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的文章是四年前写的。如今呢？）

      陈行之：听杨恒均说于丹

杨恒均昨天（2011年12月7日）在成都写了《从“经济特区”到“文化特区”》一文，说到在广州暨南大学听于丹演讲，在恣情挥洒轻松诙谐的言语中，把我很久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说了出来，读之令人拍案叫绝。我想，在这个世界上，也大概只有这个叫杨恒均的家伙具有如此的灵性，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世相中直接捕捉到骨髓深处的东西，让人从感性的语言中领悟到理性的魅力。

笔者不敢掠美，不复述杨恒均说了什么，而是直接援引原文–

世界华人文学研讨会”是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召开，举办单位暨南大学还是挺重视挺热情的，两天的会议最重的戏是开幕式后请于丹做主题演讲，她谈中国文化。这是我第一次听于丹演讲，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于丹的想法。以前没有看过她的任何文字，但我并不反感她，一个教授能够弄得全国皆知，一定有其特长，这是任何多元社会都允许并鼓励的。即便她讲的有不符合学术甚至错误的地方，你也去讲，去纠正过来就行了，没有必要对她太过学术、太过刻薄。这是我以前对她的基本看法。那次，她演讲起来如滔滔长江之水，唐诗宋词信口道来，旁征博引，这一讲，就是将近两个小时。也彻底破坏了我对她的看法。

我听了不到五十句就开始感到不安，并且这不安越来越严重。于丹的演讲如果针对中小学生，单单寻求娱乐的电视观众，或者一些发了点财的中小企业主与暴发户，应该还是一篇能自圆其说的东西。可是，她这次是对来自世界33个国家的300位华文作家讲“中国文化”。其中有些会好几门语言，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的都有几十个，不乏专家教授。在于丹演讲的过程中，我观察周围的华人华侨，看到他们大多面无表情，我不禁感到有点迷惑，难道他们没有听出来于丹是在瞎胡扯？

于丹为了突出中国文化优越而对西方文化与宗教的不以为然，把中国的伦理抬出来同西方的宗教抗衡（好像西方就没有伦理似的），还有她洋洋自得地宣称自己就是看武侠小说长大，武侠里就有丰富的中国文化，并以武林高手练到最高境界可以以气当剑、杀人于无形来说明中国文化之高深，让我听着都觉得脸红。

……我对于丹的看法依然没有改变，对她没有任何恶意，也不想对这种很努力与成功的人士求全责备，但让我不解的问题是：一个堂堂的中国大学，竟然请一个娱乐人物来给300位海外华人讲演中国文化？是你们找不到更适合的人？还是你们自己也搞不明白什么是中国文化？什么是文化？

由于这件事，我在接下来的“走遍中国”旅途上，常常同身边人交流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以及在周围寻求中国文化的踪迹。在福建的旅程是由华侨大学负责的。招待文化人，自然要去这些地方最著名的文化景点参观，少不了去土楼、“集美”，我们在陈嘉庚墓前缅怀他对祖国文化发展与教育事业的杰出贡献。之后还去了漳州的林语堂纪念馆，我特地在林先生那句“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对联前拍照留念。

据说是当地政府改变我们行程，安排我们去林语堂纪念馆的。我想，当地官员很有心计，大概是希望我们这些海外作家能够学习一下林语堂，也出一两个大家。面对这位“两脚踏中西文化”的文化大家，我不知道当天来访的几百位华人作家有何感想，反正我是有些惭愧的，土楼是古人的智慧结晶，陈嘉庚是传统中国教育的产物，林语堂也是1949年前培养出来的大师，我们这个时代呢？不过，我们也可以自我安慰，当今的中国出不了林语堂，责任可不全在我们这些作家哦。想一下林语堂当时处于比较动荡的时代，却能够四平八稳出版了60本著作，而我个人的创作劲头一点也不比他低，可出版一两本书，几乎耗尽了精血–不是写不出书，而是出版不容易！别说没有林语堂，就是有，也肯定被当今的出版制度折磨疯。–不知道建议我们参访林语堂纪念馆的官员是否意识到，当今中国出不了林语堂，他们的责任一点也不比我们轻。

就拿这群华语作家来说，有好几位私下告诉我，得到大会邀请到大陆开会研讨华文文学，他们激动得夜不能寐，准备了精彩的研究论文要发言与发表，作为海外游子对祖国的贡献。可是，他们的“贡献”几乎都由于内容敏感或者不适合在有领导参加的场合宣读而被婉拒。结果剩下的那些发言，无论从学术还是思想上，几乎连文化人于丹的演讲都不如。–我这才发现，问题不在于丹是否能够讲中国文化，而是其他人是否能够像于丹一样讲中国文化。如果只有那些半生不熟的人可以自由发挥，稍微有思想的就被限制甚至阉割，文化能够繁荣？民族还有希望吗？

现在看出皇帝没穿衣服的人越来越多了，然而像杨恒均这样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地指认皇帝没穿哪一件衣服、根据季节变化善意地提醒皇帝该穿哪一件衣服才得体的人却少之又少。这种景况随之就带来了另一种匪夷所思的景况：大声夸赞皇帝新装的人很是被皇帝赏识，说：“你不错！”给了这个人很多特权，包括话语权；而杨恒均一类的人则不那么招人待见，甚至很让人不舒服，于是就想方设法遮挡他的声音，不让更多的人听到–“问题不在于丹是否能够讲中国文化，而是其他人是否能够像于丹一样讲中国文化。”在我看来这正是全部问题之所在。

2

和杨恒均一样，我对于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观感，更说不上好恶，这里的重要原因，可能是我没有聆听过于丹报告的缘故。在当下，没听过于丹报告似乎是很没面子的事情，所以很长时间以来，在热衷于谈论于丹的人面前，我总是很难为情，就像做错了事的孩子，羞赧，惭愧，自卑，简直抬不起头来。

好在这种情况在今年元旦经由一场音乐会聊以弥补。那是国家大剧院的新年音乐会，音乐会组织者就像暨南大学那样别出心裁，把于丹请来做幕间介绍。我像鹅一样伸长了脖颈远远地看着这位声名显赫衣冠楚楚的学者，呆傻地听着她堆砌了很多华丽文字的煽情解说，心里陡地起了一个很不恭敬的念头：她完全不像学者，倒像是极为谙熟表演技巧的演员，演技绝对超过操持各种乐器的任何一位表演艺术家。我的心绪一直跳动在两极：既为于丹作为演员的学者面壳感到惊讶，又为于丹作为学者的戏子化感到难堪，有时候甚至不敢抬头看台上那个把语言玩弄到非语言程度的人，就像杨恒均那样，为她“觉得脸红”。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而心之官则思，一个人倘若看到了什么事情，难免就会想那件事情。跟随着人群走出国家大剧院，在天安门广场料峭的寒风中，我很是思谋了一阵子所谓的“于丹现象”，觉得有必要写一篇文章说一说这件事，后来我还专门拜读了几本正在热销的于丹作品，可惜手头一直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办，就把这件也很重要的事情放了下来，直到昨天看到杨恒均的文章。

杨恒均是我长期追踪的学者。2008年6月25日，我写《为历史留下声音–杨恒均的意义》，对杨恒均发表了一些见解，三年多以后的今天，这种见解非但没有松懈，反而被杨恒均持续不断的社会活动和连篇累牍发表在网络上的文章所加强和丰富，这个与我并没有很深交往、永远像风儿一样不肯停留的人变得更加立体，也更加具有咀嚼的味道了。这期间，杨恒均出版了《家国天下》一书，他说寄送于我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收到，但是他发表在网络上的绝大多数文章，我都追踪着阅读了。

我常常想，尽管这个世界还很不圆满，然而经常有杨恒均这样绝顶聪明的人站出来指指点点，是能够减缓我们内心的疼痛的；尽管这个世界不会因为杨恒均们的指指点点一下子变得圆满，但是它会受到触动，它会在主动与被动中进行调节，它最终会变得更适合我们生存，我想这或许也是杨恒均们的信念，这或许也是杨恒均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动力源所在。

然而本篇文章不是要说杨恒均，而是要听杨恒均说于丹，因此关于杨恒均的话题就此打住，留待以后再说，我们专门听杨恒均说于丹。

我不知道于丹一共出版了多少本书？总共发行了多少万册？在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一个人热到发烫，纵横到在无论在什么场合都可以纵论中国传统文化、在新年音乐会上串场表演、在“世界华人文学研讨会”做学术报告的程度，可以想见，数字一定是令人咋舌的。令人乍舌好还是不好呢？当然好了！我愿意看到于丹的作品占据所有的书店、报摊、邮亭，出现在地铁通道铺一块塑料布卖针头线脑的大爷大妈的摊档上–毕竟于丹作品是跟文化沾上一点儿边的，倘若单纯刺激人感官的黄色读物铺天盖地泛滥了起来，岂不是更糟？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在当代中国，于丹的学术造诣和学术见解是第一流的吗？在对传统文化的阐释中，于丹究竟有多少属于自己的开创性见解？在对传统文化的阐释中，于丹究竟具备还是不具备审视当代诸种文化现象的思想功力？如果不具备的话，于丹的学者身份是否应当打个折扣？是否应当让那些真正的思想文化大家不再被遮挡，堂堂正正地站到她前面来？

可能有人会嘲笑说：“陈行之先生，你总是冒傻气，这怎么可能呢？”

那么我就要反问了：“这怎么不可能呢？为什么不可能呢？”

杨恒均参观林语堂纪念馆之后也很是想了一点儿什么的，“陈嘉庚是传统中国教育的产物，林语堂也是1949年前培养出来的大师”，到了伟大社会主义新时代，怎么反而找不出这种大师级的人物了呢？大师级人物都跑到哪里去了呢？钻进官场了躲进桃花源了还是被投进监狱了？杨恒均没说，但是他想到了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林语堂当时处于比较动荡的时代，却能够四平八稳出版了60本著作，而我个人的创作劲头一点也不比他低，可出版一两本书，几乎耗尽了精血–不是写不出书，而是出版不容易！别说没有林语堂，就是有，也肯定被当今的出版制度折磨疯（了）。”

我想，杨恒均必定有感而发，他谈论的绝不仅仅是个人际遇，这里含蕴着敏锐的现实观察：中国当下的出版制度极大地遏制了文化繁荣，遏制了思想流通，遏制了一个令世人景仰的文明体的精神建构，遏制了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的伟大民族的精神腾飞。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思想者试图通过出版作品流通自己的思想所遇到的艰难，更重要的是，当思想被禁止流通的时候，非思想和伪文化必然会被鼓励和纵容，这种鼓励和纵容甚至带着浓厚的国家行为的色彩。

于丹的火爆恰恰是一个证明。

3

现在让我们进入杨恒均描述的情境之中，看一下“林语堂”走进出版社将会遇到的事情。

负责接待林语堂先生的责任编辑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了，先倒一杯水把客人稳住，然后借口去撒一泡尿，溜出去冲进社长总编辑办公室，就像抗日战争期间见到日本鬼子进村一样，惊恐地说：“他……他……他来了！！！”社长总编辑处事不惊，让责任编辑冷静，不要怕，然后说：“人家既然来了，也不好当面拒绝，你这样，先让他把书稿留下来，然后再作计较。”结果，林语堂先生留下了书稿，走了。出版社办公大楼临街窗户玻璃上顿时贴了许多人脸，看这个由于坚持非官方思想而赫赫有名的人怎样离开。

这时候会出现两种情况。

一种是林语堂先生很不识时务，拿来的书稿叫《未来中国之宪政》，责任编辑翻了翻，马上意识到书中有一万八千九百六十七处的描述和用词有违“绝不”，如果出版这本书，这个出版社铁定会被撤销社号，将近二百人都得回家抱孩子；社长总编辑认识问题更实际一些：“出版这本书，吾命此番休矣！”退稿。

还有一种，林语堂先生不是那种非要往枪口上撞的愣人，并且也很有情趣，写了一本叫《林语堂谈吃》的文集，收编36篇生活随笔，共计22万字，与政治没有任何瓜葛。责任编辑觉得这本书走在边缘上，可以考虑出版，但是鉴于林语堂先生在《淋巴腺瘴》上签过名，“林语堂”三个字比较敏感，建议去掉，林语堂先生同意了，书名变成了《谈吃》。这是一个无主句，是谁在谈吃呢？不还是林语堂吗？责任编辑又去掉了“谈”字，书名变成了《吃》，有了一种赤裸裸的饕餮的意味。书名问题解决了，下来是内容。内容也不让人省心，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容易使人想到生活不那么美满，这和出版者“营造和谐幸福的社会氛围”的政治责任很不相符，当然得删改，送终审的时候，这本书只剩了3万字。

到了这个份上，按照正常情况，就像杨恒均说的那样，林语堂应当是被“逼疯”了，在编辑部歇斯底里嚎叫，或者把自己的脸抓烂之类。然而我们这位林语堂脾气出奇的好，非但没疯，反而笑吟吟地对社长总编辑说：“让您费心了。”社长总编辑的确费了很大心思，又给删去了29464个字，这本书进入印制环节只剩了536个字，并且全部是“吃”字。

林语堂先生手捧通篇印了“吃”字的文集，这才真正疯掉，先是哈哈大笑，继而嚎啕大哭，三而抓烂自己的胸膛和脸颊……林语堂先生真正疯掉了。疯掉了的人怎么能成为大师呢？这句话还可以这样说：当无数个林语堂被现有出版制度逼疯的时候，所谓繁荣文化，所谓文化繁荣，都不过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寄望，它是很难成为现实的。

正如杨恒均所言：“在当今中国现有的体制下，要繁荣文化谈何容易？别说中央高层的号召出来后几乎没有得到几个网民的支持，就看实际情况也让我们倍感焦虑：上面一说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文化人还没有看完报告，那些主管文化的机构与官员倒忙了起来。这样不行的，文化要繁荣，唯一的诀窍就是放松对文化的限制与控制，正如当初要发展经济，就是从放松对经济的控制一样。”“放宽对文化的限制，任其自由健康地发展，则不愁文化不繁荣！松开限制文化发展、控制民众思想解放的紧箍咒，文化才能发展，文化才能繁荣！”

这是所有中国人的愿望，但愿决策者听得到杨恒均们的声音。

4

鹰可以飞鸡那么低，鸡却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有一些东西，即使你动用国家力量也是扶不起来的。听一听杨恒均说于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他的话语中有一种深刻的洞见，这种洞见有利于我们透过迷蒙去看清现实；这种洞见不是所有人都有的，这也正是杨恒均值得人们敬重的原因之一。

无论如何，中国都将往前走，一百年以后，当人们回首中国迈向自由民主之路最初几步所经历的艰难的时候，一定会说到网络，说到杨恒均们通过网络所作的有意义的工作，那时候，我想，大概不会有人记得于丹了。

这就是历史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