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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贴：七十回头看	2015-08-26 14:33:48

(这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代人中的一大群，可能因为他还是受到比较少的伤害，对毛邓等的看法还是相当宽容）

我们时代的座右铭

作者：胡鹏池

本文原载于孙怒涛主编《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此次发表时略有删改。

一

笔者1945年生人，1956年上初中，1959年上高中，1962年上大学。

我这样的年龄段是颇为标准的“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

小学时期是懵懂少年，对社会基本无知。外祖母家邻居上初中的卢明大哥哥送给我两条座右铭。

一条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为;若要人像我，除非两个我。

另一条是：“学习正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我觉得都很好，尤其前一条，那种对人性的透彻认知，让我一辈子受用不浅。

初中一年级时开始自己搜集座右铭。

第一条就是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注1】，一个“苟”，一个“岂”，让我体会到文字表达的魅力。

再由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历史事迹结合这条座右铭，算是上了这辈子人生中爱国主义教育第一课，心实向往之。由此懵懂而启蒙了，开始领悟到一个人的生命要“为国家、为人民”才有意义。

继而又从语文课本中记下了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课外阅读中摘下了文天祥“天地有正气，------沛乎塞苍穹”，“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所有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沉积。这些爱国励志格言形成了内容丰富的一个系列，当少年的精神沉浸其中时，人生的底色就悄然形成了。

于今，当我皓首苍髯回忆这少年的屏幕，不觉举手额庆。所幸我们毕竟曾经有过这样的人生底色，虽在其后历经无数蒙垢尘劫，但尘垢终究还能风吹雨打去，底色却终究成为我们这辈子人性守望的底线，风雨人生中的“定海神针”。

在“一边倒”的年代，我们感受到了“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是多么的强劲，于是很快就有了两条新的座右铭：

①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艰险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②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而已。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前一条是马克思的。马克思是导师五人系列之首席，这条座右铭教导我们学习要用功，所以我的学生时代从初中开始就几乎没有不用功的时候。

后一条是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他的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凭籍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之口说的话，词藻十分华丽，洋溢着强烈的献身精神，感染力与煽动力无以伦比。而且，保尔的故事又精彩又浪漫，不仅有革命，而且有爱情。当保尔还是一个13、4岁的青涩少年时就有了初恋对象，叫“冬妮娅”。这个名字翻译得太好听了，在江浙一带的人听来既雅又嗲。这是一个多么美丽而清纯的女孩啊，为什么要贴上了资产阶级贵族小姐的标签呢？这场恋爱的性质当然是小资的，情节却引人入胜，过程也不完全格式化，但结局却是格式化的。因两人的出身不同，立场、思想、情调、生活方式也不同，最终的结局“尿不到一个壶里”，各各走上革命与不革命的道路。“贫下中农”出身的保尔则在一个叫朱赫来的老革命影响下，历经磨难，终于在“革命的大熔炉”中百炼成钢，成长为一名艰苦卓绝，百折不挠的布尔什维克。而林业局长(书中叫“林务官”)出身的冬妮娅则嫁给了一名铁路工程师，就像《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曾经一度嫁给了余永泽一样。【注 3】林道静后来重新革命，然而，冬妮娅却不再革命了，也从书中消失了。虽然保尔在后来又发生过几次爱情，然而他后来的爱情全都不再美丽了。

奥氏其人，不仅仅只是生活在斯大林时代的一个作家，很可能曾经就是一名“斯粉”，他用的书名恰好与斯大林的名字“钢”，斯大林的名言“共产党人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相呼应。

由于故事精彩，思想“健康”，又逢建国之初的中苏蜜月期，官方认可，该书风糜一代。奥氏的这本书与这句话在中国青年中流传之广，影响之深，更是远远胜过了他的故乡。“墙内开花墙外香”，“本地菩萨照远不照近”，这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以至于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改革开放年代，深圳电视台居然重拍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电视剧，人家早就不保尔了，我们却仍在“柯察金”。

当年，我和我的所有的同学们几无例外地曾将这段语录写在日记本的扉页上，写在许多课本和笔记本上;毛笔的、钢笔的;行草楷隶，几乎到处都有。初中写，高中也写，大学低年级时还在写。前几年，我们高中同学聚会，许多同学对此还能倒背如流，一致公认这是我们青年时代的第一座右铭，保尔也是第一偶像。保尔的形象比“卓娅和舒拉”的形象更丰满，比黄继光、罗盛教、邱少云、吴运铎、高玉宝的故事品味高出一个档次。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有了与冬妮娅的爱情故事。也许因为我毕竟是男生，虽然崇拜保尔，却对冬妮娅始终讨厌不起来，以为将冬妮娅排斥在革命队伍之外不仅仅是保尔的遗憾，冬妮娅的遗憾，也是革命的遗憾。革命为什么要排斥美丽的冬妮娅呢?把她拉进来一起革命不更好吗?我在初中时期对一名女生有好感，后来发展成初恋;高中时期也对一名女生有好感，始终没有表白过。这两名女生都有冬妮娅的影子，美丽、聪明，却出身不好。我这一辈子对女人的审美观始终是以冬妮娅为标准的。

大约在1964年春节后开学不久，学校传达了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注4】上的讲话。毛泽东不仅主张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还说学生可以逃课，可以上课睡觉，连考试都可以作弊，交头接耳，乃至相互抄袭。真是“海客谈瀛洲，烟波微茫信难求”，大家听了全都觉得新鲜、刺激、兴奋，但不知究竟应该不应该照他说的去做?那时我和我的同学们都是二十左右的大学生了，能够比较“准确地”领会毛教导的“精神实质”了。伟大领袖不过是打个比方，并不是真的号召我们上课睡觉与考试作弊，而是“殷切地”希望我们这一代的青年思想要解放再解放，当一个因循成规、遵守纪律、传统的好学生是没出息的。虽然，我们没有考试去作弊，但知道“作弊”也是可以的。也许从那时起，父母及师长们教育我们的“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做事”就开始变味了，心灵上就植上一种不安分的因子，潜意识中甚至认为一定要搞出一点类似“作弊”的花样精。

与此同时的63至64年，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论战进行得热火朝天，从“一论”到“再论” 【注5】，从“一评到九评” 【注6】，不仅有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三大革命熔炉”的提法，还有了关于“无产阶级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宏文中还有从古典文学中摘引来的“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注7】”之类的绝妙好辞，这对于我这样一位曾经热爱文学的青年有着无比的盅惑力。在这场大论战中，苏修与苏修头子赫鲁晓夫根本就不是我们的领袖毛泽东的对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气壮山河的气势，雄辩的理论，中央广播台播音员的金属般宏亮的声音，将我们所有的同学们全都搞得如痴如醉。

更让人惊奇无极限的是，大辩论原本打算发“十评”，却只发到“九评”，赫鲁晓夫就下台了，而在同一天中国的导弹就发射成功了。新闻报导说“纯属偶然”，这四个字更增加了无限神奇。

中国人的庙堂之上、江湖之远永远流传着智者的故事，诸葛亮的“借东风”、“空城计”就是津津有味的故事，坊间说“曹孟德七步一计，周公瑾三步一计，诸葛亮一步就有三计”，还有“武乡侯骂死王朗”，“死诸葛吓走生仲达”等。我们的毛主席真如诸葛亮投胎转世，且又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且活呢!毛主席带领我们解放全人类指日可及。

在64年—66年这个特殊的时间段，毛泽东在我的心目中就是神。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对毛的“个人迷信”固然是长期党化教育的结果，但同时也有自我自发的成份，林彪的“造神运动”是火借风势，风助火威。

“九评”发表后，全校转入了“九评学习运动”。蒋南翔为首的清华校党委特别擅长“党化教育”，党委中主管学生政治思想工作、领导“九评学习”的是清华最年轻的党委副书记，时年36岁的艾知生【注8】更是一个杰出的党的思想工作者。艾氏其人，中等身材，五官端正，肤色白净，永远带着一副“拈花微笑”的表情，马列主义辩证法使得他天生的巧舌如同“诸天雨花”【注9】。由他具体领导的“九评学习运动”典型引路，宽严适度，深入人心，不走过场。同学们“向党交心”的“思想汇报”一篇一篇像雪花似地飞向我们亲爱的党。

所谓的“思想汇报”就是清算自己身上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烙印，以此向党“输忠诚”。为了争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清算自己、清算父母、清算亲戚、清算师长、清算社会、清算过去，几乎到了“六亲不认”、“无亲不清”的程度。中学时代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理念就在这样的“大清算”中被自觉地弃之如帚，连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都被认为是封建主义的。可以说从这时候起，我的立场已经“彻底”转过来了，原有的人生底色已经涂上一层厚厚的“广告红”。

经过“九评学习”后，我们的心中时刻澎湃着一种激情，就像高中的班主任老师曾给我写的题词那样：

活着，应该是火，是烈火，在燃烧，用战斗的青春跟着红旗跑!

烧吧烧吧，让烈火烧得更炽热;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青春矢志旌旗红。

“九评学习”前我在班上基本上属于一个“后进”学生，一方面是由于天生自由散漫的性格，不懂得也学不会靠拢组织这一套恶心把戏;更重要的是我也背了沉重的身份包袱。我的家庭成份虽还不错，但社会关系却不好，有一个地主分子的外祖母、还有一个右派分子的亲叔叔，虽然他们都摘了帽了，但摘帽不摘帽只不过是一种恶心人的把戏，性质上根本就无区别，摘帽前是阶级敌人，摘帽后仍然是阶级敌人。这就使我长期地自惭形秽，总觉得低人一等，因而自外于组织，所以我在中学时代连“入团申请书”都没有写过;考大学时不敢报考保密系。到了大学一、二年级，申请书到是写了，但也只是例行公事，觉得连“入团申请书”也不写一份，是不是太落后了，自己都觉得说不过去。所以即使写了申请书，也没有抱希望，也就没有什么实际行动能跟上，也就迟迟入不了团。就在“九评学习”的高潮中，终于被“艾鬼”的“艾氏诡辩法”【注】击中命门，忽然就“开了窍”，接连写了两、三篇深刻的“思想汇报”，挖空心思地将父母、亲戚、老师对我的教育与培养全都当成“修根”刨了，于是终于混入团内。一入团，就当官，当了一名给同学们发发电影票及舞会票的大班文娱委员。虽然没有什么实权，但我们这个20多人的班上此时还有八、九名同学没有入得了团呢，还有更多的同学始终也没有当成学生干部。我比他们强了，这是我初尝革命的“甜头”，不仅有了一点“自得”的心情，也大大加强了“继续革命”的信心。

也正是从那时起，大学生们所流传并信奉的座右铭也全都更新换代了。那时流传着毛泽东写给他侄子毛远新的四句话：

①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② “在命运的前头碰得头破血流也绝不回头!”

③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指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孟子》

第④句可能是司马迁的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注10】

即使是现在回想起这四句话，当然也都不错。然而，它教给了我们什么呢?无非是做人要革命，革命要吃苦，头破血流也绝不能回头。

那时，还流行着毛泽东的更重要的一段话：

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20多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正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注11】

这些话传来的同时，亲爱的党还给全国的大学生们一律增加了三块大洋的助学金，增加粮食定量，提高伙食标准。我原来就有助学金，这时也水涨船高，由 14.5增加到17.5，粮食定量也由29(或是31)变成了36(或是34)。我当然不是最高的，我们班有几个贫下中农出身的同学如安徽人沈、江苏人陈等，不仅享受19.5的最高标准,还有各种困难补助，如寒衣补助、书籍费补助、学费减免等，基本上由国家全包了。有两位农村里出来的大龄青年，穷虽穷，家里却有童养媳或娃娃亲，他们在学校的生活节俭到极点，省下钱来，每到寒暑假就带着从学生食堂买的馒头与窝头，买上半价学生票回家与农村里的已婚妻子去“造孩”，或与未婚对象去“牵手”了。几个运动队的同学如东北人张、上海人杨、北京人吴等，粮食定量更高达41甚至44斤。前年我与几个上海同学在上海“小南国饭店”有个小聚会，我问杨(清华举重队)那时你的粮食定量是多少?他告诉我是“管饱”，想吃多少吃多少。【注12】

当我在学校享受17.5元助学金的时候，我母亲的月工资只有18元，而且自从1956年“公私合营”后就从来没有变过。我在学校吃饱饭的时候，我的家人全都在节衣缩食，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正因为心中时刻惦记着家人之艰苦，于是就更感激共产党对我的恩典。我从来也没有想一想解放都十多年了，老百姓为什么还这样穷?即使想到了，也是一种经典的逻辑：中国人口那么多，底子那么薄，吃饭问题从来就是大问题，正是因为有了共产党，所以大家才能有口饭吃啊!知足吧，你这豆腐花子的孙子。(我祖父是开豆腐店的，这是一个既十分劳苦又被人看不起的职业，如俗话所说：“旧社会，三大苦，打铁行船磨豆腐”。)

我的外祖母是地主，可是外祖父的成份却是职工，因为在解放前他没有种过地，而是为资本家打工的。因为他有技术，所以是在解放初当了一名供销社负责收棉花的职工。但却又因为家庭是地主，很快就被开除回家了，没有一分钱收入。外祖父在1961年春天时饿死了的，我亲眼看到了他死前的悲惨【注13】，也亲眼看到他的尸身停在门板上的形象，算是知道了什么叫做“皮包骨”。

我的家乡是一个农村的小集镇，初中是一个新办的农村中学，我们班也种过试验田，也搞过“深翻一尺五、亩产一万五”，也搞过“密植两百斤，放个大卫星”，全班同学忙活了一冬一春，最后颗粒无收。我很清楚地认识到饿死人的大饥荒就是吹牛皮的大跃进造成的，内心深处就不仅仅是对“三面红旗”怀疑的问题，而且就认为“大跃进”不过是“皇帝的新衣”。但这一点，即使是在“九评学习”向党交心时，我也没有说。

我们班的同学一般都认为我这个班上年龄最小的同学是幼稚的，他们不知道我也有不幼稚的一面。此前，我的小学、初中老师竟有三、四名被无端地打成右派分子了;我的叔叔，一名还处在“预备期”的年轻的共产党员，只因为说了两句最不值三四的俏皮话，不仅被打成右派分子，还被押上了“万人大会”批斗。婶婶一急一气，竟然一病不起呜呼了，丢下了三个未成年的孩子，从此叔叔的家庭就支离破碎了。这样的经历足以使我对所有的政治运动不寒而栗，始终处于“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的心态。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党”是什么？党当然是好的，可是“党”不也是由人组成的吗?“交心”是可以的，即使交了九分心，还有最深处的那一分心是万万不能交的。“外祖母是地主”，我不能不说;“外祖父饿死”，这件事我就守口如瓶。叔叔是右派分子，我不能不说;但叔叔遭万人大会批斗，我对谁也没有说。我还有几个事关紧要的问题也是咬紧了牙关不交心。

这里有区别吗？区别大了！前者说出来，是社会关系复杂的问题；后者说出来，就有可能被上升为阶级仇恨的问题。

我们班那位安徽同学沈，他的母亲和两个妹妹也是在三年大饥荒时饿死了的。别看他一直担任班干部，平时似乎是那么老练与成熟，但他曾经将这一秘密对人诉说过。于是在文革初的工作组时期，工作组整他就有一条罪状：“反对三面红旗”。他被打成我们班唯一的“蒯派”。工作组撤离后，沈同学和我两人深夜在七饭厅谈心，我俩抱头痛哭，他告诉我：我那时不止一次地想到了自杀。

“九评学习”使我们忘却或淡化了“大饥荒”。虽然人造的“大饥荒”刚刚过去两、三年，但我们都已经忘却了饥饿与亲人的饿死，我们走出了“大饥荒”的悲伤，已经能很自然地高呼“三面红旗万万岁”，很坚定地认为毛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我们当年又都相信大饥荒是“连续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与“苏修逼债”造成的，又都将能从大饥荒中走出来这件事归功于毛的英明领导，将政府对大学生们的物质照顾也都全算在老人家的身上。

老人家又是谆谆教悔，又有物质关怀，我们的精神在不知不觉中就全被收买了，大家全都“千万颗红心热烈地跳动，千万张笑脸向着红太阳”，全都“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了，歌颂毛的歌已经开始铺天盖地了。大家唱的也都真心实意。

清华是高校中重点之重点，党委书记蒋南翔又是高教部长，在国家对教育的投资中始终分得最大的一块蛋糕。就在那时，清华主楼落成了，那宏大的板式建筑巍峨矗立在清华东区，足以长久地傲视全国高校。走在那高大宽敞的连廊下，一阵阵凉爽的穿堂风吹过来，我们就唱：

像那高空的长风，

一阵一阵吹不断;

像那大江的流水，

一浪一浪向前进;

我们高举革命的火把，

一代一代，一代一代往下传!

文革前的清华校园里既洋溢着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的气氛，又充满着朝气蓬勃的献身精神。校园里的口号是“红色工程师的摇篮”及“为革命健康工作五十年”。还有两句校谚：

今夜清华月，明朝塞外风，红专道上看英雄;

大地春如海，男儿国是家，骑马挎枪走天下。

更有一首文艺社团自己创作的校园歌曲，歌名可能就叫“永远忠于党”，歌词无疑是前述毛语录的翻版：

永远忠于党，

高举红旗奋勇向前进!

永远忠于党，

把党的话儿永远记心间，

党的话儿永远记心间。

我们在战斗里成长，

我们在劳动中锻炼，

立志做个红专的劳动者，

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向。

世界上有谁比我们更幸福?

抚养我们是亲爱的党;

世界上有谁比我们更幸福?

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

世界上有谁比我们更幸福?

叫我们怎能不歌唱;

世界上有谁比我们更幸福?

我们要亲手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

不知是谁写的词，谁作的曲？好听，有劲，越唱越有劲，尤其是那四个排比句，一浪高一浪，一峰高一峰，唱得我们心潮澎湃，热泪盈眶，热血沸腾。我当年是学校合唱队队员，至今还会唱这首歌。去年夏天，几个大学同班同学远道来访，我们一起唱起这首歌，在不知不觉中眼眶就湿漉漉了。

当年因为虔诚而激动，如今是为自己当年的虔诚与激动而自我感动了。

我们的确曾经拥有过如此真诚革命的年华。

中学生与大学生们都处于这样的情绪状态，所以毛泽东在学生中发动文革是很容易的。毛一点火，青年学生的激情全都燃烧了起来。“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女”的延安时代我们没有赶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抗日烽火我们没赶上;“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我们没赶上;“雄纠纠、气昂昂”的抗美援朝我们没赶上，可是我们幸福地赶上了伟大领袖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解放全人类，埋葬帝修反，赤化全世界，以为这就是毕一百多年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于一役的伟大革命。于是大都义无反顾地“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荡涤一切污泥浊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全身心地的投入到这一场破坏文化的文化大革命中去了。

当然每个人的具体表现有程度上的差别，但在文革初期一心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这一点是没有区别的。

1966年的818，毛他老人家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我们班所处的位置好得不得了，就在从东数的第二座金水桥上。虽然看不清老人家究竟有多么“红光满面”，但能看得清老人家的上半截“伟岸身躯”，也能感受得到他的“神采奕奕”，只见他老人家巨臂一挥，手掌一翻，用含混不清的湖南话吼了一声 “人民万岁”，广场上所有的善男信女全都激动万分，热泪盈眶了。我当然也是其中之一，不经意间回头看看，我们班的那几位女同学眼睛更是早已哭得像红桃子似的。夸张点说，天安门广场几被同学们的激动而幸福的泪水淋湿了。

文革是一触即发的，来势凶猛，紧跟都来不及，容不得思考。我们似乎也从来没有认真地想过它对不对，好不好？虽然早在文革前，大家都知道马克思的格言“怀疑一切”，还知道毛所说的“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但“怀疑一切”，这“一切”中就不包括毛泽东;“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这“凡事”中也不包括毛泽东所做的一切。我们知道他是人，但是他是会“借东风”、会“草船借箭”的诸葛亮;能“日算阳，夜算阴”的包大人。我们更相信他是神。我们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我们相信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我们中国;我们还相信毛主席不仅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也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红太阳。我们做梦也没有想过他是可怀疑的，没有想到他是会犯错误的，更没有想到他正在犯“史无前例”的大错误。不是不敢想，而是从来没想过。想也是“腹诽”，也是反革命。

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孩提时代唱的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莘莘学子们几乎全成了只听主的召唤，没有自主意识，不会思考，也没有思考的楞头青和二杆子，指到哪里打到哪里。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在中国大地上是确实存在过的。

二

毛的话大行其时之时，奥氏的话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十年后，毛泽东死了。自从邓提出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要“准确地完整地” 【注14】后，毛的书下架了，毛的教导背时了。说实在话，谁能做得到“准确地完整地”啊？邓大人有意无意地用这样巧妙的方法将十多年来“高烧不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火彻底浇灭了。

邓大人生前已经被称之为“总设计师”了，但并没有“邓理论”的说法。“邓理论”是邓死后江三代给邓贴的标签。邓究竟有没有“理论”？这是见仁见智的事情。说其无，是因为他自己从来也没有一篇宏篇大作；说其有，是因为他那些一段一段的特色语言显然比那些长篇理论废话正确而实用。“白猫黑猫”不是理论吗？香港人称其为“猫论”，在我看来，它就是全部的“实事求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是理论吗?它就是“群众路线”;“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理论，它就是“科学发展观”;“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也是理论，它就是唯物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邓的话是人们行动的指南，却不是思想的座右铭，邓的时代是没有座右铭的时代。在这个长长的精神空白期，顶层设计忙于翻几番与小康，底层百姓忙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浪潮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谁还去想奥氏的那句话呀？代表着献身精神的奥氏的那句话永远也没能再香起来。如果不是偶然的机会，人们将不再想起。

前几年忽然有一天，偶尔在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侄女加林娜在《莫斯科共青团报》刊登了一篇文章，侄女儿说她的叔叔在临终之前确实回首了往事，但没有重复他的那句“不后悔、无羞愧”的话，而是说了另外一句意思完全相反的话：

“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注15】

短短十几个字，也没有什么文采，带给我的震憾无比强烈，青年时代对保尔的迷恋又在脑海中回光返照了。心中却在不断地问自己：像奥氏这样坚定的革命者，死得也很早，怎么竟会有如此这般痛彻的悔恨呢?

于是想到他是不是有良知？看来他也是有良知的，否则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后悔。那么他就不能简单地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因为他当过战士，当过“剑与火”的“契卡”(即克格勃)，是曾经被奉为全苏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青年偶像”，是既握过枪杆子也拿过笔杆子的人，是一个曾经的狂热参与者，甚至也是一个原始的制造者，他是献了青春献终生的人，27岁全身瘫痪，32岁就死了。付出了那么多，结果怎么样？建成了这么一个东西!

我们同样付出了青春、忠诚，我们又建成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马克思也说过类似的话：“我播下去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这话在情绪上和格式上与奥氏的话如出一辙。仔细看看就能发现其实这话也不是马克思说的。1890年8月27日，恩格斯给保•拉法格写了一封信，对当时一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作了评论。他说：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注16】

所以准确地说，这段话并不能代表马克思，只代表了恩格斯。代表恩格斯也行啊，马恩，马恩，他们不是连体人吗！其实前述的中国古话说得很明白，“若要人像我，除非两个我”。同志们一定要多读点书，多读点书才知道马毕竟不是恩，恩也毕竟不是马。马为人太自信，太自我，马的革命只停留在书本上，他没有掌过权，但他却是有独裁性格的人，他不是那种善于反思的人，更不是那种肯认错的人。对此，只要读点马身边人的回忆就清楚了。让他扬名立万的的著作《共产党宣言》发表在1848年，其时他还未满30岁，再聪明再博学，也不过对哲学、社会经济学刚研究了七、八年而已。

毋庸置疑，马克思生活在资本主义时代，他不仅感受到了资本主义强大的生产力，也确实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看到了工人的繁重劳动和贫困生活。这个30岁不到的年青人有一股强烈的救世情怀，他一心想寻觅一条解救劳苦大众的道路。然而，他却完全没有意识到那只是漫长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甚至是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有初级阶段，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初级阶段呢？)，却自以为是地认为是资本主义的终极阶段了。时代的性质都搞错了，建立在时代分析基础上的学说怎能不错？于是他创造了一个自圆不得其说，其实是错误甚多的学说，有的错误甚至是常识性的。

当然，马克思毕竟是一个有丰富学识和正常(看来，只能说是较正常)思维的学者，在《宣言》发表前充其量他只做了十年左右的学问，可是在《宣言》发表后他又活了30年，难道在前十年中他的主义就全部完成了？在后30年中就再也没有新发现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1849年11月达尔文的科学巨著《物种起源》终于出版了，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引起轰动，不仅沉重地打击了神权统治，也否定了马的阶级斗争学说。马还发现资本主义经过了经济危机不仅没有如他原先设想的那样衰退乃至衰亡，相反却更前进了;他还发现股份制的出现改变了资本的结构。所有这些科学界的重大发现与社会发展所出现的新现象对他全部学说的立论基础是致命的。作为一个学者，在这样巨大的冲击面前他不可能没有新思考、新研究、新结论。他更不可能没有发现他年轻时的观点是错的。当然，他也许不会发现全都错，但发现部分错并不是什么难事。但他只是说我现在的观点如何如何，就是不肯痛痛快快地承认我以前的观点哪些是错了。

马克思性格上的这种缺点妨碍了他的科学求真，也给一百多年来，出于各种动机和目的，不断制造马克思主义一贯正确、四海皆准的人钻了空子。

恩格斯的性格与马克思不一样，恩格斯晚年对于他们曾共同努力了几乎一辈子而创建的共产主义理论有着颠覆性的反思。

关于“龙种和跳蚤”的话固然很有趣，也很深刻，但作为一个创教者，原创者，这种说法仍然是推诿于他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结果是那么鲜亮地摆在那儿。如果你播下去的真是什么“龙种”的话，那么这长成了的那十四、五个怎么全都是跳蚤呢?有哪一只跳蚤不是独裁的?有哪一只跳蚤家里不饿死人?如果仅仅是异化的话，为什么一个龙种也没有呢?所以问题还是出在种子上。种子本身并不是什么“龙种”，而是那只褐式的老跳蚤生下来的白色的蛋。

所幸，恩格斯死前两年还说过这样的话：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

“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注17】

一个人的伟大绝不是因为他永远正确，而是他有发现并纠正自己错误的能力。知错认错改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品质，同时也是一个人的本领。

恩格斯类似的话还有不少，这些话不仅比较坦率、真诚，也很清楚，给人的信息很准确。只要不是故意装聋作哑，那是不可能有什么误解与不同解释的。

恩格斯与奥斯特洛夫斯基同样都在回首往事，作为作家的奥氏哪能有作为伟大思想家的恩格斯那样深刻的反思呢？奥氏究竟以什么样的心态离开这个世界的呢？失望还是绝望?悔恨还是痛恨?懊恼?无奈?当然是兼而有之。奥氏的那句话的内涵复杂得很。

我们这一代，五十年代的中学生，六十年代的大学生，经历过反右派、大跃进、大饥荒、大论战、四清、文革------经历过万寿无疆、永远健康；唱过闹哄哄的语录歌，跳过怪诞的忠字舞；戴过红袖套，有的人还戴过柳条帽，拿过铁棍和长矛；英明领袖，三落三起；改革开放，小康社会，翻两番和三步走；清污反化 (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从四五到六四，南方谈话，四个坚持到三个代表，再到和蔼社会，科学发展观------也经历了外国的事：“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柏林墙一夕轰塌，苏东波一夜巨变------什么样的社会大变革都让我们赶上了。

悠悠苍天，曷此其极！是生而幸？亦或不幸？所谓韶光易逝，似水流年，转眼都七十上下了，虽然还没到“老而不死谓之贼”的年岁，却是真真切切的老年人了。这个时代已经不属于我们，我们却仍属于这个时代。

老年人有老年人的特点和弱点，“倚老卖老”是缺智老人的常态。有的只谈闯五关，不谈走麦城；有的喜欢对年青人说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我放过的屁比你说过的话还多；说老而成精，猴子尾巴上的毛都全熬白了；说我什么没见过呀，你一蹶屁股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了。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将对自己说什么？

那临终的一刻已然在不远处的前方向着我们招手了。当我们回首往事时，我们又能说什么呢？

真的，我们能说什么呢？

激情燃烧的岁月？还是青春无悔？电视剧早就放过了，歌也唱过了，无耻而扯淡。真实的生活里没有多少同龄人会有这样的感情，更没有一个人有脸皮说我这“整个的一生和全部的精力”献给了什么“人类最壮丽的事业”。

一般人都是无奈地叹息：我们这辈子算是被糟蹋了。

能落下欣慰的是在改革开放后，我们毕竟吃了几十年的饱饭，也能有限度有节制地说几句真话了，或是像季羡林老人所说的那样：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

还好，我们固然曾是参与者(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毕竟不是制造者，我们更多的角色是苦难和不幸的承受者。我们参与的程度比老一辈的低很多，我们所承受的苦难也比老一辈的人要少很多，但我们的反思不应该比老一辈的人少。因为我们的局限性比他们少(这一点也很难说)，又有了改革与开放，有了与世界接轨，加入了WTO，不仅有了对比，有了参照物，还有了思考的材料。

“我们的局限性比老一辈的少”这是一句很难说的话，因为我们有许多不如上一辈人的经历。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延安有牛肉面馆，延安的革命者和潜伏特务（如果延安有潜伏特务的话）都吃过；重庆有重庆火锅，重庆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重庆的地下工作者多得数不清）也都吃过；而我们却不知道延安与重庆都曾有过如此好吃的东西。我们虽然生在旧社会，但对旧社会全无记忆，刚开始有记忆时就已经在红旗下了。我们被灌输的是“伟光正”和“勤勇智”，还有什么“万恶的旧社会”。自己的生活和六亿、八亿同胞们的生活就是四个字“幸福美好”，世界上其余三分之二人的生活是八个字“水深火热”和“牛马不如”。而我们的上一辈人，如江泽民、朱镕基这一代人，他们在旧社会呆过，他们曾经有过一些民主和自由的启蒙教育，所以他们背得出林肯的“葛斯底堡宣言”，甚至能用英文背，既秀了英语，又秀了博识，还能跑到美国这样的头号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去卖萌讨乖。我们小学时背“半夜鸡叫”，中学时背“白杨礼赞”、“谁是最可爱的人”，当然也背“岳阳楼记”和“小石潭记”之类的，大学时没有语文课了，什么都可以不背，但政治课是必修课，“雄文四卷”是一定要学的。

清华的政治课老师都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一群活宝，教我们党史的李老师身材高大，皮肤黝黑，讲“四渡赤水”时神采飞扬，唾沫横飞，嘴角全是白泡沫。教我们政治经济学的张老师戴一副金丝眼睛，面色苍白，一副学者气。他自己的出身并不好，却不妨碍他将我们班一位出身“小业主”的师同学的政治成绩打上不及格。师同学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制八的大班班长，数学考试能拿117分，因为政治不及格，他的前途暗淡了。那个年头政治不及格，就几乎就是反动学生了。

“葛斯底堡宣言”？说来惭愧，我们这一代大学生连这个名字也没听说过，更不知道还有什么“民有、民治、民享”。我们只知道“到小姐的秀床上去滚一滚”， “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样的名句。再比如说母校清华的校训，现在人人都知道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还有清华的大师陈寅恪说的话“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可是我在清华呆了六年多，压根儿就没听说过。原来前者曾镌刻在大礼堂的拱形的顶上，那时被一颗红色的五角星遮住了，这一遮就是三、四十年。

记得，新千年开始的那一年，那个中国当代最红的小品演员在春晚上演出了一个小品《卖拐》，第二年又演了个《卖车》、隔年又演了个《功夫》，由此组成“忽悠三部曲”。主角都是赵本山演的一个“大忽悠”，配角都是范伟演的“二傻子”。年年火暴全场，年年一等奖，年年成了老百姓们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赵氏小品也在不知不觉中竟然成了新国粹。说实在话，演技确实一流，品味却很低俗。十三亿中国人真不知搭错了那根筋，年年春晚都在期盼着那个“猪腰子脸”的“大忽悠”粉墨登场。坊间议论这个“大忽悠”的角色代表谁?“二傻子”又是谁?有什么现实意义?有人说是揭露“法轮功”和他的教主李洪志的；也有人说是影射卖假酒假烟假药甚至是假种子的；更多的人说管他妈的什么意义不意义的，不过是大年三十晚逗个乐子而已。

我却总联想我们曾经遭逢的“大忽悠”，将我们这班莘莘学子当作“二傻子” 似的忽悠了三十年。邓小平说：“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注18】算是说到我们这一代人的心坎上去了，把我们的心煽呼得拔凉拔凉的。鲁迅说过：浪费别人的时间，无疑于谋财害命。三十年啊！对八亿人而言，一半人是半辈子，对于另一半人则是一辈子。四亿人的半辈子，还有四亿人的一辈子，都给忽悠了去。忽悠了去，还得说“谢谢啊!”

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经历过“忆苦思甜”，我就吃过好几次猪狗不吃的“忆苦饭”。说是“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说是“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比比革命老前辈”。现在，这类活动悄无声息地销声匿迹了，当我们重拾“以史为鉴”，问一问：“饿不饿，想想六十年代的大饥荒；惨不惨，比比十年文革的受害者”，却说“不要纠缠历史旧账”，“团结一致向前看”。以至忘记了前三十年的“一切为了权”，开始了后三十年的“一切为了钱”。

其实，我也赞成“不要纠缠历史旧账”。问题是谁“纠缠”啦？没有人敢要赔偿“青春损失费”，无法赔，也赔不起。也没有人要求像西德总理勃兰特那样向犹太人墓碑长跪不起。世界舆论说跪下去的是一个勃兰特，站起来的是整个德意志。中国人似没有这样的奢求，中国人也自知没有这样的福气，起码这辈子是不会有了，也就认了。

大部分的人的想法也不过是弄清真相，弄清真相的目的也不是追究什么人的个人责任，只不过是为了记取教训，不要重犯错误。小错误当然不可能不犯，但那些愚蠢至极，荒唐至极，可笑至极，残暴至极，危害至极，丧心病狂程度和丧心病狂性质的错误，不能再犯了。反右派不能再搞第二次，大跃进不能再搞第二次，文革不能再搞第二次，地富反坏右的帽子不能再戴第二次，破四旧不能再搞第二次，连同抗美援朝也是不能再搞第二次的------还有只允许一个农村老太太养两只鸡，却允许干部放亩产13万斤水稻的大卫星------这些都不能再搞第二次。（读者感言——其实，对这点，文章作者可能有点估计不足，在中国现体制下，只要有了权，是什么都能够搞的。不仅是二次，再多几次也有可能，不信就想想几年前，薄熙来在重庆就利用手里的那点点权，大搞的那个“唱红”——“一次小小的文革序幕”不是闹得尼姑、和尚都在紧跟唱红吗！）

不知道别人如何想？反正我是被吓破胆了。如果再有个半次一次的，我看中国就真应该被开除地球的“球籍”了。

范伟演的二傻子在“功夫”中终于觉悟，现实生活中却仍有相当比例的二傻子仍在那儿喋喋不休地喊“谢谢啊”！你不跟着他喊，他还愤愤不平地朝你喊：“做人的差距乍就这么大呢?”

恩格斯说过：

“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注19】

在这一段话的后面，恩格斯意犹未尽，接着说：“虽然过去和现在他们犯过各种各样的错误，而且将来还会犯错误，但是伦敦东头的觉醒仍然是本世纪末最伟大最有成果的事件之一。”

根据恩格斯的思路，我们也可以说：虽然我们过去犯过反右、大跃进、文革等各种各样的错误，而且将来还会犯错误，但是从文化大革命中得到的觉醒仍然是本世纪末最伟大最有成果的事件之一。毕竟美利坚、德意志、法兰西、俄罗斯、不列颠------谁也没有发生过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也曾多次强调：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的财富。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说：“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

如果在这个时代要遴选座右铭的话，我以为恩格斯的这句话就够格。

我就始终搞不明白，那些至今还在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怎么连他们祖师爷的这样一句好心的、善意的、衷恳的话，就是听不进去呢？

三

说是不明白，其实还是有点明白的。因为很简单，甚至太简单。过去就叫做“路人皆知”了。道理明摆着，史实也明摆着，用不着什么理论研究和逻辑推理。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再加上一条：时间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再加上一条：人心。就是那些最广大、最普通的，“人人都吃五谷杂粮，个个都要拉屎放屁”的老百姓们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差了；是说你对了还是说你好。

当下这个年代，打江山的已经凋落殆尽，权力者的继承用的是“指定式”甚至是“隔代指定式”，但毕竟不是原创，法统不那么强悍了，道统也不那么死板了，通俗地讲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伟人时代过去了，强人时代也过去了，但现在仍然不是常人时代，大概属于威权时代。讲法制了，也讲民生，不能说不是进步，也不能说没有真诚。“市场经济”、“民主”和“法制”前都要加上一个定语“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前还要再加上一个定语“中国特色”。即便如此，仍然是进步。体制上却没有什么进步，大体上没有根本的变化，还在靠惯性或惰性运行。权力是几千万人头换来的，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中心，宝塔尖仍然是众星围而拱之。早些年还讲“发展是硬道理”，后来变成了“稳定压倒一切”，现在又变成了几个“自信”。

为了稳定，一方面对物质层面的“假”是要打击的，假药假烟假酒，卖官鬻爵，权钱交易，都是打击的，措施也不能算不得力，效果却有限；另一方面对精神层面的、思想层面的、历史层面的“假货”却要维持，效果却很好。又假又不假，打假不打假，就是这种威权时代的特点。这样一来，对于民众而言，揭真相，说真话，搞一个“文革博物馆”，诸如此类的诉求分门别类地成了奢侈品与违禁品。一方面，真话对威权主义确实有着根本的威胁;另一方面，说真话的也感受到来自威权主义的威胁。相互拉扯纠缠，你进我退，此消彼长，在一定的时期达到一定的平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当然是任何人都不能改变的，但短期的历史不仅有老路、弯路、邪路之说，而这个“短时期”就不是三年两载的事，二、三十年不算短，二、三百年不算长，就看这个民族的造化了。

邓走了17年了，邓在世之时，就一直反反复复，单年反右，双年反左;一年鼓动“胆子再大一点”，下一年又搞“清污反化”。几乎年年不消停。两手都是硬了，最终却弄出个泼天的大事件。

你看“黄金十年”的办法多好！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反正权在我手里。我不理你，让你坐冷板凳，你就什么事也干不成。巴金生前心心念念要搞一个“文革博物馆”，耄耋老翁，还在那儿可怜兮兮的大声疾呼，大有“死不瞑目”之意。结果如何？充耳不闻，不接你的话茌。耗费时日，还不是死了。那些如巴老般的“两头真”的老人，坐了三年五载，十年二十年的冷板凳，也就死了，不死的也老得没有精力再管闲事。就连季羡林这样的文化老人，被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也是不无自得地主张“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也不知道他所说的真话中占了百分之几？百分之九十也叫“不全说”，百分之十也叫“不全说”。而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季羡林也死了。

有人说这也是一场大革命，是一场悄无声息的忘却文化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诚哉斯言矣!

四

我毕竟不是历史、文艺工作者，并不追求什么深邃的思想，精美的文笔，没有什么警世醒世的恒言，谈不上什么对人生、社会、历史的热切宏大的希望，但一些卑微淡漠的期望总还是有一点的。

我们毕竟在这个时代生活了一辈子，我们对这个时代有着许许多多的感知，有着“打断骨头连着筋”的感情，总是似乎“看破红尘、万事皆空”，其实直至咽气的那一刻，这个“红尘”还是看不破的。

我这一辈子人生极平淡。虽然上了清华，当过教师，也不过是平平常常一个大学生的学问，一个工程师的才能。毕业分配赶上“四个面向”，在西北的一个小工厂干了七、八年，抬过几百斤重的铁水包，浇铸三、四米长的铸铁管子，当过检验员、技术员、车间主任，生产组长；有过几项上不了台面的小革新，有过一、两篇勉强说得过去的论文；没有当过大官(当过几年小官)，没有发过大财(发过一点小财)。

在数不清的政治运动中，最难忘却的是在北京郊县参加四清，工作队分配我包了一个生产队，有七十多户人家，二、三百号人。虽然我不是党员，却是代表着“党的领导”。能代表“党的领导”的感觉实在太好了，在这个生产队里所有的人都得听我的话，如果自己再稍稍谦虚一点，威信没法儿不高。村里的贫下中农都说我是他们的贴心人；六七十岁的老头子、老奶奶，八、九岁的小孩子全都亲热地叫我“小胡”，我在前面走，“小胡”一条声。有一个有点文化的中年妇女当面说“他不是你们的小胡，他是你们的爷老子。”这个个妇女是上中农老婆，我只能冷淡她，她在吃醋。我们这个队里有一户富农，是个大家庭。戴帽子的是老头，我在那个村子呆了九个月，没有进过他家一次门，没有与他说过一句话。四清对于我是终身难忘的，难忘的不仅是贫下中农对我的感情，也难忘的是我对那位富农分子的愧疚。这位富农分子土改时的成份是上中农，因为是生产能手，公社化时是党员大队长，后来与支书发生矛盾，也可能得罪了几户贫下中农，在反右倾及民主补课时被补划为富农，开除党籍，戴上帽子。家庭即遭灭顶之灾，在部队上当了连指导员的大儿子立刻复员回家，小儿子30多岁找不上对象。为了家庭的前途，这一家人多年来以老头子的名义不断告状，从公社、县委、一直告到北京市委，无不石沉大海，其实最终都回到了公社或大队手中。四清时，新的告状信就转到了工作队手中。工作队派出多路人马外出调查，并指定由我整理材料。我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反复计算他家解放前三年的剥削量，却只有8%左右，将输入数据放大再放大也只有11%，远够不上15% 的标准。按政策当然应该平反，可是党还有一条内部掌握的政策：即使划错，但民愤大的也不予改正。所以在运动后期，该富农重新被划成富农，重新被押上台去批斗一回。他的告状信的性质被界定为社会上的阶级敌人配合党内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右倾翻案风向党猖狂进攻。老实说我们工作队的主要领导都是相当实事求是的干部，远不是极左之人。我也不是，我在计算中拒不按15%的标准凑数就是证明。但即便如此，我们也无法改变他家的命运。

多年来，这件事情始终萦怀于心。什么叫“民愤大”？又什么叫“民愤小”？有什么量化的标准吗？即使所谓的“民愤大”还不是错误政策造成的吗?

除了“四清”外，在其它的政治运动中我就再也没有当过积极分子了。文革时既不是保蒋派，也不是反蒋派；既没有反对过工作组，也没有保过工作组，参加“414”，自认为也够不上“造反派”这个光荣称号。在“414”里是个写文章及发言稿的小角色，当过一年不到的“414报”副总编。武斗开始就溜号回家，彻底逍遥了。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我在文革后居然挨过两、三次小整。真实的起因都是因为我是来自首都的名牌大学生，又曾经参加过造反派，到了小地方上就十分抢眼了。小单位的工农干部为了治治不那么好领导的知识分子，就拿我这个“名牌”开刀，以达“杀鸡给猴看”的效果；地方上“清查五一六”，“清理三种人”，地方上的小领导为了他们的政绩与任务，也将我列为怀疑对象了。暗地里成立我的专案组，内查外调紧锣密鼓，外调人员几千里路地不计成本外调。有两次开始之时搞得很紧张，风声鹤唳、一日三惊，有一次甚至将隔离审查的黑屋子都找好了，将站岗放哨的基干民兵都排了值日表。但人民群众的眼睛的雪亮的，更奇怪的外调材料居然都说我的好话，也幸得我毕竟见过大场面，应对得法，最终化危机于无形，家庭和个人全都有惊无险，全身而退。

但说句老实话，那两次的境况真是有点凶险的，松一松平安无事，紧一紧万丈深渊。虽然走了出来，但我的精神成了“惊弓之鸟”，被折腾“垮”了。从此后，我对这个“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整人的政治，与人为恶的社会从根本上失去信任。

五

虽然从个人层面而言，既没有大起大落，大苦大难，也就没有什么大悲大喜。只是因为曾经响应过“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这颗心收不回来了。为国家的大事，大悲大喜不止一次。

那就是经历了三伟人之死。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死。此前总以为周比毛年轻，将国家的希望，人民的幸福寄希望于周死在毛后，中国能出现一个周恩来独立执政的时代，谁知道周竟先毛而去。一则突然而至的讣告将这个内心深处的唯一希望击得粉碎，突感绝望，引发大悲。连续多天，垂泪号泣，失声时身子都发颤。说实话，后来死了爷老子，也没这样伤心过。

八个月后，1976年9月9日，毛居然也死了。想不到他会这样快，总以为他永远“红光满面、神采奕奕”，谁知道仍然是化的“出台妆”。

那天下午我正在上海静安寺的亲戚家，亲戚家上初中的小妹妹嚎哭着奔上楼，“毛主席嘻哩(上海话，死了)!”“毛主席嘻哩!”哭着扑到她母亲的怀里：“姆妈，毛主席嘻哩!”“姆妈，毛主席嘻哩，哪能好?”就在这母女俩相拥而泣的当口，我无言地走下了楼，走到华山路和乌鲁木齐北路交界的十字路口。我看见天空是灰暗色的，马路是死寂了的；公共汽车仍然一部一部地开过来又开过去，靠站也不鸣叫；步行的人与骑自行车的人一个一个地从我面前过去。全都面无表情，肌肉僵硬，不说一句话，连屁也夹着不敢放。我踯躇在那个路口，平视着、环视着，见证了这个历史时刻。不住地自言自语，一遍又一遍地说：一个时代终于结束了，一个时代开始了。带着对新时代不热切、不明确的希冀，内心异常的平静。“四五运动”榨干了我内心对他最后一点点热爱，九月九不再有悲伤，一滴眼泪也没掉。眼泪不再为他流。

相反，我的内心是有一点小窃喜的，预感到变化终于要来了，快来还是慢到，变好还是变坏，却不确定。已然是如此之不堪了，即使再不堪又能怎么样呢?重要的是变化，有变化就会有希望。总以为最大的可能就像赫鲁晓夫下台后勃列日涅夫当权那样，换汤不换药，至于后来发生那么大深刻的巨变，在那个下午却一点也没有想到。

一个月不到，四人帮被抓，这一回终于是大喜而大笑了。说皇天有眼，恶人恶报，总让我们等到了这一天。“白骨精”、“苏妲已”之类的话骂不停，还不解气，也有感慨。你不是光焰无际吗?不是显微镜和望远镜般洞察一切吗?你不是未卜先知、算无遗策的诸葛亮吗?死诸葛还吓走生仲达呢?你倒好，尸骨未寒，你的接班人却抓了你的未亡人。真叫人算不如天算，可见英明伟大不过尔尔。

邓小平第三次重出江湖，我是打心眼里偷着乐的。文革后的中华大地，民不聊生，满目疮痍，百业凋零，连百官也是凋零的，忠良殆尽，却偏偏存活了一个邓先生，也算是天不绝华了。阶级斗争不讲了，讲经济建设为中心;走资派平反，右派平反(官方不叫平反，老百姓的眼中就是平反)，地富反坏也没有了，继而改革开放;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不讲了，讲小康社会;包括肯定小岗村的包产到户，包庇傻子瓜子的雇工剥削------邓大人上台后，做的件件事，说的句句话，绝大多数我都打心眼里赞成。要是你上台，你能做得比邓好吗?肯定不可能。当然也有搞不懂的，如四个坚持、清污反化；也有担心的，如“两手都要硬”，不知道要搞出一个啥名堂？却没有想到会搞出个“八八六十四”。

那年那月的前后的几十天，我在深圳，能看得到香港台，一打开电视全都是感天动地的画面。我那时是一个小单位的政府领导，当然得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眼泪在眼眶中打转转，不让它掉下来。掉下来的，背过脸去偷偷地拭了去。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呀！就在十多年前的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你蒙冤下台，那一茌的学生娃娃们一腔正义，流血牺牲为你鸣不平，“四五”死了多少人？“四五”后又整了多少人？你又一次上台，还是这些学生娃娃们打着横幅“小平，您好!”欢迎你。你高兴，娃娃们也高兴。往事历历如昨，你倒好，十多年后翻脸不认人，怎么就能下得了手。你已是年过八旬的皓首苍髯的老翁了，娃娃们才十之八、九，二十郎当岁啊!

1997年2月20日，邓小平死。那晚月白风清，我心无喜无悲，心如止水。第二天一早，第一时间买了一点股票。我炒股赔的多，但这次看准了，利空出尽是利好，结果连涨三天，赚了点小钱。

其实，国家大事是不能由大家都去关心的。中国的古话“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至理名言，一定要听。凡是要大家关心的国家大事，一定很可怕，也一定不会有好结果，文革、四五、XX都证明了这一点。凡是要大家来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也是可怕的。但是，如果大家都不关心国家的事，显然也不行。所以顶层设计要解决国民以怎样的方式，怎样的路径去参政议政的大问题

早在文革之初，我就开始思索了这个道理，缘起于亲身经历的两个小故事。

故事一：

1966年秋大串联时我在上海等约好一起串连的同学没有等到，于是一个人经上饶到了株州，准备第二天上韶山。当晚红卫兵接待站的人安排我住在一个铁路老工人家，那位老工人五十上下，矮矮的，瘦瘦的，很精神。我送给老工人一枚毛主席像章，老工人于是将他收集的像章也拿了出来摆在桌上，然后无比郑重地对我讲：

“你是北京来的红卫兵，我要向你揭露一个大阴谋。”

我说什么事呀？他将毛主席像章一一摆在我面前说：

“你看，这些毛主席像章全是只到脖子，那是阶级敌人要砍我们伟大领袖的脖子啊!”“那些像章的设计者和造像章的人全是反革命。”

我听了这话真是哭笑不得，再三跟他解释。但他就是听不进，于是他拿出“毛主席语录”来一定要与我共同学习。他翻不到最合适的语录，于是经他的提议我们一起背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们一起背诵了三、四遍，他才罢休，继续讨论他的话题。当晚，我们谈的很不开心，他说我是书呆子，没有阶级警惕性。

第二天一早分别时，我答应他回到北京一定将他所谈的重要情况向上级汇报，他这才勉强为我指了路。

上韶山的路就象去天上，一路青山绿水，可我一路上想着这位铁路老工人揭发的“大阴谋”，脖子直发凉。

故事二

1975年，我已从西北调回家乡县城的一家小工厂工作。“四人帮”打倒后的那个秋天的一个下午，一位初中同学来找我，他当时是生产大队的副大队长兼大队会计。他告诉我他到县城来是参加县里召开的三级干部会，在这个会上县文工团为大会演了一个活报剧。

说着，他就迫不及待地告诉我，这个戏是有严重的政治问题。

我问怎么回事？

他说这个戏的主角是江青，打扮得像妖怪似的，涂口红，穿布拉基，挟着公文包，在台上扭着屁股走来走去。旁边的随从们一个一个都毕恭毕敬，一口一口地叫她“首长”。

我说那又怎么啦?

他说：你也真是的，说到这儿你还不明白啊?

我说我明白什么呀?

他说：你想啊，江青在台上时，人家叫她首长，可现在她不是首长，而是反革命。现在的领导才叫“中央首长”。

我说我还是不明白。

他说：那就是表面上批判江青，实际上隐射攻击现在的中央首长。

我说：天哪！我真服了，有你这样联想的嘛？

他很不高兴地走了，走时还说亏你还是个大学生，没有一点阶级警惕性。

在这两个例子中，一个是工人，一个是农村小干部，前者的文化程度有多高，我不知道；后者有初中程度。他们的文化积累、社会阅历都远远到不了“关心国家大事”的水平，要是他们掌了权，说不定要搞出多少冤案来。

六

我们的不幸就是受到的错误教育和欺骗教育太多。如今老了，岁月冲淡一切，曾经的希望、失望，绝望都是很早以前的事。何况宅居多年，几乎完全放弃了追求，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也不觉得我们还有什么“责任”，除了对家人而外;尤其是自从对“主义”和“思想”的信仰破灭后，再也没有什么新的信仰。

曾经那么有信仰，有追求，有激情，到了老了却成了无信仰的人，说来有点悲哀，仔细想想，也是进步。至少是梦醒而不在梦中了。

没有信仰，并不等于“信仰危机”，更比信仰邪教好上千百倍。没有信仰，也不是怀疑一切，更不是虚无主义。牛顿三定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能不信吗?即使是那些“主义”，也是社会学和经济学方面已经历史的实践被证伪，而自然科学与哲学方面的理论也有很多是对的。

在社会学方面，这几十年来能听得进耳朵里去的也就是一个“人权思想”，一个“普世价值”，说实在话，也还没有太搞得明白。当然也经常发现一些醍醐灌顶的话，最令我激赏的是这两条：

一条是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1834—1902)说的：

“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

这句话早就为世界民主政治所普遍接受。前十几年，在我们这种主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国家，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播，渐渐感到这句话真是了不起。它揭示了一个“权力”的三段论式：权力是不可信的，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而当权力不受约束，不受监督，它必然做坏事;要使权力为大众服务，必须建立健全的制衡机制。在权力制衡机制健全的民主国家里，好人掌权做好事，坏人选不上来;偶然选上品质不好的人，也只能做好事;偶尔做了坏事，也很快被弹劾下去了。

自然科学中有“公理”一说，所有的定理、定律，都源于几条大家公认，无需证明的“公理”，例如“两点一线”就是其中一条。“权力腐败”也是一条社会政治学的公理。

另一条是时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在2002年说的：

“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致害人。才不会有以强凌弱，才会给无助的老人和流离失所的乞丐以温暖的家。我就是在笼子里为大家演讲。”

把权力关到笼子里”形象地体现了“权力制衡”的概念，这是已经被世界上许多国家所接受的公认的政治学公理。据说华盛顿最早是说的，又为小布什所强调。小布什的性格喜欢搞点无厘头，有人说是很可爱，有人说是没腔调。小布什说自己“在笼子里为大家演讲”，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也是无厘头的腔调。其实我们的伟大领袖有时也喜欢说些无厘头的话，如“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马克思加秦始皇”等。同样都是自嘲自况，前者是在公权面前弱化自己，后者却是在公权面前强化自己。

小布什是发动伊拉克战争的人。远隔重洋，轻抒猿臂，将伊拉克的独裁者萨特姆捉将来，送上绞刑架。这是他八年任期中最重要的政绩。但这件事不一定不朽的，真正能令其不朽的还是他说的这句话。

以上这是外国的学者、政要说的话，其实中国的政要与学者们也有大批闪光的思想。

胡耀邦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注20】这句话的意义并不仅仅是它的内容，而是一个有良知、有担当的共产党员在做了错事后表达的沉痛心情以及吸取的教训。

刘少奇在1961年4月回乡时，面对着忍饥挨饿的家乡父老，天良发现，当年参加革命的初衷重新回归了心里，他痛心疾首地向家乡人民发了毒誓：“给我两年的时间，两年内再不改变，你们就挖我的祖坟。”【注21】

无论是党还是党员做了错事要知道悔改，犯了大错误要发毒誓悔改，要向人民有严肃的交待，那种“以其昏昏，示其昭昭”厚脸皮的做法终究要被历史“挖祖坟”。

邓小平在1992年6月间(南方谈话后)在上海说：“如果说把经济建设列为党的基本路线和中心工作，就是走资派，那我就是最大的走资派，而且是走定了的。如果学习和借鉴工业国家的先进管理、先进经验、先进技术，扩大和搞活市场经济是搞资本主义，那我就是最大的走资派。”

邓小平还说：“落后、贫穷的社会制度是不能长期生存下去的，是要垮台的，必定要垮台的。我要请教那些‘马列主义理论权威’、‘经济学权威’、‘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捍卫者’，你们到底读了多少马列的书，研究了多少马列主义理论?为什么不走出圈子看一看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不回顾一下建国以来我们党犯的那些极严重的错误?”【注22】

邓小平的话的现实意义至今还存在。

如果要新编一本《共产党员的座右铭》的话，胡耀邦的这段话堪称是一条最有良心的语录，刘少奇的这段话是一条最为痛心疾首的语录，邓小平的这段话是最为理直气壮的语录。

七

小时候的农村，家家户户都没有室内卫生间，晚上起来撒尿都要跑到屋外的院子里，于是就有这样非常刺激的画面深深地嵌在脑海中了。在电闪雷鸣、大雨滂沱的夏夜，倚在门边的墙角撒尿。电光悚闪中看见院中亮汪汪的积水一片，一串串晶晶亮的尿泡泡在积水中向前飘，飘呀飘，瞬间消逝在前方，不超过三尺远。

过去我们曾经有过“信仰”，但历史已经无情地证明了我们过去的主流信仰不仅仅错误，而且荒谬不堪。于是在极度的失望中出现了“信仰”真空。有人说“没有信仰也是信仰”，这话有几分道理。但没有信仰的日子也是不好过的，思想上失望而绝望，精神上迷茫而颓唐。

知识分子确实是有点“贱”的，不能无所思的过日子，总希望找到新的思想支柱，新的情感寄托。大梦谁先觉?平生要（我）自知。中华民族终究仍然是优秀的民族，知识分子终究仍然是民族的脊梁，寻找真理的不屈的灵魂一定能让我们寻找到新的信仰，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

鉴于以往的教训，新的信仰不能再是一个什么具体的主义;也不能再是一个什么想当然的目标;再也不要相信那些包装精美的主义;也不要相信那些如诗如画的远景;更不能再相信那些“算命瞎子”三十年、五十年之类的占卜。

新的信仰只是几条准则：

对大自然的心灵仰慕;

对未知领域的敬畏心情;

对社会公正的内心追求;

对美好人生的情感寄托。

这是社会学中定义“信仰”的四句话，借用于此，作为我老年人生的座右铭。

——本文写作起自2010年，此次作了修改与补充。

胡鹏池于2014年6月江东颐园终稿。

注释：

【注1】：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诗中之名句。该诗作于一八四二年八月，林则徐被充军去伊犁途经西安之时。一百多年来，该句被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广泛应用。

前任总理温家宝同志说：“我心里默念着林则徐的两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就是我今后工作的态度。”

【注2】：鲁迅《自题小像》，作于1903年，时年23岁。全诗为“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注3】：林道静系杨沫小说《青春之歌》的女主人翁，一度嫁给了北大学生余永泽。林因向往革命，与余分道扬镳，与革命者卢嘉川发生爱情，卢牺牲后嫁给了革命者江华。

《青春之歌》也是我们青年年代最为流行的革命励志小说。

【注4】：1964年2月13日(旧历正月初一)下午三点，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召开了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郭沫若、蒋南翔等，以及党外人士陈叔通、黄炎培、章士钊、许德珩等十六人。

毛泽东在会上说：“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办法不对。我看教育要改变，现在这样还不行。”还说：“考试我看可以允许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

“ 先生讲课有的啰啰嗦嗦，要允许学生打瞌睡。你讲的又臭又长，还一定让人家听。与其睁着眼睛听着没味道，不如打瞌睡，可以休息脑筋，养养精神，对身体有好处。”

【注5】：“一论”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于1956年4月4日，署名人民日报编辑部。同年12.29又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注6】：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的十年间，中苏发生“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论战，中共相继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史称“九评”。均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

第一篇《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发表于1963年9月6日，第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发表于1964年7月14日。

同年10月，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下台。

【注7】：“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出自陶渊明《移居两首》;“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出自《红楼梦》，是贾宝玉梦至太虚幻境所见的十二金钗正册中形容王熙凤的曲子里的句子。

【注8】：艾知生(1928年12月-1997年7月20日)，湖北汉阳人，1948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留校工作。1951年至1966年，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1983年8月，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副书记。1985年4月后，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1997年4月，被推选为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会长。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1997年7月20日上午9时29分在北京逝世，终年6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