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在芳嘉园后院门前，旁边是他自制的信箱
芳嘉园15号 走了一遍当年张中行先生初次上门的路：乘公交车，南小街站下，南行一段路，远远看见路旁有人招手，原来王先生在胡同口等着。东行一段路，进街北一个大院落，王先生住北房，五间，由东头一间入门，先见到袁荃猷夫人。 1914年5月25日，王世襄就出生在北京东城芳嘉园这个四合院里。原本是芳嘉园3号，上世纪60年代北京改了一次门牌，变成15号，以后就一直沿用到它消失在推土机下。 如今客人和主人都已不在。大院落也换成了楼群。对它的想象只能来自讲述了。 “芳嘉园是个很有意思的胡同。和我们隔一个门牌，是慈禧太后娘家弟弟的桂公府，老北京人称‘凤凰窝’，后来还做过科学院幼儿园。旁边还有一个王爷府，听胡同老人讲，里面从前养一大群马，每匹马上都坐个马猴，也没人看管，成天绕胡同跑。这都是我小时候从胡同里一个剃头铺听来的。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拆建，桂公府和王爷府的建筑还保住了，15号院没了，现在就剩下我们屋南窗外的那棵槐树。” 黄苗子的儿子黄大刚告诉我。1958年，他跟父母、哥哥搬进芳嘉园时刚4岁，在院里住到27岁，等他搬走时候，院子的主人、他最喜欢的“王伯”，已经从一个乐呵呵的壮汉变成一个乐呵呵的老头儿。 即便是在孩子眼里，芳嘉园的院子也非常漂亮。黄大刚记得，他们家住里院东厢房，前面有一架齐檐高的紫藤，架下的竹篱笆上爬满牵牛花和癞瓜，紫藤枝叶铺展，夏天里三间房都没有西晒的时候，每到五月，还能用竹竿够下花串来做藤萝饼。东房南窗、西房北窗外都种了沁香的太平花，南边还有一个芍药园。王世襄一家自住的正房门前，一边一棵高大的西府海棠。黄大刚记得，东边一棵后来太老枯死，王伯把树干锯掉，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个大圆青石板，他自己用磨刀石打平了放在树桩上做了桌面，再弄几个瓷墩儿往旁边一放，夏天就在那儿乘凉、喝茶、聊天。 4岁的孩子当然不会知道，两家人能在芳嘉园做上邻居，其实是这帮朋友一连串命运急转的开始。 1956年，王世襄的好友、考古学家陈梦家尚未意识到厄运在即，他用《殷墟卜辞综述》的稿费在钱粮胡同买下一所房子，以为从此可以安身立学。那时的王世襄却已经感觉到，自己可能很难再得安居。公有制对私房的改造事实上从1956年初已逐渐开始，王世襄家的院子里有几间厢房空着，房管局和街道居委会天天上门动员他拿出来出租，不然要在他家办街道食堂或托儿所。王世襄不敢拒绝，又不愿租给外面不相干的人，无奈之下，想到自己去找朋友来当租户。画家黄苗子和郁风一家，创作《大闹天宫》的漫画家张光宇一家，就在这种情形下成了芳嘉园15号的“房客”。 黄大刚说，搬家前他父母一直租居在东单的栖凤楼小院，和“二流堂”那些朋友住在一起，里面有导演戴浩、音乐家盛家伦，还有吴祖光和新凤霞夫妇。王世襄当时在中国民族音乐研究所上班，和盛家伦是同事，一来二往和黄苗子他们也熟悉了。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中，“二流堂”当中不少人被划成“右派”，不准他们再住在一起。吴祖光婚后在王府井帅府园买了一个四合院，很早就搬走了，其他人都在找房。王世襄便邀请黄苗子夫妇去他家住。 在栖凤楼时，吴祖光家有一个紫檀画像诗文笔筒，外壁刻的是汉初名臣张良，画稿出自明代郭诩，曾拿给王世襄看过。1991年，王世襄有机会重又见到了吴家这只笔筒，想起过去这些老朋友的聚散，感怀不已，忍不住提笔，把外壁上的郭诩诗抄录了一遍。 黄苗子他们搬进芳嘉园后，一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前的七八年，15号院里还是热闹的。张珩、启功、朱家溍，文博界的几个老人常来。画家叶浅予、丁聪和人艺的演员吕恩也往这儿跑。 “我还记得是60年代初有个夏天，三家一起请过一次客，屋里坐不下了，就放在院子里。王先生把家里的大桌子全摆出来，坐了四桌，电影界、话剧界、美术界的人来了好多，可能有四十几个，我印象深的是导演谢添、张正宇、吴祖光和丁聪等。我们三家分头做菜，然后端出来大家一起吃，不过客人都得自己带粮票——那会儿粮食每家都有限量供应，客人来了可以不给钱，但要交粮票，记得我们家三个人总共也交了一斤。这么热闹的场面，我印象中就这么一次。长大以后回想起来，可能和1962年陈毅在广州对文艺界有个讲话、政治气氛忽然略为宽松有点关系。”黄大刚说。 那段时间王世襄已经完成了《髹饰录解说》初稿，开始汇编《清代匠作则例》。按照黄苗子回忆，他们当时都同样遭到“右派”命运，希望在笔砚上用点功，以图“赎罪”。“那时我一般早上5点就起来读书写字，但4点多，畅安书房的台灯，就已透出亮光来了。”黄大刚还记得胡同口住着一位很沉默的施先生，王世襄和黄苗子都长期请他抄稿子。施先生家里很困难，一人上班挣工资，养七八个孩子，就靠抄稿贴补家用，王世襄他们过得也很紧巴，仍想尽力帮帮他。黄大刚后来听父母说起，施先生祖上好像就是那个带兵攻下台湾的清朝水师提督施琅。 但这样还算平静的日子苦短，大的离散随后而来：1965年，张光宇去世。1968年，黄苗子和郁风因为“二流堂”案件被捕，坐了7年牢狱。1969年，王世襄夫妇也下乡入干校，分别去了湖北咸宁和天津静海。在居委会安排下，黄家的东厢房两大间搬进一家人，另一间贴了封条，只留两小间给三个孩子。王家东西两头也各被挤掉一间房。芳嘉园15号便成了八家人的大杂院。 黄大刚记得，有一次他从监狱探望父母回来，王世襄正好也在家，紧跑过来问：“身体怎么样？精神怎么样？”黄大刚把父母交他的几首诗词拿给王世襄看，他一读，说“这不是你父亲写的啊”。黄大刚答是妈妈的，他说那就是了，因为平仄全都不对。“他和我父亲彼此真是太了解了。” 黄大刚说，1973年王世襄从咸宁干校回了北京，两年后黄苗子和郁风也从监狱里放了回来。王世襄每天下班回来，进门就喊：苗子。黄苗子答：在！他说：没事儿。然后自行车放下，进门两人开始聊，交换点小道消息，讲点笑话，有时也谈些书画诗歌。黄大刚那时感觉特奇怪的是，他们说起自己遭的那些罪，也不怎么像诉苦，听着倒像是在当笑话讲。 母亲金章 王世襄出身世家，但不太和晚辈聊家里显赫时候那些事。“他唯一常讲的，是母亲去世对他一生的改变。”原北京荣宝斋书画鉴定专家萨本介说。 王家出过状元，在福建是望族，清朝即世代为官，并在他祖父一辈举家从福州搬到北京。到他父亲王继增，已经受洋务思想熏陶，先读南洋公学，毕业后又出洋随驻法公使孙宝琦涉足外交界，曾做过几年法国留学生监督。在王世襄出生前后，他父亲一直任职北洋政府外交部，官至墨西哥使馆公使兼理古巴事务，还一度担任过国务院秘书长，到20年代末才退隐家中。王世襄自己说过，他家前辈都有“通达时事、兼备中西、注重实际的办事作风”，无疑对他的成长和后来的治学产生过潜移默化的影响。 “兼备中西”在他父亲身上，多的是细微的生活痕迹，其他倒是较少被人提及。因为多年驻留国外，他父亲保留了一些西化的习惯，比如每天下午15点半必定要用一次午点：一杯加奶的红茶，一两块点心。不过，他父亲又有着中国老式家庭的规矩，每天上午11点，晚辈要到他房里去请安。 他们家里也中西合璧。父亲在他出生那年买下的这个四合院，用他们家老佣人的话来说很“不格局”，这也是他父亲精心改造的结果。屋里有卫生间，卫生间有上下水。饭厅是西洋建筑风格的大开间平顶房，中间放置一套从东单德国洋行订制的椭圆形大餐桌和皮质高背餐椅。王世襄的父亲常在家里以西餐宴客，虽然菜式是属于那个时代比较典型的中国人请吃西餐：拌生菜、土豆沙拉、牛尾汤，然后是西法大虾、咖喱鸡，最后一道烤大雁。他们家还有一本早年出版的英国原版西餐菜谱，王世襄学会了，也教会了家里的老佣工张奶奶，到后来这位旗人老太太竟能独自做出一整桌西餐菜肴。王世襄最拿手的前菜，是一种骨牌大小的猪肝三明治，本来该用鹅肝，因为在北京实在很难买到，就用猪肝做了替代品，这种入乡随俗大概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发明。 但王世襄确实自己琢磨出一种土“烤箱”。他家原来是有一台真正的烤箱，60年代就已经用坏了，而那时在北京根本买不到烤箱，王世襄就琢磨自己做一个：他到日用杂货商店买来一大一小两口铁锅，大的可以把小锅扣住。又请黑白铁加工部的师傅帮着做了一个正方形的铁烤盘，架在小锅里还能和锅壁之间留出空当，然后把家里的煤球炉子、支火瓦和几块砖组合起来放在锅下，就这样做成了一个土法上马的烤箱，两小时可以烤熟一只野兔，据说和从前味道也没什么差别。 有意思的是，在这样家庭里长大的王世襄，除了一直上的是美国学校，从小到大，骨子里迷的却全是北京民俗，爱上明代家具后，他也最愿结交民间各路工匠。他的英文好，晚年当作得意事告诉晚辈的，是小时候第一次写英语作文，说的是养蛐蛐的事儿。后来每次作文篇篇言鸽，老师怒而掷还。 他这些爱好和性情，全和母亲金章有极大的关系。金氏家庭祖籍南浔，因做蚕丝生意而成大富，在王世襄外公一辈，金家已经是有实力兴办电灯厂和西医医院的新派巨贾。早在1900年，金家兄妹五个就被父亲送到英国留学，这在那个时代还极为少见。金章跟随兄长在英国学了5年，结婚后又陪伴外交官丈夫驻留巴黎，其见识非寻常中国传统女性可以相比。两个儿子出生后，她曾为他们分别取名巴黎和长安，稍大后才改为世容和世襄。 王世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主要也来自母亲家庭。金家兄妹的书画修为均属上品：大舅金北楼擅画花鸟山水，回国后创立了中国画学研究会，和留学日本的陈师曾同为当时北方画坛盟主，可惜两人都早逝。另外还有两个舅舅精于竹刻，其中四舅金西厓被公认为近代刻竹第一家。王世襄忆他母亲也是“女画家中的杰出者”，以鱼藻闻名其时，并撰写了四卷讲画鱼的专著《濠梁知乐集》，她去世后曾由王世襄手抄石印成书保留下来。 不过王世襄到老仍不能忘的，除了这些耳濡目染，应是母亲对他小时候所有天性的保护和宽容。他8岁那年，大他两岁的哥哥不幸病而早夭。“我母亲剩我一个，不免开始放纵溺爱。但有一个原则，凡对身体有益的都准许玩，如有害身体的，则严加管教，绝对不许可。”从小学到高中，他白天在美国学校接受西式教育，下午回家还有国学老师私授两小时经史诗词，但这些功课完全拦不住他到市井茶肆去厮混，养鸽子、捉蛐蛐、驯鹰、捉獾。这几项都是所谓“武玩”，非身体不好不能玩的，虽然在亲友眼里属于不上进的乡野玩意儿，他母亲却一概应许。王世襄晚年跟身边的晚辈回忆他小时候如何顽劣：10岁开始养鸽，人小手劲不够，家里三间瓦房的屋檐全都被他那根驱鸽的大竹竿敲碎。为了追赶落到邻家房上的鸽子，他还常从正房屋脊跳到相隔数尺外的厢房顶，他母亲有次不幸撞见这种场面，惊吓下几乎晕倒，但事后也并未禁了他养鸽。在开明的母爱的保护下，小时这些野性的自由的生长，给了他日后健壮的身体，也让他在被政治运动打入人生最低谷时，不至自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