的錯誤，不僅經濟上‘四不清’，而且有敵我不分、喪失立場、排斥貧下中農、隱瞞成分、偽造歷史等政治和組織上的‘四不清’，其中有些人已經蛻化變質，成為階級敵人的代理人和保護人。”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普遍產生了打擊面過寬，撤換、處分幹部過多等現象，使一大批黨員和幹部受到不應有的傷害。有的幹部甚至一時怨氣地說：發誓不讓子孫當幹部！

其次，運動的另一個不良後果是農村經濟政策的貫徹執行受到干擾。為了克服因“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帶來的嚴重困難，1961年中央制定了《農村人民公社條例（草案）》（即《農業六十條》），在許多方面對人民公社原有體製作了相當程度的改變。比如縮小生產隊規模，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社員可以耕種自留地、開墾零星荒地、飼養家畜等，並把社員的家庭副業看作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的補充部分”等等。《農業六十條》受到農民的普遍歡迎。但在隨後開展的運動中，有些社隊將包產到戶視為“刮單幹風”、“走資本主義道路”而予以取締和嚴厲批判，並無視《農業六十條》的規定，隨意沒收社員的自留地、開荒地，搞生產大隊核算。一些由於經營有方，在集市出售商品較多，或者由於經營小商販賺了錢的社員，往往被當作“資本主義傾向的代表”予以批判鬥爭。上述種種現象，嚴重阻礙了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

第三，“四清運動”最為嚴重的後果是為“文化大革命”做了理論和實踐的準備。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提出“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這一理論不僅為全黨所接受，而且很快付諸實踐，用於指導“四清運動”。由於“左”傾理論和“左”傾實踐的惡性循環，階級鬥爭一再被人為地放大，以此證明毛澤東“左”傾錯誤理論的正確，證明中國社會確實存在着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進而又提出“四清”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實際上是提出了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最基本的理論。二是實踐上的準備。“四清”運動期間，大搞懷疑一切，無限上綱，把任何問題都歸結到階級鬥爭上來認識。搞人人過關，鼓動群眾斗領導，認為不鬥就顯不出革命的樣子。於是，在運動中颳起了一股非法鬥爭的歪風，什麼抓人、打人、戴高帽子，搞逼供信等等。這些做法，後來都為“文革”期間的“打、砸、搶”提供了直接或間接的經驗。

有資料表明，在這場四清運動中，共有500多萬人挨了整，其中上萬人被整死。

“四清運動”雖然對於解決幹部作風和經營管理等方面的問題起了一定的作用，便總的來說，是害遠大於利。

45、“三家村”案——當代又一大文字獄

“三家村”冤案是“文革”初期的一場觸目驚心的文字冤獄。所謂“三家村”，是指《北京晚報》開闢的專欄《三家村夜話》，其作者是吳晗、鄧拓、廖沫沙三人。三位都是以彭真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要員。鄧拓原為《人民日報》總編，1959年被撤職，老上級彭真看重其才學，拉來北京市委當了書記處書記；吳晗為著名明史學家，北大教授，北京市副市長；廖沫沙為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長，市委機關刊物《前線》雜誌總編。

首先是鄧拓以“馬南邨”為筆名，自1961年3月起，在《北京晚報》的《燕山夜話》專欄中，每周撰寫兩篇雜文。文章旁徵博引，針貶時弊，說古道今，才情橫溢。其中一篇《王道和霸道》這樣寫道：“所謂王道者，可以作一種解釋，就是老老實實的從實際出發的群眾路線的思想方針。而所謂霸道，也可以作一種解釋，就是咋咋呼呼的憑主觀武斷的一意孤行……不顧一切，依靠權勢，蠻橫逞強，頤指氣使，巧取豪奪……”不難看出，這篇文章是含蓄地批評了毛澤東在1958年“大躍進”、1959年“反右傾”的錯誤做法。

到了同年的8月，鄧拓請吳晗、廖沫沙在北京飯店吃飯。席間鄧拓請吳、廖二人與自己合作，共同為《前線》雜誌寫稿。三人商定以“吳南星”筆名，輪流撰稿，各自選題，文責自負，欄目名稱定為《三家村杞記》。這兩個專欄發表的文章，對當時社會上存在的一些問題提出了善意的批評和建議，起到了進行革命傳統教育和思想教育，介紹文化科學和歷史知識的效果，作品是積極的、健康的，深受讀者歡迎。當然也有些文章筆鋒過於犀利。其中有一篇《偉大的空話》的文章，有着明顯的現實針對性。此文這樣寫道：“有的人擅於說話，可以在任何場合，嘴裡說個不停，真可比之懸河，滔滔不絕。但是，聽完他的說話之後，稍一回想，都記不得他說的是什麼了。說了半天還不知所云，越解釋越糊塗，或者等於沒有解釋。這就是偉大的空話的特點。如果把它普遍化起來，到處搬弄，甚至於以此為專長，那就相當可怕了。假如再把這種說空話的本領教給我們的後代，培養出這麼一批專家，那就更糟糕了。”文章還借用一個鄉下兒童的口吻，寫了一首《野草頌》：“老天是我們的父親，大地是我們的母親，太陽是我們的保姆，東風是我們的恩人，西風是我們的敵人。”

明眼的人一看便知，這是在暗喻毛澤東愛講大話和空話。自1957年反右鬥爭後，毛澤東逢會必先講一通世界革命的大好形勢，後講一通中國革命的大好形勢，強調“東風壓倒西風”，“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在他的影響下，許多幹部都喜歡講大話空話，喜歡說本國本地的大好形勢。可這種大話空話畢竟不能填充公共食堂里空空如也的糧櫃油缸，不能填飽公社社員的轆轆飢腸。

《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分別在《北京晚報》和《前線》雜誌上刊登到1963年8月收場。公平地說，所有文章都是善意的進諫，並無“惡意攻擊”或“瘋狂詆毀”，更談不上所謂“顛覆無產階級政權”。然而，毛澤東憑着自己敏感的政治神經，認為這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1966年3月中旬，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點名批判了“三家村”。此後，《解放軍報》、《光明日報》、《文匯報》等報紙紛紛展開對“三家村”的批判。為了把“三家村”打成反黨集團，姚文元從《三家村杞記》和《燕山夜話》200多篇雜文中選出20篇當靶子，對其它的大量作品則裝聾作啞，隻字不提，採取斷章取義、望文生義、牽強附會、無限上綱等陰險卑劣手段構築反動的文字獄。鄧拓、吳晗、廖沫沙不僅被打成“反黨集團”，而且先後被加上“叛徒”的罪名。在殘酷的政治迫害下，1966年5月17日，鄧拓這位為黨工作了幾十年的老黨員含冤自殺。1968年，吳晗被投進監獄，於1969年10月11日被迫害致死。1968年，廖沫沙被監禁之後，一直是在審查和批鬥中度過的，作為“三家村”冤案中唯一的倖存者，是意志和信念在不屈地支撐着他。

1979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了《關於“三家村”冤案的平反決定》。一場文字獄終於獲得昭雪。

46、製造“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冤案

“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案”是在“文革”初期，由毛澤東、林彪、江青等人製造的第一個大冤案。首先是由羅瑞卿蒙冤開始的。

羅瑞卿是林彪的老部下。林彪任紅一軍團長的時候，羅瑞卿是這個軍團的保衛局長；林彪任抗日軍政大學校長的時候，羅瑞卿任該校總教育長。1959年廬山會議後，林彪接替彭德懷任國防部長，主持軍委工作。他需要籠絡一批聽命於自己的親信，經他提名，羅瑞卿由公安部長調任總參謀長。由此可見林彪對羅瑞卿的器重。但是經過幾番試探，林彪發現羅瑞卿對毛澤東的忠誠超過了自己。當林彪被毛澤東定為接班人之後，他更需要一個絕對服從於自己的人掌管軍隊大權，來幫助他實現謀殺毛澤東的計劃。林彪決定換掉羅瑞卿，為此他捏造了一些羅瑞卿的“罪行”，說他反對突出政治，大搞單純軍事觀點，騙得毛澤東的批准，將羅調離軍隊崗位並進行批鬥。羅瑞卿決心以死來表明自己的清白，他留下遺書後，跳樓自殺，卻只摔斷了一條腿。但那些沒有人性的“造反派”們竟用籮筐將羅瑞卿抬到批鬥現場，對他繼續進行迫害。

就在林彪等人陷害羅瑞卿的同時，彭真、陸定一等人在對待姚文元評《海瑞罷官》的文章上與得到毛澤東支持的康生、江青一夥發生了嚴重的分歧，並陷入一場深刻的政治危機之中。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在《文匯報》發表。文章給人感覺來頭很大，全國各地報紙紛紛轉載。但人們並不知道這篇文章的幕後支持者是毛澤東。由於姚的文章點名批評了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長，這一做法不符合“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規定，因此，北京的多家報紙經請示市長彭真，決定不予轉載。毛澤東建議對姚文元的文章出小冊子，仍受到北京方面的抵制，這更增加了毛澤東對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不滿，印證了他對北京市“針插不進，不潑不進”的看法。

1966年4月下旬，毛澤東在杭州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上，毛澤東對彭真、陸定一等人和北京市委提出了嚴厲的批評。此後，按照毛澤東的安排，中央政治局於5月中旬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等人在政治上和組織上進行了集中的清算和處理。會議採取新舊賬一起算的做法，集中批判了彭真的所謂“罪行”，指責彭真對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進行抵制，並且包庇吳晗、鄧拓等一批壞人，對毛澤東陽奉陰違。羅瑞卿的“問題”在此之前已經做了全面的揭發，缺少的只是組織結論。會議認定陸定一的主要“問題”表現在對批判《海瑞罷官》不積極，並扣壓“左”派的文章。另外還指使妻子嚴慰冰誣陷林彪妻子葉群（嚴慰冰從1960年到1965年寫了23封匿名信，揭發葉群的作風問題，被打成“反革命”，並於1966年4月被捕入獄），因而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楊尚昆的“罪名”是“背着中央私設竊聽器，與羅瑞卿的關係不正常，積極參加反黨活動”。

關於楊尚昆的“竊聽器事件”，其實是一筆舊賬。1961年春，毛澤東乘坐專列到廣東。一天，毛澤東與他的一名女服務員在臥室里“親熱”，兩人說了一些溫情的話。過後女服務員走出臥室，恰遇一名男工作人員。這位工作人員得意地對女服務員說：“你們剛才在屋裡說的話我全都聽到了。”女服務員不相信，男工作人員就把毛澤東與她說的話重複了一遍。女服務員問他是怎麼知道的。男工作人員說我有竊聽裝置。女服務員羞紅了臉，轉身就將此事告訴了毛澤東。毛澤東得知後大發雷霆，查問誰幹的此事。後來得知，是毛的機要室主任葉子龍等人為了執行楊尚昆關於“要更準確、更完全地保存中央領導同志的講話作為歷史文獻資料”這一指示，安排在毛的會議室等處進行錄音。但下面的同志在照辦時走了樣，竟在毛澤東的臥室里也安了竊聽裝置，且沒有向毛報告。由於楊尚昆是葉子龍的直接上級，他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事後，楊尚昆向毛澤東寫了檢討，機要室的人員都受到嚴重警告處分。葉子龍則被關進了監獄，長達七年之久。

楊尚昆沒有想到，時隔五年，毛澤東又要跟他算這筆舊賬。

在這次會議上，本來並不屬於同一事件的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四人硬被毛澤東說成是“反黨集團”，都被撤銷了黨內外職務，並關進了監獄。直到1979年，他們四人的這一冤案才得以平反。

47、“文化大革命”——史無前例的大浩劫

毛澤東曾說，他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打倒了蔣介石，二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他的第一件事，對中國大陸的老百姓而言，未必是件好事。因為老百姓不管那國家領導人是姓毛還是姓蔣，只要能讓自己過上好日子就行。而毛澤東自從統一了中國大陸之後，就沒讓老百姓過上幾天好日子。他所干的第二件事，更是給大陸人民帶來了一場空前絕後的大浩劫。

1973年，成都電訊工程學院一位名叫屠德雍的普通共產黨員，冒着坐牢和殺頭的危險，多次寫文章抨擊“文革”這一中共歷史上最大一次“左傾”路線產物，給全國人民帶來巨大災難。他滿懷激憤地列舉了“文革”罄竹難書的十大罪行：一、使90%以上的幹部，60%以上的群眾受到無情的打擊和迫害。二、使一小撮陰謀家、野心家篡奪了黨和國家領導權。三、使工農業生產受到了極大的破壞。四、使科學、文化、教育、藝術遭到空前的災劫。五、使黨和國家一度在國際上陷於孤立。六、使解放以來的社會道德空前墮落。七、人為地造成人民群眾之間的分裂和冤讎，互相殺戮。八、使黨的威信一落千丈。九、使軍隊內部分裂，優良傳統大半喪失。十、使無產階級專政遭到嚴重破壞，階級陣線混亂。

那場“文化大革命”，當時被輿論形容為“史無前例的革命運動”，實際上是一場史無前例的人類浩劫。對於屠德雍列舉的這“文革”十大罪狀，筆者完全贊同。下面我們來細說這些罪狀：

●無數領導幹部、社會精英、“四類分子”受迫害

1966年5月16日，一份標誌着“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文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下發全國。“文革”一開始，就把鬥爭矛頭對準所謂“走資本主義當權派”和“反動學術權威”，在政治上混淆了敵我。大批忠於黨和人民的領導幹部，上至國家主席，下至生產隊長、車間主任，被打成“走資派”，遭到批鬥、抄家、毒打和關押。受盡了非人的折磨。中央和國家機關副部長以上、地方省級以上的高級幹部，被立案審查的占75%！許多人被整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像劉少奇、彭德懷、賀龍、陶鑄、羅瑞卿等老一輩革命家，在戰爭年代出生入死，在建設時期嘔心瀝血，為黨和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勳，卻被加上許多莫須有的罪名，受到慘無人道的折磨，有些人含冤死去。因為劉少奇一案受牽連被判刑的就達二萬多人，被批鬥、關押的就難以計數了。一些功勳卓著的領導幹部在戰場上歷經槍林彈雨，在敵人的囚室中備受嚴刑拷打，身上留下累累傷痕，沒有死去，卻死於自己參加建造的人民共和國的監獄中！許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識分子，被斥為“反動學術權威”、“臭老九”；許多勞動模範、先進人物被誣衊為“混進工人隊伍中的工賊”、“修正主義的馴服工具”；成千上萬的愛國民主人士、愛國華僑也被加上“特務”、“間諜”的罪名。可以說，凡是稍有點地位或名氣的人，幾乎無一例外的受到打擊和迫害。

一位軍隊老幹部曾向筆者講述他當年挨斗的情景：與幾名軍區領導一同跪在板凳上，脖子上掛着一塊寫着本人姓名的牌子，名字上打着個紅叉（中國古代只有死囚才打紅叉）。每人身後站着兩名彪形大漢，擰着他們的雙臂向後抬，這種刑罰名曰“坐飛機”。他們的嘴裡含着蘸有糞便的稻草，臉上被塗上黑墨汁。造反派讓他們回答問題，如回答的不滿意，就是一頓拳打腳踢，甚至有人猛地抽走身下的凳子，挨斗的人就摔在地上……那情景真是慘不忍睹。

十年浩劫，真可謂遍地冤獄。在造反派的迫害下，知識分子遭到讓人難以想象的體罰，蒙受種種凌辱。多少素負盛名的學者、教授和科學家們，臉上被塗了墨汁，頭上套着高紙帽，任人侮辱；多少做出傑出貢獻的作家、戲劇家、詩人、音樂家，身體被毒打，心理被摧殘，呻吟於囚牢。多少文化名人含冤受屈而死。吳晗家破人亡，他的夫人袁震被送進“勞改隊”，不久雙腿癱瘓，有病得不到認真治療，與世長辭。他的女兒小彥精神失常，死於獄中。蜚聲中外的大作家老舍，慘遭拷打，含恨投湖自盡。據統計，僅文化部及其所屬單位受誣陷、迫害的就有2600多人，著名作家、藝術家趙樹理、周信芳、蓋叫天、潘天壽、應衛雲、鄭君里、孫維世等被迫害致死。在教育界，僅中國科學院所屬單位受誣陷、迫害的就有幹部教師就有14·2萬人，著名教授熊慶來、翦伯贊、何思敏、顧毓珍、李廣田、饒毓泰、劉盼遂、馬特等人被迫害致死。科學理論界，僅中國科學院直屬單位、第七機械工業部和17個省市，受誣陷、迫害的科學技術人員就有5·3萬人。著名地球物理學家趙九間、冶金學家葉渚沛、理論物理學家張宗燧、昆蟲學家劉崇樂、植物學家陳煥鏞、冶金陶瓷學家周仁等被迫害致死。衛生界，僅衛生部所屬14個高等院校674名教授、副教授中，受誣陷、迫害的就有500多人。著名病理學家胡正祥、藥理學家張昌紹、胸外科專家計蘇華、針灸專家陸瘦燕、中醫葉熙春、李重等人被受害致死。體育界，大批幹部和教練員、運動員遭受誣陷迫害。優秀教練員傅其芳、容國團、姜永寧等人被迫害致死。

與許多老幹部和知名人士命運一樣悲慘的是“地、富、反、壞、右”這黑五類分子，他們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便被剝奪了許多權利，不僅財產早就被沒收，而且他們子女的入學、參軍、招工、晉升、婚姻等大事都因此受到影響。“文革”的到來，又使他們進入了一場更大的災難中。抄家，批鬥，這些還算是輕的，更殘忍的種種慘無人道的肉體折磨。筆者曾見過一位老者，他的雙手拇指殘缺不全。經詢問我才知道，他因是地主家庭，紅衛兵在批鬥他時，用繩子綁住他的兩個拇指吊起來，把拇指拉斷了……

一場“文化大革命”，把中國大地變成了人間地獄！

據《北京晚報》1980年11月21日發表的《觸目驚心的統計》，文革中共有73萬人受到誣陷和迫害，其中3·4萬被迫害致死。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說：“‘文化大革命’死了兩千萬人，包括受牽連在內的受害的有上億人，占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費了8千億人民幣，這個教訓是極其慘痛的。”

●打倒一切，破壞了各級領導組織

“文化大革命”大搞“踢開黨委鬧革命”，號召奪取各級黨委的領導權，各級組織普遍受到衝擊，使其長期組織處於癱瘓狀態。在“徹底砸爛舊公、檢、法”的口號下，全國的公安、檢察、法院都陷於癱瘓或半癱瘓狀態。在對毛澤東個人崇拜被鼓吹到狂熱程度的情況下，毛澤東“左”傾錯誤的個人領導實際上取代了中央的集體領導。在中央政治局多數老一輩革命家的正確意見被誣為“二月逆流”受到批判後，江青一夥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組”實際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在所謂的“吐故納新”的過程中，一些黨員被誣為“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而清除出黨；而那些“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造反派頭頭和地痞流氓卻被當作“新鮮血液”拉入黨內。有些甚至沒有入黨就當上了“支部書記”、“黨委成員”。“文化大革命”不但沒有造就一代革命接班人，反而在動亂中讓大大小小野心家、陰謀家、打砸搶分子篡奪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很大一部分權力。

十年內亂，讓人們知道了什麼是“顛倒的世界。”

●全面內戰造成數十萬人死傷

1967年，“文化大革命”進入到第二年。這時，各地的群眾組織基本上分成了兩大派，一派是不搞生產不干工作，專搞所謂“造反奪權”和打、砸、搶行動，這一派大多由地痞流氓和社會渣滓組成，自稱是“造反派”，他們在人數上僅占少數。而另一派堅持“抓革命促生產”，努力維護正常的生產和生活秩序，這一派里都是思想上老實本分的人，被對方稱為“保守派”或“保皇派”，他們在人數上往往占多數，比“造反派”多幾倍到幾十倍。兩派由於觀點不同，經常發生爭鬥，進而由文斗發展到武鬥，由最初棍棒戰，發展到用自製的大刀長矛和火藥槍，到了後來，更是發展到搶奪軍隊的武器進行戰鬥。當時，整個中國大地都出現了相互殘殺的全面內戰。1967年4月，在武漢市最繁華街頭的六渡橋，一次大規模武鬥之後，屍橫遍地，血流成河。那次武鬥雙方傷亡了幾百人，並傷及了一些過路群眾。當時有兩具屍體長時間無人認領，在街頭暴曬了十多天都發臭了，才被人拉走。有人向筆者講述了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一個群眾組織請來一名年僅14歲的小姑娘當廣播員。武鬥時，另一派攻進了播音室，不僅殺死了對方的全部成員，還慘無人道地將這名小女孩用長矛刺死！在重慶郊外，有一座已被列為全國保護文物的紅衛兵墓園，裡面埋葬着400多名死於文革武鬥的年輕人。

對於全國各地滿是血雨腥風的武鬥，不少人當時就在內心發問：人們為什麼要自相殘殺？誰是這場全面內戰的罪魁禍首？那位人民的領袖為什麼對這血腥的現實視若無睹？

面對兩派的鬥爭，中央一再要求軍隊要支持左派。可誰是左派，左派的標準是什麼，誰也搞不清，軍隊的官兵只能根據兩派的具體表現來判別。在當時，被稱為“保皇派”的一派堅持抓革命促生產，堅持穩定社會局面，深受老百姓歡迎，因此軍隊認為這樣的組織應該是左派，便傾向於這一派。但毛澤東的看法恰恰相反，由於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認為許多權力不在無產階級手裡，號召群眾起來造反奪權，因此他認為那些“造反奪權”的人才是左派，儘管他們天天不上班不幹活，專搞打砸搶。毛澤東認為他們的大方向是對的，主流是正確的。

在那場全國性的武鬥中，不僅雙方參與者死傷慘重，而且軍隊官兵也深受其害。每當武鬥發生時，他們總是奉命前去制止武鬥，但只能是徒手站立在手持棍棒長矛的武鬥者中間。當時軍委給軍隊官兵下達了這樣的“四不”命令：打不還手，罵不開口，不生氣，不開槍。由於軍隊官兵都偏向於“保守派”，因此他們總是被“造反派”視為敵人而殺戮，很多官兵就是這樣慘死於武鬥的刀槍之下。

這一年夏天，武漢發生了名噪全國的“七·二O”事件。當時武漢對立的兩大派，屬於“造反派”一類的名為“工人總部”，屬於“保守派”一類的名為“百萬雄師”。7月18日，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王力到武漢處理這兩大派群眾組織的鬥爭，他下車伊始便宣布“工人總部”為革命組織。這一來，另一派自然成了反革命組織。他的表態激怒了“百萬雄師”的上百萬工人群眾，他們沒想到自己日夜抓革命促生產，盡力維護社會正常秩序，到頭來竟成了反革命組織。7月20日，憤怒的群眾綁架了王力並毆打他，強迫他收回原先的表態。後來，王力在軍隊的掩護下，秘密坐飛機回到了北京。毛澤東的夫人江青親自到機場迎接王力。兩天后，首都召開數十萬人大會，聲討武漢市“百萬雄師”的“暴行”。《人民日報》還發表了評論員文章《北京支持你們！》，文章代表黨中央將武漢的“七·二O事件”定性為反革命事件。這一事件發生後，全國各地“保守”組織的命運都與“百萬雄師”一樣，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紛紛倒台。

各地的“造反”組織得勢以後，武鬥並未因此結束，反而愈演愈烈。造反派內部為了爭權奪勢，逐漸又分裂成新的兩大派，繼續武鬥。以“七·二O事件”為時間界線，全國的武鬥在此之前用的還只是木棍長矛，此後則用的是從軍隊搶來的現代武器。1967年秋天，江青在接見鄭州市某造反組織時，針對當時的武鬥現狀，有人提出要“文攻武衛”，江青當即表示贊同，後來又說“應該給造反派發槍”，“造反派可以兩人一支槍”。在她的煽動下，各地開始瘋狂搶奪軍隊的武器。由於中央文革小組早有命令，不許向造反派開槍，不許鎮壓“革命”組織，因此，軍隊官兵們只能眼睜睜地看着他們搶槍。許多軍械庫被造反組織砸開，槍支彈藥被洗劫一空。武鬥的雙方不僅用上了衝鋒鎗、機關槍，甚至還用上了迫擊炮、火箭筒，有些地方還將汽車改造成裝甲車用於武鬥。筆者清楚地記得，由於被搶的槍支太多，形勢失去控制，每天都聽得見屋外槍聲不絕於耳，如同過春節放爆竹一般。到了晚上，耀眼的曳光彈跡時常劃破夜空。有時，落下的流彈還擊傷了一些無辜群眾，嚇得很多人輕易不敢出門。此時的中國老百姓，真如同生活在地獄一般。

對於那場遍及全國、導致成千上萬人死傷的武鬥，毛澤東嘴上說“要文斗，不要武鬥”，可實際上並沒有採取有效的制止措施，反而抱以欣賞和讚許的態度。他在1970年12月18日接見美國著名記者斯諾的談話中，就顯露出這種心態。現將那篇當時中共中央以“內部文件”形式下發的談話記錄摘抄如下：

斯：我經常給想給你寫信，但我真正寫信打擾你還只有這一次。

毛主席：怎麼是打擾呢？上次，一九六五年，我就叫你找我嘛。你早找到我，罵人，我就早讓你來看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內戰，all-roundcivilwar，我也學了這句話了。到處打，分兩派，每一個工廠分兩派，每一個學校分兩派，每一個省分兩派，每一個縣分兩派，每一個部也是這樣，外交部就是兩派。你不搞這個東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資派。外交部就鬧得一塌糊塗。有一個半月失去了掌握，這個權掌握在反革命手裡。

斯：是不是火燒英國代辦處的時候？

毛主席：就是那個時期。一九六七年七月July和八月August兩個月不行了，天下大亂了。這一來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誰知道啊？！多數還是好的，有少數人是壞人。這個敵人叫“五·一六”。

中國有位著名作家名叫權延赤，他在採訪了文革時擔任解放軍代總參謀長的楊成武之後，為楊將軍寫了一本回憶錄，名為《微行——楊成武將軍在1967》。書中講述了毛澤東對群眾組織用槍炮武鬥的讚賞態度。書中寫道：當時各地的軍隊負責同志對這種搶槍和武鬥局面甚為痛心，在見到毛澤東時，紛紛向他訴苦，希望他能下令制止搶槍和武鬥。在那個時候，毛澤東的話就是“聖旨”，如果他下令不准搶槍，不准武鬥，誰都不敢不聽。可毛的態度卻是：“打一打也好，將來一旦有了戰爭，有經驗了，不會慌。”“全國搶了三十多萬支槍，我看不多。民兵就有三百五十多萬支槍。”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匯報時，說重慶的武鬥雙方打了一萬多發炮彈。對此，在座的有人不相信。梁興初就把為什麼打，怎麼打的講了一遍。毛聽後說：“好，這是個訓練，是一次很好的戰備演習。拿了槍炮，不打不過癮。”

毛澤東真是視老百姓的生命如草芥。這些話若不是從楊成武將軍的回憶錄中披露，真讓人不敢相信竟是出自一位人民領袖之口。這事不禁讓人想起發生在兩千多年前，古羅馬帝國角斗場裡的那種情景：奴隸主和貴族們坐在看台上，觀賞着角鬥士手持武器互相殘殺，從他們痛苦的慘叫和呻吟中取樂。

筆者的中學時代，正是全國各地武鬥甚熾之時。我們所居住的城市，一天到晚槍聲不斷，到了晚上，更是可見劃破夜幕的彈跡在空中亂飛。筆者和小夥伴們都嚇得不敢出門。即使躲在家中，還是有一個小夥伴被穿窗而入的流彈擊中受傷。

“文革”中的武鬥，從1966年底開始，在67、68兩年中達到高潮，造成了數十萬人的死傷。直到粉碎“四人幫”時的1976年10月，在河北省的保定等地，武鬥仍在持續。全面內戰，是十年“文革”中又一大罪狀！它把遼闊的中國大地再次變成了殺戮的戰場。

有人說秦始皇是暴君，一生中殺人無數。但秦始皇殺的是他的政敵和對他不滿的人，他沒有殘害自己的功臣。

有人說朱元璋是昏君，兔死狗烹，幾乎殺光了所有的開國功臣。可他還是給明朝的百姓謀取了福祉，他也沒有迫害知識分子。

有人說慈禧太后禍國殃民，引來八國聯軍進攻北京的災難，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庚子賠款。可她沒有殘害自己手下的大臣。

與上面三個人相比，毛澤東不僅迫害了他的所有開國功臣（包括第一元帥朱德），不少人還被他整死（如劉少奇、彭德懷、張聞天、王稼祥等）；他還整了許多與他意見相左的人，製造了一大批冤假錯案，把許多人送進了監獄；他在建國之初就殺了兩百萬“反革命分子”；他的許多個錯誤決策給億萬中國人民造成的災難，更是遠遠超過慈禧太后。

今天，中國的老百姓在談到“文革”時，總是把責任歸罪於“四人幫”，罵他們“禍國殃民”。其實，這是讓他們代人受過當替罪羊。“四人幫”中職務最高的是王洪文，他在“文革”初期不過是個上海市造反派的頭頭，到1973年才在中共“十大”中當上副主席，他能有多大能耐在十年動亂中興風作浪？“四人幫”中權力最大的江青，其職務也不過是個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兼政治局常委，她又有多大權力操縱局勢？到底是誰製造了這場史無前例的大浩劫，人們心裡都清楚，只是不願把責任推到他們所“敬愛的領袖”身上而已。

●工農業生產受到極大破壞

“文化大革命”搞亂了全國的一切正常秩序，也搞亂了生產。在“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惡浪中，領導幹部（包括工廠企業的幹部）普遍被揪斗，工廠企業“停工停產鬧革命”，派性猖獗，武鬥不止，全國有相當多的工礦企業生產癱瘓或半癱瘓，有的企業停工停產數年之久。機器設備被毀壞，原材料被浪費，使社會生產大幅度下降，給國民經濟造成極大的損失。1977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在全國計劃會議上說：“文革十年中，在經濟上，僅國民收入就損失了人民幣五千億元。這個數字相當於建國30年全部基本建設投資的80%，超過了建國30年全國固定資產的總和。

毛澤東及其追隨者在實際工作中推行了一整套“左”的政策，違背了客觀經濟規律，極大地挫傷了廣大職工的勞動積極性，嚴重地阻礙了生產的發展。他們不顧生產力水平的客觀要求，隨心所欲地搞所謂“一大二公”、“窮過渡”。在經營管理上大批“專家治廠”、“技術第一”、“利潤掛帥”、“物質刺激”，生產不講成本，經濟不講效益；把在實踐中行之有效的必要的規章制度，統統說成是“管、卡、壓”而予以廢棄，造成生產秩序的混亂，大批科研人員受到歧視而被迫改行、靠邊站，企業管理幹部被打倒，由不懂業務的造反派頭頭或宣傳隊瞎指揮，使企業技術水平降低，產品質量下降，損失和浪費驚人。在農村，大批“小生產”，大割“資本主義尾巴”，取締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經營管理上“大呼隆”，分配關係上吃“大鍋飯”，致使農業經濟遭到破壞，農民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不少地方甚至連農民的溫飽問題也沒有解決。在經濟指導上，片面地強調“以糧為綱”、“以鋼為綱”，使各行業之間的生產比例嚴重失調。他們把發展生產、繁榮經濟、改善群眾物質文化生活都攻擊為“修正主義”或“資本主義”，把學習外國先進經驗，引進外國先進技術的發展對外貿易攻擊為“崇洋媚外”，“賣國主義”。他們甚至鼓吹國家制度的鞏固和發展不需要物質基礎，提出了“不為錯誤路線生產”、“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等一系列荒謬口號，污衊工人農民的辛勤勞動是“替走資派塗脂抹粉”，罪惡地破壞生產。

“文化大革命”時期，正是世界上進行新的技術革命和“經濟起飛”的時期，許多國家就是在這一時期國民經濟成倍增長而一躍成為發達國家。日本1957年同中國經濟水平相差無幾，到了70年代中期已成為人均產值五千美元以上的世界最富的國家之一，而中國卻落在了人均產值四百美元以下的貧窮國家的行列里。這場大動亂使中國同世界上某些國家之間本來已縮小的距離拉大了，落後了幾十年。這個損失是無法用數字來估量的。

讓人可笑的是，中國當時的國民生產總值和人均收入已經排在了世界各國的倒數之列，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但人們卻並不了解這些。文革期間，在著名的“八個革命樣板戲”中，有一部名叫《海港》的現代京劇，裡面的主要人物方海英有這樣一句台詞：“要知道，現在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勞苦大眾沒有解放，他們還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無產階級只有解放了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方海英所說的“三分之二的勞苦大眾，”指的是資本主義國家裡的人民。長期的輿論宣傳，使得中國的老百姓一直以為自己已經獲得了解放，在過着無比幸福的生活。直到改革開放以後，國人的視線逐漸進入到國外，人們才吃驚地發現，那些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遠比自己幸福得多，原來自己才屬於需要“解放”的“三分之二的勞苦大眾”。

文革期間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大陸空軍先後有六名飛行員駕機叛逃到台灣。他們到台灣後的一句共同心聲，就是“大陸的老百姓太苦了！”

●“文化大革命”使文化遭到極大破壞

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提出了實行“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的“左”傾論點，毛澤東的追隨者把它發展為實行文化毀滅主義。在科學技術界，摧毀所謂“資產階級一統天下”，大批科研機構被撤銷，科研儀器設備毀壞，文獻資料被焚燒，科研工作被迫中斷。在教育界，“停課鬧革命”，學校關閉，校舍、教具遭到破壞，有的圖書資料被洗劫一空。全國高等學校和中學直到1970年下半年才恢復招生。江青一夥別有用心鼓吹“寧要沒有文化的勞動者”，宣稱“知識越多越反動”，頌揚“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散布“讀書無用”的謬論。教育質量下降，文盲大量增多。據1982年人口普查提供的資料，全國文盲和半文盲竟有2·25億之多！在出版界，冷落蕭條，常常處於無書可出的困境。在新聞界，除中央和省市報紙、極少數刊物外，報紙、刊物都停辦了。仍在出版的報刊變成千篇一律，甚至後來發展到“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毛澤東的寫作班子）”的地步。在文藝界，取消了“百花齊放”的正確方針，取消了人民的創作、表演的自由，大批“文藝黑線專政”，大批“大、洋、古”，造成文藝園地百花凋零、萬馬齊喑的局面。幾乎一切文學藝術都被打入“冷宮”，焚毀書籍，停演節目，封存影片，八億人口的大國只能上演“八個樣板戲”。十年動亂期間，我國的珍貴文物和名勝古蹟遭受了一次大洗劫。大量在歷史意義的廟宇、寺院、佛像、牌坊、古墓被當作“四舊”砸毀、拆除；許多有價值的古籍、古畫、經卷、檔案資料被當作封建殘餘付之一炬；還有不少名勝古蹟被夷為平地，或者修房蓋樓，弄得面目全非。中化民族的燦爛文化遭到難以估計的損失。在批判所謂“錦標主義”的口號下，體育事業也受到嚴重的摧殘，運動員隊伍被解散，運動員的訓練被停止，以至於中國決定參加1974年第七屆亞運會時，許多運動員的水平竟然連報名標準都達不到。

●“文革”禍水殃及外交事業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在造反派全面奪權的狂潮中，外交工作的權力也受到威脅，包括外交部長陳毅在內的部領導都成為鬥爭的對象。在造反派的嚴重衝擊下，外交部一度被“奪權”，外交工作受到嚴重干擾。中國駐外大使也幾乎全部被調回國內，以參加“文革”為名，實際上對這些外交官進行了野蠻批鬥，中國駐外使館的工作也被打亂。一些外交工作人員受到當時環境的影響，盲目推行打倒一切和惟我獨尊的外交活動，使外交工作更加混亂。他們不顧內外有別的實際情況，信奉康生提出的“世界已進入毛澤東思想的新時代，宣傳毛澤東思想不要怕反華，不要怕斷交”等錯誤提法，在對外宣傳和交往中出現一系列盛氣凌人、強加於人的做法，如駐外使館一些工作人員對外國人濫發甚至強行發放毛澤東像章和毛主席語錄，引起反感；利用使館新聞公報等宣傳材料以及新聞櫥窗等方式宣傳“文革”；有的居然還向伊斯蘭教婦女宣傳解放思想，受到強烈反對；在出訪演出中，在演出前則必念毛主席語錄，有的語錄革命性極強，矛頭直指所在國，引起所在國強烈不滿和反對；在駐外使館舉行的國慶招待會上，則不顧駐在國的反對，公開點名指責一些國家，引起駐在國的不安。

在尼泊爾，有少數人到中國駐尼泊爾大使館前鬧事，中國使館為此向尼泊爾提出口頭抗議，尼泊爾政府表示以後不會再出現損害兩國友好關係的事件，並向中方表示歉意，對受傷及受侮辱的人員也表示了慰問。據此，使館工作人員認為應該採取靈活外交，不必向尼泊爾提出書面抗議。但康生指示：應當不怕反華，不怕斷交，堅決鬥爭。結果中國向尼泊爾正式提出“強烈抗議”，使兩國關係趨於緊張。

在民主德國，一輛中國大使館公務用車與德方一輛貨車相撞，造成中國使館人員傷亡。這本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但在當時什麼都用階級鬥爭的有色眼睛看待，所以就無端懷疑同樣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東德搞政治陰謀，而且以國家名義向他們提出“最強烈抗議”，使兩國關係出現非常緊張的情況。後在周恩來干預下，中方向德方賠禮道歉，兩國才消除緊張關係。

在朝鮮，中國留學生戴着“紅衛兵”袖章，在平壤街頭遊行並張貼標語，指責金日成背叛中國而傾向蘇聯。引起朝鮮方面的強烈不滿。

在緬甸，受中國“文革”影響，華僑學校的學生佩戴毛澤東像章，進行所謂宣傳毛澤東思想，造資產階級的反，罵緬甸政府總理奈溫是反動政府首腦，結果引起緬甸政府極大不滿。緬甸政府逮捕了一些侮辱國家領導人的華僑學生，另有數十人受傷。為此，中國官方喉舌《人民日報》將奈溫指責為“緬甸的蔣介石”。緬甸則宣布廢除《中緬經濟技術合作協定》，驅逐了中國的412名援緬專家。

在柬埔寨，在中國駐柬使館工作人員支持下，一些柬埔寨華僑也學着中國國內的樣子佩戴毛澤東像章，引起了柬方不滿。柬埔寨元首西哈努克親王說：“這是要把柬埔寨青年人變成進行報復活動的工具！如果這種情況得不到控制，柬埔寨將請中國大使館外交工作人員回國。”周恩來及時處理此事，並積極進行外交活動，親自向柬埔寨做出保證，才使使館人員不至於被驅趕回國。

在蒙古，由於一位駐北京使館官員在乘坐轎車時，有人將一張毛澤東畫像塞進車內，畫像掉在地上被這名官員無意中踩在了腳下。此事被“革命群眾”發現，認為他有意污辱偉大領袖，把他揪出車來一頓毆打。此事加劇了蒙古與中國的緊張關係。

到了1967年8月，在北京甚至還發生了萬人圍攻英國代辦處、火燒代辦處辦公樓、毆打英國外交人員的荒唐事件。8月22日晚，一些造反派和紅衛兵衝破北京衛戍區官兵的防線，從三面衝進代辦處，並放火焚燒，致使9輛汽車及許多房屋被燒毀。這一事件在國際上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

此後不久，又發生了16歲的小姑娘坐鎮指揮造反派包圍蘇聯駐中國大使館事件。當周總理氣憤地質問這位年僅16歲的“總指揮”為何要包圍蘇聯使館時，小姑娘竟然振振有辭地回答說：“既然可以火燒英代辦，為什麼不能圍攻蘇聯大使館？蘇聯反華，是修正主義，我們就是要反對他們！”令周總理極為氣憤。

當1969年中蘇在我國珍寶島發生嚴重武裝流血衝突後，蘇聯共產黨總書記勃列日涅夫擔心兩國爆發更大規模的武裝衝突，於是通過電話想找毛澤東溝通一下。當這位蘇聯黨政軍一把手將電話打到中共中央總機室，剛說了一句“我是勃列日涅夫，請接毛澤東同志講話”，我們的年輕話務員斷然說道：“修正主義分子，你是什麼東西？能找我們偉大領袖講話？”說完掛斷了電話，致使中蘇領導人幾個月以後才得以通話，幾乎釀成兩國更大的武裝衝突。而這位話務員還得到了康生的表揚，說他罵得好，政治水平高。

……

以上錯誤做法嚴重破壞了中國正常的外交工作，引起嚴重的外交糾紛，使中國與各國外交關係出現前所未有的困境。當時已經與中國建交或正在談判準備建立外交關係的50多個國家中，就有30多個國家與中國斷交或出現外交糾紛，中國駐外領事館由原來的14個減少到5個，外國駐華領事館由原來的30多個減少到6個。對於這種情況，被江青一夥控制的官方喉舌《人民日報》還在打腫臉充胖子地說：“我們不怕孤立，我們也決不會孤立。全世界絕大多數人民站在我們一邊。”

●社會道德空前墮落

如今許多年過半百的中國人都會記得，從1963年至1966年上半年這兩年多的時間裡，中國的社會風氣進入了建國以來最好的時期。1963年3月5日，毛澤東發出了“向雷鋒同志學習”號召，全國迅速掀起了一個學習雷鋒爭做好事的熱潮。在那段日子裡，整個中國大陸的土地上，可以說是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人們相敬如賓，互助互愛，好人好事層出不窮。許多人做了好事不留名，甘當無名英雄，人們自覺學雷鋒蔚然成風，至今一些老人回想起那幾年的良好社會風氣仍津津樂道。

然而，自從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社會風氣逐漸惡化。昔日那種人們互相幫助、爭做好事的現象難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勾心鬥角，爾虞我詐，相互傾軋，進而發展到相互鬥毆甚至相互殘殺。許多人昨天還是親密無間的朋友，今天就變成了勢不兩立的仇敵。無數個家庭當中也分成了兩派，夫妻之間、父子之間、兄弟姐妹之間反目為仇的事情比比皆是。以往常有的見義勇為行為見不到了，人們在壞人壞事面前噤若寒蟬，避而遠之。由於公、檢、法系統都陷入癱瘓狀態，一時間流氓惡棍橫行霸道，為所欲為，無人敢管。搶劫、強姦、盜竊等惡性案件多如牛毛。很多女孩子一到晚上便不敢出門。

“文革”不僅造成了道德的墮落，還扭曲了一些正確的傳統觀念：救死扶傷的人道主義，被視為“資產階級人性論”受到批判；尊師愛生的良好風尚，被當作舊的“師道尊嚴”遭到唾棄；助人為樂的友愛精神，也被指責為“不分階級，不分敵我”。曾經有這樣一個事例：一個女孩見到一位步履蹣跚的老年婦女過馬路有困難，便主動上前攙扶老人過馬路。後來有人對女孩說，你知道那個老太婆是什麼成分，也許是個地主婆呢？這個女孩就再也不敢攙扶老人過街了。

“文革”時期是一個人妖顛倒，黑白混淆，好人受氣，壞人當道的年代。一大批為非作歹的地痞流氓、勞改釋放犯靠“造反”奪了各級領導的權，而那些勞動模範、先進人物被當成壞人卻受到批鬥和虐待。

“文革”造成的道德墮落，直到這場浩劫結束後多年仍難以恢復。曾經有這樣一首順口溜來形容上世紀六十年代以後的人際關係：“六十年代人幫人；七十年代人整人；八十年代人騙人；九十年代各人為各人。”

48、個人崇拜登峰造極的惡果

“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這是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在196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所作的驚世駭俗之語，此人後來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這是康生1958年夏天在北京音樂學院給政治教師作報告時提出來的，他後來成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毛主席的書，是我們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話，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這是林彪1965年11月對召開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的批示，他後來也成了“副統帥”和法定接班人。在“文革”初期，林彪為了騙取毛澤東的信任，大搞個人崇拜，將現代造神運動推向峰巔：人們每天要向毛主席早請示晚匯報；逢開會必先“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遇到問題要先學毛主席語錄；學生上課前要先唱語錄歌，跳“忠字舞”……一句話：“毛澤東是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的最偉大的天才。”

個人崇拜活動還造成了極大的物質浪費。在中國，毛澤東像章、毛主席語錄、毛主席塑像的數量之巨，堪稱世界奇觀。以製作毛主席像章為例，從1965年5月到1967年8月，僅在兩年三個月時間裡，全國就有2萬多家工廠企業總共生產各種毛澤東像章達80億枚以上。耗用鋁、鋁合金以及有機塑料6000噸以上。而全世界從50年代到70年代末，30年間總共製造的各類像章也只有25億枚。事實上，十年“文化大革命”生產的毛澤東像章，遠遠超過80億枚！中國人製作的毛澤東像章，不僅在數量上創下了紀錄，在重量上也創下了紀錄。當時最大的像章，直徑達20厘米，重約二三百克。中國人不僅創造了製作毛澤東像章的奇蹟，而且創造了佩戴毛澤東像章的奇蹟。在文革期間，幾乎人人都佩戴毛主席像章。在十年動亂中，出版《毛澤東選集》及《毛主席語錄》創下的數量也令世人瞠目。從1966年3月至1976年8月，全國共有1820家印刷廠承擔了毛澤東著作的印刷任務。在這10時間期間，共印刷《毛主席語錄》65億冊，《毛主席詩詞》4億冊，《毛澤東選集》8·4億套（每套4卷，共33·6億冊），總數超過100億冊。這個數字還不包括一些大專院校、黨政機關和企業印刷廠10年間的自行印量，據統計約有17億冊。還有各種規格的毛主席像22億張。按當時全國8億人口分攤，人均擁有15冊毛澤東著作和3張毛主席像！為了印這些書和像，共用去40多萬噸高級紙張。而這10年中，其中就有6年進口紙和紙漿所用的外匯占國家進口商品類別的第二位到第五位之間。有人統計過，在毛澤東的書之前，人類印刷數量最大的書是《聖經》，從19世紀到20世紀90年代，在150年間共印了40億冊。而毛澤東的書僅10年就印了100億冊以上！還有數萬尊毛澤東氣宇軒昂、高大雄偉的塑像，更是星羅棋布地聳立在全國的鄉村、工廠、學校、軍營……為了造就這一切，中國人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49、批林批孔再次造成嚴重災難

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發生之後，毛澤東一度受到震動，意識到自己對林彪的偏聽偏信，錯整了不少老戰友。周恩來等人利用這一時機，為賀龍等一大批受迫害的老幹部平反，並努力結束長期混亂的局面。然而就在各行各業形勢剛剛走向好轉的時候。毛澤東搞起了所謂“批林批孔”運動，又一次造成了嚴重後果。

事情的起因說起來有些離奇。江青一夥在林彪住處查到一些林彪尊崇孔子、孟子的某些言論材料，報給毛澤東。毛澤東由此聯想到林彪的思想與孔老夫子有關，便把這位已死了兩千多年的古代教育家、思想家與林彪扯在一起批了一通。1973年8月，毛澤東在一首詩中批評著名學者郭沫若尊孔，此舉吹響了“批林批孔”運動的號角。這首在當時流傳很廣的詩是：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需商量。祖龍雖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毛澤東發起的批林批孔運動，又被江青一夥利用，他們打着“批林批孔”的旗號，把矛頭指向了周恩來，借當時幾起名噪一時的小事件，小題大做，製造所謂“復辟回潮”的典型和“反潮流”典型，為攻擊周恩來等人提供“現實依據”，掀起了一個又一個的整人惡浪。

1973年10月，河南省唐河縣馬振扶中學初二（1）班舉行英語考試，女學生張玉勤交了白卷，並在試卷背面寫道：“我是中國人，何必學外文。不學ABCD，也能當接班人。……”為此，張的班主任譏諷她是“偉大詩人張玉勤”，要她作出檢查。學校領導在學生大會上要求各班對此事進行討論。張玉勤覺得受侮而自殺。江青抓住此事大做文章，不僅將張的班主任和校長判了刑，還在全國狠批所謂“資產階級教育路線回潮”。

兩個月後，北京市某小學一個名叫黃帥的女學生，因對老師管教學生的方式不滿，在日記里寫下了心中的意見，此事被其父發現，覺得這是一個出風頭的機會，便鼓動女兒將日記寄給了北京日報。該報隨即以《一個小學生的來信和日記摘抄》為題，刊登了她的來信並加了編者按。編者按認為在全國仍存在着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流毒。此信後來又被江青一夥在《人民日報》在轉載，並以此事大做文章，把黃帥吹捧為“反潮流典型”，在全國掀起了“破師道尊嚴”和“反右傾回潮”的浪潮，師生關係頓時變得緊張起來，教師在人們眼裡地位更加低下，一度走上正軌的教育戰線再度出現了混亂。

由於當時就業十分困難，稍有門路的人便通過“走後門”讓自己的子女參軍或當工人。一個名叫柴春澤的幹部子弟通過父親的關係參軍後，其父又四處活動，想再找門路將他送進高等院校。這名幹部子弟為了表現自己反對走後門的“革命思想”，拒絕了父親的好意，並將父親的信交給了部隊領導，後來又在《解放軍報》上登載，他因此走紅一時。江青一夥利用這一事情，在全國掀起了大批“走後門”之風，許多通過“走後門”參軍、進工廠或上大學的青年被退了回去。於是有人寫信揭發，說柴春澤參軍也是走的後門。周恩來在來信上批示，要柴“一退到底，徹底革命”。柴只得脫下了軍裝重回鄉下。粉碎“四人幫”後，柴春澤一度被認為是江青的走卒而被捕，在牢中關了幾年。柴春澤最初的幼稚舉動，不僅害了他自己，也害了他父親，更害了許多與他經歷相似的同齡人。

由於指導思想的錯誤，更由於江青一夥利用“批林批孔”為其反革命政治目的服務，在全國造成了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的嚴重混亂。“左”傾錯誤廣泛地影響到歷史、哲學、倫理道德等各個思想文化領域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首先，歷史的本來面目被歪曲了。為了適應政治鬥爭的需要，把中國的歷史歪曲為“儒法兩條路線鬥爭史”：一切歷史的進步都說成法家的功勞，一切歷史的反動都說成是儒家的罪過；一切有作為的歷史人物都說成是法家，歷史上所有反面人物都說成是儒家。總之，是法家進步，儒家反動；法家堅持變革，儒家復古守舊；法家總是適應歷史發展的潮流，儒家總是逆歷史潮流而動。

其次，以正確評價法家的歷史進步作用為名，廣為宣傳封建主義的政治思想。對一些封建皇帝、王侯將相，用現代的語言任意誇大和一味歌頌他們的“歷史功績”。毫無批判地讚揚封建專制主義，藉口評價秦始皇、曹操的歷史作用，公開為他們的暴戾、殘忍和濫施暴力作辯護。1974年4月12日《人民日報》發表的《恃革命暴力者昌，恃反革命暴力者亡》，頌揚秦始皇說：“這種適應歷史潮流的暴力行動好得很。……只要階級依然存在，我們決不放棄革命暴力。”

第三，在社會倫理道德方面造成破壞。不僅否定了我國優秀的倫理傳統道德，而且使社會主義社會建立起來的新的倫理道德規範也嚴重的破壞。批判了“師道尊嚴”，造成了師生間的對立；批判了“寬厚”、“忠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等“人性論”，使人們相互之間的關係準則受到很大破壞；批判“中庸之道”，鼓吹“鬥爭哲學”，更是培養了一些人“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極端好鬥情緒。社會中父子、母女、夫妻、兄弟、同志、朋友、上下級之間的正常關係遭到踐踏，素稱禮儀之邦的中國的倫理道德水平大大下降，“文革”在人們思想上造成的“內傷”進一步加深。

第四、所謂“反潮流”的歪風在全國蔓延。凡是造領導的反就美其名曰“反潮流”。在學校，一些學生把老師當作敵人，動輒貼大字報，以致許多學校開不成課。在工廠企業，一些人不上班，散布“不為錯誤路線生產”等錯誤口號，進行跨行業、跨地區的串連，鬧派性，拉山頭，搞內戰。一些領導幹部，或是再次被打倒，或是躺倒不干，或是支一派壓一派。

經濟上的後果也十分嚴重。不少領導班子重新癱瘓。“九·一三事件”後經過幾年艱苦努力剛剛趨向穩定的政治局勢又遭到破壞，許多地區和部門重新出現動亂的局面。正在復甦的國民經濟重新下降。

50、億萬“知識青年”的不幸命運

1966年，中國數千萬青年學生在毛澤東的號召下，以防止國家改變顏色的真誠願望，紛紛戴上“紅衛兵”的袖章，走上社會“造反、奪權”，“破四舊”，在他們的衝擊下，工廠停產，學校停課，機關癱瘓，在社會的各方面引起了極大混亂。

這樣鬧騰了兩年多之後，青年學生們才發現這場被稱為“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僅革了許多高級幹部、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的命，到頭來也革了自己的命。由於大學停止招生，廠礦企業停止招工，加上中國不允許個體私有經濟存在，導致1966、67、68年三屆上千萬畢業生無法安置，成為使學校和社會動盪不安的一個因素。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毛澤東決定讓畢業生們到農村去“插隊落戶”，並為此發出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大有可為的。”在毛澤東的號召下，全國掀起了一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熱潮。一度震撼全國、轟動世界的“紅衛兵造反運動”，以上山下鄉的形式逐漸消失。

在當時，青年畢業生是否願意下鄉的態度，被上升到一個嚇人的政治高度來對待。報紙上一再宣傳：“願意不願意上山下鄉，走不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是忠不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大問題；是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徹底決裂，同資產階級‘私’字徹底決裂的具體表現。”並且表面化地把這個問題作為看一個青年是“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是反革命的”唯一標準。在這種氣氛下，動員過程中，很多地方採取了強遷戶口、斷絕口糧、給家長辦“學習班”和停發工資的施加壓力的錯誤做法。

大批學生就這樣被強迫下放到農村的“廣闊天地”。對於他們的到來，農村幹部們從內心裡並不歡迎。中國農村本來就是人多地少，勞動力過剩。大批知青的插隊落戶，不僅平添了許多吃飯的嘴，還要為他們建住房，這就無疑增加了農村生產隊的負擔。知青們不會幹農活，又難以管理，給農村幹部們增添了很多麻煩。有些地方的農民與知青還發生了矛盾，甚至發生了流血衝突。筆者採訪過當年下鄉在河南某山區的一名“知青”，他講述了那個苦不堪言、讓人難以忘懷的年代：

“我們住的都是用土坯和稻草建起的草房，與牛棚馬屋沒什麼兩樣。沒有電燈，晚上只能點油燈；沒有自來水，吃水要到很遠的井裡去挑；睡的床是用一些木板拼起的大通鋪。我們每天與農民一起幹活，一天掙八、九個工分，比農村的壯勞力要低一、兩個工分。一年干到頭，分的錢還不夠買一趟回家的往返車票。為了回趟家，我們只能一大群人結夥，不買票強行登上火車，列車員也拿我們無可奈何。從我們的知青點到火車站有十幾里路程。我們背着行李，手裡拿着石塊在公路上攔汽車，司機若不停車或不願讓我們搭車，我們的石塊就會砸向他。曾經有一次，一名知青有急事想回家，在攔一輛軍車時，軍車司機不讓他上車，他便用刀刺死了那名軍人……”

在下鄉的知青中，女青年的命運要比男青年更苦一些。在內蒙古自治區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情：一名農村幹部看上了一位女知青，提出要與她成親。姑娘堅決不肯。這名村幹部便利用自己的權勢，給自己和這位姑娘辦了“結婚證”，隨後，他讓自己的親友強行將這位姑娘拉進洞房，強姦了她。半夜時，這位姑娘趁那男人熟睡，僅穿着單衣逃出了門。當時正是數九寒冬季節，結果姑娘被凍死在路上。

當時對知青有這樣一個規定：遇有徵兵、招工或大學招生的機會，知青們在報名後，還須經過所在生產隊的“推薦”。實際上“推薦”只是個幌子，誰能去誰不能去，全憑村幹部們說了算。有些村幹部就利用這個機會逼奸女知青。而一些女知青為了早日脫離農村的苦海，只得忍辱失身。

由於每年畢業的大批學生無法安置，因此直到1978年，上山下鄉運動還在繼續。就在這一年，下放到雲南西雙版納的上海市知青，再也無法忍受長期離家的痛苦和邊疆的艱苦生活，他們咬破手指，用鮮血在一張白布上寫下了“我們要回家！”的強烈呼聲。這一事件引起了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持續多年的上山下鄉運動才停止下來，同時大批在農村的知青於1979年開始返城。經過黨中央和各級政府部門的不懈努力，從1979年到1981年全國共安排了二千六百多萬人就業，長期存在的就業難的矛盾終於得到緩解。在全國範圍內的知青上山下鄉工作逐步結束，“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成為一個歷史概念。

“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造成了億萬青年人的不幸命運，也給中國歷史帶來了影響深遠的不幸後果：

第一，加重了“文革”給中國歷史造成的“人才低谷”現象。十年動亂期間，中國少培養了一百多萬名大專畢業生和二百萬名以上的中專畢業生，使國家在現代化建設中出現了人才奇缺的問題。造成這一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於“文革”中斷教育，摧殘知識和知識分子等做法，而知青上山下鄉加劇了“文革”造成的教育中斷，使得後果更加嚴重。

第二、造成了國家在經濟上的嚴重損失，加深了知青就業問題的複雜性和嚴重性。“文革”期間，國家和企、事業單位為了安置知識青年，財政支出共達一百多億元。雖然這筆錢有一半支援了農墾事業，但經濟效益很差，並沒有真正解決知青的就業問題。到了1979年大批知青返城的時候，因為不少青年已經結婚生育，返城人數大大增加，形成了建國以後就業問題突出的一個高峰，給百廢待興的國民經濟增加了壓力。

第三、給部分地區的農民在經濟上帶來損失，給大部分知青家長造成負擔，成為不利於社會安定的一個因素。對於大量的知青下鄉，各地農村是當作一個政治任務來接受的。由於安置的人數過多，形成了與農民爭土地、爭口糧、爭工分的狀況，損害了農民的利益。多數插隊知青由於在生活上不能自給，要靠家庭補貼，給許多家長在經濟上和思想上造成了很大負擔。家長的不滿情緒，以及以後在知青升學、返城等問題上出現的不正之風，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第四、給知識青年在思想、文化、個人生活等方面帶來許多不幸。由於生活艱苦，一些人只得去偷去搶而走上犯罪道路。在長期的生活磨難中，一部分人過早地失去了對於生活的熱情和社會責任感，對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發生了“信仰危機”。

51、錯選王洪文任中央副主席

王洪文，這個原上海國棉十七廠的保衛幹事，“文革”中一躍而成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一個工廠的普通幹部，是怎樣一步登天的呢？這緣自毛澤東對接班人的考慮。

1956年2月，在蘇聯共產黨二十大會議上，赫魯曉夫對斯大林進行了否定性的批判。毛澤東認為，蘇聯出了赫魯曉夫，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斯大林沒有選好自己的接班人，所以他對接班人的問題格外重視。因此他選了自認為最可依賴的林彪。誰知後來竟差點遭到林彪的謀害。林彪叛逃摔死後，毛澤東又提出，要選年紀小的，立場穩定的，有政治經驗的，堅定的人來接班。

1967年7月，毛澤東來到上海。當時正值上海“八·四”事件。王洪文調動了30多萬工人，提着長矛短棍，出動了卡車、鏟車、消防車，砸掉了反對市革委會和“工總司”的群眾組織。毛澤東深夜乘車到外灘巡視，看見一群手持長矛，頭戴安全帽的工人在上海市革委會門前站崗，覺得工人造反派完全能夠左右全局，非常高興。因為看到毛澤東格外垂青工人造反派，張春橋讓電視台多安排一些這類節目，毛澤東在電視裡看到王洪文在批鬥會上的總結髮言，頗為欣賞。張春橋還把王洪文和“工總司”當成自己的籌碼介紹給毛澤東。聽說王洪文務過農，當過兵，毛澤東對他的經歷很感興趣。

1968年國慶節，黨中央邀請全國工人和工宣隊的代表到北京觀禮，王洪文作為上海代表團的領隊住進中南海。毛澤東單獨接見了他。在檢閱遊行隊伍時，張春橋引領王洪文走進天安門城樓的貴賓室，看到毛澤東坐在中央的沙發上。王洪文向毛澤東敬禮，毛澤東把王洪文介紹給身邊的林彪。

國慶觀禮結束後，代表團回到上海，王洪文卻被留在了北京，指定列席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毛澤東在會上當眾表揚了他，說我覺得上海比北京強，120萬工人掌握了局勢。看到毛澤東對王洪文如此重視，1969年籌備九大時，張春橋讓王洪文擔任上海籌備小組的負責人之一，並作為上海代表團的負責人出席九大。王洪文被指定為華東大組的組長之一，還多次參加毛澤東親自主持的小型會議。在各大區組長會議上，毛澤東三次提到王洪文，並與他對話。在大會公報上，王洪文的名字第一次和毛澤東等中央領導排在一起，他的發言照片也被放在報紙的顯著位置，還被“選”為九大的中央委員。1971年“林彪事件”後，毛澤東決定從下面選一個接班人，他首先想到了王洪文。但毛澤東只見過王洪文幾面，這個年輕人能不能勝任？他決定先把王洪文調到身邊。王洪文調到北京後，經常出席中央政治局的小型會議，參與中央的一些重要決策。他憑着自身的幾分小聰明，贏得了毛澤東的信任。

1973年5月，在中共十大召開之前，根據毛澤東的提議，由王洪文負責黨章修改小組，起草修改黨章報告。在這次會議上，王洪文“當選”為黨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周恩來之後，躍升到黨內第三位。由於王洪文是靠張春橋發的跡，因此他與張沆瀣一氣，成為“四人幫”的成員之一，在文革中幹了不少壞事。

毛澤東最初是想讓王洪文接自己的班，但在最後還是放棄了這一打算，覺得他太年輕，資歷淺，恐難以服眾，而沒有把大權交給他。這真是中國老百姓不幸中的大幸。

52、為賀龍平反時留尾巴

賀龍，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大元帥之一，年輕時靠兩把菜刀造反起家，曾參與領導了南昌八一起義。紅軍時期任紅二方面軍總指揮，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120師師長，建國後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一個為毛澤東立下過赫赫戰功的人，卻在那場“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慘死於獄中。賀龍的挨整，雖然與林彪有關，也與毛澤東有關。

林彪要整倒賀龍蓄謀已久。因為賀龍是軍委副主席，掌握着兵權。林彪想奪權上台，就得掃除與他不同心的人。早在1966年就向毛澤東提出，賀龍歷史上曾向國民黨反動派“請求收編”，有通敵嫌疑；還“陰謀篡軍反黨、搞二月兵變”等問題，要進行審查。

林彪所說的向國民黨請求收編，說的是1933年12月蔣介石曾派反動政客熊貢卿“遊說”賀龍歸降。而所謂的二月兵變，則是一些人憑空編造的謠言，是一個聞所未聞的冤案。康生就是這謠言和冤案的製造者。

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1966年2月，中央軍委為加強地方武裝建設，決定北京市組建一個團，歸衛戍區建制，平時擔負民兵訓練，維持社會治安等任務，戰時作為擴編地方武裝的基礎。這個團組建後，一時沒有營房，北京衛戍區便派人到市人委交涉。市人委答覆：“由你們找有空房子的單位，找到後由市人委出面借用。”衛戍區的同志先到大興、房山、豐臺等地，都沒有找到合適的房子。後來海淀區武裝部介紹，有些大學的學生下去“四清”，有些空房。找房的同志即到人民大學、北京大學、石油學院、農業大學等處進行聯繫。當時，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表示同意撥出部分空房借部隊暫住。
但是衛戍區一位領導同志得知後，認為部隊住學校不太適宜，決定不住學校。那個團組建後，住到了郊區一個靶場。誰知道，就是這樣一件簡單的事情，竟然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
自文革開始以後，在當時“否定一切”、“懷疑一切”的氣氛下，一些“神經過敏”的人，喜歡拿着“放大鏡”，四處尋找“階級鬥爭”的蛛絲馬跡。一天，北京大學有幾個學生和工作人員在一起開串聯會，會上有人“揭發”了２月間曾要在北大住一個團的事，說：“在當時的情況下，調動這麼多的軍隊，很明顯是要搞政變。”會後，北京大學團委的一名幹部將此事與《二月提綱》聯繫起來，懷疑另有意圖，貼出了一張《觸目驚心的二月兵變》的大字報。
大字報一經貼出，內容便不脛而走，哄傳開來，越傳越真，越傳越玄。林彪得知此事，煞有其事地向中央“文革小組”披露了“賀龍私自調動部隊搞二月兵變，在北京郊區修了碉堡”的消息。於是，在江青、康生等人的煽動下，盲目的群眾衝動起來，他們抄了賀龍的家，貼了賀龍的大字報。林彪還拿着群眾的“揭發信”，到毛澤東那裡誣陷要搞兵變，要求對賀龍進行審查。毛澤東對林彪過於信任，聽信了他的一面之詞，於1967年9月予以同意。賀龍便被關押起來。

賀龍在關押期間，生病不給治療，飯不給吃飽，水只給一點點，在飢餓、乾渴和病魔的折磨下，賀龍於1969年6月9日慘死於看守所中。賀龍在關押期間，曾對妻子薛明說，這輩子唯一一件讓他懊悔的虧心事，就是當年在廬山會議上不該跟着那些人（指毛澤東、劉少奇等人）批判彭德懷。

“九·一三”以後，毛澤東才知道自己受了林彪的矇騙，又對賀龍的問題進行了複查，並指示要給賀龍平反，恢復名譽。經中共中央查證甄別：認為所謂“通敵”問題，完全是顛倒歷史，蓄意陷害。事實是：1933年12月蔣介石曾派反動政客熊貢卿“遊說”賀龍同志，企圖“收編”。賀龍同志發覺後，報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經分局決定，將熊貢卿處決，並於1934年3月17日，將此事經地報告了中央。所謂“陰謀篡奪軍權”和支持軍隊一些單位的人“篡奪軍權”的問題，經過調查也無此事。關於所謂賀龍搞“二月兵變”一事，則純系訛傳。

為此，中共中央於1974年9月29日，發出《關於為賀龍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文件上寫明：毛主席已圈閱。通知說：“賀龍同志是一個好同志，在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下，幾十年來為黨為人民的革命事業曾作出重大貢獻。在他的一生中，無論在戰爭年代，或在全國解放以後，他是忠於黨、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忠於社會主義事業的。因此，中央決定，對賀龍同志予以平反，恢復名譽。”

中央的這個通知，要求“發到縣團級，並口頭傳達到黨內外群眾”。但事實上直到粉碎“四人幫”以後，很多群眾仍不知道賀龍早已平反。問題的癥結在哪裡呢？本書前面說到，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對賀龍說過，要他搞掉毛澤東，賀龍反駁了。此事會不會毛澤東的生疑呢？毛澤東1973年12月21日同參加中央軍委會議的同志談話時，說“我看賀龍同志整錯了。”下面接着說：“不過這個人經常身上有武器。”高級將領中一些人出於對槍的偏愛，平時手槍不離身，本是司空見慣，而毛澤東在為他平反時竟加了這麼一句話。這也可以看出毛澤東不願公開和徹底地為賀龍平反，以免影響他本人的形象和威望。

53、整死忠誠戰友劉少奇

沒有人能夠確切地說清楚十年“文革”究竟製造了多少人間悲劇。但是，毫無疑問，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厄運是這所有悲劇中的最大悲劇。

劉少奇，1898年11月出生於湖南省寧鄉縣花明樓。他的家鄉與毛澤東的家鄉韶山僅相隔十幾公里，毛與劉既是老鄉，又算得上是老戰友。1921年劉少奇赴蘇聯學習，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2年劉少奇回國後，便認識了毛澤東，兩人共同參與領導了安源煤礦工人大罷工，並取得了勝利。毛澤東後來能夠登上中共最高領導的位子，有兩個人出了很大的力，一個是周恩來，另一個便是劉少奇。

●劉少奇曾被定為接班人

毛澤東掌權後，劉、周二人一度成為他的左膀右臂。周恩來擔任了總理，劉少奇當了國家主席。1962年英國元帥蒙哥馬利來北京訪問時，曾問過毛澤東，誰是他的接班人。毛回答說是劉少奇，劉之後是周恩來。劉少奇雖然參加革命較早，卻長期在白區工作，沒有戰功，為何能被毛澤東看中呢？因為他與周恩來一樣，是毛澤東路線的一貫支持者和服從者。

1935年紅軍長征時，劉少奇是紅三軍團政治部主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遵義會議上，他投了毛澤東的票。1939年，毛澤東看上了從上海來的電影女演員藍苹，想甩掉前妻賀子珍與藍苹結婚，受到張聞天等人的極力反對。只有少數人贊成這一婚事，劉少奇是其中之一。1941年，毛澤東在延安發起整風運動。在九月的一次會議上，陳雲等人認為劉少奇與毛澤東一起是蘇維埃運動後期正確路線的代表，應當給予重要的領導責任。毛澤東嘴上沒表示什麼，實際上肯定了這個意見。他在會後寫的九篇批判文章中，多次援引劉少奇的觀點，讚賞劉少奇領導白區工作的正確主張，批判以王明為代表的中央對劉的責難。毛澤東在文章中說，劉少奇是我黨在國統區工作中“正確的領袖人物。”是唯物的辯證的革命觀的代表；“劉少奇同志的見解之所以是真理，不但有當時的直接事實為之證明，整個“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執行時期的全部結果也為之證明了。”毛在延安時期的講話和文章中，對中央領導同志作這樣高的評價是很少的。九月會議後，毛澤東即電告劉少奇，中央決定讓他返回延安，準備參加七大。在劉少奇回延安途中，毛澤東多次致電，讓他在路過山東時，代表中央解決山東地區領導之間的爭論問題。毛澤東還打電報給沿途的軍隊負責人，要他們保護劉少奇的安全。1942年12月，劉少奇一路上走了十個月才回到延安。1943年中央領導機構的調整表明，劉少奇的地位已由政治局候補委員直接上升到第二位。這固然與他在反對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錯誤中的態度有關，與他在抗戰後在華中的工作成績有關，但也是毛澤東對他的倚重。

1945年，他在延安提出了“毛澤東思想”一詞，並要求全黨把毛澤東思想作為工作的指導方針。作為回報，毛澤東也把劉少奇的著作《論共產黨員修養》列為黨員必讀教材，稱讚劉是“黨的白區（即國統區）工作的正確路線的代表”。在中共“七大”會議上，劉少奇成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和中央軍委副主席，他的名字越過了朱德和周恩來等人，緊跟在毛澤東之後。很明顯，毛澤東有意將這位老鄉培養成自己的接班人。劉少奇從此也就緊跟毛澤東的指揮棒行動。1953年，人稱“東北王”的東北軍政委員會主席高崗為爭得一個黨的副主席之位，大肆活動，企圖拱倒劉少奇由他取而代之。毛澤東得知此事後，將高崗撤了職，關進了監獄。對此劉少奇甚為感激，對毛澤東更加感恩戴德。

在建國之初，劉少奇曾經有過一套較具理性的國民經濟建設方案，提出“新民主主義新階段”，主張在中國大陸城鄉先發展資本主義，允許私有制存在，待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之後，再實行社會主義。為此，他稱讚“資本家剝削有功”。但他的這些有益治國的方針，遭到毛澤東的斥責，初展手腳即銷聲匿跡了。毛澤東不懂經濟，卻一味地在經濟領域蠻幹，天真地以為只要以革命手段改變了生產關係就解放了生產力。於是在城市實行社會主義的公私合營，將所有私營經濟改造為公營經濟；在農村則推行集體化運動，把土地從農民手中收歸國有，組織半軍事化的農業合作社、人民公社。劉少奇只得在經濟領域到處替毛澤東補漏洞，收攤子。1955年，劉少奇與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為保障農業的正常發展，砍掉了全國二十萬個不符合條件的農業合作社，此舉惹得毛澤東大為惱火，大會小會地斥責他倆“右傾”，“農業合作化道路上的小腳女人”。受到這次批評之後，劉少奇變得縮手縮腳，對毛澤東惟命是從。

●劉少奇的人生失誤

劉少奇一生也有過不少重大的人生失誤，才導致了他最終的悲慘命運。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之前，被稱為“紅軍之父”的朱德的畫像與毛澤東的畫像一直是並列出現在許多會場的主席台上方和重要場合。這一情形在建國之後不久就改變了，朱德的畫像被取了下來。提議只懸掛毛澤東一人畫像的就是劉少奇。當時中央在討論天安門城樓上掛毛澤東的畫像的事情。在談到是否要將朱德的畫像也掛上去這一問題時，劉說：“毛澤東是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最高領袖，應該只掛毛主席一人的像。而且今後在其它地方也應當只掛毛主席一人的畫像。”很明顯，他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進一步提高自己在全黨中的地位，名正言順地當毛的接班人。如果繼續掛朱、毛二人的畫像，那他劉少奇只能永遠排老三。寬厚的朱德對這一提議沒有提出異議。這樣，“朱毛”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只剩下了毛一人。

對於“延安整風”出現亂抓人的嚴重偏差，雖然康生應負主要責任，劉少奇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為他是“中央反內奸鬥爭委員會”主任，抓人的命令要經過他的手簽發。

在朝鮮戰爭爆發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討論是否進行抗美援朝時，絕大多數人都表示反對，連周恩來都以“中國的經濟實力遠不如美國”這一含蓄的語言暗示自己的態度。但只有劉少奇支持毛澤東的意見。

1959年廬山會議上，劉少奇奉毛澤東之命，帶頭批判彭德懷，是那次會議中發言最激烈的幾個人之一。他在發言中說：“怎麼輪得到你彭德懷來反毛澤東同志？如果可以反的話，我劉少奇早反了。毛主席的思想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指路明燈嘛！”他的發言令毛澤東甚為滿意，他和康生、林彪、陳伯達等人一起，幫毛澤東達到了整倒彭德懷的目的。

廬山會議結束後，由於各地農村的浮誇、謊報、虛報產量等錯誤做法沒有得到糾正，毛澤東仍然陶醉在糧食空前未有的“豐收”假象之中。這一年，蘇共中央總書記赫魯曉夫訪問北京，毛澤東得意地告訴他，中國的糧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豐收，糧食多得倉庫都裝不下。赫魯曉夫說，你們的糧食吃不完，可以賣給我們。後來中蘇關係破裂，赫魯曉夫要中國償還抗美援朝時的借款。毛澤東心想反正中國的糧食充裕，便決定用農副產品來還債。於是各地大幅提高糧食徵收指標，農民的口糧、飼料糧甚至種子糧都被拿去交了公糧，致使農民只能用野菜野草充飢，中國便進入了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實則是三年人禍時期。一時間，各地糧食告急的電報如雪片般飛向北京，飛進中南海。可這些電報全被劉少奇扣下，沒有報告給毛澤東。因為不久前廬山會議上的情景還讓他記憶猶新，心有餘悸。他知道毛澤東這個人是只愛聽報喜，不愛聽報憂。他怕向毛澤東講了真話，也招來與彭德懷同樣的下場。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他做了一件對不起老百姓的事。後來還是毛澤東身邊的一名士兵回鄉探親，返回中南海後哭着說他的雙親與村裡的許多鄉親都餓死，這事才反映到了毛澤東那裡。毛澤東在得知廣大農村發生嚴重饑荒的真情之後，批准從國外緊急進口大批糧食，這才緩解了燃眉之急。

三年饑荒過後，中國的老百姓並沒有把這筆帳算在毛澤東頭上，而是把帳算在“自然災害”頭上和省級以下的幹部頭上。他們認為，是“自然災害”和這些幹部欺上瞞下、貪污腐敗導致了這場大饑荒，而毛澤東仍然是他們偉大的領路人。這似乎正中毛澤東的下懷，他正希望有機會把這場大災難的過失推卸到那些他認為執行他的政策不力的官員身上。於是，在1962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並且說：“我們的幹部……絕大多數不懂社會主義”，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聽到毛澤東發出搞階級鬥爭的號召，劉少奇迫不及待地積極響應，堅決貫徹。1963年2月，中共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部署這場後來被稱為“四清”的社教運動。劉少奇在會上說，要“搞一個階級鬥爭”，“總是口裡講階級鬥爭，不辦事情，不好”。毛澤東估計“我們這個國家有三分之一的權力不掌握在我們手裡”。劉少奇則更激進地說，“三分之一都打不住。”1964年8月，中共成立“四清”指揮部，劉少奇成為四清運動的第一線指揮。為了摸索四清工作的經驗，劉少奇派自己的夫人王光美到農村一個叫桃園的地方搞了一個試點，並將試點“經驗”向各地推廣，其做法就是拋開現存體制，把基層幹部分類，發動群眾把領導權從“階級敵人”手中奪回來。運動的方法還包括貼大字報，以及逼、供、信和體罰。劉少奇主導的這場四清運動，覆蓋了中國三分之一的縣的農村地區。這場以整人為主的運動，搞得農村幹部人人自危，人人都生活在恐懼之中。據統計，共有大約500多萬人被整，其中7萬多人被整死。在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這些案子的絕大多數，包括劉少奇倡導的四清典型經驗中的全部案子，都作為冤、假、錯案平反。可以說，“四清”是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預演。在文革過後人們發現，有的時候受害者他也是害人者。而受害者他恰恰是為害人者提供了害他的依據，害他的手段，害他的方法。這個就是劉少奇的悲劇，他在四清運動中搞得比毛澤東還要左。

劉少奇對毛澤東可謂是竭盡忠誠，不僅當面唯唯諾諾，畢恭畢敬，背後也是全力維護毛的形象。曾有一次，毛的機要秘書葉子龍因一點小事受到毛的訓斥，事後不滿地發怨氣說：“搞煩了我把他那些醜事（指玩女人之事）全都抖出去！”劉少奇聽後警告他說：“你要是敢在外面亂說，就把你當成個瘋子抓起來！”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了有七千人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會上，劉少奇在會上講了話，其中談到了彭德懷的問題。他說：“彭德懷的錯誤不只是寫了那封信，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主席寫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不算犯錯誤。廬山會議之所以要展開反對彭德懷同志的反黨集團的鬥爭，是由於長期以來彭德懷同志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他參加了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更主要的不是高崗利用彭德懷，而是彭德懷利用高崗，他們兩個人都有國際背景，他們的反黨活動，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懷同志不能平反。”劉少奇的這段講話令彭德懷十分憤怒，卻迎合了毛澤東的意圖。

劉少奇在自己的婚姻問題上，算不上是個嚴肅專一的人。他曾經5次結婚。在前四位妻子中，除了第一位妻子何寶珍是被敵人殺害外，其他幾位妻子都與他離異。論劉少奇的地位和才幹，女方不可能主動拋棄他。特別是第三位妻子王前，與劉少奇結婚時年僅16歲。劉少奇為了娶她，將自己的年齡說小了十歲，後來卻拋棄了王前。在劉少奇蒙難時，王前來了個落井下石，在女兒劉濤面前說了不少關於父親的壞話，促使劉濤對父親反目為仇，貼出了一張令劉少奇極度傷心的大字報。

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關於為劉少奇平反的決議上，最初寫有“劉少奇同志歷史上犯過一些錯誤”這樣的語句。決議在送給王光美審閱時，她不同意這樣的寫法，說：“要這樣寫就寫明劉少奇犯了什麼錯誤。”鄧小平認為不便於寫明劉少奇犯了什麼錯誤，便刪去了這句話。

●毛澤東為何要搞掉劉少奇

那麼，毛澤東在何時產生了要搞掉劉少奇的念頭，又因何事要搞掉他呢？1971年6月，中共中央下發了一份內部文件，內容是1970年12月28日毛澤東接見延安時期的老朋友、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記錄。談話中毛澤東回答了斯諾關於劉少奇的問話。現摘錄如下：

斯：我有一個問題想提出來，即你什麼時候明顯地感覺到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

毛主席：那就早了。1965年1月，二十三條發表。二十三條中間第一條就是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在那以前，他出的書黑《修養》不觸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國民黨。

斯：是新版嗎？

毛主席：老版。說不要奪取政權，共產黨不要奪取政權的。當個共產黨不奪政權幹啥啊？！所以他是混進共產黨里的反動分子。

斯：那麼，你是不是在那時感到必須進行一場革命的？

毛主席：嗯。1965年10月就批判《海瑞罷官》。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就決定搞文化大革命，1966年8月召開了中央十一中全會，十六條搞出來了。

斯：劉少奇是不是也反對十六條？

毛主席：他模模糊糊。因為那時候我已經出了那張大字報了，他就不得了了。他實際上是堅決反對。

斯：就是《炮打司令部》那張大字報嗎？

毛主席：就是那張。（以下略）

上述談話的時間距毛澤東與蒙哥馬利的談話只隔了兩年多，毛澤東就改變了選劉為接班人的主意。從毛澤東的談話來看，他要搞掉劉少奇僅僅是因為劉在那次會議上反對“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但筆者認為事情並非這麼簡單，毛澤東要整倒劉少奇還有其它原因。毛澤東自從趕走了蔣介石，占據了整個中國大陸之後，就開始驕傲自大，認為自己一貫正確，容不得不同意見的人。鄧小平也這樣評價過毛澤東：“誰不聽他的，他就想整一下。”（見鄧小平文選第二集301頁）

在三年困難時期的後期，劉少奇在農村實行“三自一包”政策，即自留地、自負盈虧、自由市場和包產到戶。這一舉措極大地激發起農民的積極性，農村形勢開始好轉。老百姓對劉少奇心存感激，一些地方流傳着“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的說法，劉少奇的威信超過了毛澤東。而“大躍進”運動的失敗，證實了彭德懷意見的正確，中共內部出現了為彭平反的呼聲，這些都使得毛澤東內心感到不安，擔心自己的地位不穩。

1964年10月，蘇共中央第二號人物勃列日涅夫夥同其他人，將赫魯曉夫趕下了台。此事加深了毛澤東的擔憂和疑慮，他害怕自己的戰友會像勃列日涅夫那樣，將他也趕下台。同年11月，中共中央派周恩來、賀龍等人出席蘇聯慶祝十月革命47周年活動。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元帥在會見賀龍時說：“我們已經把赫魯曉夫搞下去了，你們也應該把毛澤東搞下去，這樣我們就可以和好。”賀龍當即頂了回去，並在回國後報告了毛澤東。這事更加深了毛澤東的顧慮，他懷疑劉少奇就是睡在自己身邊的勃列日涅夫。

此後不久，在他的臥室里又發生了秘密錄音事件，為此，他身邊一大批工作人員受到了嚴厲的懲處，就連跟隨他多年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也被關進了監獄。雖然此事的追查最終沒扯上劉少奇，但毛澤東仍懷疑劉少奇是此次事件的幕後指使人。於是，毛澤東就以劉反對“二十三條”為藉口，決心將他趕下台。

為了搞臭劉少奇，毛澤東硬說劉少奇在他的那本《論共產黨員修養》著作里“不觸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國民黨”，“說共產黨不要奪權政權”。這真是無中生有，是在雞蛋裡找骨頭。筆者曾全文閱讀過劉少奇的這本著作，共有九個部分，4·8萬字，書中根本找不到“共產黨不要奪取政權”這樣的語句。毛澤東說此書“不觸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國民黨”，也是不負責任的胡言亂語。這本書主要談的是黨員的修養問題，沒有必要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也硬扯進去，不然就成了大雜燴；而對於國民黨，書中則多次有觸及。如在第四部分中，作者就要求黨內全體同志要正確理解中央的統一戰線政策，既要團結國民黨一同抗日，又不要走到另一個極端，對國民黨的抗戰抱有完全依賴的思想。

上面這段話，不知為何毛澤東對它視而不見？毛澤東將劉少奇的這篇著作稱為“黑《修養》”，既然如此，又為何要在1945年親自將這本書列為“幹部必讀”教材呢？這豈不是出爾反爾，自打嘴巴？

●劉少奇受誣陷迫害致死

當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出了開展“文化大革命”的信號以後，對於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都沒料到國家主席會是這場運動首當其衝的最重要目標。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毛澤東沒有出席會議，而由劉少奇按毛澤東事先的部署主持會議，由康生負責向毛澤東匯報。會議對所謂“彭、羅、陸、楊反黨集團”進行了集中的揭發批判，決定撤銷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黨內外一切職務。會議通過了經毛澤東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又稱《五一六通知》）。《通知》認為，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領導權都不在無產階級手裡，在中央機關和各省、市、自治區，都有一大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並特別指出，“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身旁。”因此，有必要開展一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把領導權奪回來。

會議決定撤銷原來以彭真任組長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成立了以陳伯達、康生、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這“文化大革命”中，這個小組實際上成為凌駕於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之上發號施令的指揮機構。

5月25日，北京大學哲學系黨總支書記聶元梓等七人在康生的授意下，貼出了一張大字報，題目是《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麼？》矛頭直指北京市委大學部和北京大學黨委。毛澤東對這張大字報寫了批語：“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

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公開發表後，立即發生了轟動效應，一些學校紛紛效尤，矛頭直指學校黨委。在幾天時間裡，許多學校的黨委癱瘓。在這種情況下，在京主持工作的劉少奇作出向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的決定。7月中旬，毛澤東從外地回到北京，對劉少奇派工作組的做法甚為不滿，嚴厲批評他是鎮壓學生運動。8月5日，毛澤東在一張報紙上寫了那張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這張大字報把黨中央內部關於“文化大革命”指導思想的分歧，以及1962年、1964年工作指導上的分歧，都說成是兩條路線、兩個司令部的鬥爭。它不僅明顯地針對以劉少奇為代表的中央第一線，而且明確指出中央內部有個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劉少奇成為所謂“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和當權派”。

8月12日，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劉少奇被迫對自己前一時期的工作做檢討。在會後的公報上，人們發現劉少奇的排名，由原先的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

1967年1月3日，劉少奇與前妻王前所生的女兒劉濤在江青的誘騙和鼓動下，將自己所寫的大字報《看劉少奇的醜惡靈魂》貼到了中南海職工食堂門口等地。這一來自親生骨肉的傷害，令劉少奇在精神上極度痛苦。

如果說唆使劉少奇的親生骨肉向生身父親傷口上撒鹽還只是江青一夥的低級下流的小把戲的話，那麼，《紅旗》雜誌1967年第5期發表的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則是射向劉少奇的一支致命毒箭。這篇文章的最大特色是以“權威”的姿態第一次在中央報刊上批判所謂“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聲稱“一定要把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拉下馬，讓他靠邊站。”

從這一年的第一天起，劉少奇的日子就不好過了。紅衛兵小將們開始到他家“造反”，貼大字報，掛標語，呼口號，後來直接將他和妻子王光美拉出去批鬥。每次批鬥時，不僅讓他“坐飛機”（架着他的雙臂用力向後擰），還對他拳打腳踢，打得他鼻青臉腫。

1月13日夜晚，毛澤東或許是想在整倒劉少奇之前，再見一次這位可憐的老鄉和戰友、，讓秘書去接劉少奇來自己的住處談話。在談話中，劉少奇提了兩點要求：“1、這次路線錯誤的責任在我，廣大幹部是好的，特別是許多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富，主要責任由我來承擔，儘快把廣大幹部解放出來。2、辭去國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澤東選集》編委會主任職務，和妻子兒女去延安或老家種地，以便儘快結束文化大革命。”

談話結束後，毛澤東一直送劉少奇出門，並囑咐他多看些書。這也是劉少奇與毛澤東的最後一次見面。劉少奇本以為提出辭職後，毛澤東會放過他，自己的處境會好轉，卻沒想到在以後的日子裡，造反派對他的迫害更是變本加厲。就在毛澤東接見劉少奇的第四天，一夥造反派衝進他的家中，將他的電話線扯斷。從此，劉少奇與外界的聯繫幾乎完全被斷絕了。造反派們還命令他以後要自己做飯、洗衣服、打掃衛生。無休止的批鬥，從肉體上摧殘着這位年近70歲的老人。他的雙腿被打傷，行走困難；他的雙臂被扭傷，每天起床穿衣，要花一兩個小時才能穿上，傷痛未愈，又添病痛，他患上了糖尿病等病症。食堂離他的住處只有30米，他要自己去打飯，每次東倒西歪地來回一趟要走50分鐘。後來，常常是打一次飯，讓劉少奇吃好幾天。因此他吃的常常是餿飯。他被人打得嘴裡只剩下七顆牙……

重病中的劉少奇已是奄奄一息。但江青一夥指示，要留住他的生命，讓他聽到被開除黨籍貫的消息。1968年10月，毛澤東主持召開的八屆十二中全會通過了“撤銷劉少奇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其黨籍”的決議。劉少奇聽到這個消息後，從此一言不發，以沉默來表示抗議。

此時的劉少奇，一定也像賀龍一樣，後悔當初不該幫着毛澤東整倒彭德懷，不該不遺餘力地為毛澤東抬轎子，把他一步步抬上個人專制的頂峰。

●被扣上“叛徒、內奸、工賊”的帽子

為了置劉少奇於“永世不得翻身”的死地，江青、康生等得知劉少奇早年從事工人運動時曾在奉天紗廠被捕過，便在這上面大做文章，指派人用各種卑劣手段製造偽證，最終給劉少奇扣上了“叛徒、內奸、工賊”的三頂彌天大“帽”。“文革”結束後，中央派人到遼寧調查，弄清了歷史真相，推倒了所有偽證，劉少奇的沉冤終於得到昭雪。但江青等人當年是怎麼策劃的，那些偽證又是怎麼製造出來的，其詳細情節鮮為人知。

1967年7月，遼瀋大地武鬥正熾，社會一片混亂與恐怖。一天，三名軍人乘飛機從北京來到瀋陽，他們是奉江青之命來的。此時的北京城裡，江青一手操縱戚本禹組織中南海內的“造反派”對劉少奇、王光美批鬥、抄家；一手又策劃了聲勢浩大的“揪劉火線”。此時，“中央文革小組”的專案組得到遼寧“造反”組織的報告，說劉少奇1929年曾在奉天紗廠被捕過，是否也應查一查。戚本禹連忙於7月28日寫報告給江青：“建議迅速派專人赴瀋陽組織三百紅衛兵(三人一組，分一百組共同作業)，查找敵偽檔案，把劉的‘自白書’找到後，即可在適當時機公布。”江青如獲至寶，當天就批示：“立即物色一至三名同志去瀋陽，照你的意見辦。”同一天，中央五0四專案組(王光美專案組)副組長巫中等二人就在某軍政委陪同下飛臨瀋陽。就在巫中等人抵沈的當天，一個具有相當級別的7人領導小組和一個下設15人的徹查辦公室成立了。在整整50天的時間裡，徹查辦發動東北三省，查了1929年前後的245萬卷檔案和報刊資料。然而，他們卻一無所獲，沒有查到劉少奇所謂“叛變”的任何證據，戚本禹寄予很大希望的“自白書”純屬子虛烏有。

面對這種狀況，江青一夥豈肯善罷甘休?從歷史檔案中找不到的東西，他們要從活人口中挖出來。於是，徹查辦把1929年前後中共滿洲省委工作人員和張學良時期奉天軍警憲特的名單，以及奉天紗廠職工的花名冊印發全東北，從市到縣直至城市街道、農村公社普遍成立了徹查機構，逐一查找名單上的人，要求“活着的查到人頭，死了的查到墳頭”。在中央專案組的指揮下，按照他們在北京虛構的劉少奇叛變情節，徹查辦成立了若干徹查小組，進一步沿着“奉天紗廠———警察局———法院———張學良長官公署”這樣一條線，查找1929年前後在其中任職的人員，不管是否了解情況，只要活着又任過職務的就列為重點知情人。有些甚至已經是神智不健全的人，也作為證人搜羅起來。專案調查尚未開始，巫中就劃框框、定調子，肯定劉少奇已經“叛變自首”。他說：“查劉少奇罪證關係極為重大……這是一項戰略任務。有罪證是肯定的，只是查出來查不出來的問題，不存在有沒有的問題。”對調查方法，辦案人員對“知情人”採取了種種威逼手段。通過外調方式談話得不到他們需要的東西，就以隔離辦班為名進行拘留審查，剝奪人身自由，用專人監管，施加壓力。一次次的審訊，一次次的威脅恫嚇，直到證人俯首就範，讓說什麼就說什麼，讓證什麼就證什麼，不達目的不罷休，比古已有之的“莫須有”手段還要狠毒。

在辦案人員的高壓威逼下，先後有賈文畸、董仁、熊守成、關慶雲四名“知情人”自殺。他們有的吃藥，有的跳樓，有的用刀片割脖子(均未遂)。一份劉少奇被捕後如何叛變、如何出賣黨的機構和同志、造成共產黨多人被捕的假證詞，就這樣出籠了。

其中在一份所謂“證詞”上，證明人寫的是原遼寧省政協副主席劉多荃，而實際的撰寫者卻是徹查辦和專案組的人。劉多荃當年是張學良衛隊的上校團長，偵破共產黨案件這類事並不是他的本職工作。但專案組急於利用他的身份，就把他監管起來，反覆進行威逼、恐嚇、引供。劉多荃當時已是年逾古稀之人，殘酷的折磨使他難以承受，從精神到身體都陷於崩潰。於是，專案組看準火候，開始“啟發”、“誘導”式地訊問。先讓劉多荃回想“九一八”事變前幾年發生的重大政治案件，後來又讓他考慮1927年7月至1930年11月間發生的大事，最後又縮小到1929年8、9、10三個月發生的大事。要他一月一月地猜、說。當他按順序猜到“9”時，專案組馬上告訴：“抓的時間差不多。”

被捕時間解決了，又開始追問被捕地點。劉多荃講：“聽說偵破的案子，一部分是工業區，一部分是日本站，日本站這個重要。”專案組對此不滿意，反覆追問，進行指供：“紗廠是怎麼回事?”劉多荃含糊搪塞地說：“紗廠抓的人與他們是一個組織的。”於是被捕地點問題又算解決了。對被捕人的身份，劉根本不清楚。從當年的審訊記錄上可以看到，劉多荃說：“幾次談話你們都讓我考慮這個共產黨案件是個什麼身份的人，在我的記憶里沒聽到有人向我直接講。我想不起來，也不能瞎編呀!不過……我想一定是個大案子，是個東北主要負責人。”在多次誘供之後，辦案人員乾脆露骨地挑明：“你往最大走資派身上聯繫過嗎？”在這樣明顯的指供下，劉只好說：”關於最高領導人職務，我記得當時聽他們說書記或總書記。”在專案組的繼續“引導”下，被捕人數從十幾人逐漸減少到三人。關於釋放後的去向，劉說“往西南”，不行！說“送天津或營口”，也不行！後改為“上北邊去了”，“就是為了利用他”，這才使專案組滿意。劉多荃出獄之後，於1979年5月至11月兩次寫出更正材料，說他1968年寫的兩篇證明材料“是專案組從我到學習班被監護的整個期間，被逼所寫的幾十萬字材料中摘錄之後要我抄寫的”，完全是虛構的。

對劉少奇同志所謂“叛徒、內奸、工賊”的8份主證中7份出自遼寧。另一份出自北京的孟用潛。專案組在遼寧大搞逼供信的同時，對孟用潛也進行了威逼。他們將和劉少奇同時被捕的孟用潛“隔離審查”，採取小型鬥爭會的辦法，白天晚上連續審訊了7天。孟用潛在身心交瘁的情況下違心地按專案人員的授意，講了被捕叛變的話。以後孟曾給毛澤東寫了20封信申訴翻供，講述真相，但均被江青等人扣壓。

為了把證詞搞得不露馬腳，辦案人員在徹查辦負責人指揮下，對所謂“證人”的談話記錄進行隨心所欲的再加工，把“聽說”、“可能”、“如果”等詞句統統刪掉，再經過赤裸裸的篡改、羅織、生編硬造，然後整理成材料，再讓“證人”抄寫、簽字、畫押。結果，他們送往中央的71份證詞中幾乎沒有一句是真話。1968年10月7日，周恩來看到這些假證後，感到非常可疑，追問徹查辦外調組的一個負責人說：“你們是不是把情況都告訴了被調查的人，劉少奇的名字是你們說的還是暗示的?還是誘供的？什麼大個子、白淨臉、高鼻子、南蠻子?”這位負責人當面欺騙總理說：“這些問題我們沒有告訴他們。”周恩來問：“那劉多荃沒聽過劉少奇的名字，為什麼在證據上寫上了劉少奇呢?是不是你們告訴給他了?”回答說：“那是我們在最後取證時加上的。”周恩來生氣地說：“那就不好。你們學過歷史唯物主義嗎?”在周恩來趕去接見外賓後，這些人立即做手腳，對可疑之處進行修改，然後送給張春橋，由他最後作了親筆修改。當時連中央專案組也有人提出：1930年中共滿洲省委和黨組織遭到大破壞是杜蘭亭出賣的，與1929年劉少奇被捕無關。但張春橋仍然生拉硬扯，將罪名強加在劉少奇頭上。

1969年10月17日夜晚，生命垂危的劉少奇被人抬上飛機，送到河南開封市一座幽閉的小院裡。10月下旬，劉少奇高燒不退，由於得不到應有的治療，11月12日，劉少奇含冤逝世，終年7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