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大概可以归作“体制内”吧？参考材料还是没出党内资料---参见文后参考资料列表）

卷一：

毛泽东的重大失误与过错

1、“农民运动”过火使首次国共合作破裂

在20世纪初，中国先后诞生了两大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个政党在发展壮大过程中有过两次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从1924年至1927年，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从1937年至1945年，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这两次合作最终都出现了破裂。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中说：“国共两次合作的破裂，责任都不在共产党方面。”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国共第二次合作破裂的原因，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一些，那就是两党在军队保存数量、所占地盘和政府官员名额分配等问题上分歧太大，最终导致谈判破裂，发生了内战。可以说第二次合作的破裂，国共两党各负一半责任。

但第一次国共合作为什么会破裂？长期以来，共产党方面一直指责是国民党突然叛变了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人。然而，国民党为什么要杀共产党人？究竟谁该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有破裂负责？笔者愿在此揭开这个谜底。

●“农民运动”都干了些什么？

笔者认为，毛泽东该为首次国共合作的破裂承担主要责任。

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出席了大会，并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这次大会改组了国民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统一战线建立以后，为适应工农运动迅速发展的需要，从1924年7月至1925年底，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先后举办了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有400多人经过训练后被派到农村去做农民运动工作。毛泽东曾指示中共湖南区委选派毛泽民、庞叔侃等50多人到广州参加学习。

为了更好地指导全国农民运动的开展，1925年春天，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韶山，一边养病，一边深入农村调查农村的阶级状况，总结农民运动的经验。在毛泽东的宣传发动和组织下，韶山地区二十多个乡很快建立了秘密的农民协会和公开的群众性组织“雪耻会”。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积极协助毛泽东工作，在农民夜校给农民讲课，努力从事农民运动。在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全国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到1926年6月，已遍及湖南、广东、广西、湖北、河南、山东、四川、陕西等十多个省份。仅湖南一省就有59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拥有会员200万人。因为是每家只能有一人填表参加农会，所以这样算起来，可以直接领导的群众达一千多万。这些农民在农会的领导下，提出了“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

那么农会会员们都做了些什么呢？毛泽东在他那篇完稿于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样写道：“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人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农会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冲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他们在乡农民协会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从毛泽东的这段文字中，人们可以看出，湖南的农会不仅强行将一切权力收归农会，还将那些他们称之为“土豪劣绅”的人捆绑着，戴上高帽子，脖子上套上绳索拉出去游街，进行人格的污辱和肉体上的摧残。同时，农会还将地主富农的土地、房屋和财产没收后分给贫苦农民。不少地方还杀了一些被认为是“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毛泽东在《考查报告》中以赞赏地口气说：“枪毙，这必是很大的土豪劣绅，农民和各界发众共同做的。例如宁乡的杨致泽，岳阳的周嘉淦，华容的傅道南、孙伯助，是农民和各界人民督促政府枪毙的。湘潭的晏容秋，则是农民和各界人民强迫县长同意从监狱取出，由农民自己动手枪毙的。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爵、曹云，则正待‘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罪处决。这样的大劣绅、大土豪，枪毙一个，全县震动，于肃清封建余孽，极有效力。这样的大土豪劣绅，各县多的有几十个，少的也有几个，每县至少要把几个罪大恶极的处决了，才是镇压反动派的有效方法。”

●总书记陈独秀严厉批评毛泽东

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对农会的这种做法极为不满，对由毛泽东造成的这种局面更是十分担忧，批评毛泽东搞糟了。毛泽东为了回答陈独秀的批评，到湖南几个县作了一番调查，便写出了上述那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认为这样的农民运动“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毛泽东的这篇调查报告完稿后，中共湖南区委的机关刊物《战士》周刊曾连续刊载了全文，接着《湖南民报》也发表了全文，湘鄂赣三省的农民和农运工作者读了之后为之欢欣鼓舞，但是，报告却在党中央受到了冷遇。当时，中央只有主管宣传的瞿秋白公开支持毛泽东的观点，他对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大加称赞，称毛是“农民运动的王”。正当党的其它周刊也在转载这篇调查报告时，总书记陈独秀下令停止转载，并发火说：“湖南的农民运动，毛泽东要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的考察之所以能得出“好得很”结论，是因为他所接触所询问的人，都是最下层的贫苦农民，这些人没有任何辛劳和付出便轻而易举地从地主富农那里得到了钱粮、浮财和土地，他们当然认为这样是“好得很”。如果毛泽东调查的是那些地主老财，他们的说法就会完全相反。毛泽东也许认为，富人都是有罪的，他们的财产都是剥削来的不义之财，理应夺回来，无偿地分给穷苦百姓。事实上，许多地主富农等有钱人，都是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汗水创造积累起财富，只有极少数人是靠不正当手段发了不义之财。即使他们有罪，也应当通过法律来制裁，而不可使用暴力手段强占他们的财产，也不应进行非人道的人格污辱，更不该随意杀人。他们错误地提出的“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是将自己凌驾于法律和政府之上。用今天的话说，他们这样做不仅侵犯了私人财产，也侵犯了人权，算得上是无法无天。

●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原因

由共产党人在数省发起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严重损害了当地富人们的利益，也给自己埋下了祸根。在国民党军队里，有不少军官都是富人家庭出身，因为要想当军官先得报考军校，而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自然也考不上军校。当那些出身地主资产阶级家庭的军官们得知家里的财产被农民瓜分，亲人被拉上街头游斗甚至被杀头的消息后，万分恼怒，纷纷要求最高长官蒋介石为他们报仇雪恨。另一方面，以蒋介石任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正在北伐，需要富人们提供财力支援。而那些有钱人都是当地的纳税大户。富人们纷纷向蒋总司令叫苦，要求蒋为他们做主。蒋介石作为地主资产阶级的总代表，自然要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他决定用武力镇压共产党人的暴动。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宣布与共产党决裂，一百多名参加游行抗议的工人尸体横卧街头，三百多名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被枪决，一千多人被捕……。随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也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人。5月17日，驻宜昌的国民党独立第14师师长夏斗寅借口农民运动过火，向武汉的共产党人进攻。5月21日，驻守在长沙的国民党第35军33团团长许克祥制造了马日事变，一夜间搜捕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三千多人，杀害一百多人。6月6日，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开始逮捕工农领袖。7月15日，在武汉的汪精卫国民政府也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并发出了“宁可错杀三千，决不放过一人”的“屠共令”。在西北的冯玉祥也宣布“礼送”共产党人出境。在国民党的屠刀下，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从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约有30多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陈延年、赵世炎、恽代英、罗亦农、向警予、彭湃等卓越的革命家都先后慷慨就义。中共党员从5万多人减至1万人左右。

正如总书记陈独秀所担心的那样，各地过火的农民运动，导致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也导致那场被共产党人形容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终失败。国民党政府出重金悬赏捉拿毛泽东，他的妻子杨开慧也被逮捕入狱，于1930年被杀害，牺牲时年仅29岁。

2、抛弃患难之妻贺子珍

贺子珍，毛泽东的第二位妻子，江西省永新县人。她曾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同毛泽东一起战斗、生活了十年，给予了毛泽东很大的帮助和照顾。她一生中为毛泽东十次怀孕，生下六胎，仅存活一个女儿。而毛泽东在成为中共第一号人物之后，却抛弃了她。

贺子珍生于1910年，在学校是左派积极分子，1925年加入共青团，次年转为中共党员。后来，她加入了袁文才领导的农民自卫军，并参加了永新暴动。贺子珍带领一支赤卫队守卫永新县南门，击退了敌军一个营的进攻，缴获了一百多枪。战斗结束后不久，永新遭到敌人猛烈的反扑。暴动队伍被迫进入了井冈山，贺子珍也随着来到了这里。当时她只有17岁，却是一位有着一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了。

1927年10月，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失败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率领队伍来到井冈山，想在这里暂避一时。当时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王佐、袁文才本不打算接纳他们。贺子珍听说这一消息后，由于她曾拜读过毛泽东的一些文章，对他早有敬佩之心，便劝说王、袁二人接纳毛泽东。毛泽东上井冈山后，住在茅坪的八角楼，与袁文才家近在咫尺。而贺子珍是袁文才妻子的“义妹”，住在袁文才家里，毛泽东因此经常见到她。见过贺子珍照片的人都知道，她在年轻时身材高挑，端庄秀丽，算得上是个美女。毛泽东对她一见倾心，总要找机会与她聊上一阵子。从交谈中，毛泽东得知了贺子珍的经历，对她产生了好感。毛泽东的高大英俊和博才多学，也令贺子珍深为敬佩。而王佐出于对毛泽东的敬重和依靠，也很想让他成为井冈山的女婿，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袁文才，袁说毛在湖南已有妻子。王佐则认为大户人家都是三妻六妾，毛泽东为何不能娶个妾。袁觉得此话有道理，两人便有意撮合毛、贺二人。他们看到毛泽东工作繁重，生活得不到照顾，便有意将贺子珍调到毛泽东身边承担起毛的秘书工作。时间长了，贺子珍对毛泽东有了年轻女性的钟爱之心。袁文才见时机成熟了，便向毛泽东建议他俩结为夫妻，毛泽东嘴上推辞了一番，心里却美滋滋的。就这样，在袁、王二人的撮合下，毛泽东与贺子珍结成了夫妻。举行婚礼那一天是1928年5月28日。而此时毛泽东的第一位妻子杨开慧正在湖南板仓的亲友家中，躲避国民党的搜捕。1930年11月，杨开慧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被湖南军阀何健杀害。后来在不少反映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影视剧中，作家们对史实做了一些改动，说毛泽东是在得知杨开慧被杀害后，才与贺子珍结的婚。中国人自古就有着“为尊者讳”的传统观念，为了不影响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这样改是可以理解的。

婚后，贺子珍不仅在生活上照顾丈夫，还继续担负起着秘书的重任，经常为他搜集报纸、整理资料、抄写文件，有时还冒着危险到敌占区的邮局去抢报纸。1934年，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贺子珍随毛泽东参加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由于毛泽东的性欲特别旺盛，因此贺子珍不仅要在生活照顾他，还得满足丈夫的生理需求。长征途中，贺子珍又怀了孕，这是她与毛泽东爱情的第四个结晶（头三个孩子不幸夭折）。行军途中遭敌机轰炸，贺子珍不幸中弹身负重伤，后来只能躺在担架上被人抬着走。红军到达陕北延安后，贺子珍生下了女儿，乳名叫娇娇，这是她六次生育中唯一成活的孩子。后来国民党军进攻延安时，毛泽东离开延安转战陕北，化名“李德胜”，为娇娇取了个大名：李敏。

到了延安以后，生活安定了，夫妻间原来非常融洽的关系，渐渐出现了裂痕。首先是毛泽东爱发火的性格让她受不了。毛泽东爱发火，这在一些老人的回忆录和电影电视剧里都有描写，他经常把身边的医生、卫士训得不敢吭声，还先后赶走了两名令他不满意的警卫员。在他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后，官脾气大了，也常对贺子珍发火，但两人的感情并未破裂。

当时延安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男女青年和知识分子。他们带来了许多新的思想，他们也各具有不同的经历和不同的生活作风。这样，原来革命队伍的同志和新来的年轻人就有了更多的接触。许多年轻人特别是一些女青年出于对毛泽东的敬仰，经常向他请教一些知识性问题。而博学的毛泽东也愿意与这些知识分子交流。相比之下，文化水平较低的贺子珍感到了一种孤独和冷落。在这些带有新思想的年轻人的影响下，延安办起了舞会，中央领导同志经常举行舞会。毛泽东是个舞迷，逢舞会必到，这更让贺子珍看不惯。为此，两人发生过争吵。后来贺子珍因受不了伤疼的折磨，决定做手术取出弹片，可延安做不了这样的手术。她打算去苏联做手术，并在那里学习一段时间，提高自己的理论和文化水平。这时她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她已经生孩子生怕了，多次的生育已严重损害了她的身体，而丈夫的性欲又特别旺盛。在那个医疗水平极差的年代，也没有什么避孕措施。这一切都坚定了她要暂时离开毛泽东的决心。她离开延安来到兰州，又从兰州去了新疆，从那里坐上了飞往苏联的飞机。贺子珍没有想到，这一走，便改变了她的命运。

贺子珍来到苏联后，由于体内的弹片已深嵌在肉里，因此未能取出弹片。她便把心思都用在了学习上。贺子珍离开延安之后，一个名叫蓝苹的女青年，趁贺子珍远在异国之际，频频向毛泽东暗送秋波，发起爱情攻势。蓝苹曾当过电影演员，相貌自然不俗。而贺子珍此时已年近三十，加上受过重伤和几次生育的摧残，早已是面黄肌瘦、人老珠黄，昔日的美貌荡然无存。毛泽东垂涎蓝苹的美貌，却又碍于尚未解除与贺子珍夫妻关系。于是他心生一计，先是去了一封电报，后又让去莫斯科的人捎话，要贺子珍回延安。贺子珍不愿让自己的学习半途而废，便给丈夫回信说，等学习结束了就回去。她没料到毛泽东要的就是这个回答。这一来，毛泽东就有了休妻另娶的理由，他拿着妻子的回信对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说：你们看，贺子珍不愿回来，我怎么办？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身边没有女人照顾，这可是不得了的大事！于是，政治局经过讨论，只得同意他与蓝苹结婚，同时又对蓝苹“约法三章”，只能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不得参政（这一“约法三章”在建国后便名存实亡了）。就这样，毛泽东在没有对贺子珍发出“最后通牒”的情况下，便突然抛弃了曾与他在艰苦岁月里共同生活长达十年的第二任妻子。

贺子珍在学习期间生下了第六个孩子。不久德国大举入侵苏联，战争造成了食物和药品的极度匮乏，这第六个孩子也患病夭折。此时又从延安传来毛泽东与别的女人结婚的消息，这对贺子珍来说如同晴天霹雳。失去了“中共第一夫人”这一名份的贺子珍，后来在苏联的生活过得十分凄惨，据她自己回忆说，那段时间的日子比在长征时还要艰苦。毛泽东怕她思念女儿，便派人把3岁的娇娇送到了贺子珍的身边。不久娇娇患病，没有断气便被送进了太平间，气得她与育儿院院长吵了一架。结果对方说她有精神病，强行将她送进了疯人院。直到建国后，新任驻苏联大使王稼祥要求苏联方面寻找贺子珍，才在疯人院里找到她。

在毛泽东逝世之前，中国的老百姓只知道他有过两位妻子——杨开慧和江青，很少有人知道他曾有过一位叫贺子珍的妻子。一些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曾透露过毛泽东在杨开慧之后与江青之前还有过一位妻子，但老人们都以为贺子珍是贺龙的妹妹。对于两人离婚的原因，老人们为了不影响毛泽东的领袖形象和威信，都说那贺子珍是绿林出身，脾气不好，将两人分离的责任归咎于贺子珍。毛泽东在长征时有个贴身警卫员叫陈昌奉，写过一本回忆录《跟随毛主席长征》，也许是怕影响毛泽东的形象，全书十多万字竟对贺子珍只字未提。

贺子珍同毛泽东分别20年后，再次见到了毛泽东。这本来是一次令她高兴的事，然而毛泽东却又一次伤害了她的感情。那是1959年的夏天，贺子珍正闲居在南昌。一天她突然接到通知，请她上庐山。她以为是去休养，就随着来接她的汽车走了。汽车到达庐山的一个宾馆，已是晚上九点多钟。贺子珍被领进一间屋里，抬头一看，不觉一惊，里面坐着的竟是毛泽东。她的心情很是激动，一直泪流不止。两人叙了一番旧情，见时间不早，毛泽东约贺子珍第二天再来谈。可是到了第二天，一名工作人员忽然走进贺子珍的房里对她说：“毛主席已经下山了，请你也马上下山。”贺子珍信以为真，急忙跟着工作人员下山。来到山下一个宾馆后，那名工作人员才告诉她：毛泽东并未下山。说罢交给她一个鼓鼓的信封，里面装着毛泽东给她的一笔钱。

贺子珍不明白毛泽东为什么要骗她下山。许多年后才听人说，那次是江青接到了陈伯达打给她的一个秘密电话，得知贺子珍上了庐山与毛泽东见了面，因此她决定当天从杭州上庐山。毛泽东怕江青回庐山后跟他吵闹，才将贺子珍骗下了山。此事伤了贺子珍的心，她经不住这感情的波澜，再次病倒了。此后，她直到1984年4月19日去世，也没能再见过毛泽东。

贺子珍逝世时还心存一件遗憾之事：一位杂志社的女记者声称要帮贺子珍写回忆录，独家采访了她。贺子珍满怀信任地将自己的往事告诉了这位女记者。然而，回忆录写成后，这位记者想在书中加上一些对贺子珍不利的议论，迟迟没有出书，想等到贺子珍去世后再出版。贺子珍多次询问她，她总是扯谎说还没写完。因此，贺子珍到死也没能见到自己的回忆录。

3、错杀井冈山恩人王佐、袁文才

1927年9月，毛泽东在湘鄂赣边界领导了秋收起义，将起义军取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后更名为红四军。起义遭受挫折后，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剩下的千余人来到了井冈山。当时井冈山有一支名为“农民自卫军”的绿林武装，该武装的两位首领叫袁文才和王佐，其中袁文才曾经加入过共产党，还参加过永新暴动。暴动失败后便带领残余人马上井冈山当了绿林好汉。他们平时劫富济贫，被财主豪绅称为“土匪”。毛泽东派他的部下何长工与这两支绿林武装接洽，并成功地对他们进行了改造。王佐和袁文才不仅接纳了毛泽东上山，还将自己的队伍改编成红军的一个团，袁文才与王佐分别担任正、副团长。不久，王、袁二人还加入了共产党。然而令他们没想到的是，他们在毛泽东的红军走投无路时接纳了他帮助了他，最后自己却死在了毛泽东红军的枪下，真是千古奇冤。

事情缘自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份决议。这次大会在苏联的莫斯科召开，毛泽东没有出席。此次会议中的《苏维埃政权问题决议案》第十节，即“与土匪的关系”里一节有这样的话：“对土匪或类似的团体同盟，仅在革命暴动之前宜加以利用。暴动成功后，应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死灰复燃。对他们的首领应作反革命看待，即使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应当杀戮其首领，争取其群众……”毛泽东当时任红四军党代表，在向部队干部传达“六大”文件时，考虑到王、袁二人的情况，隐去了这段话。一次，毛泽东在广昌行军途中，文件包被水浸湿，到达宿营地后，他便把文件取出来晾晒，便进屋睡觉了。正好袁文才有事来找毛泽东，见毛正在睡觉，便随手拿起文件来看，这一来便见到了“六大”决议的原文。他看到那段话后暗暗吃惊，于是便悄悄离开了正在广昌作战的毛泽东，仅带着几名亲信警卫员潜回到井冈山。由于他擅自离队，留守井冈山的特委给予他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一天，袁文才来到王佐住处，将他看到的六大文件内容说给王佐听。王佐知道后也感到震惊，认为即使再忠心也不能取得共产党的信任，两人商量着不如趁早离去。

当时湘赣边界存在着严重的地方主义和土客籍矛盾。作为客籍的袁文才和王佐，与湘赣特委领导、土籍人朱玉楷、王怀等人之间，由于历史的原因，存有较深的矛盾和成见。双方多次在开会时发生争吵和对骂，甚至掏出手枪要动武。袁、王二人经常不把湘赣特委这些人放在眼里，声称“我们只听毛委员的！”两人逞强的个性，为他们后来的不幸埋下了祸根。

两人对湘赣特委的态度，引起了朱玉楷、王怀等人的猜疑。他们不断向毛泽东等领导反映袁、王问题，说“袁、王两人都非常狡猾，小资产阶级意识非常浓厚……加快急谋解决土匪首领，就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政权的危机——足以危害边界的第一势力就是土匪……袁、王现在对我们处处怀疑，袁有另找出路脱离我们的象征，王在袁的影响下，亦与我们的关系日益恶化。”他们的反映，令毛泽东也开始对袁、王产生了怀疑。

就在这时，袁王二人为筹措枪弹绑架了土豪罗克韶，事后又放了罗，这就更令湘赣特委认为他们要叛变。1930年2月18日，赣西特委、湘赣边特委和红五军在遂川于田召开联席会议，作出了武力解决袁、王的决定。

2月21日傍晚，袁、王二人突然接到朱德、毛泽东命令他们率部赶往永新开会研究攻打吉安的紧急通知。王佐看着通知，心中泛起一阵疑惑：怎么会这么急呢？大年刚过，又改编部队又打吉安，年前年后和特委的接触中，都没提到过这事，又事先不打个招呼，丢下井冈山怎么办？再说，毛委员临下山时当面向他交待，井冈山无论如何不能丢，要他王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轻易离开井冈山。这回毛委员怎么会突然要他离开而丢下井冈山不管呢？……自从去年袁文才从广昌私自跑回井冈山以后，特委的一些领导对他和袁文才存有疑心，难道特委的人利用这次开会的机会，来对他们……？

王佐把自己的想法全告诉了妻子罗夏英。淳朴的罗夏英仔细想了想说：“不会吧，共产党还会哄共产党呀？再说，哪个还敢假造毛委员、朱军长的命令呢？除非吃了豹子胆了！”

王佐觉得妻子的话有道理：是的，共产党员必须服从命令，既然毛委员、朱军长有命令就得执行。

2月22日，袁、王率部到达永新。特委早将住处安排好了。袁文才住在尹家箱22号，王佐住在印家祠堂，部队则分散住在城内一些地方，与袁、王的住处有一段距离。

入夜，特委照常大摆宴席，款待袁、王。宴毕，还请了戏班子。就在看戏时，彭德怀率红五军赶往永新，包围了袁、王的住处，将袁、王二人开枪打死在城内。

袁、王二人被杀后，边界一片混乱。袁文才的部属谢角铭将捉来的罗克韶放了，并与王佐的哥哥王云龙率袁、王残部，举白旗投靠了国民党。没多久，国民党的一个旅马上占领了这块曾经是攻不破、打不进的红军井冈山军事根据地。

事后，毛泽东才发觉袁、王二人是误杀，连连后悔地说“杀错了！杀错了！”

毛泽东是湘赣边界红军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偏听偏信一面之辞，对这起冤案负有一定的责任。但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中共中央才承认这是一起冤案，并追认他们为革命烈士。

4、未遵协议致使“福建事变”失败

“福建事变”亦称“闽变”。1933年6月1日，《塘沽协定》签订后第二天，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在福州发表通电，反对蒋介石对日妥协。接着又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下，于10月26日派代表至江西瑞金与中国工农红军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这实际上是一个攻守同盟的军事协定。11月20日，“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在福州南校场召开，出席大会的有20多个省、市和海外华侨代表，十九路军官兵和福州农、工、商、学、妇女各界民众代表，共数万人。大会通过12项决议案及建立人民革命政府提议，并发表《人民权利宣言》。11月21日，蔡廷锴等人宣布脱离国民党，另组劳动人民党。11月22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宣告正式成立，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黄琪翔、萨镇冰、徐谦、李章达、何公敢、陈友仁等为政府委员，李济深为主席。同时颁布一系列政纲，决定以福州为首都，更定年号为中华共和国元年，以上红下蓝中嵌五角黄星旗为国旗。成立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蔡廷锴任总司令。人民革命政府把福建划为闽海、延建、兴泉、龙汀四省。任命何公敢为闽海省省长。12月下旬，蒋介石抽调进攻江西苏区的嫡系部队10余万人，在海空军配合下，由赣东和浙江分路进攻福建。当时李、蔡二人对形势形势作出了错误判断，以为在福建的西北方向有红军防守，他们必定会阻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然而，此时的红军却按兵不动，让国民党军长驱直入，于1934年1月顺利占领了福州。

李、蔡急忙向红军电告求救。此时的毛泽东虽已将兵权移交给了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但他还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说话仍有影响力。他与周恩来、朱德商量后，认为十九路军势单力薄，红军刚经过第四次反围剿损失较大，若再卷进蒋、李的军事冲突，只会引火烧身。因此，红军未遵守协议派兵救援，致使李、蔡的“福建事变”夭折。李济琛、蔡廷锴对此大为不满，骂共产党言而无信。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军总部分别迁往漳州和泉州。21日，泉州、漳州失守，“闽变”失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觉得当年此事对不起李、蔡，便给了李济琛一个国家副主席的位子，给了蔡廷锴一个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位子，算是对他们的一个安慰和补偿，也算是对自己当年未遵守协议所表示的歉意。

5、滥杀“AB团”引发“富田事变”

“AB团”是江西国民党中反共者于1926年12月成立的一个团体，AB是英文Anti-Bolshevik的所写，意思是反布尔什维克。AB团的主要工作是跟江西与共产党争夺权力。1927年4月2日，发生了针对江西省国民党党部的四·二暴动，AB团随后垮台。AB团仅存在三个月，但后来在江西的中共领导人认为有AB团混入了他们内部，进而导致“肃反”运动的开展。

红军时期，在各个根据地都曾发生过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其中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洪湖苏区、江西苏区、闽西苏区的肃反运动犹为残酷，不仅使数以万计的红军干部战士在肃反中惨遭杀害，而且许多红军早期的著名将领，像许继慎、邝继勋、曾中生、段德昌也在肃反中被屠杀。关于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洪湖苏区的肃反，在党史的资料中记载的均比较详细，许多文艺作品也反映了这些事件。但有关江西苏区的肃反却少有人提起，而且党史专家们一直把这场极其残酷的肃反归咎于王明的左倾路线，对这次肃反的由来也讲得有些含糊。特别是对发生在江西苏区的“富田事变”更是遮遮掩掩。在许多资料中，像《陈毅传》、《项英传》、《黄克诚自述》等文章虽有较大篇幅的记载，但由于此事件直接涉及毛泽东，因而也多有回避。其实，江西苏区的“富田事变”，就是因为毛泽东等人滥杀“AB团”引发的一起兵变。事情要从1929年的江西苏区说起。

从1929年下半年开始，赣西南的党组织与红一方面军的总前委之间产生了一些分歧。一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认为平分土地是土地革命的根本，而赣西南党组织的领导人则反对没收一切土地平分，坚持以劳动力为标准进行分田。总前委认为以劳动力为标准分田只会对富农有利，是“富农路线”。二是总前委要求在根据地普遍建立苏维埃政权，而赣西南党组织的领导人则认为普遍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机尚不成熟，需要慢慢来。因而总前委对赣西南党组织的做法十分不满。在1930年2月，毛泽东亲自主持成立了赣西南特委。并于1930年3月，召开了赣西南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的决议将赣西南地方党组织的做法称之为“是机会主义的最高表现”，并指出“以劳动力为标准分田完全是地主富农的主张”，是“取消派与AB团结果上一致的反革命”。于是从1930年5月开始，在赣西南地区普遍展开了称之为“红色五月运动”的肃反。由于肃反采取了刑讯逼供的做法，因而产生了一供十、十供百的严重后果。193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近来赣西南党内呈现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领导。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领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冲塞。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同年10月2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在会议决议中明确指出：要“严厉地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会议后“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当时的宣传标语)随之展开。到1930年底，江西苏区共清查出的所谓“AB团分子”达七、八千人，而且绝大多数人都是在审讯结束后马上被就地处决。

1930年12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任命李韶九为特派员，带领一连人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帮助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和当地的红20军进行肃反。李韶九当时的职务，是红一方面军秘书长和肃反委员会主任。接着，总前委又派古柏前往协助李韶九工作。他们二人在江西省行委和红20军中清查出了许多所谓的AB团分子，并处决了几十个“AB团总团长”。红20军的一名团政委刘敌和李韶九是同乡，也被怀疑成是AB团分子。但李韶九看在是同乡的面子，给刘敌通了个信，让其早日坦白交代。刘敌当即在团里带了一个营，迅速包围了红20军的军部，扣留了当时的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被当成AB团分子关押的红20军的另一位领导人谢汉昌。谢汉昌随即带领红20军攻下了富田镇，占领了省苏维埃政府，释放了被关押的一百多人，其中包括江西省行委负责人段良弼和省委秘书李白芳。李韶九也被当场活捉，古柏和当时任省苏维埃主席的曾山趁夜突围。随后，红20军提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这就是“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发生之后，当时任红12军军长的陈毅按总前委命令，随即带领部队的赶到红20军的驻地，经再三劝说，红20军释放了李韶九等人。当时红20军的领导人为了达到让朱、彭、黄取代毛泽东的目地，采取离间的方式，以毛泽东的口气写了一封信（称是在富田事变中缴获的），派人送给彭德怀和朱德。信中说：“古柏同志：……仅限三日内将赣西及省行委任务完成，于拷问段、李、王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勒令招出朱、黄、滕（代远）、彭系红军AB团主犯，并已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拼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但彭德怀和朱德在分别收到红20军的信后均未相信。彭德怀亲笔写了拥护毛泽东的信，派人交与毛，并起草了一个“拥护毛泽东、拥护总前委领导”的宣言。朱德和黄公略在收到信后，又约彭德怀，三人联名发表了《为富田事变宣言》，表示拥护毛泽东和总前委。

红20军当时的领导人谢汉昌、刘敌和李白芳等人见离间失败，即率部西渡赣江，到永阳一带开辟了新的根据地。

富田事变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总前委的紧急会议，会议决议指出：“AB团取消派为什么要拥护朱彭黄，他们的阴谋是拉朱彭黄，打倒毛泽东，首先集中力量，打倒一个然后再打倒一个。蒋介石在外面喊打倒毛泽东，AB团取消派就在革命阵线内喊打倒毛泽东，这是如何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啊！”据黄克诚回忆，毛泽东还亲自撰写了一篇六言体的《讨逆檄文》：“段谢刘李诸逆，叛变始于富田，赶走曾山主席，拘留中央委员，反对工农红军，反对分地分田，……”。

1931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关于把中央局设在农村地区的决定，项英到达江西苏区，担任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上任之初正赶上富田事件。项英经了解情况后，认为清查AB团的肃反运动过火了，他不相信那么多红军和共产党人是AB团。随即在中央局做出决定：“不能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富田事变是由党内无原则派别纠纷演进而成的。”并通知红20军领导人停止党内攻击，回苏区参加中央局的会议。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人回到苏区，并在中央局会议上做了自我检讨。随即红20军也回到了赣江以东的苏区。项英对红20军领导人的检讨表示满意，并派段良弼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富田事件的情况。

此时，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刚刚开过。王明在共产国际的鼎力支持下已掌握了党中央的大权，在清算李立三的错误中，把李立三委派的中央局代书记项英也列入了打击对象。在富田事件问题上，王明站在了毛泽东一边。中共中央于1931年2月23日向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和各地方党部发出了《关于肃清苏区内反革命派与富田事变的通知》：“不幸的富田事变，恰恰发生于敌人加紧向我们进攻而红军与群众正与敌人艰苦做战的当儿，无论如何，总是便利于敌人而削弱我们自己的，无论如何，总是给AB团活动的机会而涣散我们自己。现在中央所得的关于富田事变的材料还不能算为齐备，尤其是没有得到总前委的正式报告，因此，中央特决定立即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团以全权调查与解决这一问题。”之后，中央在收到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的报告后，又于3月28日就富田事件做出决议，称其为“毫无疑问的是阶级敌人以及它的斗争机关AB团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又称：“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这种坚决与革命敌人斗争的路线在任何时候都应执行。”中央派往苏区的代表团，是由任弼时、王稼祥和顾作霖组成，由任弼时任团长。三人于1930年4月到达江西，在随即举行的中央局扩大会议上，明确表示了对毛泽东的支持，批评了项英。并在中央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中称：“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成立的，它的路线，当然是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原中央局关于富田事变的解决，也是错误的。”该决议把富田事变定为“反革命暴动”。并强调：“加紧肃反工作，以求彻底消灭一切反革命派别”。会后，经任弼时等报请，中共中央撤消了项英中央局代书记的职务，由毛泽东接任。

毛泽东再次委派李韶九到赣西南领导肃反工作，并负责对富田事变的参与者做出处理。于是清查AB团运动又再次形成了新的高潮。在随后的肃反中，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人以AB团分子的罪名被处决。没有参加富田事件的红20军前军长刘铁超、政委曾炳春、后任军长肖大鹏也被处决。红20军被全体缴械，副排级以上干部全部被捕，大部分也被处决。红20军被解散，余下的战士被编入了红7军。随后，中央把富田事变当做反革命事件处理的精神传达到了每个苏区，终于酿成了其它各个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很多同志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口下，却被杀害在自己人的刀锋下。

毛泽东当时是杀“AB团”的主要责任者，后来他发现这一活动搞了扩大化，形成了乱捕滥杀，心中有些后悔。不过他记取了这一教训，在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时，他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可以说是避免了一次重蹈覆辙。

红军内部所杀的“AB团”成员，绝大部分是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永新籍官兵。不久前笔者到永新县采访，当地人惋惜地说，如果当年那些永新籍官兵不被错杀的话，那么人民解放军在1955年授军衔时，该县将是可与红安、兴国并列的第三个“将军县”。

6、王明中毒疑云

王明，又名陈绍禹，是中共党史上有名的人物，曾担任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此人机械地照搬苏联革命的经验，在江西革命斗争中犯下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错误，轻易地撤掉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决定是错误的），给红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但他毕竟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就因为被撤职这一件事，一直让心胸狭窄的毛泽东耿耿于怀。毛在延安重新掌权之后，召开一系列政治局会议，要所有过去反对过他的人，引起过他不快的人，都卑躬屈膝地责备自己，唱他的颂歌。大多数人都乖乖照办，周恩来当时在重庆，只有王明拒绝从命。在政治局会议上，他批评毛的抗日政策，说在这个问题上正确的不是毛，而是他，说他决心与毛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此事让毛泽东更加恼火，决心对王明实行报复。一九四一年，王明因病住进了医院。王明后来回忆说这是毛泽东指令医生给他下的毒。这有待查证。确有证据证明毛给王明下毒的，是第二年三月，王明准备出院时。那时王明仍不肯臣服，在医院里还作诗说：“自是凛然争气节，独逢乱谄不低头。”甚至指名道姓：“毛泽东制造毛泽东主义，建立个人党内专制和个人军事独裁。”从毛泽东后来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来看，王明此时的意见是何等的正确！

替毛下毒的是一位叫金茂岳的大夫。他最初跟红十字会的医疗队来到延安，因为他是妇产科和儿科专家，共产党把他留下了。王明住院后，他被派任主治大夫。他给王明下毒的事实，有一九四三年七月延安医生会诊的《对于王明同志病过去诊断与治疗的总结》白纸黑字为证。这份会诊总结是中共中央捂得最严实的秘密之一。会诊总结说：3月初，王明病好转，准备出院。但金茂岳要把他留在医院里，“金主任主张拔牙、割痔疮、割扁桃腺”，这后两个手术在当时的条件下都是“大手术”，“是危险的”。由于别的医生反对而作罢。十三日，王明出院那天，金大夫给他吃了一片药，吃下去王明就出不了院了。会诊总结说：“三月十三日服一片即头晕，三月十四日服二片，即呕吐头晕、肝剧痛、脾肿大、心区痛”。金“三月十五日又叫病人吃一片，第二天的诊断就发现急性胆囊炎及及肝肿大。”

会诊医生始终没从金茂岳那里问出他给王明吃的什么药。药“是由金主任直接拿给王明同志的，没有第三人证明，也没有药方。”“金主任的答复是模糊的，一会儿说是这个药，一会儿说是那个药。药是什么形状大小也说不清楚。”但会诊确定：服此药后的中毒症状与某些其他药品中毒症状是相同的，例如砒制剂。”

王明滞留在医院后，金茂岳给他开大剂量的甘汞加小苏打。这样的配合是有名的禁忌品，因为它会产生升汞，这是医院里常用的一种消毒剂，人使服用后会造成汞中毒。会诊总结列举了王明一系列“汞中毒现象”，说金给王明吃的汞“超过极量，足以引起数人中毒或致死。”王明服用了金大夫给的药后出现不良反应，就没敢再吃这些药，否则他早死了。

六月以后，金大夫不再给王明吃毒药，原因是延安来了新的苏联联络员孙平。孙曾在东北工作过，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又跟好些中共领导认识。他的级别很高，是个将军，报告可直达斯大林。跟他同来的还有苏军的医生阿洛夫，外加一个报务员，直接给莫斯科发报。七月十六日，孙平、阿洛夫向莫斯科报告，王明“治疗九个月后濒于死亡”。王明没有告诉他们他怀疑自己被下毒，他既没有证据，又身在毛的掌心里。

一九四三年初，王明病情恶化。延安的医生们跟阿洛夫一起建议送他到国民党统治区或者苏联去治病。毛拒绝放王明走。为了能去莫斯科，王明一月八日向孙平口授了一份直呈斯大林的长电，里面列举了毛“许多反苏反共的罪行”。最后“请求是否可能派飞机接我去莫斯科治病，届时我将向共产国际领导汇报毛泽东罪恶的详情。”

王明的尖锐的话被孙平去掉些锋芒后发往莫斯科。毛泽东得知王明的这封告状电报，马上也给莫斯科发了电报，反诬王明。

三月二十二日，王明第一次告诉苏联人他被下毒。他把金大夫开的处方交给阿洛夫大夫。孙平随即电报莫斯科。莫斯科马上回电说处方“会导致慢性中毒，严重时会死亡”。王明又把处方给延安的医疗负责人傅连嶂看，这样就有了会诊。

会诊由傅连嶂、阿洛夫、马海德等十一位当时在延安最具权威的医务人员组成。一位姓杨的大夫受领任务去观察王明的病情。许多年后，这位杨大夫这样回忆道：“我在王明家里住了一个月，住在他隔壁房间的书房里。我为他熬了一个月的尿。拿很薄的金片子丢进尿里，再夹出来，放在显微镜下看，看金片上如果有红的颜色，那就是汞沾在上面，说明尿里有汞。”“里面有几次是阳性。他是慢性中毒。”杨大夫把他的发现报告给上级，若干星期没有下文。

六月三十日，会诊终于开始。七月二十日结论作出：金大夫给王明吃了毒药。金本人也在结论上签了字。他在旁边打括弧写道：“其中数点另外声明。”但他从未发表过任何声明。一次开会时，当着一屋子医生，杨大夫亲眼看见金“跪在孟庆树（王明的妻子）面前，哭了很久，又哭又求，求谅解他，说他是错了，但不是故意。”王明夫妇和医生们都知道，金身上经常揣着国民党军队编的小册子，叫《军医必读》，里面明明写着甘汞不能与小苏打配用，而且金还在下面用红笔画了线。从金茂岳的资历和水平来看，他不应犯这样低级的“技术事故”。

结论虽然作出了，但金并没有受到处罚，反而被保护在枣园，跟警卫人员住在一起，继续做中共领导人的医生。后来还给江青作了流产和结扎手术。中共掌权后，金当上了北京医院的院长，负责给中央首长看病。毛的大儿媳患阑尾炎住进了北京医院，做手术要家人签字。毛岸英不在，是金茂岳代签的。这一切都说明，毒害王明根本不可能是金个人的决定，或医术问题。

助毛下毒的是金大夫，帮毛阻止王明去苏联的是周恩来。那时苏联飞机来往延安，要经蒋介石点头。周对苏联大使潘友新说：“国民党不让王明同志离开延安。”当时也在重庆的林彪后来告诉潘友新，周根本没向国民党提出王明去苏联的事，原因是毛的指示。

毛泽东不让王明去苏联，莫斯科也扣下了毛的长子毛岸英，找借口迟迟不让他回国，一直到一九四七年才让他与贺子珍一起回国。。

毛泽东虽然没能毒死王明，但却在延安整风时把他丑化成头号大坏蛋，让干部们天天谴责他，把他的名声搞得臭不可闻。王明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直到一九五六年一月，王明终于获准去苏联治病。这是他一生中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去苏联，此后直到他一九七四年去世，再也没有回中国。这也是他不幸中的万幸。当时毛泽东曾多次发电报催他回北京出席中共中央会议，都被他以身体状况不佳拒绝了。如果王明回了中国，那么在毛泽东发动的那场惨绝人寰的“文革”中，他必死无疑。

7、令四方面军官兵不满的几件事

在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军队中，都有着嫡系部队和非嫡系部队之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是他直接统领下的中央军，也就是所谓的“黄埔系”。中央军的中高级军官，几乎都出自蒋介石曾任校长的黄埔军校，因此他们备受蒋校长的关照。而其它部队如东北军、西北军、晋绥军、川军、滇军、桂军等，则被视为杂牌军。他们在装备和待遇上，如同后娘养的儿子，比中央军差一大截。

毛泽东的嫡系部队，是他在江西亲自创建的红一方面军。这支部队人数最多时曾达到30万人。经过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和长征后，到达陕北时已不足万人。非嫡系部队则是贺龙、萧克等人创建于湘鄂西的二方面军；徐向前、张国焘、陈昌浩等人创建于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徐海东、程子华等人创建于鄂豫西的红二十五军团；刘志丹、谢子长、高岗等人创建于陕西的红十五军。

在这几支非嫡系部队中，最让毛泽东不放心的是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身为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阴谋分裂红军另立中央，擅自命令已北出草地的红四方面军转头南下，并妄图利用红四方面军人多枪多的优势，胁迫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听命于他。张国焘关于用武力胁迫中央的命令被正在红四方面军工作的叶剑英及时发现，他冒着生命危险将这一机密透露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接到密报后连夜率领中央红军转移。住在毛泽东附近的四方面军二十九军军长许世友发现毛泽东率中央机关星夜转移，当即请示方面军领导是否阻截。政委陈昌浩主张听从张国焘的命令，以武力阻止中央红军北上。此举遭到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坚决反对，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这才使毛泽东得以脱身。

后来，在红军广大官兵和共产国际的一致反对下，张国焘不得不放弃自己的错误决定，率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到达陕北与毛泽东的中央红军会合。在陕北站稳脚跟后，毛泽东开始清算张国焘搞分裂的罪行，先是以中央的名义撤掉了张国焘的党内、军内职务，只给他一个陕甘宁边区副主席这样一个有职无权的官位，随后是大会小会不断地批判。对四方面军里其他一些高级干部，如军长许世友、军政委王建安等人，则以进红军军政大学学习的名义，被集中到一起“洗脑”。

毛泽东的做法引起了部分四方面军干部的不满。许世友串通了王建安等一批四方面军高级干部，打算携枪出逃到四川去打游击。但后来王建安因心虚告了密，结果许世友被关了起来，险遭枪毙。毛泽东免他一死，只判了一年监禁。张国焘则在一次陪同国民党高级官员祭祀黄帝陵时叛逃投蒋。

张国焘和许世友的事情，令毛泽东对四方面军的人存有戒心。后来有两件大事，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四方面军有着明显的不公：

一是派出由四方面军组成西路军西征，致使西路军全军覆没。

在几路红军陆续到达陕北后，这个原本就很贫脊的地方陡增几万人马，穿衣吃饭都成了很大问题。为了解决红军的给养，毛泽东决定以“打通西北通道，迎接苏联援助”的名义，派兵西征。明眼的人不难看出，“迎接苏联援助”是虚，用武力扩充地盘才是实。因为从西北方向通向苏联，路途长达数千公里，要经过甘肃、青海、新疆等地。在甘肃、青海两省，有着人数众多、战斗力强的“马家军”（即马步芳、马鸿逵的回族军队）；在新疆，则有军阀盛世才。人少武器差的红军要想打通这样的“国际通道”，显然比登天还难。

毛泽东知道，红军向西扩充地盘的征途是凶多吉少，因此他不愿派自己的“嫡系”。但如果只派四方面军西征，定会使他们认为自己偏心。于是他同时提出派中央红军向北面的宁夏进军，目标也是开辟迎接苏联援助的通道。这样四方面军的人就无话可说了。

由四方面军组成的两万多人的西路军，在徐向前总指挥和陈昌浩政委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出征了。他们喊出的口号是：“打通国际通道，配合中央红军夺取宁夏！”然而，当西路军在祁连山下与马家军浴血奋战时，毛泽东的“嫡系”中央红军，却以种种借口并未出兵宁夏。最后，西路军惨败，两万多人全军覆没，只有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几百人历尽千辛万苦逃了回来。

二是红军在改编成八路军后，从三个师的高级干部配备上，明显可看出毛泽东的偏心。八路军共有115、120和129三个师。他的两员“嫡系”大将——红三军团长彭德怀和红一军团长林彪，都得到提拔重用，一个升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一个担任115师师长，这个师是在原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的基础上组建的。在原红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团基础上组成的120师，则由原总指挥贺龙任师长，这样的安排也没有亏待贺龙。而主要由四方面军组成的129师，师级干部都换成了毛泽东的亲信：原中央红军的总参谋长刘伯承担任师长，原中央红军《红星报》总编邓小平任师政委。原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只能屈就当个副师长。129师的两个旅长职务，其中一个由中央红军干部团团长陈庚担任，只有另一个位子留给了四方面军的王宏坤。原四方面军的其他一些高级干部，大多担任并不重要的副职。如军级干部许世友和陈再道，都屈就担任副旅长；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则靠边休息了。对这样的安排，说明毛泽东对四方面军仍不放心，也让四方面军很多人不满意。好在他们的总指挥徐向前胸怀宽广，坦然地说：“革命就是为党工作，叫做什么就做什么。中央叫做的就坚决去做，我们是干革命的，不是为当官的呀。”

8、伤害数千人的“延安整风”

１９４２年到１９４５年４月党的七大召开前，中共中央在领导敌后抗战的同时，在以延安为中心的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名为“整风”实为整人的政治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对于中共的正面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它提高了毛泽东的威望和地位，加强了中共的凝聚力，为以后夺取全国胜利准备了条件。对此用不着多说，中共官方已经讲得很多了。
但是“延安整风”也伤害了一批中共的高级干部，尤其是后期的“抢救失足者运动”，负面意义同样也是巨大的，它不仅伤害了一大批对共产党赤胆忠心的热血青年，也为以后的党内斗争和政治运动埋下了伏笔，开启了先例。对此，中共官方的材料或是不提，或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延安整风”运动与先前的中央苏区“肃AB团”、洪湖和湘西苏区的“肃反”、鄂豫皖和川陕苏区的“肃反”、山东湖西地区的“肃托”一样，都免不了严重的扩大化。中共建国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也无一能免扩大化，成为各方参与者打击对手、整肃异己、公报私仇的机会。
那么“延安整风”运动是哪些人整了哪些人呢?我们来看看以下这个名单：

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主任毛泽东，副主任刘少奇、康生，秘书胡乔木。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下面有五个分区学习委员会，其负责人分别是：康生、李富春；陈云、王稼祥；任弼时、高岗；周扬；彭真。
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领导运动，具有未加明确界定的广泛权力，在事实上取代了政治局和书记处。这一点很类似以后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央文革小组”。此外还有“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主任刘少奇，副主任康生、彭真、高岗。所起的作用类似于后来“文革”的中央专案组。
从这里我们已经大致可以看出哪些人是“整人”的人了。
延安整风要整的人主要是三种人：一类是以张闻天、王明、博古、邓发、凯丰、周恩来、王稼祥为代表的国际派。这些人都在苏联或西欧学习或工作过，与共产国际及苏联有很深渊源，在党内有强大的影响力，打击了他们，可以提高毛泽东的政治声誉。一类是以彭德怀、刘伯承、陈毅为代表的地方诸侯、手握重兵前线大将，目的是使得毛泽东在军事上树立权威地位；再一类是以王实味、丁玲、萧军、艾青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这些人对延安歌舞升平的风气、对老干部与青年知识分子之间供给等级制不满，写了很多文章挑战毛泽东炮制的延安圣地形象，所以也要被打击。延安整风其实就是派系斗争，只不过对前两类对象以开会斗争为主，对后一类打击更严重。卖力地支持毛泽东整风的主要是康生和刘少奇，他们是整风运动的利益获得者。这几类对象被打击之后，除了少数人如王实味和王明，其他都识趣地投靠了毛泽东，形成了所谓的党内团结的局面。

毛泽东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发起人、组织者，也是最大的受益人。但是，毛一般不具体参与整人，只是在幕后作些安排，甚至还时不时地讲一些“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弄通思想，团结同志”之类的话，做一些救人于危难的事，例如对柯庆施和陶铸。所以，被整的人往往将怨恨转到他人。这点也很类似文革，被整的人往往记恨于林彪、江青，或是红卫兵、造反派等等。
整人最多、最狠的都说是康生。凡知情者提起康生，是无人不恨，而且恨得咬牙切齿。但是，由于毛的庇护，康生直到死后才遭到清算。因为康生已被中共否定，所以如今痛斥康生的材料不少，此处亦不多说。
接着要说的恐怕就是刘少奇和彭真了。刘少奇因为最为积极地参与整风，最为积极地吹捧毛泽东，从政治局候补委员跳到党的第二把手。这很有点类似文革中的林彪。彭真在整风前不是中央委员，因为在整风中受到毛的赏识，直接升到政治局委员。
说起被整的人，除了前面提到的国际派的王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邓发、凯丰这些人外，有名的案例是柯庆施和陶铸。柯庆施当时是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因为曾经在北方局的工作中与刘少奇有矛盾，因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遭到捆绑、斗争。妻子被逼得自杀，自己也险遭不幸。这时候，毛出来做好人，予以解脱。以后成为毛的心腹，反刘少奇的一员干将。要不是死于文革前，文革中定有作为。
陶铸和其妻曾志都在整风受到无情打击。陶铸也是有赖于毛泽东亲自予以解脱，而与刘少奇结下冤仇。
周恩来、彭德怀、陈毅都在整风中遭到不同程度的整肃。周恩来因在中央苏区追随博古等人夺了毛的军权，被任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反复检讨。彭德怀则因发动“百团大战”引起毛的不满，被围攻、批斗，被“骂了四十天的娘”，而罗瑞卿是积极的批斗者。陈毅也是被整的，以至于“文革”开始以后，陈毅还说：“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现在怎么样？当年赫鲁晓夫吹捧斯大林，后来怎么样？刘邓那些人没有反过毛主席，那时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延安整风就是错误的！”
叶剑英本人虽然没有直接被整，但是他当时的妻子被整得要自杀，虽然获救但精神失常。
“延安整风”的斗争不仅仅局限于上层，同样也波及中下层，在基层更为残酷。就像川陕苏区的肃反“杀有文化的，杀带眼镜的，杀别钢笔的”那样，“延安整风”在基层重点整“来自白区的”、“青年学生出身的。”当时，康生指控大部分国民党统治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是“红旗党”，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为蒋介石服务的特务集团。这一来，几乎所有在延安的年轻志愿者都成了特务嫌疑犯。他们都曾是这些地下党的成员，或者是由这些组织介绍来延安的。为这个可怕罪名作依据的，只有一条口供——出自从甘肃地下党来的十九岁的党员张克勤，在七天七夜不让他睡觉、轮番审讯的情况下，他终于说出了审讯者提示他说的话：地下党是特务机构。

就这么个口供，数千人被逮捕，遭关押审讯，许多人被逼得自杀。毛泽东认为这些年轻人都是失足者，因此将这个整人的运动称之为“抢救失足者运动”。

由于被抓和被关押的青年人超过了各地到延安人数的一半，有些中央领导认为如果这么多人真的是特务，那么延安早就成国民党的天下了，不可能还这样平平安安。毛泽东这才意识到他抓人抓错了，这才有了后来他在大会上当众脱帽向受迫害者道歉一事。一场整得人死去活来的灾难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次延安审干，本来是让你们洗个澡，结果灰锰氧放多了，把你们娇嫩的皮肤烫伤了……黑夜里的白刃战，伤了自己的同志。”毛泽东还以老子自居，说：“老子打了儿子，就不要记仇了。”

那个轰动一时的“张克勤冤案”，因为是康生一手制造，所以后来不仅得到平反，而且成为康生的罪行之一。而另一个更为严重的“王实味被杀冤案”，则因为毛泽东负有重要责任，迟迟得不到平反。即使平反以后，也是一再掩盖，不能正确报道真相。
实际情况根本不是毛泽东说的什么“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被处决的也不止王实味一个人。

有些人也许会说，任何人处在负责整风的位置上都不可避免地要整人。这话也对，也不对。在有些人身上还是更多地体现出人性。例如罗荣桓在山东，黄克诚在苏北都对“抢救运动”进行了抵制。任弼时和陈云都持慎重态度。有些人如胡耀邦开始是积极的整人者，但随着运动的深入，逐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则加以纠正。

9、冤杀民主人士王实味

1947年7月的一天，山西兴县。一名被押绑的中年知识分子被武装人员押送到破庙后的僻静处，随后一名武装人员抡起铁锨，照中年人头顶劈下，顿时鲜血狂喷。之后，尸首被扔进一眼枯井，倒入泥土掩盖，从此消失。被杀的人的名字今天已经不为人所知。然而，他的死却开启了一幕悲剧，一幕本世纪下半叶知识人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剧。人们以为文革始于1966年5月16日，笔者却认为，那仅仅是高潮，一切早已经不知不觉地开始，那位被杀戮的书生，便是前文革时代的祭品。

被杀者的的名字叫王实味，河南省潢川人，1906年出生。其时家境已败落。王实味少年时期由父亲给予了较好的国学发蒙，并且接受进步教师的新式教育。他与同学徐智雨、戚宇凡都成为中共党员，后二人是潢川党组织的创建者。
王实味十七岁时考取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一年后因为经济所迫考取邮务，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院预科，年底发表书信体小说《休息》，表示：“我们青年的使命就是要用我们的力去捣毁一切黑暗的渊窟，用我们的热血去浇灭一切罪恶的魔火，拯救砧危的祖国，改造龌龊的社会，乃是我们应有的唯一的目标与责任。”
王实味在北大参加了党组织活动，很快因为与一个叫李芬的姑娘热恋而离开了党组。1927年再次因为经济所迫辍学，并且因为政治的原因无处安身。1930年在上海跟李芬的好友刘莹结婚。此后多年流徙奔走，不满当局，忧虑时事。1937年10月只身抵达延安。

王实味在延安专门从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的工作。四年间单独或与人合作共译出近二百万字的理论书稿。王实味的津贴是四块半大洋，比当时边区主席林伯渠多半块，比毛泽东少半块。在延安期间，王实味和自己以前在开封女中的学生薄平有一次短暂的婚姻。王实味对于自己看不惯的人事直言指责，得罪人很多。当时在延安的文学艺术界人士之间有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的派别区分，1941年开始的整风运动因为丁玲、萧军、王实味、艾青等人掀起了暴露黑暗的浪潮。1942年2月17日，王实味在《谷雨》杂志上发表杂文《政治家、艺术家》，接着又在《解放日报》的副刊上发表杂文《野百合花》。

王实味没有想到，他那篇批评中共领导开舞会和吃小灶的杂文《野百合花》，竟然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他在文章里这样写道：

延安青年近来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劲，而且似乎肚子里装得有不舒服。
为什么呢?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呢?有人会回签说：我们营养不良，我们缺少维他命，所以……。另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许多青年找不到爱人，所以……还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生活太单调，太枯燥，缺少娱乐，所以……。
这些回答都不是没有道理的。要吃得好一点，要有异性配偶，要生活得有趣，这些都天经地义。但谁也不能不承认：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牺牲精神来从事革命的，并不是来追求食色的满足和生活的快乐。

王实味的答案是，延安青年失望了，对等级制度失望了，对革命队伍缺乏“爱和热”失望了。他引用路上听到的两个青年女子的一段对话：

“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底××同志还不也是这样!”
“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象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平常见人装得笑嘻嘻，其实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摆出首长架子来训人。”“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我们底科长，×××，对上是毕恭毕敬的，对我们，却是神气活现，好几次同志病了，他连看都不伸头看一下……
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

《野百合花》继续连载时，王实味把话说得更单刀直入。“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需要大家用脑子想一想。”王实味呼吁人们用脑子想，这就已经大逆不道了，他还提出了自己合情合理的观点：“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如果一方面害病同志喝不到一口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他在光明中看到了阴暗面，便毫不留情地批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

王实味所说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是在暗讽延安中央机关经常举办的舞会；他所批评的“食分五等”，指的是中央机关给领导同志开的小灶。这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毛泽东是个舞迷，延安每周开舞会，他是逢舞会必到。为了给中央首长增强体质，机关服务处也确实给领导干部开了小灶。但医生遇到了讳疾忌医的病人。王实味的这篇文章从此给他带来了噩运。

毛泽东曾在那篇著名的《为人民服务》一文曾这样说道：“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毛泽东是这样说的，却不是这样做的。他看到这些话后，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他立刻打电话给《解放日报》，并组织人们开展对王实味的批判。

“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批判一开始，王实味没有低头认错。自古以来，文人就颇有“强项”之气。身为文人的王实味又禀赋了北大的抗争精神，喊出了“绝对民主”的口号。他说，作为人格独立的知识者，“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对经典理论的梳理与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分析，使他得出惊世骇俗的结论，“托派理论有些地方是正确的”，“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斯大林的人性不可爱”。
正如一位俄国诗人所说，太阳的光芒时常会被乌鸦的翅膀所掩盖。扑面而来的是对王实味暴风骤雨式的批判。在巨大的压力下，王实味被迫检讨自己错误的根源在于“有浓厚的虚无主义倾向”，“小资产阶级病态的忧郁性”和“极端顽强的自以为是”，并说自己“神经确实有些异状”。然而，随著毛泽东和康生的介入，批判的性质很快发生改变，由“思想错误”变成“敌我问题”。与王实味有交往的同事、朋友陈传纲、王汝琪夫妇和潘芳、宗诤夫妇也被牵连进来。一个“反党五人集团”产生了，王实味成了“反党集团头目”。

毛泽东亲自指出：“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他（指王实味）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在整风高级干部总结会上，毛泽东又说：“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在另一场合，毛泽东又说：“《野百合花》有文章。”1942年6月起，延安展开了对托派王实味的批判并且不断升级扩大。在这期间，国民党的舆论工具利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诬蔑共产党，令王实味的命运雪上加霜，使得这件事情向一个更加恶劣的政治事件演变。1943年4月1日，王实味被康生下令逮捕，以“托派分子、国民党特务、反党集团头目”的罪名被关押，受到残酷的“逼、供、信”审讯。为了免受酷刑，王实味一度下跪磕头“认错”，但毛泽东仍不依不饶。1946年重新审查，结论依旧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1947年3月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王实味被转移押往兴县城郊晋绥公安总局的一个看守所。不久此地遭到国民党轰炸，看守所需要转移，行前请示对于王实味的处置办法，康生批复指示将王实味就地秘密处死。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于7月1日夜将王实味押出牢房，为了省下子弹打国民党反动派，竟用铁锹将王砍杀后置于一眼枯井掩埋。时年四十一岁。

王实味之妻刘莹长期没有丈夫的确切消息，一直盼望一家团聚的日子。1978年，刘莹从广播中知道王实味已于1947年被处决。此时的她已经七十二岁高龄，断然肯定这是政治诬陷，人为的千古奇冤。1973年夏，她只身来到北京申诉。1984年，当时的知情人李维汉逝世，将王实味的平反问题托付给与王一起工作过的温济泽。1986年，人们透过层层纱幕，终于弄清这是一起冤案。很多历史事实和研究表明，当时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被国民党利用是对王实味残酷批判之后的事情。1990年12月，有关部门宣布对王实味的平反决定。这一年，王实味的儿子已经五十五岁。

10、开列国民党战犯名单起到反作用

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最终得到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经过八年艰苦抗战，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1945年8月，毛泽东应蒋介石的邀请，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由于双方立场差距太大，谈判未能达成协议。很多人都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破裂，是国民党方面造成的，因为是国民党军队于1947年初向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然而，人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真正不愿意想跟蒋介石和谈，而想打垮并取代他的，是毛泽东。

抗日战争结束时，国民党的军队有430万人，而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军队只有120万人。虽然国民党的军队比共产党多几倍，但战斗力却远不如对方。在与日本军队作战时，日军统帅部就曾认为，一个日本兵的战斗力与八个国民党士兵的战斗力相当（而国民党自己则认为他的五个士兵与一个日本兵的战斗力相当）；而共产党军队的战斗力就不同了，在武器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共产党士兵的战斗力几乎可与一个日本兵相当。可见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多么软弱低下。国民党方面虽然名义上有430万军队，但其中有100多万是各地方的派系势力，如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文辉、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李宗仁、青海的马步芳，这些人与蒋介石是面和心不和；还有100万人是日本战败后汪伪政权投降的伪军，这些人都不会死心塌地为蒋介石卖命。蒋介石自己的嫡系部队只有200万人。毛泽东深知这一点。虽然他的军队没有蒋介石多，武器也不如对方，但他的军队素质高，兵员质量早就占有优势。在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只要扬长避短，集中优势兵力打运动战、歼灭战，要打垮对方是有很大把握的。如果参加了国民党的联合政府，他最多只能在蒋介石手下当个副总统；而如果与国民党开战，他则很有可能获胜，那时他就是一国之君。所以，毛泽东在谈判开始后，多次拒绝国民党的方案，目的就是想让蒋介石挑起战争。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美国政府派人全力调停国共两党停战，组成联合政府，却都无功而返。在美国的压力下，蒋介石一度对共产党作出了让步，如同意他们进入联合政府，召开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代表大会，允许共产党保留自己的一部分军队和地盘。蒋也提出了一些条件，如在全国军队的100个师中，中共军队只保留12个；中共军队退出山东、苏北某些解放区，交出多余的武器等等。而毛泽东只同意让出华南一些不重要的地方，而且要国民党也让出一些地方作为交换；对军队数量，则坚持要保留46个师；对于武器，毛泽东坚定地表示：“一条枪也不交。”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必然会用武力解决争端，那时，蒋就要承担挑起内战的责任。

果然如毛泽东所料，战争仅仅打了一年多，国民党军便连遭失败，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为反攻。毛泽东眼看胜利在望，便效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审判法西斯战犯的做法，将蒋介石等43名国民党高官列为战犯。这43名战犯是：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城、王云五、戴季陶、吴鼎昌、熊式辉、张厉生、朱家骅、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桢、刘峙、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杜聿明、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劢。

毛泽东的这一做法不仅在实质上毫无意义，而且与盟军审判战犯的做法不可同日而语。盟军是在逮捕了德国和日本的战犯之后，才对他们进行审判，给他们定罪和量刑。而毛泽东并未捉到国民党的一名高官，就给他们定罪，这只能促使他们死心踏地与共产党为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如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在北京被围之后，迟迟不愿往下武器投降，就是知道自己已被定为战犯，担心落到毛泽东手里后受惩处。后来毛泽东本人也意识到将这些人定为战犯毫无意义，便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声明说：“除蒋氏一人外，其他任何人回到人民的怀抱，我们都表示欢迎。”这样，便有程潜、卫立煌、傅作义、李宗仁四人先后投诚或起义归来。然而在这归来的四人中，除了卫立煌因病于1960年逝世外，其他三人都在“文革”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先后去世。

11、错娶坏女人江青

●江青是个什么样的人

江青，1914年生，毛泽东的第三位夫人，原名李云鹤，在上世纪30年代曾是上海的一名电影演员，艺名蓝苹，山东诸城人，与中共政治局委员康生是同乡。

李云鹤小姐面容姣好，体态婀娜，从小不爱读书只爱风流。一位美国女记者于1969年采访过她，根据她本人的自述，写过一本轰动一时的传记《红都女皇》。书中记述的跟她正式结婚或公开同居过而值得记述一笔的男士，共有四位：

第一任丈夫魏鹤龄，是她在山东省实验剧院的同学，婚后不久即被她抛弃。

第二任丈夫俞啟威，又名黄敬（后曾任中共天津市长），由同居而结婚不到三年时间，又因她爱上了别的男人而分离。

第三任丈夫唐纳，一位在电影界能呼风唤雨的影评家。此时蓝苹已是一名电影演员，亟需唐纳的吹捧，两人便成了夫妻。婚后不到一月，她又闹起了婚变，追求名导演章泯。

第四位公开的同居者章泯，上海电影导演，有妇之夫。后因抗日战争爆发，章泯离开了上海，她则远走西安而分手。后来她又转道去了延安。此时是1937年冬天。

蓝苹初到延安时，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戏剧教员。来鲁艺不久，蓝苹就跟她的一位上司徐一新热恋起来。徐一新曾留学苏联，是中共有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为鲁艺的教育长。蓝苹与他来往不久，即发现徐一新是徒有虚名，政治上难有大的前途。这时，蓝苹遇上了改变她一生命运的人物——中央情报部长兼除奸部长康生。他们是以老乡关系相识并熟悉的。毛泽东第一次见到蓝苹，是在1938年的春节。那一日晚上，蓝苹参加了中共中央机关的演出，同她一起上台的有延安四大美女之称的孙维世、郭兰英、冯凤鸣、张兰芳。当时她并未引起毛泽东太深的印象。蓝苹真正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是在1938年夏天，还是亏了康生的耳提面命，刻意安排。那时节，延安有几所著名的大学——抗日军政大学、马寅初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毛泽东经常去这几所大学讲课。渐渐地，毛泽东注意到了，每逢他在台上演讲，第一排座位上，总有一位年轻美貌的女同志，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他，目光里充满了敬慕之情。在一群土头土脑的“女八路”里，她可算得上是鹤立鸡群。这位女同志不仅听得特别认真，还不时地站起来提问。毛泽东也被她的热情和主动所打动，每次都不厌其烦地解答她的问题。一次讲课完毕，毛泽东走到这位女同志面前，跟她握手、交谈。康生立刻予以介绍，她叫蓝苹，上海左翼电影界明星，来延安投奔革命，是位未婚青年。

毛泽东是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伟人，当即表示：“蓝苹同志，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到我的住处去讨论呀。”

蓝苹对毛泽东这句邀请的话求之不得。从那以后每逢听完课，她总要以“请教”为名到毛泽东的住处坐上一阵子。

●毛泽东设计找再婚理由

常言道“男好美色，女攀高门”。毛泽东本来就是个喜爱美色的人，面对如此婀娜多姿的蓝苹，焉有不动情之理？此时的蓝苹24岁，正是如花似玉的年纪，且生得白皮嫩肉，与那位经过长征和战火摧残、又瘦又黑的贺子珍相比，真是凤凰比乌鸦。毛泽东恨不得马上娶她为妻。经过一番考虑之后，毛泽东向政治局提出了要与蓝苹结婚的要求。此事立即遭到博古、凯丰、洛甫、彭德怀、贺龙等中央领导人的反对：共产党人实行的一夫一妻制，贺子珍是你名正言顺的妻子，一起走过艰难的长征路，这是众所周知的事。若是你娶了蓝苹，岂不是有了两个妻子，如何向全党交代？身为党的领袖，更应该带头遵守党的纪律和原则。但毛泽东不愧是足智多谋的军事家，很快心生一计，给远在莫斯科的贺子珍发了一封电报，后来又托去苏联的同志给贺子珍带话，要她立刻回延安，以便照顾自己的生活。贺子珍不愿让自己的学习半途而废，便给丈夫回信说，等学习结束了就回去。她的回答让毛泽东感到正中下怀，喜出望外。因为这一来，毛就有了休妻另娶的理由。他拿着妻子的回信对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说，你们看，贺子珍不愿回来，我怎么办？

党的领袖身边没有女人照顾，这可是不得了的事情！于是，在毛泽东的暗示下，周恩来给博古、凯丰做工作，刘少奇去劝说彭德怀、贺龙和洛甫。最后政治局经过讨论，终于同意毛泽东与江青结婚，同时又对江青“约法三章”：一、对外不可称为毛泽东的夫人；二、只是照顾毛泽东的生活，不得参与党内政治活动；三、下不为例，党内其他同志不能沿用此例。这一约法可以说是博古、凯丰、洛甫、彭德怀、贺龙等人的暂时胜利。就这样，毛泽东在没有对贺子珍发出“最后通牒”的情况下，便突然抛弃了曾与他在艰苦岁月里共同生活长达十年的第二任妻子。但到了后来，除了博古、凯丰两人早逝外，其他人如洛甫、彭德怀、贺龙等人都挨了毛泽东的整。

●蓝苹为何改名为“江青”

毛泽东与蓝苹结婚以后，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他觉得该给妻子改个新名字。毛泽东常喜欢给人改名，这里略举几例：

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有个部下名叫何坤，他跟着毛泽东闹革命，上了国民党的通缉名单，因此需要改名。毛泽东对他说：“我们部队里农民不少，还没有做工的。你就叫长工吧，为革命当一辈子长工。”于是，何坤改名为何长工。

四方面军原军长许世友原名叫许仕友，因觉得毛泽东对四方面军不公打算带着部分老部下出逃，事情败露后被关了起来。毛泽东到监狱里看望他，给他做思想工作，并对他说：你这个“仕”是当官的意思，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做当官人的朋友，应该做世界人民的朋友。于是就给他改成后来这个名字。

毛泽东的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原名叫汪东逊。这个“逊”在中文里是“稍差”和“退让”的意思。毛泽东觉得自己好不容易当上党中央主席，既不能退让，也不比别人稍差，自己名“泽东”，而身边的工作人员却叫个“东逊”，大不吉利，于是就将“东逊”改成了“东兴”。这一改，读音仍然相近，但意思则完全相反。

毛泽东身边有个姓韩的女护士。一天，小韩陪毛泽东看电视里播的现代京剧《海港》。剧情里有个后进青年名叫韩小强，一天到晚不安心当搬运工，经过教育后成了先进工人。毛泽东看完戏后，对韩护士说：“你不要当韩小强，要当韩小弱。”说罢，拉起小韩的手，在手掌上写了“韩小弱”三个字。领袖给自己改名，让小韩受宠若惊，以后就用起了“韩小弱”这个名字。

1966年8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的红卫兵。有个叫宋彬彬的女孩代表首都红卫兵给毛主席戴“红卫兵”袖章。毛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她回答：“我叫宋彬彬”。毛又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说：“要武嘛。”宋彬彬听后很是激动，回去后就给自己改名叫“宋要武”。

此时蓝苹一听毛泽东说要给自己改名，欣然应允，说那你给我改吧。改个什么名呢？毛泽东喜欢水，他名中的“泽”就是水的意思，他的字“润之”也有水的意思，他又酷爱游泳，就取个带水的姓吧。带水的姓不多，只有“江”、“汪”等字，而“汪”与大汉奸汪精卫同姓，毛泽东不喜欢，于是就取“江”为姓。而名呢，毛泽东对蓝苹说：中国有个成语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你原名蓝苹，现在的你要胜过以前的那个蓝苹，就以“青”为名吧。于是，蓝苹便改名江青。

●江青的后半生变成坏女人

政治局对毛泽东与江青的“约法三章”在建国后便名存实亡了，江青时常以主席夫人自居。由于毛泽东在生活作风问题上不检点，经常与一些女人闹出绯闻来，江青为此跟毛泽东大闹了一场。毛泽东虽然很窝火，却不敢与她离婚，他毕竟要注意自己在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后来毛泽东与江青达成妥协：江不干涉毛的私生活，毛则给予江一定的政治地位。从此江青成了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则可以与自己心爱的女人私下往来。

笔者曾听一位了解江青的老干部讲过，这个女人在延安时期并不坏，待人挺和气也挺热情。但自从她进了北京城，性格就开始变了，变得爱训人了。特别是到了“文革”时期，她当了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和政治局常委以后，愈发不得了，如同慈禧太后一般，飞扬跋扈，盛气凌人，直接参与迫害了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和文艺界人士，不少人被她整死。江青还在文革期间挑动武斗，鼓励造反派“要文攻武卫”，“造反派可以两个人一支枪”，是制造“全面内战”的罪魁祸首之一。

更令人气愤的是，江青还总是与她的恩人周恩来作对。当初江青想嫁给毛泽东时，周恩来是他们婚姻的赞成者之一。建国后，周恩来亲自提名，由江青与叶子龙、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四人同任毛泽东的秘书，其中江青为生活秘书。上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因生活上的事与江青发生矛盾，一气之下要把江青赶出中南海，又是周恩来做了劝说工作。周恩来曾多次在公众场合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这类口号。可以说，周恩来对江青是恩重如山，但江青却在“文革”后期干了不少有负于周恩来的事，千方百计想整倒他。究其原因，是周恩来推荐邓小平重新上台，阻碍了她想当女皇的美梦。周恩来病逝后，中央领导人在向遗体告别时，有两个人没有脱帽致哀。一个是朱德，但朱德向周恩来行了军礼；另一个就是江青。当江青走到周的夫人邓颖超面前，要与她握手表示慰问时，邓颖超因痛恨江青，没有伸出自己的手。江青便顺势将右手伸向邓颖超的背后，做了一个拥抱的动作，为自己避免了尴尬。

毋庸讳言，江青后来的变坏，与毛泽东有着很大关系。1980年，江青在北京正义路一号的法庭上受审时，曾多次说过，许多坏事“都是主席让我干的”，“我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让我咬谁我就咬谁”。她说的一点不错，的确有很多事都是毛泽东让她干的。例如她指令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将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批斗一事。没有毛的发话，她一个“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没有权力这样做，也不敢这样做。中国共产党人向来主张襟怀坦白，实事求是。既然如此，就不应让江青在这些事情上背黑锅，是谁的责任就应由谁承担。

1976年10月6日，距毛泽东去世后还不到一个月，江青，这个曾把许多无辜群众送进监狱的坏女人，也终于被人送进了监狱。这真是：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

江青刚被关押时，曾气势汹汹地对看守人员说：“你们去告诉叶剑英，他只要敢放我出去一个月，这个天就会翻过来！”她之所以这样说，是以为自己在人民群众当中有着崇高的威望，深受老百姓的拥护爱戴。因为在被逮捕之前，她每到一处，人们总是激动地、热烈地欢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其实人们这样激动地喊口号欢呼，一方面是出于对领袖的爱戴，因为她是毛泽东的夫人；另一方面是出于无奈，因为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之下，如果不装出对领袖夫人有感情的样子，谁知别人会给自己穿什么小鞋。当江青的这番话传到叶剑英那里，这位老帅呵呵一笑，说：“你们也去告诉江青，我只要放她出来一天，群众就会将她打成肉泥！”

叶剑英说得不错。当人们得知江青被捕之后，奔走相告，欣喜若狂。人们纷纷走上街头，举着丑化江青的漫画，声讨“四人帮”的滔天罪行，欢庆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人们早就对江青恨之入骨，早就盼着有这么一天。这种情形，就连华国锋、叶剑桥英他们也没料到。当江青在关押之地的电视上看到人们对她的憎恶场面，也终于不再嚣张，低下了她那不可一世的面孔。

12、违背诺言借故解除傅作义警卫团

1949年初春，毛泽东离开平山县西柏坡，住进了北京西郊香山的一个院子里。为保密起见，这个院子对外称“劳动大学”，简称“劳大”。这与“老大”正好是谐音，给人以不尽的遐想。

一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突然打电话给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说傅作义警卫团的一些人要到“劳动大学”闹事，命他派一个团迅速赶到香山，执行保卫毛主席的任务。

原来，最初傅作义在与中共方面商讨投降事宜时，曾要求毛泽东给他留下一个军不要改编，但毛泽东没有同意。后来傅作义又要求保留他的警卫团，说是担心自己投降后会被蒋介石暗杀。毛泽东同意了这个要求，并许诺傅作义警卫团的待遇与解放军官兵相同。然而，这不过是毛泽东的一个缓兵之计，他想等傅作义的部队放下武器后，再找机会解决这个团的武装。随后，傅作义所属的25万官兵都编入到解放军的部队中，他们都享受到了与解放军官兵的同等待遇。时隔不久，警卫团官兵连续两个月未领到薪饷。这一下官兵们火了，吵嚷着要到香山找毛泽东请愿。4月初的一天，警卫团的一个营负责执勤，另两个营的官兵在营长带领下，将该团中的中共政工人员禁闭起来后，排着队向香山进发。官兵们没有携带武器，因为他们知道，带上武器就是兵变，而不带武器只能算是请愿。这时，中共安插在警卫团中的“线人”见势不妙，立刻赶去向周恩来报告。这就有了周恩来要聂荣臻派兵弹压的电话。

聂荣臻派出的部队赶到香山后，闹事的官兵已递交了请愿书返回到翠微路兵营。但毛泽东仍以防止兵变的理由要解除这个团的武装。解放军包围了兵营，将警卫团全部缴械，并逮捕了两个带队请愿的营长和警卫团的三个团级军官。傅作义得知这一事情后，先是派秘书王克俊向聂荣臻抗议，又亲自赶到北京市市长叶剑英处，拍着桌子骂共产党说话不算数。后来傅作义本人又来到香山向毛泽东质问。毛泽东说：“请傅先生谅解我们的处理方法。我们知道蒋介石这个人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我就不信他就不在我们身边安插特务，不在你的身边安插奸细。你的警卫工作应由解放军来担任。”毛泽东下令释放了被逮捕的军官，并将傅的警卫团减为警卫排，只保留35人。对于毛泽东的做法，傅作义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他知道不给警卫团官兵发饷是毛泽东的主意，目的就是诱使官兵们闹饷，最后再以“弹压兵变”为借口撤销他的警卫团。傅作义此时是寄人篱下，虽然心中有气却无可奈何。当然，毛泽东在政治待遇上没有亏待傅作义，他原本只想当个山西省的水利局长，但毛泽东却让他担任了新中国第一任水利部长，还兼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香山事件原本是一次傅作义警卫团官兵和平请愿的事情，后来却被一些媒夸大渲染成了所谓“香山兵变”，可谓小题大做了。

13、抗美援朝——一场完全错误的战争。

●谁是真正的侵略者

20世纪50年代，在位于亚洲东部的朝鲜半岛发生了一场大规模战争。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最大的一场局部战争。交战的双方最初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大韩民国，后来中国和以美国为首的由十六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先后加入了各自支持的一方。双方投入兵力达200多万。整个战争历时三年，给双方都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这场被中国人称之为“抗美援朝”的战争，仅中国方面就伤亡了36万人，耗费物资约560万吨，花费钱财60万亿元人民币（旧币）。据官方的文件说，这场战争至少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推迟了十年！另一方面，因为战场主要是在朝鲜，所以朝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更大一些。

时隔半个多世纪，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场战争，不禁发现，那是一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而且那场战争的挑起者，也不是人们以前一直以为的“南朝鲜李承晚伪军”，而是北朝鲜的金日成，以及他领导下的“朝鲜人民军”。那么，这场战争是如何发生的呢？让我们从朝鲜的历史说起：

朝鲜半岛是一个文明古国，面积约22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的湖南省。早在公元一世纪，就是一个统一的王朝，14世纪定国号为朝鲜。历史上朝鲜曾多次遭受外来的入侵，日俄战争后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45年7月，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三巨头在波茨坦开会，会后发表了著名的“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投降。公告中重申了两年前中、美、英三国在开罗做出的关于“使朝鲜独立”的内容。这次会上，斯大林向美英两国通报苏联将于8月8日向日本宣战，并探询美国是否有同苏联在朝联合登陆的意向。而美国总统杜鲁门认为“……估计攻朝将会付出重大代价，”因而想把攻朝战役连同可能遭受的重大伤亡留给苏联去承担。故美国虽已知道苏联将于8月8日对日宣战，却未准备近期在朝鲜登陆作战，只是与苏联划定了在空中和海上对日作战的分界线，未划定陆上分界线。但是，由于苏联的出兵和美国对日使用原子弹，迫使日本于8月10日即宣布投降。美国没料到胜利会来得这么快，这才急了，因为美国的军队距朝鲜最近的部队，也是在600公里之外的冲绳，无论如何不能很快到达朝鲜。这样一来，日本投降后，整个朝鲜岂不被苏联独占？于是美国于8月16日向苏联提出，以北纬38度线为受降的分界线。斯大林对此表示同意。从此，朝鲜南北双方以此为界，形成了分割的局面。

朝鲜此时有人口三千万，其中三八线以北有900万人，面积占全总国土的57%。南方有人口2100万，面积仅占43%。苏军攻入朝鲜后，于8月19日收复了平壤，并在金日成率领的人民军配合下，解放了朝鲜的整个北方。而美国对朝鲜的解放没有任何贡献。在9月2日日本正式签订了投降书后，美国于9月8日才在仁川登陆。由于美苏在朝鲜问题上的妥协，各自以三八线为界受降和占领，使得朝鲜半岛人民在摆脱了日本侵略者的奴役之后，又陷入了民族分裂的痛苦，并且埋下了战争的祸根。美苏两国本来就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家，二战中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而临时结盟。二战后共同利益消失，两国便转为尖锐对立和斗争，并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自由世界两大阵营。朝鲜则是这两大阵营在东方对立斗争中的主要阵地。他们必然推行各自的政策，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管理占领下的北方和南方。

1948年2月，70多岁的李承晚在美国的扶持下成立了“大韩民国”。在南方已单独选举的情况下，北方也于8月25日成立了以金日成为首相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苏联于1948年底完成撤军，而美国在1949年6月才撤走。

●毛泽东低估了美国人

1950年4月，金日成访问中国，见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他向毛泽东谈了自己打算用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想法。当时的朝鲜在兵力和武器上占有绝对优势。他的军队有30万人，且经过长期的战争锻炼，而韩国的军队只有5万人，兵力对比是6：1。他的飞机、坦克、火炮都是南方军队的3至5倍，打赢是不成问题的。他担心的是，一旦打过了三八线，会引起美国的干涉。对此他想听听毛泽东的意见，看看打过三八线后，美国会不会出兵。这时，如果毛泽东能劝阻一下金日成，朝鲜战争就不会爆发。然而毛泽东根据自己的经验，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对金日成说：“美帝国主义一向是很自私的，不会为别人的利益付出自己的代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很多国家都希望美国能出兵共同抗击法西斯，但美国却迟迟不肯参战。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日本打上门来了，美国才不得不对日宣战。一年前，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打过长江时，美国也曾发出过武力干涉的威胁，但后来我们打过去了，它并没有出兵，这说明美国是个纸老虎。朝鲜如发生战争，美国也同样不会为别人出兵。”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金日成放心了，下决心打过三八线统一朝鲜半岛。毛泽东表示，朝鲜方面如兵力不够，中国可以派军队援助。金日成谢绝了毛泽东的好意，仅要求让当时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中的朝鲜籍官兵1·5万人回国参战，毛泽东同意了。后来金日成又提出让这些人带武器回去，毛泽东也同意了。

金日成回国后，经过一个月的准备，一场旨在统一全半岛的名为“祖国解放战争”于6月25日打响。朝鲜人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很快就攻占了汉城。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解放了南方90%的国土，将李承晚的军队压缩到朝鲜半岛东南的一个角落里。眼看胜利在望，金日成高兴地派朴宪永外相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说顶多一个月，就可消灭李承晚的军队，完成国家统一。

然而在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发表声明，谴责朝鲜违反国际协议，要求朝鲜立即撤军，同时还宣布派兵进驻中国的台湾。杜鲁门知道，没有中国的支持，金日成没有胆量打过三八线。美国还在联合国抛出提案指责朝鲜为侵略者，要求朝鲜立即撤军。本来苏联作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可以对美国的提案行使否决权。但由于当时苏联代表在一些问题上与美国产生分歧，没有出席安理会，这就使决议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得以通过。当时的投票结果是十五个理事国当中，十三票赞成，苏联缺席未投票，仅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南斯拉夫一票反对。

对于安理会要求撤军的决议，金日成以为那是美国在吓唬人，没有理睬，继续挥师南下。于是美国又提出一项提案，认为朝鲜破坏了和平，应当用武力予以制裁。这一决议同样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通过。随后，由16个国家组成了“联合国军”，其中除美国和英国外，其它国家多为象征性出兵。联合国军成功地在朝鲜半岛中部海岸的仁川实施了登陆战，此举不仅切断了朝鲜人民军的补给线，也对金日成形成了反包围。人民军在付出了重大伤亡代价后突出了重围，迅速向北退却。美军和韩国军队乘胜追击。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战火很快烧到了中朝边界的鸭绿江边。金日成没料到美国竟然真的会为一个亚洲国家出兵，眼看朝鲜人民军危在旦夕，他火速派内务相朴一禹携带他的亲笔求援信，到北京向毛泽东求救。

金日成的这封求救信写得万分恳切和焦急。信中写道：

在目前敌人趁着我们严重的危急，不予我们时间，如要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则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急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极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国作战！

对于是否出兵抗美援朝，当时中共中央绝大多数人都反对出兵，就连后来成为志愿军总司令的彭德怀也不赞成。这些人在心里头埋怨金日成不该引火烧身，轻率地打过三八线，给自己招来这么大的麻烦。但这种想法不能说出口，只能说是中国长期经历战争，刚刚迎来解放，百废待兴，财力困难，无法与美国这样的世界头号强国抗衡。主张出兵援朝者只有毛泽东、刘少奇二人。周恩来心里不赞成出兵，但不敢公开反对，也只是说国家经济困难。毛泽东对这些反对出兵的同志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在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如果我们不出兵，朝鲜就会被灭掉，社会主义阵营就会失去一个伙伴，中国共产党人就会少了一个亲密朋友，帝国主义的势力就会摆在我们的家门口。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尚且能为别国出兵，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岂能对自己的兄弟见死不救？……总之，我认为我们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周恩来见毛泽东坚持出兵，便很快站在了毛的一边。

毛泽东坚持出兵，还有另一番考虑，那就是他当初曾估计美国不会出兵，因此积极鼓动金日成打过三八线，还打算派兵助战。现在美国真的出兵了，眼看着一个兄弟国家遭了殃，如果不去拉一把，恐怕金日成在九泉之下也会怨恨他。由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和地位，他的话别人不便反对也不敢反对。这样，中共中央就通过了抗美援朝的决定。

当“联合国军”打到鸭绿江边时，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最初曾表示过，一旦中国军队以志愿军的形式出动，苏联“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这也是促使毛泽东做出派兵决定的原因之一。但后来斯大林担心派空军参战会与美国直接冲突，进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在得知中国决定派兵之后，又突然改变了主意，只同意为中国抗美援朝提供武器装备，对出动空军掩护问题则表示，苏联空军没有准备好，两个月至两个半月不能出动掩护志愿军作战，后来则干脆说：两个半月以后也不准备出动到朝鲜作战，只在鸭绿江以北中国上空作战。而对于原先说的提供武器一事也变卦了。斯大林的出尔反尔对毛泽东来说如同当头一棒，这意味着中国军队将在没有武器来源和制空权的情况下与世界头号强国作战，处境将十分艰难。毛泽东只好说，那我们出钱买你们的武器，总可以吧？斯大林同意了这一要求。于是中国向苏联贷款几十亿卢布，用于购买苏联的武器。可以说，中国的抗美援朝不光是出兵，还出了钱。

●志愿军上战场并非保家卫国

首批入朝参战的部队于10月中旬秘密出国。由于中国没有对美国正式宣战，因此不能以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出去，所以出国的部队就叫志愿军——他们是“志愿”去参战的。志愿军是派出去了。毛泽东知道，如果直接告诉他们是去帮朝鲜人打仗，恐怕志愿军官兵们不愿为别人卖命。那用什么理由来鼓动官兵们的士气呢？于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对志愿军官兵说，“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是为了把朝鲜当作入侵中国的跳板。保卫朝鲜就是保卫中国，保卫家乡！如果美国占领了朝鲜，中国就会面临着‘唇亡齿寒’的危险。”用这个理由来激励官兵们的斗志。在那首著名的《志愿军战歌》中，就有这样的一句歌词：“……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上了年纪的人存在着这样的糊涂认识，以为中国不抗美援朝，就将是‘唇亡齿寒’，美国就会把军队摆在中国的家门口。事实上，美国若真想入侵中国，早就有机会这样做：1945年初，美军为尽快打败日本，曾向山东青岛派出一个师的海军陆战队登陆，日本战败后，这个师立即撤离了青岛。1949年，蒋介石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时，曾向美国人求救，美国也完全可以在这个时候向中国派驻军队。但杜鲁门总统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美国不仅不想入侵中国，还曾做过一些有利于中共的事。1941年，蒋介石为了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美国政府当即警告蒋介石，“若再发生这样的事，美国将停止向中国的援助。”使得蒋介石不敢再进攻共产党。1945年抗战胜利后，美国政府又是尽全力调解国共两党和谈，以避免内战。

由于美国在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便宣布出兵保卫台湾，因此毛泽东视美国为头号敌人。在中国官方长期的宣传中，老百姓都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坏的国家，总喜欢侵略别人。不光侵略了朝鲜，后来还侵略者了越南。本书的作者们在很早的时候也是这样认为。自改革开放以后，人们逐渐了解了美国，才发现这个国家并不像以前所说的那样坏。相反，美国不仅不愿侵略别国，还充当了“国际警察”的角色，谁要是侵略别人，它总是带头反对。如这一次的朝鲜侵略韩国，是美国带领着15国的“联合国军”惩罚它。1980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为表示抗议，带头抵制这一年在莫斯科举办的奥运会（后来中国也参加了抵制），并无偿向阿富汗抵抗力量提供武器。1992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又是美国带领多国部队将伊拉克赶了出去。至于说美国为什么会“入侵”越南，那也是一种误解，本书后面将会提到。所以说，“山姆大叔”不是“侵略”的制造者，相反，每当世界某地出现战乱时，它总是无私地派出维和部队去帮助平息。

几十年来，中国在关于抗美援朝的舆论宣传中，常以战胜了世界上头号军事强国而自豪。事实上，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并没有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付日本那样，竭尽全力地对付中国。它只出动了陆军的三分之一，海军的近二分之一（约300艘舰艇），空军的五分之一（2400架飞机）。美国没有使用原子弹，也没有使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中国官方说美国使用了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这不符合事实）。如果它像几年前打日本那样全力以赴地打中国，也在中国领土上投下原子弹，那么，一个满目疮痍、百废未兴、诞生不到一年的新中国不可能是它的对手。

国际上曾有过这样一种说法，说是美国有一个民间研究部门，当时向美国政府提供了一份研究报告，认为美国如对朝鲜进行军事干预，必将引起中国的参战，而且美国不会在这场战争中取胜。这个研究部门打算以500万美元的价钱将它出售给美国军方。这个价钱相当于一架战斗机的价钱，但军方认为对方出价太高而拒绝购买，结果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耗费了500亿美元。一位军方首脑人物后来见到了这份研究报告，十分懊恼和惋惜地说：“我们白白花费了500亿美元去打一场没能取胜的战争，却舍不得用一架战斗机的钱来买这样一份研究报告。”有人认为，如果美国政府早些看到这份研究报告，就不会出兵干涉朝鲜战争。

对于上述这种说法，笔者认为颇为幼稚。因为韩国政府是美国一手扶植起来的，“山姆大叔”岂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被朝鲜打垮而坐视不管？若是这样，美国这个世界头号强国的面子该往哪搁？它在自由世界中还有什么威信？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只要金日成打过了三八线，美国就不会袖手旁观。即使它料到中国会出兵援朝，也会不惜一战。

●为什么说抗美援朝是错误决策

据说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的“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将军曾这样哀叹：“我们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笔者认为，真正应该说这番话的，不是美国的克拉克将军，而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官兵。

为什么说抗美援朝是一场错误的战争呢？因为当时朝鲜南北双方已先后成立了两个独立的国家，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两国人民正过着和平、安宁、幸福的日子。在国际关系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准则，就是要尊重别国人民自己对社会制度、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的选择，任何人都不应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你金日成因为自己的军事力量强大，就要以统一祖国的名义攻打南方，欲将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强加给对方。反过来想一下，如果李承晚的力量比你强大，也以“统一祖国”的同样借口攻打北方，将他的资本主义制度强加给你，你是否愿意接受呢？回答是肯定不愿意。这就是了，既然你不愿把他的意志强加给你，你也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而中国的抗美援朝，就好比是一个大人在不分是非对错地一味袒护自己家庭里一个顽皮的孩子。当这个孩子欺负别人家的孩子时，大人为他叫好为他撑腰；而当这个孩子受到别人的反击或惩罚时，大人则不分缘由，不问青红皂白，只管护着自己的孩子。这种行为，是不是有点像中国的一句歇后语——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2005年9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出席纪念联合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讲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任何国家、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应当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胡锦涛的这句话，是对“抗美援朝战争”性质的最好评判。

●归国战俘的悲惨命运

朝鲜战争打了一年之后，由于双方谁也不能彻底打败对方，美国国内反战呼声日益高涨，美国政府也不愿继续进行这场看不到胜利的战争，便通过联合国放出了进行停战谈判的风声。中朝方面当即响应。双方于1952年7月开始在三八线附近的板门店举行谈判。谈判在打打谈谈中进行了一年，虽然不是一帆风顺，但还是在大的方面达成一致。让人们始料不及是，最后竟在战俘遣返这个小问题上卡了壳。当时中朝方面有11万人被俘，其中中国志愿军战俘有2万人。“联合国军”方面也有2万多人被俘。在谈判时，美方提出按照战俘的意愿遣返，而中朝方面则坚持无条件全部遣返。美方之所以提出“自愿遣返”，目的是想让中朝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丢脸。在志愿军战俘营里，经过美军和台湾政工人员的反面宣传，大部分战俘明白了自己是在帮错误的一方打仗。在有着光荣传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里，历来是大力宣传英雄主义的思想，接受的是“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刘老庄连”这种宁死不降的教育，要求官兵们战斗到最后一刻，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在他们的观念里，当俘虏是可耻的，是贪生怕死，被人看不起，多数战俘担心回去后会受歧视和虐待，因此不愿回家乡而宁愿去台湾。

另一方面，战俘们在关押期间，受到台湾政工人员的审讯，他们面临着是回大陆来还是去台湾的选择。如果选择回大陆，就会受到种种虐待，不仅不能吃饱饭，还会遭到非人道的折磨甚至毒打，不少人还因此送了命。许多战俘被迫在臂膀上刺下了“反共抗俄”字样和国民党党徽。在被俘官兵中，有近半数的人隶属于志愿军第60军180师。该师在第五次战役中，一万人马孤军深入陷入重围，后来仅有师长带着少数人突围返回，八千多人当了俘虏。这个师不少人是国民党起义官兵，他们经台湾政工人员的拉拢，轻易就动摇了回祖国大陆的念头。

经过国民党人员的“甄别”，竟有一大半战俘愿意去台湾。

由于美国在战俘交换问题上始终不肯向中朝方妥协，并宣布谈判无限期休会，致使停战谈判竟因交换战俘一事久拖不决，时间长达一年。后来国际舆论纷纷指责中朝方不尊重战俘的自由选择。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中朝方只得让步，同意按战俘意愿进行遣返。对于战俘遣返问题，双方达成了如下协议：

停战后所有愿意回国的战俘立即遣返；不愿回国的战俘则由波兰、捷克、印度、瑞士、瑞典这5个中立国看管，战俘所属国家向战俘解释期限为四个月；解释期满后仍不愿回国的，则交由高一级政治会议处理。

停战协议最后于1953年7月27日生效。

为了让尽可能多的战俘回国，中朝两军发言人曾于1952年4月6日针对战俘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向主张在积极的敌对行为停止后，交战以方应迅速释放并遣返各自收容的全部战俘。这种合理主张，绝不因我方被俘人员在拘留期间曾有一部分人在臂上刺字，或写下某种文件，或作其它类似的行为而有所改变。我们深知这些行为绝非出于他们的自愿，不应由他们负责。我们完全欢迎我方全体被俘人员遣返后与其家人团聚，参加革命和平建设事业，并过和平生活。

在达成停战协议后，为了让战俘们完全相信政府的保证，中朝方又于1953年9月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的名义，发布了《告被俘人员书》。书中再次表示：

“……根据《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职权范围》的规定，任何人都不容威胁你们并阻挠你们实现返回祖国的愿望。我们深切了解你们对于祖国的想念和被俘以后的不幸遭遇。你们之中有些人在被拘留期间被迫在臂上刺字，写过某种文件，参加过某种组织，在对方战俘营中担任过职务，或有其他类似行为。我们认为这些都不是出于你们的自愿，不应由你们自己负责。我们特此郑重负责地宣布：凡我方被俘人员，不管他们在对方战俘营中有任何上述行为，回到祖国后，一律不咎既往；一切归国人员，均将与家人团聚，参加祖国建设事业，并过和平生活……”

志愿军派出代表拿着《告被俘人员书》，到战俘营里反复给大家做工作，保证他们回去后不会受到歧视虐待。即使这样，还是有一万四千多志愿军战俘去了台湾，只有六千多人回到了祖国大陆。

正如志愿军战俘所担心的那样，原先给他们作的保证成了一纸空文。他们一回国就被送进了“归国被俘军人管理处”接受审查，让他们互相检举揭发，看看他们在战俘营里做了哪些对不起祖国的事，看看他们有无可能是叛变后被派遣回国的特务。最后，这六千多名当初抱着爱国的坚定信念，经历过九死一生的磨难才回到大陆的被俘军人，又受到一次极不公正待遇，几乎都被开除了军籍和党、团籍。180师政委吴成德，是被俘人员中职务最高者，他被开除了军籍和党籍，按营职干部转业处理。

这些归国战俘对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强烈不满，他们觉得自己受了骗，纷纷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但都如石沉大海。

到了“文革”时期，这些人的噩运再次降临，许多人被当成叛徒受到残酷迫害，不少人整死或被逼自杀，下场大多十分凄惨。中国大陆有一位名叫靳大鹰的作家，于1986年写过一本书，名为《志愿军战俘纪事》，书中真实地纪录了被俘官兵回国后的悲惨遭遇。此书一出版就引起轰动，人们纷纷为他们的不幸鸣不平，这才引起高层的关注，最终他们的命运才得以改变。

1988年，在当年随蒋介石去台湾老兵们的强烈要求下，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开放老兵回乡探亲。那些去了台湾的志愿军战俘也纷纷回到家乡看望亲人。此时的他们，个个衣着光鲜，腰缠万贯，让家乡的乡亲们羡慕不已，也让那些选择回国的志愿军战俘们感慨万千。

联合国军上万名战俘也有22人留在了中国，其中美军21人，英军1人。最初中国方面是给这些人许愿，说会给他们安排优越的工作，让他们过上舒适的生活。但后来的实际情况与当初的许愿相去甚远，这些人大多离开了中国。

●抗美援朝造成的严重恶果

朝鲜战争不仅造成了大量参战官兵的伤亡，也带来了很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后遗症。如债务问题、战后重建问题、伤残人员的生活问题。对中国来说，还多了一个台湾问题。

在三年时间里，中国先后派出十几个兵团200多万官兵轮番参战，朝鲜战场上，中国军队为数最多时达到90万人。战争造成了36万多名中国官兵的死伤，其中团以上干部阵亡200多人，职务最高者是69军军长李湘。战争还给许多年轻的军人留下终身残疾，加上中国本来就是男多女少，他们因此找不到妻子。战争也使朝鲜的许多女人成为寡妇。金日成得知这一情况后，曾对毛泽东说，志愿军伤残人员是为朝鲜受伤的，朝鲜女人多，可让她们嫁给这些伤兵。但毛泽东怕影响不好，没有同意。毛泽东自己玩过不少女人，却不管那些为国家受伤军人的婚姻。朝鲜战争结束后，许多朝鲜男人可以一夫娶多妻，而不少志愿军伤残者却只能是孤独终身。

笔者曾见过一位双手十指只剩下一截手指的退伍老兵，他的手指是在朝鲜战场上冻掉的。那是1950年年底，一场罕见的寒流袭击了朝鲜半岛，气温骤然下降到零下40度。仅穿着单薄棉衣的第九兵团志愿军官兵无法抵御寒冷，很多人被冻死在阵地上。这位老兵是个幸存者，但却冻掉了手指和脚趾。他一直过着单身生活。

朝鲜战争还使台湾问题复杂化。1950年，国民党被共产党打败，逃到了台湾。此时的国民党军队只剩下40万人，战斗力很差。毛泽东的解放军已经发展到550万人，一连串的胜利让官兵们士气高昂。虽然台湾与大陆之间隔着台湾海峡，但此时的“国军”已是兵无斗志，不堪一击。解放军即使凭着木舢板也能打去。人们心里都清楚，台湾已是共产党的囊中之物，解放台湾指日可待。更对毛泽东有利的是，当时美国也决定放弃支持蒋介石，总统杜鲁门在关于台湾前途的声明中说：“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它领土从无获取的野心，现在美国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打算使用武装部队干预现在的局势。”然而，在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即6月27日，杜鲁门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宣布派出美国的第七舰队进驻台湾，并与台湾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这样一来，毛泽东原本打算派兵攻占台湾的计划落了空，台湾问题也长期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一大障碍。

“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果，对于朝鲜来说，只是保住了金日成的统治，使他免遭联合国军的惩罚，而对老百姓来说却不是一件好事。在金日成的领导下，朝鲜经济长期发展缓慢，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而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韩国却迅速成为亚洲的“四小龙”之一。有一个对比的数字很能说明问题：联合国成员国在缴纳会费时，是依据本国的实力来分摊比例。韩国所缴会费的分摊比例是0·55%；而朝鲜仅占0·05%。相比之下，两国的经济实力竟相差11倍！

在三年的抗美援朝中，中国人民可以说是勒紧了自己的裤带帮助别人。例如朝鲜战场上铁路运输线被严重炸毁，中国便将国内铁路的钢轨拆下运往前线。为了购买武器，中国不仅向苏联贷款几十亿卢布，还发起了“捐献飞机大炮运动”，据统计，当时国内的捐款可以购买三千一百多架飞机。十多年后，为了偿还苏联的巨额债务，中国将大量工农业产品送往苏联，因此造成了1959—1961年的三年经济最困难时期，饿死了上千万人！

“抗美援朝”的结果对于中国来说还不只是生命和财产的损失。中国还因此受到联合国的谴责，被称为“侵略者”。1960年5月27日，英国著名元帅蒙特利尔访问中国，毛泽东在接见他时，曾开玩笑说“你是在同‘侵略者’谈话呀”，指的就是这件事。“抗美援朝”还给韩国人民带来了感情上的创伤。1992年中韩两国建交，中国大使赴任后，在接见外国记者时，韩国记者执意要求中国大使就“中国入侵韩国”一事道歉，弄得中国大使颇为尴尬。

联合国安理会自1946年成立以来，一共通过了两次关于制裁侵略者的决议。第一次是1950年惩罚朝鲜对韩国的侵略；第二次是1990年惩罚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第二次的安理会表决时中国投了弃权票。中国也只能投弃权票而不能投赞成票，否则就是打自己的嘴巴，因为上一次“联合国军”通过决议要惩罚朝鲜时，中国是与联合国对着干的。

朝鲜战争也使美方死伤39万人，其中包括“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军上将李奇微的儿子。据志愿军原副总司令洪学智回忆：在进行中美停战谈判时，李奇微说他的当飞行员的儿子在一次前往某地执行飞行侦察任务后没有返回，请中国方面帮助查找。洪学智答应了他的要求。查找的结果很快反馈上来，志愿军某防空部队说，的确有一架美军侦察机在那个地方被防空炮火击落，但飞行员已当场丧命。李奇微听到这一消息，伤心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

“抗美援朝”救了金日成一命，他一时对中国心怀感激。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于“文革”的原因，中朝两国关系大幅度降温，朝鲜反而与中国当时的敌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走得很近。在毛泽东和金日成相继去世之后，中朝关系更加冷淡。就在2006年9月，朝鲜不顾世界各国的一致反对，悍然进行核试验，为此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和谴责，使两国关系达到近年来的最低点。相反，中国与昔日的交战对手韩国反而越走越近。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到最后换来的却是这样一个结果，实在让人既遗憾又痛心。

●毛岸英被炸死之谜

毛泽东做出抗美援朝的错误决策，不仅害苦了中国人民，他自己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大儿子毛岸英随志愿军入朝仅一个月，就被美军飞机炸死。

据经历过那次空袭的前志愿军人员回忆，当时志愿军司令部设在一个小村子里。哨兵发现敌机来袭后，即鸣枪发出空袭警报。然而正在埋头看地图的彭德怀像没听见一般，站在原地未动。总司令不走，其他人谁也不敢走。这时志愿军副总司令洪学智匆忙赶来，催促彭德怀快进防空洞。彭德怀满不在乎地笑他怕死。洪学智说：“不光我怕死，也怕你死。赶快走！”说罢硬拉走了彭德怀，同时又招呼其他人员快进防空洞。美军飞机使了一个伎俩，径直飞过志愿军总部所在村子上空远去。毛岸英在防空洞里见敌机飞走，以为敌机不会再来，心想着还有几份电报急需翻译，便提前走出了防空洞。另一个名叫高瑞春的参谋也紧随其后。两人回到房间没多久，美军的轰炸机突然返回，投下了数十枚凝固汽油弹，整个村庄立刻被烈焰吞没，毛岸英与高瑞春不幸葬身火海。

美军是如何知道志愿军总部就在这个小村里呢？时隔20多年后，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两军人员互访。美方人员向中方道出了其中的秘密：当时美军侦察机拍摄了这个村庄的照片，在审阅照片时，情报人员发现有几条电话线通进这个村子，便断定这里是个指挥所。另外在村子外面有一辆侧翻的运菜车。情报人员认为，当时志愿军给养很困难，能吃上蔬菜的人肯定不是普通的官兵，于是得出结论，这里必定是志愿军的一个高级指挥所，于是决定派飞机轰炸。

这次轰炸的战果很小，只炸死两个人，但影响却很大，因为其中一人是毛泽东的儿子。笔者推测，如果毛岸英活到今日，有可能像朝鲜的金正日那样，接父亲的班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那么中国的命运可能就是另一个样子，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文革”十年浩劫。

“抗美援朝”，一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由于毛泽东个人的错误决断，酿成了一场人间大悲剧。

14、“镇反运动”扩大化杀人过多

中国是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先后经历过上百个封建王朝。大凡经过政治举动或变故之后，都有紧随而来的“大赦天下”以彰显仁政。这不是传统或习俗，这是中国特色的政治，是被历史证明的成功有效的统御之道，包含了不计前嫌、容天下之量等等优点的领导艺术在其中。

但毛泽东的新中国诞生时，不但没有大赦，反而搞了个“镇压反革命运动”。这当中既有许多罪大恶极该杀之人，更多的则属于轻罪重惩不该杀之人。毛泽东自己承认说“镇反时我们杀了几十万人”。但据知情人披露，从1950年到1953年的三年时间里，共杀了200多万人，造成了镇反运动的扩大化。

“共产党”，顾名思义就是要使财产共有。中国共产党人将1927年至1937年这十年中进行的内战称之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又称“土地革命战争”，战争的目的就是要从地主阶级那里夺取土地，实行土地公有。中共军队每到一处，也都宣称他们是穷人的队伍。中国大陆解放后，中共于1950年开始在新解放的农村广大地区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宣布在全国“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农村里拥有较多土地、牲畜等生产资料的家庭被划为地主或富农，他们的财产被强行没收，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其他农民。这一来，许多被划成地主、富农的人极端仇恨共产党，他们与大陆上残留的国民党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勾结起来，向共产党反攻倒算，暗杀了许多的土改干部和土改积极分子。这一情景，在大陆拍摄的影片《暴风骤雨》、《槐树庄》、《箭杆河边》里都有真实的反映。

为了打击富人的嚣张气焰，1950年3月和7月，毛泽东先后两次下达了镇压“反革命”的指示。但是由于人们的思维还局限于战争时期的宽大政策，力度还不够大。于是1950年10月，毛泽东再次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即有名的“双十指示”，警告各地纠正“宽大无边”的“右倾”倾向。“双十指示”是一个转折点，镇反运动从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一批批的“反革命分子”被送上了断头台。由于人越杀越多，大批人被误杀，毛泽东这才在“镇反”运动后期发出了刹车信号，到1953年11月基本告一段落，但零星的案例仍有延续。

在镇反运动后期被错杀的人当中，大部分是国民党投诚或被俘军官。这些被杀者，可以分成这样几类：一是解放战争末期起义投诚后解职返乡者，被俘后释放（一般都经过几个月的解放军军官教育团学习）返乡者，此类人数最多。二是退役返乡已有数年，或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他职业（如教师、律师等）。此类人数也不少。三是继续作战，打游击而最终在“剿匪”战斗中被俘者，以及特务背景者。此部分人数并不算多。四是其他人员，如因畏惧逃亡外地者，隐姓埋名而被查出者。人数也不多。在八十年代，对前两类别的情况基本上全部予以平反。有人整理了部分前国民党将领被镇反后又平反的情况，这里略举十人为例。笔者希望通过这些人的沉浮命运个例，对历史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

第一号：辛亥革命元勋邓玉麟，号炳三，土家族人，1881年出生于湖北省巴东县。1926年北伐战争时，曾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参加荆沙、宜昌等役。北伐之后脱离军界，寓居上海。抗战爆发后拒绝日本人收买，迁居武汉。武汉沦陷后又迁居长阳，1943年回到家乡巴东居住。在各地期间曾于多处筹资兴办学校、实业。解放前夕拒绝去台湾，留驻家乡。1950年底在镇反运动中被捕，次年春以“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名被处决。据说董必武曾电示巴东县政府刀下留人，但电报到时，邓老已经命赴黄泉。1982年7月湖北省高等人民法院宣布无罪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第二号：辛亥革命元勋夏之时，字亮工，四川合江人，1887年出生。1920年曾出任川西护法军总司令。四川护法失败后退出军政界，隐居成都办学，1928年赴沪就医。1938年为躲避日军，返回合江，研究佛学及文物古玩，不问世事。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捕，10月6日以“组织策划土匪暴乱”罪名被枪决。1987年11月，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第三号：辛亥讨袁护法老将何海清，字镜寰，1875年5月出生，湖南湘潭人。1915年底参加护国战争，任蔡锷的护国军第一军第二梯团第四支队长，在纳溪等役中卓有战功。1923年出任滇南镇守使兼建国第六军军长，晋升陆军上将。1925年10月脱离军界，返乡隐居，兴办学校。抗战时期，曾在家乡组织自卫军，自任大队长。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逮捕，于11月8日夜被处死。1983年10月，人民政府宣布为其平反，确认他为“辛亥革命人员”。

第四号：护法健将宋鹤庚，字皋南，1883年生，湖南湘乡人。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第一旅旅长。1923年随谭延闿入粤投孙中山，被任命为湖南讨贼湘军第一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建国军北伐军中央总指挥等职务。1925年孙中山的北伐因南北军阀的夹击而失败，宋鹤庚愤而辞职，脱离军界。1929年被任命为湖南省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1931年发表为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不久辞职回乡，闲居上海、长沙、湘乡，以绘画、学佛、游山玩水自娱。1949年临近解放，宋鹤庚拿出自己私藏的枪枝，授意他的侄子组织湘乡县花桥警察队，投奔中共地下武装姜亚勋部。1950年镇反开始，时宋鹤庚居住于上海的女儿家，被上海公安机关逮捕，押解回湘乡。1952年1月，湘乡县人民法庭以宋鹤庚反抗革命罪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八十年代，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批认定：宋鹤庚解放前夕做过有益于党的工作，应按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对待，撤销原判。

第五号：起义军长陈春霖，1900年出生，四川资阳人。1944年任第四十四军一四九师师长，率军在湖南作战。抗战胜利后，任军政部人事处处长兼三青团组织处处长，1947年任国防部副官处处长。1948年3月被选为国大代表，6月任任国防部副官局局长兼副官学校校长，9月22日授少将军衔。1949年4月被任命为重建的第四十四军中将军长，归属于罗广文第十五兵团序列。12月随同罗广文率部参加在川西起义。在镇反运动中于1951年11月9日被西南军区军法处判处死刑。1983年9月成都军事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六号：投诚军长徐经济，1897年出生，陕西临潼人，黄埔一期，1930年年被杨虎城任为省会公安局第三分局局长，1931年任兰州警察厅督察长。1944年任第五十四师师长。1948年任宝鸡守备司今。1949年在汉中任新编第五军军长、陕南行署主任兼陕南游击自卫军总司令。1949年12月30日率新五军在西南向解放军投诚。1950年被送入西北大学学习。1951年在镇反中被处决。1983年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给予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七号：投诚将领尹作干，1905年生，山东日照人。1941年任第九师参谋长。1944年，曾去印度蓝姆伽美国陆军战术学校受训，1945年秋任十八军十一师参谋长。1948年任第九师师长，1949年8月长沙起义后尹作干逃往香港，11月返回长沙参加陈明仁起义，任兵团高参，入中南军政大学学习。1952年被中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逮捕，1954年4月8日由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1987年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给其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八号：起义将领甘清池，第九十九军副军长，参加湘赣诸战役。抗战胜利后，1949年春任广东省阳江县县长。1949年11月5日率县保安队、自卫队在信宜宣布起义。1950年，被任命为信宜县电力厂厂长。1951年3月被捕，12月被处决。1982年8月信宜县人民法院宣布对其平反，恢复起义人员名誉。

第九号：投诚将领叶干武，1901年出生，广东梅县人。1947年应李铁军聘任为甘肃省河西警备总司令部少将高参、监察官。1949年冬兰州战役中向解放军投诚，后自愿返回原乡梅县畬江务农。1950年秋在镇反中被处决。1980年获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第十号：起义将领曾宪成，原籍四川成都，1911年生于湖北钟祥。1948年任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1949年初任第三兵团暂编第八军副军长。同年12月27日在四川新都率部起义，后入西南军区军政学校学习。1952年自愿回乡定居，同年10月在镇反中处决。八十年代获平反。

上世纪九十年代，大陆著名导演张艺谋根据同名小说拍摄了一部电影《活着就好》，由当红影星葛优和巩俐主演。此影片一直被禁止上映。原因就是在影片中有一段负面宣传的情节：影片中的“我”因为嗜好赌博，将一座祖传豪宅输给了赌友阿庆。解放后土改时，政府要没收豪宅，阿庆不肯，放火烧掉了自家的豪宅，结果被扣上“破坏土改”的罪名而遭枪毙。这一情节从一个侧面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乱杀人的事实。

虽然邓小平上台后对一大批在“镇反运动”中被错杀的人予以平反，深得民心，但被杀的人终究是不能死而复生的。

15、“三大改造”中的失误

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纲领，就是要消灭私有制，认为私有制就是剥削。中国共产党的党章这样写道：“……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胜利，资产阶级专政必然为无产阶级专政所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被改造成为生产资料公有、消灭剥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

共产党人的老祖宗马克思认为：土豪劣绅和资本家的财产，都是通过剥削工人、农民的剩余价值得来的，他们是不劳而获，是吸血鬼。因此，他主张彻底消灭剥削制度，消灭私有制。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马克思的衣钵，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便决定把土豪劣绅的土地强行没收，分给贫苦农民；把资本家的企业改造成国有企业。

为了达到消灭私有制的目的，从新中国成立后到1956年，中共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进行了一场名为“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简称“三大改造”。对农业的改造，第一步是强行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贫下中农。毛泽东将这一做法称之为“土地改革”。他的这一政策受到了占人口大多数的贫苦农民的拥护，此举也帮助他赢得了民心，进而帮他赢得了整个中国。

第二步将个体农户组织成互助组，形成了小集体。

第三步是将互助组合并成半社会主义的初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高级农业社，形成了大集体。

在中国，由于地域辽阔，各地的贫富状况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笔者查阅了1950年8月4日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对地主、富农是这样界定的：

地主：占有较多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为生的，叫做地主。富农：剥削的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有少量土地者，可视情况划为上中农或下中农；完全没有土地者，则划为贫农（下面还有一些解释性的话，略去）。

为了团结和争取绝大多数人，中共中央规定，在划分阶级成分时，地主和富农的比例不得超过当地总人口的百分之五。

然而，那些被划为“地主、富农”的人，真的是靠剥削、压榨穷人过活，骑在穷人头上作威作福吗？笔者在江苏吴江县采访时，曾听当地老人说过：“在解放前，完全靠地租生活至少需四百亩上下。一个有田二三百亩左右的地主，其生活还赶不上一个有几十亩田的佃农。”

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向国家交纳的田赋（皇粮国税）是土地所有人，也就是地主交的。国家向土地征收的额外开支，也是地主交的。地方政权向土地征收的杂项开支，也是地主交的。这三项，可以说是压在地主头上的三座大山。以民国37年吴县斜塘的一份资料为例，每亩田要负担13项地方费用，有壮丁费，公路费，电杆费，慰劳费，自卫自治费，乡镇经常费，冬防粥、衣、弹药费，临时军草、保丁、保干事、保队附饷费，难民费，船捐等。这13项加起来，每亩田负担84斤白米。注意，这还不是国字号的收费，是苛捐杂税之类的。国家征收的田赋，也就是农业税，是多少？以及其他的损耗、加派，最起码为五斗，也就是半石，75斤。做了一个地主，还能吃什么？地主向佃户收地租，也就是一亩地一石米，为150斤。这帐一算就清楚了。由于佃农只租地耕种，为地主打工，国家税收与他无关，所以有理由说，一个有二三百亩地的地主，生活水平还不如一个有几十亩田的佃农。

笔者在采访老农时，听说了一个让人震惊的事实：有一个姚姓地主，居然一年到头舍不得吃肉，节节俭俭的过日子，就想多置几亩地，将来可以为五个儿子留一点家当。但是他没来得及等儿子长大，土改来了，他被评为地主。

他是不幸的，是不幸在一个不应该节俭的年代。按理，判别一个地主够不够地主，除了看田地的多少外，还要看其参不参加主要劳动。但这一条，对许多江南中小地主不适用，他们大多是靠劳动致富的。如上文写到的不吃肉的姚姓地主，还劳动得少吗？他们是非常勤劳的中国农民。同样，他们勤劳得不是时候。

文革前夕，在江南农村进行的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流传着许多荒诞的笑话。被工作队请上台忆苦思甜的老贫农、老长工常常夸奖农忙时东家准备的咸肉大得象铁搭的榫头，粽子和咸鸭蛋吃不完，藏在裤脚管里带回家。

长期以来，被划为“地主、富农”的这类人，一直被中共丑化成凶狠毒辣、自私贪婪的形象。有一个在“文革”初期名噪一时的名为《收租院》的大型泥塑展览，据说反映的是四川大恶霸地主刘文彩的残暴剥削手段和腐朽糜烂的生活。这个展览的宣传中说，刘是四川大邑县的大恶霸地主，拥有占地面积达上万平方米的宅院，拥有几千亩良田，有十几个小老婆。他残酷的手段剥削和压柞贫苦农民。他的家院里设有水牢，一个名叫冷月英的佃户因为交不起租子，被无情地关进了这个水牢；刘的狗腿子在打人时，经常用的是弹簧钢鞭；刘的一个小老婆专爱吃鸭子的脚蹼等等。

在“文革”结束之后，终于有一位《工人日报》记者经过调查后讲了实情：刘文彩其实并不像以前宣传的那么坏，他捐款建过学校，自掏腰包建过公路桥梁。那个关过冷月英的水牢，本来是一间库房，因地势低洼，下雨后进了雨水，这便成了所谓的“水牢”。那个狗腿子在打人时，是随手抄起了一根有弹性的铁物件，便被说成了使用弹簧钢鞭打人。那个“专吃鸭蹼”的小老婆，本是一家俭朴农家的姑娘，她见佣人们将鸭蹼当废物扔掉，觉得可惜，便让人拾回来做熟了给她吃……

那些被划为地主和富农者，命运是十分悲惨的。由于中共方面长期以来夸大、失实的宣传，人们一直憎恨地主、富农。他们在年轻人的心目中，成了吃穷人肉喝穷人血，无恶不作的大坏蛋。他们不仅土地和财产被没收，分给了“贫下中农”，他们自己也被当作阶级敌人，受到非人道的歧视和虐待。只要一来政治运动，首当其冲的便是他们，受批判挨斗争是家常便饭。他们的子女也因此受到牵连，不仅与入团、入党、上大学、参军、当干部这些光荣的事情无缘，就连个人婚姻也受到影响。由于“出身”不好，他们都难以找到如意的对象。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更是这些“黑五类”分子噩运的开始，很多人遭到惨无人道的批斗甚至毒打，不少人因此而丧生。

对于“土改”运动，中共内部也有不宜操之过急的意见。中共中央副主席、开国十大元帅之一的叶剑英便是其中之一。他在青年时期曾到过南洋，亲眼见过那里的华侨每天天不亮便出海捕鱼，傍晚回来后，将鱼身剁下拿到市场出售，留下鱼尾自己吃，省下钱开来寄回家建房买地。那些华侨大部分都是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致富的，新中国成立后，叶剑英担任华南地区的军政领导，负责领导土改运动。他不忍心将那些人的土地强行没收过来，因此对执行这一政策在行动上有些迟缓。毛泽东为此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将他调离了广东。

毛泽东的土改政策也伤害了一些帮助过共产党的开明绅士。重庆女富商任国模便是其中之一。第二次国共合作时，中共要在重庆建立八路军办事处，需要租用大片土地。但高昂的土地租金，让本来就捉襟见肘的中共在经济上难以承受。任国模得知这一消息后，主动表示愿意将自己的一块土地赠送给中共。这才让中共在重庆建起了那个后来被称为“红岩”的办事处。周恩来的夫人曾感激地说：“要不是任国模，我们还不知道在重庆的哪个地方立足。”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任国模的土地也一样难逃被“共产”的厄运。

毛泽东的土地改革，使大多数农民得到了土地，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国家经济一度迅速增长，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笔者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文革”期间曾听一些老农民感慨地说，生活水平最好的时候，就是刚解放那几年。

然而毛泽东没让农民们过上几年好日子，又搞起了“合作社运动”。共产党人闹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实行“共有财产”，怎么会让农民私人拥有土地呢？1953年，中共中央公布了《立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所有的农村都成立了合作社，一切土地、牲畜等生产资料都归了公。到1956年底，全国农民几乎全都加入了农业合作社。大陆农民的苦日子由此开始了。

所谓合作社，其实就是变相的集中营。农民们每天都要早晨一起下地干活，晚上一起收工。每天由记工员记工分，年底按工分的多少分配粮食。一年到头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外出要向生产队长请假。由于干活是吃“大锅饭”，多劳者不能多得，少劳者也不会少得，因此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生产力大大下降，一个壮劳力一年干下来，分的粮食难以填饱肚子。

与此同时，对手工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基本完成，全国90%以上的手工业者加入到合作社里。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先是采取公私合营的办法，国家与个人共同经营企业，然后再将企业以“赎买”的方式收归国有，由国家对业主发给利息，然而“赎买”所付的资金远小于企业的资产的实际价值。到后来，连给业主的利息也取消了。“三大改造”最终变成了三大强占。

虽然共产党说要对私营企业的财产实行“赎买”，并付给业主利息。但笔者在采访时曾听一位老人说，他年轻时家里利用多余的房间开了一个小旅馆，1954年被强行并入“公私合营”，他由业主变成了员工。本应每季度得到的利息，却至今没得到过。

毛泽东的这一错误做法，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中共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才有所认识，开始对“三大改造”中出现的偏差和错误进行了纠正，给当年被强行征收财产的“资本家”作了适当的经济补偿。1979年1月11日，重新上台的邓小平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这些经过三十年的煎熬“黑五类”分子，终于结束了自己的恶梦，开始了幸福的人生。

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在宪法上也做了重大修改，对私有经济从最初的铲除，到后来承认“私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有益补充”；又到现在的承认“私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16、大搞整人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从夺取政权后的第一天起，就经常告诫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还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在他这一错误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大陆一年到头都在大搞“阶级斗争”。说白了就是整那些所谓的“地、富、反、坏、右”这“黑五类”分子。特别是在“文革”期间，为了显示斗争的成果，有些地方甚至规定每个单位都必须找出5%的“阶级敌人”。有的单位为了完成这一指标，便胡乱上纲，把一些讲过落后言语或牢骚话的人也当成阶级敌人来定性。例如在湖南的一个乡村，当地负责人为了响应毛泽东关于“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决定砍掉山上的竹林，改成大寨式的梯田。这一荒唐的做法遭到一位有责任心的农业专家的反对。于是这位专家就被当成“阶级敌人”，受到批判。

在这种大搞阶级斗争的高压之下，人们都奉行宁“左”匆右、明哲保身的活命哲学，该说的话不敢说，该做的事不敢做。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出现了在今天看来十分荒唐可笑的事情。这里略举几例：

河南开封出产一种名为“铁塔”牌香烟。香烟盒上画有著名的开封铁塔，铁塔的圆顶上空，飘浮着几朵白云。有那“阶级斗争”眼光敏锐之人，在这个画面上看出了隐藏在其中的“险恶用心”：这座铁塔是十二层，不正好与国民党党徽上的那十二个尖尖数字相同吗？塔顶的圆顶，肯定是代表着蒋介石的光头；而那飘浮的白云，可以看成是变形了的“介石万岁！”于是，这个香烟盒的设计者，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解放军中出了一位舍身救火车的英雄，名叫欧阳海。一位作家根据他的事迹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此书出版时，由著名学者郭沫若先生题写了书名《欧阳海之歌》。有那细心者，也从上面的事情受到启发，竟从这五个字当中，发现可以找出“反对毛”的字样来。于是有人为这事写了质问郭沫若的大字报。

在“文革”初期，人们掀起了制造和佩戴革命像章的热潮，一时间形形色色的像章泛滥成灾。有一种纪念章，图形是由天安门和“三面红旗”组成。有人发现那三面红旗是由左边飘向右边。而天安门的左边是西边，也就是说那上面刮的是西风。这不明摆着是跟毛泽东的“东风压倒西风”题词唱对台戏吗？于是，纪念章的设计者被戴上了“反对毛主席”的大帽子。

类似这样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

对于毛泽东大搞阶级斗争的做法，不仅很多人在心里反对，就连他的战友邓小平也不赞成，说“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邓小平重新上台以后，纠正了毛泽东的这一错误倾向。

17、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向斯大林妥协

蒙古与中原民族交往的历史，可以上溯到秦汉时代。自北匈奴被远驱欧洲，南匈奴降汉以来，阿尔泰山以东、贝加尔湖以南、额尔古纳河以西的大片地区就已经是中国的土地了。那时，蒙古这个民族还没有形成。宽厚的中国皇帝允许各种不同的游牧民族继续在那里生息繁衍。那里也相继出现了很多兴盛一时的民族。如高车、鲜卑、柔然、突厥等。到了唐代，开始在那里置府设州，实行直接的有效管辖。宋代时，北方游牧部落的一支开始兴盛起来。因部落名字的缘故他们被称做蒙古人。他们的发祥地也是在我国的东北境内。这个北方游牧的少数民族，在英雄的成吉思汗的率领下东征西战，战果显赫。他们夺取了大宋政权，建立了元朝，南部的边界一直达到南海之滨。他们向中亚、西亚乃至欧洲进军，横扫高加索地区、里海、波罗的海沿岸，占领了大片土地，建立了前无古人的丰功伟绩。蒙古人从此为欧洲人所熟知，中国的这个少数民族开始获得世界声誉。元朝的建立，为中国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融合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蒙古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开始更进一步与内地的汉族融合，并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蒙古一度与中国领土分离。到了清王朝的顺治年间，蒙古再度划入大清朝的版图。20世纪初，中华民国建立，汉人占据统治地位，而蒙古族则逐渐衰落。蒙古人不愿受汉人统治，要求独立的呼声逐渐高涨。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腐败的清朝政府。“中华民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从此结束了封建统治时代。然而在那样一个封建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不可能有着强大的政治力量。中国不久就进入了混乱的军阀割据时代。蒙古的独立活动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昌起义，获得成功，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摆脱清政府的统治。外蒙古同中国其它各省一样，在上层王公的带领下宣布独立。然而不同的是，北方那个处心积虑妄图瓜分中国的沙俄，经过多年的经营、分化、瓦解，已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完全操纵了外蒙古，将外蒙古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当武昌起义后宣布独立的中国各省开始为重新统一、建立“中华民国”而开展各种政治活动的时候，外蒙古脱离了这一进程，开始谋划独立建国。
“中华民国”的政权由孙中山转到袁世凯的手中后，开始了与沙俄的艰苦谈判。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刚刚建国不久的“中华民国”国力之弱可想而知。但中国的外交官们做出了极大努力，终于迫使沙俄做出让步，承认外蒙是中国的领土，条件是在外蒙古实行“自治”。也就是说外蒙古在名义上仍属中国，实际上外蒙古的内政与外交还是掌握在沙俄的手中。不管怎样，在当时的情况下得到这种结果已实属不易。以卖国复辟著称于世的袁世凯总算没有丢掉外蒙古。
1918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沙俄政府被彻底推翻。这时的“自治蒙古”也就失去了主子。苏俄红军不断向西伯利亚挺进，使“自治蒙古”感到危胁日益临近，坐卧不安。于是他们开始与中国进行取消“自治蒙古”、重新回到中国怀抱的谈判，不过谈判进程缓慢而坚难。1919年，主掌中国政局的段祺瑞政府派出得力干将徐树铮，率兵进入外蒙古，接替了当时正与外蒙古进行和平谈判的陈义将军（当时和平谈判已近成功），立即用铁腕政策迫使外蒙古放弃自治，外蒙古重新彻底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但是，这种毫不留情的铁腕政策却使中国失去了外蒙古上层王公的人心，为蒙古后来的分离埋下了祸根。
转眼到了1920年，皖系军阀段祺瑞下台了，外蒙古也进入了混乱状态。被苏俄红军赶到外蒙古的沙俄恩琴白匪勾结外蒙古上层王公，向中国驻军发难。中国驻军寡不敌众，被迫撤离库伦（今乌兰巴托），一部分返回内地，一部分转移到买卖城，准备再战。
此时，苏联“十月革命”的北风已经吹到了外蒙古大草原。贫苦牧民出身的苏黑巴托尔和乔巴山组建了蒙古人民党。1921年，蒙古人民党的军队在苏俄的大量武器装备援助下，开始向买卖城的中国军队进攻。中国军队因麻痹轻敌，不幸战败，被迫撤出买卖城。从此中国军队再没有进入外蒙古。
1921年3月19日，蒙古人民党领导的“蒙古临时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了。这与在库伦的蒙古上层王公和恩琴匪帮形成了对立。由于实力相差悬殊，蒙古人民党决定邀请苏联红军入蒙参战。1921年5月，苏联红军进入外蒙古，在买卖城外打败了恩琴匪帮，挽救了危在旦夕的蒙古人民军。随即于7月占领了库伦。自那时起，苏联红军就一直留在外蒙古。这期间，那些在苏俄控制下被剥夺了权力的蒙古上层王公开始醒悟，后悔反抗中国的行为，纷纷逃到中国要求发兵收回蒙古主权，赶走俄国人。

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一直不愿看到自己身边有一个强大的邻邦。这是有历史教训的：就在十几年前的日俄战争中，一个小小的日本，就将貌似强大的沙皇俄国打得一败涂地，赔款割地，丢尽了脸面。如今这个面积几乎与苏联相等，人口比苏联多一倍的中国若是强大了，无疑会对苏联造成威胁。与其让一个在国民党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强大，倒不如让一个共产党人领导下的蒙古成为自己的邻国。出于这种考虑，斯大林积极支持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以此来削弱中国的势力。7月10日，蒙古上层王公与蒙古人民党共同组建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
外蒙古宣布“独立”和建立“蒙古国”的消息传到内地，一时间舆论大哗，国内各民间团体、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宣言，反对蒙古王公贵族和人民党分裂祖国的倒行逆施，谴责苏俄对中国外蒙古的武装占领。
中国的北洋政府对外蒙古闹独立十分恼火。然而，由于内战原因，他们无暇顾及这一事情，只发布了一份措词严厉的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

1937年，日本大举入侵中国。蒋介石政府为了抵抗侵略而向苏联请求援助。斯大林趁机提出要蒋介石承认蒙古独立的先决条件。面对斯大林的重压，蒋介石在万般无奈之中，只得应允等战争结束后，让蒙古人民自己投票表决是否愿意独立。

1939年，驻守在诺门坎的蒙古边防军骑兵在放马时，越过了边境线，遭到伪满边防军的枪击。双方为此发生冲突，并很快上升为团一级的冲突。早就想挑起事端的日本关东军利用这一机会，增派一个师团卷入冲突。蒙古当局招架不住，急向苏联求救。斯大林迅速向诺门坎派兵几十万，苏、日两军在此大打出手，双方出动了大批坦克、飞机。交战的结果，是日本关东军惨败。此次战役结束后，大量苏军便长期驻扎于中蒙边界。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蒙古人为争取尽快独立，也派出数万骑兵到我国东北对日本作战。日本投降后，蒙古人民举行了全民表决。投票结果是全票赞成独立，无一反对票。蒋介石没想到会是这么一个结果，后悔不已。但他只是默认这一事实，一直未公开承认蒙古独立，更未与其建交。至今在“中华民国”的版图里，蒙古一直包括在内。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联第一个与中国建交。此时蒙古也希望与新中国建交，但毛泽东未置可否。当年12月，毛泽东赴苏联参加斯大林的70岁寿诞庆典，并寻求苏联的援助和与苏结盟。斯大林向毛提出了三个苛刻的条件，其中第三个条件就是承认蒙古独立。毛泽东虽然对此极不情愿，但想到蒙古独立已是既成的事实，又迫于斯大林的压力，只能向斯大林妥协，承认蒙古独立并与之建交。蒙古自此脱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

18、气量狭小怒骂挚友梁漱溟

毛泽东与梁漱溟同岁，初识于1918年，那是在杨怀中（杨开慧的父亲）先生家中。梁漱溟时任北京大学教授，而毛泽东不过是这个大学里的图书馆管理员。毛佩服梁漱溟的博学。在延安时期和刚刚建国的几年里，毛泽东约请梁漱溟的见面很频繁，两人虽常为一些问题而争执，但仍是莫逆之交。许多毛泽东的朋友都称他“主席”，唯有梁漱溟一直是叫他“润之兄”。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决心要抗美援朝。他打算成立一个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想请梁漱溟在这个组织中任主席。毛为此征求梁的意见。梁说：“新中国刚成立就卷入朝鲜战争，与美国人打仗，后果会怎样呢？”他不赞成抗美援朝。明明是中国支持朝鲜发动了入侵韩国的战争，破坏了世界的和平，却要高喊“保卫世界和平”，这不是贼喊捉贼？梁漱溟拒任主席一职，这让毛泽东深感不快。因为梁漱溟曾在国民党政府里当过参议员，却不愿在共产党政府里任职，毛泽东认为梁不给自己面子，心中结下芥蒂。

1953年9月8日，政协常委会召开。身为政协委员的梁漱溟在大会上做了长篇发言。他对当时的农村干部作风提出了批评，并将自己看到农民的生活状况作了如实反映。他说：“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水平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却依然很苦。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请政府重视。”

毛泽东本来就对梁漱溟拒任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一事耿耿于怀，听了他的这番话，更是心中不满。毛一向是只喜欢听赞扬不喜欢听批评。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毛泽东即席讲话，他说道：“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是工农联盟，工人农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对于毛泽东这番不点名的批评，梁漱溟感到很委屈。他想找毛泽东面谈，但毛闭门谢客。当晚观看戏剧演出时，梁又要向毛当面解释，毛未以理睬。梁坚持要与毛谈一谈，不让毛离去。周恩来见此情景，便劝解说要梁看完戏后再谈。但看完戏后，毛便坐车离去。梁一直没有向毛泽东解释的机会。

在次日的大会上，梁漱溟上台按规定作简短发言。他在台上向毛泽东请求给他几个小时时间，为自己前几天的讲话做个辩解。他说：“我希望您听了我解释之后，能说一句‘哦，原来我错怪你了。’不知主席有没有这个雅量？”毛泽东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没有。”梁说：“如果您能有这个雅量，我会更加尊重您；如果您没有这个雅量，就会失去我尊重。”毛说：“这样的雅量我还是有的——就是你这个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梁坚持要毛给他几小时的发言时间，毛就是不肯。两人争执了半天，毛只得同意让他讲10分钟，但梁认为10分钟不够。这时台下的代表不满了，纷纷起哄要赶梁漱溟下台。梁坚持不肯下台。在双方处于僵持状况下，周恩来提议说让代表们举手表决，看大家是否同意梁继续发言。毛泽东同意这个提议。表决的结果，只有毛泽东、周恩来等几位中央领导同意梁继续发言，其他代表均反对。毛泽东这时说话了：“看，不是我不让你发言，是全体代表不让你发言。”梁只好失望地走下台。

梁漱溟的执拗态度令毛泽东大为恼火。在后来的一次大会上，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对梁漱溟的思想作了一个批驳性的讲话，其间毛泽东不断地插话，这就是那篇洋洋上万字，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题为《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的文章。毛泽东在两个钟头的讲话中把梁漱溟骂了个狗血淋头，一无是处。他指着梁骂道：……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杆子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毛又将头转向台下：“梁漱溟反动得很，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他跟傅作义先生不同。傅先生公开承认自己反动透顶，但傅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时为人民立了功。你梁漱溟的功在哪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毛泽东怕人们会产生疑问，既然你说梁漱溟这么坏，为什么又让他当上政协全国委员呢？于是他在讲话中说：“中共为什么提他做这个委员呢？就是因为他还能欺骗一部分人，还有一点欺骗作用。他就是凭这个骗人的资格，他就是有这个骗人的资格。……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他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搞所谓‘乡村建设’，有什么‘乡村建设’呀？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假如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注意农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但梁某则不是，他是恶意的。”

毛泽东对梁漱溟的严厉批判，引来了与会者对梁漱溟的激烈批判。梁漱溟从此以后再也没出席过政协会议，也终止了与毛泽东的友谊。由于他闭门思过，一言不发，反而因祸得福，躲过了1957年的“右派”帽子。1983年，党中央为梁漱溟遭错误批判一事平反。他回忆往事，感慨地说：“如果毛泽东在建国后仍保持延安时期那种虚怀若谷的胸襟该多好。”

19、授军衔不公引起诸多不满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全军官兵实行军衔制。按照军衔条例的规定，全体军官共分四个等级，十三个阶级。这四个等级是：元帅、将官、校官、尉官。十三个阶级是：少尉、中尉、上尉、大尉；少校、中校、上校、大校；少将、中将、上将、大将；元帅。同时规定：少尉至上尉为初级军官；大尉至中校为中级军官；上校至少将为高级军官；中将至元帅为高级将领。此次授衔共授元帅10人，大将10人，上将57人，中将177人，少将871人。后来又有488名大校晋升为少将，使少将增至1359人。授衔的原则是根据职务、军功和资历来定衔。元帅和大将由中央军委评定，上将以下由总政治部评定。由于许多曾在军队工作过的同志都已转到地方工作，对这些人如何评衔，颇令总政治部干部部门棘手。这时毛泽东带了个好头，主动拒绝军委授予他的大元帅军衔。这样一来，许多中央领导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等同志都表示不要军衔，使评衔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尽管毛泽东指示要根据每个人的职务、军功和资历来评衔，但他还是凭借自己军委主席的身份进行人为干预，使此次授衔出现了一些不和谐音调，引起一些老干部的不满。

一是确定的大将太少，与元帅一样都是10人。按照惯例，低一级的军衔要比高一级的军衔成倍递增。如上将的人数就比大将多五倍；中将人数比上将多十几倍，这样的安排是合理的。但毛泽东却令大将人数与元帅人数相同，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如此一来，便使一些原本该授大将的人只授了上将，在军衔排名上让一些功劳大、资格老的人吃了亏，其中最亏的要数肖克和刘亚楼二人。

肖克与贺龙（此次被授予元帅）曾在湘西共同创建了红二、六军团，这两支部队组成的红二方面军，是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在解放战争时间，肖克接替刘亚楼任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协助林彪指挥了许多重大战役，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屡建战功，授衔时是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学院院长。刘亚楼也曾是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协助林彪进行了闻名中外的三大战役中的两个——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授衔时是解放军空军司令。他俩论职务、军功和资历，都该授个大将，但因名额有限，只能屈居上将。为此林彪觉得惋惜，找到罗荣桓请求改授他们大将。罗荣桓也为此事找了毛泽东，请求增加大将名额，至少增至12人。但毛泽东说：“10位大将人数正好。四野已经有了两个元帅（林彪、罗荣桓）和三个大将（肖劲光、谭政、黄克诚），比哪个野战军都多，大将就不要再增加了。”罗荣桓见毛泽东这般说，便主动要求自己不评元帅。但他在军队中有重要职务，不评军衔怎么行。毛泽东还是给了他元帅军衔。

10位大将中年纪最小也是排名最后的许光达，与毛泽东同是湖南师范学院的校友，两人早有旧交，因此他被授予大将之衔，不排除有毛泽东的特殊关照。许在南昌起义时，与林彪一样仅是个见习排长。南昌起义失败后，起义部队随朱德南下，在广东大埔县三河坝陷于敌重兵包围。此时已是代理连长的许光达，奉师长周士弟之命，率领全连掩护大部队转移，不幸在战斗中身负重伤。此后他长期养伤，伤愈后不久又被毛泽东派往苏联学习军事五年。在解放战争中，许任西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与其他兵团司令相比，军功并不突出。在这次授衔中，他的老师长周士弟仅授了个上将。许光达觉得自己战功不如周士弟，更不如肖克、刘亚楼，而且在红军最艰苦的长征期间自己又正在苏联学习，每天喝牛奶吃面包。他得知肖刘二人因名额所限不能评大将，便主动写信给毛泽东请求降衔。他这样写道：

“授我以大将衔的消息，我已获悉。这些天，此事小槌似地不停地敲击心鼓，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带四星，心安神静吗？此次，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功绩授衔。回顾自身历史，1925年参加革命，战绩平平。1932年—1937年，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而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蒋匪军数次血腥的大“围剿”，三个方面军被迫作战略性转移。战友们在敌人层层包围下，艰苦奋战，吃树皮草根，献出鲜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吃牛奶、面包。自苏联返回后，有几年是在后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里，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与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面请降衔。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毛泽东收到这封信后，感慨地对其他军委领导说：“这是一面明镜，是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

对此，一些人不服气地说：若是给许光达授的是中将或少将军衔，他肯定不会提出让衔还会争衔；若是给原本该授大元帅的毛泽东授的是将军衔，他也肯定会骂娘。

有人说，毛泽东给装甲兵司令许光达授大将军衔，是因为中国当时在借助苏联建立自己的装甲兵，为了对等谈判，中国的装甲兵司令应与苏军的军衔相同。苏联的装甲兵司令是大将，作为中国装甲兵司令的许光达也就顺理成章地获得了大将军衔。其实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中国的空军也需要苏联的援建，苏联的空军司令是元帅衔，而中国的空军司令刘亚楼才是个上将。笔者认为，毛泽东给许授大将军衔，不排除有个人感情因素，因为他俩同是湖南师范学院的校友。

二是宁亏自己的老部下，不亏敌方的起义将领。最初毛泽东曾打算授予傅作义大将军衔，因傅担任着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一职，毛泽东想让他帮着管管军队。但傅觉得自己是有罪之人，坚决不肯要。在57名上将中，有三人是国民党起义将领：陶峙岳、陈明仁、董其武。对于他们被授予上将军衔，许多人表示不服。虽然这三人在起义时都是兵团级将领，但他们带来的部队却没有达到兵团的人数。其中的陈明仁，起义时任国民党七兵团中将司令，虽然领兵10万，但因所统领的不是自己的嫡系部队，在投向共产党时没敢公开声张，仅带走了一万多人，而且他还曾在四平战役中给解放军四野造成重大伤亡，让常胜将军林彪走了“麦城”。对他授予上将军衔争议最大。董其武在进攻延安时，也使贺龙的部队损失惨重。他在起义时也只带回4万兵马。他听说自己要被授予上将，曾请求北京军区司令杨成武带话给毛泽东，说授个中将即可。但毛泽东对杨成武说：“你告诉董其武，杨成武可以不授上将，因为杨成武是共产党员；董其武不能不授上将，因为董其武不是共产党员。”当董其武听杨成武转达了毛泽东的这番话，感动得痛哭流涕。不少老将军都对毛泽东的偏心感到不满，说“早革命的不如晚革命的；干革命的不如反革命的！”

三是越权干预少将评定工作。虽然毛泽东让罗荣桓的总政治部评定上将以下的军衔，但他自己还是干预了少将的评定。如九兵团军长皮定钧，最初是定为少将。毛泽东在审阅少将名单时，想起皮定钧在中原突围时，率一个旅冒着极大危险掩护30万大军转移成功，便提笔写下“皮有功，少晋中”几个字，使皮改授中将军衔。像这样的情况，还发生在上将韩先楚身上。韩授衔时是中南军区参谋长，最初定为中将衔，毛泽东觉得他战功不小，示意罗荣桓改授韩先楚上将。

授衔的一千多位少将中，最亏的是武汉军区副司令李迎希。他在1928年参加革命，比一些上将资格都老，他出生入死屡建奇功，解放战争年代曾任山东兵团参谋长，协助粟裕大将指挥过著名的孟良崮战役。然而由于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情，只被授予少将。他颇为不满，据说他给中央领导写了信，也给毛泽东写了信，请求改授中将衔，但毛未予理睬。

20、在作风问题上对己对人两个标准

毛泽东有个保健医生名叫李志绥，伴随他身边长达22多年。李志绥晚年定居美国，写了一本书，名为《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书中披露了毛泽东与多个女人的暧昧关系，特别是与女服务员张玉凤的不正常关系。毛曾使张玉凤怀孕并生下一个儿子，为此江青与毛泽东大闹一场。后来毛泽东与江青达成口头协议，毛给江一定的政治地位，江则不再干涉毛的私生活。就这样，毛泽东可以与他喜欢的女人随心所欲，而江青则爬上了政治局常委的显赫位置。毛泽东自己在生活作风方面不注意小节，却对别人这方面的事不能容忍。他进北京城后先干的一件大事就是禁娼，关闭了全市的妓院，随后又将这一做法推向全国。失去饭碗的妓女们无田可耕无工可做，只得去偷去抢，一时间北京城内社会秩序混乱。

毛泽东麾下有一名中将名叫王近山，原是北京军区副司令。此人与妻子的妹妹暗中私通，为达到结婚目的，决定与妻子离婚。王妻为此而大闹并上告到中央。毛泽东得知后，派刘少奇处理此事，说王如敢离婚就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王近山早已被小姨子的美貌迷得神魂颠倒，他不相信毛泽东会对自己这样一个立过赫赫战功的老部下如此狠心，还是铁心离了婚。结果他真的被毛开除了党籍，贬到河南省某部农场当了一个副场长。很多人都认为毛泽东对王的处罚太重。更令王近山寒心的是，他的妻妹原本就是爱他的官位，现在副司令的官位没了，妻妹也就离他而去。后来还是王的老上级、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出于同情之心，将他调到自己管辖的军区当了一名副参谋长。晚年的王近山与自己的保姆结婚，并生有一子。王近山因长期心情压抑，于1978年病故，只活了63岁。

21、一纸解甲令让十万女军人伤心

新中国诞生之初，解放军有550万人，其中女军人有11万。这些女军人和男军人一样，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有许多人还是红军时期和抗战时期参军的老干部。由于性别上的原因，她们在战争年代所付出的要比男军人多得多。然而，在1952年的军委会议上，做出了一个令女军人寒心的决定：裁减女军人10万，只保留1万。

更令女军人难以接受的是，1955年初，军衔评定在即的时候，国防部却发布了一份《关于处理和留用妇女工作人员的决定》，且不说这个文件内容对女军人的打击，单就文件的名称就让女军人不满。文件中使用了“处理”、“留用”、“妇女工作人员”这样一些词句，这意味着女军人即使被“留用”，也只能是“工作人员”，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人。这样是很不公平的。虽然《决定》是以国防部名义颁发的，但却是经军委主席毛泽东的授意和批准。因此可以说，是毛泽东伤了女军人们的心。

《决定》中有两条硬性规定：一、在军、师及其以下的机关、部队，除师属卫生营外，不论担任何种职务的妇女工作人员，应一律调离部队，分别按转业或复员处理，并限于1955年6月底以前处理完毕，期满后未处理者，停发薪金。二、在军以上机关或后勤部门，现在担任各种职务的妇女工和人员，凡不符合该决定所指的范围内，均应按转业或复员处理，至1955年12月31日止仍未处理完毕者，一律停止供给。这是一个十分伤害女军人感情的决定。这在解放军历史上恐怕也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文件了。于是，许多在红军时期就参加军队工作，对共和国的建立做出过特殊贡献的一些老女兵，如朱德的康克清、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李富春的妻子蔡畅等人，以及红军时期唯一担任过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闻名巴蜀的女将张琴秋，这些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都没有被授衔，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一位老女兵对笔者回忆说：“当时我们听到这个文件，都暗自流泪。那个时候人也老实，有意见不敢说，只能默默地服从。”

十万女兵含着眼泪脱下军装。她们出生入死为共产党毛泽东打下了天下。如今人家用不着她们了，只能回家去种地或嫁人度日。当时中国刚刚打完朝鲜战争，国家很穷，给10万女军人的退伍安置费是每人200斤小米。

留下的女军人中，只有1926年参加革命的原四方面军干部李贞一人被授予少将军衔。她是上将甘驷淇的妻子，他们是唯一的一对将军夫妻。

22、建国后的第一大文字狱

毛泽东身为一个文化素养很高的人，按理说应当与文化人的共同语言更多一些，但事实上却不是这样。他虽然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行动上却是另外一回事，做出了不少打棍子戴帽子的事情：将电影《清宫秘史》定为卖国主义影片；批判电影《武训传》是替地主资产阶级树碑立传；组织文章批判北京大学著名红学者俞平伯……而他在文艺界制造的第一个大冤案，就是“胡风反党集团事件”。

胡风，四川人，著名文艺理论家，是鲁迅先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领导左翼文艺运动时的得意门生。1954年，胡风上“万言书”给毛泽东，对当时的文艺方针政策提出了批评，主张创作自由，学术自由，思考自由，应当允许作家保持独立人格等。胡风没想到自己的信令毛泽东大为不快。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宣部、文化部的周扬、林默涵等人在文化界开展起“胡风文艺思想大讨论”。不久，一些与胡风有来往的作家、艺术家和学生的住所遭到公安部门的突击搜查，他们的日记本和与胡风有来往的私人信件被搜走，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证。最初文化界只是对胡风思想当作学术问题来讨论，后来有关部门从胡风亲友、学生信件中整理出所谓“胡风集团的三批材料”，中央决定将这些材料由中国作家协会机关刊物《文艺报》加按语后作为反面材料发表，再由《人民日报》转载告示天下。然而，《文艺报》撰写的按语只是把胡风当作反动文艺观、反动学术思想来批判。这令毛泽东很不满意。于是毛亲自动笔，为这三批所谓的“反动材料”写了长达近万字的按语，将胡风定为一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些文章后来都收进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就这样，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就此展开，也开始了一场现代版的文字狱。各行各业，凡与胡风有过来往，通过书信，甚至只是听过胡风演讲，讲过胡风著作的人被打成胡风分子，并被批斗、被开除，被捕入狱。胡风一案，全国牵连上万人。1984年，中共中央给胡风“部分平反”，也就是说他不是反革命分子，只是把学术思想问题当作反革命来处理，搞了“扩大化”。直到两年后胡风病逝，这时中共中央才对他彻底平反。

毛泽东提倡的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不过是昙花一现，没多久便因“胡风事件”而销声匿迹了。

23、对“高、饶事件”的错误定性

毛泽东曾经把与他意见相左的人的斗争归结为十次路线斗争。其中建国后的头一次路线斗争就是整高岗和饶漱石。

高岗和刘志丹、谢子长都是中共陕北根据地和陕北红军的创立者。1934年，毛泽东的中央红军在国民党重兵压境的危急时刻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先是打算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军团会合，但遭到国民党军的重重阻截未能如愿。中央红军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中，意外地从缴获敌军的报纸上得知陕北还有一块共产党人的地盘，于是便以“北上抗日”的名义向陕西省进发，于1935年底到达陕北，与高岗、刘志丹的红十五军会师。第二年，红军的二、四两个方面军也经过长征来到陕北。正是因为有了陕北这块根据地，才使红军三个方面军有了立足之地。所以在中共内部有“陕北救中共”的说法。后来刘志丹和谢子长先后牺牲。三位创立者仅剩下高岗。此人颇具领导才干，但却年轻气盛，恃才傲物。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毛泽东任主席，高岗是六位副主席之一，同时还兼任东北军政委员会主任，工作开展得颇具成色，人称“东北王”。但他还想争一个党的副主席。众所周知，中共一直坚持党的领导第一，党的副主席才有实权，而国家副主席仅有虚名而已。他认为刘少奇不成熟，一直想取而代之。

1953年秋天，中央筹备召开党的“八大”，高岗认为他争当党的副主席的机会来了，便找到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谈党中央主席、副主席的人选问题。邓小平问他有何高见，他自恃功大才高，说：主席自然是毛泽东，副主席嘛，朱德一个，我算一个，你也算一个。高岗唯独没把刘少奇算在内。事后，邓小平得知高岗还为此事找了陈云，感到问题严重，便向毛泽东反映了此事。毛泽东认为高岗有野心，将他定为反党分子抓了起来。高岗觉得委屈，在狱中自杀。“高饶联盟”的另一主谋饶漱石原为中共华东局书记。1952年与高岗同时调进北京，任中央组织部长一职。饶漱石与高岗关系不错，同在北京上任后，两人经常相聚。他支持高岗任党的副主席，因此被认为是高岗的同党。“高饶反党联盟”一案还牵扯了一些与他们亲近的人，被当作高、饶的爪牙受到不公正对待。当时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李延扈，因替高岗说了几句公道话，被打成高岗死党，遭到降职和开除党籍处理。还有广州警备区司令兼广东军区副司令陈光，他曾在林彪被晋绥军误伤后代理八路军115师师长，后来在东北军区与高岗共过事。因为高岗为了当党的副主席四处活动，也曾去广州搞串联找过陈光，所以陈光被当作高岗死党，遭撤职和软禁，于1954年自杀于武汉。李延扈和陈光在去世20多年之后，即上世纪80年代，终获平反。

说高饶二人是“反党联盟”，本该找出他们“反党”的事实根据和行动纲领。但时至今日，找不出两人有什么确凿反党证据。高岗的罪行，不过是私下活动想争个党的副主席，论能力论功劳他也够得上。退一步说，即使他不够格，不选他便是了，对他的错误行为，完全可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然而毛泽东对他的处罚却是定一个“反党”罪名，并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关进监狱，直到把他逼死。这一切实属轻罪重罚。

如果说高岗串联了一些人想拱倒刘少奇，由自己取而代之就是反党、就是搞阴谋诡计的话，那么毛泽东本人在历史上也干过同样的事情：1934年红军在长征途中，由周恩来、博古、李德（共产国际代表）组成的“三人团”因指挥失误，导致红军遭受重大损失。毛泽东于是联络了朱德、彭德怀、王稼祥等人，通过选举，拱倒了“三人团”，由毛泽东自己取而代之。他的行为算不算反党和搞阴谋诡计呢？

给那些他不满意的人戴“反党”帽子，是毛泽东的习惯做法。后来他还给胡风戴过这顶帽子；给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戴过这顶帽子；给他的秘书田家英戴过这顶帽子；给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戴过这顶帽子。到了“文革”时，更是给数不清的人戴上了“反党”帽子。

24、武力解决边界冲突断送中印友谊

印度与中国本是友好邻邦，而且是最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印两国之间有着长达1700公里的边界线，在习惯上分类东、中、西三段。东、中段基本上是沿着喜马拉雅山脉南麓；西段是沿喀喇昆仑山脉。整条边界线从来没有正式划定过。但根据双方历史行政管辖所及，这三段边界线的基本划分是：东段长约650公里，从中、印、缅甸三国交界处至中、印、不丹三国交界处的底宛格里；中段长约400公里，从中、印、尼泊尔三国交界处的西藏普兰县到札达县的6795高地；西段长约650公里，从6795高地至新疆的喀喇昆仑山口。这条边界线经过的地方由于气候恶劣，人烟稀少，因此两国在边界线上很少有驻军，双方长期相安无事。

但是从1958年开始，中印两国在一条有争议的“麦克马洪线”上不断发生摩擦，最终导致大规模武装冲突，结束了两国的友谊。

所谓“麦克马洪线”，是20世纪初英国为了侵略中国西藏地方而阴谋设计的一条“中印边界线”。1913年，在英国策划下，于印度的西姆拉召开了一次所谓“中英藏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同西藏地方当局代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于1914年3月用秘密换文的方式制造出一条边界线，习惯上称为“麦克马洪线”。它没有上过西拉姆会议的议程。该线把历来属于中国、面积达九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划归给当时英国统治的印度。在英国与西藏秘密换文后的一个长时期内，既不敢正式公布有关文件，也不敢改变地图上历来的划法。历届中国政府从未承认此线。

1958年春天，中国在西段边界有争议的阿克塞欣地区筑了一条连接新疆与西藏的公路。在公路即将完工时，印度方面才获知这一消息，即派巡逻兵前去查看和阻止，结果被中国军方扣留达一个月，印度为此向中国提出抗议。印度还要求中国停止修建阿克塞欣公路，遭中国拒绝。印度总统尼赫鲁心想，既然你能在有争议的地方修公路，我也能在有争议的地区驻军。于是，印度派出军队进驻到双方有争议的麦克马洪线，双方冲突逐步加大，最终导致大规模的边界战争。中国官方出版的史料都承认，阿克塞欣公路事件是两国边界武装冲突的导火索。由此可见，边界冲突最先是由中国修筑公路一事引起的。

为了解决边界争端，中国呼吁双方举行会谈，印度表示同意。中国总理周恩来为此来到印度首都新德里。谈判中，印度要求中国废止已建成的公路，中国方面不同意。由于双方分歧太大，谈判不欢而散。

本来国家之间存在边界争议是常有的事，对于这样的争议，理应通过谈判解决。例如中国与俄罗斯、日本、越南、菲律宾都有边界或海域的争议，在后来的邓小平时代，这些争议都通过谈判得到基本解决。中印两国都是万隆会议的发起国，都主张各国要和平相处，不以武力解决争端。但毛泽东是个争强好胜的人，面对中印的边界冲突，他认为中国不能让一个弱国欺负，决心用武力将印军驱逐。于是他调动了几个军，于1962年10月20日向印军发起大规模“自卫反击”。

中印两军的战斗力不在一个档次上。中国军队基层军官大多打过仗，有实战经验，高级军官就更不用说了，士兵也都训练有素；中国虽然刚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走过来，但军队的武器已在50年代完成更新换代。而印军使用的仍是二战中英军淘汰的过时武器，许多高级军官都没有战斗经验，其战斗力更是不堪一击。中国军队将印军驱赶出麦克马洪线之后，乘胜追击，进入印度境内达数十公里。

边界自卫反击战打响之后，苏联政府强烈谴责中国以武力解决争端的做法，要求中国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但毛泽东没有听从苏联的撤军要求，指责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竟然偏袒一个非社会主义国家。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至11月21日结束，整整打了一个月，解放军共全歼和重创印军11个旅，印军阵亡四千八百多人，被俘三千多人，内有一名准将旅长，另有一名准将旅长被击毙。中国军队缴获了大批印军武器，不仅有枪支弹药，还有火炮、汽车、坦克，甚至还有六架飞机。中国方面不久便释放了被俘官兵，并归还了缴获的武器。

毛泽东以武力解决边界冲突虽然取得了胜利，但这一做法不仅违背了中国政府在万隆会议上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断送了两国的传统友谊。印度为了报复中国，开始公开和积极地支持流亡本国的西藏佛教首领达赖喇嘛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中国从此与印度处于敌对状态，这种敌对状态直到20多年后的80年代初才开始缓和。

25、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火上浇油

1959年初，地处加勒比海的古巴发生了革命，以卡斯特罗为首的革命起义军进行了武装暴动，推翻了亲美的巴蒂斯塔独裁统治，建立了革命政权。古巴是加勒比海地区最大的岛国，距美国只有140海里。美国一向把拉美地区视为自己的后院，没想到这次后院起火，美国如坐针毡，于是，便视古巴革命政权为肉中之刺。1961年4月，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划下，制造了著名的“猪湾事件”。由美国海空军提供支持的1400名全副武装的古巴流亡分子在古巴的猪湾海岸登陆，企图突袭并推翻古巴革命政权。结果，这次行动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古巴军队全歼了这些叛乱分子，粉碎了此次行动，美古关系不断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弱小的古巴不得不寻求外界的支援。古巴看到了美苏之间的深刻矛盾，于是把目光对准了苏联，向苏联政府发出了请求援助的信息。苏联认为古巴是其在拉美的一个重要阵地，通过对古巴的支援，可以控制古巴，进而扩大自己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并且想借此改变苏美军事力量，尤其是核力量的对比。于是，便决定援助古巴，向古巴提供了大批武器装备，并派出了顾问团。同时，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也十分清楚：美国距苏联远达一万多公里，并且还拥有核优势，苏联没有能力在如此遥远的地方和美国对抗。但是，苏联拥有中程弹道导弹，因此决定在古巴秘密部署中程弹道导弹。

1962年6月，苏联和古巴签署了部署苏联导弹的秘密协议，该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古巴接受苏联的24个中程和中远程弹道火箭，每个携带两枚导弹和一个核弹头；24个先进的萨姆II型地空导弹发射器；42架米格战斗机和42架伊尔—28轰炸机；加上其他一些海岸防卫武器。这些武器由苏联人掌控，另外派4万2千名军人驻扎在古巴。

1962年10月15日，美国U—2飞机拍摄到了苏联中程弹道导弹的照片，美国很快确认，苏联已经在古巴部署了16至32枚导弹核武器。10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公开宣布：苏联在古巴部署了导弹，这一行为已经构成了“所有美洲国家和平与安全的明显威胁”，美国对此绝不会听之任之。肯尼迪下令封锁古巴，并对一切正在运往古巴的进攻性军事装备实行海上“隔离”，苏联必须在联合国的监督下撤走进攻性武器。23日，肯尼迪又签署了《禁止进攻性武器运往古巴》的公告，宣布从24日起将拦截可能前往古巴的舰船，并勒令这些船只听候美国的检查。与此同时，美国摆出一副核大战的样子，调动了180艘舰船(包括8艘航母)，68个空军中队，战略轰炸机携带核弹升空、战略核潜艇出海，另有5个师的部队集结在佛罗里达，全球美军处于核战备状态。美国的行动，表明了它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一战的决心。

肯尼迪打出他的“王牌”之后，苏联政府马上做出了反应，苏联发表声明：将按照已达成的苏联向古巴供应武器和提供技术、专家的协议，继续用核武器“援助”古巴，并坚决拒绝美国军舰的拦截。苏联指责美国实行海上封锁是史无前例的海盗行为，是“朝着热核战争走去”，同时表示，如果美国敢于发动战争，那么苏联将进行“最猛烈的回击”，“苏联有必须的一切”。赫鲁晓夫认为，美国的海上封锁只是虚张声势，它不可能进攻古巴，所以他命令苏联舰只继续向古巴挺进，不要害怕美国的海上封锁；宣布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国家的武装力量立即进入最高战备状态。双方剑拔弩张，第三次世界大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古巴导弹危机(又称加勒比海危机)爆发。

加勒比海危机爆发时，中苏国家关系已经出现裂痕。不过，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一分子，美国封锁古巴消息一传出，中国政府和毛泽东就严正声明：坚决支持古巴、反对美国的战争挑衅。“不管在什么样的风浪中，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都永远同古巴人民站在一起，坚决支持古巴革命，团结一致，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政策斗争到底。”对于美国的核讹诈，中国政府重申了毛泽东关于“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中国一开始的态度，与苏联保持了一致，为国际反美斗争平添了几分声色。但是，中国这时和印度发生边境战争，苏联领导人认为中国有利用其拖住美国手脚的目的。

1962年10月26日，美国军舰在空军的配合下，拦截进入“隔离区”的苏联船只。在美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赫鲁晓夫改变了主意。他命令那些正向古巴行驶的舰只掉头返航，并致电美国总统肯尼迪，希望能够寻找解决这次危机的可行方案。苏联的这一“突变”，引起毛泽东的关注。由于苏联实力当时还比不上美国，美国也认识到核大战的可怕后果，双方于10月28日正式达成妥协：苏联将全部拆除部署在古巴的导弹，并在联合国进行核查之后运回本国；美国允诺拆除前不久刚刚在土耳其部署完毕的导弹基地，并保证不会发动对古巴的军事进攻。但是，美苏的相互妥协并没有征求古巴政府的意见，因此引起古巴政府的不满。一开始，卡斯特罗拒绝撤走苏联的导弹和轰炸机，这一立场得到毛泽东的同情和支持。就在美苏达成妥协的10月28日，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全世界人民动员起来，支援古巴人民，粉碎美国战争挑衅》的社论，“毛泽东对文章进行了多次修改”。社论说：“中国人民对于美帝国主义猖狂的战争挑衅感到无比的愤慨。在我国政府发表了关于支持古巴、反对美国战争挑衅的声明之后，我国各人民团体又分别致电古巴人民，表示坚决支持古巴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正义斗争。各地群众纷纷愤怒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今天首都各界人民，将举行支持古巴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集会。全国人民正在动员起来，全力支援古巴人民，粉碎美国的战争挑衅。”中国的这一态度，与正企图使卡斯特罗屈服的苏联背道而驰，引起赫鲁晓夫的强烈不满，他认为中国是火上浇油，唯恐天下太平。

赫鲁晓夫的担忧不是没有理由。自从美国1950年出兵进驻中国的台湾后，毛泽东就把美国视为头号敌人，只要是有美国出现的地方，中国都是坚决地反对（如在1958年中国反对美国出兵干涉黎巴嫩内战）；只要是跟美国对着干的国家，中国都坚决支持（如在上世纪60年代支持和援助越南的抗美斗争）。

1962年10月31日，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亲自访问古巴，劝卡斯特罗同意撤走苏联的导弹和轰炸机。这时，在“曾经在朝鲜教训过美国人的毛泽东表态全力支持古巴后”，卡斯特罗接受了吴丹的劝说，但断然拒绝联合国观察员进入古巴，并向美国提出了“五个条件”：(一)停止在全世界范围内对古巴进行的经济制裁；(二)停止对古巴进行一切颠覆活动；(三)停止自美国各地和波多黎各对古巴进行海盗袭击；(四)停止美国飞机和军舰侵犯古巴领空领海；(五)撤除关塔那摩基地，并将它归还古巴。对于卡斯特罗的五个条件，美国只表示部分同意。不愿意与美国进入战争状态的古巴也就此下了台阶。赫鲁晓夫在这场危机过后，很快就迁怒于中国。12月12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讲话，指责毛泽东在中印边境冲突和加勒比海危机中所持的立场，认为他是个好战分子，有意想挑起苏美之间的冲突。这个讲话，成了苏联指挥一些党对中共发起新一轮围攻的信号。

26、中苏关系破裂的中方责任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苏共与中共的亲密关系更是可以追溯到中共诞生之初，中国人长期尊称苏联为“老大哥”。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两个曾经亲如兄弟的国家却反目成仇，甚至发生了武装冲突。这究竟是何原因呢？时隔几十年，现在回过头来分析一下当时中苏关系破裂的根源，可以说双方都有责任和过错。这里，本书仅就中国方面的应承担的责任做一剖析。

●毛泽东对斯大林早有诸多不满

中苏两国虽然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毛泽东虽然当着斯大林的面高呼“伟大的斯大林同志万岁！”但却一直认为他有浓厚的大国沙文主义思想，背地里多次表示对斯大林的不满。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

一是王明在江西第五次反围剿时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和在抗战时期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都是斯大林制定的。其中的左倾路线给红军造成了灾难性的损失。毛泽东认为斯大林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是瞎指挥，是他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

二是西安事变发生时，不明真相的斯大林以为是中共唆使张学良扣押了蒋介石，因此以极其严厉的口气要求毛泽东立即放蒋，否则就公开声明与中共断绝关系。后来苏德战争爆发时，斯大林担心日本会在苏联的东面插上一刀，使自己腹背受敌，又以命令的口吻要毛泽东立刻出兵东北，拖住日军。这种以老子党自居的作风令毛十分恼火。

三是在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时，反对中共与国民党打仗，说打内战会毁灭中华民族。后来共产党逐渐获胜，又反对解放军打过长江，要国共两党划长江而治。1949年、1950年对毛泽东的压力很大。

四是苏联红军在撤离东北时，斯大林说要将日本人留下的工厂留给中国，实际上留下的只是无法带走的空厂房，机器设备几乎全都带走。这让毛泽东很失望。由于苏联远东红军中很多士兵是流放西伯利亚的犯人，纪律很差。苏军每到一地，在宿营时总是强占民房，随意使用老百姓的物品和食品。当他们觉得屋子不够住时，便将屋内的家具扔到屋外，甚至连人都赶出去。苏军在东北期间，干了不少欺压中国老百姓的坏事，东三省的民众憎恶地称他们为“老毛子”。毛泽东也认为斯大林对苏军官兵管教不严。

五是在抗美援朝问题上。斯大林先是愿意出动空军支援并向中国提供武器，后来担心会因此与美国发生冲突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最终变了卦。这使得中国志愿军将在没有制空权和武器来源的情况下作战，处境十分困难。中国的抗美援朝是既出兵又出钱，而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却不肯为朝鲜这个小兄弟出一个兵一文钱。中国要向苏联买武器跟美国人打仗，还得向苏联贷款。

六是在苏联贷款援助中国的问题上，表现得私心太重，一些协议要价过高。特别是人民币与卢布的比值确定上，有意抬高卢布而压低人民币，让中国吃了大亏。

七是在涉及主权问题上，斯大林要求继续控制中国东北的部分地区，包括旅顺港和大连港；成立联合股份公司开发中国新疆西部的矿藏；并要求毛泽东承认蒙古独立（此前毛一直说外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斯大林以此三项条件作为援助中国和签订合同盟条约的前提。毛泽东最后不得不做出让步，这些事长时间让他闷闷不乐，民族自尊心受到伤害。以至于后来一听到赫鲁晓夫要建立联合舰队，他就火冒三丈。赫鲁晓夫上台后，毛泽东把对斯大林的不满转移到他的头上，认为他也有大国沙文主义思想。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不满还有其他一些事情，但主要是这七个方面。

●苏方想共建长波台和联合舰队并非无理

1958年7月，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向毛泽东提出希望能在中国海域建立海军基地或建立联合舰队的要求。因为苏联的地理位置纬度太高，海军舰队若是在太平洋活动，后勤补给很不方便。对于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中苏两国来说，这一要求应该说是合理的。在当时的西方国家里，这种情况很常见，如美国就在日本和菲律宾等国建有海、空军基地，建在其它北约国家里的基地就更不用说了。但毛泽东认为这样的要求有损中国的主权，坚决予以拒绝。据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回忆：当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向毛泽东转达这一要求时，遭到毛的严厉指责，他毫不客气地对尤金说：“你们怎么敢提出这样的建议？这种建议是对我们民族尊严和主权的侵犯！”

尤金赶紧给苏共中央发了一封电报，叙述了毛泽东的批评，描述了毛泽东的愤怒。

为了消除毛泽东的误会，赫鲁晓夫来到北京，向他当面解释。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说：“苏联根本没有想到要侵犯中国的主权，干涉中国的内政，影响中国的经济，或伤害中国民族的尊严。”

赫鲁晓夫撤回了建立联合舰队的要求后后，又提出为了便于指挥在太平洋活动的苏联舰队，希望能在中国沿海建立一个长波电台，并希望苏联潜艇能在中国加油并让士兵上岸休息。应该说，这也是一个不算过分的要求，作为双方有着《友好同盟条约》的国家来说，完全可以应允，况且中国也可以从中赚钱。但毛泽东硬要把它与主权问题扯到一起，严词拒绝了这一要求。对此，赫鲁晓夫不解地问：“我简直不能理解你。我们使用你们的港口，这对你我双方都是有利的嘛。”

毛泽东则回答：“话不能这么说。我们正在建设自己的潜艇舰队。如果苏联潜艇可以自由进出我国的港口，那不成了侵犯我国主权了？”

赫鲁晓夫又退一步说：“那么你也许会同意一种互惠的安排：我们有权使用你们的太平洋港口，作为交换条件，你们可以在苏联的北冰洋沿岸建立潜艇基地，你看怎么样？”然而，就是这样一种公平互利的要求，毛泽东仍然不答应。这已经伤了一个友好国家领导人的面子。退一步说，即使真是有损中国的主权，也应婉言拒绝。而毛泽东却为这事大动肝火。据翻译师哲回忆说，毛泽东当时拍了一下桌子，愤然起身，指着赫鲁晓夫问道：“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了？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去？！你们都拿去算了！”此事令赫鲁晓夫颇为尴尬，一再解释说毛泽东误会了他。

●认为赫鲁晓夫在边界冲突上袒护印度

上世纪50年代末期，中国与印度发生了边界冲突。前面说过，这场冲突首先是由中国在有争议的地方修筑公路引发的。印度方面派巡逻兵前去查看和阻止，被中国边防军扣留达一个月，进而引发了大规模武装冲突。在这场冲突中，一开始赫鲁晓夫明确表示严守中立。对此，毛泽东十分不满，认为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一个兄弟国家在边界事件中受到了被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家的欺侮，而另一个兄弟国家却表示中立，这在国际共产主义关系中是个新的现象，这实质上是替印度辩护，是支持了民族主义国家的观点。后来毛泽东决心以武力解决中印边界冲突，更是遭到赫氏的强烈反对，担心这样会把印度推向资本主义国家那一边。1963年9月19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编辑部文章，题目叫做《亚洲紧张局势的严重策源地》，指责中国企图通过战争途径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说中国没有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诚意。对此，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也于当年11月2日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苏共领导联印反华的真相》的文章予以反驳。中苏两国的友谊进一步疏远。

●中苏大论战加深裂痕

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中苏之间爆发了一场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这场论战加剧了中苏两国间的分歧，使中苏两党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1956—1957年间，中苏两党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关于反对个人崇拜和平过渡的问题上。1958—1959年间，斗争上要涉及到维护中国主权和反对把中国内外政策纳入苏联的国际战略轨道。而进入60年代后，双方的争论扩展到当代国际共运中的一些基本理论与战略策略问题上。1958—1964年，中苏两党之间争论成了中国外交政策中压倒一切的问题。

回顾那段历史，在中苏两党的争论中，在有关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些问题上，毛泽东在批评苏共的错误时，自己也出现了一些片面性，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上，如将赫鲁晓夫在苏联进行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一概斥之为“现代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随着大论战的发展，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问题上的错误也不断发展。他用自己对马列主义的理解，用中国革命的建设的经验观察苏联。反过来，他又用对苏联的结论来观察国内。60年代后，他对于国内形势的分析，他对国内提出的各项政治任务后面，都有对苏联的认识和思考这样一个背景。

时过境迁，当翻过去的日历已将昔日的恩恩怨怨记录下来时，又翻开了新的一页。1980年5月，邓小平对这场大论战做了客观的、科学的总结。他说：“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但是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么任何党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欧洲共产主义是对还是错，也不应该由别人来判断，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和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嘛。我们在处理党和党之间的关系时，总的来说是清醒的，但是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并不都是对的，对别国党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意见；这些外国同志也说：正确的并不都是他们。……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

●毛泽东为什么看不起赫鲁晓夫

凭心而论，赫鲁晓夫对中国不论是友情上还是援助上都超过了斯大林。他上台以后，把大连港和旅顺港提前归还给中国；提前25年放弃在新疆西部开采矿藏的联合公司股份；签订了大量援助中国的经济协定；大力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然而这一切，毛泽东并不领情。

毛泽东一直看不起赫鲁晓夫。因为毛在遵义会议上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时，赫氏仅是一个营政委；毛曾被授予大元帅军衔（但他本人拒绝），而赫氏的最高军衔才是个中将；毛指挥过数百万解放军消灭了八百万国民党军队，而赫氏却没指挥过什么大仗。毛泽东本来对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作风也看不惯，但斯大林毕竟是国际共运的领袖，还领导苏联人民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毛泽东不得不敬他三分。而在毛的眼里，他赫鲁晓夫算老几？居然也敢对我指手画脚。当然赫氏也确有一些人格上的缺点，如他在一次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居然脱下皮鞋敲打桌子，成为世人的一个笑料。

1959年10月，赫鲁晓夫来北京参加中国的建国十周年庆典。在天安门城楼上，赫氏告诉毛泽东，苏联将撤走专家。毛泽东听后还以为赫氏是吓唬自己而已，直到后来苏联真的撕毁协议，下令专家离开中国，毛泽东这才慌了，让周恩来给苏联打电报，恳求对方“重新考虑”停止援助中国的决定，赫鲁晓夫未予理睬。苏联撕毁对中国的援助协议，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几百个在建项目（包括研制核武器项目）都半途而废。虽然中国人后来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出了核武器，却比原计划推迟了三年！应该说中苏关系破裂的主要责任在毛泽东身上，是他个性太强，刚愎自用，总是自以为是，才引来这样的结果。后来，毛的“接班人”林彪在他那份著名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也认为“对苏关系做绝了”。

●苏国防部防长的挑衅激怒毛泽东

1964年，赫鲁晓夫被他的同僚赶下了台。苏联十月革命胜利47周年时，中国政府应邀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祝贺。这本是中苏两党两国改善关系的机会。然而就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正式会谈前，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对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把毛泽东搞下台，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当场顶了回去，并立即向周恩来报告。

周恩来闻知后，于次日向苏联新任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提出强烈抗议。勃氏辩解说：他是事后得知的，感到不安和愤怒，马利诺夫斯基不是主席团成员，属酒后失言，翻译也有错。他不代表苏共中央，已受到中央委员会的谴责，现向中国同志表示道歉。

对于勃氏的解释，周恩来严肃地驳斥说：马利诺夫斯基并非酒后胡言，而是酒后吐真言。这不是简单的偶然的个人行为，而是反映苏联领导中仍有人继续赫鲁晓夫那一套，即对中国进行颠覆活动，以老子党自居的倾向依然存在。当众对中国代表团侮辱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是连赫鲁晓夫在位时也未曾采用过的恶劣手段。

后来，勃列日涅夫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先后代表苏共向中共中央正式道歉。但周恩来说：这事并没有结束，我们还要研究，要向中央报告。周恩来回国后向毛泽东汇报了此事。此时的毛泽东如果度量大些，接受苏方的道歉，中苏关系原本可以得到改善。但毛泽东听完了汇报却是火冒三丈，认为苏共新领导是继续实行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也决心与苏共继续斗争下去。结果，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中苏关系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甚至发生了军事冲突。苏联也成为了中国的头号敌人。

1969年，苏联总理柯西金赴越南出席胡志明主席的葬礼。回国途中经过北京时，他提出想与中国领导人面谈缓和两国紧张关系的问题。在北京机场，周恩来总理与柯西金会晤，并转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意思：“中国本想与苏联斗一万年，看在你的面子上，减少一千年。”

这说明毛泽东根本不打算与苏联改善关系。

毛泽东的一生都在与人斗。不但与自己的宿敌国民党斗，还与自己的战友、朋友斗，更是不断地与外国人斗。结果是斗穷了国家，斗苦了人民，也便使他自己的朋友越来越少，敌人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