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党治国在《科学的良心——纪念黄万里老师》一文中回忆：

6月8 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接着又刊登《工人说话了》等文章，对“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进行反击。而清华大学的矛头首 先指向黄万里、钱伟长两位教授。一天晚饭后，在学生宿舍“明斋”门前的“自由论坛”，组织了对黄老师的“辩论”。

名为“辩论”，实为批判。新闻电影制片厂也到现场来拍“反右”的记录片了。

1955年夏季，我们这些大学一年级的学生都参加 了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声讨。当时我们以为，除了《人民日报》公布的胡风和他的朋友之间的私人通信，他们一定还有以推翻现政权为目的的组织、计划、纲 领，并且和台湾的国民党势力至少和潜伏的国民党特务有联系，被政府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要不他们如何颠覆政权呢？但直到1957年夏季，“胡风反革命集团” 案仍未开庭审判，传言是没有搜集到他们反革命的证据。这使我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我当年对胡风们的义愤声讨，岂不是充当了一只任人唆使的狗！现在又说黄 老师、钱教授他们要“反党反社会主义”了，证据何在？如果仅仅根据他们对于学校教学和社会问题发表的个人意见就诬陷他们反党，则无异于大象要踩死蚂蚁，就 给蚂蚁加上一条“颠覆大象罪”，试问蚂蚁如何能颠覆大象？

于是我第一个踏上“自由论坛”的桌子发言。我事先做了准备，发言中引用了马克 思、列宁、毛泽东、铁托、卡德尔（南斯拉夫联邦执委会副主席）的话。我们班的张荣龄同学手捧着我要引用的这些人的书，足有半尺厚，站在桌下。当我讲到“马 克思说”，他就把翻开的马克思的著作给我递上来。忽然，我一眼看到黄老师坐在一把椅子上，身后站着一个十一二岁的单纯可爱的小女孩，心想那一定是他的小女 儿了。一种感觉突然涌自心底，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巨大的魔爪，不仅要摧毁黄老师正直的人格和科学的头脑，也伸向他那些单纯无辜的子女。于是我凭空增添了十 分的勇气，用我半生不熟的陕西普通话慷慨而谈。我的发言用了半小时，没有人打断，只接到了几十张条子，多数表示支持我的发言，少数表示反对。我看到北京新 闻电影制片厂的人待机不拍，满脸困惑：怎么是为黄万里辩护的发言呢？

党治国等五人不但在会上为黄万里、钱伟长辩护，在反右开始后还去清 华校党委质问：“为什么批判黄万里？”结果这几个人戴右派帽子时，其中的一条罪名便是“大闹校党委”。党治国1959年12月从煤矿回到清华，在清华呆不 下去，到西安一家街道小厂打工，后来又到乡下当农民，在饥荒年吃过草根树皮，“文革”时因“思想反动”被捕入狱，直到1979年才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