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為什麼愛黃奇帆？不炒地不炒錢的市長就剩他了！

作者：悅濤

重慶市長黃奇帆被傳赴任國務院秘書長“塵埃落定”。相關傳聞貼沒刪。

若屬實，63歲的黃奇帆將是繼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和四名副總理之後，排名第六的“最有權力國務院官員”，輔佐李克強應對中國經濟下行和金融市場動盪。

被稱“金融市長”的黃奇帆，2001年從上海市副秘書長、市經委主任的任上，調往重慶任副市長，2010年起擔任市長，先後輔佐過六任重慶市委書記。

在民間輿論里，黃奇帆已成“網紅”。從重慶亮眼的經濟，到該怎麼搞股市，到不能這麼搞P2P，坦白直率不拐彎。目前股民對黃市長的需求最迫切。

不管怎麼說，同時得到民間和中央的真愛，是件讓其他地方幹部羨慕嫉妒恨的事情。

在水深波浪闊的時局裡，阿黃是怎麼做到的？

從中央最關心的問題說起

年中曾有一份【發改委與財政部專家內部穩增長會議紀要】流出，其中對經濟問題的總結如下：

當前短期經濟運行遭遇嚴重困難。

一是產能過剩。涉及眾多領域、眾產品類別，既有市場盲目性原則又有政策性因素；

二是資產價格泡沫。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嚴重脫節，股市暴跌、一線城市房地產市場局部過熱；

三是地方政府債務，經濟增速下滑、土地出讓困難、財政零增長甚至負增長，嚴重威脅地方融資平台資金鍊。

這基本代表了中央最關心的問題，也可以看出中央需要什麼。

在經濟下滑已成定局的形勢下，中央需要的不是高速擴張，而是一個字：穩。

也就是下滑過程中不要出問題。保障生產穩定、風險可控、債務不崩、活而不亂，給產業升級騰挪出足夠的時間和空間。

經濟減速本身不可怕，但因減速而出現不可控的經濟、社會問題，是中央不願意看到的。包括資產斷崖下跌、實體企業大量破產、失業潮以及系統性風險：不可逆、連鎖式的債務危機。

這是黃奇帆入閣傳聞的現實背景。

再看看阿黃這些年幹了些什麼

1、搞生產：別人產能過剩，重慶逆勢擴張

重慶作近年來大肆招商引資，非但沒因產能過剩而受衝擊，反而逆勢擴張。

2015年1-11月，重慶規模以上工業利潤1151億元，同比增長18.7%。而且不靠國企和外資，靠民企。數據如下：

“國有控股企業同比增長2.2%；外資企業同比增長4.9%；股份制企業同比增長24.6%；私營企業同比增長23.6%。”

相比之下，同為工業型城市的東莞2015年迎來企業倒閉潮，波及多家萬人大廠。另一工業大市蘇州也陷入製造業困境。

這不得不說與黃奇帆之前的遠見有關。

“過去幾年就預見了產能過剩的事情……國家工信部、發改委確認的十七八種產能過剩的品種，作為市長，我敢說我們這十年基本沒搞，我們鋼鐵600多萬噸，十年前就是600多萬噸，那還是全國1億噸鋼的時候，現在國家10億噸，我們還是600萬噸，我們如果按比例搞到五千萬噸，這五千萬噸投的上千億資金全都虧損倒閉，我們才要倒大霉。”

2、促流通：為產能找出口，和鐵道部對賭

招商引資擴產能，要有前瞻規劃，包括合理布局和為產能找出口。

也就是生產和流通不能脫離。重慶的工業結構里，電子、汽車、高新技術產業比重占50%以上。服務業里除了六大傳統服務業，新興的國際貿易相關服務業每年增長25%，具有強大的輻射和集聚能力。

其中打通歐洲出口的渝新歐鐵路，是黃奇帆和鐵道部吵架吵回來的。

中歐之間的物理通道，早已有之，包括隴海鐵路、蘭新鐵路，但貨運遲遲難以成行，難點在於成本。

“我們和鐵道部已經吵了三年，今年在國辦，為了6毛還是7毛吵了一個小時。最後我們一個激將法，他說你說得有道理，要6毛可以，必須運量有100個專列，不到100個就8毛，我說願賭服贏，我和你簽約，十個部長見證，一個會議紀要，現在就是到6毛，可以和海運較量。”

除此之外，黃奇帆還要公關沿線國家的海關協議、運行時刻表和跨境物流商。

今年渝新歐可以做到260個專列。

總之，國家部委搞不定的事，最後被他一個市長搞成了。

3、不炒地：控制資產泡沫

工業產能過剩時，幾乎所有城市都轉向土地求效益。也就是炒地。

黃奇帆十分警惕房地產的過剩以及泡沫虛熱。

2015年，他專門強調：“要注意房地產，注意商業，注意服務業，不要產能過剩，不要投入太大。我想了一下，至少五個方面，我們要防止過剩。”

這5個方面是：賓館、商業物業、批發市場、寫字樓、住宅。幾乎都是地產類，而且阿黃不厭其煩給每個品種都做起了算術題。

以住宅為例：

“100平方公里的城市建成區，人口在50萬以下的（低於5000人/平方公里），一定是鬼城。合理的是100平方公里100萬人（1萬人/平方公里），重慶主城700多平方公里建成區，有800萬人，這還是常駐的戶籍人口，每天臨時來的人有100多萬，所以重慶主城很熱鬧，不會是任何意義上的鬼城。

全國現在幾百個城市，100平方公里在100萬人以上比例的城市不超過5個，重慶是其中一個。

第二個是住宅的建築面積和人群的關係，你造住宅別太多，人均別超過40平方米，也就是說你100萬人，造4000萬平米足夠了。重慶這一塊還可以，但也要控制，就是不要把住宅造得太多，如果一個城市1000萬人，造10億平米的住宅，也昏頭了。”

“別以為地價高了賺錢，政府收入高了就是好事。如果唯利是圖，一根筋把地價推高，長遠就使得房地產價格過高，工商企業房產資源成本過高，使得這個地方工商經濟蕭條，無法良性運作，最後使得這地方的人氣都轉到了泡沫房產，而不務實業，最後毀壞了整個城市發展的方向，後果就很嚴重。”

4、不炒錢：嚴防高利貸

地方政府轉型服務業的第二個方式是炒錢。在監管缺位的金融創新之下，高利貸盛行。

黃奇帆這個“金融市長”對這方面則很謹慎。明令不允許搞監管之外的P2P。

對“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他的方式是擴大直接融資。理由是“降低整體的融資成本。債券、中票，利息低於銀行1個百分點左右

一些信用比較好的企業通過直接金融系統融資了2000億的時候，肯定就會向銀行少借2000億，銀行這些錢借給誰？政府引導他們更多借給“三農”、小微、高新技術、結構調整等實體經濟，實體經濟多了這筆錢以後，信託、租賃、小貸公司的錢自然就會少用。”

“影子銀行系統少了一大塊市場，少了一大塊需求，影子銀行系統也會放下身段，減少環節，提高效率，降低利率，整個的利息系統就會降下來。”

目前重慶銀行貸款的平均利率比全國低一點幾個百分點。

5、地方債：不升反降，賬單透明

幾年前媒體曾大報重慶地方債問題。

實際上重慶債務中等，對應的資產足夠多。2014年，重慶以引進資本的PPP方式讓地方債下降1100億元。且利率進一步降低。

對國家來說，更關鍵的在於，地方債各有一本賬，統計口徑混亂。重慶的賬單是全國最透明的。包括一線城市，也沒有實打實的地方債賬單。

不透明的結果是留下尋租空間，或給城市留下“歷史遺留問題”。對資本引進，黃奇帆設了四個門檻：第一要防範私下交易，不透明的交易。第二不能形似神不似，說是PPP實際上是固定回報率的高利貸。第三是社會資本在項目取得以後不能有壟斷權，不能亂收費，否則影響社會服務。第四當外力出現的時候，政府不能完全不管風險。

“重慶地方債的安全度排在全國第五位。如果重慶要破產的話，後面的省份都要破產了。”

“中央不該為地方債兜底，哪個地方出現問題就下崗查辦！”

對媒體解釋了很久之後，黃髮現只能用狠話來強調重慶地方債的安全性。

以上大抵能解釋為什麼中央這麼愛黃奇帆。

這裡直接快進到結論：在中國，不炒地、不炒錢還能把GDP搞起來的市長，就剩他了。

炒地、炒錢堆起來的GDP，在中央眼裡不再是政績，而是風險！高價格下的高庫存、高槓桿，再走下去，危如累卵。

這裡要補一下2009年以來的貨幣放水之旅。

“四萬億”之後，先是通脹：錢多資產少，先炒一波樓市股市；之後炒“新興產業”：LED、光伏等；再炒商品：鋼貿、煤炭、大蒜、生薑；

2012年之後，大家發現沒有安全資產，還是錢最值錢→通縮、錢荒。

但之後金融閥門繼續放水，這時的錢堅決不再進實體和商品，除了繼續炒地之外，開始炒錢。也就是房地產和高利貸為主。

此外還有一個特點：創業大熱。除了互聯網帶來的機會之外，還說明資本把實體產業、商品和房地產都炒完了，沒有東西炒，只能把剛畢業的大學生拿出來炒。這時候，大概也是最後一炒了。

這種大環境下，黃奇帆成為難得的另類。貨幣放水他也用，但他把水引入了生產、流通體系，壓低生產、流通和生活成本，轉化成有效產出和消費，甚至在外需萎縮的情況下通過渝新歐給出口打出個增量空間。

還值得一提的是民富。重慶GDP在2014年超過蘇州，在全國排到第六。但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則超過深圳和天津，位列第四。

真特麼人才！

中國其他的城市幾乎都走在相反的方向上：為了短期GDP鼓勵炒地炒錢。

地產泡沫對應什麼？推高生產成本、生活成本、流通成本，增加居民端債務，對生產和消費都是擠出效應；

高利貸對應着什麼？房地產債務和企業債務，以高成本推高企業端槓桿。

於是地方政府面臨的是這樣的場景：投資端造次貸、消費端加槓桿、實體端增成本、地產積壓庫存（高價庫存）。

無解。

急劇增加的債務最終壓上的是政府信用。（中央關心地方債，其實是關注這背後城市的整體債務償付能力。）

城市轉型一旦走到這條路上，必然要死一次才能活過來。

對整個國家來講，這個代價就太大了。

中央目前需要的是：穩生產、抑泡沫、控風險、騰空間、找出路。

阿黃臨危受命，局面使然。但在時點上，他從2012年就開始警告“金融堰塞湖”的後果，2013年再直言“到了調整的時候了！”

轉眼已是2016年，烈士暮年，阿黃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