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我们——北京大学數學力學系一九五四級（1）

王选的大实话：现在靠虚名过日子

院士，如今我们说到这个称号，就如同提到如来佛祖头上的光环，有它，就是真佛，是真权威，没有，即使你有再大的成绩，再强的影响力，也是假“慈悲”。“院士”，已经被异化了！

什么是院士，在我国，指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中国科学院院士，是经过两院评选出来的在某个领域有深入研究或造诣很深的科学家。按理说，他们更应该专注于自己的研究领域，然而，当上院士以后，许多院士就已经不是院士，你可以说他是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却唯独不是科学家和专家。他对环保有一通宏论，会就“矿难频发”表达自己的见解，也会对教育、三农、能源甚至国际时事、人文哲学提出批判，但唯独对他的专业领域，很少涉及。

院士的异化，不仅是自己本身职业的异化，也是“权威”的异化。两院院士王选说了一句大实话，“错误地把院士看成是当前领域的学术权威，我经常说时态搞错了，没分清楚过去式、现在式和将来式。”他说，我38岁，站在研究的最前沿，却是无名小卒；58岁时，成为两院院士，但是两年前就离开了设计第一线；到现在68岁，又得了国家最高科技奖，但已经远离学科前沿，靠虚名过日子。一个科技工作者，当他是真正权威的时候，没人相信他，等到脱离科研第一线，功成名就做了院士，他却成了不折不扣的权威，不仅是专业领域的权威，俨然也是人文、社会、自然科学和政治领域的“全能”权威。

以研究马克思而著称的卢卡奇说，物化就是人的本性与其存在相冲突，人由主体变成了对象，人的活动的结果变成了某种自律的、并反过来统治人的、支配人的力量。这里的物化，就是指“异化”。“院士”，他们的科研活动曾经创造了辉煌的成果，然而，当他们成为院士以后，这些“成果”，无疑将反过来成为“院士”的主宰，成为统治“院士”、支配“院士”的力量。院士，一般来说，不出什么大事故，只会上，不会下。于是，当下众多的“院士”，实际上大多数只是他们“过去时”的奴仆。

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的劳动是全面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这种自由，指的是人类的生产摆脱了肉体的直接需要和物种繁衍的需要。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有句名言，他说，数学好玩。正是因为这种超然的治学态度，才造就陈省身的辉煌一生。因为在数学的国度，他才是主宰。然而，许多人为了当上院士，会拼命地进行“科研”，拼命地创造“论文”，他们是“科研动物”抑或“论文动物”；当他成了院士以后，又顶着院士的头衔四处走穴，贩卖并不高明的“学术观点”，这时，又成了“会议动物”。人的劳动一旦失去了自由性，也就失去了自觉性，这样的院士制度，这样的学术氛围，又怎么能聚集到更大的“创造”能量？

（摘自互联网2006年02月13日15:26）

思想的声音——王选教授在北大的演讲

我在 5 年前脱离技术第一线，一年来逐渐脱离管理的第一线，我已经 61 岁了。微软的董事长比尔·盖茨曾经讲过：“让一个 60 岁的老者来领导微软公司，这是一件不可设想的事情。”同样，让一个 61 岁的老者来领导方正也是一件不可设想的事情。有一次在北京电视台叫《荧屏连着我和你）这个节目里，我们几个人，被要求用一句话形容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李素丽的一句话我记得 , 她说：“我是一个善良的人。”非常贴切。我怎么形容自己呢？我觉得我是“努力奋斗，曾经取得过成绩，现在高峰已过，跟不上新技术发展的一个过时的科学家”。

我觉得世界上有些事情非常可悲和可笑。当我站在最前沿、处于第一个创造高峰的时候，没有人承认。我 38 岁搞激光照排，提出一种崭新的技术途径，人们说我是权威，这样说也马马虎虎，因为在这个领域我懂得最多，而且我也在第一线。但可悲的是，人们对小人物往往不重视。有一种马太效应，已经得到的他使劲地得到，多多益善，不能得到的他永远得不到。这个马太效应现在体现在我的头上很厉害，就是什么事情都是领导，其实我什么都没有领导起来，工作都不是我做的。有时候我觉得可笑，当年当我在第一线、在前沿的时候不被承认，反而有些表面上比我更权威的人要来干预，你该怎么怎么做，实际上他确实不如我懂得多。我也懒得去说服他，就采取阳奉阴违的方法，一旦干到具体活，他根本不清楚里头怎么回事。我现在到了这个年龄， 61 岁，创造高峰已经过去，我 55 岁以后就没什么创造了，反而从 1、 2 年开始连续三年每年增加一个院士头衔，这是很奇怪的。院士是什么，大家不要以为院士就是权威，就是代表，这是误解。现在把我看成权威，这实在是好笑的，我已经脱离第一线 5 年，怎么可能是权威？世界上从来没有过 55 岁以上的计算机权威，只有 55 岁以上犯错误的一大堆。（笑声、掌声）

我发现，在人们认为我是权威这个事情上，我真正是权威的时候，不被承认，反而说我在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可是我已经脱离第一线，高峰已经过去了，不干什么事情，已经堕落到靠卖狗皮膏药为生的时候了（笑声），却说我是权威。当然一直到今年 61 岁我才卖狗皮膏药，讲讲过去的经历、体会，所以有人说：“前几天电视上又看到你了。”我说：“一个人老在电视上露面，说明这个科技工作者的科技生涯基本上快要结束了（笑声，长时间的鼓掌）”。在第一线努力做贡献，哪有时间去电视台做采访。所以 1992 年前电视台采访我，我基本上都拒绝了。现在为了方正有些需要、事业需要，有时候就去卖狗皮膏药，做点招摇撞骗的事情（笑声）。但我是到 61 岁才这么干的，以前一直是奋斗的，所以也是可以谅解的。年轻人如果老上电视台，老卖狗皮膏药，这个人我就觉得一点出息都没有。我觉得人们把我看成权威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是把时态给弄错了，明明是一个过去时态，大家误以为是现在时态，甚至于以为是能主导将来方向的一个将来时态（笑声）。就是他一生辛勤奋斗，做出了贡献，晚年给他一个肯定，这就是院士（笑声，长时间的掌声）。所以千万不要把他看成当前的学术权威。在我刚过 55 岁的时候，我立刻提了一个建议，说：“国家的重大项目， 863 计划。学术带头人，要小于或等于 55 岁。”——把我排除在外。这个当然不见得能行，但我还是坚信这是对的。我们看世界上一些企业的创业者。发明家，没有一个超过 45 岁的。王安创业时是 30 岁：英特尔的 3 个创业者，最年轻的 31 岁，另外两个人也不到 40 岁；苹果公司的开创者也只有 22 岁；比尔·盖茨创微软的时候是 19 岁；雅虎创业者也是不到 30 岁。所以创业的都是年轻人，我们需要一种风险投资的基金来支持创业者，要看到这个趋势。

我扶植年轻人真心诚意。我们的中年教师，包括我们的博士生导师，都是靠自己奋斗过来的，都是苦出身，所以我们一贯倡导我们的年轻人做的成果，导师没有做什么工作，导师就不署名。当然，外面宣传报道仍然是“在王选领导下……”我承认我剥削年轻人最多，但是由于大家都知道我并不是主观上要去剥削年轻人，所以对我也比较谅解（笑声），见报以后也不以为然，知道是怎么回事。扶植年轻人我觉得是一种历史的潮流，当然我们要创造条件，就是要把他们推到需求刺激的风口浪尖上。在这方面我们要创造一切条件让年轻人能够出成果，特别要反对马太效应，尤其在中国，我觉得在中国论资排辈的势力还是有的，崇尚名人，什么都要挂一个名人的头衔，开鉴定会的时候挂一个什么院士，其实院上根本不懂的。我们打破这种风气是需要努力的。

名人和凡人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名人用过的东西，就是文物了，凡人用过的就是废物；名人做一点错事，写出来叫名人轶事，凡人呢，就是犯傻；名人强词夺理，叫做雄辩，凡人就是狡辩了；名人跟人握握手，叫做平易近人，凡人就是巴结别人了；名人打扮得不修边幅，叫有艺术家的气质，凡人呢，就是流里流气的；名人喝酒，叫豪饮，凡人就叫贪杯；名人老了，称呼变成王老，凡人就只能叫老王。这样一讲呢，我似乎慢慢在变成一个名人了，在我贡献越来越少的时候，忽然名气大了。所以，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认识到自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而且正处在犯错误的危险的年龄上，这在历史上不乏先例。（北大校园网）

北大公布王选院士遗书：希望安乐死

我国著名科学家王选院士逝世后，他的夫人陈堃銶将丈夫遗愿的一部分摘录出来，以此追思他的高尚精神。王选遗愿中说：“一旦病情不治，我坚决要求‘安乐死’，我的妻子陈堃銶也支持这样做，我们两人都很想得开，我们不愿浪费国家和医生们的财力物力和精力，

且死了以后不要再麻烦人。”（北大校园网）

第四节 张恭庆院士

简介：张恭庆1936年5月 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54年7月毕业于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1954年8月-1959年7月 在北大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学习，1959年7月北大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毕业留校任教至今。

北大数学科学学院对张恭庆的介绍

张恭庆，北京大学教授, 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北京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重点实验室主任以及中国数学学会理事长，成功申办了在北京召开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曾获全国科技大会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三等奖，首届陈省身数学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全国高校优秀教材奖及第三世界科学院数学奖；于94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94年应邀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作45分钟报告。他还是多个国际核心刊物的编委，多次连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数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84年被国家遴选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90年被授予“全国高校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获第三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张院士长期以来一直非常关心和支持我校数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职业经历

张恭庆1959-1978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助数， 1978-1982北京大学数学系副教授， 1983- 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 1986-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数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1988-1999北京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1991， 当选为中科院院士，1992- 全国人大代表，1993- 教育部属北京大学数字与应用数学重点实验室主任， 1994- 世界数学家联盟发展与交流委员会委员，1994， 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5- 高校数学研究与人才培养中心主任，199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委员， 1996-1999中国数学会理事长，任内成功申办了在北京举办2002国际数学家大会，1998- 科技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专家顾问组成员， 2000- 数学天元基金领导小组组长， 2000- 教育部科技季员会数理学部主任， 2000- 中科院数理学部常务委员。

兴趣让张恭庆选择了数学

张恭庆的父亲是位学术造诣颇深的具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母亲也有很高的文化修养，而著名女作家张爱玲便是他的姑母。正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张恭庆老师从小便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然而，张恭庆似乎并没有走上传统文化研究的道路，尽管父亲在他初中时便引导他读古典文学，但是张恭庆对此却没有表现出很浓烈的兴趣，有空的时候倒是喜欢找些数学题来研究。父亲的民主和达观也让他这一兴趣得以尽情伸延，直到后来与《数学通报》的“偶遇”，从此与数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进入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后，学校优良的学风、浓郁的学习氛围、一流的师资让高中时代的张恭庆如鱼得水，在学习中收获着快乐，学习的热情愈发高涨，一有空闲时间便泡在书店里。在一个逛书店的过程中，张恭庆“结识”了《数学通报》。在这份报纸上有个专门刊登数学难题征求解答的“问题及解答栏”，只要解法正确并按时寄去，解答者的名字就会在后几期中公布出来。他试着将自己的解答过程寄到编辑部，果然，后来的几期杂志公布的“英雄帖”上都有自己的名字，这对他的数学能力给予了不小的肯定，使得他在兴趣浓厚的基础上更增添了信心。

高中毕业前夕，一个深得张恭庆敬重的数学老师赵宪初在大会上表扬“张恭庆的本事比我大”，极力肯定其数学才能并建议他报考数学专业。这样，自身的兴趣加上恩师的指点，张老师在当年报考并顺利来到了北京大学数学系，开始了他对数学事业一生的追求。

学术贡献

张恭庆教授曾在非线性泛函分析及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理论研究中获得了国际领先成果，特别是他建立和发展了孤立临界点无穷维Morse成果，把几种不同的临界点定理纳入了一个新的统一的理论框架，他以同调类的极小极大原理为基础，把许多临界点定理纳入无穷维Morse理论，使几种不同理论在这里汇合、交织，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理论框架，由此发现了好几个新的重要的临界点定理，并使过去的许多结果的证明大为简化，所得结论也更为精确。这一理论被广泛地应用于非线性微分方程,特别是有几何意义的偏微分方程的研究。此外他还曾将一大类数理方程自由边界问题抽象成带间断非线性项的偏微分方程，发展了极值映射拓扑度和不可微泛函的临界点理论等工具，成功地解决了这类问题；成功地运用这一理论研究了Hamilton系统周期轨道、Riemann流形间的调和映射的个数等问题。尤其是在自由边界问题方面，把一大类数理方程自由边界问题抽象成带间断非线性项的偏微分方程，又发现了好几个新的重要的临界定理，运用这一理论，成功地研究了油井中的水锥问题、受控热核装置中磁面平衡问题、障碍问题等。

学术兼职

张恭庆担任下列刊物编委：

中国科学，数学学报（英文），数学年刊（英文）

Frontiers of Mathematics in China (英文, 主编)

Analyse Nonlineaire, Institut H. Poincare, (法),

Procedings A, the Royal Society Edinburgh (英),

Intemational Journal of Mathematics, World Scientific Press,

Nonlinear Anlaysis, TMA, (美)

Dynamical systems and Applications (美)，

Abstract and Applied Analysis,(美)

Discrete and Continuous Dynamical Systems, (美).

担任下列丛书编委：

Monographs in Mathematics, Birkhauser, (瑞士)，

兼职研究员： 2000-2002，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Theoretic Physics (意大利)，

兼职教授： 1999-2001， 香港科技大学。

张恭庆获得的奖项

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1986年获陈省身数学奖，198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93，获第三世界科学院数学奖，1994，在世界数学家大会作45分钟应邀报告，1995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2009年荣获华罗庚数学奖等多项国家、世界重大科技奖项。

名师心得

1.教学工作包含“教”与“学”两个方面。教师讲课不能光“教书”，必须针对授课对象。了解学生的情况；例如，他们先修过那些课？学习现在这门课的目的是什么？对哪些内容有兴趣？下课后了解不同学生听课的效果，对备下一堂课也很重要。

2.教一门课，要先把这门课在数学中的位置弄清楚，特别是它与哪些数学分支有联系？是怎样联系的？然后决定取舍和重点。教数学不能仅仅满足于逻辑推理清楚，要讲思想，讲实质，要通过已知启发未知，透过典型的例子推测一般结论，要处理好抽象与具体的关系，理论与应用的关系。

3.大学是传授知识与创造知识的地方，我认为评价大学的教学水平应该包含基础课和专题课两个方面。对基础课，要强调给学生打好基础，因此对于基本概念和方法的讲解要花大功夫，要“少而精”，突出重点；对于最基本的内容要反复强调，要求学生牢牢掌握；对于基本技巧要反复练习，达到熟练。研究生专题课的目的则是把学生引向研究的前沿，教师要为学生铺平道路。因此选材特别重要。教师必须清晰地了解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哪些是真正实质性的进展？哪些是新的生长点？有哪些未解决而有意义的问题？哪些方法还大有潜力？然后根据学生的基础，为他们搭好桥，做好铺垫。考虑到学生们今后的发展空间，选题不能过窄。

张恭庆对数学的理解

张恭庆说：好的数学成果一定是美的。数学庞大系统内部的统一与和谐使它更像一件优美精致的艺术杰作。讲解这些成果犹如鉴赏艺术品，与大家共享其美。站在讲台上，当我看到台下一张张全神贯注、紧张思索的面孔时，我总会被感染得精神振奋、情绪激昂，有时还会并发出创造的火花。

他的人生是一种睿智，他的知识是一座殿堂，他的慈祥我们有目共睹，他的渊博将我们笼罩。作为一个学者，更作为名师，张恭庆院士让华工沉寂于数学科学世界。

72岁的高龄，50多年的岁月职业生涯，作为一个严谨的数学科学家，张恭庆教授时时散发着数学的思维。朴实的衣着，轻和的语言，又有一种慈祥的味道，张恭庆教授轻松的就将大家带入了一个数学的海洋。

一出场，张恭庆院士就用幽默的开场白将我们带入数学的奇幻旅程中：

——你是干什么的？

——做数学的。

——好啊，聪明啊！

——没什么用吧！

普通的人对数学的概念还不够了解，张教授幽默地对白吸引了大家。“数学是研究数量关系与空间形式的学科。然而，数学并不局限于‘数’与‘形’”。张恭庆教授用第五公设与非欧几何作为实例具体解释何为数学。Arrow不可能性定理也说明了数学还研究“无数无形”的例子。数学的研究范围广阔，在现在科学技术中，数学与其它学科相互交叉融合，数学目前更多作为一种科学研究工具广泛用于各种领域。电磁波的发现中，Maxwell用数学的方法总结法拉第、安培、高斯三位科学家的相关定律才发现电磁波奥妙，从而为电磁波的应用于普及拉开序幕。

对于数学教学方面，张教授认为：教学工作包含“教”与“学”两个方面。教师讲课不能光“教书”，必须针对授课对象，了解学生的情况；教数学不能仅仅满足于逻辑推理清楚，要讲思想，讲实质，要通过已知启发未知，透过典型的例子推测一般结论，要处理好抽象与具体的关系，理论与应用的关系。同时，张教授提出了中国青年数学家的使命——中国成为数学大国。曾经有过辉煌的中国数学要腾飞起来，祖冲之、刘徽的时代，我们要重新拾回。这是张老对中国青年数学家的期望。

数学大致分为纯数学和应用数学。对于各样的数学方向工作者，张老都表示尊重与赞同，大家用数学一起为社会主义科学建设做贡献。同时，作为一个纯数学工作者，张老认为：数学的发展也使数学向各种学科各领域发散渗透，扩大了就业范围。“大家要找准自己的点，朝着目标努力，无论什么方向，何种理想，只要我们不抛弃不放弃坚持不懈一定可以达到理想彼岸。”

当代数学发展及数学家担负的历史使命

数学是众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管理科学的基础。它不仅是各门学科的语言、工具，而且是知识探求的重要手段。许多数学的概念、公式和理论早已渗透到其他学科的教科书和研究文献中了。许许多多的数学方法也已被写成软件，有的被制成芯片装置在几亿台电脑以及各种电器设备之中。当今世界，数学已被应用到几乎一切领域，我们的生活里处处充满了数学。

张恭庆向记者介绍，当代数学发展有如下趋势：

1.基础（纯）数学在深度与广度两方面都得到快速发展。主要表现为：不同分支之间的融合与相互渗透，相隔很远的分支间的内在联系不断被发现，以及一些重大难题得益于许多不同分支的成果与方法的综合运用，而得到解决。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数学内部的统一性。

2.数学与其他科学的交叉形成了许多交叉学科群，如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系统科学、科学计算、数学物理、生物数学、金融数学等。

3.数学已成为开发高新技术的主要工具之一，如信息传输与信息安全、图像处理、医疗诊断、药物检验、网络、海量数据处理、Google搜索等等。

在“文革”时期，我国的数学研究出现了中断。经过好几年的劳动锻炼以后，本来作纯数学研究的张恭庆被派去参加优选法推广、电影镜头光学设计以及其他联系生产实际的工作。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张恭庆等一批当时的中青年学者才有机会出国进修，才了解到了国际的研究前沿。他认为虽然过去也发表过几篇文章，但这时才开始了真正的数学研究，不过那时大家的年龄都已在40岁上下了。“尽管10年前，无论在工作条件、生活条件、学术交流、图书资料等各个方面我国数学家都仍然无法与国外同行站在同一个平台上，然而我们的历史使命却是要承上启下，培养出建设‘数学大国’的一代年轻的数学家。只有自己跻身于数学研究的主流，赢得一席之地，才能与国际同行平等交流学术，才能有鉴别成果高低的品位与能力，也才能把握好研究的方向，站稳脚跟，当好人梯。”这是张恭庆的体会。他们遭遇过多少困难曲折、经历过多少困惑，这是今天的年轻一代难以想象的。

张恭庆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数学研究从基础到应用都取得了空前的大发展，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但是从总体上看，离国际前沿还有差距。我们在基础研究上，要去争取攻克重大难题，去做原创性的、有自己特色的工作，逐步形成自己的学派；在应用研究中，要为国家在科学、技术、国防、经济等各个方面作出真正的贡献，使数学研究的根扎在中国的土地上。

改革开放与科教兴国给中国的数学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机遇。而经济持续高速的发展和知识社会的到来也为我国应用数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纯数学与应用数学之间的“冰山理论”

有人说过，“纯数学与应用数学的关系如同一座冰山，浮在水面上的是应用数学，而处于水下的是纯数学。如果缺少了埋于水下的深厚积累，那么这些‘应用’是建立不起来的”，这句话一直为张恭庆院士所乐道。

我们可以看到，数学确实在发展信息科学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然而有不少人以为只需要发展“有应用的数学”，并不关心那些目前还没看到多少应用的数学。张恭庆认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虽然张恭庆进行的是纯数学的研究，但在他的眼中，纯数学和应用数学并没有根本的划分。在纯数学推动应用数学发展的同时，应用数学也刺激了纯数学的进步。就信息安全而言，没有数论中的因子分解算法，人们就不可能想到公开密钥体系；如果没有椭圆曲线理论以及纯而又纯的现代代数数论的深厚理论积累，也发展不起来现代的密码技术。作为频谱分析基础的Fourier分析早就是信息传输的主要数学工具，近年来广泛使用的小波分析技术，正是建立在Littlewood-Paley理论、Calderon表示定理以及Hardy空间原子分解这些调和分析中的深刻结果连同泛函分析中的无条件基理论基础之上的。

其实纯数学与应用数学的划分只是大致的。一般来说，人们把研究数学自身问题的分支划归纯数学，而把研究来自其他各个方面提出问题的分支划归应用数学。但这种划分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在数学研究中，纯数学与应用数学的地位经常相互转化。

人才是学术和国家发展的关键

回想起过去遭遇的困难曲折和经历过的困惑，作为有着丰富的学术经验和人生阅历的前辈，张恭庆院士想告诉青年数学家的只是： “自信”和 “锲而不舍”是成功的必要条件。

他认为，现在的青年一代数学家享有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学习条件与工作条件。在图书资料、网络信息和学术交流等方面，都与发达国家相差无几了。青年人要有充分的自信，要作坚持不懈的努力，这样一定能够作出优异的成果！

当记者提起现在的社会大环境是否会对科研机构里的青年学者们产生影响和冲击的时候，张恭庆也发出感叹，期望我们的青年一代自觉抗拒各种诱惑、抵制虚夸浮躁的学风和一切学术不端行为。脚踏实地、锲而不舍地为实现“中国成为数学大国”、“强国”的理想奋斗。

除了学术科研领域以外，张恭庆院士也希望数学家在其他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作出更大的贡献。在美国，除了传统的科技领域外，一些新兴的领域如金融、保险、医药、信息、物流、材料等等行业都离不开数学。所以学数学的学生出路很广，除了大学和研究机构外，还有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公司雇用数学家。但我国现在这方面的情况还不理想。

院士寄语

数学是一种工具，更是一门艺术。

现代行业的发展要求从事某一领域的数学家不仅懂得数学知识，更需通晓该领域甚至是多个领域的知识。

作基础理论的数学家不能以一定数量的论文为目标，只有在以达到有机整体为目标，自由的思维才能作出有数学价值的成果。即使是一般的数学老师也要将数学上升到艺术高度，这样学生才能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感受到艺术美。

无论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方向，一旦认定目标，就要坚持不懈。

作数学研究或用数学谋生都是无可厚非的。我不同意将这二者分开。因为对数学应用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重要的不是别人怎么看，而是什么是最适合自己的。

现代青年学者要做原创性的、有自己特色的工作，为数学有机体作出贡献，用数学提高我国的科技、经济、管理等方面的实力。

张恭庆的数学信念

张恭庆教授研究的是数学，专业方向是非线性分析。从早年的坚定选择，到之后的广泛阅读、多方交流、深入研究，他形成了自己独到的数学信念：高度的抽象性和严密的逻辑性使数学成为众多学科的基础;应用的广泛性和描述的精确性又使它成为各门科学和技术的语言和工具;庞大系统内部的统一与和谐使它更象一件优美精致、天工人代的艺术杰作。从这样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数学在张老师眼中的美。

信念让我不曾退却

大学时期的张恭庆教授，凭借自己的勤奋和良好的天资，即使在北大这样一个高手云集的地方也显现出了锋芒：第一年寒假，他就写出了用双边有理数序列建立实数概念的读书报告；第二个学期又给出了不用测度理论的黎曼可积性充要条件的初等证明。

尽管张教授个人对数学十分感兴趣也极具抱负，但科学的道路从来就不是平坦的，当时整个中国的社会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他前进的步伐。

二年级下学期数学系学生分专业.，张恭庆、张景中、陈天权等一批成绩突出的同学都选择了数学专业。受横空出世的法国布尔巴基学派（Bourbaki）和异军突起的波兰数学学派的鼓舞，张恭庆和陈天权组织了一个以Banach代数为主题的读书小组，但随后的“反右”运动迫使这个学习小组终止了活动。

张老师一直希望“用数学解决些实际的问题，为国家为老百姓做些实事”，但在那个狂热的年代，“左”倾思想蔓延，数学领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实用主义思潮袭击着数学领域，纯粹数学成了“脱离实际”、无用的“伪科学”，一心从事数学研究的张老师被打成了“白专典型”，被迫放弃了心爱的研究课题。

“在那样一个是非颠倒的年代，做数学不能写论文，更谈不上署名，得不到任何鼓励，还要冒着挨批的危险”，触动内心深处那段苦涩的记忆，他的语调中带着几分沧桑与感慨，“但是，即使在那种情况下，我也没有放弃对数学的研究。反观那段岁月，是什么力量让我坚持下来呢？那只能是对数学的热爱和信念。”

这一段路的确走得很辛苦。据张老师回忆，当时“反右”后高压的政治气氛、不断的劳动锻炼，以及毕业留校后超常的教学负担，使他很难有时间系统读书与研究。“有时候，一天三段搞政治运动，但只要晚上开完会可以回家，我就等孩子入睡以后，在报纸遮掩的微弱灯光下读着一本本多年来想读而没有时间去读的书。其余空闲时间便钻到图书馆，拾起被迫中断的数学研究问题。”半年下来，收益颇多。然而就在这个即将出成果的时候，他接到了一周后下放十三陵劳动的通知。匆忙中，张老师在完成白天的教学任务后，便一头钻劲书屋撰写研究心得，最终形成两篇论文。其中在《数学学报》上“色散关系的广义函数证明”一文正是他第一篇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

回首那段艰难的时期，张老师说，当时自己的头脑中一直闪耀着这样一段文字：“窗前一只蜘蛛，一口丝一口丝地吐着，慢慢地结成一张网，一阵风吹来，网破了，蜘蛛又继续地一口丝一口丝地吐着……”坚如磐石的信念和锲而不舍的钻劲让逆境中的他依然勇往直前。

“对比我们那个年代，现在的你们是生活在一个太好的时代了！”在谈到而今的青年学子的时候，张老师满怀羡慕，“我们那个时候，要看书都得到图书馆，由于图书馆的资源有限，就那么几本书，每个人都想看，又不能全借回家。因此看一篇文章就得抄一篇文章，带回家仔细琢磨，琢磨透了在回去抄。当然，你们不用效仿我们当初的举动。但是我仍然希望你们能够在规划个人发展的时候，能够更多的把它和国家、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考虑，这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应尽的义务。”

数学大国的梦想

“中国是个有着优良数学传统的国度，直到15世纪，可以说我们的数学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长期的封建统治让我们在近代数学上落伍了，直到20世纪初才从西方引进近代数学思想，1917年中国才培养出第一个数学博士，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我们的数学起步得很晚。”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开始重视科学文化工作，一大批数学家们得以专心的进行科学研究，张老师也得到了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大会的机会。用他的话说，他们那一代的数学研究者都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因此，他们分外地珍惜这一次次出国交流的机会，努力学习国外大学培养人才的经验，将新的东西、新的理念输入国内。

在从事个人紧张研究工作的同时，张老师在培养青年学子方面也倾注了许多心血。他在讲台上度过了45个春秋，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本科生、研究生。特别是在本科教育上，他认为，大学是抓好基础的时段，“基础不扎实，以后上不去，像浮萍一样。什么都会几句，但什么都抓不着。现在的学生接触的信息多了、视野也开阔了，但是能不能静下心来扎扎实实地打好基础，这是我比较担心的”。

为了“中国成为世界数学大国之梦”，张老师除了着力培养北大学子，也对整个中国数学的基础研究做出了不懈的努力。1996至1999年，张老师出任中国数学会理事长，力排众难，成功申办了2002年世界数学家大会，这是全世界最大的数学盛会。除了1990年在日本京都召开国外，这是第二次在欧洲和北美以外的亚洲国家举办。在这次大会上，“中国数学家作为一个整体第一次登上了国际舞台，表现还是令世界满意的，中国向数学大国迈进了一大步。”

今天，中国的数学在世界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地位，“我们要特别感谢20世纪初最早的老一辈科学家们，感谢他们把西方科学的火种带到中国，感谢他们的致力拼搏，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者。”

诚信，做人的第一必修课

在谈到中国数学与国际接轨这个问题的时候，张老师特别强调了“诚信”这个问题：“一个没有诚信的国家不可能成为强大的国家，一个没有诚信的民族也不会被人们看得起”。

张老师早年接受到的家庭教育十分强调诚信，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他的价值取向产生了影响，“诚信应该是一个人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据他的分析，现在的社会，传统的东西可能需要变化，而新的东西又没跟上来，因此理想和道德都受到了冲击。“现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可能不再那么坦诚，这对年轻人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我感觉很痛心。但是，我要说的是，只要我们的青年学子不随波逐流，能够洁身自好，明确什么是真善美，并坚持真善美的准则，灵魂是不会被污染的，在与世界接轨时，我们同样也能得到世界的尊重！”

在张老师凝重的表情和恳切的语气中，我们分明感受到了一位饱经沧桑、德高望重的学者对青年深厚的爱与殷切的希望。

张恭庆院士批评“奥数班”-红火是利益驱动

中国学生在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上频频获奖，国内的中小学生一窝蜂似的都在参加“奥数班”。然而作为数学家的张恭庆教授和陆善镇教授对此却颇不以为然，直言不讳地表示他们并不赞成“奥数班”的模式。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开放实验室主任、中科院院士张恭庆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开门见山地表示：“我一直是不赞成让中小学生蜂拥而上‘奥数班’的。

张恭庆寄语

一把精选的种子没有培育成熟，就被一阵狂风吹得七零八落。但它们都在飘落的大地上深深地扎下了根，绽开出绚丽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

（摘自《五十年情怀——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一九五四级入学五十年纪念册》

第五节 张景中院士

张景中1936 年12月出生于河南汝南县城关镇，３岁丧母，在汝南县城随祖母、父亲一起生活。他祖母李彩凤是一位知书达礼的老人，年轻时就读于汝南女子师范传习所，使张景中受到很好的启蒙教育。

1951-1954 张景中毕业于河南汝南县立中学，1954-1957 就读于北大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大学一年级时就由于他的一篇论文引起了数学家华罗庚的关注，受到华罗庚的赞赏。张景中抱定一个坚实的信念：党需要人才，也需要科学。他见缝插针，从不放弃对数学的学习与思考，逐渐习惯了离开笔和纸的演算和推理，增强了独立研究能力。

1957年夏在大鸣大放时因组织‘百花学社’、在‘广场’刊物上发表文章被打成右派。1958年2月- 1962年在半步桥收容所经过半月“学习”，被火车运到天津附近的茶淀站，分配到清河农场劳动。这里属于北京市公安系统劳改机构，有许多分场。1958年新建了几个 劳动教养分场，先到于家岭西村，后来又到了584分场、化肥厂、于家岭东村等单位运送葡萄。

1962年解除了劳动教养，与在团河农场劳动的杨路（杨九高，当时他还没有解除劳动教养）取得联系，通信交流心得。主要是讨论是几何算法和函数迭代。

从1966年8月到1974年4月“文化大革命”中被集体调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二师的一个工程支队，修一条从库尔勒到若羌的公路，全长四百公里。路修了五年，1971年完工。工程支队各连分别调到兵团农二师各团场。他所在的七连到了巴州21团场。它位于库尔勒地区焉耆县，土地平整，林带茂盛，在南疆算是相当不错的农场了。他们连定名为基建连，任务是房建和农田水利工程。1974年4月在中学同学的帮助下走上21团子女中学初二年级讲台，讲平面几何。

1979年平反先后在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和中国科学院成都计算机应用研究所工作任职，1982年以成果《安全、节能、低燥声的木工电磁振动刨床和木材的电磁振动刨削工艺》获国家发明二等奖，1991年被批准为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专家，1993年担任计算机学科和数学学科博士生导师，1995年调入广州大学（原广州师院）任软件所所长，1995年因《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理论与算法新进展》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995年获“第九届中国图书奖”和“第一届全国数学教育图书一等奖”，1995年10月张景中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广州大学计算机教育软件研究所所长，首都师范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中心特聘兼职院士，中国科学院成都计算机应用研究所名誉所长，广州师范学院教育软件研究所所长。

1996年以著作《教育数学丛书》；《数学家的眼光》获第三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二等奖，1997年当选为中共十五大代表，1997年以《院士数学讲座》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998年被评选为全国优秀教师，同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99年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理事长。2000年以《智能教育软件平台》获香港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2002年获广州市首届优秀科普作品一等奖，2003年获第五届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科普图书类一等奖和第六届国家图书奖；以《帮你学数学》获“五个一工程奖”；2005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近年来，张景中院士发表学术论文、论著共一百多篇（部）及大量的科普文章和通俗读物。

张景中回忆

（一）相逢未名湖

1954年9月，从河南的一个县城汝南，来到未名湖畔。

那一年，北大数学力学系一年级新生220多人。从全国各地汇聚于未名湖畔。 当时是9个小班，我在5班。

五十年代，很重视基础课程。程民德教授讲微积分，江泽涵教授讲解析几何，周培源教授讲理论力学由美国归来力学家王仁教授也接着讲理论力学。课程分量很轻，学生有充分时间阅读、思考和讨论。

在学习函数的微分法时，《数学学报》上发表了一个用十进小数构造“处处连续但处处不可微函数”的初等例子。可惜错了。大家试图补救这个例子。我想了用二进 小数构造它的主意，和4班杨九高（杨路当时的）一起给出论证。程民德教授高兴地安排了一次学生科学报告会，叫我们讲这个例子。例子后来发表在武汉的《数学 通讯》杂志上。这是杨路和我近半个世合作的开端。

想得多但读得还少，是我的弱点。大一时，在解析几何教科书上看到函数方程 f(x+y)=f(x)+f(y) 的连续解只有 f(x)=cx。想到一个确定它全部解的方法，写成论文，居然顺利地在《数学进展》刊出。没有高兴多久，编辑部来信了，说读者来函问：关于这结果，前人有 哪些工作？并指出：研究者在发表自己的成果之前，应当了解别人已经做出了什么，才是负责的态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伤心地发现：早在1920年，德国 的哈默尔已经做了这个工作。只好复信致歉。 后来邵品琮告诉我，这“读者”竟是华罗庚先生。他是《数学进展》的主编，但刊物他在出版后才看到。让编辑部给作者写信，用意是促使作者明白科学研究的入门 规矩。邵是华公的弟子，对此事知之甚详。

北大数学系学生课外学术活动当时很活跃。我参加了丁石孙先生所指导的代数课外小组。先是研究矩阵的无穷乘积，后来又对函数的迭代问题产生了很大兴趣。有些 结果直到二十年后才发表。年轻人兴趣广泛，爱下象棋，打乒乓，还参加了北大诗社。

在1956年夏，系里试行“免修”制度：自学某门课并在开课前考得优良成绩者可以免修。我免了实变和复变，时间更充裕了。老师们告诉我，不要把时间都用来做题目，要多读书多看文献打下雄厚的基础。回想那时，可真是黄金时代。

但是，1957年到来，一切都变了。

（二）告别未名湖

许多人说，从1957年，中国进入了一个多灾多难的时期。对我也是如此。命运突变。1958年二月被开除学籍，劳动教养，告别了未名湖。

四十年后，出版了一本由牛汉、邓九平主编的文集《原上草》，主要篇幅是1957年北大学生中的“右派”言论。现在回头看看，大多不过是常识的见解而已。

在半步桥收容所经过半月“学习”，被火车运到天津附近的茶淀站，分配到清河农场劳动。这里属于北京市公安系统劳改机构，有许多分场。1958年新建了几个 劳动教养分场。我先到于家岭西村，后来又到了584分场、化肥厂、于家岭东村等单位。

大跃进年代，劳教农场里劳动之紧张沉重不难想见。白天劳动，晚上开会。我随身有几本书，其中《数论基础》是最常翻看的。里面有许多好习题，忙里偷闲记个在 心里，上下工的路上或开会时就够想一阵子了。有时在路上不想题，边走边下盲棋，对锻炼记忆力很有好处，也有助于形成不用纸笔想问题的习惯。

在农场里，种过小麦、水稻，在土化肥厂里烧过石灰、做过盐酸。干的最多的是挖泥和抬土。

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严酷磨练后，于1962年解除了劳动教养，留在农场当“就业人员”。最好的一段时光，是调到了农场的航运队，乘船沿金钟河来往于天津 和清河农场之间。从天津运回垃圾当肥料，又把农场生产的葡萄运到天津，比在大田劳动宽松得多。有更多的时间看书、思考，甚至有一些研究结果成文投稿。后来 才知道，右派分子的文章是发表不出来的。

杨路还没有解除劳动教养，但也调到了条件较好的北京团河农场。我们常常通信交流心得。这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主要是讨论是几何算法和函数迭代。其中很多和国外做重了，也有不少在二十年后才发表。

关于逐段单调连续函数迭代根存在性的研究，是这几年中完成的。这涉及函数方程领域一个老问题。对非单调函数，即使是对单峰连续函数，迭代根的存在条件也长 期未得到答案。我们对一般的逐段单调连续函数，给出了存在任意次连续迭代根的容易检验的充要条件。在《数学学报》发表。并引起了后续研究。

关于几何算法，杨路提出：通过点与点的距离关系，不建立坐标系而直接研究几何图形的性质。这实际上重复了西方数学家对距离几何的基本工作，并走得更远，建 立了高维几何度量的一般方程。这方面的工作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和国际会议文集上被引用近400篇次。 英文专著《几何不等式的最近进展》（ Recent Advance in Geometry Inequalities)中，引用二十多篇，其中有些是整段摘录。《几何不等式在中国》（文集）一书中，关于高维几何的论文，几乎每篇都引用了我们的工 作。这些工作的基础，大体上是在农场劳动的几年中形成的。

三十年后，基于当年建立的几何算法和我提出的新思路，解决了预给度量的初等图形（由有限个点、超平面和超球组成的图形）在欧氏空间嵌入条件的问题。对这一 工作，美国著名离散数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 L.Kelly评论说（《数学评论》，96e:52013）：

“这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纲领的一章。这个纲领肇始于维也纳的Menger和中国的吴文俊，在西方由Blumenthal及其学派，在东方则由杨、张等所推进。

“除了理论和基础的意义和重要性之外，该纲领的倡导者并顾及其在计算机辅助几何推理、定理机器证明、近似数据嵌入等各不同领域的应用。”

在这段时间内，读了一些能找到的数学书。在辛钦所写的关于排队论的小册子里，看到一个多年未解决的“埃尔兰问题”，花了半年中的星期天把它做出来了。但是，辛钦在两年前已经解决了。这类重复性劳动做了不少。

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来了。和杨路的通信被管教人员视为反改造活动被迫中止。

我和许多“就业人员”一起，1966年8月集体调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三）西域十三年

这支从北京的几个农场集中起来的队伍，组成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二师的一个工程支队。任务是修一条从库尔勒到若羌的公路，全长四百公里。 挖土、抬土、浇灌水泥，制砖，建桥铺路。

真正没有可能看数学了。劳动之外，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开会和读“红宝书”。因为是“五类分子”，星期天还要加班劳动，打扫厕所、砍柴。 但思想总是自由的。开会学习的时候，可以想自己的爱想的一切。

路修了五年，1971年完工。工程支队各连分别调到兵团农二师各团场。我所在的七连到了巴州21团场。它位于库尔勒地区焉耆县，土地平整，林带茂盛，在南疆算是相当不错的农场了。我们们连定名为基建连，任务是房建和农田水利工程。

林彪垮台前不久，摘了右派帽子。虽然仍是“摘帽右派”，毕竟和没摘帽的有不同，有了更多的生活空间，有了更多做数学的时间和自由。我找到了杨路的下落，中 止六年的学术通讯恢复了。这时他已被调到四川大邑的新源煤矿劳动，解除了教养但未摘帽，仍是被公安部门监管的就业人员。信件由杨路的妻子张锡铮传递。大多 是讨论几何算法的，是八十年代发表的许多论文的基本内容。

在坎坷的命运之路上，常常得到好人的帮助。在这些人中，不能不说到郭秀华。 郭秀华是我的中学同学。这时恰好在21团组织部工作。翻阅人员档案时，意外地发现了阔别多年的老同学的材料。在一个星期天，他毅然打破了“革命干部”和“就业人员”的界限，到基建连去找我。

四届人大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极左的气氛。郭秀华抓住这略有宽松的大气候提供的时机，借助自己在组织部工作的有利地位，促成团里作出 决定：调我到团场的子女中学当代课教师。尽管学校领导提出异议，抵制摘帽右派来到这培养接班人的地方，使此事拖了一年，最后还是实现了。1974年四月， 我走上21团子女中学初二年级讲台讲平面几何。 这是十六年来梦寐以求的命运转折点。

在教学中，痛感传统的几何解题方法过于依赖技巧，难于为学生掌握，开始探索新的更有效的方法。很快发现，用面积关系解几何题目非常有效，并且容易掌握。我 对这种技巧作了深入的研究，把它从特殊技巧初步发展成一般方法。向学校领导提出了教材改革的建议。当然，这个建议没有得到采纳。

面积法引出了教育数学的研究，并导致十八年后几何定理可读证明自动生成新方法的出现。

但当时这却帮不了忙。由于主张加强基础知识教学，我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批判。结果被清出学校，回基建连劳动。

在挖河的工地上，传来了揪出四人帮的消息。一起劳动的一位记者老李悄悄告诉我：中国的命运改变了。我们想到，和国家人民一起，自己的命运也会改变。

几年后我在北京参加学术会议，和这位记者老李相遇时，他已经是《嘹望》杂志的一位主任编辑。

根据杂志上一篇文章的作者署名和单位，我和校友洪家威取得了联系。由于洪的推荐，广东肇庆师范学院来函向21团商调我。团里不肯放，再次调我到子女中学。这是1978年。离开未名湖二十年了。

（四）科学的春天

1978年，春江水暖鸭先知。春的信息之一，是能够发表论文。

这是一篇小文章。华罗庚在一本书中，讲过巴芒（BAYMN， 苏联）计算台形体积的公式。这公式不便计算，并且对简单形体不能给出准确值。我提出了另一个消除了这些缺点的公式。文章发表在《数学的实践与认识》上。

编辑部给团政治部发函询问，如何署名？经领导慎重研究，最后决定署名为“新疆巴州21团子女中学数学教研室”。

无论如何，总是发表了。后来又在《计算数学》发表一篇，署名井中。 科学大会的召开带来了科学的春天。中国科技大学的领导棋早一步，千方百计网罗人才。当时，北大同学熊金城、赵立人和老师陶懋颀都在科大数学系。他们在寻访 我的下落。熊从洪家威处知道我在新疆，几位校友的热诚推荐，科大一封电报，邀我到合肥学术交流。

另一封电报到了四川大邑新源煤矿，这也就找到了杨路。1978年12月，我们二十年来第一次在大学校园里相会。

陶懋颀先生带着商调函飞往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拿到必要的文件，乘汽车长途跋涉到南疆的库尔勒，直到最基层的21团，才取到了我的档案。这一行，同时还办成了 北大校友任宏硕的调动手续。任宏硕后来是中科院数学所的研究员。陶先生为挤车被踩伤了脚，回来后因劳累过度病了一场。

恩师陶懋颀先生的热诚帮助终生铭记。五十年代，他辅导数理方程，还辅导过我们的体育活动。在大家心目中，陶先生是一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青年师长，是学习的榜 样。他在1957年因为翻译赫鲁晓夫的揭发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并将之写成大字报贴出来，被错划为右派后，调到内蒙古大学，又被迫离开讲台喂猪。陶先生正直、热情，勇于坚持真理，乐于助人，教学科研极为勤奋，硕果累累。他不 管在哪里工作，都得到同事和学生们的信任和爱戴。1997年秋，陶懋颀先生终因积劳成疾患不治之症。学生和朋友们，包括我全家，从全国各地来看他。他的逝世是我成年后经历过的最大的悲痛。

1979年这一年，科大接收我为讲师，北京大学对我的右派问题给以改正。我在 科大工作六年。教数学系、少年班的微积分。为了克服微分学入门的难点，提出了非ε语言的极限定义方法，以及连续归纳法。基于这些工作和1974年提出的面积方法，形成了教育数学思想的基础：应当改造现有的数学方法中与教育规律不相适应的部分。这构成了《从数学教育到教育数学》（1989年出版）一书的主要内容。

我赞同这样的看法：数学不仅是科学和技术，也是文化。文化的延续和发展需要大众的理解和参与，因而数学教育和数学科普的重要性不亚于数学研究。

出于这种想法，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科普。为少年儿童写《数学传奇》是第一本。为青年读者所写的《数学家的眼光》和《数学与哲学》，受到较广泛的好 评。陈省身先生给我一封信中，对《数学家的眼光》表示了赞赏，建议译成英文。这些书都以繁体字重版。

这六年，自己以及和杨路等合写了几十篇（部），似乎饥不择食。所作的问题除了几何算法（距离几何）和动力系统中的泛函方程外，还涉及数值分析、组合几何、 计算几何和非线性振动等多个领域。例如，方程求根的一个迭代算法，只用N+1个息却达到了2 N阶的敛速，这在同类算法中是计算效能最高的。又如，和常庚哲合作，解决了计算几何领域多年未有答案的“单形上伯恩斯坦多项式单调性逆命题”是否成立的问题，等等。

敝帚自珍，最喜爱的是生锈圆规作图问题。在尺规作图、单规作图以及直尺作图的问题被数学家们逐步解决之后，这个领域已经沉寂了一百多年。其实，有一个问题 大家知之甚少：只用一个固定半径的圆规能作出哪些几何图形？这问题早在达芬奇时代就提出来了。

美国著名几何学家佩多（D.Pedoe）重提这一问题， 在国际期刊上公开征解：已知两点A、B，能否只用一只生锈的圆规（即固定半径的圆规）找出点C，使ABC成正三角形？

几年无人给出解答。我和杨路知道这一问题后，很快找到了两种解法。佩多大为赞赏，在一篇文章中说这是使他最兴奋的数学经验之一。但又提出：已知两点A、B，能否只用一只生锈的圆规找出线段AB的中点（线段是没画出来的）？

国外有本关于限制规尺作图的书中曾断言：这是不可能的。但没有证明。

一位名叫候晓荣的年青人加入了研究的行列。他推广了我的想法，使中点作图问题得以解决。进一步，我们得到了意外完美的结果：从已知两点出发，凡是用尺规作 图能作出的点，只用一把生锈的圆规也能作出。这工作先在国内用科普形式发表，后又在国际期刊《几何学报》刊登。审稿评论称：“这结果如此惊人，如此重要， 其方法又引人入胜。我无条件推荐它发表。”

佩多对此印象极深。以至在《美国数学月刊》上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谬奖“杨和张是中国几何学界的阿尔法和欧米加”。

自己感到，工作失之宽泛。集中精力，选定主方向，才能做出好的工作。

（五）学习和探索

1985年，和杨路同时调往中国科学院成都数理科学研究室。次年，同时被聘为中科院研究员，任研究室正副主任。

我们逐步转入机器证明的新领域。

这一领域早就吸引着我。那是在1955年，丁石孙先生讲高等代数时提到了塔斯基（Tarskii ）的一个新成果：一切初等几何和初等代数的命题都是可判定的，也就是说：可以用机械的方法，解决初等几何和初等代数领域的任何命题是否成立的问题。

初等几何的问题千变万化，怎么可能用机械的办法一举而解决？妙不可言，深不可测！于是我选择了数理逻辑专门化作为自己的方向，希望弄清其底蕴。但只跟着胡世华先生学了半年多，就被捉走了。

1979年到科大，从《中国科学》上看到了吴文俊先生提出几何定理机器证明新方法的论文。这一突破性工作对我有莫大的吸引力，就开始向这一方向学习、思考，创造进入这一领域的基础条件。

也是在吴文俊先生影响下，洪家威提出一个例子就能证明一条几何定理的思想。1984年，我和洪家威讨论了这个问题。我认为用一组例子比一个例子更易实现。 两年后，我和杨路提出了机器证明的数值并行法。传统的观点认为，要证明一个几何命题，举多少例子也不行，必须用演绎推理的方法。其实，用有限个数值实例， 也可以严格证明几何定理。洪家威用一个例子证明几何定理的结果很有趣，可惜方法太复杂，难于实现。我们用一组例子证明几何定理的数值并行法，很快就由我的研究生李传中用BASIC语言和C语言实现了。这软件可以在无硬盘的低挡微机上，在数以秒计的时间内证明非平凡的几何定理。方法的基本思想是：用数值计算代替符号计算以提高运行速度，用并行计算以代替串行计算以减少内存消耗。

由于吴文俊先生和廖山涛先生的推荐，我于1989年到意大利底里亚斯特的理论物理中心（ICTP）访问近一年。在意大利、新加坡、泰国和香港的一些大学里讲了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数值方法，均引起很大的兴趣。利用ICTP的计算机设备条件，我对机器证明的代数方法，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基于我提出的想法，和杨路以及他们的学生候晓荣一起，对吴文俊先生倡导的机器证明的特征列方法作了一系列的改进和发展。

在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吴法取得公认的成功后，这一领域面临两个有待突破的难题：一个是几何不等式的机器证明问题，另一个是如何让机器生成易于理解和检验的证明的问题。我特别关注的是后一问题，即可读证明的自动生成问题。

事实上，直到1992年初，所有有效的几何定理机器证明的方法都只能判定命题是否成立，而不能给出通常意义下的证明，即人在合理的时间内能看明白，能检验 其正确性的证明。在有些著名的科学家看来，让计算机用统一的方法对千变万化的几何命题给出可读的证明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不突破这一关，几何定理机器证明就难于在教育中发挥作用，难于得到大众的理解，难于在人类文化的发展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1992年五月，应周咸青博士的邀请，我到了美国维奇塔大学。我提出了一个想法：在面积方法的基础上，探索几何定理可读证明自动生成的新途径。周咸青问： 面积方法不是算法，怎么用于机器证明？经过一个不眠之夜，我从面积方法解题的大量经验中提炼出对这一要害问题的回答：消点。

按传统的几何解题思路，题目做不出时就往图上加点什么。消点法却相反，要从图上去掉些东西，使图逐步简化，直到水落石出。代数方法也是立足于消，消去变 元。但在消去之前还是要添上坐标。消点法却要就地消去，不添什么。这是难点。我提出的面积方法的基本工具共边定理，恰好能搬掉这块石头！

第二天早晨，我用基于面积关系的消点法机械地证明了两个几何命题，回答了周咸青的疑问。我们决定沿这一路线研究。周咸青建议我学LISP语言，开始试编新 方法的程序。他就到北京探亲开会去了。一个多月后，周从中国回来，新编的程序已经证明了近百条定理。

这年七月，高小山博士也来到维奇塔大学，投入这一课题的研究行列。高是吴文俊先生的弟子，在机器证明领域已有不少好的工作，并且是编程能手。他的加入使工 作进程更快了。我进一步提出用更多的几何工具如勾股差、全角来加强消点法。高小山则提出用体积关系把消点法推广到立体几何。

不久，基于杨路提出的想法，我们又把消点法用于非欧几何，在计算机上生成一批非欧几何新定理的可读证明。我们进一步发展了基于前推搜索的逻辑方法，使这一方法达到实用阶段。

从1996年，我的主要兴趣转向于数学教育和智能教育软件。 能在不断的学习和探索中度过后半生，是我的愿望。

（六）重聚未名湖

2004年，北大数学力学系54级校友重聚未名湖畔。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少年书生，多已成为退休赋闲的老人。

大家在一起回忆共同的记忆，分享不同的经历，怀念故去的同窗，互道珍重夕阳红。

经历了多年的风风雨雨，校友们大都以平和冷静的心态看待过去和现在的一切。国家和社会有了大的变化，有了令人欣慰的进步。

50年来，我们根据各自的看法和处境，做了自己想做的或不得不做的事，为社会的变化起到了自己预期的或没有料到的作用。 世界上有太多的事还应当做。但留给我们做的不会很多。

敬爱的几位老师欣然参加了聚会，语重心长地要大家以平常心安度晚年，保重健康。

回顾这一切，就像已经读到了一部小说的最后几页。我们无法改写故事的情节，但已经了解自己的经历了。

人生感悟

半个世纪过去了。

几十年前发生的事，回想起来，历历如昨日。在那意气风发的年代，在那充满美好理想的年代，在那以天下为己任的年代，在那以最善良的愿望看待世界的年代，我们曾经深沉地思索，热烈的讨论，激动地争辩，天真地希望，大家一起设计共同建造祖国辉煌的明天。

历史不顾任何人的意愿，按照自己的轨迹无情地运转。命运的旋转，卷去了我们生命中可能最有活力的一段年华。对我来说，这是21年，一生中最可宝贵的21年。这也许是很多人不愿回忆的年代。这应当是我们不该忘记的年代。

所幸历史已成为历史。社会在发展，祖国在进步。所幸在50年后的今天，我们又能聚首燕园，共忆沧桑，共慰夕阳。

愿敬爱的老师和学友们健康长寿，2014年再聚首未名湖畔。

（摘自《五十年情怀——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一九五四级入学五十年纪念册》）

第六节 周巢尘院士

周巢尘1937年11月1日出生于上海，原籍江苏南汇县大团镇（现在已经归于上海），其爷爷是地主，其父亲是船长，他母亲当过老师。上海沦陷后，他父亲不给日本人干事，离开船回到乡下，后又转去重庆，他母亲做小生意养活全家。

1950年周巢尘随父母迁往北京，其父亲任职于交通部。1954年周巢尘毕业于北京崇实中学（后改名为北京第21中学），1954-1958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数理逻辑专门化。

1958年周巢尘提前工作，留在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当助教，由张世龙带领他和周炜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参加我国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的设计工作，后又回北大数学力学系。回去后他辅导过数学分析习题课、做过级主任、还接替聂灵沼先生担任过系秘书。

1963年周巢尘考入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成为胡世华先生的研究生。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他曾徒步串联，到过延安、铜川、汉中、成都等地。

1967年他们到包头钢铁公司接受一年的再教育。

本来1967年周巢尘应该研究生毕业，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中，北大数力系和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原来约定周毕业后回北大，已不算数了，周巢尘就留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工作。没过多久周巢尘他们就被派到中国人民银行核算工厂去编程序；后来又被派到铁道部去编程序，曾参与将北京与上海三个计算机用铁路的通信线路连接在一起传递数据的实验。

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周巢尘参加了计算所邀请美国纽约大学计算机系的教授为他们讲授的“程序设计理论”课程；1979年十月周巢尘被派到英国牛津大学进修，1981年回来后搞分布式程序设计理论的研究。1989到1992年他又先后到英国、丹麦等国访问；1992年联合国大学在澳门成立国际软件技术研究所，周巢尘去当首席研究员；1997年到2002年在联合国大学国际软件技术研究所当所长，前后在联合国大学工作了十年。2002年从澳门回来后就一直在中科院软件所工作了。1989年后，他做实时程序设计理论的研究。

2007年他的最后一个学生也出国去念博士了，但还有几个研究项目还在继续做。比如，由杨路（杨九高）作为项目负责人，合作申请了一个项目。杨路的‘任意多项式的判别系统’是实代数领域的一个突破。他又搞了一个工具，很漂亮。周巢尘要将杨路的成果利用起来，搞信息物理融合系统的研究。项目现在正在进行中。

周巢尘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000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孙荀英采访周巢尘）

第七节 朱建士工程院院士

简历

朱建士（1936.3.28-）长沙人，城市贫民出身，父亲常年生病，母亲在长沙保育院任职，兄弟姐妹四人，他们就在长沙保育院生活。

1948-1954年就读于长沙长郡中学，

1954-1958年在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学习，

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流体力学专门化。

工作简介

1958年被分配到二机部九院工作。历任二机部九院研究室主任，副总工程师，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副总工程师。长期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以及爆轰理论、爆炸力学的基础性研究。参与计算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内爆过程，参与研究原子弹中与中子源有关的流体力学过程。

1958年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二机部九院工作。九院当年刚刚成立，他到单位后的任务就是学习和参加建所劳动，挖地基、盖房子；当时我国与苏联有协议，苏联专家来华帮助我们，专家出了一道题“用特征线方法计算金属的动力压缩”， 朱建士他们受邓稼先领导，到北京图书馆查找“金属的动力压缩”到底是什么意思？终于找到一本英文杂志，其中一篇文章讲述炸药爆炸在金属中产生冲击波，其波后压力可达几十万大气压，应力偏张量相对于球形张量是小量，可以忽略不计，金属可用流体近似处理。这时就知道流体力学在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了，他在大学学习的东西都有用。1959年6月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只有依靠自己研制原子弹。当时我国研制原子弹的工作刚起步，他的工作就是随着设计工作的起步做起的。后来又调来了许多专家，他们也没有搞过原子弹，因此，大家一边学习，一边干。

1995年朱建士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4年任中物院研究生部主任，被北京理工大学力学工程系聘为兼职教授。

朱建士 是流体力学、爆炸力学专家。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核武器的理论研究、设计及检验核武器爆炸性能的试验结果分析工作。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的突破作出了重要贡献。参加了第一代核武器的改进和小型化工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研制任务；完成一系列有关理论研究，为以后小型初级中子点火的理论工作奠定了基础。在第二代核武器的研制中，作为技术负责人之一，从目标规划的制定，技术路线的选取、组织实施到具体技术工作，他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促使核武器初级研制取得突破性进展。他认真贯彻理论与实验紧密结合的方针，为各次核试验的成功和使我国核武器的物理设计接近国际先进水平，解决了大量关键技术。从目标规划的制定，技术路线的选取，组织实施到具体技术工作，作为技术负责人之一，他都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各次核试验的成功和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摘自‘深切缅怀朱建士同志’）

获奖情况

1、 朱建士参与主持完成的“核武器的一种新原理突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2、 “人工热核微聚变增强装置”获国家发明奖；

3、 “核武器新构型的理论设计”获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4、 还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

5、 国防重大科技成果二等奖一项。

6、 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7、 获光华科技基金一等奖和第四届光华工程科技奖。

8、 合作出版有《理论爆轰物理》一书、完成了一系列重要技术报告和一批研究论文。

9、 还荣获国防科工委授予的“在核试验中有重要贡献的先进个人”。四川省先进工作者”等光荣称号、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摘自‘深切缅怀朱建士同志’）

老同学孙荀英对朱建士的采访

二零零九年五月中旬，在九院新大楼的门厅内我对朱建士老同学进行了采访。我们坐在厅内靠左首的门边拐角的沙发上，进行了谈话。我先后对他提了几个问题：1）你分配到九院后做了哪几件有意义的事？2）你觉得有遗憾的几件事！3）你还想干哪几件事？他对我说：‘一会就有车来接我去开会，因此，咱们长活短说行吗？’我说‘可以’。接下来他就按我提的问题先后顺序讲了起来。他说：刚分配来时，我们九院还正要盖办公楼，我们几个老同学（铁牛、杜明笙，刘朝芬那时还没来，她晚来半年多）都参加挖地基，打桩、砌砖劳动，咱们在十三陵劳动时都干过重体力劳动，所以，那时我也是甩开膀子干活！一点都不惜力，将大楼盖到一半就抽去搞课题。开始接触俄文的制造原子弹资料，刚好咱们学的俄文和流体力学可以派上用场，陆续又有北京、南京航空学院分来的同学参加，我们几个人将资料全都翻译成中文，又学习了核物理的知识，对照苏联的图纸，发现出了问题。我和杜明笙、刘朝芬一遍又一遍地用手摇计算机计算原子弹爆炸问题，我们反复核对，总是和苏联图纸上的尺寸不相符，但是，我们不甘心，每一步都仔细计算，记下每一步的结果，共作了九次计算，每一步都相符合。这样，我们才交给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业务领导去校核，他也认真地做了校核，最后确定：咱们计算的没有错！这样，就以咱们的计算结果为依据，去进行原子弹的制造！这是第一大工作，后来苏联撤退了专家，咱们仍然可以自己进行计算、制造。一九六四年咱们在罗布泊进行了原子弹爆炸试验，当时要将原子弹放到试验铁架子上，我当时就对试验基地的领导讲，我有力气，可以一只手爬梯子、另一只手将原子弹托到试验梯子顶部，请求领导批准我！领导没有过多考虑就批准了我的请求，让我带着防护手套、穿着防护衣将原子弹放到铁架子顶端，咱们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接下来是研究制造氢弹，

九次计算的后期（1960下半年）国家遭遇经济困难，当时，他们仍在通宵加班，有一天实在饿了，就向邓稼先喊饿，老邓就拿出自己的粮票，每人给二两，给大家解决一些困难。

朱建士继续从事理论和实验工作

在高压下金属可作流体近似，但当压力下降时，就既要考虑金属的压缩性又要考虑金属的弹塑性，即流体弹塑性问题。1960年底—1961年初，他们调研国外文献，提出计算流体弹塑性问题的方案，得到专家的认可，用流体弹塑性模型进行了内爆过程计算。北大毕业的同学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加上虚心好学的作风，艰苦奋斗的精神，能够解决实际问题。

后来参加解决原子弹的中子源问题，从理论上讲：球面冲击波向中心走，可以使压力到无穷大，使处于中心的聚变物质发生聚变反应产生中子。真实的情况如何？要靠做实验才能决定。 1963年朱建士、薛铁辕（铁牛）、孙清和三人（作为第一批，后来又有第二批）到青海基地，将理论工作结果与实验相结合，解决中子源问题。青海草原海拔三千多米，高原缺氧，夏天还下雪，他们在此坚持工作了4年。

朱建士有幸参加了第一次核试验和最后一次核试验。1964年第一次核实验（原子弹）时，朱建士他们住帐篷，晚上冷、白天热，周围没有一棵树，条件是艰苦一些。但有全国人民的支援，后勤将运来的好东西都送到最前沿，伙食很好，每顿都有肉吃，就是晚上没有什么活动，只能坐在帐篷门口看天上的星空，数往来穿梭的卫星。1996年最后一次核试验，条件就改善多了。工作条件自不用说，有了固定的住房，夏天中午的酷热就容易熬过，有了录像，休息时间比较容易打发了。

朱建士是在合适的时间做了合适的工作：他说从我们事业起步就参加了工作，大家都没干过，可以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又有幸接触一批高水平的科学家，从他们身上学会做人、做事、做学问，受益终生。评价自己

1995年朱建士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4年任中物院研究生部主任，被北京理工大学力学工程系聘为兼职教授。

在因公出差期间患病住院，后因突发窒息症状，经抢救无效，于2011年12月18日21时17分在四川绵阳逝世，享年76岁。

朱建士 是流体力学、爆炸力学专家。历任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副总工程师，长期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以及爆轰理论、爆炸力学的基础性研究。参与计算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内爆过程，参与研究原子弹中与中子源有关的流体力学过程，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的突破作出了重要贡献，参加了第一代核武器的改进和小型化工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研制任务；完成了一系列有关理论研究，为以后小型初级中子点火的理论工作奠定基础。在第二代核武器的研制中，参与的核武器初级研制取得突破性进展，使我国核武器的物理设计接近国际先进水平。作为技术负责人之一，从目标规划的制定，技术路线的选取，组织实施到具体技术工作都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各次核试验的成功和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摘自（‘深切缅怀朱建士同志’）

去世

2011年在因公出差期间患病住院，后因突发窒息症状，经抢救无效，于2011年12月18日21时17分在四川绵阳逝世，享年76岁。

中央领导对朱建士院士逝世的指示情况

12月19日中办值班室来电传达胡锦涛同志对朱建士院士去世的两点指示：

1） 对朱院士去世表示哀悼；

2） 对其家属表示慰问。

12月19日中央组织部办公厅传真：

1) 传达习近平、李源潮同志和中央组织部领导对中国工程院院士朱建士同志逝世的悼念和对其家属的慰问；

2) 以习近平、李源潮同志和中央组织部的名义各送一个花圈。

12月20日，中国工程院传达：

1） 张德江、刘延东同志对朱建士院士去世表示哀悼；

2） 对朱建士院士家属表示慰问；

3） 代张德江、刘延东同志各送花圈一个。

12月20日中办值班室来电传达周永康同志的两点指示：

1）对朱建士院士去世表示哀悼；

2）对朱建士院士家属表示慰问。

12月20日，中办来电传达吴官正同志的三点指示：

1）对朱建士院士去世表示哀悼；

2）对朱建士院士家属表示慰问；

3）代送花圈。

12月21日，国办秘书局转中国工程院转中物院温家宝同志的三点指示：

1）对朱建士院士去世表示哀悼；

2）对朱建士院士家属表示慰问；

3）代送花圈。

12月21日，中办转中国工程院转中物院李长春同志三点指示：

1）对朱建士院士去世表示哀悼；

2）对朱建士院士家属表示慰问；

3）代送花圈。

发来唁电的主要单位及个人

中国工程院、中国解放军总装备部司令部、中国核试验基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试验基地、国家高技术863——804主题专家组、中国力学学会、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西安交通大学航天航空学院、重庆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北京大学工学院力学与空天技术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11所、高功率激光物理联合实验室、马兰基地退休老同志叶立润、王德芳、范如玉，中国工程院院士袁亮、北京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工学院院长陈十一，中国矿业大学赵苏萍。

献花圈的主要单位

一、 院外单位

1 中央组织部

2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3 中科院中物院高功率激光物理联合实验室

4 中国工程院

5 中国工程院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

6 国防科工委

7 中共四川省委

8 四川省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

9 四川省人民政府学位办公室

10 总装备部司令部

11 总装备部作试局

12 总装军兵种部

13总装军兵种部核安全监管局

14 总装高超与惯约专项办公室

15 总装备部第二十一试验训练基地

16 西北核技术研究所

17 总装22基地

18 XXXXX部队

19 XXXXX部队

20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

21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装备研究院系统所

22 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军工部

23 海洋石油总公司

24 国家高技术863——804主题专家组

25 北京大学力学与空间技术系

26 北京理工大学

27 西南科技大学党委

28 西南科技大学

29 武汉大学

30 北京理工大学机电学院

31 北京理工大学爆炸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32 北京大学原数学力学系54级同学

33 绵阳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34二九联谊会清华分会

二 院内单位（省略）

献花圈的领导和个人

领导：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2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

3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

4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李长春

5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

6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

7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吴官正

个人：

1 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

2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谢克昌

3 中国工程院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主任黄其励

4 中国工程院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副主任彭苏萍

5 中国工程院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副主任邱爱慈

6 中央军委委员、总装备部部长常万全

7 总装备部政委王洪尧

8 总装备部科技委主任、副部长李安东

9 总装备部副部长刘胜

10 总装备部副部长张育林

11 总装备部副部长刘国治

12 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工程院院士钱绍钧

13 XXXXX部队原司令员范如玉

14 XXXXX部队原科技委主任叶立润

15 XXXXX部队原副总工程师王德芳

16 总装备部后勤部原部长张国惠

17 第二炮兵副司令员王久荣

18 国防科工局局长陈求发

19 国防科工局副局长王毅韧

20 中国科学技术学会副主席冯长根

21 武汉大学校长李晓红

22 程开甲院士

23 周守为院士

24 吕敏院士

25 乔登江院士

26 杨裕生院士

27 林俊德院士

28 陈达院士

29 白以龙院士

30 林尊琪院士

31 李家春院士

32 胡文瑞院士

33 唐西生院士

34 何祚庥院士

35 孙清河

36 上海光机所愿所长朱健强

37 北京理工大学黄凤雷

38 北京理工大学冯顺山、宁建国、白春华

39 宁波大学教授曾锦光

40 国家二氧化碳“973”项目首席科学家袁士义

41 北京大学陈璞

42 沈平平、黄筑平、武际可、黄西城等八十九人、九所原三室全体老同志。

（摘自‘沉痛悼念朱建士同志——朱建士同志治丧委员会’）

在《五十年情怀》中想说的话

在北大学习的几年，从老一辈科学家身上学到了老老实实的科学精神和严格细致的科学方法，使我终生受益。

（摘自《五十年情怀——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一九五四级入学五十年纪念册》）

第五章 我們年級的其他部分同学

第一节 蔡金狮

简介：蔡金狮福建厦门人。1947-1953 在福建厦门市双十中学读书，1953-1954 在厦门团市委 学校工委工作，1954-1958在北大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读书，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1958-1971 北京空气动力研究所工作，1971-2000 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工作，任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研究员。1990年底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西北工业大学飞行力学博士点的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航空学会飞行力学与飞行试验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宇航学会空气动力学与飞行力学专业委员会委员、空气动力学学报常务编委、国防飞行力学协作攻关办公室副主任、总装备部飞行力学研究与学术交流小组组长、西北工业大学航天学院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宇航学院兼职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专业技术少将，2001年退休。

八闽雄风-共和国将军蔡金狮：

在这里，我们尤以崇敬的心情来写下张涵信和蔡金狮等著名科学家的名字。无论是空气动力研究试验基地的发展历史，还是我国计算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历史上，都应该大书特书他们的卓越贡献。他们是整个基地的学科带头人。在自身研究的同时，他们把大部分精力花费在培养年轻一代身上。作为导师张涵信培养出了近二十名博士或硕士。蔡金狮也培养了十多名优秀的硕士和博士生。这是一种特殊成果。可以肯定，在不远的将来，他们的学生中，也会有人做导师，培养出更多的硕士、博士。从这种意义上讲，蔡金狮他们今天的作为，将功在千秋。

蔡金狮等人的部分研究成果：

1、钱炜祺,蔡金狮,任斌;二维稳态热传导逆问题初步研究[J];计算物理;2002年06期

2、钱炜祺,蔡金狮;顺序函数法求解二维非稳态热传导逆问题[J];空气动力学学报;2002年03期

3、钱炜祺,蔡金狮;再入航天飞机表面热流密度辨识[J];宇航学报;2000年04期

4、钱炜祺.蔡金狮 再入航天飞机表面热流密度辨识 空气动力学学报2000(4)

5、钱炜祺 蔡金狮 用非线性K—ε两方程湍流模型计算后向台阶分离流动，空气动力学学报 1999-17-4

6、钱炜祺,蔡金狮;用灵敏度法辨识热传导系数及热流参数[J];空气动力学学报;1998年02期

7、钱炜祺,蔡金狮;用灵敏度法辨识热传导系数及热流参数[J];空气动力学学报;1998年02期

8、任斌，蔡金狮;用灵敏度法对分布参数系统的参数辨识[J];

9、蔡金狮;动力系统辩识与建模 北京国防出版社，1991空气动力学学报;1994年04期

第二节 陈奉孝

简介：陈奉孝山东省潍坊市人。从1948年到1954年在山东潍坊一中读书，1954年-1957年在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读书，1987年被错划为右派、进行劳动改造，1979年改正。从1980年到1983年在内蒙古扎赉特旗一中任教，从1983年到1993年在山东潍坊三中任教。从1993年到1998年任外贸公司顾问。1983年加入九三学社，1987年到1997年任潍坊市政协委员。从1988年到2001年参与张景中院士领导的教育软件开发工作，2001年退休。

陈奉孝对五七年整风反右运动的回忆

今年去参加北大百年校庆，许多同学都劝我写一写当年北大整风反右运动的那一段历史，说实在话，我本不想写，如果我想写的话早就写了。二十多年的监狱劳改生活，各种各样的刑罚和折磨差不多我都经受过，人们常说“九死一生”，而我却早已超过了这个数字，我是真正死里逃生侥幸活着出来的，对于过去的伤痛，我宁可忘却。再说我已有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庭，更不想再惹什么麻烦给老婆孩子带来不幸。可是大家都劝我说，你应该写，因为你是当年那场运动的核心人物，掌握了解的情况比较多，你如果不写，随着我们大家年事已高，将来想写恐怕也写不成了，这段历史恐怕就要被淹没。因此我写下了下面这段史料。

我看过不少有关“文革”的个人回忆录，其中有一些不免搀杂着对个人的美化和掩盖，明眼人看来，对其历史的真实性会打折扣，因此要我写，我就只能按照它的历史原貌来写，不夸大、不美化、不掩盖。但由于事隔久远，我的记忆可能有错误，希望了解当年情况的同学和朋友，对文中的错误给予指正，遗漏的重要之处给予补充。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八日下午五点左右，在大饭厅东门右侧贴出了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许南亭的第一张大字报，无标题，内容是“全国开团代会，清华有代表，北大有没有？是谁？谁选的？”因为正值开饭前夕，许多同学都围着看。我看到这张大字报后，立即回宿舍约集了张景中、杨路、钱如平（已故）等人写了另一张大字报，标题为“自由论坛”，提出了“取消党委负责制，成立校务委员会，实行民主办校”，“取消秘密档案制度，实行人事档案公开”，“取消政治课必修制，改为政治课选修”、“取消留学生内部选派制度，实行考试选拔制度”、“开辟自由论坛，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六项主张。这一下炸了。因为是开饭时间，同学们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不少人是端着饭碗边吃边看。由于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全是政治性的，后来这些人被打成右派那就是必然的了。我把大字报抄写出来，寄往全国各大学，为此山东大学的孙广义和陈琦（二人都是我中学的同学）都受了牵连，后来均被打成右派，劳动教养十多年。

这张大字报只是一颗火星，大爆炸是在第二天，即五月十九日早晨。十八日夜里，北大校园就骚动了，我住的二十八楼许多房间灯都亮着，同学们在热烈地辩论，我一方面参加辩论，一方面不时地到校院里观察动静，我发现校院里一群群同学都在议论这件事，往常第三阅览室挤得满满的，有的同学为了早占一个座位，开饭前就把书包提前放下，可今天晚上竟有差不多一半座位空着。第二天十九日大家到大饭厅开饭时，发现在东门左侧又出现了一张大字报，是一首长诗，题目叫“是时候了!”作者署名沈泽宜，张元勋。这首诗充满激情，号召人们是时候了，去参加战斗，向“三害”（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发起猛攻。看的人很多，无不叫好，说张，沈二人是才子。这张大字报一下就在北大掀起了十二级巨浪，北大沸腾了，因此我们把五七年的整风反右运动叫作“五.一九”民主运动。这首诗现已被选进了“当代文学”里。

当天下午，物理系四年级同学谭天荣又贴出一张令人惊疑的大字报“一株毒草”。一九五六年共产党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说在鸣放中难免有毒草出现，怎么办？把毒草锄掉当作肥料就是了。它的内容是从哲学上来批判“三害”的，特别是批判教条主义的。谭平时酷爱哲学，读过黑格尔，恩格斯的大量著作，当时有人找他辩论，他能背出大段的原文，并指出在哪本书的哪一页，这的确使不少人惊叹不已。这张大字报不仅引起了同学们的好奇，也引起了不少老教授的兴趣。当然，作为一名学生，他的知识是有限的，其论点也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其论椐更不一定是无懈可击的，虽然如此，这张大字报却显露了一个青年学生的才华。

相隔一两天，哲学系又冒出了两个大右派龙英华和叶予胜。特别是龙英华，他跟谭天荣一样，也是从哲学的角度论述“三害”产生的根源并进行批判的，立论之严紧似乎比谭天荣的文章更具说服力，故人称“小小考茨基”。不久物理系又冒出了三个大右派：一个是沈迪克，化名谈谈，贴出大字报批判北大党委的宗派主义。一个是严仲强，贴出大字报，名为“自由主义者宣言”，对共产党发动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进行批判，提倡思想自由。另一个是刘奇弟。他在大饭厅南门贴出了一张很长的大字报，取名为“为胡风招幡，胡风绝不是反革命”并付一副对联“铁窗锁贤良天昏地暗；忠臣血洒地鬼哭神号”，要求为胡风平反（当时谣传胡已死在天津监狱里）。这还了得！“胡风反革命集团”是毛泽东钦定的，现在竟然有人敢公开要求为胡风平反，这不是向毛泽东挑战吗？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毫无疑问，这张大字报的出现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反右后期，刘奇弟就是为此而被捕的。与此同时，西语系又搞一个“三害控诉会“，组织者是贺永增和一位助教周铎，控诉人是刚入学不久的一年级同学顾文选。顾原在杭州公安局工作，五五年由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搞了一次大规模的肃反运动，那时顾在公安局里亲眼看到了大量无辜的人受牵连而遭受迫害，他看不惯，替人说话，结果他也被打成反革命，还受到了严刑拷打。五六年共产党也觉察到了肃反有点扩大化了，因此提出了一个口号，叫作“有反必肃，有错必纠”，顾放出来了，以社会青年的身分考入了北大西语系。他在控诉会上以个人的遭遇，对“三害”进行了控诉。名义上是控诉“三害”，实际上是揭露公安系统的残暴。与会的同学，听了以后都哭了。后来他的这次发言，“百花学社”为他出了专文，取名就叫“一个人的遭遇”。为胡风招幡和控诉会后来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刘奇弟被捕后判刑十五年，后被折磨死在劳改队的小号里，顾文选被捕后判五年徒刑，刑满后他逃到北朝鲜，被引渡回来，召开公判大会枪毙了。物理系的女右派李雪琴参加过这次宣判大会。

再就是化学系的李燕生，李本人非常喜爱文学，尤其能背诵大量的古诗词。他模仿“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处空余黄鹤楼…”那首有名的凭吊黄鹤楼的古诗，改写了一首“昔人已乘民主去，此处空余民主楼，唯唯诺诺到处是，未名湖畔使人愁”的诗贴在了山墙上，别人的大字报想盖也盖不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看过这首诗的人，包括中文系的一些老先生，都认为李有点“偏才”。当夜李还用埽把沾着石灰水在好几条马路上写了“民主路”、“自由路”，等。北大党委有点慌了，开始组织反击.但党委书记江隆基毕竟是一位忠厚仁者，他主张用辩论说理的方法批判某些同学的右派言行，很不得力。还有一点需要提一提的，当时各系的党组织继续动员大家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头脑比较冷静的同学感到有点不对头，躲在一边当观潮派，还有那些即将毕业的同学怕影响毕业考试和毕业分配，也不愿卷进这场运动中去。动员他们给党提意见，他们也不提，但架不住党、团组织一再动员，结果有人上当了，为了响应党的号召，给党提了意见，后来都被打成了右派。数力系四年级的李力同学就是其中一个。李力当时是班长，支部多次召集他们班开会，动员他们在离开母校前，给党留下宝贵的意见，三番五次动员，就是没人说话，这样交不了差，后来大家就说，李力你是班长，就代表大家说两句算了。没办法，李力就不疼不痒地提了几条意见，内容大体是关于即将毕业的分配问题，结果他被打成了右派。七九年我在北大招待所住着，等待落实政策，遇见了李力，他对我说：“你，谭天荣，张元勋等人被打成右派是活该，谁叫你们当时闹的那么欢呢！我又不想提什么意见，是大家硬把我选上的，倒霉透了！”像李力这样的右派大量存在。

谭天荣继续贴他的“第二株毒草”，“第三株毒草”，并贴出了“退团声明”，他成了全校的焦点人物。

从第一张大字报贴出到现在，各系的右派基本上都是各自为战，大家互不认识，互不通气的，其观点也五花八门，乱糟糟的。我觉得这样不行，容易被各个击破，应当把各系的右派联合起来，用一个声音说话，这样才有力量。西语系的贺永增，东语系的谭金水，数力系的赵清，中文系的王国乡等人跟我的想法一样，为此我们便分头到各系与各系的右派联系，最后在未名湖畔的花神庙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会是晚上开的，参加的人有张景中，杨路，谭天荣，龙英华，王国乡和我。大家研究的结果决定成立一个组织，谭天荣坚持取名为“黑格尔──恩格斯学派”。当时我并不同意这个名字，我觉得这个名字口气太大，再说我们这些人除你谭天荣读过较多的哲学著作外，其他人对哲学知之甚少。但谭天荣当时的名气太大了，大家也就迁就他同意了，于是第二天一早贴出了海报，宣布召开“黑格尔──恩格斯学派”成立大会。会是大约在晚七点在一个阶梯教室召开的，参加的人很多，整个教室都坐满了。会上很多同学不同意“黑格尔——恩格斯学派”这个名字，于是张景中建议改名为“百花学社”，因为这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年代诞生的，这正合我意。我首先表示同意，大家也一致赞同，就这样鼓掌通过了。会议并没有搞什么组织章程之类的东西，只决定今后大家要加强联系，扩大宣传，创办刊物，但怎么办，取什么名字，都没有定下来。会后决定把中文系的张元勋，沈泽宜拉进来，因为他们二人因写了“是时候了！”那首诗，在全校影响很大，又有文才，于是我就亲自去找张元勋联系。张，沈二人原想自己独立山头，但也感到力量单薄，又加上我的劝说，就同意了。我们又在我住的宿舍开了一次联系会，参加的除我外有谭天荣、张元勋、沈泽宜、崔德甫、王国乡、龙英华、叶予胜、袁橹林（经济系同学，是装了一条假腿的荣军，调干生）、张景中、杨路、谭金水、赵清、李燕生等人。大家讨论决定，组织的名字还叫“百花学社”，办的刊物取名为“广场”。这个名字是张元勋起的，他说，“五.四”运动发源于北大，当时有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一个是北大的红楼，是学生宿舍，另一个就是北大的民主广场，它是当时民主力量集合的地方。现在北大团委和学生会办了一个刊物叫“红楼”，我们就办一个刊物叫“广场”，对着干。大家一致赞同，并决定把“广场”作为“百花学社”的机关刊物。选举谭天荣为“百花学社”的社长，成立了秘书股，组织股，宣传股，总务股等。选我为“秘书长”并兼管组织股和总务股，宣传股由张元勋，张景中等人负责，同时决定了当前的两大任务：加强宣传和出版刊物“广场”。“广场”的主编是张元勋，副主编是沈泽宜、王国乡，编委有崔德甫、叶予胜、张志华（已故）等人。“广场的宗旨是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爱国民主传统，提倡学术自由，不论右派的文章和反右派的文章，凡是有一定水平的都登。第二天正式发表了“百花学社”成立宣言，是我的同班同学钱如平代写的，因为他的毛笔字写的很好。宣言的详细内容已记不清了，主要是宣布要发扬“五.四”精神，把“五.一九”民主运动进行到底。

关于加强宣传方面，当时主要做了这样几件事。

第一、加强与北京各大学的联系。谭天荣，谭金水，李燕生，王国乡和我等人都分头到清华，人大，北师大，北京石油学院，北京航空学院等大学去与这些大学的右派进行了联系，具体情况记不清了，只记得我联系的主要人是石油学院的周乐甫（现名周振礼），北师大的严景旭和人大的林希翎（程海果），但大部分时间我还是在家坐阵，负责接待外校来访的右派，我住的宿舍实际上成了“百花学社”的总部。

林希翎是调干生，第一次来北大看大字报是她在部队的战友刘丙彝领来的。第二次是王国乡，陈爱文，江文等中文系同学领来的，当时我还不知到（因为是在“百花学社”成立之前）。林来北大有两个目的，一是看北大的大字报，二是找刘奇弟谈关于胡风的问题，因为林也认为胡风问题是搞错了，应该平反。她回人大就公开发表演说，批评苏联斯大林的错误和我国左的文艺政策，在人大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当时的人大不收应届高中毕业生，收的全是保送的调干生，是专门为国家培养干部的，因此当时的人大实际上是一个左派“卫道士”（当时的语言）的大本营。林希翎本人也是由部队调干保送到人大读书的。那时她已新闻系毕业并当过一段“中国青年报”的实习记者，又回到人大读法律系的研究生。从革命阵营里培养长大的一位女战士居然站出来公开批评苏联老大哥和党的文艺政策，自然会引起中共领导的重视。林第三次来北大是我和李燕生，王国乡等人以“百花学社”的名义请来的。当时我们在北大三角地搭了一个台子，林希翎登台发表演讲，内容与她在人大的演讲一样，会场十分热烈，也有人上台与她辩论，台下人山人海，影响极大，林讲完话，许多同学让她签名。当时还被照了像，后来国家还专门出了一个反右运动的纪录片，其中就有林希翎和谭天荣等人的形像，所以后来林希翎成了家喻户晓的学生中的头号大右派，至今仍然活在世上没有改正的右派只有林希翎一人。林的签名是程海果，提起林希翎的名字，人人都知道，但知道她的真名的人并不多，林希翎是她的笔名，为此我专门去访问过她，了解到她的身世是很悲惨的。

西语系的讲师黄继忠老师也带领一部分学生去清华“点火”，黄老师本人并不是“百花学社”成员，去的学生有“百花学社”的。

第二、组织人去北京市委情愿（由张元勋带领），质问北京市委，“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登北大整风运动的消息？当时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态度非常强硬，他说“人民日报”是我们共产党的报纸，登什么我们说了算，你们想让我们的报纸宣传你们的错误言论，那是妄想！并威胁说，如果你们要上街，那你们自便，但后果你们自负！

第三、组织人去“人民日报”社门前贴了一张大字报，也是质问“人民日报”为什么不登北大整风运动的消息，是张元勋带领几个人去的，当时遭到了围攻。

第四、组织“百花学社”的成员利用同学关系，把北大整风中出现的大字报油印、寄往全国。

第五、以“百花学社”的名义参加了哲学系的一次辩论会，具体内容记不得了，只记得主要是龙英华跟他们系的那些“卫道士”们进行辩论，我只是带领“百花学社”的部分成员去助阵的。

另外，有一件事应该提一下，那就是关于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被美国特工搞到手后，西方各大报纸都登了出来，这对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冲击极大。中国共产党一当时失口否认这个报告的存在，但北大有苏联，东欧的留学生，还有英文报纸，这个报告的某些内容早已在北大流传开了。四十年过去了，回过头来看看，这个报告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走下坡路的开始，也是五七年我国那场政治运动的诱因之一。

数学系年青助教任大熊从图书馆借了英文版的英国“工人日报”，那上面刊有这份报告，因为文章比较长，由任大熊，陶懋颀和我三人各取一部分翻译了出来。整风运动开始后，认识了林希翎，她说她能搞到这份报告，中央委员都有，她的男友是胡耀邦的机要秘书，可以弄出来看看。后来她真的把这份报告拿给我们看了，我们将它与我们翻译的核对一下，准备以“广场”特刊发表，后来反右开始，“广场”仅出了一期就夭折了，这份报告始终也没刊印出来。当然后来中苏两党决裂，中国报纸也全文登载了这份报告。不过这件事成了任，陶，林和我的一大罪状。林的男友以泻密罪被判七年徒刑，任大熊被判无期，后被折磨死在劳改队里，陶先生也被打成右派，受了不少磨难。

关于出版“广场”的问题，当时的分工是这样的，主编张元勋和副主编沈泽宜负责审稿，王国乡和崔德甫负责组稿，但由于张，沈二人忙于搞街头演讲，参加辩论会，这项工作主要是由王国乡和崔德甫来干的，而文章多半是由赵清，谭金水，林树果，张锡琨，李雪琴等人分头从大字报上抄下来的，交给王国乡，由王国乡选定稿件后交给我去负责出版。张元勋设计了封面并写了发刊词，王国乡写了“五一九”民主运动回顾，还有“是时候了！”，王书瑶的一篇文章,江文写的“论人事档案制度”，陈爱文写的“论社会主义”等等。除“是时候了！”这首号角诗外，王国乡的那篇文章是很有分量的，文章论述了“五一九”民主运动是“五四”运动的继续，是四九年建国后群众民主运动的萌芽。今天看来，当时写的东西虽不乏稚气，但对今后推进我国民主事业的发展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幸好我还保留一本，九四年林希翎由法国回来找我，说她要在反右四十周年时出版一本关于五七年整风反右的书，我就把这本仅存的资料给了她，但不知为什么至今未见她的书出来。另外需要说明的，这本“广场”实际上是李燕生保存下来的，七九年右派改正平反后，他给了我。

要出版刊物最大的问题是钱。钱从那里来？大家都是穷学生。首先是“百花学社”的成员捐献，当时谭天荣和我都把自己除书以外的东西都卖了，我把自己的衣服，箱子，棉大衣，被子统统都拿到海淀老虎洞卖了，最后我就只剩下身上穿的一套单衣和一条线毯子。但这仍然是杯水车薪。怎么办？决定在全校范围内募捐。张元勋在大饭厅前挂出了一条醒目的横幅“救救孩子！”，号召同学们捐款。同学们捐款很踊跃，大约捐了一万元左右。捐钱最多的是生物系的樊启祥同学，因为他是华侨同学，经济条件比较好。钱全由我保管，我用一个小箱子锁着，就放在我的床头上。每个捐款人都有名单，也由我保存，反右白热化后，为了怕祸及捐款者，我把名单烧了。八九年六四事件后，方励之教授名声大噪，我回忆起来了，当时他还向我捐过十元钱。

关于捐钱，不能不提到马寅初老校长和化学系的傅鹰老教授。在此之前不久，马老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后来受到毛泽东点名批判的关于人口论的文章，得了五百元稿费，张元勋等人找到马老，要求他支持同学们的爱国民主运动，马老答应将这笔稿费捐给我们，但后来由于受到党委的压力，当张元勋等人去取这笔钱时，校长秘书说，对你们办的这个刊物不清楚，钱暂时不能捐。结果钱没有拿到手。化学系的李燕生，张锡琨和我找到傅教授家，他说：“你们搞民主运动我是支持的，但你们要求党委退出学校，我不赞成。国民党统治时期大学里的情况我清楚，现在有党委领导比没有党委领导好。”这句话至今我记忆犹新。傅老的经济情况并不宽裕，没有捐。

张元勋设计好了“广场”的封面，找人制好了版，又与崔德甫等人联系好了“工人日报”印刷厂（当时在六铺炕），买了一百令新闻纸，计划出一万册，在校内外卖。稿件和纸张交给“工人日报”印刷厂，他们答应一个星期后取，可是等一个星期后张元勋等人去取时，却遭到了围攻，稿件和纸张全部被扣压，说你们是在放毒，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这显然是当时的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搞的鬼。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那篇著名的社论“工人说话了！”，接着又发表了“这是为什么！”，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开始了。我们并不甘心，几个“百花学社”的骨干研究决定自己油印。可剩下的钱不多了，就是在这时我把自己的衣物全卖了，凑了一点钱，买了少量的大白纸和一部手推式油印机（是孙传仪同学去买的），在我的房间里开始了油印。参加油印的除我外，主要有赵清、林树果、李燕生、肇恒标、谭金水、张锡琨等人，连物理系的两个女右派李雪琴和朱志英好像也参加了。有人负责刻蜡板，有人负责油印装订，连续干了三，四个昼夜没睡觉，一共印了五百份。由于匆匆忙忙，刻板和油印的质量都很差，有些字印的还不清楚。除了“百花学社”的成员人手一册外，其余的部分拿到大马路上去散发，不一会就被抢光了（后来才知道，其中不少是北大党委派人去收的）。在散发的同时宣布“广场”暂时停刊，这就是“广场”从诞生到停刊的大致情况。

反右在步步深入，北大右派的活动也没有停止。贺永增告诉我，由于江隆基领导反右不力，彭真曾到北大秘密坐阵指挥了一段时间，后来就把陆平调来了。

陆平在北大的第一次公开亮相是七月初在大饭厅开的一次全校大会上。他在会上向右派分子发出警告：“右派分子要悬崖勒马，否则矛盾性质就要变质！”他正讲着话，不知谁把大饭厅的一个暖水瓶不小心弄倒了，“砰”的一声响，有人叫喊说右派分子放炸弹，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针对陆平的讲话，第二天我贴出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如此伎俩”，内容是对全校右派说的，保守派的凶像露出来了，他们可能要采取镇压措施抓人了，并说我们决不后退，要让民主的烈火把保守派烧尽等等。在整个运动中以我自己的名字写的大字报就三张，一张是“如此伎俩”，另一张是反右后期，右派分子都遭到了围攻，我写了一张大字报“我的声明”，企图将“北花学社”其他成员的“罪责”都拦到我自己身上，好掩护他们过关。还有一张是早些时候写的“年青人，我们是北大的主人！”这三张大字报情绪过于偏激，因此仅就这三张大字报将我打成右派，在当时看来那是定而不可移的。

在整个运动期间，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各系的右派之间搞联络和组织活动，不像谭天荣，张元勋，沈泽宜，张景中，杨路、龙英华等人公开出头露面较多，也正因为如此，我被称作“阴谋家”，谭天荣被称作“野心家”。“阴谋家”也好，“野心家”也好，对于一个二十岁刚刚出头的毛孩子，这恐怕有点太“奉承”了罢。谭天荣、张元勋、张景中、龙英华等人都遭到了大规模的围攻，大会小会接受批判，而我却没有，仅在年级里开了一次批判会，是党总支书记张世龙主持的，在会上我态度顽固，拒不检讨，会就开不下去了，此后再也没有理我，我知道这不是好事，我预感到自己可能要被捕。谭天荣也拒不检讨，还贴了最后一张大字报“第四株毒草”，右派分子被纷纷监视了起来。校院里出现了一些新面孔，有的带教职工的红牌校徽，有的带学生的白牌校徽，贺永增告诉我，这是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派进来的，并说我早就被人盯上了。他建议应该撤退，保存实力，于是我便秘密召集张元勋、贺永增、赵清、谭金水等人晚上在未名湖畔的树林里开了个小会，决定“百花学社”解散，第二天贴出了宣布解散的通告，此后“百花学社”再没有任何集体活动，联系都是采取单线的形式。记得后来我与赵清、谭金水等人在长河开了一次碰头会，与张元勋，李亚白在香山一个小饭馆里开了另一次碰头会，研究的问题都是如何“过关”的问题。

在强大的反右攻势下，右派阵营迅速土崩瓦解，右派分子大都在大大小小的批判会上做了检讨。沈泽宜第一个在全校大会上做了检讨，并宣布跟张元勋绝交。反右斗争也由辩论会变成了批斗会，由君子动口不动手变成了推推搡搡，按头弯腰（当然还没有后来文革期间的“喷气式”），由说理批判变成了人身攻击。有一部分右派的检讨是假的，想蒙混过关，但大部分人的检讨还是真的，但不管是真检讨还是假检讨，都过不了关，有的人十遍八遍检讨还是被认为是“态度不老实”。当时拒不检讨的只有刘奇弟，谭天荣，闫仲强和我，后来听说还有梁世辉，我们这些被称为“死硬分子”，尤其是我，在仅有的一次对我的批判会上，我不但不检讨，反而强调“百花学社”的一切活动都是合法的，因为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我估计自己可能被捕，因此从这时开始，我筹划逃跑。

这期间发生了两起使反右运动火上浇油的事件。一件是地质地理系同学郑瑞超贴了一张小字报，内容是说成立了“中华革命党”，并说要吸收整风运动中敢于向共产党展开斗争的积极分子入党，落款是“中华革命党北京市支部”。另一件是钱如平化名“谈论”半夜里贴的一张大字报，号召要予备好刀和枪准备战斗等等。这简直是胡闹！这非但帮助不了右派，相反地是授人以柄，郑也不是“百花学社”的成员。这两件事成了北大的反革命事件。郑瑞超当天夜里就被捕了，听说是他又到另一个大学去贴同样的小字报被当场抓住的。钱如平贴完他那张大字报后跑回他老家浙江去了，可是因为“百花学社”成立宣言是他抄写的，从笔迹上迅速破了案，从浙江老家抓了回来。郑，钱二人都是开全校大会宣布被捕的，后来郑被判刑六年，钱被判刑五年。借着这两件事北大党委把反右运动推向了顶峰。另外，右派营垒里也确实有那么一两个人品行不端，这正好成了被攻击的口实，这使我感到又气愤又难过。

表面上我虽然态度强硬，拒不检讨，但说老实话，内心里也感到惶恐和灰心。我感到惶恐和灰心的是，第一。右派掀起的这场轰轰烈烈的争民主运动，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呢？要知道，当时冒出来的右派分子绝大多数是学生中的佼佼者，用现在的话说，都是学生中的“精英分子”；第二。我感到自己空有一腔热情，但理论知识实在太贫乏了。说实在话，当时的右派，包括社会上民主党派中的所谓“大右派”，虽然都从不同角度，针对不同的问题，对共产党提出了批评，不管这些意见正确与否，也不管提批评意见的真实动机如何，却没有一个人能从理论上系统地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批判的。当然，现在分析起来，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恐怕也不可能。

我想出国去学习，想去南斯拉夫或英国。当时我天真地认为，南斯拉夫实行的“工人自治”可能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也想去英国，因为听说英国是一个学术最自由的国家，还听说当时国际上成立了一个“大陆知识分子，知识青年援救会”，对从大陆逃出去的知识分子，知识青年进行援助。这个组织在香港，伦敦，东京都有，想读书他们也会提供帮助。被捕后才知道，那不过是国民党搞的一个特务组织，而当时我并不向往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我向往的是社会公正。

我首先去了印度大使馆，门口有中国警察站岗，根本进不去，又去了英国代办处，同样如此。外国驻华使馆门前都有中国警察把门，设岗楼，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要想进去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你想往外国驻华使馆打电话也打不进去，因为电话都必须由设在门口的警察岗楼往里转，随便一个中国老百姓往外国驻华使馆打电话，他是不给转的。因为我是在八月份开始这样做的，公安部门还没有下令抓人，后来就不行了，只要你往外国驻华使馆打电话，不等你放下电话，警察就来了。我被捕后认识了两个人，一个是人大的何铁生，另一个是北师大的陆正，他们都是因为往外国驻华使馆打电话而被捕的。陆正被判十二年，何铁生被判十五年。后来我又去了南斯拉夫大使馆，它不在东郊民巷，而是在后圆恩寺一条小胡同里，一般人根本不知道，是贺永增(贺是老北京人)不知从什么渠道打听着告诉我的。离大使馆门口打约三十米左右的拐角处，有一棵大槐树，我是爬树翻墙进去的。我向他们说明来意，要求他们把我弄出国去，并主动向他们提供了方法，能否把我装进一只大木箱里带出去，因为外交人员的行李是不检查的。他们笑了，说这是不可能的，当时我的想法是多么天真幼稚！不过他们对我表示很同情，因为当时我的名字已上了报纸，最后他们把我和一个南斯拉夫留学生一起用车送了出来，如果我自己单独出来，肯定会被捕的。

三次尝试失败，我就决定冒险越境。可是我身上没有多少钱了，仅够买一张去天津的火车票钱，我想我可以从塘沽新港下海游到外国船上去，于是我就买了一个救生圈，把一些油印的大字报、“广场”和学生证，用蜡纸包好系在腰里，准备到了塘沽后，我就找机会下海。

九月份天气已经凉了，我身上只穿一件单衣（这是我唯一的衣服），刘奇弟给了我一件线衣穿上，但我并没有告诉他我要到那里去，然后找到谭天荣，把我仅剩的几元钱菜票给了他，因为他那时太困难了，总是吃米饭泡酱油，小饭厅的酱油是不要钱的。我告诉他我要走了。他说，这太危险了。我说，没有办法，只有这样，不然早晚我会被捕的，知道我要逃跑的只有谭天荣一人，时间是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六日。

十多天前贺永增就告诉我说，你长尾巴了。一点也不错，最近一段时间，不论我走到那里，总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细高条带眼镜的人离我不远，我从谭天荣宿舍出来向南校门走去，那人总离我二，三十米距离跟着我。为了甩掉他，我乘卅二路车先进了北京动物园，他也进去，我左转右转也总甩不掉他。出动物园乘一零一无轨电车我去了前门火车站，买票上了火车。他也上了火车，跟我在一个车厢，相隔三，四排座位。我有点紧张。到了天津我出了站就向对面一个饭店跑去，他大步走。我进入饭店正门后就从旁门跑出来又跑回了车站，这时正好有一辆开往塘沽方向的火车，没有买票我就挤了上去（五十年代，东北是中国的工业基地，每天每隔十五分钟就有一辆开往东北的火车），这回真的把他甩掉了。我走到露天码头往远处张望，看有没有轮船的灯光，正在我张望的时候，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两个人来，一下就把我扭住了。我挣扎着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也不说话，硬把我扭到了不远处的派出所。出来一个头头问我：“黑灯瞎火（那天正好断电）你在码头上转来转去打算干什么？”我说：“不干什么，看看大海！”他嘿嘿一笑，下令“搜他身上！”因为我腰里系着些油印的大字报和学生证，鼓鼓囊囊的，这下坏了！那家伙笑了：“你不是小偷，你就是北京大学的右派分之陈奉孝啊！想逃跑是不是？”，我不吭声，我知道任何辩解都是徒劳的。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天黑没有电灯，码头上有很多露天仓库，我在那里转悠，他们可能认为我打算偷东西或搞什么破坏，所以才抓我的，未成想抓的竟然是北京大学的一个大右派！他们立即跟北京市检察院通了电话，用打字机现打的逮捕证，要我签字，我不签，不多会来了一辆吉普车，把我押上车，里面早已坐着一个人，正是我的那条“尾巴”。当夜吉普车飞快地开到了北京市草岚子看守所，时间大约是半夜两点左右。以上就是我能回忆起来的当年北大整风反右运动以及我在这一运动中的活动的大致情况。以上所述完全是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地写出来的，没有半点粉饰和掩盖。当然，因为时隔久远，一个人的记忆力再好，也难免有出入，希望当年参与这一运动的同学，发现我记叙不对的地方，予以更正。我被捕后有关北大后一段反右的情况就不知到了。后来陆陆续续听说，留校监督劳动的右派，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希望有过这段经历的同学，把这一段历史续上。

七九年我的“反革命”罪平了反。从七九年七月到八零年七月整整一年时间，我住在北大朗润圆招待所，等待右派改正。一间大屋子里住着十多个等待改正的右派，大多数是陆续来，陆续走的，其中张元勋、张景中、赵清、林树果、叶予胜、张亚航、王英超等人都在那里住过。物理系一位姓黄的同学（名字记不起来了），他在劳教中被化学毒物弄瞎了眼，要求北大给治，北大可能是因为费用太高，迟迟不答应，到我离开时，他还在招待所住着，他的情况最惨。

住招待所时听他们说，当年的右派有四人被枪毙了。第一个是哲学系的黄宗奇（？），他是五八年被枪毙的。听说黄原来是党员，建国前夕入的党，已有八年党令，是调干生，贫雇农出身，他本来是哲学系反右领导小组成员，但他反对搞人身攻击，反对批判右派时动手动脚，结果被认为是立场不稳，同情右派。他当然不服，自持出身好，与反右领导小组的其他成员弄的越来越僵，最后让他在一间屋里反省，并派一个人监视着他。后来因为一件小事两人吵起来动了手，，他打不过那个人，就拿出随身带的一把水果刀，将那人的脸划破了。这可好，立即被捕，最后以“右派杀人”罪枪毙了，为此还向各大学发了通报。黄临上刑场前，他的老婆孩子都来了，法院的人问他对家人还有什么话要说，他对老婆说：“我死后你不要守着，早点找一个人家，好好教育孩子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说的这些话都被记录下来了，“文革”时期那么乱，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档案完好无损，七九年给右派改正时，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犯了难，查看了法院黄的档案，找了当时监视他的那位同学了解了情况，证实了当时他俩是因为一件小事口角打起来的，那位同学脸上只是被划破了一道小口子，特别是黄临死前说的话，显然这是一大冤案。可是人已经死了，怎么办？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还是很负责的，据说在雒廷县找到了他原来的老婆，但她已经嫁人了，又找到他的儿子，当时在唐山市当架子工，给了他两千元钱，算是落实了政策。

第二个被枪毙的是西语系的顾文选。听李雪琴说，顾原判五年，六二年刑满后跑到了北朝鲜，后被引渡回来开宣判大会枪毙的，李雪琴参加了那次大会。他为什么往北朝鲜跑呢？我猜想，六零年中苏交恶后，北朝鲜有亲华派和亲苏派，金日成是亲华的，有那么一段时间金日成不大露面，顾可能做了错误的判断，冒死逃出了监狱，却又自投罗网，白送了一条性命。六二至六四年中苏大论战期间，我那时正在兴凯湖农场劳改，与苏联仅隔一条三十米左右宽的苏尔察河，要跑过去是很容易的，有不少犯人和劳改就业人员跑过去，结果像顾一样都被送回来枪毙了。

第三个被枪毙的是中文系的林昭。听张元勋讲，林昭原本不是右派，她与张元勋有一段恋情，张被打成右派后，团组织叫她与张断绝关系，她不但不与张断绝关系，而且多次为张鸣不平，就这样一步步升级成了右派，进而成了“反革命”。她坚贞不屈，受尽折磨，最后被逼疯了。六八被枪毙前，张还冒充是她的未婚夫前去探过监，结果张回到就业的劳改农场后被关了禁闭。这次参加北大百年校庆，见到了同班同学于邵，他说林昭的墓就在苏州，是北大中文系的老师和同学捐钱为为她修的墓。他每年的清明节都到林昭的墓前看。于邵和林昭只是同乡，不像张元勋与林还有一段恋情，他能每年清明节去林昭墓祭奠一下，我不禁对他肃然起敬，将来有一天我一定要去林昭的墓前看看的。

第四个被枪毙的是化学系的张锡琨。文革期间他一直被关在四川一处劳教队里，听张的妹妹张锡铮于八六年在青岛亲口对我说，她去劳教队了解情况时，劳教队的管教干部对她说，张锡琨是在劳教队里企图组织逃跑被枪毙的，时间是已经粉碎“四人帮”后的一九七六年底。当时我问张锡铮，锡琨后来平反没有？她说没有。我又问为什么不争取平反？她说，一是那个劳教队坚持不给平反，二是怕这事再折腾起来会影响孩子们，因为孩子们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件事。

除以上四人外，任大熊和刘奇弟都是被折磨死在劳改队里。我知道刘奇弟原本就有肺结核病，劳改队那种严酷的环境他是活不出来的。听别人说他后来疯了，被塞进了像狗洞子一样的小号里，疾病加冻饿而死。这样的小号我在兴凯湖农场就被关了十个月.小号的高一米，宽八十公分，长一米五左右，像我这样一米六三的小个子，在里面站不起来，也伸不直腿，底下仅铺着二十公分左右厚的一些稻草，一天只给三两八钱的玉米面窝窝头或稀粥吃，身上还带着脚镣手铐，像我这样能活着出来的，确实算是“命大”。贺永增只判了五年，但也是因为有病和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在监狱里自杀了。

关于“三两八”我附带插上两句。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社会上的人的粮食定量都非常低，不少人得浮肿病饿死了，监狱劳改队的情况能好吗？据说有一位北京监狱的法医研究出来一项结果，如果一个人不干活，每天吃三两七钱五的苞米面就饿不死，四舍五入，改为三两八。对于那些在监狱劳改队里又犯了错误关禁闭的犯人，每天就给他三两八的苞米面吃，有人居然被关了一年多没有饿死，我看该法医真应该得“诺贝尔生物奖”。不过当年被关过小号的人都知道那是什么滋味，提起“三两八”没有不害怕的。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一个名叫孙得高的犯人，他是烈士遗孤，山东莱阳人，父母都被日本鬼子活埋了，解放后他当了海军，是海军少尉。五十年代初，全国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形成了学跳舞的热潮。孙得高那时驻地旅大市，学跳舞入了迷，并交了个女朋友，这当然要花钱，他那点军饷是不够的，于是便向战友借钱，借了又不还，有一次一位战友当着他的女朋友的面问他要钱，他认为伤了他的面子，把人家打了，结果被关了禁闭，他又把禁闭室砸了，这下不得了，被军法处判了三年徒刑。他更不服了，继续闹，加刑到七年，并转到北京监狱。他觉得我父母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了，为这点小事就判我的徒刑，越是想不通就越闹，结果加刑到十五年，这下他认为完了，闹的更厉害，并且打了监狱长一个嘴巴。这可不得了，犯人打管教干部是要被判死刑的，但考虑到他毕竟是烈士的遗孤，给他加刑到死缓，将他关进小号里，一关就是三个月。他受不了了，要求跟监狱长谈话，监狱长问他：“孙得高，你服不服？”，他说：“我服了，我在敌人的机枪面前没有低过头，共产党把我饿怕了。”放出来他真成了皮包骨头了。

大名鼎鼎的谭天荣却是比较幸运的，他虽然经受了多年的劳教，但“文革”一开始，他便被遣送回了老家湘潭接受群众专政。不少当年的右派在“文革”期间遭受了第二次迫害，而谭天荣回老家却被保护起来了。谭对我说，当时在他老家不论公社还是大队，掌权的都是他本家，给他在山坳里找了一间茅屋躲了起来，别人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他便在茅屋里搞学问，七八年平反后，他便陆续发表论文，现在已是青岛大学的教授了。杨路，王国乡和王书瑶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张景中的情况就更具有传奇色彩了，他被劳教二十多年，去过新疆，但在劳教期间，劳动之余他继续思考钻研数学，七九年平反后与杨路联名陆续在学报上发表大量论文，张，杨二人现已是世界知名的数学家。张景中还成了中科院院士，十五大的党代表。杨路则是九届全国人大代表，这也算是当年北大右派的骄傲吧！

还应当提一提的是林希翎。不知为什么，一九七三年毛泽东忽然想到了林希翎，问她现在那里？工作人员说她还在监狱里。毛又问还有多长时间？工作人员说大约还有半年。毛又说让她出来吧！就这样她被提前半年释放了。回到老家被安排在一家工厂里监督劳动，并在官方“拉郎配”下与一名比她小十岁的人结了婚。七八年右派开始改正平反，为了说明反右派只是“扩大化”了，而不是全错了，林的右派问题没有改正，她成了活在世上唯一一个没有被改正的右派。八五年经胡耀邦批准，她去了法国，因为她的父亲在法国。她是带着她的八十岁的老母亲和两个孩子一起去的，临走前她与丈夫离了婚，并给她的丈夫（现在应该说是前夫）在香港一家船务公司找了一份工作。她已入了法国籍，是法籍华人自由作家。

林去法国后，台湾的海外组织曾多次拉拢她加入，她都拒绝了。林的父亲是亲台湾国民

党的，她与她的父亲不和，后来她的父亲去了美国。她出去后，台湾当局曾邀请她去台湾访问过一次并请她发表讲话，当然是希望她讲一些关于大陆共产党的坏话，她不但没讲，反而对台湾的时局进行了抨击，为此回法国时，途经美国遭人暗算，出了车祸，撞断了四条肋骨，以上情况都是九四年她回国与我相见时亲自对我讲的。她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已大学毕业，小儿子九六年刚考上大学便加入了邪教自杀了，她发誓要与邪教周旋到底，可能因此她本打算于一九九七年整风反右四十周年之际出版一本纪念整风反右的书，至今也未出来。

林希翎是第一个提出“权大还是法大”向官僚特权挑战的人，仅此一点，就应该在历史上用重彩书写一笔。五七年我邀请她到北大“百花学社”发表演讲时，她讲的主题之一就关于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

丁香花下

陈奉孝

这是我在劳改期间写过的一篇追忆短文，原稿早已被查抄没收。现在凭记忆再复述一便，并做了少许补充。

表姐郭春玲是我三姑的女儿，大我五岁。三姑是一个封建传统很深的女人，小脚，假如能活到现在，也有一百一十多岁了。听三姑说，三姑父与裴昌会（原国民党中将，解放战争中起义，解放后曾任过云南省主席）曾是把兄弟，但三姑父很早就得结核病死了，撇下了三姑和一儿一女。三姑父死时，三姑还不到三十岁，裴昌会曾要把她和两个孩子接到云南抚养，她没答应，但她格守妇道不改嫁，一直活到一九八0年以八十二岁高龄离世。三姑还告诉我，她的儿子十七岁考入燕京大学读书，毕业前参加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南下请愿团，到南京后不久就失踪了。三姑多方托人打听，有人说可能被国民党特务装进麻袋仍到长江里去了，也有人说可能投奔了共产党，但始终没有下落。那时三姑的儿子已结婚，爱人是他中学的同学，两人感情笃深，也象婆母一样，发誓不改嫁，从此便是两个寡妇守着表姐，三个女人度日。三姑和她的儿媳都会绣花，每天给戏院子绣戏妆，争点手工钱，我伯父和我父亲也经常接济她们，生活也还过得去。

三姑家住着一明两暗的三间屋，东屋三姑和表姐住着，西屋儿媳住着，院子很宽大。西屋窗下栽着一棵海棠树，东屋窗下栽着一棵丁香树。每到阴历五月份，丁香花和海棠花竞相开放。海棠花非常娇媚，丁香花随小，但香气浓郁，透过窗户飘进屋里，满屋子清香怡人。我小时候经常到三姑家找表姐玩耍。三姑还给我和表姐讲过一个故事，说古时候有个皇帝，皇帝的正宫娘娘叫丁香，长的不美，但作风正派；妃子叫海棠，长的很美，但作风不正派，因此每当两人碰在一起，妃子海棠便垂下头，显出羞愧的样子，若把丁香花和海棠花浸在一起，不久海棠花就会荐下来。我和表姐不信，就掐了丁香花和海棠花各一小枝浸到同一个瓶子里，不到半天时间，海棠花果然枯萎了。

四八年家乡解放，社会上大力进行妇女解放的宣传，那时社会上离婚再婚的风气很盛了一阵子，特别是那些进城不久的老干部，不少人抛弃了农村的糟糠，在城里另娶了年轻漂亮的新夫人。居委会的干部多次到三姑家宣传，动员表嫂改嫁（那时三姑已五十多岁，不可能再改嫁了，表嫂不过三十左右），但表嫂始终不答应，一直跟婆母守着表姐艰难度日，表姐自然成了母亲和嫂嫂的心头肉。表姐已十七岁，两只水灵灵的大眼睛，皮肤皙白，身材高挑，留着两只大辫子，楚楚动人。解放前夕表姐已师范毕业。解放后不少进城的干部对表姐展开了追求，但表姐不为所动，后来跟她的一位男同学结了婚。她跟她的这位南男同学是文友，都喜欢读小说，尤其是外国文艺小说，两人情投意合。她的这位男同学是胶南人，婚后两人同去了胶南，丈夫进了胶南教育局当了一名小干事，她当了小学教员。

五五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因为表姐丈夫写过赞美胡风的文章受到批评斗争，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爪牙，无辜被关押半年后教育释放。五七年整风反右运动中，他为自己受到的冤屈写了一张大字报，结果被打成右派送去劳动教养。这时组织上动员表姐要划清界线，与丈夫离婚，表姐说什么也不答应。那时的劳动教养根本没有期限，跟判了无期徒刑差不多，这一点当年被劳动教养过的人都知道。表姐每年都到劳教队去看望自己的丈夫。丈夫多次向表姐提出离婚，说“你还年轻，我不忍心这样长期把你耽误下去”。表姐却斩钉截铁的说“只要你活着一天，就别再提离婚二字，即便你死了，我发誓也会象母亲和嫂嫂一样，绝不改嫁！”连那些平时对劳教人员吹胡子瞪眼的管教干部听后也不由得点头叹息。表姐以后的日子之艰难就可想而知了。

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表姐的丈夫被造反派活活打死，表姐也被剃了鬼头，受到轮番批斗。表姐本来心脏就有点毛病，那里竟得起这样的折磨，不久便含恨去世。表姐死后，三姑和表嫂心如刀搅，两个寡妇将表姐的骨灰取回来，一直就摆放在中间的客堂上。

七九年我的“反革命案件”得到平反，落实了政策，回老家看看，顺便去了三姑家。三姑告诉我，两年前表嫂刚刚因癌症去世，现在只剩下八十一岁的三姑孤身一人挨日子。三姑已行动不便，看来离去世也不远了。我问表姐的情况，三姑将表姐在五五年胡风事件、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和文革中的遭遇告诉了我。三姑对我说“我已经活不了几天了，我死后你表姐的骨灰没人处理。现在正好你来了，你帮我在院子里那棵丁香树下扒个坑，将你表姐的骨灰埋了罢，你表姐从小喜欢丁香花。”我走到院子一看，西窗户下那棵海棠树早已枯萎了，而东窗户下那棵丁香树却依然枝叶繁茂，于是我就用一把铁锹挖了一个坑，将表姐的骨灰埋下，三姑还用她那双干枯的手哆哆嗦嗦地插上了三株香，点燃着。

八0年我在内蒙当了教师并结了婚。八一年我领我爱人再次回老家探亲，顺便又去看看三姑。可是当我敲三姑家的门时，开门的却是一个从未认识的五十岁左右的妇女。我问她三姑还在吗？她回答说，你三姑去年已经去世了，因为她没有后代，房子被房管局收了去分给了我和另外一家，现在我住东屋，另一家住西屋。我说我们进院子看看可以吗？她说那请进吧。我和我爱人进院子看看，西屋窗户下那棵早已干枯的海棠树已被刨掉，东屋窗户下那棵丁香树却更加枝叶繁茂了，而且正是开花季节，满院子的花香飘逸着。我默默地站在那棵丁香树树下足有十多分钟，心想，也许这是表姐的灵气罢……

陈奉孝

二00八年九月十日

陈奉孝寄语：

我最佩服的老师是丁石孙老师，我最佩服的同学是张景中学兄，民主与科学是振兴中华的两大法宝，二者缺一不可，望我辈共勉。

（摘自《五十年情怀——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一九五四级入学五十年纪念册》）

第三节 陈家鼎

简介：陈家鼎1951-1954 年在武昌实验中学读书，1954-1959 在北大数力系数学专业读书，1959-1985 年在北大数学系工作，1985-1995 年在北大概率统计系工作，1995-2002年在北大数学学院工作，2003年退休。

陈家鼎是北京大学数学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数理统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研究方向是：不完全数据的统计推断、序贯统计及其在可靠性工程上的应用，至今已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曾任北京大学概率统计系统主任、北京大学数学科学院院长、中国概率统计学会理事长、中国统计学会副会长及全军装备可靠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曾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主编的教材《数理统计学讲义》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主持的项目“导弹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增长试验设计与统计分析”获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科技进步二等奖，主持的项目“可靠性评定的数学理论及其应用”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已出版的教材还有《概率统计讲义》，《序贯分析》，《生存分析与可靠性》等。

第四节 陈守义

简介：陈守义1951-1954 年在北京市第三中学读书，1954-1958 年在北京大学数力系力学专业读书，1958-1962 年在中科院武汉分院冶金办公室工作，1962-2001 年中科院武汉分院岩石力学研究所工作，2002-退休。

陈守义的部分著作：

1、吴宏伟 陈守义,庞宇威; 雨水入渗对非饱和土坡稳定性影响的参数研究 [J];岩土力学; 1999年01期

2、姚海林,郑少河,李文斌,陈守义; 降雨入渗对非饱和膨胀土边坡稳定性影响的参数研究[J];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02年07期; 103-108

3、姚海林,郑少河,葛修润,陈守义; 裂隙膨胀土边坡稳定性评价[J];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02年S1期; 47-51

4、陈善雄,陈守义; 考虑降雨的非饱和土边坡稳定性分析方法[J]; 岩土力学; 2001年04期; 87-90

5、姚海林,郑少河,陈守义; 考虑裂隙及雨水入渗影响的膨胀土边坡稳定性分析[J]; 岩土工程学报; 2001年05期; 84-87

6、吴宏伟,陈守义,庞宇威; 雨水入渗对非饱和土坡稳定性影响的参数研究[J]; 岩土力学; 1999年01期; 2-15

7、陈善雄, 陈守义. 考虑降雨的非饱和土边坡稳定性分析方法[J]. 岩土力学, 2001, 22(4): 447-450.

陈守义简短寄语：步乔老爷《难忘今宵》歌韵，填歌词一首，与校友共勉。

《难忘母校》

难忘母校难忘母校 难忘老师难忘教导 难忘今日难忘今宵

旧日音容抹不掉 治学做人心境高 校友聚会好热闹

五湖四海同祈祷 青山依在人渐老 欢声笑语歌如潮

共祝愿母校好母校好 共祝愿身体好身体好 共祝愿祖国好祖国好

共祝愿母校好 共祝愿身体好 共祝愿祖国好

共祝愿母校好 共祝愿身体好 共祝愿祖国好

第五节 陈天权

简介：陈天权，男，汉族，江苏省海门县人，生于1937年1月，1951-1954年在上海市上海中学读书，1954-1959年在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读书。1959-1989在内蒙古大学任教历任内蒙古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１９７９年赴美国柯朗研究所和霍普金斯大学力学系从事应用数学研究。专于湍流及相关气体运动的研究。1989-2003在清华大学任教。退休后又在北京大学担任过六年半教学工作。

陈天权早年的兴趣是泛函分析，先后发表《线性拓扑空间中的Riemnn可积性》、《m凸代数的闭图室原理》等论文。

后来的兴趣是非平衡态统计力学，特别是从非平衡态统计力学出发研究湍流运动所应遵循的基本规律，先后发表《高阶似线性椭圆边值问题有限差方法》等论文。1978年以来，他致力于气体分子运动理论这一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重大难题，先后完成系列论文《气体湍流运动论中的希伯特——恩斯库克——切普曼展开Ⅰ、Ⅱ、Ⅲ》。他的研究为研究气体湍流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途径，为趋近于国内外学术界从多角度进行探索而又未获得满意结果的重大课题的解决，迈出了重要一步。1986年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担任过高等代数、实变函数、概率论等教学工作。撰有《湍流运动中的Ｈｉｌｂｅｒｔ－Ｅｎｓｋｏｎ－Ｃｈａｎｍａｎ展开》等论文。现已退休。

他的科学研究的兴趣是在非平衡态统计力学方面。他著有：

一。A Non-equilibrium Statistical Mechanics without the Assumption of Molecular Chaos, (2003),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Singapore.

二。数学分析讲义，I，II，III。（2009，2010，2010），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六节 程昌钧（女）

简介：程昌钧1937年3月生于重庆市，1948-1954年在四川重庆市西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读书，1954-1958 年在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读书，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固体力学专门化，1958-1996 年在兰州大学力学系工作，1983年晋升为副教授，1986年晋升为教授，1987-1988年间获中英友好奖学金在英国诺丁汉大学理论力学系进行合作访问，1990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兰州大学固体力学学科点博士生导师。1996年调入上海大学，任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和理学院力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并组建上海大学力学系和固体力学实验中心，任首届系主任和实验中心。2007年退休，后被返聘直到2010年。

程昌钧长期从事固体力学的理论、方法和应用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理性力学和固体力学的一些重要领域辛勤耕耘数五十载，在弹性结构的线性和非线性理论、方法和应用，结构的屈曲、分岔和稳定性分析，粘弹性理论的应用、数值方法及稳定性控制，粘弹性介质的散射和逆散射问题，非线性弹性材料的孔穴静动态生成与微孔增长问题，工程和科学中关键力学问题的建模，理性力学和力学中的数学方法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在《中国科学》、《力学学报》、《科学通报》、《应用数学和力学》、《固体力学学报》、《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Scienc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on-Linear Mechanics》、《Computer Methods in Applied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lids and Structures》、《Journal of Sound and Vibration》、《Engineering Structures》、《Nonlinear Dynamics》、《Journal of Mathematics and Physics》、《Journal of Engineering Mathematics》等国内外重要杂志上发表科研论文260余篇和其他相关学术会议论文，发表教学研究论文近50篇，出版专著、译著和教材9部，主编和副主编会议文集8部。先后获各级各类奖励数十项，包括省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优秀教学成果奖、优秀教材奖及各种荣誉称号20余项。其中，获省部级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二次，二等奖三次，上海市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两次，优秀教材一等奖一次。1992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9年获上海市“三八”红旗手称号，同年被评为上海市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2000年获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特等奖，2001年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2003年被评为上海市首届教学名师，2009年获“新中国60年上海百位杰出女教师”称号。曾任甘肃省力学学会理事长，兰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任，中国力学学会常务理事，理性力学和力学中的数学方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固体力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应用数学和力学》常务编委、《固体力学学报》编委等职。

程昌钧获得的各种省部级以上奖项和荣誉称号，先后获得各级各类科研奖、教学奖和荣誉称号数十项，其中，省部级以上各种奖励和荣誉称号21项。

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和教学奖及荣誉称号：

1．“分支理论的应用及其数值方法”获1990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2．“分支问题的数值计算方法”获1990年甘肃省第二届优秀图书奖。

3．“结构的屈曲、分叉与非线性分析”获1992年甘肃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并推荐申报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4．“工程结构的非线性理论及其应用”获1994年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5．“弹性力学”获1997年上海市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6．“工程结构中的分叉问题的分析与计算”获1998年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并推荐申报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7．“弹性力学课程建设与试题库”获2001年上海市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8．“粘弹性力学的理论，方法和应用”获2002年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9．”高校基础力学实验室发展新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获2005年上海市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

10．”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创新理念与成功实践” 获2004年上海大学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

11．“非线性材料中孔穴生成与增长问题的理论、方法及应用” 获2007年上海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12．“基础力学三维实验教学新体系的创立与实践” 朱怀亮 张俊乾 张东升 程昌钧 刘红欣 2009年获上海市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13．1987-1988年获中英友好奖学金 赴英国进行合作研究。

14．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15．1993年被教育部、国家劳动人事部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16．1999年获上海市“三八”红旗手称号。

17．1999年被评为上海市教育系统优秀共产党员。

18．2000年获宝钢教育基金高校优秀教师特等奖。

19．2001年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

20．2003年被评为上海市首届教学名师。

21．2009年获“新中国60年上海百位杰出女教师”称号。

程昌钧的若干代表性论著：

1. Zhu Zheng-you, Cheng Chang-jun, General mathematical theory of large deflection of thin plates with some holes, Acta Mechanica Sinica, 1986, 2(3): 278-288；朱正佑，程昌钧，关于开孔薄板大挠度问题的一般数学理论，力学学报，1986, 18(2): 123-135

2. 程昌钧，朱正佑，环形板的屈曲状态，中国科学(A辑)，1986, 3: 265-273

3. Cheng Chang-jun, A. J. M. Spencer, Non-axisymmetric instability of polar orthotropic annular plates, Journal of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1989, 23(1): 29-51

4. Cheng Chang-jun, Duan Wei, D. F. Parker, Elastic instability of polar orthotropic annular plates, Int. J. Engng. Sci., 1989, 22(2): 109-121

5. 朱正佑 程昌钧著, “分支问题的数值计算方法”,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

6. Cheng Chang-jun, Liu Xiao-an, Buckling and post-buckling of annular plates in shearing, Part I: Buckling, Computer Methods in Applied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 1991,92(2): 157-172；Part II: Post-buckling, 92(2): 173-191

7. Yang Xiao, Cheng Chang-jun, Variational principles of perforated thin plates and finite element method for buckling and post-buckling analysis, Acta Mechanica Sinica, 1991, 7(2): 1-10

8. 程昌钧，朱正佑著,“结构的屈曲与分叉”,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

9. 程昌钧，俞焕然译，戴天民校，《连续统力学》，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

10. He Lu-wu, Cheng Chang-jun, Nonlinear buckled states of rectangular sandwich plates and their stabil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on-Linear Mech., 1992, 27(3): 1 423-435

11. 程昌钧编著，《弹性力学》，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5

12. 程昌钧，杨骁，开孔薄板非线性分析的数学模型和广义变分原理，应用数学和力学，1996, 17(2): 109-118

13. Cheng Chang-jun，Wang Rong, Boundary integral equations and boundary element method for buckling analysis of perforated plates, Engineering Analysis with Boundary Elements, 1996,17(1): 57-68

14. 尚新春，程昌钧，超弹性材料中的球形空穴分叉，力学学报，1996，28(6): 751-755

15. Cheng Chang-jun，Shang Xin-chun, Mode jumping of simply supported rectangular plates on nonlinear elastic found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on-Linear Mechanics, 1997, 32(1): 161-172

16. Cheng Chang-jun，Shang Xin-chun, The growth of the void in a hyperelastic rectangular plate under a uniaxial extension,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Mechanics, 1997, 18(7): 615-621

17. Cheng Chang-jun, Zhang Neng-hui, Variational principles on static-dynamic analysis of viscoelastic thin plates with ap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lids and Structures, 1998, 35(33): 4491-4505

18. 程昌钧，张能辉，粘弹性矩形板的混沌与超混沌行为，力学学报，1998，30(6): 690-699

19. Chang-jun Cheng, Xian-yao Chen, Inverse scattering for inhomogeneous viscoelastic media, Journal of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2000, 41(5): 2839-2850

20. 程昌钧，陈显尧，尚新春，粘弹性介质中波的逆散射问题，自然杂志（综述性文章），2001，23(4): 187-193

21. Shang Xin-chun, Cheng Chang-jun, Exact solution of cavitated bifurcation for compressible hyperelastic material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 2001, 39: 1101-1117

22. Ren Jiu-sheng， Cheng Chang-jun, Bifurcation of cavitation solutions for incompressible transversely isotropic hyper-elastic materials, Journal of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2002, 44(3): 245-257

23. Cheng Chang-jun, Ren Jiu-sheng, Cavitation bifurcation for compressible anisotropic heperelastic materials, Acta Mechanica Solida Sinica, 2004,17(3): 218-222

24. Sheng Dong-fa，Cheng Chang-jun, Dynamical behaviors of nonlinear viscoelastic thick plates with dama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lids and Structures, 2004,41: 7287-7308

25. J.-J. Li, C.-J. Cheng, Differential quadrature method for nonlinear vibration of orthotropic plates with finite deformation and transverse shear effect, Journal of Sound and vibration, 2005, 281: 295-305

26. Yuan Xue-gang, Zhu Zheng-you, Cheng Chang-jun, Qualitatitve analysis of dynamical behaviorfor an imperfect incompressible neo-Hookean spherical shell,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Mechanics, 2005, 26(8): 973-981

27. Cheng Chang-jun, Mei Bo, Dynamical formation of cavity for composed thermal hyperelastic spheres in non-uniform temperature fields,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Mechanics, 2006, 27(4):443-452

28. Zhang Zhi-liang, Cheng Chang-jun, Forced vibration and special effects of revolution shells in turning point range,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Mechanics, 2007，28(7): 861-872

29. Hu Chun-lin, Cheng Chang-jun, Chen Zhong-xue, 2008, Nonlinear transverse free vibrations of piles, Journal of Sound and Vibration, 317: 937-954

30. Hu Yu-jia, Zhu Yuan-yuan, Cheng Chang-jun, DQEM for Large Deformation Analysis of Structures with Discontinuity Conditions and Initial Displacements[J], Engineering Structures, 2008,30:1473-1487

31. Hu Yu-jia, Zhu Yuan-yuan, Cheng Chang-jun, DQM for Dynamic Response of Fluid-Saturated Visco-elastic Porous Me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lids and Structures, 2009, 46:1667-1675

32. Zhang Zhi-liang，Cheng Chang-jun， Uniformly valid solutions of the coupling turning-point problem of vibration of revolution shells，Science in China Series G: Physics, Mechanics & Astronomy, 2009, 52(9):1392-1403

33. 程昌钧 胡育佳 朱媛媛 胡春林著, “桩基的数学建模、理论分析与计算方法”,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9

34. J.-J. Li, C.-J. Cheng,, Differential quadrature method for analyzing nonlinear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viscoelastic plates with shear effects, Nonlinear Dynamics, 2010, 61(1): 57-70

35. 程昌钧，钱伟长先生对力学和应用数学的贡献，力学进展，2010，40(5): 480-495（特邀综述性文章）

36. 程昌钧, 朱媛媛，胡育佳，桩基的稳定性：理论和最新进展，固体力学学报, 2010, 31(5)：572-586（特邀综述性文章）

37. Li Y, Cheng CJ, A Nonlinear Model of Thermoelastic Beams with Voids and its Applications [J]. Journal of Mechanics of Materials and Structures, 2010, 5(5) : 805-820

梅花香自苦寒来

程昌钧

程昌钧1937年出生于四川省重庆市郊的一个殷实之家，她是这个家庭中这一代的老二，老大是姐姐，老小是弟弟。祖辈中有祖母一人，父母都具有一定的文化，父亲性格内向，对人温和友善，母亲性格外向，事事争强。姐姐乖巧，性格文静，受到长辈们的宠爱，而她从小点子多，好说好动，除了爸爸，她并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但是一家人过得殷实，其乐融融。然而好景不长，父亲因长期患病而无法医治于1946年冬天不幸去世，那时她才9岁。母亲含着悲痛料理完父亲的丧事之后发现，由于长期为父亲治病，殷实的家庭不但空空如也，还欠了许多的外债。坚强的母亲忍受着悲痛，下决心支撑这个家，还清所有的债务。第二年春天，她带着弟弟去外婆家生活，并在那里县立中心小学借读小学3年级。虽然外婆对姐弟宠爱有加，但是仍然免不了受其他人的欺负和凌辱。年幼的她不顾这些，一心一意地努力学习，一个学期过去了，她的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得到了老师的表扬和同学们的敬佩。这使她知道，一个人的路是要靠自己去走，只要努力，任何的困难都可以克服。半年之后又回到了自己温馨的家，虽然母亲困难地支撑着这个家，但是母亲却把希望寄托在姐弟3人身上，让他们继续求学，母亲的坚强和明智深深地感染了她幼小的心灵。那个时候，姐弟3人每天要来回步行10多里的路程到乡里的小学读书，年幼的弟弟走不了这么长的路程，所以她还要常常帮助弟弟背书包，甚至有时候还要背弟弟上学。然而，这使她学会了坚强，学会了勤奋，更学会了分担和助人！

1948年，11岁的程昌钧考上了西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从初中，免试直升高中，直到1954年高中毕业，她在这所学校学习和生活了整整6年。西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座落于重庆市北碚区的嘉陵江边，依山傍水，风景十分秀丽，并有著名的缙云山、北温泉相伴。早年的西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是一所著名的女子住读学校，校舍整齐而明亮，图书设备齐全；校长是一位进步青年，老师都是西南师范大学的优秀毕业生，教学水平和质量堪称一流；校规虽然严格，但是教师和学生的关系融洽。在这样的学校学习和生活自然能够学习到许多的东西。踏入中学时，她还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小姑娘，个子矮矮小小的。虽然学校离家只有10多公里的路程，但是由于家庭并不富裕，母亲要求她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家。她懂得家里的清贫，母亲的艰难，决心按照母亲的愿望在学期中间决不回家。因此，除了读书、上课，她需要处理自己生活上的一切大小事情，包括搭起凳子洗衣服、缝被子。也正因为这样，成就了她日后独立生活的能力，也培养了她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精神。

中学时期的程昌钧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她不但具有良好的理科基础，而且文科的素质也相当不错，由于她学习非常刻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是班上的佼佼者，因此深得各科老师的喜欢。在1954年高中毕业前夕，她向老师征求报考专业和学校时，特别令她为难的是：数学老师建议她学数学，物理老师建议她学物理，语文老师基于她学中文，而外语老师则希望她报考外语学院。老师们的不同建议着实让她左右为难，苦苦思索之后，她最终选择了报考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并如愿以偿。中学的6年，“要求要高，事事要好”的性格已无形中埋置于她的内心了。

当她从四川日报读到自己和另一位同学刘朝分同时被北京大学录取的名单时，她禁不住地流下了滚滚热泪，所有的同学都为她们欢呼，用各种热情的语言祝贺她们。校长、老师、班主任更是喜出望外，连说话都已经语无伦次了，只是热泪盈眶地地说：“好！好！好！”那样的场面是她平生经历的第一次，令她终身难忘！她下定决心，无论未来有多困难，一定要好好学习来报答母校多年的辛勤培养，报答老师多年的无私教育！

在四年的大学学习生活中，使她最感自豪的是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为他们上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把他们带入了数学和力学的科学殿堂，使他们感受到数学和力学的美妙和乐趣。这些老教授中有程民德先生、段学复先生、江泽涵先生、徐献瑜先生、周培源先生、王仁先生等。老教授们的爱国精神，追求真理的大无畏精神和尊重实际的科学态度，以及他们独特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都深深地影响着他们，这些老教授是他们的良师，更是他们的精神楷模。还有当时的一批锐气开拓的年轻师长，如丁石孙先生、吴文达先生、叶开沅先生等，他们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勤奋好学和刻苦钻研的学风，严谨的逻辑思维方式，追求、探索和坚持真理的精神，关爱学生的态度，一句话他们言传身教地用北大精神感染了这些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风华正茂的青年，使他们懂得了“爱国最重要；做人、做事要执着；做学问要独立思考，打破思维定势，不畏权威。”正是这种催人奋进的环境，程昌钧刻苦努力，大学 4年中她没有回一次家，甚至连八达岭长城也没有去过，正是这样也使她在4年中迅速成长，她不仅收获了知识，提高了能力，更主要的是她懂得了人生的真谛！同时，培养了她努力拼搏，奋发图强的精神。

程昌钧于1958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去兰州大学数学系工作。说是分配实际上是她为了响应周恩来总理当年5月4日在天坛公园向北京市应届大学毕业生发出的“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边疆”（即“四个面向”）的号召，三番五次地主动地要求去兰州大学工作的。到了兰州大学，她才知道作为全国重点大学之一的兰州大学为了成立力学专业（系），急需要引进一批力学教师，专门派教务长北京大学去挑选毕业生，而她被选中了。就这样她作为第一位力学教师进了兰州大学（过了不久，北大的另一位同学孙荀英也来到兰州大学数学系），一直到1996年，在那方热土上，她整整耕耘了38年。

50年代的兰州还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城市，没有像样的火车站，没有宽广的柏油马路，人们还没有喝上清洁的自来水，经常停电，到处尘土飞扬，只要出门，裤腿上就会沾上一层厚厚的黄土。而那时的兰州大学刚刚在天水路的一片荒地上建设了新的校区，有几幢教学楼、办公楼和教师宿舍，每幢楼有3-4层，差不多都是用灰色的砖头砌成的，给人死气沉沉的感觉。初来乍到她感到心里一片凄凉，但也暗下决心，一定要扎根西北，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做出贡献。也许从那时起，奉献的信念就已经植根于她的内心深处了。

兰州大学数学系给她的第一个教学任务就是给当时数学系大二的学生上“理论力学”，但是没有教材。虽然她不得不接受任务，但是她万分惶恐，不知所措，但是她一下想到了她听北京大学王仁先生和周培源先生讲授理论力学课程时的笔记，这给了她极大的鼓励，并到学校图书馆找来了一些理论力学的教科书。她从序言开始一章一章的读，一章一章的记笔记，一章一章的做习题，一章一章的备课，一章一章的比较，还自己一章一章的刻写蜡纸，然后把一章一章的蜡纸印发给同学们。除了备课，上课，她还要参加“大练钢铁的运动”，其紧张的程度可想而知！她生平所教的第一门课，就在这种情况下一天一天地进行着，幸运的是同学们和老师的反映也还算好。这给她以无比的信心：“不论多么困难的事情，只要下决心去做，坚持不懈地努力，就一定可以做好！” 有了这第一次的尝试，她以后就什么工作也勇于承担了，并在这种尝试中不断地提高着自己的能力，增长着自己的才干。

1959年的冬天，教育家江隆基从北京大学调到兰州大学任校长，他的任职给兰州大学的发展带来了希望，老师和学生无不欢欣鼓舞。跟随江隆基到兰州大学的还有叶开沅、聂大江等一批年轻有为的教师和干部，这为兰州大学带来希望。

叶开沅先生是程昌钧的老师，她还在北大读书时，就聆听过叶先生讲授的弹性力学，采用的教材正是钱伟长和叶开沅编著的《弹性力学》。也还在她上学时，钱伟长和叶开沅的圆板大挠度理论获得1956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因此，她对叶开沅先生充满敬意。

江隆基校长到任不久，就出台了一系列推动兰大发展的政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政策”，按照这些政策，学校举办了各种各样的培训班，老师们的热情空前高涨。叶开沅先生也不负众望，他也制定了创建和发展兰州大学力学专业的计划。在他的倡议下，从1957年入学的数学系学生中挑选了几名学生来学习力学，因此力学作为数学系的一个方向，兰州大学在1962年有了自己的毕业生。叶开沅先生还亲自为力学方向的学生开了许多力学课，程昌钧也一门一门地听了许多课，并做了详细的笔记和习题。也就是在这种学习和工作的过程中，她的学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为她日后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66年的春夏之交，“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其来势之猛，打击面之宽，延续时间之长，国家和人民受害之深是谁也没有料到的。在那人人自危的日子里，程昌钧和她的同龄人一样，经历了许多，也明白了许多。但是和一些人不同的，可能是她的信念。不管是她被批斗或者是勒令“打扫卫生”的日子，或者是接受“再教育”的日子，她始终坚信，眼前状况是暂时的，正是这样，她度过了许多难关，她坚持了下来，学到了许多。“复课闹革命”之后，特别是在“开门办学”期间，她和另外一位老师带了10来个“工农兵”大学生到兰州附近的八盘峡水库实行开门办学，水库设计院正好有一个弧形闸门的应力分析需要计算。在那里她和学生们吃住在一起，白天参加劳动，晚上为学生上课，研究弧形闸门的计算问题（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结构力学的问题，除了闸门本身之外，闸门后面还有一个结构复杂的支腿，以保证闸门的安全性），还有培训设计人员的任务，度过了许许多多小小心心、谨谨慎慎、勤勤恳恳、刻苦耐劳的日子，很好地完成了所有的任务。在这期间，她学会了如何与人打交道，如何把工程中的实际问题提炼成一个力学问题，如何去解决工程中的问题，学会了当时还不被许多人掌握的“有限单元法”，并用它来解决了弧形闸门的应力和变形问题，得到设计人员的认可。类似“开门办学”的经历还有许多次，程昌钧独自或与其他同事合作为兰州石油机械厂、兰州化工机械厂、兰州化工机械研究所、兰州通用机械厂、兰州柴油机械厂、刘家峡水电厂等解决过一些结构的应力计算与分析问题，而其中的一些成果后来获得了部级科技进步奖，不过她并没有署名，也许正是这一次一次的经历，无私的奉献精神已经注入到了她的内心深处。

1977年恢复高考，这意味着瘫痪10年的高等教育将开始转向正轨，迎来发展契机，更迎来了希望。借助这股东风，40岁的程昌钧下决心，要奋起直追，把失去的宝贵时间争分夺秒地抢回来。她定了学习计划，到图书馆查资料，确定研究方向，开始研究工作，日以继夜地读书，看资料，做笔记，写心得。功夫不负有心人，她不但先后开出了弹性力学、塑性力学、有限单元法、非线性力学专题等课程，并且于1978年8月由钱伟长先生、叶开沅先生在兰州主持的全国“理性力学讲习班”上，她还和兰州大学的另外两位同事一起系统地介绍了“理性力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参考资料为日本德冈辰雄著“理性连续介质力学入门（连载）”（1982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在这个讲习班上，她聆听了钱伟长先生主讲的“张量的内禀理论”，钱先生的为人，先生的学识，先生的授课无不令她折服。自那以后，她跟随钱先生30年，几乎全程参加了钱先生组织的各种学术会议，扩展了视野。也是从那时开始，她慢慢地进入了科学研究的领域，也是从那时开始，她慢慢地进入了科学研究的领域，并在理性力学和固体力学的多个分支进行了探索与耕耘，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发表论文260多篇，出版专著、译著、教材、主编和副主编等10余册（部），先后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与教学奖20余项。1987年她获得中英友好奖学金访问了Nottingham University，英国皇家学会会员A. J. M. Spencer教授对她的评语是：“她不仅有深厚的数学功底，广阔的视野，她还勤奋努力，是一个多产的科学家。”程昌钧于1983年晋升为副教授，1986年晋升为教授，1990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兰州大学固体力学博士学科点博士研究生导师，1996年调入上海大学任力学系首任系主任、固体力学实验中心首任主任，2007年退休，后被返聘直到2010年。目前，她仍然坚持“活到老，学到老，耕耘到老”的理念，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还在尽心尽力地培养尚未毕业的博士研究生，为上海大学力学学科的发展出谋划策。近期，她还合作出版了60万字的专著《桩基的数学建模、理论分析与计算方法》。

从程昌钧的成长历程可以看到，不论是中学还是大学，她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她是在良好的学校氛围、优秀老师的言传身教、尤其是一些德高望重老前辈对她的直接引导和指导和加之她一如既往的拼搏、奋进和坚忍不拔的精神，造就了她今日之成绩。

参考文献

1.宁建国、杨骁主编, 《固体力学及相关研究进展-程昌钧教授从教五十年及七十寿辰贺论文集》，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2008。

2.中国科技创新网 程昌钧网页：

http://www.zgkjcx.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6226

3.上海市科技教育系统妇女工作委员会编，《美丽智慧之光》——上海当代女科学家实录，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5，215-222

程昌钧想说的话：

北大不仅教给我知识和智慧，更教给我做人的真谛。我永远以自己是一个北大人而自豪！

（摘自《五十年情怀——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一九五四级入学五十年纪念册》）

第七节 龚光鲁

简介：龚光鲁1954-1959年在北大数力系数学专业学习，195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概率统计专业，后在北大数力系当助教，1959-1986年在北大数学系工作，1979年在北大数学系任讲师，1980年北大数学系副教授，1983年北大概率统计系副教授 ，1985-1987年在北大概率统计系工作。1987-2002年在清华大学应用数学系工作，1987年任清华大学应用数学系教授，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兼职教授，1991教委第四届博士生导师,兼职于北京大学概率统计系博士点，2003年退休。1986年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的获得人之一。

研究方向:随机微分方程,随机分析,扩散过程,智能计算,金融数学等.

论著情况：

在随机过程及其有关的应用领域开展了多方面研究工作,有四十篇文章发表于国内外著名 学术刊物上.著有：<<随机微分方程引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合著有：<<随机过程论>>,<<应用随机过程论>>，<<应用随机过程教程及在算法和智能计算中的随机模型>>,译作有<<应用随机过程－概率模型>>（Ross的Stochastic Models，第10版）

其他情况：

从1986年起共负责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项。曾于1981年,1985年,1987年,1989年,1996年先后访问 美国Minnesota 大学,Minnesota 应用数学所(IMS),德国 Bielefeld大学(BiBoS),新加坡大学,美国Washington大学,Missouri大学,Maryland 大学,Tennessee 大学,Wayne 州立大学，法国Bretagne occidentale大学，美国南加州大学等.曾参加在日本, 新加坡,加拿大，北京,杭州等地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多次,并在会上作报告. 中国概率统计学会第五届常务理事，美国 Mathematical Review与德国Zentralblat评论员。

著作与译作：

1、 龚光鲁：随机微分方程引论

随机微分方程的第一本中文教材，介绍强解，弱解及与Markov过程的关系，主要内容有，Brown运动驱动的经典随机积分，Meyer的随机过程对偶投影理论梗概，连续半鞅驱动的随机微分方程，Ito方程的弱解，及其Markov性与鞅问题的存在唯一性，一维扩散过程，带边界的随机微分方程与边界分类，一般半鞅驱动的随机微分方程，连续半鞅的局部时，Brown弋巡律。

2、钱敏平龚光鲁：应用随机过程

着重于概念、思想方法、计算与实例,而回避测度论水平的数学严格性。希望使只具有高等数学及初等概率论基础知识的读者就能阅读与学习其主要部分。书中努力收集各方面的应用模式,将笔者见到的文献资料中好的应用实例加工、简化为宜于教学的材料,写入正文或列入习题。特别如模拟退火——优化的概率方法、神经网络的随机模型、隐马氏模型、吉布斯抽样等新近迅速发展起来的方向是随机过程的极好应用,本书力图简要地阐明其方法与思想,每章后设有附录,指出相应的尚待深入讨论或严格化的理论与实际问题及参考书与文献

3、钱敏平、龚光鲁：随机过程论在测度论基础上阐述随机过程论的入门教材。包括：鞅论，Markov链，Q过程，Brown运动，相互作用粒子系，渗流与点过程的数学模型，扩散过程与随机分析，平稳过程与遍历论。本书兼顾数学论证与理论的来源，背景与模型，反映了近年来的新成果，观点与倾向，对一些经典采用了新的处理方法。附录中有非退化扩散过程的个体遍历定理。，

4、龚光鲁、钱敏平：应用随机过程教程:在算法和智能计算中的随机模型概述了应用随机过程的基本内容以及近代的重要进展与重要方法．不需要测度论知识而用直观推理并尽致力于理论与算法兼顾．内容有：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复习；典型分布的随机数的生成方法；Poisson过程；Brown运动与随机徘徊； 更新过程．离散时间的Markov链, 得到的Markov链的遍历性定理,是与Markov链的初始状态无关的，这样就满足了统计物理中的 “各态历经性”的要求；连续时间的Markov；排队理论梗概；随机模拟方法；以图像处理为背景的随机场与用随机迭代系统方法处理图像的方法；隐Markov模型；Gauss系与时间序列的常用模型；Markov过程，鞅论,随机微分方程与扩散过程（包括随机微分方程的数值近似解法）；金融数学中的证券模型与其衍生金融工具的定价；保险中的集体风险理论；有关算法（包括EM算法,人工神经网络, 遗传算法与自组织算法）；离散时间的Markov决策的梗概；Poisson随机微积分与自激点过程．

5、龚光鲁：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本书是为大学层面的工科、经管学科等学生编写的入门教科书.先修知识只要求微积分

和线性代数.本书以较小的篇幅阐述概率与统计的思维方法以及最基本的内容、概念与方法.写作时我们力求与国际接轨.内容包括：古典模型与概率空间; 随机变量及随机数的生成，极限定理介绍，数据与统计,重点强调描述性统计，点估计与区间估计，假设检验,强调用p值作为否定零假设的依据,并介绍了用Microsoft Excel 作统计计算，变量间的统计关系与回归模型，方差分析介绍，非参数方法及数据间的Spearman秩相关系数的介绍,正态化相关系数，再抽样法与刀切法介绍等.

6、译作 应用随机过程－概率模型 （Ross的Stochastic Models，第10版）

本书极有启发性，强调概率论直观.，叙述深入浅出, 涉及面广，本书不仅论述了随机过程的主要论题，也包括了随机过程在物理，生物，运筹，网络，遗传，经济，保险，金融，可靠性中的应用，特别是有关随机模拟的内容，给随机系统运行的模拟计算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本书主要内容有：基本概率论，包括:样本空间与概率计算，常用分布，数字特征，大数定律与中心极限定理，取条件运算，离散时间和连续时间的Markov链，更新过程，排队系统，可靠性理论，Brown运动和平稳过程，随机模拟，除正文外，本书有约700道习题，并附有带星号的习题的解。

本书可以作为本科或研究生应用随机过程课程的教材, 或科学研究人员的指导书。

第八节 苟兴华

简介：四川省宣汉县人，从1948年到1954年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书，1954年到1960年在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学习（1956年因病休学一年），从1960年在四川大学数学系、物理学工作。

苟兴华自叙：

我很平庸，心智成熟得慢，但我很幸运，和北大数力系54级沾上了边。话要从中学时代说起。

我是重庆南开中学的学生。老师好同学也好，但我不懂事，初中时成绩不好。到高中静下心来，成绩有所提高。数学老师讲二次方程有两个根时说，n次方程有n个根的证明要到大学数学系才能学到，使我对数学系有了一丝向往。南开有不少课外活动小组，从初中起我就参加了航模组。同学们做航模，想的是将来献身于航空事业！我偶尔看到两本小书，讲儒科夫斯基和查普雷金用数学解决了飞行大问题，令我神往。于是，报考时我的第一志愿便是北大数力系，当年唯一有力学专业的系。而我，这个并无学数学才能的人，幸运地进了这个集体——北大数力系54级。

那时我父母已在成都，高考结束就回家了。拿到录取通知书，喜之不尽。上学去，我参加了由成都教育局组织的新生赴校队，分乘多辆卡车，当中堆放行李，两边搭木板排坐学生，浩浩荡荡沿川陕路北上。同车有杨九高（路），李权，物理系的陈哲民等。九高李权他们热议哲学问题，非我所能理解。车行数日，一路风景如画。路旁有传为张飞种的大柏树，还有关于三国时代的景点。到宝鸡换乘火车。在郑州又换车。在郑州月台上我趴在行李睡着了，幸有同学来叫，才跟上队。

到北京，在前门火车站下车。到场外找到北京大学校旗，老同学领着我们，乘Skoda牌公共气车，在西校门下车，进了校门。办公楼前的华表上，分挂着《攻克科学堡垒》，《建设社会主义》条幅。老同学领着我们穿行在老燕大校园中。天啦，这哪里是校园，这是神话中的世界！那蜿蜒小路两旁的小山和花木，尤其是优雅的路灯，我只在画片中见过。路经北阁，那数学系图书馆。到哲学楼，一座小天桥跨越了穿校过园的小马路，进入学生宿舍区。我先是住在临时工棚的连片木板上，分到八班后，住11斋的二楼左边。

11斋是两层小楼房，每边分三格，共可住24人。我住中间格下铺。上铺是湖南同学肖锡天，他脾气非常好，可惜不久后似乎自动回了家。上海同学马名挥，有丰富的音乐素养，指挥我们唱《莫斯科大学生之歌》，还常给我们讲音乐欣赏知识。多年后，我也很喜欢听古典音乐，常常想起他，不知他如今何在。蒋星耀爱京剧，看过奚萧伯剧团演出。

陈炳辉邵公正，来自贵阳一中，他们很努力，成绩很好。晚自习时，我跟着王振东抢大图书馆的位子。在大饭厅打好晚饭，边走边吃，吃完后拿着碗挤在大图书馆门口，开门后一涌而入，把书包扔在空位子上，再去洗碗，以后转转未名湖，再回大图做作业。大图里宽阔的扶手木椅，灯光只照亮每人的前面，其它地方很暗，这是我平生遇到的最美好的读书环景。

一年级刚上大课时，座位随便选。我便坐在中间偏后。不久，感觉容易分心，我就往前坐头排了。在北大数力系54级听课，是一生莫大的幸福。江泽函先生年高德劭，讲解析几何，极请析。程民德先生讲数学分析，把基本概念讲得请请楚楚，印象深刻。丁石孙先生讲高等代数。听起来彻人肺腑之感，好像自己也投身到证明定理一般。想起当年听课，愉悦之感犹存。习题课老师分别是徐萃薇郭悦成和裘光明，他们很好，但我很怕被叫上黑板。

54年末前的一场雪，在11斋前地面上堆得好厚，我们南方同学都兴奋不已。有人堆雪人，李权堆得特别好，他真有艺术天赋。

星期天下午，我有时到圆明园遗址转转。一派田园风光令我平静快乐。

我感觉，54级的同学间非常友好。在北大的头一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55年暑假期中，我遇到第一次政治风暴：反胡风运动。在校园里听念报。我心里暗想，用私人信件作公开批判，似与保护通信自由有悖。更为严重的是，后来我们班竟有三位同学开会受批判！在我心灵上引起强烈震动。此后，我们八班被拆消，我分到一班。

二年级学微分方程，徐献瑜老师讲课极为生动。讲到刘维尔的贡献。几天后的早晨，我在未名湖边读书，遇到钱如平，他叫我说：我查到并读了刘维尔的论文。那可是法语文章。如果钱如平能顺利，相信会出不少成绩。大二下时，同房间的有刘峙山，贺觉民，范少坚等。贺觉民很用功，读厚厚的英文书，儒科夫斯基的理论力学。那时我已开始失眠。有天晚上从对面房间借到一只小钟，希望在有规律的嗒嗒声中帮助入睡。拿到房内刚一宣布，范少坚立即叫道：拿出去，拿出去！我只好乖乖地服从，原来他也睡得不好。

快期末考试了，为复习理论力学，我班人提议请张景中给我们讲讲如何复习。在狭窄的宿舍走道头，景中在一块小黑板上讲了大约半小时。清清楚楚。马立毅，一位湖北同学，大声叫道：他（景中）还用得着复习吗？

和54级一起，课余也非常快乐。余慎之在校田径队，练撑竿跳。张发祥代表本系跨二百米低拦。我们因爱好体育锻炼而相熟。多年后，得知张发祥58年毕业分在贵州，我不禁有些歉意。他家在北京，按说他可能分在北京，至少也是靠近北京的地方。我家在成都，如果我没有休学，大概就该我去了。

57年初，我因流感住进校医院。几天后九高也进来了。他和另一同学想下象棋。九高下盲棋，我帮他们摆棋子并当公证。于是，车4平5，马6进7，等等。我是第一次看下盲棋。不久，519运动开始，九高更名为路，走向了他的新路！

罗时健文学修养很好。他在内蒙教书时与我有信件来往。他后来到了土默特旗，一个猪鸡满街，学生洗周脸的地方。有一封信长达十几页，讲看杜甫仁科的电影《海之歌》和读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的感受，滔滔不绝。他是多有才啊！

55年暑假后开学，我干了件蠢事，参加校体操队。有天路过大饭厅，看见若干告示，招收各专业队：体操队，田径队等等。我自幼体弱多病，体育成绩特差，参加校队纯属天方夜谭。南开中学重视体育，每年有三天秋季运动会，每个同学都必须参加。记得初三时，我跑一百米，自觉快如风，却是全班最后一名。到高中时，跟一帮同学练单双扛，体质渐强。到北大的第二天，我绕校一周行，未名湖的美，一体设备之好，令我惊叹。不料在体操队，经过下午两小时的锻炼，神经兴奋过度，晚上漸漸失眠，我未醒悟，终于不治，于1956年休学一年。结束了我在54级的生活，后来随55级在1960年毕业。因此，我只能算0.3个54级学生。

1957年春复学到55级。57年的风暴来临。我当时身体不大好，对运动不很关心。不料，不久许多同学落入深渊。不但杨路张景中未能幸免，连我熟悉的林埜，孙传仪，潘韶湘，梁世辉，钱如平，等等都被网入其中。我们54级，何其不幸。我很茫然，不是说了言者无罪吗？

离开54级后，一切平平，惟二事可记。其一为，我在59年十月初，从单杠上掉下直击后脑，致脑震荡。住校医院半月，回宿舍又卧床半月，头痛欲裂。按规定不能参加期末考试，那我就不能在1960年毕业了。我去请求管教学的聂灵沼老师，蒙他恩准，我参加了考试，塑性力学和数理方程侥幸都得5分。其二是，但政治课未能及格，因我在班上学习中发言有误。因此，离开北大时我没有拿到毕业证书。到川大工作后，补寄给我的。如果发生在57年，那就完了！

北大数力系54级，我永远怀念你，怀念敬爱的老师，怀念友善的同学！

苟兴华想说的话：

在北大的几年，我印象最深的是老师们洞穿心灵的课堂讲授，图书馆丰富的书刊开启我的眼界，天才同学们的惊人表现，还有美丽的校园和体育馆，我很幸运。

（摘自《五十年情怀——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一九五四级入学五十年纪念册》）

第九节 管楚洤（女）

简介：管楚洤1935年出生于长沙，其父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其母亲也识文断字。五十年代管楚洤的父亲在西北农学院（武功）数学教研室做主任，教授基础数学；其母照料几个孩子。

管楚洤1951-1954年在湖南长沙周南女中读书，1954-1958年在北大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流体力学专门化读书，1958年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现已退休。

发表的文章：

1、管楚洤,孙和生，非线性退化双曲型方程的Cauchy问题 ，科学通报; 1982年23期; 3-7

2、管楚洤,过增元, 李德玉 ，关于热流体流动的某些基本性质

3、管楚洤 周盛 ，平面定常无粘流动与最小熵产生原理——物理解与最小熵产生判别

4、管楚洤,周盛，平面定常无粘流动与最小熵产生原理——最简单的多重解问题的物理解判别中国科学A辑;1985年03期

5、管楚洤，关于具有激波的流动的稳定性，力学学报;1990年06期742-747

6、管楚洤，爆轰波小拐角绕射问题，力学学报;1981年05期

7、管楚洤，平面定常位势流中激波位置的确定，力学学报1985，（03），282-286

8、管楚洤，关于C-J爆轰与定压爆燃的稳定型，力学学报。1989年，（02）

9、管楚洤，平面激波正规反射问题的某些性质，力学与实践，1980，（01），014

合写的书及译著：

1、姜礼尚、孙和生、陈志浩、管楚洤，偏微分方程选讲

2、应用特征线方法数值解气体动力学一维问题，【苏】A, N,儒可夫着，陈敦栋、管楚洤翻译

管楚洤寄语：

不忘师恩，难忘友情。

（摘自《五十年情怀——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一九五四级入学五十年纪念册》）

第十节 何明民（女）

简介：

何明民祖籍浙江义乌1951-1954年在哈尔滨一中读高中，1954-1958年在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读书，1958年毕业于力学专业流体力学专门化，分配到武汉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水电科学院工作。

发表的论文：

1、韩其为、何明民，推移质扩散的随机模型及统计规律，中国科学，1980年第4期

2、何明民、韩其为，输沙率的随机模型及统计规律，力学学报，1980年第3期

3、何明民、韩其为，Stochastic Model of Single Psrticle Movement Proceedings of Thi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tochastic Hydraulics TOKYO TAPAN 1980, 8

4、韩其为、何明民，泥沙交换的统计规律，水利学报，1981，第1期

5、何明民、韩其为，单颗泥沙运动力学及统计规律，力学学报特刊，1981年7月

6、何明民、韩其为，Stochastic Model of Incipient Sediment Motion J.of Hyd. div of ASCE 1982年2月

7、韩其为、何明民，Bed Load Fluctuation:Aoolications J. of Hyd, div. ASCE 1982年2月

8、韩其为、何明民,Stochastic Characters of Sediment Exchange and Its Appliction Presymp Proc.4th IAHR Inter. Symp. on Stochastic Hydraulics, 31,1984年

9、韩其为、何明民、童中均、王玉成，从已建的水库对比看三峡水库变动回水区的航道问题，人民长江，1986年12期

10、韩其为、何明民、童中均、王玉成，水库推移质淤积、变动回水区淤积及回水抬高，人民长江，1986年12期

11、韩其为、何明民、孙卫东，三峡水库150方案悬移质淤积的计算与分析，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泥沙问题研究成果汇编（150米蓄水位方案），长江科学院，1986年12月

12、韩其为、何明民，Mechanism and Charactoristics of Nonuniform Sediment Transport Proc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River Sedimentantion The University of Mississip, 1986年3月31日——4月14日

13、韩其为、何明民，Exchange and Transport Rate Bed Load,Encyclopadia of Fluid Mechanics Guld Pub Com Book Div 1987年第16期

14、韩其为、何明民，水库淤积与河床演变的（一维）数学模型，泥沙研究，1987年，第3期

15、韩其为、何明民，泥沙数学模型中冲淤计算的几个问题，水利学报，1988年第5期

16、韩其为、何明民、孙卫东，三峡工程水库不同方案悬移质淤积计算及分析，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泥沙问题研究成果汇编（160——180米蓄水位方案），水利电力部科学技术司，1988年5月

17、韩其为、何明民，A Discussion on Distinction Between Wash and Bed Material Load Proc.of the 4th Inter. Symp. on River Sedimentation Chian Ocean Press 1989年

18、韩其为、何明民，论水库的航道控制——利用水库调度改善变动回水区的航道，科学研究论文集第29集，水利水电科学院，水利电力出版社，1989年

19、何明民、韩其为，挟沙能力级配及有效床沙级配概念，水利学报，1989年第3期

20、韩其为、何明民, A Mathematical Model for Reservoir Sedimentation and fluvial Process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diment Reserch,1990年第2期

21、何明民、韩其为，挟沙能力级配及有效床沙级配的确定，水利学报，1990年第3期

22、韩其为、何明民、陈显雄，汊道悬移质分沙的模型，泥沙研究，1992年第1期

23、韩其为、何明民，论长期使用水库的造床过程——兼论三峡水库长期使用的有关参数，泥沙研究，1993年第3期

24、韩其为、何明民、徐俭立，三峡水库175米方案补充计算结果，长江三峡工程泥沙与航运关键技术研究——专题报告研究集（下册），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

25、韩其为、何明民，泥沙起动标准研究，武汉水利水电大学学报，1996年4期

26、韩其为、何明民,Density Current Modeling, Proc. of Int. Conf. on Reservoir Sedimentation Frot Collins, Colorado, USA,1996年9月

27、韩其为、何明民，Suspended Sediment Modeling in Reservoirs, Proc. of Inc. Conf. on Reservoir Sedimentation Fort Collins, Colorado, USA 1996年9月

28、韩其为、何明民，论非均匀悬移质二维不平衡方程及其边界条件，水利学报，1997年第1期

29、韩其为、何明民，恢复饱和系数初步研究，泥沙研究，1997年第三期

30、韩其为、何明民，淤积物的密实及变化，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应用研究（第二卷），地质出版社，1997年12月

31、韩其为、何明民，从荆江裁弯后断面调整看三峡水库修建后断面变化，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应用研究（第二卷），地质出版社，1997年12月

32、韩其为、何明民，细颗粒泥沙成团起动及其流速的研究，湖泊科学，1997年12月第4期

33、韩其为、何明民、王崇浩，荆江裁弯后河床长期冲刷机理的研究，第三届海峡两岸水利科技交流研讨会论文集（下册），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台湾大学、美华水利委员会，1997年，7月28-30日

34、韩其为、何明民，三口分流径流量变化对荆江与洞庭湖防洪的影响，第三届海峡两岸水利科技交流研讨会论文集（上册），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台湾大学、美华水利委员会，1997年，7月28-30日

35、韩其为、何明民，底层泥沙交换和状态概率及推悬比研究，水利学报，1999年10月第10期

36、韩其为、何明民，泥沙起动标准的研究，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37、郭庆超、韩其为、何明民，泥沙研究，1996年第1期

38、韩其为、何明民，论三峡水库淤积的控制——三峡水库泥沙的策略与措施，泥沙研究，1996年第1期

39、韩其为、何明民，非均匀沙起动机理及起动流速，长江科学院院报，1996年第3期

40、韩其为、何明民、王崇浩，卵石起动流速研究，长江科学院院报，1996年第2期

41、三峡水库修建后下游长江冲刷及其对防洪的影响，水利发电学报，1995年第3期

42、郭庆超、何明民、韩其为，控制体积法在二维潮流计算中的应用，水动力学研究与进展（A辑）1995年第6期

43、韩其为、向熙珑、何明民、李平，三峡水库淤积平衡后坝区附近过水面积予估研究，人民长江，1995年第12期

44、郭庆超、何明民、韩其为，三门峡水库（潼关至大坝）泥沙淤积规律分析，泥沙研究，1995年第1期

45、韩其为、何明民，地层泥沙交换和状态概率及推悬比研究，水利学报199年第￿0期

第十一节 贺觉民、许绥文（女）

一、贺觉民

贺觉民祖籍安徽肥东县，其父是中学教师，其母是家庭妇女。他1951-1954年在南京上中学，1954-1958年在北大数学力学系力学专业流体力学专门化读书，1958-1960年在北大数学力学系流体力学教研室任教，1960-1962年在莫斯科大学进修，1962-1970回到北大数学力学系流体力学教研室任教，1970-1997年在北大数学系工作，现已退休。

他在北大数力系力学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可以说是个业务尖子，又是共产党员，深得周培源和当时苏联专家的赏识。在中苏关系破裂后还去莫斯科大学进修两年，他在那里用手编程序在电子计算机上作了几个课题，受到苏联力学权威的赞扬，当时国内还没有运算速度如此高的计算机，他想着回国后，把当时处于前沿的课题继续研究下去。

回国后，大概人们认为他该补上阶级斗争课了，系里派他去农村搞四清。有次休假回北京，当时还没结婚的他，去女朋友家玩，临走时未来丈母娘在他的包里塞了两个苹果，他并不知道，不料回到村里被同伴发现了，于是几次开会“帮助”他，批判他怕艰苦，然后调回北大，到锅炉房劳动。从苏联回来后的四五年里，他几乎没有再从事专业工作。有次在上海举行全国性的空气动力学学术会议，系里让他把在苏联的工作准备了两篇论文，但不让他自己去上海参加会议，而是另派别人去宣读，凡此种种，使他非常郁闷。

谁也没有预料到更大的灾难降临了。他的妻子是北京市副市长范瑾的小妹妹许绥文，她在七机部工作，他们结婚后没有房子，就住在范瑾红霞公寓的家里。文革一开始，范瑾就被作为彭真的黑干将揪出来，由于江青和范瑾的丈夫黄敬曾有一段婚姻，抄家盛行时，造反派把范瑾家洗劫一空，贺觉民两口子也不能幸免，他们的箱子被从四楼扔出去。在北大贺觉民的日子也不好过，人们贴大字报，说他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培养的修正主义黑苗子，质问他：苏联已经变成了修正主义，你为什麽还去学那些修正主义的货色？更要命的是他找党支部书记汇报思想，这位书呆子把对文化大革命的种种不理解，例如他说他了解范瑾不是反党的，工作非常努力，对抄家，戴高帽子想不通等等。于是对他的批判升级了，说他公然为黑帮分子鸣冤叫屈，反对文化大革命。后来由于北大两派打得不可开交，人们无暇顾及他这样的小人物，他就呆在家里很少去学校，有人又说他逃避运动，勒令他回校接受批判教育，他还是不回去，人家就停发了他的工资。

1967年夏天贺觉民的妻子许绥文生孩子住在贺觉民的妹妹贺秀平家时，贺觉民成天少言寡语。住在贺秀平家这一段，亲人们就发现他的精神有些不对劲，贺秀平的丈夫阎泽群和他的两个弟弟经常议论文革中各种消息，他从不参与，总是在一旁发呆。劝他去北大交涉工资，他出去不知道到哪转一圈，回来仍然沉默不语，贺觉民的母亲到贺秀平家来，说贺觉民在她那里呆了一天，这才知道他根本没去北大。好在此时他的女儿刚出生，一家人在一起，他忙于热奶洗尿布，倒也平静。后来回到他自己家，还是不去学校，一直到工宣队进校，几次派人催他，亲人们也苦苦相劝，他这才不得已回到北大参加学习。

一九六九年秋，北大，清华都在江西鲤鱼洲建立干校，把贺觉民也发配到那里劳动改造。北大，清华凡去过鲤鱼洲的人至今提起来还心有余悸：生活艰苦，劳动强度大，那个地方还是血吸虫病的高发区，阎泽群所在的北京化工学院有个同志的丈夫是清华的，就是在鲤鱼洲得了血吸虫病转为肝硬变，死时才四十多岁。对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生活苦，劳动累都算不了什麽，最难忍受的是无休止的阶级斗争。此时贺觉民的妻子下放到山东，两岁多的女儿送到芜湖奶奶家（贺秀平五个月的小儿子也由老太太照看）。也许是忍受不了批斗，也许是思念亲人心切，鬼使神差他没请假就离开了鲤鱼洲。可他身上没有钱，也不认路，跑了不远就被抓回去了，军宣队和革命群众这下子可找到了阶级斗争的活教材，轮番批斗和审问，要他交待逃跑的目的地和动机。贺觉民本来就是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人，其实动机很简单，就是思念亲人，可他说不清楚自己究竟要到哪里去。军宣队发动强大攻势，有人说他在苏联进修过，可能是要叛国投修跑到苏联去，于是顺着这个思路穷追猛打。在威逼下，他承认了，还不行，非要他说出具体怎麽策划的，革命群众以丰富的想象力诱迫他编造了准备跑到苏联的具体步骤。但是群众和他共同编造的故事漏洞百出，情节太离奇，连军宣队都不敢相信，这才有人怀疑他的精神是否正常，人们回忆了文革以来他的种种表现，完全不是一个正常人的作为，这才没有继续追究他叛国投修的罪行。

七十年代初回到北京后，家里人陪他到安定医院检查确诊患有精神分裂症。（贺觉民妹夫闫泽群撰写）

二、许绥文

简介：许绥文 女，1936年12月出生，1951-1954年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书，1954-1958年在北大数力系力学专业流体力学专门化读书，1958-1986年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后为航天部第三研究院工作，1986年调国家图书馆工作，历任航天部三院研究室副主任，北京图书馆自动化发展部主任、科技委员会副主任、科研处处长。北京图书馆高级工程师，获国防科工委重大科研成果三等奖1项，文化部科技管理奖1项。著有关于图书馆自动化及数字图书馆的论文8篇，约8万字。现已退休。

（一）大学时代的许绥文

许绥文说话慢声细气，口角总带着微笑。她参加文艺社团中的舞蹈队，还曾和我们班的金旦华在全校表演过朝鲜双人舞。

开始时我们都知道她是师大女附中来的，与毛主席的大儿媳、以及空军战斗英雄张积惠的妻子是同学，北大团委书记胡启立是她的表哥。后来又知道北京市副市长范瑾是她大姐，八机部部长是她的大姐夫，她二姐在报社工作。总之，她是‘高干子弟’。

1958年夏天快毕业时，他大姐夫突然逝世，我们几个同学还到东四方家胡同8号院她大姐家去参加吊唁活动。后来听说她大姐夫的哥哥解放前是北京警备司令部的总司令俞大维，而她大姐夫黄敬却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后来又听说，她的父亲是蒋介石的秘书。总之，她的家庭是很复杂的。（孙荀英）

（二）访谈许绥文——另一个国家图书馆

NEC风波

----1986年，许绥文从航天部三院调入北京国家图书馆，当时，国图刚成立了一个自动化发展部，许绥文就去了那里。那时侯，整个国图只有一台机器，是日本支持中国科技发展送的一台日立机器，键盘很大，样子也很古老，现在几乎见不到了，这台机器是中型机里比较低档的一种，有微机的一些功能。 国图基本上就在这台机器上做些工作，因为那时国图还没有做数据库。1987年，国图搬到了新址，新馆要配一些新的设备，这个消息在1986 年就传出去了，有四五个公司都来投标，比较来比较去，大家都对IBM的机器赞口不绝，只可惜IBM的机器好是好，就是太贵，一台IBM的机器差不多能买两台日立机器，而NEC 给的价钱比日立的还要便宜一半。那时侯国家很穷，国图就那么点钱，对于价钱的承受能力非常有限，于是，“还是买个便宜的用吧，没有办法”的观点在激烈的争论中占了优势。选购NEC机器的决定很快就定下来了。

----在引用NEC的设备上，许绥文属于少数派，她不赞成用NEC的设备。许绥文

承认NEC的优点：在软、硬件上都有自己的一套，特别是在数据管理方面，它有

很强的处理能力；但同时，NEC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是非兼容机，软硬件

和其他品牌都不兼容，不兼容就意味着要想升级，用户只能和它订货，说多少钱

就得给多少钱。其时，计算机按照“摩尔定律”快速发展的趋势已经有所体现，

许绥文认为，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国图的发展也要往前看。“现在看来是这样，NEC的机器在互联网环境下是很不利的，这么多年来，计算机更新那么快，估计升级、维护的钱不会少花，可惜谁也没有长前后眼。”

SGML是个宝

----1988年底，许绥文去了一趟美国国会图书馆，目的是想感受一下图书馆现代化。许绥文不久便发现，美国图书馆并不是到处都联网，一些边远地区的图书馆基本上都是脱机的，还有的根本就没有机器，差不多只有图书室的规模。然而，从大的方面来说，美国图书馆有很多标准，有很多自动化软件和系统，在这方面比国内要强得多。1989年，许绥文回国，不久，国图就成立了一个科研处，许绥文任处长。从美国回来后，许绥文对于图书馆现代化的认识清晰多了。

----许绥文隐隐觉得美国一定在悄悄地做一些特别的事情，她的猜想在1996年得到证实。这一年，国际图联大会在北京召开，会前在国图召开了一个中美图书馆合作会议，会后分组讨论。许绥文参加的是讨论信息检索的小组，她很奇怪地发现，讨论和发言者大多数是美国人，国内参会者非常少。许绥文仔细倾听美国人的发言和场上的对问对答，结果深刻地记住了一个名词：SGML，这是世界上所有大图书馆，包括美国国会图书馆都在使用的一种工具软件，叫做标准通用置标语言，当时，这个名词从没有见诸于报端。

----中午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许绥文问美国专家：“你们是不是都在用SGML？”他们回答得十分肯定。许绥文想来想去，总觉得在哪里见过这个名词，可就是想不起来，究竟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开完会以后，许绥文匆匆跑回国图查资料，很快发现馆里有四本关于SGML的书，书很厚，也很大，许绥文如获至宝，赶紧借出来仔细研究。

----“这本书真是写得好，你看了以后就觉得SGML是个宝，如果你使用这样的语言作为处理整个问题的框架，整个软件和你所使用的平台、具体的外设、机器等等都没有关系。你用了SGML后可以一劳永逸，无论机器和外设如何更新换代，你做的数据和内容根本不需要再更改。”

----这个被称做“SGML的图书馆应用”的项目后来对国图的数字化建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许绥文说：北京力争成为全国的信息中心

---- “我告诉你，我们没有钱，可是项目也要搞，这个忙你一定要帮。”

----1996年底，北大方正。王选的同班同学、时任北京国家图书馆科研处处长的许绥文一见到王选就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的意图。

----“你还从来没有找我帮过忙，我们一定支持你这个项目。”王选很痛快地表了态。 陪同许绥文的还有杨芙清的研究生、国家图书馆技术骨干镇锡会，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希望北大方正的一套东西能够让国图用起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技术转移。 王选说帮忙就一定会帮忙，虽然事情并不容易解决，比如，这个项目不能赢利，如果和公司合作，从企业的角度看，不赢利的事情当然不好做。不过，王选还是想了个办法：让国图的课题和方正研究院合作，但是以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的名义，课题立在文化部，1997年立项，1999年结题。

----许绥文感到兴奋极了，就急急火火地找到开发软件的镇锡会——他是国图搞计算机系统的技术骨干。许绥文一见到镇锡会就说，现在整个自动化技术已经上一个新台阶了，你干不干SGML？镇锡会说，干，怎么不干？他当即把许绥文手中的资料全部拿走了，一周以后他找到许绥文说：“咱们干吧，就用这个办法来做咱们的系统。”

----后来，许绥文和镇锡会打听了一下，发现国内除了出版印刷业已经把SGML列为国家标准外，其他行业好像都没有做，他们都觉得这是个机会。1996年底，国图就决定上这个项目，叫SGML的图书馆应用，当时去文化部立项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听说过是什么东西。许绥文就想到了中国最早做SGML的北大方正，那儿还有熟人，比如王选。王选后来帮了很大的忙。

----1999年“SGML的图书馆应用”课题结题以后，整个国图的OPAC系统（公众查询目录服务系统）都是用SGML做的，不再是通常的主机检索。“SGML的图书馆应用”解决了几个问题：一是将图书馆界常用的MARC（机读目录）格式转换到SGML，也就是说每一个机读目录用CNMARC(中国国家书目)记录，它可以通过应用软件自动转换生成SGML标语下的数据库；其次，SGML本身是一个很快的平台，搜索引擎后来整个都换成了支持SGML的一套，这样就实现了SGML与HTML之间的转换，为将来上网做好了准备，也为国图的数字图书馆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让机器认识汉字

----1986年～1988年期间，国图自动化发展部主要搞一些课题，做一些图书馆方面的小系统，然后让大家积累数据，因为大的系统很复杂，需要大、中型机才能做。中国所有出版社出版的书都要呈交给国家图书馆三本，采购系统非常复杂。然后是编目，编目有一套复杂的格式，这个格式是国际通用的，由国际图联指定，一套大概有几百个字段，常用的也有三四十个字段，每本书都要输入很多信息，给读者用的是检索软件，浩如烟海的信息资料都要在加工后集中到总的数据库里，以供读者检索。这种大、中型主机相当于服务器的功能，上面有十几个通信接口，这些接口从采购、编目或者检索，各种各样的语言都要分开，因为这种机器不具备处理多种语言的能力。据说，当时机器到了后，将国图一个600平米的机房挤得满满当当。

----20世纪80年代末期，汉字属性没有人去研究。简而言之，汉字属性字典就是一种能够让机器识别汉字的基础软件。国图敏锐地发现，汉字属性字典是未来一切中文软件运营的基础。许绥文介绍说，每一个汉字都可以分解出来，每一个笔画都编一个码，比如一横是“1”，一竖是“2”，笔画可以作为属性，然后可以从四个角确定一个属性，这个字各种各样的特征都是用编码来体现，反映到计算机上去的时候就变成了属性。机器就可以通过这种有不同编码确定的属性来认识汉字。

----这个软件做得很成功，当时很轰动。据许绥文回忆，很多企业都找到国图购买这个软件，买到一个软件系统后就“瞎拷一气”。不过，那时侯国图不太认真，对这种事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他去，后来，汉字属性字典由国图出面卖掉了不少。“当时我们还没有公司的意识和概念，主要考虑中国的计算机普及没有这个东西还真不行。包括国外进口的机器，没有这个无法处理中文。”

----这几个课题在后来中文系统以及数字图书馆的开发与建设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二代Internet

----巨量的信息涌入互联网，使信息极大丰富，也使信息查询、检索十分困难，这主要是由于互联网上的信息资源很大程度上处于无政府状态，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数字图书馆。

----目前，国内外对数字图书馆还没有一个明确、完整的定义，学术界的共识是：数字图书馆是采用现代高新技术支持的数字信息资源系统，是下一代互联网上信息资源的管理模式，它将从根本上改变目前互联网上信息分散、不便使用的现状。

----原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孙承鉴所理解的数字图书馆建设是“以统一的标准和规范为基础，以数字化的各种信息为底层，以分布式海量资源库群为支撑，以智能检索技术为手段，以电子商务为管理方式，以宽带高速网络为传输通道，将丰富多彩的多媒体信息传递到千家万户。它涉及数字信息资源的生产、加工、存储、检索、传递、保护、利用、归档、剔除等全过程。数字图书馆不是个别图书馆就能完成的任务，需要全国范围内的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和情报信息提供单位合作共同完成”。

----换而言之，下一代Internet就是数字图书馆，它是一种互联网的组织模式而非图书馆的专用名词。这个模式要求所有的资源单位必须符合数字图书馆的游戏规则，否则将会在未来的互联网上寸步难行。许绥文认为，下一代Internet不仅扩大了网域，最关键的是数据的管理，所有的数据都是有管理的，而管理的重要方式就是数字图书馆。

----面向具体的对象而非数据流是数字图书馆的典型特征。许绥文介绍说，比如一段音乐、一幅画，这些信息都是作为一个对象存在计算机里，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使用者调一个信息是以对象为基本单位，而不是一长串的数据流。

数字图书馆

----1997年初，许绥文退休了。退休以后，许绥文“杂七杂八的事情”没有了，就可以全力以赴搞数字图书馆。第一年国图的领导返聘许绥文，“我说，我不能呆在馆里了，工资太少了，一个月才三四百元，本来馆里给我的任务是跟踪数字图书馆技术的发展，但是人手紧张，实际上什么事我都干。”其实，许绥文也就是说说而已，她很快就愉快地投入到工作之中，因为她实在太热爱数字图书馆了，以至于她常常觉得，这时候自己是多么重要——为自己热爱的事业是不需要索取代价的。

----那时，许绥文感觉比退休前繁忙多了。“名义上是做软课题，实际上做软课题全部靠双休日，其他时间差不多天天都有会，许多问题都需要讨论清楚。一开会，什么时候要什么，一定下来以后，我的压力就特别大，几乎没日没夜地干。” 1997年，国图开始有互联网了，是和CERNET（中国教育科研网）联通的，联通以后，读者就可以利用互联网查询资料。1998年，CERNET提出了经济方面的要求，国图觉得支付不起，就转到了163上。能在互联网上查阅资料实在太好了，许绥文他们也成了受益者—— 所有可以支持研究的资料都是从互联网上找到以后大家再一起商量确定的。

----在做SGML的同时，国图又立了一个项目，名叫中国试验型数字图书馆项目，这也是国家计委的重点科技项目。这个项目就是要实现国图、上海、南京、深圳、广东省馆（中山图书馆）以及辽宁图书馆在互联网上的跨库检索。许绥文 印象中这个项目真正定下来是在1998年夏天，大家在评议时都觉得这个项目好，很多图书馆都愿意积极参加，

可是，申请下来的经费不多，后来就决定技术开发的钱由项目出，剩下的，比如做资源就要由各个馆自己做自己的资源，自己想办法解决经费问题。按照计划，中国试验型数字图书馆项目要组织建设若干个整体性好、符合统一技术要求的数据库，以在数字式图书馆系统中形成一个多馆合作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整体性较强的数据库，主要包括中国古籍善本影像数据库、中国博士论文影像数据库、历史舆图与图片数据库、孙中山文献全文数据库、深圳特区文献数据库、国内外旅游多媒体数据库、民国时期（1911～1949年）南京政府文献数据库、东北文献图录数据库和国际数字图书馆文献数据库等内容。项目还计划开发完成一套与国际接轨的数字式图书馆实现技术系统。

----数字图书馆和传统的图书馆有什么区别呢？许绥文解释说：“比如查询‘中山陵’，这个资源应该是南京图书馆做的，但是你不论在哪个图书馆，敲入关键词，有关信息都能找到，这就大大节省了网络的交互时间，提高了用户的检索效率。”

----数字图书馆的深远意义常常被提升到一个高度。在互联网页上，英文信息占了97％，法文占了2％，而中文只占千分之几。刻薄的人把中国的ICP称作“INP”，意思是除了news（新闻），就是nothing。文化部孙家正部长忧心忡忡地说，互联网上中文信息匮乏的现状与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极不相称，因此，他把改变这种尴尬现状的期望寄托在数字图书馆上。在“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建设联席会议”的讲话中，孙家正从五个方面阐述了数字图书馆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他所理解的数字图书馆不仅仅是丰富了中文信息，还“将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图书馆的工作方式和服务模式，更好地履行图书馆在倡导、组织、服务读书的重要职能”。孙家正认为，数字图书馆工程不只是图书馆内部的事情，而是涉及到国家整体信息化进程，乃至关系到国家整体实力和形象的重大问题。

----正是因为数字图书馆的重大现实意义，这个课题才十分引人注目。国图在1998年六七月份就给文化部提交了一个关于数字图书馆的报告，文化部一看就觉得这个项目特别好，得赶紧抓，很快就层层报上去了。当年10月2日，李岚清副总理到国图视察，国图的领导专门就数字图书馆一事向他汇报，李岚清表示非常支持，他说，未来的图书馆模式就是数字图书馆。后来，李岚清又说，这么大的一个工程，不能光靠国家，要靠企业来支持。于是，2000年4月5日，文化部出面邀请了20多个部委召开了一个联席会议，专门讨论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会议成立了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专家顾问委员会，李国杰、胡启恒等资深院士都是专家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联席会议之后又成立了中国数字图书馆责任有限公司，专门负责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工作。孙家正部长要求这个公司以公益为主，适当地滚动发展，以便有一定的资金来支持数字图书馆工程的建设与发展。

----数字图书馆可能也要实施电子商务，这个电子商务涉及到不同的地方、单位和行业，在这么大一个范围内实施，肯定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国图考虑的第一步是免费提供信息，先把路子给探出来。其实，说免费也不算准确，因为一旦上网，国图必须要为知识产权付一大笔费用，一点钱不收也不现实，在运转上，自身的维持费用总是需要的。

除了钱，什么都不缺

----俗话说，没钱愁煞英雄汉。国图面临的就是这种窘境——国图的技术条件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就在于缺乏启动资金。

----“80年代末的时候，国图就在搞软件和系统开发，这么长时间技术上的积累，到现在东西都是现成的。我记得1994年NEC到机的时候国图的局域网就开通了，可是要达到一定的网络水平，用现代的微机、服务器以及C/S（客户机/ 服务模式系统）技术来组织网络，主干网经过交换机分到每一个屋子，这一套是从1996年开始的。直到1998、1999年国图自动化研究的专款到位，我们才开始做实施的方案，买了不少东西，最后定下来搞千兆网。我们馆可能是第一个在馆域，或者说在单位用千兆网而不是过去常用的，比如说ATM网。现在读者可以上互联网的机器大概有八九十台，馆内还有 100～200台可以供内部工作人员上互联网。网络布线很快，机器设备也好说，主要还是钱的问题。”

----许绥文感到无可奈何的是，因为缺钱，国图的一些项目常常先启动，却总是赶得最慢。她笃信，如果有经济实力支持的话，这些“东西”—— 比如数字图书馆应该早就出来了。因为“我们的网络条件不错，而且在网上声像图文都有自己的一套资源，一套处理方法。” 许绥文记得1999年一季度的时候，国图做了个实验：把服务器放在国图，然后拿一个终端到山东，在那里试用，结果好极了。山东人说：“比俺们本地的还要好，真是非常好！”

----实际上，国图在1997年就在做数字图书馆了，现在的进展离理想还是有很大差距。重要原因就是缺钱。国图申请了一些课题，每个课题都有几十万元经费，搞技术开发还行，真要搞大批的资源开发没有钱显然力不从心。

----许绥文一直很关心国外数字图书馆的发展状况。“国外搞得很厉害，他们的数字图书馆技术水平相当高，他们所提供的馆藏精品一般人过去是看不到的，我们和他们的思路可能不完全一致，因为那里有一种支持公益事业的气氛。数字图书馆做得最成功的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会只拨给它1500万美元，但是个人和基金会的集资已经达到了1亿多美元，满打满算，它一年也就花掉800万美元左右。所以，它只要考虑怎么去做就行了，而我们却不得不去考虑从哪里弄点钱。”许绥文苦笑着说：“起初，有不少单位要入我们公司的股，后来一看是公益的，不能赢利，慢慢都撤了。我们不能胡吹，你本身就是公益事业，你吹它是赢利的也不合适。”

----许绥文并不接受记者形容她“对数字图书馆满腔热血”。她说：“我只是觉得应该做，你看看国外给儿童做的数字图书馆，里面的知识包罗万象，异彩纷呈，我敢说咱们的大人都没有见过。我们如果长期不做这个的话，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就要比人家落后一大截！”整个采访过程中，退休老人、中国数字图书馆专家组著名专家许绥文一直用十分平静的语调说话，说这话时却显得十分激动。

摘自（记者沈力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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